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调整范文（精选10篇）
视角调整 第1篇
目前全世界已经有60多个国家开展了社会性别预算分析。但是, 在中国财政理论界和实务界, 人们对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概念还相对陌生。
一、相关观点
Rhonda Sharp (2002) 认为, 社会性别预算具有三个核心目标:一是提高人们对社会性别问题和公共预算、公共政策影响力的认识与理解水平;二是强调政府责任, 使政府为其预算政策和承诺负责;三是改变和改善公共预算和公共政策, 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因此, 社会性别预算的目标应该集中于增强预算透明度、效率性和公平性, 提高社会性别意识, 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 从而实现性别平等以及经济社会和谐公正地发展。
李兰英、郭彦卿 (2008) 认为, “社会性别预算既不是为妇女单独制定的预算, 也不是特指预算科目中某些针对妇女的支出科目”, “是一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分析工具, 即从性别的视角分析政府资源分配的绩效”。“要明晰政府预算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配方案,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在资源不足情况下的优先顺序选择。社会性别预算处理优先排序应以需求为基础, 按照谁最需要来确定,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马蔡琛、季仲赟 (2010) 认为, “社会性别预算是在预算管理精细化的过程中, 通过分析预算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 对公共预算做出社会性别敏感回应, 推动公共部门以更趋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资源, 从而使公共预算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 是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一种手段和途径。社会性别预算具有性别敏感性和回应性的特征, 其概念核心包括两个重要部分:一是社会性别预算分析, 旨在揭示和发现问题, 即对整个预算过程进行社会性别敏感分析, 结合男女两性因年龄、种族、宗教不同或城乡、贫富差距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评估政府预算政策与项目计划的支出和收入, 对于男性和女性、男童和女童的不同影响;二是针对社会性别预算分析结果, 做出社会性别敏感回应, 包括重新进行社会性别平等的预算资源分配, 制定推动社会性别公正的执行策略与行动等。”
二、主要疑问
1. 社会性别预算究竟是一种政府预算还是一种分析方法
预算 (Budget) 一词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事先的计划, 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政府在财政年度内的收支计划, 包括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数量、财政支出的用途和数量, 反映着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二是指预算编制方法, 通过对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 遴选合理的项目, 确定合理的经费, 如零基预算、绩效预算、计划项目预算等。
社会性别预算, 不是计划, 也不是编制方法, 而是一种政策分析工具, 不仅要有性别敏感性, 而且要有性别回应性。既然如此, 似乎应该称它是一种社会性别反应预算 (Gender-Responsive Budgeting) 。但是, 无论是“社会性别预算”还是“社会性别反应预算”, 均会使人理解成一种针对性别的预算安排, 而且特别强调两性对预算安排的不同反应。可见, 这样的名称都不是很好。
2. 预算体现的是生理性别平等还是社会性别平等
学者们强调预算对男性、女性的不同需求和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分析并回应。实际上, 社会性别预算, 本意是强调对社会性别的影响, 而非生理性别。
在英文中, Sex和Gender两个词都表示性别。但是, Sex指生理性别, 而Gender指社会性别。《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 社会性别是指“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 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牛津社会学词典》给社会性别下的定义是:“社会性别关注男女之间由于社会结构性原因所形成的差别, 社会性别不仅指个体层次上的认同和个性, 而且指结构层次上的在文化预期和模式化预期下的男子气和女子气。”简言之, Sex指的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男女特征, 而Gender则是以文化为基础作出的关于男或女的判断以及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不同角色的期待和规划。
假如以男性、女性代表生理性别, 以男人、女人代表社会性别, 那么, 社会上除了女性女人、男性男人之外, 还存在两种人:女性男人和男性女人。平等对待这四种人的公共政策才是良好的政策。 (1)
社会性别理论注重分析哪些政策能使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有所改善, 哪些政策反而强化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 加剧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从而为消除性别不平等提供方案。从根本上说, 这种理论是要从探寻两性关系的奥秘入手, 寻找建构良善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的新途径。显然, 社会性别理论在解构传统性别关系和性别观念的同时, 也在努力建构新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观念。
政府应该意识到社会性别的差异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 政府的职责不仅是要帮助女性维护具体的权益, 更要积极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秩序。如今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诸多的社会性别盲点, 并积极采取措施, 推动社会性别意识进入公共决策领域。例如, 政策制定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是否潜藏着男权主导的观念和意识, 等等。
社会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必须变得一模一样, 而是所有的人,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 都可以在不受生理性别观念的限制下, 自由发展个人能力, 自由作出选择, 其不同行为、期望和需求均能得到同等的对待。
三、若干分析
从社会性别平等角度去考察预算, 无疑是很好的一个视角。但是, 它是一种政策分析工具。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 建议称之为社会性别预算政策, 包括收入政策、支出政策两个方面, 前者主要是税收政策, 后者主要是转移支出政策。
传统的再分配机制存在社会性别盲视 (Gender Blindness) 的缺陷。税收制度的设计往往忽视男女两性在取得收入时支付的成本大小, 也不考虑两性对某些商品 (如化妆品) 的偏好差异;在安排转移支付时, 无视两性对财政支出项目 (如社会救助、卫生健康) 的不同需求, 从而在客观上限制了性别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以通常的眼光来审视, 税收和转移支出不去刻意强调性别倾斜, 那是公平公正的。其实, 忽视再分配政策对不同社会性别群体的影响, 并非是“性别中立”, 恰恰是社会性别盲视。
1. 预算政策中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缺失
(1) 被“生理性别平等”所掩盖的社会性别不平等。传统的“性别平等”是一种生理性别的平等。如宪法规定, 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种政策本意是要给予男女两性同样的待遇, 但在事实上很容易抹杀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差异, 变成以男性的标准来要求女性, 从而加重女性的社会负担。
现行养老保险的享受条件是, 职工缴纳保险费满15年后, 在退休时享受的保险金是所在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在满15年的情况下, 如果多缴费1年, 便可提高一定比例的基础养老金。女性的退休年龄要少于男性5—10年, 所以, 女性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要少于男性。也就是说, 女性要在退休后领取超过20%比例基础养老金的机会少于男性, 从而导致女性在退休后的养老金平均水平要低于男性。
失业保险的领取条件也是将男性、女性当成完全相同的个体来对待。其实, 单身母亲的生活异常艰难, 她们失业之后的负担远比其他群体大。但是, 社会保险政策对于她们缺乏应有的倾斜。
医疗保险是为在职人员设立的, 就业是加入医疗保险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由于职业的性别隔离, 女性就业的机会比男性少, 尤其是女性从事正规化就业的机会相对少, 这无疑成为女性进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一道门槛。
目前工伤保险的规定, 将男性、女性作为完全相同的个体, 而忽视了女性的特异性。如今由于辐射等因素, 导致婴儿在胎儿期就出现生理或心智不正常, 这样的事例越来越多, 这也是一种“工伤”。但是在现有工伤保险的受保范围中, 却找不到适用的条款。
城镇职工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办法规定, 企业须按月全额缴纳生育保险费, 不需职工个人负担, 女职工在职期间生育或终止妊娠, 由领取工资变更为享受生育津贴。社会统筹的本意是, 不论企业是否雇佣女性职工, 都要缴纳生育保险费, 这样就把生育成本社会化了。可事实上, 这个目标没有完全实现。目前这种社会统筹只限于城镇职工, 农村地区企业并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那些女性雇员就享受不到生育保险待遇;即便在城镇, 也不是所有女性雇员都能享受, 有些是外来务工人员, 企业借口她们的户口不在企业所在地城市, 拒绝为她们缴纳生育保险费, 于是, 这些女性雇员也无法享受当地财政提供的生育保险待遇。
(2) “性别中性”政策中暗含着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性别中性政策是指政策的制定者尚未自觉地意识到整体社会利益格局中男女两性的差异, 把男女假定为无差别的群体, 政策可以无差别对待。比如1995年农业部制定的土地政策规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1998年又提出延长农村家庭土地承包期30年。这些政策都没有考虑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体力差别。
税收政策存在“性别中性”的烙印。在流转税层面, 现行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税目税率的确定, 似乎与性别无关。其实, 商品消费是有性别偏好的, 如果说, 护肤护发品是性别中性的, 那么化妆品肯定是性别倾斜的, 女性对化妆品的需求远远超过男性, 但是消费税、关税制度却视化妆品为奢侈品而课征, 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30%, 进口关税税率为30%, 明显高于一般商品。在所得税层面, 企业之间所得税税负与企业雇员的性别比是无关的, 企业吸纳的女性雇员多, 并不能享受一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性别歧视与此相关。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设定也没有考虑性别差异。个人所得税税制中设定免征额, 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为了获取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和费用, 二是养活自身、赡养老人、抚养子女所必须的开支。两性为获取工资薪金而支付的成本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如化妆品支出, 对于女性尤其是服务性行业中的女性而言, 化妆是工作需要, 体现自身的尊严, 也体现对顾客的尊重, 男性就相对节省了这笔开支。至于老人、子女的养护, 如果是双亲家庭, 费用开支共同负担, 但是在单亲家庭, 负担就比较重, 现行税制并没有提高单亲家庭的免征额, 尤其是女性单亲家庭。
转移支出同样存在社会性别的不平等。长期以来, 我国财政教育投资是按学生人头划拨的, 不区分性别差异。其实, 有女生住宿的学校, 须根据女生生理的特殊需要, 优先建设热水饮用和洗漱工程;男女生入厕时间差异较大, 女生多的学校, 厕所数量也要多。这说明, 财政投资应该考虑性别比。医疗卫生支出的划拨也较少考虑性别差异。两性对健康卫生支出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男性遭受灾害损失的风险较大, 女性保健服务的需要多于男性。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表明, 女性每两周的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均高于男性, 两周就诊率和年住院率也高于男性。可见, 如果按性别中性原则拨款, 难免失去平等。
2. 预算政策中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体现
社会性别预算政策的目标应该是, 使两性真正享有平等的地位和人格、平等的责任和义务、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均等的资源占有权利。这是因为, 社会性别平等的再分配政策, 不是单纯地对女性倾斜, 而是聚集性别敏感因素, 充分考虑不同政策手段可能产生的不同性别影响, 进而寻求社会性别因素与再分配政策的契合点, 致力于减少或消除貌似中性的政策对女性造成的歧视。
完善政策手段的总体思路是, 完善现行的税收政策和转移支出政策, 作用于家庭和社区两个领域。在家庭领域, 对女性生育行为提供较多的税收优惠和社会保障待遇;在社区领域, 增加财政对城乡社区事务的支出, 给社区服务组织提供税收优惠, 建构合理的财政转移支出结构等。
(1) 税收政策。
——减轻就业者的税收负担。鉴于化妆品是很多女性的工作必需品, 妇女用品又与特殊的生理周期有关, 建议在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关税时, 采用较低的税率。如今男性使用化妆品之风逐渐兴起, 为了体现性别平等, 较低的税率也可适用于男士化妆品。
企业不太愿意吸纳女性就业, 原因之一是担心出现“性别亏损”。为消除企业的这种顾虑, 建议当企业吸纳的女性雇员超过一定比例时, 实行企业所得税部分税款先征后退政策。
个人所得税如果仍以个人为纳税单位, 应该研究家庭共同收入如何申报和缴纳的问题。在传统观念支配下, 家庭财产的孳息收入、租金收入以及家庭企业收入, 通常会归于家庭中较为强势的一方。为体现社会性别平等, 税法应鼓励夫妻分割共同收入。夫妻双方都可从家庭中分得一部分共有收入, 并以自己的名义申报纳税。但是, 在纳税扣除上要给就业者提供更多的优惠。现行每月3500元免征额是不考虑性别因素的, 所有就业者都能享受。中国同样存在女性的劳动弹性大于男性的事实, 因而要让女性在此基础上再享受一定金额的纳税扣除, 扣除额的确定以税负减轻程度能超过家庭照顾劳动社区化或者雇佣保姆的支付成本为原则, 以此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在劳动市场上寻找工作。
——减轻在社区服务的商贸企业税收负担。有人在美国做过调查, 就业妻子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大约是不就业妻子所花时间的一半, 但是丈夫却没有因为妻子就业而多分担家务, 就业妻子少做的家务劳动是由她们增加的财力购买劳务解决的。这一研究结果说明, 政府有必要适当减轻在社区服务的商贸企业的税收负担。
商贸企业常常采用连锁经营等方式到社区设立便利店、“菜篮子”专营店、净菜店、洗衣房及各种社区配送服务、代理服务、保健服务等, 如果不堪税收重负, 他们就难以提供优质的服务。建议适当减免这些商贸企业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
——生育保险社会统筹改为征收社会保险税。生育保险制度是给孕育后代的女性提供特殊福利的制度, 目前国家实行社会统筹办法, 要求所有企业不论是否雇佣女性员工, 都要缴纳生育保险费。这是实现生育成本社会化的重要政策手段。然而, 从实施情况看, 一些企业以女性雇员没有本地户口为借口, 拒绝为她们缴纳生育保险费。这说明, 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办法存在实施范围上的局限性, 筹款方式也缺乏严肃性。
建议选择合适的时机, 将生育保险社会统筹改为征税方式, 如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合并, 统一征收社会保险税, 雇主、雇员各自缴纳一部分。以税收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征收, 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 同时也大大提高强制性程度。
(2) 转移支出政策。
——增加财政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 专门设立了“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主要包括城乡社区管理、社区规划、社区公共设施、社区住宅、社区环境卫生、建设市场管理与监督、政府住房基金支出、土地有偿使用支出、城镇公用事业附加支出等内容, 只是这类支出的规模太小。2010年中央本级支出决算数据显示,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为10.09亿元, 占中央本级支出15989.73亿元的0.063%。地方财政支出中,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的比重可能会高一些, 但还是少得可怜。如浙江省2010年包含政府财政投入、集体经济投入、市场化投入、社会化投入等在内的城市社区建设经费仅12亿元。
社区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三类, 一是社区公共服务, 如社会治安、社区矫正、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区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消费维权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二是社区非赢利性服务, 如居家养老服务、老年活动、社区食堂、日间托养照料、家庭用品配送、家庭教育等;三是企业在社区提供的赢利性商贸服务。这三类服务中, 第一、二类服务都要由财政拨款为主供给经费, 否则难以保障。
财政增加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除了靠公共财政预算之外, 还应从政府性基金中划拨。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28197.70亿元, 占政府性基金总额36785.02亿元的76.66%。从如此庞大的政府性基金中划拨一部分, 用于提供社区服务, 绝对不会没有空间。将来条件具备时, 开征房产持有税, 那就可以从该税种收入中划出一部分用于城乡社区事务。将地产受益用于社区服务, 改善居住条件, 进一步提升社区的房地产价值, 这也是许多国家共同的做法。
——优化财政转移性支出结构。某些财政经费的划拨要考虑员工的性别比例, 如保健支出。男女员工患病的种类有差别, 因而, 男性员工多的单位, 野外劳动伤害、自然灾害伤害的补助费要多一些;女性员工多的单位, 慢性病、妇科病补助要多一些。职业病的患病概率可能相差不多, 经费可以按人头划拨。
某些财政经费的使用要多给男女两性以同等的机会, 如医疗保险支出。目前医疗保险仅仅为在职人员设立, 就业是加入医疗保险的前置条件, 这就造成家务劳动者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待遇差别。今后要让家务劳动者,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有机会加入医疗保险, 且享受同等的待遇。
还有一些支出应该向女性倾斜。长期以来, 财政支出中没有向女性倾斜的理念, 财政预算的安排都是“性别中性”的, 这种观念和做法正在逐渐改变。 (1) 从理论上说, 构建社会性别平等的再分配政策, 应该是为男女两性提供平等的机会, 不能认为凡有利于女性利益的规定就是合理的, 凡不利于女性利益的规定就是不合理的。但是, 从自然附着成本的特点和中国社会文化的传统看, 的确需要给女性提供利益倾斜。这是因为女性就业比例低、失业率高、老年丧偶比例高, 她们对社会救助的需求高于男性。建议采用有助于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手段, 如凡是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产妇, 在休产假期间可领取政府发放的产假补贴, 逐月递减;职业女性送孩子上公立幼儿园, 免除费用, 孩子还可享受一顿免费午餐;丧偶、离婚及长期患病的老年妇女, 在规定的次数范围内, 可以找社区护理工上门服务, 费用由政府负担。
四、延伸思考
与其他公共政策一样, 追求社会性别平等的预算政策应当是开明的、宽容的, 尤其是对待女性男人和男性女人。因为传统的性别认可只以生理性别为依据, 社会伦理容忍不了这两类人。但是, 忽视这两种人的政策是不公平的。一个男性, 由于身体的原因或者技能的缺乏, 未能赴职场就业, 却长期在家做饭、带孩子。可是“她”的劳动没有报酬, 也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待遇。这难道不是性别歧视吗?
