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洛阳（精选8篇）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洛阳 第1篇
1. 定食
例 (1) 受邀者收到的请柬上都会注明会费金额, 形式多为自助餐或定食便当。
例 (2) 日本工薪阶层的午饭或是自带便当, 或是就近在饮食店点一份“定食”。
日语中的“定食”翻译成中文是套餐的意思, 是日本餐进餐形式的一种, 即日本份饭。主要特点是简单、经济, 客人来到餐厅就可以吃到, 汤、菜放在一个盘内托出。饺子明明是中国人的传统美食, 如果和“定食”这个地道的日本词汇结合在一起意味什么呢。其实, “饺子定食”是日本人的一种“发明”, 它也是一种套餐, 主要包括煎饺一份、米饭一碗、一般还会配上一碟小菜和一碗汤。在中国, 饺子绝对是一道主食, 但是在“饺子定食”中, 饺子却成了一道菜肴。还真是很难想象饺子配米饭是一种什么滋味, 不过这种吃法显现的文化碰撞的火花却已经足够耀眼了。
2. 便当
“便当”这个词很多人只知道是从日本舶来的, 但并不知道其过程的戏剧化。便当在古汉语中的意思是“便利的东西、方便、顺利”。传入日本后, 曾以“便道”、“辨道”、“辨当”等表记。“便当”一词后来反传入中国是源于日语“弁当”。在大陆大部分地区习惯称为“盒饭”, 即盒装餐食。在台湾地区一般称为便当, 通常用于午餐、外卖、工作餐等场合。“便当”与“盒饭”在用法上有细微差异, “盒饭”一词更倾向于简单粗糙的饭食, 如“日式便当”一词, 就很少被说成“日式盒饭”。
3. 宅急送 (宅急便)
例 (3) 自2001年6月在上海古北开设第一家店以来, 截止2011年底, 必胜宅急送已经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广州、厦门、成都等城市成功开设了200多家美食外送店。
“宅急送”这个词汇近年来在中国的快递以及餐饮行业很是火热, 如例 (3) 所表达的“快餐配送”的含义已经是老少皆知, 但这个词汇在日本与饮食没有多大关系, 却是交流后在中国文化中发酵出来的。
日语中的“宅急便”这个词汇, 本是1976年1月在日本成立的一个物流公司的商标名。该公司主要经营小物件的配送。而宅急便的原型是“宅配便”, “宅配便”在日汉大辞典中的解释是:送货上门服务;以迅速和收费适当来吸引人的、以一般消费者为对象的零星以及小批货物的运输业。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宅急送在行业内的巨大影响, 这一词汇逐渐发展为小件配送的抽象含义, 不过这一含义并未得到绝对的认可甚至引起过争议。
二、中日美食名称的词汇交流
1. 传入中国的日本美食
日本的美食虽然没有中国美食的种类繁多, 但是却也精致颇具文化特色。近年来, 日本美食在中国也可以说是掀起了热潮。大街小巷里的日式餐厅和琳琅满目的日式小吃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而有趣的是这些美食名称的引入也非常有趣, 这里我们来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 章鱼小丸子
例 (5) 沙茶面、海蛎煎、花生汤这些都是必须要尝一尝的特色, 另外常见的关东煮、章鱼小丸子、春卷也做得格外地道。
例 (6) 不知不觉, 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小周和小薛夫妻俩在黄埔一小学门前摆摊卖章鱼小丸子, 已经十多天了。
章鱼小丸子起源于日本大阪, 原名“たこ焼き (蛸焼き) ”, 其历史要追溯到大正年代, 创始人是日本著名美食家———远藤留吉先生, 素有皮酥肉嫩、味美价廉之特点, 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粹小吃。章鱼小丸子这个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如果直说章鱼烧的话, 恐怕没吃过的中国人很难想到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美食实在是强大, 轻轻松松地就把它的做法总结成了丸子。这样, 通过食材和做法把它的名称翻译过来再引入, 这个美食也就没那么神秘了。
(2) 关东煮
例 (7) 便利店里除了寿司、饭团、关东煮, 还有可自选搭配的盒饭, 20元左右就可饱餐一顿。
关东煮, 日语本名御田 (おでん) , 是一种源自日本关东地区的料理。“関东煮、関东炊き”, 是关西人给这种料理的名称。这种食物最早是从老东北传到日本, 后来流传到台湾, 在台湾进一步丰富了汤汁、蘸料及其品种, 该美食营养丰富, 诱人的香味让你垂涎欲滴, 在日、韩、台湾、东南亚特别流行。所以说, 我们如果单纯说这个美食是属于日本的, 那确实有点谦虚了。那么这道美食引入时, 我们选择了最容易理解的“关东煮”作为它的中文名称。
“关东”体现了“出身”, 而“煮”则把食物的烹饪方式一语道破。这样既保持了美食的日本风味, 其做法也被描述得十分清晰。
(3) 寿司
例 (8) 麻叶儿、小汤包、寿司, 还有用栗子面和玉米面做的小窝窝头, 花生粘还分出南北两派做法……百十道小吃放在一起, 光是闻着香味, 不少居民就大呼“过瘾”。
寿司这道美食既体现了日本美食清淡、尊重原始滋味的特点, 又方便携带, 它的主要材料是用寿司醋调味过的维持在人体体温的饭块, 再加上鱼肉、海鲜、蔬菜或鸡蛋等作配料, 其味道鲜美, 很受日本民众的喜爱。现在国内的回转寿司店也由于独具特色而非常流行。
然而“寿司”这个词汇的传入确实几经周折。直到2012年7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才把这个词收录到汉语中来。在这之前, 寿司称为“四喜饭”, 现在的称谓是取了其日本发音。这种音译方式确实很难买账, 一来“四喜”容易令人费解, 会混同于“四喜丸子”的感觉;二来像“章鱼小丸子”的“丸子”那样去描述这道美食的做法, 又在中国的饮食中难于有参照物, 单用一个“饭”字也还太过单薄, 最终, 取了“寿司”的说法, 让这一传统的日本美食保持了它的原汁原味。
2. 传入日本的中国美食
中国的菜肴有万种之多, 不仅有煎焖煮蒸炒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法, 粤菜、川菜、鲁菜、淮扬菜、浙菜、闽菜、湘菜、徽菜“八大菜系”也源远流长。
在日本, 走在大街上每当看见悬挂的汉字招牌“中华料理”就会让人倍感亲切。除了大多数由华侨开的以外, 相当多的也是当地的日本人开的。这足以可见中国美食在日本的巨大影响力。那么这些美食名称的词汇交流有什么特点呢?如:タンタン‐メン (担担麺) ———担担面;チャーハン (炒飯) ———炒饭;シューマイ (焼売) ———烧麦;ホイコーロー———回锅肉;マーボー豆腐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中国菜肴的名称在传入日本的时候, 基本是音译成了平假名, 在书面上可能会用汉字表示。这同大多数日本美食名称的引入有很大不同, 和“寿司”却很类似。
在探讨“寿司”的时候提到, 寿司这个词汇的直接引入主要是由于寿司的做法在中国美食中没有, 所以我们不太好通过它的制作方法来发挥命名;其次, 直接用“寿司”可以保存它的日本文化特色。那么中国的美食名称在传入日本的时候是否也是类似的呢?个人认为, 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不得不说我们中国美食的调味品之丰富以及制作方法博大精深。
摘要：中日两国同处亚洲, 一衣带水, 文化交流非常紧密。其中, 两国间饮食文化的交流便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交流的过程中, 双方都引入了很多新的词汇。本文对中日饮食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典型词汇进行考察, 并对这些词汇的引入特征和相关的文化原因做进一步的探讨。
关键词：饮食文化,中日词汇交流,引入特征,文化原因
参考文献
[1]方海燕.从饮食看日本文化的特征——以中日饮食文化的关系为中心[J].济南:科技信息, 2008 (4) .
