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变异范文

传承与变异范文（精选3篇）

传承与变异 第1篇

一、中亚东干族和东干文学的由来

从1862 年—1883 年, 东干族是先后由甘肃籍、陕西籍和新疆籍的回族近一万人分三批移居中亚。东干族的族源是中国的回族, 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这些从中国来, 使用汉语, 带着浓郁的汉儒文化气质的回族穆斯林, 被西域的突厥语族的诸民族表述为“东干 (tunggan) ”。后来, 俄罗斯官方普遍将这些定居在中亚的回族称为“东干”。到1924 年, 前苏联确定“东干”为他们的族名。今天的“东干”族指的是主要分布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回族人, 人口约有12 万人, 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东干族一再强调, 他们是中原人, 是陕西老回回。[1]东干族是华侨群体中独特的一支, 其客观文化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生计方式、饮食、服饰乃至语言等方面都与中亚土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相融合, 因而, 中亚东干族与中国回族也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之处。

东干族所运用的语言基本上是中国晚清西北农民的方言土语, 同时也有发展与变异。在东干族征战中国西北几个省时, 他们的语言又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西北各地的方言。到中亚以后, 东干族创造了用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字。东干文学是在前苏联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是东干族在中亚多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创造的。在苏联解体后, 东干文字的发展仍然在继续向前推进。东干文学是以中国西北方言为主体, 借用了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周围民族的某些语汇而形成。以此形成的东干文学体现了回族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东干文学既受俄苏文学、吉尔吉斯文学及哈萨克族文学的影响, 又与中国西北民间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这体现了东干文学对中国西北文学的传承与变异。中亚东干文学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苏联十月革命前, 东干族只有口头文学。20 世纪30 年代, 随着东干文字的创制与东干报刊的发行, 东干书面文学逐渐出现。东干书面文学的历史, 从1931 年东干诗人亚斯儿 · 十娃子的第一部诗集《亮明星》算起, 已经有近80 年了。东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许多东干族作家, 例如被并称为东干文学的“双子星座”的亚斯儿 · 十娃子和阿尔里 · 阿尔布都, 这些优秀的东干族作家的出现发展并繁荣了东干文学。[2]

二、中亚东干文学表达的中国情感

东干文学中有大量作品是以中国为题材的, 如, 亚斯尔 · 十娃子的诗歌《在伊犁》《给诗人屈原》《宁夏姑娘》等。这些作品中对故国题材的抒写, 表达了东干作家对故乡的思念, 以此来告诫后人莫忘自己的故国。

东干族诗歌中有大量中国意象的描写, 表达了对故国深深的思恋之情。其中, 茶、韭菜、白杨树等, 是东干族诗人常常抒写的诗歌意象, 这些诗歌意象透露出诗人对中国乡村生活的思念。东干族把产自中国的茶带到了中亚, 也把中国人饮茶习惯在东干族中传承下来。韭菜, 几乎是东干族的标志意象, 因为韭菜是中国与东干乡庄的联结。[3]东干族对白杨有特殊的感情, 在东干诗歌中, 白杨树象征着亲情和乡情。在鸟类意象中, 东干诗人最钟爱五更翅的纤纤细语, 它能唤醒诗人沉睡的思乡情绪。

三、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

东干书面文学主要是东干民间文学。东干民间文学的不少作品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因此, 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 主要体现在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传承与变异。

汉字在东干族移居中亚以后失传, 因而东干族不能直接阅读汉语书面文学。东干文学的民间文学直接来源于中国。许多中国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曲子等, 它们在中亚东干族中都有口头传承, 从而被写进中亚东干文学中。例如来源于中国元杂剧的东干民间故事《张羽煮海》。《张大蛟打野鸡》同中国回族民间故事《牛犊儿和白姑娘》《曼苏尔》等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东干文学的民间故事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的例子也有许多。这里以韩信的故事为例, 中国文学中写韩信先投奔霸王, 后又投奔刘邦, 最后死于吕后之手。东干文学中以中国文学中的韩信故事为大框架, 这条线索大致相同。而在细节上, 比如对韩信的评价上, 却有许多差异。东干民间故事中的韩信是否定性的形象, 在亚斯尔 · 十娃子的诗歌作品中, 韩信与恶“共名”, 将恶人比作韩信的有很多处, 而《史记》中的韩信虽然是悲剧英雄, 他功高盖世。东干民间故事则着力突显其伦理道德上的丑恶而淡化了韩信平定天下的功绩。

