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金融范文（精选7篇）
微观金融 第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企业,结构调整
一、引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仍然存在, 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逆转。这一判断为2009年的中国经济奠定了一个积极的基调, 从而使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成为宏观调控的主旋律。而要使这样的宏观政策目标支配起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社会, 离不开整个中国企业在微观层面的贯彻执行, 所谓“上下同欲者胜”, 同欲意味着上下一心, 意味着认识的一致和行动的协调。“危机不能逆转机遇”, 这种辩证的危机观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整个中国企业传达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 它从世界观的层面表明了中国企业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应有态度和基本立场。
当前, 大多数企业都已经将饥渴的目标直接瞄向4万亿的投资, 瞄向政府宏观政策所产生的利益分配, 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倘若将机遇的理解局限于此, 则大错而特错, 除了宏观政策的直接受益外, 这些政策还会通过相应的连锁传导机制产生众多间接的商机, 而探寻并把握这些商机还需要中国企业各显其能了。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分析
1. 金融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形势。
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是经济结构失衡和各种深层次矛盾的总爆发。经济回落向我们发出的信号是经济结构必须调整。经过这场全球经济动荡, 市场结构、竞争结构都会发生较大变化, 甚至各个企业的市场地位也会重新“洗牌”。几乎全世界的专家学者和各国政要都认为中国是战胜这场金融危机的一支中坚力量, 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站在一个有利的地位。凭借中国巨大的内在需求、凭借中国金融系统较好的经营状况、凭借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凭连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的财政能力, 以及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我们完全有可能把眼前的危机转化为机遇。
2. 中国企业面对的困境和机遇分析。
(1) 中国企业面对的困境。2008年以来, 中国经济经受了来自雪灾、地震多方面的严峻考验, 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 由于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且价格飙升, 下游行业需求持续疲软且产品价格滞涨, 直接导致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从微观层面上来说, 这次金融危机给企业直接带来的不利影响有三:第一, 通过挤压泡沫, 企业价值处于低洼阶段。第二, 企业的资金受到影响, 融资困难。第三, 外部需求减弱, 订单减少, 客户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 重要客户可能一夜之间倒闭。 (2) 中国企业面对的机遇。经济回落, 企业感受到的是市场约束增强, 优胜劣汰作用强化, 两极分化进程加快。实际上, 市场红火时, 企业充满机遇;经济回落时也同样存在机会, 甚至企业顺利时看不到、想不到、做不到的事, 现在看到了, 想到了, 也可以做了。在当前的危机之中, 至少潜藏着以下发展机遇:第一, 危急之中, 好的产品依然畅销, 因此危机是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升级的机遇。第二, 危机会逼迫企业节约开支, 因此是加强企业管理, 强化成本标准, 提高企业效益的机遇。第三, 危机会导致企业优胜劣汰, 因此是企业增强科技创新, 提高产品档次和市场竞争力的机遇。第四, 部分有实力的企业进行低成本扩张的机遇。第五, 危机中的优胜劣汰促进企业加强管理, 练好内功, 是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的机遇。
三、中国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 企业领导层要总揽全局, 以前瞻性思维、以进取的姿态, 发现机遇、利用机遇, 通过整合自身资源、组建企业联盟、寻求外力帮助等措施展开自救互助, 共度难关。
1. 转变投资方向。
每一次金融危机, 政府都会对相关行业进行巨大投入, 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超过了预期。2008年10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8.2%, 远低于预期和9月的11.4%和3月的17.8%。为应对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扩大政府投资, 到2010年底政府投资约4万亿元, 目的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拉动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面对13亿人口的巨大内需市场, 投资热点和投资机会绝不匮乏。铁路、汽车、煤炭及其相关行业必定蕴涵着巨大的投资价值和机会。企业抓住这次机会在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方面增加投入, 正好适应了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布局。
从微观面来说, 金融危机发生后, 企业处于价值低洼, 企业核心能力强弱、业绩好坏浮出水面, 优势企业正可以抓住机会, 通过横向投资, 扩大经济规模, 得到长远发展。
2. 开辟新兴市场。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年我国出口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寒冬。在市场总体一片低迷中, 许多企业希望另辟蹊径找到出路。世界经济衰退的同时,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显现的生机更加吸引了出口企业的眼光, 加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成为摆脱困境的方法之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总能找到中国生产力发挥潜力的地方, 如俄罗斯的轻工产品是短线, 而中国在这一领域是长线, 如果能改变国际市场竞争策略, 将生产销售置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考虑, 企业发展空间很大。以义乌企业为例, 2008年义乌市场玩具销售出现下滑, 1~7月份销售额下降20%, 主要是欧美市场购买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 义乌玩具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中东等国外新兴市场, 有的厂家为适应当地的文化和消费心理, 调整玩具上的图案、颜色, 玩具上的文字也开始出现俄文和阿拉伯文。8月份之后, 随着俄罗斯、印度等国采购高峰到来以及圣诞节临近, 新兴市场玩具出口出现反弹。义乌玩具对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出口的大幅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欧美市场订单减少带来的损失。从商务部统计数据 (《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2008年秋季) ) 看, 前三季度, 我国对巴西出口增长90.2%, 对印度增长43.1%, 对韩国增长41.8%, 对东盟增长28.4%。由此可见, 企业应该具备全球眼光、世界意识, 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风险。
与此同时, 为了应对危机, 有实力的外贸制造企业也开始瞄准国内市场。以宁波开发区前程进出口公司为例, 其原来主要向欧美市场出口厨具、家居用品、不粘锅等产品。欧美市场萎缩后, 前程公司开始组建内贸团队, 以长三角市场为跳板走向全国市场。
3. 加大企业转型和产品结构调整力度。
从改革30年的经济发展来看, 我国经济存在着众多的高耗能、高耗资源的企业, 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增长方式仍然没有得到根本变化。目前在中国经济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品, 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非常落后, 技术含量不高, 技术溢出效应小, 劳动生产率低。这次危机, 给中国企业上了一课, 对于一些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而言, 要加快转产转型, 利用外部市场环境趋紧的倒逼机制, 走上升级之路。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 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增加, 那么受限于资本、劳动投入边际回报递减, 经济增长最终将出现停滞。经济要想保持持续、稳定地增长, 最终必须通过技术进步的手段来实现。从这次危机中可以看出: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没有营销体系、没有研发能力、完全靠订单“吃饭”的代工企业。进一步, 是有庞大生产能力但没有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出口型的纺织服装、五金塑料、电子产品、陶瓷建材等传统型、低技术、高耗能的行业, 主要是因为规模不大、技术不高和经济实力不强。所以, 在目前经济形势下, 企业一方面要加大研发投入, 加大对产品创新及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人才, 着力为企业创新提供内在动力;还有企业应积极与科研机构及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走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之路。
4. 提高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
在金融危机下, 企业要增加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管理, 挖掘内部潜力, 借机提升自己经营管理水平。在比较日本与欧洲企业的生产力差别时, 美国的研究表明:日本企业对欧美企业长达近20年的竞争优势, 源泉在于日本企业的管理能力。丰田公司能够打遍全球的竞争对手, 并不是靠人的技术达到了, 而是靠精益制造, 它们的质量管理、运营管理、供应链管理丝丝入扣。因此, 中国中小企业的种种困境, 从管理学上说, 真正的原因是管理粗放。中国制造业中, 员工70%的工作属于无效动作, 由此可见内部挖掘的重要性, 内部挖掘是中国企业管理升级的大道。
应对严峻的外部形势, 首先要收缩战线, 攥紧拳头, 要采取强化财务管理和现金流管理, 改进采购和库存管理, 砍掉多余的账户, 卖掉那些不赚钱、且不具前景的业务板块, 把企业资源集中于最有竞争力的业务, 不仅是渡过困难时期的必要选择, 而且是提高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其次, 狠抓精益管理。中国企业内部的成本控制、研发能力、质量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等诸多方面与世界先进企业还有很大差距。差距就是潜力, 现在强大的市场压力正逼迫企业苦练内功, 向精益管理要效益。
四、结论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 严峻的经济形势既充满挑战, 也充满机遇, 此时企业以什么样的理念、怎样的精神状态, 做出怎样的决策和行动, 将决定自己的未来。危机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 它一旦在此处产生“危”, 也必然会在彼处制造出“机”, 在举国协力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中国企业应该将危机视为一项世界级的一次大体检, 视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修课, 视为锤炼企业筋骨的炼钢炉, 既要眼睛向外以探寻机遇, 又要眼睛向内以修炼内功, 能如此, 才不至于枉费这场金融风暴带来的血与火的洗礼。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许多企业面对困境, 这并不可怕, 但是要让企业摆脱困境, 不能仅依赖于政府, 企业应利用好危机中的机遇, 通过转变投资方向、开辟新兴市场、加大企业转型和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和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等措施在危机中增强和积蓄企业发展潜力, 从而在经济复苏时能够比别人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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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金融 第2篇
