八大经济区域范文

八大经济区域范文（精选10篇）

八大经济区域 第1篇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模糊聚类分析,八大经济区域,F统计量

一、引言

目前正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期。对于2014年初杭州部分楼盘的“降价风波”, 社会各界人士提出了房地产行业是否出现“拐点”的疑问;城镇化发展对房地产业有一定的影响, 两会期间, 民建向中央提案: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 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诸如上述种种讨论, 使房地产行业又一次成为了新一轮的社会热点。为房地产市场进行系统的地理区域划分, 对于消费者而言, 可以使消费者从宏观了解市场差异, 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周围情况及房价等因素, 从而合理购房;对于商家来说, 有利于其进行正确的市场定位, 明确以自己的综合实力适宜在何处进行地产开发。

在现有的研究中:张奕河等人以省为研究对象, 利用聚类分析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区域划分, 但是在其采用的指标体系中所涉及的仅仅只有直接指标, 间接指标没有被考虑进去, 因此指标体系不全面。张勇等人使用传统的系统聚类分析方法, 聚类标准采用的是“硬隶属度”, 这种非1即0的标准无法像模糊聚类分析那样充分地刻画隶属程度。多数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都是以省或大中城市为对象, 采用的是11年之前的数据, 不是最新房地产数据。

本文首先构建房地产市场的指标体系 (分为直接指标与间接指标) , 并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查找了12年最新的数据。在模糊聚类建模中, 依次采用了夹角余弦法、欧氏距离法和算术平均最小法求模糊相似矩阵, 最后通过计算F统计量得出最优分类。该方法对现有的模型进行了补充与改进, 采用多种方法求相似矩阵, 使结果更加真实可靠。且解决了传统聚类分析不能具体刻画隶属程度的缺陷, 值得一提的是, 本文首次采用经济区这一概念对市场分类, 让商家和消费者先从大区域上对市场有个划分, 然后可以采用其他学者的模型从省市的层面上对市场进行细化分析。

二、房地产市场分类指标体系的建立

对于指标体系的建立, 目前此类文章多选用直接指标, 即与房地产有直接关系的指标, 这类指标可由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状况来确定, 是房地产市场的内在指标。本着具体、客观的原则, 本文另选取了一些间接指标 (外在指标) 来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更详尽的刻画。由于房地产业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使得不同地域带来了不同特性的指标, 如一些特色省市 (旅游地区, 金融中心等) 的自身特点是影响其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指标选取时, 要考虑到如何处理这些指标。通过关联度分析, 本文确定了关联度较大、具有代表性的间接指标。

按照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全面性及典型代表性等基本原则, 并借鉴相关文献, 本文选取了5个一级指标, 16个二级指标见表1。

三、实例:中国八大经济区房地产市场模糊聚类分析

1、数据标准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报告指出, 中国所沿袭的东、中、西区域划分方法已经不合时宜。为此, 报告提出“十一五”期间内地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 并可将四个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本文中, 八个经济区域简记为:东北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大西北地区, 如图1所示。

在本问题中, 设论域U= (x1, …, x8) 为被分类对象, 每个对象由16个指标 (10个直接指标与6个间接指标) 表示其性状, 即xi= (xi1, …, xi16) ,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查找了2012年16个指标的数据 (每个经济区域的数据为内部各省数据的平均值) 。各符号依次表示为:x1东北地区、x2北部沿海、x3东部沿海、x4南部沿海、x5黄河中游、x6长江中游、x7西南地区、x8大西北地区。具体见表2。

利用matlab, 依据下列公式:

(注: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移·标准差变换。经过变换后, 每个变量的均值为0, 标准差为1, 且消除了量纲的影响。标准化后的数据如表3所示。

2、建立房地产市场数据的模糊相似矩阵

在这一步, 本文分别采用夹角余弦法、欧氏距离法以及算术平均最小法求相似矩阵[11], 使处理的结果具有可比性。

(1) 采用夹角余弦法, 建立模糊相似矩阵R1= (rij) n×m

其中rij为各指标间的相似系数, xik为i经济区k指标标准化值, xjk为j经济区k指标标准化值, m为指标个数, n为经济区个数。

(2) 采用欧氏距离法, 建立模糊相似矩阵R2= (rij) n×m。

其中d (xi, xj) 为各指标间的距离, rij为各指标间的相似系数, xik为i经济区k指标标准化值, xjk为j经济区k指标标准化值, m为指标个数, n为经济区个数, c取1/ (d+1) , 这样处理后的数据, 就与“相似”这个概念具有同向性, 并且收缩在[0, 1]区间里, 得到的相似矩阵为R2。

(3) 在此之前, 先对标准化后的矩阵进行变换x= (x+3) /4, 然后利用算术平均最小法建立模糊相似矩阵R3= (rij) n×m。

其中rij, xik, xjk, m, n所代表的含义与夹角余弦法中一致, 得到的相似矩阵为。

3、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模糊聚类分析

(注:加深底色所在行对应的λ为各方法所确定的最佳阀值。)

由上一步得到的矩阵rij是相似矩阵, 具有自反性和对称性, 但是不具有传递性。我们的思路是通过传递闭包运算, 即r与r合成 (rοr) , 这样进行下去, 依次求r2οr2, r4οr4, …, 直到求得rnοrn=r2n, 此时的rn是具有传递性的等价矩阵, 即t (r) 。然后分别取不同的λ水平, 对研究对象进行聚类。本文采用F统计量法, 取不同分类中 (F-F0.05) /F0.05最大者所对应的λ为最佳的阀值。确定F统计量的方法如下:

对夹角余弦法、欧氏距离法和算术平均最小法得到的相似矩阵, 分别利用传递闭包法得到等价矩阵并做动态聚类图以及计算F统计量, 如图2和表4所示。

以夹角余弦法为例, 对每个分类方案算出其F值, 并在给定信度α=0.05时, 查出各个方案的临界值F0.05, 从表中可以看出, 只有λ=0.772, 分类数为6时, (F-F0.05) /F0.05值最大, 因此λ=0.772为夹角余弦法中的最佳阀值。用同样的方法可以算出, 在欧氏距离法和算术平均最小法中的最佳阀值依次为λ=0.8697, λ=0.9411。

四、结语

通过F统计量法, 以及综合三种方法的分类情况。在房地产市场中, 八大经济区域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北部沿海、南部沿海。第二类:东部沿海。第三类:东北地区。第四类: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西南地区。第五类:大西北地区。

第一类经济区中, 北京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以来, 北京市一直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开始变为国际大都市。住宅物业, 工业物业以及写字楼物业得到了强劲的发展, 房地产产业的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山东作为GDP增长大省, 仅次于广东, 位居全国第二, 高居北方之首。并且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对城市的综合实力评估, 山东百强县有十余个, 促使山东房地产市场活跃。南部沿海的代表为广东省, 地理位置临近香港, 以深圳、珠海等形成了珠三角经济圈, 房地产市场热度很高。

第二类经济区中, 上海市是我国的贸易、金融和经济中心, 再加上自贸区的开放,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着先天的地理区位、需求和人才优势。在统计的数据上, 上海的各指标数据均具有较高水平。

对于第五类大西北地区, 相对其他经济区域, 无论是在房地产市场, 还是其他产业经济上发展都比较晚。交通, 文化以及地理位置没有明显的优势, 所以自成一类。

八大区域列入创新改革试验区 第2篇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并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了一系列关于创新驱动方面的政策文件。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引领和支持下，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进一步迸发，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迅速发展。今年前8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4%，增速比工业增加值增速快4.1个百分点，这种领先优势连续9个月保持在4个百分点以上。

《总体方案》按照创新成果多、体制基础好、转型走在前、短期能突破和区域统筹布局的原则，兼顾中部、东部、西部和东北，确定了8个改革试验区，包括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域，即京津冀，4个省级行政区域，包括上海、广东、安徽、四川，和3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核心区，主要是武汉、西安和沈阳。试验的内容各有侧重，其中，京津冀主要着眼于区域协同发展，上海着眼于长三角核心区域率先创新转型，广东珠三角着眼于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安徽合芜蚌和武汉促进产业“承东启西”转移和调整，四川成德绵和西安着眼于加速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沈阳着眼于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

《总体方案》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要指示的贯彻落实，是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改革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总体方案有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紧扣”、“四个坚持”、“两大目标”和“四个有效”。

