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内在化范文

外部性内在化范文（精选4篇）

外部性内在化 第1篇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科技创新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间竞争日趋激烈,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带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和主动。

1 科技创新平台的内涵与运行机制

进入21世纪,国家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科技投入逐年持续大幅度增加,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平台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汇集科技创新要素,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产出科技创新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的创新联盟。

1.1 科技创新平台的内涵

目前,关于科技创新平台的概念尚没有统一的认识。从已有的研究和工作实践来分析,科技创新平台可以看作是由各类拥有科技创新资源的机构(政府、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根据经济、社会和自身发展需求,结成的官、产、学、研联盟;“是具有提供科研基础条件、承担科技攻关任务、实施科技成果推广、服务经济社会、锻炼培养创新人才等功能的重要创新载体”[1]。

科技创新平台具有政府主导性、集聚性和共享性。在我国,政府在科技创新平台尤其是国家级和区域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制定各项政策,提供资助和服务,确保了科技创新平台“统筹规划,顶层设计”,避免了重复建设,对于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和产业集聚,实现共享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科技创新平台的集聚性不仅表现在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和科技创新人才的汇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科研部门的横向集聚和科研与生产部门的纵向集聚,有效形成集聚经济。科技创新平台的共享性主要表现在科技资源共享和成果利益共享,对科技创新平台中的单个成员而言,通过共享可以实现R&D成本共担,有利于控制风险。

1.2 科技创新平台的运行机制

科技创新平台是不同利益主体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和战略目标结合在一起的战略联盟,具有组织系统的开放性,合作行为的战略性、合作主体的平等性、合作关系的长期性和整体利益的互补性等特点[2]。为了充分发挥不同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效应,实现多方共赢和持续发展,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运行机制来维持创新平台良性运作。

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平台运行机制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是政府主导的多元投入机制。2004年,我国颁布了由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制定的《2004-2010年国家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简称《纲要》。随后,各省市根据《纲要》的精神,陆续制定了本省市科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或方案。自此,一批由国家和地方政府主导推动的科技创新平台开始建设。当前,我国各类企业以及社会团体对科技创新投入的意愿和能力都还显不足,如果将科技创新平台完全交给市场,将导致科技领域某些基础性的公共设施和公益性服务缺失。但如果完全依赖政府,不仅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会扼杀企业和社会团体开展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因此,较好的投入组合方式便是政府主导,多元投入。2004年至2009年,中央安排“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经费累计超过50亿元,较好的起到了以政府投入撬动社会资本,多元投入、多方共建科技创新平台的作用。

二是产权明晰的资源共享机制。现代产权制度是责权利高度统一的制度,决定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利益分配方式。明晰的产权制度可以确保创新平台参与者保持创新精神,厉行节约,使稀缺的科技资源得到最优利用。协作和共享是构成科技创新平台的两块基石,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理性个体的选择将使集体协作成为不可能,创新平台中各利益主体的理性行为将导致资源利用上的“公地悲剧”和利益分配上的“搭便车”行为。只有明晰创新平台各利益主体对科技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才能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避免“公地悲剧”和“搭便车”行为的发生。

三是竞争与竞合并重的激励机制。波特竞争理论告诉我们利益主体间的竞争有利于利益主体积极性的提高。为了取得竞争优势,高效利用稀缺科技资源成为创新平台利益主体的必然选择。然而竞争自身固有的对抗性也可能导致损人不利己或两败俱伤。博弈论的冲突与均衡原理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竞争的另一面就是竞合,利益主体间结成亲密的伙伴关系,制定共同的远景,协作奋斗,最终可以实现个体与组织共赢。

2 科技创新的外部性

科技创新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成为影响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对社会所产生的效用,一部分已经为我们所深刻感知,并能进行合理控制和利用。另有一部分隐性的效用,我们还不甚了解。可见,正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会对其他人或社会产生外部性作用一样,科技创新所产生的效用也没有完全被内化,无论是科技创新的载体(科技计划项目)还是科技创新的成果(知识、人才)等都具有外部性属性。

2.1 科技计划的外部性

具有外部性属性的科技计划主要是政府科技计划。政府科技计划由公共财政进行支持,为某一特定的,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无论每个计划的具体目标有多么不同,但总体来说是要通过计划实施,让尽可能多的国民直接或间接受益,而无需国民额外付费。这使得政府科技计划具有较多的公共物品的属性,因而具有较强的外部性[3]。对于来自企业的一般科技计划项目,由于设置了明确的合约条款,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因而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部性产生。但对于来自企业的共性技术攻关类的科技计划项目,由于其科研成果往往可以为行业共享,使用上不具有排他性,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外部性。

2.2 科技创新成果的外部性

科技创新是科研人员以知识为对象进行的探索性工作,获得知识是科技创新的直接目的,不论这种知识是以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的形式表现出来。显性知识可以通过语言、书籍等编码方式进行复制传播,一经复制和传播,便可以在无限范围内被无限的人使用,复制使用知识的人付出的成本几乎为零,而潜在的收益却非常高。显性知识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无限复制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使显性知识具有公共物品的部分特征。生产显性知识的私人或私人利益集团生产出显性知识后,不能排除别人对显性知识的使用,而使其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产生外部性。隐性知识是个人见解,只有通过个人经验才能获得,难以编码表达。隐性知识只能存在于科研人员的大脑中,科研人员从一个组织流动到新组织中,其携带的隐性知识就会使新组织受益,这时就原组织而言,其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就具有外部性[4,5]。

