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职能转变范文

经济职能转变范文（精选11篇）

经济职能转变 第1篇

一、政府职能转变的原因

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 000美元的标准,正进入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期。一方面经济与社会转型提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均衡使各种矛盾不断暴露;三是这一时期也是消耗资源最多,人与自然较量最为严重的时期。目前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均衡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其中,人与自然环境和贫富差距是不均衡中最重要的因素。不能以GDP取代一切,要改变传统的不惜代价的那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方式,真正转向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放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方式。国家审时度势,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英明决策。为此,政府必须树立新的发展和管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为经济的顺利发展营造良好的条件。

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关系中国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长期效益和环境效益,完全靠市场主体和市场自发的力量而离开了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府应负有特殊责任,发挥关键作用。针对政府职能,温家宝总理指出,各级政府应该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在进一步搞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应该按照这一原则甩掉那些不该管的事,认真承担起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保障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责

1.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

排污权是关于环境资源的使用权,拥有排污权就拥有了一定量的使用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的权利。政府在一级市场上对排污权进行初次分配,企业之间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许可证交易。

2.构建法律法规体系。

第一层面为基础层,构建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法;第二层面是综合性法律,如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管理、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等;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绿色消费、绿色采购法律法规,着手制定容器与包装、家用电器、建筑材料、食品等分类回收法规,健全废物回收制度。

3.实行重大项目的专家论证、顾问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

鼓励地方政府成立循环经济发展顾问委员会,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担任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顾问,帮助政府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制度。

4.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体系。

一要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品的标示制度,鼓励公众购买循环经济产品;二要在政府采购中,确定购买循环经济产品的法定比例,推动政府绿色采购;三要通过政策调整,使得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

5.构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的成本与价格体系。

提高初始资源价格,提高循环经济的比较效益;提高废弃物排放成本,增强循环利用废弃物的成本优势;降低废弃物再生利用成本,提高再生资源的比较利益;降低循环经济的交易成本和市场开发成本,提高循环经济效益。

6.构建基于循环经济的金融创新体系。

建立专为循环经济生产提供资金的政策性金融组织,创建政策性商业银行,为循环经济建设项目提供期限长、利息率低的政策性信贷资金;创建政策性投资公司,以政府性投资为主,但股权宜多元化,鼓励社会资金积极参与;创建政策性担保或保险公司,为上述领域的投资提供风险担保,吸引营利性社会资金参与,并从经营管理中分得利润。

三、政府行为的规范化、高效化

政府行为的规范化、高效化服务是实现循环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

1.规范政府行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清晰界定政府、企业、市场之间的关系,由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由权力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由自由裁量的治理体制转变为基于法制规则的治理机制,由闭门操作的治理方式转变为公开、公平、公正的治理方式,形成政府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规范化管理。为此,(1)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走出“政府万能”的误区。要从政府统揽一切的管理方式向多中心治理的方式转变。积极建立市场规则,完善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解决市场不能或不愿解决的公共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2)完善制度规范,建立政府公共管理制度。加强人大工作立法,加强对行政立法和执法的监督。尽快完善对领导者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领导者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和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细化部门预算,实行绩效预算和零级预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公共管理的绩效管理制度,通过科学的绩效管理制度,促进公共管理绩效的提高。(3)从以权力为中心向以规则为中心的运作方式转变。政府应该“转向一种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务提供(划浆)分开的体制”。政府不再把自己陷入市场的内部,而是居于市场的外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行政,应从过去的运用行政权力强制性干预转变为通过制度供给引导服务对象按照政府规范实施行为。即由权力行政转向规则行政。

2.高效化的政府行为才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政府行为的高效化是指政府机构组成人员少而精干、行为高效率,且能与民众形成互动的有较高效能的政府管理模式。高效率是相对于政府自身而言的,而高效能是相对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与回应性而言的,效能更注重效果。(1)建立精干政府。政府的机构设置要“精”,包括机构数量要少,层次要少,避免重叠设置等;机关工作人员要“精”,包括人员数量比原有的要大大减少,领导副职要少,人员素质要高,能力要强;建立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上下一体,左右协调,令必行,禁必止。(2)建立高效率的政府。处理好长远效率和当前效率的关系,努力实现两者的统一;处理好局部效率和整体效率的关系,努力实现局部效率与整体效率的统一;处理好改革、效率和稳定的关系,追求真实的、可靠的高效率;处理好提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关系,在提高效率时,必须兼顾社会公正;落实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措施,要研究世界经济的新趋势,建立经济预警、预测系统。(3)建立高效能的政府。政府由权力的集中代表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执行者,不仅要追求政府行为的高效率,更要重视政府给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量和社会服务的水平。从“父母官”转变为承担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代表民意的责任,主动提高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质量和为社会服务的水平,加强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充实和扩增新的服务项目,改善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增加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公共性。

四、加强政府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

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应根据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制定全国和区域性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并负责监督落实。

1.加强财税政策支持。

(1)财政补贴政策。对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照顾,例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通过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调动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指导整个社会资源向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2)税收政策。增加水资源税,开征森林资源税、草场资源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垃圾填埋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对不同地区、部门及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对有害于环境的情况增加征税,使该类产品成本增加,丧失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使其逐渐减少并最终淡出市场。针对滥用资源的企业进行的惩罚性税收,对资源税的征收采取累进制方式。加强征收管理,税款实行专项管理,用于环保建设事业。

2.加强投融资政策支持。

(1)大力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急需通过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拉动内需。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循环经济工程资金需求量巨大,是吸引社会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领域。政府应切实承担自己的环境事权,通过财税政策、价格政策、专营及监管、融资方式引导政策等,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降低市场准入,使各方资金合理进入循环经济投资领域,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2)积极组建支持循环经济风险投资公司。循环经济投资公司属于政策性的投资机构,其投资领域和方向应该围绕政府的循环经济规划,尤其是重大治理项目展开。但考虑到这类投资在一般情况下经济效益不明显,而且在初创阶段还面临着如何快速积累资金的问题,因此,应允许投资公司以一定的比例投资于盈利性项目,特别是侧重于一些贷款时间短、借贷数量少、工程规模小、经济效益高的项目,如“三废”综合利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生态工程建设等,利用“短、平、快”,在活化存量中受益。另外,应强调资金的集中管理、有偿使用。

3.加强产业政策支持。

产业及产品结构不合理是造成资源浪费大、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重要原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因素。