东干民间文学的口歌口溜与中国西北谚语俗语的互证性也说明了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东干族自己解释, 口歌为谚语, 口溜为俗语。而在实际运用中又不严格区分, 常常是口歌口溜合为一体。口歌口溜在东干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4]不少人把口溜解释成顺口溜, 这是不对的。东干报刊、文学创作等, 常引证它。而口歌口溜是纯粹的母语, 例如, “三人合一心, 黄土变成金”, 是东干族代表民族凝聚力口歌口溜, 这与“三人一条心, 黄土变成金”的中国西北谚语基本相同。东干口歌“父母心在儿女上, 儿女心在石头上”, 这条谚语在中国西北流传。东干口溜带有中国西北回族具有的伊斯兰文化特点。黑亚 · 拉阿洪诺夫所收《回族民人的口歌儿带口溜儿》中有一条被译为:“人有曲曲儿心, 安拉有过过儿路。”中国西北民间常说“弯弯肠子, 拐拐心”, 推断由于汉字失传, “过过儿路”说的是中国西北民间说的“拐拐儿路”。口歌口溜在口传过程中, 某些字发生了音变。

从以上例子, 不仅表现出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母体文学的传承关系, 同时也能看出其间的变异关系。

四、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西北民俗文化的境外延伸与变异

中亚东干族保留了较多的中国西北民俗文化, 这体现在物质生产和日常生活习惯上, 也体现在精神生活和文化心理上。东干族在丧葬嫁娶、饮食服饰、文化娱乐等方面保留得更为完整更体现了中国西北民俗文化。著名东干作家阿尔里·阿尔布都差不多每一篇都是东干族的生活画与风俗画, 如小说《不素心》就展示了东干族婚俗既有中国文化色彩, 也集中体现了伊儒风俗的高度结合。

民间风俗高度体现了民族性, 大量的东干文学作品都涉及到描写伊斯兰宗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相结合的民间风俗, 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东干族的婚嫁严守伊斯兰教规, 双方都是穆斯林的才能结婚。东干族的婚礼程序仍然保留着中国的婚礼传统, 采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等中国传统婚俗的“六礼”环节。东干族要送偶数聘礼, 寓意成双成对。新房铺床请有福气的妇女来铺, 会给新婚家庭带来幸福。布置新房要剪纸, 如“狮子滚绣球”“凤凰戏牡丹”“鸳鸯戏水”等图案的剪纸。这些婚俗都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 与中国传统风俗相似。[5]东干族的炕,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东干小说中常常书写坐炕风俗的内容。坐在炕上的位置, 决定着人的卑尊、长幼, 与东干族传承的中国西北回族的宗教和伦理息息相关。尤苏尔 · 老马的小说《乡庄》、亚库甫 · 哈瓦佐夫的小说《思念》、阿尔里 · 阿尔布都的小说《补丁老婆儿》等, 都写到了东干族的炕。作者通过坐炕的位置等礼节, 鲜明地展现了人物的尊卑贵贱、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物的心理活动等, 深入地剖析了东干族原生态的民俗及其特殊的中国西北民俗文化意蕴。

东干族的丧葬习俗与中国回族的传统丧葬风俗相似, 东干族的丧葬风俗也有浓厚的宗教氛围。阿尔里 · 阿尔布都的《老马富》中看出, 穆斯林在弥留之际, 都要求得别人的原谅, 以化解以往的矛盾。作品中的青石儿去世后, 身底下衬着一层黄土, 头朝北, 身体朝着西面。这与中国西北回族的丧葬习俗一样。[6]

综上所述, 我们发现, 在中亚东干文学中, 具有显著的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元素。研究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对于研究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 以及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中亚东干文学母体是中国文化, 尤其是同中国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本文通过论述中亚东干族和东干文学的由来、中亚东干文学表达的中国情感、中亚东干民间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西北民俗文化的境外延伸与变异, 论述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中亚东干文学,中国文学,传承,变异

参考文献

[1]常文昌、唐欣.东干文学: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N].光明日报, 2003年8月4日.