我们在讨论科技创新时往往只将论文、专利、产品等一般成果定义为科技创新成果,而忽视了人才既科学家也是科技创新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科学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他们是在科技创新活动过程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科学家的外部性来自于其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当然也来自于其自身拥有的隐性知识。科学家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弘扬了人类高尚的美德;科学家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对于创造务实诚信的社会,有很强的示范作用。科学家以其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整个社会[6]。

3 科技创新平台与科技创新外部性的内在化

外部性的存在导致科技创新过程中资源配置无效,创新主体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最终会导致创新主体创新意愿下降,创新能力减弱。科技创新外部性的解决之道在于外部性的内在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是使科技创新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之一。

3.1 政府层面的制度引导和激励

诺斯等人认为,制度本身可以内化外部性问题。政府是科技创新平台的利益主体之一,当市场的力量不足以发挥科技创新平台的全部功能的时候,政府的干预就变得非常必要。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增加科技创新的投入,对科技创新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以弥补创新主体由于科技创新外部性带来的收益减少;通过制定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创新主体获得更多的收益。通过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制,以利于创新主体在更广阔的范围融资,支持创新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活动[7]。通过完善科技创新平台内创新主体准入、种类、竞争体系,创新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引导创新平台实现有效集聚,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

3.2 资源共享,合作研究

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合作研究,利益共享是科技创新平台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由创新主体共同进行科技创新,创新成果由参与者共同享有的合作研究方式有利于解决竞争市场中科技创新面临的外部性问题。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全有效,并且科技创新产生溢出时,单个创新主体难以使其外部性内在化。而科技创新平台的作用就在于将可能从创新中获益的利益主体联合起来,合作研究,利益共享,从而将科技创新外部性内在化[8]。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平台也是集聚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关于集聚经济的研究表明,由于劳动力共享,基础设施共享,知识溢出、分工专业化等,产业集聚能够提高生产率。从而将单纯市场竞争条件下利益主体间非你即我的关系变成亦你亦我的关系,将科技创新外部性内化于系统内部,使个体与组织实现共赢。

科技创新平台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对科技创新平台的研究着眼在实践层面的建设、运行、结构、管理等方面,而忽视了紧密植根于科技创新平台的科技创新活动与平台之间深层次的内在关系。将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科技创新外部性的内在化结合起来研究,有利于我们在更为本质的层面制定促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政策,更加有效的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作。

摘要：科技创新平台在科技创新活动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分析了科技创新平台的特性和运行机制,探讨了科技创新的外部性特征,并对科技创新平台与科技创新外部性内在化之间关系进行研究,揭示了科技创新平台促进科技创新外部性内在化的机理。

关键词：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创新,外部性,内在化

参考文献

[1]俞志华,戚钜岳,王桂良.对我省公共科技创新平台若干问题的思考[J].今日科技,2006(4):6-7.

[2]于国波,张永宁,陈磊.高校科技创新平台的合作动力与运行机制研究[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7,23(4):98-101.

[3]姜念云.关于政府科技计划的外部性[J].中国科技论坛,2005(1):37-39.

[4]何英,黄瑞华.论知识外部性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J].科学学研究,2006,24(5):742-746.

[5]王立平,孙韩.知识外部性与知识溢出[J].经济.科学.社会,2007,25(1):37-40.

[6]赵时亮,陈通.科研活动的外部性研究[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23(2):99-102.

[7]宋常,严宏深.科技创新企业的外部性与政府补贴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1):62-64.

外部性内在化 第2篇

(一)外部性

所谓外部性,就是一个经济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的福利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或者市场交易中反映。直观而言,经济行为的发生除对自身产生影响外也存在溢出效应,或积极或消极。积极的我们称为正外部性,消极的为负外部性。从环境经济学的领域来看,负外部性往往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一种经济行为的发生,给别人带来的作用或者“贡献”经常为负。特别是对许多经济行为主体来说,当他不考虑自身对外界产生副作用的成本时,对环境的“负”行为更是“肆无忌惮”。

(二)庇古税收

庇古是第一位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外部性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主要提出了一种控制环境污染的经济手段——“庇古税”。对于外部性的研究,庇古的理论认为产生外部性是由于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不相等。若前者大于后者,就说明社会利益有所损失,这损失就归咎于外部性的产生,在私人获取利益的同时,给他人带来了损失,这种损失便是负的外部性;相反的,若前者小于后者,则说明私人劳动不仅仅给自身谋求了福利,其他人也得到利益,这种溢出的利益就是正的外部性。

为消除这种外部性,就需要在正外部性出现的时候增加厂商的利益或者在负外部性出现的时候增加社会的利益。正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经济主体,无论其对外部产生怎样的效应,其不会自发的作出调节使得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或者说两者获利相同,这样的后果是无法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为消除上述不一致问题,政府就通过“庇古税收”这一经济政策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通过收税的形式迫使厂商解决外部性问题,使得外部性内在化。庇古税的税收标准为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害等于单位污染所征收的税收。具体实施方法为:可以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厂商或个人进行补助、嘉奖,即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给企业以补贴;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施征税,即存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时,向企业征税。

