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范文（精选6篇）
盛唐气象 第1篇
盛唐时诗歌作品成就巨大, 人才辈出。由于经济的大繁荣和兼收并蓄的政策所带来的气魄宏伟的文化, 带来了奋发的时代, 博大的胸怀和高涨、高昂的进取精神, 这样的时代精神下, 铸造了盛唐十人昂扬进取, 雄武健美, 矫健奔放。
他们的作品多均选材广泛, 风格旷达开放, 气势豪迈恢宏, 达到空前繁荣。盛唐诗风消新健康, 气慨豪健, 一扫以往陈词滥调, 其意境阔人精神。盛唐诗人张若虚在其《春江花月花》一诗中把我们引进了丛开着名花异卉的诗的园地:“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 月照花林皆似蔽”。[1]写出了风光明媚的春夜气象暗示诗坛一片蓬勃生机。下面仅选取部分诗词加以分析:武则天时期, 沈俭期‘被试出塞》:“十年通大漠, 万里出长平。寒日生戈剑, 阴云拂旆旌……。”[2]崔融《关山月》:“月生西海上, 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 苍茫非一状……。”[3]这两首边塞诗, 气势雄壮, 蕴藏盛唐气息。
开元时期, 李颀《塞下曲》:“黄云雁门郡, 日暮风沙里。千骑黑貂裘, 皆称羽林子。金笳吹朔雪, 铁马嘶云水。帐下饮蒲萄, 平生寸心是。”“们这也不失为一首气势磅礴恢宏之佳作。王维《出塞》:“居廷城外猎天娇, 白草莲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 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鄣, 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 汉家将赐霍嫖姚。”[4]又如王维《燕支行》诗篇中“叠海遥翻瀚海波, 鸣笳乱动天山月”:《送平澹然判官》:“瀚海经年别交河出塞流”;《送张判官赴河西》:“沙平连白雪, 蓬卷入黄云”[5]这一类劲挺雄拨的辞句, 也是气势豪迈, 渗透着盛唐气魄。孟浩然《临洞庭》“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6]高适《燕歌行》:“杀气三时作阵云, 寒声一夜传刁斗“[7]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 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 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过碛》:“黄沙碛里客行迷, 四望云天直下低, 为言地尽天还尽, 行到安西更向西”。《过酒泉忆杜陵别业》:“黄沙西际海, 白草北连天”[8]。这些诗词既有力量又不拘束, 展现出独特的豪迈劲挺风格。
在众多典型的诗词中, 特别是大诗人李白以其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 清新激越的韵调, 雄奇豪迈的风格, 生动明快的语
角色入手分析剧情, 从而细致、准确地把握人物的角色定位、性格特点、思想感情的努力, 和黄梅戏满腔的热爱和敬业的精神, 成就了严凤英的黄梅戏和黄梅戏电影之路。
在2010年纪念严凤英八十诞辰的座谈会上, 黄梅戏曲作家时白林为她作诗一首:“精灵鸿六降宜城, 从此黄梅出彩虹。君留歌声处处唱, 仙姬芳魂上九重。”
注释:
1.严凤英.我演七仙女.中国电影, 1956 (3) .
言, 给人予浩大恢宏的气势。如李白曾自称“长不满七尺, 而心雄万夫” (《与韩荆州书》) :“天上白玉京, 十二楼层城, 仙人抚我顶, 结发事长生”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望庐山瀑布》) [9]李白有力地写出气魄雄伟, 风格奔放的诗词, 给人一种浩大的气势, 揽天地于怀中, 收日月为眼底的恢宏感受。
盛唐士人其它方面的作品以书画来说, 颜真卿书法的元气浑然, 道幼挺拔, 怀素草书的狂风骤雨惊蛇走虺;绘画中吴道子的气动磊落。圆转豪迈, 韩干画马的雄浑磅礴, 骁腾万里, 都体现着一种昂扬奋发, 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连雕塑中的“天王”一类形象, 也气势雄伟, 咄咄逼人, 充满着力量感。
这样诗歌作品展现出盛唐士人气势慷慨, 无拘无束, 张扬恢宏, 刚劲豪爽, 热烈活泼的特点, 其视野向外无限拓展, 全方位审视和观照社会环境, 刚壮阔, 雄浑的景象米廓建时空, 以班澜、艳丽的色彩来描绘塑造审美形象以追求宏丽.博人壮阔来满足士人们自身愉悦的需求。一个国家, 民族其文化是具有连续性, 因而早现山某种特征。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由于经济基础, 社会思潮, 时代精神一旦生成后便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 具有强火的凝聚力和感染力, 它要对整个社会成员产生制约和影响, 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人不可能离开社会单独存在, 其特点是受当时社会环境制约和影响的。唐代通过贞观之治, 武则天统治, 开元之治使唐王朝达到鼎盛, 使其政治经济空前繁荣, 那时政治较为清明, 社会稳定-生活富足, 特别是文化方面更为繁荣。盛唐文化繁荣的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是统治者兴科举, 大办学校, 设集贤院, 广聚学者, 对人才破格寻用其次是国家的统一强盛, 经济繁荣为文化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还有如唐朝推行开明、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 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而宽松的氛围;国内外民族交往甚密, 为文化融合增添了许多积极因素, 中国和亚洲, 欧洲甚至非洲都有频繁的往来, 文化上吸收其它国家, 民族的优秀成分, 唐代还继承和发扬了历代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些背景下盛唐士人展现出一种空前的大气恢宏, 奋发进取, 并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予以寄托和表达。盛唐士人的诗歌作品特点:气势恢宏无拘无束, 张扬开放, 刚劲豪爽, 热烈活泼, 盛唐士人行为习惯:傲岸洒脱, 兼容并蓄, 丰富多彩, 还有突出偏好, 独爱牡丹, 士人们不仅生活中独爱牡丹, 而且在诗词中也有大量体现。独爱牡丹体现了盛唐士人那种恢宏进取的特点与牡丹艳丽, 富贵的特点相契合;盛唐士人面对社会环境, 他们积极进取, 把蹈厉济世, 成就功名为人生追求。
参考文献
[1]沈起炜 ( (隋唐史话》第14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论诗歌盛唐气象 第2篇
--诗歌盛唐气象论
[摘要]盛唐诗歌以其积极向上的风采、雄浑牵放的气质，被后世推崇为“盛唐气象”。雄浑奔放的盛唐气象，是盛唐诗歌的主旋律，它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化，政治，经济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繁荣成熟所结出的硕果。这种气象，不仅从边塞诗歌作品雄浑豪迈的风格中体现出来，从山水诗歌作品清新优美的风格中体现出来，也从天真、浪漫的诗人作品中和现实、沉潜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出来。这种气象在诗歌的艺术形式，诗人的情怀、理想、精神风貌上也有所表现，它是该时期诗人群体创作共同形成的时代气象。盛唐气象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它是不可逾越的。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的精神外现和性格形象，是盛唐诗歌普遍的基调。
[关健词]诗歌盛唐气象 形成 李白 田园诗 边塞诗 杜甫
一、盛唐气象概说
“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的是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后来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
