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变动范文（精选5篇）
就业变动 第1篇
一、浙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变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下图显示了1985年以来浙江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情况。
从图1可以看出:
(1)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从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动的总体情况来看,自1978年起,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到1987年,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从1985年到2007年,三次产业结构由28.9:46.3:24.8调整到5.3:54:40.7,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第一产业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应提高,与世界各国三次产业变动规律基本一致。产业结构由一、二、三演变为二、一、三,尔后进一步演变为二、三、一。
(2)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与产业结构的变动相对应,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85年至2007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了近34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稳步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迅速上升了近19个百分点,由此可以说明第二、第三产业已逐渐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
(3)随着经济的发展,浙江省的产业结构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就业结构尽管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产业结构在1987年达到了二、三、一这个格局,而就业结构在2002年第三产业才超过第一产业呈现二、三、一的趋势,这反映了在某种程度上浙江省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发展。
二、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以上分析得知浙江省就业结构水平滞后于产业结构水平,这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转移速度有关。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变动,劳动力不可避免地在三次产业中发生转移,形成新的就业结构。下面采用结构偏离度来进行分析。
某产业结构偏离度=该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该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1
公式清楚地描述了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当结构偏离度为零时,该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能在总量上达到均衡状态;当结构偏离度大于零,说明该产业应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当结构偏离度小于零,说明该产业已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下图为1985年—2007年浙江各产业结构偏离度变动趋势。
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
(1)长期以来浙江省第一产业结构偏离系数一直为负数,且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在1985年其系数为-0.47,到2007年则下降到-0.74,这表明有大量劳动力需要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去。
(2)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系数从1985年的0.46,到2007年的0.15,这一期间的数值都是大于零的,这说明该产业这些年的GDP份额大于当年就业份额。然而这期间该产业偏离度出现了波动,先是呈现出上涨的趋势,之后从1999年开始下降。此期间的第一阶段表明第二产业并未合理吸纳大量转移出的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比重仅有少量增加,比起第二产业在GDP中过高的比重,就业人数是不充分的,该产业应当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此期间的第二阶段,结构偏离数开始下降表明第二产业开始吸收从其他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吸纳劳动力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对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前面所述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1999年有相当程度的增加相一致。
(3)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从1985年以来一直为正数,且图表也显示其结构偏离系数正在变小,从1985年的0.85,下降到1995年的0.35,到了2007年则下降为0.26,愈来愈向零值靠拢,即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正在向均衡状态靠近,这说明在这段期间内,第三产业正有效的接受从其他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
于是,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产业现已成为劳动力净流出的部门,对浙江的就业产生巨大的压力;第二产业在1999年以后对吸收就业产生积极影响;第三产业一直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
参考文献
[1]、郭克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1999,(5).
[2]、李仲生.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J].人口与经济,2003,(3)
就业变动 第2篇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 一方面我国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另一方面,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结构性问题逐渐成为发展的瓶颈。
能否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成为决定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其中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结构性变化表现为, 长期供大于求的状况被结构性短缺所取代, 本论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研究的。
二、灰色关联分析
本文的数据均来自2011年-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通过时间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来衡量系统或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大小。采用初值法对映射量进行无量纲处理, 取分辨系数ρ=0.5。
以下四个方面 (产业、企业性质、地域和行业) 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时, 均将2011年至2015年全国就业总人数作为参照数列, 最终求出其对就业人口的关联度。
(一) 三大产业
通常所指的三大产业分别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其他非物质生产部门。计算出三大产业与就业人口关联度可以看出, 相互之间相差不大, 均在0.8以上。其中, 第二产业与就业人口的关联度最大, 说明其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第一产业的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 它与就业人口的关联度是最小的, 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有所上升。