[2]司俊琴.中亚东干文学的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及意义[J].华文文学, 2010, (3) :21.

[3][5][6]司俊琴.中亚华裔东干文学的民族性与独特性[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4, (6) :33-34、30、30.

遗传与变异的现象教案 第2篇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 第1节

遗传与变异的现象

教材分析 ：

本节课是本章的开始，为实现本节课的教学目标，课堂上主要安排了二个活动来讲述遗传和变异的现象，而要让学生认识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现象，就要从生物性状开始学习。因此在讲授过程中可利用一些活动来掌握性状和相对性状进行教学，其次从欣赏和分析两幅漫画开始，来理解遗传和变异现象，并应用俗语和生活实例来辨别遗传与变异现象，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而使学生能解释日常生活中的有关现象。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正确表述和理解性状、相对性状、遗传、变异等概念；

2、能力目标

⑴ 通过对书本上有关性状遗传的漫画，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⑵ 能举例说出人、动物和植物的不同性状及其相对性状和描述相关的生物遗传和变异现象。

3、情感目标与价值观：

（1）通过对遗传和变异的学习，培养学生对身边的人和事仔细观察和辨别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的能力。（2）享受合作与交流获得知识的喜悦和快感。

教学重难点：

1、重点：区别性状和相对性状；辨别并描述遗传和变异现象.2、难点：理解遗传和变异现象；解释生物界中的生物学现象.学校及学生状况分析：

我校是一所山区中学，教学条件一般，但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使教学过程同时具有图、文、声、像、动画等效果，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可以产生意想象不到的效果，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我校八年级学生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对遗传和变异现象都能辨认，但却因没理论知识作基础，因此不能对相关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

教学方法：

1、分组合作探究法：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运用自主探究式的学生互动总结式教学法。

2、实验探究法：利用趣味性课件并结合活动的教学手段进行启发式教学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引入新课

通过展示一对父子的照片，引出遗传学课题

二、探求新知

开门见山，明确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一）性状

1、性状概念的引入：

①【猜猜看游戏】明星的眼睛，鼻子。（看得见的）→形态特征。②【辨声识人】学生代表“猜猜我是谁”。（看不见的）→生理特性。总结性状概念：生物体的形态特征和生理特性，在遗传学上都称为性状。

2、性状概念的运用

说说香蕉的性状（两方面：形态特征和生理特性）

（二）相对性状

1、课件出示图片了解人体一些常见性状表现。

2分组开展探究活动“个体间性状的比较”，进行自我检查性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他们探索自身秘密的兴趣。

3、学生阅读找出相对性状的概念，引导学生找出概念的两个关键词“两同”“一不同”。

4、区别相对性状 课堂练习

（三）、遗传和变异的现象

1、用多媒体放映几幅亲子间的照片，并评说亲子间可能存在的相似和差异的特征。

2、然后让学生回忆自己和父母之间有哪些性状是完全像还是有区别，充分调动了全班同学的学习热情。

3、从而进一步总结出“子女与父母之间一般都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一些相似的特征”，就是遗传的现象，性状存在的差异性就是变异的现象。

4、欣赏和评价有关性状遗传和变异的漫画：《新鼻子》《旧砖上脱落的碎片》针对漫画小组进行讨论：

(1)《新鼻子》中的钩鼻子和《旧砖上脱落的碎片》中的断腿有什么不同？(2)哪幅漫画中表达的生物学现象是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哪幅画中存在变异现象？你的理由是什么？

5、列举一些遗传和变异的谚语。

三、回顾小结

引导学生共同归纳总结

四、练习巩固

五、作业布置 练习册

教学设计：

第1节 遗传与变异的现象

1、性状：生物的形态特征和生理特性统称为性状

2、相对性状：同一种生物同一性状的不同表现类型

3、遗传：亲代与子代之间性状的相似性

4、变异：亲子之间以及子代之间性状的差异的现象

课堂巩固知识与训练

1、下列属于相对性状的有（）

（1）同样是生长成熟的鱼，鲤鱼的个体较大，鲫鱼的个体较小。（2）狗的黑毛和狗的黄毛；（3）狗的卷毛和狗的黄毛；（4）狐的长尾和短尾；（5）穿山甲的爬行和鹅的游泳；