[2]张继彤.中日同形词探讨——以“宅急便”为例[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2012 (9) .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洛阳 第2篇
关键词：《六合丛谈》 自转 轨道 日心说 新词
一
《六合丛谈》（1857年1月～1858年6月）是由伦敦传道会的上海印刷所——墨海书馆（中国本土创立的第一家近代印刷所）刊行的月刊杂志。该刊报道内容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宗教、各国近况等，向亚洲读者介绍了19世纪西方各国及其近代文明的详细情况。《六合丛谈》出版后马上传入日本。在日本，由幕府的西学研究教育机构——蕃书调所在队杂志的内容做了部分删节后刊行了翻定本（被称为官版删定本）。《六合丛谈》作为传递世界消息的读物在日本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对幕府末期、明治初期（1860～1880）的知识分子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包括地理、化学、数学、天文、力学等诸学科的大量术语在内的汉语新词，也首先被用于《六合丛谈》，或通过该杂志传入日本。日语中的地理学新词，如“月球、地球、子午线、经线、纬线、北极圈、南极圈”等，均是从中国吸收过去的。但在西学东渐大背景的影响下，很多中国原来就有的对译词被误认为是新词。
二
（一）本文对“近代”的界定
在进一步探讨近代新词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近代”这一术语的意义做一番梳理。“近代”“现代”等历史学中用于时代划分的术语均来自日语，但是中日之间的词义却不尽相同。在日语中，“近世”“近代”“现代”三个词分别指江户时代（1600～1867）、明治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68～1945）以及战后这三个时期。日语的“近代语研究”即是从明治维新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词汇的历时性研究。日语的近代词汇体系在明治20年代后期（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言文一致”的实现即告大体完成，其后日语转入了向汉字文化圈输出新词的阶段。汉语中的地理新词，如“引力、北回归线、南回归线、熔岩、等温线、海拔、寒流、地下水”等，均是从日本吸收过来的。而在汉语中，语言学的“近代”，一般指从唐代开始至明末清初。然而，由于19世纪汉语研究有着许多不同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研究的特征，语言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应当成为新的切入点，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眼光投向19世纪传教士所创造的新词。本文的“近代新词”乃指汉语中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一期间的新词。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日心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时期。人们对于天体的认识程度密切影响着地理学词汇的创制和演变。
（二）关于“日心说”
“日心说”也称为“地动说”，是关于天体运动的和地心说相立的学说，该学说认为太阳是银河系的中心，而不是地球。哥白尼（1473～1543）提出的“日心说”，推翻了长期以来居于宗教统治地位的“地心说”，实现了天文学的根本变革。“地心说”认为地球有三种运动：一种是在地轴上的周日自转运动；一种是环绕太阳的周年运动；一种是用以解释二分岁差的地轴的回转运动。
（三）人们对天体的认识与地理学术语的创制和演变
以下仅以“自转、轨道”为例进行探讨。
1.自转
在《汉语大词典》中【自转】共有两个义项，一是自行转动，这是其具体意义；南朝《后汉书·张衡传》中已有记载“参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第二个义项为：天文学名词。凡行星绕着自己的轴心转动，谓之自转。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是23小时56分4秒；月亮自转一周的时间跟它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相同，都是27天7小时43分11.5秒。可惜的是，此义项《汉语大词典》并未举例。但笔者发现在《六合丛谈》连载的《地理》中“自转”一词共出现了28次。这绝非偶然。如：
行星离日远近不同，大小疏密，及自转之时亦不同。（1—3a—9）
地球每日自转，自西而东，面西而立，则左为南，又为北，自转所绕之线曰轴。（3—2a—1）
据查，狄考文Technical Terms（1904）：rotation 轮流 自转
在阅读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时，笔者偶然发现其中附的《晚清西方自然地理新词表》认为地理学术语“自转”首见于《六合丛谈》。这一说法是否可靠，值得探讨。
为考究中日词汇交流情况，我们又对《日本国语大辞典》进行了考查，《日本国语大辞典》中【自転】有两个义项：一是以轴为中心转。其最早用例为：松ケ岡本人天眼目抄（1471～73）上「生死事大无常迅速と大事は風車の自転して迅速なる処に有ぞ」。单单看这一义项，日语的“自转”大大晚于中国。这可能与明代以前，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强大影响力有关，在唐代曾出现日本对中国文化全盘接受的局面。第二个义项为：地理学术语、天体以其内部自転軸为中心进行回転运动。自転運動。公転。其最早用例为：遠西観象図説（1823）中「地球一自転する毎に 無度五十九分零八秒進む」。显而易见，这一用例早于《六合丛谈》的用例足足23年。难道地理学术语“自转”是源日词？有待考证。
我们通过查阅发现《近现代词源》收录该词，认为“自转”是指天体绕着自己的轴心转动。其举例为1853年12月《遐迩贯珍》第五号：“行星亦皆自转。”由此观之，“自转”为近代才出现的新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18世纪中期开始正式传入中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心说”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巩固，直到19世纪中叶，李善兰、王韬等天算家对地心说进行批驳，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哥白尼的理论，此后，“日心说”才得以广泛传播。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天体运行的认识，影响着人们对于“新词”的应用。
但据我们所知，中国古代也有“地动”的说法，如《庄子·天运篇》就明确主张地球在运动，到了秦代这方面的论述更多，如《仓颉篇》说“地日行一度”。《尚书纬·考灵曜》谈得更详细：“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比如人在大舟中，闭窗而坐，舟行而不觉也。”但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并没有明确提出地球及行星绕太阳运转的概念，
于是笔者对古代相关文献进行查阅，发现早在六朝《华阳国志》中已有关于天体“自转”的记载：“北斗七星与其他星群，则每昼夜对地面旋转一次（实即地球自转所见的天象），每月之同一时间，斗柄所指的方位又不相同。每一周年，斗柄回指一定方位（实即地球公转所产生的天象）。这里的“自转”一词，其义即为天体绕着自己的轴心转动。这样一来，此例就比邹振环的说法足足早了将近一千年；此时，相对安定的南朝是天学发展的重要时期，陈卓对前人成果进行汇总形成了统一的古代中国恒星系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伴随佛教而传入中国的异域天学，虽然主要是由西北通道进入中原，但在南朝也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另有北宋《朱子语类》：“今以天运言之，则一日自转一匝。然又有那大转底時候，须是大著心肠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盖天本是个大底物事，以偏滞求他不得。”宋代是中国天学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是多次进行的恒星观测和大型天学仪器的建造，如水运仪象台、大型浑仪六座、大型天体仪以及制动报时装置等。特别指出的是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留下许多与科学有关的记载而在现代享有盛名。这些例证不仅能证明地理学术语“自转”不是源日词，不是新词，也不是外来词，而是汉语原来就固有的词。
2.轨道
《日本国语大辞典》中“轨道”第一个义项即为：以一定的速度和方向运动的物体或粒子的道路。地理学术语，天体的运行径道。其用例为：“和英語林集成（再版）〔1872〕「Kido キダウ 軌道」”。
笔者发现在《六合丛谈》连载的《地理》中“轨道”一词共出现了21次。
惟返日之光，行自西而东，轨道椭圆，别有小行星绕之而行，轨道最椭。（1—3b—9）
月之绕地乎，轨道之大小，行度之迟速，亘古不变。（2—4a—7）
“‘轨道’早在17世纪以后耶稣会士们的著作（如《古今图书集成》、《历法典》、《新法历书》卷58）等书中就已出现，《地理全志》、《博物新编》（1855年）中也沿用了此术语。译词显得比较稳定，唯独伟烈亚力的《谈天》（1874）中称之为‘orbit道’。”
《英华萃林韵府》Part I（1872）orbit 週道 月轮天 星辰轨道
狄考文Technical Terms（1904） orbit 轨道
显然，日语中“轨道”相比于耶稣会士为时稍晚。那么，“轨道”当真是一个西学东渐带来的新词？笔者继续考证，《汉语大词典》中“轨道”的第六个义项为：天体在宇宙空间运行的路线。其用例为杨朔的《铁骑兵》（1943年）：“只好像一群脱离轨道的流星，离开大队，单独活动去了。”无论是与日本还是传教士相比，这都为时尚晚。这绝对不是最早用例。于是，笔者又对《近现代词源》进行了考查，发现“轨道”的第一个义项为：天体在宇宙中运行的路线，也叫轨迹。其用例为1855年6月《遐迩贯珍》第六号：“行星绕日轨道，微有椭圆之形。”以及1855年合信《博物新编》二集：“日轮常居中，地球与众行星环日而转，轨道各有远近，环日各有迟速。”这与“日心说”在19世纪中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恰好吻合。这样看来，就近现代的语料来讲，地理学术语“轨道”确实是一个由传教士在中国创制的新词，后传入日本。但中国古代已有地动的说法，笔者不得不把眼光再转向古代，早在北宋《皇朝文鉴》卷七十四：“即位以来，于兹十年，勤邦俭家，以修太平。日朝东宫，示天下孝，亲执笾豆，三见于郊。日星轨道，光明清润，河不怒溢，东南而流。四夷承命，欢和以宾，奔走万里。”就已提到“轨道”一词。这一“轨道”正是“天体在宇宙空间运行的路线”之意。这一用例直接把地理学术语“轨道”提前了将近500年。
其实，只要对“轨道”一词稍作考查，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用例已经很普遍了。如：
南宋《汉上易传》卷三：“而不乱各当其分而止矣文明以止则祸乱不生灾害不作故日月轨道五星顺序万物自遂天文人文其理一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此合乾坤刚柔艮。”
清《元氏长庆集》卷三十六中已有相关记载：“才猥當重任雖星辰軌道幸屬聖時而歲月環周實妨賢路未蒙罪退益自慙惶豈謂天?仍加渥澤特降推恩之命曲。”
其中清朝的例子为数最多，这与19世纪中期以后，“日心说”的广泛传播及人们对于天体理性认识的提高有着密切关系。
三
