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精选8篇）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第1篇
一、新闻节目的组合式改造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面对海量信息, 受众一方面应接不暇、难以完全消化, 另一方面又无所适从、难以准确选择, 同时面对信息的饥渴与过剩。对台广播这一时期除了提高新闻选择的针对性外, 还对新闻节目布局和呈现方式进行了组合式的改造, 以更好地满足台湾受众的信息需求。
(一) 整体布局:整点新闻+新闻大板块
受众对不同信息的需求有层次之分, 有的知晓即满足, 有的则需深度消费才能解渴。因此, 对台广播在新闻节目的布局上实行了全天多时段的短时间资讯播报和大板块、大时段、深度解读重点资讯的组合式结构。如, 中央电台对台广播2009年8月10日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改版, 首播时间由以前的每天9小时40分钟增至18小时20分钟。改版后的中华之声定位为新闻综合频率, 增加正点滚动新闻信息播报量, 新闻信息量占整个频率的60%, 进一步提高与强化新闻的时效性和广播特点, 设置了即时新闻报道节目《正点播报》, 搭起了中华之声的新闻骨架, 全天每逢整点播出, 每次10分钟, 全天共播报19次。另外, 中华之声将原有的《新闻大视野》、《体育天地》节目进行整合, 开设《早间随身听》、《海峡在线》早晚两大新闻板块。神州之声也设置了全天滚动的即时新闻报道节目《正点资讯》, 每次10分钟, 全天共播报14次。[1]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在节目改革中也增加了整点新闻的播出次数, 并设置了《直通两岸》、《环球360》、《晚间报道》、《时事透视镜》、《军事观察》、《海峡广角镜》等大板块的组合报道和深度报道节目。中国华艺广播公司也重点加强了《华广快车》和《两岸观察家》两档节目, 在提供早间新闻资讯的同时, 也提供两岸新闻的深度解读。
这种组合式安排, 既可以及时提供碎片化的信息, 也能够提供组合新闻和重点信息的观点解读, 满足了受众对信息的多种需求。
(二) 信息呈现:主持人+记者+专家
对台广播充分吸收了广播改革的成果, 以新颖的形式吸引受众。在信息的呈现方式上, 摒弃四平八稳的播音腔, 改为亲切、自然、口语化的说新闻方式, 增加主持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大量使用记者连线的报道形式, 及时进行专家访谈, 对重点新闻予以深度解读, 形成了“主持人+记者+专家”的多元化信息呈现方式。如, 中央电台中华之声的《资讯达人》面向岛内年轻听众, 设置了资讯达人、资讯加油站、NEWS对对碰、“潮客”正传、我播我show、周末夜疯狂等栏目, 以“精品资讯, 鲜活播报”为主旨, 颠覆了新闻资讯传统的传播模式, 以“演播”、“评论”等个性方式进行表达, 以真挚纯朴的情感贴近听众, 以轻松明快的风格、通俗风趣的语言打造“都市脱口秀”型的广播资讯类杂志节目[2]。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在2008年的节目调整中开办了《直通两岸》节目, 开设《记者连线》板块, 在《军情直播室》节目中也开设《一线记者》板块, 由各地特约记者报道当地有对台性的新闻和军队建设动态。该台还建立了特约专家资源库, 就重要新闻进行及时和深入解读, 为受众提供观点参考, 引导受众深度消费信息。其它对台广播也普遍使用了这种灵活多元的信息推送方式, 增加了节目的可听性。
二、方言节目的主力化提升
对台湾广播开办以来, 方言广播始终是重要组成部分, 但从整个对台广播格局来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普通话广播都是绝对的主力, 方言广播无论在编播力量、节目时长, 还是在承担的任务上都次于普通话广播。随着对台广播宣传重点的南移、下沉, 方言广播开始得到迅速强化。两岸关系开启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后, 方言广播的发展趋势得以延续, 并成为对台广播的新锐主力。
(一) 方言种类更加齐全
2008年,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也新办了该台历史上第一个客家方言节目《客家天地》, 使海峡之声形成了汉英两种语言、闽客两类方言的对台广播格局, [3]填补了该台50年没有客家话节目的空白。2010年10月18日, 福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左海之声开始使用福州话对福州和马祖地区播音, 设有《左海乡音》、《两岸一家亲》、《左海故事会》、《七讲八听》、《细化趴讲新闻》、《一路丫透脚》、《福州话、齐来讲》、《张林时间》、《空中剧院》等10多个福州话节目。此外, 还滚动播出福州话爆笑情景喜剧《虾油弟和橄榄妹》, 既起到了保护福州方言的作用, 也进一步壮大了方言对台广播的力量。
(二) 播出时间大幅增长
2008年10月15日,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别在福建厦门和广东梅州建立的厦门编辑部和梅州编辑部制作的节目———闽南话《祖地乡音》和客家话《客家天地》分别在神州之声早6点和晚6点播出, 时长都是1小时。这两档方言节目开播不久就在台湾及福建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2009年8月10日, 中央电台对台广播改版, 神州之声定位为“方言文艺频率”, 重点就是进一步丰富和提升对台湾广播方言节目。改版后, 《祖地乡音》和《客家天地》分别由1小时延长至3小时, 在北京制作的闽南话《天风海涌》和客家话《客家乡亲》节目也由原来的2小时增加到3小时。神州之声改版后方言节目量由原来的6小时增加至13小时, 占整个频率的72%。[4]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在2008年8月25日的改版中, 将原来的闽南话频道改为闽南话广播, 充实方言编播力量, 增办和调整方言节目, 扩大方言在节目中的占比, 着力拓展方言节目。此外, 随着闽南话广播协作网的成立及扩容, 闽南之声、刺桐之声等专业对台方言频率也得以加强, 使整体对台方言广播的力量得到加强。
三、服务节目的情势化扩容
服务类节目是对台广播重要的节目类型之一, 随着两岸交流交往的不断扩大, 对台广播也契合两岸交流交往的情境与形势, 对服务类节目进行了扩容。在保留既有对台经济、气象等服务节目的基础上, 增办了旅游和情感节目。
(一) 提升既有服务内容