(1)向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农业调整要遵循再循环、再利用的原则,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支持农产品深加工,农副产品要在“吃干榨净”之后回归大地,建立循环的生物链。工业要按照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要求,扶持能源消耗少、科技含量高、排污少及有利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项目和企业;要考虑环境容量、总量控制等综合因素,进行合理布局,坚决关闭那些资源利用率低、破坏生态的小企业。服务业主要靠智力和人力资源,着重开发旅游、文化、体育等利用闲暇时间的休闲健身产业;开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信息服务业和提供法律、技术、财务、投资等专业知识服务的咨询服务业等。(2)狠抓产品结构调整。改变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浪费严重、产品附加值低的状况,采用先进设备和工艺,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做到低消耗、低排放、少污染,能循环、可回收、再利用。同时要正确应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以我为主,区别引进,防止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产业。还应注意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严格限制生产和出口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初级产品。(3)大力扶持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体系的发展。积极推进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料、废旧轮胎、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废旧纺织品、废旧机电产品、包装废弃物等的回收和循环利用;支持汽车发动机等废旧机电产品再制造;建立垃圾分类收集和分选系统。生产者应采取产业群体间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协作,加大产品到废弃物的转化周期,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制造商应使用标准尺寸进行设计,使计算机、电视机和其他电子装置中的电路更换便捷,而不必更换整个产品。鼓励再制造工业的发展,以便拆卸、修理和组装用过的零部件。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初期,政府应当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要求政府必须适时地实现从过去依政策行政向依法行政转变,从多责行政向责任行政转变,从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实现政府改革的治理行政、规则行政的理念和趋势。加强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使我国经济尽快转变到循环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真正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不能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一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发展循环经济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的支持和调控能力,实现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和高效化;同时,为保证循环经济顺利发展,政府要充分利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加大政府对循环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

浅谈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第2篇

浅谈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浅谈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明确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等要求。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正快速融入世界经济，政府职能转变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不仅中央政府的职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 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必然性 政府行为是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发展环境的主体要素，哪里政府行为规范，投资成本低，办事效率高，服务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反之，政府行为不规范，不能依法行政，不进行制度创新，在激烈的环境竞争中就会落败，也无法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政府行为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管理行为、服务行为和收入支出行为，但不论是政府管理、服务还是收入支出行为，目前都存在着一定的异化，即缺位、越位或错位，新形势要求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要尽快转变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特别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要做到到位、适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县级政府职能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县级政府必须在实践中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才能取得领导市场经济的主动权。当前，县级政府职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仍然存在着很多不相适应的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观念转变不到位。在县级政府，有些同志尽管口头上讲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行动上却或多或少地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上。一方面要求政企分开，另一方面还对企业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一方面讲要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自负盈亏，另一方面却仍用老办法，热衷于向上级要项目要资金，坐在那里“等靠要”；一方面讲要按市场经济的法则指挥生产，另一方面却沿用老办法催耕催种或向企业摊派等。 二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县级政府职能的转变关键在于三个方面：政企分开、还权于企业和搞好服务。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仍喜欢运用手中权力从人、财、物等方面对企业进行干预，造成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关系理不顺，政府部门舍不得放权，企业不敢用权。一些企业既想摆脱政府部门过多的干预，又想躺在政府的怀抱里“等靠要”，企业缺乏生机活力。县级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在农业上的表现是一些领 导干部错误地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政府撒手不管，农民想种啥就种啥。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很肤浅的认识。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现在强调政企分开，一些企业法人事实上成为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由于产权不明和监督机制不全，对企业财产支配和生产经营的监督权力随着自主权的下放和行政干预的减少，企业法人在经济运作中的权力越来越强化，导致经营权侵害所有权，这种关系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造成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分配不合理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时，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企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不协调，制约县级国有企业的发展。有相当部分县级企业亏损，处境困难。在农村，由于“统”与“分”关系处理不当，重分轻统，土地切块分户承包经营对实行规模生产带来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加上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这种局限性越来越约束规模型社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 此外，一些县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在思想作风上存在脱离实际，说多干少，不敢负责，短期行为，弄虚作假，贪图安逸等问题。在工作方法上习惯于行政命令，搞群众运动，指导工作一刀切，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思维单一僵化，习惯于按老办法行事。一讲贯彻上级精神就马上想到开大会、传达文件；一讲重视就想到出席会议的人规格高、人数多、规模大；一讲加强就想到要扩充编制，增加机构和人员；一讲抓落实，就想到搞检查评比、统计数字报表等等。这些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方向和任务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是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任务和具体内容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深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这次《决定》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已经由过去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逐步转向主要从事宏观调控，组织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监督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县级政府而言，转变经济管理职能的落脚点应放在依法行政和搞好服务方面。 依法行使经济管理权 《行政许可法》已于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正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对政府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等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就经济管理而言，应注重抓好以下几项制度建设。 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产权是经济体制改革绕不过去的问题。如何实现基本经济制度与现代产权制度的有机结合，是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关键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这就要求把现代产权制度结合到基本经济制度中去，从而使公有制和其他所有制经济都能按照现代产权制度来运作，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运营和产权保护。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就是：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这样做，不是削弱或否定基本经济制度，而是有利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按照这样一种改革思路，不仅企业的财产关系将明晰化，而且整个社会的财产关系也将出现明晰化趋势；不仅公有财产权将得到保护，而且私有财产权也将得到保护；不仅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而且也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 从定兴县强力水泥、医药公司、华建机械等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实践看，要把国有企业推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出路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一个“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体制。只有明确界定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及其责任，才能保证企业资产的保值 增值，使企业充满生机活力。 建立放宽民营资本市场准入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微观经济基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据统计，到底，全国私营企业300万家，注册资金3．5万亿元。全国个体工商户2300万户，从业者4600万人。加上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约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三成，创造的增加值约占整个GDP的1／3。现在，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为了使这一微观经济基础进一步得到强化，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应充分认识到非公经济在当前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牢固树立“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念，并且“必须毫不动摇”。第二，在政策上，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除涉及国家安全及必须由国家垄断的行业外，其他领域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清除各种歧视性规定，使其在诸如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以及进出口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在政策支持、经济信息、融资等方面给予更多、更快捷的服务，加大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积极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等领域，在贷款、土地使用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定兴县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放开手脚，大胆引进民间资本参与开发建设，有效缓解了政府投入不足而无力开展建设的问题，现开发商投资兴建的新兴街已经初具规模，彻底改变了旧城区脏乱差、经济滞后的面貌，收到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实践来看，应尽快制定市场准入的标准和操作办法，以便有所遵循，促进民间资本的涌入，加快发展步伐。 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做好政府对企业的有效监督，这是企业公平竞争所必需的，也是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失去有效的监督，就会助长企业权力的膨胀，导致企业经营权越轨，侵害所有权的利益，滋生不正当竞争行为。要转变政府对企业的微观管理模式，把政府从企业获取的利益主要放在依法纳税上，只要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 ，政府就不要过多干涉其生产经营。在监督的同时，还要全力抓好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查处与工农业生产和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假冒伪劣商品，做好对粮油、生产资料等重要物资的价格监测和跟踪，稳定商品价格，打击囤积居奇、制假售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牟取暴利的不法行为，引导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氛围。 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机制和环境 抓好统筹规划。加强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任务和途径。这就要求县级政府要总揽市场经济大局，从实际出发，制定本县经济发展思路、规划，包括长、中、近期发展规划，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和实施办法，有效地动员全县人民为实现目标奋斗。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特别是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与以往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我们面临很多新的重大课题。只有加强对影响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正确判断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趋势，才能从统筹城乡、统筹地区、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相和谐、统筹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的`高度，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提出符合县情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把经济增长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使县域经济能够在较长时期保持快速健康增长，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定兴县本着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工作的原则，立足“人缘、地缘、业缘”实际，结合中央、省、市有关政策，组织计划、统计等有关部门，聘请专家学者，深入调研，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长远规划，并针对优势产业现状，制定出工业经济发展规划及汽车产业规划等，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确保了经济建设平稳有序进行。 抓好全方位服务。政府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首先是强化服务观念，政府及行政机关的义务就是全力维护纳税人的权利，即“纳税人权利中心观”，维护纳税人的自然权利和法律权利；要树立优化服务的发展观，将服务融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服务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其次是建立顺畅、高效的服务运行机制，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改革现有的管理模式和流程，以强化公共服务为目的，重新配置整合服务资源。三是建立服务承诺机制，通过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改善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满意度。四是建立服务监督机制和评价机制，建立起由行政监督、社会公众监督、舆论监督、中介组织监督等内外部组成的监督主体，确保及时掌握服务状况、监督服务计划的正确执行和及时改善服务状况。 定兴县在扶持民营经济方面，通过强化服务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在对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协调上级和社会各界加大对长城、大迪、天马、华鑫等30家重点企业给予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的扶持力度，鼓励企业“走出去”，寻求发展机遇，开拓市场，引进项目，为企业搭建双向开放、招商引资的平台，一大批带动性强、科技含量高、具有一定品牌优势的民营企业成为新的县域经济增长点。 抓好发展环境。县级政府要实现对市场经济的权威性领导，要抓好软硬两个环境的优化。一方面，抓好行政环境建设。通过建设良好的服务环境、法制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社会诚信度等软环境，着力营造“亲商、安商、尊商、富商”氛围。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满意的服务是党的宗旨决定的，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主建设进程的加快，行政相对人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竞争意识和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要切实负担起提供治安、教育、交通、国防外交、医疗、环保、民政社保等公共服务职责，保证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全程配套到位的服务。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搞好勤政廉政建设，要做到不批条子，不认条子，一切按规矩去办，提高办事透明度，反对权钱交易，以良好的形象树立县级政府领导经济建设的权威。政府的实体管理和程序管理都必须公开、透明，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事项，除涉及国家机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以外，都应向社会公开，给行政相对人以更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增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特别是要加强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包括对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建立统一有效的政策信息网络，做到政策法规信息的及时发布、及时宣传、及时更新。行政管理的手段要以便捷、多元化为标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联络方式，如邮寄、电话、传真、网络等，实现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审批、许可、确认、给付的管理高效。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要遵循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把层级审批改为一级审批，把多部门分别审批改为整体联动审批，把多次审批改为一次审批，并提供规范的标准化流程。另一方面，要抓好基础设施硬环境的改善。本着“规划超前、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原则，加快城区建设，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对外吸引力。搞好水、电、路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高起点地建设行政区、文体活动区、商住区、工业区、商贸区，把县城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型城市格局，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条件。 抓好人力资源。坚持以人为本、人才、科技兴企战略，在全社会唱响“企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经济要提速、人才是动力”的主旋律，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管理制度，改革和优化选任激励约束机制，造就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和要求的企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制定极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高薪聘请人才，并在投资创业、子女入学、住房等方面提供便利。放宽对人才流动的限制，利用人才市场，建立人才信息发布制度，制定各类人才资源供求指导目录,并实现网上发布，促进人才供求对接，特别是对“两高一急”人才，开辟“绿色通道”,打破限制,特事特办，从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选拔经营、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人才，把一批年富力强，懂经营、懂管理、讲奉献的优秀人才推向企业管理的重要岗位，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实现科技创新，完善激励机制，激发企业潜能，提高经济效益。 抓好科学决策。完善政府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充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和现代信息技术，增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正确决策需要掌握丰富的知识和大量的信息，为了避免决策的失误，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逐步形成一套适合县情又与时俱进的制度和程序，并使之规范化，防止民主决策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利用互联网、热线电话、市民接待日等方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建立各类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等组织，随时为政府出谋划策。

