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风险因素范文

高危风险因素范文（精选10篇）

高危风险因素 第1篇

水电工程施工点多面广、立体交叉作业多且难度大、安全隐患多而复杂[1]。只有理清水电工程高危作业风险影响因素间的耦联关系, 挖掘风险管控过程中的主次要矛盾, 才能针对性地控制生产作业中产生的危险, 减少损害发生的几率[2]。因此, 开展水电工程高危作业风险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高危作业风险研究是安全事故控制的重要内容, 国内外学者对此也有相关研究。孙志禹等[3]从行为学角度辨识风险影响因素, 采用HFACS框架对导致工程施工事故发生的行为因素进行了分析。Sillem, S等[4]通过分析不同的组织激励结构, 讨论在风险模型中组织与个人行为因素对高危作业的影响程度。霍吉栋[5]应用和改进传统挣值法, 并结合网络计划技术中的CPM/PERT, 建立了基于多级挣值法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监控模型。张敏等[6]运用信息监测预警的基本理论, 构建高危作业有害因素控制水平监测预警体系及运行模式。宋金玲等[7]利用物元分析法, 采用简单可拓关联函数, 建立高危作业有害因素控制水平的综合预警模型。

水电工程高危作业安全系统牵涉许多复杂因素, 因素之间耦联关系复杂且概念较为抽象, 上述研究针对水电工程特点不足, 也无法定量反映高危作业风险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构方程模型[8,9,10]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是能够对抽象的构成概念进行估计与检定的一种多元统计技术。因此, 分析水电工程施工高危作业特征, 构建高危作业风险影响因素的递阶层次结构, 通过现场采样与问卷调查, 建立水电工程施工高危作业风险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揭示风险影响因素间的耦联关系, 确定风险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程度, 以期为高危作业风险管控提供决策依据。

1 风险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水电工程施工点多面广、事故隐患多而复杂, 高危作业影响因素层次多等特点, 通过现场采样和问卷调查, 对水电工程施工风险管理过程进行分解-协调耦联分析, 归纳总结水电工程施工事故风险构成要素。结合《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管理暂行办法》[11], 按照“施工企业影响”、“施工安全管理”、“施工人员行为”、“现场作业相关因素”等4方面进行归类, 依据近似原则, 合并相近指标, 深化分析水电工程施工生产中的风险要素及其影响指标, 最终将其简化为4个一级核心要素层共20个二级因素, 如表1所示。

2 SEM建模

水电工程高危作业风险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 涉及各变量间关系复杂, 且难以测量, 导致其风险较难定量化表征。而SEM融合了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 既能够处理测量误差, 分析潜在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对抽象的构成概念也能够进行估计与检定。因此, 借助SEM理论框架来研究水电工程高危作业风险影响因素间的关系是可行的。

2.1 模型变量选取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就研究目的对调查问卷进行多次修改, 经预调查, 最终形成有详细指标的调查问卷, 问卷题目根据含义分属不同变量。鉴于一级核心要素Q、A、S、X很难准确、直接地度量, 因此把上述变量作为潜变量;这4个一级核心要素对应的20项二级因素作为观察变量, 用以间接测量和解释这些潜变量, 故把这20项风险影响因素作为显变量。

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调查问卷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结合研究内容实地走访相关企业部门负责人、现场施工人员、安全和施工管理人员以及其它与水电工程高危作业施工相关的人员, 得到了较为可靠的原始资料。调查共发放问卷456份, 回收有效样本398份, 问卷有效率87.3%, 问访对象人员构成如图1所示。

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 样本潜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总体数据的KMO值, α值和Bartlett's Test结果如表3所示。

经检验, 总体数据的Cronbach’s Alpha系数达到0.920, 与1接近, 且分析表2数据可知各个分量表的α值均较好, 反映数据的可靠性较高;所有数据的KMO值为0.935, 也接近1, Sig<0.05, 且表2中各分量表的KMO和Bartlett检验值也较好, 表明此问卷的结构效度很好。总之,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均较理想。

注:若KMO>0.5, Sig<0.05, 说明问卷数据具有好的结构效度;α值越接近1越好, 说明问卷数据具有越好的信度。

2.3 模型构建与检验

(1) 定义Q、A、S、X这4项一级核心要素为潜变量, 对应的20项二级因素为显变量。结合表1构建水电工程高危作业风险概念模型:

其中, i, j, m, n分别表示各因素层的变量个数。

(2) 按照潜变量与显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形成相互关联的网络结构, 采用AMOS软件构建水电工程高危作业风险的路径图并分析其相互关系, 得到SEM模型如图2所示。

将SPSS中样本数据“问卷调查数据.sav”导入上述模型, 运行分析该模型, 其主要检验参数的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因素间相关系数值标注于图中箭线上, 代表因素间相互关系的紧密程度, 其中, ei为测量误差, zi表示未被解释的部分, 即残差项。

图2构建的SEM模型由AMOS软件输出结果显示为“Minimum was achieved”, 结合表4提供的相关检验参数分析, 说明假设合理, 模型设计在理论上可以接受。

3 模型修正

上述模型设计在理论上虽能接受, 但各层潜变量之间除具有因果关系外, 还有相互影响的可能性, 故应增加不同层潜变量风险因素相互影响的路径关系对模型进行修正优化, 使之与工程实际更匹配。

注:Chi-Square为卡方统计量;DF为自由度;Chi-Square与DF的比值越小表明假设模型与现实情况拟合越好;CFI, IFI, NFI, RFI, BCC (值越小越好) , AIC (值越小越好) , RMSEA, GFI (拟合优度指数) , RMR (均方根残差, 值越小, 拟合越好) 为各种拟合指数, 在大样本情况下, CFI, NFI, RFI, GFI大于0.9, RMSEA<0.08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很好。

通过对待估参数状态的改变, 即视其为自由参数进行重新估计, 进而重新考察该待估参数能否使模型检验的χ2值减少, 一般根据模型修正指数[11] (Modification Index, MI) 予以判断。MI能发现使卡方拟合指数减少的有意义的信息, 用于模型扩展。

模型进行修正时, 对MI值越高的予以修正, 则这条路径的添加越有利于改善模型的拟合情况。因此反复估计模型检验参数, 不断对比AMOS输出结果, 找到MI值较大的因子;同时在紧密联系工程实际意义和水电工程施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增加相关性路径。反复调整, 得到修正模型, 如图3所示。

导入数据, 运行模型, 计算检验参数如表5所示。

对比表4与表5可知, 修正后模型的卡方值由494.2减小到256.2, 的比值也由3.01减小到1.69, 并且其它各拟合指数都有了较大改善, 说明模型的拟合情况通过修正得到了优化, 修正模型更匹配。

4 模型分析

4个潜变量和对应的20个显变量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组成的整体逻辑结构构成了水电工程风险影响因素的SEM模型。然而, 只有通过模型分析, 才能揭示水电工程风险影响因素间的耦联关系, 挖掘出对风险管理有实用价值的信息。定义为企业影响层与其对应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 其它同理, 通过分析图3得以下结论:

推理:

1) 潜变量和与之对应的显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 表明它们都为正相关;Q、A、X、S这四个层次的潜变量由上至下互相影响, 某一项潜变量的变化会对其他潜变量均产生正向影响, 并且影响力较大。