无论是税收政策还是转移支出政策的设计, 定性的描述与刻画并不困难, 作量化而具体的分析却是异常艰难的。一者, 要区分出女性男人、男性女人很不容易, 以致社会性别敏感因素的聚集、政策效果判别维度的选择都成难题;二者, 再分配政策的设计涉及到基础性制度的改革, 如劳动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基础性制度决定的结果。
参考文献
[1].Sharp, Rhonda&R.Broomhill.“Budgeting forEquality:TheAustralian Experience”, Feminist Econ-omics, Vol.8, 2002.
[2].李兰英, 郭彦卿.社会性别预算:一个独特视角的思考.当代财经, 2008 (5) .
[3].马蔡琛, 季仲赟.中国社会性别预算推广中的机遇和挑战.甘肃社会科学, 2010 (3) .
[4].马蔡琛, 季仲赟, 王丽.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演进与启示: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考察.广东社会科学, 2008 (5) .
[5].梁洨洁, 张再生.透视我国公共政策中的性别平等——“首届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论坛”综述.Journalof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6 (5) .
视角调整 第2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中国外交;论文代写
一 引论
近年来，中国外交调整、外交转型乃至外交改革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热门议题之一。相关文献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由于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国际影响扩大，其他国家特别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产生忧虑和疑惧，并各自进行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发生变化，中国既往的国际战略、策略和外交政策全部失效或部分失效，因此，中国外交必须调整、转型或者改革。应当说，上述思路和观点对于中国外交调整的解释无疑是有价值的，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可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笔者看来，由于经济因素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性作用，还由于内政对于一国外交的优先地位，因此，我们应当从观察中国国内经济活动的变化和影响入手，解释中国外交调整的根本动因，并由此出发思考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目标等具体内容。而在中国国内经济生活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近年来的焦点、难点，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世界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必要性、紧迫性进一步凸显。所以，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角度观察中国外交调整，也许能够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做出更有价值的判断。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首先讨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的关系;其次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最后就如何因应这种变化、进行中国外交调整提出若干建议。
二 简要的理论和历史分析
从理论上讲，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着该国外交的目标、任务和布局。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成果分享方式、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耦合方式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经济增长方式是前提和基础。为了保证本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满足国民不断提升的物质需求，执政者除了必须维持一个大体稳定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外，还应当维持一个大体稳定和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都能得到有效运用。而在本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要维持一个对本国适宜的国际环境，执政者就必须充分利用既有的外交资源，并进行合理的配置。概而言之，一国外交的目标、任务和布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始终基于该国内政的需求特别是其经济需求。没有脱离内政需求特别是经济需求的纯粹外交事务。因此，一旦国家的经济需求发生变化，经济增长方式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外交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能。
其次，一国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恰当与否，对其国际地位、外交空间均有重要影响。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经济运行方式、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国家战略目标等因素不同，各个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有很大差异。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绩效也有明显的差别。采用恰当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有效增强国家的硬实力，并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地位，扩大其外交空间。反之，采用不当的经济发展方式，则很有可能导致国家发展失败或者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从而严重削弱国家的硬实力，提升国际地位、拓展外交空间自然也就谈不上了。
最后，一国外交的质量对其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大。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的大背景下，一国外交事务与其国内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没有高质量的外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外利益均得不到有效保护;国家的对外关系可能处于不稳定甚至是危险的状态，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摩擦、冲突乃至战争可能此起彼伏。而一个在外交领域举措失当乃至严重受挫的政权，将面临国内公众、利益集团———特别是那些与他国有着广泛联系的国内公众、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往往转化为对政权合法性的威胁。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执政者必然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动用各种资源、运用各种手段予以化解，从而无法有效地进行国内经济发展。
从实践层面看，一国经济发展方式与该国外交的密切联系也确实存在。
首先看一下二战后日本的案例。由于自然资源极为短缺，国内市场狭小，因此日本经济对外具有极高的依赖度。用著名经济学家米切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的话来说：“日本在必需品方面对外国的依赖大于任何一个工业大国。”而战败国的地位、非军事化的限制，又使其只能选择和平主义的国家发展路线。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日本必须采取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这又对日本的外交战略、外交布局和具体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必须高度重视和优先处理好与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以确保主要国际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处理好与主要资源供给国家、毗邻其海上战略通道的国家———主要是那些中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资源供应的稳定。但后者往往又与前者发生矛盾，由此导致日本经常采取一些看起来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外交行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针对国际局势做机会主义式的调整，一次次地随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而见风使舵。”比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面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威胁和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不得不采取与以往有着重大差别的“新中东政策”，其核心是反对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领土的占领，尊重中东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尊重巴勒斯坦人基于《联合国宪章》的正当权利。这既是战后日本在外交上第一次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政策，也与欧共体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招致这些大西洋两岸国家的严重不满。又如，1989年之后，“在联合制裁中国的各国中，日本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只是为了维护西方的一致，才勉强同意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裁中国的决议”。1990年，日本率先在西方七国中解除对中国的制裁，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此举同样招致其西方盟友的强烈不满。日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也是因为当时国内低迷的经济状况。
其次看一下美国的案例。与日本不同，美国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较为优越;但与日本相同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对其外交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立国后的数十年间，美国之所以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除地理因素外，与其以农业生产为主且采用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很大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工业革命的完成，经济国际化成为美国的迫切需要，因此，它开始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秉持的是具有强烈霸权色彩的门罗主义。专攻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外交的著名历史学家布拉福德·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曾写道：18战争过后，美国“迎来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其标志是致力于促进美国贸易、扩大领土疆域并向那个以往关注甚少的西半球地区扩大影响。这些努力在1823年门罗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也因此跃升为世界级大国。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与其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政策更加密不可分。在被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称为“美国的全球化”的20世纪前半期，美国之所以有意愿和能力深度卷入世界各地的安全、经济和文化事务之中，与其依靠高效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全力推进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的经济发展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得益于这一经济发展方式，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其资金、技术以及商品更广泛地进入世界市场，从而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经济基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为战后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安全和政治基础。美国也因此接替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在继续奉行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放弃了以往的粗放型方式，转而采取更加重视科技进步的集约化方式;冷战结束以后，更是进入了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美国的实力由此进一步提升。与此相对应，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也愈加浓厚，甚至一度出现了“美国不得不帝国”的论调。但这种咄咄逼人的“帝国行为”也严重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大量消耗了美国的实力，强烈腐蚀了美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近些年来美国的相对衰落、国内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乃至某种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总之，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特别是在20世纪，美国的对外经济、政治和军事“这三种扩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又相互推动，成为美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化也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采用的是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点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期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70年代末，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就内部而言，生产力水平总体上依然低下，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该模式的合理性受到了广泛质疑，并危及社会制度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就外部而言，始于70年代初的国际产品和要素市场的自由化、世界贸易规模增加两大趋势，加大了中国实行自给自足经济政策的机会成本，继续采用该模式显然是没有前途的。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决意放弃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并为此制定和实施了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但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日本的开放，为此必须调整中美、中日两大双边关系。这是因为，美国、日本当时是排在世界前两位的发达经济体和创新基地。就国内生产总值(GDP)看，1980年，美国为2.77万亿美元，日本为1.09万亿美元，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就专利申请量(居民与非居民之和)看，美国为104 329件，日本为191 020件，分别位列世界第二位和第一位;就总储备(包括黄金)看，美国为1 714.2亿美元，日本为389.2亿美元，分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五位。所以，与美日这两个国家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中国外部市场的大小以及吸引技术、外部资金的多少。为了让外部世界放心，邓小平在
1982年举行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郑重承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之后，历次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均对此加以确认，并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为了贯彻这一基本国策，服务国家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30余年来，中国外交放弃了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原则，改变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布局，逐渐确立了“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重点、多边是舞台”的布局，明确了“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一般利益”的国家利益结构并进行了相应的资源配置，建立了外交政策咨询制度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从实际效果看，这种从“革命外交”向“建设外交”的转型总体上是成功的，外交工作“为国内保稳定、促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翻了四番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
基于上述概要的研究，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前者起着基础性作用;一旦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外交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要深入理解一国的外交行为、外交政策乃至外交战略，预测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从分析其经济发展方式入手是一个十分有效的路径。
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产生的影响
要明确此次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目标和基本内容，必须深刻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否则，相关的研究就很有可能陷入空洞、臆想的窠臼。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引发的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多领域、多层次的。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第一，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将显著增强。经验研究表明，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而国家竞争力的上升将有助于增强其整体实力，进而引发地区和全球格局的变化。当今世界各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存在很大差距，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而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的现实也使其在技术领域需要依赖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这对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只有不断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逐步降低这种依赖度，并逐渐使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互动中掌握更多主动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可以预见，实现这一转变将对中国外交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第二，中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将趋于平衡。国际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产业机构、要素禀赋状况、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贸易开放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一直都在升级，只是在不同阶段升级的速度有所差异而已。这一特点对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变化迅速，具体表现可以概括为“一降一升”。所谓“一降”，就是美、日、欧(盟)三大发达经济体占中国出口的总份额从的53%下降到的44%。就国别和地区而言，中国对美出口从超过20%降至17.1%，对日出口从16.9%大幅下滑至7.8%，对欧出口则从15.4%小幅上升至18.7%。所谓“一升”，就是中国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份额大幅攀升。其中，东盟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7%升至9%，拉美则从3.1%升至6.4%。由此可知，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依赖总体上有所下降，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依赖则有明显上升。《十二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如下战略目标：“促进服务出口，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基于这一战略目标和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走势，可以预计，未来中国的贸易结构仍将延续上述趋势。而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有可能重塑世界贸易格局。
第三，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结构将更为合理。一国的FDI与其经济发展方式、GDP总量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国际收支差额、外汇储备总量直接制约着该国FDI的规模，而其对投资领域和目的地的选择则不仅限于直接经济利益的计算，还有政治和安全战略方面的考量。近年来，由于中国的GDP总量快速增长，国际收支一直处于顺差状态，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中国FDI的增长率和总额两项指标均急剧上升。从投资存量看，为330亿美元，20升至4 247.8亿美元。从投资覆盖情况看，截至年，中国的OFDI已经辐射到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量占89%。就直接投资对象国看，最大部分集中在邻近中国的亚洲经济体。从投资企业的数量看，亚洲居首，欧洲次之，非洲居第三位。从所涉及行业看，虽然分布广泛，但主导份额来自第三产业，第一、第二产业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均出现下降趋势。《十二五规划纲要》所确立的境外投资战略目标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对外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影响
第一，涉外中央部委的涉外职能将进一步凸显和扩大。这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是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还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都需要增强中央政府的综合统筹能力，完善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加强宏观指导和服务能力。而要做好这些工作，都离不开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努力。
第二，省级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经济实力、治理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它们影响国家相关政策的意愿和能力也将进一步上升。
第三，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善将使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点更为明显，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受教育水平。与此相关联，普通公众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也将进一步提升。这将进一步增加国内治理的难度，增加决策者和行政机构的压力。