经济职能转变 第3篇

一、制订有利于本地特色和优势发挥的发展规划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 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是关键。而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作为“决策者”, 尤其是制定、实施、监管地区发展战略与地区政策的部门, 一定要对本地区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给予一个准确与清晰的定位。发展要以市场眼光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中去定位, 要利用两种资源, 开发两个市场, 提升竞争力, 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从本地区情况或狭小地域中进行“自我定位”。这就要求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 政府一方面要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市场及相关因素 (特别是要素禀赋、区位条件和市场布局) 有详细的了解, 要跳出本地区, 与整个经济发展全局结合起来, 理出发展思路, 考虑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从而闯出一条适合本地区发展之路;另一方面还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 立足于本地的资源禀赋去努力发掘自己的“发展优势”, 并从中进行特色产业定位, 以培育经济增长点。特色就是优势, 突出特色才能形成独特的区域经济竞争能力。

二、创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氛围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 区域内的科技、文化、互动学习和区域创新能力, 都会成为新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这就是说,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文化、社会资本、环境等因素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新的、更加重要的因素, 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培育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的创新环境。由此而言, 区域环境建设, 就是要求政府站在宏观层面上, 运用多种手段, 通过引导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 造就一个有利于地区特色经济与专业市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等人文环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地区中小企业是支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小企业发展具有拉动区域经济增长、解决就业、平均社会财富、促进对外贸易等多重经济和社会功能, 政府的公共服务必须对中小企业给予足够的重视, 努力营造诚信的社会环境、优惠的政策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和良好的治安环境。

三、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过去, 地方政府十分注重职能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干预作用, 而忽视了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和市场环境的营造。现代政府理论启示我们, “小政府, 大社会”是历史发展的选择, 地方政府要把服务作为第一理念, 强化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合作的观念。对于区域经济发展, 政府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加强基础设施的改善。主要是改善水、电、气、路、通讯、广播电视、文化场所等的供给状况, 夯实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二是推动社会事业的进步。要努力改善国民教育条件, 加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完善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是在乡村地区, 由于人口密度小、人均收入低, 因而投资成本高、回报率低, 私人部门一般不愿提供此类服务, 更需要政府来提供。三是增强科技投入和市场信息的供给力度。科技含量低是阻碍区域特色经济与专业市场向高层次发展的原因之一, 只有靠科技形成的特色才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所以, 区域经济发展中必须依靠政府来加大科技投入, 增强特色产品的科技含量, 提高科技在特色产业发展中的贡献率。

四、培育各类行业协会及中介组织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需要地方政府与其他自愿性协会、利益群体、政党、媒体等组织建立起一种在开放的公共领域进行对话和互动的关系, 实现政府内部以及与其他组织关系的和谐化。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利益的代表, 是连接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及市场与个体、自然人之间的“纽带”。而这些中介组织的发育, 一方面需要地方政府加强协会的规划和建设并为之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 政府还要把握好与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 把应当属于行业协会的社会职能移交给行业协会, 把适宜行业协会行使的管理职能尽量委托给行业协会, 增强协会与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同时, 要充分发挥协会的自身优势, 促使其主动向政府建言献策, 促使公共政策更好地为产业发展服务, 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准确把握管理权限, 要在各级政府间、政府与社会间、政府与企业间的科学规范。