2) 由式 (2) 可得, 法律法规与安全管理制度q4的相关系数最高, 在Q层中影响力很大。因此企业首先应当加强“顶层制度设计”, 建立或健全企业内部各类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并及时掌握和宣传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确保制度设计对安全生产保障作用的重要地位;然后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 加强安全投入管理, 合理设置组织结构, 重视安全文化建设, 同样会对水电工程施工安全起到积极作用。

3) 由式 (3) 知在A层中, 教育培训a1的相关系数最高, 对本层影响最大。因此, 在事故发生前应以预防为主, 同时加强企业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要求职工做到“先培训, 后上岗”, 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 把对人的管理始终放在风险控制的首要位置。其次, 应急救援a4在本层也具有较大影响力, 故建议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 编制事故应急预案, 定期进行评审、修订和备案, 并开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演练, 最大程度地减少事故伤亡数量。

4) X层中涉及的因素都与作业直接相关。由式 (4) 知, 职业健康x5对该层的影响力最大, 班组管理x3、工程材料x7、人员基本情况x4这三个因素依次次之。所以企业应贯彻“以人为本”理念, 切实提供符合职业健康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达到国家安全规定的标准;定期检测职业危害场所, 并及时公布检测结果, 对于检测不合格的场所要及时治理, 保障员工工作环境的安全。此外, 企业在班组管理、施工材料、人员基本情况等方面也要加大管理力度, 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 并严格执行。

5) 式 (5) 表明, 在S层中, 路径系数最高的因素为知觉和决策能力s1, 其对该层的影响最大, 其次为作业技能和操作违规s3。说明施工人员行为中, 对外界条件、环境因素和施工器械状况的感知出现失误等易导致事故发生, 经验不足、外界压力、理解问题不彻底等造成决策差错的因素也较易引起事故发生。因此, 在施工过程中由作业人员主观原因引起的不安全行为应当予以极大地重视:管理人员需加强员工安全意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以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和作业熟练度。团队成员之间也要加强合作, 员工在严格要求自身的同时, 其他成员若出现不安全行为, 应及时劝止, 提出有益意见, 通过自身努力与外界监督改善知觉与决策方面的不足。

5 结语

1) 通过建立水电工程高危作业风险影响因素SEM模型, 定量描述风险因素间的相关程度, 进一步挖掘出风险管控过程中的主次要矛盾, 揭示了大型工程建设过程中事故风险因素的共性, 可以为高危作业风险管控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决策支持。

2) 研究结果表明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完备, 教育培训是否落实, 职业健康环境是否有保障, 个人决策能力是否稳步提升对风险作业影响显著, 同时, 落实“顶层制度设计”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对提高企业风险管控水平大有裨益。

3) 水电工程高危作业风险影响因素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 基础数据收集的准确性与完备性对SEM评价结果的实用价值影响较大。建立水电工程高危作业事故基础数据库, 提高模型分析的精准度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摘要：为探索水电工程高危作业的事故致因机理, 耦联分析水电工程施工风险管理过程, 从“施工企业影响”、“施工安全管理”、“施工人员行为”、“现场作业相关因素”等方面归纳总结水电工程施工事故风险要素及构成体系;在此基础上,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基础数据并定义研究变量属性, 抽象风险与影响因素关系的概念模型, 建立与检验高危作业风险的SEM模型;然后, 以修正指数MI为判据, 修正和优化SEM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安全管理制度、教育培训、职业健康环境、个人决策能力对水电高危作业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是风险监管的重点, 同时也启示风险管理者应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加强“顶层制度设计”。

关键词：安全管理工程,影响因素,结构方程,高危作业风险,水电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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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因素管理总结 第2篇

高危因素、重点环节和重点人群风险管理总结

2013年第一季度起根据二级医院评审标准的要求，对我科高危因素、重点环节和重点人群进行了风险评估，制定了本科重点人群、高危因素和重点环节的院感管理制度和标准操作规程，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并对制度的落实进行了督查和监测，先将监控工作总结如下：

1、第一季度下呼吸道感染7例，留置导尿所致泌尿系感染4例，胃肠道感染2例。多重耐药菌检出1株。

2、消毒灭菌效果和环境卫生学监测：合格。5、3月19日对科室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总结如下：调查16人，共61人次，4人未按要求进行手卫生，手卫生依从性为93.4%。在监测中，发现的问题为：手消毒方法不正确、接触患者及周围环境后不做手卫生等，已反馈个人加强手卫生管理，对科室人员（包括新上岗人员，实习生，进修人员、保洁员）加强培训，认真执行手卫生操作规范，加强监督力度。

监测结果显示：本季度监测指标有些较高，仍存在风险，管理计划和目标需继续执行和实施。

高管高危,如何防范职业风险 第3篇

高管职业风险存在于企业设立、决策、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贯穿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以及高管的职业生涯

