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扶贫协作范文（精选5篇）
东西扶贫协作 第1篇
一、东西扶贫协作的政策背景
1. 开展东西扶贫协作, 动员全社会力量对口帮扶少数民
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是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加快西部地区发展, 消除贫困现象, 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时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党和国家始终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和价值目标。上世纪80年代, 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 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 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 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 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 (P277、278) 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 邓小平十分具体地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374) 江泽民也反复强调,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带动和帮助后富, 逐步走向共同富裕”。[3] (P17)
2. 开展东西扶贫协作, 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及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极为缓慢, 贫困问题十分严峻。据统计, 1994年国家确定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中, 绝大部分是分布在中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山区。全国348个少数民族地区县和非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县中有257个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占43.4%。[4]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分布有着显著的地理集中性, 同时贫困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日益显著, 一旦缓解或解决中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对于缓解民族、社会矛盾以及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有重大作用。因而加强东西扶贫协作, 积极扶持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是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反复强调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对于巩固边防, 增强民族团结, 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促进全国经济发展都有重大意义。”[5](P1395)
3. 开展东西扶贫协作, 有利于促进东西部资源优势互
补, 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扶贫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合理配置, 从而更好地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论经济实力、技术力量, 东南沿海地区占优势, 论自然资源, 则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占优势, 在发展上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 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资源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互补性。通过开展东西部之间的扶贫协作, 使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经济信息、经济管理知识和经验等向西部移动, 与西部极其丰富的土地、自然资源及其初级产品、劳动力相结合, 提高整个生产要素的总产出, 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从而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这既有利于西部地区发展, 也有利于东部地区发展。
二、东西扶贫协作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1. 东西扶贫协作的历史演变及成效
为了更好地解决区域性贫困, 缓解区域间差距,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994年3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从此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该计划要求:国家“从1994年到2000年,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 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6]为了有效地完成这一战略目标, 通过借鉴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发展的有效经验, 党和国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对口帮扶贫困地区的发展, 将对口支援政策在扶贫领域发展深化。在计划中明确要求:“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沿海较发达的省, 都要对口帮扶西部的一两个贫困省、区发展经济”。[7]东西扶贫协作政策开始酝酿。
1995年9月, 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专门提出了缩小东西部差距的措施, 其中就有沿海发达地区对口帮扶中西部的10个省区的规定。其中, 天津市帮扶甘肃省, 上海帮扶云南省, 江苏帮扶陕西省, 浙江帮扶四川省, 山东帮扶新疆, 北京市帮扶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帮扶青海省, 福建省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 广东省帮扶广西省, 大连、青岛、深圳、宁波四个计划单列市共同帮扶贵州省。至此, 东西扶贫协作政策已然有了雏形。