教学反思：

本节课主要通过学生观察图片和生活的的现象去总结生物学的概念，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积极参与活动，并把所学到过的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做到学以致用。突出了本课的重点和难点；而学生在学习中产生了问题，在争论中解决了问题；课堂气氛活跃，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在活动中互动，让每个学生参与了探究学习的，并在活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和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传承与变异 第3篇

一.“清淡朴讷”的语言特色和散文化的叙事风格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语言都带有简约、古朴、明净的特征, 形成了特有的“清淡朴讷”的语言风格。

他们“清淡朴讷”语言风格的形成, 很大程度上与他们价值取向中的“返朴归真”情结相关。他们小说中描写的, 多是取材于自己故乡的人与事。他们小说中的乡土世界, 是恬美幽静、古朴悠久的自然, 是单纯宁静、充满原始美德的朴质社会。他们清淡朴讷的语言风格, 正好与其笔下的本真世界相得益彰。

废名早期的小说语言清淡简练, 同时也吸收了若干文言的成分。到了后期, 废名小说语言走向奇僻, 甚至晦涩, “离朴素的美越远”。[1]语言风格的转换, 体现了废名吸收道、禅文化的过程。在三十年代前后, 废名观察着社会的急剧变化, 看到了物质化的大都市社会中人性的异化及上流社会的丑恶与堕落, 印象中乡村具备的淳朴、原始、美好的人性, 和丑恶的现代都市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现实的丑恶让废名更加怀恋与向往保存着古朴民风的乡村, 也使废名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归隐气质得到了激发, 在精神上向道、禅文化靠拢。在该时期的创作中, 废名印象中的乡村社会单纯美好, 与这样的环境相映衬的, 是一种格调古朴、单纯厚实的语言。但后期废名受禅文化影响愈深, 他的小说着力表现“禅趣”, 使其小说语言“近于邪僻文字”。[2]

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格调古朴, 单纯朴实。这显示出沈从文与废名在小说语言风格上的一致追求。沈从文曾将自己的小说与废名的小说进行过对比, 指出自身的小说语言没有废名的高度概括和跳跃性, 而更多生活实感。沈从文的母体语言是湘西方言, 其小说语言不似废名一般具有文人的语言味道, 而是生动、活泼, 充满自然的活力。例如小说《边城》的一段文字:

吊脚楼上唱曲子声音热闹了一些, 只听到下面船上有人说话, 一个水手说:

“金亭, 你听你那铺子陪川东庄客喝酒唱曲子, 我赌个手指, 说这是她的声音!”另一个水手就说:“她陪他们喝酒唱曲子, 心里可想我。她知道我在船上!”先前那一个又说:“身体让别人玩着, 心还想着你;你有什么凭据?”另一个说:“有凭据。”于是这水手吹着唿哨, 作出一个古怪的记号, 一会儿, 楼上歌声便停止了。

可以发现, 选段中的句子长短不一, 语言并不华丽, 带有鲜明的口语特征。沈从文在创作小说时摒弃浮华, 保持了口语的活泼、亲切, 呈现出简洁、朴素、充满活力的特征。

汪曾祺, 在语言风格上承袭了废名、沈从文的美学追求, 又颇得废名与沈从文二家的长处。相比之下, 汪脱离了废名语言中的晦涩, 又完全运用通晓的白话, 更为活泼亲切。如汪在《职业》中描写了各种饶有兴味的吆喝, 其中还重点描写了一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男孩:

“他吆喝得很好听, 有腔有调。若是谱出来, 就是:

556——532·——椒盐饼子西洋糕放了学的孩子 (他们背着书包) , 也觉得他吆喝得好听, 爱学他。但是他们把字眼改了, 变成了:

556——532·——捏着鼻子——吹洋号昆明人读“饼”字不走鼻音, “饼子”和“鼻子”很相近。他在前面吆喝, 孩子们在他身后摹仿:“捏着鼻子吹洋号!”