《六合丛谈》不仅在了解亚洲近代的历史进程方面是重要的资料，而且对于廓清19世纪西方文明的东传与容受，以及所给予东方的影响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有关《六合丛谈》的研究，也必将对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和人们对天体的认识史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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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荒川清秀.《六合丛谈》中的地理学术语[Z].《六合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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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伏古勒尔.天文学简史[M].李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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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3]黄河清.近现代词源[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洛阳 第3篇
在跨文化沟通中的语言文化冲突研究的相关先行研究中, 主要从中日文化冲突的原因、沟通策略及对策等几个方面, 进行的研究较多。跨文化沟通旨在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并运用正确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行交流, 而克服跨文化沟通中的重重困难达到顺利交流的目的, 并非易事。因此, 本研究力争对中日文化冲突的原因和对策进行重点分析。
二、中日跨文化沟通中语言文化冲突的原因探析
2.1 语用失误
中日跨文化语言文化冲突的原因,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语用失误”。语用失误是由Jenny Thomas提出的 , 珍妮·托玛斯 (Jenny Thomas) 于1983年在其“跨文化语用失误”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语用失误这一概念, “其定义为 :“不能理解话语的真正含义”。这为跨文化语用失误及其原因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语言学习中, 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 其语用含义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对语用失误的研究日益增多, 这对外语学习者减少语用失误, 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减少语言摩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2中日文化差异
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人的行为举止、语言选择的差异, 而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来源于文化的差异。
比如中国人在讲日语时, 常常套用汉语表达喜欢, 喜欢将第二人称“你”常常挂在嘴边, 而翻译为日语时, 则变成“あなた、君”等等。而日本人对“第二”人称“あなた、君”的使用则是有要求的, 并非在任意场合都可以用, 而中国学生常常会说出“先生, あなたのふるさとはどこですか。” (老师, 您家乡是哪儿?) , 这种类似的语用失误都是由于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套用汉语表达方式方法, 直接生硬的将汉语逐字译成日语而造成的。这种现象被称为语用负迁移, 而这种语用负迁移若发生在与不熟悉的日本人进行交流时, 则难免造成误解, 若发生在商务交往中, 甚至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三、中日跨文化沟通中语言文化冲突的对策
异文化交流中沟通策略 (CS) 的研究起于20世纪70年代, 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兴盛, 在CS研究初期, 主要对由于语言知识贫乏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所使用的语言交际策略十分关注, 并对CS的定义成为议论的中心, 从广义来看, CS的定义主要有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两个方面。心理语言学上的定义如下 :“在想表现某种内容时, 不知道必要的单词和语法, 当面临无法回答的问题时, 我们会在头脑中进行各种各样的思考, 这时在对问题处理的认知性的过程, 即为CS。”
而社会语言学方面的定义如下 :从社会语言学的立场来看, 会话的参与者处于言语知识和背景知识的空白区域, 为使交流能成立而使用的战略, 则被称为CS.CS是一种语言交流, 也是在谈话过程中所出现的。
中日跨文化沟通中, 要避免文化冲突, 首先要有正确科学的应对冲突的对策。第一则是要深刻理解对方的文化, 其次才能正确地运用所学的语言。要想理解对方的文化, 除了通过学习来了解对方的文化之外, 还要从心理上尊重对方国家的文化, 这样才能真正地达到平等、顺利的交流。任何心理上的认知障碍都会阻碍交流的顺利进行。尤其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 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往往会以一些错误观念和中国式思维与传统观念来思考, 那么此时其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有时则存在一定的偏差和误解。因此, 从社会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两个方面的对策则变得十分必要。即既要学会理性的认知和正确处理跨文化沟通中的矛盾, 又要采取科学的交流策略。
四、结论
综上所述, 要想减少中日跨文化沟通中的语言与文化冲突, 首先要了解对方文化, 理解对方文化, 尊重对方文化。其次, 避免汉语式思维与表达, 以减少语用失误, 以目的语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去思考, 则是对对方文化的极大尊重, 亦能顺利地进行跨文化沟通与交流。
摘要：由于中日文化背景的差异, 影响到中日跨文化的顺利沟通与交流。本论文对中日跨文化沟通中语言文化冲突的原因及其对策进行了分析, 发现语言文化冲突问题已经成为跨文化交流顺利进行的障碍。
关键词：跨文化,沟通,语言文化,冲突
参考文献
[1]鈴木孝夫.言葉と文化[M].东京:岩波書店, 1973.
[2]森田良行.誤用文の分析と研究——日本語学への提言[M].东京:明治書院, 1989.
论中日传统谚语中的女性文化观 第4篇
谚语是民间口头流传的固定的语句, 用简单通俗的话反映深刻的道理, 多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经验。我国的谚语源远流长, 根据《古谣谚·凡例》记载:“谣谚之兴, 其始止发乎语言, 未著于文字。”[1]说明谚语在文字产生之前早就已经存在了, 是在有了文字之后, 才被记录了下来。
中国与日本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的历史。两国在文化、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相近相连。日语中存在着数量众多的谚语, 其内容非常丰富, 涉及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日两国都属于“儒教文化圈”, 日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传入日本的儒教构成了大化改新以后贯穿日本律令的道德要素。在日本律令的法学说中, 有“妇人以夫为天”、“夫乃妻之天”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与中国儒教男尊女卑的思想一脉相承。[2]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在日本谚语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在中日历史发展过程中, 古代女性以其独特的性别角色,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持续不断地受到限制、约束, 经受过神权、皇权、夫权的种种压迫。在神权方面女人被视为“污秽之物”。如民间流传的谚语:“女人上船船就翻。”在皇权方面女人被视为“祸水”, 如“美色从来是祸胎”。在夫权方面女人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品”, 女性天生就应温柔, 女性的社会角色就是贤妻良母,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中日古代就有所谓的“男女有别”、“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因此, 通过对这些与女性有关的谚语的剖析,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日传统女性文化的特点。
2. 中日传统谚语中的女性文化观
2.1 中日传统女性形象之美观
美丽的女人是首诗, 也是一幅画, 是宇宙间灵秀之气的凝聚, 更是上帝的杰作。只要我们翻查古往今来的文献资料就不难发现, 人类对于美的追求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中国传统美女的标准是:饱满的瓜子脸, 眉毛细长如弯弯的新月, 四肢和手指纤巧, 皮肤细腻, 白里泛红。
汉谚中有不少谚语描写了女性的天生丽质和略加修饰后的脱俗之美: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燕赵妇人美如玉。”
“黑大的眼睛, 显出姑娘的俊美。”
“花为肠肚, 雪作肌肤。”
“少女要有百灵的歌声。”, 等等。
与汉语一样, 日语中也存在许多描写外貌美的谚语。日本传统美女的标准是:瓜子脸、白皮肤、泛着淡淡粉红的脸颊、高挺的鼻子, 娇小的嘴巴生动而富有活力, 两排整齐而洁白的皓齿时隐时现。从下列谚语中能得到体现:
“一瓜実に二丸顔。” (头等瓜子脸, 二等圆胖脸。) 即女性的脸型最好是瓜子脸, 中间高出, 略呈细长型, 其次是圆脸。
“米の飯と女は白いほどよい。” (女人皮肤越白越好。) 女人即使相貌有很多缺点, 如果皮肤白也可弥补这些缺点。类似的谚语有“色の白いは七難隠す” (一白遮百丑) 等。
在女性面部美的全部特征中, 眼睛最受重视。“女の目には鈴を張れ” (女人的眼睛装上铜铃) 。说的是女人的眼睛要像铃铛那样大才好。在日本的江户时代, 认为女人作为美人的标准就是大眼睛。也许因为“大眼睛”的日本女性太少, 所以日本对于女性的眼睛特别看重。
当然, 漂亮的脸蛋, 迷人的身材绝不是女人全部的美, 还应有女性的底蕴。所谓的底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要求女性必须有细腻的情感、温柔的言行, 这就是女性的内在美。如:
“功名出于闺阁。”
“家有贤妻, 男人不做横事。”
“与其择漂亮的脸, 不如择善良的心。”
“一个美丽的姑娘只能悦目, 一个高尚的姑娘能够贴心。”
“美名胜过美貌。”
日本人不但注重女性的外貌举止, 更注重的是女性的内涵。因为外在的美丽会像雨后的彩虹一样转瞬即逝。请看下列日谚:
“男は度胸女は愛嬌。” (男子要勇敢, 女子要温柔。)
“女は人間を左右にせよ” (女人对谁都应该和蔼。)
“見目より心。” (容貌美不如心灵美) , 与容貌漂亮相比, 心灵美更为可贵。
说明了女性的内在美较之外在美更胜一筹。
2.2 中日传统女性社会地位观
