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执政范文

民主执政范文（精选12篇）

民主执政 第1篇

关键词：选举民主,协商民主,民主进程

2006年2月8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不仅指明了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且指明了社会主义中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联系和区别, 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拓展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发展方向。

一、选举民主的理论构架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民主, 是一种别于君主独裁和寡头统治的政府形式, 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是其基本要义。但是, 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 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是不现实的。于是, 代议制民主政治成为必然选择。这样, 多数人的统治就是让少数人在多数人的真正同意或委托下执政并受到多数人的有效制约和监督。而体现对执政者或代表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最科学可行的形式就是选举, 选举无疑体现的就是多数人对自己代表的授权与控制。可见, 选举和民主一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 并且成为民主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领导人, 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本质, 那么民主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平等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 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那种方法产生的政府。”[1]可见, 在亨廷顿看来, 选举是民主的本质, 是民主的直接体现和基础, 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看, 选举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主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选举民主的核心制度安排。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核心, 以主权在民为最高原则。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制度载体的选举民主, 是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根据中国宪法和选举法, 县及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直接选举, 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间接选举。在选举民主中, 我们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作为社会自治的村民选举, 其中有的是“海选”。因此, 中国选举民主具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相结合的双重特征, 二者相辅相成。由人民代表选举国家各级领导成员, 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 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主要渠道和制度保证。为了保障人大代表的选举民主真正得到落实, 中国选举法明确规定了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差额选举原则、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权利保障原则;还规定了选区的划分办法、选民登记办法、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确定程序、投票选举程序等, 从法律上保证了选民的民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从具体实施办法和操作程序上确保了选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另外, 选举法的各项原则和程序设计也直接反映了民主的原则, 具有民主的特征, 符合民主的要求, 能最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本质。

二、协商民主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1980年, 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国的多数原则》中, 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一词, 主张公民参与、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美国的约翰·罗尔斯、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德国的于根·哈贝马斯等是协商民主的推崇者。尤其是哈贝马斯, 他批判传统西方民主制度中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共和主义”模式, 提出“协商政治”新模式。可见, 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的民主模式的批判和修补。

所谓协商民主, “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治理形式, 平等、自由的公民借助对话、讨论、审议和协商, 提出各种相关理由, 尊重并理解他人的偏好, 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 利用理性指导协商, 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2]与选举民主相比, 最典型的特征是:第一, 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化。协商民主以多方协商作为决策的基本形式, 是平等的多元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政党或政府、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主体。公民通过参加政党和社会团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协商, 对政治过程产生一定影响。第二, 以有效的程序作为保障。公共协商是一连串的沟通、辩论、磋商和协调的过程, 是一个互相提供信息, 交流意见, 形成共识的过程。第三, 协商民主中各政治组织的协商权利, 一般由法律或政治惯例所保障。第四, 协商民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协商一致, 通过商讨和吸纳不同意见或相互之间的妥协来达到意见的一致。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 以商讨等方式来取得共识, 使少数人的意见也得到了尊重[3]。可见, 与选举民主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偏好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不同, 协商民主关注的则是偏好转变和聚合的具体过程。

在中国, 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制度载体的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这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 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 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制度。这项制度是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从中国基本制度层面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权力机关, 实行非两院制, 政治协商会议是在这个结构之外的非权力机关, 但它在党的领导下, 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讨论, 向国家机关提出建议性提案, 通过建议或其他形式, 对国家的宪法和行政实行监督。这样既克服了两院制效率低下的弊端, 又避免了一院制缺乏监督和代表性不广泛的短处。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开会履行职责的时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同时召开会议, 讨论国家重大事务。地方也是如此。同时体现社会主义两种民主形式的“两会”概念已深入人心。在中央和地方的组织体系中, 人们通常把党、政府、人大和政协概括为“四套班子”, 可见, 人民政协制度已经成了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已经和正在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协商民主价值理念和人民政协的实际运作过程, 生动地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首先, 协商民主能够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协商民主的行为主体涵盖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他们以人民政协为组织形式, 能整合各群体的利益要求和愿望, 并能通过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 充分表达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具体利益, 使各种利益要求通过体制内的渠道经常地、畅通地反映到决策部门, 从而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其次, 协商民主体现了最大程度的政治包容性。中国的协商民主承认多元的社会现实, 坚持求同存异。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和政治协商的载体, 认真研究新情况、新变化, 有效地加强同各方面人士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 通过制度化的人事吸纳机制, 将新生社会阶层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整合到政协组织中来, 并根据社会阶层的演化变迁情况, 及时地调整并合理设置界别, 充分发挥界别联系面广、委员业务精通以及对界别群众影响力强的优势, 引导各界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力量、集中智慧, 加深理解, 扩大共识, 促进和谐, 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在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和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

第三, 协商民主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协商民主的实质是最广泛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 无论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各项决定, 还是宪法修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政府工作报告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事先都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始终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 使得这一民主形式真实而有效。

第四, 政治协商有利于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人民政协的制度实践中, 由于经过广泛的民主讨论、遵循公开的民主程序, 围绕政策建议的各种分歧最终都通过协商达成共识, 使决策建立在广泛考虑所有人需求和利益基础之上, 从而赋予决策以合法性。由于遵循政治协商的程序, 政治决策充分考虑到各种利益需求、主客观条件, 并且经过反复的论证、讨论和协商, 从而使决策更民主、更科学。

第五, 协商民主有助于中国公民民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民主能力则决定了民主政治运作的优劣。然而, 民主意识和独立思考、理性批判、相互沟通的民主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 需要在参与中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协商的过程可以扩大视野, 了解他人立场、公共利益和所负的责任, 认识到只有通过合作才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协商民主为培养中国公民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提供了途径。

三、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大发展

选举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但是对于正走向政治文明、利益和文化呈多元趋势的中国社会而言, 简单的选举民主是无能为力的。协商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 能够弥补选举民主及其多数决定原则的不足。实践证明,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中国政治发展有效的政治运行载体和民主实现形式, 具有西方民主政治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有机结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适当运用选举民主的增量, 盘活协商民主的存量,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

1. 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执政党, 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历史重任。因此, 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式民主, 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为此, 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 形成党内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机制, 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次, 作为执政党, 其领导国家的重要方式就是组织领导, 即通过选举推荐优秀的人才、精英到国家机关。因此, 党应该学会在一个公开、公平、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进行选举;积极搭建有效的参政议政平台, 发挥参政党应有的作用, 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建设。

2. 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 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 使协商民主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这种完善和发展, 首先是政协作为执政党与各战线精英的政治协商工具, 应在加强执政党与参政党、参政党与各界别精英、各界别精英与人民群众的公共协商上下足工夫。其中尤其要加强执政党与参政党、各界别精英的真诚沟通和理性协商。其次, 政协内部、政协委员之间, 应加强对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 以及展开理性的政策辩论, 并最终形成共识。各级政协应尽可能多地创设各种研究和讨论平台, 这应成为政协工作的重点努力方向。再次, 政协应与媒体建立战略联盟。政协与媒体结盟, 既是获得了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 亦为自己的合法性注入了人民授权的基础, 同时融合媒体权力, 增加自己对政府的影响力。

3. 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人

民代表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协商中形成的建议, 进行审议、选择和表决, 并由人民代表大会对法律的实施和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选举和投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优势和主要形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的根本体现。中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要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 改革的根本方向和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选举的覆盖面, 进一步增强选举的有效性, 更好地发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 要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 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 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重要举措, 必将有力地增强中国选举民主的广泛性和实效性。

4. 理顺人大、政协和党的关系, 这是有机结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 选举民主以人大为核心制度安排, 协商民主则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制度载体。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 政协与人大、党的关系并没有理顺, 很难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达到理性的有机结合。

首先, 政协与人大宪政地位不对等。中国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57条至第78条, 对“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地位和权力作了全面的表述, 规定“全国人大”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 具有立法权, 是行政系统权力的来源, 并负有对行政系统进行监督的宪法责任。而政协并未获得宪法的任何授权, 在国家政权结构中不具有任何宪法地位, 其现行地位最多只能算是执政党的统战平台, 是政治团体而非国家权力实体。

其次, 人大与政协对政府的法定制约能力不同。人大作为权力机关, 具有对同级“一府两院”的强大法定制约能力。但政协并非国家建制权力, 并不具备任何对政府的强制力。政协委员提出的提案在法理上仅相当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咨询文件或民间建议。

再次, 人大代表由选民选举而出, 依法定程序获得人民的法定授权, 具有合法性基础;而政协委员的推举未获得足够的合法性基础, 至少没有足够的法定授权程序, 权力缺少宪政来源。政协委员人选的产生及对其监督的程序正义缺失, 使人民政协难以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坚强有力的一环。

第四, 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宪法规定的执政党, 具有控制一切国家机关的权力, 但这种控制是在人大内部建立党组进行控制;而政协则完全由党的统战部和组织部直接控制, 而非依赖政协党组的间接控制。这主要源于人大所依据的宪政理论与政协所依据的统战理论的差异。

可见, 要有机结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必须理顺人大、政协、党的关系, 这就需要让宪政理论支撑起国家政权体系的前台, 将人民政协适当地归入宪政框架, 获得与人大相同的宪政地位, 使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按宪法和法律逻辑来运行。为改变协商民主的所谓“咨询民主”的尴尬地位, 政协应该获得在政府决策中的制度性权力。党要与政协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以及畅顺的沟通渠道, 公平协商的精神, 以体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八字真言;要加快国家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 力争使中国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具有法律和制度平台。政协要与所代表的界别、与普通大众建立血肉联系, 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要加强自己的平台建设, 以实现协商民主的要义, 落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精髓。

总之,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 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两翼。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高党的民主执政能力;对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参考文献

[1]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 1998.

[2]陈家刚.生态文明与协商民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6, (2) .