(三)科斯定理

在政府干预出现问题后,科斯于1959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了自己对外部性治理的方法。科斯认为用“庇古税”解决外部性问题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诸多困难,也无法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为解决外部性,科斯提出了不同于庇古"政府干预”的思路,通过引入可交易产权这样的概念,将“制造外部性”看成是一种可以自由交易的权利。“科斯定理”概括来说,就是存在清晰界定的产权条件下,若交易费用为零,则可以通过私人之间达成自愿协议的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

科斯定理指出治理外部性问题可以依靠市场的自主调节,但在市场调节过程中存在“交易费用”问题。科斯的第一第二定理已经清楚地的阐释了在有无交易费用下市场如何进行资源有效配置。首先可以对第一定理这样理解:在市场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产权安排对资源配置无用,因为没有交易费用,人们就不必在产权安排上花费精力,通过自由的交易改变原始的权利界定,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即此时的市场机制会无代价的进行资源优化。然而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生活中,交易费用是不为零的。当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科斯的第二定理指出:“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

二、外部性内在化的两种途径分析

(一)“庇古税”存在的局限

“庇古税”是通过对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主体征税,或是补偿受害者来使得外部性内在化,消除外部性因素的影响,但“庇古税”在实施中存在一定的局限。“庇古税”是一种“事后”解决方法,无论是征税还是补贴,其负的外部性已经产生,在治理环境上,对不可再生资源造成了永久性的破坏,成本巨大,造成的损害无法弥补。再者,“庇古税”的提出假设以市场是完全自由竞争的为前提,当厂商和个人以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生产活动时,若不能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则存在外部性问题,当出现外部性问题后,庇古将解决主体设定为政府,其暗示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厂商和个人是无法依靠市场解决的。由此,“庇古税”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地区使用就存在限制。最后,无论是税收或是补贴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产生较大的成本,本身事后控制的方法就增加了成本,这些成本由政府支出实际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无法到达最优化状态。因此,“庇古税”解决不了所有外部性问题,它只能在其适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二)科斯产权制度的作用机理

现实情况下,交易费用是存在的。当交易费用较小时,解决外部性的方法就是对产权作出明晰的界定,通过对产权的界定,双方当事人通过产权的交易解决外部性问题,提高整体的利益。同时科斯第三定理指出,制度的建立是需要成本的,包括上述的产权界定的明晰,耗时耗力,这些成本将加大交易费用,从而影响最终的收益,因此,如何建立一个高效优质的制度对于解决外部性问题十分重要。当然,使得净收益最大的制度安排便是最好的选择,一个好的制度选择也意味着最大的经济效益。

在明晰产权中,科斯提出产权界定的两种方法,其一是将权利赋予侵害者,他拥有造成负的外部性的权利,但受害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与侵害者协商,受害者付出一定的费用,通过这笔费用用来解决外部性;其二是将权利赋予受害者,即受害者有权利向侵害者索赔,用侵害者索赔的部分弥补负外部性对自身带来的损害。这两种方法虽然作用对象不同,但都可以将外部性内在化,使得社会总收益达到最大。拿染织厂举例,若染织厂有排污的权利,为保证企业利润最大化,那么为减少排污权的费用,会通过技术革新等方式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若周边受污染群众拥有索赔的权利,厂商为了尽量减少索赔,也会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两者最终的目的都能达到治理污染。

在产权制度无法完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组织企业或者政府管制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当交易费用过高,产权制度下无法降低负的外部性造成的损害,反而增加了成本的时候,企业一体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若有交易环节,而双方同为一个企业,那交易便成为企业内部事务,节省了交易费用,即将交易费用内部化,在其行政成本低于交易费用时,整体的收益就会增大。政府管制同上述企业管理道理相同,将政府想象成一个超级企业,它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同样的,这种管制起作用的前提是行政成本低于市场交易的成本。

(四)小结

通过对比上述二者的作用机理以及使用条件,笔者认为从解决负的外部性的目标考虑,事后补救的“庇古税收”能作为事前抑制的科斯定理的一种补充;从作用范围考虑,当市场机制不完善时,“庇古税收”发挥作用会受到限制,但是科斯定理中,对于产权的明晰有多种方式,能符合各类条件,无论交易成本大还是小,产权归于受害者还是侵害者,都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在现实应用中,污染的治理应该以科斯产权制度建立为主,辅之以“庇古税收”,结合实际进行环境治理。

三、外部性内在化治理污染的现实作用

厂商生产产品造成的污染将给环境造成负的外部性。要解决环境污染,就是将负外部性内在化,将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那部分额外成本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最终由负的外部制造者自己承担。由此,一方面能够克服负的外部性形成的效率损失,重新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另一方面可以使负的外部性制造者认识到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并非有利可图的,而且还可能受到社会舆论的遣责,由此在客观上促进环境和资源状况的改善。根据上述所提及的解决外部性内在化的方法,具体在环境治理方面,主要集中位市场自主调节、政府管制和舆论监督:

(一)市场机制自主调节

根据科斯定理,当厂商的生产活动对社会产生负的外部性时,无论是否存在交易费用,都可以通过与居民户的协商谈判和自由交易使得外部性内在化,从而使双方获利。也就是说,只要产权界定清晰,无论是产权界定给居民,也就是居民有权不遭受污染,还是将产权界定给厂商,即厂商享有污染权,无论其是否有利,只要双方达成共识,都可以实现共赢。