在这里, 十二岁小男孩的吆喝变成了立体有声的场景, 同时也留给了读者大量的空间去回味。读者能在作者的叙述中置身现场, 感受到少年有腔有调的吆喝, 并且体会到来自世俗生活的味道。

此外, 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在文体上共同体现了小说散文化的叙事风格。自废名创建了散文化小说后, 沈、汪都有所继承。废名的小说基本上都可以作为散文进行阅读, 周作人在提到废名小说文体时, 说过这样的比喻:“象一道流水, 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它流过的地方, 凡有什么汊港湾曲, 总得灌注漾洄一番, 有什么岩石水草, 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 才再往前去, 这都不是它行程的主脑, 但除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3]沈从文的小说淡化了一些废名在行文中的“散漫”, 更注重结构的布局, 但并不刻意的安排, 小说中的人物、情节, 按照自然的方式发展, 并走向必然的结局。这一条线是隐性的。沈从文在思想上崇尚“自然”, 小说的文体也显示了与其“自然”观相映衬的特征。沈从文的“自然”观, 是崇尚力的, 崇尚自然的, 因此, 沈从文小说中的结局, 由一条隐形的线所穿引, 从开始到结局的整个过程, 都是自然地发展, 具有一种不可抗拒性。汪曾祺的小说也具有散文化的特征, 他的小说并非直接写故事写人物, 而是通过气氛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心里、活动。他的小说布局不是很严谨。他主张小说“信马由缰”。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自序中说:“有人说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 是的。……散文的成分是一直明显地存在着的。”

散文化的倾向使作家有更多的篇幅用以描绘自我的情趣与境界, 展现平淡悠远的田园风情, 为读者展现了鲜活的风景画。

二.返归自然的审美取向及其异同

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在艺术风格上都显示出返归自然的审美价值取向, 但因为作家所处的时代、地域以及个性不尽相同, 在小说中分别呈现出隐逸、自然、世俗的风貌。

废名的故乡在湖北黄梅县。黄梅居于风气开通的吴楚地区, 有“儿童尽楚语吴歌”一说。风气开通的环境, 使得废名的小说呈现出平易和谐、冲淡恬静的色彩。“他所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 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4]也正是这样一种平凡的生活, 更能给人一种宁静自然的美, 如同牧歌一样悠远、安静、绵长。

废名的笔下是如牧歌一般悠远宁静的乡村生活, 体现了作家对宁静生活的憧憬, 同时也表现出了废名身上所具备的“归隐”气质。废名的故乡黄梅县是佛教圣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 废名研习佛经, 迷醉禅理。废名的授业恩师周作人是一个受到道家文化影响的作家。在禅、道两种文化的综合影响下,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 废名因避难回到故乡黄梅县, 直到日本投降。这段时间, 他一直隐居黄梅乡间教书、写作[5]。废名的“归隐”思想其实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流露出端倪。他的的小说, 致力于描写乡村古朴的生活, 体现出他对这样一种生活的憧憬, 而他对乡村古风的憧憬中更带有一种名士的归隐意味。同时, 在废名的读书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 废名归隐倾向的滋生还与大量外国作品对他的影响有关。他也在文章中表示, 他是先“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过头读中国文章”的[6], 而在西方文学中, 他又获得了日后他十分推崇的悲剧精神, 并称其为“厌世观”[7]。废名一方面憧憬这样的“厌世观”, 一方面也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这样的“厌世观”。废名在多篇小说中表现了西方文学的悲剧精神。《桃园》中的自幼无母, 却又有着一个酒鬼父亲的阿毛姑娘;《浣衣母》中李妈的人生境遇, 都体现了废名的悲剧精神。废名称西方文学中的“悲剧精神”为“厌世观”, 并非是对世界文明扭曲而引发的厌恶及绝望, 而是从激进社会中所走回到善美乡村的一种情感转变, 是化解悲剧的超然与平静, 是寻求人生的淡泊与悠远。这也是与我国古代名士思想中的一种“归隐”潮流相呼应的。