关键词：资产价格;金融危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微观调控。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再次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但是，金融危机往往更大程度上是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引发的，而并非金融机构违规操作所引起。然而，传统金融监管的重点是金融机构行业准入、持续经营和行业退出的合规性监管，防范的是金融市场交易一方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即目标是平衡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的力量以达到均势和公平。但诸如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交易双方的非理性交易结果，需要的是对市场交易双方非理性交易行为的矫正。金融危机往往源于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传统资产价格泡沫研究所提出的对策往往寄希望于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然而我们认为，通过金融监管和微观调控措施更能节约调控成本。因而，我们有必要结合金融资产价格理论和金融监管理论重新审视金融监管的目标体系和监管内容、监管方式。
传统监管理论主要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监管，出于金融市场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等所形成的市场不公平交易及不能反映真实交易信息的价格，没有系统提出对市场非理性交易价格的监管，即实际应是对交易双方的监管，对非违规行为的监管，或对个体和集体非理性交易行为的监管，也没有系统提出针对这种情形监管者能够采取的适当策略选择集。而我们认为，金融市场交易价格的判断基于预期，即便在充分信息条件下，交易的主观性也很高，主观判断受到太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情绪的影响，很难做到理想的理性承担，因而金融市场的过度预期(包括过度乐观、过度悲观预期)条件下的非理性交易行为是导致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原因，也往往会因此通过传导效应导致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和更大范围的经济秩序不稳。这种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并不是传统金融监管和调控的对象，但是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威胁是现实的，并且通过具有时质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予以较高的成本。因此，我们认为，应使金融资产价格监管成为金融监管机构新的重要监管内容，并研究相应的具体监管方式，通过微观调控措施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降低调控成本。
一、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危机与市场失灵。
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到 2007 年起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 17 世纪荷兰郁金香事件到最近的次贷危机，每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存在资产价格波动和价格泡沫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信用经济条件下，资产价格泡沫与资产抵押信用相结合，从而使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因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也成为众多金融学者、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金融资产价格及金融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产生机理，一般认为资产价格泡沫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常态。最初的研究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与投机行为(Diba &Grossman，1988;De Long，1990)。比如，当部分资产供给弹性有限时，其供给将有可能在特定时期出现短缺，在理性预期驱使下其价格可能出现泡沫性上涨，甚至高于其替代资产价格(Blanchard &Fisher，1998);理性预期相关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可以用市场投资者的数量和投资者生命预期进行解释，如具有无限市场投资者和有限投资者生命预期条件下，资产价格存在理性泡沫的可能性(Tirole，1985;Weil，1989)。但是，我们发现理性泡沫的概念更多地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其对许多现象缺乏解释且实践中较难检验基础价格与价格泡沫的差异。非理性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则从新的视角考察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机理。
非理性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可能源于投资者对于社会热点投资预期收益的过度乐观情绪及其相互影响、激励(Summers，1986;Shiller，1990);也可能源于噪声交易者对投资收益预期的过高估计(De Long & Shleifer，1991);或者源于投资交易者“买涨不买跌、卖跌不卖涨”的资本市场价格正向反应交易特征(De LongJ.B.，Shleifer A.，Summers L.H. & Waldmann R.J.，1990;JonesS.，Lee D. & Weis E.，1999);或者源于“从众”交易决策所导致的价格波动(Topol，1991;Lux，1995);或者源于投资者对于收益预期过度乐观的传递作用(Scheinkman & Xiong，2003)。从信息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的角度也可以对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的产生做出解释(Allen & Gorton，1993;Hong & Stein，2003)。另外，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非线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问题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许多学者开始从协同论、突变论等角度分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Frankel & Froot，1986;Brock & Hommes，1998;Carl Chiarella，Roberto Dieci & Laura Gardini，2006)。
通过上述关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或泡沫问题研究的认识，我们发现，尽管对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产生机理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上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理论均认为在金融市场运行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是一种常态，在不违反现有交易规则的前提下仍然会产生金融资产价格泡沫，即现有交易规则并不能有效防范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尽管自 20 世纪 30 年代金融危机以来针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曾间断，但是金融危机仍然呈现周期性的现实。只要资产价格泡沫产生与消失的演化过程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之内，就不会引起金融、经济大范围的波动;但是，一旦资产价格泡沫得到较长时期和较大程度的积累被大幅度地放大，并且不能或没有得到有序释放，而是通过短时期、突发性的方式破灭，则会引起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波动。而且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与破灭无论源于理论或是非理性因素，都是金融市场自身运行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交易者违规条件下金融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市场在控制泡沫产生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恰恰是金融监管介入的原因。
微观金融 第3篇
关键词 金融不稳定假说；金融危机；随机微观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金融自由化不断加深，金融危机爆发规模大、频率高、破坏力度大，但经济恢复时间愈来愈长，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重创各国经济，也影响各国政治稳定，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货危机引爆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至今还没有解决良方.金融危机及金融危机理论形成国内外学术研究热点与难点，如何防范金融危机也是各国政府实践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国际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理论学说试图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主要理论有：1）费雪于1933年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论（Fisher，1933）[1]；2）以霍特里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纯货币危机理论（Krugman，1979）[2]；3）海曼·明斯基于1963年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Minsky，1982）[3]；4）以麦金农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道德风险论（Mekinnon，1997）[4]；5）戴尔蒙德和荻伯威格1983年提出的金融恐慌论（Diamond & Dybvig，1983）[5]；6）弗里德曼1979年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论（Friedman.，1968）[6].至今，相对于从外部宏观角度解释金融危机，对金融危机比较有解释力的是海曼·明斯基于1963年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Minsky，2010）[7]，它从金融内部去解释金融危机，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本文首先简单分析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的危机解释力，其次拓广C.Chiarella和C.Di Guilmi（2011）[8]提出的随机微观模型及其相关结论.通过融资关系将企业、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建立随机方程对企业状态和资本的演化过程进行随机动态分析，说明金融系统中不稳定性的生成机制，从金融系统内部和随机微观角度探索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
2金融不稳定假说的危机解释力
金融不稳定假说的核心内容是从金融系统内部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波动性及其危机是以复杂金融系统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固有属性，投融资活动是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经济体系不稳定主要体现在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方面.
