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革命老区范文

四川革命老区范文（精选12篇）

四川革命老区 第1篇

关键词：革命老区,乡村治理,现实困境,应对策略

2013年11月12日,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3条中提出,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 1 ]在第17条中要求, “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 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2]由此可见, 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革命老区的建设, 其根本目的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四川革命老区的基本概况

“四川革命老区”是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境内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 她是全国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创建时间早、分布区域广、贡献牺牲大、历史影响深等特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 王维舟、旷继勋、李家俊等在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创建了川东、虎 ( 城) 南 ( 岳) 大 ( 树) 和蓬溪等革命根据地; 1932年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入川, 建立了以四川为主体, 以通江、南江、巴中为核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在四川历时一年零八个月, 足迹遍布70个县, 建立起川康边、康巴、广元、绵阳等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四川境内先后创建过10大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1934年1月, 毛泽东同志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给予高度评价: “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 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3]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全面建设, 四川革命老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是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截止到2010年的统计数据, 老区共有小学4263所、普通中学2274所、小学专任教师14. 34万人、普通中学专任教师12. 86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 1% 。影剧院61座、体育场馆96座。卫生院、所2931个、技术人员9. 23万人。二是经济建设成效显著。老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在2010年时分别达到4998. 1亿元、14366元, 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由30. 5∶36. 1∶33. 4调整为22. 3∶48. 7∶29. 0;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全部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 1倍和1. 9倍。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分别增长3. 4倍、1. 4倍和2. 6倍。三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在2010年时老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3918元、4661元。社会消费品人均零售额、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分别达到4508. 1元、9206元。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保障水平大幅提高, 老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四是生态建设取得成效。老区生态资源丰富, 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老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5. 84% , 局部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但是,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社会浪潮中, 作为四川革命老区的乡村治理应该如何完成? 存在哪些困境因素?怎样健全良善的治理机制?需要我们做出详细的考量。

二、四川革命老区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2009年初,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深化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乡镇管理的四项职能: 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 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 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但四川革命老区的“村民自治”在现实社会中面临了诸多治理困境。

1.“村民自治”功能弱化。从“村民自治”的诞生到1998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公布实施, 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经历了从自发无序到逐渐规范的过程, 明确确立了村民自治的重要地位。但是, 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并不直接面对村民个体, 而是通过村级自治组织来延伸政府的管理职能。因此, 村民委员会在实际工作中既扮演完成政府任务的代理人, 同时又扮演管理本村事务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在他们时间、精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村委会的自治功能势必受到抑制和削弱。同时, 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引起管理性质的嬗变, 即由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演变成乡镇基层政府的附属物。村委会名义上的自治实际上的行政化, [4]使它形成为得不到村民信任和支持的尴尬局面, 这种两头不讨好的行为就造成了“村民自治”功能的弱化。

2. 村级公共事业难以实施。自中央政府取消农村的各种税费后, 对于村级公共事业的建设均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来完成。而在“一事一议”过程中, 由于法律和政策的缺失, 许多事情议不了、议不决或决而不能实施。“议不了”是因为村里只有“386199” ( 老人、孩子、妇女) , 许多“议事”会议无法召开。“议不决”是因为“议事”中涉及到每个人的具体利益时, 村干部们可能屈服于个人压力而不敢决策。“决而不能实施”是因为“议事”一般不可能得到全体村民100% 的同意, 所以总有不同意决议的人既不出力也不出资, 而乡村干部对这种情况毫无办法, 最后影响整个所议事项的实施。[5]

3. 乡村精英群体流失严重。当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 不少农村精英只要经济上有所作为后就向城镇转移, 形成农村精英群体的流失, 这给村级治理带来了新的问题———没有“精英”带领他们自治, 乡村成了被社会遗忘的角落。虽然普通村民在政治上是村级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 但他们在经济上是自主经营的主体, 接受政治信息较少、利益渠道狭窄、组织化水平低的素质现状, 形成了他们在村级公共事务中的无力化。[6]他们既无力把握村政的有序运行, 也无力把握市场经济的规律, 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高风险使他们感到了自身的全面脆弱, 因此, 政治地位的低下、经济资源的相对匮乏、文化素质教育的缺失等诸因素, 共同决定了普通村民在村庄自治中的“棋子”角色, 他们受到村庄精英的裹挟, 被动或主动地依附于村庄精英进入村庄政治生活。

4. 村级民主选举缺少主体。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困境造成了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 加之人们对利益追求的驱动力, 导致青年人才大量外流。每一次村庄的换届选举都非常艰难, 一方面是参与选举的人数不多, 特别是有文化、对乡村发展有建设性建议、能够真正表达自己意志的年轻人不在村里, 形成选举主体的严重缺位; 另一方面是精英群体不愿意参选, 乡村所需要的“能人治村”不能变成现实, 形成了治理乡村的精英主体的缺失。

5. 村级民主监督流于形式。当村庄换届选举的仪式完成之后, 实际上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也就完成了。对村支部和村委会的民主监督就让村民去自发进行, 这是一种有名无实的形式。一者是村民没有能力去监督。因为村里的“386199”对村庄发展的方向、发展的内容、发展的方式, 只在竞选者竞选时听一听, 没有文字的方案, 所以他们无法进行刚性的监督。二者是不愿意去监督。在熟人社会里, 大家都是邻里乡亲, 谁也不想得罪谁, 因而也就不愿意去监督谁。三是监督无力。在乡村治理中, 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保护, 但法条的粗放型和程序的规范性, 让村民对村庄的管理者无能为力, 特别是当大家族的人成为村支书和村长后, 其他村民的监督就更加无力化。

三、化解四川革命老区乡村治理困境的对策

面对四川革命老区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我们唯有做好如下对策才能化解社会矛盾。

1. 认同乡镇政府不再是乡村治理的权力中心, 但仍是不能缺少的治理主体。土地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取得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经过36年的改革, 这种制度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成为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桎梏, 形成城乡差距越来越被拉大。面对更加离散化的农民, 土地分配到户、种植各取所需、管理听天由命、公共资源可有可无, 村民自治有名无实。因此, 乡镇政府的指导职能必须进一步加强, 真正起到一级政府的指导作用。

2. 强化村民自治组织享有与政府平等对话、协商参与管理的权力。村民组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的治理主体, 根本的目的在于带领村民完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7]但自我管理不是自我独立与自我封闭, 而是积极扩展村庄与社会的对接与交流。所以, 村级组织与政府的平等对话、协商管理, 应该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主要工作任务。近年来, 一些地方在实践《村组法》时已经制定了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工作、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的准则, 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基础上有机地衔接起来, 也就使村委会的双重角色能够达到基本平衡, 但是建设机制还不完善, 必须更加充分地行使乡村治理的治权, 逐步完成对村庄的良善治理。

3. 加强乡村精英积极参与的乡村治理, 形成体制内外精英合作共治的合力。从民主发展的学理角度说, 一个社会只有能够给出合法的私人生活空间、能够给予民间组织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 社会才可能成长出宪政民主的秩序, 形成社会的多元结构。[8]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体制内精英群体的培养, 形成一支高素质的乡村自治队伍。同时, 还要严格监督村委会的选举行为, 加强对恶势力操纵选举的打击, 促进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良性流动。

4. 建立健全功能独立的村级民主监督机构。对权力最有效的监督制约是体制外的监督与制约, 对于村庄治理同样适用。因此, 县级政府可以倡导民间组织建立对村庄管理的监督机构。县级政府进行公开招标, 花钱购买对村庄管理的公共服务, 机构的人员由民间组织自由选择, 监督规则由政府和村组织协商制定, 这样既可以避免村级管理的监督缺失, 又能保证乡镇政府对村级管理的正确引导。

参考文献

[1][2]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C].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3]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十二五”革命老区发展规划》[EB/OL].http://baike.so.com/doc/7132860.html.

[4]张厚安.中国农村基层政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5]唐绍洪, 刘屹.“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J].云南社会科学, 2009, (6) .

[6]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战略与管理, 2002, (2) .

[7]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3) .

革命老区 第2篇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历经90年的风雨历程。90年的风风雨雨，90年的艰苦历程，90年风雨同舟，90年的不断发展，让当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党派，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接近8000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90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九十年风云变幻，九十年潮起潮落，中国共产党历久弥新，青春常在，放眼未来，沧海横流，征途漫漫，回首中国共产党90年走过的道路，最难忘记的不是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向世界，不是神五升空实现中国人民的航天梦，也不是北京奥运会，而是中国老一辈革命战士挥洒自己的血水与汗水浇灌这广阔的中国大地，而是那浩浩荡荡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用血肉筑起的长城！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十多年，恰逢第十八次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为一个在红土地上出生的学员，是听着老一辈革命战士的先进事迹成长起来的，怀着对革命先烈的向往，我们踏上了寻访革命老区的道路。井冈山革命老区基本情况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东连江西泰和、遂川两县，南邻湖南炎陵县，西靠湖南茶陵县，北接江西永新县，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井冈山是江西省西南的门户，境内平均海拔达381.5米，市内最高峰—江西坳海拔1841米，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市。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一块“浸透着烈士鲜血的圣地”。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尤其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江泽民同志将它概括为24字，即：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星火燎原燃神州。井冈山的斗争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井冈山精神至今仍然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之源。过去，井冈山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井冈山人民为保护革命旧居遗址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迄今井冈山有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遗迹达100多处，其中24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处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井冈山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业已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课堂。朱德委员长1962年重上井冈山时，挥笔题写了“天下第一山”。

经济建设情况

解放前，井冈山没有独立的行政建制，是一个“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的偏僻小山村；解放后，井冈山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于1950年在茨坪设立了井冈山特别区，1959年成立省辖井冈山管理局，1981年撤局设县，1984年撤县设市，2000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将原井冈山市与原宁冈县合并组建新的井冈山市，2005年7月成立井冈山管理局。全市现辖21个乡镇场和街道办事处，总人口14.97万人，总面积1297.5平方公里。1957年以来，井冈山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垦殖山场，兴建公路，发掘资源，建设电站，创办工业，努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日趋完善的区位优势，制定了“旅游兴市”的发展战略，并不断加大改革开放步伐，经济由封闭迈向开放，由贫乏走向繁荣。200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2.69亿元，比2000年增长6.23亿元，财政收入完成1.23亿元，比2000年增长6000万元，超出“十五”计划数2300万元，年均递增19%；全年接待游客达218.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2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35元，比2000年增长218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13元，比 2000年增长962元。一、二、三产业结构为18.2:30.2:51.6，“旅游兴市”发展框架已经形成。工业从无到有，已发展工业企业80余家，并形成了造纸、瓷业、硅酸盐、花岗岩、木材加工、竹制品、土特产加工等特色工业群体。农业生产已由传统型向科技型、开发型、集约型方向转化，特种养殖、特种水产、三高旅游农业等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初见成效，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旅游业已成为全市经济的主体，呈蓬勃发展趋势。

四川革命老区 第3篇

○ 政府主导促进革命老区发展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把促进革命老区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及时解决革命老区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革命老区工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促进革命老区发展工作的协调指导，其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扶贫、教育、科技、经济贸易、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林业、水利、环境保护、文化、卫生、广电、体育、旅游、通信等部门应当把促进革命老区发展纳入本部门的工作计划。

○ 重点帮扶原中央苏区和欠发达革命老区

条例规定，省人民政府重点促进原中央苏区县（市、区）和欠发达的革命老区县（市、区）的发展，统筹安排相对较发达的市、县（区），支援和帮扶原中央苏区县（市、区）和欠发达的革命老区县（市、区），把欠发达的革命老区村（居）作为扶贫开发和挂钩驻点帮扶的重点，加大对它们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把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加强革命老区专门事务工作和改善革命老区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扶持革命老区发展，并根据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逐年增长。