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 两岸各领域的交流越来越热络, 对台广播顺势加强了既有的服务内容。如中央电台对台广播的服务专题节目以“真诚服务, 有效传递”为目标, 努力实现自己的角色定位, 以“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为追求, 在历次节目改革中求新求变, 使节目内容和形式都更加贴近受众需求。2008年10月15日, 中央电台对台广播新创办了反映大陆经济民生、社会生活、两岸经贸交流、人员往来的综合服务类专题节目《捷运900》, 节目时长两小时。2009年8月10日改为《捷运2009》, 2010年改为《捷运2010》, 时长延长至3小时。以提供服务的项目分类, 开辟多个子栏目, 如, 财经站:经贸交流、财富人生;民生站:社会民生、百姓故事;交流站:共享发展、互利双赢;台商站:大陆创业、大陆生活;休闲站:流行时尚、追寻品位;气象站:分担风雨、共享阳光;帮帮站:分享智慧、你帮我助;健康补给站:强身健体、科学养生;便利店:旅途加油站———不走了, 在这儿歇歇脚、聊聊天。《捷运2010》在直播中两个整点为正点新闻, 两个半点为气象服务, 中间行走于各站, 为台湾听众传递实用有趣的信息, 提供服务, 沟通情感。节目直播中还通过网络社区, 设定话题与台湾听众进行实时的互动, 并进行有奖收听问答, 吸引了许多年轻的网络听众。展示祖国大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透视大陆民生, 讲述老百姓的生活故事;报道两岸经贸交流、人员往来的发展状况, 提供有效的资讯, 促进大陆与台湾的交流与融合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在历次改版中也非常注重拓展服务性, 增办了气象服务节目《风云社区》以及专为渔民服务的互动节目《渔民俱乐部》。其它对台广播的服务节目也占了相当的比例, 在“大服务”中进行“大传播”。
(二) 增办旅游服务节目
台湾2008年7月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拉开了两岸旅游交流合作的序幕……2011年6月, 北京、上海、厦门成为首批“个人游”试点城市, 7月又启动了福建省居民赴金门、马祖、澎湖等地“个人游”, 开启了两岸全面、双向、正常化的民间交流。对台广播结合这一新形势, 适时扩大了旅游服务节目的规模。
2009年8月10日, 中央电台对台广播在改版时撤销《青春在线》, 设置了午间旅游节目《乐游神州》, 节目时长1小时, 节目型态为主持人直播, 主要栏目有《现在出发》、《行脚台湾》、《人气部落格》、《“奇”乐无穷》、《行者无疆》、《小城故事》、《乐游攻略》等。该节目旨在带领听众行走两岸, 悠游天下的同时, 为其打开一扇相互观察、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窗口, 在轻松乐游中看两岸风景[5], 观民风民俗, 品同源文化, 悟祖地乡情。同时在悠游中领略大陆社会、经济和民生的发展与进步;体会两岸合力共赢的美好愿景。[5]海峡之声广播电台2008年改版时, 更是将“文艺生活频道”改造为“旅游广播”, 打造专业对台旅游频率, 专事两岸的旅游交流。浦江之声广播电台也开办了一档旅游休闲类节目《带你去旅行》, 风格活泼、轻松、益智、互动性强, 内容丰富, 同时增加了一定的人文知识, 让旅游节目不再只是“泛泛而谈”。[6]厦门闽南之声、泉州刺桐之声也开办有《吃喝玩乐EASY GO》、《跟我趴趴走》等类似节目。
(三) 开设情感互动节目
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和“一日生活圈”的逐渐形成, 两岸民众渴望进一步了解彼此的生活尤其是内心世界。为了让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两岸民众通过广播进行直接沟通, 从而加深了解和理解, 2010年2月14日,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开设了大陆对台广播界首档情感互动节目《夜航船》, 每晚推出一个“情感”主题, 以讲述两岸普通人的故事和情感为主要内容, 为两岸听众搭建起一座心灵沟通的空中桥梁[7]。在两岸之间的交流多局限于政界和商界, 两岸基层民众的相互了解并不多, 两岸需要更多平台和渠道展开全方位交流的背景下, 《夜航船》的开播被学者称为“对台传播的一个创新”, 有利于两岸民众增信释疑、加深了解、融合情感。中央电台对台广播的《早安, 台湾》和《情歌唱天亮·音乐厅》节目也安排有“夜间情感话题”。
四、文艺节目的娱乐化发展
2008年之后, 对台广播的文艺节目也汲取文艺节目发展的新成果, 进行了娱乐化的改造, 以激发台湾受众的收听兴趣。
(一) 形式上的娱乐元素:直播+板块+互动
对台广播文艺节目的直播化和板块化改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基本成型, 这一时期, 主要是凸显互动性, 在文艺节目中设置互动和直接参与环节。如, 中央电台中华之声的直播大板块《文化时空》在2010年8月10日由原来的1小时扩版为2小时, 开设有《两岸艺评人》、《游走部落格》、《书香两岸》、《佳作收藏夹》等板块, 增强台网互动功能, 采取直播访谈、电话连线嘉宾和采访录音三种形式, 介绍最新热门文化娱乐话题, 播出海峡两岸文化名人精彩访谈;在你好台湾网上开设互动平台, 直播时与听众及网友随时互动;电话连线听众, 随时解答听众的相关问题[8]。神州之声也增强了文艺节目的比重, 在娱乐直播板块《娱乐在线》播出与听众互动的娱乐综艺节目, 开设直接为听众服务的子栏目《亲情点播》, 播出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同时增强与听众互动的功能, 在你好台湾网上同步开设平台, 设置主题, 直接向听众征集素材, 调动听众参与热情。神州之声2小时音乐直播板块《华语音乐汇》, 分设《中国民歌榜》和《华语流行音乐潮》两个单元, 介绍两岸最新流行音乐和原创音乐;开设以青少年学生为受众的《少年唱游》, 推荐适合青少年传唱的流行歌曲, 并在网络中开辟互动空间与青少年听众直面交流, 音频在你好台湾网上同步呈现, 先期预告并在节目中直播听众互动回帖, 力求与听众零距离交流。其它对台广播的文艺节目也大量引入电话、短信、论坛、微博等互动形式, 听众参与答题、点歌、讲故事、唱歌等成为对台文艺节目的常态化内容。
(二) 内容中的娱乐元素:趣味+幽默+人物
文艺节目在内容上更加轻松、时尚, 充满了幽默与趣味性, 并经常加入“名人”、“明星”、“草根”等人物元素, 增加节目的吸引力和可听性。如, 中央电台神州之声1小时娱乐直播板块节目《娱乐在线》, 包含了相声、小品、脱口秀、广播剧、电影电视剧剪辑等娱乐内容, 主持人也用脱口秀的形式串联节目, 另外还选择幽默、娱乐性强的优秀文艺作品引导听众的欣赏与审美。[9]神州之声2小时音乐直播板块《华语音乐汇》安排了两岸歌手及音乐人的访谈, 以人物元素增加节目的吸引力。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也引进了《幽默集装箱》, 开设《笑笑茶馆》等娱乐化的文艺节目。浦江之声、东南广播公司、中国华艺广播公司、闽南之声、刺桐之声、左海之声也开办了为数不少的类似节目, 在轻松搞笑的语境中拉近两岸同胞的情感, 增进彼此的了解, 促进彼此的沟通。
综上可见, 传播环境的改变是对台广播节目改革的依归, 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为传媒注满善意, 使对台广播对新闻节目、方言节目、服务节目和文艺节目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紧密依托各类节目的特点和受众的实际需求, 对其进行了回归传播本质的改造, 以期更好地发挥传播的沟通功能。
注释
1[1][2][4][5][8][9]王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 (续编) 2006-2010.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81, 86, 80, 86, 87, 89.