而“盛唐气象”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因素，一是思想的因素，一是文学自身的因素。首先，“盛唐气象”是盛唐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开元、天宝的40多年间，是唐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富强繁荣的顶峰。唐玄宗即位后，注意戒奢侈、抑权候、轻摇役、正刑罚，整顿吏治、奖励农桑、兴修水利，进行了一系列有成效的改革，使全国迅速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贞观以来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上，盛唐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国家力量强大，人民生活安定，前期政治也比较开明。据历史记载，天宝元年的户口数较唐初增加了四倍。天宝八年，全国各主要粮仓藏粮一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其中以洛阳含嘉仓最多。杜甫在诗中写下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凛俱丰实。”(《忆昔》)完全是历史的真实记录。由于初唐时期取得对突厥、吐谷浑、高昌、吐蕃军事上的胜利，到开元时期，边患基本解除，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封建帝国。周边的属国纷纷依附，外交使节络绎往来，唐民族的自豪感得到空前提高。这正是李白高唱“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第四十六)的根本原因。此外，唐玄宗改革科举制度，为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政治舞台提供了更大的方便。这对唐代寒士文化的兴旺发展及盛唐诗歌的繁荣，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总之，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高涨、国家力量的强大、文化的繁荣，政治的开明化，使国家、民族处于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时期，使整个时代充满了朝气和希望。这样繁盛的时代，激发了诗人们对功业理想和自由人生的追求，激发了他们的欢乐精神和浪漫情绪。他们以其高亢燎亮的歌喉唱出了积极进取、建功立业、效力国家和民族、实现个人理想与抱负的壮音雄声，格调鲜明，旋律突出，真切地反映出了唐代的文化开放特质和社会精神风貌。尤其是盛唐诗坛繁花似锦，璀璨夺目，形成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第二，“盛唐气象”又与唐代诗人的思想解放密切相关。由于大唐帝国的版图的扩大、对外交流及国内的统一安定，也由于唐代统治者推行了比较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所以盛唐时期出现了空前的古今中外思想的大交流大融合，呈现出儒、道、佛、侠、纵横、阴阳、等各家并存、自由发展的局面。后来，唐玄宗又有意提倡儒道佛三家的同时并存和自由竞争。由于三教并存，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道家蔑视权贵、愤世处俗的思想，佛家鄙视现实、崇尚自然的思想对唐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综合发生作用，极大地开阔了唐人的思想境界，对唐诗的风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说，唐代诗人的思想的解放也是盛唐气象产生的原因。第三，是对前代优秀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盛唐诗人竭力扫除南朝至初唐的浮靡诗风，重视向汉魏古诗、乐府诗学习。注意发扬汉末建安时代明朗刚健的优良诗风。从诗歌本身的继承关系说，盛唐诗的雄浑特征就是得力于此。
二、“盛唐气象”在诗中的表现
盛唐气象表现得最为充分、最完美的诗人，无疑是李白。李白的诗歌可以说是在众多诗人佳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他的诗歌最能体现出盛唐气象的特征来。深入地体会李白的诗歌，自然而然地，也能体会到诗歌中折射出来的那个时代精神，领略到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特点，从而能更好得理解盛唐气象这一概念。处于开元盛世的李白，曾以高昂饱满的情绪，纵情歌唱自己的理想与希望。这种理想与希望，充满了浪漫情调，涂染了一层颇为浓厚的神奇色彩，放射出十分耀眼的光芒。理想的追求与碰壁，鹏搏青天的幻想与不得志的牢骚发而为诗，使之大放异彩.李白诗歌表现了诗人极其宏伟的气魄，这种气魄是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出人意料的夸张，跳跃的语言表观出来的，充分表现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这都不仅仅是诗人技巧的纯熟或辞格的巧妙运用，也不能仅仅认为是诗人天才的表现，而是盛唐—个时代精神在诗歌中最集中最突出的反映。这种富于独创性地表现时代精神的诗歌，是盛唐时代特定时期的产物。正是盛唐时代的蓬勃向上和洋溢着的理想主义精神，直接孕育了他的浪漫情怀，使盛唐人独有的英雄意识、自我意识和人生理想，在他的诗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二首》之二)意气风发，激情昂扬，洒脱之姿溢于言表“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轻发俱怀逸兴壮思吃，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随意上天入地，有如天马行空，超然自得时代的精神风貌在他的意象中，在其多变的想象中得到提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鸿鹊之志所包含的诗人情怀，使诗人的理想主义精神与天真烂漫的性格，映照在盛唐如日中天的社会背景之上，如梦如幻，令人神往。
王维与孟浩然，一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们认为他们的诗宁静、优美、清新，认为他们感情的全部是疏淡的情怀。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盛唐气象在孟浩然诗中的表现。从孟浩然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既有时代主流之属—开阔壮大、蓬勃向上，也有个性之音—恬静安乐。生为盛世之人，当具盛世之魂。身处盛唐社会的孟浩然，不管怎样，其创作都会受到时代主流风格的影响，浸染上盛唐诗歌的共性色彩。前期最能表现其气质的则是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含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差鱼情。诗以开阔的胸襟、雄浑的笔力抒写秋日洞庭撼城动地的气势，诗歌意境开阔、宏伟，映照出创造者的博大胸襟，表现出了诗人积极入世的思想。而王维不甘寂寞与平庸的本性在他早期的塞上诗中也有其展现。“口暮沙漠睡，战声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从军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口圆”(《使至塞上》)“回看射雕处，千里幕云平”(《观猎》)。细细体味，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一股雄阔之气和理想情怀从心底涌起。诗人笔下边塞图景的辽阔无边，正是作者胸怀大志、眼界高远的真实表现。孟浩然、王维后期诗作虽然偏向宁静秀美，但仔细观察体会，还是会发现在他们的不少作品中，仍然带着一股壮逸之气，恬淡之中掩抑不住强烈的感情。