总之，新一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它将引发多领域、多层次的变化，从而使中国对外部世界的需求、态度和行为方式与以往有明显的不同。而这些变化和不同又会在不同层次上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国际制度的关系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的影响，从而改变中国的全球、地区特别是周边环境，并将部分改变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行为方式乃至外交战略、政策和整体布局。因此，中国外交确实需要在恰当评估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既往经验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以便更加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四 中国外交调整的原则要求与基本内容
对于何谓“外交调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有些著述甚至根本就没有对这一概念加以明确界定。本文认为，外交调整是一国对其外交的构成要素、层次、内容进行部分或者全部改变的行为总和。从构成要素上讲，涉及外交理念、外交原则、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体制等;从层次上讲，涉及全球、地区、双边等;从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外交调整的最高层次是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即外交战略的重大变革，它通常意味着一国外交的改弦更张甚至是另起炉灶;在其之下则有外交转型(diplomatic transition)、外交改革(diplomatic reform)等区间。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此次中国外交调整主要是政策、策略、布局以及体制层面的变动，而非外交原则、外交战略的重大更改，其精髓应当是延续中的变革，坚守中的维新。因此，它并非外交革命，而与外交改革、外交转型有所类似。
从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看，未来中国外交调整应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三个不动摇。首先，坚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不动摇。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疑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而要塑造这样的环境，既取决于我们对外部环境走向的准确判断，也取决于恰当的战略设计。如果说之前我们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基于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及其引发的全球、地缘和双边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有利的话，那么在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这一判断的基础则是发达国家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成长而可能引发的全球、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总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所以，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没有因为近期出现的重大外部挑战而丧失。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洞察力和信心。不仅如此，中国还应当着力经营好并尽可能地延长这一战略机遇期，不为暂时性、偶发性的事件所动摇，从而为实现在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真正崛起争得更多时间。
其次，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战略方针不动摇。尽管国内学术界对该方针存在激烈争论，国外学术界特别是欧美学术界对此贬多于褒，但在本文看来，如果我们真正弄清楚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内涵，特别是弄清楚“韬光养晦”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不为外部世界的鼓噪或者曲解而心烦意乱，不为词典中的解释所拘泥，其实是可以得出明确结论的。如果像戴秉国国务委员所强调的那样，韬光养晦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果像曲星教授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是在“韬意识形态之光，养经济建设之晦，为国际新秩序之为”，那么这一战略方针就必须继续坚持而不是予以放弃。我们必须始终明确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还会继续增强，国际地位还会继续上升，但速度肯定不会像以往那样快，幅度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大;大而不强、无力承担过大的国际责任，无法全面、有效地主导国际事务的进程，将是中国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更何况，在提升自身力量、扩展国家利益、改善国际地位、增大国际影响的过程中，中国又必然与既有的全球和地区体系、秩序以及主要行为体发生不同形式、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摩擦乃至冲突。因此，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甚至有可能较以往更加严峻和复杂。因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当然，如何基于变化着的现实，在两者关系上进行适当微调，有所侧重，也是中国外交调整的应有之义。
最后，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不动摇。“不结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点，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效果。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原则同样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不少学者明确主张放弃或者改变这一原则，与有关国家结盟，联手对付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亚太战略所构成的威胁。本文认为，无论是基于并不久远的历史经验，还是基于复杂的现实考量，抑或是对未来的基本预测，放弃“不结盟”原则的主张都是不可行的;结盟的实践则是不大可能的，更多的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诉求或者极度简化的理论推演。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放弃了“不结盟”原则，某些结盟对象国也确有意向对此予以呼应，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加深国际体系中的守成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疑惧乃至敌意，恶化而不是优化中国发展的整体外部环境，从而与结盟的主旨相背离。
第二，将更多的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从国际体系事实上的既得利益者、消极适应者真正转变为积极建设者、主动塑造者。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是现存国际体系、国际制度———特别是两者的经济维度———的受益者;承认两者的合法性，并愿意接受它们的某种约束，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前提和基础。不仅如此，为了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提升，中国已经主动提供了一些国际公共产品，愿意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企盼扩大和深化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更多的“利益共同体”。
但也应当看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仍处于大国主导的国际制衡状态，绝大部分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是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西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其不平等、不合理之处甚多。迄今为止，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确实还不多，承担的国际责任确实还不大，通过和平方式改变现存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中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的意愿确实还不够坚决。这也正是中国实力上升与国家形象改善不甚匹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未来中国外交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扩展，我们应当强化主动塑造意识，投入更多外交资源，本着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和安全、全球与地区并重的基本思路，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性多边机构为抓手，以推进联合国改革和全球治理改革、落实自由贸易协定(FTA)等为基本内容，稳健、有序地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推进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建设，并积极融入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价值观念，使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真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第三，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之所以如此，既与前文所讨论的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对外贸易与投资结构改进有关，也是世界经济版图因此次金融危机而发生的深刻变化所致。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其暂时的经济衰退而忽视它们的发展潜力，但也不宜像以往那样，把过多的外交资源和注意力投放到这类国家身上，尤其要力戒“随美(国)起舞”的外交政策设计和外交行为取向，要懂得“实者虚之”、“险者夷之”这两句中国古老格言所蕴涵的智慧，并在战略和政策设计上加以体现，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外交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对于具有相似历史命运和共同现实追求、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又有特殊重要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应当投入更多精力，运用更多外交资源，巩固已有或者构建新的多样化、有效率的合作机制，其中特别要做好如下两点：一是积极推动金砖国家机制的特色化、成熟化，使其有别于现有的跨区域国际合作机制;二是利用自己特有的国际经济地位，积极推动“七十七国集团”的转型，使其作为金砖国家机制的后盾和依托。要通过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真诚协作，互相帮衬，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集体成长，最终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推进人类社会朝着更加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对于周边诸国，中国应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继续奉行开放性地区主义，展现最大的诚意和最大的耐心，运用最灵活的外交技巧，努力消除相关国家对中国发展和强大的疑虑和恐惧，力争形成厚基础、多支点、有活力、效益好的周边外交新格局。为此，除不断丰富双边合作的形式、机制和内容外，要充分利用好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地区论坛等现有多边机制，在南亚地区适时创建新的多边机制。要有效管控各种危机，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特别是妥善处理敏感而复杂的领土争端。要进一步发挥省级地方政府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和帮助它们进一步强化与相关国家特别是相邻国家的经济关系。要努力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辐射力有效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安全影响力，将彼此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有效转化为在政治上、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要通过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形式，深入发掘彼此文化的一致性，充分尊重彼此价值观念的差异，进一步增加彼此的区域认同感。
此外，对于后两类国家，中国还要逐步容忍和习惯来自它们的批评，有效化解它们在某些议题领域可能与发达国家联手对付中国的行为，由此进一步夯实中国外交的基础，增加中国在处理与发达国家关系方面的回旋空间。
第四，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紧迫性使得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未来中国经济外交所覆盖的领域将越来越多，内容将更加丰富，其形式上的创新将尤为必要。比如，随着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流行，新能源技术广受追捧，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中国在该领域是有比较优势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包装成为一种外交礼品，用于具体的双边外交实践。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且有助于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合作。
第五，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的新型外交官，进一步丰富外交官的来源和出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于中国外交有着多方面的特殊需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新型外交官。新型外交官不仅要懂得高位政治，还(更)要懂得低位政治，特别是要善于进行经济外交。因此，外交官的经济知识和工作经验就显得尤为必要。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虽然有经济专家深度介入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有富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官员出任中国外交部重要职位或大使，但数量并不多。因此，中国外交在这方面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我们应当适当拓宽外交人才的来源，不断丰富其类型，不断增加其出口。要选拔更多具有世界眼光、掌握现代经济理论知识、具有丰富经济实践经验的人员，将其充实到各级各类涉外部门中去;与此同时，还要让那些年富力强的高级外交官到国务院其他部委的涉外职能部门、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省级地方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要改变以往外交官主要在外交部和中联部之间以及在外交系统内部流动、高级外交官的选拔主要局限于外交系统内部的局面。在这方面，美、日等国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第六，进一步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为，改革和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由于省级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对中国外交决策的需求度和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也由于除外交部之外的国务院其他各部委、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涉外职能进一步扩大，加之普通公众对中国外交的关注和参与程度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国内环境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面对这种变化，如何有效整合上述外交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使其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如何进一步提升外交部门与国内公众打交道的本领，增加外交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强化外交的社会基础，将是未来中国外交决策体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应当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外交决策体制、行政体制，以提高外交的统筹能力和决策效率;适当提升外交部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以增强其权威和协调能力。
五 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事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面对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需求的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应当继续坚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坚持“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如下调整：将更多外交资源应用于新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构建;适当降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投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努力构建新的外交格局;更加积极地开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领域外交，不断丰富其内涵，创新其形式;大力培养、大胆使用谙熟低位政治的新型外交官，进一步丰富外交官的来源和出口;进一步规范外交参与者的行为，改革和完善外交决策机制、参与机制和协调机制。
视角调整 第3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 思想传承 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2）08-00６0-0２
古代文学是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主干课程，起着传承民族思想和文化的作用。当前，在全球化浪潮中，古代文学在外来思想文化和西方价值体系的涤荡下，需要调整视角重塑思想传承载体的作用。笔者结合教学实践，通过对古代文学教学现状的分析与研究，探寻培养创新人才的发展目标。
一、古代文学教学中片面地强调“以史为纲”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帮助学生分析文学作品、督促他们认识文学史，让学生通过自己阅读作品，去亲身体会和感知，突出学生的主体探究地位。让学生多接触文学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文学史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目前，在多数高校的大学古代文学教学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片面地强调“以史为纲”的问题。需要及时在思想认识上和教材体例的编排上，以及教师的授课方法上进行全方位的变革，需要调整角度，发挥古代文学课的民族思想和精神的传承作用。
二、古代文学教学中轻视文学原典的分析
由于在各类古代文学考试中，文学史是主角，多数古代文学教师沿袭文学史的讲授方式，很少有能够从文学作品分析作为切入点的讲授。重视文学史讲授，轻视文学作品分析的培养方式，使得学生只会舍本逐末，以偏概全。文学史涉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理论指导创作，文学批评与鉴赏是文学作品审视的基础。但这都依托文学作品而存在。学生只有了解了文学作品，才能从文学史上全面深刻地分析评价该作品。如，没有读过《诗经》的学生，就不可能对《诗经》的文学价值与文学技巧有更深刻的了解，就不会懂得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基本表现手法。不了解具体内容，就不能对该作品极高的美学价值有深层次的把握，更不能洞悉文学原典的真谛，这样培养出的学生严重缺乏文学评判能力。
三、古代文学教学目标脱离实践，落实不到位
大学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写作能力。大学生的气质情趣和意志道德等人文素养，不是背诵几首唐诗宋词就能提高的。人文素养需要精神体验的升华来实现。古代文学知识的积累，需要从圣贤留传承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去体悟，在欣赏和品读中，感悟到生命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
如今，大学生的写作能力普遍欠缺，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的阅读量不够，经典文学作品读得少，不能很好的对文学作品做出鉴赏。大学古代文学课只学不用、只讲不练，忽视实践教学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大学古代文学课的教学效果离教学目标的要求相差甚远，落实得不到位。古代文学作品中都蕴含着一定的立身处事哲理。只有通过大量古代文学作品的认真研读，学生才能明白其深层次的道理，掌握作品的要义与艺术特色，达到对中国古代文学成就的深层认识，提高阅读与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应用于自身。最终使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提高。
如，以历史散文《战国策》选篇（《冯谖客孟尝君》）的教学为例，《战国策》生动地反映了战国时期策士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冯谖客孟尝君》通过描绘冯谖和孟尝君的人物性格，突出表现战国时期“士”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文章开篇采用铺垫手法展开人物形象，在结构布局上巧妙地做了安排，可见作者行文风格、艺术技巧的别出心裁。先描写冯谖“无好”、“无能”，因“贫乏不能自存”而“使人嘱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并且人物语言极富个性，这就需要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于自己的人生有何指引”。模仿经典范文去练习，目的是掌握各文体的写作规律，提升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因此，古代文学教学的整个过程需要及时在各类文体“读”的过程中，进行“写”的创作训练。
四、调整视角重塑古代文学传承载体
（一）构建新型教学模式
大学教育，不是突出技能的专项培养，也不是培养学生仅仅专于某领域，更多是强调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国学是古代文学的基础，是人文教育的主体。我古代先秦时期，文史艺术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古代文学虽然在时空上跨度大，但传承中华文化精髓，是继承与发扬中华文化的载体。因此，大学教育需要重新审视并构建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体系。将传统的平面的知识传授模式，向新型的立体的综合培养模式转变，即“基础知识积累—思维训练—能力提高培养”。针对文学史，采用让学生以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针对作品阅读与分析，采取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形式，节约教学时间，不断提高教学效率。
（二）构成网状教学体系
在传统的基础知识的积累与选修课的研究性与前瞻性中间，穿插专题讲座与专题讨论会使知识点得到不断的深化与提高，从而构建网状教学体系。如，魏晋文学史，文学嬗变逻辑、特质特点、概貌，笔者做详细的讲授，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开设专题讲座，组织学生讨论“玄言诗的产生渊源”，并在课下形成小论文作业，将知识点向纵深层次挖掘。构建立体网状教学体系，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结构，训练逻辑思维，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
古代文学信息量大，需要细致的阐释，单纯的一支粉笔与黑板是不能解决的，需要辅之多媒体教学手段来节约教学时间，增加课堂上的信息流量，提高教学效率。如在讲授《锦瑟》一课时，运用电脑制作画面，将朦胧含蓄的场景清晰直观化，激发学生想象，起到增强对诗歌意象理解之效。
总之，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创新性的改革是社会形势发展的需求，是时代前进步伐的需求。
［ 参 考 文 献 ］
［１］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6．
［２］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77．
［３］ 刘黎明．中国文学·先秦两汉卷（第1版）（前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４］ 纪宝成.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探讨［J］.中国高教研究，2006.