在很多人心目中，企业高管是一群收入高、消费高、生活品质高、令人欣羡的光鲜阶层。其实，在光鲜的背后，他们面临着事业和生活的重负，亚健康、抑郁症、过劳死一度成为这个群体的健康标签。不仅如此，许多人还不知道自己作为高管所面临的职业风险时时如影随形。 随着企业生存环境的日益国际化、多样化与复杂化，企业也面临着包括政治、法律、技术等在内的多重风险，作为决策者和管理者的企业高管因此也负担着企业和自身的双重责任。我国公司法对高管规定了严格的义务和责任，这在赋予高管人员高收益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更高的风险。 高管人员在公司中承担着决策和管理职责。决策者直接掌控着公司的发展与命脉，管理者则直接决定着公司的生存与死亡。高管人员在经营管理工作中由于自身能力、经验等客观原因难免会出现过失行为，这种职业风险一旦发生，除了会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外，高管人员可能会承担远远高于其职业收入的赔偿责任。 高管人员在决策中具有哪些职业责任，存在哪些职业风险，以及如何防范这些风险，如何既能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损失、又使得自己能够在面临冲击时明哲保身，是企业高管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高管民事责任主要是赔偿损失的责任。公司法明确规定了高管人员应承担的义务及可能面临的民事责任风险。首先，公司高管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如果高管有背离诚信、有失注意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就在所难免。这种情形下，“认为自己是公司控制人可以阻止公司索赔行为”的认识是错误的。公司怠于索赔时，股东是可以越过公司直接起诉高管人员主张赔偿责任的。如此看来，这里没有侥幸。据此，高管人员在执行职务时要有合规、守法的意识，注意做到诚信、审慎和规范。其次，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要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为避免这一风险，董事在表决时应当严格审核决议的合法合规性，如有异议应当及时表明并记载于会议记录，这样就可以免除责任。此外，法律还规定，如下行为是命令禁止的：（1）挪用公司资金；（2）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3）违法提供担保；（4）自我交易；（5）竞业；（6）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7）擅自披露公司秘密；（8）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如果高管在执业过程中有上述任一行为发生，公司可以无条件行使归入权，即其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高管人员并不因其行为对公司不产生实际或明显损失而免责。在这里，尤其要特别强调的是第（8）项，“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的规定在实践中是很大的风险空间，未明示者实为风险黑洞，值得高度关注。 相对于民事责任，高管的行政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则要严重得多。高管违法犯罪主要集中于经济类行为中，常见的行为包括商业贿赂、侵占公司财产、违法借贷和挪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擅自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等，这涉及公司出资、投融资、上市、知识产权、税收、劳资、生产流通、诉讼等诸多领域。另外，如果单位构成违法犯罪的，法定代表人、参与决策的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在我们处理的一起家族企业纷争案件中，作为总经理的弟弟临时挪用了公司500万用于解决公司危机，作为董事长的哥哥因对危机处理结果不满，就以“侵占公司财产”为由将弟弟送入了“班房”。可见，风险多缘于“行之不慎”，更有“人之不合”。因此，高管执业要对自己的行为时时检点和自查。 高管职业风险存在于企业设立、决策、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并伴随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以及高管的职业生涯。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说高管更是一个高危职业。 由于企业对法律风险控制不够重视，法律制度构建不完善，绝大多数的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法律运行机制漏洞。不仅如此，为节约运营成本、提高利润，企业甚至无视法律规定打起了“擦边球”，这无疑对企业和高管人员都埋下了巨大隐患。因此，为避免因企业或高管自身违法行为导致的不利后果，高管人员应高度重视并积极防范职业风险，提高法律意识、丰富法律知识。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公司是自治性质的机构，公司章程如无违法违规之情形，则其具有“公司宪法”之属性和地位。因此，高管人员掌握公司章程的规定很有必要，这不仅可以避免因违反公司章程而承担不必要的责任，更可以利用公司章程的规定保护自己的权利。 综上所述，高管人员面对专业法律问题、面临重大决策、甚至违法行为已经发生时，当务必审慎从事前防范与事后补救两个方面着手，将风险及危害降低到最小。 那么，作为高管人员，除了审慎、自律、救济之外，有没有其他可以转嫁职业风险的方法呢？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热潮，企业海外诉讼的风险也在加大。自2001年以来，中华网、网易、中国人寿、UT斯达康、中航油、新浪、前程无忧等多家中国公司先后在美国遭遇了集体诉讼，所涉及的诉讼费用及赔偿金额巨大，无论对企业或高管来讲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此，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在发达保险市场上非常畅销的“高管责任险”。高管责任险，即“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Directors &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属于职业责任保险中“过失与疏忽保险（Errors and Omissions Insurance）”的一种，是指公司董监事及高管在履行其职务行为过程中，因其疏忽、过失、误导性陈述或违反职责等不当行为导致公司或第三人遭受经济损失而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时，由保险公司按约定赔偿的保险。通常由公司出资，为高管人员投保。通过投保高管责任险的方式较为有效地转移高管的职业风险，是目前发达国家上市公司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投保的比例也较高。有数据表明，世界各国高管责任险的保费收入估值为每年92.5亿美元左右，95%以上的美国上市公司购买了高管责任险，某些行业的投保率甚至达到100%，加拿大公司的购买比例为86%，在我国香港购买比例也超过了70%。然而这一险种在我国内地市场的投保比例则不超过2%，大多数公司目前仍持一种积极关注、谨慎购买的态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国内市场，该险种的保费厘定、责任界定仍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专家分析指出，这一险种将会成为一种能持续增长和具利润潜力的保险产品，市场潜力巨大。相信随着我国法律体系及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在不久的将来，高管责任险在我国内地市场对高管职业风险的规避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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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风险因素 第4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5年1月~2008年1月就诊于秦皇岛军工医院门诊,年龄30~85岁且至少具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脏病、烟酒嗜好、肥胖和卒中家族史等危险因素之一,除外现况调查时脑卒中患者、长期卧床的患者及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选择血流动力学积分值(CVHI)<75分共2000例,每一名患者自就诊之日起共随诊4年(最后一名患者随诊期限至2012年1月),终点事件脑卒中,脱落105例。

1.2 方法

自行设计统一量表,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和常见的危险因素。对有危险因素暴露者进行脑血管血流动力学指标(cerebral vascular hemodynamic indexes,CVHI,包括脑血流量、血流速度、外周阻力、特性阻抗、脉搏波波速等10对指标)检测,检测仪器为上海麦登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CBA CV-300型脑血管血流动力学监测仪。全部调查工作均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神经内科医师完成。CVHI分值为0~100分,75分是红色警戒线,分值越低,中风的危险性越高[4,5]。CVHI<75为入选的观察对象。

每6个月随访一次,随访4年,脑卒中为观察终点事件。卒中诊断参照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标准,均由头部CT或MRI证实。

1.3 统计方法

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率的比较用χ2检验。

2 结果

2.1对CVHI<75分的1895例门诊患者进行4年随访,终点观察事件脑卒中,本研究卒中发病率11.08‰(21例)。

2.2 CVHI分值与脑卒中的剂量关系:将CVHI分值划分为4个等级,脑卒中的发病风险随CVHI分值的降低而明显增加(表1,图1),且CVHI分值越低发生卒中事件的时间越早(表1,图2)。趋势检验,χ2=86.849,P=0.000。

2.3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脏病、烟酒嗜好与卒中关系极为密切(P<0.05),尤其高血压最为显著(P<0.001)。提示在以上危险因素中,高血压是脑卒中高危人群中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年龄(45岁为分界点)与卒中风险的关系没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卒中预防策略包括大众普防策略和高危预防策略两部分,前者主要是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即控制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是卒中预防的基础;后者是通过一定检测手段识别某人卒中的可能性,将卒中危险度较大的人作为重点预防对象并进行药物干预[6]。美国心脏病学会卒中委员会在“卒中一级预防”指南中指出,在大众预防的同时,应加强卒中高危人群的筛查与预防管理[7,8]。近年来,以脑血管血液动力学检测评估卒中危险度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在卒中群体预防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国内对于高危人群筛查手段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初,上海王桂清教授等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建立了一套中风高危个体筛查与干预管理方案,利用脑血管血液动力学创建的评估中风危险度的积分体系,应用于卒中高危人群筛检,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7.5%和67.7%,具有良好的效能[9]。

研究结果表明,脑血管血液动力学异常是多种危险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CVHI分值与脑血管病变的程度有密切的相关性,CVHI越低发生卒中的风险越大;CVHI分值越低出现卒中事件的时间越早。CVHI分值基本上能够反映各单一检测指标的综合变化程度[10],是卒中最强的独立危险因素[11]。本研究采用CVHI积分系统对门诊就诊的高危患者进行卒中风险评估并追踪观察,结果与上述研究基本一致。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脏病、烟酒史均会增加卒中的发病风险,其中高血压病最为显著[12,13]。上述危险因素均为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因此要选择低盐低脂饮食、戒烟、限酒、适量有氧运动等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积极控制好血压、血糖[14]。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年龄与增加卒中风险没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分析原因:一是样本量偏小,二是近年来卒中渐趋年轻化,其已不再是老年人的疾病。因此尽早做好预防,将普及大众预防策略与高危预防策略有机结合,会有效降低卒中的发生率。