民主执政 第2篇

1、工会每年动态根据单位的各项关系到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宜应召开会议（职工大会）通报不于两次，会前要广泛听取职工的意见，为做好好民主管理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2、工会民主管理工作主要对职工会员提出的意见，认真进行研究，提出改进措施，通过召开会议予以答复。

3、工会对全体干部职工及全体会员切实开展民主测评，与自我评议，对待测评意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4、民主管理工作遵循正确处理和解决单位职工群众评议、建议、审议、表决等各项权利义务的原则，促进单位各项工作的发展

二、民主决策制度

1、凡重大问题须经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如工会机构设置、工作计划、任期目标、经费收支、总结表彰、规章制度的订立与废除等问题。

2、涉及会员群众的大事，由会员群众或会员代表充分讨论后再作出决定，如会员福利、活动内容、对会员的奖励、处分等问题。

3、因特殊情况，由工会主席或委员与中心领导共同拍板处理的问题，事后应向工会委员会或教代会报告，并由委员会审定确认。

三、民主监督制度

1、工会工作计划、活动内容、经费收支、工作情况等均向全体会员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2、工会编制的预算、决算、应接受经费审查小组的审查监督。其它方面的工作均应接受教代会各专门小组的监督。

3、实行民主评议工会领导人和工会工作制，每年召开一次会员评议大会，全面评议工会委员会工作和工会工作。

4、民主生活，会员每期三次民主生活会由各小组长主持，一般可与工会总结工作同步，每期一次工会全委(含小组长或专门工作小组组长)民主生活会。

四、民主参与制度

1、中心工会分会每季度向全体会员通报一次工作情况，每学年向会员大会汇报一次全面工作情况。

2、工会委员要经常深入各科室，收集了解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工会委员会每期分析、归纳一次会员思想动态及生活、工作情况，并定出办实事的方案。

3、工会干部要积极培养和依靠各方面的积极分子开展各部门工作，经常与会员开展谈心活动。

近年来民主执政问题研究综述 第3篇

向前追溯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总结党执政以来的主要经验时，特别强调其中的主要执政经验之一就是“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就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了“民主执政”的概念。“民主执政”的概念提出以来，理论界、学术界对民主执政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推动对民主执政问题的学术研究，拓宽其研究领域和思路，实现对民主执政问题研究“质”的飞跃，我们有必要对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关于民主执政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一下总结、归纳和梳理，这既是对民主执政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也是党的十七大后深化对民主执政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关于民主执政的概念内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我们党要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围绕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执政的这一界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但这些理解和观点从根本上看都没有脱离“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范畴。

姚桓认为民主执政的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执掌政权的本质是为人民执政；二是党要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运行必须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通过民主的方式和途径进行。民主执政含义的这两个方面，前者是核心和基础，后者是条件和保证，两者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注意和强调一个方面是不够的。

张紧跟认为，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民主执政作为政党在民主政治基础上通过掌握、运用和控制国家政权实现党的目标的途径、方法、体制和机制，主要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执政目标的民主化，即执政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是执政方式民主化，即执政党在执掌和运用国家权力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具体到中国的现实来看，执政目标民主化的问题已经解决，问题是执政方式民主化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民主执政就是党实现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胡伟认为，所谓民主执政就是要在治国理政中既坚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其中的关键是要理清为人民执政与靠人民执政的关系，并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

秦立海认为，民主执政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执政党应遵循民主的原则和程序，以民主的方式治国理政，执掌国家政权。民主执政的本质和核心在于“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点必须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人民虽然不能事事、时时直接作主，但有权选择能够代表自己行使权力的执政者；其二，人民要以多种形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力，决定公共事务；其三，执政党的执政成效虽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来评价，但最重要、最有资格做出评价的还是人民群众。

王道坤认为，民主执政就其内涵来讲，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民主执政必须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执政理念；其次，民主执政必须正确解决执政主体（党）与授权主体（人民）的关系；第三，民主执政必须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第四，民主执政必须制度化。

李晓杰认为，对民主执政内涵的界定必须是多维的。首先，民主执政是一个政治概念，即它关注的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内如何实现执政目标，并在实现自己执政目标中如何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次，民主执政是一个目标概念，即它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把党建设成为始终做到民主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再次，民主执政是一个方法论概念，即它是党执掌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方法的总称。

二、关于实行民主执政需要坚持的原则

徐鸿武认为，坚持民主执政必须遵循下列原则：第一，坚持“主权在民”原则。即坚持民主执政就是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由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做到真正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第二，坚持适度分权和适度限权的原则。为了做到民主执政就必须着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防止出现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可能产生的决策失误和权力腐败，这就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适度分权和适度限权的原则。第三，坚持公开性的原则。民主执政要求人民群众对政治运作过程的广泛参与，实现由代表制的间接民主向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直接民主的过渡；而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和参与效果，就必须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因为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永远也做不到充分有效的参与，当然也不能保证民主执政的切实贯彻；而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就必须借助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这就必须要坚持公开性原则。第四，坚持公民权利均衡性原则。公民权利的均衡性原则就是公民权利的平等性原则，讲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民主执政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平等的参与，所有人应该不受财产、地位、身份、职位等的限制平等地参与执政过程和政治运作。如果执政过程由少数当权者来独霸，多数人民群众对执政过程没有平等参与权和发言权，这样的执政让人很难与民主执政联系起来。第五，坚持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原则。民主执政不是无序性的、打破一切制度和规范的“大民主”和“无政府主义”式的执政，它也需要制度、规范、程序和集中。因此，民主执政也必须用理性、刚性的制度来进行规范和引导，将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原则贯穿始终，否则民主执政很可能变质成为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灾难的文革时期实行过的“大民主”式的执政。第六，坚持积极稳步推进的原则。民主执政是我们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和新的执政模式，为了稳妥起见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问题，我们在民主执政中既要反对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保守主义，也要反对企图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激进主义，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稳步推进民主执政进程，防止重蹈苏共过激过快推进民主执政进程所导致的亡党亡国的悲剧。

刘春认为，坚持民主执政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有：其一，民主执政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二，民主执政应坚持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使民主执政总体上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的民主认知程度相适应、相协调，不至于出现违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毫无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无根”的民主执政。其三，民主执政应注重制度、规范和程序的完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民主执政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性要求；民主执政必须有法可依、有序可循，真正成为法制基础上的制度化运作模式。其四，民主执政应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三、关于实行民主执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张紧跟认为，民主执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其一，坚持民主执政是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其二，坚持民主执政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和其他国家执政党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其三，坚持民主执政也是发展和巩固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

刘新宜认为，深入研究我们目前面临的世情和国情，民主执政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这是因为：1.世界所有执政共产党的基本制度大多是模仿苏共模式建立的，而苏共模式是当时俄国封建专制落后环境的产物，带有浓厚地下军事组织的高度封闭性和集权性，严重缺乏现代政治组织应有的广泛开放性和民主性。“苏东”巨变已经从反面证明了这种模式的致命性，因此变革这种模式，实行民主执政就成了我们从“苏东”巨变中得到的最清醒的认识。2.中国的改革开放20多年，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客观上已经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强烈需求，必须对这种民主诉求积极、主动、果断地予以回应，否则就会背离民主潮流，重酿1989年式的政治动乱。

罗恢远认为，民主执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它是共产党执政的必然选择。具体来看：1.民主执政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这就决定了党执政的本质就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在这一逻辑下，党的执政方式选择必然是民主执政。2.民主执政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从逻辑上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坚持民主执政，因此，民主执政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再具体来看，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民主执政——如果执政不民主，权力就会进入市场，形成权力经济、官僚经济，导致不公平竞争，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扼杀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民主执政——只有民主执政才能培育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如果不发扬民主，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就会形成愚民政治，阻断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民主执政——共产党执政如果不民主，就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不能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从而制定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不能做到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3.民主执政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只有民主执政才能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民主权利，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科学发展，只有民主执政才能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发展政策，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王道坤认为，实行民主执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民主执政发挥着多维的功能。他具体分析了民主执政的六个方面的重要功能。1.民主执政具有促进政治增长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坚持民主执政，实现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建立了分权式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民主执政具有反映人民意愿的功能。民主执政的政治场景，能够接纳众意、支持人民意见和愿望的充分表达，对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一律给予负责、平等的尊重。3.民主执政发挥着协调与整合利益的功能。它可以容纳和协调各种社会差异和为以正义的方式调解价值冲突提供了基础和制度途径。4.民主执政具有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坚持实行民主执政的政党能够提供充分的民主渠道和环境，作出充满活力的制度供给和政策设定，有能力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5.民主执政具有建设政治文化和推动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民主执政是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的最佳方式，有助于推动社会成员的政治社会化进程；民主执政需要很强的文化底蕴和健康的文化基因，因此民主执政的同时也带动了政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6.民主执政具有提升政治认同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支撑人们对党的政治认同的主要支柱有三：党的执政理念、党执政的法理依据（即执政的宪法法律依据）、党的执政业绩。这三个方面都能够在民主执政的实践中得到提升，相应也会提高党的政治认同和党的执政合法性。

四、关于民主执政的实现路径

刘绍春以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有关文件精神为蓝本，从经典的、宏观的意义上设计了民主执政的路径：第一，实行民主执政必须扩大党内民主；第二，实行民主执政，必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实行民主执政必须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四，实行民主执政，必须扩大基层民主，推行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第五，实行民主执政，必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罗恢远认为，民主执政的核心是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围绕这一核心，民主执政的路径选择是：1.增强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意识。主要是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通过民主教育和宣传，使党员和群众明确自己的权利，增强民主意识；增强各级干部的民主意识，使他们具有民主作风和民主习惯；教育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使他们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建立健全民主执政的制度和机制。民主执政需要制度和机制保障，这些制度和机制主要有：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党际民主；完善各级政府主要干部的公开选拔制度；建立健全各级政府办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制度和机制；等等。3.实行党政分开，完善民主执政的方式，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处理好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4.强化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人民的权力要受到人民的严格监督，是民主执政的应有之义。因此，民主执政必然包括严格的民主监督。特别是要突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政协对政府的监督、民主党派对政府的监督。