如：“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孟浩然《自洛之越》)读之，会给人一种清闲，乐在其中的假象。而“隙驹不暂驻，口听凉蝉悲”(孟浩然《送友人之京》)才是真正的孟浩然。盛唐的乐观向上不会遗忘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一个一心向往建功立业且毕生不渝的他才是盛唐时代真正的孟浩然人。而王维的诗寂静中却处处是生的喧嚣，给人以万物生生不息的感觉，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欢快例如他的《山居秋螟》：“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烷女，莲动下渔舟”。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在清新宁静的外表下是一颗充满热情而躁动的心。这种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正是唐代青春期的表现。而那充沛饱满的生命力，也正是盛唐强劲生命力的体现。除此之外，王维的边塞诗歌与山水田园诗歌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山水田园诗所蕴藏的生机、活力与热情，显示着盛唐的风采气质。
唐代的边塞诗的题材是比较广泛的。但就它的内容的侧重和艺术的高度来说，表现或涉及军事方面的作品无疑占据着主要地位。因为在唐代，抵御外敌，维护国家统一是其政治军事生活中的重大内容。依靠唐朝人民的文明智慧与强大实力，保持了对外大道的畅通，加强了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自信的、自豪的、开放的、开拓的、创造的、创业的盛唐精神，必然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许多诗人，并且直接体现到诗人们的诗作当中。在王昌龄，高适，岑参三位诗人的笔下，边塞诗尽现了盛唐人的豪气庄严的历史感，昂扬的民族自豪感与乐观的英雄主义，盛唐精神在他们的边塞诗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字里行间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昂扬着民族自豪感与乐观的英雄主义，简直可以说是守卫边防安全、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安宁的诚挚誓言。又如，高适的“男儿本自重横行。”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反映出一种很强的事业心，展现的是期望和鼓励驰骋疆场，扫除险阻，建立功勋的心态。这正是英雄时代才会有的强音。“平沙莽莽黄入天”(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的辽阔与雄浑，“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惊险与奇异，都不再成为悲歌，而是渗透着惊喜与豪迈的讴歌。无论是“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二首》之一)的时空激越，还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关爱情怀，都是盛唐时代人们独有的气质与情怀的体现。可以说，在他们的笔下，没有心灵的阴霆，没有情绪的悲伤，只有发泄不完的诗情与乐观自信的理想。《唐音癸签》引徐献忠的话评边塞诗“气骨琅然，词峰峻上，感赏之情，殆出常表”是相当精确的边塞诗人笔下铿锵有力的壮志与豪气，使盛唐的时代精神得到了最为完美的展现。
其实，盛唐的边塞诗写景抒情的风格，不管怎样都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出“盛唐气象”。盛唐边塞诗既可表现为尽情地歌颂雄奇的边塞风光或欢呼战争的胜利，也可表现为直接面对严酷现实的勇气与真诚。边塞风光有它雄奇的一面，诗人们尽可像岑参那样以新奇浪漫的眼光为之高歌，面对风雪交加的情景，却能生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美丽想象，让人们在严酷荒凉的环境中唤起对春天温暖的回忆和向往;但边塞的环境更有其恶劣荒凉的一面，诗人们也可像王之涣那样面对“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的荒凉严寒时，既不怨恨杨柳，也无须责备春风，而是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审视现状，不做悲欢之态。盛唐诗人甚至能满怀豪情地面对死亡。王翰《凉州词》甚至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都写得风骨凛然。这首诗所表现的是盛唐人审美观的一种突破和盛唐人特有的精神风貌。盛唐边塞诗中的豪情并非故作旷达，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在面对艰难险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无所畏惧，这种真正的洒脱与旷达，只有盛唐边塞诗中才有。同样，西北边疆雄阔之中带有荒寒的美，也只有在盛唐才被人领略、被大量表现在诗中。这种笑对死亡的洒脱态度，这种对壮阔和荒凉严寒的美的欣赏，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国力强盛、民族自信心增强而产生的。这也正是“生为盛世之人，当具盛世之魂” 的体现了。
诗至杜甫而大成，诗之大变亦自子美始，此乃学界共识。诚然，中晚唐乃至宋诗的诸多变化都莫不可追溯到杜诗，杜诗的许多创意也确实为其所独有。但杜甫并非后世各种风格流派的唯一源头，他的诗歌创作一直紧跟时代的脉搏，没有游离于盛唐的诗坛之外。杜诗的“变态”其实是当时诗坛的共同趋势，他和周围的众多诗人共同缔造了盛唐气象.杜甫的沉郁顿挫诗风无人不知，甚至有人据此将他划入中唐文学时期.理由是他的诗没有表现出盛唐气象。其实不然，他的诗歌创作一直紧跟时代的脉搏，没有游离于盛唐的诗坛之外。像上面谈过的山水田园诗人一样，杜甫也有其早期气度不凡的一面。他与李白一样，有着高度的自信与俯视八极的气概。杜甫35岁前存诗仅20徐首，但基本都是所诈典型的“盛唐之音”。其《昔游》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则杜甫之崭露头脚，正当盛唐诗歌成熟的开元十五年左右。沐浴在盛世文化中，杜甫年少气盛，胸次开阔，蔑视庸俗，笔锋凌厉。他写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他咏鹰:“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他写登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可谓气势宏大，壮志凌云。“性豪业嗜酒，疾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绝非凡庸等闲之辈.而“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打怀》)“吴楚东南诉，乾坤口夜浮”(《登岳阳楼》)运笔如椽，不亚于李白之诗更有“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才(《前出塞九首》之九)“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后出塞五首》之一)之语，同样丝毫不逊于边塞诗名家那种充满自信，饱含理想，积极奋进的情怀在诗中的显现，难道不是盛唐人独有的精神气象吗!随着杜甫生活的改变，他飘泊流寓时期的作品的确多是沉郁顿挫的，但仔细品味，就会觉出其中忧伤而不消沉，沉郁而不颓废的深意他的现实主义的诗作虽然饱含沧桑与辛酸，却有着无人能敌的气魄与力度。由此看出，杜甫的诗歌是没有游离盛唐之外的。我们可以知道杜甫震古烁今的伟大诗篇，既是其个天才、学养等因素的结晶，也是盛唐文化全面高涨的结果，更是社会发生巨大转折时期的产物。杜诗与盛唐诗风的演变相呼应，在多样化的风格中体现了盛唐诗歌“笔力雄壮，气象浑厚”的总体风貌特征。杜诗适其时而“集大成”，同时又“开诗世界”。其种种变态固然为后人将其划入中唐，以使诗史的流变更为清晰提供了依据，然正如叶燮《原诗.内篇》所说:“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把杜甫与盛唐气象剥离是不科学的，这不仅割裂了杜甫与盛唐诗坛的密切联系，也会本质上影响对盛唐气象含义的理解。杜诗丰富和深化了盛唐气象的内涵，杜甫同李白一样，也是盛唐气象的典型的体现者和实践者。