2[3]2009中国广播电视年鉴[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社, 2009:50.
3[6]引自浦江之声广播电台网站的节目介绍。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第2篇
中新网北京2月25日电(记者 路梅)今天上午9时许，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说，刚刚过完蛇年春节，连战主席就率台湾各界人士参访团来大陆，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在这里，他也向连主席和各位朋友拜个晚年，祝大家新春好。
习近平表示，这次是他担任新的职务之后，第一次会见台湾朋友。连主席是具有深厚民族情怀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尤其是在2005年4月，连主席率首个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来大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两党领导人，共同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对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高度评价连主席为两岸关系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习近平表示，他在福建工作多年，现在想起那个时期，他几乎每天都要接触有关台湾的事情，要经常会见台湾同胞，也结交了不少台湾朋友。到浙江、上海工作，差不多也是这样。
习近平特别提到：“我和连主席相识于浙江杭州，在2006年4月、11月两度会面，当时的会见情景，谈话情况，我现在记忆犹新，可以说当时情景历历在目，我和连主席是老朋友了。我离开福建到现在始终关注着台海局势，期待两岸关系持续改善。”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第3篇
刘镇宇是台湾发明界的元老，被誉为“台湾发明界的推手”。为发明交流、学术研讨，刘镇宇经常奔波在两岸之间，为两岸发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据悉，“6.18”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一个世界性的项目成果大型的展览会，福建省发明协会和台湾发明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开始联络、交流，但是合办创新成果展览却是在第四届“6.18”上首次实现，刘镇宇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福建总工会于2006年3月派经济技术部程强部长协同福建省发明协会汪文瑞副会长，专程北上北京会晤时在北京率团参加26届青少年大赛的台湾发明家代表刘镇宇会长，洽商为6.18开办“第一届海峡两岸项目创新发明展”与6.18交易展同时展出，刘镇宇返台后积极筹办，组织了41个产品项目，于2006年6月17日率团来到福州，开办了两岸创新发明交流活动，主办单位福建总工会路平副主席曾誉称刘镇宇会长为这个项目的“开山鼻祖”。展出后，总工会为了制度化，于第二天（6月19日）特派经济技术部程强部长代表与刘镇宇会长签署了两岸展出的“合作协议书”，每年的6月18日，刘镇宇都依约率团参加。
今年的6.18，台湾提了16个项目，皆为精选，大会授予“金奖”奖励。项目有：踢踏车（刘志诚、洪国琛）、瓦斯节流安全装（方翰），可快速开启使用与闭合收存之打光结构（洪羿生）、三枪消癌之研究（张炳谦）、薄型灯箱结构（陈国正）、弯梁式机车结构（梁武舜）、植物培育系统（陈志明、张惠玲）、天然海藻精力素提取方法（谢明文）、高尔夫球练习系统（陈志明、张惠玲）、经穴能量脚底通（梁雅婷）、风湿病之探讨（孙淑华）、滑移式铁卷门间隔柱之结构（何家俊、刘志诚）、精密螺帽温控扭转测试系统（陈志明）、机动式全方位排油烟机（张慧玲、陈志明）、迷你型耕耘机系列（林永吉）等。
“为两岸发明事业不辱使命”，耄耋高龄的刘镇宇仍然在为两岸的发明事业不遗余力的奔波，通过了解、沟通，增强互动，发挥两地优势互补，探索互利合作、联动发展的方式，共同架起沟通的桥梁，为两岸创新发明交流写下了辉煌的史页。刘镇宇正在用这样的大爱，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为中国的崛起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人物档案：
海上快速通道推动两岸电子商务发展 第4篇
从大陆到全球的物流通道我们也做了分析, 无非有这么三条, 第一条通道是大陆的各个城市通过直接供应的方式, 将货物运送到全球各地。第二条通道是经过中国香港中转, 转运到全球各地。第三条通道是通过中国台湾转运到全球各地。其中, 第二条通道实际上是一种陆空联运的方式, 第三条通道是海空联运的方式。目前, 第三条通道还不通畅。
那么我们如何来打造一条两岸快速物流的新通道?中国台湾目前有几条快船, 之所以会有海运快件, 是由于船舶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目前这些快船的排水量能达到1万吨, 航速每小时在45节以上。以高速客货轮这种新型的运输工具, 从中国台湾西海岸的各个港口出发, 3到5个小时就可到达厦门或者福州。我们做了一个测算, 这种运输成本要比空运低40%以上, 而且这种运输方式, 可选择航线更多, 运量更大, 装卸更便捷。而厦门作为全国重要的物流节点城市, 来自中国台湾的货物到达厦门后, 我们可以实现72小时内到达大陆所有县级城市。因此这一条通道的打通, 对促进两岸物流的发展会起到重要作用。
今年2月, 厦门开始试点对中国台海运快件业务, 4月底, 从台中港出发, 试点了第一单海运快件业务,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标志着两岸新型物流快速通道由此打开。预计年内我们将上线各种物品的监管系统, 为中国台湾商品以及经其中转的全球商品进入大陆提供便捷、安全的通道。
这个通道建成后, 厦门象屿希望开发一个跨境电商的综合物流平台, 来实现“四流合一”, 这也是厦门海关批准的唯一一个海运快件和跨境电商平台。我们不仅仅是要把它建成一个通关的平台, 还希望把它做成一个集商务办公、海关、监管、电商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电商服务平台。这个平台一期的建筑面积约10万平米, 组成元素包括参与配送的企业、集运和短驳企业、海运相关企业以及电商支付软件等。
通过这个平台的构筑, 我们希望在线上打造一个两岸贸易便利化的服务平台。为了这个线上平台, 两岸探讨了三年多, 做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在线上跟两岸服务客户的链接和沟通。
两岸贸易的便利化有三个功能, 一是实现厦门海运快件和跨境电商货物的单一窗口功能, 以解决两岸跨境电商通关难、退税难、物流难的三大难题;二是把电商服务的要素做到线上平台, 包括电商银行支付、快递、货单、传单等等;三是实现两岸信息的交换, 以及两岸物流的合作, 通过线上的贸易便利化服务平台, 来实现两岸物流的无缝对接。
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途径 论文 第5篇
标签：杂谈
愿两岸和平统一分类：銘飒豐際
——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途径的思考
今年台湾岛内台风灾害发生后，在大陆满腔热情大力援助台湾时，台湾岛内对大陆的善意援助与支持被严重扭曲，被污名化，政治化，充分反应了台湾对大陆的强烈不信任感。而两地灾后大陆网友频频发出这样的愤慨“台湾受灾时大陆捐了多少钱物？但是汶川地震时台湾捐了多少？”„„
这些事件均反应了两岸关系的对立仍没有缓解，两岸关系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可是，这发生的一切都不能断了两岸人民期盼两岸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望。人民和政府都还在不断的为之努力中。