被人们普遍尊崇、认同的大教育家、思想家的孔子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近则不逊, 远则怨。”《论语·阳货》他首先把女子与小人并列在一起, 就是对妇女严重的歧视, 孔子的这句话, 千百年来被儒家奉为经典。孟子道:“女子之嫁也, 母命之, 往送之门, 戒之曰:往之汝家, 必敬必戒, 无违夫子。”儒家思想终于成为了“儒教”, 统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而“儒教”的两位教主“圣人”都这么看待女性, 使得几千年来女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男子中心成了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女子受到更多的压迫。她们不仅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而且她们的地位低下, 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主外, 女主内, 社会上没有她们的舞台, 外面是男人们的天地。中国鲜活的几千年的历史中, 男人命是个宝, 男人不管他多大的错都可以原谅, 女人犯一点小错就会送命, 相差极其悬殊。就算是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帝也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传统观念认为天下应该是男人的。中日两国, 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偏见是长期存在的, 长久以来, 女性在社会所处的不平等的卑下地位, 造成了语言上对女性的歧视。在中日谚语里反映传统社会里男女不平等, 女子社会地位低下现象很多, 我们先看汉谚:
“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 任我骑来任我打。”
“女人头发长, 见识短。”
“臣为君死, 妻为夫亡。”
“贤妻唤回迷路郎。”
“尽孝兼慈, 不特助夫还旺子。”
“妇人声满四邻, 不恶也是神。
再看看日语部分。
日语中, 丈夫通常将自己的妻子叫做“愚妇”、“家内”、“拙荆”“女房”等。相反, 妻子却称呼丈夫为“主人”, 男尊女卑由此可见一斑。“家内”、“女房”显然是限定了女人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家里, “愚妇”、“拙荆”则说明了女人经济地位的低下。
我们考察以下日语中的诸多谚语, 就可发现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中, 男性处于主导地位, 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如:
“夫に付くが女の道。” (女子从夫是正道。)
“女子は五障三従あり。” (女子有三从四德。)
“女に七去あり。” (妇有七去, 指丈夫休妻的7种理由, 如“淫去”“妒去”等。)
“鬼と女は人に見えぬが良き。” (女人和魔鬼还是待在家里不见人好。)
“女子の横座は百になってもない。” (女子百岁不能坐上座。)
2.3 中日传统女性婚姻嫁娶观
婚姻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中国传统婚姻是以两性相爱而结合的, 女人没有选择对象的自主权。“三从”是封建社会女子必须遵循的社会道德规范之一。“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当时社会女性婚姻观的真实写照。这方面的谚语有:
“全凭父母一句话, 屎壳郎、癞蛤蟆也得嫁。”
“鲜花插在牛粪上, 巧妻常伴拙夫眠。”
“嫁出门的女, 泼出门的水。”
“不打老婆非好汉。”
“挨打受骂休烦恼, 受些气儿灾祸少。”
“三年不知公婆意, 十年摸不着丈夫心。”
传统文化把情爱、性爱视为恶的人性, 中国古代的婚恋史, 实际上就是男人不断出去风流快活, 统治阶级通过三妻六妾满足自己的性爱欲望, 普通人无妾无妓, 其性爱表现往往采取犯禁方式——偷情。女人以色事夫, 一旦人老珠黄, 则“门庭冷落马鞍稀”, 便遭冷落遗弃。谚语中有许多血泪控诉:
“妻不如妾, 妾不如婢。”
“婢不如妓, 妓不如偷。”
“自古红颜多薄命, 人老珠黄不值钱。”
“红颜多薄命, 知心不遇。”
“落花有意随流水, 流水无情恋落花。”
旧时的日本妇女留给世人的印象是忍辱负重, 毕恭毕敬的贤妻良母形象。传统的婚姻认为: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在婚姻生活中妻子依附丈夫生存, 而且, 妻子应当像家奴一样忠贞地服侍丈夫, 顺从丈夫。婚后的家庭模式是“男主外, 女主内”。这和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夫为妻纲”一脉相承。请看日谚例子:
“一女両家の茶を喫せず。” (忠臣不事二主, 好女不嫁二夫。)
“男は松、女は藤。” (男人是松, 女人是藤。)
“妻は夫の譜代の臣。” (妻子是丈夫永世的臣民。)
“亭主の好きな赤烏帽子。” (丈夫放屁也说香。)
“主人と病気は勝てぬ。” (夫命不可违。)
尽管女性处于从属地位, 得不到公正待遇, 甚至遭到鄙视。但是一个忠诚、贤惠和能干的女人, 能使丈夫事业有成, 儿女健康成长;而一个“坏女人”或不称职的妻子, 会不经意地毀了丈夫的事业甚至江山社稷, 毀了子女的前途, 毀了家庭的平安与幸福。因此, 要结婚成家, 选择一个贤惠善良的女性做妻子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古谚语中有不少描述女性职责的:
“妻贤夫祸少。”
“男立外, 女立内。”
“姑娘讲绣花, 秀才讲文章, 农民讲种地, 渔民讲海洋。”
“男勤耕, 女勤织, 丰衣又足食。”
“女人爱针线, 男人爱镢头。”
“好小子进了书房, 好闺女进了绣房。”
日语也毫不逊色, 比如:
“家に無くてならぬものは上がり框と女房。” (无妻不成家。)
“女房は家の大黒柱。” (老婆是家里的顶梁柱。)
“女と俎板は無ければかなわぬ。” (家无女人不行。)
“男は妻から。” (妻贤夫达, 妻愚夫穷。)
“悪妻を持った男はこの世ながらの地獄。” (娶了坏老婆, 如同下地狱。)
“悪妻は一生の不作。” (娶了坏老婆, 倒霉一辈子。)
“鍋釜売っても良い格もらえ。” (砸锅卖铁娶贤妻。)
以上谚语说明了在家庭生活方面女性的重要价值和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2.4 中日传统女性被视为“红颜祸水”观
杜甫的诗《暮秋忆枉裴道州手札》:“忆子初尉永嘉去, 红颜白面花映肉。”其中的“红颜”二字都是指美丽女子的容颜, 后来逐渐演变成美丽女子之代称。《辞海》里给“祸水”下的定义是“祸人败事的女子”。“红颜祸水”是自古就有的一种说法, 大致是指美女会耽误国家大事的意思。
在旧中国, 女人就像男人的一件衣服, 想穿就穿, 想丢就丢。同样, 也像一件风屏, 专为男人遮掩住他们的缺陷。又像一只替罪羊, 男人所有的过错都由女人一并承担。传统的中日两国社会都认为女性是罪恶的化身, 成为社会所责骂、唾弃的对象。因此, 中日谚语中有很多谚语把女人描绘成一个难以相处、危险、惹是生非的幕后祸首或罪魁祸首。
“美色从来是祸胎。”
“女人上屋屋要塌, 女人下船船要翻。”
“女人当家, 房倒屋塌。”
“天下最毒妇人心。”
“养男不养女, 养女要受苦。”
“养儿防老, 养女赔钱。”
“郎才女貌, 癞汉配丑妻。”
请看日语部分:
“女の笑窪には城を傾く。” (女人的笑涡可倾城。)
“女は乱の基。” (女人是动乱之源。)
“女の情けに蛇が住む。” (最毒莫过妇人心。)
“大蛇を見るとも女を見るな。” (宁见大蛇勿见女子。)
“酒と女は敵なり。” (酒与女子是大敌。)
以上谚语深刻地揭露了过去的女子地位低下, 深受歧视的社会现象。
3. 中日传统女性谚语男尊女卑的形成原因
原因一:从历史根源看, 男尊女卑最初是由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农业与畜牧业的作用日益重要, 并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来源, 强而重的体力劳动逐渐转移到男子身上, 于是体力较强的男子便在经济生活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 以男子为核心的大家族家长制便应运而生, 男性家长与丈夫居于统治地位的父系氏族公社也逐步形成。男女地位的转变, 导致了婚姻形式的变化, 从“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的记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女人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女性的权利、尊严、人格逐渐被抹杀, 最终成为男性社会的附庸和工具。
原因二:从文化方面看, 历史上儒学曾经跨山、渡海、南下, 流传到朝鲜半岛、南亚次大陆乃至南洋群岛一带, 东亚各国在古代都崇尚过儒学, 儒学作为各国共同的文化传统曾经以各种不同的渠道普遍地影响到东亚、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结构、教育制度、家庭组织等, 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思想为特征的“儒教文化圈”。儒教思想统治中国两千五百年, 日本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孔子所提倡的男尊女卑思想在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乃至东南亚各国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谚语“女に七去あり。” (女子七去) 认为女子结婚后, 若有不顺从父母、不育、多嘴多舌、偷窃、淫乱、嫉妒、不治之病等七种情况, 就应该被丈夫休掉。这一做法甚至成为古代日本的律令, 而得以在日本社会中宣扬儒家的妇道精神, 进一步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言行。[3]
4. 结语
谚语是文化观念的产物, 反映了人类文化、生活习俗, 而人类文化中包含女性的文化。在众多谚语中, 有相当一部分都与女性有关, 因此中日谚语中也就自然而然有了有关女性的一部分。男人和女人构成了这个世界, 但是千百年来这个世界的主宰一直是男人。中日两国传统家庭都是实行家长制、大家族制的。在家庭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家长为主, 夫妻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社会对夫妻角色所确立的规范以“三从四德”为核心。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日两国出现了有关反映传统女性观念中所包含的蔑视贬低等思想观念的谚语极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七去之恶”、“女子无才便是德”, 等等。这是中日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我们要冷静分析, 有许多精华的地方值得发扬, 比如“家有贤妻, 男人不做横事”、“与其择漂亮的脸, 不如择善良的心”、“見目より心” (容貌美不如心灵美) 。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 谚语中体现出了人们新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在我国, 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反映此种变化的谚语诸如“ (婚姻) 爹娘做主, 一辈子受苦”、“强扭的瓜不甜, 包办的婚姻不美满”、“时代不同了, 男女都一样”, 等等。当今日本社会传统的婚姻观也在弱化, 结婚观的多样化呈现发展趋势。日本年轻女性在择偶时虽不能完全摆脱现实、功利的影响, 但追求个人幸福, 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仍然是大多数日本女性的婚姻模式。情感的需求和满足成为日本年轻女性的主要结婚动机, “男は度胸、女は愛嬌” (男子要有胆量, 女子要有魅力) 。语言是有时代感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 旧的被淘汰、新的会出现, 因此新的女性形象必将用新的谚语来描述。
摘要：谚语是民间口头流传的固定的语句, 用简单通俗的话来反映深刻的道理。文章从谚语入手, 分析了中日两国传统的女性文化观:追求外在美与内在美统一的审美观念;三从四德的婚姻家庭观念等, 总的特点是男尊女卑。进而分析了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通过对中日女性传统谚语的比较, 能更清楚地了解中日女性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两国女性的社会地位, 有利于“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关键词：中日传统谚语,女性文化,儒家思想
参考文献
[1]杜文澜.古谣谚[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58:6.