○ 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项目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革命老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项目给予倾斜支持和优先安排；应加强革命旧址、革命遗迹的维护保护工作，建设红色旅游景区，合理利用资源，发展旅游事业。同时，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支持革命老区建设，积极参与革命老区投资开发、人才培养、科技推广、文化教育、旅游开发等促进革命老区发展的活动。

○重视发挥社会团体的促进作用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老区建设促进会、扶贫开发协会和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社会团体在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方面的作用。

○ 提高革命“五老”人员医疗补助标准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革命“五老”人员定期生活补助标准与重点抚恤优待对象定期抚恤标准同步增长的机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革命“五老”人员医疗补助标准。

日前，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召开贯彻实施《条例》座谈会，参会的老同志、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等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如何贯彻落实《条例》建言献策。

许集美（福建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省政协原副主席）：

作为一名参加革命多年、始终关注老区发展的老同志，我的心情十分激动。这是福建省老区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献给福建老区人民的一份厚礼，标志着福建省老区建设已进入法制化轨道，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对于进一步推动全省老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意义重大。

给老区立法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增强法制观念，提高老区意识，永远不忘老区，认真贯彻落实好《条例》，建议在适当时机进行《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大检查。

谢先文（福建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条例》出台实现了老区人民长期以来的心愿，圆了众多老同志们的梦，是福建省老区建设发展史上一件大好事、大喜事、大盛事。同时，《条例》出台是福建省地方立法的一大创新、一大成果、一大贡献。福建省老区立法工作走到全国前列，实现与老区大省地位相称，让省老区建设发展事业纳入到法律保障之中，从而走上可持续性的康庄大道。

加快全省老区建设发展任重而道远，老促会将继续热心为老区鼓与呼，热情为老区牵线搭桥，进一步做好老区相关的“促进”工作，为全省老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尽心尽力。

陈增光（福建省扶贫开发协会会长、省政协原副主席）：

《条例》出台体现了福建省委、省政府对老区的重视与支持，体现了社会各界对老区人民的关怀与厚爱，明确了社会扶贫工作的重大责任。

《条例》明确了促进老区发展是各级政府的责任，是社会各界的义务，从立法上保障老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将认真学习《条例》内容，热情宣传，认真贯彻，以实际行动为老区人民多办实事、好事，促进老区人民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

罗万荷（福建省民政厅副厅长、省老区办主任）：

《条例》的出台在福建省革命老区建设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备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同时也有信心履行好老区工作部门的职责。

我们将深入学习、宣传《条例》，营造良好氛围，引导社会各界了解、熟悉《条例》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同时，我们将会同省老促会等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和掌握《条例》执行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确保《条例》顺利实施。并将以《条例》的实施为契机，继续推动各级各有关部门加大支持力度，积极对接全省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优惠政策，争取国家层面对革命老区更多倾斜和支持，促进革命老区又好又快发展。

陈明添（福建江夏学院法学院院长、教授）：

老区的建设发展是海西建设和福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革命老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没有革命老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老区人民生活状况关乎执政党形象，是惠及千家万户的连心工程。

贯彻落实《条例》要实行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针。发挥政府在促进革命老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鼓励和推动社会各界共同支持和帮助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尤其要充分发挥老领导、老干部、老专家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智力优势，为老区建设发挥余热，共同努力创造老区更加美好的明天。

四川革命老区 第4篇

本刊讯在2010年1月9日张爱萍将军百年诞辰日即将到来之际, 达州市委、市政府、中国民俗摄影协会日前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中国移动杯”纪念张爱萍将军百年诞辰全国书法摄影大赛和捐建张爱萍将军故里神剑园“中国移动林”活动。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独家冠名协办此次活动。

4月24日, 本次活动组委会在达州市政中心召开了大赛新闻发布会。四川移动公司副总经理郭正平, 达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胥健,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娟等出席新闻发布会, 全市各企 (事) 业单位均派出代表到场。郭正平表示, 值此张爱萍将军百年诞辰之际, 四川公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为发展革命文化传统, 打造红色旅游胜地, 推进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公司将以先进的移动信息技术和更加便捷、优质的服务, 致力于达州通信信息事业的发展, 着力提升革命老区群众信息化沟通水平, 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向张爱萍将军百年诞辰献礼。

会后, 郭正平一行在达州分公司朱军总经理以及达州市张爱萍故里组委会相关人员陪同下, 实地考察了“中国移动林”捐建地址情况。

江城县革命老区总结 第5篇

江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一、基本县情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地处普洱、红河、西双版纳三个市州结合部，与越南、老挝接壤，素有“一城连三国”之称。全县国土面积3544.38平方公里，辖5乡2镇50个村（居）民委员会，总人口12.15万人。江城县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最高海拔2207米，最低海拔317米，年平均气温18.7℃，年平均降雨量2283毫米。

江城于1954年5月18日成立自治县，“老、少、边、穷、山、战、农”集中体现了我县的基本县情。老：江城是革命老区，1929年就有共产党员进入江城开展革命活动。少：居住着哈尼、彝、傣、瑶、拉祜等25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1.3%。边：是云南省唯一与两个国家接壤的县，国境线长183公里（中老段116公里，中越段67公里）。穷：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还有8.3万人，全县尚有1100户5000多人丧失基本生存条件，难以解决温饱。山：全县99.6%是山区。战：曾经是对越自卫还击战区之一。农：江城是典型的农业县，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县生产总值的39.7%。

2011年，江城县预计实现生产总值151400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5600万元，地方财政收入8030万元，同比增长33.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944元，同比增长 17%；农民人均纯收入3325元，同比增长26.7%；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以内。农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新农村建设全面推进。水电、林业、畜牧、橡胶、茶、蔗糖等骨干产业稳步发展，矿产、蚕桑、口岸、旅游等产业逐步壮大。非公经济发展迅速。

1433年（明朝），勐烈（今江城）设钮兀长官司，1725年（清朝），开采勐野井盐矿；1888年，清政府驻防勐烈；1895年中法签订《续议界务专条附章》，把中国领土勐乌、乌得等地割让给法国，并入法国属地老挝版图。1909年，勐烈创办新学，设小学3个班；1911年，勐烈建立宗教组织。

民国2年，设勐烈行政委员会；民国9年，勐烈流行瘟疫，“死亡人员难以计数”；民国18年，国民政府在勐烈设县，定名江城县；民国20年，江城发生一种时症，先后病死千余人；民国22年，勘定江城与墨江等邻县县界；民国22年，江城划分区划，分4区1镇13乡58闾，573邻；民国23年，中共地下党组织进入江城开展武装斗争活动；民国29年，侵华日本逼近边境，全县动员大批民工构筑工事；民国30年，国民党军队正式驻防江城；民国32年，国民党谍报机关“海外部越泰寮侨民办事处”移驻江城；民国34年，法国、越南军队1700余人，分批从越南、老挝边境溃退到江城。

1950年，阻击逃亡国外国民党军队237师709团残部；1953年整董划归西双版纳管辖；1954年法国飞机轰炸江城；1961年，江城第一条对外公路思江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江 城没有公路的历史；1962年整董乡再次划归西双版纳景洪县管辖；1965年，整董划回江城管辖；1970-1971年，在边境一线搞“政治边防”，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对沿边跨境民族的安定团结造成了较大的影响；1979年，自卫还击战；1984年，江城县普降暴雨，形成历史罕见的洪灾，1986年，为惩罚越南军队打死打伤我边民，炮击越军阵地。1987年底，瑶族同胞在国家的扶持下，逐步实现千百年来游耕、游牧、迁徙频繁的状况向定居和固定耕地转变，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2005年，江城县第一条通边国际通道中老江本公路建成通车。2006年，开工建设中越3号界碑互通完成中勘界；2007年，勐康口岸（中老）开工建设；完成了中越勘界。十七大召开后，江城县全面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建权建政工作结束后，在中共江城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匪反霸、剿匪斗争，彻底消灭了县内残存的土匪武装和敌伪残余力量，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1999年，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文件（云办发【1999】31号）《关于批转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民政厅〈关天确定云南省革命老区的请示〉的通知》中“有党的组织、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坚持半年以上的地区”为革命老区精神，江城被确定为全省47个革命老区县之一。

二、主要做法和措施

（一）加强领导，扎实抓好扶贫工作。县乡党委、政府坚持以扶贫开发工作统领“三农”工作全局，将扶贫开发工作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紧 迫性，切实加强领导，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将县四套班子领导扶贫工作责任定点挂钩到乡镇、村委会、项目村，各部门定点挂钩扶贫到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全县干部职工实行“一帮一”结对帮扶到户。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抽调县属部门副科级以上领导和年轻干部到村委会担任新农村指导员，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将项目责任落实到项目乡镇、驻农村工作队员以及项目村，确保了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二）理清思路，健全完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江城县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对县情的再认识，准确把握发展大势，抢抓发展机遇，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优化了发展环境。在农业发展上，牢固树立“三农”优先思想，坚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推进山区综合开发，突出抓好基地建设，坚持抓龙头带产业、抓典型带全面，走“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路子，全力推进林产业基地、生猪养殖基地，狠抓实用技术培训和推广，品种改良，样板示范等科技兴农措施的落实，做强畜牧产业，做大茶叶、蚕桑、甘蔗、热区水果等优势农特产业。

（三）注重方法，提升扶贫工作质量。围绕新农村建设内容要求，工作队员切实找准项目建设的突破口，逐项抓落实，一是通过组织发动、政策宣传、媒体报道、组织参观等方式，多层次、多渠道进行宣传，进一步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和投入意识，有效激发了广大群众参与扶贫项目建设的干 劲和热情，在农村呈现出你追我赶建设新家园的良好氛围。二是深入群众，逐村逐户走访、调查、了解村情民情，找准群众最关心好最急需解决的困难好问题。三是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制定项目建设工程流程表，实行倒计时制，切实抓好项目建设。

（四）强化管理，确保扶贫资金安全。在资金、物资管理使用上，严格按照上级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严肃财经纪律，强化扶贫资金和物资管理一是健全完善扶贫资金、物资管理制度，实行“三制定一公开”,做到扶贫资金专户储存，专户管理，财政、审计，监测等部门参与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全过程，确保了扶贫资金。物资的安全运行；二是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示，自接受群众监督，确保项目资金全部投入使用到项目村建设上，使有限的资金发挥了应有的扶贫效益。

（五）多措施并举，统统筹推进扶贫工作。一是抓示范村建设。本着整合资金，突出重点、培育亮点的原则，采取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办法，大力实施重点村，生态村，文明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到2011年底，全县共建成各类示范村150个，实施革命老区建设专项资金项目2个50万元。二是抓信贷扶贫工作。为破解群众增收难题，县委、政府采取财政贴息的方式，鼓励农户贷款小额信贷资金发展种养殖业，2007年以来，全县发放小额信贷资金12750万元。三是抓易地搬迁扶贫工作。全县累计实施易地搬迁扶贫262户1250人，建成安居房、饮水工程、基本农田地、沼气池、乡村道路等一批基础设施。

（六）加大宣传，营造氛围。为把革命老区开发建设试点项目工作的政策措施宣传到户到人，确保做到人人皆知，深入人心，我县积极采取会议、广播、电视、标语、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在全县范围内特别是项目实施村进行大力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试点项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而激发和调动各级干部、项目村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积极投工投劳投资，营造出了以项目村干部群众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工作氛围。

