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贫困理论

2024-08-09

马克思贫困理论（精选3篇）

马克思贫困理论第1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城市贫困问题在我国日益凸显。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2008年底, 我国城市中有261万人口领取失业保险金, 有2 334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1]。这意味着最保守的估计, 城市贫困群体的规模在2 600万以上, 因为还有大量的城市贫困者尚未包含在救助和估计范围;而且城市贫困规模扩张的速度较传统的农村贫困更快, 因此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多更复杂。近年来, 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从贫困的“制度决定论”出发, 对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作出了解释,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此类分析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没有全面把握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内涵。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是从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两个层面上展开的, “制度性贫困”把“雇佣劳动”制度看成贫困的根源, 是为了说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 论及的是相对贫困的范畴;而“失业性贫困”把“雇佣劳动”制度看成失业发生的制度环境, 关注失业对失业者带来的苦难, 讨论的是绝对贫困的范畴, 也是马克思对市场体制下贫困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基于此,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马克思贫困理论的两个层面, 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性贫困”只能是“失业性贫困”分析方法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分析转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 必须在厘清马克思“失业性贫困”逻辑内涵的基础上, 才能作出符合经验事实的解释。

一、 “制度性贫困”理论解释中国转型期的城市贫困为何乏力

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与经济危机理论相比, 马克思的贫困仅散见于他的著作与报告中。《神圣家族》首次提出“雇佣劳动”这一范畴, 到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报告——《工资、价格和利润》, 再到《资本论》对资本积累规律问题的分析, 马克思都谈过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问题。这一基本的观点被现今学者专家们归纳为贫困的“制度制度论”。周怡 (2002) 在《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中提出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是“制度性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 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 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 一无所有。……这种生产方式下, 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2]。王大超 (2002) 也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贫困问题的分析是从制度角度进行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说的基石, 是科学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实质和无产阶级贫困根源的锐利武器”[3]。两人都把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归结为 “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怎样看待这种“制度贫困论”呢?

首先, 应该肯定贫困的“制度决定论”的确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能够找到理论依据。在《神圣家族》中, 马克思就首次提出“雇佣劳动”这一经济范畴。他指出:“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4]。在《资本论》中他也指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 无产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5]。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他又指出:“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 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 变成雇佣工人, 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 这就使得整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 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5]。显然, 在这里马克思是用“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所带来的两极分化来说明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 论及的是“相对贫困”的范畴。其次, 贫困的“制度决定论”也有深刻的反贫困政策内涵:既然制度是贫困的直接诱因, 那么贫困问题的解决就要依赖于制度建设与制度完善。在中西方反贫困实践中, 分配制度的改革与社保制度的完善都是重要的内容。

虽然“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能够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出处, 也为我们指出了反贫困的途径。但它只挖掘出马克思贫困理论的一个层次, 用它解释当代转型中出现的城市贫困问题, 有以下的不妥当。第一, “制度决定论”把贫困归结为“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 在原因解释上既单一又不符合事实。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 一个国家的制度框架里既包括政治规则与经济规则等组成的正式约束, 也包括由价值信念、伦理规范、意识形态等组成的非正式约束。具体到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问题, 既有劳动就业制度变迁,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的影响, 也有贫困文化的诱因。同样发生在公有制企业内部的贫困, 显然不能用剥削理论来解释。第二, “制度决定论”把贫困体群界定为无产阶级, 对象指向太宽泛, 也与转型中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构成不吻合。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 “贫困概念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谁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6]。不管社会学家, 还是经济学家都认为我国转型中城市贫困群体的主体为公有制企业的内部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失业与下岗工人。这部分人员相对于广大的工人群体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这里的问题就是要说明这一群体为什么沦为贫困。第三, “制度决定论”没有挖掘出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另一层面上的涵义。马克思强调“雇佣劳动”制度是为了说明“失业性贫困”产生的制度环境, 他把绝对贫困群体明确指向失业工人, 跟当代学者们对贫困的定义也吻合。因为目前公认的贫困定义有以下三种:一是朗特里和布思在1901年撰文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需的, 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 即为贫困”[7]。二是世界银行在以贫困问题为专题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8]。三是中国学者关信平认为城市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 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的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9]。这三种贫困定义都认为绝对贫困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焦点。

因此, 对我国城市贫困只从“制度性贫困”分析显然是不科学的, 解释转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 把握马克思的属于绝对贫困范畴的另一层面——“失业性”贫困理论。