[2]杜芳琴.女性观念的衍变[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133-136.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洛阳 第5篇
一、“忠”、“孝”在中国
“孝”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价值理论中有基础和核心的重要地位, 虽然在儒学价值体系中居首位的是“仁”, “仁者, 人也, 亲亲为大”。但是, “仁”是以“孝”为基础的, 是从宗法血缘关系的亲亲情谊出发来谈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例如:孔子说:“弟子入则孝, 出则第,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孟子认为:“仁之实, 事亲是也。”《孝经》曰:“五刑之属三千, 而罪莫大于不孝。”“教, 德之本也。”“孝, 民之本也。”可见, “孝”和“仁”的关系不是孰轻孰重, 而是根系相同。“孝”是“仁”最根本的方面及核心的内容。《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指出:“夫孝, 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世之纪也。”而后, 汉代明确宣布以孝治天下, 所谓道有百行, 以孝为先。于是“孝”成为国家生活中的根本。
“忠”也是一直被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伦理观念, 但一直没有绝对化。孔子主张的“臣事君以忠”是有前提的, 即“君使臣以礼”。中国向来的“民以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价值取向也充分表现出“忠”不是最根本的道德标准。而且中国人也反对“愚忠”, 主张忠臣直谏, 辅正君王, 而不是唯命是从。因而当“忠”、“孝”不可两全时, 中国人往往舍“忠”而选“孝”。中国有“杀子全义”之例, 却从未有过“杀父全忠”之例。李密书《陈情表》, 包拯中进士却不仕而归家养母, 都是历史上“孝”的美谈, “忠”在这里就不足为道了。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 “忠”和“孝”的天平两边, “孝”的分量更重。“孝”往往是“忠”的前提。《孝经》中“君子之事亲, 故忠可移于君”, 汉朝时举孝廉的选管制度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忠”则是“孝”的一个衍生体, 把对长辈的“孝”心移植到君主和统治阶级身上, 便成了“忠”心。
二、“忠”、“孝”在日本
“忠”、“孝”这两个儒家传统观念对于日本人来说, 都是从中国引进的“舶来品”。而“忠”、“孝”的地位之差在两国却大相径庭。
在中国历史即将进入唐王朝之时, 日本圣德太子将“忠”明确定为绝对的伦理道德原则, 记载入《十七条宪法》中。该《宪法》强调了臣子对君王的绝对服从关系:天皇是独一无二的最高首领, 所有臣民都要忠于天皇和服从天皇。这种“皇命绝对”的思想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 掌握兵权的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大将军执掌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 但他们并没有推翻天皇并取而代之, “忠”的思想在这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不断地“改朝换代”、“胜者为王”。美军占领日本后大大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宪法》中规定:“天皇是日本国民整体形象的象征。”二战中, 如果没有人民对“天皇”的一项热情, 那么法西斯找什么借口去引诱日本人上战场做杀人机器呢?
“孝”虽然在日本文化中也有重要地位, 但它作为“舶来品”的痕迹更加明显。在引入中国儒家的“孝”之前, 日本人没有“孝”的观念。日本早期的神话故事中日本国土和诸神的主神居然是一个不从父命、胡作非为之人。而且, 日本的“养子制度”和歌舞伎、花道等艺术世家可由得意弟子继承艺名或家系的传统做法也与中国儒家所谓的“异性不养”的养子制度和做法相违背。日本法律直至1973年还保留对杀害亲属的处罚重于其他杀人事件的规定, 这正说明, “孝”在日本是靠法律来维持的, 也不像在中国已成为人心中的价值标准。
总之, “忠”在日本的地位要高于“孝”的地位, 这种“忠”是对日本最高统治者的绝对忠诚, 已经被绝对化。而“孝”并没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三、产生这种文化变异的原因
文化分为外围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几个层次, 其中精神文化对于各个民族、国家来说, 往往是最根深蒂固的。因而, 当儒家这种传统精神文化传入日本之后, 很明显不可能完全取代日本原有的精神文化, 要受到日本人文条件和原有精神文化的改造, 以适应日本人的自身特点。
中国的“孝”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血亲关系和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价值意识之上的, 就是在现今社会, 虽然西方文化不断侵入改造着人们的思想, 但是这种亲子关系仍然没有松散。“亲族企业”、“裙带关系”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普遍存在。而在日本人“家”的观念中, 与中国重视儿孙满堂和血统延续的家族观念相比, 更重视家业的兴隆和家系的延续。这是由于其国教神道教的“氏神”信仰是以地缘为纽带的。在这种重视家业和家系高于重视血统的价值取向作用下, 不可能生成“血缘道德至上”的伦理价值体系。所以“孝”道在传入日本后, 虽然受到统治阶级的倡导, 但并未像在中国一样成为人民整个伦理道德标准的基础和核心。也就是说“孝”作为儒家文化中的一方面, 并没有在日本被发扬光大。
中国儒家提倡“仁”, “仁者爱人”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同时也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孟子提出“仁政”, 主张政治上以德服人:“以力服人,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董仲舒也提倡“王天下”而非“霸天下”。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人本位的思想, 并且排斥法律手段, 在这种情形下, 统治者的最高地位的绝对性实际上是打了折扣的。因为“仁”的思想是相互的, 要求人民服从帝王, 同时也要求帝王体恤人民;如果帝王不恤百姓, 百姓自然就可以推翻它。因而中国历史上, 政权不断交替, “忠君”的概念也在混战中模糊。尤其在五代十国之类的历史条件下, 三日易君、五日易王之事多得很, 忠于哪个君王才叫忠呢?因此“忠”君只作为“孝”的产品。君可易, 父不可易。那么, 统治者只能唤起孝父的精神, 进而提出“子万民”的说法, 才能使人民忠于自己。而在日本, “忠”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以天皇崇拜为核心的神道信仰和“主恩从报”意识基础上的, 效忠的对象是非血缘关系的天皇和自己从属的主君。在中国, “神权”和“君权”一直没有完美融合, 但在日本, 神权和君权得到了极大的统一。这样, 对君权的遵从也就等于对神权的尊崇。抗君, 也就等于逆神, 对百姓有极大的震慑力。由于日本国土的狭小, 人们生活环境较恶劣, 因而日本的家族并不完全借血缘关系来延续生存, 而是互相服从。而为了团结一致, 这种对非亲族关系的人的服务成为为天皇服务的基础。
四、结语
儒家传统文化是中国古老中原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文化体系, 具有这块广阔的温带土地和中国人种特性赋予它的特质。这些特质在儒家文化传入日本后并不适应狭小的海岛文化和日本人种文化, 因而必然会产生变异, 这是辩证法的要求, 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的传播与物质的运输是两回事, 因而我们在看待中国文化输出时, 不能期望对方全然接受, 而我们自己在输入外来文化时, 也不可以全盘接收。
摘要：许多人认为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度, 但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传入日本之后, 并没有被日本人全盘接受, 而是受到日本的社会和人文条件的影响, 产生了很大的变异。本文通过中日儒学传统文化中“忠”、“孝”地位的对比分析, 阐释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
关键词：中国,日本,儒学文化,文化变异
参考文献
[1]范作申.日本传统文化[M].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2.