“三个紧扣”是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要求：一是紧扣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发展改革的重大部署，通过试验使改革任务尽快落地，重点突破，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改革举措。二是紧扣全面创新的根本要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等相关领域的改革。三是紧扣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目标，着眼依靠创新推动发展，依靠改革推进创新，通过试验发挥部分区域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四个坚持”是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主要原则。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发展，强调把破解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找准改革的突破口。二是坚持系统设计，统筹布局，强调把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加强顶层设计，系统、整体和协同地推进改革试验。三是坚持全面创新，重点突破，强调把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双重任务，聚焦最紧迫、有影响、可实现的重大改革举措，进行先行先试。四是坚持强化激励人才为先，强调把激励创新者的积极性放在各项改革政策的优先位置，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两大目标”是要通过3年努力，至少达到两方面的目标。一个是试验区域要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重要改革突破成果，并在全国推广。一个是试验区域要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发挥示范带领作用。

“四个有效”是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主要任务。一是探索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的有效机制，进一步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明晰市场和政府在推动创新中的功能定位。二是探索推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打通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通道。三是探索激发创新者动力和活力的有效举措，进一步用好利益分配杠杆，让创新人才获利、创新企业家获利。四是探索深化开放创新的有效模式，充分利用全球科技成果和高端人才，开展更高层次的国际创新合作。

《总体方案》还提出了实施进度安排，具体讲有三个时间节点，一个是在2015年第四季度，8个试点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拿出具体的改革试验试点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部际协调机制，对试点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成熟一个报批一个。第二个是在2016年，8个试验区域将全面推进落实改革试验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阶段性总结评估，对成熟的改革举措及时向全国推广。第三个是在2017年后，将滚动部署年度改革试验任务，组织开展对试验区域的中期评估，适时推广重大改革举措。

共十八大影响台湾经济的未来 第3篇

近日, 中共十八大顺利召开, 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所作的报告在台湾岛内引起广泛反响。报告中提出:“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 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 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我们要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经济合作, 厚植共同利益。扩大文化交流, 增强民族认同。密切人民往来, 融洽同胞感情。促进平等协商, 加强制度建设。……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理应相互关爱信赖, 共同推进两岸关系, 共同享有发展成果。”这对未来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和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无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赵春山在“新形势下之亚太格局与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表示:过去4年, 两岸关系大幅改善, 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而两岸互动, 重在“通心”。随着大环境的变化, 双方今后应深化“九二共识”, 延伸“九二共识”的意义, 进一步发挥其功能作用, 巩固基础、增强互信。

赵春山说, 他特别注意到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一句话:“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 做出合情合理安排。”这说明大陆方面与时俱进, 越来越有一些新的想法。明确了统一之前的两岸政治关系, 做出合情合理安排, 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邵宗海指出:“九二共识”首次列入中共党代会的政治报告, 非同寻常。从中共十八大报告涉台表述, 以及大陆领导人、涉台官员一连串的谈话看, 大陆方面对自己越来越自信, 将保持对台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调不会变。

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杨开煌认为:与大陆深化改革开放相吻合, 两岸关系从量变到质变, 到了必须飞跃的一个新阶段, 两岸双方都应做好政治互动、政治接触的准备。这对于台湾, 更为重要。

中共十八大选举出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由于习近平在1985年至2007年期间曾先后任厦门市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浙江省委书记等职务, 亲自参加了许多对台招商引资项目, 为台资企业的设立解决了许多困难, 在台商中有很好的人缘和口碑, 岛内朝野上下对于未来两岸发展更密切的经贸关系充满了期待。

从投资变成消费带动经济

台湾经济界学者注意到, 十八大报告在以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从“建设”到“建成”, 一字之变, 体现了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胡锦涛在报告中强调:“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保障全民覆盖”;还将以往党代会报告中“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表述, 改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依此换算, 届时大陆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将从当前的35%一举提高到80%以上, 比美国民间消费占GDP的70%还要高!这意味着, 将成为世界超级消费大国, 内需市场将惊人增长, 民间消费力量将随着经济实力乘势崛起。

以往中国大陆民间收入增长要低于政府税收的增长, 1995年到2010年, 中国大陆的财政税收增长了9倍, 同时期城镇居民每人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2.2倍,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增长1.6倍。1952年以前, 中国大陆的民间消费占GDP比重约69%。在1978年“改革开放”那一年, 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为45%, 近年来却降到35%。反观另一个数据:1952年, 中国大陆的政府开支占GDP比例约16%, 60年后, 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30%, 将近翻一倍。对照美国, 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50年代约65%, 缓步升到21世纪后超过70%, 政府支出从60年前的28%下降到如今的大约10%。

以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模式, 除了出口外, 最主要的就是靠政府投资, 特别是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今后, 政府投资的方向将要转变, 开始向扩大消费的道路前进。中国政府去年总收入达到了22, 958亿美元, 逼近美国政府总收入2.3亿美元, 预计今年会超过这个数字。相比于美国政府有“财政悬崖”压力, 欧盟因欧债危机必须撙节支出, 中国将成为全球未来5到10年最有钱的政府。

过去, 中国大陆以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未来, 将改由间接引导的方式, 为了达到扩大民间消费的目标, 将想办法把全世界最高、52%的民间储蓄率引出来,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建保障房、提供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 让人民安心花钱。

台湾知名经济学家寇健文认为: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在带领亿万人民“奔小康”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巨大挑战。近年来, 全球经济环境持续恶化, 中国制造业发展放缓, 过去20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产业, 很难再成为驱动经济的主动力。因此新领导人上台第一要务是架起社会安全网, 投资全民福利, 如普及养老保险、加快建设保障房、对基层农民工加薪减税, 进行所谓的二次分配。也就是说, 中央政府除了继续做大蛋糕外, 同时还要更好地分配蛋糕。

台湾世新大学客座教授、包商银行首席经济顾问华而诚预估:十八大之后, 中国经济将由外 (出口、沿海) 而内 (内需、内陆) ;从公 (国企) 到民 (民营企业) , 从投资变成消费带动。他认为, 今年通过国务院加快把原本国有垄断的事业开放给民间参与, 未来势必做利率自由化、资本市场开放等国有经济退场的动作, 让民营经济取代国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动能, 未来10年, 成则变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败则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但是, 以财政手段引出民间消费也面临两大风险。首先, 重大建设与社会福利, 虽然都是政府花钱, 但本质非常不同。前者限期、限量, 后者却无限期、无限量, 只要一开始普及化, 未来的福利“钱坑”将越来越大, 使得政府财政负担将越来越重。更何况, 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 届时将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老龄人口, 这些都将对大陆未来国家财政造成挑战。其次, 当“国退民进”的号角响起, 市场化改革势必往前推进, 经济主导大权将从政府逐步交给民间, 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将远低于民间消费, 从出口与投资带动增长, 转变成内需带动增长。

台商普遍关注十八大

十八大召开后, 成为广大台商普遍关心和关注的话题。在沪台商、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李茂盛表示, 希望两岸关系继续维持和平发展局面, 早日落实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 早日签订货品及服务贸易协议。

上海市台协会副会长李政宏表示, 台商最关心的问题, 是“新领导人如何制订新一轮的计划, 以持续中国的经济发展并解决因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不均及贪污腐败的问题”, 最期待的是“在提振内需和推升劳动成本中取得平衡, 以及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刚刚在上海开新店的台湾拉亚汉堡餐饮企业董事长徐和森表示, 随着两岸经济的融合发展, 两岸经济民生会越来越好, 我们非常看好大陆的餐饮市场, 今后我们还将会快速在上海这座大都市其他地区开店, 目标是300家, 与更多的当地朋友分享拉亚汉堡大分量的幸福美食。台湾和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志宏表示, 希望十八大召开之后, 国内的经济民生平稳发展, 这样台商才能在大陆更好的发展。

当谈到服务性行业目前的发展现状时, 上海象王洗衣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黄进能说:“十八大的召开, 对于服务性行业非常重要, 希望提升服务性行业所占比重, 成立连锁服务业产业园区, 培养人才, 孵化人才, 使服务性行业更好地升级。”上海永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蔡世明希望建立海峡两岸互动模式 (包含政治协商) , 不再因海峡两岸人事或台湾政党轮替上的变动产生影响。

《上海台商》杂志总编辑邱创盛充满信心地判断:“十八大后能继续开创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我希望能落实对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保障, 加快对ECFA的后续协商, 加速完成货品贸易及服务贸易协商, 以促两岸贸易的紧密合作。”中华航空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董国梁期待:“两岸血脉相连, 应共同创造双赢, 让21世纪真正为中国人的世纪!”