海曼·明斯基在分析企业财务结构变化与风险形成基础上，根据“债务收入”关系，将企业按其融资结构分成三类，第一类为对冲型企业，融资产生的现金流能够完全偿还利息和本金；第二类为投机型企业，融资产生的现金流只能如期偿还利息，不能如期偿还本金，但从长期来看，所产生的现金流能够偿还利息和本金，投资带有某种程度投机，主要是依靠债务滚动维持企业运营，吸收冲击的能力较弱；第三类为庞氏型企业，融资产生的现金流不能如期偿还利息，这类企业主要依靠出售资产或者再借新钱来履行合同支付承诺，庞氏型企业对冲击毫无吸收能力.从海曼·明斯基的融资企业分类法中可以看出，一个对冲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系统能够维持均衡；若经济系统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比重越大，经济系统就越有可能偏离均衡状态，从而趋向不稳定.因此，经济系统在某一种融资机制下是稳定的，在另一种融资机制下是不稳定的，这就是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第一定理.海曼·明斯基还认为，经济系统在经过一段时间扩张后，会遵从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第二定理，即经过一段长时间繁荣，经济会从有助于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转向有助于不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如果经济系统中对冲型企业所占比重非常小，而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非常大，此时经济会产生过度负债，从而发生费雪的“负债通货紧缩”过程，爆发金融危机（Minsky，2010）[7].
当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时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引起社会动乱，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发展环境下，设法将金融部门的资金转移到实体经济，减少金融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投机炒作，突出金融部门为实体经济服务功能，保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如图1所示.
为了更加直观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原因以及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C. Chiarella和C. Di Guilmi（2011）[8]对异质资本结构的企业建立随机微观模型，并将海曼·明斯基融资企业分类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归为一类，统称为投机型企业，经济系统中企业相应地分为对冲型企业和投机型企业两类，但由于经济系统中企业数目众多，以单个行为主体建模来分析企业状态变化很复杂，利用Aoki（2002）[3]提出的平均场方法，建立随机微观逼近模型，通过代表性企业的状态变化来分析资本的演变过程.
本文在分析C. Chiarella和C. Di Guilmi建立的随机微观模型基础上，将企业由对冲型和投机型两类还原为对冲型、投机型和庞氏型三类，把企业划分回归到海曼·明斯基原本的企业分类，然后拓广C. Chiarella和C. Di Guilmi的随机微观模型，并通过融资关系将企业、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通过随机微分方程对企业状态和资本的演化过程进行动态分析，说明金融系统中不稳定性的生成机制，并探讨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本文还原海曼·明斯基融资企业分类如图2所示.
3随机微观模型的基本假设
3.1对企业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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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对投资者的假设
凯恩斯认为，由于货币具有使用上的灵活性，人们基于三大动机（即交易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动机），总是偏好持有一定的货币.基于凯恩斯的这三大动机，明斯基将人们对流动性资产的需求看成是收入、利率、资产价格、企业贷款和近期货币供给的函数.利用类似方式确定流动资产的需求，并假设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为了将每个时期市场信心水平数量化，将投资者分为基本面分析投资者、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三类；基本面分析投资者关注于公司的实际价值，偏好投资对冲型企业；技术分析投资者在作投资决策时时刻取决于外部平衡表，偏好于风险高的股票，这类投资者偏好投资于投机型企业；投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将高收益高回报作为唯一条件，这类投资者偏好投资于庞氏型企业.
3.3对变量ρ的假设
金融市场预期决定了企业投资决策，而变量ρ又决定了金融市场预期，所以变量ρ在整个模型中起关键性作用.对于ρ如何确定，本文仍引用C. Chiarella和C. Di Guilmi（2011）[8]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变量ρ取决于市场基本面投资者、技术分析投资者及投机投资者三者之间比例；第二，变量ρ与金融市场预期构成有关，当金融市场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例之间增高时，提升了对负债企业预期；当市场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之间比例减少时，基本面分析投资者更多.因此，不同类型企业的ρj是不同的.假设nc为市场中技术分析投资者所占比例，ns为市场中投机投资者所占比例，
因此，整个经济系统会经历债务扩张，当投资者预期突然发生反方向变化时，会导致企业债务无法如期偿还，造成资金断裂，使得整个经济系统越来越脆弱，特别是当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较大时，大量企业无法正常经营直至破产，使得整个经济系统面临严重危机.相反，当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分析者比例减少时，基本面分析投资者比例会增加，则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投资、生产和债务会减少，这时，整个经济系统就趋于稳定.
3.4对资本市场的假设（财富分配）
根据其风险程度可以相应的将三种不同类型企业股票分为三种类型.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根据市场预期将其部分财富配置在这三种股票上.因此，投资者财富总额由股票、借贷和流动性资产三部分组成，即
4随机微观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建立随机微观模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三种不同类型企业所占比重的动态变化描述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变过程.为了说明这个过程，提出三个假设：
假设1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为另一个类型的过程服从跳跃马尔科夫链；
假设2企业总数N是常数；
假设3企业只能从对冲型企业转换为投机型企业，从投机型企业转换为对冲型企业；或者从庞氏型企业转换为投机型企业，从投机型企业转换为对冲型企业；而不能从对冲型企业直接转换为庞氏型企业或者从庞氏型企业直接转换为对冲型企业，也就是说，不同企业之间转换服从跳跃马尔科夫链过程.企业在不同类型中转换方向如图4所示
在进行分析时，首先需要确定一个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为另一个类型的概率，即转化概率.但在该模型中，由于企业数目庞大，确定每个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为另一个类型的概率是不可行的，所以，首先通过平均场方法在每一个类型企业中选择一个代表性企业，然后用这个代表性企业的转换概率代表该类型所有企业的转换概率，将转换概率与企业转换之前属于三种不同类型企业的概率相乘便得到转换速率，转换速率衡量了在单位时间内一个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成另一个类型的转换概率.为了刻画三种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随机演变过程，用转换概率建立主方程.