总之，盛唐气象是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下的产物。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盛唐诗人也是盛唐社会和文化的产物。盛唐诗歌中的气象就是时代精神风貌、时代生命活力的最真实而充分的体现。它集中体现了盛唐时期的文学风尚与艺术特色。盛唐诗歌，展现了诗人自身的气度与志趣，反映了整个盛唐的气魄与力量。这气象之恢宏，诗歌之繁荣，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亮点，放到世界历史上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片辉煌。
参考文献：
[1] [南宋]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3] 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版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 袁行需.《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光明日报，1999, 3, 25.[6]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7]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盛唐气象”的提出及其内涵 第3篇
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时代是出现在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是有了几百年来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民主斗争的方式，它是一个进展得较为顺利的解放中的时代。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同为解放的歌声，而又不全然相同的地方。……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他的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明。〔1〕
由此看来，所谓“盛唐气象”既是一种精神面貌，也是一种时代特征，甚至也包含了作为一个时代诗人群体的个性特质。如果按此追溯起来，其实在林庚先生以前就人说到了“盛唐气象”，只是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而已。早如胡适就曾于1928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盛唐“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学”，“文学的风尚很明显地表现种种浪漫的倾向”。〔2〕
苏雪林先生则在1933年于《唐诗概论》一书里发展了胡适之论，指出盛唐时期的“作品里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热，生命的歌颂，自然的美丽，祖国的庄严，什么人生的悲哀，社会的痛苦，永远不会到他们心上。况且道教正在发展，做人最高的标准便是神仙。所以那时诗人的人生观都像胡适所说的是‘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这种人生观和富裕繁华、奢侈闲暇的环境结合，当然产生一种春花烂漫、虹彩缤纷的烂漫文学。”[3]
而郑振铎先生则在1932年完成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里，从艺术风格入手概括盛唐诗歌，认为盛唐时期“虽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713年—755年），却展布了种种的诗坛的波澜壮阔的伟观，呈献了种种不同的独特的风格。这不单纯的变幻百出的风格，便代表了开、天的这个诗的黄金的时代。在这里，有着飘逸若仙的诗篇，有着风致澹远的韵文，又有着壮健悲凉的作风。有着醉人的谵语，有着壮士的浩歌，有着隐逸者的闲咏，也有着寒士的苦吟。有着田园的闲逸，有着异国的情调，有着浓艳的闺情，也有着豪放的意绪。” 〔4〕
上述三先生描述的盛唐诗歌，已经在着眼于对时代风格、时代精神、时代面貌的总体勾勒，并将它们与唐代其他时期的诗歌相比较，从而为以后“盛唐气象”的正式提出打下了基础。当然，如果还要往前追溯，实际也可发现，“盛唐气象”之说，早在南宋严羽那里就有了开端。他在《沧浪诗话·诗辨》里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他又说，“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他还说，学诗“当以盛唐为法”。在谈到诗法时，他指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在这里，严羽将盛唐诗歌与其他时期的诗歌作了区别，并提出了“气象”一说，但未阐明它的内涵。不过，他在《答吴景仙书》中的一段话，似可对此进行注释。他写道：
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
据此可见，严羽是最早提出盛唐“气象”的学者，只是未具言“盛唐气象”而已。再者，他这时的“气象”之论，还很狭窄，仅限于诗歌的艺术风格；所指风格，又止于“浑厚”一条。因此与当代林庚先生所说“气象”，不可同时而语。然而，倘指“盛唐气象”论的滥觞在严羽那里，却是讲得通的。
那么，“盛唐气象”在时间上是否仅限于历史学家所说的“盛唐”，即唐玄宗在位时的开元、天宝时期（713年—756年）呢？回答是否定的。作为文学史上的“盛唐”，当如明代沈骐在《诗体明辨·序》中所指出的：起自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终于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计53年。至于初唐，沈骐认为当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开始至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止，计95年；而中唐则自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计70年；晚唐起于文宗开成元年（836年），终于哀帝天祐三年（906年），计71年。后来有不少学者又将文宗开成（共5年）与武宗会昌（共6年）凡11年也并入中唐，而将晚唐的起始年定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这样，文学史上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期便各为95年、53年、81年、60年。杨柳先生认为：“这样分期似较沈骐的分法要自然而合理一些。”[5]
学者们之所以要将“安史之乱”时期（755年—763年）也并入盛唐，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诗歌仍呈盛大的繁荣景象，其艺术特征与时代精神、时代风貌也大体未变；而作为“盛唐气象”代表的一大批诗人，诸如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刘长卿、储光羲、綦毋潜等，都曾经历过“安史之乱”；他们诗歌的黄金时期，大体与此同步，或者延续至这一时期。而“盛唐气象”之所以被人津津乐道，高山仰止，主要是因为“盛唐”时期有着一个代表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诗人群体。其著名者，除上面提到的诗人外，还有在“安史之乱”前就已去世的贺知章、张若虚、张说、张九龄、王之涣、孟浩然、李颀、王湾、王翰、常建、崔国辅、祖咏、刘眘虚、崔颢以及也亲历过“安史之乱”的孙逖、李华、萧颖士等，真是光彩熠熠，群星璀璨。其中李白、杜甫则无疑属于光芒万丈的巨星，堪称盛唐气象的“双子星座”。