(二) 企业性质
本文是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对企业性质的划分为依据, 从而计算出企业性质与就业人口关联度的关联度。从结果可以看出, 与就业人口变动趋势关联度最高的三种企业类型是:外商投资单位、个体以及私营企业, 关联度均在0.9以上;而与其关联度最低的四种是:集体单位、联营单位、股份合作单位以及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度均在0.7以下。
首先分析外商投资单位, 它对我国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国产品出口方面。但自从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给各国经济带来致命的创伤, 伴随而来的是海外投资的减少甚至是外商投资者的撤资。故对中国就业趋势产生了不利影响, 与就业人口的关联度较高。
其次, 贸易的逐渐自由化带动了经济增长, 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而第三产业也是私营和个体企业非常集中的领域, 对劳动力需求量的增长幅度比较大, 使得其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
(三) 地区
本文主要针对31个省份 (除港、澳、台地区) 的就业趋势进行分析。计算出地区与就业人口关联度, 利用网上地图绘制网页——地图慧http://c.dituhui.com/绘制出了如下地图统计图。
从地图统计图上可以明显地看出, 与就业人口关联度最高的10个省份是:浙江、吉林、广东、甘肃、海南、山西、安徽、新疆、河南以及西藏, 关联度均在0.9以上;而关联度最小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天津、湖南、重庆、福建以及陕西, 关联度均在0.8以下。
得出以下结论, 西部边陲省份对就业人口变动的影响程度较大, 其次是东北三省。可以说中国的边界省份 (除福建、天津以外) 与就业人口的关联度都比较高。
相对而言, 就业热潮的“集中地”北京、上海, 沿海发达地区 (除浙江、广东外) 并不是就业人口变动趋势影响较大的省份。反而是一些欠发达地区, 人口大省以及地广人稀的省份才真正是影响就业人口的地区。且越是出于中国内陆的地区, 对就业人口的影响力越小。
究其原因, 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制造工厂的内迁, 促使河南、安徽等地具有较大的就业人口吸收能力, 故与其的关联度较大。
(四) 行业
依据2011年第三次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进行行业划分, 涉及其中的19大行业门类。计算出的关联度如下表所示:
制造业对就业人口变动趋势影响最大, 就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布局中, 比较优势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 但近几年已有弱化迹象, 其波动就对我国就业的宏观趋势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 中国一直倡导制造业工厂转型, 想要进军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均未取得显著比较优势。这就使得制造业所具有的较大就业人口吸收能力受到限制。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重要性更是不必说,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性升级和转型都需要对接科技革命潮流。大量研究表明,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 对就业趋势的积极促进作用。
住宿和餐饮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两者均属服务业范畴。从2015年公布的数据来看, 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50%, 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点。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进一步增强, 与就业人口的关联度也很高。
三、结论
1.产业层面, 第二产业与就业人口变动趋势的关联度最高。但从长远来看, 第三产业的发展前景要更好。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进度的不断深化, 第三产业必定是着重发展之地, 将会逐渐取代第二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作用。
2.企业性质层面, 外商投资单位、个体以及私营企业与就业趋势的关联度最高。这也就是说毕业生没有必要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国有单位、世界500强企业, 这些单位的就职人数基本已经饱和, 且竞争激烈, 能解决的就业人口非常有限。而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前景反而比所谓“大公司”要好得多。
3.地区层面, 吉林、甘肃、海南、山西、安徽、新疆、河南、西藏等地与就业趋势的关联度最高。“北上广”等就业热潮集中城市的就业人员再吸收能力渐弱。像广东这类“制造”大省, 虽目前对就业的影响还比较大, 但是随着制造业工厂内迁, 产业升级的不断推进, 我国欠发达地区以及内陆的就业影响力将会提升。
4.行业层面, 制造业、科研、住宿餐饮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与就业趋势的关联度最高。制造业的升级转型需要对接科技发展, 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高端产品的研发皆需要科技的投入, 故技术科研方面工作比较有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就业变动 第3篇
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意愿
1. 外出动机
农村流动劳动者的流动动机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因为它是流动者就业行为的前提和基础, 对就业行为的很多方面都产生着深远影响。如表1所示, 从四次调查数据的均值可以看出, 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供养家庭”动机的比例比第一代低32.19%, 而选择“个体发展”动机的比例比第一代高22.15%。首先, 从“供养家庭”动机看, 第一代农民工选择“补贴家用”和“供孩子上学”的比例最高, 合计占53.85%, 说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目标依然是维系家庭生存与发展, 特别是由于他们过去的成长及打工经历, 对孩子的教育较为重视, 用打工所获收入保证孩子教育。而新生代农民工“供养家庭”的比例虽然比第一代农民工低很多, 但这一比例仍达到40%,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中仍有相当比例的人承担着其农村家庭生存与发展的重负 (根据我们之前的调查研究, 农村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 直接与其拥有的外出劳动力数量有关) 。[1]其次, 在“个体发展”动机上, 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比例仅为16.53%, 这更加说明绝大多数的第一代农民工是背负着家庭责任外出的;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38.68%, 比前者高22个百分点, 表明有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了追求个体发展, 他们更加注重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 并且寻找个体发展机会的意识强烈。再次, 从“其它”选项看, 有21%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机上不十分明确, 并且占比最高的是“不懂农活、在家无事可干”, 这说明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在外出时处于迷惘的状态, 这从本质上体现了他们“离农、厌农”的情愫。最后, 值得关注的是在时间、方向上, 两代农民工以追求“个体发展”为目标的比例都呈上升趋势, 从2006年至2012年7年间, 第一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增长了4个百分点, 新生代的这一比例增长了4.7个百分点, 这一变动趋势可能对学界以往的认识带来挑战, 这意味着在农民工未来发展问题上, 不应将希望全部寄托于新生代农民工, 也许一定比例的第一代农民工更有竞争力实现其个体发展目标。实际上, 由于子女成家及分家等原因 (我们的调查研究表明, 农村人口的家庭规模已由2006年户均5.11人下降到2007年的4.42人, 下降幅度约为14%) , [2]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将逐渐减轻, 他们也会像新生代一样, 去追求个体发展, 而且凭借以往的经历、经验及积累的社会资本等, 他们对个体发展目标的确立会更现实、更切合自身实际, 也更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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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项调查问卷设计为单选。