五、地方政府管理内容要由片面发展经济向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全面协调发展转变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管理方式, 要由单一化的行政手段向多元化的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转变, 由以微观管理为主向以宏观管理为主转变, 由“行政区行政”方式向“区域公共管理”方式转变;地方政府要按照“增、减、调、转”的原则推进机构改革, 即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转移、弱化甚至撤销那些直接管理企业和经济的专业性部门, 将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重组;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对政府组织形式进行再造, 构筑数字化政府, 推进电子政务发展;加强决策支持系统,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与建模模拟、政策建模的结合, 增强区域管理能力。

六、促进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构建富有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分工与协作体系

地方政府不仅要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更要与其他地区的政府加强协作;统筹跨区域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以增强资源的可持续性;统筹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以实现空间结构的网络化;培育居民形成一种共存共生、开放合作的文化观念。近年来,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横向府际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交流与合作的关系。为了形成平等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政府关系格局, 当前应突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确定邻里政府间区域合作协调的领域。从现阶段来看, 邻里政府要在基础性产业与公共设施、统一的规制与公共服务、中长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方面加强统一合作。这有利于解决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各自为政、属地封闭型经济建设、恶性竞争等各种资源浪费问题。其次, 推进邻里政府间合作方式的多元化。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创新政府间合作的方式, 比如制定一个互帮互助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 (如共同防洪防旱协议) 、共同购置一些共需的设备与技术 (如环境检测设备) 等。再次, 创新区域管理运作机制, 建立一种治理型区际协调机制。具体来说, 由利益相关的地方政府通过法律途径共同让渡一部分管理和决策权力而集中行使跨区域的经济管理权, 以利于解决跨行政区界性质的区域公共问题, 研究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制定整体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解决利益冲突的规范与程序, 受理对区际利益冲突的申诉, 进行调查并提出协商意见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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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玉.区域协调发展与政府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学术研究, 2005, (9) .

[3]李佐军.改革是区域发展的奥秘.中国经济时报, 2008.5.8.

[4]陈宣庆, 张可云.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问题与政策研究.中国市场出版, 2007, (1) .

[5]李怀义.统筹区域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理论前沿, 2006, (3) .

[6]吴昊.从非均衡发展到统筹区域发展.光明日报, 2004.7.6.

[7]保建云.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职能转变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效应.学习与探索, 2008, (1) .

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第4篇

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作者：郭隽萍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2期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其在管理模式、机构设置、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和公务员建设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适应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的新形势、新情况，我国政府职能必须进行转变和优化。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必要性；难点；途径

[中图分类号]F045．51

经济职能转变 第5篇

我国政府在经济职能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越位”和“缺位”并存，该政府管的没有管好或没有管，政府又管了许多不应该管的事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现代政府首要的和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一个交易成本尽可能低的制度环境，也就是一个尽可能好的“游戏规则”。我們知道，市场经济不是可以无条件正常运行的，也不是无条件地就能够成熟起来的。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但真正建立起能够正常运转的、有秩序的、所谓“好”市场经济的国家不超过30个。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保护产权、保障自由竞争、平等竞争的制度系统，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最终得到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低效率的市场经济、混乱的市场经济、残酷的市场经济和权贵的市场经济。我们在1993年就提出要建立“多层次、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时至今日，16年过去了，这个极端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还没有建立起来，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还得不到制度性的保证。

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产权还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得不到平等的经济机会，难以按照同一个游戏规则得到国有银行控制的金融资源，还不允许民营企业自己集资，因为那叫“非法集资”。

同时，政府又控制着四分之三以上的资产性财富以及这些不断增值的资产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巨大收益，掌握着金融系统和金融资源，掌握着巨大的、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的权力，进行着大量的微观层次上的调控，基础性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格局始终没有形成。

面对一个既“缺位”又“越位”的政府部门，企业家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企业上面，只能同时围着市场和官场转，把许多的资源放在结交官府，摆平官员上面。政府经济职能不到位就是造成“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局面的一个根本原因。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在1951年的时候，民间的消费占到了当年GDP的68％，政府的消费仅为GDP的16.5％，而到了2007年；民间的消费降到了GDP的937.5％，政府的消费则上升到了GDP的28％，收入和财富逐渐地转移到了政府的手中。与我们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韩国、日本这三个很有代表性的近邻，分别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中的“一年级新生”、发达国家中的“老生”，2007年他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到了GDP的55％、52％、55％，美国的比例是71％。

我们还可以和美国在生产性资产的结构方面做一个对比。中国的生产性资产四分之三掌握在政府手中，国资委和财政部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只有四分之一掌握在私人手中，中国的老百姓和土地增值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美国的政府几乎没有什么生产性资产，只有少量土地，大量的资产都掌握在私人手中。所以，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3％，但老百姓的储蓄率几乎为零甚至是负的，美国老百姓的消费那么足，不仅是因为他们有社会保障系统这个“社会安全网”，还因为老百姓除了劳动性收入以外还有不断增加的资产性收入，还能享受到资产升值带来的好处。所以，他们敢消费，敢借钱。

因此，政府的经济职能不转变，“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格局就改变不了，内需不足、准确地说是民间需求不足的格局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经济职能转变 第6篇

一、加尔布雷斯“二元体系论”的核心要旨:政府职能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建构

(一) “二元体系论”的核心要旨

“二元体系论”是加尔布雷斯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他认为, 二元体系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这样的“丰裕社会”仍然存在贫困、资源配置失调等各种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 因为构成“二元体系”的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其权利是不平等的。

1. 计划与市场体系的交换是不平等的

市场系统出售其产品和劳务时, 其中的一个很大部分, 其价格不是由它自己控制的, 实际上不得不屈服于计划系统的市场力量之下。在权力的这样分配下, 显而易见的是, 在一切方面, 计划系统会比市场系统进行得更加顺利。

2. 计划与市场体系的得利是不均等的

政府可能只关心大公司的利益, 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有利于计划系统, 这就给市场系统带来了严重危害。并且, “计划系统中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后果, 会带着破坏性的作用, 流向市场系统。”所以, 相比之下, 市场系统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为此, 加尔布雷斯指出, 应该减弱计划体系的权利, 而扩大市场体系的权利;应该实行所谓的权利均等化, 就是限制大公司的权利, 提高小企业的地位, 而权利均等化又被认为是收入均等化的前提。

(二) “二元体系论”对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实启示

“二元体系论”论述的是“大公司”与“小企业”权利的分配关系。“大公司”往往借助国家的力量获得垄断地位, 进而可以干扰市场, 甚至可以操控“小企业”。就其现实意义来讲, 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 建设问题也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大公司”操控“小企业”正如计划体制对市场体制的干扰, 两者的权利都是极不平等的。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与市场就一直在激烈碰撞。进一步来说, 就是政府职能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参与度直接决定了市场的开放程度, 也决定了整个经济体是否有活力。“一放就乱, 一抓就死”的问题仍然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简政放权, 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

1.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建构

加尔布雷斯指出, 社会经济畸形发展及比例失调都是由于经济系统中两大系统的权利不平衡所造成的。苏联实行一元化体制, 即政府对市场管得太多, 最终导致解体。而实行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 即政府对市场缺乏监管, 结果导致了令人震惊的金融海啸。纵观我国的发展历程, 我们一直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激烈碰撞中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逐渐建构着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关系。早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 我们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接管了经济, 市场经济则长期被排除于社会主义的大门之外, 使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正常地在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行, 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市场经济日益繁荣, 政府对于市场的各方面管制逐渐松动。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只搞计划排斥市场的教训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明确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 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为我国政府职能方式的转变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也进一步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所以, 让政府更好地服务于市场, 才能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2. 对国企改革的反思