那么，“盛唐气象”所包孕的时代精神、时代风貌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李泽厚先生说：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像”，“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痛快淋漓，天才极至，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 〔6〕林庚先生则说：“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 〔7〕。
其实，这还不够。在笔者看来，作为“盛唐气象”内核的东西，应当是一种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人性自觉与人格独立，是一种青春、浪漫、飘逸、开朗、清丽、率真、雄阔、远大、浑厚、沉郁、慷慨、豪迈的美学境界，是一种舍小我为大我、兼济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蔑视传统、挑战权威、不拘俗态、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和唯美的理想主义，是一种高昂的英雄主义（盛唐诗人特别任侠尚武、勇于牺牲，风行书剑从军、建功边关），是一种充盈着强大生命力的自信、高放、傲睨、倜傥之气。它们不仅是“盛唐气象”之魂，同时也是唐诗之魂、唐代文明之魂，是一种与时共进、放飞青春的时代精神；是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对当时社会所作出的一份最值得骄傲的贡献，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注释：
〔1〕林庚：《唐诗综论》，26页、33页、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胡适：《白话文学史》，163页，164页，165页，18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3〕苏雪林：《唐诗概论》，3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册，312页，北京出版社，1999。
〔5〕杨柳：《谈谈“盛唐气象”》，载《文史知识》，1984年第10期。
〔6〕李泽厚：《美的历程》；《美学三书》，128页、134页~135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7〕林庚：《唐诗综论》，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盛唐气象视域下王维心态探究 第4篇
一
唐王朝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 至开元时期, 社会更加安定, 经济、文化等日益繁荣, 国家综合国力空前强盛。郑綮描写开元、天宝时期富庶安定景象云:“河清海晏, 物殷谷阜, ……左右藏库, 财物山积, 不可胜数。四方丰稔, 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万, 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 不识兵器。路不拾遗, 行者不赍粮。”[1]杜甫在晚年的《忆昔》诗中亦对此表现出强烈的眷恋和赞美之情:“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实。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 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如果说郑綮和杜甫的描述侧重于对社会物质丰富、生活安定、政治清明的话, 那么, 作为“都市诗人”[2]的王维, 则侧重的是帝都皇城的富丽繁华和国际大都市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以及“万国衣冠拜冕旒” (《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的强盛和雄武。即使是农村风光:“屋上春鸠鸣, 村边杏花白” (《春中田园作》) , “春风动百草, 兰蕙生我篱。暧暧日暖闺, 田家来致词;欣欣春还皋, 淡淡水生陂。桃李虽未开, 荑萼满其枝。请君理还策, 敢告将农时” (《赠裴十迪》) , “农月无闲人, 倾家事南亩”, 也都“无论是人是物, 似乎都在春天的启动下, 满怀憧憬, 展望”。[3]
盛唐社会的典型风采就是具范兼容、并行不悖———思想上三教合一, 文化上南北交流, 艺术上互相融合。尤其是儒、道、佛思想的自由传播, 知识分子可以吸取任何一家思想遗产中的精华部分而形成各自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道家思想鼓舞着李白以一个浪漫主义的“幻想王国”对抗现实的黑暗, 同一切不合理的传统、法则、流俗和压抑自由的势力作精神上的决裂。儒家倡导的积极用世的人生学说, 使杜甫满怀济世豪情, 并独具只眼地揭露繁荣下面的危机, 愤吟出忧君忧民的悲歌。王维终身为官, 极尽孝道, 严华夷之制, 重君臣之节, 其政治态度和居于思想体系核心地位的自然属于儒家。但同时, 他又是一个在家虔诚修行的佛教徒;道家任运自然、潇洒闲逸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艺术创作和审美理想。王维的思想兼取佛学之善、道学之“真”和佛学之“空” (陈铁民先生的《王维新论》有专门论述, 兹不赘) 。耿炜《题清源寺》:“儒墨兼宗道。”明代顾起经《题王右丞诗笺小引》:“语盛唐者, 唯高王曾孟四家为最;语四家者, 唯右丞为最。其为诗也, 上薄骚雅, 下括汉魏, 博综群籍, 渔猎百氏, 于史、子、苍、雅、纬侯、钤决、内学、外家之说, 包并总统, 无所不窥。”等等, 道出以儒为主, 以释、道为辅, 构成了王维独特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 这种巨大的兼容性特征, 正是“盛唐气象”社会心理的自然体现。此外, 他的诗歌创作, 博大浑茫与清新明丽, “佳丽而老成”[4]的并存, 以及“诗中有画”、“诗中有乐”、“诗中有禅”的水乳交融, 亦正是“盛唐气象”兼容性和巨大创造才能的体现。
王维少年时与崔灏一道出入岐王府, 但并没有陷进帮闲文人、宫廷诗人的狭小圈子而不能自拔。开元二十二年后, 他一直系身官场, 本来可以沿着沈、宋的路子走下去, 要坚持富有个性的创造确实不易, 即使是杜甫, 在入朝供职期间也曾出现过创作上的萎缩期。而王维能在“时当六朝后, 举世炫丽藻。青莲虽不群, 余习或犹蹈”[5]的传统与时代氛围中, 在众星耀眼的盛唐诗坛上独抗流俗, 开唐人热爱自然山水、萧散闲淡一路, 既可见出个性的坚毅性, 又可见出“盛唐气象”特定社会心理对社会个体巨大的影响和规范性。
二
开元九年, 王维进士擢第, 做太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事受牵累, 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初步尝到了宦海浮沉的滋味。贬谪指令下达后, 他作《被出济州》诗:“微官易得罪, 谪去济川阴。执政方执法, 明君无此心。闾阎河润上, 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 多愁年鬓侵。”抒发了无辜遭贬的抑闷、沮丧之情, 但同时亦透露出不灭的实现理想之心。从济州回京后, 他并未马上任官, 《赠房卢氏涫》中“达人无不可, 忘己为苍生”仍然表现出他对仕进的渴望。但事与愿违, 他只谋得一个微不足道的淇上小官, 于是隐逸之志又再度萌发。但“小妹日成长, 兄弟未有娶, 家贫禄既薄, 储蓄非有素” (《偶然作六首》) 却又使他不得不羁留尘世。这种“踟蹰”不决、无可奈何的内心隐痛, 反映了他这个时期仕与隐激烈冲突的矛盾心态。