因此在门诊患者中,非常有必要对有卒中危险因素暴露的人群进行脑血管血流动力学的检测,筛查出卒中高危人群,以便做到更早预防、更早治疗。

摘要：目的:研究探讨脑卒中危险因素暴露者与卒中发病风险的关系,以更好地做到一级预防。方法:2005年1月2008年1月军工医院门诊患者至少具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脏病、烟酒史、肥胖和卒中家族史等危险因素之一,并用多普勒探头和压力传感探头的脑血管血流动力学监测仪进行颈动脉脑血管血流动力学检测和危险因素的调查,按知情同意的原则,选择血流动力学积分值(CVHI)<75分共2000例,每一名患者自就诊之日起共随诊4年(最后一名患者随诊期限至2012年1月),终点事件脑卒中,脱落105例。结果:脑卒中的发病风险随CVHI分值的降低而明显增加(P<0.001),且CVHI分值越低出现脑卒中事件越早;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烟酒史与脑卒中关系密切(P<0.05),尤其以高血压为著(P<0.001)。结论:CVHI分值降低是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常见危险因素与脑卒中关系极为密切,尤其以高血压最为显著。

关键词：脑卒中,危险因素,血液动力学,预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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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风险因素 第5篇

【摘 要】分析ICU患者医院感染的临床特点，为制订有效预防措施提供依据。ICU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高，危险因素多而复杂，应综合采取多种有效措施预防或降低ICU患者医院感染的发生。

【关键词】ICU；医院感染；高危因素；预防措施

【中图分类号】R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3-01365-02

医院感染现已成为影响医院发展和提高医疗质量的重要问题，WHO的有关调查和其他研究均表明，医院感染发病率最高的是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问题是导致抢救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降低ICU患者的医院感染发生率，现对其存在的高危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总结分析如下：高危因素

1.1侵入性置管多

为便于抢救、治疗及观察，ICU患者留置侵入性置管较多，如动、静脉置管、漂浮导管、气管插管、胃管、尿管、各种引流管、造瘘管等，导致自然防御机制被破坏，成为病原微生物入侵的突破口，易于感染。

1.2 患者的易感性

ICU患者常合并严重的基础疾病，使得机体天然屏障（如皮肤、黏膜）遭到破坏、机体抵抗力下降而致医院感染。

1.3 药物应用

大量广谱抗生素的应用，使得耐药致病菌活跃、增殖而致病。药物副作用，如抗酸剂、受体抵制剂，可使细菌移位定植而致感染。胃肠外营养的应用，影响肝功能，且改变肠内菌群。

1.4 病室环境难于掌控，操作频繁，易造成交叉感染

多种危重患者同住一室，致病菌复杂；医护、探视人员流动性大，将病原菌带入室内；室内空气流通性差；相关物品消毒不彻底或再污染；相关人员医院感染知识不够，监控措施或管理不严。预防措施

2.1 严格管理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规程

掌握有创监测指征，控制有创导管置入时间；制订消毒隔离制度并严格执行。对于严重感染，多重耐药患者，放置隔离单间，各项操作尽量集中进行，严格手卫生；密切观察穿刺部位有无感染表现，一旦发现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热，应考虑导管感染可能，拔出置管并剪导管尖端0.5cm作细菌培养加药敏；加强探视人员的管理，尽量减少人员过流动。

2.2 提高认识

如抗生素的合理选择与应用以及有创操作的适应证都要熟练掌握和应用；应把ICU院内感染率作为衡量监护治疗质量之标准；要认识消毒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感染，灭菌是最彻底的消毒。

2.3 抗生素合理应用

抗生素使用宜早期、足量，对于严重感染的患者，一般在经验性用药3d以后，应依据培养与药敏的结果选用敏感的抗生素。在使用过程中评估治疗效果及时更换和停止。

2.4 物品管理

消毒制度合理有效，严格执行。消毒后一定保持干燥，避免污染。原则上能高压灭菌的用物一律采用高压灭菌法消毒，不耐热，或不宜高压的物品则可用环氧乙烷或高效消毒剂浸泡消毒；一次性消耗物品不重复使用。购入一次性无菌物品时确保质量安全可靠，操作前应检查包装的严密性，在有效期内使用。

2.5 基础护理

严密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变化，对昏迷患者定时翻身拍背，做好气道管理，防止坠积性肺炎发生；加强营养支持，提高抗病能力；加强皮肤、口腔护理，及时发现隐蔽病灶，预防褥疮及新的感染灶发生；定期进行通风换气，室温20℃～22℃，湿度40% ～60%；人人掌握六步洗手法，保持手卫生，减少致病菌通过手的传播而引起交叉感染。讨论

3.1 ICU 目标性监测

ICU目标性监测是大家一致认为比较科学的医院感染监测方法之一。国内关于ICU患者医院感染的前瞻性监测研究虽有一些报道，但研究不够深入，时间也较短，缺乏长期监测数据。同时国内有关ICU患者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多为单因素分析，局限性太大，影响因素太多。

3.2 高危因素

高危因素的发现是制定感染控制措施的基础。原发疾病的病情是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随病情严重程度的增加，感染发生率逐渐增加。因此，我们应积极治疗原发疾病，改善患者的身体状况，重视调整患者机体的免疫力。除给予采取保护性隔离措施外，还需加强营养，满足机体需要，提高免疫力。

3.3 医院感染会与患者的住院时间

住院时间与感染机率成正比。研究显示，住院时间超过5天发生医院感染的可能危险性约为5天内患者的4.193倍，住院30天以上危险性可高达到ll2倍，可见，严格控制人住ICU的时间是降低医院感染的重要环节。

3.4 有创性操作带来的危害

有创性操作为细菌侵入机体及正常菌群的移位提供了条件。有创性操作中气管插管及气管切开者分别与未用者的医院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并使感染的危险程度明显增加。另有文献报道，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病率为15%，病死率达38%。呼吸机在积极抢救病人的同时，也给病人带来医源性感染的危险。这与使用呼吸机者行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后，不仅破坏上呼吸道屏障功能，刺激上呼吸道产生分泌物，而且分泌物及细菌易积聚于气管导管气囊处，随气囊的轻微漏气而下行进入气管、支气管及肺组织有关。同时，由于失去了上呼吸道对吸入空气的湿化及过滤作用，故气道黏膜容易干燥，影响纤毛运动而阻碍分泌物的排出，再加上口咽部定植细菌的下移使得医院感染高发。

总之，通过以上对ICU患者高危因素的分析与讨论，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有效地减少了医院感染的发生。

参考文献：

高危风险因素 第6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1 6 4例均来自我县重症高危妊娠管理个案表。

1.2 高危筛查管理方法根据“丽水市高危妊娠管理方

法”要求, 孕妇在建卡单位初诊时, 通过详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常规化验进行高危筛查。各级医疗保健单位在每次产前检查时若发现新的高危因素, 也要及时筛选, 并在孕妇保健册上盖上高危妊娠的印章标志, 以引起各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重视。分别在孕中、晚期进行复评。每例孕妇孕16周后至少经过一次县级以上的筛评。各级医疗保健机构, 凡发现重症高危妊娠, 应于接诊后2h内报告县妇幼保健院和同级卫生行政部门, 并及时通报治疗抢救情况。重症高危孕产妇实行县乡联管, 重点监护, 专人负责。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年龄19~41岁, 平均27岁;

本地人口151例 (92.1%) , 外来人口13例 (7.9%) ;初产妇98例 (59.8%) , 经产妇66例 (40.2%) 。

2.2 建卡时间、产检次数孕12+6周前建卡62例 (37.