4.1转换概率
一个企业从对冲型转换为投机型的概率取决于投资需求和留存利润的大小，当投资需求大于留存利润时，即当对冲型企业所获得留存利润不足以满足投资需求时，该企业必须通过发行新股或借贷来满足余下投资需求.这时，一个对冲型企业就转换成了投机型企业，因此，一个企业从对冲型转换为投机型的概率ζ为
4.2随机动态过程分析
在上节定义了一个企业在不同类型之间转换的微观过程，在以下分析宏观动态过程中，将关注每种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变化.假定企业总数是一定的，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变化反映了宏观状态的变化过程，这个宏观状态包括了三种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由于不同企业之间的转换是服从跳跃马尔科夫链过程，因此将不同企业之间转换分为两部分来建立关系，首先根据对冲型企业和投机型企业相互之间转换建立主方程得
由式（31）至式（39）可以看出，经济系统中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随机动态变化仅取决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相互转换速率.由转换速率公式可知，转换速率是由有不同预期的技术分析投机者和投机投资者所占比例决定，故决定经济系统中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随机动态变化过程关键因素是期望利润.
4.3金融不稳定冲击实体经济的传递机制分析
上述随机动态过程描述了在实体经济中不同类型的企业数目的动态变化.由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可知，当经济体系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数目越来越多时，这个经济体就显得越来越脆弱；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变化主要取决于转换速率，其转换速率是不同投资者比例与投资者预期ρ的方程，所以当投资者的投资预期发生变化和不同投资者比例发生变化时，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经济扩张时期，投资者预期乐观，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的比例会增加，信贷条件宽松，企业的融资方式从对冲性融资向投资性融资比重、庞氏融资比重逐步升高的方向发展，因而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比重增加，经济体由稳定向不稳定发展，一旦资金链突然中断，大量企业无法如期偿还债务，庞氏型企业的数目会激增，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因此，整个模型随机动态的过程取决于两个动态变量：第一个动态变量是反映投资者预期和非理性行为的资本积累；第二个动态变量是资本市场中不同偏好投资者所占比例.影响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的主要因素是转换概率，根据式（23）到式（26）可知，转换概率是由经济系统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重决定，而经济系统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重反映了投资者预期，所以影响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的关键因素就是投资者预期；当经济系统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重增加时，他们对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预期乐观，因此会增加对这两类企业的投资，这就使得经济系统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比重大大增加，在面对投资者预期突然发生变化时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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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比例；dPkK/dt表示经济系统中资本总额随着时间的变化.ρ是本文分析研究的关键所在，不同类型投资者所占的比例变化决定了ρ的变化，进而会导致不同类型企业所占比重和资本价格的变化.而不同类型企业所占比重的变化和资本价格的变化通过影响投资者的财富分配比例和投资决定了经济系统中资本的变化.可以看出，该模型通过融资关系将企业、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揭示了企业状态和资本的演化过程和经济系统中现金流的运作方式.当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时，会对企业投机融资提供支持，随着社会总投资增加，总利润开始下降；金融市场资本短缺，利率上升，由于已经进行的投资项目还要继续，金融需求依然很大，这导致利率进一步上升，利润进一步下降，于是对冲型企业会向投机型企业转变，而原为投机型的企业会向庞氏型企业转变.此时，原本健全的金融结构转变成脆弱的金融结构，若经济中对冲型企业所占比重非常小，而庞氏型经济主体所占比重非常大，此时经济会产生过度负债，从而发生费雪的“负债—通货紧缩”过程，爆发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当经济系统中对冲型企业所占的比重较大时，金融系统是比较稳定的；当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所占的逐渐比重增加时，金融系统会越来越脆弱，这种不稳定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爆发金融危机.
5小结
本文在C. Chiarella和C. Di Guilmi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随机微观模型的基础上，将企业融资分类由对冲型企业和投机型企业扩展还原为海曼·明斯基的对冲型企业、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三类，通过分析企业数目状态动态演变过程，说明金融系统中不稳定性的生成机制，从随机微观角度揭示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主要取决于两个动态变量：一个是反映投资者预期和非理性行为的投资积累；另一个是不同类型投资者比例的变化，同时该模型还揭示了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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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融资产流动性的宏微观效用 第4篇
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是金融经济学中的基础性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金融市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模式;而对行为模式的深入理解，将有助于我们分析流动性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那么什么叫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呢?
微观的金融资产流动性存在多种定义：Schwartz (1988)认为流动性是资产以合理价格迅速成交的能力;O’Hara (1995)认为，资产的流动性是一定时间内完成交易所需的成本，或寻求一个理想价格所需用的时间;Pastor和Stambaugh (2003)指出，流动性是指一项资产以较低的成本且不对价格造成较大冲击情况下，很快进行大量交易的能力。综合起来，资产的流动性是指某一种特定资产能够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合理的价格水平、较短的交易时间和较小的价格波动进行转让的能力。
这里定义的流动性不同于凯恩斯基于货币主义的宏观流动性定义。凯恩斯的“流动性”是指社会经济中货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问题，而这里指的却是具体金融资产的变现问题。那么，金融资产的变现问题对微观经济主体和宏观经济运行有着什么样的效用影响呢?
二、金融资产流动性的微观经济效用
1. 帮助个体投资者应对意外消费冲击
关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能够帮助个体投资者应对意外消费冲击，1983年戴蒙德和戴巴维格(Diamond and Dybvig)通过其著名的D D模型作了经典地论述。
D D模型的假设非常简单：设存在一个可划分为三个时间点的经济;经济中的每个主体在时获得一单位的相同禀赋，而在和时没有任何禀赋收入;经济主体的消费只能在某个时点发生，但其面临着不确定的流动性冲击，即在时经济主体的消费在和时的可能性分别为和。假设个体在时消费的效用函数是，在时的消费效用函数是，其中是消费金额，是贴现因子，为N-M效用函数;则总体消费效用为：
个体的禀赋既可以用于储存，也可以用于投资;用于储存的禀赋跨期不产生升值或贬值，而用于投资的禀赋，可在时获得确定的投资收益率。设个体用于储存和投资的禀赋分别为和，。
当资产缺乏流动性时，个体如需在提前消费，则变现长期投资会出现折价损失，投资收益率。此时投资者在和时可能的消费量分别为和。
当资产流动性较好时，或者如D D描述的那样，存在一个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在其上自由流通;假设时，p为用储存资产表示的一单位长期资产的相对价格，则个体在两个时点的消费分别为和。进一步分析提前消费类主体 (I) 和推迟消费类主体 (P) 的可能行为可知，只有当时市场出清，此时有x1=1和x2=R。显然，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在个体投资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保险机制，有效地提高了投资者的预期消费效用。
2. 为信息敏锐者提供套利机会
所谓信息敏锐者，这里指那些能够较大多数投资者提前意识到市场环境或投资项目变化对金融证券价值的影响，从而在实际价格变动之前做出资产配置的调整，获取超过市场投资平均回报的人。信息敏锐者由两类人构成：信息先知先觉者和信息的正确解读者，前者由于其在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往往能提前获取信息;后者在公共信息面前能更准确的解读信息，判断市场走势。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为他们提供了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套利交易的机会。
为了说明这种套利机会，我们将DD模型作适当的扩展。假设证券市场上存在投资收益率分别为Ra和Rb的两个长期投资项目A和B，和分别表示两项长期投资证券的预期均衡转让价格;设每个投资者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项目进行投资，他们可获得的期望消费水平分别为：
假设两项投资在t=0时无差异，即。设R和P分别为此时两项长期投资的预期投资收益和转让价格。此时，投资者随机选择投资项目，可获得的期望消费水平为：
设在t=0.5时，市场情况发生了有利于A项目而不利于B项目的变化，因而原两项目的预期投资收益率出现的变化，显然此时两项投资的预期均衡转让价格也将发生变化:。如果这种变化只被少数市场参与者意识到，而大部分人并没有感知，相应A、B证券的市场价格仍都将维持在P的水平，套利机会就出现了。
由于市场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原来投资A项目和B项目的信息敏锐者都可以在一个可预期的接近P的价格水平上，在较短时间内进行大量的交易，完成资产的重新配置：或者进一步增持A类长期投资，或者卖出B类投资并转而持有A类投资。出于效用最大化的考虑，他们的最优决策是用全部禀赋持有A类长期投资，则可获得的期望消费水平为：
由于，而，显然组合 (4) 优于组合 (3)，市场中的信息敏锐者获取了套利效用。
流动性不光为信息敏锐者进行套利提供了机会，而且套利的可能收益的大小还与金融资产流动性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的分析，由于牵涉到有效价格的形成过程，我们将在下一部分的宏观效用评析中一同论述。
三、金融资产流动性的宏观经济效用
1. 有效的扩大了投资规模和促进了长期投资