2. 择业意愿
流动者的择业意愿是其流动动因和就业观念的最直接反映。如表2所示, 从四次调查数据的均值可以看出, 首先, 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较高收入”的比例分别是54.59%、47.34%, 而其它选项的比例较为分散, 这说明预期的货币收入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职业选择的最重要因素, 也印证了城乡收入差距或农业与非农收入差距无疑是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的最重要因素。十分集中的“较高收入”选择也与表1中“供养家庭”占比最高相一致。同时, 在其它比重较高的选项上, 两代劳动力都呈现出注重“保障”和“前途”的特点。其次, 两代劳动力在择业意愿上的差异也十分清晰, 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较高收入”的比例比第一代低7.25%, 而选择“有保障”、“轻松舒适”、“有发展前途”、“能获得尊重”、“能从中学到知识、技术”的比例和为47.26%, 比第一代高6.03%, 总体上呈现出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就业保障、个人发展及兴趣爱好的特点。特别在就业的“轻松舒适”上差异非常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为11.85%, 而第一代仅为4.95%,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精神上不如第一代。同时, 在“能获得尊重”、“能从中学到知识、技术”选项上, 两项的比例虽然都小, 但都呈现出第一代的比例高于新生代的特点, 这虽然看起来和前述外出动机的比较有矛盾, 实际上更能反映出两代农民工对职业“体面”和知识技术重要性的理解差异:第一代的经历及较低的文化程度, 使得他们在面对单项选择问题时, 往往只能以以往经历的“沉淀”进行选择;而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动机与现实的冲突时, 个性的不稳定性和矛盾性往往会使他们偏向诱惑性导向。再次, 从时间方向来看, 两代农民工对“较高收入”选项的比例都呈连续递减态势, 这表明虽然收入是择业意愿的最主要因素, 但其重要性在逐步减弱, 他们在注重收入的同时, 越来越多地会考虑就业中的其它事项。其中, 最为明显的是两代农民工都表现出对“有保障”的重视程度的不断上升和对“能获得尊重”比例的连续降低。前者反映了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不断上升, “有保障” (可以理解为农民工的收入保障及其它权利保障, 以致各类社会保障) 成为农民工就业选择中的重要因素, 而后者则反映出农民工就业的社会环境在不断趋好。
由以上分析可见,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动机、择业意愿方面呈现出基本倾向的一致性 (高比例倾向) , 但在诸多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基本倾向方面的比例差异) 。首先, 在外出动机上,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和负担上的相对优势, 以及成长环境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追求个体发展, 渴望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相当比例 (约21%) 的新生代在外出动机上呈现出迷惘状态, “离农、厌农”情愫强烈。其次, 在择业意愿上, 虽然收入仍是影响两代农民工择业的最重要因素, 但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于就业中的各类保障、职业发展前途, 以及职业的轻松舒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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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项调查问卷设计为单选。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
1. 就业行业
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 我国农村流动劳动者主要集中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 并多以建筑业、加工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 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表3所示, 从四次调查数据的均值可以看出, 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就业的比例和分别为84.72%、79.75%, 这说明两代农民工大多依然集中在以体力劳动为主或技术要求较低的低端服务行业就业。其中, 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建筑业, 约占40%, 其次是服务业和制造业;而新生代依次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 并且呈现出就业于服务业和建筑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就业于制造业的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导致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是不同行业的利润空间不同, 其应对劳动力短缺的能力 (提升工资水平) 也不同。自2007年以来, 新生代农民工在建筑业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似乎与以往的经验观察不同, 其原因主要在于建筑业 (主要是城市房地产业) 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 当劳动力供给短缺时, 其提升工资的空间也较大, 再者就是建筑业机械化水平在近些年也有了快速的提高, 从而能引致相当数量的新生代投入建筑业。而利润空间相对较小的制造业加薪幅度小, 加之枯燥乏味的流水线操作, 使得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建筑业。特别是在新生代农民工中, 从事技术和管理行当的比例比第一代高5个百分点。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 所从事的职业有从集中走向分散的趋势, 他们在逐渐摆脱第一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危险、苦、累的工作, 开始选择在相对轻松、工作条件较好、靠技术和脑力赚钱的行业就业, 就业环境、就业层次、就业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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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水平
农村流动者的技术水平和就业行业密切相关, 他们的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就业的行业、岗位甚至收入及未来发展。从现实中可以看出两代农民工中均有一半以上 (其中第一代农民工更是达到了84%) 所从事的工作不需要技术, 而需要较低和较高技术的比例都较低, 这与前面所说的两代农民工大多依然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或技术要求较低的低端服务行业是一致的。尽管如此, 新生代农民工所呈现出的就业岗位技术结构还是和第一代有明显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中“不需要技术”的比例比第一代低23.28%, 而“需要较低技术”和“需要较高技术”的比例均高于第一代, 其中“需要较高技术”者比第一代高近18%。 (1) 这说明和第一代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行业技术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正在向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行业转换。这一点也再次印证了上述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在相对轻松、靠技术和脑力赚钱的行业就业, 并且随着他们打工资历的提高, 会积累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经验, 这会使得他们的行业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这是流动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 也是大量农村劳动者弥补正规教育不足的一种途径。