姚桓认为，实现民主执政的现实对策和出路是积极稳妥地推进之。其要点是：1.强化民主执政意识。强化民主执政意识不仅意味着承认民主执政的重要性，而且还要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群众落后、民主缓行的观点站不住脚，民主的发展当然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制约，但这种影响并不意味着民主不可行；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应该是有机统一的；强调民主执政与坚持党的领导是完全一致的。2.优化执政主体。落实民主执政，党这个执政主体，这就要特别注意优化自身建设，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党的自身素质和民主化程度，形成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发展的态势。3.完善执政方式。实行民主执政要注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作用，特别是要把健全人民群众参与的决策规则和程序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

张紧跟认为，民主执政就是执政方式的民主化。执政方式民主化的基本内涵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对国家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另一方面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要发扬民主，以发展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这主要是通过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发展党内民主来实现。由这样的思路出发，张紧跟认为，实现民主执政的基本思路是：第一，加强对国家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制约；第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包括干部要树立公民本位观念，实现组织领导方式从为人民做主到让人民做主的转变，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政治的机制，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加强党对社会利益的整合，等等；第三，发展党内民主，着眼于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和民主政治发展，促进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创造民主执政的有利环境。

秦立海认为，实行民主执政必须突出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中心路径，在此基础上大力加强民主执政的制度建设，实现民主执政的制度化。具体包括：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国家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把人民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五、关于实行民主执政必须正确处理好的两对关系

（一）关于民主执政与民主行政的关系

张劲松、金太军等学者对民主执政与民主行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民主执政与民主行政的关系最根本的一点是民主行政是民主执政的体现。因为：1.民主行政是民主执政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民主行政是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实行民主行政就是要以民主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通过民众对公共决策的民主参与，更好地体现公众意志，提升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从而夯实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民主行政是党民主执政和治理社会的有效手段。政府行政拥有强制权、支配权和惩罚权，但是政府治理却不完全依赖这些权力，它还取决于公众的广泛认同。党的执政要通过政府去落实，所以，党对社会的治理不仅依赖政府权力，也要依靠民众的自觉服从。政府行政过程中推行广泛的民众参与，集民众的智慧和意愿于行政活动中，政府的权威就会得到民众认同，同时，党也能够在政府的民主行政中获得对社会的有效治理。2.民主行政是民主执政的实现形式。可以从三点来看：其一，民主行政以政府管理的公众参与决策机制来体现民主执政。其二，民主行政通过政府行政的程序化管理机制来体现民主执政。政府管理的程序化为公众参与公共行政提供了法定的渠道，可以使民众通过合法程序参与政府管理过程，制约被管理者，实现对政治过程的监督和控制。这样的状态对执政党来讲，必然是民主执政的状态。其三，民主行政以政府管理的竞争性服务机制来体现民主执政。现代政府管理过程允许多主体参与，建立民众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的选择机制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之间的竞争机制，这就要求政府行政必须是民主的、宽容的，必然是民主行政。

鉴于民主行政是民主执政的体现，张劲松、金太军等学者主张：必须以民主行政的一些最新理念来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变革，即实现民主执政。举其要义是：1.运用民主行政的治理理念来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变革。治理讲究多中心参与以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公开的合作、沟通、交流，它要求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注意与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沟通、合作与交流，由此必将形成新的更为民主的执政方式。2.运用民主行政的公共理念来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变革。具体来看公共理念对党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变革的影响表现在：民主行政的公共理念实现了党执政的公共性；民主行政的公共理念推动了党组织成为协调各方的“公共物”；民主执政的公共理念保证了党组织民众的及时有效“回应”。3.运用民主行政的顾客理念来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变革。民主行政中的顾客理念讲究政府获取资源的方向直接来自“顾客”，对政府而言这里的“顾客”就是民众。政府要赢得顾客（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就必须着力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否则民众不会对政府给予支持。这就促使执政党政府在行政中必须围绕着“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给予行政，这也就预示着党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变革。4.运用民主行政的“无缝隙”理念来实现党民主执政方式变革。“无缝隙”政府讲究政府与民众沟通和联系的直接、快捷、低成本、高效率，以面对面、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来满足民众对公共产品的个性化需求，实现行政行为的零顾客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少顾客（民众）所支付的成本。可见，民主行政的“无缝隙”理念将最大限度地代表和维护民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本身就是民主执政的“为人民执政”内涵的本质要求。

（二）关于党内民主与民主执政的关系

张书林认为，“打铁先要自身硬”，党要做到民主执政必须自身先民主起来；而且，从逻辑上来讲，一个自身就不民主的执政党，不可能在执政中高举民主的大旗。这就要求我们党实行民主执政必须首先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和完善问题，处理好党内民主与民主执政的关系。处理好党内民主与民主执政的关系必须明确以下内容：其一，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够保持党的执政地位；而由发展党内民主所养成和培育的党的民主习惯、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必然会随着党的执政进入执政过程，在此影响下产生的执政模式必然是民主执政。其二，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党内民主发展起来以后，人民民主也才能随之发展起来。人民民主发展起来以后，必然会营造出民主的大环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在这种民主的大环境中展开的，因此，即使党主观上不愿意坚持民主执政，执政的民主大环境的强大压力也会逼迫着党必须做到民主执政。其三，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发展党内民主“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的思路表明：实现党员民主权利、保证党员成为党的主人，是党内民主的实质和核心。而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过程也就客观上造就了具有民主精神的党员群体和民主氛围浓厚的党内环境。根据政党生态学的观点推论：以具有民主精神的党员群体为生命系统和以民主氛围浓厚的党内环境为环境系统的执政党，其维持生态平衡的路径必然以民主执政的面目出现。

主要参考文献：

[1]王道坤：《关于民主执政的几点思考》，载《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5期。

[2]张紧跟：《论民主执政》，载《岭南学刊》2005年第2期。

[3]姚桓：《关于民主执政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

[4]罗恢远：《民主执政是共产党执政的必然选择》，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11期。

[5]罗恢远：《论民主执政的客观依据及其基本要求》，载《学术论坛》2005年第9期。

[6]刘春：《民主执政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关键》，载《新视野》2005年第1期。

[7]刘新宜：《民主执政：当前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

[8]徐鸿武：《坚持民主执政的战略性思考》，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3期。

[9]徐鸿武：《民主执政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指导原则》，载《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4期。

[10]刘绍春：《论民主执政的实现途径》，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1]李晓杰：《民主执政的含义与实现途径》，载《评论界》2004年第6期。

[12]胡伟：《民主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取向》，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2期。

[13]秦立海：《论民主执政》，载《长白学刊》2005年第3期。

[14]张劲松、金太军：《民主行政与民主执政》，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7期。

[15]张书林：《党的民主化与民主执政》，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强化民主意识实行民主教学 第4篇

一、实行民主教学的必要性

(一) 实行民主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必需

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来说, 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要达此目标, 必须实行民主教学。只有实行民主教学, 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人翁作用, 促使他们积极思考, 勇于探究新知;只有尊重学生在课堂上的表达权、思考权、提问权, 才能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勇于创新, 培养他们的求异思维和创造能力;只有尊重学生个性特点, 才能激发学生的智慧火花, 培养他们的特长及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只有发扬教学民主, 才能真正培养学生“学、思、说、创”的综合素质, 提高人才质量。

(二) 实行民主教学是学生主体性的体现

教学过程中,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合作关系。N·伊万诺夫、C·H·雷先科娃等知名实验教育家认为“教学应该是师生合作。师生合作, 这是人化的社会关系的缩影, 师生双方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实行合作, 共同以主人的身份来完成教育的任务。”著名教育家弗莱雷提出师生之间应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 通过平等对话达到互教互学的效果。不难看出, 我们目前极力批判的“一言堂”“满堂灌”, 正是由于沿袭几千年的“师道尊严”造成师生关系的不平等而形成的, “老师教育学生, 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 这种意识的强化必然造成教育教学以上压下的独裁专制, 教师权威不容质疑,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因此, 要体现学生的教学主体性, 首先就应该摆正师生之间的关系, 把师生放在“共同学习、一起探讨”的位置上, 尊重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表达权、思考权、提问权, 实行民主教学。

(三) 实行民主教学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在民主教学状态下, 师生间是平等关系, 人格互重, 教学相长, 双方的创造能力可以得到高度发挥。尊重学生的表达权, 让学生畅所欲言, 才能加强双边交流, 活跃课堂气氛;尊重学生的思考权, 让学生独立思考, 才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尊重学生的提问权, 让学生质疑探究, 才能查漏补缺, 使学生对知识有纵深的拓展与全面的认识。如此一来, 师生关系融洽、课堂气氛活跃、教与学畅通和谐、目标落实完成, 从而达到了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二、目前课堂教学的现状、原因及危害

(一) 现状

目前, 我国大多数学校、教师的课堂教学普遍缺乏民主气氛, 没有从专制式的“满堂灌”中转变过来, 具体表现在:

1. 教师地位高高在上, 权威不容置疑

教师就代表着正确, 代表着权威, 一切唯老师是听。学生在课堂上发表不同意见, 被认为是破坏课堂纪律, 存心捣乱;学生向老师提问, 被认为是故意刁难, 不尊重老师;学生指出老师的错误, 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必将被老师大声喝斥并告之于班主任或家长。

2. 教学内容标准统一, 不许创新异议

应试教育的存在, 不仅使学生唯老师是听, 还唯课本是从。学生即使另有正确见解也不行, 一定要以课本的标准答案为准。

3. 教学形式一言堂, 缺乏双边交流

教师讲学生听, 教师写学生记, 没有教与学的互动促进, 也没有师与生的对话沟通。正如弗莱雷所说的:“教师根据自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知识组织内容, 自上而下地进行输送, 这是一种文化入侵, 是压迫者的做法。”

4. 教学方法单调, 课堂气氛沉闷

教师上课除了讲还是讲, 甚至照本宣科, 缺乏讲、读、问、答、思、练的有机结合, 也没有启发、讨论、示范、演示、质疑的灵活运用, 这样的教学使整个课堂气氛沉闷、寡淡无味, 造成学生情绪低落。

