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生影响

上海大学生影响（精选12篇）

上海大学生影响 第1篇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创业教育,创业倾向,影响机制,实证研究

0 绪论

高校要推进创业教育,设计和开发完善的创业课程体系,需要知道到底哪些因素在左右着学生的选择,影响着大学生创业倾向。因此,本研究正是从高校创业教育可控内容入手,对上海高校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实证研究,分离出影响和制约学生创业倾向的因素。从而为学校设计和开发相关创业课程体系,推进教学模式改革,打造更适宜的学生创业平台,全面构建大学生创业生态系统提供依据。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1.1 前瞻性人格

前瞻性人格,意指个体不受情境阻力的制约主动采取行动以改变其外部环境的倾向性。(1)前瞻性人格对工作绩效、工作态度、领导行为、学习动机、新近员工适应性、创业、创新等方面都有积极影响。据此本文假设:

H1:前瞻性人格与创业态度成显著正相关。

1.2 创业态度

创业态度分为内生态度和外生态度,(2)大学生的创业态度是指大学生对创业的看法和喜好程度,作为潜在创业者的大学生对创业的态度与他们未来选择是否创业有必然的联系。据此本文假设:

H2:大学生创业态度越积极,创业倾向越高。

1.3 在校经历

大学生在校期间是否从事过相关的创业工作,或者是否参加过与创业有关的活动,如创业设计大赛等,会对今后的创业态度产生积极影响。(3)据此本文假设:

H3a:在校经历越丰富,学生创业知识也越丰富。

H3b:在校经历越丰富,学生创业能力也越强。

1.4 创业知识

成功的创业教育应该包括知识、技能、心态和特质,特别是创业知识。(4)据此本文假设:

H4a:创业知识越丰富,创业能力也越强。

H4b:创业知识越丰富,创业倾向越明显。

1.5 创业能力

美国国家创业教育研究基金研究成果表明,一个成功的创业者须具备以下能力:个体的创新能力、策划能力、组织能力、指挥能力、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等。(5)据此本文假设:

H5:大学生的拥有的创业能力越强,其创业倾向的程度越高。

1.6 创业环境

本文结合大学生的自身特点,从个人社会资本、大学校园内部环境和校园外部宏观环境三个方面来提取影响大学生创业倾向的因素。并提出以下假设:

H6a:大学生所处的创业环境对创业态度有显著影响;

H6b:大学生所处的创业环境对创业倾向有显著影响。

根据以上的理论假设,提出本次研究的理论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设计与样本数据分析

本次研究所有样本来自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交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七所高校,但以上海大学和同济大学为主,共发放问卷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24份,有效回收率为90%。本次问卷调查样本以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为主,样本年龄集中在20岁到23岁之间占66.9%;性别比例比较接近,男性占55.8%,女性占44.2%;专业类别分布也比较接近,理工类为48.0%,经管类为47.3%。因此,我们认为本次调查样本在人口统计特征分布上是合理的,样本选择上具有很强代表性。

2.2 信度分析与效度分析

本文利用SPSS17.0对正式数据的信度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分量表都在0.7以上,而总量表则是高达0.937,非常可信。同时,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81大于0.8,而P值为0.00,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3 因子分析

本研究对每一个潜变量的观测指标分别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并进行正交旋转,删除因子载荷小于0.5的项。组合信度CR值在0.8666~0.9370之间,均高于0.8,表示研究模型具有非常出色的内部一致性;平均萃取变异量AVE值在0.5019~0.6842之间,均大于0.5,表明问卷各测量变量对潜在变量的平均变异解释力达到标准。说明本研究事前定义因子的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能力良好。

3 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

假设模型共由7个潜变量、59个观测变量以及59个残差变量组成。其非标准回归路径系数结果显示,前瞻性人格、创业环境对创业态度有正向影响,创业态度、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创业环境对创业倾向有正向影响,在校经历对创业知识有正向影响以及在校经历、创业知识对创业能力有正向影响,均在0.05的置信水平下得到了显著验证,即本文最初的假设路径全部得到验证。

注:*p<0.05;**p<0.01;***p<0.001

在AMOS 7.0输出的Model Fit文件中,本研究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各假设的指标参数可以看出,各假设的CMIN/DF值均小于5,在可接受范围以内;NFI、IFI、TLI、CFI、RMSEA等指标虽未达到0.9,但是皆在0.8以上,适配良好;而RMSEA则在“不错适配”及“中度适配”范围内,均可接受因此,可以认为本模型拟合良好,与观测数据有着较好的适配度。

经过以上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我们最终得到如图2所示的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机制的模型。

4 结论

(1)创业知识。H4b创业知识对创业倾向影响显著这一结论,与Kuratko D F,Montagno R V(1990),以及白璇(6)等人的研究结果有悖。他们认为,过度的知识或没有得到运用的知识可能会导致创业倾向及其行为的降低。之所以本研究数据分析结果支持H4b路径,原因在于本研究的样本63.3%为在校本科生,他们所拥有的创业知识丰富程度,并未超过或到达使创业倾向降低的拐点。相反,处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大学生,其创业知识越丰富,自信心越强,参与创业的可能性越大。

(2)在校经历。我们知道学生创业所需的创业知识,包括主观知识、具体的客观知识以及非具体的客观知识。主观知识反映学生认为自己知道多少创业知识,表明学生对创业知识的自信程度。具体的客观知识,指成功的创业者所应具备的各方面的知识。非具体的客观知识指个人的经验、他人的经验和其他与创业领域相关的变量。这些知识,学生在校园生活中可以通过参加创业设计大赛,接受创业培训指导等与创业相关的活动,来学习和积累。同时,学生可以通过从事学生会工作、参加社团等方式,举办各类校园活动来提升自己的组织、策划、领导、协调、控制等多方面的创业所需的能力。

(3)创业环境。本研究根据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将创业环境分为校园外宏观环境、校园内创业环境以及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创业环境对创业倾向有直接影响,同时可通过创业态度,对创业倾向产生间接的影响。可以说,创业环境是大学生创业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此,创建和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教育环境有助于强化学生的创业态度,同时直接与间接地提高大学生的创业倾向。

(4)前瞻性人格。是指个体不受情境阻力的制约主动采取行动以改变其外部环境的倾向性。前瞻性人格通过创业态度,间接的影响着创业倾向,它对创业态度的路径系数高达1.24。表明具有前瞻性人格的学生更善于寻找和捕捉机会,主动而果断地采取行动、挑战现状、改变环境。具有前瞻性人格的人,其创业的态度才更加坚定,真正参加创业的可能性才更大。因此,培养学生主动改变外部环境的特质对其创业态度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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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hillip H.Phan,Poh Kam Wong,Clemente K.Wang.Antecedents to entrepreneurship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ingapore:Beliefs,Attitudes and Background[J].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ulture,2002(6):151-174.

[3]Stuart,R.W.,Abetti,P.A..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on Early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90(5):151-162.

[4]Hood J.N.,John E.Young.Entrepreneurship’s Requisite Areas of Development:A Survey of Top Executives in Successful Entrepreneurial Firm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93,8(2):115-135.

[5]Swanson D.&Webster L..Private sector manufacturing in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A Surver of Firms[M].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2.

上海大学生影响 第2篇

办理上海居住证，对在上海买房有什么影响？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外地人生活在上海，拥有上海居住证可以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险等方面可以享受到一系列福利。其实享受这些福利还是后话，因为对于想在上海安家的人来说首先最想拥有的就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时候上海居住证依然有很大作用。

对于网友关于有上海居住证后买房子会有哪些影响？学牛网老师收集了几个具有代表性问题进行回答，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对持有《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的购房人，个人住房房产税如何认定？

答：持有《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证》并在本市工作生活的购房人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可暂免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

2、《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和《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管理试行办法》实施后，对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购房人暂免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答：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积分达到标准分值并在本市工作生活的购房人新购住房、且该 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可暂免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

3、购房人持有的《上海市居住证》是新居住证管理制度实施前办理的，个人住房房产税如何认定？

答：购房人持有的旧版《上海市居住证》仍在有效期内，可依据原来的证件分类进行个人住房房产税认定。购房人持有的《上海市居住证》已超过有效期的，应由购房人重新申领《上海市居住证》后，地方税务机关根据其新申领的《上海市居住证》积分情况等实际信息办理个人住房房产税认定。学牛网一站式解决居住证积分、子女入学问题