大公司和那些拥有大量市场权力的企业, 可以把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而且在信用不足的情况下, 它们可以求助于其他的资金供应来源, 而竞争的公司和小公司就没有类似的逃避方法。其实, 加尔布雷斯所说的大公司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 凭借国家力量的直接干预, 国企取得了垄断地位, 无论在资源配置, 还是市场竞争中都长期处于有利位置。这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和对中小企业的打压与遏制。就像最近问题频发的中石油, 凭借国家的支持获得了垄断地位, 对石油具有定价权, 几乎在每年秋季都会控制汽油涨价, 无形中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的规则。洛克菲勒说:“美国红蔷薇之所以能够给观赏者展示夺目的色泽和宜人的芬芳, 只是因为牺牲了早期生长在它周围的许多花蕾。”同样, 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不应该以牺牲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在深化国企改革的同时, 我们必须着力克服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等方面面临的制度性障碍, 为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二、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瓶颈:基于“二元体系论”的视角分析

(一) 定位不清, 政府职能意识淡薄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是自发形成的, 而是靠政府外在力量推动形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在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同时, 过多地参与和干涉到市场经济中, 在制约了“无形的手”作用的同时, 也没有充分发挥“有形的手”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长期以来, 在观念上, “管”的意识仍远远大于服务意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 而不是代替市场。特别是日益强调简政放权的今天, 政府对自身职能的定位尚显意识薄弱。所以, 从根本上就要牢固树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意识, 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治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 为全面建设一个效能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而努力。

(二) 行政审批复杂繁多, 政府职能转变壁垒重重

我国现在行政审批项目仍很多, 而且程序繁杂, 工作效率低。行业与产业的准入门槛偏高, 加大了企业以及全社会的成本。同时, 长期形成的“管理就是审批”、“重权力轻责任”的集权审批的意识严重制约了企业活力与创造性的发挥。此外, 人浮于事, 遇到问题就互相推诿、扯皮的工作作风更是严重降低了工作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们对企业审批和产业准入等方面的过高要求无疑将捆住自己的手脚, 延误发展良机。

(三) 机构精简, 循环往复, 政府职能未能完全转变

职能是机构设置和机构改革的重要依据。只有厘清职能和明确职能, 才有可能据此对原有机构进行科学的调整和改革。过去, 常把机构改革看成机构的撤销、合并、调整等, 似乎数量减少了, 机构改革的目标就达到了。因而, 往往追求“精简机构”、“缩减编制”的表层目标, 忽视了以转变职能为基础的原则。由于只裁并机构不转变职能, 过不了多久, 行使原来职能的机构又以老名目或新名义恢复, 这是导致机构周而复始、故态复萌, 甚至出现机构恶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 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 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职能转变这个关键。

(四) “三位”问题长期存在, 政府职能亟待转变

“三位”问题即在政府的日常经济和管理工作中, 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并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大潮中, 由于立法基础薄弱, 缺少明确、清晰的法律体系, 在某些领域出现了“真空”状态, 即政府管不到、约束不到。同时, 还存在政府部门越俎代庖, 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弱化市场调节功能的现象, 即政府管得太多、太过的问题。此外, 由于各部门之间定位不明、权责不轻导致部门矛盾多、职能链条长, 最终致使职能交叉重叠, 行政效率低下。总的来说, 在制约了市场“无形的手”的自发调节作用的同时, 未能有效发挥“有形的手”的管理作用, 难以满足企业和社会的需要。

三、加快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路径选择

(一) 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减少行政审批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 是释放改革红利,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减少行政审批, 必须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必须做到“两个凡是”, 即凡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 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可以自主决定的, 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 政府就不要设立行政审批。凡是可以采用事后监督和间接管理方式的, 就不要再搞前置审批。同时, 必须大幅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真正给市场放权, 发挥社会作用。减少对微观事务干预, 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从根本上遏制行政审批边减边增的问题。严格事中事后监管, 管住管好政府该管的事。同时,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把更多精力集中到事关长远和经济全局的重大事项上来, 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二) 职能转变的核心———“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是权利外放, 是自我革命的开拓者。“说白了, 就是市场能办的, 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 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必须始终牢记, 市场主体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 而不是代替市场。“简政放权”既是增强政府治理、建设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 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 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保障。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 理顺权力运行关系, 减少甚至剔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原生阻力是唯一途径。我们必须坚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原则, 必须坚持有限的政府干预与调节原则, 必须坚持政府行为法定化原则, 全面释放改革红利,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三) 职能转变的基本方法———宏观与微观双管齐下

1. 强化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职能

首先, 要从战略上加以引导。“政府要围绕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制定和实施以中长期战略为主的指导性计划体系, 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政府要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 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 推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其次, 要加强平衡协调作用。一方面, 要通过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积极应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另一方面, 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合理分配收入, 切实缩小收入差距, 防止两极分化。再次, 要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我国是出口外向型的经济体,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 必须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 及时规避经济危机风险。

2. 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职能

首先, 要弱化政府对资源的直接控制职能。要从根本上改变由政府统一计划、配置人物财产等各种资源的模式, 让政府配置资源遵循市场化原则, 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动性。其次, 要弱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职能。即通常所说的国有企业改革。要真正做到政企分开, 就应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打破企业行政上的等级差别, 做到企业平等, 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自由流动。

(四) 职能转变的根本保障———法律约束

一方面, 在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经济体制的运作特点, 如市场经济的公平性、竞争性、有序性、开放性、多元化和契约化等特点都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发展为法治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法治国家这一上层建筑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的起源、发展与壮大, 决定了法治的起源、形成和确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越发展, 越要求法治的规范和保护。经济学家米勒说过, “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 而是更多的法律。”最根本的, 就是逐渐把人治、策治变为法治。当前, 我们首先要建立健全规范的财产法律制度, 要让市场活动有法可依, 因为无秩序便无市场;其次, 政府要修订和完善法律以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要真正以法律手段打破部门和行业垄断, 遏制地方保护主义, 促进国内市场的统一、开放和公平竞争。

加尔布雷斯的“二元体系论”为我们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合理路径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我想, 只有政府从根本上真正服务于市场, 管好管住该管的, 不该管的坚决不管, 经济才会长期健康发展下去, 创造财富的源泉才会充分涌流, 才会真正国富民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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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易风.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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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尔布雷斯.美好社会——人类议程[M].南京:凤凰传媒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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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复庆.略论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方向和途径[J].浙江学刊, 2003, (5) .