(二) 原因

造成上述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应试教育体制的束缚、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外, 最关键的就是教师民主教学意识的缺乏。“师道尊严”的悠久历史形成了我国师生关系的不平等, “传道授业解惑”的古训使教师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 在大多数的教师观念中存在着“老师就是老师, 学生就是学生, 老师教育学生”这样等级森严的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教学中就是“我教你学”“我讲你听”, 形成“一言堂”“满堂灌”。由于把学生摆在低一级甚至低几级的教育对象位置上, 教师下意识会有“我比学生懂得多”“学生不懂, 我讲才懂”的主观认识, 因此在教学决策、课堂组织、方法运用等方面极少考虑学生的参与、学生的想法, 最终导致课堂教学民主气氛的缺失。

(三) 危害

没有民主气氛的课堂教学是失败的, 造成的危害也是严重的:

1. 教学效果差, 教学质量低

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 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 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即使教师在上面讲得滔滔不绝、口干舌燥、声嘶力竭, 学生照样在下面无精打采、各行其是甚至呼呼大睡;学生的表达权、思考权、提问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学生的思维不能进入兴奋状态, 即使老师讲得再多、再好, 也收效甚微。如此一来, 教学效果肯定不好。

2. 压抑、窒息学生的求异思维和创新意识

缺乏民主气氛的教学, 学生有疑问不敢提出, 有异议不能发表, 有创新得不到赏识, 学生许多智慧的火花被窒息在萌芽之中。更为严重的是, 久而久之, 学生就会失去思考的兴趣, 丧失求异创新的能力, 学生个性也在要求标准统一的压制下消磨殆尽, 原本活跃敏捷的思维被老师固定的思维模式所代替。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 考试成绩再好, 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件合格的“工具”, 而不是一个可以灵活使用工具的人才。

3. 影响学生健康人格的成长

“专制型的教师容易培养出冷酷、自私的学生, 只有民主型的教师才能培养感情丰富、乐于助人、热爱生活、品德高尚的学生。” (魏书生语) 教师的思想感情、言行举止对学生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独裁专制教师的管教下, 在没有民主、沉闷压抑的课堂教学笼罩下, 学生极易形成麻木、脆弱、苍白的感情世界, 封闭、偏执、孤僻的性格特征, 自私、狭隘、冷漠的道德品质。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学生健康人格的成长。

三、实行民主教学的方法措施

(一) 转变观念, 强化教师民主教学意识

首先, 要转变教师对师生关系的传统观念, 摒弃教师高高在上的等级意识, 把师生关系看作是“共同学习、一起探讨”的合作关系, 把教与学看作是“教提高学、学促进教”的互助关系;其次, 要树立教师为学生服务、教为学服务的思想, 想学生之所想, 急学生之所需, 教师不要强迫学生适应自己, 而应努力研究学生的学习心理、原有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 以使教师的教学适应学生的需要。

(二) 尊重学生, 发展学生的人性和个性

要真正实现民主化教学, 就必须尊重学生的人性和个性的发展需求。学生人性中有渴望关爱、需要劳动、希望创造、期盼成功等发展需求, 教师要充分尊重这些需求, 并想方设法满足及推动这些需求的发展。学生的个性丰富多彩、千差万别, 教师不必要求他们标准统一, 更不应因学生的个性缺陷而对他们产生偏见或歧视心理, 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正确引导, 让学生在宽松愉悦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个性。

(三) 教学态度民主, 营造民主教学氛围

教师面对学生要脸带笑容、和蔼可亲、语气平和、态度真诚, 这是营造民主氛围的基础, 相反, 一副威严呆板、不苟言笑、拒人千里之外的面容是无法让学生产生民主的感觉的;教师教育学生要耐心细致、诲人不倦, 善于征询学生意见;对待不同学生要公平公正、一视同仁;评价事物要客观准确, 切忌武断主观。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抛开思想顾虑, 畅所欲言。

(四) 尊重学生的表达权、思考权、提问权, 实行民主教学

有些教师过分强调课堂纪律, 不允许学生随意发言, 甚至要求课堂鸦雀无声, 这是不对的;有的教师只顾自己讲自己的, 好像自言自语, 学生的反应一点都不管, 这也是不妥的。有些学生在教师没有提问时就发表看法, 教师应鼓励这些学生, 因为这是他们的表达权;有的学生会说出一些与教师观点不同的见解, 教师应表扬他, 因为他有求异思维创新意识, 这是他的思考权;有些学生还会反问教师, 教师应对他们表示赞赏, 因为他们有勇气、有胆识, 有发现问题的能力, 并且这是他们的提问权。只有尊重并激发学生运用他们的表达权、思考权、提问权, 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 才能活跃课堂气氛, 达到教学相长, 从而真正培养出高素质人才。

(五) 引导学生参与, 注意教学决策、教学方法的民主

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就必须引导学生多参与教学, 不但参与学, 而且参与教, 参与到教学决策中来。教什么?怎样教?征求学生的意见及建议, 并把这些意见落实到教案编写、教学实施中去。教学方法的民主主要体现在避免教师一言堂、加强双边交流上, 除了教师的讲、读、问、点拨、示范外, 更注重学生的读、答、思、问、练, 让学生积极思维、畅所欲言、主动训练, 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

摘要：要提高教学效果, 培养健全人才, 教师必须强化民主意识, 在课堂教学中尊重学生的表达权、思考权、提问权, 实行民主教学。

民主执政 第5篇

关键词：民主 财政 民主化改革

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民主制度在我国的缺失，这种缺失表现在财政领域，则体现为财政决定权的缺位、预算决策机制的不透明以及中央与地方间财政分权的不稳定等种.种弊端。因此，本文从民主与透明、科学决策、集中、制衡四项关系入手，研究民主财政制度的内涵，提出了我国民主财政化改革取向。

民主的内涵与外延

民主一词本来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民众，意思是掌握和作主，合在一起就是民众掌握、作主。因此，后人把译为“人民统治”，就是人民管理自己的事务。民主意味着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意味着由广大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民主不是替民作主，而是由民作主，即由广大人民按照多数裁决原则决定社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把握好民主的内涵，必须处理好民主与透明、民主与科学决策、民主与集中以及民主与制衡四项关系。

（一）民主与透明

透明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又是一种政治原则，更是一个对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一种基本理念，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所决定的，也是公众和政府达成的契约所决定的，政府必须树立“公众至上”意识，政府要倾听公众的要求和呼声，采取必要的措施，满足公众的要求，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政府应具有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理念，以公开透明行政，切实履行政府职责为原则；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政府掌握的个人和公共信息向社会公开，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并使用政府政策的信息。建立透明政府，实行信息公开也是政府与民众交流沟通的重要措施，可以使政府客观的收集社会实际情况，广泛了解民意。

（二）民主与科学决策

在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通过民主来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扬民主，让民众尽可能多地参与决策过程，保障决策过程中智力来源的畅通和多元化。另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尊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这就必须实现决策模式的转变，即胡鞍钢所言的“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参与决策的方向转变，即从不透明决策向透明决策转变，从封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转变”。实现决策过程的“领导决策”到“问计于民”的转变。这样，既可以使长期以来被掩盖和遮蔽的各种问题浮出水面，从而做到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下情上达、上情下知、有利于集思广益、广纳善策，向决策者提供充分的决策信息、决策知识和决策建议，以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

（三）民主与集中

本文所谈的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关系。国家的发展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而地方的发展需要实行民主。既要充分维护中央权威，又要创造性地执行和落实中央和上级的各项方针、路线和政策；既要保障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全国的有效实行，又要允许和鼓励地方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

（四）民主与制衡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非到了限度，决不休”。“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在代议制民主框架内，由于民众无法直接参与各项决策，因此，公众代表就有可能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而隐瞒或糊弄民众，使得民众对政治事务一无所知。但是，作为一个民主政府和真正意义上代表民主行使公共权力的个人，他们有义务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向社会坦诚公布，让民众对政府成员进行有效监督，防止政府的组成人员滥用职权。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公众代表自身的自律外，还必须对名义上代表公众的团体和个人所掌握的权力进行适当的制约和限制。

国内关于民主财政内涵与财政民主化建设的研究

国内对民主财政的研究则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一）从研究公共财政入手，并提出公共财政就是民主财政

李炜光认为，财政民主制，就是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通过民主的程序，运用民主的方式来理政府之财的制度，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政民主制下，政府的财政行为由不受监控或由上级监控转化为“纳税人监控”。在西方，纳税人监控必须通过议会。纳税人通过议会对要不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如何安排财政支出，支出效果如何等问题，应直接作出原则性决定，并对政府的具体实施行为进行监控，并有权对政府的财政部门或主管官员进行奖惩。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民主制的核心就是财政民主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其主要内容也是财政民主制。民主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它是针对政府行为，特别是政府配置资源的行为而发展起来的。他最终提出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必须从划分公私领域、公正至上和财政民主三个方面更新观念。

井明（）认为，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存在本质联系的。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决定了公共财政的民主性质。公众通过同政府订立契约，实际控制着政治决策权。公共财政主体在民，因而公共财政的本质是民主财政，是以人民为主体进行公共决策的活动。公众通过选举制度和投票机制掌握着公共决策的实际控制权，并通过法律制度保证这一机制的运行。他认为，民主财政在公共财政中的表现有四种：

一是财政民主决策。民主财政要求政府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任务只是执行公共决策，而不能越俎代庖，自己为公众作出什么决策。政府不但要每年向公众公布其预算和决算情况，接受公众监督；而且遇到重大事件时要向公众说明，让公众了解情况，并遵照公众的决策。

二是财政分权。财政分权是实现财政民主决策的必要条件。分税制的核心不在于支出权限划分，更不在于税权分配，而在于决策权的转移，即由中央政府决策转向地方民众决策。

三是财政竞争。在财政民主决策和财政分权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财政可以展开竞争，进而提高政府财政效率。