3. 权利保障
从表4可以看出, 新生代农民工中未被拖欠工资、签订劳动合同和有工伤保险的比例均高于第一代, 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利保障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同时也要注意, 目前农民工的就业权利保障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根据我们所作的调查, 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仍然较低, 而有工伤保险的比例更低 (分别为20%、23%) ;根据有关报道, 在许多生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中,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仍然普遍。这一方面反映了用工单位还是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和主动性, 相关监管部门也存在着失职之责,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仍显不足。但总体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还是明显高于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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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动去向和职业稳定性
如表5所示, 从流动去向看, 从四次调查数据的均值可以看出, 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在省内、外大中城市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7.13%、87.36%, 说明农民工依然主要倾向于跨区域、远距离打工。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 流向省外城市的比例比第一代高14.74%, 而流向省内县、镇的比例比第一代低10.23%, 并且其流向省外城市的比例随时间呈上升趋势, 而流向省内大中城市和县镇的比例随时间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又离乡”, 更倾向于到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寻求发展, 也表明他们渴望进入大城市工作和生活, 对城市的归属感更强。从职业稳定性看, 新生代农民工打工过程中平均换工次数少于第一代, 而平均每年外出打工月数高于第一代, 且其换工次数随时间呈下降趋势, 外出打工月数随时间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逐渐增强, 在城市务工和生活的时间逐渐延长。有研究表明, 外出者的务工时间与其技能水平成正比, 职业的稳定性有利于外出者对技能的学习, 减少岗位搜寻的成本。[3]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稳定性的增强和务工时间的增长有助于其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提高。
以上分析表明, 与第一代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行业、技术水平、权利保障状况以及流动去向和职业稳定性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的行业有从集中走向分散的趋势, 他们开始选择在相对轻松、工作条件较好、靠技术和脑力赚钱的行业就业;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行业技术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正在向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行业转换;他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 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工伤保险, 拖欠工资的现象也有所好转;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进入大城市打工。同时, 他们的职业稳定性增强, 这些都对其职业选择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三、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
1. 绝对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既是经济发展的体现, 也是产业发展的体现和个人能力的体现。如表6所示, 从四次调查数据的均值可以看出,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比第一代低160.9元, 但是其人均年收入却高出第一代347.8元, 具体来看, 四次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均低于第一代, 但是其2006年、2007年和2009年的人均年收入均超过了第一代。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四次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外出打工月数均长于第一代, 正是较长的外出打工时间弥补了他们较低的人均月收入, 从而使得2006年、2007年和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了第一代。这可能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农忙季节要返回农村做农活, 不能专心打工, 而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有父辈从事于农活, 大部分人只在春节期间返回家乡过年。另外, 从时间方向上看, 两代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和人均年收入均随时间呈递增态势, 反映了近些年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有了较大改观, 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出现和波及全国的“招工难”问题, 这一现状迫使用工单位提高农民工工资及福利待遇。
2. 相对收入水平
为了更好地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我们将两代农民工和全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月收入进行比较。首先, 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的比较来看, 自2006年以来, 农民工工资相比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发生了较大变化, 从2007年开始第一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超过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 自2009年开始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也超过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 并且两代农民工与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有继续走高的趋势。这一趋势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已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至少说明部分农民工市民化 (特别是无或少家庭负担的新生代农民工) 的经济条件已初步具备。其次, 从农民工与农村居民人均月收入的比较看, 已呈现出较大差距, 且差距持续快速扩大。2006年农民工的人均收入比农村居民高541.1元, 2009年高1120.0元, 到2012年更是高出1993.5元。由此可见, 流动者的打工收入已成为农村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 也是促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曲线上升的最主要力量。再次, 从两代农民工收入的增长态势看, 第一代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增长明显快于新生代, 且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第一代农民工在长期的打工过程中, 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经验, 特别是其具有吃苦耐劳精神, 而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工作舒适, 不愿从事脏、累、苦的体力劳动, 这是导致第一代农民工月收入高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因素。