8%) , 13~2 7+6周69例 (4 2.1%) , 28周后3 3例 (2 0.1%) ;产检3~5次5 6例 (3 4.1%) , 5次以上1 0 8例 (6 5.9%) 。

2.3 发病时间孕1 2+6周前1 3例 (7.

9%) , 1 3~2 7+6周5 9例 (36.0%) , 28周至临产70例 (42.7%) , 产时、产后22例 (1 3.4%) 。

2.4 分娩结局剖宫产1 4 6例 (8 9.

0%) , 阴式分娩1 8例 (1 1.0%) ;在县级及以上医疗单位分娩1 6 1例 (9 8.2%) , 民营医院3例 (1.8%) ;孕产妇死亡1例 (0.6%) , 围生儿死亡5例 (3.0%) 。

2.5 高危因素构成164例重症高危孕产妇中, 有26种高危因素, 前十位依次为:

合并肝损害 (ALT≥100U/L) 37例 (22.6%) , 子痫前期、子痫34例 (20.7%) , 产后出血21例 (12.8%) , 前置胎盘18例 (11.0%) , 梅毒10例 (6.1%) , 心脏病7例 (4.3%) , 乙型病毒性肝炎6例 (3.7%) , 糖尿病5例 (3.0%) ,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甲亢) 4例 (2.4%) , 精神分裂症3例 (1.8%) 。

2.6 转归由重症高危转为一般高危1 6例 (9.8%) , 治愈

3 5例 (2 1.3%) , 以妊娠合并肝损害为主。

3 分析

3.1 重症高危早孕建卡率低, 仅为3 7.

8%;另有3 4.1%的孕妇产检次数少, 与孕产妇系统管理要求相差甚远。早孕建卡是筛查高危妊娠、进行健康教育与咨询、开展出生缺陷一级预防的重要时机。本组妊娠合并肝损害、梅毒、甲亢、心脏病、精神分裂症等患者若在孕早期建册, 可及早发现, 得到诊断和治疗, 也可适时终止妊娠。

3.2 重症高危孕产妇在县级及以上医疗单位分娩率为9 8.

2%, 未达到100%要求。本组重症高危孕产妇中有3例 (1.8%) 在民营医院分娩, 其中外来人口2例, 本地人口1例。由于民营医院的医疗技术、设备以及急救能力较差, 加上对高危妊娠管理意识薄弱, 转送不及时, 导致1例孕产妇死亡。外来人口孕妇的高危筛查不及时、保健管理不到位, 对孕妇及围生儿安全有很大威胁。

4 对策

不断提高高危妊娠管理的“三率” (高危妊娠的检出率、随访率及住院分娩率) 是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围生儿死亡率和病残儿出生率的重要手段。因此, 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高危管理:

4.1 通过电视、报刊等媒体, 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力度。

大力宣传婚前医学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密切与民政部门协作, 提高由政府买单的免费婚前检查率。同时, 去基层宣教, 对外来人口集中的企业, 定时、定点、定人分片负责, 举办新婚学校和孕妇学校。通过婚前医学检查, 可及时发现并矫治可能影响婚育的疾病, 更重要的是, 婚前保健中的健康教育、咨询和指导, 对传播生育健康知识、培养健康行为和习惯、了解围生保健相关信息、预防出生缺陷、提高人口素质和确保母婴安全至关重要。

4.2 加强村级保健网建设, 提高孕产妇系统保健质量。

三级网络中村级最为薄弱, 村保健员应由集计划生育管理、妇女干部于一身的年轻妇女担任, 每月召开例会, 及时了解各村的妇幼信息, 并进行妇幼卫生知识培训。村村建立孕产妇系统管理一览表, 督促孕妇定时做产前检查和高危筛查。有妊娠禁忌证者, 经会诊应尽早终止妊娠, 或通过科学合理的治疗, 消除部分高危因素或降低高危级别。

中枢协调障碍小儿高危因素分析 第7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8年至2009年在我院早期干预门诊就诊的487例小儿进行筛查分析, 发现有轻度及以上中枢协调障碍患儿218例, 其中男122例, 女96例, 男女之比为1∶0.79, 其中3~6个月187例, 7~9个月23例, 10~12个月8例。

1.2 临床表现

本文一共分析218例中枢协调障碍患儿, 其CDCC筛查智力或运动发展指数分数<90, Vojta检查有4项及4项以上姿势异常, 伴有肌力或肌张力异常, 部分患儿伴有异常姿势。

1.3 方法

对每一位来干预门诊检查的患儿均进行严格的测试。主要包括CDCC、原始反射、Vojta检查、肌力及肌张力的检查及异常姿势的检查, 对筛查出来有轻度中枢协调障碍患儿进行严格高危因素核查, 包括有新生儿窒息、新生儿颅内出血、早产、先兆流产、异常黄疸、宫内窒息、脐带绕颈、HIE、双胎及其他原因。

2 结果

在218例中枢协调障碍患儿中有明确高危因素的有199例, 无明显高危因素或原因不明者19例。在已知的高危因素中主要有病理性黄疸71例 (33%) , 脐带绕颈38例 (17%) , 有先兆流产史22例 (10%) , 早产21例 (9.6%) , 宫内窒息20例 (9.2%) , HIE、双胎等比率较小。

3 讨论

中枢协调障碍 (ZKS) 是对具有高危因素和姿势反射性异常的脑瘫危险儿或脑损伤儿的早期诊断。目前诊断的主要依据是Vojta7种姿势反射, 具体为: (1) 拉起反射; (2) 俯卧位悬垂反射; (3) 腋窝悬垂反应; (4) 侧位悬垂反应; (5) Collis水平反射; (6) 倒位悬垂反应; (7) Collis垂直反射[1]。Vojta姿势反射是指婴儿身体的位置在空间发生变化时, 婴儿本身所采取的应答反应及自动动作。正常小儿的姿势反射应答反应有一定的规律性, Vojta姿势反射异常是中枢性协调障碍的客观指标。中枢性协调障碍诊断标准为: (1) 极轻度中枢性协调障碍:1~3种反射异常, 其脑瘫发生率约为7%; (2) 轻度中枢性协调障碍:4~5种反射异常, 其脑瘫发生率约为22%; (3) 中度中枢性协调障碍:6~7种反射异常, 其脑瘫发生率约为80%; (4) 重度中枢性协调障碍:7种反射均异常, 并有肌张力异常, 其脑瘫发生率为100%[2]。