台企新商机来了

台湾学者认为:十八大后中国经济势必大转型。以往大陆建造了全世界最密集的高铁线路, 盖了全球最多的大楼、公路和大桥, 如今这些钱转向了, 将被用来打造全球最多的医院, 生产全球最多的药品, 也将带给台湾前所未见的新商机。过去大量消耗天然资源的时代结束, 以往台湾岛内与大陆有关的钢铁、石化、水泥股被称为“中概股”, 如今这些行业将进入成熟阶段, 不会再有大增长的机会, “中概股”的定义也将被改写, 更涉及民间消费行业。中央政府提出2020年民间消费金额将达人民币64万亿元, 等于新台币300万亿元。除了日常消费, 这些钱将往哪里流?从中国经济结构与新领导人背景可以推论, 在政府政策引导下, 未来医疗、生物制药、养老等产业将有庞大商机。

大陆医药市场到底有多大?从以下两组数字可以一窥究竟。目前, 大陆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仅有4.9%, 远低于全球平均值的10.4%, 说明增长空间很大, 预估2020年中国大陆将取代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 仅次于美国。

其次, 以拉近城镇医疗差距为目标的医疗改革, 过去3年就投入人民币8500亿元, 约合新台币4万亿元, 相当于可以建400多个厦门长庚医院。再者, 预估2011年到2015年, 大陆医疗市场含技术服务在内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5%, 201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人民币3万亿元, 约合新台币14亿元。

面对医疗生技这块大饼, 台商能否吃得到?专门研究两岸生技产业合作的台湾工研院生医所所长邵耀华提出两个要诀:“快”与“下乡”。他认为:台湾目前是血糖、血压、耳温试剂等医材的主要产出地之一, 正在逐步向超声波医疗器械、X光机等高端产品方向发展, 而这块领域大陆本土企业也正在奋起直追。邵耀华解释:台湾无法同西方技术最先进的跨国企业竞争, 也无法永远保持与大陆本土企业之间的技术领先差距, 所以投入的速度就要快。未来中国大陆一定会发展自己的标准和规格、扶持本地企业, 因此台资企业无论在产品应用开发还是市场推广方面都要快上一、两步, 而且比大陆同业做得更好、更周到。此外, 由于大陆内地幅员广阔, 医用器材最好具有精密度高、体积小、方便移动、适于常温保存与运输的特性;考虑到未来使用模式, 还必须加入能够联网、云端运算等通讯功能。由于台湾资讯业具有较强的优势, 可为开发这类产品提供相当雄厚的基础。目前佳世达、台达电等台湾老牌电子企业, 都把医用器材当成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

其次, “下乡”则是台商抢食中国大饼的最佳切入点。相比起被外商及大陆本土企业高度垄断的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 大陆内地二线以下的中小城市医疗目前正开始普及和升级, 很多偏远地方的医疗机构连常规验血、验尿的仪器都很缺乏, 这正是台资企业大展身手的良机。特别是这些地区的病人付款能力虽然不如大城市, 但全都用现金支付, 长期收入稳定又可观。

另外, 目前大陆二级医院的经营权正逐渐从政府手中转为由法人经营, 国有医疗体系正逐步转变为商业行为, 一来提高医生所得, 二来这些医院也负责偏远乡村地区医疗院所的教育训练, 台商若能打进二级医院系统, 不论是药品或者医用器材的推广, 都能事半功倍。

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增加乡镇居民退休保险覆盖, 也由此带来新的养老商机。到2014年, 中国大陆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将达到2亿人, 5年后再增加53%, 老龄人口在全世界数量最多, 这同样也代表着一种庞大的商机。根据台湾工研院的分析, 按照目前大陆方面制订的政策, 计划其中3%的老人由专业护理机构照顾, 到2020年, 大陆至少需要5200家老人照护机构, 总需求床位数超过500万张, 是2008年床位数的1.22倍, 但在北京、天津、上海这几个高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现况是, 现有床位仅能满足有意愿进入养老机构者约三分之一的入住需求。而台湾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在发展所谓“银发产业”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和领先优势, 届时这也是台资企业可以大展身手的另一项重要领域。

岛内企业同样有商机

台湾学者认为:除了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外, 岛内的台湾商家同样可以享受到中国大陆积极提升内需消费所带来的巨大商机。

首先是充分利用好ECFA给岛内企业带来的效益, 通过向大陆出口优质台湾产名牌商品, 赚品牌财。以往岛内企业主要从事出口代工产业, 如今要拓展大陆内需市场, 应该大力推出自有品牌产品, 尽管这样做非常困难。以往台湾企业在大陆内地推出自有品牌产品, 例如“康师傅”方便面, “丽婴房”和“蜜雪儿”服饰, “旺旺”、“仙踪林”、“徐福记”食品, “和成”、“樱花”厨房卫生洁具, “宏碁”、“华硕”电脑等成功事例不少, 但以失败收场的也很多。如今, 这些台湾企业总结教训, 准备采取由海协会与海基会合作出面, 联合各地的台商协会, 在大陆各地成立MIT (即台湾制造) 品牌专区, 先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开始, 统一设立专区的销售渠道与网点, 优先整合回台湾投资的台商, 挂上MIT品牌在大陆开拓市场, 彻底解决过去台商不擅长品牌营销、不易打通大陆销售渠道、产品流通成本太高等问题。

同时, 各地MIT专区还将设立台湾各县市农特产品的展示销售与承接订单中心, 以B2B (企业对企业) 电子商务模式为主, 直接面向大陆内地采购商和代理商, 将台湾农特产品, 例如陶瓷、木雕、凤梨酥、蜜饯等手工艺品及伴手礼推往大陆, 目标是抢发大陆的平民内需消费财, 从过去台湾农特产品只能参加短期展销会、巡回内地各城市的名品展销模式, 升级到常驻大陆内地, 同时具备展示、接单与销售功能的营运模式。

其次是扩大陆客来台商机。台湾学者认为:中共十八大之后, 两岸关系将进一步改善, 更大幅度放宽“三通”。目前大陆已经成为来台旅游观光的第一大客源地, 如今两岸每周直航班机已高达500班次。以今年大陆游客赴台约200多万人次推算, 两岸每周航班受限流量与空域等等限制, 最高极限是每周800班次, 因此大陆游客乘飞机赴台数量最多只能达到每年500万人次, 不可能像香港一样每年有上千万大陆游客观光购物的商机。

但台湾当局已经制订了未来每年有1000万观光客来台旅游的计划, 要实现这一目标, 最大的主力客源仍然是大陆游客, 因此很可能下一步就是“海空并进”, 在高雄港与基隆港兴建新的港口客运中心。台湾旅游部门已决定, 十八大之后将与大陆有关部门讨论开放两岸定期直航的高速渡轮、客货两用轮, 甚至是1500人以上载客量的豪华邮轮。

届时, 两岸海运直航商机将是一块超级诱人的大饼, 除了载客外, 更有海上娱乐功能, 甚至还有人设想开发博弈商机, 届时大陆游客来台观光与消费的方式都将与以往不同, 例如茶叶蛋不用都在日月潭的码头卖, 也可以到高雄港码头去卖, 赌场不一定要建在外岛或陆地, 可以将豪华邮轮直接变为海上赌场。

生财关键:想赚大陆钱, 也要开放岛内市场

看似商机无限, 但关键却在于台湾自己的市场开放问题。大陆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中共十八大新闻中心提出陆资入台问题, 认为台湾应该放宽限制, 这样才能更多受益, 而且两岸同为世贸组织 (WTO) 成员, 台湾却没有给予大陆和其他成员相同的待遇。他还坦言, 过去对台湾的基础建设相当佩服, 现在却感到相对落后。这番话在岛内引起不小反响。

陈德铭提到, 他多年前到过台湾数次, 从北到南参访过不少地方, 当年他对台湾基础设施的感觉是“好了不起”, “但现在我感觉不是了, 台湾的基础设施某些方面已经有些落后, 比如你们的捷运、轨道交通、机场和南方农业发展区的公路等”。他还指出:陆资入台是基本权力, 而不是大陆资金非到台湾不可, 而且他是希望台湾在全球化浪潮下不要被边缘化。陈德铭还有感而发地说:大陆愿意投资台湾, 帮助台湾经济发展.大陆今年前三季对外投资了500多亿美元, 但三年来对台投资才3亿美元。

对于大陆方面的表态, 不少岛内媒体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例如《中国时报》对此评论说, 两岸经贸协商进入“深水区”, 大陆开始要求平等互惠了。大陆原本就对台湾长期只禁大陆农工产品, 却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开放相当不满, 陈德铭一席话道尽两岸经贸间的矛盾。以往台湾在两岸间享受了多年的出超红利, 大陆方面认为他们给了很多, 但台湾方面却冷冷的。文章认为, 大陆若拒绝再让利, 将会冲击台湾经贸防线。

陈德铭一语道破台湾的困境, 台湾公共建设缓慢, 都市更新更遥不可及。例如, 桃园机场启用时是亚洲数一数二, 近年早已掉到数十名之后, 曾几何时落得粪水四溢、行李手推车破旧的窘境。尽管现在已有改善, 但机场捷运却仍落后一截。上海机场多年前已有了磁浮列车, 北京、广州、深圳、成都、重庆等机场地铁或快铁都启用或即将完工, 桃园机场捷运还要再过几年才能全部通车。尤其, 人家的机场快铁经过的是高楼大厦市容, 台湾的快铁却经过许多低矮铁皮屋, 不知观光客看了做何感想?