胡锦涛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指出，台湾问题事关祖国完全统一，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我们要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自从“国共内战”留下“台湾问题”以来，在长达60多年的时期中，台湾海峡两岸一直处在“不统不独”的政治僵局中。在最近几年中，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各政党以及两个政府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达成早日结束“不统不独”政治僵局的共识，都希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胡锦涛强调，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发展和稳定，必定造福两岸同胞；“台独”分裂活动，有害于两岸发展和稳定，必定贻祸两岸同胞。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所系、共同责任所在。经过两岸同胞长期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更为强劲的动力、更为有利的条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再次呼吁，两岸同胞团结起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共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胡锦涛强调，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目的是为两岸同胞谋福祉，途径是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我们要继续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继续推动两岸直接“三通”进程，也要继续努力争取恢复和进行两岸协商谈判。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谈判的地位是平等的，议题是开放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通过谈判，寻求解决两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往等重要问题的办法，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进行规划。我们期待，两岸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胡锦涛指出，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１３亿大陆同胞和２３００万台湾同胞都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真心诚意关心台湾同胞，充分考虑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切实维护和照顾他们的正当权益。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我们将始终如一地履行对台湾同胞作出的承诺，既不会因局势的一时波动而有任何动摇，也不会因少数人的蓄意干扰而有任何改变。我们要最广泛地团结台湾同胞，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只有实现大团结，才能促进两岸关系大发展。对于那些曾经对
“台独”抱有幻想、主张过“台独”甚至从事过“台独”活动的人，也要努力争取团结，只要他们回到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我们都将热情欢迎，以诚相待。
如果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台独”是一个只有成本没有收获的买卖。“台独”只有让台湾永远的付出代价与金钱，却不会有任何的收益，不会让台湾得到尊严，也更没有安全，也没有成功的希望。到头来，只能是劳民伤财，两头空。
如果台湾有独立的条件，有独立的可能，争取台湾独立可以作为一个政治目标，全力推动。问题恰恰是，台湾绝没有独立的条件与可能。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中华民族，一个正在强大的中国，怎会让祖国的宝岛分裂出去？怎会容忍台湾独立？就像台湾不会让台北独立一样，像美国不会让夏威夷独立一样。台湾当局将独立的条件寄托在美国的支持上。然而，即使台湾有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承诺协防台湾，但美国也是有条件的，况且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下，美国即使不愿让中国统一，承认台湾实际上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但也不会容许台湾搞公开的或法理上的独立，绝对不会。台湾当局的独立决心再大，民意基础再高，也无法抵制13亿中国人民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意志。只要中国政府与人民不答应，“台独”就绝无成功的可能，台湾仍是中国的台湾。历史将会证明，“台独”只会空耗台湾的资源，空耗台湾人民的精力，最后换来的还是一场空。台湾的安全与尊严不是建立在追求台湾独立之上，也不会建立在不确定的美国协防台湾之上，而是应建立在没有台独台湾最安全的逻辑思维之上，建立在构建两岸和谐关系之上，建立在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长期和平共处与共荣之上。可以肯定地讲，“台独”绝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也不会让台湾人民有尊严。台湾出路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寻求与大陆的真正和解，实现经济的整合，争取互惠双赢。“台独”，没有出路，台湾更没有明天。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胡锦涛总书记对台工作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中央对台政策的重要主张，也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同样，要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海峡两岸的共同责任，需要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不只是大陆单方面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因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
我们必须抱有两岸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景，从历史的高度、从政治的高度分析和实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路径。
海峡两岸1949年的隔海分治，从政党政治来看是国共两党利益分配冲突的结果，但从价值系统上看是意识型态选择的分歧，在利益冲突与意识型态分歧的纠葛下，两岸经历了三十余年全面性交流的断绝。在1980年代两岸开始开放交流后，两岸爆发了长期积累的能量，两岸交流迅速展开。然而，由于政党政治斗争所导致主权上的争议与文化上的意识型态相互纠结，自然也就阻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脚步。台湾学者石之瑜就认为，“两岸的政治领导人均仍习惯性地高举主权或民族主义的旗帜，„。面对着各种新兴的、自发的社团组织，两岸政府又开始启用一些道德性的、意识型态的口号，希望重新组合人们的思绪，巩固逐渐模糊的政治认同..。这就促成两岸彼此用冲突性的政策，以维持起码的敌意，促使社会团体自觉必须依赖政治力量。”在不区分国家与政权、政治与行政的背景下，两岸的文化交流、民间往来，就有着非常多非理性的阻碍。更不用说两岸政权对话，行政沟通。因此，回顾二三十年的两岸关系发展路途上还存在基础争议以及方向有所偏离。从两岸发展的基点来看，在于
并没有实现国家和政权的分离；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正由于基点不平衡，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并没有重视发展民间社会力量，并没实现公权力和民间社会的互动。
国家与政权问题一直在纠结着两岸关系发展，国家与政权相分离。一些外国势力和“台独”势力就试图混淆国家与政权，进而来否认“一个中国”原则。无论台湾方面是否愿心平气和地接受，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现实中，中国大陆方面在绝大多数场合代表着中国。同样地，无论大陆方面承认与否，台湾方面所坚持的“中华民国”这一政权符号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事实上依然行使着“代表中国”的政治功能。刘国深教授上述“球体理论”使得国内外对两岸清晰的理解。不仅区分了国家与政权，更展示了一个中国的清晰现状。
两岸关系的定位过于从政治层面，尤其是政治对立、意识形态上来思考问题，显然就忽视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的必要性。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早就提出: 行政与政治不同。就我们所知，尽管一些外国势力和“台独”势力试图混淆两岸之间政治和行政，但是台湾地区的政治与行政分离设计做得很好，其文官制度比较健全，政务官成败去留由选举来决定，事务官则保持相对稳定。如果能实现政治和行政的相对分离，这有利于两岸公权力在行政事务上的交流和合作。因此，有专家提出，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愿景得到双方高层的认同背景下，专业研究人员开始有条件寻找两岸共同治理的共识基础、路径与模式。两岸共同事务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除了各自境内事务外，与两岸相关的所有事务，都可称为“两岸共同事务”。他建议，两岸可考虑成立“两岸共同事务委员会”，共同策画、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两岸共同事务的合作问题。