二、马克思的绝对贫困问题:“失业性”贫困的理论逻辑

《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 马克思用了五章篇幅论述了“资本积累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本质、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 说明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状况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部分内容是他对“失业性贫困”理论的论述, 也可以归结为其的绝对贫困理论。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 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 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 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 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 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 同现役劳动军相比, 这种后备军越大, 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 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 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 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0]。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 马克思所关注的贫困群体是产业后备军, 并与现役劳动军相比, 这显然一种“失业性”贫困;其次, 产业后备军跟资本积累密切相关, 这里就是要说明资本积累带来失业, 为“失业性”贫困的技术基础何在;最后, 马克思认为官方需要救济的贫民来源于产业后备军, 就是把失业群体界定为贫困群体。所以, 《资本论》中贫困根源不仅指向“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 更为关注“雇佣劳动”合同的解除后, 也就是说失业对工人带来的苦难, 说明他在这里关注的是绝对贫困群体。

那么失业的原因何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失业人口产生的条件在于资本量及资本结构的变化。因为相对过剩人口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的, 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由此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减少。“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 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 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10]。同时, “对劳动的需求, 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 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10]。可见,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带来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这一变化“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 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10]。尽管由于社会总资本的增加, 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并不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 但是单位资本吸收劳动力的数量则减少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失业的技术基础。

马克思还分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表现形式。他说, “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10]。流动的过剩人口是指时而被解雇, 时而被吸收, 工作很不稳定, 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的工人;潜在的过剩人口是指农村的过剩人口, 他们往往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 从而掩盖着他们的失业状态;停滞的过剩人口是指为工厂加工但在家里干活的城乡居民, 他们的工资低、劳动条件差、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这里马克思又把贫困群体指向了失业与隐性失业人员。

从以上论述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关于贫困理论的三个要点:第一, “失业性”贫困的制度环境必须存在。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存在“雇佣劳动”关系, 市场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 这样“失业性”贫困就具备产生的条件。第二, “失业性”贫困的技术基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引起劳动者就业的困难, 这是资本主义贫困的技术基础。一方面是新增就业人口要大于正常的退出就业人口, 造成了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难题;另一方面, 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被排挤的劳动人口再就业问题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自然灾害到来时就会雪上加霜, 难以克服。第三, 贫困群体的表现形态。马克思总结了过剩人口的三种情况, 这是从表现形态层面上对贫困所作的阐释。笔者认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表现形态三个不同的层次分析了贫困问题, 构成了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

三、 “失业性”贫困对我国城市贫困的解读

城市贫困是相对于农村贫困而言的, 指的是城市人口的贫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城市贫困问题在我国出现出来, 城市里便迅速形成了以“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及他们的赡养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11]。而且其规模扩张的速度较传统的农村贫困更快。城市贫困的加速对社会的影响强度与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并出现了许多改革开放以前所没有的社会震荡。因而成为公众与学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失业性”贫困如何对这种现象作出解读?

首先, “失业性”贫困认为制度环境是贫困发生的前提条件, 技术基础是贫困发生的直接诱因。有了技术基础, 没有制度环境, 就不会有显性失业的发生, 也就不会产生“失业性”贫困;两者都具备的时候, “失业性”贫困就会发生。这一观点可以解释改革开放前大面积的城市贫困为什么没有出现?而经济体制转型中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何以发生?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中, 我国复制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 走了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按理来说, 偏重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更有失业的技术基础。因为相比于其他产业, 重工业的就业弹性水平较低, 也就是说重工业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小。但由于国家为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并体现社会主义能够“消灭失业”的优越性, 政府设定“统包统配”的城市就业制度以及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 把经济增长中无力正常吸纳的劳动力硬性塞入国有企业或强制稳在土地上。并对城市居民实行多维度保护主义的政策, 隐性失业问题没有显性化, 大面积的城市贫困也没有发生。城市里“低工资、多就业”的劳动就业体制是“失业性”贫困群体没有出现的重要原因。或者说, 普遍的低工资政策释缓了人口自然增长的就业压力。“改革开放”之前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历年的变化情况如下:1952年, 货币平均工资是446元, 到1954年提高到519元, 而到1978年也才644元, 增长的幅度一直不大。并且从1956年以后, 职工的平均工资还出现过两次下降的情况, 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每年下降了1.5%,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均每年下降了0.5%[12]。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以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为标志, 1992开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次改革中, 国有企业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些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减少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直接控制和劳动力计划, 引入经济效益与工资总额挂钩的分配机制, 废除被称之为“铁饭碗”的职业保障制度等。到1996年底, 在企业中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度的工作基本结束, 城镇企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已经占职工总数的96.4%[13]。通过这些制度变迁, 中国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关系正在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劳动合同制使得传统的劳动关系从行政化逐渐发展为合同化。一方面, 在改制后的企业中, 工人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被雇用者。另一方面, 自1997年开始实行的职工大规模“下岗、失业”政策之后, 大量的国企职工失去了原有的身份而成为城市失业者, 进而沦为城市贫困群体。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02-2009年统计数据整理而来。