(二)政府管制

当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是交易费用大于交易所带来的收益时,市场手段将无效。此时,可以通过政府管制来进行,通过征收"庇古税收”的办法达到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相等,但这个方法存在众多的局限,因此,政府也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解决。

行政手段指的是环境直接管制,环境管制是建立在环境质量标准基础之上的,是政府以非市场途径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干预。在这里,行政管制主要强调通过发放行政许可证的方法进行约束。这种方法的理论背景就是科斯的产权制度,发放许可证就是将排污的权利赋予厂商,当然也会强制性的规定不可以使用高污染的原料或能造成高污染的工艺生产要素。排污权的实施将企业的利润与生产技术紧密联系,为了减少费用,在可行的条件下提高生产技术,降低污染,就可以将自由交易的排污权转卖他人,由此获利,这种激励机制可以从源头上治理污染,是值得推崇的一种办法。

法律手段指的是通过制定法律来约束经济行为,从根本上解决外部性问题。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手段,在执行的时候不会受到利益集团压力的影响,能有效治理环境,但由于其制定过程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并且通过诉讼途径无法解决一般环境问题,因为环境污染涉及公众利益,"搭便车”问题也会显现,诉讼的交易成本较大,最终的结果是无人告状,污染厂家逍遥法外。因此,政府在进行强制措施之前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合理性和可实施性,有效治理污染。

(三)舆论监督

媒体曝光通过民间社会力量包括学校、社会舆论监督机构、民间绿色组织和环境资源保护协会等等进行舆论监督,对造成负外部性的厂商或者个人曝光,再结合上述法律手段,对于抑制外部不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总结

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外部性内在化问题的方式有多种,需要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庇古税收”存在众多质疑,然而它却不失为一种有效解决外部性的方法之一,在合适的前提下,可以考虑使用。发展到后来的"科斯定理”则更为广泛,受众面也更广,根据交易费用的多少,决定具体的解决措施,对症下药,有效治理污染,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教程[M],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

[2]邓安泽,基于公共经济学市场下的庇古税探讨[J],中国外资,2013(8)

[3]沈田华,彭珏,龚晓丽,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再扩展[J],财经科学,2011(12)

[4]吴灏,产权制度与环境:“科斯定理的延伸”[J],生态经济,2016(5)

外部性内在化 第3篇

一、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

工业化脚步的前行始终伴随着轰鸣的大机器, 浓烟滚滚的大烟囱, 机械重复的乏味工作以及对资源无节制的大量攫取, 人们呼唤一种无烟产业, 能够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最低限度地减少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破坏。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还可以增加就业、积累社会财富又拉动内需, 不失为当下可以另辟的新途径。

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后, 很多的传统产业、加工产业、制造业产业都转移了, 同时在提升传统产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中心城区的工业向开发区转移, 甚至向外地转移, 比如首钢迁到曹妃甸地区等。基于这样一种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以后的背景, 北京必然会选择一个不需要太多资源, 又不是以工业、制造业为基础的核心产业, 因此便定位在了文化创意产业——版权业、影视、设计、创作为主的产业。通过2004～2007年数据表明,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逐步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成为最活跃、最具增长潜质的产业。

(一) 文化创意产业是首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前景广阔, 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全球范围内席卷的文化创意产业狂潮, 也正说明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立足当下,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目前,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已超过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 据测算, 到2010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将超过1, 000亿元, 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在目前10.2%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支柱产业的地位逐步确立。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新时期带动首都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产业,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见图1) 。同时, 2007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全年实现利润总额216.2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72.7亿元, 近三年增幅分别为4.5%、30.4%和50.7%。

(二)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北京作为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 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综合优势十分显著。目前全市共有82所高等院校, 每年向社会输送10多万名高等学历人员, 为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置身于这样一个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阶段上, 北京一定可以树立致胜于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优势。

文化创意产业中, 文化是载体, 创意是灵魂, 落脚点是产业。如何将三者有效地、合理地结合在一起, 就显得格外重要。文化创意产业分支繁多、自由度较大、动态性较强, 亟待探索出准则、促其纷繁有序发展;创意者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急需人才的培养;文化创意产品呈百花齐放之势, 不免有假借文化创意之名, 鱼目混杂其中, 来抬高自身价值的情形;文化创意园区缺乏整体规划, 无法凸现集聚优势;如何使现有的文化资源融合创意有效地转化为文化创意产品并具有核心竞争力, 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都是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创意传播者的从业动机——生存型与机会型

在798园区形成之后, 就不再是单纯依靠卖点子赚钱求生存, 而是更多依靠有形艺术创意作品的创作和交易, 求得生存与发展了。如今, 由于过度的商业性开发, 资本寻求利润的冲动已经消解了原来的艺术气息, 一片商业气味冲淡了798的艺术氛围。

艺术有创作规律, 商业也有自己的经营逻辑, 两者既可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 又有彼此冲突的一面。艺术与商业之间关系的这种两面性, 也促使了创意传播者两种经营动机的形成。