我院早期干预门诊根据患儿Vojta姿势反射并结合患儿的肌力及肌张力情况, 患儿的原始反射存在及消失情况对中枢协调障碍的患儿作出诊断。

本文通过研究各项高危因素在发生的中枢协调障碍的患儿中的比例来分析各项高危因素发生ZKS的可能性, 找出发生ZKS的最主要的原因以及早进行防治和干预, 减少ZKS的发生。围生期的高危因素易造成小儿发生中枢协调障碍甚至发生脑瘫, 而其中最主要的高危因素有病理性黄疸、脐带绕颈、先兆流产、早产和宫内窒息等。其中脐带绕颈、先兆流产及宫内窒息等都为胎儿期原因, 是难以人为控制之因素。综合分析这几种高危因素都可引起胎儿宫内慢性缺氧从而导致脑损伤。而病理性黄疸和早产两者较前几种略为好控制, 尤其是病理性黄疸在所有的高危因素中所占比例最大。因此, 加强小儿护理, 尽早控制黄疸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手段, 该种因素在发生ZKS的高危因素中是最可控的。当然, 窒息、早产、颅内出血也是发生ZKS甚至脑瘫的重要原因。因此, 有必要加强围产期保健工作的力度, 对于有高危因素的小儿定期进行生长发育监测和神经系统检查, 尽早发现小儿神经功能的异常, 及时诊断ZKS并进行早期干预治疗, 可有效地减少脑瘫、智力低下的发生或减轻疾病的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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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例产后出血高危因素分析 第8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2008年1~12月住院分娩的产妇2 019例,发生产后出血的产妇316例,产后出血发生率为15.65%(316/2 019),其中,经产妇92例,占29.11%(92/316),剖宫产分娩218例,占68.99%(218/316);产后出血多发生在产后2 h内,占89.24%(282/316),其余34例发生在产后2~24 h。产后出血量不等,24 h内出血500~3 850 ml,其中出血量≥1 000 ml者12例。产后出血的原因:宫缩乏力187例(59.18%),胎盘因素64例(20.25%),软产道裂伤(包括剖宫产子宫切口裂伤)63例(19.94%),凝血功能障碍2例(0.63%),输血15例,行子宫切除1例(为羊水栓塞),无孕产妇死亡,发生产褥病者38例(12.03%)。

1.2 方法

将316例产后出血病例作为出血组,同时,随机抽取同期住院分娩无产后出血的产妇438例作为对照组,采取病例对照方式,回顾性分析产后出血的可能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孕产次,分娩期各种并发症及有关合并症、胎儿体重、分娩方式、产程情况及胎盘因素等。对照组产后出血量100~480 ml,产褥病22例(5.02%),与出血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1.3 诊断标准

产后出血参照《妇产科学》(第6版)[1]的诊断标准:胎儿娩出后2 h内阴道流血≥400 ml或胎儿娩出后24 h内阴道流血≥500 ml。出血量统计按容积法和称重法计算(血液比重换算成容积按血液容积(ml)=血液重量/1.05计算)。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使用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算OR值,并对OR值做检验,检验水准α=0.05,对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一步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

2 结果

2.1产后出血组与对照组在孕前一般情况,妊娠期并发症和合并症及分娩时各因素比较

产后出血危险因素两组比较结果见表1。以上单因素分析显示,产次≥3次、妊娠高血压疾病、前置胎盘、胎盘粘连或植入、多胎、胎儿体重≥4 000 g、妊娠合并血小板减少、妊娠合并贫血、绒毛膜羊膜炎、第三产程>10 min,剖宫产分娩是产后出血的危险因素。阴道分娩的376例产妇中第三产程>10 min与≤10 min的产妇在出血组与对照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2.2.1 剖宫产产妇产后出血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对上述危险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证明,产后出血为多因素影响,其中前置胎盘、胎盘粘连或植入、多胎、妊娠高血压疾病、绒毛膜羊膜炎等危险因素的OR值、P值与单因素分析结果相似,进一步证实它们仍然是产后出血的危险因素,而且对产后出血的影响是相对独立的,而年龄≥35岁、流产次数、产次、剖宫产、贫血、血小板减少、胎儿体重等进入计算时,P>0.05,说明这些因素不作为影响产后出血的独立因素。

通过后退法比较各变量退出模型时的最大似然值差值,进一步考察各个危险因素致产后出血危险大小的顺位。分析表明引起产后出血的相对独立作用顺序依次为前置胎盘、多胎、胎盘粘连或植入、妊娠高血压疾病、绒毛膜羊膜炎、妊娠合并中重度贫血及妊娠合并血小板减少。

2.2.2 阴道分娩376例产妇产后出血的Logistic回归模型

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评价阴道分娩时的出血危险因素,流产次数、妊娠高血压疾病、妊娠合并中重度贫血、第三产程时间等因素的OR值及P值与单因素分析时的结果相似,表明它们致产后出血的作用相对独立。致产后出血作用顺位为:胎盘粘连或植入、第三产程时间和妊娠合并中重度贫血、妊娠高血压疾病。

3 讨论

产后出血是产科严重并发症,积极寻找产后出血的危险因素对预防产后出血有重要意义。本组病例产后出血的发生率为15.65%(316/2 019),宫缩乏力性出血占59.18%,产后出血发生率高于国外研究报道的5%~10%[2],与我国研究的产后出血发生率2%~16%[3]相似。虽然我院近年来为减少产后出血特别是宫缩乏力性出血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对高危产后出血者产前静推钙剂,胎儿娩出后含服卡孕栓及静滴缩宫素等处理,但产后出血发生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因此探讨如何进一步积极防治产后出血是产科工作的重点,要做到有效地预防产后出血、应从产前、产时、产后三方面着手。

3.1 产前预防

3.1.1 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减少产前的非意愿性妊娠

本研究提示胎盘因素(胎盘粘连或植入、前置胎盘等)引起的产后出血占14.24%(45/316),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时:前置胎盘、胎盘粘连或植入都是独立作用的危险因素,由胎盘因素所致的产后出血有6例产妇出血量≥1 000 ml,并给予输血治疗,流产次数≥3次的产妇在前置胎盘及胎盘粘连或植入的产妇中占73.33%(33/45),而无胎盘粘连或植入及前置胎盘者仅占28.07%(199/7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流产次数≥3次将增加胎盘粘连或植入及前置胎盘的发生。故对育龄妇女,应加强计划生育宣教,告知流产的危害,指导其选用适宜的避孕方法,减少因流产而致的子宫内膜损伤、以减少前置胎盘及胎盘粘连或植入的发生。

3.1.2 加强孕前及孕期保健,积极防治孕期并发症与合并症

对准备妊娠的育龄妇女进行健康评估,对不宜妊娠的内外科疾病者给予积极治疗,在保健医生的指导下妊娠,孕期严密监护,加强产前检查,做好孕期保健指导。本组资料显示:妊娠高血压疾病、妊娠合并中重度贫血、妊娠合并血小板减少、绒毛膜羊膜炎等在单因素分析中均是导致产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妊娠高血压疾病、绒毛膜羊膜炎在多因素分析中为产后出血危险因素的第4位及第5位,说明做好妊娠高血压疾病的预测与预防,孕期5个月开始常规补充铁剂,预防妊娠期贫血发生,积极治疗妊娠期血小板减少及妊娠期生殖道感染等妊娠期并发症和合并症是减少产后出血的一个重要措施。

3.1.3 做好孕期营养指导,提高助孕技术,以减少巨大儿、多胎的发生

本组资料显示:胎儿体重≥4 000 g者占14.87%(47/316),多胎妊娠者占3.48%(11/316)。在单因素分析中,胎儿体重≥4 000 g及多胎妊娠均为产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中显示:多胎妊娠为产后出血危险因素的第3位。提示巨大儿、多胎妊娠均可致子宫过度膨胀,子宫收缩乏力,而发生产后出血甚至严重的产后出血。