三、取得的成效

（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十一五”期末，预计全县生产总值达到 12.6亿元，年均增长13.2％;人均生产总值1.04万元，年均增长 15.2％；完成工业增加值3.8亿元，占全县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0.2％；完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0.6亿元，年均增长19.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42亿元，年均增长9.1％；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8亿元，年均增长16.7％；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分别达13.52亿元和10.17亿元，分别增长20.1％和 24.9％；三次产业比重由“十五”期末的41.8:23.1:35.1调整为30.5:43.3:26.2。

（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认真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预计实现农业总产值5.98亿元，年均增长8.2％。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20.09万亩。特色优势产业较快发展，橡胶、茶叶、蔗糖、咖啡等产业种植面积达47.43万亩，比“十五”末增加18.82万亩。着力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和生态环境，建成营盘山、坝卡水库，新增蓄水能力1612万立方米，新增有效灌溉面积0.99万亩；累计建成7.07万亩高稳产农田地，新增耕地2.2万亩；实施一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解决了3.08万人、1.66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安全。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完成造林面积29.93万亩，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8.7平方公里。累计投入扶贫资金67019万元，解决了近8.5万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1848户特困农户告别了茅草房和杈杈房。实现农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三）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6.28亿元，年均增长9.1％。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公路通车里程达1797公里，实现了江城县高等级公路“零”的突破，通乡公路基本实现路面硬化，改造农村公路378公里，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一纵一横”公路主骨架。建成龙马、土卡河、居浦渡、戈兰滩4座中型水电站，水电装机容量由“十五”期末0.51万千瓦增加到119.3万千瓦。累计投资9082万元改造城乡电网，实现了村村通的目标。完成水利投资1.33亿元，有效灌溉率提高到25.7％。完成市政基础设施投资6600万元，县城建成区面积由“十五”期末的2.8平方公里增加到3.2平方公里，城镇化水平提高到28％。

（四）产业培育步伐加快。立足自身资源优势，重点发 展了“茶、林、电、矿、胶、糖”六大骨干产业，积极培育壮大外贸、旅游、咖啡等产业，重点产业的支撑力不断增强，与“十五”期末相比，电力产值增长23.8倍；林业产值增长30.5％；矿业产值增长2.1倍；橡胶、茶叶、蔗糖、咖啡等实现产值3.01亿元，增长1.15倍。

（五）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全面免征农业税。教育、卫生体制机制逐步健全完善，财政、金融、投资、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开展矿产、水务、集体林权制度、国有商品林流转等改革，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积极实施“走出去”和“请进来”战略，全县引进外来企业29户，实际到位资金54亿元。进一步加强与越南、老挝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成功承办了“首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和“第二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勐康口岸被批为国家一类口岸，累计完成投资5700万元，联检楼、查验货场等建成，边境贸易日趋活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060万美元,年均增长48.2％，比“十五”末增长6.2倍。

（六）人民生活明显改善。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32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944元，年均分别增长20.6％和8.5％。认真实施创业带就业政策，新增城镇就业岗位2594个，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441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4％以内。进一步提高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统筹水平，城镇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率有较大提升，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建 成廉租住房8000平方米，实施5600户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改造850户农村危房。4.77万城乡人口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落实城乡医疗救助，有效保障了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七）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切实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五年累计投入科教文卫事业资金4.2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4.7％。大力开展实用技术推广应用，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43.5％。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如期实现 “两基”目标。累计投入校舍建设资金3742万元，新增校舍面积3.34万平方米，办学条件明显改善。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44％，职业教育和幼儿教育迅速发展。县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得到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5.41％，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累计投入资金3000多万元，新建、改建医疗用房2万平方米，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重视和加强文化体育工作，“两馆一站”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顺利推进，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6％和97％。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加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6‰以内。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依法治县工作深入推进，顺利开展“五五”普法活动，严密防范和打击各种犯罪。认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双拥共建、扶残助残、人民武装等工作健康发展。金融保险、邮电通信、工商管理、税务、石油、烟草、质监、气象等行业和部门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了积 极作用。

（八）政府执行力不断提高。主动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严格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决议，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加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沟通联系。有序推进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和效能政府建设，贯彻落实《公务员法》和《行政许可法》，政府的行政行为进一步规范。全面推进为民服务“七制度一办法”，政风行风建设进一步加强，工作效能进一步提高。重视网络文化建设，建立政务信息网络查询系统，电子政务自动化办公系统建成使用。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成功调处了曲水乡和嘉禾乡部分农民与云胶江城分公司之间的土地租赁纠纷。强化行政监察、审计和经济监督，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

四、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信息传播渠道落后，居民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困难，因此这些地区通常思想观念陈旧、生活方式，文化和教育不发达，文盲、半文盲比例高。这些问题既是经济落后的产物，又是下一轮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经济资源和人员的流动受到阻碍，配置效率低下，导致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和市场化建设缓慢，这又反过来影响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三）从国家建设投资的角度看，由于江城县基础设施 和经济发展的条件较差，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率较低，影响了国家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投资，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这些反过来制约着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和其他基本条件的改善，同样形成恶性循环。

（四）由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其他条件较差，这些地区外资投资较少，而且国有经济的嫁接也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本注入而无法有效进行。

（五）丰富的自然资源因为资本短缺而无法有效开发，导致对外开发程度较低。

（六）从自身积累来看，革命老区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自我积累缓慢，如果依靠自身积累加快自然资源的开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资源开发的投资规模一般比较大，这些地区的自身积累水平又十分有限，外资注入又比较困难，这同样形成了恶性循环。

赴江西革命老区考察报告 第6篇

一、江西老区扶贫开发的主要模式

江西省的老区工作开展比较早，针对老区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大的扶贫方针政策指导下，江西省的老区扶贫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老区扶贫方面，江西省采取的以下几种模式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1鄱阳湖地区移民建镇

移民建镇是1998年长江洪水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名词。由于解放以后长江上游地区的滥砍滥伐，中下游地区的盲目围垦，使生态循环遭受严重破坏。对大自然的索取并没有解决湖区群众贫困的世代承袭问题，反而造成当地农民无限制地向鄱阳湖索取资源，导致鄱阳湖地区的贫困状况一直没变，人均GDP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0％左右。在1998年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中央安排江西省14期共移民22.1万户，90.28万人，中央补助资金36.7亿元，移民户数和补助资金约占四省总数的35.5％。到2003年底，共新(扩)建集镇126个，中心村363个，基层村2097个，累计完成投资72.24亿元，其中完成基础设施投资13.07亿元，完成建房投资59.17亿元。通过移民建镇，在沿长江鄱阳湖地区的广大农村实现了三个历史性的新跨越：一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新跨越。过去的沿长江鄱阳湖地区的广大农村缺水少电，道路泥泞且不平，出门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通过移民建镇，各级政府投入7亿多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用于水、电、路，配套建设了学校、医院、敬老院、邮政、电信、绿化、环境卫生等设施。二是人居环境的新跨越。过去由于大规模围湖造田，鄱阳湖周边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行蓄洪面积缩小，湖区湿地锐减，血吸虫病盛行，十年九灾，广大群众淹苦了、淹穷了、淹惨了、淹怕了，有相当多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通过移民建镇，居住条件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并远离了水患，血吸虫病的感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三是移民生计的新跨越。移民建镇伊始，江西省委省政府就提出了“恢复与发展结合，当前与长远结合，治穷与致富结合，治标与治本结合”的方针，并制定了“一年安置，二年恢复，三年发展”的总体目标，从而实现移民真正移得出、稳得住、能发展、不返迁。

2深山区搬迁式扶贫

江西省目前有90余万贫困人口，其中有25万人生活在库区、深山区和地质灾害频发区，其特点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群众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十分突出。大部分贫困山区缺水严重，自然村落不通机动车，不通广播，无电视信号，没有动力电，照明电时有时无，村里没有卫生室，群众看病要走数十里山路，孩子上学也要走很远的路，且路上也不安全。由于山高坡陡，严重缺水，耕地少、土壤贫瘠，粮食靠天收，缺乏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大部分劳力远走他乡，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温饱问题根本无法解决。长期的扶贫实践证明，就地解决他们的脱贫问题，难度大、成本高、操作难、效果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深山区搬迁式扶贫的决策，并于2003年开始在九江市修水县、吉安市万安、遂川三县进行试点，2004年起在全省铺开，用5年时间把这部分困难群众搬出来，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

江西省移民扶贫试点工作的原则是：政府引导、群众自愿、以县为主、省市支持。移民搬迁的原则是整体搬迁，有土安置为主，无土安置为辅。搬迁的目标是“搬得出、稳得住、逐步富”。操作办法是先易后难，先搬迁边远偏散地区群众。为了使移民户搬出后有生计，规定有土安置的，要保证人均5分田，无土安置的要实现每户1人务工或经商。国务院扶贫办认为江西的移民扶贫工作做到了四个到位：认识到位，领导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实施移民扶贫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扶贫工作的一种创新与突破。江西还要在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对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进一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切实做到扶贫到村到户。

3山江湖工程

山江湖是鄱阳湖和流入该湖的赣、抚、信、饶、修5大河流及其流域的简称。这是一个完整、独特的水系，山江湖区域面积为16.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全省国土面积的97％。由于历史上出现毁林种粮、盲目围垦和酷渔滥捕等短期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造成鄱阳湖湖体萎缩，湖泊功能下降，湖区洪涝灾害严重，进而导致湖区群众贫困。1983年开始，开展了鄱阳湖和赣江流域综合科学考察，发现治理鄱阳湖的关键在于解决泥沙淤泥问题，要解决泥沙淤积只有从山区和源头抓起。由此得出“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的科学共识。在流域资源环境综合科学考察与宏观战略研究成果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有关流域综合开发治理的规划与实施经验，制定了《规划纲要》，它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生态经济理论为指导，根据山江湖的区域特点和发展现状，遵循“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战略构想和“立足生态、着眼经济、系统开发、综合治理”的方针加以制定，并在省人大立法。具有法规效力的《规划纲要》，指导、协调各部门、各地区和广大农民在山江湖区域开展开发和治理工作。山江湖工程积极贯彻“以开放促开发”的方针，建立和加强了与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关系。先后实施了UNDP一、二期无偿资金6360.20万元，贷款42.50万元。此外，引进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如参与式农村发展途径、开发式小额信贷扶贫方法、探索湖区替代产业途径等)，为江西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4“参与式扶贫”

“参与式扶贫”是江西省革命老区实施扶贫开发工作中所采用的一种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扶贫方法。所谓“参与式扶贫”，是指通过政府投入一定数量的扶贫资金，以贫困村为平台，为贫困农户创造表达意愿的机会，赋予贫困农户知情权和监督权，并激发他们的参与意愿，发动贫困群众参与扶贫项目的决策、实施和监督过程，从而提高贫困农户自主脱贫、自我发展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实施“参与式”扶贫的出发点是，建立一种公众参与扶贫行政过程的机制，使公众能介入扶贫项目的决策、实施、监督过程，提高扶贫行为的可持续性，使扶贫行为的目标瞄向更为准确，贫困群众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高，扶贫资金的中间渗漏更少。从2002年开始，江西省扶贫部门在全省范围内确定了1200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以村级扶贫规划为平台，采用“参与式”的扶贫方法。为实施好“参与式”扶贫工作，对全省