针对两位创意传播者的重点调查, 可以把文化创意产业的传播者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在资金来源方面, 机会型传播者使用的自有资金, 而生存型传播者的资金一部分来自借贷, 一部分来自储蓄;二是在对艺术的重视程度方面, 机会型传播者对艺术有着强烈的追求, 生存型传播者更在创意元素所能带来的收益;三是在商业目的方面, 机会型传播者为了满足自身兴趣, 看好商业前景, 生存型传播者为了赚取家用, 保证就业;四是在经营方式方面, 机会型传播者采用代销, 而生存型传播者大多自产自销;五是对产品的理解方面, 机会型传播者担心的是没有好作品, 而生存型传播者顾虑则较多, 如销售渠道、市场需求、资金链等。

不能绝对地说, 传播者就一定属于上面的哪一类, 只能根据趋向性程度来判断偏向于哪一类, 大部分属于二者兼之。传播者从事该行业的最大相同动机来自于文化创意产业所带来的巨大利润。越来越多的传播者进入这个行业, 因为不需要什么成本, 或者成本很低, 产品通过多种别出心裁的表达方式, 但是却能带来丰厚的利益回报。

三、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及效应

当今, 文化创意产业不再局限于个体设计师、策划人及艺术家的灵感突发形式, 已扩及到包括知识和社会经济文化传播构成的与产业发展形态及社会运作方式的创新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不仅是个人和单个企业的推动行为, 更是需要集体的互动和企业的地理集聚形成的集群化环境, 也就是说, 要整合多单元资源于一个规模相当的集群环境, 产生共赢的结果。因此,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样一种形式应运而生。可以说,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聚集若干文化创意企业的相对独立的区域。

如798文化艺术园区, 其原是国有798厂等电子工业的厂区, 因为园区有序的规划、便利的交通、风格独特的包豪斯建筑等环境、空间和基础设施多方面的优势, 吸引了多家艺术机构及艺术家前来租用闲置厂房并进行改造, 由于它的工业厂房被重新定义、设计和改造, 逐渐发展成为画廊、艺术中心、艺术工作室、设计公司、时尚店铺、餐饮酒吧等各种空间的聚集区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而文化创意产业聚集一旦形成, 必然给该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知识的溢出效应、创新能力的共生效应、资源的规模效应等影响。

(一) 知识的溢出效应。

在产业聚集的地方, 同行业的生产厂家、供应商、重要客户以及相关产业和支柱产业交织在一起,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 它们可能共有一个供应商, 同一家顾主。它们的高级管理人员会因为业务上的往来, 技术上的可通性, 甚至是员工在企业之间的流动, 使区域内人际间的接触和交流频繁, 增加了经营的透明度。竞争和伙伴关系的共存, 使处于产业聚集区域的企业很容易获得研究开发、人力资源、信息等方面的外溢效应。

(二) 创新能力的共生效应。

产业聚集区域内, 市场竞争越激烈, 创新动力越强烈, 创新资源越容易获取。一是从人才资源来看, 产业聚集把该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才吸引到同一个地方, 从而使厂家更容易得到急需人才, 而专业人才也更倾向于去产业聚集的区域谋职, 在那里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也能够更富有挑战性。二是从资金资源上看, 产业聚集降低了风险投资基金寻找投资项目的信息成本。因此, 越是产业聚集的区域越容易获得风险投资。三是从技术资源来看, 完善而集中的产业体系强化了对相关产业领域的研究力度以及对新技术的快速反应能力。 所以, 产业集群内, 创新者更容易找到所需的设备、人才、资金甚至技术, 相关企业的合作既可以分散风险, 减少困难, 又能提高创新速度。所以说, 文化创意企业聚集在一起, 创新效益尤为显著, 可以大大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多样化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其中, 人的多样性带来文化的多样性。集聚可以增强艺术家间的相互交流, 产生创意的想法, 这将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更新, 不断带来新的活力。

(三) 资源的规模效应。

由于存在外部经济, 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 从而提高以地区为基础的企业生产率。在产业集群内, 各种相关企业相互集中在一起, 把具有产业联系的生产分工到不同的企业进行, 进行灵活的专业化分工, 集中进行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运输, 使之规模化, 这就降低了原料的采购成本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另外, 集群区内上下游企业的关联配套, 不仅能降低企业成本, 而且能实现优势互补, 进而增强综合竞争能力。如由于大多数文化机构聚集在一起, 具有基础设施共享、互补性强的优势, 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 就文化创意产业的制作主体而言, 与产业链前后向关联企业的紧密联系, 保证了其技术创新的方向性和持续性。再者, 机构间可以建立联盟, 加大所占市场份额, 形成规模竞争力。

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策与建议

(一) 从教育着手, 重视并加强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 需要大量新鲜血液的注入。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是创意, 创意来源于高素质、复合型的人才。当前我国的创意型人才存在较大缺口, 培养机制也不完善。当前的重点是引进一批既具有海外从事文化或创意产业工作经历又具备一定的国内外文化底蕴的创新型人才, 推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化。在人才培养上, 要充分利用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 加强高校间、高校与企业间的国内和国际交流, 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储备足够的优秀人才。