4、《上海市居住证》满3年如何计算？

答：持证人在规定期限内办理《上海市居住证》签注手续的，其持证时间按有效期连续计算。持证人因各种原因被注销《上海市居住证》后重新申领的，按新申领的《上海市居住证》发证日期重新计算持证时间。

5、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未满3 年，积分也未达到标准分值的购房人，个人住房房产税如何认定？

答：对持证未满3年、积分也未达到标准分值的购房人，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先按规定计算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持证满3年或3年内积分达到标准分值并在本市工作生活的，可暂免征收上述住房的个人住房房产税，并退还持证期间已缴纳的个人住房房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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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影响了上海车展？ 第3篇

去年在上海车展的吹风会上，短暂的休息期间，他便被各大汽车品牌的负责人团团围住。所有车企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希望在2009年4月22日举行的上海车展上能多获得一些面积。

这个人就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王侠。和往届的车展一样，今年他还是很忙。

没有巨头缺席

在底特律车展清冷收场后，又传出东京车展因为众多巨头的缺席或将被取消的消息，很多人不得不担心4月份举行的上海车展将如何收场？

“尽管金融危机影响到汽车业，但由于中国这一市场至关重要，因此2009年上海国际汽车展中，跨国汽车企业热情不减，几乎中外汽车厂商都参展。”王侠说。

据王侠透露，此前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削减了其他车展的展位面积，甚至不参加东京车展，但上海车展上它们将基本保持往届的规模和水准；而德系厂商则有明显发力的迹象，其中保时捷的参展面积从600平方米扩大到1200平方米，奔驰、宝马也较上届参展面积大幅增加500平方米；日系汽车企业如丰田汽车、本田汽车、日产汽车等参展面积也都明显增长，届时还将有重量级车型和概念车亮相。

正因为如此，上海国际汽车展官方表示，2009年4月举办的的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汽车展，将创下两项历史之最：一是展厅面积将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二是参展跨国汽车巨头最全。

据了解，今年的上海车展将使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全部11个室内展馆以及室外临时展馆，总规模达17万平方米，比上届车展增长20%。

自主品牌踊跃参展

“不但要参展，展出规模甚至超过上届上海车展，今年长城将展出12款车型和3款发动机，展出面积达1500平方米。”长城的宣传部长商玉贵没等记者问完就急切地回答。

据了解，2007年的上海车展，长城汽车展出了10款车型和1款发动机，展出面积1000多平方米。

不仅长城，奇瑞、吉利、比亚迪、华晨、长丰等自主品牌都积极报名参加上海车展，一汽、东风、上汽、长安、北汽、广汽等六大集团，也将首次全线推出自主品牌新车，丝毫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就减小参展规模。

缘何对上海情有独钟

王侠表示，从目前情况看，全球各大车展中，除法兰克福车展因为德国汽车企业的鼎力支持，在规模上超过2009年上海车展外，其他包括东京、巴黎、日内瓦等传统A级车展均在参展面积和新车型发布上落在中国的后面。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尽管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中国汽车市场是全球最为活跃的车市之一，于是在金融危机下着力发展中国市场成了车商的必然选择。依靠这样的机会，上海车展有望成为2009年规模最大的车展。

正如奇瑞总经理助理金弋波所说，2009年上海车展是全球汽车企业展示自己产品的最佳机会。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可以节省资金不参加北美车展，不参加东京车展，但不能节省资金不参加上海车展。

或许上海车展的历史和国际地位都不足以和五大车展抗衡，“但上海车展是在中国举行，这就已经足以让手头紧张的各大厂商花重金参展。因为只要在上海车展表现好了，就意味着在中国市场树立了良好口碑。”我国首位研究汽车产业的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乔梁对记者说。

上海大学生影响 第4篇

关键词：视力,低,因素分析,统计学,学生

近年来,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2,3]。2008年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显示,上海市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达到63.3%。学生视力不良日益成为危害我国青少年健康的突出问题之一[4]。为进一步了解上海地区学生视力状况,本研究对2010年上海市参加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学生视力资料以及调查问卷结果进行了分析,探究其可能的影响因素,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近视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资料均来自2010年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根据“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原则,对上海市城、郊6个区4所高校7~22岁学生共16 771名进行体质健康测试,获得有效卡片15 959张,有效问卷13 686份。其中男生8 010名,女生7 949名;市区学生7 944名,郊区学生8 015名;小学生6 152名,初中生4 883名,高中生3 266名,大学生1 658名。

1.2 方法

1.2.1 视力检测与判断

按照“实施方案”中视力的检查方法,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由专业人员对学生进行视力检查。根据“实施方案”中的诊断标准:凡裸眼视力≥5.0者为正常;裸眼视力<5.0为视力不良。其中视力不良又分为轻度(4.9)、中度(4.6~4.8)和重度(≤4.5)。两眼视力不平衡者以视力不良程度高者为准。

1.2.2 问卷调查

采用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编制的“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学生问卷”,对小学四年级以上学生的睡眠、饮食、体育活动情况以及锻炼意向、课业情况等进行调查。

1.3 数据处理

采用“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检测调研系统”,按照《实施方案》中数据录入要求,由专人负责录入,对异常值和缺失值进行核查并进行逻辑检验。采用SPSS 13.0软件包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1 视力不良总体情况

上海市7~22岁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70.2%(11 211/15 959),其中男生为68.0%(5446/8 010),女生为72.5%(5 765/7 9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257,P<0.01);市区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71.6%(5686/7 944),郊区学生为71.7%(5 525/8 0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333,P<0.01);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46.5%(2 859/6 152),初中生为81.9%(4 000/4 883),高中生为88.4%(2 887/3 266),大学生为88.4%(1 465/1 6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 756.890,P<0.01)。

2.2 视力不良影响因素分析

从睡眠时间、蛋奶摄入情况、体育活动情况、课业负担和近距离用眼情况4个方面,对7~22岁学生视力不良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

随着睡眠时间的增加,学生视力不良率呈下降趋势;每天喝牛奶少于1袋、1袋、1袋以上的视力不良率分别为79.7%,77.0%,71.1%,每天吃鸡蛋和不是每天吃鸡蛋的学生视力不良率为74.5%和78.5%;随着每周体育课数、每天课间操数以及每天锻炼时间的增加,学生近视率逐渐下降,但每天锻炼时间超过2 h后,近视率又有所增加;随着课业负担的加重以及做作业和看电视、玩计算机游戏时间的增加,学生近视率也逐渐增加。见表1。

将视力状况做为因变量(0表示正常,1表示视力不良)。对自变量进行变量赋值(性别:1=男生,2=女生;年龄:1=≤12岁,2=13~15岁,3=16~18岁,4=19~22岁;每天睡眠时间达到8 h:1=否,2=是;每天喝1袋牛奶:1=否,2=是;每天吃鸡蛋:1=否,2=是;每周体育课数达到3节:1=否,2=是;每天锻炼时间达到1 h:1=否,2=是;课业负担能应付:1=否,2=是;每天做作业时间超过1 h:1=否,2=是;每天看电视、玩电脑游戏时间超过1 h:1=否,2=是)。结果显示,除牛奶、鸡蛋的摄入,每天锻炼时间以及课业负担状况外,其他各项因素对学生视力状况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每天睡眠时间达到8 h、每周有3节体育课、每天看电视玩电脑游戏的时间超过1 h是学生视力不良的保护因素,每天做作业时间超过1 h是学生视力不良的危险因素。见表2。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城郊以及学段的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视力不良率高于男生,可能与体育活动时间较少、近距离用眼时间较长有关。城郊学生视力状况存在差异,该结果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5,6],可能与城区学生户外活动时间较少,看电视、玩计算机游戏等近距离用眼时间相对较长有关。另外,随着学段的升高,学习强度的增加,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也逐渐增加,学习强度和学习年限与近视的发生成正相关[7]。

睡眠时间的保证不仅有助于学生生长发育,对于其视力也具有保护作用。充足的睡眠能缓解视疲劳,且有助于恢复睫状肌的调节平衡能力[8]。根据本次研究结果,随着睡眠时间的增加,学生视力不良率逐渐降低,且睡眠时间达到8 h是视力不良的保护因素。

适量的参与体育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对于学生视力也有影响。参与体育活动可以使学生由于长期近距离用眼而变得紧张的睫状肌得到放松,进而减少视力不良的发生。国内外研究结果均显示,体育活动的增加可以减少视力不良的发生[9,10]。本研究结果也显示,随着每周体育课节数的增加,学生视力不良率呈下降趋势;但每天锻炼时间超过2 h后,视力不良率又有所上升。国内外未见有对长时间体育活动与视力状况关系的研究,其确切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是造成视力不良的危险因素之一。本研究显示,随着课业负担的减轻,近视率逐渐下降。而随着每天做作业和看电视玩计算机游戏时间的增加,视力不良率也升高,每天做作业超过1 h是视力不良的危险因素。本研究发现,看电视玩计算机游戏超过1 h是视力不良的保护因素。宋惠平[4]对北京市中小学生近视状况的调查中也得出这一结果,分析其原因,可能看电视、玩计算机游戏时间相对较长的学生做作业时间相应较短,而相比看电视、玩电脑游戏,做作业对学生视力的影响较大。

学生视力不良的形成有着复杂的遗传和环境因素。而环境因素对于视力的改变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学生应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了解用眼保健知识,学校及相关政府部门应出台措施,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和体育活动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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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惠平,刘颖颖,宋玉珍,等.北京市中小学生近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7):818-819.