由以上分析可见, 近几年农民工的收入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 两代农民工的人均收入均呈现出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势头, 特别是自2009年以后, 两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都超过全国城镇居民的月平均收入。从两代农民工内部收入差别来看, 也许正是由于第一代农民工所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 使其人均月收入总是高于新生代农民工, 但在人年均收入方面, 又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比第一代农民工有更长的打工时间, 使得其人均年收入总体上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四、基本结论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 以下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变动趋势以概括。
1. 就业行为特征及变动趋势
“农村推力、城市拉力”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力机制。从外出动机来看, 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是基于“农村推力”的自迫行为, 增加收入、缓解贫困、提高家庭生活水平是他们外出的基本动因;[4]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主要动力则是“城市引力”。外出动机的不同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就业观念和行为上的显著分化。第一代农民工迫于整个家庭的生计压力, 形成了普遍的“打工挣钱、种地吃饭”的就业模式, “根在农村、本为农耕”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从而使得他们的流动往往仅具有地理上的“往复流动”及“城市过客”的含义。相比较而言, 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传统农业生产只有简单了解, 对农村尤其是土地的依赖情结越来越淡, 甚至对农业生产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同时, 成长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家庭负担的减轻, 使得他们在突破传统价值观念方面既有愿望也具备一定条件, 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追求个体发展, 他们将外出务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良好契机, 因而他们的外出更具有“社会流动”的含义。这也决定了其在择业意愿上不再是单一地关注工资待遇, 而是更加注重就业中的各类保障、职业发展前途, 以及职业的轻松舒适等, 希望获得“体面”的工作机会。同时, 他们虽具有通过学习文化和技能、提升自身素质以获得个体发展的强烈愿望, 但当动机与现实发生冲突时, 不成熟的心理素质以及不稳定的性格往往使他们陷入彷徨迷惘之中, 甚至以无底线的功利主义应对。
2. 收入特征及变动趋势
收入既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首要目标, 也是他们在城市能够长久立足的主要依靠, 更是事关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大问题。由以上分析可见, 自2006年国家出台一系列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以来, 农民工长期“刚性”的低收入状况被打破, 近几年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并呈现出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势头。这表明,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或中国农民工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经济能力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基本论断评判, 未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将会明显加快。我们基于农民工收入变化得出的这一判断, 也与众多学者提出的中国已临近或已迈入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5]的判断相一致。其次, 尽管第一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总体高于新生代, 但从年收入来看, 新生代总是以比第一代更长的务工时间使得其年收入高于第一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的第一代农民工将因年龄偏大、技能限制等因素退出城市 (当然从发展现状来看, 也会有一定比例的第一代农民工最终定居城市) 。因此, 在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背景下, 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的提升空间将会更大。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高的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现代意识和城市社会适应能力等, 这使其在城市融入方面有诸多有利因素。因此, 可以断定, 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收入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其市民化的经济社会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未来几年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将会明显加快。
摘要：本文基于代际视角, 利用四次社会调查数据, 从择业动机、择业意愿、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收入特征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观念正发生着一些积极的变化, 就业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这将为其市民化创造有利的条件。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收入水平,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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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变动 第4篇
借鉴胡永泰(1998)的方法,首先利用分产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部分,包括: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将就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可以得出各产业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原理如下:
为商品增值系数,Y表示地区生产总值,Xi为i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总就业人数的份额,Zi为i产业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份额,"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就业结构效应=β∑Wi(dxi/xi)=β{[(W2/x2)-(W1/x1)]dx2+[(W3/x3)-(W1/x1)/dx3},表示农业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时带来的经济增长。从业人员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总体就业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表1所示。