表1的数据是关于1998年以来我国城市登记失业率与城市贫困的时间序列数据, 均来自于《中国社会统计年鉴》。用Povety代表城市贫困的规模, unemployment代表城镇登记失业率, AR (1) 为被解释变量Povety的滞后项, Ut为随计扰动项。下面利用Eviews6.0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相关分析表明城市贫困规模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9048, 相关关系明显。

建立模型如下:

povety=C0 +C1unemloyment+C2AR (1) +Ut

回归结果如下:

povety=-16.83 +7.39unemloyment+0.40AR (1) +Ut

t值= (-3.71) (4.97) (2.95)

R2=0.93 R2=0.91 F=48.78 DW=2.34

从回归的结果看, 可决系数较高, 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 t值和F值也能通过检验, 说明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城市贫困的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 而且回归出来的系数为7.39, 正向的的影响效应也跟经济理论相吻合。由于有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 用德宾H检验, 也说明不存在自相关。最后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提出原假设H0 : UNEMPOLYMENT does not Granger Cause POVERTY成立时, F统计量=15.8418, p值= 0.0053。可以拒绝原假设H0, 结论是城市登记失业率是城市贫困规模变化的原因。

其次, “失业性”贫困认为贫困群体主要由“相对过剩人口”构成。“相对过剩人口”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可以作这样的归类:流动的形式是显形失业, 停滞的形式是不充分失业, 潜在的形式是隐性失业。由此可见, 马克思是从失业对失业者的经济生活的影响来考虑贫困问题的, 认为贫困的主体就是失业群体。此观点也可以分析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结构。

城市贫困群体的结构, 即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构成。改革开放以前, 主要是指城市“三无人员”。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加深的新世纪初, 在调整所有制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的过程中, 城市贫困群体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的类型在从表2中可以看出, 2002-2006年享受城市低保的“ 三无”人员数量稳定, 占城市低保人数的4%左右。表 2还显示, 下岗、失业人员, 这是目前城市贫困人口最集中、最引人注目的群体。他们包括原属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因企业陷入困境而失业或下岗待业的人员及其家属。由于企业亏损面的不断扩大, “ 双停 (停产、半停产) ” 企业的职工已多年被停发或减发工资, 基本生活来源面临断绝的威胁, 这部分人员己成为许多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 从2002 年至2006年, 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中, 下岗人员和失业人员均占有较大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2007) 》。

四、结论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是从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两个层面展开的。“制度性贫困”强调“雇佣劳动”制度导致的收入差距, 说明的是相对贫困的问题。“失业性贫困”把“雇佣劳动”看成失业发生的制度环境, 关注失业对失业者及其家属带来的苦难, 是其对绝对贫困的研究。本文认为, “失业性贫困”是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规律的分析, 超越国体具有普遍性。分析我国转型中的城市贫困, “制度性贫困”只能作为“失业性贫困”的补充而是不是替代。实证分析也印证了“失业性”贫困假说的成立。以马克思贫困理论为依托, 城市反贫困政策必须以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为主要内容。

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第2篇

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作品与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研究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妇女解放既要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入手，在解放被压迫阶级的过程中，求得妇女的解放，又要从性别分析的角度切入，改变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环境，为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更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

马克思认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586页.)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妇女运动就成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610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不仅在于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一条光辉的道路，而且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时代，依据当时所能提供的思想材料，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对历史上所形成的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和妇女解放问题作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当我们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去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时，我们会得到两位伟人很多的女权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文本考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和考察妇女问题，确认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二者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神圣家族》、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书信中。其中恩格斯写于 1884 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说是一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代表作。通过梳理文本，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始终是建立在人类解放的远大目标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关注和对妇女的关 1 注是一致的，这也符合其思维发展从一般到特殊的规律。两位伟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妇女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妇女解放的无产阶级解放是不完整的。马克思脍炙人口的名句:“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7页.）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高远理想是他后来思想发展的基点，其“人类解放”的情怀决定了他必然把自己的视野定位在“千百万的人民大众”身上，也决定了他的目光必然会关注到妇女解放问题。在马克思毕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面对广阔的政治、经济现实问题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258 页.），这也为他思考妇女解放的途径提供了启示。