四是打破公营部门垄断。必须积极致力于打破垄断，鼓励民营，提高经营效率。

（二）从预算民主角度研究民主财政问题

焦建国（）提出，财政制度变迁就是从专制、人治财政走向民主、法治财政的过程。原始财政是最初的财政制度，是最直接的民主财政；后经过王权财政，再到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与近现代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制度；计划财政在本质上是集权财政。不经人民的同意、不按法定的程序、随意性地取其钱用其钱者，是专制财政；经人民同意、按法定程序、公共透明地取其钱用其钱者，是民主财政。

公共财政是一种财政制度，是民主财政；公共财政的生成与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它们互为前提，互相促进；财政民主是通过作为民主政体基础的政府预算制度实现的，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就是要按照民主财政的要求构建现代政府预算制度，确立财政运作的民主机制。真正地体现公众意志的、有约束力的预算制度确立起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也就确立起来了。

马骏（）认为，自产国家和税收国家是20世纪财政国家的两大主要类型。从公民的角度看，当我国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后，我国政府的预算体制应该实行预算民主，而且公民也会逐渐形成预算民主的要求。他认为，从道义上看，我国政府的收入生产行为必须体现民主，而且人民在这方面的要求也会越来越激烈。要进行预算改革，在支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实现预算民主，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还从国家的角度研究了预算民主问题。从国家的角度看，虽然预算民主会对国家的预算权利形成一些制约，但是，它也会给国家带来一些非常重要政治和财政收益。预算民主就是指建立这样一种预算制度，在该制度下，政府的收支行为都是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的。在推进预算民主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权，将人大的预算权力还给人大；另一方面需要设计某种能够对人大进行制约的机制。

郭小聪、程鹏（2005）认为，财政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从专制的王权财政到民主的公共财政转变的过程。预算作为一个重要的财政范畴，基本上也经历了同样的历史发展过程。现代政府预算是近现代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其本质特征就是民主性，并以此相区别于古代国家预算。中国现代政府预算是在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以“后发外生”的方式出现于清朝末年，由于民主性先天不足，发展艰难。伴随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政府预算的民主化程度有必要也有条件加以提高。

（三）其它角度对民主财政的研究

王绍光（）以18世纪荷兰和英国的经验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行直接选举的村级民主制度为参照物，研究了中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提出了：

第一，决策过程民主化有利于加强政府的财政资源动员能力。以参与权换财权，赋予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权利并使之制度化。第二，民主进程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治系统内部的冲突及其为缓解这些冲突达成的“制度性的妥协”。各国民主化的目标、转型方式和时间表都是独特的，不必也不应该仿效其它某种固定的模式（如美式民主）。民主制度是个内生的过程，试图以外科手术法从外部将民主制度强将给其他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

刘云龙（2001）认为，民主财政的含义至少有二：一是用民主投票的方法来确定公共收支规模和类型，充分反映和满足居民的偏好，并对公共财政活动进行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二是用联邦主义框架下的地方自治方法来确保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优先性和自主性，及时满足居民的偏好。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性、合意性并不在于分工结果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而在于纳税人通过民主机制和民主程序来充分表达个人的偏好，使个人多样化的、有差异的需求偏好得到充分和同等的尊重。因此，中央—地方在资源配置上的分工合作不是简单的行政性分工，在科层组织内部获得对分工合作范围、方式的一致同意，它并不能确保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中央—地方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民主性分工，可以视为民主财政的一个方面，是广泛的纳税人进行立宪性的财政选择后的结果。他进一步研究了欧洲和中国民主财政制度演进与财政分工方式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政府间分工及分工方式。

高培勇（）认为，民主财政下，公众能够对财政事务发表意见，参与财政决策，财政决策能够充分地反映民意。财政决策反映多数人的意见，但少数人的利益同时得到充分的保证。未能反映民意的财政决策会受到监督。公众对财政事务的意见的表达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即委托选出的代表表达意见。公众参与财政决策的前提是获取充分和准确的信息，因此，财政信息的及时准确披露是实现财政民主的基础。财政民主化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民主财政。进一步地，他提出了对财政民主化的四项具体考评指标：一是知情权，反映财政知情权的实现程度；二是参与权，反映公民对财政事务的参与程度；三是决策权，反映财政决策权的落实情况；四是监督权，反映民主财政的运作过程受监督程度。

汪丁丁（2007）提出了财政民主化的四条原理：一是民主监督下的财政，远比无人监督或征税者的自我监督来得更有效率且更具公平性；二是以开支定税入；三是征税的公平、便利、确定、经济原则；四是由民众来选择合适的公共选择机制，由后者决定税种与税负。

上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财政进行了研究，有的论证了民主财政形成的必然性，有的论证了民主财政的。本文认为，民主财政是政府的各项财政决策反映民意，受民众监督的一种制度。民主财政意味着人们通过民主机制控制公共财政。由于民主财政既是公共的又受民主机制的控制，因此，它对政府治理具有深刻和全面的影响。

从宏观方面分析，民主财政要求民主权利和财政的筹集保持一致性，民主财政会影响政府的民主性、参与性和透明化；从微观方面分析，民主财政要求政府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和公共预算编制的民主性，提高公共财政的配置效率。同时，民主财政也体现在层级间政府的分工模式上。因为民主财政是个人根据“经济人”理性做出的宪政性选择，反映到政府间职能的分工上就是各级政府职能的合理分工，尤其是在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财政职能的分工上。财政民主化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从一种民主化程度较低的财政制度向民主化程度较高的财政制度不断转化的过程。

我国财政民主化改革的取向

（一）增强财政透明度使民众能够顺畅了解财政决策、执行过程

由于存在搭便车、外部性、自然垄断等市场失灵，市场无法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纳税人为了共同的利益采取自愿降低可支配收入向政府纳税的形式为公共治理提供了生产资源。因此，纳税人是社会的主人，政府应受到纳税人的制约。对政府信息（包括财政信息）公开的要求，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信息公开源于该权利的要求，这项权利，人们一般称之为知情权。因此，公开与透明是政府的基本要素，公民有权“隐瞒”自己的秘密，而公共事务的处理则要向公民公开，要求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财政透明度的建设不仅应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还应保障公民有效地参与公共财政管理，促使民主完善，监督有效，防治腐败。实现一定的财政透明度，就是公共财政管理要接受社会的监督，财政应否支出、如何开支、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种类等等，都应该由人民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加以决定。政府所有的收支计划和活动过程，除了某些特殊的例外，不仅都必须向人大公开，而且还必须向社会公众公开，都必须接受社会公众、人大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二）建立财政制衡机制

民主财政要求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财政决策过程中，而参与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监督与制衡。我国政府治理模式正处于单中心治理向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关键时期，要建立民主财政，就必须构建人大立法机构、社会公众和媒体多方位的立体监督制衡机制，这也是建立健全我国政府治理机制的必要条件。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强制度的刚性，提高法制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可以抑制政府官员道德风险，促进行政体制的改革，进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切实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三）推进政府预算的科学决策

在公共财政方面，政治民主的典型特征，就是政府就公共财政问题向公民负责。准确地讲，是政府就财政资源的使用向纳税人负责。这一特征可以引伸为“资源使用的责任法则”在政府预算领域中的直接应用。这一法则的含义是：资源使用者必须就资源使用向资源提供者负责。这一法则带有普遍意义，任何根本的经济与政治秩序都是建立在这一普遍法则基础之上的。

就厂商而言，由于使用了消费者的资源（消费者用货币购买商品与服务提供的），厂商必须就其商品与服务的内在品质向消费者负责，而不得以伪劣商品与服务侵害消费者权益。同样的道理，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向纳税人负责，即要求政府预算资源的使用向纳税人负责，而其核心含义是提高预算效率，即通过将资源转移到效益更高的用途以及通过节减公共机构提供既定产出的成本，从而向纳税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适度的财政分权

从根本上说，合理的财政分权应该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权与财力的分配，保障各级政府都有必要的财权和充足的财力来较好地履行自身职能，以高质量和高效率地为民众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福利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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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绍光.公共财政与民主政治[J].战略与管理，1996（2）

12.汪丁丁.财政民主化的原理与表达[J].财经，2007（14）

协商民主：重点在民主 第6篇

（一）主权。思考“协商什么”的问题。应根据民有主权的原则，进一步明确谁来提出协商议题的法定主权。

显然，协商议题不能光由党委、政府、政协来提出，党派、界别、专业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媒体及公民，都应当具有相应的提议权。

我们注意到，目前在政协组织的提案办理协商，虽然协商议题（即提案）是以党派、界别、专委会或委员的名义提出，但许多提案的原创者却是党派的普通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近年来，广东省政协在媒体公开征集提案线索，在更大范围内征询社情民意。2012年“两会”前《人民网》调查发布的“十大热点问题”：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医疗改革、社会管理、教育公平、三农问题、反腐倡廉、物价问题、食品安全、房价调控等，这些以民生为重点的议题，也毫无例外地成为当年政协提案的重点。据统计，在2012年全国“两会”提交的政协提案中，涉及民生问题的提案2500件，占已立案提案总数的40%以上。这说明，建立在广泛民意基础上的政协提案辦理协商，较好地体现了民有主权原则。

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目前的专题协商和以各界人士座谈会为代表的界别协商，其议题均由党委、政府和政协提出，对口协商和基层民主协商尚未列入议事日程。而且，从长期以来协商议题的内容看，明显偏重于宏观层面和经济领域，很少涉及医疗、教育、就业、住房、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等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基本民生问题。在民众中、群团里、社会上广泛征集协商议题，并未成为现行协商平台的法定程序。

因此，应探索建立以民间为媒介、以民意为依归、以民生为重点的协商议题形成机制，在“协商什么”的基础环节上充分体现民有主权原则。

（二）主体。思考“谁来协商”的问题。应根据独立主体的原则，逐步推进政治协商从为民作主向由民作主转变。

当然，并不能就此否认目前政治协商的人民性和有效性。我国执政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参政党在思想、目标、工作上，也是与执政党同心、同向、同行的；政协委员同样是各个界别的代表。目前以各党派和部分委员代表为参商主体的政治协商，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为国商大计，为民谋大事。