注:1.数据由河北省历年经济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2.就业结构效应为由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带来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通过上表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河北省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河北省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如表1所示。
二、数据分析
从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来看,1985年贡献率最高,其中由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提供了6.63%贡献份额,体现了从第一产业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向乡镇企业的转移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但在1989-1991期间,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结构效应出现负的贡献,主要原因是这些年份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下降。1992年以后由于体制改革、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等因素的作用,劳动力的转移对经济的增长又逐渐产生正的效应。
为了更明显地看出河北省就业结构变动的趋势,我们将1978-2006年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85年、1986-1992年、1993-2006年(见表2)并分别进行分析。这种划分的主要原因为:1978-1985年农业产值增长较快,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较少;1986-1992年农业劳动力加速向外转移;1993年后农业劳动力转移趋于平稳,三个阶段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的贡献不同。
注:数据由河北省历年经济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按照河北省经济发展状况,分不同阶段来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产生的结构效应如表2所示,1978-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明显,产生的效应为2.53%;1986-1992期间,就业结构总效应为0.38%,比前一阶段有所下降,而在1993-2006年间,就业结构效应为1.15%,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有所上升。1978-2006年间,河北省就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平均产生的贡献为1.30%。这说明河北省就业人数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确实产生了促进作用,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又上升的过程,产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加大,加上国家对第三产业的鼓励政策,均促使农业劳动力较为迅速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去,从分产业的结构效应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效应为1.66%,第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效应为0.86%。之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吸纳劳动力渐近饱和,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减缓,就业结构的效应有所下降,这个阶段,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的比重相对降低,第二、三产业的结构效应相对前一阶段有了一定的下降。而近些年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企业体制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国有企业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大力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第三产业也蓬勃发展,使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个体、私营经济吸收了较多的农业剩余的劳动力,增加了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促进了农业人口的转移,因此就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又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个阶段,由于第二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低于第三产业就业结构效应,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效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结构效应,占当年经济增长率的0.65%。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同产业间就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过程中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动,引起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贡献。
近年来,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过程中,从第一产业转出的从业人员转入到第三产业产生的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逐渐超过第二产业在就业结构变动中的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三、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优化河北省就业结构,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结合上述结论,本文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就业结构方面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规范农业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国际经验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的阶段性进程。因此,在鼓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还应当注重规范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保证农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业规模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社会稳定。在保证农业稳定高效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应当使转移既要促进工业化、非农化、城市化的进程,更要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高转移者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2. 调整第二产业结构,提高劳动力吸纳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和资源重新配置带动了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内投资结构的改善和外资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等等,从而推动经济的迅速增长。