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女权问题的一些观点:“„„家庭的灵魂只能体现为爱情„„”；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第255 页.）“„„女性和男性也相互吸引，而且也只有男女两性的极的差别相结合，才会产生人”；“„„男性和女性构成同一个类、同一种本质——人的本质„„”。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第355 页.）在《神圣家族》第八章《揭露妇女解放的秘密，或路易莎·莫莱尔》中，马克思论述了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并使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传遍世界。

马克思还创造性地谈论了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1868 年 12 月 12 日)中，马克思说:“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 2 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第571页.）这是马克思对于“妇女解放”的经典论述。在马克思的意识里，妇女解放始终是和人类解放密切相关的，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隐含了“两个基本关系”：妇女与全人类(当然也包括男性)解放的关系；妇女与人类文明(主要是男性)进化程度的关系。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至此正式成形，妇女解放与男子解放、人类解放的关系确立起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全新社会历史观的过程中涉及到对女权问题的思考。他们第一次提出“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理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32 页)马克思初步地批判了父权制。在论述决定各民族之间相互关系的因素——分工时，马克思提到:“这些种种细致的分工的相互关系是由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决定的。”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25 页.）这里，他只是提到了“父权制”这个概念。“分工起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35页.）马克思认为家庭中的性别分工是自然形成的，“分工和同时出现的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的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早的所有制。”⑤（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36－37 页.）“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25页.）在这里，马克思揭露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奴隶”地位，初步形成了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思想。当然，这里的女权思想仍然是不系统的，但在创建了新的社会历史观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把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 3 卷.北京：人民 3 出版社, 1957.第42 页.）妇女的解放同人类的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妇女的解放、男性的解放同人类解放是一致的：“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②（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第 84页.）“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是女性、男性、乃至整个人类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矛盾，是必然要灭亡的，必然要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对“家庭”、“家庭关系”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不能一般地谈家庭本身，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他们这样描述资产阶级家庭，“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69页.）马克思、恩格斯极力主张“消灭家庭”。与极端激进派对共产党人的歪曲理解完全不同，他们主张消灭的家庭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消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严重“异化”了的家庭。“资产阶级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逝而消逝，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灭而消灭”④（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86页.），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代之以消除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家庭的共产主义社会。“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间已经被消灭了。”⑤（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77页.）“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第491页.）。女性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女性解放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完整的。有学者这样评价《宣言》，说它虽然是具有“先进思想”和“代表社会进步”的男性知识精英的“宣言”，但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以男性为主体的权力机制中开妇女解放‘主流化’之先河。”①（转引自.李小江.重读宗师遗产[J].读书, 2003,(08): 第 27－28页.）这样的评价是积极的、中肯的。

从女权主义思想阐发的角度来看，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说是女权思想系统化的代表作，被誉为经久不衰的女权主义理论篇章。

《起源》的组织结构除两个序言外，正文共有九章组成，说明了史前各个文化阶段的社会经济概况，分析家庭的形成与发展，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家庭形 4 式的特点，考查了氏族制度、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分析了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度，并对文明时代作了一般的理论说明。从各章表明的恩格斯对女权思想的研究和思考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承认母权制存在过，更重要的在于恩格斯分析了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根源和实质，进而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方案。这些思想典型地体现在第二章对“家庭”的分析中。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本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位革命导师对妇女问题、妇女命运的关注，他们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探索和对妇女解放的期望都是站在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的；妇女解放的思想正是在他们的人类解放情怀的“摇篮”中孕育、成长的。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女权思想的实际的运思，决定了笔者选择的文本。至此，可以明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女权主义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女权思想主要观点的诠释

在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女权思想发展后，我们从内在逻辑来考察其女权思想的内容演进。

（一）妇女社会地位同经济发展的关系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②一些学者认为“性别压迫”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妇女受压迫现象的出现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关联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原始社会男女是平等的，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 18 世纪启蒙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