［5］ 熊绍高.大学生优良性格培养导引［J］.大学教育，2012，（7）：52.
从低碳视角看我国能源战略调整 第4篇
1.1 能源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能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能源资源总量丰富,一次性能源的储量居世界第3位,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分别居世界第3位、第12位、第22位和第1位。但人均能源资源总量约为3193吨标准煤,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8.4%。其中人均原煤资源和人均原油资源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0.2%和9%。
1.2 我国的能源生产及消费呈现出“富煤、缺油、少气”,以及“新型能源短缺”的结构特征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生产依赖煤炭,石油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十五”时期,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0%,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2003年和2004年,增速高达15.3%和16.1%[1]2007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26.5亿吨标准煤,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煤炭第一大消费国、石油和电力第二大消费国。
1.3 原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威胁到国家能源安全
我国能源生产基本可以保障国内市场供应,总体能源对外依存度不到6%。但是品种结构矛盾比较严重。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也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十五”时期,各年石油进口依存度分别为33.8%、32.8%、39.3%、47.5%和43.9%。预计到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5%。油气供应已经成为今后长时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问题。
2 低碳经济理论与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概念首先由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2]《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概念提出以后,国内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概念、实施的可能性以及市场价值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它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内涵,即在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实现经济社会的清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运用低碳经济理论来组织各种经济活动,将粗放、低效、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清洁、高效、友好的低碳发展方式。具体地说,低碳发展模式就是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等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3]这也是有助于改变目前我国能源结构失衡,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科学模式。
3 我国能源战略调整原则
我们要权衡经济需求及生态安全的组合,尽可能地减少甚至避免能源利用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社会福利损失。在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坚持“节能优先、结构均衡、环境友好”的原则,运用“低碳发展”理念,不断丰富能源供给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3.1 节能优先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以能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为代价的。2000年至2007年,我国平均每万元GDP能源消费量都超过2.6吨标准煤,能否以更少的能源投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节能减排的潜力能否有效挖掘。此外,节能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减少环境污染也会产生明显的正效应。因此,应将节能放在能源战略的首位,应用更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能源开采、利用的整个环节实行“节流”。
3.2 结构均衡
我国当前的能源结构虽然基本能够保证自给,但仍存在很大隐患。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我国能源结构的“短板”。因此,我国应当立国国内,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大力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市场,满足国内对油气能源的基本需求,积极“开源”,促进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均衡化。
3.3 环境友好
环境友好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既是科学发展的要求,也是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回顾各国工业化的历程,环境约束对经济发展和能源供求的影响十分显著,在许多情况下,环境比资源所起的作用更具决定性。我国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已非常严重,把环境保护纳入到能源战略十分必要。
4 能源战略调整的几点建议
4.1 完善法律制度,正确引导低碳发展
能源战略调整的关键环节是政府的正确引导,尽快出台促进低碳经济、确保能源安全的法律法规。首先是加强政府节能管理体系建设,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制订能源价格、资源税等政策,明确市场信号;制订节能法规和详细标准;制订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其次是建立和完善低碳经济激励、处罚政策;再次是建立终端用能设备能效标准和标识体系;最后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节能机制。
4.2 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只有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才能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低碳经济,实现能源安全,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未来,低碳技术将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之一,现在各个大国都在抢占低碳能源技术领域的制高点。低碳技术的面很广,大的技术类型包括节能技术、无碳和低碳能源技术、二氧化碳捕捉与埋存技术等。[4]建议政府加大低碳技术和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提高能源研发、应用投入所占的比例;加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开展国际技术交流;同时采取相应措施激励企业不断创新,使技术创新步入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
4.3 合理布局,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能源战略调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我国幅员辽阔,地区气候、资源结构不尽相同,调整能源结构应当突出地域特色,兼顾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集中力量发展适合自身条件的新能源产业,并综合考虑能源生产、运输和消费合理配置,促进能源与交通协调发展,实现系统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发展低碳经济是大势所趋,能源战略的调整是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实现低碳化的、均衡的能源结构是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
摘要：在全球能源供求日益紧张的国际环境下,能源安全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如何推行低碳经济,调能源战略成为中国政府面对的重大选择。
关键词：能源战略,低碳,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能源供求状况及前景分析课题组中国能源供求状况及前景分析[J].统计研究,2007(10).
[2]中国科学院能源战略研究组.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付允,马永欢,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
视角调整 第5篇
（燕山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IEA，2009），中国于2007年因化石燃料消耗而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面对巨大的减排压力，中国也高度重视碳排放问题，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因此，如何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河北省三次产业碳排放强度分析
为了研究各产业的碳排放强度，必须掌握碳排放量数据，首先确定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本文采用多种标准的综合值，即将DOE/EIA、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中国工程院、原国家环保总局温室气体控制项目等权威发布的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求算术平均数。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26 6吨/吨标煤、0.558 8吨/吨标煤及0.424 1吨/吨标煤。
为了分析河北省三次产业碳排放量，根据河北省能源消耗量、能源消耗结构及能源碳排放系数计算三次产业的碳排放量，具体数据见表1。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碳排放量最少，2010年碳排放量仅为483.99万吨；第二产业最多，排放量达到14 336.58万吨；第三产业处于中间水平，排放量为1 438.58万吨。从动态分析来看，各产业碳排放量都在逐年增加。从碳排放量的相对量分析，三次产业碳排放量分别占碳排放总量的3.0%、88.2%和8.8%，第二产业碳排放量比重最大。
表1 河北省三次产业的碳排放量 单位：万吨
为了分析河北省三次产业碳排放强度，计算三次产业单位增加值碳排放量，具体数据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单位增加值碳排放量最小，2010年为每亿元产值0.23万吨；第一产业单位增加值碳排放量为每亿元产值0.26万吨；第二产业单位增加值碳排放量最高，达到每亿元产值1.51万吨。从动态分析来看第二、三产业单位增加值碳排放量有下降趋势，第一产业有上升态势。可见，无论从绝对量分析，还是相对量分析，第二产业是碳排放的大户。第二产业是碳排放的重点产业，属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产业。
表2 河北省三次碳排放强度 单位：万吨/亿元
二、河北省第二产业碳排放强度分析
由于第二产业是碳排放的重点产业，为此，对该产业内部的工业和建筑业碳排放量进行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2010年度工业和建筑业碳排放量分别为14 110.44万吨和226.14万吨，工业碳排放量是建筑业的62倍；工业碳排放量占第二产业碳排放总量的98.4%。从动态分析来看工业和建筑业碳排放量逐年在上升。
表3 河北省第二产业内工业和建筑业的碳排放量 单位：万吨
为了分析河北省第二产业内工业和建筑业的碳排放强度，计算工业和建筑业单位增加值碳排放量，具体数据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2010年度工业和建筑业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分别为每亿元产值1.64万吨和0.25万吨，工业单位产值碳排放量是建筑业的6.6倍。从动态分析来看工业碳排放强度逐年在下降。
表4 河北省第二产业内工业和建筑业碳排放强度 单位：万吨/亿元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在第二产业内部，工业碳排放量总量最多，单位增加值碳排放量也是最大的。为此，在第二产业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应重点放在工业。
三、河北省工业内部各行业碳排放强度分析
在第二产业中，无论从绝对量分析，还是相对量分析，工业都是碳排放的重点产业。为此，笔者分析工业内部各行业的碳排放量，找出重点行业。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仅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量强度进行分析。为了全面分析碳排放强度，将从牺牲环境所得到的就业人数、产出总值和财富三个方面进行度量。单位职工人数碳排放量指标，它反映牺牲环境所解决的就业人数；单位总产值碳排放量指标，它能表示牺牲环境所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单位利润碳排放量指标，它衡量牺牲环境所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使用这些指标能从不同的角度衡量行业的排放强度，2010年度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强度数据见表5。
四、河北省工业内部各行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上面计算工业内部各行业碳排放强度指标，据此可以作为对河北省工业内部各行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依据。如果某行业有3个碳排放强度指标在前10位作为重点调整行业，某行业有2个碳排放强度指标在前10位作为一般调整行业。如果某行业有3个碳排放强度指标在后10位作为重点发展行业，某行业有2个碳排放强度指标在后10位作为一般发展行业。河北省工业内部调整与发展行业思路见表6。
表5 2010年度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量强度指标
表6 河北省工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思路
对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不仅可以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而且能够降低区域碳排放总量和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实现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1］张庆民，葛世龙，吴春梅.三次产业结构演化与碳排放机制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2，（1）：101-105.
［2］于刃刚.低碳经济与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3）.
［3］黎超.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变化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实证研究［J］.产业观察，2012，（1）：99-103.
视角调整 第6篇
近年来,我国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越来越明显。但是,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区域发展较不平衡的大国,我国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益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表现不尽相同,这是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根源之一。
国外对创新投入产出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Schmookler是这方面的开创性学者。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创新投入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推动微观经济主体市场竞争力。Pelin Demirel ( 2010) 根据1950 ~ 2008年间美国制药公司的数据,发现制药行业内企业专利的获得与持续的研发投入密不可分,认为企业创新投入提高了生产效益,增强了企业创新能力[1]。Griliches ( 1986) 对1957 ~ 1977年间美国约1000个制造业大公司的研究表明,创新投入对企业生产效益有重要贡献[2]。 Pakes等 ( 1980) 对美国公司专利和R&D数据的研究表明,R&D对专利产出的累积效应弹性约为0. 6[3]。还有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展开研究,如Romer ( 1990) 构建的增长模型表明,创新的人力资本投入越多,R&D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就越快,产出水平也越高[4]。Audretsh ( 1998) 指出, 由知识生产和传播而引发的创新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势,实质上是通过增加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的创新价值来构建差异化的区域竞争优势, 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5]。
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创新的空间投入产出效益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也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展开的。微观层面上,张晓明 ( 2014) 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代表的创新产出与以创新经费投入和以创新人员投入为代表的创新投入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企业创新经费投入对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正向影响作用, 创新经费投入比人员投入对销售收入的影响更显著[6]。李左峰 ( 2013) 考察了2010年我国289家创新型企业创新要素投入与产出弹性问题,发现企业内部R&D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显著为正,但企业外部R&D和人力资本结构的产出弹性则需视产出项和企业技术特征而定; 以专利申请数作为产出项的创新要素投入呈现规模报酬递减[7]。宏观层面上,李建华等 ( 2013) 基于对中国30个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科技经费投入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8]。方成等 ( 2014) 对浙江省2003 ~ 2011年数据的实证表明,浙江省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经费投入影响效应较大,第二产业比重对创新产出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9]。张华平 ( 2013) 采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各项投入要素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均很明显。其中研发机构经费支出的创新效率最为显著,但人员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作用效果要低于R&D经费内部支出与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的效果[10]。
总体上看,既往文献的研究表明,创新投入微观上有助于企业提高市场占有率,宏观上能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这些研究侧重于采用计量实证方法测算创新投入的产出弹性、创新投入产出绩效等指标, 较少将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空间布局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思考,因此鲜有针对创新投入产出的空间布局调整问题的研究。本文将首先针对我国创新投入产出空间布局的现实进行考察,分析当前我国创新投入产出空间布局存在的问题,然后阐述调整我国创新投入产出空间布局的基本思路,最后提出推动我国创新投入产出空间布局优化的具体对策。
2我国创新投入产出空间布局的现实考察
2.1创新人力投入逐年递增
创新活动高度依赖于经过长时间训练的高素质科技劳动者,因此在创新活动中,创新人力投入是决定创新成效的关键。当前文献一般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 ( R&D) 人员全时当量、工程师和科学家占总人口比重等指标来衡量创新人力投入状况。本文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指标来衡量。
资料来源: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1999 ~ 2012 )
从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这一指标来看,现阶段中国创新人力投入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图1显示,在1998 ~ 2011年间,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都具有明显的随年度推移而逐步递增特征1。1998年东中西部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分别为379888人年、175081人年、174879人年,而到了2011年则分别达到了1932195人年、595115人年、354546人年,14年间分别增长了5. 09倍、 3. 40倍和2. 03倍。因此,现阶段中国创新人力投入具有逐年递增的特征。
2.2创新资本投入强度日渐增大
在创新投入中,R&D活动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从微观层面看,R&D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着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从宏观层面看,R&D投入的规模反映了国家或地区对创新活动的投入强度, 体现了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实力和潜力 ( 杜鹃等,2008)[12]。事实上,R&D可以认为是创新投入的关键指标。本文此处采用R&D投入占GDP比重来衡量创新资本投入强度,图2是1998 ~ 2011年间全国与东中西部区域R&D投入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图,从中可以看出创新资本投入强度变化规律。