经济职能转变 第7篇

一、市场经济下我国政府具有的经济管理职能

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也不相同,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 我国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必须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完成这个转变, 首先必须准确把握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具有的经济管理职能。通常来讲, 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具有下列职能。

1、具有指导和导向的职能

在国家的宏观经济规划方面, 我国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力度。比如我国政府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从国家层次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了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实现, 我国政府还制定实施相关的经济政策, 引导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指导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 保证各经济主体能够按照国家的宏观发展方向顺利发展。

2、具有组织和规划的职能

为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 除了制定经济的中长期规划之外, 我国政府还制订了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面的中长期规划, 并制定相关措施保证其执行。同时, 还认真协调政府和经济单位之间的关系, 制定并实施合理的经济战略规划。为了协调和保证经济的发展, 在基础设施以及基础产业的建设方面, 政府还制定相关优惠政策, 保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优先发展, 为宏观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具有调整和调控的职能

为了保证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政府必须运用切实有效的手段, 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总量以及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 保证我国经济的合理发展速度, 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了避免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诸如过冷、过热、通货膨胀等不良现象, 我国政府必须恰当使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 从而确保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发展。

4、具有协调和补充的职能

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了保证社会环境的稳定, 就必须加大社会分配的优化力度, 打造强大的社会保障体制, 通过经济、法律手段的实施确保市场秩序的稳定。

5、具有社会服务职能

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 基础设计建设、竞争环境建设和法制建设尤为重要, 政府部门必须加大社会服务的建设力度, 为各类生产主体以及消费主体提供服务。

6、具有监督和管理的职能

目前, 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无论在制度上, 还是在策略上都还很不完善。为了稳定市场的运行, 必须大力加强政府的监督和管理, 维护市场秩序, 确保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

二、如何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1、努力打造科学的管理方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 政府在经济管理上没有任何约束。无论是该管还是不该管, 能不能管好, 都会去管。这样就给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为此必须努力打造科学的管理方式, 将政府从繁重的事物中解脱出来, 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实现政府与各协会组织分开。全心全意制定和实施市场规则, 创设优质的发展环境, 确保整个市场的有序运行, 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

2、努力转变管理理念, 转变管理职能

为保证真正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必须努力努力转变管理理念, 实现民主化管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并不只是局限于经济管理方面, 还体现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只有大力加强民主建设, 实现民主化管理, 才能不断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才能不断完善体制改革, 才能确保政府职能由指令型向服务型转变。

3、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实现法制化管理

计划经济是行政权力之下的经济, 是典型的人治经济, 在计划经济时代, 根本不存在公平的社会竞争。而市场经济却是真正的法治经济, 是自由竞争的经济, 要想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实现法制化管理。实现法制化管理, 必须切实树立法律的权威以及政府的法治意识, 要用完善的法律和规则代替政府的发号施令, 代替政府的政策措施, 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的时候, 也必须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 并确保在法律法规的保证下实施,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制化管理, 才能确保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确定性以及可预见性。

4、大力加强政府操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建设

政府操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是保证政府处理事务公平公正的前提, 是政府经济管理应尽的义务。只有大力加强政府操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建设, 才能增加政府操作的法制性, 才能切实避免暗箱操作, 才能保证市场运行规则的公平性。

5、努力打造电子信息平台

随着时代的发展, 信息化水平越来越高, 政府可以通过搭建电子信息平台, 通过电子平台处理行使职能, 同时还可以实现政府和社会的随时互动, 接受社会的监督。

总之,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 政府管理人员必须认真吸取西方市场经济先进的管理经验, 随时分析市场动向, 调整相关策略,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才能实现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刘润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界定.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0.02

[2]李苗苗.论经济全球化下的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改变.现代商业.2009.17

经济职能转变 第8篇

西方经济学自重商主义发展至今, 已经形成庞大的理论体系, 由于经济学家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以及研究视角不同, 许多理论观点存在差异, 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引发了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 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到底应该伸多长?政府对经济社会到底应尽哪些职责?本文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进行梳理, 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的演进, 并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借鉴和指导。

二、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政府职能理论

1. 重商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15世纪到17世纪中期的重商主义最初是作为国家政策出现的, 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源于流通, 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 除了开采金矿银矿, 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

重商主义时期, 政府扮演了强势政府的角色, 政策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积极干预经济生活, 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货币资本流动以获得贸易顺差, 为政府创造财政收入。

2.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政府职能理论。

古典经济学在政策上主张自由放任, 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提倡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原理, 指出市场经济主体都是“经济人”, 都是自私自利的, 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 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 从而有效地实现社会利益。因此, “应该废除一切特殊的或限制的制度, 树立起最明白而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1]斯密认为, 国家职能主要有三项:“第一, 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 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 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第三, 建设并维持某些公益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2]李嘉图认为, 需要国家“做的全部事情, 就是避免一切干预, 既不要鼓励生产的一个源泉, 也不要抑制另一个源泉。”[3]国家应为资本主义创造或提供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萨伊认为, “一个仁慈的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干涉, 政府只要管好国防、司法和公共事业就行了。”[4]

新古典经济学只在研究方法上创造了“边际分析法”, 其基本观点几乎完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 而且在政策主张上把斯密经济自由主义观点更为教条化了。

总的说来,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强烈主张经济自由主义, 极力反对政府干预。但他们并没有排斥政府的作用, 而是把政府职能限定在一个有限框架内, 仅限于维护法制、保护产权、提供公共产品等领域, “他们所要求的政府是一个能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的高效廉洁的政府”[5]。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有限政府理论维持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状态下两百多年的平稳发展”[6]。

3. 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自行调节的神话, 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产生了怀疑。凯恩斯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教条, 从“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出发, 承认了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的普遍存在, 他认为, 三大心理规律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却很难通过市场自发调节, 市场失灵必须靠政府的直接干预。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使调节经济手段又多了一只“看得见的手”, 这只手的干预是全面的干预, 既要干预生产, 也要干预分配, 要创造有利条件刺激经济增长, 维护社会公平。后凯恩斯主义的不同派别虽然在理论上存在分歧, 但在政策上都主张政府干预。

凯恩斯革命不仅是经济理论的革命, 也是政府职能的革命。一方面使政府从“有限政府”变成“强力有效”的政府, 另一方面为政府实行全面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让危机中的资本主义重新走向繁荣, 使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稳定发展。

4. 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滞涨”现象使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 凯恩斯主义对调节经济显得力不从心, 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职能的重新思考, 主张“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学派众多, 但政策主张上都以“政府失败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市场失灵论”抗衡。在他们看来, 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伦敦学派的哈耶克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 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与社会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 如果政府实行规则性政策就会被人们所预期到, 实行不规则性政策就会失去政府信誉, 从而不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无效的。“政府稳定经济的最好办法, 就是不干预经济, 让市场去自行调节。”[7]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缺少预算约束、存在寻租现象, 明显不符合社会利益, 西方经济社会所暴露的种种问题, “与其说是‘市场失败’, 不如说是‘政府失败’。”[8]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没有理由认为, 由一个饱受政治压力影响而又不受任何竞争机制考核, 也同样容易犯错的政府所制定区域限制规则, 总能改善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9], 他认为, 政府的职责是制定法律来界定和保护产权, 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明晰产权由当事人内部解决, 无须政府干预。

总之, 新自由主义政策基调是反对政府干预, 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证自由竞争的环境。新自由主义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 但它更多的是为垄断资本国际扩张服务, 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资本扩张速度明显加快, 但这种繁荣是短暂的、不稳定的, 是一种“非理性繁荣”。经济的频繁波动不得不让人们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得失, 并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三、结论与实践启示