[2]吴廷.日本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洛阳 第6篇
在日本, 见面的一般礼节是相互鞠躬, 在日常寒暄中, 日本人经常使用点头、鞠躬等顾及自己和对方距离的“非接触行为”, 而握手则仅限于特定的场合, 这取决于会面的性质, 而且, 在日本, 一般情况下, 如果女性不主动与对方握手的话, 对方最好不要与女性行握手的礼节, 否则会被认为是失礼的行为。另外, 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或挂电话的时候, 日本人常常对着听筒鞠躬, 因此有人把日本称作是“爱鞠躬的民族”, 因为鞠躬可以与他人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 从而避免与之产生身体上的接触。而中国人在见到老朋友或与人初次见面时, 常用的礼节形式是握手这一“接触行为”, 这也是大多数国家常用的一种礼节形式。甚至用手拍、敲对方的肩部、手臂的动作来表示与对方的亲密关系。而这种拍、敲的动作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更没有在公众场合下“接吻”“拥抱”的习惯。而在我国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孩子挽着父母的手臂或女性朋友之间互相牵着手逛街的情景, 它可以说是一种骨肉亲情和友谊的象征。而在日本却是被看成没教养甚至是同性恋。另外, 两国人对“接触行为”的反应也不同, 在见面过程中, 如果发生了“无意识的接触行为”, 中国人会表现得很平静, 而日本人则会马上说“对不起”, 来向对方表示歉意, 这也是日本人不喜欢“接触行为”的很好的例证。
在交际中, 手是活动范围最广、活动幅度最大的身体部位, 是非语言交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中日手势的差别, 尽量避免使用让人费解和产生误解的手势。比如数字一到十的手势,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手势, 但含义却有不同, 一到五的手势表达与中国基本相同, 但是日本从六到十的手势用一只手就无法表达了, 通常是用两只手一起来完成的。如果不了解这些, 用中国的手势向日本人表达数字, 对方就不会理解, 甚至会产生误解。如六的手势在日本是打电话的意思, 八的手势是打枪的意思, 九的手势是小偷、扒手的意思;手向上, 大拇指和食指做成“O”型手势, 在中国表示“OK”或“0”的意思, 而在日本却可以代表“钱”的意思;竖起大拇指, 在中国表示赞扬他人之意, 而在日本则表示“父亲”、“丈夫”或“男性”的意思;竖起小拇指, 在中国表示瞧不起他人、蔑视对方的意思, 而在日本则表示“女性”、“女朋友”、“情人”的意思;食指伸直, 将其在头一侧的太阳穴处划圈儿的手势, 汉语表示“动动脑子想一想”, 而在日本则表示精神上有毛病、发疯的意思。另外, 在交际中也有其固定的手势, 比如五指并拢, 小拇指侧朝下, 形成“刀“状, 做劈砍动作, 是表示接受别人馈赠时的感谢;某人在生气时, 会将双手放到鬓角两侧并竖起食指来表示;招呼别人时, 会将手掌朝下从前方朝自己一方来回摆动几次;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则表示“我”的意思;用右拳贴近左手掌, 不断地旋转作出“研磨“东西的动作, 表示“阿谀奉承”“拍马屁”“谋私利”的意思;紧握拳头表示愤怒或下决心;用两手食指相互拍打表示“吵架”的意思;将手握拳并将其放到鼻子上, 表示傲慢、自负、轻视别人的意思等。此外, 敲食指这个动作, 我们通常用在饭店服务员为客人倒酒的时候, 客人向服务员表示感谢的意思, 而在日本人看来很不可思议, 因为在日本, 与他人的关系出现了紧张的局面, 越说可能情况会越恶化, 甚至可能会吵起来的时候, 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迷茫迷惑的时候, 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使用这一动作。因此, 如果过于频繁地使用, 不仅会使得与他人的关系恶化, 还可能会被误会成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人, 没有自信的人”, 所以使用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
眼睛对于日本人来说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部位。正如日语中有「目上」和「目下」这对词语一样, 在日本, 如果以目光注视比自己地位高或年长的人则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因此, 日本人会本能地避免一直注视对方。通常日本人在面对面交谈时, 往往是默默地低着头或者视线游移不定、漠然注视前方。比如在开会的时候, 日本人常常会抱着胳膊或低着头或闭着眼睛, 这并不表示日本人对会议内容不感兴趣或不同意对方的见解, 而是表示他在认真听取对方的谈话。还比如在日本的电影或电视剧中, 我们很少会看到两个人面对面对视交谈, 或坐着边看风景边吃饭交谈。总之, 日本民族是一个对他人眼神非常敏感的民族, 他们认为对视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因此对采取回避视线的行为方式, 可以说它与语言上的委婉表达风格是一致的。
日本人将抑制情感的流露看做是一种传统美德, 所以他们面部表情的表露比起西方人就显得平淡、含蓄了很多。他们往往用保持表面的平静来掩饰内心的不平静, 很少将否定的表情示于他人, 或是用微笑来掩盖情感的流露。日本人的微笑如同行礼一样从小就受到教育, 无论多么不愉快的场合都要尽量表现出最和蔼可亲的笑脸。所以有很多人“永远不能理解的就是日本人的微笑”。无论内心多么不平静, 脸上都要表现出笑容, 这被日本人认为是一种社交的行为规则和义务。相反, 日本人厌恶的情感表露也不很明显, 甚至可以说非常克制。抑制厌恶的情感表露是为了维持个人的体面, 这种体面的维持已经成为一种规则, 渗透入日本人的语言和行为中。由于日本人的愤怒、不满、悲痛、恐怖的情感表现过于抑制, 所以通常个人情感很难被人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掩藏真实情感的倾向, 源于日本传统的“和”的精神。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岛国, 国民内部的联系比较紧密, 他们总是尽量避免与同伴之间的摩擦, 在情感的表露上采取克制的方式。
在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中, 一般比较注重语言方面的基本功, 而非语言交际方面的知识讲授不够, 所以学生进入社会后, 尤其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中, 面临具体文化差异往往不知所措。这些文化差异其实就是“时间”、“空间”、“沟通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更是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跨文化交际之所以产生误解或走向歧义, 主要还是主观地认为对方和自己是按照同样感觉生存的, 就会按照自己的民族文化作出一些行为或姿势, 结果招致意想不到的失败。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应有相应的非语言交际行为的配合, 否则就难以达到有效的交际交流目的。要全面理解非语言交际行为在交际交流中的意义和功能, 也必须结合言语行为, 否则就是不太科学的。因此,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除了注重培养学生准确运用言语交际手段能力的同时, 还应注重对非语言交际手段应用能力的培养。重视语言交际规则和非语言交际规则的教学平衡, 注意适时传授非语言交际的文化知识。在教学中将非语言交际行为纳入教学内容, 向学生灌输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可将中日语言交际行为的不同作为话题, 让学生去搜集有关的信息, 并在课堂上进行讨论, 然后进行总结和归纳。
我们可以看出, 非语言交际通常与语言交际是结合进行的, 在不同的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 非语言交际大致上起到补充、否定、重复、调节、替代或强调的作用。一般来说, 在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传达的交际信息发生矛盾冲突时, 交际的人们更趋向于相信非语言交际。因此, 非语言的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核心应该是通过学习让学生有目的地了解中日文化的差异, 了解非语言行为的文化特征, 结合语言的学习, 努力排除文化模式化和文化偏见对交际的影响, 正确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人际关系, 建立良好的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跨文化交际策略。而在国际交流中那种认为“只要语言学好了, 其余的都可以按常识顺利地发展”的观点是很危险的。因为人类除了使用有声语言和文字之外, 还广泛地使用着“非语言”这种无声的语言进行交流, 而且这种语言在交际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如果不能够正确地理解它, 就可能产生误会, 从而影响交际活动的正常进行。另外, 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思维方式、风俗习惯, 因此用自己的观点考虑别国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应该客观地审视其行动, 即非语言行为。尤其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 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 由非语言行为的误解引起的摩擦, 甚至比语言误解引起的摩擦更为引人注目。因此, 除了重视语言教学的同时, 更要认识到这种语言之外的、无声的语言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这也是今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项新课题。
摘要：人们进行交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语言交际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交际方式, 但它始终伴随着表情、手势、姿态等各种非语言交际方式。非语言交际方式与语言交际一样, 与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我们往往注重的是语言文化的教学, 而忽略了非语言文化的教学, 这不但使语言不能真正服务于交际, 甚至有时成为交际的障碍。尽管日本和中国在文字、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相似相通之处, 但在非语言交际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甚至完全不同。因此, 要想让学生真正掌握汉语, 不仅要注重语言方面教学, 更要注重非语言交际方面的教学, 这样才能使复杂的跨文化交际变得得心应手。
关键词：非语言交际,手势表情,交际作用
参考文献
[1]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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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洛阳 第7篇