减少巨大儿的发生对预防产后出血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巨大儿的发生有增加趋势,主要与孕妇肥胖、营养不合理、孕期体重增加过多、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增多有关。为此加强孕期宣教,指导孕妇合理膳食,避免孕妇体重过度增长;加强对妊娠期糖尿病的筛查及时诊断与治疗,使血糖得到有效控制;避免过期妊娠、适时终止妊娠,均有利于减少巨大儿地发生,从而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4,5]。近年来由于使用超促排卵药物助孕,使多胎发生率有明显增加。为减少医源性多胎的发生,在选用超促排卵药时强调用药的个体化;进一步提高助孕技术,在不影响胚胎移植成功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胚胎移植的数目,有利于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

3.1.4 做好孕期宣教,降低剖宫产率

本组资料显示:剖宫产分娩在单因素分析中是影响产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出血组剖宫产率为68.99%(218/316),对照组剖宫产率为47.95%(210/43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认为剖宫产出血量可达1 000 ml,提示剖宫产本身就是产后出血的高危因素。近年来随着剖宫产术式及麻醉方式的改进,加之人们观念的转变,社会因素所致的剖宫产居高不下,加之巨大儿及不孕症辅助生殖技术后妊娠珍贵儿的增加,使剖宫产率波动在较高水平,导致产后出血发生率增加,因此做好孕期宣教及营养指导,使每一个孕妇了解并认识剖宫产的弊端及阴道分娩的好处,控制孕期体重增长,减少巨大儿发生以降低社会因素及巨大儿所致的剖宫产是预防产后出血的一个重要措施。

3.2 产时预防

3.2.1 做好产后出血的预测评分,预防产时出血

许多因素均是影响产后出血的危险因素,尽管每一位产妇都有发生产后出血的可能,但有一种或多种危险因素者更易发生产后出血。对每一位入院分娩产妇常规进行产后出血高危因素的预测评分,有助于识别产后出血高危因素的产妇,对那些预测评分值高者,应提高警惕,及早预防,如包括合理安排接产及手术人员,血源及宫缩药的准备等。对特殊产后高危出血者,产前或术前组织由妇产科、内外科、检验科、麻醉科等多学科组成的抢救团队,同时与家属及孕妇有效沟通,以求得理解,配合治疗。近些年来我院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产后出血,虽然产后出血发生率下降不明显,但严重的产后出血致子宫切除及需输血治疗者明显减少,5年来近1万余例因产妇中产后出血子宫切除的仅1例(为羊水栓塞),无一例孕产妇死亡。说明预防产后出血是有必要的。

3.2.2 重视产程观察,缩短第三产程

第一产程密切观察产妇情况,做好心理护理,消除孕妇紧张及恐惧心理,保证充分休息避免疲劳,严密观察产程进展,发现异常及时处理,防止产程延长。重视第二产程处理、指导产妇正确使用腹压,掌握会阴切开的指征与时机,规范接产操作,防止软产道损伤。正确处理第三产程,对产后出血高危者,阴道分娩胎儿拨露时,剖宫产术中吸尽羊水后胎儿娩出前3 min左右可考虑使用卡孕栓1 mg含服[6],胎儿娩出后联合缩宫素的使用,加强子宫收缩、缩短第三产程。本组资料发现第三产程超过10 min时其发生产后出血的可能性是第三产程<10 min的产妇的37.08倍,第三产程超过10 min者与胎盘粘连或植入有密切相关性。说明在处理第三产程时,应特别注意观察有无第三产程延长趋势,对高危出血者积极加强宫缩以防第三产程延长,以预防产后出血的发生。

3.3 产后预防

本组资料显示:发生在产后2 h内出血占89.24%(282/316),故产后及术后2 h内的观察显得非常重要,准确收集产后出血量,严密观察产妇生命体征、子宫复旧、阴道流血量、腹部伤口及会阴伤口渗血情况,对高危产后出血者进行持续宫底按摩、缩宫素静脉滴注加强子宫收缩,防止宫腔积血,鼓励产妇及时排空膀胱,协助早期哺乳,促进子宫收缩以减少产后出血。产后应特别重视休克指数的观察及产妇自觉症状的出现,有时因产后宫腔积血使阴道流血量无法预测但患者已出现失血性休克表现,故观察中产妇出现不明原因的心率加快、口渴、眩晕表现时,虽然没有血压下降,但要尽快查明原因,及时抢救,防止产后出血严重并发症发生。

摘要：目的:通过对产后出血发生的高危因素分析,探讨预防和减少产后出血措施。方法:对我院2008年1～12月住院分娩发生产后出血的316例产妇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各危险因素的相对危险性。结果:产后出血发生率为15.65%,相对独立的多个独立危险因素作用大小的顺位为:前置胎盘、胎盘粘连或植入、多胎妊娠及胎儿体重≥4 000 g、分娩次数≥3次及剖宫产分娩、妊娠高血压疾病、妊娠合并中重度贫血及妊娠合并血小板减少、绒毛膜羊膜炎。在阴道分娩的产妇中,作用相对的独立危险因素顺位为:胎盘粘连或植入、第三产程时间、妊娠合并中重度贫血、妊娠高血压疾病。结论:做好育龄妇女计划生育工作宣传,避免产前非意愿妊娠以减少前置胎盘、胎盘粘连或植入;减少巨大儿、多胎妊娠发生;积极治疗妊娠并发症及合并症;倡导阴道分娩,控制剖宫产率,有助于预防和减少产后出血。

关键词：产后出血,高危因素,胎盘

参考文献

[1]乐杰.妇产科学[M].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24.

[2]Nordstrm L,Fogelstam K,Fridman G,et al.Routine oxytocin in thethird stage of labour:a placebo controlled randomised trial[J].Br JObstet Gynaecol,1997,104(7):781-786.

[3]陈拉妮,黄春荣,谭惠民,等.6124例产后出血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05,20(9):111-119.

[4]王伽略,叶荣华,杨孜,等.产后出血的高危因素分析[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03,4(4):268-269.

[5]李晶,沈思宏.剖宫产术前补钙防治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的临床观察[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0,16(12):759.

中暑患者死亡的高危因素分析 第9篇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42例中暑患者, 男25例, 女17例;年龄20岁~40岁2例, 40岁~60岁24例, 60岁~80岁16例。发病原因:环境高热 (>35℃) , 从事体力劳动38例, 无明显诱因4例。基础疾病:脑血管病7例, 冠心病5例, 慢性肺部疾病2例。

1.2 临床症状

(1) 表现有高热的29例, 高热程度:超高热18例, 高热11例;高热持续时间:<2 h 20例, >2 h 9例; (2) 表现有昏迷症状的有26例, 昏迷程度:浅昏迷14例, 中度及深度昏迷12例;昏迷时间:<2 h 18例, >2 h 8例; (3) 其他:抽搐6例, 血压下降4例, 呼吸衰竭2例, 消化道出血2例。辅助检查:肝肾功能中重度异常5例, 电解质中重度异常6例, 心肌酶中重度异常7例。昏迷及抽搐患者, 均进行头颅CT检查排除急性脑血管意外及其他颅脑病变。

1.3 治疗

入院后均给予积极降温, 应用冰帽、冰毯、冰块置于腋窝、颈部、腘窝等位置, 冰水灌肠, 全身持续擦浴;昏迷者保持呼吸道通畅, 防治肺部感染;保护心肝肾重要脏器功能;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合并有抽搐、低血压、呼吸衰竭、消化道出血症状者给予对症支持治疗。