1. 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从西方经济学各学派关于政府职能的争论来看, 没有哪个学派能够完全把政府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 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自由主义者所迷信的市场机制要想有效运行, 首先需要政府创造一系列前提条件, 如司法制度、有序的市场秩序、明晰的产权、稳定的社会环境等, 否则只靠市场这一只手是无法推动经济有效运行的。

2. 政府干预经济要把握好“度”。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职

能的争论焦点并非该不该干预, 而是政府干预的程度。实际上政府这只手既不能伸得过长, 也不能伸得过短, 而要把握一个度, 所谓“政府失败”就是因为政府管得过多或管得过少。过去中国计划经济的失败就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泡沫”就是因为政府调控不力、过于放任市场作用。“透视世界各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实践, 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凡是适应本国经济发展实际成功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国家, 其经济与社会必然保持持续的发展与进步。”[10]

3. 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职能转变一直是改革的关键,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政府正在逐步从全面管制中退出, 转为服务型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 一方面政府的手不要伸错了地方, 另一方面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度, 市场求效率, 政府求公平, 否则就会好心办坏事、出力不讨好。建设服务型政府, 我们既要看到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也要充分认识到政府的弊端, 做到扬长避短。

(1) 把工作重点从直接干预经济转移到制度建设上来。市场机制不完善, 政府很难退出行政干预转为经济服务。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益约束机制不健全, 信用过度膨胀。只有市场机制不断完善,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优势、避免市场缺陷, 政府也能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政府的工作重点不是直接干预经济, 而是在完善市场体制上下工夫。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中国产权制度的建立、企业制度的完善以及建立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2) 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公共领域是市场的弱点, 却是政府大显身手的地方, 政府应该加大在公共领域的投入, 如教育、养老、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公共设施等, 而不是把大量资金投入生产领域。过去中国生产力落后, 市场经济不成熟, 政府实行生产性财政把大量资金投入国企, 实属国情需要, 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逐渐成熟, 国企逐渐壮大, 政府应该从生产领域退出, 转向公共领域, 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3)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公共选择学派告诉我们, 政府官员并非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正直无私, 他们也是自私自利的, 做决策时也会考虑自身利益, 也会作出错误决策, 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以及寻租现象。近年来, 中国出台的惠民政策中, 为何有的政策效果不佳、百姓意见颇多?就是因为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因此, 我们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克服政府的种种弊端, 尤其要使官员的权力、义务、责任相统一, 减少寻租空间,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真正为百姓办实事, 做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这样才能真正尽到服务型政府的职责。

摘要：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引发了理论界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关于政府职能理论的梳理与分析, 可以看出政府于市场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 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对于中国转变政府职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政府职能,西方经济学,流派,政府职能

参考文献

[1]姚开建.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128.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253.

[3]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95

[4]晏智杰.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159.

[5]刘华.西方主要经济学流派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论述及实践启示[J].科学·经济·社会, 2008, (4) .

[6]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M].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 2004:412-442.

[7]科斯.社会成本问题[M], 1960.

经济职能转变 第9篇

一、制度创新陷于式微

上世纪9 0年代中期以后, 温州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仿佛都已做完 (张仁寿, 2 0 0 4) 。到了经济体制转轨初步完成的今天, 浅层次上的制度创新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今天的温州模式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对于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职能应该归于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朱康对 (2004) 认为, 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必然涉及各方面的问题, 而这又不是基层官员力所能及。现在温州最需要的不是微观领域的改革, 而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 (张仁寿, 2004) 然而, 微观和宏观中间还有中观的活动, 即温州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的推动。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双重的, 它既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 要贯彻中央的意志调控改革, 又是当地利益的代理人, 要实现本地区利益最大化。因此, 虽然张仁寿 (2 0 0 4) 认为温州最大的约束来自宏观制度, 但地方政府也应该对制度改革负责。

二、非正式约束与寻租

温州素来讲究血缘、地缘和“熟人信用”, 被史晋川 (2004) 称为人格化交易。在温州模式演化的过程中, 政治企业家参与分享潜在的制度外收益, 大大将低了非正式规则正式化的难度 (史晋川、李甫军, 2001) 。然而, 这种非正式约束正成为温州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商圈“人格化交易”是产生产业代际锁定的原因 (史晋川, 2004) 。而政府官员的“人格化行政”则为“关系主义”打开通道, 为政府官员设租、企业寻租提供了便利, 这被史晋川 (2004) 称为“‘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所编织的‘不可触摸的网’”。广泛的行政随意性控制使经济主体的主要精力被消耗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上, 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 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达不到潜力水平。这张“不可触摸的网”造成了温州区域内产权保护的“亲疏”, 导致了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 (史晋川, 2002) 。2004年对温州乐清市部分外迁企业作为样本的调查表明:在近来外迁的85家企业中, 属于自身发展需要的有21家, 占24.7%, 属用地约束的21家, 占24.7%, 属人为原因造成“软环境”影响的有43家, 占50.6%。

三、外资企业难以引入

外资难以引入一直是温州经济结构的缺憾。温州的国外大企业、先进技术一直处于全省后列 (温州市十一五规划纲要, 2006) 。以前, 由于温州民间资本充裕, 当地人和祖籍是温州的外地人投资活跃, 缺乏外资一直不视为“问题”。然而, 外商直接投资是伴随资本、技术、管理模式的“一揽子”引入, 从全国的经验来看, 能影响对生产力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改善, 这对陷于产业难以升级泥潭的“温州模式”就尤为宝贵。政府在对待温州人与非温州人时产权保护的不公平和激烈的市场竞争阻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 (史晋川, 2 0 0 4) 。因为温州人际网络内部的交易费用低, 而外部交易费用高, 政府对本土企业“地方保护”, 对外资抱有“怀疑”态度或认为其可有可无。在全国其他地区“招商引资”战略的对比之下, 这种无形的“歧视”筑高了资本流入的门槛, 使投资商选择和政策优惠产生排他性, 限制了外部要素流入。

四、规范的资本市场无法建立

温州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发育不良 (张仁寿, 2002) 、金融转型滞后 (卓勇良、2004) , 严重制约企业融资和规模扩大。近年来, 温州企业长不大或者长大了就要外流的现象, 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对微观经济主体合作性契约产生阻碍的重要表现 (金祥荣、朱希伟, 2001) 。温州在2002年争取到了民间金融改革的试点, 但是五年以后, 除了温州商业银行等少数机构以外, 大部分民间金融机构还是得不到充足发展, 民营企业融资依旧困难。因此, 公私权力的互相渗透将会阻碍要素市场产权制度的建立, 制约其市场化。客观地说, 温州模式尚未培养出完善的人才、资本等要素市场, 很可能奖温州锁定在古典市场经济阶段 (金祥荣、朱希伟, 2001) 。要素市场改革与完善的关键在于, 政府能否从巨大的“诱惑”中走出来。