家庭作为婚姻关系的体现，是随着两性间关系禁例的出现、扩大而发生变化的。恩格斯指出，从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发展出了几种家庭形式。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婚。但是，原始社会初期母权制的氏族组织是以生产极不发达为前提的。因而，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组织就逐渐不适应了，它是必然要灭亡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妇女受压迫、被奴役的现象，是伴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私有财产的出现和私有制的确立而同时出现的。男女两性关系不仅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且是极为重要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 5 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320-321页.）可见，两性关系是经济关系的直接反映。女性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是同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改变密切关联的。私有财产的发展，男女两性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乃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社会根源。男性凭借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最终把女性挤到了第二位。当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对偶婚制家庭转变成为“一夫一妻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私有制社会的细胞，男女两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女性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形成了。这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父权制家庭成为男性压迫、奴役女性的工具。私有制、阶级确立的同时，也就是女性被压迫地位的形成过程。

（二）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

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历来是女权主义理论者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众多的西方女权主义者都试图给这个问题以解答，马克思、思格斯在分析了女性地位的演变后，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所在，并指出了妇女受压迫的实质。

1、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大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历史自然形成的家庭分工对女性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妇女原来从事的家务劳动，日益失去了在原始社会条件下的公共性质，而变成一种辅助性、私人性的家务劳动。由于女性专事家务劳动，因而她们日益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从属的地位。男性则因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生活资料的主要获得者，而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家庭内财产的分配随着家庭内性别分工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男女两性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进而造成了两者在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上的不平等。女性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是其在家庭和社会上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说，历史上的性别压迫是同阶级压迫同时出现的。

男性基于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和私人财富的逐步积累，要求由父系嫡系来继承私有财产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为了把自己的财产留给纯血统的后代，对偶婚制家庭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家庭。可以说，一夫一妻制是与私有制同时产生的，它是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产物，是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可见，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具有同步性，男女两性关系的对抗冲突，妇女被压迫、奴役地位的形成，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是决定性的因素。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2、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

社会大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使得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制度产生，男性作为剥削阶级实质上成为统治者，女性则成为男性剥削和压榨的对象。他们掌握了社会上的一切权力，建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男性之所以能够统治女性，原因正在于他们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掌握了可以说是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男性统治女性的经济基础，也是他们统治自己妻女的经济基础。

恩格斯指出，私有财产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0页.）

因此，男性的统治意味着女性的被统治，男性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女性的从属地位。在阶级社会中，女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男性统治者利用手中掌控的国家机器来实行对女性的压榨，女性不仅经济活动被贬低，与政治无缘，而且，精神上受到奴役和压制，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阶级统治。

（三）关于妇女解放道路的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妇女地位的演变，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实质之后，对妇女解放的途径作了探讨。在他们看来，妇女解放包括经济、政治、家庭和性爱等各个方面的解放。

1、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私有制的确立，便开始了阶级剥削和压迫，也就开始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奴役。因此，妇女要从根本上摆脱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受歧视、受奴役的地位，只有在消除了产生这种压迫根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消灭私有制。

私有制是一系列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对私有制的批判，从私有制在人类社会中确立时就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考察了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 7 一切矛盾的根源。他们对私有制的批判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付诸革命的实践。

在《起源》中，恩格斯提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在这里，恩格斯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妇女要摆脱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求得解放，就必须铲除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消灭人剥削人的经济根源，彻底铲除妇女受压迫，男女不平等的根基。进而，他指出，私有制的消失，将使“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3—74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妇女解放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才能实现。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因此，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

2、妇女解放的两个基本条件

（1）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

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乃至私有制的确立，父权制最终代替了母权制。至此，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家庭内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进一步加剧，男性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因从事私人性质的家务劳动，被排斥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权，沦为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的奴隶，丧失了人身自由和独立的经济地位。由于女性的家务劳动被看作是不能赚钱的，因而，女性的家务劳动被看作是低下的，微不足道的。恩格斯指出:“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己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162页.）

女性在经济上独立地位的丧失导致了她们在社会中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丧失了人身自由，也失去了政治参与、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权利。恩格斯进而主张，“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③（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72 页.）他认为没有妇女的就业，就不会有妇女的解放和发展。“只要妇女仍然被排斥于社会的生 8 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的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第162页.）

参加社会劳动使得妇女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而只有女性对男性经济上依赖的消失，才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这只有依靠现代的大工业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女性劳动，而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2）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妇女解放的另一条件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有条件的。现代大工业，不仅大规模地使个体家庭解体，同时吸纳了大量的女性劳动，并且为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提供物质的、技术的基础。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大生产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妇女始终都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更没有机会参加社会的生产劳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实际上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也就是说，家务劳动的私人性质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消失的时候，家务劳动和其它的社会劳动只有分工不同的时候，妇女解放才有可能。可见，妇女解放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还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