(二) 逐步建立一批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基地, 提升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已经建立的产业基地如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北京798艺术区等首批1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上, 寻找市场空白点,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不断开发新的示范基地, 突出“新地点, 新产业, 新项目”, “先富带动后富, 局部带动整体, 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理念, 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的品牌价值, 推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三)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 适度引导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和商业运作, 健全文化创意产业的管理机制。 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 配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有效引导企业的发展, 使政府、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协调统一。同时建立完善的文化管理机构, 充分发挥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 特别是要严格管制进入到集聚区的产业类型。据调查发现, 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 随着访客的不断增加, 餐馆、酒吧、小商店等基础配套设施也陆续出现为客人提供周到的服务。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在有些集聚区内, 这样的第三产业过多, 或者说, 这些餐馆、酒吧等如产业区以外的并无两样, 产业间的协作混乱, 没有融合, 也没有建立在文化创意这样一种核心功能的基础上, 这样就会削减文化创意集聚程度, 使得商业氛围过浓, 不利于充分发挥集聚的优势。798园区正是应该剔除商业俗气, 把握住本该着重凸现的艺术氛围与活力上, 由空间集群转型为功能集群和产业集群, 凸现它的竞争优势和区域特征。

(四) 高效利用北京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 北京具有三千多年辉煌的建城史, 而且六朝古都的历史文化积淀, 使其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 奢华美丽的皇家园林, 威严的天安门, 神秘的故宫……随处散发着文明的魅力。只要将这些璀璨的遗产经过精心的研究整合开发, 将历史性的文化遗产转变为创意性的文化资源, 伴随而来的将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收益。古人的文明与智慧无疑是今人创意和灵感来源的极其宝贵的财富。 而且, 北京作为一个逐步走向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 文化节、艺术节等各种文化活动风起云涌, 使北京接受了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洗礼与熏陶, 特别是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京的胜利召开, 更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古老而现代, 热情而文明的新北京。同时, 加强各国之间的贸易合作, 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扩大出口, 从国内国外市场共同推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壮大。

摘要：近年来, 文化创意产业日益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798园区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 在揭示文化创意产业基本特点的基础上, 从内外部两个基本视角重点研究了创意传播者动机类型以及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形态等问题, 并据此对发展和壮大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提出了具体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北京798园区,创意传播者,文化产业集群

参考文献

[1].吕学武, 范周等.文化创意产业前沿丛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2].冷秀华.论产业聚集的创新[J].经济论坛, 2004, 4:43~44

[3].蒋三庚, 王晓红等.文化创意产业研究[M].北京:首都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

[4].赵晶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群策略[J].今日中国论坛, 2008, 6

[5].马地.798创意产业区形成因素研究[J].中国城市经济, 2008, 10

[6].蔡赴朝.北京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城市经济, 2006

[7].尹晴碧.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及策略[J].北京市经济管理学院学报, 2008

[8].赵弘, 梁昊光.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今天与明天[J].北京观察, 2008

[9].刘文华, 唐志红.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经济产业, 2010, 1

外部性内在化 第4篇

1 理论分析和研究框架

1.1 目标设置

目标设置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学者Locke于1968年提出的, 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激励理论之一;Locke等认为外来的刺激 (如领导鼓励等) 可以通过目标设置来影响动机, 人的需要能够通过目标设置转化为动机, 指引人们前进, 从而实现目标。作为一种激发个人动机的重要激励机制, 目标设置已被众多研究证实, 可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本文所指的目标设置是指在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下, 将组织愿景和期望融合为个人目标的过程。

在关于变革型领导与目标设置的关系研究中, Kirkpatr ick和Locke (1996) 通过实验方法, 验证了变革型领导通过自我目标设置和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Whittington和Goodwin (2004) 研究发现目标难度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变量有重要的影响, 变革型领导可以通过目标难度和工作设计来强化与员工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Ilies, Judge和Wagner (2006) 在他们建立的一个理论模型中描述了变革型领导的愿景成分可以影响目标设置, 进而影响自我效能感和自我目标设置, 变革型领导与工作动机之间存在一个复杂的情感和认知的作用过程[1]。但以上的研究对目标设置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以及与其他变量的关系还缺乏系统和深入的论证。

1.2 自我决定和目标自我一致

20世纪80年代, Deci和Ryan等学者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和传统的动机理论将动机划分为单一或内外动机两部分不同的是:Deci等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是一个从外部动机到内部动机的连续体, 可以分为外部动机、内摄性动机、认同性动机和内部动机四部分。在这个连续体上, 根据与自我的有机整合程度, 外部动机和内摄性动机统称为控制性动机, 认同性动机和内部动机则称为自主性动机[2]。

Sheldon和Elliot于20世纪90年代在自我决定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目标自我一致理论。所谓目标自我一致代表了个人对目标本身发自内心的认同的程度。如果个体是为“自我”所驱动的, 与内心协调一致的, 则目标自我一致程度就高;如果个体所设定的目标更多来源于外界的压力或自己的负面情绪而非“自我”, 则目标自我一致的程度就低。只有员工通过目标自我一致将工作任务与个人自我目标内化为一体, 形成自主性动机, 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取得较好的工作绩效[2]。而变革型领导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在Sheldon和Elliot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目标自我一致在动机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中介作用将给我们研究变革型领导的作用机理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1.3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理论是著名学者Bandura于1977年提出的。所谓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身完成某项任务或工作所具有的行为能力的判断和信心, 由于这个概念有助于来解释人类动机的中介认知过程——行为者通过它将外在诱因和内部动力相协调从而形成动机, 所以很快被有关的动机研究所采纳, 从这个角度讲, 自我效能感理论是Bandura对动机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它揭示了外在因素转化为行为动因的内在机制, 使人们认识到了自我效能感的自我调节作用, 自我效能感如今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一种影响人类动机的中介认知因素[3]。