在理清前面两个分离的基础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重要的是在于落实。长期以来，两岸公权力的你争我斗，显然就没有民间社会说话的份。而这就需要两岸政府的“共同治理”。这共同治理不仅存在两岸之间公权力，还在于民间社会参与两岸治理过程中。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下，两岸民间社会参与治理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随着两岸“三通”的基本实现，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局面的逐渐形成，民间社会整合趋势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在治理视角下，民间社会力量完全可以、也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构建主体之一，成为两岸公权力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推动力。
以上所述的“国家和政权的分离”、“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公权力和民间社会互动”这“二个分离，一个互动”正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教授在其《试论和平发展背景下的两岸共同治理》一文中以“国家球体理论”、“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民间社会和共同治理”等思想为基础提出的两岸和平发展新路径。
实现海峡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有利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直接“三通”的基本实现，可充分实现海峡两岸经济资源有效合理配置，让生产、经济要素在海峡两岸之间流动更加便捷、高效，将为海峡两岸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与好处。其实现更重要的经济意义在于，让所蕴藏的两岸经济合作潜力与能量逐步得到释放，为两岸经济合作创造新契机，将会形成新的两岸业产分工与合作格局，同时为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或制度化安排创造了基本条件，有利海峡两岸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与一体化发展，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更为坚实的基础。
而作为中国当代大学生，我们更应该肩负起这历史的重任，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做贡献。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两岸统一是为了彻底打破美国套在中国脖子上的岛链，彻底改变将尽七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第6篇
【关键词】德国统一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吸纳型统一模式 合作型统一模式
【作者简介】牛长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08级博士生；李芳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09级博士生
1990年10月3日，德国乘东欧剧变之风，重新实现国家统一。2010年10月3日，德国迎来统一20周年。这二十年来，德国人为重新融为一体付出了巨大努力，其中的艰辛和痛苦不言而喻。尽管还有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但不可否认，德国正收获着统一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如今，德国不仅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周边国家“只有朋友，而没有敌人”的目标，还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 德国统一是研究国家统一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不少学者已对此进行了较深刻的研究。 而本文的关注点则是在对德国统一的过程和特点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阐述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启示。
一、德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东德”）两个国家。德国的分裂既是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酿成的后果，也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德国分裂长达四十多年之久，直至1990年才重获统一。德国从分裂走向统一，其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1）德国分裂为西德和东德的阶段（1945—1949）。二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大国一改战时肢解德国的主张，转而谋求德国统一。虽然美苏都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但二者的目的和在德国统一步骤上的主张不同，美国主张先实行德国的“经济统一”，并希望统一的德国纳入西方势力范围，以作为遏制苏联的桥头堡；苏联则强调先建立一个全德的中央政府，即先实现“政治统一”，目的是想建立一个包括整个德国在内的缓冲地带，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由于美苏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观点截然对立，因而根本无法达成关于德国统一的协议。实际上，“德国统一”只不过是美苏进行冷战的策略和手段，双方并不希望德国统一，奉行的也是分裂德国的政策。1947年1月的美英占领区合并和1948年6月的币制改革，都是美国分裂德国的重要举措；而苏联也针锋相对，进行货币改革和封锁柏林。其结果酿成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发生。柏林危机最终导致了柏林的分裂，从而奠定了德国分裂的局面。1949年9月和10月，西德和东德相继成立。从此，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国家，且分别属于以美苏为首的两个不同的政治军事集团。
（2）两德对峙僵持阶段（1950—1968）。无论是阿登纳政府，还是艾哈德政府和基辛格政府，都坚决不承认东德为一个独立国家，称其为“苏战区”、“德国的东半区”或“所谓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称西德是全德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为孤立东德、压缩其国际空间和阻止德国分裂的合法化，西德于1955年提出“哈尔斯坦主义”，即“不与除苏联以外的任何其他同东德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交”。 “哈尔斯坦主义”是西德坚持其唯一代表权的产物。
为实现国家统一，东德曾多次提议两德举行和平谈判，但由于双方对统一的步骤、方式以及统一后联盟归属的分歧很大，谈判一直没有举行。西德主张统一的第一步是举行国际监督下的全德自由选举， 强调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东德则要求由两德代表平等组成的机构来协商和准备德国统一，主张统一的德国在军事上保持中立。 1957年1月，在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30次会议上，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明确提出以“邦联”作为两德统一的过渡方案，即西德先退出北约，然后由两德共同组成一个“全德议会”，作为邦联的组织机构。 西德坚决反对东德所提议的邦联方案，认为该方案中所提出的中立要求违背了西德借由北约来维护自身安全的目标；另外就法理上而言，如果两德组成邦联，那就表示西德须承认东德是一个主权国家，而这是西德所不能接受的。1961年“柏林墙”修建后，两德关系从敌对走向隔绝。虽然艾哈德政府和基辛格政府对阿登纳的东方政策有所改变，但只是一些小修小补，并未从根本上作出改变。