由于长期投资项目的收益往往高于短期项目，而这类投资效率高的项目一般无法在短期内变现，这使得面临可能的不可预测的意外消费冲击的微观主体，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处于流动性冲击和经济效率提高的两难选择之间。而金融资产的创造及其在金融市场上的自由流通，则大大化解了这一难题，打消了投资者的顾虑，使其敢于进行长期投资。从宏观层面看，是增加了高效投资资产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例，从而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显然，D D模型所揭示的消费者微观效用的增加，归根结底也是因为总的投资收益的增加。
2. 良好的流动性能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
(1) 促进有效价格的发现和形成
让我们来考虑套利行为是如何促成有效价格的形成的。假设市场上长期投资证券的转让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当套利机会出现时，虽然信息敏锐者希望尽快完成资产的重新配置，但是其它投资者却缺乏交易的动机，这会影响套利的实现。为了促成交易，信息敏锐者往往需提供一个偏离市场现存价位的价格。设此时，A类长期投资证券买价为, B类长期投资证券的卖价为, 。由于A证券与B证券出现差价，而其他投资者者并没有意识到A、B两项投资之间已经出现的差异，因此对他们而言形成了一个主观的套利机会，只要该套利的收益能弥补交易成本，则可形成交易动机。
假设其它条件不变，我们来计算信息敏锐者中的原A类投资者和原B类投资者此时的期望消费，分别是：
将 (5) 、 (6) 与 (4) 式比较，由于，三者的优劣关系为。由此可见，由于存在交易成本，信息敏锐者的套利收益将低于充分流动性市场，且原B证券的投资者的期望消费要低于原A证券的投资者;差异程度的大小由价格偏离度决定。
设在t=0.6时，由于前一刻第一批信息敏锐者的套利，A证券和B证券的市场价格已经变为和，但仍有。此时由于市场信息的扩散，另一部分投资者开始意识到A项目与B项目之间的差异，由于价格差异依然存在，他们也会进行套利。由于同样的原因，第二批信息敏锐者需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价格和，，。如此持续下去，直到市场价格和等于预期的均衡价格和。根据资产定价法则，在和确定时有(为无风险利率)，则均衡状态下A证券和B证券投资者的预期消费水平分别为:
将 (7) 、 (8) 与 (2) 式相比较，显然在和时，投资者继续执行套利交易与保持原有投资配置所获得的期望消费无差异，市场重新达到均衡。
(2) 流动性与套利收益及有效价格的关系
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常常通过及时性(I m m e d i a c y)、紧度(Tightness)、弹性(Resiliency)和深度(Depth)四个指标或者是它们之间的组合来衡量。及时性是基于时间指标的度量，指从发出交易指令到交易执行所等待时间。紧度指交易价格偏离市场中间价的偏离程度，常常通过买卖差价(bid-ask spread)来衡量。资产交易的深度是指不会影响现行市场价格的最大交易量，通常用某一时期内的资产周转率(turnover ratio，即交易量/总市值)来度量。而弹性是指发生波动的市场价格随机恢复到均衡状态的速度(收敛速度)，反映的是价格的稳定性。
及时性通常利用等待时间(从委托单下达到成交之间的时间)和交易频率(一定时间间隔内的交易次数)指标来衡量。Copeland (1 9 7 6)在其信息顺序到达模型中假定，开始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所有交易者都拥有相同的信息集。在某一个时期市场上到达一条信息，交易者依次获得该信息。每一个交易者获得该信息后都会产生交易。当所有的交易者都获得该信息后，他们又都拥有了相同的信息集，市场再一次达到新的均衡。由于套利交易的基础是信息不对称，而信息总是以一定的速率在市场中扩散，特别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信息的传播非常迅速，缩短了信息优势的保有时间。这就要求信息敏锐者必须尽快的完成交易。金融资产的交易等待时间越短，交易越频繁，越有可能在信息重新达到平衡前完成交易。
设为与(或) 之间的差价，则可将视为紧度指标，代表着套利者为促成交易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参照上文 (5) 式和 (6) 式，显然值越小(即流动性的紧度指标越好)，和越靠近市场中间价，套利成本越小，信息敏锐者的套利收益越大。
深度和弹性影响着套利的规模。当市场深度指标越强时, 则在同一价格水平上可以容纳的交易量就越大, 更多的套利交易就可以在或的价格水平上进行, 而不用进一步增大交易成本到或的水平来推动交易的实现，这显然有利于扩大套利收益。对于弹性指标而言，资产价格若具有较强的接受冲击的水平，则套利交易的隐蔽性就更强，增大了一般投资者通过对市场交易价格的学习来获取真实信息的难度，这也方便了信息敏锐者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的套利交易。
总之，当流动性越强时，信息敏锐者就越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规模进行套利;流动性的好坏，对套利交易者微观效用的大小有着重要的影响
3. 良好流动性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良好的流动性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1.资本市场通过对各项投资均衡价格的及时发现将直接影响产业市场对投资项目的选择。假设A和B均是可变规模的投资项目，在t=1时，有新的经济主体出现，他们也都具有一个单位的原始禀赋且需要选择投资项目。由于A、B项目的单位投资在产业市场的成本都为l，而在资本市场上两者的出售价格分别为和，且，所以新的投资者必定会选择A项目，而且这种选择可直接通过观察金融资产的价格做出，大大减少了新投资者进行决策所需的信息成本和时间。由于高收益的项目得到了更多的投资，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
2.通过对投资者的选择也能间接提高投资决策的效率。良好的流动性为市场上的信息敏锐者带来了套利收益，而这些信息敏锐者，特别是其中信息的正确解读者一般由勤奋的投资人和企业家组成。由于他们总能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收益，因此其投资行为往往受到其他人的关注和效仿。设这时有两个新项目C和D需要选择，我们假设有经验的投资人决策正确的概率要高于一般投资者，由于他们在上一轮经济中的表现(获取了超额利润)，因此他们的抉择容易被其他人留意观察并进行效仿，从而间接提高了优秀项目的投资比重。换句话说，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有利于将职业的投资家从一般的经济主体中筛选出来，并通过赋予他们在投资决策上更大的影响力，可以有效地改善整个社会的投资效率。
四、结论
现代金融理论认为创造和保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是金融中介的基本功能。流动性对金融资产而言如此重要，是因为流动性本身会为金融资产的持有者带来效用，而且通过持有者的经济行为还可以影响整个宏观经济。总结来看，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效用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观察，具体如图所示：
从微观层面看，流动性一方面增加了每个经济主体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起到了跨期优化消费效用的作用;另一方面，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对于那些市场上的信息敏锐者而言，还意味着通过信息优势获取额外收益的可能性，因而还有套利的效用。归类而言，应对外部冲击和套利交易都是一种机会效用，使投资者在进行长期投资的同时保留了一种选择权。两种机会效用的区别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效用对所有投资者而言都普遍适用，而套利的机会效用的大小，则要视信息敏锐者的信息相对优势程度而定。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良好的流动性通过在投资者之间建立意外消费冲击的互保机制可以起到鼓励投资的作用，从而有效扩大社会总的投资规模。除此之外，流动性还有利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发现和职业投资家的筛选，从而起到提高社会平均投资效率的作用。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可以提高社会总产出，我们可将其归纳为社会的总产出效用。流动性通过调整资源配置发挥的宏观作用，是一种间接效用。
摘要：本文在介绍金融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 对DD模型进行了扩展, 演示了市场经济主体利用流动性进行套利并使市场均衡价格形成的过程。文章分析了套利过程及其对微观个体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并结合对流动性指标的介绍, 从两个层面归纳总结了资产流动性的经济效用。
关键词：流动性,套利,效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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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金融 第5篇
一、金融生态理论研究现状及评述
金融生态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 它是在生态学家A.G.Tansley (1953) 生态系统基础上提出的, 认为在经济生活中金融体系的内在逻辑安排与发展规律与群体生态学的特征相一致。金融体系平衡不仅仅关系到金融业内部的进步, 它也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稳定。因而, 金融生态本质上反映了金融体系内外部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的价值关系。
目前, 国内学术界对金融生态尚无给出明确的定义, 对于金融生态研究主体界定存在着争议, 具有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是“外部环境说”。周小川于2004年提出:金融生态, 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 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这一定义主要强调了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
第二种观点是“系统说”。, 徐诺金于2005年提出:金融生态, 是指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它反映了各种金融组织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 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之间以及内部金融组织之间的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一阐述将金融生态上升到系统的高度。
第三种观点“动态平衡说”。谢太峰于2006年提出:金融生态, 是指金融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形成的一个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 它反映了金融主体之间、金融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如同自然界中各种生物之间以及各种生物与外部自然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构成自然生态一样, 各类金融主体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金融外部环境之间也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相比前两者阐述, 这一观点比较全面。