从目前来看,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2006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5 161.03元/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2 827.877元/人,农村劳动力的横向转移,对于经济的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从模型结论来看,河北省劳动力从农业转入到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平均保持在一半以上,保持这个贡献率不变的情况下,在未来的一段时期,第二产业通过吸纳转移过来的劳动力,以其自身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优势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仍将是很突出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河北省第二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资本深化的过程,对于投资的需求较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从业人员的吸收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的排斥效应,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发掘新的吸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促进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河北省在劳动力上的优势,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3.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拓展就业空间。
从上面模型分析我们也看到,近几年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增强,其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在1993-2006年间,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入到第三产业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第一次超过了转入到第二产业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平均高出0.15个百分点。由于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中大多数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强,经济的增长的发展空间和吸纳劳动力的潜力都是很大的。应当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高科技与劳动密集相结合的行业,重点支持教育培训、信息咨询、文化服务等行业,将其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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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变动 第5篇
1 昆明市产业结构的时间演进特征
1.1 昆明市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研究选取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三产”历年增长率为指标。即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X1, 第二产业产值增长率X2、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X3。这些指标直接反映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2 模型构建
本研究选取昆明市1985~2010年相关数据, 利用SPSS18.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及相关性分析。线性回归模型Y=b0+b1X1+b2X2+b3X3。式中, Y为因变量, b0为常数项, b1、b2、b3为对应X1、X2、X3的偏回归系数。得出回归方程:Y=1.546+0.133X1+0.559X2+0.235X3
回归方程调整后R2等于0.988, 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中F检验统计量的值为652.95, 显著性概率P值为0.000, 通过了0.0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的相关系数为R1 (Y, X1) =0.580, R2 (Y, X2) =0.808, R3 (Y, X3) =0.706。 (R1、R2、R3都通过P=0.05的检验) 。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影响昆明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第二、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 而第一产业产值的增长对昆明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小。第二产业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增加0.559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增加0.235个百分点, 但第一产业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只增加0.133个百分点。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 R2>R3>R1, 即GDP增长率与第二产业产值增长率及与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率之间的关联程度大于GDP增长率与第一产业产值增长率之间的关联程度。因此, 影响昆明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第二、第三产业的增长, 第一产业对昆明GDP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 要加快昆明地区生产总值进程, 必须要加快昆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1.3 昆明市各产业间的关联程度
利用SPSS18.0S软件对昆明市1985~2010年的GDP以及三产产值进行相关系数检验后得到各产值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 昆明市第一产业产值与GDP及第二、三产业产值的相关系数为0.985328、0.983624、0.982427均大于0.98, 这表明昆明市第一产业发展与昆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非常密切, 不能只重视昆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第一产业的发展。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昆明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但是不能只重视昆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第一产业的国民经济基础作用[1]。因此, 要实现昆明市经济的又好又快的发展, 须在确保昆明市第一产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 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
既然如此, 能否减少第一产业的某个生产要素的部分投入, 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去。这个调整的生产要素能够既保证昆明市第一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又能加快昆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生产要素主要包括技术、劳动力、土地、信息、资本、企业家等。要又好又快地发展第一产业, 技术、信息、资本、企业家这些投入要素都不应该减少, 而减少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要素投入, 转移到其它产业中会加快第二、三产业发展步伐, 但对第一产业本身会不会造成影响?