1996年5月, 在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省市意见的基础上,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扶贫协作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作出了相应的对口帮扶安排。同年7月6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 对扶贫协作的意义、形式、任务、要求等作了具体部署, 确定由北京与内蒙古, 天津与甘肃, 上海与云南, 广东与广西, 浙江与四川, 山东与新疆, 辽宁与青海, 福建与宁夏, 大连、青岛、深圳、宁波与贵州, 开展扶贫协作。
1996年9月, 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 江泽民同志指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不仅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力合理布局, 而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振兴”,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发达地区有较多优势, 贫困地区也有自己的优势, 通过对口帮扶, 可以做到东西互助, 优势互补”。同时, 江泽民同志认为, “发达地区对口支援贫困地区, 是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的重要举措”, 也是“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战略性举措”。[8] (P550、556) 同年10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 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和部署了此项工作, 确定沿海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西部贫困省区的具体安排:北京帮内蒙古, 天津帮甘肃, 上海帮云南, 广东帮广西, 江苏帮陕西, 浙江帮四川, 山东帮新疆, 辽宁帮青海, 福建帮宁夏, 深圳、青岛、大连、宁波帮贵州。扶持西藏和支援三峡的工作, 按照中央原有的安排, 继续执行。同时要求:“对口帮扶的任务要落实到县, 协作要落实到企业和项目。组织富裕县和贫困县结成对子, 进行经济合作, 开展干部交流。动员富裕县的企业到西部贫困县去, 利用人才、技术、信息、市场、管理、资金等各种优势, 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与贫困县共同开发当地资源。省一级对口帮扶的双方, 要做好协调组织工作”。[9]至此, 东西扶贫协作在全国23个省、区、市正式启动并蓬勃开展。
东西扶贫协作政策实施三年来, 经过帮扶双方的共同努力, 工作进展顺利,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 “九五”期间东部13个省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累计捐款、捐物折款近21.4亿元, 双方签订项目协议5745个, 协议投资280多亿元, 实现投资40多亿元, 从贫困地区输出劳动力51.7万人。此外, 东西部地区在干部交流、人才培训、援建学校、建设基本农田、修筑公路、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等方面也开展了协作。1995至1999年, 各地先后有4.6万名干部到贫困县、村挂职扶贫, 直接投入资金和物资折合人民币达87.62亿元;帮助引进各类扶持资金103亿元, 实施扶贫项目2万余个, 帮助引进技术人才1.3万余名, 引进技术近7000项。[10]
2. 东西扶贫协作的特点分析
东西扶贫协作的具体帮扶方式有以下四种: (1) 无偿捐赠资金主要用于贫困地区的教育、卫生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2) 捐赠生产和生活等急需物资, 支持贫困地区农户的农业生产和救济困难户的日常生活; (3) 开展经济技术协作, 主要做法是利用东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及廉价劳动力进行合作生产与经营; (4) 加强东西部地区的人员交流, 发达地区派技术人员和志愿者到贫困地区提供服务, 而西部贫困省区市则派遣行政和技术干部到东部地区接受培训和挂职锻炼, 同时积极组织和输送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就业。[11] (P117) 前两种帮扶方式主要是以扶贫为主, 后两种帮扶方式则主要是开发与协作。
对东西扶贫协作政策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分析, 可以得出四个极为显著的特点: (1) 东西扶贫协作是扶贫、开发与协作的有机统一。帮助贫困地区脱贫是扶贫协作的主要目标和价值追求, 借助东部的资金、技术等优势, 通过多方面的协作、开发, 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和区域比较优势, 加快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2) 扶贫协作内容多样化。扶贫协作的内容从单一的资金和物质的援助扩大到开办实业, 以经济的发展促扶贫;干部、人才交流已经从互派党政干部扩大到了组织经营管理等各类人才的流动;劳务合作已经从简单地组织贫困地区到发达地区务工, 发展到了包括技能培训在内的劳务合作, 甚至还有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务工的逆向劳务输出。 (3) 扶贫协作领域是全方位的。开展经济合作, 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是扶贫协作的主体和基础。通过经济协作、互惠互利、彼此双赢, 为扶贫协作的健康发展注入了内在的活力, 与此同时, 双方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从经济合作发展到了科技、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 (4) 扶贫协作的主体是多元化的, 是政府与社会的有机结合。扶贫协作既是政府行为, 也是社会行为, 政府的组织领导作用尤为重要。扶贫协作中, 各地积极探索和创新适合本地区的扶贫方式, 如珠海市把扶贫协作作为在全市范围形成良好道德风尚的措施来抓, 组织实施“五个一万”工程, 即一万名干部帮扶一万户特困户, 一万名学生帮扶一万名特困生, 一万名青年捐赠三万本书籍, 一万户居民捐赠十万件衣物, 帮助培训一万名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东部地区组织干部、企业家、志愿者等各类团体到西部贫困地区实地考察, 激发他们到贫困地区扶贫济困、开发建设的热情, 进一步壮大了扶贫协作的力量。