台湾政大发展研究所特聘教授、预测市场研究中心主任童振源说, 在ECFA早期收获清单中, 大陆对台湾开放529项, 台湾只对大陆开放267项, 双方是不对称开放, 未来还有金融、贸易与服务业开放的谈判, 大陆不可能再让了, 台湾必须做好双向开放的准备, 否则大陆未必会对台湾开放内需市场。

两岸已签订ECFA, 很难想像贸易如此失衡。台湾深恐陆资来台会“赤化”岛内而一再设限, 造成陆资兴趣缺缺。陈德铭一方面希望台湾在全球化浪潮下不要被边缘化, 另一方面也希望台湾能公平对待陆资, 给陆企最惠待遇, 原因在此。全球可投资的地方很多, 陆资并非非来台湾不可。台湾若一再单方设限, 陆资对台湾的兴趣就会冷掉, 陈德铭担忧的现象恐会一直持续下去。

值得关注的八大经济体 第4篇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8.1％

2010年经济成长率：4.5-5.9％

工业生产年增率：20％(4月)

股市(KOSPl)涨跌幅(2010/1/1－6/9)：-2.1％

利率：2.47％

兑美元汇率波动(半年)：－6.7％

消费物价通膨年增率(今年底)：3％

失业率：3.2％(5月)

亮点：在政府刺激消费、增加就业等政策带来的民间消费复苏与制造业出口中国、亚洲强劲成长的带动下，第一季经济成长率高达8.1％。但下半年振兴经济政策将退场，预期消费与整体经济成长都将减缓。

风险：房价去年屡创新高，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隐忧，有中高度通膨风险，韩国央行可能在下半年调升利率。另外，家庭与企业负债过高，占GDP 200％，升息将不利家庭与企业支出。

印尼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5.7％

2010年经济成长率：5.6－6％

工业生产年增率：4.8％(3月)

股市涨跌幅(2010/1/1－6/9)：9.9％

利率：6.95％

兑美元汇率波动(半年)：2.7％

消费物价通膨年增率(今年底)：5.7％

失业率：7.4％(2月)

亮点：庞大的内需市场和民间消费是印尼安度金融危机的支柱与最近一年的主要成长来源，今年内需市场规模上看6000亿美元。微软总裁包默最近对媒体说：“印尼市场对我们来说，比中国更有趣。”另外，原材料出口中国过去一年成长超过一倍。是另一个重要成长支柱。

风险：欧洲财政危机造成印尼资金外流20亿美元.不利政府维持经济稳定成长。

澳大利亚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2.7％

2010年经济成长率：3-3.2％

股市(普通股)涨跌幅(2010/1/1－6/9)：－9 8％

利率：4.88％

兑美元汇率波动(半年)：－6.8％

消费物价通膨年增率(今年底)：2.3％

失业率：5.2％(5月)

亮点：中国需求带动澳大利亚原材料出口反弹，以及矿业等企业投资成长，就业问题获得改善，是失业率最低的发达国家之一。

风险：经济复苏，国内需求旺盛，促使房价快速上涨，澳大利亚央行从去年10月开始，已连续6次升息，防止经济过热。

印度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8.6％

2010年经济成长率：7.8-8.8％

工业生产年增率：13.5％(3月)

股市(BSE)涨跌幅(2010/1/1-6/9)：-4.6％

利率：5.24％

兑美元汇率波动(半年)：－0.6％

消费物价通膨年增率(今年底)：8.1％

失业率：10.7％(2009)

亮点：印度政府刺激经济措施与庞大内需市场。使国内需求成为过去一年主要成长来源。另外，过去一年外资流入总额达历史新高的600亿美元，是前一年的7倍多。预计下半年成长率和外资流入都会继续维持高水平。

风险：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农产欠收，使年中通膨接近15％，预计年底通膨8％。印度央行已在年初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在三四月两次提高政策利率。随着信贷紧缩及预计中的农产丰收，通膨压力应会在下半年缓和。另外，去年印度政府负债占GDP比重达77％，已着手调整财政收支。

新加坡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15.5％

2010年经济成长率：8-9％

工业生产年增率：51％(4月)

股市涨跌幅(2010/1/1－6/9)：－5 2％

利率：0.5％

兑美元汇率波动(半年)：－0.8％

消费物价通膨年增率(今年底)：2.3％

失业率：2.2％(第一季)

亮点：在lT、生技出口中国大幅成长带动下。第一季成长率超过15％，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国家。

风险：新加坡政府4月开始收紧货币政策，金融管理局计划让新币在下半年“温和渐进”升值，并逐渐停止对建筑商的特殊援助计划。

巴西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9％

2010年经济成长率：5.5-6.4％

工业生产年增率：17.4％(4月)

股市(BVSP)涨跌幅(201 0/1/1－6/9)：－10.4％

利率：9.4％

兑美元汇率波动(半年)：3％

消费物价通膨年增率(今年底)：5.3％

失业率：7.3％(4月)

亮点：中国和亚洲的原材料需求，是盛产铁砂的巴西最近一年经济复苏的主要动能。另外，因降税刺激消费，过去一年零售销售额成长了15％。出口和消费的带动下，第一季成长9％，创15年来新高，也是拉丁美洲之首。原材料出口会继续成为下半年成长的主要来源。

风险：高成长与热线使4月通膨升高到5.3％，促使巴西央行调升利率，预计下半年继续紧缩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措施逐渐退场。另外，市场分析师担0巴西政府会为了10月选举，过度扩大政府支出，升高通膨风险和冲击财政稳定。

马来西亚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10.1％

2010年经济成长率：4.7-7.1％

工业生产年增率：10.1％(4月)

股市涨跌幅(2010/1/1－6/9)：1.4％

利率：2-71％

兑美元汇率波动(半年)：3.5％

消费物价通膨年增率(今年底)：2％

失业率：3.6％(3月)

亮点：过去一年原材料与资讯电子产品出口中国，大幅成长一倍，是第一季成长率超过10％的主要来源。

风险：为防止市场投机，维持稳定成长，今年3月马国央行4年来第一次升息，下半年可能再度升息，让刺激经济政策逐渐退场。

加拿大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2.2％

2010年经济成长率：3.2％

工业生产年增率：2.6％(3月)

股市(S&P TSX)涨跌幅(2010/1/1－6/9)：-2.5％

利率：0.54％

兑美元汇率波动(半年)：2.3％

消费物价通膨年增率(今年底)：1.8％

失业率：8.1％(5月)

亮点：中国需求推升铜价，加拿大最大金属原料生产商Teck Resources第一季获利成长超过两倍。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原材料需求，带动加拿大出口大幅成长，复苏速度快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并出现近10年来最高的成长率，预计今明两年成长率都会超过3％，是七大工业国中成长最快的国家。

我国八大经济区工业发展绩效评估 第5篇

SBM-GOOD-BAD模型评估结果显示, 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三大区域纯技术效率最高、但规模效率最低, 综合效率居中;东北综合经济区纯技术效率居中, 但规模效率最高, 综合效率最高;其他4大区域纯技术效率最低、规模效率居中, 综合效率最低。具体情况如下。

一、纯技术效率沿海占优

从纯技术效率均值看, 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大沿海区域5年均值分别为0.7971、0.8320和0.6661, 三者均值为0.7651;东北综合经济区5年均值为0.5988;其他4大区域5年均值分别为0.4953、0.4593、0.5611和0.6464, 四者均值为0.5405。从纯技术效率的均值看, 沿海区域占据优势, 这主要在于高新技术企业多集中于沿海省份的缘故 (见表1) 。

从纯技术效率名次看, 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大沿海区域5年均值分别为2.00、1.20和3.40, 三者均值为2.20;东北综合经济区5年均值为5.00;其他4大区域5年均值分别为6.80、7.80、6.00和3.80, 四者均值为6.10。从纯技术效率排名均值同样可知, 纯技术效率, 沿海区域占据优势。