[5]郭欣,林晨曦,陶立元,等.北京市2005年学生视力不良状况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1):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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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丽华.儿童青少年视力低下的流行现状及其成因的研究进展[J].中国学校卫生,2005,26(5):410-411.

[8]刘长俊,王静,郭怀兰,等.中学生视力低下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2010,37(16):3047-3048.

[9]刘建琼,杜玉开,杨莉华,等.武汉市中小学生视力状况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1):73-74.

上海大学生影响 第5篇

事件英语作文：上海世博会对中国的影响_550字

20xxWorld Expo will be held in Shanghai in China, this is the first timethat China hosted the World Expo. The theme of the Expo is “BetterCity, Better Life”(Better City, Better Life).Organizers expected toattract 70 million visit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attend, at thesame time it is also the largest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Expo. Theemblem of the Expo with the main colors of green, expressing theChinese people for the future, the pursui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create passion.

20xx年世界博览会将会在我国上海举行，这是第一次由我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这次博览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Life)。主办机构预计会吸引世界各地7000万人次前来参加，同时它也是世界博览会史上规模最大的。此次博览会的会徽以绿色为主色调，抒发了中国人民面向未来，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创造激情。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对上海发展的影响 第6篇

3月25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意见》实际上是针对上海建设“两个中心”的重要性而言的。对于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意见》提出，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航运资源高度集聚、航运服务功能健全、航运市场环境优良、现代物流服务高效，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要求。

首次明确航运中心定位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将给上海带来哪些变化？

首先，我认为这次国务院《意见》明确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应该建成怎样的航运中心。在前两年出台的中国沿海港口规划中，有“三个国际航运中心”，上海是怎样的国际航运中心，当时没有说明。这次《意见》首次明确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的定位，是不同以往的。其他的两个航运中心大连和天津，一个是建成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一个是建成北方国际航运中心，都是在一个区域内发挥中心作用。而上海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航运中心的作用。

上海要做到具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就不能建成仅仅是货运中心，货运中心具有地域概念。它必须有各种航运要素在这个地方进行配置的。上海要往这个方向发展，这里边蕴含着很多商机。

第二，这次《意见》提出了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实现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发展，整合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江海联运和内河航运。货物吞吐需从港口运输，连接港口的运输方式有公路、内河航运和铁路中转等。现在的问题是上海港约有90%的码头货物运输是靠公路，造成了上海城市的环境污染。业内人士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长江里边的船直接开到洋山港。江海联运这个问题如果得到解决，将会大大改善上海的陆上运输环境。

第三，整合长三角的港口资源，完善航运服务布局。我们都知道在长三角地区有很多港口，它们之间有合作，但是这些港口之间的竞争，将直接影响到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能力。这次《意见》提出，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促进上海航国际运中心的发展。还有航运服务业的布局，我们在上海范围内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要借这个机会进行改善。处理好整个航运布局的问题，将对上海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四，探索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现在，上海港口吞吐量增长连续几年位于全世界第一，去年集装箱吞吐量差点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软环境的发展和航运各种服务配套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其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有关的政策的配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次国家批准了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我认为综合试验区的政策将有助于在上海的航运事业发展采用先行先试的方式，进行制度创新。此外，积极稳妥发展航运金融服务和多种融资方式，事关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结合，国际航运中心进一步发展碰到的障碍就是如何建立国际金融航运中心，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两个中心”建设的互动效应，将促进航运金融服务的快速发展。

最后一个是促进和规范邮轮经济产业发展。上海的邮轮经济发展在全国来说是非常快的，今年估计参加人数能达到15万人次。我们知道“世界邮轮之都”美国迈阿密的参加邮轮的人数是一年300万人次，差距甚远，意味着发展空间很大。上海具备了构筑邮轮经济产业链的可能，可以将邮轮产业打造成上海城市的新名片。

航运建设蕴藏商机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将带来哪些商机？众多与此相关的行业发展还没有到位，这里面蕴藏着大量的商机。首先是船舶管理行业，有大量的资金将从金融投到航运。大量资本进入航运，就需要专业的管理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第二个是第三方物流行业，物流行业跟航运息息相关，没有好的物流行业就不可能有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贸易和航运需要物流业支撑，包括解决集疏运问题。

第三是航运中介行业，这是很大的一块，很多人可以在这里发展。现在全世界航运保险的业务大多数都在伦敦进行，能不能其中一部分“蛋糕”切到上海来，这是上海继续努力的方向。

第四是航运金融行业，这是连接贸易和航运的“桥梁”，是很好的行业，是“两个中心”的结合点。还有海运保险行业，包括再保险行业。这些行业与航运服务量的发展密切相关。

再一个行业是与邮轮经济相关的产业，同时包括与邮轮经济间接相关的产业。我们应该打造“邮轮城”的概念，逐步引申到商贸、旅游、休闲等，产业范围非常广泛。

潜在商机还包括与金融和航运相关的高层次培训，航运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现在深化发展金融和航运高端人才的培训行业是非常有前途的。还有航运咨询与信息服务业，这是属于现代服务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当然，大家不要忘记的还有港口业，港口产业是航运中心的核心产业之一，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需要大量的人才和资本。

职业人才缺口严重

我们搞过一个课题，上海航运中心下一步需要哪些人才？我们有一个时间表，分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见上表），这张表上，我们把航运中心所需要的人归纳为12类，目前，上海一般低端的航运劳动力较多，但中高端航运人才不足。

刚才我讲到船舶管理的专门人才，我们现在上海大概2600多人，香港8000多人，相差很大。我认为，现在先要赶上香港，然后再拉近和伦敦的差距。

人才有明显缺口的还有很多，比如国际航运经纪人才，包括租船、船舶买卖、航运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人才等，上海跟香港相差很大，跟伦敦相差更大。再比如航运保险经纪人才、航运金融业务人才，还有海事法律人才与仲裁人才，也存在着差距，大量的海事法律方面的人才集中在伦敦。等到这些业务转移一部分过来或者增长上去，对人才就有需求。另外，还有航运咨询和研究人才，与香港和伦敦相比同样也比较大。我在这里给出了我的预测，以及对未来航运中心发展的预计，到2010年、2025年的人才缺口的数据，以此回答在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过程中，哪些职业和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需要跨越很多障碍

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还需要跨越哪些障碍？我认为，需要跨越的障碍非常多，特别是航运中心深入发展的阶段，困难将比前一阶段更多，软环境建设我们碰到很多制度上的障碍和文化上的障碍。

第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是如何理顺政府管理。现在管理航运中心的政府部门和区政府很多，大家都很积极，造成了有些问题到底应该谁来管，这方面没有协调。目前这样的体制可能会阻碍航运中心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希望应该继续恢复曾经有过的国际航运办公室，协调这项工作。

第二，是如何优化集疏运体系，不解决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洋山港和城市的发展。我们主张不要再给城市公路交通造成太大的压力。

第三，是如何解决好航运资源过渡分散的问题。虹口区搞了北外滩航运服务产业集聚区，几天前黄浦江上国际客运中心刚刚出现四条邮轮同时停在码头上，非常壮观。我们知道宝山区也正在建设邮轮码头。这就提出了如何更好地整合我们的航运资源的问题。

第四，是航运的商贸信息如何集成。在洋山保税港区，每家单位都有自己的独立系统。政府希望搞集成化的平台，专家一看，实际不是集成化的平台，各管各的。所以，这个问题将严重影响到我们的信息流，会制约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