五、待研究问题

以上问题根的重要原因是温州当地政府和企业对“市场自发秩序”的一贯自信和对“无为而治”的小政府主义的路径依赖。现任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提出了“以民引外”的战略。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如若不进行政府管理转型和商业理念转变, G D P即使增长也是治标不治本的, 不能长久掩盖“温州模式”的矛盾。而管理转型, 包括政府的公共服务改进和企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作用, 大大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摘要：温州的经济增长因为缺乏新的动力而逐渐放缓, 而温州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弊病逐渐复出水面, 本文对温州模式困境的现象和成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温州模式,困境,政府管理

参考文献

[1]史晋川金祥荣等:温州模式研究 (修订版)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 2004

[2]董希望:温州模式的历史命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3]胡宏伟吴晓波:温州悬念[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4]陈文玲等:跨越—温州从传统信用迈向现代信用[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改革：锁定职能转变 第10篇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七次重大行政体制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政府将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职能和角色转变。

有评论认为，人们之所以关注此项改革，一是这项改革涉及部委的调整，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二是相比那些抽象的理念，部委调整是最具体、最看得见的改革；第三，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第一个大动作，由此可窥见今后的改革走向。

“放权”而不是“分权”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邓小平曾如此评价机构改革。

经过前6次较大规模调整，如今这场改革仍在延续。政府机构配置逐步与市场经济接轨，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路径也日渐清晰。

2008年的第六次机构改革，被媒体称为“第一轮大部制改革”。当时有评论认为，新组建工信部等5个部委，国务院组成部门改革为27个，为最大限度地避免职能交叉迈出了“大部制”步伐。

参与2008年“大部制”改革方案设计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总结，认为2008年机构改革，是权力机构调整的重要切入点，确定了行政三分制，即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的中长期改革目标。去年11月，十八大再次提及“大部制”，十八大报告要求“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

而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科研部主任许耀桐看来，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是一次尝试和探索，肯定改革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一些问题，一些合并后新组建的机构，还是分属办公，貌合神离，并没有有机融合。但大部制改革不是组织架构板块上的简单拼合，合并后融为一体，才是改革目的。这就是这次改革面对的问题。

有分析称，推进政府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很难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在明确改革目标后，重在创造条件，积极稳妥地推进，成熟一项推进一项，由此真正释放出强劲的改革红利。

此外，很多人把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看成是部委之间的权力重组。其实，这一次改革并不是部委问的权力重新分配游戏，而是一次放权革命——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民众放权。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凯在对机构改革作说明时说得很清楚：这次改革，要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重在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认为，本次机构改革最大的亮点是放权。

减了多少个正部级机构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向社会放了多少权。大部制改革，不是让这个部委权力更大，那个部委权力更小，而是系统地向社会放权，减少政府干预，市场能调节的交给市场，社会能自治的交由社会，地方能管理的交给地方。集中于“放权”而不是“分权”，从体制上最大限度地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而不是在部委间分蛋糕。

比如要“减少投资项目审批，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要“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对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一律予以取消”。在民政事务上的改革也是如此，要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机构改革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触及的是政府放权与削权，“改革最困难的就是理清政府权力清单，清楚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能和权力，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一方面是放权，也就是下放权力；一方面是削权，也就是权力转移，向社会转移”。

向社会放权，向市场放权，向民众放权，这才是应有的改革方向。如果改革仅仅是在部委间分权、在官员间平衡，变成部委间的权力博弈，而不是向市场、社会和民众分权，还可能滋生出更多的问题，改革只是在原地转圈圈。

《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曾如此描述机构改革阻力，“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朱镕基说，1997年年底，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大部制改革是要动既得利益者“奶酪”的改革，是公众欢迎而既得利益者抵触和抵抗的改革。但涉及放权与削权的改革，相当于公权力“革自己的命”、让出自己的“饭碗”，势必陷入部门利益博弈。而这种改革的难点更在于当下扭曲的权力分配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在公众对公权力制约不力的政治结构中，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性和约束性的改革，从某种程度而言，都意味着权力掌有者的损益，并且是自我损益。这也正是以往涉及到国家行政权力的改革常常困难重重、进退往复的主要原因。

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说，本轮机构改革虽是“微调”，但如何打破部门利益博弈僵局，实现真正的放权和削权，仍是关乎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

改革不应只是“加减法”

一直以来，权力边界不明晰，有些地方对微观经济运行管得过多、多头管理，互相推诿的现象让企业头疼不已。

全国人大代表、大同煤矿集团董事长张有喜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同忻煤矿在办理手续过程中，最少需跑33个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先后要出147个文件，盖205个公章。无独有偶，今年初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曾制作一张项目审批流程的“万里长征图”，显示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中心、站，盖108个章，共有100个审批环节，需799个审批工作日。

可见，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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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专栏作家余丰慧撰文指出，从与企业密切相关的事项看，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切实落实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不再实行先主管部门审批、再工商登记的制度，商事主体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即可从事一般生产经营活动。这些对企业都将带来重大利好，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活力将会得到很大释放。

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就《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有关内容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也解释道，“我们机构改革方案中间加了‘职能转变’这四个字，这正是我们这一轮改革的重点。过去一提到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总有人说‘机构改革’，也就是把‘哪些机构整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的确，机构改革不应只是表面的“加减法”，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应该是转变政府职能，机构改革包括稳步推进大部制，这都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最主要的内容、最主要的任务应当是职能转变，而目的则是为了更加利民与便民。

与5年前环境保护部的升格成立，鲜明指向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切一样。撤销铁道部，重组国家海洋局、能源局等，都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也是此次改革的亮点。

不要小看“职能转变”这4个字，要实现这个目标，比机构撤并难度要大得多。在现行有强大动员力的体制下，要撤并几个机构，或许只需要一个文件配以安置措施即可实现，但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殊为不易。

比如，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谈何容易——“减少微观事务管理，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意味着向市场放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意味着向社会放权；而“减少审批事项”，意味着要向下放权；“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则意味着政府要主动“削权”并斩断或多或少存在的利益链……

这些“浩大工程”，撤并机构是其中一部分。只有机构撤并的同时，政府职能同步转变，才能建立起“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正如王峰所讲，机构是职能的载体，如果职能不转变，一味地调整机构，实践证明有两种结果：一是不同类型机构硬整合起来，导致运行不畅，不多久后又有可能分开；二是机构在一定时期担负责任繁重，在运行当中顾此失彼，达不到改革目的。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如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第11篇

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 加强自身建设。其中,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

如何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是改革开放以来始终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伴随改革进程中各种新问题的产生, 政府自身改革与建设的迫切性逐渐提高。近几年, 虽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 但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比, 总体上来说是相对滞后的。从某种意义讲, 当下国内面临的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 都与政府改革进程的速度和深度紧密关联。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 无论是住房还是社保, 都还达不到人民群众的要求, 也都还没有完全体现出“发展成果要全民共享”的设计目标。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 我们深深感到, 政府工作与形势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还有不小的差距。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较薄弱;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健全,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 弄虚作假、奢侈浪费和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换言之, 政府自身的定位和效率, 不仅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福利、企业发展的环境, 还关系到社会和谐的程度、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融洽。政府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公正的利益超脱立场, 是制定各项政策的权力基石, 是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基本保证。而这些, 都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服务型政府的目的是服务人民群众, 是要切实改善民生, 没有政府自身改革与建设的深入, 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 也就不会有社会矛盾的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