在张九龄执政期间, 王维曾擢为右拾遗, 迁监察御史, 后奉使出塞, 又在凉州河西节度府兼任判官, 开元末任殿中侍御史。这一阶段他仕途一帆风顺, 比较遂意, 似乎可以一酬壮志。但是, 时局转瞬骤变:开元二十四年冬, 张九龄“罢执政事”。“李林甫兼中书令”, 开元二十五年夏四月, 再“贬九龄荆州长史”。[6]王维亲历这场关系到唐王朝政治前途的宫廷斗争, 亲眼看到了大唐的开明政治落下了收场的帷幕, 看到了在最高执政阶层中, 邪恶竟是如此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正义。这位正直、善良、单纯、懦弱的知识分子陷入了“举世无相识”的孤立状态, 被压抑得寸步难行。“恐招负时累” (《赠从弟司库员外俅》) 的怵惕不安, 使他再次萌发“方将与农圃, 艺置老邱园” (《寄荆州张丞相》) 的退隐之念。他开始了对后世仕宦者影响至深的长达几十年的半官半隐生活。这种半官半隐的行为, 是王维目睹朝廷奸佞充斥、官场腐败黑暗、感到政治靠山倒台、理想抱负难以实现, 自己又无力回天时矛盾心态的必然外化, 只不过这种外化的形式选择, 从现代发生学角度上来讲, 是受其母师事大照禅师三十年的家庭环境和由此而养成的对“空门”的兴趣等因素综合作用, 以及自己选择的结果。
“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7]“安史之乱”爆发, 时为给事中的王维扈从不及, 为叛军所俘, 迫授伪官。他对此万分哀痛:“没于逆贼, 不能杀身, 负国偷生, 以至今日……陷在贼中, 苟且延命。” (《责躬荐弟表》) “安史之乱”发生后, 王维年老多病, 又遭变故, 思想低沉, 只活了五年多。《旧唐书·王维本传》上有一段话, 说王维“在京师, 日饭十数名僧, 以闲谈为乐。斋中无所有, 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以后, 焚香独坐, 以禅诵为事”。其晚年以禅诵为事, “苦行斋心”, 是其“昔在贼地, 泣血自思, 一日见圣朝, 即愿出家修道” (《责躬荐弟表》) 的赎罪心态的典型外化。但也应当看到, 在这一心态中, 也含蕴有他“仆年且六十, 足力不强, 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毂, 博施穷窘, 偷禄苟活, 诚罪人也” (《与魏居士书》) 的消极和迟暮的心态。
由此看来, 王维的心态既带有“盛唐气象”重染的因子, 又带有自己鲜明的个性选择性特征;既带有传统文化的遗迹, 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带有共性历时性特征, 又带有个性历时性特征。
三
唐代宏大雄壮、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 孕育了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历史个性:豁达、豪迈、乐观、沉毅、富有英雄气概, 但也蕴含有无限丰富而色彩斑斓的其它变奏。体现“盛唐气象”主旋律的首先是边塞诗那振聋发聩的壮丽篇章。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愿望, 最早占据了知识分子的身心。而体现其变奏动机, 且与边塞诗建功立业的雄伟气象相互辉映的, 则是以王维为代表的那种回归自然, 以平和的笔调来表现或再现田园山水风光的田园山水诗, 这些诗作绝大部分充满了健康明朗的气息, 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盛唐特有的安适、富足的神态, 宁静、和谐的气氛。多少个世纪过去了, 人们多半只注重王维田园山水诗中恬淡优美、安于现状的隐逸的一面, 然而, 即使以隐逸著称的田园诗人、山水诗人, 也仍然不能完全摆脱现实生活对他们的羁绊和牵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据我的意思, 即使从前的人, 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水诗人’是没有的, 既然是超出于人间世的, 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 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是人事, 既是诗, 就可以知道与世事未能忘情。”[8]很难设想置身于盛唐那种具有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精神风貌的社会环境中, 王维会超然物外, 毫无所动。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认为:“文学史, 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 是一种心理学, 研究人的灵魂, 是灵魂的历史。”[9]所以考察王维的诗作就可以看出, 王维受社会心理的影响, 其心态还具有常态和变态之分的特点。
最能反映王维心理常态的, 是他的边塞诗。如果说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表现的美感特征是主“静”的阴柔美的话, 其边塞诗恰恰相反, 表现了主“动”的阳刚之美。他在景物描写中常用空白、破墨笔法显示壮阔与飞动, 体现阳刚美。如“江流天地外, 山色有无中” (《汉江临眺》) ,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使至塞上》) , “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 (《终南山》) , “草枯鹰眼疾, 雪尽马蹄轻” (《观猎》) , 等等。王维边塞诗中景物描写的这些阳刚美特点, 直接折射了他的价值取向和常态心理:其思想感情是自豪于强大的国势和稳固的统治, 具有时代的责任感;其行为趋向是热衷政治、报效国家, 体现出盛唐时代精神对他的感召和濡染。因此, 他的这类诗作是盛唐气象的投影和折光, 也是其心态外化、凝结的产物。中晚年的王维虽已遭受政治和生活的打击, 笃志奉佛, 意志消沉, 但他的清静自适恰像厚厚的冰层, 其下的用世心潮并未死寂。他感时叹逝世, 心中充满痛苦:“世人皆如梦, 狂来或自歌。” (《游李山人所居因题壁上》) “今人作人多自私, 我心不说君应知。” (《不遇咏》) 他视张九龄为唯一知己而深切怀念:“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 举世无相识, 终身思旧恩。” (《寄荆州张丞相》) 他不仅讥刺“多自私”的国贼禄蠹, 而且有正面的自我标举。在《与魏居士书》中, 他叹悲嗟老, 自伤不能裨补时政, 又劝“山栖谷饮, 高居深视”的魏居士为苍生一起:“若有称职上有致君之盛, 下有厚俗之化, 一何顾影锔步, 行歌采薇, 是怀宝迷邦, 爱身贱物也。” (《与工部李侍郎书》) 偶尔, 他还有施庄、施田之举 (《请施庄为寺表》及《请回前任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 。这种行为既有佛教普渡众生、慈悲为怀思想的影响, 又有“于国家不减数粒, 在穷窘或得再生” (《请回前任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 的“兼济”动机。于此可见王维“晚年唯好静”非其心理常态。
摘要：自宋以来作为诗学概念的盛唐气象, 作为盛唐大诗人之一的王维, 其心态, 以及心态物化的诗歌, 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本文从盛唐气象精神实质的特点出发, 对照分析寻绎出王维独特的心态特点, 以及他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表现, 从而揭示出盛唐气象与王维心态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盛唐气象,王维,隐逸,心态
参考文献
[1]郑綮.开天传信记.
[2][美]斯蒂芬·欧文.初唐诗.
[3]唐诗鉴赏词典.
[4]张戒.岁寒堂诗话.
[5]赵翼.题陈浦藩伯敦拙堂诗集.欧北集, VOL38.
[6]旧唐书·张九龄传.
[7]白居易.长恨歌.
[8]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盛唐气象与王之涣 第5篇
王之涣，唐朝著名诗人，性格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
历史在发展，盛唐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了。那时还不具备拍摄纪录片等条件，因此我们现在要重睹盛唐的繁荣气象就有了困难。更何况盛唐气象并不限于巍峨的宫阙等物质方面，还有朝气蓬勃、胸襟博大、勇于开拓进取的那种盛唐时期人们特有的精神风貌呢!