上述对金融生态的阐述为金融生态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是金融生态的内涵和本质还没有统一的界定, 使得对金融生态的研究存在着一定偏颇。对于现有对金融生态的研究, 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结构的问题、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上, 对于金融生态研究应该重点关注金融生态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即金融生态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金融生态环境如何影响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 进而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不多。
综上所述, 第二种观点能够更加准确反映金融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金融体系的动态平衡关系, 为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的影响奠定完善的理论研究框架, 因此选择第二种观点进行分析。
二、微观金融生态平衡下,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的影响
在外资银行进入条件下, 为了更好的理解我国金融生态体系的平衡, 首先, 在微观层面上, 本文研究的是单个银行主体如何在经营过程中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即银行效率趋于最高。把银行主体经营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投入阶段、产出阶段和利润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图1所示:
由图显示, 在没有外资银行进入这一因素的影响下, 我国银行主体通过内部的投入、产出和利润三者之间的不断循环, 使得国内的银行市场保持平衡。但是, 在我国银行完全开放的条件下, 我国银行主体将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金融环境。
在投入阶段,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影响主要通过持续资本效应、产权改革效应两个方面。首先, 大量的外资银行进入会给我国整个银行体系带来大量的外国资本注入;另外, 外资银行进入能够改变我国银行单一的国家股权结构, 推进我国银行产权制度改革。
在产出阶段,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影响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及人力资本培养效应等方面。首先, 外资银行通过分支机构的本土化经营, 不仅实现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国际流动, 而且还给我国银行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技术。其次, 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的经营效益会使得国内银行业纷纷学习、模仿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 从而提高本身的效益水平。最后, 外资银行进入将会引进国外高素质的金融人才, 这些金融人才对我国银行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能够通过言传身教和专业化、系统化培训等方式提高国内银行业从业人员水平, 实现我国银行高效产出。
在利润阶段,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影响主要通过竞争效应、环境变革效应两方面。首先, 外资银行进入增加了我国银行市场的竞争, 这种激烈的竞争将会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主体的利润率, 从而影响我国银行主体的效率。其次, 外资银行进入会加大金融监管难度, 并且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进度不同而加大地区金融发展差异, 使得本来发展缓慢的西部地区银行业发展更为困难。
因此,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 外资银行进入给我国银行主体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影响贯穿于投入、产出及利润的各个阶段, 并且通过扩大再生产的再循环通常还会产生巨大的乘数作用。
三、在微观金融生态平衡下,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的影响
在微观金融生态环境下, 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主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银行效率的影响上。从前面的分析可知, 在封闭的金融环境下, 我国银行主体在内部投入—产出不断循环中实现国内金融生态的平衡, 但是,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 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 大量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 给我国银行投入—产出循环中的各个环节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
第一, 在投入—产出循环的投入阶段, 外资银行主要通过持续资本效应和产权改革效应分别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注入和产权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 在投入—产出循环的产出阶段, 外资银行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及人力资本培养效应分别对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技术的提高、先进管理理念的学习和模仿, 以及金融人才的培养起到积极地作用。
第三, 在投入—产出循环的利润阶段, 外资银行主要通过竞争效应、环境变革效应分别在我国银行业的竞争效率和金融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 外资银行进入对于国内的银行业来说,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国内银行应该把握好机遇, 注意吸收、借鉴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金融创新技术, 提高其主体经营能力、优化资金配置, 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去迎接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的强力的挑战。
摘要：随着我国履行加入WTO的承诺, 逐渐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 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内部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影响如何, 是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鉴于此, 本文借助金融生态平衡理论的启发, 从微观层次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金银行体系影响。
关键词：金融生态,外资银行,金融生态平衡,我国银行,影响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 改善金融生态[N].金融时报, 2004-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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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金融 第6篇
一、宏观审慎框架下对微观金融监管指标的审视与思考
(一) 核心指标
核心指标是指人民银行应高度关注, 并在适当情况下可以根据宏观审慎管理和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 直接进行调控的指标。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流动性指标和贷款-价值比率指标 (LTVs) 。
1. 流动性指标。
我国现行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包括流动性比例、超额备付率和存贷款比例, 同时银监会正考虑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最新工作成果, 引入“流动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率”两个流动性指标。由于流动性对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经营的持续性、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都有直接的影响, 因此对金融机构进行流动性监测非常重要。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来看, 除了需要关注单家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状况, 还需要关注整体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 而这也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关注的内容。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 不仅能对单家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 还能够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 对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进行调控, 因此人民银行可以将流动性指标作为高度关注并直接控制的核心指标。
2. 贷款-价值比率 (LTVs) 。
LTVs是指按揭贷款规模与房产价值的比率, 该比率越低, 说明个人的支付能力越强、还款能力越好。LTVs具有顺周期性, 在经济上行阶段, 银行对宏观经济现状和未来走势趋于乐观, 加之受市场竞争驱动, 倾向于在既定的抵押价值基础上提供更多的贷款, 使该比率快速上涨, 由此增大了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此外, LTVs的快速上涨也反映出贷款投放速度过快, 会对货币供应量增长带来压力。因此, 尽管目前LTVs不是我国现行的监管指标, 但考虑到该指标可以有效防止房价的不合理上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因此中央银行无论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 还是从货币政策调控的角度看, 都需要加强对LTVs的监测。中央银行作为信贷政策的制定者, 可以通过规定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最高限额、最低首付比例等措施, 直接影响LTVs。例如, 提高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 将直接导致新增住房按揭贷款的LTVs下降。此外, 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调控贷款基准利率或贷款利率下限的方式, 影响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需求, 从而对LTVs产生间接影响。因此, 人民银行可以将LTVs作为高度关注并可以控制的核心类指标。
(二) 重点关注指标
重点关注指标是指, 人民银行对其不具有直接调控能力, 但由于其在宏观审慎管理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性, 人民银行应给予高度关注的指标。重点关注指标主要包括资本充足率指标和风险拨备指标。
1. 资本充足率指标。