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和业务骨干以及1200个重点村的扶贫骨干进行了培训，重点学习“参与式”扶贫开发规划制订的要求，重要工具、实施步骤、重点环节。在规划小组的组织和召集下，对村级基本情况进行“参与式农村调查”。掌握当地的自然地理状况、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和资源情况、社会状况和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情况，为规划的制订提供依据。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结合全乡、全县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和布局，提出有较完善的服务体系、市场前景好、适合自身发展并能最大限度的覆盖贫困户和低收入户的产业，形成村级规划的发展思路。将扶贫项目及其支持体系进行整合，形成项目规划，制订阶段性实施计划，确定阶段性目标。村级扶贫规划制订后，必须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上级扶贫部门批准后付诸实施。规划经批准后，重点村的整个扶贫工作以村级扶贫规划为平台，整合资源、整村推进。“参与式”扶贫取得的主要成效：首先，政府扶贫部门工作方式的转变，使扶贫工作的透明度进一步增强。其次，增强了贫困群众改变家乡面貌和脱贫致富的责任感与义务感。第三，贫困地区群众和村级组织议事、决策、干事的能力明显增强，逐步形成了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第四，扶贫政策的目标瞄向更为准确。通过对农户进行分类，从中确定了社会保障户，贫困户，有利于采取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的办法，解决他们的脱贫致富问题。第五，贫困地区发展思路更切实可行。通过综合分析贫困的现状，经村民和贫困户的充分讨论，明确了要重点发展的项目和存在的困难，选择了一批符合本地实际的扶贫项目，并逐个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做到长计划、短安排，保证了扶贫开发工作的连续性。

5以工代赈扶贫

以工代赈是江西省政府针对需要救济的特殊困难群体(一般为低收入者，如贫困人口或受灾人口)，通过组织其参加工程建设，取得劳务报酬(物资或资金)的一种特殊的赈济方式。以工代赈管理始终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负责的原则，按照基本建设程度实行项目管理。国家将以工代赈计划指标和建设任务下达到省区，以省区为主实行以工代赈管理。江西省老区面积广，山丘面积大，重点贫困地区基本分布在东西南北四边，由于地理、自然和社会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致贫原因千差万别，依据贫困县的不同特点划分为四大片区即赣南、井冈山、鄱阳湖、赣西北片区，针对各片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综合治理与开发的片区规划和年度项目建设计划，紧紧把握扶持目标和重点，确保项目和资金安排向人口集中连片且贫困程度深的乡村倾斜。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按轻重缓急的原则，分年安排项目资金，充分发挥效益。江西省以工代赈工作按照“直接面向农村贫困人口，突出建设重点，实行综合配套治理，切实提高扶贫效益”的原则，帮助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建设了一大批生产生活设施等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扶贫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6定点扶贫模式

所谓定点扶贫，就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级领导干部定点联系到乡，工作重点在村，扶贫措施落实到村。中央国家机关在江西省有5个定点扶贫单位，确定江西省贫困县18个。2000年后，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企事业单位在江西省定点扶贫单位增加到8个，确定贫困县增加到21个。从省内来说，“八七”扶贫攻坚期间江西省确定的贫困乡为492个，现在增加到563个，重点乡覆盖到全省82个县。

“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全省各级有2000多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参加了定点扶贫工作，定点扶持了493个贫困乡、2171个贫困村。新时期的定点扶贫工作有新的进展，2002年，全省各级定点单位共派出干部64200人次赴点开展工作，使受扶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群众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得到了提高，各类扶贫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

7小额贷款扶贫

在“八七”扶贫攻坚期间，国家下达江西省扶贫贷款净增计划20.7亿元，实际投放20.2亿元，重点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的调整，共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实体5955个。发放扶贫到户贷款13.74亿元，直接投放到贫困户37.7万户，解决了贫困户的生产资金需要，因地制宜的种植或养殖项目加快了贫困户的脱贫步伐，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结束以后，从2001年起，江西金融机构开始探索多种扶贫贷款到户的模式：一是因地制宜直接支持农户发展种养业，实现扶贫直接到户。集中力量支持其发展有特色、有市场的种养业项目，以增加收入为中心，以科技进步为支撑，着力优化种养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二是支持农户介入优势主导产业，实现产业带动农户脱贫致富。通过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无公害农业，逐步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优势产品，使农村贫困户受益。三是支持农户连靠重点龙头企业，实现项目辐射到户。在大力推进重点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同时，鼓励支持农村龙头企业的发展，积极推行“公司+农户”、“工厂+基地”的新机制，发挥其对贫困地区农户发展种养业的龙头带动作用。四是积极支持贫困农户进入市场，采取订单农业等措施，扶持贫困地区农民经纪人、农村合作组织发展。通过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到贫困地区开发建设，使之成为农民进入市场的中介桥梁。五是支持农户开展劳务输出，通过精心组织农民进城务工，为贫困户增加收入开辟新的途径。

8井冈山老区科技扶贫

科技扶贫是把科学理念、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技术送进广大老区贫困山乡，送到千家万户，引导农民依靠科技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实践。科技部领导多次亲临井冈山区检查、部署工作。至“九五”期末，科技部先后为井冈山区科技扶贫设立项目82项，投入资金4300多万元。十多年来的科技扶贫实践，使井冈山区的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与生产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一是促进了井冈山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二是壮大了一批支柱产业，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科技扶贫，择优选择了能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的蚕桑、笋竹、水禽、果茶四个主导产业作为区域支柱产业进行培育，从良种推广、建立丰产样板，到产品深加工，进行系列技术的组装配套与开发，使之逐步成长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三是建立了“井冈山科技扶贫计算机信息系统”，并与中国科技信息所中心网联网。山区各县的相应机构也配备了电脑和打印机等终端设备，大大改善了科技服务条件。四是培训了一批科技管理和乡土技术人才。五是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和科技文化的交流，促进井冈山区的对外开放。

二、赴江西革命老区扶贫考察的的启示

对江西省革命老区进行的实地考察，虽然时间比较短暂，不能深入系统地学习江西省老区扶贫工作方面的理论方法，但是，江西省针对革命老区所采取的扶贫策略，取得的一

系列成功经验，对于内蒙古搞好革命老区建设还是非常值得学习借鉴的。结合内蒙古革命老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开展老区扶贫工作，我们认为应该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要进一步提高对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认识，正确处理好全区与老区的关系

虽然，我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全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存条件有明显的改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扶贫开发仅仅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今后面临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就我区老区农村牧区而言，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因为他们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相对更差的山区、浅山丘陵地区、黄土沟壑区、荒漠区等地区，与全区总体贫困水平相比较，脱贫的难度更大；已经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巩固温饱的任务也很重，一遇到天灾人祸，极易返贫；农牧产品卖难，农牧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在贫困地区更为突出；虽然这些都是局部问题，但却与全局紧密相联。少数地区领导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到位，对扶贫开发工作抓得时紧时松，等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扶贫开发工作中认真解决。

老区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村牧区的稳定。就当前来说，老区农村牧区能否稳定主要取决于党的家庭承包经营、减轻农牧民负担、扶贫开发的政策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家庭承包经营解决的是农牧民能否掌握基本的生产资料问题，减轻农牧民负担解决的是以农牧民轻徭薄赋的问题，而扶贫开发则是解决农村牧区中弱势群体生存能力、生计能力低下的问题。这三项政策是互相联系的，都关系到农牧民的生存、生计问题，无论哪一项没有落实，老区农村牧区都难得稳定。老区农村牧区稳定不了，就谈不上农村牧区的发展和农牧民的富裕。扶贫开发，也直接关系到我区老区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全区的崛起，必须也要有这些老区贫困地区的崛起，否则，必然拖全区的后腿。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些地区历史上较之于其他地区的相对贫困，但由于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一旦开发对路，较之于其他地区的崛起也更有潜力。为了实现全区的崛起，必须着力促成这些地区的崛起。

老区扶贫开发，还直接关系到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尚未解决温饱的、尚在温饱线上徘徊的群众是最需要我们去帮助和关心的，是最需要我们去为之服务的。

2坚持开发式扶贫思路，不断增强老区自我发展能力

对老区扶贫，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增强老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使老区农村牧区贫困人口增强“造血”功能，这是开发式扶贫的真谛所在。要继续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解决老区贫困地区的问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努力改善老区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生态条件，提高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要从大力发展老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转移到直接扶持农村牧区贫困人口生产和提高收入以及帮助目标人群摆脱困境上来，从改善自然条件更多地转移到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上来，使老区贫困地区能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生产的发展，促进群众生活的改善，并逐步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特别是增加老区贫困户收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是老区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开发式扶贫方针，开拓增加群众收入的渠道。一是下大力气在老区贫困地区推进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经济结构调整。要充分利用老区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牧业和多种经营。我区革命老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一方面，老区群众近靠山水林区，旅游资源丰富，天然林、次生林、混交林名贵树种很多，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摇相互应：纯天然野生动植物如：山兔、野鸡、山野菜、棒子，蘑菇、藏菜、山杏核、中草药等品种繁多且存有量丰厚。另一方面，革命老区又存在大量的革命早期历史遗址、人文事迹，通过开展革命文物的募集、整理和研究，维护、修缮革命遗址，开展红色旅游，投入一部分资金，用于加强旅游景区的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的配套设施建设，通过资金引导，支持和鼓励革命老区发展乡村旅游、生态休闲旅游，引导群众发展“农家乐、牧户游”，实现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的有机互动，着力打造老区旅游品牌，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向前发展。要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认真抓好退耕还林还草，增加老区贫困户收入。要以旗县、乡苏木为主，因地制宜，努力培育1—2个单一品种超粮食产值的扶贫支柱产业。二是要结合村嘎查、乡镇苏木建设，有计划地进行异地安置扶贫，将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贫困群众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帮助他们开辟新的就业门路，提高群众收入。三是要组织好劳务输出，加快老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劳务输出既可增加农民收入，又能开阔眼界，转变观念，提高素质。要把组织劳务输出，加快劳动力转移作为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大力抓好贫困劳力岗位职业技能培训，优先组织他们到发达地区务工。要切实减轻贫困户的负担，为老区贫困户创造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条件。

3要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处理好扶贫资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建议自治区政府，一是将革命老区建设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管理，对每个革命老区旗县每年安排不少于200万元的专项投入。在进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重点向革命老区予以倾斜。二是从2010年起，设立用于革命老区发展的专项建设基金，专户管理，定向使用。三是参照国家今年拿出了近2亿元的彩票收入资金，用于江西、陕西等四个省革命老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做法。建议自治区也从彩票收入中安排一块资金，专门用于扶持老区旗县发展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利用特色资源，精心培育老区的主导产业，发展壮大区域经济。四是协调自治区发改委、水利厅、农牧业厅等有关部门按照老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安排专项资金的时候，对革命老区予以重点倾斜。

在扶贫资金逐年增加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的管理，正确处理扶贫资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的有关规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应把财政扶贫资金的一部分主要用于帮助老区贫困群众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扶贫专项贷款中的一部分也要原则上重点用于老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和发展支柱产业，尤其向龙头企业倾斜。扶贫信贷资金要尽力用足、保证用好。金融部门要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简化程序，适当放宽扶贫项目贷款条件，适当延长贷款期限，更有效地发挥扶贫贷款的扶贫作用。小额信贷扶贫是行之有效的，应认真总结经验，大力推广。扶贫资金的分配，应尽量向革命老区倾斜，使用要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做到公开、公正、公平，接受群众监督。

4要强化科技文化扶贫，正确处理治穷与治愚的关系

要从根本上解决老区农村牧区的贫困问题，从长远来看，必须解决好治愚的问题，即解决好农村牧区的教育和科技问题。农村牧区教育的基础设施，农村牧区教师的素质和待遇，老区贫困儿童的经济承受能力，科技人才的工作生活环境，等等，哪一项都是涉及全局的大问题。各级政府新阶段扶贫开发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老区贫困地区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摆在重要位置上。