上海大学生影响 第7篇

通过CNKI以PISA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搜索, 可以发现自2003年第一篇介绍德国PISA的文献以来[3], 有关PISA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但是, 大部分文献都属于介绍性质, 要么对PISA的测试理解进行剖析, 要么利用官方报告的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统计和对比, 真正使用PISA原始数据采用量化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还不算丰富。在这方面, 香港作为我国最早的PISA参与地区, 有着更为专业的力量和丰硕的成果。香港中文大学何瑞珠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4], 其成果已经被部分地介绍到国内[5]。

2013年底 , OECD官方网站 正式公布 了PISA2012年的测试结果和原始数据, 又一次为我们解读上海教育之成功提供了机会。本文将借鉴何瑞珠等人的研究经验, 利用上海PISA2012样本, 深入探讨影响不同能力分位上的学生素养的关键因素。

一、概念界定和技术要点

(一) 能力分位

分位数 (quantile) , 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 是指将一个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范围分为几个等份的数值点。它表示当一组数被按升序排列时, 处在某一位置上的数值。常见的分位数有中位数和四分位数。在SPSS等统计软件中, 可以利用描述统计中的相关指令对不同分位上的数值进行计算。同样道理, 所谓能力分位, 就是指将学生能力 (成绩) 按升序排列时, 在某一位置处的学生能力值 (成绩值) 。这一统计指标可以对学生能力层次进行更好的区分。表1中就给出了上海PISA2012的能力分位结果。

(注:此处采用上海 PISA2012 全样本数据进行计算)

在PISA官方报告中, 也有类似的做法, 即“能力等级” (proficiency level) , 并有严格而固定的划分标准。以阅读素养为例, PISA一共划分了从高到低8个等级:6级 (698以上) 、5级 (626~698) 、4级 (553~626) 、3级 (480~553) 、2级 (407~480) 、1a级 (335~407) 、1b级 (262~335) 、1b级以下 (262以下) 。PISA官方的能力等级强调教育测量学上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也保证了不同年份的数据是纵向可比的。但是, 利用该变量来研究影响不同能力层次学生的影响因素就会导致一些计量问题, 最显而易见的是在OLS回归中, 样本量必须缩小到相同能力等级的学生身上, 而无法利用全样本进行估计。对此, 分位以及分位回归技术能帮助我们更为有效地利用全样本是数据探索不同能力层次上的学生素养[7]。

(二) 技术要点

PISA是高度开放的, 从问卷设计、样题, 到最后的数据都可以在其官方网站 (http://www.oecd.org/ pisa/) 上下载。但同时PISA也有一定门槛的, 作为全球最权威的学业水平测试, PISA不仅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测试理念, 更是将最为稳健的教育测量学方法进行深入运用, 开发了像Conquest这样的专业软件来处理数据。在利用PISA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的时候, 有两点最为容易被忽略, 一是权重问题, 另一个是PV值 (plausible value, 似真值) 问题。

关于权重问题, PISA数据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15岁人口进行抽样产生的。PISA官方技术报告指出,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的存在, 使得在使用PISA数据进行任何计算的时候都有加权的必要:一是学生或者学校并不一定按照相同的概率被选入样本;二是不同类型学校的参与率不一样, 不同特征学生的回答率也不一样;三是出于汇总报告的原因, 有些层的样本会被过度取样[8]。对于一般统计量 (非其标准误) 的计算, 必须注意加权问题, 这一点通过使用PISA原始数据中的最终权重变量 (W_FSTUWT) 即可解决 3。①所谓PV值, 则是现代教育测量学中的理论, 其直观解释是指一个学生可能拥有的能力范围的代表值。在现代测量理论中, 直接给出一个学生能力的估计值被认为是不可靠的, 取而代之的是给出一个学生能力的概率分布情况。在PISA2012原始数据中, 为阅读、数学、科学各提供了5个PV值。一般来说, 对于最终 (final) 估计, 必须同时使用这5个PV值;而对于临时的探索性 (provisional exploratory) 估计, 使用1个PV值也可以得到较为可靠的结果, 在大样本 (6400以上) 时更是如此[9]。

二、样本与变量

上海PISA2012共在155所学校抽取了5177名学生, 其中包含49个外国人和498名留级生 (同时具有两种属性的18人) 。考虑到外国人和留级生会影响到样本分布, 从而影响分位回归的估计效果, 本文将这些个案排除, 最后保留4572个本地未留级学生样本。

在本文中, 主要使用以下变量作为学生能力分位的解释变量, 包括女生、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等个体层面的变量, 以及师生关系和班级规模等学校层面的变量。从表2中的描述统计结果来看, 样本中女生稍多 (53%) , ESCS偏低 (均值-0.28) , 班级规模适中 (均值36.33) , 师生关系较好 (均值0.66) 。语数外各科的周课时均值都在240分钟到260分钟左右, 以每节课40分钟计, 也即每周6~7节课, 负担适中。

三、OLS 回归结果

在实证研究中, OLS估计已经成为基准, 它虽然只能样本均值进行解释, 却是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这里采用SPSS软件对以下模型进行估计:

其中pisa表示各科成绩、A表示截距、girl表示女生、escs表示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地位 (也即家庭条件) 、size表示班级规模、relation表示师生关系、time表示相应科目的周课时。

(* p<0.1 ** p<0.05 *** p<0.01

从表3中模型1、3、5的结果可知, 对于平均水平的学生来说, 性别、家庭条件、班级规模、师生关系、课时等因素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但是不同科目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并不一样。从性别上来说, 阅读是女生的强项, 平均比男生高出18.37分;而数学则是男生的强项, 平均比女生高出13.66分;在科学上, 男生优于女生, 但是统计上不显著。从家庭条件上来说, 贫富差距对三科都有正向影响, 即家庭条件越优越, 学生的学习成绩越高。对于数学来说尤其如此, escs相差一个单位, 数学素养相差31.87分, 是所有因素中影响程度最大的。从班级规模上来说, 班级规模稍大一些对三门成绩都有正向影响, 但是对数学影响最大 (1.87) , 对阅读 (1.47) 和科学 (1.38) 稍小。从师生关系来看, 良好的师生关系对三门都有非常大的正向影响, 仅次于家庭条件。但是师生关系对数学的影响最大 (18.73) , 对阅读 (15.97) 和科学 (10.42) 稍小。最后, 各科课时对于相应科目的成绩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平均来说, 每周多学10分钟, 可以使阅读提高1.1分、数学提高1.2分、科学提高1.4分。

四、分位回归———一个探索性尝试

OLS回归分析主要关注的是整体样本的平均水平, 但不能用来刻画不同能力分位上的学生成绩的影响因素, 这里就需要用到分位回归技术。与OLS所使用的最小二乘估计有本质区别的是, 分位回归不是在估算最小残差, 而是在最小化绝对距离差[9]。正是由于这一点, 使得通行的PISA算法难以实现, 因此, 此处仅使用1个PV值进行探索性分析。这里采用STATA软件对以下模型进行估计:

实际上, 上式与OLS回归的差别仅在于脚标q, 它表示PISA2012的能力分位, 后面的等则表示相应分位上的回归系数。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 p<0.1 ** p<0.05 *** p<0.01)

为了节约篇幅, 这里呈现10分位、50分位和90分位的结果。不难发现, 绝大部分解释变量在所有的分位回归中都高度显著 (0.01水平以上) , 但是与OLS估计结果不同的是, 各解释变量对于不同能力分位的影响相差较大, 有些甚至完全相反。

从模型1、2、3中可以看出, 性别对阅读的影响在10分位上系数最大 (25.01) , 而在90分位上系数最小 (12.48) , 这说明在低能力分位上, 女生比男生更具优势, 而到高分位上, 这种差距缩小至一半。家庭条件对阅读成绩一直保持最高的影响水平, 而且在各分位上变化不大。班级规模在90分位上影响最大 (2.00) , 这说明班级规模的扩大对高能力分位的学生更有利。师生关系的提高则对低能力分位学生更有利, 在10分位处为21.66。阅读学习时间在90分位处已经不再显著, 这说明对于高能力分位的学生来说, 延长课时并无意义。

从模型4、5、6中可以看出, 性别对数学的影响在10分位上系数为正 (0.86) , 与50分位和90分位的情况截然相反, 这说明对于低能力分位的学生来说, 女生反而更占优势, 虽然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家庭条件对于阅读成绩的影响仍然最大。但是在高能力分位 (90分位) 上已经明显变小 (25.82) 。与阅读情况类似的是, 班级规模扩大对于高能力分位的学生更有利。不过, 师生关系上却与之相反, 虽然都具有正向显著效应, 但对高能力分位的学生更有利。此外, 数学学习时间在90分位处也不再显著, 同样说明对于高能力分位的学生来说, 延长课时意义不大。