日本动漫产业中的民族文化表达
日本人的性格具有天生的“矛盾”性,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 就以“菊”和“刀”这两个意义截然相反的字来描述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1]
岛国的地理特性使得日本这个民族既有着东方的儒雅含蓄, 又兼具西方的开放自由, 这些民族性格同样反映在他们的动漫作品中。
武士道精神。日本民族尊崇武士道精神, 那种为天皇浴血奋战的精神正是武士道精神的精要所在。在经典的日本动漫《圣斗士星矢》中, 虽然故事取自希腊神话, 但是剧中那些为保卫雅典娜而战的斗士们, 分明就是日本武士的翻版, 虽然他们穿着铠甲、手持圣器, 骨子里透出的却是彻头彻尾的武士道精神。再如连载动漫《火影忍者》, 每一个忍者都为了心中要守护的或者梦想或者是人耗尽全部, 战斗到最后, 处处体现着尽忠尽职、英勇无畏的武士道精神。
团队精神。不同于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 日本动漫作品中十分重视团队协作精神。几乎在每一部日本动漫中, 主角都有一支与他配合默契的团队, 这些团队成员在陪衬主角的同时又极具个性, 有着完整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比如《灌篮高手》中的湘北篮球队, 漫画主角毫无争议地是樱木花道, 但是作为首要配角的流川枫、赤木刚宪、三井寿、宫城良田、木幕、赤木晴子, 樱木军团, 这些人物组成了樱木花道的两个团队:篮球队友和友谊军团。再如《美少女战士》中的水兵服战士们, 《七龙珠》中的枯林、龟仙人、琪琪等。日本动漫将团队精神、协作精神渗透到作品中, 渗透到广大青少年的内心。所以说, 好的动漫作品既能满足儿童的娱乐需求, 同时又蕴含着深刻的生活智慧与人生哲理, 老少皆宜。
传统民俗文化。在日本动漫中几乎都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浪漫的樱花道、纷飞的樱花瓣, 以及树下结伴而来的人群, 无论男女都身着传统服饰——和服, 在铺着整洁布单的草坪上席地而坐, 欢声笑语, 分享着各自带来的便当。动漫的表现手法使得日本这些民族特色更为鲜明。漂亮的和服、精美的便当、诗情画意的樱花林、与高楼大厦相映成辉的小庙宇、飘扬在空中的鱼形旗、整齐的梯田等, 日本漫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展现着本民族最美的一面, 处处传递着鲜明的日本文化特色。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相信看过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代表作——《龙猫》的人, 都不会忘记龙猫带着两个小女孩儿飞跃农田、飞跃村庄的场景, 也不会忘记那辆龙猫车, 这些画面如同儿时梦境中出现过的, 似曾相识、美轮美奂。日本漫画家很擅长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 发挥想象力, 通过专业的绘画技巧和精准的色彩把握, 将动漫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 同时叙述了一个完整而节奏紧凑的故事。日本民族有着极大的包容性, 这种包容性很好地保护了日本民族的创造力。在日本有一个柯南小镇, 位于日本鸟取县, 富有浪漫情怀的村民将这里命名为柯南镇, 因为这里是柯南的创作者青山刚昌的故乡, 甚至当地政府颁发的户口簿、居民卡等各种证明都印有柯南的形象。日本民族的这种创造力不是为了某种经济利益, 而是以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兴趣为内在驱动力, 这才是创造力与财富源源不断的原动力。
以上列举的只是日本动漫中表现最集中、最突出的一些文化内核和民族精神, 日本动漫之所以如此成功, 除却一些技术层面、后期制作层面的包装技术外,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动漫有着如同其民族一般的性格与特色, 传统的民族文化正是日本动漫的灵魂所在, 这也是日本动漫区别于欧美动漫的特质所在。我国动漫产业在发展过程中, 也应将动漫产业同民族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相联系, 在传统文化中找寻根基、找寻文化支撑。
虽然中国动漫产业现在在世界动漫产业领域处于低迷、缓慢发展状态, 20世纪中期的中国动漫却曾在世界动漫史上惊鸿一现, 60年代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 80年代的《哪吒闹海》、《山水情》都曾震惊世界, 我们陶醉在过去的辉煌的同时, 也能看出, 这些成功的案例都在指明一条中国动漫产业的复兴之路, 那就是回归民族文化。
中国动漫产业中的民族文化表达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 经过历史的淘洗沉淀下来的精神文化宝贵而丰厚, 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自强不息、兼容并包、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重德精神、自强精神、宽容精神、爱国精神等等,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岱年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指的是“具有广泛影响的, 感染熏陶了大多数人民, 为他们所认同所接受, 成为他们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具有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的思想观念或文化传统。[1]张教授曾在《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期中撰文指出, “指导中国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主要有四点, 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2], 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中, 张岱年教授又将这四点重新归纳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 认为这四点“就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3]
回顾中国动漫辉煌时期的作品, 我们都能够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中华民族的精神。如《大闹天宫》, 反映的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尖锐冲突与斗争, 片中表现了猴王机智勇敢的无畏精神与斗争性格, 勾画出了一个飞扬跋扈、专横残暴和昏庸无能的统治阶级, 全片洋溢着一种浩然正气, 在这样的精神支撑下、在老一辈画家敬业精神的支撑下, 才有了这样一部经典之作。
中国动画对世界动画最具影响的是水墨动画, 开世界动漫先河, 水墨动画更被当作中国动画的标志。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是《小蝌蚪找妈妈》, 法国《世界报》评论这部影片时赞扬说:“中国水墨画, 画的景色柔和, 笔调细致, 以及表现忧虑、犹豫和快乐的动作, 使这部影片产生了魅力和诗意。”片中的形象取材于齐白石的原画, 淡雅的荷塘景色、悠扬的古琴与琵琶声, 透出浓浓的中国风, 展现出一幅和谐唯美的画卷, 体现的是“天人合一”、“豁达乐观”、“贵和尚中”等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和世界观。同一时代拍摄的《牧笛》, 水牛形象出自李可染大师之手, 一位日本动画人士观看后在留言簿上写道:“当听到水墨画能动起来, 简直不敢相信, 可是, 看了以后, 真是大吃一惊。”水墨动画很好地展现出中华民族博大、宁静致远的性格与古老的中国哲学思想。
进入新世纪后, 中国动漫产业长时间将动漫定位于低龄儿童, 制作的动画多为满足低龄儿童的视觉需要, 由于对象定位的低龄化, 制作水准与制作要求也就偏低, 作品毫无思想性, 这是造成我国动漫产业长期低迷不振的根本原因。在欧美、日韩动漫产业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后, 中国动漫产业也开始进行反思, 最近几年制作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动画就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益, 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出现一缕耀眼的曙光。
《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成功, 除了可爱的人物造型与生动活泼的对话外, 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有传统文化的支撑。羊族的团结一致、乐观豁达、机智勇敢、尊老爱幼等精神正是我们古老而传统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而片中灰太狼的形象更是颠覆了传统意识里凶残、阴险的狼的形象, 而变身为怕老婆、顾家、坚持不懈地为了家庭克服种种困难去抓羊的新好男人形象, 这部动漫作品火爆蹿红后, 有一首据此创作的《嫁人就嫁灰太狼》的歌曲也蹿红网络, 灰太狼的那一句“我还会回来的”更是成为年度流行语之一。
文化有着共享性, 世界各国都可以拿来使用, 美国动画《花木兰》、《功夫熊猫》的成功既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这两部看似中国风的电影当中, 虽然片中大量运用了中国元素——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功夫、中国风的建筑、中国的饮食、中国特有的动物等, 在这些标志性的中国符号背后灌输的却是美国精神——美国的英雄主义、乐观精神, 美国女性的独立意识。当这两部影片在中国上映并取得高票房纪录时, 我们悲哀地发现, 我国动漫产业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以及自身创新能力是如此低下。
当看到我国的少年儿童喝着可乐、吃着肯德基, 看着日本动漫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警觉起来, 动漫产业对于青少年儿童的成长有着重要作用, 会影响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 我们应该将动漫作为一个良好的传播载体, 赋予其深刻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内涵, 提高动漫作品的制作水准, 让青少年儿童在观看动漫的同时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寓教于乐, 偱循善诱。
中国动漫产业有着捍卫民族文化、启迪下一代的责任, 更是捍卫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武术文化和宗教文化, 这些都是动漫创作的宝贵资源。作家丁正耕在其《第四次浪潮》中为艺术信仰的召回摇旗呐喊, 动漫产业也面临着同样的信仰缺失问题, 动漫作品的创作要同民族文化表达联系起来, 既要有光鲜的外表, 更要有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完整人格, 这样才能在世界动漫产业中站稳脚跟, 迎接挑战。
参考文献
[1]杨阳.试论中国动漫的传统文化表达与发展[D].硕士学位论文, 2009:39.[1]杨阳.试论中国动漫的传统文化表达与发展[D].硕士学位论文, 2009:39.