要加快发展老区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要保证适龄儿童都能上学，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允许出现贫困户子女辍学现象。要加强老区的职业技术教育，为老区贫困地区培养技术人才。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革命老区农牧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市场需求的劳动技能，非农就业难的问题日渐突出。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建设新型农牧产业，尽快增加老区收入的重要途径，关键就在于培训。革命老区地理位置偏远，科技教育落后，必须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提高劳动者的能力。

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分布实施，多方配合、加强协作，按需培训、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牧民培训工作。要从老区贫困地区的实际出发，加快良种良法的推广步伐，在进一步完善各级科技扶贫示范基地建设的基础上，有条件的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设科技扶贫示范园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做到老区重点村能通邮、通广播电视，逐步实现老区贫困地区信息网络化、通讯现代化，改变信息闭塞、文化落后的状况。在老区重点乡苏木要完善卫生院建设，在有条件的重点村嘎查要建立卫生所，要继续动员全社会为扶贫开发共同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把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帮助老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们在扶贫开发实践中坚持贯彻的一条重要经验。

5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重视革命老区社会事业的发展

“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老区农村牧区人口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问题，是新时期扶贫的一项重大课题。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农村小康社会的过程。只有在老区农村牧区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将建国后的60年来，国家实行的以户籍制度为表征，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为核心的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逐步打破，进而加速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原因，革命老区的社会事业投入较少，现阶段发展的步伐明显滞后于全区的平均水平，各有关部门对革命老区的社会事业发展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在农村牧区合作医疗方面：老区农牧民参加医保的积极性很高，但有的乡村参加医保的比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要大力推动农牧民参加医疗保险和大病统筹保险，改善老区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设备，提高乡村医生的医疗水平，确保农牧民病有所医。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农村牧区的保障水平偏低，由于低保的额度与地方的资金配套能力挂钩，处于相对贫穷的革命老区农牧民参加低保的比例很低，有的虽然过去参加了，但近两年却出现了断档的情况，有关部门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按照国家的要求协调配合，力争使老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到低保的范围，享受低保政策。在老区子女上学方面：老区农牧民由于居住分散且偏远，子女上学距离学校较远，有些孩子还需要父母到县城陪读，成本很高。必须针对这部分困难群体，有针对性地提高老区子女助学补贴，出台更加直接的优惠政策，降低辍学率，保证老区贫困农牧民的子女能够上得起学。

四川革命老区 第7篇

四川革命老区(以下简称老区)主要包括川东北的达州、广安、广元、巴中四市和川西北的雅安市、阿坝州全域,老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普光气田等能源资源的开发及相关产业的承接与发展,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尤其是能源、化工、建材等工业发展迅速。老区发展的差距在工业,潜力在工业,希望也在工业。但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如何降低、消除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科学发展,是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必须通过监管,以确定市场参与主体及其行为是否合规,并评价其优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是企业要向政府环保监管部门———监管者报告其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还是监管者要分析、评价企业遵循环保法规、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都需要有可靠、相关的环境成本信息来验证。因此,企业必须将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损耗记入成本,并通过适当途径,采用恰当的方式向政府环保监管部门、投资者、经营管理者、客户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披露其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报告其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履行情况。“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可见,搞好老区生态环境保护及其所需的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及其监管工作,对实现老区“十二五”发展规划所确定的目标,促进老区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二、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一)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成效

(1)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监管体系。目前老区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建立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环境信息披露监管体系的要求,建立了市(州)、县等各级政府主导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监管体系,积极开展辖区企业能源消耗、废弃物达标排放、节能减排绩效等情况的监管工作,并将监督结果在政府网站、报刊等媒介向社会公布,加强了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和指导。如达州市通过制定《达州市“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考核问责办法》等建立了环境信息披露监管机制,并定期公布重污染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等信息,实现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的监管,并取得了“十一五”期间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16%的好成绩。(2)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参与度高。从表(1)来看,样本企业中有19家企业披露了环境信息,占样本企业总数的70.37%,披露水平较高,在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社会环境中,老区企业较高的环境信息披露参与度表明企业增强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这是值得欣慰的结果。(3)部分环境成本信息披露领先企业开展了比较充分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从表(1)、表(2)看,采矿业的3家企业不仅都披露了非财务的数量信息,也较高水平(66.67%)的披露了企业环境成本等定量的财务信息,制造业中的两家大型水泥生产企业和电力及燃气生产供应业中的一家燃气生产与供应企业,同时提供了充分的非财务的数量信息和企业环境成本等定量的财务信息。它们在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经济决策相关的环境信息的同时,为众多尚未较好开展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企业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二)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问题

(1)披露的定性信息多,定量信息少,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不高。从表(1)可以发现,有70.37%的企业进行了企业环境信息的定性披露,但进行定量环境信息披露的企业仅占样本企业总数的48.15%,不足一半,企业对环境信息披露采用定性披露明显多于定量披露。并且,多数企业披露的定性环境信息一般是对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方针、政策的关注与贯彻执行情况等“口号”式环境信息,并不具有可验证性和分析、评价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评价的价值。因此,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并不高。(2)披露的定量财务信息少于定量的非财务信息,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水平低。从表(1)看,有近半数的企业披露了定量的非财务信息,但披露企业环境成本等定量财务信息的企业仅有5家,占样本企业的18.52%。可见,企业将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保护成本等纳入会计核算系统,并通过一定方式和途径进行披露的并不多,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水平较低。(3)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质量不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企业环境成本信息内容披露散乱,不规范,不统一。通过表(2)可以发现,披露企业环境成本信息的5家企业中,没有1家企业设置了“环境成本”或相应的其他会计账户对企业环境成本内容进行统一、集中核算或反映,只是分散在“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外支出”等账户中,显得企业环境成本信息内容披露过于散乱,不规范,不统一。其次,企业环境成本信息内容不完整。从表(2)可以发现,企业披露的环境成本内容仅包括矿山权费、资源税、复垦费或弃置费、罚款支出等内容,没有包括为去除或减少排放、污染物或废弃物的减少或循环利用、生产或设计环境友好产品等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或为消除这些影响而采取措施的成本等内容,显得企业环境成本信息内容不够完整。再次,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披露不公允。从表(2)不难发现,企业对矿山权费、资源税、复垦费或弃置费等中性环境成本内容进行了较高水平的披露(披露率分别为100%和80%),而对排污费或环保费、罚款支出等负面的企业环境成本信息进行了较低水平的披露(披露率均为60%)。众所周知,上述5家企业都属于重污染上市工业企业,必然存在排污费或环保费支出,但部分企业在履行国家有关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责任时并没有披露这一信息。可见,部分企业对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存在报喜不报忧、带倾向性的披露问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不公允。(4)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方式单一。从表(2)可以发现,所有披露环境成本信息的企业都无一例外地采用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环境成本信息,而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仅披露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理念、措施或环保业绩相关的定量的非财务信息,显得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方式单一,不便于信息使用者了解、使用会计信息并用于经济决策。(5)披露水平在不同行业存在显著差异。从表(1)可以发现,三大行业企业在披露环境成本信息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差距:采矿业高达66.67%,制造业为15.38%,电力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仅为9.09%。总体而言,老区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披露是喜忧参半,既有取得的成绩,也有存在的问题。老区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现状与目标、要求存在显著差距。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剖析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探究相关制约因素及其影响机理,以提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质量,实现披露目标。

注：本表企业行业分类标准为 2011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的门类类别(下同)。

(三)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分析

(1)社会环境压力是影响企业参与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老区企业较高的环境信息披露参与度看,这与近年来党和国家、社会等大力倡导节能减排、生态文明建设等生态环境保护是密不可分的。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环境压力,必然会督促企业积极加入生态环境保护者的行列,并以披露环境信息方式展示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老区,多数企业限于经济技术水平、专业人才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在不能提供可靠、相关环境成本信息的情况下,企业也以披露定性或定量的数量信息等方式积极参与环境信息披露,显示出了较高的环境信息披露参与度。(2)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信息提供能力制约了定量信息的充分披露。正如前文所述,当前绝大多数企业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没有采取可行的措施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但迫于社会环境压力,企业不得不表现出关心,并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表象。同时,一部分愿意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企业,但限于自身经济技术水平或专业人才素质等能力不足,企业无力提供相关、可靠的定量业务信息,甚至环境成本信息。因此,出现了老区企业较高的定性信息披露水平,不高的定量信息披露水平这一奇特而又正常的现象。(3)缺乏《环境会计准则》的指导,制约了企业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质量。可靠、相关的企业环境成本信息需要有明确的企业环境成本确认、计量等核算方法、规则的指导。但我国至今尚无专门、可操作性强的《环境会计准则》为企业确认、计量环境成本提供指导,必然会导致企业会计人员对新兴的环境成本的确认、计量等核算工作束手无策。新《会计准则》虽在多个准则中零星、分散地对环境成本确认条件、计量属性等核算和信息披露做出了规定,但可操作性不强。因此,企业无力提供相关、可靠的环境成本信息。即使提供了,也以分散、零星的方式散落在会计报表附注之中,制约了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质量。(4)环保法规是企业是否披露企业环境成本信息的决定因素。从表(3)看,样本企业中属于重污染企业的共有15家,其中,上市公司5家。披露企业环境成本信息的也正好是这5家企业。同样是重污染企业的另外10家企业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不披露企业环境成本信息。统计发现,另外没有做任何环境信息披露的企业,无一例外都属于非重污染企业。我们很难用企业经营管理者或决策层的社会责任意识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显著差异的是我国环保法规,尤其是《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等环保法规对企业披露环境成本信息的强制性要求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没有要求污染物排放超标企业披露环境成本信息,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要求火电、钢铁、水泥等重污染企业披露环境污染事件对公司经营以及利益相关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重点说明在环保投资和环境技术开发方面的情况——这正是企业环境成本构成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企业是否披露环境成本信息,关键取决于环保法规是否对其做出了强制性披露要求。(5)企业经济技术水平制约了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方式的选择。老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规模以上经济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企业较少。因此,出现了部分企业无任何环境信息披露,即使部分规模较大企业进行了环境信息披露,但披露的方式也非常单一的现象。同时,笔者发现,同时在公司网站、社会责任报告和会计报表及其附注中披露企业环境成本信息的企业,都是少数几家跨国、跨地区经营的大企业。可见,企业经济技术水平是制约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方式的关键因素。(6)企业经济实力决定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水平。石油、天然气、煤炭等采矿业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经济效益最好的少数国民经济行业之一。制造业、电力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相对而言,经济实力较弱、经济效益较差。经济实力和经济效益的差异,必然会造成行业企业经济技术水平、专业人员素质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因此,在老区企业中,企业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水平呈现采矿业最高、制造业、电力和燃气生产与供应业明显偏低的现象。

三、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完善的对策

(一)营造强大的社会环境压力,提升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参与度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通过推进节能减排和制度建设加大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的号召。因此,全社会应加强宣传教育,帮助企业、政府环保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树立科学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环保意识,营造人人、事事、时时都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社会环境压力,促进企业积极、实质性的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工作,以进一步提升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参与度,为信息使用者分析、评价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绩效,并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信息。

(二)完善环保法规,提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水平

前已述及,环保法规是企业是否披露环境成本信息的决定因素。因此,通过完善现有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等环保法规,进一步扩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主体范围、明确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和途径等,以提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水平。