应该说盛唐时期丰硕的经济基础促成了综合国力的提升，这种提升也必然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所反映，这种反映既有量的，也有质的，都会有十分明显的飞跃和突破。例如诗歌，盛唐时期似乎出现了空前的大普及，而其题材、主题之广远远超越了魏晋六朝，接近“百花齐放”了。
全唐诗这一宝库，为我们提供了感受盛唐气象的许多佳作、杰作，尤其在彰显盛唐人物的精神风貌时，可能比散文、论文更为传神更为生动，比起音乐、绘画、雕塑也不逊色，而且还有充分发挥想象的余地。
盛唐的政治中心是京都长安，而中心之中心亦即最高统治者帝皇处理政务所在，乃是大明宫，他就在这里与众朝臣共商国事，并接受邻邦与属国使臣的觐见。如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袞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全诗八句，开始两句还比较平直，最后两句提示贾舍是受到重视的，要奉命草拟诏书，而中间四句却展示了庄严而富丽的画卷，皇帝居住之处之华贵无异天上人间，而“万国衣冠拜冕旒”则浓墨重彩突出了当时唐朝在全世界属文化最先进，国力最强盛的国家，所以无论远近，所有的国家都要派遣使节，与唐朝建立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
王维另一首应制诗，没有流于庸俗，没有精雕细作地专为帝皇歌功颂德，而“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摹绘了长安城中平民百姓安居乐业的一派祥和气氛。或者说，是一种更不露痕迹的歌功颂德，但确是气魄宏伟之作。假使王维生活在“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的环境中，他无论如何写不出那两首诗的。
如王昌龄《出塞》之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是吟咏边塞的军事题材作品，当时盛唐的军事实力相当强大，但作者没有鼓吹军威，没有赞美在边境上攻城略地，自然更不可能去可怜“无定河边骨”。他崇拜汉代的李广，希望也能出现这种富于传奇色彩的“飞将军”，那末“不教胡马度阴山”，边防可保无虞了。
他的《从军行》七首，都不同凡响，“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前军夜战洮汉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虽然是直接写的战争，却未出现死伤的场面，而是写了将士们取胜的决心和辉煌的战绩。在手法上属于写意而非写实。但气势磅礴，比那些写真的诗歌更具有感染力。
此外，如高适《别董大二首》：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前面两句虽落笔北方风雪之苦，后面两句却使人豁然开朗的感觉，精神一振，又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有人认为富有“豪放健美的色彩”，也是可以成立的。
一千三四百年以来，人们从王维、王昌龄、高适等人诗歌中寻觅盛唐气象及其时代精神并没有错，是有收获的。但似乎忽略了另外一位官职甚小、作品甚少的诗人——王之涣。
王之涣(688-742)，曾任文安县尉，是知县的助理。传世的诗作，仅有六首。但是，他的六首诗却有两首是千古不朽的杰作，而且在当时就广为传播，成了歌坛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其一是《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唐代的凉州在今甘肃与宁夏交界线的西端，确是相当荒僻的`边陲，人口密度十分稀疏，附近再没有别的州治、府治，成了万山丛中的孤城。用“一片”两字形容，可见其狭小。而流经此地的黄河仍向上游伸展而去，仿佛已进入白云之间了。这一感觉说明黄河的源远流长，其上流则在更远更高之处。关键在于用目测不一定有这一种视觉效果，王之涣仿佛在乘坐航天飞机，才可能产生这种感觉。王之涣有着盛唐文人特有的博大胸襟、开阔视野，于是把他所见的黄河、山岭、城廓组成了一幅无限壮美的图画。但他又并不想掩饰身处边陲怀念中原、怀念江南的忧伤，所以为“春风不度玉门关”而遗憾。当然，遗憾并不等同于绝望，也许意味着期待，或是憧憬。
至于“羌笛何须怨杨柳”，研究唐诗的专家大都认为羌笛吹奏了古代的《折杨柳行》一类“伤春悲离”的作品，如此推断，有一定道理。但也可能就是直接题咏的杨柳。王之涣此人对杨柳情有独钟，他传世之作有一首是通过杨柳来写离愁别恨的，为五言绝句：
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因为离别多。
王之涣的《凉州词》给我们的感受是他站得很高，看得很远，表现了一位盛唐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一味美化客观的现实世界，仍旧吐露了他的心声，但又不是绝望或自我麻醉。
正因为如此，《凉州词》问世以后就成了雅俗共赏的经典之作。唐代薛用弱《集异记》有一篇《王之涣》，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同往旗亭(酒楼)小饮，正好逢到梨园伶官也到酒楼宴会，他们就不露声色在一旁静静地观察。当时风尚是伶官们都要歌咏诗人的佳作。因此，昌龄等私相约曰：“我军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后来有人先唱了王昌龄的诗，接着又有人唱了高适的诗，第三位女伶还是唱的王昌龄的诗。此时此刻，王之涣指着最年轻美貌的女伶对王昌龄、高适说：“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集异记》原文)。结果她果然是唱的《凉州词》。
这一记载说明了盛唐时代诗歌的创作、唱歌到了空前普及的程度，而年轻女伶对诗歌的审美情趣、审美水平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雅的境界。
王之涣另一首名作是《登鹳雀楼》，没有接触皇帝或大臣，也没有去写军事、战争，更不提人才等具体问题，此诗为五言绝句，一共只有四句：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凉州词》是王之涣举目向西而仰视，所以感觉“黄河远上白云间”。此诗正好相反，他转而向东远眺了。十分有趣的是此时此刻他似乎又登上航天飞机了，否则的话，怎可能看得到“黄河入海流”呢?可以说，王之涣吟咏此诗时，其视野之宽广、胸襟之开阔比创作《凉州词》时更胜一筹了。不仅同样站得高、看得远，并且丝毫没有忧伤的情调，而是不以现状为满足，要“更上一层楼”。可以说盛唐时期朝廷内外励精图治、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通过此诗有了充分的反映。
盛唐时期已经是遥远的历史，但《登鹳雀楼》则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我们将永远用“更上一层楼”激励自己，奋勇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盛唐气象 第6篇
《将进酒》大约作于天宝十一年（752），距诗人长安被弃约八年之久。其“落羽辞金殿”的伤痛并未痊愈，反而时常旧病复发，且一发则斗转天动、山摇海倾。虽空举世之酒樽亦不足以发抒其幽愤。本篇是古题乐府，题意为“请人饮酒”，系汉乐府《鼓吹曲·铙歌》中的曲辞，因声辞杂写，现已难辨其意，只能从古辞“将进酒，乘大白”大略可知内容多写“饮酒放歌”。李白大概是借此发挥而已。那么，其《将进酒》是如何在牢骚、怨怼之中折射出盛唐气象的呢？本文拟就此作一粗浅探讨。