二、规模效率东北最好

从规模效率均值看, 东北综合经济区5年均值为0.9814;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大沿海区域5年均值分别为0.8567、0.6159和0.7779, 三者均值为0.7502;其他4大区域5年均值分别为0.9603、0.9789、0.9737和0.8514, 四者均值为0.9411。从规模效率均值看, 东北综合经济区最好, 沿海区域规模效率最差, 这可能是产业分布差异性和产业转移所致 (见表2) 。

从规模效率名次看, 东北综合经济区5年均值为1.8;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大沿海区域5年均值分别为5.20、7.80和7.20, 三者均值为6.73;其他4大区域5年均值分别为3.00、2.40、3.20和5.40, 四者均值为3.50。同样可知, 东北综合经济区最好, 沿海区域规模效率最差。

三、综合效率东北最佳、沿海次之

从综合效率均值看, 东北综合经济区5年均值为0.5906;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大沿海区域5年均值分别为0.6583、0.5121和0.4878, 三者均值为0.5528;其他4大区域5年均值分别为0.4652、0.4501、0.5492和0.5485, 四者均值为0.5033。可见, 综合效率东北综合经济区最好, 沿海区域次之, 其他4大区域最差。这主要在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因此, 由前两点不难推知综合效率如此排位的原因 (见表3) 。

八大经济区域 第6篇

协调发展研究的是两个或若干个子系统之间的发展, 研究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程度, 并对协同作用的程度进行度量[1]。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 必然会带来生态环境问题, 而生态环境问题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区域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游客获得良好旅游感知的重要基础。旅游经济健康发展依托于良好的生态环境, 但在旅游活动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属于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如何实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促进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始终是国内外旅游学界的关注重点。国外学者对旅游与生态环境的研究较早, 如Farrell B H等在阐述生态旅游定义的同时说明了旅游与环境的依存关系[2];Hall M

等[3]的关于旅游对南极洲环境影响研究;Holden A对旅游环境伦理进行的研究[4]。国内学者对旅游与生态环境的研究较晚, 但发展较快, 主要有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5,6,7,8,9,10,11,12,13,14,15,16,17]、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研究[18,19]、旅游环境资源价值评估研究[20,21]、旅游环境资源管理研究[22,23]等。国内学者一般以少数城市作为研究对象[5,6,10,11,12,14,15,16,17], 部分学者则以省作为基本研究单位[7,8,9,13], 缺乏在大区域范围内以地级市为单位的相关研究。城市是区域的核心, 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研究不但可说明单个城市协调发展状况, 而且可表现出拥有多个城市的经济区内部协调发展状况。八大沿海经济区 (图1) 跨度大、范围广、涵盖城市数量多、旅游经济发展活跃, 对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有较大价值。

2 研究方法

2.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中国沿海八大经济区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应遵循整体对应、比例适当、可操作性、重点突出和数据的可获取性等原则, 并结合中国沿海八大经济区城市旅游与环境发展的具体情况, 从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系统共选取了18个代表性指标, 构建中国沿海八大经济区2009—2012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表1) 。为了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原始数据来源于2009—201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0—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2013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少数指标数据电话咨询政府相关部门。为了克服主观因素的影响, 本文对各项指标运用改进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 具体步骤见参考文献[24]。在改进熵值法计算中包括对正负指标的标准化处理, 故不再列出。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在物理学中,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25]。耦合度也称协调度, 是指各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协调是指系统或要素间的一种良性循环的相互关系, 保障各系统或要素健康发展。协调发展度也称耦合协调度, 是指各系统或要素之间在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中保持一致的程度, 体现系统或要素的良性发展趋势。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可定量化分析不同区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状况, 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系统的综合效益评价函数公式为[10]:

式中, f (x) 、g (y) 分别代表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效益, 故可称为旅游经济综合效益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ai、bj分别为各子系统中各指标的权重;x'i、y'j为各项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启发, 获得多系统耦合度模型为[26]:

为方便分析,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计算模型表示为:

耦合度计算结果0≤C≤1, C越接近1, 表示各系统耦合度越大;耦合度可表现出两组指标之间的协调发展情况[1]。然而, 耦合度只能说明各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 不能反映协调发展水平。即耦合度只能反映某个城市或区域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程度, 不能反映不同城市或区域间协调程度的差异。因此, 有必要引入协调发展度公式来更好地评判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协调程度的差异[10]:

T=αf (x) +βg (y) …………………………… (5) D=槡C×T………………………………… (6)

式中, C和D分别表示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间的耦合度、协调发展度;T表示对区域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各系统的权重。旅游经济发展需要依托于良好的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问题制约着旅游经济发展, 旅游经济发展可促进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因此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等重要, 故取α=0.5、β=0.5。

3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

3.1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以上综合效益评价函数, 分别计算2009—2012年旅游经济综合效益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利用改进熵值法对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的旅游经济综合效益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进行权重赋值, 计算2009—2012年旅游经济综合效益的权重赋值分别为0.2691、0.2664、0.2401、0.2244;计算2009—2012年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的权重赋值分别为0.2808、0.2431、0.2399、0.2362;根据权重计算得出总的旅游经济综合效益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g (y) 。

3.2 发展类型的分类体系与评判标准

为了综合反映我国沿海八大经济区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7], 按照协调发展度D的大小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3大类、10小类、30种基本类型。然后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级, 以确定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及各市的发展类型。此外, 规定f (x) 与g (y) 之差的绝对值在0.1以内, 可视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 (表2) 。根据计算的值和综合协调发展度D, 参考表2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类型分类体系及其判别标准, 得出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类型。

4 耦合协调度实证结果分析

中国沿海八大经济区91个主要城市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属于协调发展类的有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共4个城市;在91个城市中, 只有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北京协调发展度为0.8554, 在91个主要城市中居第一位, 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型。从旅游经济综合效益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来看, 北京均位于第二位, 表明北京有良好的旅游经济综合效益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北京f (x) -g (y) 的值为-0.0980, 其绝对值小于0.1, 说明北京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处于同等发展水平, 属于协调发展。上海协调发展度为0.8205, 在91个主要城市中居第二位, 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上海的旅游经济综合效益为0.7848, 生态环境综合效益为0.5774, 均位于前列, 从数值上可见上海旅游经济综合效益优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上海 (x) -g (y) 的值为0.2074, 其绝对值大于0.1, 表明旅游经济在发展水平上领先于生态环境。在91个城市中, 深圳和广州为仅有的中级协调发展类城市。深圳协调发展度为0.7631, 居第三位, 属于中级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深圳旅游经济综合效益 (x) 为0.4689, 生态环境综合效益g (y) 为0.7230, 分别位于第四和第一位, 表明深圳旅游经济综合效益小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深圳 (x) -g (y) 的值为-0.2542, 其绝对值大于0.1, 表明旅游经济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广州协调发展度为0.7494, 居第四位, 属于中级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型。广州旅游经济综合效益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相差较少, (x) -g (y) 的值为-0.0832, 其绝对值小于0.1, 表明广州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均为中国的重要城市, 北京为京津唐经济区的核心城市, 上海为长三角经济区的核心城市, 深圳和广州为珠三角经济区的核心城市。4个城市经济活跃, 市场开放程度高, 人流、物流、信息流交汇, 旅游发展较早, 生态环境保护较好。4个城市应依托良好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 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使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达到优质协调发展。

在过度类中共有27个城市, 其中包括6个勉强协调发展类城市和21个濒临失调衰退类城市。勉强协调发展类城市为杭州、南京、天津、苏州、东莞和青岛, 其中杭州、天津、苏州为勉强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型, 南京、东莞、青岛为勉强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从旅游经济综合效益来看, 杭州、天津、苏州、南京分别为第五位至八位且相差较小, 青岛、东莞为第十三位和第十六位, 表明青岛、东莞的旅游经济综合效益相对较低, 旅游发展不足。在生态环境综合效益中, 苏州和天津较为靠后, 表明两市的生态环境保护需要进一步加强。6个城市的耦合度相差较小, 除东莞为0.8131外, 其余城市均在0.9500以上。在综合评价指数中, 东莞优于其他5个城市居第五位, 青岛的综合评价指数最低, 居第十位。从协调发展度中可见, 杭州、南京、天津是较高水平上的勉强协调, 苏州、东莞是中间水平上的勉强协调, 青岛是较低水平上的勉强协调。该种发展类型中的城市多是地区的中心城市, 杭州、南京为省会城市, 天津为直辖市, 苏州为长三角经济区中心城市之一, 东莞为珠三角经济中心城市之一, 青岛为山东省经济中心城市。该类城市应在保持旅游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使两者齐头并进, 努力提升协调发展度。