我国现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指标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 在经济上行阶段呈上升趋势, 银行信贷扩张能力增强, 从而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下行阶段时, 情况则正好相反。对于资本充足率指标的顺周期性, 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来看, 应设置逆周期特征的资本要求, 在经济上行阶段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 抑制银行信贷过度扩张, 在经济下行阶段降低资本充足率要求, 缓解银行信贷大幅收缩。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资本充足率指标以及各类风险资产的风险权重的设定均由金融监管部门负责, 但资本充足率指标的顺周期性对货币政策“逆风向调节”效应, 人民银行应该将资本充足率指标作为高度关注和监测的指标。
2. 风险抵补指标。
我国现行的风险抵补监管指标主要包括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由于风险抵补指标都是基于当前情况, 而不是基于未来预期, 因此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来看, 应采取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 即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 在经济上行阶段多提拨备, 在经济下行阶段用其冲抵增加的信用损失, 从而避免因大量增提拨备而紧缩信贷, 加剧实体经济的下滑。同时, 风险抵补准备作为银行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与银行资本基本相似, 因此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同样需要对该类指标予以高度关注。与资本充足率指标类似, 目前我国的风险抵补指标的设定由金融监管部门负责, 但人民银行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和货币政策调控的角度看, 都应将该指标作为高度关注和监测的指标。
(三) 适度关注指标
除上述核心指标和重点关注指标外, 还有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市场风险等指标。总体来看, 这些指标的作用和影响较为间接或滞后, 且以此为基础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还不成熟, 对其直接调控存在较大难度, 但其在宏观审慎分析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且其对货币政策调控具有一定影响, 因此人民银行只需根据特定时期的经济金融状况对其有选择地加以关注。
1. 资产质量指标。
我国现行的资产质量监管指标主要包括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贷款率等。资产质量指标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在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 资产质量往往较好, 而当经济步入下行期时, 资产质量往往较差。但是, 值得关注的是, 资产质量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观判断、核销进度等因素的影响, 而且不能充分反映银行对风险的抵补能力。另一方面, 资产质量的好坏又会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产生影响。例如, 当资产质量恶化时, 资产的流动性就会下降, 由此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 而在确认坏账损失时, 还会抵减贷款损失准备, 由此降低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因此在宏观审慎分析和货币政策调控中, 都需要对资产质量指标予以适度关注。
2. 盈利能力指标。
我国现行的盈利能力监管指标主要包括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净息差、存贷款利差、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率和拨备/拨备前利润率等。盈利能力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 银行盈利能力往往较强, 而当经济步入下行期时, 情况则正好相反。虽然这类指标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 但其忽略了银行承担的各种风险, 不能有效反映系统性风险。而盈利状况的好坏, 又会通过资本积累、业绩考核等多个渠道, 对银行经营行为产生影响, 进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影响。因此在宏观审慎分析和货币政策调控中, 可以将其作为适度关注的指标。
3. 市场风险指标。
我国现行的市场风险监管指标包括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和利率风险敏感度, 分别衡量商业银行因汇率和利率变化而面临的风险。研究表明, 风险暴露也是宏观政策的传导渠道之一。当宏观政策变化时, 会影响银行的风险预期和风险承受能力, 进而影响资产定价、资产组合的风险水平。比如, 当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 资产和抵押品价格以及银行收入和利润均呈上升趋势, 一方面, 风险预期随着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的下降而降低;另一方面, 风险承受能力也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提高。受此影响, 银行将更加偏好风险, 增加资产的风险暴露。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对汇率政策、利率政策的敏感度随之上升, 政策效果也更加明显。虽然市场风险指标与系统性风险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但其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检验。
目前, 讨论较多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多是以微观审慎和其他现有工具为基础, 根据经济周期对相应的标准和限制进行动态调整, 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和行为模式, 降低金融体系的内在顺周期性。例如, 通过引入针对宏观系统性风险的具有逆周期特征的资本要求, 在经济繁荣时期积累资本缓冲从而限制风险承担, 在经济衰退时期释放资本缓冲从而使金融体系能够更容易地吸收出现的紧缩影响;通过引入杠杆率要求, 防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和过度承担风险, 控制金融体系杠杆程度的非理性增长和系统性风险的不断累积;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 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在抵押贷款方面, 通过动态调整LTVs, 以限制资产市场下行时信贷风险曝露;通过对贷存比、核心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加以限制, 削弱依赖短期负债支撑贷款快速增长的倾向。实践中, 很多工具被用来缓解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问题, 包括其他政策领域的措施, 如金融交易税等, 但应用最广泛的是对信贷增长过快部门的信贷供给限制, 包括对房地产贷款和信用贷款的各种限制等。
二、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政策建议
(一) 尽快明确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的主导地位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 IMF和FSB明确提出执行宏观审慎政策应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 欧美等世界各国把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政策职能作为金融改革的核心。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与银行、证券、保险三家监管机构实行的专业化监管不同, 人民银行承担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 因此应尽快明确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的主导地位, 并赋予更大的系统性监管职能, 确保我国宏观审慎管理的有效开展。
(二) 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框架, 妥善处理中长期目标
此次金融危机以来, 货币政策是否应将金融稳定纳入政策目标范围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如果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框架中, 就须解决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目标不一致的问题。通常情况下, 金融稳定风险和资产价格失衡是逐渐显现的, 其发展时间往往超过常规货币政策瞄定的时间窗口。因此, 人民银行应在继续推进以稳定币值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框架建设的同时, 适当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时间窗口, 对宏观审慎框架下的金融稳定目标给予充分考虑。
(三) 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分析, 科学预警系统性风险
金融系统性风险受到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金融体系存在的顺周期因素外, 金融工具、支付清算系统、营运模式等因素也可以引起系统性的风险, 比如CDO、CDS、CCP、发起配售模式、过度依赖外部评级等, 这些因素也应适时纳入宏观审慎性政策的框架。因此, 人民银行应不断完善宏观审慎分析体系, 积极探索更加适用于分析和评估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模型和方法, 及时预警和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四) 进一步创新宏观审慎工具, 强化政策可操作性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是应对金融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手段。相对于货币政策, 宏观审慎的政策的优势在于它们更有针对性, 可以克服货币政策在兼顾金融稳定目标时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滞后性, 但目前还缺乏有效的宏观审慎的工具。因此, 加强宏观审慎工具研究, 使宏观审慎政策能落实到实际监管当中, 对实现宏观审慎监管目标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至关重要。
(五) 进一步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协调
绝大多数时候,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取向一致, 相互促进。但有些时候, 特别是通货膨胀威胁与金融体系不稳共存的时候, 宏观审慎政策可能与货币政策呈相反方向运动, 使政策效应弱化。因此, 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协调, 有助于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良性互动, 减轻宏观调控负担。在此基础上, 还应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评价机制, 如通过跟踪信贷增长率变化衡量宏观审慎政策是否有效遏制了信贷的周期波动等。
参考文献
[1]李妍.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稳定[J].金融研究, 2009 (8) :52-60.