过去的研究证明领导方式是影响员工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如变革型领导, 通过对员工的智力激发和个别化关怀可以增强下属的自信心和对工作的热情, 领导也可以增加对下属的了解;通过个人魅力和理想化影响, 可以提高下属对所完成任务的内在价值的认识, 而这些都能够提升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激发员工的自我意识和自尊自信, 进而提高下属的工作动机和成就感[1]。Kirkpatrick和Locke (1996) 研究发现:对于变革型领导来讲, 高质量的愿景激励肯定对员工工作态度有积极的影响, 包括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李超平、时勘、吴志明和武欣等 (2006) 也在不同的研究中发现自我效能感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

而变革型领导在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时, 很大程度上是先通过目标设置来进行的, 变革型领导和目标设置以及自我效能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带来员工工作态度的变化。

综上所述, 过去对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的关系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 但目标设置和自我效能感、目标自我一致等要素在变革型领导影响员工工作态度的过程中所承担的作用却还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因此,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本文基于目标设置、目标自我一致、自我效能感等理论, 将它们纳入到变革型领导作用机理的大框架下, 综合考虑了不同理论在本研究主题下的观点, 构建了如下的研究框架:变革型领导在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时, 并不仅仅是一个直接的路径, 而是一个间接的作用过程, 具体讲主要是通过目标设置, 影响员工的目标自我一致和自我效能感, 进而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态度, 从而揭示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的工作态度的影响路径与机理。

2 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分析和有关命题的提出

2.1 变革型领导与目标设置

愿景是一种被领导理想化的目标, 是与目标设置紧紧关联的, Zaccaro和Banks认为一个长期、模糊的愿景需要转化成更加具体的组织战略, 也就是更明确、更实际的目标。变革型领导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愿景激励, Wofford和Goodwin指出, 变革型领导的愿景激励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形成了下属的具体工作目标[1]。

House曾提出挑战性的目标加强了变革型领导和下属工作态度之间的关联, 下属愿意接受这种领导对自己高水平的期待和满意度, 而这种高水平的期待连接的纽带就是目标设置中的目标难度这一维度。Avolio认为, 变革型领导用领导感召力为下属提供了既有意义又有挑战性的乐观前景和未来变革型领导能够把他们的愿景通过目标设置的过程转化成员工切实的贡献, 员工也对这样的组织有强烈的归属感[1]。

综上所述, 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P1:变革型领导与目标设置的关系是正相关的, 变革型领导更可能帮助员工树立明确的挑战性目标。

2.2 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的工作态度

通过智力激发, 变革型领导鼓励员工去追求高层次和有挑战性的目标, 争强好胜;通过个性化的关怀, 变革型领导能使员工感受到领导对其个人发展的期待和支持。变革型领导的所有这些行为将使得员工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协调一致起来, 从而提高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众多的实证研究都表明, 在不同的组织和文化中, 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成正相关关系。西方学者Yukl认为变革型领导能让员工信任并尊重领导者, 员工也心甘情愿地付出额外努力来完成各项任务;Howell和Avolio (1993) 研究发现, 员工能够将领导者的价值观和目标内在化, 增强自主性动机, 进而超越个人眼前的利益而去追求领导者所提出的使命和目标;Bass (1999) 发现变革型领导能够有选择性地激起员工内在的成就动机和高层次需要。国内也对此进行了多项研究, 如李超平和时勘 (2003) 研究表明:领导魅力对员工的额外努力有正面影响;孟慧 (2004) 的研究也证实: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的组织承诺等工作态度指标具有正效应。

综上所述, 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P2: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的工作态度是正相关关系。

2.3 目标设置与自我效能感和目标自我一致

关于目标设置对员工自我效能感影响的研究, Locke于1997年在其建立的综合模型中发现由于变革型领导能够表达对下属的信任和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因而, 在领导影响下设置的目标会导致员工更高的自我效能感。Gellatly和Meyer等人的相关研究也证明了目标设置对员工自我效能感有影响[1]。

目标设置与目标自我一致有着直接的联系。Sheldon和Elliot的目标自我一致理论就是以个体的目标设置为基础, 通过个人主动生成的目标来研究背后的动机过程。在外部的和内摄性的动机中, 人们之所以追求这个目标是因为受到他人或外部环境的压力;或者是如果不这么做, 就会感到焦虑、羞耻和愧疚。与此相反, 认同性和内部动机追求目标是由于自主和自我决定的原因, 之所以追求这个目标是源于和我的价值观一致;或者源于我的兴趣。与外部和内摄性动机不同的是, 认同性和内部动机追求目标的过程让我感觉快乐和愉悦。这些目标是个人的兴趣与核心价值观一致的, 个人目标的设置直接关系到目标自我一致的程度, 而这些都与变革型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密切联系[2]。