注: ( 1 ) 资料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1999 ~ 2012 ) 。 ( 2 ) 全国 R&D 经费平均值采用全国 30 省份加总后除以 30 得到 。
图2显示,在1998 ~ 2011年间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R&D投入占GDP比重在逐年递增。以全国数据为例,1998年全国R&D投入占GDP比重为0. 7% ,到2003年就达到了1. 3% 。显然,在1998 ~ 2003年间,全国创新资本投入强度上升显著。但是到了2004年,全国创新资本投入强度骤然下降到1. 2% ,与2002年强度相当。2005年全国创新资本投入强度又重回到2003年的1. 3% 水平上,2006 ~ 2007年连续两年低速增长,2008年后平稳增长势头得到巩固。因此,从创新资本投入强度看,1998 ~ 2011年间,全国创新资本投入总体上呈现出平稳递增态势,创新资本投入强度日渐增大。
2.3全国创新中游产出增幅最大
创新产出结构可以分为上中下游三层次。其中,上游包括科技论文、获奖成果等,这一层次被认为属于纯科技成果型产出。中游包括发明、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专利,下游包括高技术产品、新产品等。一般认为,中下游的专利、高技术产品等属于商业化应用型产出。
图3描述了2005 ~ 2012年间全国创新上中下游产出状况。从中可以看出,以国际论文数为代表的创新上游产出在2005年为15. 2万篇,到2012年增加到39. 2万篇,7年间增加了近1. 6倍。以专利申请授权量为代表的创新中游产出在2005年为15. 7万项,到2012年增长到114. 3万项,7年间增长了6. 3倍。以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代表的创新下游产出在2005年为2183亿美元, 到2012年则增长到6011亿美元,7年间增长了近1. 8倍。显然,在2005 ~ 2012年间,全国创新上中下游产出量都在逐渐增大; 但是从各自的增幅来看,中游的专利申请授权量增幅最大,上游国际论文数增幅最小,下游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增幅居间。
资料来源: 历年 《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3 年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 ( 一) 》。
图3还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从绝对量上看,在2005年全国公开发表的国际论文数与专利申请授权量基本持平,但是自2007年开始,专利申请授权量增长幅度明显大于国际论文数,到2012年专利申请授权量已经近乎3倍于国际论文数。因此可以说,自2005年以来,全国创新中游产出扩张步伐明显快于上游步伐。
2.4创新产业化能力差异广泛
创新活动最终目标是实现研发活动成果的产品化、商品化、产业化。创新产业化能力是检验衡量创新投入产出绩效的重要指标。为考察中国不同地理空间的创新产业化能力,本文采用中国大陆30个省份 ( 西藏因数据不全,没有计入) 1998 ~ 2012年间高技术产业R&D经费内部支出、 大中型工业企业购买国内技术成交额、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高技术产业规模当年价总产值、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共6个指标数据进行实证。本文此处将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不同地理空间的创新产业化能力进行评分,后文将在因子分析得分结果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
实证数据来 源于 《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 ( 1999 ~ 2013) 、《中国统计年鉴》( 1999 ~ 2013) 。 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自2012年不再统计大中型工业企业购买国内技术成交额、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自2013年不再统计高技术产业规模当年价总产值。为此, 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购买国内技术成交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近似代替大中型工业企业购买国内技术成交额、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采用均值替代法来解决2012年高技术产业规模当年价总产值数据缺失问题。所有数据均采用历年CPI折算为1998年不变价格。
因子分析法运用Bartlett法得出公共因子得分系数,以各公共因子的信息贡献率作为权重系数, 最终计算出创新产业化得分1998 ~ 2012年间各省份创新产业化得分。在因子分析法得出1998 ~ 2012年间各省份创新产业化能力得分后,对各省在这15年的得分进行加总,得到各省创新能力产业化总得分 ( 图4) 。
数据来源: 《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 1999 ~ 2013 ) 、《 中国统计年鉴 》 ( 1999 ~ 2013 )
由图4可见,在1998 ~ 2012年间,30省份创新产业化能力得分相差巨大。其中,得分最高的广东省在15年间总得分为102. 5,而得分最低的青海省只有 - 15. 6。15年间,总得分为正数的省份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北京、天津、福建、辽宁9省市,它们全是经济发达的东部省市。而中部、西部的所有省份得分全部为负数。这说明,在创新产业化能力方面,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甚大。
另一方面,即使在得分远远高于中西部的东部区域内部,不同省份的能力也炯然有别。例如, 位居全国第二、第三的江苏、上海得分分别是54. 6、33. 6,仅相当于得分全国第一的广东省的1 /2、1 /3。而得分在9省市倒数最后三位的天津、 福建、辽宁,得分分别是8. 7、4. 1、0. 3,分别相当于广东省的8% 、4% 、0. 3% 。更有甚者, 东部创新产业化能力得分最低的省份海南省得分仅为 - 14. 8,与广东相差117. 3,这一数值远远大于中部、西部多数省份与广东的差距。这说明, 中国创新产业化能力的空间差异,不但显著体现在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大区域差异上,还体现在大区域内部不同省份之间上,其差异具有广泛性。
3我国创新投入产出空间布局存在的问题
3.1创新人力投入空间差异逐年扩大
近年来,全国创新人力投入逐年递增,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是,在总体增长的大背景下, 不同地理空间上的创新人力投入增长幅度相差巨大,区域差异也呈现出逐年扩大趋势。
人年、%
资料来源: 中国科技统计年间 ( 1999 ~ 2012 )
表1显示,1998年东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为379888人年,占全国总当量的52% , 而中部、西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则分别为175081人年、174879人年,仅各占全国总当量的24% 。中西部合计在一起所占比重还比东部少了约4个百分点。在1998 ~ 2011年间,东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占全国比重最低年份就是1998年,此后的所有年份均高于1998年的比重。到2011年,东部已经到达了1932195人年,约占全国总当量的67. 1% ; 而中部、西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则分别达到了595115人年、354546人年, 分别约占 全国比重 的20. 7% 、12. 3% ; 中部、西部二者合计比例与东部相比还相差约34个百分点。实际上,在1998 ~ 2011年间,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 33% 、 9. 87% 、5. 19% , 东部年均增 长率约是 西部的2. 57倍,约是中部的1. 35倍。
因此,不仅东部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的绝对值远远大于中西部区域,在全国总当量中的比重远远高于中西部区域,而且从年度增长率来看,东部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的年均增长率也远远高于中西部区域的增长率。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即不仅东部区域创新人力投入量远远大于中西部区域,而且东部投入量的增长速度也大大快于中西部区域,中国创新人力投入呈现出空间差异逐年扩大的趋势。
3.2创新资本投入空间差距大
表2显示了中国及东中西部区域1998 ~ 2011年间R&D经费及其在GDP中的比重。从该表可以看出,随着年度递增,全国与东中西部区域平均R&D经费量都有大幅度提升。
从R&D经费投入的绝对值上看,中国创新资本投入空间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表2显示,1998年全国按省份平均的R&D经费为16. 2亿元,东部按省份平均R&D经费为28. 6亿元,中部为10. 9亿元,西部为7. 7亿元,东部是全国平均值的1. 77倍,是中部的2. 62倍,是西部的3. 71倍。到2011年,全国按省份平均的R&D经费为226. 5亿元,东部按省份平均R&D经费达到444. 3亿元,中部为139. 8亿元,西部为71. 9亿元。不难算出,东部是全国平均值的1. 96倍,是中部的3. 17倍,是西部的6. 18倍。 这表明,东部省份在R&D经费投入上,不但连年维持着对中西部区域乃至全国平均水平的优势差距,而且随着年度的推移这一优势差距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亿元、%
注: ( 1) 资料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 1999 ~ 2012) 。( 2) 全国 R&D 经费平均值采用全国 30 省份加总后除以 30 得到。
从区际差距角度看,在本文考察的期初即1998年,东部创新投入强度高于中部0. 5个百分点,高于西部0. 4个百分点。在本文考察的期末即2011年,东部投入强度高于中部1个百分点, 高于西部1. 2个百分点。总体而言,东部历年创新投入强度都在中西部之上,最低年份高于中部0. 5个百分点,高于西部0. 4个百分点; 最高年份高于中部1个百分点,高于西部1. 2个百分点。
从中西部角度看,中部逐渐强于西部。中部区域创新投入强度在从1998年的0. 4% 上升到2011年的1. 1% ,西部区域则相应从0. 5% 上升到0. 9% ,二者虽总体上都在逐年递增,但西部增幅明显小于中部,中部投入强度逐渐超过西部。
3.3创新中下游产出的空间异质性强
2005 ~ 2011年间,中部国际科技论文数占全国比重约为21% ~ 23% ,西部比重 为13% ~ 16% ; 中西部区域合计则比重达到34% ~ 38% ( 见表3) 。在这些年份里,东部国际科技论文比重约为62% ~ 66% 。这说明,中西部区域在创新上游的科技论文等纯科研型产出方面勉强占据着 “三分之一江山”。
但是,如果从创新中游的专利申请授权量和创新下游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角度看,中西部区域则严重落后于东部区域。在专利申请授权比例方面,2005 ~ 2012年间,中西部区域合计比重从没有超过25% ,而东部历年比重也从没有不低于77% 。因此,从专利申请授权量来看,中西部区域合计比重不到全国的1 /4。
注: ( 1) 资料来源: 历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3) 对各省份国际科技论文数只收录到 2011 年,2012 年数据尚未公布。2012 年全国国际论文数为作者根据 《2013 年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 ( 一) 》中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
在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方面,对比更是鲜明。 2005 ~ 2012年间,中西部区域高技术产品出口合计比重从没有超过12% ,而东部历年比重均在85% 以上。因此,从高技术产品出口指标看,中西部区域合计比重不到全国的1 /8。
由此可见,在创新产出结构的空间分布上, 创新中下游产出 ( 如专利、高技术产品) 等创新商业化应用成果比之创新上游产出 ( 如科研论文) ,空间集聚效应更加明显,中下游创新产出更加密集地分布在东部区域。因此,在创新中下游产出方面,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存在巨大的空间异质性。
3.4创新产业化能力的空间分野明显
采用层次聚类分析法对上文因子分析结果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的类型为Q型聚类法,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第一类地区广东、江苏属于创新产业化能力的超级集团,拥有目前其它省份根本无法企及的最强的创新产业化能力。第二类地区上海、山东属于创新产业化能力一流集团, 拥有将创新转化为生产的强大转换能力。第三类地区浙江、天津、北京属于创新产业化能力较强集团,拥有将创新转化为生产的较强转换能力。 第一、二、三类地区均具有较为强大的创新产业化能力,研发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并且全部是东部省份。
第四类地区则由全部的中西部区域省份和个别的东部省份 ( 如海南、辽宁) 构成,这些省份创新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较小,当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产业配套能力不强,属于创新产业化能力较弱集团。
不难看出,创新产业化能力最强至较强的第一、二、三类地区全部属于东部省份,而中西部区域所有省份均处于在能力较弱的第四类,说明东部与中西部区域在创新产业化能力方面,分野明显,中国创新产业化能力的空间差异显著。
4创新投入产出空间布局调整的基本思路
4.1以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为主线带动创新空间布局调整
当前中国创新投入产出的空间分布不均衡, 空间布局呈现出非均衡性特征,与产业结构、产业空间布局息息相关。中西部区域由于经济基础较薄弱,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较落后, 表现在创新上就是区域创新产业化能力弱,创新产出水平低。同时,由于产业发展水平低,对研发资本和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就小,必然导致研发资本和人力投入量小。所以,当前中国创新投入产出空间布局的不合理,归根到底是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不到位造成的。
因此,现阶段中国创新空间布局的调整,必须坚持以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调整为主线,围绕我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与产业区位布局调整的总体目标,根据特定空间产业和科技条件进行。 要以推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空间布局优化配置为目标,根据各地区产业技术条件选择主导产业,合理推动创新资本、人力、技术资源在特定空间集聚,形成产业集聚与技术外溢。要以空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为前提,以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为归宿点,以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为主线带动创新空间布局调整。
4.2搭配使用大区域政策和省际政策
从前面对创新投入产出空间布局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不但存在着东部与中部、西部之间的大区域空间分野明显、大区域差异巨大问题,也存在着在同一区域内不同省份之间差异巨大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使用大区域政策,针对东中西部不同大区域配以不同的政策的话,容易忽视同一大区域内部不同省份的巨大差异。为此,推动创新空间布局的调整,需要搭配使用大区域政策和省际政策。这一思路包括两方面内容:
( 1) 注意大区域之间在某些具体方面的整体性差异,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差异化科技政策。我国国土辽阔,东中西部区域社会、经济、 科技发展差异较大。要推动创新空间合理布局, 应根据不同区域在社会、经济、科技等具体方面的发展状况,有的放矢采取不同的区域治理政策, 分类指导,分区治理。
( 2) 在同一区域内部,要针对各省份的具体情况,采取省际政策,有差异地实施分省治理政策。在东中西部大区域差异之下,同一区域内部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大。比如,在创新产业化能力方面,东部整体能力较强,但是作为东部的海南省创新产业化能力就远远落后于中西部的多数省份。因此,如果国家区域开发政策始终按照三大区域的大类划分标准进行的话,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偏颇。因此政策设计应区分大区域内部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实行差异化的省际政策。
5推动创新投入产出空间布局优化的具体对策
5.1加大特色型科技产业的创新资本投入
当前,一方面东部发达省份如广东、北京、 上海等地的创新资本投入量大,资本边际回报率在递减,另一方面中西部多数省份则面临着创新资本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为此,不同地区要从本地自然资源、历史与现实条件等特点出发,加大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科技型产业的创新资本投入力度,培植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科技型企业。
( 1) 要根据自身优势条件,有针对性地加大特色型科技产业的科技研发投入,加大对区域内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实行以特色型科技产业为重点的创新资本投入导向,鼓励和支持特色型企业建设研发中心,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和资源向特色型科技产业聚集。( 2) 要加快特色型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在特色型科技产业的产学研结合上加大扶持力度,推动特色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建立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创办特色型科技孵化器的联动机制,加大对特色型高新技术创业孵化器的扶持力度。( 3) 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引导特色型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在政府采购中适当增加对特色型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力度,对纳入政府批准的特色型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中的科技创新产品优先选购,以推动特色型创新产业的跨越发展。( 4) 扶持中西部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与升级。中西部传统产业比重大,但很多企业技术水平较低,生产工艺技术落后。加大中西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与资金扶持力度,帮助这些传统产业实现技术上的升级换代,既有助于中西部区域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群,也有助于提高创新资本投入的回报率。
5.2东部发达省份要适度超前部署新兴高技术产业
新兴高技术产业是未来主导产业的种子产业, 关乎国家经济战略安全,是决定国家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新兴高技术产业由于技术、市场的不确定性强,对其投资的风险较大。东部区域的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等发达省市,从整体上看其创新投入能力较强,人力资源、 知识积累和产业竞争优势相对明显,并且当前这些地区也正处于产业更新换代的重要转折时期。 东部这类发达省份,要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占据先行者位置,就必须具有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引领全球产业导向、制订新兴高技术产业技术标准的能力,必须适度超前部署新兴高技术产业。
因此,东部这类发达省份要紧紧追踪全球市场和技术发展前沿,优先扶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适度超前部署新兴高技术产业。既要鼓励企业在新兴高技术产业进行研发投资,又要适当控制规模,尽量分散和降低风险。要有全球视野,瞄准世界先进技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强化科技创新对主导产业及其产业升级的带动与传送作用,发展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业, 强化对未来产业制高点的控制能力。
5.3以市场化带动中西部区域中下游创新产出水平提升
当前中西部区域在创新产出结构方面,其创新产出主要体现为上游的科研论文、科技获奖等方面,市场化、产业化程度更高的专利、高技术产品等中下游产出比重则较低。同时,中西部区域创新产业化能力过低,与东部相比差距甚大。 创新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市场化机制的运作,推动创新成果实现商业化与产业化。中西部区域要实现以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赶超东部省份,就必须勇于突破当前制约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构建市场化的创新机制上重点突破,强化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带动中西部区域中下游创新产出水平提升。
为此,( 1) 要大力培育中西部区域民营科技企业,放宽科技型民营企业的注册限制,支持民营企业加大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入,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在区域内设立研发中心。 ( 2)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强同企业的合作,联合开展科技攻关,为科研人员的创新成果向产业化转化提供条件。( 3) 完善本区域内企业创新投融资平台体系。通过完善投资政策,建立基于市场机制的企业创新投融资平台,改善投资环境,把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产业升级相结合,培植一批具有技术先导示范作用的企业群。 ( 4) 积极整合各类科技中介机构,加快发展和完善中西部区域技术产权交易市场,规范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秩序, 健全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为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商业化提供桥梁,提升中西部区域中下游产出水平。
5.4以创新人才国际化工程为抓手优化中西部创新人力结构
近年来,中西部区域创新人力投入量远远少于东部区域,而且创新人力投入的增长速度也慢于东部。创新成果多寡及其质量高低,主要取决于创新人力投入。因此,对中西部而言,要想具有较好的创新效果,就需要以创新人才国际化工程为抓手,着力优化区域内创新人力结构,加大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