2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演进状态评价
参照钱纳里的“标准模式”, 2010年昆明市人均GDP达到2378.5美元,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数据大致位于标准模式中人均GDP2000~4000美元之间的范围, 而昆明市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为6.08%, 就业比重为33.3%。在对比钱纳里的“标准模式”后可以发现, 昆明市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演进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演进速度。这是否意味着昆明市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演进不合理, 需要加快减少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本演进将用Eviews软件对昆明市第一产业就业与第一产业产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进而判断及预测昆明市第一产业就业与第一产业产值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发展趋势。
2.1 数据选择及模型建立
本研究选取1985~2010年昆明第一产业就业占三产就业比重 (X) , 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Y) 为指标。对X、Y分别取对数LnX、LnY以消除两序列的异方差性。用Eviws软件对以下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第一, 对时间序列LnX及LnY进行平稳性分析;第二, 检验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两时间序列间的协整关系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2.2 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数据的协整检验之前, 先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用ADF检验判断各序列是否有单位根, 用AIC准则判断滞后阶数。检验形式为 (C, T, L) , C为常数项、T为时间趋势、L为滞后阶数, △为一阶差分。
从表4的检验结果显示,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及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均为非平稳序列, 需继续对序列进行单整检验。对序列进行单整检验后发现, 两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检验水平下, ADF检验值的绝对值都大于临界值的绝对值。因此, 这两个序列是一阶单整的, 即LnX~ (1) 、LnY~ (1) , 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3 协整检验
通过OLS确立LnY与LnX之间的线性关系是: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 各变量通过了t、F检验, 变量较为显著, 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同时计算残差et, 并对et做ADF回归。从表4的ADF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ADF检验值的绝对值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 表明两变量具有协整关系, 即LnX、LnY~ (1, 1) 是长期均衡的。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将LnX、LnY以一阶差分形式△LnX、△LnY加以构造, 并将LnX与LnY之间建立的关系模型而产生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 建立EMC模型。得到EMC模型的估计结果:
结果表明, 昆明市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不仅受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变化的影响, 而且取决于上一期第一产业就业发展对均衡水平的偏离, 式中误差项et-1估计系数为-0.286, 存在误差修正机制。第一产业就业水平的短期波动对第三产业产值存在正向影响。
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把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其结果见表6。
由表6可以看出, 在滞后二期, 第一产业就业发展是第一产业产值发展的Granger原因, 但第一产业产值发展不是第一产业就业发展的Grange原因。在滞后一、三、四期,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之间不存在Grange因果关系。这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变动对第一产业产值发展近期存在单向的Grange因果关系, 而远期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变动与第一产业产值发展不存在Grange因果关系。
总的来说,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以及近期的Grange因果关系,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变化对第一产业产值的发展短期具有正向效应, 同时,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对第一产业就业的发展短期也具有正向效应, 不过效应都不显著。因此, 可以得出昆明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人数对近期内确保昆明市第一产业稳定发展不可减少。在近期, 只能将昆明市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及极少数第一产业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而从远期看来, 可以将昆明市第一产业部分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 促进昆明市经济更加合理的发展。
3 促进昆明市经济发展的优化对策
昆明市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 承担着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作用, 其第一产业劳动人口转移的进程关系着“十二五”时期全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目标。正确把握昆明市第一产业劳动人口转移的进程, 并提出合理的关于劳动力转移思路对策, 对于促进昆明市及云南省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1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保证农业生产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是保障农业生产和粮食供给的不可或缺的因素。通过改善昆明市农村交通现状, 大力发展农业科技, 提高第一产业产量, 免除农业税, 增加耕种补贴等方法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把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维持在适当比例, 从而保证第一产业的稳定发展。
3.2 加快特色农业发展速度, 实现农业产业化
利用昆明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 实现花卉及蔬菜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并在当地培育和发展花卉及蔬菜的配套产业, 加大科技投入, 研制高附加值产品, 提升农业产品的品牌效应和经济价值, 以农业带动工业和休闲度假旅游产业的发展, 逐步完成从事第一产业劳动人员的生产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 不断推进昆明市城市化发展。
3.3 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实现农民现代化
一方面, 充分发挥基地示范点的作用, 选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指导, 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农民,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 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提高从事第一产业劳动者的就业转移能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育引导, 实现职业培训与市场就业的衔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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