模型7、8、9给出了科学成绩的结果。性别对于科学的影响较阅读和数学都小, 但与数学类似的是, 在10分位上, 女生比男生高2.81分, 虽然并不显著。家庭条件依然是影响程度最高的因素, 在三个分位上都在20左右。对于科学来说, 扩大班级规模的作用在10分位处已经很小, 但在50分位和90分位处依然有正向影响。师生关系也是影响科学成绩的重要因素, 在10分位处的影响较大 (12.33) , 在90分位较小 (7.43) 。与阅读和数学有所不同的是, 科学课时对于三个能力分位上的学生来说都比较重要, 这可能是由于科学更强调实践性, 需要动手操作去解决问题。

为了对各解释变量在不同能力分位上的影响程度进行学科之间的比较, 本文将每隔5个分位的回归系数呈现在下图1-5中。图1显示出性别效应在三科不同能力分位上的差别。阅读上女生占绝对优势, 但随着能力分位的提高, 这种优势逐渐缩小。数学和科学上, 男生占绝对优势, 但在低能力分位处 (5分位和10分位) , 男女生差别较小。总体来说, 男女生在科学上的差异最小。这也是PISA官方报告中多次提及的, 科学是性别差异最容易弥合的学科[10]。图2显示出ESCS在三科不同能力分位上的差别。总体来看, 家庭条件对数学影响最大, 特别是在低能力分位处 (55分位以下) , 对于高能力分位处 (75分位以上) , 家庭条件的影响大幅下降。家庭条件对于阅读和科学的影响也随着能力分位的提高而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图3显示出班级规模的影响效应, 随着能力分位的提高, 班级规模的效应一直在波动上升, 特别阅读和数学来说最为明显, 而科学则在75分位以上出现了下降。图4显示师生关系的影响效应, 在中低能力分位上 (50分位以下) , 师生关系的影响较大, 这在数学上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高能力分位处 (60分位以上) , 师生关系对于三科的影响都有所下降。图5显示各科课时的影响效应, 与其他因素所不同的是, 三科的课时影响效应随着能力分位的提高直线下降, 而且甚至在75分位以后, 数学和科学课时的增加都对学生成绩造成负影响, 只有阅读还保持着微弱的正向效应。由此可见, 对于高能力分位学生来说, 延长课时反而是对他们造成了束缚。

五、小结与启示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对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科研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面对海量数据, 如何通过适当的手段展开分析去获取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有效的信息, 成为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PISA测试不仅提供了高质量的跨国数据, 更发布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报告[11], 值得我们学习。实际上, 只有利用量化方法对PISA数据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 才能为教育政策和决策提供坚固的基石。通过前面对于2012年阅读、数学、科学素养的深入分析, 有以下两点值得上海在今后的教育改革中加以注意。

第一, 重视对影响学生成绩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 通过适当干预来改善学生学习效果。本文选取了性别、ESCS、班级规模、师生关系、各科课时五个变量, 在上海PISA2012数据的支持下, 肯定了其对上海学生具有正向影响, 其中ESCS和师生关系最为重要。上海市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弱势群体家庭学生的学习条件和提高师生融洽程度来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同时, 也需要正视男女生在阅读和数学两科上的差距, 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偏科现象。此外, 维持班级适度规模和适当调控各科课时也是改善学生成绩的不错选择。

第二, 在坚持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前提下, 关注不同能力分位学生的学习状况。分位回归的结果表明, 性别等五个因素在不同能力分位上的作用不一。因此, 为了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有针对性地提高不同能力分位学生的学习成绩, 有必要采用差异化教学或者分班教学的方式。比如对于高能力分位的学生来说, 适度提高班级规模能够起到加强竞争的作用, 有利于他们的发展。此外, 适当减少高能力分位学生的各科课时, 能够更有利于他们自主发展兴趣、开拓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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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OECD.PISA 2009 Results: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Student Performance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Volume I:Analysis[M].Paris:OECD, 2000.

上海大学生影响 第8篇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于2012年对上海市原南汇地区4所小学一 ~五年级小学生视力状况进行调查。排除先天性视力疾病患者以及填写问卷不合格者 ( 遗漏项目>5%) , 最终获得3 385名有效对象。其中男生1 740名 (51.4%) , 女生1 645名 (48.6%) ;一年级学生770名 ( 22.4%) , 二年级学生747名 (22.1%) , 三年级学生551名 ( 16. 3%) , 四年级学 生615名 (18.2%) , 五年级学生702名 ( 20. 7%) 。年龄7 ~15岁, 中位年龄9岁, 平均年龄为 (9.33±1.59) 岁。

1. 2方法

1. 2. 1视力及屈光检查采用标准视力灯箱, 由专业人员检查学生裸眼视力和戴镜视力。在自然状态下运用计算机验光仪 ( Cannon - RK - F1) 测量球镜、柱镜 ( 散光) 和轴位 ( 散光方向) ; 非接触式激光光学测量仪 ( IOL -master) 测量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

1. 2. 2问卷调查参考相关文献资料设计近视相关因素调查问卷[4], 内容包括学生和家长的基本信息、学生用眼习惯、用眼时间以及饮食习惯等。向完成视力检查的学生发放问卷, 由学生和家长共同完成后交给学校卫生教师。

1. 3视力判断标准[5]双眼视力均在5.0及以上为正常; 凡单眼裸眼视力低于5. 0即为视力不良, 其中4. 9为轻度, 4. 6 ~ 4. 8为中度, 4. 5及以下为重度。戴镜视力为学生佩戴自己购置的眼镜后测量得出的视力。依据屈光度对视力进一步划分[3]: ( 1) 近视, 球镜屈光度≤ -0.5 D; ( 2) 远视, 球镜屈光度≥ +0. 5 D; ( 3) 正视, 球镜屈光度为 -0.49 D ~ +0.99 D。若双眼视力存在不一致, 则取较弱视力眼。

1. 4统计分析使用Epi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入视力检查和问卷调查结果, 运用SPSS 19. 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资料描述主要使用绝对数和构成比;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两样本t检验比较各组检查指标均数有无差异; 使用Pearsonχ2检验进行组间构成的比较; 运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近视发生的影响因素, 统计学检验水准均取α =0.05。

2 结果

2. 1不同年级学生视力检查状况按年级分组后, 对各项检查指标的均数进行Levene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年级组学生裸眼视力、眼轴、球镜、散光、轴位的均数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F值分别为121.07, 195.93, 100.75, 3.33, 5. 48, P值均 <0. 01) 。用LSD检验进一步做两两比较后发现, 随着年级的升高, 裸眼视力与球镜逐步降低, 而眼轴逐渐增加 ( P值均 <0.01) 。见表1。

2. 2不同性别学生视力检查状况按性别分组后对两组学生各项指标的均数进行两样本t检验, 结果裸眼视力、眼轴角膜曲率H与角膜曲率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t值分别为 -2.07, -13.72, 3.78, 13.14, P值均 <0.05) 。见表1。

2. 3视力不良与近视情况学生总体视力不良率为60. 3% 。进一步测量屈光度后得出学生总体近视率为56. 1%, 其中女生近视率 ( 63. 1%) 高于男生 ( 57.6%) 。不同年级学生的近视率分别为: 一年级26. 8% , 二年级49. 7% , 三年级60. 4% , 四年级67.3% , 五年级81. 6% 。线性趋势χ2检验结果表明, 小学生近视率随着年级的升高呈增高趋势 ( χ2= 370. 50, P< 0. 01) 。

由表2可见, 不同程度近视的比例分别为: 轻度29. 1% , 中度42. 7% , 重度28. 2% 。进行交叉分析发现, 不同年级和不同性别学生的近视程度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值分别为538.10, 10.29, P值均 <0. 05) 。

2. 4近视发生影响因素分析依据专业知识, 以是否近视为因变量 ( 0为非近视, 1为近视) , 以问卷调查中可能与学生近视发生有关的20个因素 ( 包括基本信息、父母情况、用眼习惯、饮食习惯等) 为自变量, 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无序分类变量转换成哑变量引入方程进行分析。