综上所述, 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P3-1:目标设置与自我效能感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P3-2:目标设置与目标自我一致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2.4 自我效能感与员工的工作态度

自我效能感强的人, 普遍具有较突出的成就动机和创业意识, 他们在面对困难时, 敢于迎接挑战, 而不是选择逃避和妥协, 而且战胜困难的成功体验, 使个人的自信心有提高, 更使这种自我效能感有进一步的提升, 这些都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内在兴趣和对活动的专注程度。很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表明, 自我效能感与工作态度之间存在着积极的正向关系, 比如Bandura等人在1989年到1993年期间对自我效能感与员工的工作态度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研究, 发现自我效能感能够非常有效地预期绩效。有着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人在面对任务时有着更强的内部动机, 更高的工作热情, 特别是在面对困难时也更容易坚持, 必然会有更好的工作态度和绩效。同样Sadri和Robertson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与工作绩效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总之, 从过去的相关研究来看, 自我效能感是预测工作绩效相关指标的重要变量。

因而, 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P4:员工的自我效能感越高, 其工作态度越好。

2.5 目标自我一致与员工的工作态度

根据Sheldon和Elliot的目标自我一致理论, 员工的目标自我一致程度越高, 员工的工作目标与自我的一致性就越强, 其自主性动机水平也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对组织和工作都是来自内心的认同和协调一致, 他们更愿意更主动地投入工作, 自然会带来更好的工作绩效, 并体验到更多的积极的心理结果[2]。

目标自我一致、自主性动机与工作态度的关系, 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西方学者, 如Sheldon和Kasser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就发现目标自我一致较高的个体, 其自主性、自我实现的积极情绪也较高;Sheldon等 (2004) 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 目标自我一致对主观幸福感等指标有较强的预测力。Koestner (2002) 、Judge和Bono (2003) 的研究同样证实:目标自我一致对工作满意度、情感承诺有显著正向影响。总之, 目标自我一致和自主性动机与工作满意度和情感承诺等工作态度要素有正相关关系。

因而, 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P5:员工的目标自我一致性越强, 其工作态度越好。

2.6 变革型领导与自我效能感和目标自我一致

近年来, Bass等的变革型领导四维结构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这四个维度是领导魅力、愿景激励、智力激发、个性化关怀, 其中的个性化关怀维度可以使下属与领导互相理解, 感受到领导的关注与帮助, 提升下属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Natanovich和Eden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chyns等 (2001) 的研究也证明:变革型领导可以为员工提供尽可能多的执行任务的机会, 增强他们应对挑战的能力和经历, 从而增强员工的自信心和面对困难的勇气, 影响和提高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的自我效能感是紧密相关的。

变革型领导与目标自我一致的关系, 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明, 比如, Judge和Bono (2003) 曾验证了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目标自我一致和自主性动机的形成有显著的影响。在领导魅力、愿景激励和智力激发的背景下, 变革型领导可以发挥其在理想和价值观方面的影响力, 促使个体确定的目标与持久的兴趣和价值相匹配, 与组织的愿景和使命相联系, 这时候, 目标自我一致所带来的内在动机是很强的, 当然会对员工的工作态度有深刻影响。

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P6-1:变革型领导与自我效能感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P6-2: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目标自我一致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2.7 目标设置与员工的工作态度

同变革型领导行为一样, 国外的大量研究也都证明目标设置对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等工作态度指标有显著影响[1]。在目标设置的相关研究中, Locke和Latham (1990) 曾指出富有挑战性的具体目标设置比没有设置目标或设置一般性目标 (如尽你最大努力) 可导致高的工作绩效, 这种高绩效, 可以反过来促使员工有更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并尝试创新性的工作模式。同时, 在目标设置中, 目标承诺和目标重要性这两个变量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激励因素, 目标对个人的重要性和人们对目标的期望和坚持往往是一种提高人们工作态度的重要动力, 而且当人们体会到目标重要的时候, 自然会提高目标承诺的程度, 进而提高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的水平。

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P7:目标设置与员工的工作态度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3 结语

作为最前沿的领导理论之一, 变革型领导成为了近年来西方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热点。根据以往的研究, 我们认为变革型领导对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等员工工作态度指标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直接的过程, 而是通过一些中介变量间接发挥作用的过程, 因此, 本文提出了变革型领导行为变量通过目标设置、目标自我一致和自我效能感等变量而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变量产生作用的新的研究框架, 并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做了阐释, 提出了相关命题, 呈现了一个领导外部因素转化为个人内在动机的完整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自我调节的过程来解释变革型领导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机理。下一步需要做的研究工作将是对前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分析, 并根据实证结果对理论模型做进一步修正与完善。

摘要：基于目标设置、目标自我一致、自我效能感等理论观点, 将这些观点纳入到变革型领导影响员工工作态度的作用机制的大框架下, 探讨变革型领导行为这一外部因素转化为员工内在动机的激励和影响机理, 以此为基础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分析, 并提出相关的研究命题。这将是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工作态度影响路径研究的一个拓展, 将有助于人们对变革型领导发挥作用的过程有更全面、更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变革型领导,目标设置,自我效能感,目标自我一致

参考文献

[1]Ilies R, Judge T, Wagner D.Making sense of motivational leadership:The trail from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to motivated followers[J].Journal of Leadership&Organizational Studies.2006, 1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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