三、东西扶贫协作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虽然东西扶贫协作政策在“八七扶贫攻坚”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 由于东西扶贫协作是一项新的扶贫政策, 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这一时期的东西扶贫协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东西扶贫协作这种行政命令下的无偿帮扶, 是在国家宏观政策安排下促成的一对一的扶贫帮困方式, 容易出现“拉郎配”现象, 导致扶贫协作工作的被动性、无制度性以及机构设置的非常设性。被动性主要是指扶贫协作双方并非是自主自愿, 同时双方的地位也不平等。发达地区是被动地服从中央指令完成相关的扶贫任务;贫困地区则是被动地接受发达地区的技术和资金援助, 这些技术和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无制度性主要是因为东西扶贫协作实施以来, 国家只是以行政命令对扶贫协作进行了配对安排, 并没有出台一部指导和规范东西扶贫协作的法规性文件。对口扶贫的实施完全靠中央政府的简单指令和合作双方的自觉自愿, 没有一套规范的办法和体系, 会使合作扶贫陷入自由散漫的泥潭, 或迷失方向, 或停步不前。与此同时, 虽然东西扶贫协作由国务院牵头, 并且成立了专门的东西扶贫协作办公室, 各级地方政府相应以扶贫办为主要负责部门, 履行协作扶贫的衔接与管理职能。但这种机构是临时性的, 没有在法律上取得认可和保障。因此在职责的履行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其次, 扶贫攻坚时期的东西扶贫协作主要是以扶贫为主的协作, 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援助, 可以快速的使受援省份的贫困状况得到极大的缓解, 可以说是受援省份是该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但是由于这种扶贫协作内容的特殊性, 使得合作收益对于优势方表现得比较微弱, 而且这种微弱收益还不是短时间就能彰显出来。所以, 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开展合作的愿望并不强烈, 只是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
再次, 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差、思想保守、劳动者素质低下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东西合作的基础很薄弱。发达地区和较发达地区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磨练, 己经能够掌握市场动态, 参与市场竞争了, 而贫困地区还得躲在国家的政策佑护之下, 享受兄弟地区的照顾与施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逐步确定和完善,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显增强。但同时, 贫困地区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在市场竞争中的相对劣势也将充分显现, 贫困地区资金严重不足, 技术水平很低, 经济结构不尽合理, 群众参与市场困难更大。
我们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认识, 针对不足, 采取切实有力措施, 不断加大东西扶贫协作力度、扩大协作规模、拓宽合作领域、创新扶贫机制, 推进东西扶贫协作上一个新台阶, 为我国的扶贫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主要思路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化对东西扶贫协作政策的认识。东西扶贫协作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伟大构想以及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所做出的战略决策, 是贯彻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要不断深化对这项工作的认识, 牢固树立大局意识, 将扶贫协作作为政治使命, 认真对待, 扎实做好。同时, 要结合本省以及结对省份的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开展工作。
第二、加强东西扶贫协作的立法协调工作。法律制度的协调性是法治必要保障。目前, 我国关于扶贫协作的法律制度体系内部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协调性, 它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政策实施。所以, 建立协调一致的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法律制度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紧迫任务, 更是我国扶贫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三、建立市场化的跨地区企业协作机制是调动发达地区企业积极性, 推进东部、中部和西部民族地区之间企业经济技术协作重要措施。在这种机制中, 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政府应该充分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进一步加强政府间交流, 构筑“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的平台, 进一步加强本省在外企业联合会的组建, 构筑企业合作平台。但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这项活动的主体应当是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中介组织。只有如此, 才能切实体现这种协作机制的市场化特征。东、中部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的这些市场中介应当积极参与其中, 在充分考虑东、中部地区和西部民族地区优势互补的前提下, 建立起若干个地区广泛的经济技术协作区, 以实现企业之间的跨地区联合、扩张和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
第四、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贫困人口自我脱贫能力。首先, 要打破传统的地域观念、内陆意识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提高劳动者素质。其次, 要利用发达地区已经打开的对外开放渠道, “借船出海”、“借地生财”、“借脑出思路”。再次, 要充分利用国家和发达省市的资金、技术援助, 提高本地区的软硬件实力, 彻底摆脱贫困的帽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1993.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1993.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 (第二卷) [M].人民出版社, 2006.
[4]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N].人民日报, 2001-10-16.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1992.
[6]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摘要) [N].人民日报, 1994-5-19.
[7]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摘要) [N].人民日报, 1994-5-19.
[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 (第一卷) [M].人民出版社, 2006.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R].1996-10-23.
[1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N].人民日报, 2001-10-16.