[2]张岱年.张岱年论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233.[2]张岱年.张岱年论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233.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洛阳 第8篇
关键词：地域文化,城市公共艺术,洛阳
文化体现着一个城市的灵魂与内涵, 是一个城市气质的象征。城市公共艺术作为展现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往往体现着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审美情趣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但由于经济、交通的迅速发展,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减, 城市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城市地域特色逐渐消失, 城市的地域文化研究迫在眉睫。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都洛阳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 在公共艺术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内涵, 既是对洛阳地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也能产生审美认知和文脉认知上的共鸣, 有利于洛阳公共艺术地域特色的塑造, 更好地打造洛阳的城市形象。
一、城市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
(一) 城市公共艺术
具有公共性的为公众服务的艺术形态都可以称为公共艺术。它涉及范围广泛, 从形式上说, 它有雕塑、摄影、环境艺术、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形式, 体现了公共空间中艺术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二)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专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 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它是特定区域的生态、传统、民俗、习惯等文明表现, 它的形成需要漫长的过程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但在一定的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例如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流域形成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这对提升洛阳城市魅力, 建立洛阳城市品牌, 树立洛阳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二、地域文化在城市公共艺术建设中的重要性
地域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底蕴和灵魂, 每一座城市的发展都应以自身的城市文化作为支撑, 城市公共艺术也应通过作品的形式将自己的城市文化内涵及特色展现出来, 而地域文化是展现城市公共艺术特色的基础。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积累, 形成自己特殊的城市文化, 如果城市的公共艺术设计离开了地域文化作为底蕴, 那就失去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 其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 不同城市逐渐表现为相同的城市建筑、相同的城市公共艺术, 城市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城市公共艺术面貌雷同、缺乏特色。因此, 地域文化在城市公共艺术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它可以让城市展现出自己的特色, 赋予城市公共艺术作品一定的文化内涵, 而不再只是近乎机械的简单复制, 通过地域文化的注入, 有助于形成自身特有的城市风景。
三、地域文化在洛阳城市公共艺术中的体现
洛阳现在已建公共环境艺术作品中, 已经存在一些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与洛阳文化相融的成功作品。如33 米高的九龙鼎花岗岩雕塑, 代表着东周、东汉、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9 个朝代曾在这里建都, 是洛阳的一座标志性雕塑 (如图1) ;20 世纪90 年代中央美术学院楼家本教授创作设计的装置于洛阳火车站、名为《文明摇篮》《先祖瑰宝》和《天中春秋》的三幅釉绘壁画;周王城广场以周文化为主题, 北广场的“天子驾六”雕塑和车马坑;在南广场建造的2002 年由我国著名雕塑家钱绍武设计的充分展示周文化的“周公营洛邑”大型群雕 (如图2) ;在王城公园中用汉白玉砌成的高5.8 米的牡丹仙子雕塑及洛浦公园以牡丹为主题的城市雕塑 (如图3) 等。这些公共艺术作品都做到了对地域历史文化的传承, 将历史底蕴与现代公共艺术通过雕塑、壁画的不同表现形式相融合, 使这些公共艺术散发着浓重的历史文化气息。其中周王城广场以及南广场对于周文化的主题表现有力地将洛阳周文化内容呈现于公众面前。周王城是真正在洛阳建都的第一个都城, 极具历史代表性, 通过这种主题式的公共环境艺术的展现, 将周文化通过公共艺术渗透到整个城市之中, 是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与地域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但对于一座有着十三朝古都之称的城市, 仅仅只有这些公共艺术是不够的。在数量和质量上, 都难与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地位相符。洛阳市区在地域文化的氛围营造上, 依然缺乏整体、准确的格调和气场。
四、洛阳特色的地域文化对公共艺术建设的启示和借鉴
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从夏朝开始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建都于此,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流域形成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 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洛阳文化对城市公共艺术设计的启示和借鉴主要包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唐三彩”
“唐三彩”是中国唐代的艺术精华, 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唐朝时洛阳一带盛产三彩, 因此有“洛阳唐三彩”之称。经过历代艺人们的研制, “唐三彩”的工艺技术逐步完善, 烧制水平也不断提高, 使“洛阳唐三彩”的工艺技巧和艺术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国际市场上, “唐三彩”已成为极其珍贵的艺术品, 曾在有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旅游会议上被评为优秀旅游产品, 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洛阳三彩”可谓是洛阳文化的一个代表, 我们可以把“洛阳三彩”的颜色和形态、意象融入到洛阳城市公共艺术中, 充分把洛阳的三彩地域文化运用于设计中。如由三彩艺术馆馆长郭爱和为2010 上海世博会河南馆设计的巨幅主题三彩壁画《国之中, 城之源》, 实现了洛阳三彩壁画和钧瓷、汝瓷、青铜、南阳独山玉的首次融合。整幅壁画突破了已往洛阳三彩壁画仅采用单一工艺制作的传统, 把河南传统工艺巧妙地整合于一幅壁画之中。
这是“洛阳三彩”成功运用于公共艺术的范例。然而目前在洛阳本地却还没有这样大型的公共艺术作品。假若在设计洛阳公共艺术时充分地运用、借鉴“洛阳三彩”, 将使这种古老的技艺在城市中重新焕发光彩, 为洛阳城市增添一道亮色。
(二) 洛阳青铜器
洛阳青铜文化始于夏, 盛于西周, 是河洛文化的滥觞期, 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其造型、工艺以及青铜器上的纹样雕饰都美妙绝伦, 即使在今天看来, 仍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最具代表性的是乳钉纹青铜爵, 长流尖尾, 束腰平底, 三锥足细长, 器壁甚薄, 有“天下第一爵”之美誉。叔牝方彝, 全身饰满三层浅浮雕纹样, 盖腹均饰以扉棱为鼻梁的双突目兽面, 纹样繁缛, 显得神秘、肃穆。还有西周的兽面纹方鼎, 四面均为一高突棱为鼻梁的浮雕牛角形聚睛凝视、扩口露齿兽面侵占, 均以非常工细的云雾纹衬托, 柱足顶端同样饰浮雕兽面。可见, 青铜器的造型手法和艺术图式, 往往是想象和现实相交织、抽象装饰与具象表现、夸张变形并用, 造型手法抽象洗练, 多以神怪、兽禽结合, 纹饰优美、雕刻技艺精巧, 在造型手法、艺术图式上, 往往表现出现代艺术中才有的抽象构成的符号意识, 为现代公共艺术设计提供了大量的可供利用的素材。
(三) 牡丹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花给人以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的感觉, 它寓意吉祥富贵、繁荣昌盛, 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城市, 有“千年帝都, 牡丹花城”的美誉。除了作为十三朝古都所沉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底蕴, 牡丹文化也作为洛阳的一种城市代表性文化特征而广为人知;洛阳牡丹甲天下, 这种对牡丹文化的高度赞扬, 显示出牡丹文化对于洛阳城市特色的代表性与表现性。作为以牡丹花城著称的洛阳, 以牡丹为元素的工艺品并不少, 但在洛阳市区内以牡丹为创作元素的公共艺术小品却并不是太多, 我们可以以牡丹为设计元素, 通过各种设计手法的综合运用, 将牡丹文化与现代公共艺术相结合, 寓牡丹文化于城市公共艺术之中, 同时将城市公共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载体, 将牡丹文化以更具象、更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于公众面前, 使牡丹跳脱其单一的观赏价值, 以文化传承的创新方式将牡丹文化、洛阳城市文化传达给世人。
五、结语
一个城市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该地区深远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息息相关, 是一个城市长期发展、积淀的结果,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地域文化应用到洛阳城市公共艺术中, 有利于强化洛阳城市形象的个性, 将洛阳建设成为充满活力同时又富含地方特色文化色彩的现代化都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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