由表3可知, 学龄前患病频率越高, 学生越容易近视。但是很少患病与从未患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 3. 112, P > 0. 05) 。课业紧张、学习压力大及母亲的近视程度也是学生近视发生的危险因素。线性趋势χ2检验可知, 母亲的近视程度越严重, 学生越容易近视 ( χ2= 14. 01, P < 0. 05) 。在日常习惯方面, 躺着看书频率的越高, 学生近视程度也越严重。另外, 使用护眼灯与日光灯学生的近视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5. 739, P < 0. 05) 。

注: ( ) 内数字为构成比/%。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原南汇地区小学生近视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呈增高趋势, 女生近视率高于男生, 与其他文献报道一致[6]。可能由于女生学习较男生刻苦有关, 还可能存在性别基因在近视易感性上的差异, 具体因素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提示学校在开展视力保健健康教育时, 对女生要有所侧重, 鼓励其多进行户外锻炼, 合理调节学习时间。学龄前患病频率高、学习压力紧张、一直躺着看书的学生容易罹患近视。另外, 母亲为重度近视的子女罹患近视的可能性是母亲为正常视力子女的3. 06倍。已有双生子及家系研究表明了遗传因素对近视的作用[7]。

不同性别学生眼轴长度及角膜曲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男生眼轴长于女生, 女生角膜曲率大于男生。说明屈光状态是眼轴长度与角膜曲率相互匹配的结果。男生眼轴长于女生是否与男女生身材差异有关, 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以往报道的小学生多以轻度近视为主有所不同[8], 高年级学生视力不良率显著增加, 并且中重度近视比例较高。提示要降低学生视力不良率和近视率, 需将眼防工作的重心前移, 重视高危人群的预防。以视力为5.0的小学生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积极开展健康教育, 防止近视的发生。同时对视力不良的学生进行分类、分级管理, 对于中、重度视力不良的学生要及时配镜, 矫正不良读写习惯等。

现阶段我国在校学生常规体检主要为远视力检查, 仅能将裸眼视力 <5.0列为视力不良, 不能真实反映眼球发育情况及屈光状态。本研究采用IOL -Master精确测量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该仪器是基于部分相干光干涉测量的原理, 所测眼轴长度是从角膜前表面到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光学路径[9]。临床上对该仪器测量的可信度及可重复性进行了研究, 认为所测的各屈光成分准确可靠[10,11]。与传统超声测量比较, IOL -Master在小学生大规模眼轴测量的普查中具有非接触性、操作简捷、精确度高、儿童易接受等优势。

目前学校虽已开展了视力健康教育, 对书桌和照明也进行了标准化的更换, 但本次调查的小学生近视率高达63.1%, 表明学生视力预防保健仍是今后学校卫生的一项重要工作。处于小学阶段的儿童视觉生理逐步发育完善, 在这一阶段培养形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对预防近视尤为重要, 同时该阶段的近视也易于矫正。家长作为监护人, 在孩子视力预防保健中负有责任和义务。同时, 近视作为学生患病率较高的疾病, 对政府的卫生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相关职能部门和人员要将防控工作落实到实处, 动员学生家长积极主动配合与参与, 构筑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眼防工作体系, 做到联防联控。

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原南汇地区小学生视力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为小学生视力保健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调查方法, 对3 385名上海市原南汇地区一五年级小学生进行视力检查, 并发放问卷进行相关因素调查。结果 学生近视率为60.3%, 其中中度近视为42.7%。女生近视率 (63.1%) 高于男生 (57.6%) 。小学生近视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呈现增高趋势 (χ2=370.5, P<0.01)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学龄前健康状况、学习压力、读写姿势、母亲视力以及照明光源是小学生近视发展的影响因素 (P值均<0.05) 。结论 小学生近视率随着年级与学习压力的增加而上升。学校需重点关注高年级学生, 且需将视力预防保健工作前移, 动员家长积极主动配合并参与儿童正确读写姿势的培养, 构筑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视力预防保健体系。

关键词：近视,因素分析, 统计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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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生影响 第9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8年3-4月通过整群抽样方法, 随机选取上海市徐汇区的5所小学, 对三～五年级小学生进行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 143份, 问卷有效率为98.5%, 其中男生1 151名, 女生992名。

1.2 方法

采用“小学生近视行为及环境因素调查 (家长问卷) ”进行调查, 由被调查的学生家长填写, 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孩子近距离用眼行为习惯和用眼时间情况等。学生视力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学校卫生人员作检查, 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 定义裸眼视力≥5.0为视力正常, 任何1只眼裸眼视力<5.0为视力不良。

1.3 统计学分析

对问卷中“近1个月校外平均每周阅读的书数目”等19个变量进行KMO 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5], 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 然后进行多水平模型分析。以学生为水平1、学校为水平2单位, 模型公式为logit (Pij ) = (γ00+U0j) + (γ10+U1j) Xij, U0j～N (0, σundefined) , U1j～ N (γ10, σundefined) 。个体水平1用i表示, 学校水平2用j表示, U0j表示第j个学校logit平均估计值与总均值即平均截距的离差值或截距的随机效应, U1j表示第j个学校的斜率与平均斜率的离差值或斜率的随机效应, 又称水平2残差。所有统计分析在SAS 9.2和STATA 10.0软件中进行。

2 结果

2.1 学生视力情况

共检出视力不良者1 187人 (55.4%) , 男生检出率为53.3% (614/1 151) , 女生检出率为57.8% (573/992)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1, P=0.04 ) 。

2.2 因子分析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说明本数据适于做因子分析 (KMO统计量=0.59, 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 4 081.36, P<0.01) , 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共提取5个公因子, 因子1表示与近视有关的读写环境, 因子2表示校外读写时间, 因子3为校外娱乐视近时间, 因子4为读写姿势, 因子5为家长对孩子眼放松行为的督导。

2.3 多水平模型的拟合

2.3.1 无效模型的拟合

无解释变量的无效模型拟合的参数估计见表2。σundefined是水平2方差, P<0.01, 表明资料存在层次结构特征, 即不同学校内的小学生视力状况存在聚集性, 认为数据存在以学校为水平2单位的层次结构, 适于进行多水平模型分析。

2.3.2 二分类应变量的多水平模型

把学生的1水平上的性别等变量引入模型, 经逐步筛选法得到最优的多水平模型, 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学生的性别、校外每周户外活动时间、校外读写时间、校外娱乐视近时间及读写姿势对近视的影响在个体水平上无统计学意义 (γ10, γ60, γ80, γ90, γ100) , 但在学校水平上有差异 (σundefined, σundefined, σundefined, σundefined和σundefined) , 其中个体水平上小学生的读写姿势对近视的确切影响需进一步研究 (P=0.053) ;四五年级相对三年级的小学生, 父母其中一人近视和父母都近视相对父母无近视的小学生, 以及家长对孩子眼放松行为的督导在个体水平上对近视的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γ20, γ30 和γ40, γ50, γ110) , 但不具有学校水平的变异 (σundefined, σundefined和σundefined, σundefined, σundefined) ;读写环境对小学生近视的影响在个体水平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γ70) , 也不具有学校水平的变异 (σundefined) 。四年级和五年级相对三年级小学生近视发生风险的OR值分别为1.802和1.867, 父母其中一人近视和父母都近视相对父母无近视的OR值分别为1.780和2.587, 家长对孩子眼放松行为的督导的OR值为1.236。

注:△P<0.01, *P<0.05, #P=0.053。

3 讨论

多水平模型是由英、美统计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用于研究具有层次结构数据的分析方法, 其基本思想是按照数据的层次结构, 将变异自然地分解到相应的层次上, 从而使低水平单位的随机误差变得更纯, 它与传统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 获得回归系数的有效估计; (2) 通过利用聚集信息, 提供正确的标准误、可信区间和假设检验; (3) 引入在任何水平上测量到的协变量, 使得研究者能够深入探讨各个水平上变量的效应[6]。