为此,要突出引进战略性重点产业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领军式的国际一流人才,加大对国际一流创新人才的引进力度,大力引进有团队组织能力、良好学术风格、德才兼备的国际一流创新人才,在中西部区域建设一支具有自主创新能力、 具有战略眼光、适应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前沿科技发展需要的高层次领军式人才队伍。要积极引进国外留学人员,鼓励他们根据中西部区域发展需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承担能够引领中西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点创新项目,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要制定引进和培养国际一流创新人才的优惠政策,为高端国际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创造条件,增强中西部区域对高端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摘要：空间上创新投入产出差异是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本文对我国创新人力投入、创新资本投入及创新产出结构、创新产业化能力的空间布局进行了数据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存在创新资本投入空间差距大、创新产业化能力的空间分野明显等创新空间布局问题,阐述了以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为主线、搭配使用大区域政策和省际政策的空间布局调整的基本思路,提出要加大特色型科技产业的创新资本投入,要以市场化带动中西部区域中下游创新产出水平提升,要以创新人才国际化工程为抓手优化中西部创新人力结构等布局调整对策。
视角调整 第7篇
一、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
当前社会背景下,经济转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无疑是一次契机,在结构调整与优化的过程中实现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升级。 从经济转型的内容来看, 其发展要求不仅包括了必要的组织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在产品结构和区域分配上也有着严格规定。 作为国民经济运转的重要基础, 区域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尤为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面对金融危机与周期性经济增长的问题, 区域经济结构调整能够积极找寻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不断优化区域经济的产业发展方向。 区域经济对于我国整体的经济制度革新影响深远, 在结构优化与调整的过程中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持续运转。
关于经济转型背景下区域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体现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促进意义。 经济转型给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发展契机和机遇,区域经济理应牢牢抓住这一产业发展优势, 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角度实现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 其二,从职能定位角度促进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 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与国有企业的结构发展有着必然联系,这就需要国有企业积极做好自身的战略调整,促进市场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 其三,从国民经济的结构优化角度促进区域经济变革的有效实施。 国民经济素质也与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休戚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经济能够经济获取市场与科技的发展因素,依靠自身的特色产业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革新。
二、经济转型视角下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分析
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急速变革时期,这同时也使得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区域经济的转折性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方面, 在经济体制的创新驱动方面也具备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这对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升级大有裨益。 从自主创新角度实现区域经济的产业转型是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有力保障,其具体实施路径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从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创新角度夯实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
经济转型视角下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出发,侧重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从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突出市场优势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体现。 此外,外部资本的引入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也尤为重要,这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大有裨益。
(二)从市场经济产业机制建设的角度体现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的产业机制创建对于区域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也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 这就需要区域经济需要根据市场准入机制积极完善自身的产业发展,以公平竞争的姿态积极参与到市场竞争模式当中,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升。
(三)从市场、企业等多方面突出宏观调控对区域经济的指导作用
市场的宏观调控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 经济转型背景下区域经济更应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出发,积极利用政府、企业等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意义,突出市场机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作用。 此外,区域经济的结构调整还依赖于特色产业的建设,这也使得政府投资与民间资本的融合成为了可能。
三、结束语
当前社会背景下, 我国经济制度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 这样的宏观发展环境无疑为区域经济的结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建立在经济转型的基本模式之下,完成从市场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成功升级。 然而, 当前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明确其本身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特征, 我们需要在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模式构建中突出区域经济转型的基本要义, 积极拓展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优化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从专业素质与智能定位的双重角度实现对市场管控机制的有效调整, 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改革中的制度缺位问题,凸显特色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在金融危机与国内经济周期性增长的巨大压力下,经济转型视角下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成为了经济问题与现实需要的综合反映。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主线牵引下,经济转型需要通过必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进出口结构调整,在合理企业组织脉络的前提下促进区域经济的转型。本文针对经济转型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作了深入分析。
关键词：经济转型,区域经济,结构调整,路径
参考文献
[1]刘世锦.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何在[J].瞭望.新闻周刊,2000
[2]江其务.经济转型期的货币与金融[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视角调整 第8篇
一
1969-1979年的十年是美、苏、中、越四国关系大变动的10年。在苏攻美守的两极格局下, 美国与中国之间通过接触谈判, 最终直至建交, 开创了在亚洲地区大三角关系的新格局。与之相反的是, 中苏关系持续恶化, 双方在争夺越南的问题上以苏联的获胜而告终。此后, 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逐渐与中国走向对抗, 1978年以后中越边境持续恶化, 最终迫使中国于次年发动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一) 大三角关系的调整:中美接触与美、苏、中三角战略
1969年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一年。随着“尼克松主义”的出台, 美国对华政策迈出大步调整:尼克松先后开辟了法国渠道、巴基斯坦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向中国领导人传达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学者对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分析一般包括:
1、越南战争将美国拖入泥潭, 为寻求脱身, 美国不得不开辟新的外交途径。
2、美国经济持续疲软, 政府急需有所作为。
3、美苏全球战略中, 美国优势不复存在, 而苏联优势扩大, 形成苏攻美守态势。
4、尼克松“实用主义”外交原则;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弱化。
与此同时, 中国领导人也酝酿着重大战略调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宣传反帝、反资、但事实以反修为主。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来, 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援华专家、挑动边境事件、在中国境内制造民族纠纷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不信任。而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挑动发起“珍宝岛”事件更加深了中国对苏联的战略担忧。有研究表明, 在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 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由南向北的转移。[1]事实上, 早在1966年中美两国就签署过一个碎党冲突的协定。双方表达了避免越南战争升级成为中美战争的愿望。[2]此后, 随着双方对苏联共同的战略担忧, 中美通过一系列接触谈判开启了中美关系中新的一页:《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美苏中大三角关系的形成。随着中美互动的增加, 苏联逐渐处于大三角关系中不利的地位。中美联手遏制苏联地区霸权主义的端倪已出现。
然而,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双方的正式建交被拖延。1977年, 当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中苏有缓和的迹象时[3], 卡特政府遂下决心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1978年12月15日晚9点, 卡特宣读《中美建交公报》, 宣告中美正式结束两国间不正常状态。至此在美、苏、中的三角战略中中美两国联手的优势已初步展现中美建交对此后不久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 苏、中、越三角关系的调整与两极格局
与大三角战略中中美国积极互动, 占据相对优势的地位相反, 在地区层面的苏、中、越三角关系中, 中国则随着苏、越关系的友好而被置于不利的地位。中国和苏联同是越南较大的援助来源国, 1969年以前, 越南较多在已交恶的中苏之间走平衡, 争取两边对越的最大援助。1969年胡志明去世以后, 亲苏的黎笋上台。而苏联则从1964年起就逐步加大对越的援助。客观上来讲, 苏联援助的优势在于新型武器装备。从1964-1969年, 由于中苏交恶, 中国对越援助物资的运输也受到波及, 这也使越南产生了对华的离心力。1969年起, 随着中美战略上的靠近, 越南进一步疏远了中国, 但碍于援助的关系, 越南并没有同中国翻脸。1975年越南完成统一后, 逐步加快了同中国的决裂:据统计, 1975年中越边境发生超过400起边境纠纷, 1976年为900起, 1977年, 出现越公安开枪事件, 1978年仅8月至12月就有超过200起边境纠纷。越南开始公开称中国为“新的作战对象”, 并于1978年底入侵柬埔寨以完成其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构想。
中国一贯不支持越南关于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构想。而1978年夏天以来不断恶化的中越边境使中国受到南北夹击。另一方面, 苏越结盟也加速了中美建交取得新进展。1979年1月, 邓小平访美, 中美在对越问题上达成一定默契。同年2月17日至3月16日, 中国发动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自此, 中越关系在此后10年始终相互对抗。
二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 体系涉指诸多功能相同或相似的单位 (民族国家) 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而组合起的一个整体, 作为自助单位的民族国家的互动构成了国际体系。体系包含结构和单位两个变量。国际体系权力的分配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结构;体系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体系结构包含三个要素: (1) 国际体系是无政府而非等级的 (2) 国际体系是由功能相同的国家行为体互动构成的 (3) 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体系内力量分布不同引起的。
华尔兹认为, 结构是动态而非静止的。结构可以改变行为体的行为并影响他们互动的结果。存在于单位层次的原因与存在于结构层次上的原因是相互作用的, 因此, 单位层次上的原因与结构层次上的原因的互动才能比较完整的解释国际政治。[4]
1969—1979年属于冷战期的国际体系, 其中, 美苏各为一极。笔者认为, 若将这一阶段美、苏、中、越在东亚的互动看作成一个地区子系统[5], 在这个地区子系统中, 美苏之间的结构决定了美、苏、中、越之间的互动;而反过来, 美、苏、中、越间的互动又对美苏之间的两极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 作为从属于国际体系的一个子系统, 1969-1979年间美、苏、中、越四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力关系受制于冷战大背景下的美苏两极格局。从世界范围来看, 这一时期美苏两国的关系是美守苏攻。在这10年中, 虽然美苏首脑举行了5次会谈, 达成了100多个条约、协定, 制定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6], 达成了《关于两国采取措施防止偶然或未经允许而使用他们所控制的核武器的协定关于使用人造地球卫星完善苏美直接通讯联系的协定》, 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等文件。但美苏的缓和并不标志着两国关系不再敌对;相反地, 美苏之间利用暂时的相互妥协, 谋求各自的更大发展, 以期在未来的对抗中更胜一筹。
受两极格局的影响, 在东亚地区, 中苏矛盾日趋激烈: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中国日益不满于苏联的“老子党”地位以及其利用其特殊身份对别国进行干涉的行为;而苏联则步步紧逼, 从向中国施加压力到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再到挑动边境事件以及在中国境内制造民族纠纷, 其中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为两国敌对的高潮。此时, 中国领导人开始逐渐认识到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而美国则因其守势, 改变了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度, 表现出愿意接触的诚意。在此基础上, 中美双方开通了巴基斯坦渠道、罗马尼亚渠道等对话通道来加强联系。
同样的, 苏越关系的走近也受两极格局的影响。自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 苏联积极援助北越。1973年, 随着美军的撤离, 美国势力的抽出, 苏联有了将势力渗入越南的机会。通过不断改善同北越的关系, 至1975年北越统一越南时, 苏联势力已完全进入越南。
第二, 中、越两国不同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双方矛盾的激化。中越两国的战略使两国处在了相互敌对的状态, 在此情况下, 原本被压制的一些双边问题, 如边界问题, 华侨问题逐渐上升为中越之间的主要矛盾。在苏联的支持下, 越南将中国和柬埔寨公开视为敌人。而北有苏联、南有越南的中国也切实感受到了国家安全的压力。因此, 1979年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两极格局下的一次地区战争, 其意义不仅在于维护中国的边界稳定, 更在于向越南的后台老板苏联发出信号, 中国有能力保卫国家领土安全。而此时虽然中美双方关系并未达到苏越关系的密切程度, 但由于存在共同的敌人, 美国对此役采取的是表面反对实际支持的态度。此后, 中越边境时断时续的战斗一直维持到1988年;苏联解体后, 越南失去靠山, 两极格局下的这场地区战争才得以完全结束。
第三,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的东亚两极格局逐渐朝有利于中、美一方倾斜。对美国而言, 东亚地区原先的权力分布对美国并不有利:中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 越南北部的越共在南部又有着很深的基础。美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认识到中苏决裂这一事实。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寻求改变同中国的关系, 有利于美国在东亚地区重新树立对苏联的优势。对中国而言, 由于加入了反苏阵营, 在1979年以后便同美国开始了长达10年的“蜜月期”, 此间, 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了西方国家在技术与资金上的支援。相比之下, 奉行亲苏政策的越南则整整浪费了10年建设国家的宝贵时间。
第四, 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来看, 1969-1979年间美、苏、中、越四国关系调整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后苏联的解体。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主张单位层次的原因和结构层次原因互动来解释国际政治。从单位层次来看, 1979中越边境战后, 局势明显朝有利于中、美的方向发展。国际上, 无论苏联入侵阿富汗、插手非洲事务还是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都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批评与孤立。中、美在亚洲的联手有效地遏制了苏联霸权主义的膨胀;中越一战打击了越南“小霸”的野心, 更从体系中动摇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在国际事务中过分的“攻势”, 已使其在两极格局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美国通过缓和战略, 在亚洲地区成功地同中国联手反苏被视为其外交战略中的一步好棋。通过美、苏、中、越四国近10年的政策调整, 亚太地区的格局产生了新的变化———天平的一侧开始偏向美国, 苏联优势逐步丧失。
第五, 1979年以后美苏在东亚两极格局的态势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 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 美、苏、中、越四国关系重新调整。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继承苏联的俄罗斯初期走亲西方路线;中美因缺乏共同敌人导致蜜月期结束而越南则新调整内政外交并恢复了同中国的交往。
三
由上述分析可知, 在1969-1979年间, 美、苏、中、越四国关系在两极格局的背景下经历了一系列新的调整, 形成了以中美为一方, 苏越为另一方的对立态势。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可被视为是既有国际体系内, 新的力量组合的一次对抗。由于两极格局的大背景, 1979年形成的新的力量分布并没有立刻改变既有国际体系的结构, 而是又通过10年并在其他条件的共同作用下, 导致了两极结构的瓦解。东亚作为美苏争夺的一个子系统, 其系统内部也印证了“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体系内力量分布不同引起的”这条结构体系三要素之一的原则。
从1969-1979年10年间四国之间的互动分析可知, 美国的外交政策处理是最为成功的, 其次为中国, 再次为苏联, 最后为越南。虽然花费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中苏的决裂, 但美国还是很好地利用了中苏的矛盾, 成功在东亚建构起大三角关系, 有效地利用中国制衡了苏联。对中国来说, 能灵活地处理外交关系是外交中的一大创举。但相比美国, 中国花了更多的时间才意识到越南不可避免地倒向了苏联, 以至于在1978年底中越关系彻底恶化时, 中国仍然有援建越南的项目在进行, 这不得不说是外交上的滞后。对苏联来说, 全球攻势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中对别国指手画脚的行为在东亚遭到了中国的背离。中美关系缓和实则是苏联外交的一大失策, 而这个失策在多年后不可避免地要同苏联解体联系起来。对越南而言, 1969年起放弃平衡中苏政策而选一边倒, 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相当大的实惠, 但从长期来看, 1979年以后10年, 越南积极备战而不发展经济, 不得不说是该国战略上的一大失误。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1月.