（3）两德接触交流阶段（1969—1988）。1969年，勃兰特上台后，推行“以渐进求转变”的“新东方政策”。在政府声明中，勃兰特开始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称呼东德，承认“德国存在着两个国家”，主张双方进行平等谈判。 “新东方政策”是对“哈尔斯坦主义”的重大修正，也是西德东方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标志，比如，1970年3月和5月，两德总理勃兰特和斯多夫分别在埃尔富特和卡塞尔举行会谈；1970年8月和12月，西德分别与苏联、波兰签署《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1972年12月，两德签署《基础条约》。《基础条约》的签订对两德的影响深远，它是两德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打破了两国之间相互对立、不接触、不往来的封闭局面，为弥合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感情的创伤创造了条件”。 同时，它还为双方领导人进行会晤创造了条件，1981年12月，西德总理施密特应邀访问东德；1982年、1984年和1985年，两德领导人科尔和昂纳克利用参加苏联首脑葬礼的机会，先后进行了三次会晤；1987年9月，昂纳克实现他对西德的正式访问。两德领导人的会晤使两德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两德统一奠定了基础。
尽管西德承认了民主德国，而且《基础条约》也明确规定了“任何一方在国际上都不能代表另一方或以另一方的名义行事”、“任何一方的管辖权都仅限于本国领土之内”， 但为了不放弃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西德仍拒绝从国际法上承认东德，认为两德彼此不互为外国，二者之间有其特殊性，即“它们存在于尚存的‘整个德国’（Gesamtdeutschland）的国家基础之上”。 换言之，两德关系既不同于一般国际法上的“外国关系”，也不是东西德两个国家内部的“内政关系”，而是“整个德国”的“内部关系”。由此逻辑出发，西德为两德关系事务所设立的部门称为“德国内部事务部”，派遣东德代表的权力不属于外交部，在东德的代表不称“大使”，而称“常设代表”。
（4）两德和平统一阶段（1989—1990）。东欧剧变波及所有的东欧国家，东德亦在其中。1989年11月9日，东德被迫开放柏林墙。柏林墙倒塌的意义重大，它打开了两德之间长期封闭的闸门，“把德国统一推上议事日程，并以一种不以苏、美、英、法四大国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使德国统一成为迫近的现实”。 德国的统一主要通过三步骤来完成，一是于1990年5月18日通过签署关于建立两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第一个国家条约”，来实现经济统一；二是于8月3日通过签署关于实现国家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亦称“统一条约”），来实现政治统一；三是9月12日，两德和四大国外长在莫斯科共同签署《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解决了与两德统一有关的“外部”问题。通过这三步骤，两德最终于10月3日实现统一。
德国迅速实现统一，看似一帆风顺，然事实并非如此。在统一过程中，其需要解决四大难题：其一，苏、美、英、法四大国的支持问题。德国统一须有这四大国的同意，其中关键是美国和苏联。四大国最初均表示反对，但鉴于两德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又转而进行支持，并于1990年2月13日共同制定了“2＋4”方案，即先由两德解决“内部”统一问题，再由两德同四大国一起解决“外部”问题。其二，德国统一的方式问题。在该问题上，两德针锋相对，科尔主张两德统一应以西德《基本法》第23条为依据进行， 即东德以州建制加入西德；东德总理莫德罗则认为，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统一是统一为一个崭新的德国，应进行全民公决，由人民来决定崭新的德国新体制，反对根据《基本法》第23条吞并东德。 其三，德国统一后的联盟归属问题。该问题是解决德国统一外部问题的关键，是美苏斗争的焦点。苏联主张统一后的德国中立化；美、英、法三国则认为，德国统一后必须属于北约。其四，德国统一后的边界问题。该问题不仅直接涉及德、波之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问题，而且牵涉到一个带根本性的、是否承认战后边界现状的问题，它极易引起人们对过去法西斯德国的回忆和联想。
二、德国实现统一的特点
在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民众意愿之下，东西德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合并，实现了国家统一。德国的统一堪称是20世纪最独特而又大胆的试验，在这一过程中，西德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德既坚持原则，又善于提出新思想、新思路。与东德从主张德国统一到寻求民族分离相比，西德则始终把实现德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目标。西德在制宪时，之所以选择“基本法”这个名称，目的是把《基本法》作为过渡性或临时性宪法，待德国统一后，再制定最终宪法。这种主张国家统一的思想不仅体现在该基本法的名称上，还体现在它的内容之中，《基本法》的“统一”条款共有4处，即序言、第23条、第116条和第146条。起初，为维护德国统一，西德坚称单独代表整个德国，拒不承认东德为独立主权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奉行“哈尔斯坦主义”。后来的事实证明，“哈尔斯坦主义”实际上更多地束缚了西德自己的手脚。之后，西德推行“新东方政策”，承认东德，放弃单独代表权。然而，这并不表示西德放弃了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在正视现实的情况下，西德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思路：一是“一族两国”（one nation, two states）论， 其由西德总理勃兰特于1969年10月28日在施政纲领中提出，目的是想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最终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 二是国家法承认的理论，即西德对东德的承认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从而创造出一种两德之间不是外国关系的特殊模式； 三是在事先与缔约方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向对方递交一封关于保留德国统一的信件。西德在与苏联建交、同苏联签署《莫斯科条约》以及与东德签订《基础条约》的时候，都递交了一封这样的信件。这是谈判双方在保留各自某些观点的情况下达成妥协的一种方式，在国际法上被称为 “对方需要收下但无需接受其内容”。
第二，西德能够抓住机遇，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国家统一。东欧剧变给东德造成巨大冲击，发生了群众大规模示威游行、昂纳克下台、斯多夫辞职和柏林墙倒塌等事件。科尔以其政治家的敏锐，认为这是统一德国的大好时机，须迅速行动，否则时机稍纵即逝。于是，他未与西方三大盟国商议，就于1989年11月28日发表了关于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 把两德统一提上了议事日程。在1990年初苏、美、英、法四大国商议德国统一问题上，苏、英、法最初都倾向于把两德排除在外，主张采用“4＋0”方案；美国则提出 “4＋2”方案，即先由四大国商定德国统一方案，然后再与两德一起讨论。 但科尔政府反对这两种方案，主张采取“2＋4”方案。后经科尔政府的努力，四大国接受了“2＋4”方案。该方案使西德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在东德竞选期间，科尔在一个半月内6次亲赴东德，参加当地的竞选集会，为东德的德国联盟助选，并向选民承诺：“如果德国联盟上台组阁，西德将向东德提供数十亿马克的援助，并且在两德今后统一货币时，东德拥有一定存款的公民可按1:1的汇率将东德马克兑换成西德马克”。 科尔的行动和承诺达到了其预期的效果。1990年3月18日，德国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加速了两德的统一进程。科尔在德国统一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政治家的气魄和胆略，使其广受赞誉，一时被誉为“德国统一之父”。