浅议甘孜州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现状 第2篇
一、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初始及重大意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将促使东西部发展差距得到逐步扭转，加快东部地区发展速度、提高西部地区发展质量。必将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实现东西部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必将开创优势互补、长期协作、聚焦扶贫、实现共赢的新局面。
（一）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国家采取“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实现“先富起来”目标，为实施“先富帮后富”奠定了坚实基础。1996年7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明确了加强东西部地区互助合作，逐步扩大对口帮扶关系，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解决部分群众温饱问题。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发〔1996〕12号)，统筹安排北京、广东、浙江等9个经济发达省（市）对口帮扶中西部9个贫困省（区），同时安排大连、青岛、深圳、宁波4个市帮扶贵州省，“先富帮后富”开始启动，东西扶贫协作全面实施。
从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中发〔1996〕10号)《关于建立更加有效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中发〔2018〕43号），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5〕64号）以及《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厅字〔2017〕41号），再到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发达省（市）对口支援四川云南甘肃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方案》(国办发〔2014〕41号)《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国办发〔2014〕58号)《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9号）等决策或意见，都强调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将东西部扶贫协作作为扶贫开发重要力量，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人口分布不同，发展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受历史、自然、地理等因素影响，普遍存在着发展不足、发展滞后、动力不足等问题，贫困现象依然存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发以前，党领导全国各族开展了人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探索改善人民生活道路。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始终把发展作为扶贫开发的基础，把开发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探索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减贫成效显著。加快西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进程、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决策为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东西部扶贫协作实施23年以来，已经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协作格局，西部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得到有效实施，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逐步扭转。我州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首批受益地区，已经深刻体会到东西部扶贫协作是西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速减贫的有效对策，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时代创举，是加快脱贫攻坚进程的重要举措。
（二）东西部扶贫协作是助力脱贫攻坚的现实需要。十八大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小康的标志性指标就是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贫困人口脱贫是党和国家对各族人民、对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和底线任务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构建“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东西部扶贫协作作为社会扶贫重要力量，与专项扶贫、行业扶贫有机结合、互为支撑。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是落实“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重要举措，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重要内容，是推动西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东西部扶贫协作，在福建工作期间，亲任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组织实施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创建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典范，建立“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体制和“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机制，是习近平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7月，决战脱贫攻坚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深情指出：“这场脱贫之战，承载着人民之福，凝聚着民族之梦，汇聚了全球目光”，下达了“扶贫开发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攻令。针对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作出“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抓工作”的部署，提出了“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完善结对、深化帮扶，明确重点、精准聚焦，加强考核、确保成效”的要求，发出“必须坚持做下去，必须进一步提高水平，必须真抓实干”的号召，就是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根本遵循，是加快脱贫攻坚进程的重要途径。