[2]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7月.
[3]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年1月.
[4]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年8月.
[5]谢益显等.中国当代外交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年8月.
[6]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视角调整 第9篇
如今, 环境生态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过去那种片面强调GDP增长, 消耗大量资源、大量排污的“恶”的发展模式, 使经济与环境、生态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 也严重不适应和阻碍了当今时代的发展需要。
党中央顺应时代的呼声, 日益重视发展经济过程中的环境生态问题。2003年, 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在党的十七大上正式写入党章。同时,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新概念。包括武汉城市圈在内的部分地方城市和区域也逐步开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2012年, 党的十八大指出, “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 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相比十七大报告直接提到“环境”或“生态”字眼的地方达28处, 十八大报告中该字眼增长至45处。
1 生态文明观和两型社会的关系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 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 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 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 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 为时三百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 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 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 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 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 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 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 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 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 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说明了生态环境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基础地位。生态文明也给我国新时期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 为地方城市和区域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
生态文明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提出的理念。它延伸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包含着“以人为本”、“发展是第一要义”等核心理念。生态文明要求按照自然生态系统运转的客观规律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工业文明时期大量的生产、消费继而大量的废弃显然不符合生态文明的理念。相反, 以人为本,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正是符合生态文明的理念。因此,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可以将生态文明理念和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紧密结合起来。
2 武汉两型社会简析
2007年12月, 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是整个湖北的发展战略中心,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并且具有独特的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才优势, 能够发挥两型社会建设的示范作用。
2009年12月, 国家批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作为湖北的省会城市和全国为数不多的副省级城市, 更是发展战略中心的中心。
“十一五”期间, 武汉城市圈所在的湖北省经济发展迅速。据湖北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和湖北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内容, 2010年湖北省GDP总量达到15806亿元。“十一五”期间, 湖北省生产总值在2005年6520亿元的基础上, 5年增长1.42倍, 年均增长13.8%。2011年2月16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根据各省公布的2010年GDP数据, 将发展速度较快的中西部省区湖北、湖南、陕西和内蒙古喻为“金砖四省”。
在湖北省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 湖北省省会城市、武汉城市圈的中心城市武汉市在“十一五”期间的经济规模也成倍增长。武汉地区生产总值在2010年达到5515.8亿元, 是2005年的2.4倍, 五年年均增长14.8%;2010年的财政收入达到1416亿元, 是2005年的3.6倍;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完成1.2万亿元, 是“十五”时期的3.3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523亿元, 是2005年的2.2倍。
在这样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下, 武汉凭借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批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大机遇, 可以更好的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建设两型社会。
3 产业调整在建设两型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
从根本上看,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举措。经济发展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全面发展, 是经济数量水平和经济质量水平的全面进步。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很大区别就在于前者追求的是包括生态环境和经济在内的全面发展, 而后者主要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原来我国经济增长之所以表现的是一种粗放式增长, 主要原因在于消耗高、污染大、效益低、增长不可持续。只有解决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问题, 才能符合生态文明的理念并且达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试验区在改革建设“两型社会”的过程中, 改革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 涵盖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其中显著的是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将加快, 集合城市圈或城市的总体资源和优势, 实现经济转型。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内部的构成和相互关系, 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 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体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重要标志。因此, 了解产业结构的现状, 理清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对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升级, 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1列举了武汉市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和近期“十一五”期间若干年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数据。
由表1可以看出, 武汉市产业结构在改革开放初期和“十一五”开局对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十一五”期间的几年里也在逐渐变化。总的变化趋势就是第一产业的比重呈逐步下降趋势, 第二产业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 在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的同时, 第三产业比重由缓慢上升变为迅速上升, 最终超过第二产业。从武汉市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轨迹, 基本符合产业演变规律。目前, 从建设两型社会的层面来看, 产业集聚和结构调整方面仍有许多潜力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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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 武汉统计年鉴。
4 武汉产业调整的具体对策
武汉的区位优势比较明显, 地理上居中, 与北京、天津、上海、香港、重庆、西安等特大中心城市的距离都在1200公里左右, 得中独厚, 辐射四周, 有着其他一些中心城市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利用这个“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 武汉市可以将湖北及周边省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武汉市科技教育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 仅次于北京、上海, 这是中部地区任何一个城市也无法比拟的。武汉市拥有48所高等院校, 736个科研设计单位, 10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45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近50万在校大学生, 人才济济, 劳动力素质较高。
武汉是中国老工业基地, 是内地六大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 现已形成门类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武汉市形成了以冶金、机械、汽车、纺织为支柱, 以食品、化工、电子、轻工、医药和建材为辅翼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成为华中和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城市。武汉人口众多, 资源相对贫乏, 加之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工业比重较高。于是产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很大。一些重污染行业大多分布在沿江环湖地区。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促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意见 (鄂政发[2010]62号文件) 中在谈到培育和发展城市圈生态经济问题上, 首先就表示要调整优化产业发展布局。
4.1 强化各区产业分工, 促进特色产业集聚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作为光电子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并被批准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说明了产业集聚的重要意义。武汉市地理面积较大, 中心城区有传统的武汉三镇, 周边还有江夏、黄陂、蔡甸、阳逻、东西湖等地广人稀的远城区地带。这样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充分的将优势产业进行产业集聚。这样可以将武汉的各个区域进行经济发展点的不同功能定位和规划, 职能分工明确, 避免产业低水平、低效益同构以及过度竞争现象,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4.2 鼓励环保产业发展, 促进科教产业结合
环保产业是满足社会和人民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 是一个具有广阔领域, 包括一切为保护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等提供特色产品和服务。所以环保产业是符合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和趋向。武汉可以利用现有的科教优势, 增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环保企业的合作, 把科研与环保产业结合起来, 依靠科技进步, 带动环保产业的发展。在鼓励城市人民创业的政策实施中, 鼓励创造民间环保企业的发展, 创建民间品牌。
4.3 进行产业调整, 形成循环经济
武汉目前的四大支柱产业中有三项都是重化工业, 为了两型社会而放弃重化工业显然是不现实的, 所以其发展要突出“新”字, 进行工业产品的深加工, 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与发展循环经济联系起来。
在类似武汉这样的水资源丰富的临江大城市中, 对于某一个可能污染它的大型工业项目, 需建立生态环境破坏的外部性补偿机制, 通过补偿机制使外部性内部化。就重大的工业项目选址、搬迁和环境污染补偿问题等进行协调。在工业宏观布局的大前提下, 城市在制定政策时还应当考虑企业之间的兼容性, 将各个工业项目有机组合。过去工业项目都是利用“资源—创造产品—排出废物”的老路子。而在城市扩张乃至城市圈的视野下, 随着地理范围的扩大, 可以将一个企业排出废物能当作另一个企业资源的这样一类企业安排在同一个区域组成生态工业园。形成甲资源→甲产品→甲废物→乙资源→乙产品这样的可持续生产模式。显然, 在城市的范畴内, 政府更容易规划形成生态工业区。
参考文献
[1]张晓松, 王国华.城市圈视角下工业对生态影响的处理机制研究[J].当代经济, 2006, (5) ;中国人大复印资料生态保护, 2006, (11) .
[2]吴怀有, 戴开尧.“当代生态文明与两型社会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 (12) .
[3]王洪彬.“两型”社会建设的生态文明视角[J].环境保护, 2008, (16) .
[4]王传宝.产业集聚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J].统计与决策, 2009, (2) .