濒临失调衰退类城市有无锡、珠海、大连、厦门、宁波、烟台、三亚、威海、镇江、扬州、湖州、福州、常州、绍兴、合肥、舟山、金华、佛山、嘉兴、南宁和潍坊共21个城市。其中, 无锡、珠海、烟台、威海、镇江、扬州、湖州、福州、常州、绍兴、合肥、金华、佛山、嘉兴、南宁、潍坊为濒临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滞后型, 大连、厦门、宁波、三亚、舟山为濒临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型。从旅游经济综合效益来看, 整体偏低, 最高为宁波0.1975, 最低为潍坊0.0917。在生态环境综合效益中, 最高为威海0.3513, 最低为舟山0.2037, 可见生态环境效益优于旅游经济效益。21个城市的耦合度在0.8417和0.9995之间, 耦合程度较高, 表明该类城市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在综合评价指数中, 0.2以上的城市有7个, 0.2以下的有14个。其中, 无锡 (0.2532) 最高, 舟山 (0.1714) 最低。从协调发展度中可见, 较低水平的濒临失调衰退类城市有无锡、珠海、大连、厦门, 中间水平濒临失调的衰退类城市有宁波、烟台、三亚、威海、镇江、扬州、湖州, 较高水平濒临失调衰退类的城市有福州、常州、绍兴、合肥、舟山、金华、佛山、嘉兴、南宁、潍坊。该类城市协调发展度在中国沿海八大经济区的主要城市中处于中间水平, 协调发展状况已开始衰退, 旅游经济发展不足, 并没有充分发掘旅游发展潜力, 生态环境状况相对较好, 但仍需加强。

在失调衰退类中共有60个城市, 其中轻度失调衰退类城市有38个、中度失调衰退类22个。轻度失调衰退类城市是秦皇岛、温州、日照、台州、惠州、丹东、肇庆、南通、泉州、丽水、徐州、石家庄、盘锦、江门、葫芦岛、南平、连云港、承德、衢州、保定、上饶、北海、中山、唐山、芜湖、鹰潭、海口、汕头、锦州、邯郸、淮安、梅州、营口、漳州、莆田、盐城、马鞍山、赣州。其中, 轻度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滞后型城市有秦皇岛、日照、台州、惠州、肇庆、南通、泉州、徐州、石家庄、江门、葫芦岛、连云港、承德、衢州、保定、上饶、北海、中山、唐山、芜湖、鹰潭、海口、汕头、邯郸、淮安、梅州、营口、漳州、莆田、盐城、马鞍山、赣州, 轻度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型城市为温州、丹东、丽水、盘锦、南平、锦州。在该类城市中, 旅游经济综合效益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在0.0324—0.1379范围内。在该类城市中, 生态环境综合效益普遍优于旅游经济综合效益, 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的差异化程度 (标准差0.0385) 大于旅游经济的差异化程度 (标准差0.0250) 。 (x) -g (y) 值的绝对值, 除温州、丹东、丽水、盘锦、南平、锦州外, 均大于0.1, 该类城市的旅游经济相对于生态环境是滞后的, 与低水平的旅游经济效益相一致。该类城市的耦合度相对波动较大, 最高为丹东0.9967, 最低为邯郸0.5834, 表明该类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旅游经济综合效益、生态环境综合效益、耦合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度中, 该类城市的综合评价指数差异最小 (标准差0.0203) , 表明该类城市综合指数一致性程度较高。从协调发展度来看, 低水平的轻度失调衰退类城市有秦皇岛、温州、日照、台州、惠州、丹东、肇庆、南通、泉州、丽水、徐州、石家庄、盘锦、江门, 中间水平的轻度失调衰退类城市有葫芦岛、南平、连云港、承德、衢州、保定、上饶、北海、中山、唐山, 高水平的轻度失调衰退类城市有芜湖、鹰潭、海口、汕头、锦州、邯郸、淮安、梅州、营口、漳州、莆田、盐城、马鞍山、赣州。该类城市多为大城市群的边缘城市, 受大城市旅游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 旅游产品吸引力也较弱, 旅游经济发展不足, 生态环境保护亟需加强。

中度失调衰退类城市为22个, 分别为防城港、潮州、泰州、东营、龙岩、抚州、三明、张家口、廊坊、滁州、百色、滨州、宁德、崇左、邢台、玉林、淮南、宿迁、钦州、沧州、揭阳、衡水, 其中中度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滞后型20个, 中度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型2个 (百色、崇左) 。该类城市旅游经济综合效益、生态环境综合效益、耦合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度均处于最低水平。这些城市的旅游经济综合效益均低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 (x) -g (y) 的值的绝对值除百色 (0.0944) 和崇左 (0.0835) 外, 其余城市均大于0.1, 属于旅游经济滞后型, 且滞后程度最大。百色 (0.0944) 和崇左 (0.0835) 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型, 是最低水平上的协调。该类城市协调发展的失调程度最大, 衰退程度也最大。该类城市大部分离中心城市较远, 在较长的时间内应加大旅游经济发展, 以相对较好的生态环境为依托, 开发特色旅游资源, 加大旅游吸引力, 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空间结构。由图1可见, 中国沿海八大经济区主要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有较大差异, 存在三大核心: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中, 以大连协调发展度最高, 但也是濒临失调衰退类, 对周边城市的协调发展带动作用有限。在首都经济圈中, 北京为良好协调发展类, 协调发展度占绝对优势, 位于第二位的天津也是勉强协调发展类。在首都经济圈中形成以北京为一级核心城市, 天津为二级核心城市, 保定、石家庄、邯郸、承德、唐山和秦皇岛市为外围地区, 张家口、廊坊、沧州、衡水和邢台为边缘地区的核心—外围—边缘模式。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 协调发展度呈现四级阶梯分布, 青岛为一级阶梯, 潍坊、烟台、威海为二级阶梯, 日照为三级阶梯, 滨州和东营为四级阶梯的阶梯式空间结构。长三角经济区协调发展度空间结构较为复杂, 协调发展度共分5类。长三角经济区形成以上海为一级核心, 杭州、南京、苏州为二级核心, 无锡、宁波、镇江、扬州、湖州、常州、绍兴、合肥、舟山、金华、嘉兴为增长点, 温州、台州、南通、丽水、徐州、连云港、衢州、芜湖、淮安、盐城、马鞍山为外围地区, 泰州、滁州、淮南、宿迁为边缘地区的网络式空间结构。在海西经济区中, 协调发展度较好的城市为厦门和福州, 但不足以成为协调发展的核心城市, 所有城市的整体协调发展度偏低。在珠三角经济区中, 深圳和广州属于协调发展类中的中级协调发展类, 东莞为勉强协调发展类, 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中山之间协调发展度相差较小, 共同形成组团式协调发展模式。北部湾经济区在八大经济区中的协调发展度最低, 7个城市中有5个为中度失调衰退类城市, 1个为轻度失调衰退类城市, 1个为濒临失调衰退类城市。在海南国际旅游岛中, 协调度一高一低, 三亚优于海口。从总体上看, 全域范围内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协调度差异较大, 形成三大区域增长极。中国沿海八大经济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 整体呈现出“三核驱动条带式发展模式”。

5 结论

八大经济区域 第7篇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最初提出建设物质文明到提出建设精神文明,再到提出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这次在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新格局,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明晰更加突出。“五位一体”的全面建设,必将有效地化解中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就是要超越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建立一种具备生态文明特点的新的经济形态,这就是生态经济。

正是在中国发展出现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背景下,国家把山西省确定为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过1 a多的努力,集中全省最新认识最新方法的《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在2012年9月13日经获得国务院批准。在贯彻落实这个《方案》中,继续深入探讨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路径,依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通过对国情和省情的分析,这里建议把发展生态经济作为山西省实现转型发展的路径。

1 山西省综改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中国设立的第9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发改委在批复指出,开展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要按照资源型经济转型内在要求,处理好转型、发展与改革的关系。要通过改革试验,率先走出一条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路子,为全国其他地区加快资源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在山西省设立综改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西省的资源环境问题非常突出。因此,从本质上看,山西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就是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抓住了环境问题,也就牵住了影响山西不可持续所有问题的牛鼻子。因此,“综改区”的顶层设计,应该是实施“环保兴省”或“生态兴省”战略,才有可能走上绿色发展,超越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