(三)适时制定《环境会计准则》,提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质量

环境成本信息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可计量的对价”。因此,加强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突破环境会计要素确认、计量瓶颈问题,适时制定诸如日本《环境会计指南》的《环境会计准则》,明确企业环境成本的确认条件和计量标准,有助于破解当前会计人员面对环境成本束手无策的难题,为企业正确核算环境成本提供指导,帮助企业提供可靠、相关的环境成本信息。规范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质量。“会计具有一项重要的品德上的特征,即探求和说明事实真相。”因此,通过《环境会计准则》客观、公允地确认、计量、披露企业环境成本,有助于提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质量,实现环境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目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质量。通过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环境会计准则》,让经济技术水平不高、经济实力不够强的中小企业也能够完成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和信息的披露,进而扩大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的主体范围,并确保其披露质量。在这方面,日本《环境会计指南(2007版)》为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提供详尽参考标准的同时,把参考对象扩大到中小企业]的成功做法可资借鉴。

(四)探索切实可行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方式和途径,实现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持续披露

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方式和途径的选择主要受企业经济技术水平的制约。因此,如何根据老区企业自身的经济技术水平等客观实际,探索通过企业网站、宣传简报、独立社会责任报告、会计报表及其附注等切实可行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方式和途径,是实现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持续披露的基础。

(五)加大执法与监督力度,提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水平和质量

不同地区之间政府的监管与执法力度差异是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关键因素。同时,国家环保监管的严格化会促进企业加强企业环境成本核算和信息披露。因此,在完善环保法规立法的同时,政府环保监管部门在执法、监督时必须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方面确保环保法规的全面、有效实施,实现立法目的;另一方面,防止部分企业通过选择生产地域,逃避环保监管。另外,通过环保宣传,提升社会公众,尤其是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让他们成为企业环保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督者,也必然会提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水平和质量。

(六)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提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质量

会计的最高目标是“帮助某人了解企业。”企业拥有能正确理解并准确应用《环境会计准则》的会计专业人才是提供高质量环境会计信息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通过会计专业学历教育、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和专业培训,提高核算、披露企业环境成本专业人才队伍素质,有助于提高企业环境成本信息质量,实现会计目标。

参考文献

[1]赵德武:《论会计目标的重新构造——一种融合理论及其应用》,《财务与会计》1997年第9期

[2]刘金彬、胡世强、杨明娜等:《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制度创新研究》,《财会通讯》2012年第11期。

[3]W.A佩顿(Paton)、A.C利特尔顿(Littleton)著,厦门大学会计系翻译组译,葛家澍、林志军校:《公司会计准则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四川革命老区 第8篇

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和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 采用了韩诚2009年6月在论文中提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的评价标准。从新农合参合率、基金支付率、人均筹资水平和住院补偿率四个方面对老区新农合的运行进行评价。并对得到的数据用SPSS软件进行了统计分析, 使研究结果更客观真实。

一、调查结果呈现

1. 新农合参合率

以绵阳市革命老区新农合参合率为例, 从该市五个革命老区县 (市) 的参合率统计 (见表一) 得出以下结论:绵阳市革命老区县 (市) 的新农合参合率逐年增加。 (北川县除外, 由于汶川大地震, 参合率下降) 。

数据来源:绵阳市各县市区2008年新农合相关统计指标分析和2011年德阳市公众信息网的信息整理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 农民是否参加新农合, 主要受个人收入的影响。从图1可以看出, 参合意愿最高的是五保户和特困户。调查中发现, 由于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帮助他们缴纳个人缴纳的部分, 因此他们的积极性很高;其次是人均年收入在1 000~3 000元的农民, 本文将之划分为中等收入人群。对这部分人群而言, 农村商业保险的保费要大于新农合的保费, 且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及健康状况较为关心, 因此, 他们更愿意参加新农合;对于人均年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农民, 本文将之划分为低收入人群。由于新农合目前是以“户”为单位缴纳, 一般家庭平均有5口人, 相对于他们的收入, 每年的保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且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太关心, 生病能拖则拖, 即便就医也宁肯选择附近的小诊所自费就医, 极少去新农合的医疗机构就诊;还有一部分人均年收入在3 000元以上的农民, 本文将之划分为高收入人群。占到该类人群的76.2%。加上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是一年一缴, 这类人群长期在外, 对当地参合率带来极大的影响。在调查中发现, 少数相对富裕的农民更愿意缴纳金额更高、覆盖范围更为全面的商业医疗保险。

2. 基金支付率

在四川革命老区中, 选取扶贫重点县中贫困村人口10万以上的几个大县进行对比 (见表2) , 结果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 2010年贫困村人口10万以上的四川革命老区扶贫重点县的新农合基金支付率都较高, 说明各地新农合的基金都得到了很好的使用。其中, 宣汉县和通江县的基金支付率较高, 这与当地政府的宣传与政策贯彻分不开的。宣汉县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为民办实事的民生工程来抓, 不断巩固完善新农合医疗制度, 让群众真正享受到了惠民工程带来的实惠;通江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新农合工作, 通过电视、报纸、标语等多种形式宣传新农合政策, 提高了农民群众对新农合补偿政策的知晓率, 确保了筹资工作有序开展。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统计年鉴 (2011) 和2011年德阳市公众信息网的相关信息整理

3. 人均筹资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四川省政府公布的各年度数据整理

自付医疗费用比例高是导致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省政府根据四川省具体的省情, 制定出了各年度的人均筹资水平的最低标准 (四川革命老区各县 (市、区) 也按照该标准执行) 。从表3可见, 从2007年开始, 四川省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不断提高, 其中,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主要部分的资金筹集, 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老区人民的关怀, 对农民的健康风险防护的作用更有效。

4. 住院补偿率

以绵阳市革命老区各县市住院实际补偿比为例, 2008年, 盐亭县的住院实际补偿比为40.37%, 梓潼县为39.57%, 北川县为36.06%, 平武县为30.54%, 江油市为38.72%, 绵阳市为37.67%。从以上数据可见, 各地住院实际补偿比例差距不大, 但各地新农合现有补偿能力和保障水平有待提高。以宜宾县为例, 在对住院病人对就医地点的选择及原因调查时, 51.19%的农户选择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见图2) 。其原因, 在选择在乡镇卫生院治疗的农户中, 86.4%认为乡镇卫生院近, 比较方便, 53.48%农户觉得乡镇卫生院是定点单位, 可以报销。

资料来源:根据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龚丽兰的实地调查的数据整理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老区新农合的参合率、基金支付率和人均筹资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在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和安排资金、项目时, 对革命老区给予了积极支持和照顾。扶贫部门亦围绕如何促进革命老区发展问题,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四川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革命老区发展, 设立革命老区专项扶持资金, 努力增加扶贫投入。因此, 通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 老区人民的健康保险意识逐渐增强。

2. 各地新农合经办人员严重不足

以泸县第二人民医院为例, 该医院是一级甲等综合医院, 担负着辖区三镇九个乡镇卫生院的业务技术指导和公共卫生工作。2011年1~12月, 全院接诊新农合病人9 172人次。其中门诊病人285人次, 住院病人8 887人次。但该医院新农合办职工才2人。又如玄滩镇参合农民总人数79 032人次, 镇合管站职工才3人。因此, 在新农合费用报销过程中, 难免出现老百姓反映新农合办服务不到位。

3. 农民的收入影响着新农合的参合率

新农合本质上是一种农村相互医疗保险制度, 其基金少、规模小、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在调查中发现,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富裕起来的农民更多地愿意参加缴纳金额更高、覆盖范围商业医疗保险, 这对当地参合率有一定的影响。同时, 由于四川革命老区地处偏僻山区, 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贫困人口较多。随着国家不断调高的人均筹资水平中个人缴纳部分的相应增加, 部分贫困人口则会考虑下一年是否参合,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下一年的参合率。

4. 部分疾病的自费药品比率过高

以江油市文胜安顺2组何凡患者为例, 2009年9月, 因尿毒症住院8天共花5 218.83元, 新农合仅报销468元。后病情变重, 同年10月, 在石家庄肾病医院治疗21天, 所花费用10 400.92元, 仅报销2 614元。他的治疗用药大部分为医保中的自费药品, 医疗费用已经让他的家庭无法承受。在调查中了解到, 诸如尿毒症和白血病这类大病在农村中较为常见, 这类病的自费药品比率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活以及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

三、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路径

1. 新农合实施的主体——国家和地方政府

(1) 增加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的投入, 实现“输血式”扶贫。首先, 增加各级新农合设施的投入。继续完善以老区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建设。特别是加快老区县级人民医院和中级医院的建设和改造, 并加大对老区村卫生室建设扶持力度。在调查中, 农民主要选择就近就医, 主要在乡镇卫生院和县 (市、区) 卫生院, 这就造成了乡镇卫生院的“供需矛盾”突出。因此, 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增加对该类医院的投入, 改善其就医条件, 特别是医疗设备, 使农民就近就能享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对中医院 (民族医院) 、传染病院、精神病院、职业病防治院、妇产医院和儿童医院等在投入政策上也可予以倾斜, 减少农民对大病和疑难病的负担。其次, 提高各级医生, 特别是乡镇医生的待遇。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 做好医疗卫生服务。再次, 增加农民的投入。新农合实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轻患者负担。一方面, 各级政府应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生动的、具体的实例讲解, 提高农民的健康保险意识, 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 实事求是地宣传新农合的政策, 使农民更透彻地理解并接受新农合制度。对于部分农民反映的自费药品比例过大的问题, 可及时宣布国家关于自费药品的相关规定。定点医疗机构和临床医生必须向新农合住院病人的使用自费药品、大型检查、高值耗材的价格和使用的必要性, 并经患者签字同意。除此, 还应设立专项基金, 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医疗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公共卫生服务功能, 加强疾病的监测与预防控制。

(2) 健全各级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以“管办分开”为原则, 聘请懂政策、懂医疗、懂管理、懂计算机的专业财务人才充实各级新农合管理中心, 提高各项工作的科学性, 实现基层新农合管理中心与乡镇医院的真正脱离, 确保新农合资金的专款专用。

(3) 提高老区人均筹资水平。四川革命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其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使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其他地区。因此,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可考虑提高四川革命老区的人均筹资水平, 特别是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筹资部分, 以示对老区人民的关怀。同时, 也可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 如对新农合参合年限达到相关规定年限以上的农户, 对个人缴纳部分可以减少或者免缴, 激发他们参合的积极性。

(4) 采取各种措施, 增加革命老区的“造血”功能。要使老区发展经济、摆脱贫困, 关键是调动老区人民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单纯的生活救济向经济开发转向。结合老区自身资源禀赋, 选择能帮助老区人民增强造血功能的靠科技, 投资少, 见效快、效益好, 经济开发项目, 而不是单纯“输血”, 这样, 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 又提高了新农合的参合率。只有提高老区农民的收入, 从源头上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 老区人民“看病难, 看病贵”现象就会迎刃而解。

2. 新农合的受益者———农民

首先, 通过对新农合的大力宣传, 增强老区人民健康保险意识。认识到新农合是有效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重要举措, 从而积极参合, 得到实惠。其次, 老区人民应在政府的扶持下, 勤劳致富, 增加收入, 加快老区经济的发展;再次, 应加强身体锻炼, 积极参加形式多样的活动, 使老区人民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减少或降低患病的风险。

参考文献

[1]蒋远胜, 张世贵, 申志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过程和效果的调查与评价——基于四川、重庆、贵州和河南15个试点县的分析[J].社会保障, 2008 (10) .

[2]韩诚.四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效果评价[D].成都:四川农业大学, 2009.