笔者研究发现, 学校水平上性别、校外每周户外活动时间、校外读写时间、校外娱乐视近时间和读写姿势对小学生近视的影响有差异。校外每周户外活动时间、校外读写时间、校外娱乐视近时间在各学校间有差异, 反映各学校学生的课业负担不同, 呼吁学校及家长为学生减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是近视的危险因素[7]。不同学校读写姿势对近视的影响有差异, 表明不同学校的小学生读写姿势的正确程度不同, 这可能和各学校教师对读写姿势的重视程度、认识指导力度不同有关。在目前还不能明显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情况下, 近视行为干预的重点应放在读写姿势上, 只有教育教师加强指导, 学生才有望形成和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干预时应根据各学校教师对学生读写姿势的重视指导程度不同, 有的放矢地干预以提高干预的有效性。女生是近视的危险因素[8]。个体水平上无统计学意义的性别对近视的影响在学校水平上有差异, 原因可能是各学校女生比例不均衡所致。从学校来看, 各学校对孩子的引导和影响是不同的, 建议以后进一步收集对学生近视有影响的学校方面的因素, 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对学生近视的影响, 为从学校水平进行有针对性的近视干预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个体水平上年级、父母近视情况、家长对孩子眼放松行为的督导对小学生近视的影响有差异。近视率随着年级 (学龄) 的增长而增高, 可能与学生学业负担加重有关系;父母近视是孩子近视的危险因素, 与有关报道[9]一致。家长对孩子眼放松行为的督导在本研究中表面上看是危险因素, 与预期相反, 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小学生近视发生多, 使得家长对孩子眼放松行为的督导增多, 因此孩子近视后增加眼放松行为所致;也间接反映未近视的学生家长未对眼放松行为引起重视, 学生做眼保健操不规范, 未真正起到保护视力的作用。干预时应重点向家长宣教眼放松行为对孩子预防和控制近视的重要性, 指导、监督孩子科学合理用眼, 积极进行眼放松;校方及家长应加强宣教指导学生掌握预防近视的知识、行为及重要意义, 使学生引起重视, 从小培养良好的用眼行为和习惯。

本次研究中“读写环境”未被纳入模型, 这与不良的读写环境是近视的重要危险因素的结论[7,10]不同。这可能与小学生在这些不良环境下读书的频率较少, 此时视近活动的行为还没有固化下来有关, 这可能是加强宣教使学生养成良好用眼习惯的好时期。

根据研究结果, 笔者提出如下干预重点:在学校水平上各学校教师对读写姿势的重视指导程度决定干预的方向、力度, 有针对地指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读写姿势以预防近视;个体水平上应向所有的学生家长宣教孩子行眼放松行为对预防近视的重要意义, 指导孩子科学合理用眼。预防近视需要学生、家长、学校 (教师) 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 切实从生理和心理上减轻小学生的负担, 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从根本上保护少年儿童的视力。

摘要：目的了解小学生近视的影响因素, 为针对性地防治学生近视提供依据。方法通过整群抽样方法, 随机抽取上海市徐汇区5所小学三～五年级小学生2143名进行近视相关的行为及环境因素问卷调查, 通过多水平模型分析小学生近视的影响因素。结果小学生近视个体水平的影响因素为年级、父母近视情况、家长对孩子眼放松行为的督导等, 学校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校外每周户外活动时间、校外读写时间、校外娱乐视近时间、读写姿势等。结论小学生近视的干预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学校应将重点放在学生读写姿势的指导和督导上, 家长则应加强对孩子眼放松行为和习惯的督促培养。

关键词：近视,模型, 统计学,因素分析, 统计学,学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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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万山, 洪恺, 刘伟, 等.武汉市某高校学生上网与用眼卫生调查.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05, 16 (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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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爱民, 张开金, 王盛波.小学生近视眼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国校医, 2002, 16 (1)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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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生影响 第10篇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调查于2011年11月—2012年3月进行,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 首先选取上海市农民工相对集中的2个周边城区, 从这2个区全部农民工子女学校30所中随机抽取9所, 然后在样本学校四、五年级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以班级为单位, 每个年级调查150人左右。共调查2 995名学生, 平均年龄为 (10.5±1. 2) 岁。其中男生1 743名 (58. 2%) , 女生1 252名 (41. 8%) ;四年级学生1 596名 (53.3% ) , 五年级学生1 399名 (46. 7% ) 。

1. 2方法根据定性访谈和国内外文献获得的信

息[6,7], 自行编制适合小学四、五年级学生阅读水平的结构式自填问卷同时经过专家讨论与预调查。由受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在班级内逐条朗读问卷内容并采用规范性的指导语言协助学生填写, 为保证结果的真实性, 所有班主任教师均在现场维持班级秩序, 但不参与问卷填写的指导。填写完毕后由调查员当场检查问卷的完整性, 当场收回。内容包括被调查学生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卫生防病的相关知识、学生对健康的态度以及日常个人卫生行为等。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8,9], 对卫生防病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水平分别进行赋值计算, 每答对一题得1分, 答错或不答得0分。卫生防病知识共包括15个条目, 总分15分, 中位数是10;态度共5个条目, 总分5分, 中位数是4;行为共5个条目, 总分是5分, 中位数是4。每一项以得分大于等于中位数表示合格[4]。

1. 3统计分析采用EpiData 3. 1进行数据录入和逻辑检错, SPSS 16.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 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以P<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卫生防病知识、态度、行为现状 见表 1。

85% 以上的被调查学生知道“户外活动、晒太阳有利于骨骼健康和生长发育”和“健康的表现”, 仅56. 0% 知道“痢疾的预防措施”。知道至少3种必须洗手情况的学生人数比例为73.0%;知道至少3条吸烟危害的学生人数比例为52.0%;知道至少2种不随地大小便可预防的传染病学生人数比例为47. 3%。80% 以上的被调查学生表示“为了健康愿意改变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对学习健康保健知识感兴趣”、“对学校健康教育课程或开展的活动感兴趣”。80%以上的被调查学生能够做到“每周剪1次指甲”、“生吃瓜果前洗干净”, 但“每次吃饭之前都洗手”、“上厕所之后洗手”的报告率较低, 分别为62.4%, 66.2%。

卫生防病知识得分合格的学生有1 699名 (56.7%) , 态度得分合格的有2 115名 (70. 6%) , 行为得分合格的有1 773名 (59.2%) 。

2. 2卫生防病知识、态度和行为的相关性对学生的卫生防病知识、态度、行为得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 知识和态度得分的相关系数为0.106;知识与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 096, 态度与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 308, 三者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 0. 05) 。

2. 3 卫生防病知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女生卫生防病态度和行为合格率均高于男生;五年级学生卫生防病知识合格率高于四年级;自感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学生卫生防病行为的合格率高于自感家庭经济比较差的学生;卫生防病知识、态度、行为的合格率均随着被调查学生自己期望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高, 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 0.05) 。见表2。

以性别、年级、来沪时间、家中兄弟姐妹数、自感家庭经济状况、自己期望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 卫生防病知识、态度、行为分别作为应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根据表2所列的调整OR值可以发现, 对卫生防病知识影响较大的是自己期望受教育程度和年级;对态度影响较大的是自己期望受教育程度、自感家庭经济状况、性别;对行为影响较大的是自感家庭经济状况、性别、自己期望受教育程度。

3 讨论

本次调查表明, 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校四、五年级小学生卫生防病知识的知晓率普遍较低, 学生对卫生防病知识的了解不够具体和全面, 如接近半数的学生不知道“痢疾的预防措施”、“接触钱币或公用物品之后必须洗手”、“吸烟可以导致呼吸系统疾病”, 对“不随地大小便可以防止甲肝的流行”的知晓率更低。与余小鸣等[10]对全国26个省小学生的调查相比, 本调查中小学生卫生防病知识水平相对较低。提示亟需对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校四、五年级学生进行卫生防病知识的普及教育。

与卫生防病知识的知晓率相比, 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校四、五年级小学生对卫生防病持有积极态度的比例相对较高, 学生对健康教育呈现出明显的渴求, 与钟民荣等[11]对农村小学生的调查结果相似。积极的态度是行为转变的动力[12], 这为下一步开展以学校为基础的健康促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 () 内数字为合格率/%;* P <0.05。

以往有研究证明, 儿童时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可以使胃肠道和呼吸道疾病的发生率降低, 其中用肥皂洗手可以使腹泻的发生率降低42 ~ 48百分点[13,14,15]。而在本研究中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校四、五年级小学生卫生防病行为的执行率较低, 学生报告饭前洗手的比例比全国[10]小学生低18. 4百分点, 上厕所后洗手的比例低21. 7%。提示对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校四、五年级小学生卫生防病行为进行学校健康促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KAP理论认为, 从知识向行为的转变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16]。本调查发现, 学生卫生防病态度的形成与向行为的转变受到许多社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 最主要的是学生自感家庭经济状况和自己期望受教育程度。其中学生自感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防病行为, 但对提高学生的卫生防病知识水平没有影响。而自己期望受教育程度对卫生防病知识、态度、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小学生期望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和教师的影响, 由于农民工家长的文化素养相对较低, 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的受教育程度有限[17], 仅有66.7%的被调查学生表示期望能上大学。有文献证明, 家庭因素与学生健康知、信、行水平密切相关[18]。由此提示, 不能忽略家庭对学生卫生防病KAP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运用大样本整群抽样的调查方法描述了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校四、五年级小学生卫生防病知信行存在的问题, 可为下一步开展以学校为基础的健康促进提供科学依据。当然, 也存在不足之处:第一,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 不能判定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第二, 本研究的调查方法是由学生自评, 可能存在回忆偏倚。