被文学史家称为京派中坚的沈从文长期生活在沅水流域, 从小就受到这个地区的文化浸染。沅水流域属湘楚, 由于地理条件的闭塞, 地域文化上多保留着荒蛮的、原始的生长方式与风俗。在如此环境之下生长起来的沈从文, 崇拜自然, 对原始的力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沈从文的小说里常见的一种描写方式, 是用“豹子”、“狮子”这一类野兽作为力的代表, 用来形容男子的勇猛与强壮。沈从文对于力的崇拜, 在湘西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就衍生成为对自然的憧憬与崇拜。在《从文自传》中, 沈从文多次提到他对自然的崇拜情感。他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这样描述他与水的关系:“檐溜, 小小的河流, 汪洋万顷的大海, 莫不对我有过极大的帮助, 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 全亏得是谁, 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 也亏得是水。”南方河流, 尤其是沅水的流动, 赋予沈从文天生的忧郁气质。这种忧郁气质在自然的孕育下产生, 并回归于自然, 表现在沈从文的文字上, 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自然的憧憬与崇拜。

沈从文对于自然的深刻憧憬, 与日后他无法融入城市文明也有着一定的联系。京派作家大多在高等学府执教, 但始终都以“乡下人”自居:“……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 就可以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 城市与乡村的好恶, 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 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 如何鲜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8]沈从文1923年独自进入北京求学。从进入北京开始接受城市文明的这一刻开始, “就拥有了一个具‘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14]。他明显地感觉到了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立。乡村文明所体现的是一种健康的、完整的、自然的人性, 而城市文明受到工商业文明飞速发展的催化, 大部分程度上都出现了扭曲, 呈现的是一种非健康的、空虚的、病态的模样。这样的城乡对立, 更激发了沈从文骨子里对自然的憧憬与崇拜, 使沈从文的目光始终聚焦于抒写乡村的原始美德与人性和谐, 在小说中表现了一种返归自然的倾向。但是沈从文的“返归自然”, 与废名的“返归自然”所不同的是:沈在小说中表现的是一种对自然的向往与追求, 并利用自然来表现他心中的理想主义———构建人性和谐。《边城》中的翠翠就是沈笔下一个“随顺自然”的人物:“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 把皮肤晒得黑黑的, 触目为青山绿水, 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着她且教育她, 为人天真活泼, 处处俨然一只小兽。”可见, 翠翠的生长环境, 几乎完全是天然的, 很少包含人为的痕迹。这是一种原生态的生长方式, 没有受到工商业文明的污染和礼教的约束, 因此, 翠翠得以自然健康的成长, “如同山头黄麂一样, 从不想到残忍事情, 从不发愁, 从不动气”。还有《萧萧》中的萧萧被黄狗诱引, 怀了孩子, 婆家和娘家都是按照最原始的道德方式来对萧萧进行处罚。然而一旦萧萧生下了儿子, 处罚也就停止了;《丈夫》中的丈夫, 同意自己的女人去做娼妓以便养家糊口, 在一次突然的探望中, 被激起了最原始的男性本能, 终于还是带着妻子离开。对于这样的事件, 沈并非用礼教来进行评判, 而是运用人类最原始的道德评价。这样的结局, 亦是“随顺自然”。

沈从文对自然的抒写, 同时还包含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沈从湘西乡村进入都市, 却并未得到一个能够激发他热情的社会, 而看到的只是一个被现代物质文明摧毁、庸俗市侩自私的社会。这样的对比一方面引发他的乡愁, 一方面也激起他对人性的思考。“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9]。在这里, 沈所提出的“人性”, 正是与自然相互映衬的一种人性, 是一种原始的、纯净的、超越世俗利益的人类本性。他所要表现的, 是从自我生命发生以来, 在一个未接受现代工商业文明的乡村中所感受到的本真的、不与人生相悖的人性形式。沈从文的理想是健康、善美的人生形式, 而这样的人生形式, 也只能在一个不受都市文明浸染、不受礼俗所约束的乡村才能得以实现。

被文学史家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汪曾祺, 天生也与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汪曾祺的故乡在江苏高邮。这个城市面积的1/4都是水, 且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一段。苏北的水与南方湘楚的水有所不同, 湘楚的水无须用作运输, 同时由于地域的闭塞而构成了安静地存在, 在感官上就更多柔和温婉, 孕育了作家一种天然的忧郁气质。而苏北的水作为沟通交流的一种运输手段, 也就成为了沟通文化与经济的桥梁。苏北的水在感官上更多一种北方士大夫的豪放气, 从而也就孕育了作家身上的一种豁达与洒脱。