四川革命老区 第9篇

“体验式”设计概念的核心是强调消费者的参与感, 旅游中的体验设计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情境, 让旅游者身处其中以全人参与的方式来感知旅游之地, 从而留下深刻而美好记忆。

二、背景概述

1.革命老区旅游资源概述

革命老区通常地处偏远山区, 其自然景观、农耕场景与城市高楼繁华形成强烈对比, 这种反差一方面使革命老区具备独特的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另一方面在革命老区的热土上曾留下过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和许多珍贵的革命历史遗迹, 这些都承载着后世革命精神的传承与转化作用;再者, 革命老区还具有自身地方特色与民间文化等非物质层面的其他资源叠加, 这就使革命老区的旅游开发更具深度与广度。

2.广元地区旅游资源概述

广元位于四川盆地北部的川陕甘三省交界处, 地处山丘、盆地与江水共融, 气候条件集南北之所长;广元古往今来既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走廊, 也是女皇帝武则天的诞生之地, 近现代更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的地理人文特点造就了广元地区旅游资源的主要构成:历史文化遗址景区、生态自然景观、红色文化与地方非物质文化资源。然而, 广元地区主要旅游景点的打造与近年来国内各地风景区规划设计相似度极高, 总体情况鲜有地域文脉特色与全人体验之感。为了打破这种雷同又传统单一的观光游走式旅游, 以下将体验式设计概念切入到广元历史文化遗址、生态自然景观、红色文化与地方非物质文明三个层面, 以打造“主题体验区”的方式为革命老区的人文生态旅游做整合设计。

三、广元地区人文生态旅游三种“主题体验区”思路

本文基于体验式旅游中的情景再现与全人参与的核心理念, 针对广元地区的人文生态旅游策略, 提出三种“主题体验区”的设计思路:

1.思路一:以乡村生态景观建立“农耕文化体验区”

“农耕文化体验区”即是以原有观光景点为中心沿途整合村落民居打造成的体验区域。由于乡村民居建筑本身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可作为景观, 另外原住居民们的农耕场景及相关文化也彰显了地域性文明的发展进程, 作为景观的同时更提供游客可亲身参与其中的机会。所以, “农耕文化体验区”的设计切入可选择当地最具特色的农家村落建筑, 将典型的村落自然元素如古桥、老树、小溪以及居民农耕元素如、菜地、麦场、水车、石碾等设置在其中, 另外, 在体验区域内可再营造相应景点的瞭望台、品茶休憩站、农耕体验工作坊、作物和农具知识课堂等等。如此, 使外来游客的游玩不仅是观光风景, 更可亲身体验当地的地域建筑特色与农耕生活方式体验的乐趣。

2.思路二:围绕历史人物及遗址建立“名人故里体验区”

“名人故里体验区”主要是以名人旧居、纪念馆、主题公园等有形建筑的展示与名人相关的文化挖掘体验。所以, 体验区的打造应该基于“故事”的情景烘托与真实氛围的体验为核心, 并以相关的遗迹、典故、言论和名人思想等文化传承的多样化产品与主题活动呈现。也就是说, “名人故里体验区”的规划设计应为游客获得真实的情景体验创造条件, 尽量保持原貌注重场景设置, 可采用非固定性的设施与图像为旅游者设计一个名人活动场景, 制造一种当年名人活动环境, 并最大限度的给予旅游者“五感”体验, 营造一种当年氛围, 完成亲身参与, 增加与名人生活状况的感知度。

3.思路三:革命精神的“红色文化主题公园”

“红色文化主题公园”是在革命纪念地建立专门的体验区, 还原革命军事与文化在当地当时处境下的呈现, 并将生态性、真实性、教育性与互动性等有机结合的主题公园。广元老区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广元地区需要挖掘本地红色文化的核心主题并与当地生态环境共融共生, 以到达对外它是一个展示广元地区红色文化的博物馆与旅游度假区, 可供游客学习和体验革命精神的场所;对内它为城市居民提供日常休闲空间的效果。如此, 既不至于与其他红色景区的出现雷同重复而失去吸引力, 也能让本地居民游客真实感受到历史的延续与存在感。

四、“主题体验区”特色产品开发设计策略

1.“农耕文化体验区”的土特旅游产品再设计

时下, 乡村的野味和原生态农耕作物等绿色有机食品越来越受旅游者的青睐, 在“农耕主题文化区”的旅游产品设计中, 可围绕土特产品的绿色有机性、地域独特性及包装的情感互动性上再设计, 让旅游者在购买时不只为食品本身买单, 更使该特产被赋予情感的记忆与需求的共鸣。

案例一:包装的开启方式唤起对核桃童年的记忆——用门夹, 运用产品的外观和包装、结构等, 来唤起我们对吃核桃的情感记忆。 (图1设计者:舒莉)

案例二:包装便于携带、独立包装、可折叠、可压缩、可拆卸的米仓山蜂蜜——让食用者远离黏黏的感觉;包装材质是不染色的纸类让人有亲切感, 原生态感。 (图2设计者:李惟芳)

2.历史名人与文化遗址、景点的衍生产品再设计

传统的观光景点的旅游产品通常只注重“纪念”性质, 而忽略产品本身的实用功能。围绕广元“名人故里体验区”可将产品功能与名人文化相关设计元素结合, 进一步挖掘探索旅游产品的新功能创新的可能性。

案例一:登山仗设计——解决在旅游登山过程中的实际需要, 挂带新功能方便提取置放。同时很大程度解决了长时间携拿口袋带来的不便。 (图3设计者:梁晓)

案例二:广元印象系列书立——以广元凤凰楼、廊桥、剑门关、皇泽寺等著名景点、历史遗址为元素设计。 (图4设计者:王键)

3.“红色文化体验区”文创产品设计

近年来, 红色文创产品在很多集市或旅游景点都持续升温, 主要是以红色文化作为核心提取相关元素在大众时尚的消费品中加以设计应用。从有形层面来讲, 就是对于革命时期的符号与元素的运用, 而更好的红色文创产品设计会注重产品与使用互动层面的革命精神的无形传达与体验。

案例一:针线盒设计——千家万户必备的小东西为题材, 以五角星和纪念章造型组合成的针线盒设计, 即代表革命年代的简朴日常生活形态, 也让使用的人们体会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 并借以推广简朴生活理念。 (图5设计者:胡铂)

结论

在人文生态旅游和红色文化旅游持续升温的今天, 不同革命老区的旅游开发应结合当地的文化、自然资源特色, 积极挖掘与探索可被游客充分体验和感受的渠道, 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进行整合利用, 以最大程度的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绿色旅游项目。

参考文献

[1]孟英伟.体验旅游视角下名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J].衡水学院学报, 2014 (8) .

[2]周向频, 刘曦婷.红色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主题化设计方法探究[J].2012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 (IFLA) 亚太区会议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2年会论文集[A], 2012 (下册) .

巴中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模式探讨 第10篇

一、调查区域及样本概况

2012年8月,本研究采取随机方式对128户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22份,有效率95.3%。被调查对象中,男性102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83.6%,女性20人,占16.4%。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有10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8.2%;36—45岁的占22.9%;46—55岁的占28.7%;56岁及以上的占40.2%。受教育年限6年及以下的有50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41.0%;9年的占52.4%;12年及以上的占6.6%。

二、巴中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的特殊性

(一)自然资源丰富

巴中革命老区自然资源丰富。植物种类繁多,有3 000多种植物,其中包括一些珍稀树木,森林覆盖率54.5%。银耳、木耳、香菇、金银花、核桃、茶叶等特色农产品较为丰富,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有天然气、花岗石等50多种金属矿和非金属矿产资源。特色旅游资源极具潜力,红色(红军文化)、绿色(自然生态)和特色(溶洞景观)旅游资源丰富,红色旅游被列入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有光雾山·诺水河国家AAAA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和4个国家森林公园(巴州天马山、通江空山、南江米仓山、平昌镇龙山)。

(二)自然环境恶劣

巴中属典型的盆周山区,地势北高南低,三级阶梯状构造,由北向南倾斜。北部为深切割中山,中切割中山,中部为中切割低山、浅切割低山;南部为丘陵,沿河两岸及台状山顶有平坝。丘陵、平坝面积约为1 243平方公里,占幅员面积的10%;山地占90%。农民居住分散,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地质灾害多。巴中市有137万农村人口居住在海拔800米以上的北部高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洪水淹没区等不宜人居、生产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旱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每年因灾返贫约2万人,占农业人口的5‰左右。1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了巴中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环境改善。

(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巴中革命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巴中交通、水利、电力、能源、通讯等方面的建设仍然滞后。在被调查对象中,有75%的农户认为“基础设施薄弱”,表现在:除市、县的主干道外,大量的县道、乡道、村道建设不足,通达深度不够,惠及范围不广,不少地方仍有行路难的问题。2010年,巴中市有1 424个村未通沥青(水泥)路,晴通雨阻现象突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薄弱,欠账较多,全市没有一座大型水库,病险水利设施多,农业还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1]。不少乡村农民饮水困难,有103万人饮水不安全[]。有效灌溉面积75 820公顷,仅占耕地的49.6%。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电网改造尚未完成,部分农村通电难。在被调查对象中,有25%的农户认为“通讯信号不好”。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差,是巴中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和瓶颈制约。内部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外部资金进不来,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进程。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缺乏后续资金投入和管护,一些道路因无人管护而损坏,损坏后更无钱修复。如通江用连片扶贫开发项目资金修建的灵山路,因无人管护,路面已经严重损坏,更无修缮的后续项目资金。

(四)农民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巴中市人才十分缺乏,发展能力不足。在革命战争时期,巴中有12万人参加红军,其中有4万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达110万人以上,创造的价值留在了外地,全市每年有1万名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回本地就业。全市仅有一所高等院校—巴中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2月成立),没有市以上科研院所,现有科技人员仅占总人口的1.2%,科技创新要素严重匮乏。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掌握的农村实用技术较少,知识、技能水平较低,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8.5%,掌握专业技能的仅占农村劳动力的23.5%,1有55%的外出务工人员是靠从事建筑、采掘等体力劳动挣钱,劳动生产效率低,收入低,依靠打工增收也存在较大难度。留守的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务农劳动者素质普遍不高,农业收益不高。

(五)农村贫困问题突出

巴中革命老区贫困问题突出,农民收入较低,贫困人口多。

1.贫困程度深

2012年,巴中革命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5 387元,为四川、全国平均水平的76.95%和68.04%,并且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全省的差距呈不断拉大趋势。家庭经营性收入是主要收入来源,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6.26%;家庭经营性收入中农、林、牧业收入占89.77%。农村产业发展薄弱,很多山区没有特色农业,只有传统的种植业,收益较低。在被调查对象中,45.08%的农户选择“当地没有特色产业”。这些农户一般是居住于偏僻山区,当地没有发展特色农业。由于传统的农产品品种单一,品质较差,市场竞争力弱,商品率、加工率、产业化程度较低,很多农户生产的产品多用于自给,对外出售少。部分新农村建设试点地区发展了特色农业,但土地经营规模小,亩产量较低,经济效益不明显。养殖业受山区畜种生产周期长的影响和动物疫情威胁,出栏率低、商品率低;经济林木和药材种植总体规模小、质量差、布局分散,短期内难见效益。种养业难以成为增收的主要依托。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四川统计年鉴,2013

2.贫困范围大

按照2 300元的新扶贫标准,巴中市2012年仍有100万左右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贫困人口散居于四县(区)的各个乡镇,其中有30.89余万户农户居住在土坯房(危旧房)中、5.6万户居住在安全隐患较多的灾害区、2.8万户居住在高寒山区、2.1万户居住在需要搬迁的沿路沿边地区;城镇化率仅为31.3%,分别比全国、全省低20.4、10.9个百分点。1

三、巴中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模式选择的原则

(一)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指根据当事人的意愿选择作为或不作为。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巴中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模式选择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充分听取农民的意见,征得农民同意,以农民自愿、村民自治为主,辅以政府引导[2]。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提高自我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引导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立足自身实现脱贫致富。