但也应当看到，在利益主体越来越繁杂、利益诉求越来越具体、利益表达越来越独立的现代社会，只有平民才能真正代表平民。目前局限于精英参商的政治协商，很难完全反映和满足各种社会主体的真实需求，的确存在百姓利益被忽视、被转移、被代表的情况，也出现“政府做好事，群众不买账”、“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改革开放的无数事实证明，没有来自人民群众的亲身参与和自觉创造，就难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社会经济发展就将失去活力源泉。我们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首创精神的有效发挥，不仅是经济建设的最大动能，也是政治建设的最大动能。

因此，必须健全公共利益公众参商的常态机制，逐步改变参商主体中上层与基层、小众与大众、精英与平民的失偏现状，主动培育和聚合协商民主的民间正能量，在“谁来协商”的主体环节上，尽显公民社会与平民政治的良性生态。

（三）主人。思考“怎样协商”的问题。应根据平等主人的原则，开展平等协商。

这一点上，并不追求参商者说了算，但至少说了不白说，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广东近年来探索并出台《政治协商规程》，着力完善协商活动的组织运作机制和协商成果转化落实机制，在制度层面确保政协组织及委员说了不白说；全面实行省、市、县各级党政一把手和部门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制度，直接推动重点工作落实和解决重要民生问题。

但目前政治协商中权利、地位、作用、信息、资源及准备等，也存在不对称、不对等问题。一些协商议题，提出方准备时间很长，往往一个半天就通过协商，许多参商者并没有作事先准备和充分发表意见，有的连话筒都没摸到就提交决策。协商本是一种民主形式，却陷入流于形式的窘境。

因此，应当健全信息化明政、民主化问政、平等化议政的参商机制，在制度上杜绝出现“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问题。

此外，协商民主制度设计中，还应当包含民主监督的元素。协商什么，谁来协商，怎样协商，还有制度安排本身，都不是做来看、走过场的，都应办实事、出实效、得实惠。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反馈机制，督促协商成果真正落到实处。这是发挥制度功能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总之，应更加重视民主本质这个理论重点，进一步健全协商民主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浅议教育民主与民主教育 第7篇

众所周知, 民主这一概念, 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概念。我们当今所用的“民主”一词, 源于希腊文, 现翻译成英文则为“democracy”。其中, “demo”意指人民或者是公民, 而“cracy”则是指某种公共权威或统治。在王绍光先生的《民主四讲》一书中, 他提到:“由全体人民 (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 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 这是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1]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迁, 民主早已不单单是一个政治制度的代名词了, 它的含义也从最初的政治领域转而向教育乃至生活的其他领域拓展。本文所讨论的民主, 是在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意义上展开的。既是生活方式, 就包含了我们日常所说的社会参与和精神世界等方方面面的事宜。而教育, 正是在这诸多事宜中最重要的一点。当然,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所谓的生活方式, 也依旧是民主在政治意义上的引申和扩展。

常常有人质疑, 民主这个政治范畴的概念, 是缘何引入教育之中的。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教育家:杜威。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正是这位大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在杜威看来, 民主这个概念是非常宽泛的, 他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 他写到:“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 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 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2]可以说, 杜威是当下民主教育的先驱。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他勾画出了一幅幅民主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

当然, 就当下而言, 我们不可能脱离政治去谈教育, 我们所谓的民主教育, 其实就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在教育上的相关反映。

二、教育和民主的关系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在杜威的民主社会中, 民主主义是需要靠教育来实现的, 而民主社会也是教育发展的沃土, 在杜威看来, 一切教育只有在民主社会中, 才是无比先进和优越的。换而言之, 教育和民主的关系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一样, 互相依赖, 相互存在, 教育在民主社会中得到发展, 而民主社会也需要在教育下才能变得更加完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民主和教育在精神上也有着其内在的一致性。民主政治最根本的精神实质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权力 (各方面参与的社会权利) 和精神世界 (思想、感情、个性等等) 的尊重。在民主的世界里, “人”是大写的, 是民主社会中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对象。而教育, 归根到底, 也是“人学”。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话, 那么教育过程就绝不仅仅是教师教学技巧的施展, 而更应该富有“人情味”。“人学”这一观点, 也是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重要观点。在他的《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中, 我们尽可以看到他对学生的种种用心, 他没有把学生看成是一个群体, 而是真实地去面对每一个学生, 他教育的精髓就是把他的每一个学生当作真正的“人”。不论学生年纪的大小, 成绩的好坏, 他都可以在每个人的身上发现其最独特的一面。

这就是民主和教育的关系, 它们既相互存在, 又和谐统一。

三、教育民主

“教育民主”, 把它转换成我们日常的语言习惯, 其实就是指“教育的民主”, 其意义是“把政治的民主扩展到教育的领域, 使一定程度的教育成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4]在李镇西的《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 (以下简称《民主与教育》) 一书中, 李老师对“教育民主”这一概念也做了一些自己的解释。他认为, 与“教育民主”最相近的一个概念是“教育民主化”, 前者是一个静态的名词性短语, 后者是一个动态的动词性短语———所谓“化”, 即转变的过程。[3]49也就是说, 在教育的问题上,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 在袁振国先生主编的《当代教育学》一书中, 在谈到“教育民主化”的时候, 其内容所涉及的也是一种“教育平等”的观念, 它包括的是受教育权利的均等, 受教育机会的均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 所谓的“教育民主”, 或是“教育民主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指向“教育公平”这一方面的, 它与教育的内容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实践层面上来看, 它考虑更多的是教育普及的问题。然而, 随着世界的进步, 当教育的受众越来越多, “教育公平”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 并在很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 当我们逐步实现了“教育对象大众化”———即教育普及、教育机会均等这些问题之后, 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了, 我们更应该深入地去思考教育的内容问题。也就是说, 教育到底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又或者教育究竟要让大众学会什么?这也就过渡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民主教育”这一概念上。

四、民主教育

“民主教育”, 也可称“民主的教育”, 从语法角度上来看, “民主”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修饰的是教育这个名词。还是在李镇西老师的《民主与教育》一书中, 他对“民主教育”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我所理解的‘民主教育’, 是用‘民主’去更新‘教育’的内涵, 即把专制的、不民主的或者说不充分民主的教育, 改造成为适合现代民主社会需求的民主的教育。”[3]50这里的民主教育, 从实践层面来看, 是对固有教育的一种改革, 和“教育民主”不同的是, 它涉及到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具体来说, 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应该是具有民主精神的, 而所谓的民主精神则应该包括师生的平等交流、学生自愿获得知识的自由、教师对于学生错误的宽容等等。教师传递给学生的应该不仅仅只是知识, 更多的是让学生具备主动追求知识的愿望和获得知识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 在传递知识的背后, 要向学生渗透一种民主的精神, 培养学生民主的思想。

陶行知先生在1945年为民主教育规定的任务中, 对民主教育有过如此解释:“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 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7]948他还提到, 前者是在民主发展不充分的时代下进行的, 而后者则是在政治已经走上民主之路后进行的。这一规定, 时至今日, 依旧没有过时。我们现在的时代, 正是民主政治进行时的时代, 那么, 教人发展民主则更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五、教育民主与民主教育的辩证关系

简而言之, 教育民主是关于教育受众多少的问题, 即教育公平的问题;而民主教育是“关于民主”的教育, 它涉及的是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式等问题。虽然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教育民主”, 让教育更加普及,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 只有在民主的教育之下, 教育才能更加民主。或许有人会对这种说法产生质疑, 认为这是一个蛋生鸡和鸡生蛋的问题, 我们似乎无法将这两个概念排一个顺序, 究竟是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才能让民主进行?还是在民主的前提下再去普及教育?

就此, 笔者仍然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 坚持认为只有在民主的教育之下, 在人们有了一定的民主精神之后, 才能衍伸出所谓的平等、包容、自由等等这些理念, 也只有在这些理念都内化于人们的心里之后, 人们才能对教育有所感悟, 对教育普及有所认识。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也只有在民主的生活中, 人们才能更加懂得尊重、懂得宽容, 教育也才会因民主的教育而更加民主。

结语

其实民主教育的问题, 绝不仅是一篇简单的文章可以说得清楚的, 它更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如何去对民主进行实践。当然, 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之下进行的,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民主教育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教育模式, 而更应该有我们中国自身的特色。面对正在行进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改革, 我们应该对民主充满信心, 对民主教育充满信心, 相信总有一天, 民主的旗帜将会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屹立不倒。

参考文献

[1]王绍光:《民主四讲》[M].三联书店, 2008年8月第1版, 第2页。

[2]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5月第2版, 第97页。

[3]李镇西:《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M].漓江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第48页。

[4]陈桂生:《“教育学视界”辨析》[M].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7年4月第1版, 第302页。

[5]李镇西:《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M].漓江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第49页。

[6]李镇西:《民主与教育——一个中学教师对民主教育的思考》[M].漓江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第50页。

营造民主课堂,确立民主教学观 第8篇

教学民主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它是一种教学思想、教学理念;一种教学制度、教学规则;一种教学作风、教学态度[1]。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民主的课堂就是教师非常尊重学生, 充分信任学生, 尽力宽容和保护学生的课堂。简而言之, 民主课堂就是让学生当家作主的课堂。

二、理论要点

(一)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和知识观为教学民主提供了理论基础。

1. 人性观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创始人普罗泰格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本主义的哲学主张以尊重人, 发展人为中心。它的教育思想则强调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使学习者成为一个人格完善、能够充分自我实现的“人”。作为学习者的“人”才是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最终归宿。因此, 我们应该把课堂中的学生看成一个个有情感、有志向、有智慧和个性的人。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幸福。在教学实践中, 我们对知识的传授、技能的训练、道德的培养、智慧的启迪都应该服从这一目的。