第三，西德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是实现统一的根本保证。二战后，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德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西德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8.6%，高于同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60年，西德在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商品出口额和国际储备等方面均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西德人均国民收入超过美国，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位。 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西德推行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的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维持两德特殊的经贸关系。西德出于统一德国的长远考虑，认为两德之间的贸易是一种“德国内部贸易”（Der innerdeutsche Handel）。在这种特殊的经贸关系中，东德获利最多，主要表现在：（1）东德经常得到西德提供的数额巨大的低息和无息贷款；（2）在“德意志内部”贸易方面，除了东西马克按1 :1 官方比价（东西马克按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的比价为100：12）结算之外，东德每年仅免除关税这一项就可得到价值数百万（东）马克的好处；（3）东德通过西德与欧共体各国进行贸易，同样也从免除关税中得到许多实惠等。 两德间这种特殊的经贸关系之所以能得以维持，关键在于西德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西德也通过这种特殊的经贸关系，促进了东德人民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打击了东德的民族分离主义。其二，为德国内部统一提供巨额资金援助。德国内部统一是指实现德国西部和东部的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一体化。这是一项艰巨而又浩繁的工程，不是一般的国家所能承受得起的，比如，东德整体加入西德初期就需要5000亿至1.1万亿德国马克。 根据德国哈勒经济研究院估算，从1991年到2009年，德国总计投入1.3万亿欧元。但德国对东部的“输血”计划仍未结束，要一直持续到2019年。 如果西德经济实力不强大，很难想象其是否能实现统一德国的目标。
第四，从两德统一的结果来看，德国的统一是一种典型的吸纳型统一。吸纳型统一是指实力较弱的一方“加入”实力较强的一方，且完全按照后者的模式改造自己。两德的统一由西德来主导，而且是按照西德的制度框架来进行的，具体表现在：（1）东德以联邦制的形式加入西德。西德《基本法》明确规定了西德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东德则于1952年7月废除州建制，将全国划分为1市（柏林）和14个专区，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1990年8月3日，两德通过签订“第二个国家条约”，解决了他们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的不同。该条约规定：东德恢复1952年7月23日行政区划改革前的5州建制，并于10月3日按照西德《基本法》第23条集体加入西德。 这意味着东德以5个州的身份加入西德，且统一后的德国采用联邦制的结构形式。（2）西德对东德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在经济体制方面，在西德的帮助下，东德实现了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政治体制方面，西德按照自己的模式重新改造东德的公共管理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系统，如在行政管理机构方面，西德改变原东德中央集权型的行政管理体制，恢复州建制的行政管理体制。
三、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启示
尽管中国的统一问题因其特殊性，与德国的统一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西德在推进国家统一时，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以及这些做法背后的思考模式，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一，大陆须坚持一个中国框架的底线。东德对两德关系的政治定位经历了“一族一国”、“一族两国”和“两族两国” 等几个阶段。与东德一样，台湾对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也不断变化，如将两岸关系定位为“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关系”、“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即“一边一国”）。 可以说，台湾在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直至2008年马英九执政时，台湾才迷途知返，明确表示两岸关系是“台湾地区对大陆地区的关系”。面对这些，大陆则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维护国家统一。2008年12月底，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国框架（即“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框架）。一个中国框架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进一步解释，扩大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容量和解释力，包容了台湾方面的有关论述，创造了双方政策对接的空间。换言之，一个中国框架既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又没有对一个中国内涵做过死的界定，而是留下了探讨和协商的空间。一个中国内涵问题是两岸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如果两岸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不能同意歧见（agree to disagree），可能就会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和双方政治对立的持续。而一个中国框架以“相互区隔”和“战略模糊”的方式处理了一个中国内涵问题，这有利于两岸暂时搁置争议，进行合作。 因此，两岸若在以后商谈政治议题时，可不用或少用一个中国原则的提法，尽量使用一个中国框架的提法。但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国框架的底线，这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防止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情况。