(二)因地制宜原则

因地制宜是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或采取适当的措施。巴中革命老区农村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种植优势、文化资源和区位条件,要根据财政财力、农民承受能力和当地实际情况选择建设模式。巴山新居建设宜聚则聚,宜散则散;主导产业选择要根据当地传统优势、发展基础、农民的技能等因素,做到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保持巴山文化传统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三)发展原则

发展原则是指选择发展方向、设定发展目标、寻求发展道路、制定发展策略时必须同时考虑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解决当前农业、农村、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又要考虑农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用“城乡统筹”、全域扶贫的理念规划巴中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既要符合农民意愿,满足当前需要,又要适度超前,统筹协调,考虑今后的发展,与长远的发展目标相协调。

(四)输血和造血并举原则

巴中是贫困老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每年有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支持。应整合外来扶贫资源和巴中自身资源条件,“输血”和“造血”并举,提高巴中农村自我发展能力。扶贫方式由“授人以鱼”向“授之以渔”转变。把提升农民素质作为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实行救助与开发结合、扶贫与扶智并重,既注重“输血”,更注重“造血”,增强农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四、巴中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模式及适用条件

(一)特色农业带动型模式

特色农业带动型模式是指根据当地气候、土壤、区位、种植(养殖)传统优势、市场需求等资源(自然、社会、经济资源)潜力,确定一种或几种特色农产品,推进土地流转、业主经营或一家一户生产统一销售,形成规模种植(养殖),种养加、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实现规模效益的农村建设模式。如“一乡一品”、“一村一品”、“专业村”建设等。这种模式直接带动农村劳务、储运、加工、包装、餐饮等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巴中有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发展的传统和优势,可以根据当地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走特色农业发展道路。(1)发展特色种植业。巴中具有富硒茶、食用菌、金银花、川明参、核桃、银杏、绿色有机蔬菜种植传统和优势,可以大力发展“一县一业”、“一乡一色”的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如:通江县可建成富硒茶产业带、食用菌产业带,空山乡以猕猴桃,食用菌,洋芋为主导产业;南江县可建成富硒茶产业带、金银花基地和川明参基地;巴州区建成有机蔬菜产业带;恩阳区关公乡西南村葡萄、蔬菜产业带。(2)发展特色养殖业。巴中有黄羊、黄牛、生猪、土鸡等养殖传统。可以发展以生猪为基础,家禽为优势,草食性牲畜为特色的畜牧业。如:通江县空山乡的黄牛养殖业;南江县的黄羊养殖业;通江县的青峪猪养殖业;巴州区、南江县、通江县、平昌县的巴山土鸡养殖业。

采用特色农业带动型模式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自然条件优越,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光热资源、水资源、土壤资源、农业基础条件等适宜种植或养殖;第二,要有较长的种植、养殖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三,要规模经营,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效益;第四,要有市场比较优势,交通运输便利,具有明显的质量价格优势和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力。

(二)旅游休闲产业带动型模式

旅游休闲产业带动型模式是指根据乡村地域和旅游资源优势,顺应旅游业发展趋势,规划创造出灵活多样的、具有市场消费潜力的新型旅游休闲项目,带动农村发展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旅游休闲产业有多种发展方式,如:自然风光观光、田园风貌观光、田园农业休闲体验、农家生活体验、农家大院游览、民俗文化活动体验、红色旅游、特色餐饮等模式[3]。

巴中旅游资源丰富,可以概括为“红色、绿色、特色”。“红色”是指以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苏区首府”为代表的红军文化,革命遗迹、旧址遍布全市。“绿色”是以米仓山等4个国家森林公园为代表的绿色旅游资源。“特色”是指以光雾山—诺水河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为代表的特色旅游资源[4]。巴中可以将旅游发展与扶贫开发、特色农业产业培育紧密结合,开发以秦巴山脉自然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科普探险等为特色的综合性旅游产品,培育一批生态天然、民风质朴、文化独特、怡人宜旅的旅游小镇和旅游山村,打造乡村旅游产业带和示范区[5]。同时,推进旅游区内交通运输、餐饮住宿等行业发展和旅游产品开发,延伸旅游产业链。以休闲旅游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采用旅游休闲产业带动型模式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民俗文化,独特才具有长久生命力。第二,形成完整的旅游产业链,吃、住、行、游、购、乐六大要素齐全,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游客多方面的需求。第三,交通方便快捷,满足游客出行需求。

(三)工业企业带动型模式

工业企业带动型模式是指根据乡村自身的基础和资源条件,以市场为导向,整合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创办工业企业,带动农村发展模式。农民就地进厂务工,获得务工收入。工业企业发展,带动乡村第三产业发展。乡村经济由农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转变,经济效益快步增长,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

巴中革命老区具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矿产资源,可以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和特色矿产资源加工业,延伸产业链,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积累。(1)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巴中革命老区可以利用优质农业资源,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发展食品、茶叶、中药材、食用菌、畜禽等农产品加工业,生产天然绿色食品和地方特色保健品,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壮大乡村积累。一方面,解决初级农产品销路问题,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农民就地务工,增加劳务性收入。这就需要扶持培育产业带动力强、示范性广、经济效益显著的农业龙头企业,实行规模化生产、企业化经营、一体化服务。同时,提高农产品加工质量,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区域品牌产品,如巴山土鸡、南江黄羊、通江银耳等。(2)发展特色矿产资源加工业。巴中矿产资源丰富,可以对矿产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提高矿产品附加值,增加乡村工业积累,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务工农民收入,带动当地乡村发展。如对煤炭、铁矿和霞石、花岗石、钾长石、石墨等非金属矿等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开拓新的应用领域,延长产业链和产品链,发展新型干法水泥、优质玻璃、陶瓷、新型建材等。

采用工业企业带动型模式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具有区位优势,适合濒临城市的近郊农村,交通条件便利;第二,当地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农产品资源,满足原料就近供给;第三,有能人或龙头企业,工业企业直接与市场对接,需要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这就需要农村“能人”出现或龙头企业带动。

(四)生态移民新村模式

生态移民新村模式是指对生存条件恶劣、地质灾害易发区、洪水淹没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等不宜人居地区的住户进行有序搬迁,分期分批实施易地搬迁:一部分农户迁入生产生活条件好、有足够土地的村或乡镇,从事农业或养殖业;一部分农户迁入就业条件好的中小城镇、工业园区,从事非农产业;一部分农户迁移到适宜人居的区域,建立移民新村。

巴中市位于秦巴山区的核心区域,属典型的盆周山区,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地质灾害多。生态移民新村模式是适合巴中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的模式之一。巴中可以选择交通条件便利、地势平坦、生态环境良好的出境通道口、城区周边、公路干线、重大工程拆迁区等区域建设移民新村,规划建设“巴山新居”,配套建设农田水利、农村道路、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和环境治理;发展现代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对移民进行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实现移民就近就业、转移就业或自主创业,为搬迁移民增收致富和长远发展创造条件。

生态移民新村模式适合于生活在生态比较脆弱地区,需要迁移出来的缺乏二、三产业就业技能的农户。新村的选址对土地、水源和交通条件要求较高。移民新村建设,首先,要培育和发展后续产业,提高移民自我发展能力;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居民住房及附属设施、教育、文化、卫生等必要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事业设施,改善生产生活环境,解决好移民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使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结语

丰碑 一个革命老区的生命动力 第11篇

临沂地处鲁东南，面积1.72万平方公旦，人口1072万，是山东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市。这是一片用文明点亮生命的土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书圣王羲之、智圣诸葛亮等历史名人灿若星辰。这是一片用生命诠释奉献的土地，沂蒙精神感动中国，红嫂乳汁救伤员、沂蒙六姐妹英勇支前的事迹感人肺腑，孟良崮战役震惊中外。

临沂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1926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火种。1938年，党中央、毛泽东指示建立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五师主力挺进沂蒙，沂蒙成为中国車命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沂蒙革命根据地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一直到建国前夕，是全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长达10年的革命战争岁月旦，沂蒙人民怀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对人民军队的无限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万众一心，全力支前，演绎出一个千感天动地的红色故事。支前的滚滚车轮从这里走过，送子送郎参军的场面感动过千万人，红嫂挤乳汁救伤员、沂蒙六姐妹英勇支前的故事感人至深，《沂蒙山小调》由此唱响大江南北……

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英雄的沂蒙人民以“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精神，将革命一程又一程地推向胜利，谱写了军民血肉相连共同奋战的光辉乐章，激励一代代沂蒙人勇于创新，不断进取。

十年浴血奋战，沂蒙人民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面对战争留下的创伤，沂蒙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继承和弘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家国，努力改造革命老区贫穷落后的面貌，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愚公移山，改造山河，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在沂蒙山区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建设壮举中，厉家寨改造山河、王家坊前兴办农业合作社、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因受到毛泽东主席批示在全国推广。为了改变山区缺水的生产生活条件，使鲁南苏北免除水患，从上个世纪5。年代末到60年代初，沂蒙人民先后建起了44座大中型水库。为了水库建设，40万农民自愿离开祖辈居住的家园，搬上了贫瘠的荒山。

1985年，临沂被列为全国18个连片扶贫重点地区。临沂人民发扬坚忍不拔的精神，10年奋战，到1995年底，一举在全国18个连片扶贫地区中率先实现了整体脱贫，成为全国革命老区中惟一没向国家要钱脱贫的地区。艰苦创业、开拓奋进的沂蒙精神又一次得到发扬。

2004年，对于临沂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八路军——五师挺进沂蒙山区、建立沂蒙抗日根据地65周年；这一年，全市GDP历史性地突破1000亿元；这一年，临沂市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也是在这一年，中共临沂市委确定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沂蒙精神的内涵。这是对“沂蒙精神”内容最新的一次提炼、升华、概括和完善。

沂蒙精神的发展和弘扬，受到党中央和中共山东省委的高度重视。1992年7月之8日，江泽民同志到临沂视察，欣然写下了“弘扬沂蒙精神，振兴临沂经济”的题词。2002年1月7日至9日，胡锦涛同志到临沂视察，对弘扬沂蒙精神给予充分肯定：“临沂几任领导班子坚持把发扬革命传统同弘扬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沂蒙精神，带领广大千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使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11年6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临沂考察时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临沂人民大力弘扬伟大沂蒙精神，实现了脱贫致富。现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需要沂蒙精神。要把沂蒙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赋予她新的使命和时代内涵，使之代代传承、发扬光大，成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

诞生于血与火的战争年代的沂蒙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长与发展，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提高与升华。进入新世纪以来，沂蒙精神融革命传统和时代精神于一体，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丰富发展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激励沂蒙人民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沂蒙精神的感召下，沂蒙大地不断诞生着奇迹：昔日“四塞之崮、舟车不通”的革命老区，从上世纪80年代创办批发市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和重要的物流基地；科学规划，临沂碧水绕城，沂河两岸柳绿花红、高楼林立，一派水乡风情；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一批文艺精品获得国家顶级大奖，成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进典型，经济文化一体化融合发展。

今天，沂蒙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正在赋予沂蒙精神新的内涵。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沂蒙人民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以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开放胸怀，全力建设开放、富裕、文明、美丽的大临沂、新临沂。

陕西省举行革命老区书画展 第12篇

本刊讯6月11日, 由陕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主办的革命老区书画展在西安曲江亮宝楼隆重举行。陕西省慈善协会终身名誉会长、陕西省原常务副省长徐山林, 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白云腾, 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力贞, 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陕西省原副省长张伟, 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霍凤梅、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姚天福、邱光灿出席。

中国革命老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全国1389个革命老区县 (旗、市、区) , 分布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老区人民为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次展出的作品均出自关注老区产业的领导、书法家、画家等, 集200余幅作品荟萃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