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校四五年级学生卫生防病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为开展学校健康促进提供依据。方法 于2011年11月—2012年3月, 在上海市9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中, 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取四、五年级小学生2 995名, 采用自编式结构问卷调查学生卫生防病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和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被调查学生卫生防病知识的合格率为56.7%, 态度的合格率为70.6%, 行为的合格率为59.2%;卫生防病知识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自己期望受教育程度 (OR=1.66, 95%CI=1.282.16) ;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自己期望受教育程度 (OR=2.04, 95%CI=1.552.67) ;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感家庭经济状况 (OR=3.35, 95%CI=2.454.59) 。结论 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学校四、五年级小学生卫生防病知识和行为水平偏低, 大部分学生表现出对健康教育的渴求。有必要针对性地开展学校健康促进, 减少学生不良卫生行为的发生。

舟山港口发展对上海港吞吐量影响 第11篇

关键词：舟山港上海港吞吐量

0引言

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入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和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舟山地处中国南北海运大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的“T”字体交汇地带，背靠中国最富饶、最具有活力的长三角经济腹地。自1987年，舟山港正式对外开放，经过十几年的迅猛发展，舟山已从渔港成长为国内沿海知名港口，位列全国沿海十大港口，并进入国际亿吨大港之列。[1]

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舟山群岛新区，舟山将全力建设大宗商品物流基地，打造国际物流岛。到“十二五”规划末，舟山海运运力将达到800万载重吨，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4亿吨，港口物流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到15%。[2]

舟山的迅速崛起，是否会在港口吞吐量上与只有一水之隔的上海港产生激烈竞争呢？本文将针对不同货物具体分析，并得出结论。

1上海港与舟山港吞吐量对比

上海港依江临海，以上海市为依托、长江流域为后盾，经济腹地广阔，全国31个省市都有货物经过上海港装卸或换装转口。2011年，上海港货物吞吐总量已达7.28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3173万TEU，成为全球首个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000标箱的港口。[3]

如图1所示，虽然上海港货物吞吐量是舟山港无法比拟的，但是，舟山港近几年货物吞吐量增长速度一直领先于上海。并且，舟山港口岸资源举世罕见，港域内适宜开放建港的深水岸线282公里，其中水深大于15米的岸线长198.3公里，水深大于20米的岸线107.9公里，港口发展潜力巨大。[2]

上海大学生影响 第12篇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社会生活产生了诸多变化,肥胖人数日益增多,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亦逐年增高[1]。近20年来,7~18岁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增加了0.6 kg/m2,腰围增加了1 cm,超重肥胖率从8.1%上升到18.0%,腹型肥胖率从15.3%上升到28.9%[2]。肥胖已成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儿童青少年最突出的营养问题[3,4]。肥胖严重影响了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肥胖儿童青少年原发性高血压、脂代谢异常、糖尿病的检出率高于体重正常的儿童青少年,且随着超重的程度增加,检出率亦呈上升趋势[5,6]。此外,儿童青少年时期肥胖也是成年人罹患高血压、高血脂、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危险因素[7]。因此,需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预防和控制。本研究通过描述上海市虹口区小学生的超重肥胖现况,探索家庭环境因素与肥胖的关系,为开展儿童肥胖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随机抽取上海市虹口区2所小学一至五年级的所有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检查923名,实际完成体检915名,体检率为99.13%;回收有效的家长问卷892份,有效率为96.64%。男生475名,女生440名;年龄6~14岁,平均年龄(8.56±1.59)岁。

1.2 方法

1.2.1 身高和体重

于2013年9—10月期间,由经统一培训的专业人员按照统一的方法使用经过校正的身高计和体重计测量学生身高和体重。受试者赤足、脱帽,只穿贴身衣裤,保持立正姿势。身高精确至0.1cm,体重精确至0.1 kg。分别测量2次,测量的误差不得超过0.1 cm或0.1 kg。如超过,需测量第3遍,取读数较近的2次平均值。

1.2.2 超重肥胖评价标准

本研究采用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2004年制定的7~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筛查BMI分类标准(简称WGOC-BMI标准)[8]评价被试者的超重肥胖情况。以BMI≥24 kg/m2作为父母超重肥胖评判标准。

1.2.3 问卷调查

发放《中小学生重点健康问题危险因素调查问卷》,请家长填写后收回。问卷内容包括学生的基本情况(分娩方式、是否独生子女、是否母乳喂养)、营养相关知识与态度、家长的身高和体重。问卷调查了解家长对学生营养相关的态度和行为,例如“在超市买东西时,会看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标签”,按照程度由轻到重分别计0~10分,认为0~2分为“很少”,3~7分为“有时”,8~10分为“经常”。

1.3 统计分析

应用Epi 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和设置核查程序,问卷经双人即时比对录入数据库。运用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方法包括χ2检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等,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小学生超重和肥胖概况

鉴于WGOL-BMI标准评价儿童青少年年龄为7~18岁,因此剔除6岁学生(84名),共821名被试,超重者127名,超重率为15.47%;肥胖者133名,肥胖率为16.20%。男生的超重率(20.00%)、肥胖率(20.00%)均高于女生(10.72%,12.22%),7~9岁年龄组学生的肥胖率(18.70%)高于10岁以上者(11.3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3.501,9.148,7.287,P值均<0.05)。2所学校间超重率、肥胖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2 家庭因素对学生超重肥胖的影响见

见表1,2。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经统计分析,非母乳喂养、剖宫产、独生子女、父亲或母亲肥胖的儿童超重肥胖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将以上因素纳入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控制性别、年龄和学校后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在家庭环境中,父亲肥胖或母亲肥胖是儿童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P值均<0.05)。

注:*P<0.05。

2.3 父母肥胖对子女超重肥胖的影响

比较父母双方均肥胖、父亲或母亲任一人肥胖、母亲肥胖或父亲肥胖情况下,对男生和女生超重肥胖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肥胖对女生超重肥胖的影响均大于对男生的影响,母亲肥胖对子女的影响大于父亲对子女的影响。见表3。

注:*P<0.05。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男生超重率为20.00%,肥胖率为20.00%;女生超重率为10.72%,肥胖率为12.22%。与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结果[9]的城市男女生水平相比,超重率和肥胖率均高了3~7百分点;与上海市2012年一年级小学生以及2013年7~9岁儿童调查结果[10,11]相比,儿童肥胖率较为接近,可见在大城市中,儿童肥胖发展迅猛,防控态势刻不容缓。

在家庭环境因素中,母乳喂养、顺产、非独生子女可能是儿童肥胖的保护因素。有研究显示,儿童肥胖的发生率随出生体重的增加而升高,鉴于体重较大的婴儿多采用剖宫产方式,提示预防儿童肥胖是长期过程,最早可从胎儿期开始;母乳喂养可自动平衡婴儿的食欲、吸乳量和吸吮频率,从而降低婴儿期的能量摄入过多[12]。母乳喂养持续时间越长,超重/肥胖的发生风险越低,因此母乳喂养有利于降低儿童今后超重肥胖的风险。非独生子女超重肥胖率较低,一方面可能其食物摄入量比独生子女少;另一方面因为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可能比独生子女的活动量更大。

父母肥胖是儿童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与既往研究结果类似[13,14],这是因为儿童对于家庭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他们的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很大程度上受父母的影响。本研究显示,母亲肥胖对于子女肥胖的影响要大于父亲的影响,可能因为家庭中通常由母亲照料子女的饮食起居,母亲的习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饮食情况,而且母亲妊娠时的宫内环境和营养状态也会影响子女出生后的体重[15,16]。父母肥胖对于女生肥胖的影响大于男生,可能与男孩的体力活动多于女孩有关,肥胖相关的家庭饮食、生活习惯对其影响相对小一些。父母肥胖对儿童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对肥胖儿童的干预应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方式,改善整个家庭的饮食习惯和生活行为方式,家长和学生共同增加体育锻炼,从而达到有效控制肥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