所以, 汪曾祺的小说风格虽然也明显地呈现着“返归自然”的审美取向, 但与废名“归隐”的自然风、沈从文崇拜原始道德人性的“返归自然”有着明显的区别。废名的“返归自然”, 是一种纯粹的、独善其身的个人行为, 而汪曾祺的“返归自然”, 更多的是一种体现了世俗关怀的非个人行为, 他的身上体现了古代士大夫的责任感。沈从文的返归自然, 是对自然的崇拜和构建健康和谐人性的产物, 带有理想主义的气息。他的“返归自然”与汪曾祺的“返归自然”相比较, 前者可称为“小家碧玉”, 而后者可喻为“大家闺秀”。即是说, 汪曾祺的思想中更多一种洒脱、豁达的气概。正是这样的思想引导, 汪曾祺的小说风格, 比废名的小说少了一种孤傲的隐士气息, 多了一份士大夫似的关怀责任;相比沈从文的小说少了一丝神性和理想主义的憧憬, 多了一些真切善美的现实存在。于是, 汪曾祺的小说, 在继承废名与沈从文精神的基础上又走出了自我的一条新的道路, 笔下更多平凡人与平凡事, 少了故事的传奇性, 多了现实的真切性。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 都是现实中存在的人物。汪曾祺故乡的人阅读其小说时, 甚至可以指出小说人物的原形。在汪曾祺的小说里, 无论是摆熏烧摊而发家的王二 (《异秉》) , 抑或常年穿着二马裾的八千岁 (《八千岁》) , 这些人的身上并没有传奇性的经历, 也有世俗人身上所有的缺陷, 但他们都具有美好的本性。汪曾祺的目光, 集中在这些小人物身边所发生的小事上, “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 生活的一角落, 一片段”[10]。汪曾祺所关注的对象, 也表现了他的思想, 比起“独善其身”的道家思想, 汪曾祺所表现的, 似乎受儒家的思想更多一些。他的目光聚焦处, 让人感受到了一股由作家本身所带来的现世关怀情思, 这就与儒家思想中要求“入世”, 对社会抱有责任的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也正是在这样思想的引导下, 汪曾祺对于世俗生活中的繁琐小事反而津津乐道, 因为在这样的小事中, 作家看到了醇厚朴实的民风与善良本真的人性。在《大淖记事》中, 生活在大淖里的人似乎永远是和正统社会的礼教约束是相对的:姑娘自己在家生私孩子;媳妇在家有男人, 在外面再“靠”一个, 不是异事;女人性格泼辣而豪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巧云即使遭到了侮辱, 也没有想到去寻死, 而只是更坚强地生活下来。事实上, 这样一个与正统社会道德现象相悖的社会中, 正体现了人类争取生存、努力生活的一种顽强本性, 是一种舒缓的与命运抗争的方式。

汪曾祺表示, “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 悲壮的美”, “不是悲剧”[11], 这也就是说, 汪曾祺在看待俗世人生的视角中, 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与废名相比, 汪曾祺正是少了这一份对悲剧精神的憧憬, 从而使其小说表现出来的是, 淡化苦难、淡化矛盾。此外, 在不能避免苦难时, 汪曾祺则在苦难中表现一种诗意的美, 借此来抒写人类本身所具有的互助互爱、坚韧不拔的品性:巧云在遭遇侮辱之后, 想到的不是死, 而是后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这是萌生在少女心中的一种纯洁美好的爱情, 而作家将少女心中爱情的书写表现为她遭遇侮辱后的一种心理, 更体现了巧云少女时代一种并不明晰的、纯洁的爱恋情感。

汪曾祺的小说风格平淡自然, 目光集中在世俗人与世俗事。正是这样的目光, 体现了作家对寻常人生中美好的发现和对世俗人情的体味。

注释

1[1]沈从文《论冯文炳》。

2[2]沈从文《论穆时英》, 《沈从文文集》第11卷。

3[3]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

4[4]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

5[5][6][7]杨联芬《归隐派与名士风度》。

6[8]沈从文《沈从文习作选·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