诗篇甫一发端便石破天惊，气势非凡。诗人用两个“君不见”领起的诗句，借助强大的视觉冲击，将“人生苦短”的母题无限放大，从而进行审美观照。李白的这种敏感于时间的悲慨，其实，他之前的文人早已有之，但皆不及其力量与气度。“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两句着眼于天上人间的巨大落差，以黄河之水的奔流不返比喻时间的疾驰而去、不可逆转。写得真是有若雷霆乍惊，亦如雪山骤崩，令人猝不及防。“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两句将人生两端的镜头直接剪辑在一起，中间省略了时间渐变的缓慢过程，将一条“线段”压缩成紧挨着的两个“端点”——青春与暮年——就是为了获取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比兴、夸饰的诗句以排山倒海之势奔涌而至，让读者深味这巨大无比的悲哀，且能感动激发，引人沉思共鸣。李白的这种迟暮之悲是与其强烈的功业意识相关联的，这里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屈原《离骚》）的惶恐惊悸。但又绝不类同于那种平弱无力的伤感、闲愁，它没有“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无题》）的凄美，也没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贺铸《青玉案》）的缠绵，更没有“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虚幻。李白在诗中的情感是外向的，而非内敛；是强烈的，而非孱弱；是关乎人生修为的，但又绝非空虚无聊、不能自拔。这就是由时代精神和诗人之心性禀赋决定的诗歌气象的差异，李白本篇所表现的盛唐气象，可谓空前绝后，不可复制。
既然岁月不居、人生易老，理想又难以实现，那该如何直面这残酷的现实呢？李白并没有颓废，而是从苦痛的漩涡中奋然腾起，擎举其最为得意的酒樽，放声高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人不遮不掩地鼓吹要及时行乐、享受当下生活。李白的率真应该也是一流的率真。他的主张就是化苦忧为享受。一旦政治失意，那便抽身而去——享受！物质的与精神的，一并享受，并且是追求最大限度的满足。与二三好友，把酒对月，推心置腹，畅抒幽愤，此即李白所说的“得意”。得意尽欢，金樽莫空，“酒”成了关联物质与精神的重要媒介。诗人其实是在以“豪”写“悲”，借物质层面的酒的豪饮来抒发精神层面的情的愤懑，照现在的流行说法，李白喝的不是酒，而是一杯一杯的失意。因而，“人生得意”二句是诗人李白的牢骚语、愤激语，这两句在情感抒写的自然、坦诚上折射出了盛唐气象。
李白对于自己的悲喜之情，常常是直抒胸臆，“他不受世俗的约束，没有人事的顾虑，甚至不经过理智的思考，他表达自己的人性需求时，只是一任真性的宣泄。”②是的，李白以自己真色天成的诗人气质传达了最普遍最本质的人性需求。该需求在“天生我材必有用”至“会须一饮三百杯”这四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天生我材”二句带有自嘲口吻，意谓“我”虽无安邦济世的才具，仿佛于世无补，但“我”还是必定有所用处的——毕竟能赋诗属文，发发牢骚；千金散尽又算得了什么？喝酒的钱总会有的，尽管目前是“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赠从兄襄阳少府皓》），酒还是要照喝不误的！你看，这还是典型的逐臣口吻，还是满腹牢骚。或许有人会说这两句表现了李白对于人生的乐观、自信的信念。我以为，这只说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强烈的怨怼情绪还没有准确把握。李白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像我这样的文学俊才，竟然一无用处，以致穷困潦倒，浪迹江湖。“能言终见弃，还向陇西飞”（《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朝廷容不下“敢进兴亡言”（《书情赠蔡舍人雄》）的正直之士，李白只好又飞回他的原点。带着这种强烈的政治失落感，诗人只得借助物欲的充分满足来表现其精神层面的豪纵气势：“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这仍旧是以“豪”写“悲”，以“狂”写“愁”的路子。李白的人生享受，与其说是物欲的，不如说是精神的，我们从这豪饮狂吃的场面里体会到的却是诗人酣畅淋漓的快意和精神个性的张扬。如果以为李白仅仅是为了满足以喝酒为中心的享乐生活，那就意味着我们读的不是诗歌，而是关于李白酗酒的实录。
李白的牢骚、怨怼之发泄是其人性的正常需求，因其具有天生的浪漫气质和桀骜不顺的个性，这类发泄常有洪水决堤、一泻千里之势，且往往朝极端处发展，成为诗仙所独具的意气飞扬的狂放。这也是盛唐气象的表现。“岑夫子、丹丘生”至“惟有饮者留其名”这层内容便集中笔墨写出了诗人的狂态、狂言。酒酣耳热之际，狂情渐趋高潮。首先是尽显狂态，诗人反客为主，热情劝酒：“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三字一顿的短促句式，活画出频频相邀、“飞羽觞而醉月”（《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的狂欢场景。岑夫子即岑勋，丹丘生即元丹丘，此二人皆李白好友，当时是元丹丘在家中设宴款待。李白面对两位酒友毫无顾忌地发泄牢骚，可见他们交情深厚，有情意相通之处。真正的朋友之间无需设防，也不必拘于世俗礼法，故而，诗人进一步“以自我为中心”地要求道：“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其率性而为的狂态的确可爱！然后是口出“狂言”，诗人对功名富贵、历代圣贤给予了无情的“全面否定”：“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钟鼓”，指豪门贵族之家的音乐。“馔玉”，指精美如玉的食物。“钟鼓馔玉”借指豪华富贵的生活。李白其实是热衷于豪华富贵、功名利禄的，“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食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这是对长安待诏翰林生活的回忆，虽说有对势利小人的讽刺，但个中亦有不无得意的炫耀。他热衷功名富贵，但决不会因此妨碍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同时，他也有清醒的认识：“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所谓功名富贵，他是得之则欣喜若狂，失之则断然否定——有什么值得留恋、钦羡的？显然，这是求之不得或得之复失的满腔愤懑，仍是牢骚语与满纸不平之气！因而，他喟然长叹：“但愿长醉不用醒。”还是长醉于酒乡来得安静，何必用清醒的眼光去看取这黑暗的现实呢？接着，他又愤愤然地否定自古以来的圣贤人物，他们不都寂寞地逝去了吗？什么也没留下，谁也不了解他们，只有那些全身保命的饮者倒还千古留名。这是李白对自古圣贤的大不敬吗？是狂妄无知吗？读者千万不可当真！此乃诗人在政治上严重受挫之后发出的牢骚语、愤激语，甚至是诅咒语！敦煌手写本《唐人选唐诗》上将此句写为“古来圣贤皆死尽”，可能更符合李白的狂傲个性，更能见出他不能为世所用的痛苦。在李白这里，痛苦的极端处常常就是一个“狂”字。杜甫对此有最真切的体认，他在《不见》中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这对我们读者理解李白的真实情感大有裨益。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李白由自己的狂饮联想到陈王曹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曹植《名都篇》）的历史画面，不禁感慨万千。曹植虽位为藩王，却类似囚徒，长期生活在曹丕父子的猜忌排挤之中，其怀才不遇的悲愤也只能以走马射猎、狂饮美酒的方式来平息。李白从曹植的痛苦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故而引以为同调，并借此劝主人不要吝啬那几个酒钱：“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酒尽管沽取对酌，没钱了咋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诗人要费尽千金买一醉，只为“与尔同销万古愁”！至诗篇末尾，终于逼出一个久郁心中的“愁”字。
全篇以“悲”起，以“愁”结，中间的主体部分却只见酒之豪饮狂醉，综而观之，诗人是在借酒浇愁，挥斥幽愤。而李白的幽愤全以牢骚语出之，又全系于诗人的政治理想与时代社会的巨大冲突。本篇无论是傲岸不羁、纵酒狂歌的抒情形象，还是雷霆万钧、狂飚突起的抒情气势，都极富盛唐气象。
参考文献
①余恕诚：《唐诗风貌（修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页。
②薛天纬：《李白 唐诗 西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