中国从1979年颁布第1部环保法起,中国的环保就基本上与改革同步前行。虽然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上,并没有完全超脱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让我们一次次经历了困惑、伤痛和刺激,也使我们找到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几十年环境保护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高度概括和经验提升;生态文明是超越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体现人与自然、环境与发展相和谐的新文明。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引领我们走上新途径和新高度,这是提出山西省在“综改区”中实施“环保兴省”或“生态兴省”战略,并且把发展生态经济作为实现战略目标主要路径的根本动力。

所谓“环保兴省”或“生态兴省”,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以可持续发展为动力,以经济转型为中心,以发展生态经济为主体,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抓手,以改善人与自然关系、改善人居环境和城乡群众生活为目的,彻底改变山西省的落后面貌,实现再造一个绿色发展新山西的宏伟目标,为全国其他地区资源型经济转型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2 先行先试的要求决定了生态兴省和发展生态经济的走向

资源开发、价值流失、经济落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健康损失、贫富差距等等,为山西资源型经济勾勒出一幅沉重压抑的图画。

山西不仅需要经济转型跨越,更需要整体改弦更张的兴省战略,这就是生态兴省。

先行先试,是国家对综改区的希望,也是对综改区的要求。先行先试的核心,就是创新,首先是思想创新、观念创新。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以理论创新为导向,以发展模式创新为支点。自然资本可以作为山西综改区的一个理论支撑,生态经济可以作为山西经济转型的新模式和基本路径。

2.1 树立自然资本意识

山西省是资源型经济,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儿。资源型经济的发展,给生态、环境和人民都带来巨大损害。而资源、生态、环境和生命,共同构成了自然资本。

1994年3月15日国务院批准的《中国21世纪议程》,在第4章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的目标中,明确提出“将可持续能力纳入经济决策,首先要比较明确地衡量环境作为自然资本的来源以及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副产品的承载体的重大作用。”

这里所讲的已经很明白,环境是自然资本的来源;传统的国民经济衡量指标没有反映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和资源代价;需要建立一个综合的资源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

对于自然资本,美国人保罗·霍肯等在《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一书中说:“自然资本包括常见的为人类所利用的资源———水、矿物、石油、森林、鱼类、土壤、空气等,也还包括草原、大平原、沼泽、港湾、海洋、珊瑚礁、河岸走廊、苔原和雨林在内的生命系统。”概括起来,自然资本包括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可以看作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总和。

以上述观点来看,山西的资源型经济其实就是以自然资本支撑的经济。进一步说,整个人类的社会财富和人造资本基本都是自然资本转化的收获。山西省资源型经济的困境,说到底,就是山西的发展进入到自然资本成为限制因素的新时期。

资本是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元素。生产资本、货币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等,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对于自然资本的熟悉程度要差一些。世界银行早在1995年公布“扩展的财富”时,就是用了自然资本等四大要素进行计算的。这4大要素是以劳动和智力、文化和组织形式出现的人力资本;由现金、投资和货币手段构成的金融资本;包括基础设施、机器、工具和工厂在内的加工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资本。

说到经济核算,我们熟悉的是GDP。其实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及相关机构曾向世界各国推荐过4个核算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DS)和《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其中影响最大的是SNA。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普及后,环境和资源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修订SNA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学者们对SNA中的核心指标GDP一再提出批评,认为其综合功能不强,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经济成本,不能正确反映经济效益和实际国民财富的变化,也不能反映人们的福利状况和知识产出;对于SNA内容的批评则主要集中于核算的范围,认为它没有全面反映环境资源的消耗,没有对实物型自然资源、环境成本,以及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核算[1]。

SNA不断地得到改进。2008版本的SNA不仅在核算内容、核算范围上大大宽于SNA1993。特别是更加关注经济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环境经济核算的卫星账户和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方法,对环境、资源账户的编制进行了更加详尽深入的描述。

山西省应该树立自然资本的意识,从《环境和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吸取一些知识和指标,建立新的核算体系,提高核算的科学性。否则,在自然资本日益紧缺的情况下,山西将快步走向自然资本枯竭的困境。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由土地、人力、资源等要素驱动,转向资本驱动的时期,重视自然资本的意义,更加显得重要。

同时,自然资本还为我们打开了通往生态经济的一个通道。因为自然资本的提出,也是生态经济领域一个开拓性的重要收获,并成为生态经济的理论基石。

2.2 走生态经济之路

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是山西省实施“综改区”的核心任务。转型向哪里转?简单说,就是把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为生态经济模式。

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生态经济,并倡导建立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

20多年后,那位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美国学者布朗,又撰写了1部新的著作《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赋予了生态经济更宽的视野。从全球来看,生态经济是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从山西1个省来看,生态经济也就是有利于山西的经济模式。

山西人对生态经济并不陌生,很早就开展了生态农业的建设;在1993年又建立了山西省生态经济学会,开展了一系列的知识普及、实践探索和舆论宣传等活动。

山西省还是中国的生态省建设试点和第2批循环经济试点,以及已经建成了15个生态示范区。这些都为发展生态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循环经济,本质上也是生态经济。随着循环经济中国化的发展,深化了内涵,加深了对它的理解,使之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抓手。

从一个省域来看,循环经济并不能涵盖所有的经济活动,而生态经济则具有这样的能力。

建设生态经济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收获:a)使得经济活动牢牢扎根于资源环境之中,彻底解决传统GDP脱离资源、环境的“无根性”问题;b)使得经济活动呈现生态化,使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保持密切的关系,生态效率最高,既没有资源的浪费,又没有废物的产生;c)生态经济已将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推向了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d)除了重视自然资源的转化,还把长期忽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重视起来,增强投资自然资本、加强生态和环境建设的自觉性;e)可以充实山西生态省建设的内容。

生态学也是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确立“环保兴省”或“生态兴省”战略,必须以生态文明为指导,也就是要以生态学作为指导,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关系等;建立以生态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系,是山西省最终建立起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生命健康新山西的正确选择。

建设生态经济,与山西省目前正在大力倡导的循环经济没有任何冲突。山西省作为全国循环经济第2批试点省,已经按照国家发改委在2009年审查批准的《山西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制定了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化工、建材6个行业的循环经济推进计划,这些都与生态经济并行不悖。也符合李克强副总理的指示:“山西资源型经济要转型升级,循环经济是个重要抓手”。

在工业经济之外,农业、林业、水利、城乡建设等等,都有生态化发展的巨大空间。而且可以把工业化、城市化提升到新的境界。

山西省是中国生态足迹和碳排放强度最大的省份,使得发展生态经济,比全国其他省份具有更为强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生态经济的麾下,以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为基础,集合起循环经济、服务经济、低碳经济、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产业、生态城乡、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新兴产业等等各路人马,形成浩浩荡荡的转型跨越大军,定能实现综改区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八大经济区域 第8篇

一、把握要义, 更加注重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十八大指出,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立足财政, 就是要围绕主题、主线, 统筹运用财税政策、财政资金、政府采购等工具, 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全方位推进经济强市建设。一是抓全局, 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上做文章。用好农业产业化、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服务业发展等专项资金, 用足国家、省上促进产业升级税费优惠政策, 推进“一产抓特色、二产抓提升、三产抓拓展”经济发展战略, 加快构建具有金昌特点的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二是抓重点, 在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上求突破。把支持循环经济作为调结构、转方式、强财源的主攻方向,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大力支持有色金属深加工、化工循环经济、新能源三大重点产业发展, 积极促进相关配套产业发展, 努力形成新的财源经济增长点。支持金川新材料工业园、河西堡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 完善基础设施, 支持园区物料闭路循环使用和关键补链项目建设, 逐步做优循环经济发展平台。三是抓关键, 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上下功夫。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围绕三大重点产业, 推进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示范工程, 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推广, 大幅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增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支持人才特区建设, 及时落实人才特区优惠政策和补助资金, 吸引企业管理、专业技术人才落户金昌, 为推动全市经济转型跨越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统筹兼顾, 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十八大明确, 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 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具体到金昌, 就是要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 统筹运用民生政策和资金, 支持创新社会管理, 着力构建保障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一是优先支持教育事业。落实教育投入政策, 支持建设市五中、市理工中专等学校, 继续实施校安工程和校车安全工程, 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 积极推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全面健康发展,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二是大力支持文化建设。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统揽, 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 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 加强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 支持城乡基层文化活动, 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围绕骊靬文化等稀缺特色资源, 积极开展文艺精品创作、重点文物保护工作, 开发包装精品旅游线路, 支持建设文化街巷, 着力提升城市文化品味。三是不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围绕创建健康城市, 不断健全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支持推进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改革, 全面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发展。四是逐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 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落实优抚安置和社会救助政策, 支持实施城乡低保接轨三年计划, 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 建立稳定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筹集渠道和运行机制, 加快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加快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深入实施“双联”行动, 切实加大财政资金、政策倾斜力度, 足额落实“双联”、“菜篮子”工程、草食畜牧业、水利建设等专项资金, 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 努力保障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翻番目标。