2. 知识观

西方哲学从17世纪以来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 并出现了知识论主导的发展趋势。知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知识的来源、知识的有效性和知识的真理性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 就会形成不同的知识观。知识并不是绝对外在于人的, 也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 知识总是跟个人密切相关。从知识总体看, 知识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知识永远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当今, 新知识观更关注的是知识作为过程和结果的连续体的存在。

新知识观对课程观、教学观影响巨大, 尤其是在教学的教学目标、价值观、师生关系等方面。新知识观看到了知识中的个人化的、生成的因素, 看到了个体凭借自己的经验、技能、情感等会对事物作出不同的解释。因此, 教学目标不仅要关注知识的学习, 而且要关注学生技能的展现、情感的培养。人作为探究知识的自我指导者, 在于世界、与自己的对话过程中是平等的, 是民主参与的。我们的课堂教学正是学生探究知识的过程, 这就要求课题教学也要体现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在新知识观的理念下, 学生不再是知识的旁观者, 而是知识的积极参与者, 并在知识中渗透着自己的个性。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教师教和学生学, 将不断地让位于师生互教互学, 使师生形成一个真正的学习共同体。

(二) 课堂教学以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

1. 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认知主义, 建构主义经过发展, 流派纷呈。认知建构主义以皮亚杰为代表, 他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学习者在认知过程中总是跟环境 (包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 发生相互作用。总之,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不是老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过程, 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

2.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在教学方面的渗透和体现

(1) 确立知识意义建构的教学目标。它强调学生的能动性, 学生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对知识的意义建构。

(2) 选择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方式。即打破传统的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式, 教师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 师生进行民主讨论, 平等对话。

(3) 提倡进行交往互动的学习活动。建构主义强调“合作”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 这能深深帮助我们理解教学应该是一种交往互动的学习活动。

(4) 提倡对等参与的师生角色。建构主义者认为教师不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引导学生建构知识, 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变成引导者、指导者。

(三) 教育学 (主体教育理论) 。

主体教育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在我国兴起。主体教育理论的主体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 即教师和学生。学生是教育活动中的学习知识、认识世界为目的的认识者、实践者, 所以, 学生应该是教学活动中首要关注的主体。学生的主体性表现之一是从学习的发展层次角度来看, 学习有“主动”向“自主”发展, 最高层次是“创新”[2]。

主体教育理论冲击我们的传统教育, 主要体现在教师观、学生观、课堂教学等方面。主体教育理论要求教师把自己定位于教学活动的合作者、引导者和鼓励者, 它要求教师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

三、实施要点

民主课堂的“民主”是一种精神, 一种原则。实施课堂教学民主化, 关键就是尊重学生的学习权, 让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一) 让学生有尊严地生活在课堂上。

让学生在课堂上有家的感觉, 给学生安全感, 学生才能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从教师的角度讲, 就是要尊重每一位学生[3]。特级教师李镇西老师说:“民主教育的核心仍然是‘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情感、尊重学生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差异、尊重学生的人权、尊重学生的创造力……当然, 与此同时, 教会学生尊重他人。”因此, 民主课堂的首要特点就是尊重学生。老师要给他们自我发展的空间, 相信他们能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赞赏他们的每一点成绩;赞赏他们的努力和勤奋;赞赏他们对书本和权威的质疑, 等等。

(二) 让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即学生自己要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首先教师要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一位特级教师给自己立下了“三不教”原则, 凡学生自己能看懂, 不教;凡看书不懂但自己想想能够弄懂, 不教;想想也不懂但经过学生之间讨论能懂, 也不教。这样才能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4]。其次, 教师要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学论专家江山野认为教学是变动的、动态的。把教学分成以下几个阶段:完全依靠教师阶段, 基本依靠教师阶段, 相对独立阶段, 基本独立阶段和完全独立阶段。所以, 教学的目的是要实现“从教到学”的转化。这是教与学的本质关系。

(三) 教学成为师生之间真正的对话[5]。

现代教学论指出, 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以交往与互动为特征的教学常常要借助“对话”而实现[6]。对话教学是师生精神相遇和经验共享的过程。它改变了传统教学中教师讲学生听, 教师问学生答的方式[7]。它强调了师生间、学生间敞开心扉, 互相交流, 互相影响, 从而促进师生共同发展。英国文豪肖伯纳说得好:“一个苹果跟一个苹果交换, 得到的是一个;一个思想跟一个思想交换, 得到的是两个, 甚至更多。”对话教学有助于激发灵感, 产生新的观点、奇特的思路, 从而增强思维的灵活性[8]。总之, 对话教学能为教学过程注入生机和活力, 调动师生的积极性。它还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四、反思

随着教学民主的推进, 课堂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深入观察, 也出现了不少假民主现象。第一, 内容空洞, 言不由衷的鼓励太少。特别是在小学的课堂上, 即使学生回答了极其简单的问题, 老师也都会说:“你太棒了”等;表扬不具体, 起不到任何激励作用。第二, “满堂问”代替“满堂灌”。老师总拿一些思维含量太低的问题来提问, 看似一种对话教学, 体现师生互动, 但学生的思维并没有得到发展, 许多都是一些有形无实的对话。第三, 不管什么教学内容, 都进行“合作学习”。课堂合作当然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但过多的合作、讨论, 课堂看似热闹, 表面上是全体参与, 实际上是一盘散沙。

除了假民主外, 还会出现被民主和考试不及格的情况;民主课堂需紧紧围绕着三维目标来进行。总之, 基于民主的教学才是彰显师生个性、充满创造性的教学, 这样的教学才能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摘要：学生在课堂上所进行的学习是一种发展性学习, 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尽力为他们营造一个和谐、民主的课堂气氛。民主课堂建设的实质是建立师生平等的关系和建设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理解并引发深入的思考, 也才能增强继续学习的动力和产生创新的能力。本文提出了民主课堂的理念, 阐述了其理论和实施要点, 并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民主课堂,教学民主,课堂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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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贤君.主体教育的理念[J].教育导刊,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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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靳玉乐.对话教学[M].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6.

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制度 第9篇

一、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党内民主问题, 历来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 没有党内民主就

没有党的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坚持和发扬得好, 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就充满生机, 蒸蒸日上, 即使犯了错误, 出了偏差, 也能够及时纠正。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坏, 党就会犯错误, 党的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

发展党内民主,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凝聚全党的意志和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伟大事业, 马克思没有讲过, 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 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 任务光荣而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全党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依靠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历史伟业口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 是进一步解放思想, 形成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基本条件。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是引导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而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必须以发展党内民主为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

发展党内民主, 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实行党内监督的有力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侵蚀, 纠正错误, 解决党内矛盾, 维护党的纪律的有效方法, 党内监督是我们党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

发展党内民主, 对人民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导向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认真总结发展党内民主的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并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党的事业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党内生活日趋正常, 党员思想空前活沃, 民主空气愈益浓厚, 党员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创新意识进一步增强, 党内重大问题的决策机制不断完善开始走上科学化、民主化的轨道, 以扩大民主为基本方向, 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不断提高民主和公开程度, 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逐步得到落实。党内的民主监督有了新的加强。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行为的制约, 不断强化,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 形成了一系列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 党内的工作制度, 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 党员权利保障制度等日趋完善, 为党内民主的正常化、规范化提供了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宝贵财富。

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党内民主既是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内容, 又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有力保证。只有发展党内民主, 党组织和党员能够平等地享有管理党内事务的权利他们的意愿、主张能够得到充分表达,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才能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更好地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 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是党内民主的物质基础。因此党内民主既不能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也不能操之过急。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建设,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社会全面进步, 广大党员的民主意识普遍增强, 要求更多地参与党内民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三、切实加强党的民主制度建设

谈教学民主与学生民主精神的培养 第10篇

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去研究、探索和实施教学民主, 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习惯和民主的生活方式, 不但是时代赋予教师的重要使命, 而且也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

一、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

建立民主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师生关系, 是培养学生民主精神的基础。而要建立起这种关系, 教师首先必须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使教学成为民主的活动, 让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 以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参与意识。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民主意识, 理解、尊重和接纳学生, 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努力彰显一种民主平等的教育精神, 从而使教学活动能够在平等、和谐的氛围中开展。

二、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注重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 在实践中学习, 促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要尊重学生的人格, 关注个体差异”。这体现了教学民主的要求。自主性、独立性是一个人民主精神最核心的要素, 它也是个体获得更好发展的重要条件。基于自主性则产生了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苏霍姆林斯基说:“人的天赋、可能性、能力和爱好确实是无可限量的, 而每一个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又是独一无二的。”实施教学民主, 教师要拒绝保守与僵化, 拒绝制造思想陈腐、想象贫乏的盲从者;应尊重学生的人格、情感、思想、个性差异, 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鼓励学生对问题提出自己的个人见解, 不盲从权威, 不人云亦云, 敢于质疑, 对同一问题要进行不同角度的理解和解释, 不相信唯一正确的解释, 不因循守旧, 不固步自封;教会学生尊重他人, 善于与学生平等讨论或争论, 并虚心采纳学生观点中的合理内容, 从而培养学生开放的心态、民主的精神。

三、让学生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

如何衡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第11篇

执政党应该如何提高执政能力?有哪些指标可以显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或正在提高?本文认为，重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情况是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能否适时推出新的“制度安排”能否把握制定重大政策的良机

从政策的制定看，能否适时推出新的“制度安排”体现执政党把握时局的能力。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执政党一项新的政策措施的出台，就是推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以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简称[2005]5号文)为例，笔者认为，该文件的筹备、起草、審议过程，首先体现了执政党具有把握制定重大政策良机的能力；其次体现出政策制定者具有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精神

条件发生变化，支配人们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也必须变化。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颁发的14号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执政党对国内、国际局势变化的判断与把握。执政党意识到形势的发展要求重新认识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性。14号文作为执政党有关政党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文件，实施以来所发挥的作用已被各界人士所肯定，但是，该文件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1989年的中国，社会各界对走改革开放道路还存有疑虑，当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上还模糊不清，直至1992年十四大召开才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据悉，[2005]5号文从筹备、起草、审议到通过、下发，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2004年初，中央提出要认真组织调研，广泛听取意见，检查1989年《意见》落实的情况，提出进一步改进措施，形成文件。2005年1月20日和24日，胡锦涛同志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件稿进行了认真讨论，决定进一步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后下发。可见，[2005]5号文的制定过程是民主的过程，体现了决策者的利‘学决策精神。