（三）东西部扶贫协作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客观需要。十九大吹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号角，既体现了今天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理想，也反映先辈们不懈追求的光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奋斗目标。这是对中国梦基本内涵的生动阐释，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核心要义的高度概括，是党和国家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所有理论和实践，都是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崇高奋斗目标而精心展开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是要完成贫困群众全部脱贫任务，完成贫困群众全部脱贫任务是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东西部扶贫协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具体体现，决策规划采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机制体制，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扶贫协作的新格局。制度安排坚持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的有机统一，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组织动员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大限度把现有资源调动起来、整合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东西部扶贫协作伟大实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径和方法之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体现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信念，是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是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是21世纪中国的突出主题。东西部扶贫协作在脱贫攻坚、同步小康中作出的积极贡献和取得的显著成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结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二、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实施及主要成就
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三、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深入及主要问题
东西部扶贫协作实施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协作格局，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得到有效实施，西部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逐步扭转。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并且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只有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才能做到，充分彰显了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2016年7月，在宁夏银川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提出了“三个必须”的要求，即必须坚持做下去，必须进一步提高水平，必须真抓实干，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形成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对口扶贫协作机制，有力促进了宁夏特别是西海固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现在闽宁协作已经从单向的扶贫解困，发展到双向的互利共赢；
从单一的经济援助，发展为教育、文化、医疗等多领域合作；
从单纯的政府行为，发展为政府、企业、社会相结合的对口协作。
四、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发展及建议意见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的创新之举，是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丰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加快脱贫攻坚进程
两广扶贫协作 经济深度融合 第3篇
同饮珠江水，两广一家亲。当前，广东广西两省区已形成了宽领域、深层次、多形式的扶贫协作区域格局，实现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为打赢新时期脱贫攻坚战积蓄了积极勃发的力量。
让贫困户走出大山，让旧村换新颜
作为广西百色市田阳县那满镇露美片区生态扶贫移民易地安置项目，地处该镇新立村的广新家园如今已入住了105户，其中82户是贫困户。而在两年前，他们都还祖祖辈辈住在偏僻的山沟沟里，生计困难。
53岁的黄忠亲从来没想过自己一家能走出大山，因为“太穷了”。他曾和十几户村民住在那满镇光琴村陇棒屯，直到2015年，他一家5口搬出大山，住进了三层楼的新家——广新家园，结束了“苦日子”。
广新家园是由广州市捐资5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援建的移民异地安置新村，“‘广’是广州，‘新’是新立村，广新家园是两广一家亲的缩影。”那满镇常务副镇长黄战力说。黄忠亲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得到了1.8万元的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和家庭成员每人7000元的移民搬迁补助。
1997至今，广东省和广州市已至少投入1.5億元对口帮扶广西百色市进行移民异地安置，先后兴建了田东县江山、平果县金沙等多个异地安置新村。为改善老区山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十二五”以来，广东还援助1.75亿元对口帮扶广西百色、河池两地的115个贫困村整体推进扶贫开发示范村建设。目前，在广东和广西的共同努力下，115个扶贫开发示范村中的45个村子已经摘下了贫困村的帽子。
职业教育帮扶，从“输血”到“造血”
“走出大山，到大城市工作”，这是广西河池市南丹县中堡乡纳贡屯村民岑国娇一直以来的梦想。“说真的，虽然一直有这个想法，但真的不太敢想。”岑国娇说。而眼下，刚中专毕业的她已经在深圳市的一家艺术培训中心就业，签了两年约，每个月工资有3000多元。
岑国娇梦想的实现得益于开全国之先河的两广职业教育协作新模式。2014年，广东、广西两省区扶贫部门签署《广东对口帮扶广西职业教育协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两广职业教育协作试点。按照实施方案，广西籍农村贫困学生在试点的8所广西职业（技工）院校接受两年职业教育后，由广东智通人才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安排学生到广东的企业内进行顶岗实习进而实现就业，这被称为两广职业教育协作的“2+1模式”。
截至2015年底，广西已安排输送了1200多名像岑国娇这样的学生到广东的企业顶岗实习和就业。广东省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自2015年开始，广东每年还安排300万资金对符合条件的1000名广西籍贫困学生提供生活和学习补助，这项举措将一直持续到2020年。
“以前，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初中毕业后辍学率相对较高，有的直接出去打工，或者等着嫁人，容易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广西右江民族商业学校副校长马玉林说，如今，通过推进两广职业教育协作和扶贫巾帼励志班等举措，贫困地区实现了“造血式”扶贫，意义深远。
“先富”帮“后富”，两广经济融合不断加深
20年来，广东发挥自身优势，以整村推进、劳务输出、干部培训、经贸协作、结对帮扶、部门协作等为主要抓手，从资金、项目、人才、技术、培训等方面帮扶广西脱贫。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二五”时期，广东省就累计向广西提供无偿资金及捐物折款达2.3亿多元。
两广山水相连，地缘相近，经济互补性强。广东有产业、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广西有资源、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以来，广东广西两省区积极探索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长效合作机制，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支撑。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期间两广共实施经贸合作项目8125个，到位资金9930.8亿元。