三、多措并举, 更加注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结合具体实际, 就是要围绕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总体部署, 切实整合资金政策, 大力实施“碧水蓝天”工程, 积极打造生产转型、天蓝水净的生态环境。一是支持推进节能减排。统筹运用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落实国家鼓励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鼓励和引导金化、金泥、金铁等企业开展节能改造, 推动重点产业绿色发展。强化排污费征收, 建立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排放的财税激励约束机制, 鼓励和引导企业节能降耗,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实施民用节能工程、节能技改项目建设, 加大绿色采购政策实施力度, 推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低碳发展。二是支持绿色生态建设。结合创建国家园林城市, 积极争取中央、省上资金, 支持南部祁连山水源涵养林保护区、中部绿洲农田防护林区和北部戈壁荒漠生态保护区建设, 继续实施“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项目, 增强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加快实施龙泉景观带、环城防护林、国家矿山公园、龙首湖等城市绿化景观工程, 拓展绿地空间, 建设生态家园。三是支持生态环境治理。推进以市区和河西堡镇为重点的城市气化工程建设, 支持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打造生态文明、宜业宜居的现代化城市, 培育吸引聚集优质生产要素的新优势。

四、健全机制, 更加注重强化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是十八大对财税工作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作为财政部门, 必须要围绕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进一步完善科学规范、统筹兼顾、调控有效、保障有力的公共财政服务体系, 不断提高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一是严格收支管理。切实加强地方财源建设和收入组织工作, 全面推进综合治税, 切实加强非税收入管理, 积极开展税收和非税收入征管质量检查, 不断提高收入质量, 做大做优财政“蛋糕”。同时, 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和预算追加, 增强预算执行刚性, 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二是深化财政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国有资产管理、国有资本经营管理、财政监督等制度改革, 积极整合财政资金, 逐步扩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范围, 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规范化水平。三是完善财政体制。理顺市级和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 调整规范财政分配关系, 明确各自支出责任, 形成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制机制。四是优化政务环境。进一步清理财政行政审批事项, 规范行政性收费, 做好行政审批统一进驻政务大厅工作。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定税费优惠政策, 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科学化水平, 改善财政政策环境和政务环境, 努力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竞相发展。

◇作者信息:甘肃省金昌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李昕诺

◇责任校对:李昕诺

摘要：本文着眼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立足金昌财政实际, 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财政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今年经济体制改革有八大重点 第9篇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要一手抓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新举措出台，一手抓已出台改革方案的落地，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使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会议明确了推进八项领域的重点改革：

一是深化企业改革。开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大力推进电力、油气、盐业等重点行业改革。

二是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聚焦束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企业投资经营和便民服务的突出问题，把“放、管、服”改革引向深入，建成用好“2张清单4个平台”，做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工作，加快构建以诚信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

三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最大限度缩减政府审批范围，进一步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大幅放宽重点领域市场准入，形成多元化、市场化、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机制、运营机制。

四是深入推进价格改革。推进输配电、医疗服务、铁路客运三大重点价格改革，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强化价格与医药、医保、医疗政策衔接联动，完善电力、油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政府定价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五是完善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落地，制定实施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加快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把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逐步纳入公租房供给范围，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和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六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三年滚动计划，加快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推进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创新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模式。

七是完善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把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更好结合起来，系统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发挥“双创”、“互联网+”的乘数效应，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和政策保障。

八是大力推进生態文明体制改革。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探索推进各类空间性规划“多规合一”，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推进用能权、排污权、碳排放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制度，研究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深入推进国家公园体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试点。

八大经济区域 第10篇

在现代经济发展方式当中,金融经济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在调配资源设置、风险控制、信息管理与提供、资金利用等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金融发展成为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内容。因此,经济的发展不单要靠基础设施建设,更应该以金融设施的提供和发展作为最主要的推动力。

区域经济的发展能够直接反映出区域经济的特点和发展前景,而区域经济依赖区域金融的运行方能得以实现。因此,研究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之间的推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前人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成果出发,通过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关键核心内容,阐述实现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和内容建议。

二、研究成果综述

从我国不少研究人员对于我国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地区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各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估计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在质的提高方面比单纯量的扩张方面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6省;西部地区包括西部大开发政策所涵盖的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12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本文研究就采用这种划分方法,力求得出有建设性的研究结论。

三、区域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的总称,是大国经济发展非均衡的表现。由于独特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和布局存在差异。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由于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金融运行必然具有区域性的不平衡特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双向作用关系。

1、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发展形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禀赋之一。区域金融发展的程度,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以及区际合作与竞争的方式。并且区域金融所能提供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

(1)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增加区域资本的投入。区域金融发展能够增加储蓄规模,金融系统越发达,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越快。同时区域金融发展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

(2)区域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客观上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进程,不仅为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强的资金支持,也推动了科技成果迅速传播、普及,加速向生产力的转化。

2、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金融发展

区域金融差异形成的根源在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有推动和制约作用。

(1)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及效率。经济规模的扩大不但会引起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增长, 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改善金融交易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满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从而提高金融效率。 同时,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以引起金融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引起融资结构和金融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金融效率。

(2)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导致金融资源的跨区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随着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独立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并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引导作用。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造成金融资源的供求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

四、政策建议

1、差异化的政策

(1)实施差异性的金融货币政策。国家在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及利率、信贷等相关金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时必须正视东西部差异,做到差别对待。由人民银行总行按主要区域确定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刺激欠发达地区活跃金融和增加投资;实行差别的再贷款政策,在再贷款的规模、期限和利率上向西部地区倾斜;实施差别的再贴现政策,可以在再贴现的规模和条件上给予支行一定的区域决策权,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投向。

(2)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的对策。首先,建立金融合作区。充分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在各地产业政策和区域规划的指导下,在金融管理部门的综合协调和监管下,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合理分工,使东南部沿海地区尽早形成市场化金融运作方式,形成资金流通最畅、资金使用效率最高、金融机构合作最广的区域性金融体系。

其次,鼓励金融创新。创新是促进金融结构优化,推动金融发展的基本动力。监管部门应更新监管理念,既要通过适度监管防范创新风险,又要注意保护和激励微观金融主体的创新热情。只要创新合法合规,有利于金融发展,监管部门就应鼓励和支持。

最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民间资本投资对于拉动整个国民经济、消费、投资与就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后一段时间,民间资本的投资将继续发展,并呈现出新的态势与特点。加大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是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融资方式的一大趋势。

(3)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的对策。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就要调整西部金融战略,在“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基础上,以区域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发展。

首先,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银行,以更为灵活的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西部区域性银行的建立有助于区域内部金融资源的整合,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资金运用的倾向性,避免资金的流失。

其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增强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能力。西部政府债券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经济自主权,同时有利于资金在西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和分配。

最后,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引导股份制、 外资银行在欠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基础,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

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1)优化金融地域结构,促进城乡金融协调发展。中国金融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城乡金融发展极不协调且呈逐步加剧之势。因此,校正城乡金融的结构性偏差,逐步改善中国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理所当然应成为优化金融结构的重点。如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允许现有的股份制银行设立县域分支机构、扩大农发行的业务范围、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理顺邮政储蓄存款机制、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等。同时,政府应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大局出发,从国家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出发,尽快制定全面的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实施规划。应重塑农村金融体系,对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实现在目标一致前提下的各类金融的协调配合和功能互补。

(2)优化社会融资方式结构,促进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协调发展。实现中国金融体制转换,使市场更好地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应加快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改变资本市场结构失衡的现状。建立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为众多不具备中小企业板上市标准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融资平台。

(3)优化金融开放结构,促进金融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协调发展。金融开放是金融发展的助推剂,扩大金融开放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金融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层面,在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推进金融的对内开放。金融对内开放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给内资和外资相同的“国民待遇”。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和业务,也应该对内资开放。 二是给国内各种经济成分以相同的“国民待遇”。应消除行业垄断和歧视性的准入政策,为非国有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尽快设立民营银行,健全和完善商业银行体系的所有制结构;放松金融业务管制,鼓励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竞争,允许金融机构在建立风险控制机制的前提下进行业务拓展和业务交叉,以便为将来实现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创造条件;弱化政府在金融领域的价格管制,加快利率管理体制改革,使金融机构享有充分的利率确定权和金融产品定价权。

摘要：本文在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总结出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点,以及对于发展的政策和经济建议,得出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区域金融发展应给予特别的经济政策,方能够完成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