2 结果

42例患者经治疗36例治愈, 6例死亡。6例死亡病例均为重症中暑, 其中高龄组 (60岁~80岁) 4例, 40岁~60岁2例;原有心肺脑疾病4例;入院时均超高热, 5例高热持续时间>2 h;中度昏迷2例, 深度昏迷4例;伴有抽搐3例, 伴有呼吸衰竭2例, 伴有消化道出血2例;辅助检查:4例死亡患者肝肾功能、电解质、心肌酶中重度异常, 2例轻度异常。

3 讨论

中暑患者死亡与以下因素有关: (1) 高热持续时间:高热持续时间>2 h者预后差; (2) 高热程度:体温超高热者 (>40℃) 预后差; (3) 昏迷程度:深度昏迷预后差; (4) 多器官衰竭:肝肾功能中重度异常、呼吸衰竭、循环衰竭者预后差; (5) 电解质、心肌酶显著异常者预后差; (6) 高龄及合并心肺脑疾病者预后差。重症中暑的病死率高, 本组病例重症中暑病死率达18.75%。

我国目前从事体力劳动者较多, 仍有不少人需要在高热环境中从事体力劳动, 降低中暑患者病死率, 需要尽早发现高危人群, 更好地救治患者。应针对中暑死亡的高危因素, 尽可能地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首先对于高热应当高度重视, 减少患者高热持续时间, 尽可能迅速将患者的体温降至安全范围, 高热持续时间越长, 患者的脑部受高热影响, 可引起脑水肿, 并出现不可逆转的脑细胞损伤、坏死。同时长时间高热引起体内肝细胞、心肌细胞、肌肉细胞损伤, 并可引起低血容量性休克, 继而导致肾功能异常, 肾功能衰竭。这就需要院前急救时, 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患者的体温, 如脱离高温环境、擦浴、冰块冰敷、口服含盐冷饮等, 并尽快将患者送至医院。同时入院后尽可能采取各种物理及药物措施, 尽快地将体温降至正常是最基础和有效的治疗方法。本组中全部死亡病例均为超高热, 且持续时间长, 多因为家属缺乏救治常识, 未采取措施降温, 就诊时间晚, 导致患者持续超高热、昏迷。国内102例重症中暑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研究指出, 就诊时间越晚, 病死率越高, 老年组病死率明显增高[2]。

同时应保护患者脏器的功能, 尽可能避免发生多脏器功能衰竭, 注意稳定患者血压, 补充水电解质, 纠正低钠血症, 维持酸碱平衡, 避免发生低血压休克, 保护肾功能;使用冰帽保护大脑, 适当应用促大脑清醒药物, 中成药醒脑静注射液等有开窍醒脑及凉血退热的效果, 可考虑应用[3,4];防治感染, 保持呼吸道通畅;应用改善心肌代谢、保护心肌药物, 老年人避免过快大量输液诱发心力衰竭;肝功能异常者尽早应用保肝药物。

参考文献

[1]苏晓雯.中暑的预防和现场救护[J].现代医药卫生, 2011, 27 (16) :2512-2513.

[2]刘淑红, 王文娟, 亢宏山, 等.重症中暑并发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预后影响因素的分析[J].临床肺科杂志, 2012, 17 (6) :971-973.

[3]陈旭, 周欣.中暑防治研究进展[J].中国药业, 2011, 20 (16) :91-93.

子宫内膜癌复发的高危因素分析 第10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为我科2007年2月至2010年12月收治的子宫内膜癌患者510例, 因复发再次入院治疗的共21例患者, 年龄为37～62岁;本组均为己婚妇女, 已生育352例, 未生育158例;绝经402例, 未绝经108例。

1.2 手术方法

510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腹式手术425例, 阴式手术65例, 腹腔镜手术20例, 根据分期不同, 采取广泛子宫切除术;广泛子宫+盆腔淋巴结切除术;次广泛子宫切除术, 次广泛子宫+盆腔淋巴切除术;筋膜外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和/或盆腔淋巴结活检。

1.3 手术后病理

术后病理腺癌458例, 特殊类型癌52例;术后分期:Ia182例, Ib期145例, IIa期105例, Шa期45例, IVa期23例。

1.4 复发标准

指术后半年出现肿瘤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 局部复发指盆腔、阴道残端、腹股沟区出现肿瘤, 远处转移指盆腔外、肝、肺、纵隔及锁骨上淋巴结等转移。符合复发标准的共21例。

注:经统计学分析, 2组比较P>0.05无显著差异性, 其它项目比较P<0.05有显著差异性

1.5 复发部位及时间

首次治疗后距出现复发转移病灶的时间:最短3个月, 最长22个月;阴道顶端复发7例;盆腔复发8例;盆腔复发伴远处转移4例, 伴肝转移2例;伴有肺转移1例;阴道前庭转移1例;腹股沟淋巴结转移伴脑转移1例;脐旁转移继而发生左锁骨上淋巴结转移1例。

1.6 观察内容

将510例子宫内膜癌依据有无复发情况分为复发组合未复发组, 观察2组年龄、病理情况 (病理类型、病理组织分级:高度分化 (GI) , 中度分化 (G2) , 低度分化 (G3) ;侵肌深度;淋巴结转移;腹腔细胞学以了解复发的高危因素。

2 结果

510例子宫内膜癌患者21例出现局部或远处转移, 复发率占该种住院总数的3.1%。依据观察内容进行分组并进行年龄、病理情况比较, 见表1。

3 讨论

美国GOG (妇科肿瘤协作组) 对1180例Ⅰ期与Ⅱ期子宫内膜癌进行手术病理分期与复发相关性的研究发现, 患者年龄、病变的范围、肿瘤的组织学分级、肌层浸润深度、LVSI (+) 、宫颈管受累、细胞学阳性, 附件转移及腹膜后淋巴结阳性都是影响预后及复发的因素。还有研究认为一些非子宫内膜样癌的病理类型如浆液性乳头状癌、透明细胞癌是预后不良的高危因素。这些特殊的病理类型, 可能较早发生宫外转移。在这些高危因素中, 以盆腔淋巴结转移、深肌层浸润、附件转移最为重要。腺鳞癌及非内膜样癌 (透明细胞癌、浆液性乳头状癌、黏液性癌) 、组织学低分化、深肌层浸润、淋巴转移、手术病理分期期别较晚是复发的高危因素, 深肌层浸润、腺鳞癌及非内膜样癌是引起复发的独立高危因素。

本组复发21例, 复发形式以局部复发为主, 并伴有远处转移。通过本组观察, 子宫内膜癌术后复发与患者年龄、肿瘤的病理分型无关, 复发组与未复发组比较P>0.05无显著差异性。子宫内膜癌术后复发与病理组织分级有直接关系, 复发组与未复发组病理组织分级比较P<0.05有显著差异性, 子宫内膜癌患者随着病理组织分级增加复发率明显增加。子宫内膜癌患者在术后3年内应加强密切随诊, 特别是对有高危因素的患者, 以期及早发现复发转移灶, 及时治疗可提高存活率。

参考文献

[1]王世阆.子宫内膜癌的化疗[J].实用妇产科杂志, 2008, 24 (5) :271～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