第二，两岸应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创造条件，签署和平协议。自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机遇期。在这一新形势下，两岸关系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如“大三通”的全面实现、金融MOU和ECFA的签署等。但是，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两岸之间敏感的政治问题并未触及。两岸问题的本质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或解决的不好，将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瓶颈，甚至影响到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 目前，两岸仍处于敌对状态之中，而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是突破两岸关系政治瓶颈、实现两岸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根本途径。 因此，要实现两岸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两岸就必须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创造条件，签署和平协议。与两岸签署的事务性协议不同，和平协议是实现两岸关系全面正常化的标志，是防止两岸关系出现反复或倒退的法律保障，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最具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法律文献。 两德在签订《基础条约》时，由于在民族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所以就把该问题写进了《基础条约》之中。 这种处理分歧的方式值得借鉴。由于两岸在一个中国内涵问题上的分歧不是一朝一昔就能解决的，因此，为顺利签署和平协议，两岸可暂时搁置争议，把在该问题上的分歧写进和平协议之中。但是，必须把“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写进两岸和平协议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该协议只是一种中国内部两个行为体之间签署的协议。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第7篇
2014年10月11日, 全国休闲农业经验交流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会议提出, 要紧紧围绕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满足居民休闲消费的目标, 以农耕文化为魂, 以美丽田园为韵, 以生态农业为基, 以创新创造为径, 以古朴村落为形, 将休闲农业与现代农业、美丽乡村、生态文明、文化创意产业建设融为一体, 更加注重规范管理、内涵提升、公共服务、文化发掘、氛围营造, 加快构建完善的政策扶持、公共服务、宣传推介、资金投入等支撑体系, 通过深化改革, 把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需求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推动形成政府依法监管、经营主体守法经营、城乡居民文明休闲的发展格局。
农业部党组成员杨绍品在讲话时指出, 休闲农业的发展已充分彰显了其促进增收的经济功能、带动就业的社会功能、保护传承农耕文明的文化功能、美化乡村环境的生态功能, 促使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空气变人气、劳动变运动、农产品变商品, 让农村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 让农民闲暇的时间充实起来, 让富余的劳动力流动起来, 让传统的文化活跃起来, 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成为了提升农业、美化乡村、富裕农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杨绍品强调, 进一步促进休闲农业发展, 必须遵循“以农为本、科学规划,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强化服务、规范管理,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总体原则, 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决定与政府引导的关系, 使休闲农业在经营上更加灵活多样, 在服务上更加贴近市场需求;二是要正确处理好农民主体与社会参与的关系, 在突出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积极探索建立多方参与、互惠共赢的机制, 既促进休闲农业发展, 让农民利益最大化;三是要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 按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原则, 在统筹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情况下, 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 努力使休闲农业成为生态文明的示范产业;是是要正确处理好点上创建与面上推进的关系, 通过点创新、线模仿、面推广结合的方式, 以点带线促面, 形成“串珠成线、串线成面”的规模效应, 努力实现休闲农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来源:农业部网站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第8篇
2011年5月9日,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开幕。在会后发表的《经济对话中方成果说明》中表示:“双方欢迎两国有关当局就为两国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问题继续开展对话, 以增进互信, 争取就跨境审计监管合作达成协议。”为落实第三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的成果,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财政部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11年7月11日至12日就跨境审计监管合作问题在京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中国证监会主要负责人在会见美国代表团时表示, 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财政部对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保持的良好沟通与合作表示欢迎。保护投资者利益, 提高公众公司会计审计质量, 加强信息披露, 是两国监管机构的共同目标。因此, 两国的监管机构应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互信, 加强合作。美方代表团表示, 希望双方在北京进行建设性讨论, 增进双方未来在跨境审计监管方面的合作。
双方认为, 加强两国资本市场审计监管合作, 是落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的重要内容。此次讨论富有成效, 是加强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第一步。双方均认为通过加强两国在资本市场审计监管领域的合作, 将有助于提升公众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维护两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中美双方在跨境审计监管方面的对话起始于2007年, 但一直未牵涉实质内容。随着2011年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暴露出一系列“会计”问题等, 中美双方开始以专项谈判形式讨论跨境监管。不过, 有专家注意到, 从披露的公告看, 谈判并没有达成实质性可操作协议, 中美跨境监管“真空”依旧悬而未决。
随着经济金融国际化程度深化, 意味着中美通过实质性谈判认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跨境合作监管框架, 既是现实所需, 同时也确实具有可谈判协调的空间以增加双方监管互信。与此同时, 跨境合作监管的框架和形式可以多样化, 克服一些困难。当前, 中美跨境监管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因双方在监管理念和方式上不同而缺乏互信, 如美国注重程序监管, 强调程序监管对内容保真度的重要性, 至于内容真伪性则主要是审计公司和上市公司之责, 而且由于美国有着严格的集体诉讼、辩方举证等制度护航, 上市公司和审计公司造假欺诈的诉讼和惩罚机制是畅通的;而中国监管则因尚未完善构建集体诉讼、辩方举证和退市等制度, 不得不倾向于内容等实质性监管。在此, 必须指出的是, 中国监管改革应该考虑由实质性审核向程序和合规审核转型, 这也将是改革趋势。
其次, 中美在会计准则上都与国际会计准则有差别, 导致了中美在跨境监管合作上面临较高的监管协调成本, 从而在监管技术上影响双方的跨境监管合作。因此, 中美会计制度若都加快向国际标准的过渡, 不仅将有助于降低中美跨境审计监管的标准转换成本, 而且将增强双方监管互信, 并为中美双方签署委托跨境监管协议提供标准化的合作平台。
由此可见, 当前中美在跨境监管上的分歧是在合作博弈框架下的分歧, 而这些分歧不会遮盖中美在努力强化跨境监管合作消除监管需求的共同利益诉求和意愿。有效推进中美跨境合作监管, 需要中美双方都应在监管理念、会计准则等方面作出趋同式努力, 并构建基于监管互信的监管合作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