[2]郭田勇, 廖力.金融危机和宏观审慎监管[J].经济研究, 2010 (13) :41-44.
[3]刘仁伍.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新体系[J].中国金融, 2010 (13) :37-39.
[4]易纲, 王召.货币政策与金融资产价格[J].经济研究, 2002 (3) :13-20.
[5]张晓慧.从中央银行政策框架的演变看构建宏观审慎性政策体系[J].中国金融, 2010 (23) :13-16.
微观金融 第7篇
1.1 模型的建立
设定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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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因变量ΔYijk/Yijk表示企业发展速度。
1i∈H是指企业所在地区的哑变量, 企业所在民间金融水平高的地区为1, 否则为0;1j∈S是指企业是否属于小企业的哑变量, 小企业为1, 否则为0。
交叉变量1i∈H1j∈S是指小企业在民间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为1, 否则为0。
Xijk是指包括企业自身特征、行业特征、宏观环境以及法制环境等控制变量。系数γ就是倍差分的估计值。它代表了民间金融对小企业增长的贡献作用。根据我们的假设, γ是正的且显著的。
Controls表示第s个控制变量, 其中α、β1、β2、η表示待估参数;ε是误差项。
假设我们分析民间金融发达地区 (用H来表示) 和不发达地区 (用L来表示) 的小企业增长的差异。在我们这个例子中, 两地大企业的增长的差异[Growth (H, B) -Growth (L, B) ]可以认为是表达了由历史、地理、产业结构、文化等其他因素导致的两地企业增长的差异 (B指大企业) 。我们选择大企业作为控制组, 是因为大企业基本不受民间金融的影响, 却受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 非正规金融对小企业的影响用下面的公式表达:
[Growth (H, S) -Growth (L, S) ]-[Growth (H, B) -Growth (L, B) ]
1.2 变量的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主要是关注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成长的作用, 利用中小企业的发展速度作被解释变量。本文主要选取企业的总资产规模的增长率和营业额增长率来度量, 以ΔY/Y的形式计算增长率。
(2) 解释变量。
本文定义中小企业的标准是2004年总资产规模在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 这个标准是根据郭斌和刘曼路的调查发现, 1000万元以下的资产规模的企业对民间借贷的依赖性比较大。大企业的标准是2004年总资产规模在5000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的企业。我们设置小企业为1, 大企业为0。对于非正规金融的度量, 我们设置浙江为1, 福建为0, 表明浙江省的非正规金融规模较福建要大。
(3)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通过总资产的对数形式表示, 企业的杠杆就是企业的债务与总资产的比值, 用 (1-所有者权益/总资产) 度量。企业性质设为虚拟变量, 如果是国有性质的企业设置为1, 非国有企业的全设置为0。
GDP增长率和银行信贷增长率表示宏观环境变量GDP和银行信贷的数据分别来自两省的统计年鉴和金融年鉴, 我们同样用ΔY/Y形式计算GDP和银行信贷的增长率。
1.3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浙江和福建两省的2万多家企业, 分别选取浙江的大企业4084家, 小企业19601家;福建的大企业1207家, 小企业5024家。之所以选取浙江和福建两省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 两省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比较一致。二是, 浙江和福建两省的非正规金融都比较发达。三是, 本文主要利用地理位置来识别金融发展的差异, 浙江和福建两省虽都为非正规金融比较发达地区, 但是相比浙江而言, 福建非正规金融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Qin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及两省的地区统计年鉴, 我们的数据主要是浙江和福建两省企业的财务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 我们主要考察2004年和2005年企业的发展速度, 因为这两年的数据比较齐全, 包括法制环境指标、宏观环境指标等。
2 稳健性分析
我们以台州和舟山两地的造船业为例, 分析非正规金融对造船业中小规模企业的影响。
对于中小型的造船厂而言, 民间金融的发展程度对其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我们主要选择了浙江省的两个地级市台州和舟山做比较, 因为这两个地级市都是沿海城市, 而且在同一个省内, 宏观环境和市场发展环境是一致的, 因而有了更大的可比性。但是两个地方的民间金融发展有差异, 台州因为早期的民营经济的发展, 积累了很多民间资本, 2008年的民间资本规模大约有3000亿元。而舟山的民间金融相对来说较弱, 在浙江是个民营经济相对较弱的地级市, 2008年的民间资本规模估算大概在800亿元左右。因此, 我们可以有以下假设, 民间金融对小规模造船企业的成长贡献为正。
我们的数据同样来自Qin数据库, 由于造船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因此, 我们定义的小企业是2004年总资产规模在2000万元以下, 而大企业的总资产规模在5000万元以上。因此, 我们得到台州小规模的造船企业有25家, 舟山小规模的造船企业有12家, 台州大规模的造船企业有6家, 舟山大规模的造船企业也有6家。从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初步发现民间金融规模对造船行业的影响, 民间金融越发达的地区, 对小规模造船业的支持越有利, 台州造船小企业是舟山的2倍, 而两地的造船大企业数目是一样的。我们分析这些企业从2003—2007年的数据, 利用倍差法, 发现民间金融对小规模的造船企业有着正的显著作用, 更进一步地证明了民间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3 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通过对浙江和福建两省企业的分析, 本文的结论是:非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正的显著性的促进效应。
在正规金融处于中小企业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残缺的背景下, 非正规金融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起到显著的作用, 已成为民营企业、个体经营者的主要融资渠道。在民间金融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管制, 而不是一味地打压, 让民营金融能够有效地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输血”。对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本文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 完善立法, 规范非正规金融发展;第二, 加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 实现二者的有效对接;第三, 积极引导, 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1]金雪军.从温州看民间金融与主体金融的关系[J].金融探索, 200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