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政策措施是否可行

从政策的具体内容看，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政策措施是否可行，体现执政党的决策能力和水平。

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首先体现在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所带来的基本态势的准确把握上。作为执政党，如果对执政环境的急剧变化不能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就谈不上“驾驭”能力。而2005年的5号文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吸收了理论界在政党制度研究方面的理论成果，显示出执政党非常清醒面对的新挑战，而且有勇气负责任地面对新挑战。

5号文对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特别提到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反映社会民意、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执政党是从“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站在新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土作用的问题，而“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说到底也是巩固执政地位重中之重的问题。

降低推行新政策的难度和成本

保证每一项重大政策的贯彻落实，维护中央决策的权威性，才能降低今后推行新的政策措施的难度和成本，显示执政能力的提高。

能否保证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产生实效，应该成为考核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政党尤其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一定要对社会作㈩反应，一定得明确各个历史时期的目标，而且必须能对社会施以控制，而对社会的控制要通过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来实现。所以政策出台后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执政党在重要文件中所表达的新的理念、指导思想必须通过深入的宣传教育，让多数党员干部了解、接受并转化为行动。

[1989]14号文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文件颁发以后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多数党委领导接受这种理念，还有大量下作需要做。[2006]5号文开头有三句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丰的重要形式。”这三句话是对政协工作重要性的准确定位。我感到目前的政协工作与此还有相当距离。“三个是”要求很高，从政协领导、机关干部到各界别委员，者日要检查自己对统战线的政策、理论了解多少，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知道多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理解多少。

第二，必须出台与文件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使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制度保障，而不完全依赖于各级领导的自觉性。

民主执政 第12篇

笔者以为,“媒介执政”指执政党利用媒介自身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更有效地实现其权力,达到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形象、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之目的。换句话说,媒介执政的权力主体并非大众媒介,而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另一方面,媒介自身的属性功能决定了其必然会对人与社会产生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作用。

一、媒介对人与社会产生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作用

现代媒介社会,媒介无处不在,人们除了工作和休息外,用于传播的时间超过其他任何活动。人们无法离开媒介,离开了媒介便几乎成为瞎子和聋子。如今,人们外出少了,同朋友和邻居的闲谈少了,在家里看电视、上网聊天的时间却多了。媒介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看到了凭自身无法看到的遥远的地方和远方的人,并从中取得各种经验,看到一个不同于他们在家庭里看到的或是从身边知道的世界的图画。因此,人们头脑中关于遥远的环境的几乎全部形象,都是通过媒介得到的。

李普曼曾论证说,世界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在封闭的社会,每个公民必须做出的决定很少超出他们的直接经验。但是现代人并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传播媒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封闭状态。他们被要求做出判断的问题可能是他们没有直接经验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中,人们只与世界的很小部分有联系,他们还被要求对世界事务做出决断,他们的依据可能大部分依赖于传播媒介。

媒介的传播极为重要,这种重要性不一定是它的现实性,也不一定是它的新闻质量,它的重要在于全国人民把它视为现实,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比现实本身更接近于现实。媒介是一种公共的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和传播肌肉系统,它代替了人的眼、耳、鼻、舌而成为感觉器官的延伸。我们利用它作为个人的雷达,既观察有什么新事物,也寻求涉及我们同周围社会关系的保证和指引,与此同时向别人证实我们的同一性和我们对关系的了解。这些信息告诉我们,社会已做出什么决定并期望我们什么。这些信息储存在头脑中,并据此作为衡量其他信息的标准。(1)

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大众媒介对人与社会的思想引导、政治控制作用还在不断扩大,主要原因在于:

1、媒介掌握传播通道和话语权力

在当今社会,媒介是掌握了较多话语权的“人”。作为职业化的传播机构,大众媒介通过现代化机械及电子传播工具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连续进行信息传递的行为和过程,同时,大众媒介本身主要是通过话语表达构成的,共同决定了大众传播媒介所掌握的话语权的社会影响力广泛而深刻。大众媒介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是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是社会舆论的助推器和集散地,它通过舆论的力量对政治活动进行广泛的监督,不仅如此,社会的整合、政策的宣传、群众的发动、各种关系的协调、各种议题的讨论等无一不是大众媒介通过对话语权的使用实现的。

2、媒介有设置和控制议程的功能

所谓议程设置,指的是大众媒介有能力选择并强调某些话题,造成这些话题被公众认可是重要的印象或者说是大众媒介“确定辩论的范围以适合有权势者利益的过程”(2)。也就是说,大众媒介通过其对信息内容的选择和传播能决定什么内容可以讨论、什么内容不能讨论、什么是热门话题、什么会被排斥出讨论的议程之外。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大众关于社会议题的次序与大众媒介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几乎完全同步。

3、媒介有监督、批评和审判的功能

权力之所以需要监督是因为它带有一种天然的腐败倾向。“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3)。大众媒介对政治问题进行舆论监督是“人民的喉舌”功能的体现,是从根本上巩固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公信力和合法性的有力保障。

二、执政者通过媒介实现其政治权力

说到底,大众媒介还是国家的“话筒”,是权力的工具,它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4)持媒介控制思想观点的马尔库塞曾在阐述“信息和娱乐媒介论”时问道:“人们真地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我们必须记住,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5)大众媒介既是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群众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对群众进行灌输和操纵的过程。尽管这一观点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一贯的否定性、悲观性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媒介对个人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软性力量控制。

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逻辑日益受到传媒逻辑的牵制和制约。政府没有直接驾驭媒介的权力,而是将媒介当作政治资源,通过相关法律或条款行使管理媒介的权力,通过对媒介特点的把握,增强政府应对媒介、与媒介协作的能力,使得媒介的宣传报道有利于政党和政府。以西方传媒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选举活动为例,大众媒介全面介入到政治选举的整个过程。媒介对候选人的报道内容、报道方式及报道态度,直接影响着候选人的政治形象,最终影响到选民的选举意向。20世纪70年代越战结束前夕,美国“三边委员会”在研究越战引起的统治危机后所作的题为《民主体制的可统治性》报告的结论部分指出:“传媒已成为国家权力的明显资源”,传媒的无法掌握,“内则使得民主过度,使政府威信扫地;外则使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衰退。”(6)因此,在政治民主、新闻自由的西方社会,媒介已成为政党以及政府实现和维护其政治权力的重要资源。

在我国,国家明文规定:“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既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是大众媒介,又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事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负有重要社会责任。无论什么情况下,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要确保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的领导,确保宏观控制力。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干部的任免权。”(7)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大众媒介以党报党刊为主,包括电台、电视台在内的新闻媒介和出版机构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党的喉舌宣传党的意识形态,传媒政治化现象非常明显。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电视普及、网络兴起之后,我国的传媒结构,媒介管理及运作模式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媒介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阵地这一功能依然存在,但形式上更趋隐蔽。在政治信息传播与沟通方面,媒介日渐取代了政党在信息传播上的作用,当今信息传递主要是政党——媒介———人民这样一个可逆的过程,原有的政党中央——政党各级基层组织——人民的可逆过程在信息传播渠道和整合渠道的功能降低。(8)作为当代执政的特殊机构,新时期的媒介在巩固执政地位、贯彻政治纲领、维持执政机构等方面发挥着潜在而巨大的影响。

三、提高我国媒体执政能力的思考

近年来,由于传媒领域结构调整、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国外传媒集团的渗入,我国执政者在实际运用媒介实现政治权力的过程中面临着理论缺失和实践困惑。坚持党管传媒的原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平、稳定、鼓劲的舆论环境,(9)也确保了党有时间、有权力来开发使用媒介这一特殊的执政机构。

1、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媒介执政的框架和思路

媒介执政作为一个新概念、新提法,或许还有许多值得探讨、商榷之处,但媒介与政治的交叉、媒介权力的扩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应正视西方国家把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提法,同时,客观冷静地借鉴西方媒体运作的成功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值得国人思考的是,如何使媒介执政法律化、制度化是摆在政府和媒介面前的客观实在。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媒介呼吁新闻法、互联网管理法以及与媒介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的研究、制定、颁布和实施,这些应当成为我国媒介执政的基石。搭建媒介执政新框架应早日列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

2、研究和把握媒介运作规律,有效合理地使用媒介这一特殊执政机构

作为独立特殊的产业,媒介在发展和新闻传播上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和特点。提高媒介运用能力,关键要熟悉和把握媒介运作规律,掌握媒介运用技巧,最大程度地开发、利用好媒介资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要结合现实的发展,探索和实践新的媒介运用方式和策略,深化媒介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市场化运行机制,降低媒介对党的直接依赖性,党对媒介的控制应由直接方式转向间接方式,在这方面,世界上一些政党对媒介运用较为成功的做法和国际惯例对于把握大众媒介运作规律、提高党的媒介运用能力具有较好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3、积极发挥媒体执政作用,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党领导下的媒介执政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强有力的措施。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媒介执政能力的提升,就是要让媒介议程变成公众议程、把媒介关心关注的问题变成政府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同时,把政府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变为广大公众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对当前而言,就是要把关注民生问题、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作为大众媒介的主要议程,进一步提高议程设置能力,以达到促进政府执政水平提高之目的。作为政府,如何利用媒介执政这一新的理念,在我国教育、医保、住房三大改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开辟媒介执政的新思路、新途径,是深值研究、分析与实践的。

参考文献

①李青:《对传播媒介权力的思考》,《国际新闻界》1999-3

②[英]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P.49～51

③[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P154

④邵培仁、李梁:《媒介即意识形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1期

⑤[德]马尔库塞著,张峰等译:《单向度的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⑥曾文经编著:《传媒的魔力———领袖人物运用传媒力量纪实》,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⑦曹小为:《中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简述》,《新闻前哨》,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