在人才交流、劳务合作方面，两广多年来的扶贫协作也卓有成效。据两地扶贫部门介绍，在广州、东莞与百色、河池的结对帮扶中，有5000余名广西干部到广东接受培训，广东也先后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广西挂职，各类培训交流活动给广西贫困地区干部带来了新思维、新观念。
当前，两广地区的扶贫协作也由刚起步时单向帮扶，拓展为在对口帮扶框架下的双向互动、共同发展;由最初主要是政府间的援助行为拓展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共同参与。尤其是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批复》发布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为促进流域合作发展和两广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大机遇。
两广地区还在交通、教育、旅游、卫生等方面加强部门沟通，密切合作，共同推进扶贫协作取得新成效。如南广高铁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两省区间经贸合作和旅游交流，带动广西融入粤港澳“大珠三角”经济圈，两广共同取消了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为两广游客跨省区旅游及旅游企业跨区域经营提供便利。
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可达说，两广扶贫协作离不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支撑。正是通过全方位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广西的整体实力，增强了脱贫攻坚的内生力量。
编辑/韩静
东西扶贫协作 第4篇
该行动计划在中央确定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框架下,以职业教育和培训为重点,以就业脱贫为导向,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精准发力,启动实施三大行动。一是实施东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行动,实现东部地区职教集团、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对西部地区的结对帮扶全覆盖。二是实施东西中职招生协作兜底行动,东部地区兜底式招收西部地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优质中职教育,毕业后根据学生意愿优先推荐在东部地区就业,实现就业脱贫。三是支持职业院校全面参与东西劳务协作,帮助每个有劳动能力且有参加职业培训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都能接受适应就业创业需求的公益性职业培训。
该行动计划的出台将会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东西协作工作力度,更好发挥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东西扶贫协作 第5篇
各位领导：
根据会议安排，现就xx区2020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开展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作简要汇报。
一、工作开展情况
今年以来，我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防疫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两手抓，两不误”，认真念好“山海经”，年度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一）组织领导方面。出台《xx区东西部扶贫协作2020年工作要点》《xx区2020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目标任务清单》等文件，组织召开领导小组会等各类会议7次，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建立落实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为全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人才交流方面。选派x名党政干部、x名专技人才赴xx区挂职学习；
接收xx区x名党政干部、x名专技人才来我区挂职锻炼。制定干部人才提能培训计划，举办干部人才培训班1期，培训xx人次。
（三）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方面。xx个帮扶项目全部开工，其中3个帮扶项目建设进度达90%，xx个项目总体建设进度达50%以上；
已拨付项目资金xx万元，拨付比例xx%。已带动xx名贫困群众增收。
（四）产业合作方面。招引东部企业x家，累计完成投资xx亿元，其中2020年新招引xx家，完成投资xx亿元，带动贫困群众xx人。引导入驻园区企业3家，完成实际投资额xx万元，吸纳贫困人口就业xx人。新建扶贫车间4个，吸纳就业人口146人，其中贫困人口57人。积极开展消费扶贫，通过线上线下和机关干部“以购代扶”等方式，销售xx农特产品金额达xx余万元，直接带动xx名贫困群众增收。
（五）劳务协作方面。扎实开展劳务协作“春风行动”，专车专岗护送1078名贫困群众到岗就业，其中到浙江省就业xx人，省内就近就业xx人，到其他地区就业xx人，东部省份稳定就业贫困人口xx人。举办劳务协作培训班4期，培训贫困群众xx人。
（六）携手奔小康方面。深入开展结对帮扶，开展各类帮扶活动10余次，直接帮助xx名贫困群众。接收xx区社会各界捐赠资金及物资xx万元。
（七）创新工作方面。不断强化宣传总结和经验推广，在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刊发20余条，《特殊时期的远程监督》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提升脱贫质量聚焦聚力增收》被四川日报专刊刊发，《xx市xx区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推进“xx经验”落地生根》被省协作办简报（第7期）刊发，《xxxx：线上+线下模式消费扶贫“闯新路”》被人民网四川频道刊发。
（八）反馈问题整改方面。截止目前，2019年国家成效考核和省市审计反馈发现的5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结对帮扶活动开展少。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61对结对关系中，仅有3对开展了帮扶活动，其余58对还未开展实质性帮扶活动。
二是个别项目推进慢。个别帮扶项目受前期招投标、用工、材料供应等因素影响，工期滞后。
三是招商引资难度大。受疫情影响，东部地区部分企业对外投资信心受挫，招引难度加大。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区将坚决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特别是冯磊副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手抓、两不误”，采取超常举措，持续念好“山海经”，唱好“协作曲”，坚决确保如期全面高质量完成东西部扶贫协作年度目标任务，全力创建东西部扶贫协作示范区。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强保障。进一步落实xx-xx高层联席会议制度、工作推进督导制度等一系列协作机制，加快落实两区党政主要领导互访对接，通过高层沟通解决产业合作、项目帮扶等领域问题和困难，确保签定的各项协议尽快落实落地。
二是加快项目实施增效益。牢牢锁定项目建设“6月底前全部完工”要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顺排工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坚持“5+2”、“白+黑”，逗硬督查督办，确保13个实施项目6月底前全部完工。同时，加大协作资金管理，针对上级反馈问题，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切实发挥协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实现协作资金与产业发展、贫困户获益紧密联结，发挥协作资金的最大效益。
三是加力产业合作优服务。加大东部企业的引进力度，严格执行5大类17项优惠政策，力争再招引3家东部企业来朝投资。鼓励两地企业在科技开发、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方面合作，促进双方农业、工业、商贸旅游业协同发展。同时，认真学习借鉴“广安经验”，创新产业合作模式，促进产业深度合作。
四是加速消费扶贫促增收。加强与xx区党政机关、企业、社会团体对接，创新开展“以购代扶”“结对认购”等帮扶活动。用好“四川扶贫”商标，着力打造土鸡蛋、土蜂蜜、核桃饼等15个新产品，帮助贫困群众销售农特产品，切实增强“造血”功能，促进贫困群众长效稳定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