视角调整 第10篇
济南都市圈位于山东省的中西部, 地域范围包括济南、淄博、泰安、莱芜、德州、聊城、滨州7个城市。济南都市圈区位条件优越, 东北临渤海, 北接京津冀地区, 东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紧密相连, 西与中原城市群遥相呼应, 是连接京津冀与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圈的重要地域。济南都市圈区位条件优越、交通发达, 目前已基本形成“一小时经济圈”。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高效的产业运行机制是区域经济结构合理化以及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不但有利于充分利用区域资源, 发挥区域优势, 提高区域产业经济效益, 增强区域经济实力, 而且还有利于满足区域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社会发展需求。但是目前, 归纳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主要有几点:
(一) 缺乏合理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合作
目前, 济南都市圈七市内部地方保护主义、市际集权的色彩仍很浓厚, 由此造成的市场分割、资源垄断使各地区在生产和建设上都力图谋求建立“独立、完整”的体系, 在不同程度地走着闭关自守、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老路子, 忽视比较优势的利用。这不仅阻碍了各成员之间的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 使地区间经济协调成本很高, 最终难以形成具有竞争力和规模效益的分工体系, 造成产业结构的趋同化, 而且人为地分割了原本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相对完整的经济单元, 极大地制约了都市圈所具有的城市群体效应和整体性竞争优势, 严重阻碍了本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
济南都市圈不合理的产业布局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同化和产业链不完整。作为核心区域济南市, 其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工业化是济南市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工业的发展, 济南城市的发展就会缺乏坚实的产业链支持, 第三产业就会失去依托, 导致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 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区域产业升级、发展服务业的过程中, 核心区域和次级区域的做法有较高的相似性。大部分区域都制定了详细的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和大型物流园区建设, 这必然会导致新一轮的产业同构化出现。济南都市圈综合市场及专业商品市场数量繁多, 质量不一, 布局于每一级的发展区域中。与此同时, 只有在经济中心城市核心区才有条件建设的中央商务区, 次级核心区域也大量建设, 区域内表现出转型方式雷同的特点。
产业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有产业链的地方, 区域经济就可以联动, 就能够形成都市圈。目前都市圈各市虽然也在搞产业链, 但由于缺乏合作意识, 这种产业链配套也只是要把自己本地区企业消化掉, 各家自打算盘, 结果是资源不能在整个区域有效配置, 产业链不能在区域内有效衔接, 使得整个区域产业链残缺、不完整, 仅有的几个产品的产业链也十分单薄, 即使是其核心城市济南的内在产业链联系也不够紧密, 能够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不多。导致环都市圈形成产业链不完整状况的客观因素是济南都市圈的技术失衡状态。比如, 有的城市的各种产业发展快, 产业定位高, 但周边区域很低, 因此, 产业的传递梯度落差大, 甚至形成了产业“悬崖”。因此, 现阶段济南都市圈所要做的第一要事就是要加强分工协作, 真正实现产业互补, 避免重复建设, 建立产业链联动机制。
(二) 市场结构不合理, 产业规模经济效益低
济南都市圈由于改革开放释放了多年被压抑的消费需求, 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 同时在消费的示范效应下, 出现了消费热潮, 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各地纷纷进入这些价高利大的行业部门。这不仅造成重复建设, 而且由于都市圈区域内工业结构高度相似, 加之市场结构不合理, 机制的不健全, 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调节, 从而使产业结构不可避免地出现高度的相似性, 难以实现产业规模经济效益。
具体来讲, 都市圈企业规模经济状况主要存在以下的问题:第一, 企业规模小而分散, 产业集中度低, 这使得企业缺乏基本的整合市场的能力导致重复生产、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的状况十分明显, 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第二, 在规模经济效益明显的产业部门企业规模过小, 无法利用大规模生产经营降低成本, 从而不能以低价格优势去开拓市场, 参与市场竞争, 从而制约了产业及企业的发展。第三, 主要产业部门的企业缺乏规模经济, 不仅降低了企业的价格竞争能力, 而且降低了研究开发与技术进步、品牌创造等非价格竞争能力, 不利于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三) 区域内各市的产业创新活动未形成合力
济南都市圈产业技术创新由于行政体制和历史发展的原因造成产业创新体系内缺少联系和互动, 各市的产业创新没有形成合力, 这将影响地区整体的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和创新力的提高。许多科研活动没有明确的商业目的, 造成了科研成果多, 企业新产品少, 获奖科研成果先进, 企业产品落后的局面。结果不仅企业自主开发的新产品少, 缺乏竞争力, 同时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也不利。加上受“行政区经济”的约束和政策措施不力等原因, 导致整个都市圈知识和创新资源的联系处于一个相对松散的状态, 地区的关联性和整体性较差, 削弱了地区整体的综合发展潜力, 而且也不利于知识、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尽管济南都市圈是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 但由于科研院所的长期非市场化, 使集中在科研院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多年来研究的课题大多不能集中针对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即使提供了一些技术成果也多是实验室产品, 专利实施率低, 并且因无力承担中试等后续改进工作及相应的风险, 也使产品的深度开发难以进行。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科技发展规划中, 都把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作为发展的方向, 彼此之间缺乏合理的产业分工, 在经济技术起点不同的开发区生产相同的产品, 导致各开发区缺乏产业特色, 产业结构雷同。
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及注意问题
借鉴国内外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 尽快达成共识, 形成区域分工协作、联合发展的产业联盟新机制, 并以此为先导, 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为主体内容, 以生产要素共享为整合手段, 以构建共同市场为突破口, 运用淡化行政手段、强化市场作用的经济促动型为主的方式, 进一步消除区域产业发展障碍, 打造优势互补、布局合理、市场开放、综合竞争力强的区域产业发展新形式。
(一) 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应该遵循的原则
1.正确处理好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 没有任何一种行政力量能够左右产业布局。一个地区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 其最终的决定力量还是市场。产业分工决不是能够通过政策来调控的, 而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 产业真正的集聚, 还是要靠市场机制。因为资本的张力只服从市场规则, 这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所以, 今后济南都市圈的产业布局, 应该在尽量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情况下, 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对产业的布局和调整, 当然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但这种引导只能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顺势而导, 而决不能凭意愿逆势而为。
2.积极主动融入世界制造业分工体系。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紧密相关, 都市圈产业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全球经济与国际分工的发展。目前国际产业和资本正加速向济南都市圈地区转移和积聚, 而济南拥有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 且工业基础雄厚, 生产配套能力强, 市场体系发达, 因此接受国际产业转移, 建立世界工厂符合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原则。要把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系统中, 正确把握世界性的产业转移和升级浪潮, 定位好自己的角色。
3.大力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结构竞争力是都市圈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方面。一个经济体是否有竞争力, 更重要的在于潜在的增长能力, 即使是传统产业部门, 也有可持续增长的源泉。面对发达国家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垄断,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应该成为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要建立区域性系统集成的技术创新体系, 协同区域内科技力量进行攻关, 重点解决区域内支柱产业的核心技术问题, 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竞争力。
4.实现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相结合。产业发展规律要求产业结构调整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因此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是必然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同一时期所有地区都要以这些新兴产业为发展目标。都市圈区域如济南都市圈要善于利用自身的条件, 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结合, 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互补发展的良好格局。
5.正确处理好合作与竞争的关系。都市圈产业的发展既存在合作与存在竞争, 处理好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也是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济南都市圈的发展呼唤合作, 只有通过合作, 才能有效避免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等问题, 才能真正实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节约成本, 实现共赢。当然也要鼓励适度竞争, 没有竞争, 同样也会带来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在发展中处理好地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问题, 是提高产业规模和效率, 提升济南都市圈整体竞争力的根本之路。
(二) 注意认识上的问题
1.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对区域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 从而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孤立起来。一个区域在特定时期的产业结构安排总是为特定的区域发展战略服务的, 没有脱离于区域产业发展战略之外、纯粹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战略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 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以特定的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和思路作为指引, 必须以特定的产业发展战略为核心来谋划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 只孤立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显得比较片面。
2.制定地区产业发展战略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不能只侧重区域内先天资源禀赋水平。随着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特别是分税制的实行以来, 地方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和主动性逐步加强, 战略选择对于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3.必须认识到产业结构调整基于重大战略性项目的支撑。济南都市圈未来要获得更大的发展, 就必须争取国家级、省级重大项目的支撑, 以其为支点来发展, 促进区域经济快速有序发展。
济南都市圈各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功能定位
都市圈发展的根本就是实现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发挥“协同效应”。都市圈内各城市要立足于参照圈域优势、借助他市优势、发挥自身优势, 以产业、资源、科技、人才、资金等作为要素, 进行战略功能定位, 实现城市与都市圈协调发展。济南都市圈七城市功能定位如下:
(一) 济南
山东省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研发中心, 区域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以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主导, 以机械装备与交通设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两大产业链为内核的制造业发达的综合性省会城市。
(二) 淄博
济南都市圈经济副中心, 以石油化工及其制品、陶瓷及新材料、生物医药、机电、纺织服装等五大产业链为内核的服务业相对发达的现代化制造业城市。
(三) 泰安
世界著名风景文化旅游胜地,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在泰山服务区外以机械制造、精细化工、非金属材料、生物医药等四大产业链为现代制造业内核, 科教、物流、商贸服务及休闲度假娱乐业发达的旅游目的地城市。
(四) 莱芜
以钢铁冶炼、板材深加工、新材料及其钢铁制品产业链为内核的制造业专业化城市。农业方面, 可充分发挥特色农产品的优势, 以适应济南市场需求为主要导向, 加快调整农业结构, 提高在济南农产品市场的占有率。工业方面, 可充分发挥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 承接济南传统产业转移, 建成经济圈的制造业基地。服务业方面, 可主动接受济南发达服务业的辐射, 大力提升服务业的规模和档次。
(五) 聊城
鲁西和济南都市圈西部的门户和交通枢纽城市, 综合性工业城市和物流基地, 山东省重要的电力能源基地, 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北水城”文化为内涵的休闲旅游城市。
(六) 德州
鲁西北和济南都市圈北部门户和交通枢纽城市, 以机械及新能源设备制造、纺织及服装制品、化工造纸及其制品、食品深加工等四大产业链为内核, 以“中国太阳城”为其形象特色的综合性现代化工业城市和物流基地。
(七) 滨州
鲁北和济南都市圈北部门户和交通枢纽城市, 以纺织及服装制品、石油化工—盐化工—生物化工及其制品、汽车—飞机—轮船交通设备制造及零部件、农副产品加工等四大产业链为内核的黄河三角洲腹地的综合性制造业中心城市。
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中的难点
(一) 济南都市圈环境的保护问题
济南都市圈内城镇、人口和产业密度高, 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和废气废物的排放量大且集中, 跨界环境污染现象突出, 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明显公共物品属性, 不可避免地产生环境的外部不经济。从而带来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失灵”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由于理性限制、信息不对称及地方价值取向, 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合作的竞争战略, 而且不顾及对周边地区的负面影响, 使得区域性水资源短缺、水系被破坏、湿地减少、大气灰霾、大气污染等问题十分突出。山东水系比较发达, 济南都市圈内跨区域的水系就有多条, 母亲河黄河流经济南都市圈内除莱芜外的所有城市;济南市内著名的小清河流经济南、滨州、淄博、东营入海;徒骇河、马颊河两河平行, 均自聊城入境向东北分经德州、济南, 分别于滨州注入渤海。在跨区域环境事务合作治理中, 地方政府总是采取搭便车的投机行为, 导致最终个体利益乃至整体利益遭受损失。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任重而道远。
济南都市圈内各城市应通力合作,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资源, 对于保证济南都市圈可持续发展尤为紧迫。应采取下列措施:一是统一规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强化区域生态环境的统一管理, 建立和完善重大环境质量预警、监测和信息反馈系统, 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在管理体制上保障区域环境的共同维护、联合治理, 形成整体效应。二是建立统一的标准及监测网络。以国家生态环境指标体系为指导, 建立统一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的排放标准, 并制定相应超标排放的管控措施。三是联合对区域性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治理。加强小清河、徒骇河等跨界河流水污染联合防治, 加强自然保护区、重要水源涵养区、湿地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和生态敏感区的生态建设与保护, 提高区域生态安全保障能力。四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新型工业, 实现由重加工高耗能工业向以知识经济为特征、高新技术为主导的轻型经济的转变, 由城市群制造向城市群创造的转变。同时, 要探索环境保护和区域补偿制度, 建立和完善济南都市圈环境保护工作交流和情况通报制度, 定期通报和交流各市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建立环境信息共享机制等。
(二) 济南都市圈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投资
工业化进程的滞后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 使济南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大城市与中等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建设不平衡, 造成各城市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不畅, 不利于济南都市圈内力的发挥和扩展。目前济南都市圈内区域基础设施地方化特点强烈, 互联互通程度较低。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 各市交通布局、走向、建设时序的各自为战, 造成区域交通体系不协调, 基础设施建设的运营成本和收益问题难以解决, 交通、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难以实现, 整体效益不甚理想。
对济南都市圈内的重大基础设施, 如交通设施、生态环境保护、信息通讯等, 要统筹布局, 协作共建, 实现“同城效应”。尤其是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要加大力度, 在现有的济南与六个城市已全部由高速公路相接、京沪高铁开通的基础上, 按照《济南都市圈城际轨道交通规划》, 尽快开工建设济南都市圈城际铁路, 形成以济南为中心, 连接周边各市的放射状城际交通网络, 实现半小时快速通达。备受瞩目的京沪高铁纵贯济南都市圈内三城市, 在山东省内六站点中占济南、德州、泰安三站。京沪高铁的公交化特点, 让以济南为中心的济南都市圈真正成为“半小时经济圈”, 同时也让济南都市圈各城市间实现“同城效应”成为可能。
(三) 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转换中的融资问题
重点做好济南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工作。金融中心建设必须由政府推动和主导, 把济南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 可从本质上解决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中所需资金问题。在理论上, 完善的金融中心至少包括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法律保障体系、基础支持体系四大部分。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 需要围绕上述四大体系建设进行。具体而言,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展: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把建设济南金融中心作为当前和今后的工作重点。二是以金融开放为切入点大量引入省外、国外金融机构来济南设立机构, 开展业务。设立新的区域性和地方性企融机构, 推动齐鲁银行发展成跨省或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此外, 还要做好传统融资方式, 支持济南都市圈建设。信贷融资是商业银行的主渠道, 在支持济南都市圈建设中, 要搞好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工作。
(四) 发挥政府在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首先, 政府要明确职责。一要明确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要作用。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促进而不是替代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更好地疏导而不是强制经济主体的行为, 要在适应市场需求和发挥企业能动作用的基础上, 更多地选择间接诱导和中性的产业政策手段。二要明确政府干预的范围。政府干预的范围更多地限于弥补市场缺陷和保证竞争有序进行, 旨在充分调动民间竞争活力。而企业才是结构调整的主体, 企业在市场中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情况做出选择和自主安排, 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三要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责。作为地方政府, 应在遵循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 制定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规划、目标和实施构想, 确定地方政府可控制资源的倾斜力度和方向。
其次, 运用的政策和手段。一要明确产业政策实施的手段。产业政策实施手段大致可分为直接干预、间接诱导和中性的信息指导三大类。政府垄断经营、行政命令或审批等属于直接干预政策, 而间接诱导政策主要包括差别化的税收、融资、关税等。另外, 政府或行业协会通过发布中性的、不带偏见的信息, 也能够起到引导产业调整和发展的作用。二要加强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作用。积极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健全竞争法规, 消除一些产品和服务存在行业或地区性的进入退出障碍以及不同程序的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三要吸收各方意见。政府在作出产业决策时注意吸收社会各利益集团 (包括私营企业) 的意见和建议, 使其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能最大限度地符合社会各集团利益并为之所广泛接受。四要依法落实产业政策。应该借鉴国外经验以立法来推动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 以推动各级政府依法行政, 约束政府的随意干预、过度干预甚至一些腐败行为, 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
再次, 重点做好都市圈布局的调整和优化。一要结合地方特点进行产业布局。地区产业布局要结合自身的资源、世界产业发展趋势、经济发展阶段、市场需求条件、交通基础条件等, 布局比较优势产业。二要结合周边城市的产业进行产业错位布局。地区产业布局要充分考虑周边的环境和周边的产业布局, 形成错位竞争的态势, 重点布局优势产业。三要完善其他相应配套措施。一是推动技术创新。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基础教育和就业培训工作, 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二是建立产业政策落实制度。建议建立产业政策审议委员会制度, 由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界、学术界代表共同组成, 产业政策草案或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 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和民主评议后, 方可发布执行。同时, 建议建立产业政策的监督、检查和评价制度。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以大城市为中心、以区域为主体的都市圈经济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大城市在一国范围内取得经济支配权而形成若干大都市圈, 而大都市圈的形成又提升了大城市的竞争能力和经济势能, 并以强大的经济辐射能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进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调整优化济南都市圈产业结构, 是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迫切任务。
关键词：同城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济南都市圈
参考文献
[1] .景志强.产业同构与同质竞争[J].价格与市场, 2004, (2)
[2] .周维富.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化及其调整[J].江淮论坛, 1997,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