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学史的古代文学

反思文学史的古代文学（精选12篇）

反思文学史的古代文学 第1篇

关键词：痴情,负心汉,反思,理性,选择,社会原因,爱情,自尊,追求,独立,多元

一、对于“痴情”的解析

首先究竟什么是痴情?就是对人对事物达到痴心的程度, 一般理解为对爱情的痴迷。“痴”在《说文解字》的解释为“不慧也”, 《汉语大词典》对“痴”的解释有三点:1、傻。2、极度迷恋某人或某一种事物。3、精神失常。综合以上解释, 我们可以把痴情归纳为:痴情是一种不聪明的失去了理智又极度迷恋某人的一种病态的情感行为。

那么对于中国古代的女子而言, 痴情的选择大致有两点原因, 一是出于她们本身内心的情感, 二是由于当时社会思想比较禁锢, 对于女性的节烈观的要求。

二、《诗经》中作品的反思——女性应该更加理性

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 早在《诗经》里面就已经有这种题材, 《氓》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 里面的男子在婚前对女子“信誓旦旦”, 而在婚后就专横, 暴躁。而在其中, 女主人公傻傻的痴情和草率是造成它自身悲剧的重要原因。

婚姻关系的确立需要非常理性的思考, 女人在这方面不能成为天生的弱者。两个人的人格要是彼此独立的, 没有谁依靠谁之说, 这样才能让婚姻关系更为长久。然而这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女人没有完全独立生活的能力, 而这应作为现代女性的反思。

三、唐传奇中给予的反思——女人应该懂得维护自尊

唐传奇在描写这一题材的过程中, 虽然也反映了当时婚姻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 但它的主旋律则是对封建士族婚姻制度的批判, 对“始乱终弃”衣冠禽兽的士子的憎恨, 对纯情无故少女的同情。产生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 一方面是小说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受唐代整个文化氛围的影响, 但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科举制度的实行和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有直接关系。

《崔书生》是牛僧孺《玄怪录》中的一篇。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崔书生, 酷爱养花种竹, 房前屋后, 遍植名花。在一次独自赏花时, 遇到了一位美貌女郎, 产生了爱慕之情, 并最终结为夫妻。可是好景不长, 崔生老母看到儿媳“妖美无双”, 便认定儿媳定是“狐媚之辈”。女郎虽也眷恋与崔生的柔情蜜意, 但却不肯忍受“狐媚”之诬, 毅然离开崔生而去。一双美好姻缘终被拆散。

女人总是倾向于寻找一个依靠, 这固然必要, 但不能成为女性生活的全部, 女性可以为爱情牺牲一些东西, 但自尊是一种底线, 尊严是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当被别人侮辱了, 践踏了自尊的时候, 所坚守的东西还值得吗?

有大致相当的物质背景, 两个人在一起才不致因为财产而纠纷;有大致的家庭成长背景, 两个人在一起才能有更多的共同的话题爱好, 精神上的彼此了解支持欣赏更有助于爱情的成长;有大致相当的阶层, 才不至于有太多的舆论影响, 有助于爱情生活的平稳。

四、《三言》中得到的反思——女性应做出合理的选择

在《三言》中, 又有许多爱情作品表现痴情女子与负心汉的矛盾, 作者以高度的热情和极大的同情心肯定和赞扬了广大纯情少女热爱生活、执著地追求爱情的精神, 包括那些沦落风尘的娼妓, 她们的心灵是那么美好, 品德是那么高尚!相反, 对那些负心的薄情男子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谴责。

明代小说中的女性带有市民女性的色彩, 敢爱、敢恨、敢于追求, 往往处于主动地位, 其中的男子带有更多的社会性, 他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 除了个人的因素之外, 如思想观念、个人品质、爱情基础等, 更重要的是往往受到社会诸因素的影响, 如社会、家庭、道德、礼教、金钱等。当他们无力冲破这种种阻力时, 中途负心就成为一种必然。所以, “痴情女子负心汉”与“始乱之终弃之”的现象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因而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警世通言》第32卷) 是《三言》中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故事讲述了贵族公子李甲与京城教坊司名妓杜十娘相亲相爱, 十娘自己出资赎身, 嫁给李甲。在随李甲回江南老家的途中, 李甲为盐商子弟孙富的花言巧语所蛊惑, 中途变心, 十娘得知消息后, 义愤填膺, 在当众斥责了李甲孙富后, 怀抱价值连城的百宝箱, 举身赴江, 演出了一出震撼千古的人间悲剧。

大多数人对于此的评价是女子追求自由的表现, 然而却是一出女子最终死去的悲剧。如果说杜十娘追求自由, 那么她没有得到, 这是不是又是对当时不可能挣脱的束缚的一种象征呢?

爱情固然美好, 但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女性应当在生活中寻找更多方面的精神支撑。在古代社会中, 男女的不同社会分工以及社会固有观念导致了女性在生活过程中对男性的绝对依赖, 因此, 除了感情方面, 物质经济方面也成为女性不能拥有独立人格的重要因素。因此, 当代女性应该从中得到启示, 在当代社会给予女性充分的尊重和社会劳动认同的基础之上, 要进行自身的省悟和修养的提升, 才能塑造独立的人格, 作出人生的自我选择, 才能在社会生活中享有权利和地位, 拥有更幸福的生活!

参考文献

[1]、《痴心女子负心汉——谈<氓>中女主人公的行为欠缺》丁武

[2]、《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爱情主题之嬗变》刘保忠

[3]、《“背弃模式”中行为主体差异性分析》徐梅

古代文学典籍中的休闲体育文学 第2篇

久而久之他对休闲体育的思想与此观点一致。《大学》代表着儒家著名的思想，其中记载的“小人闲居为不善”，意图是想说明人不能出现空闲的时候，空闲的时间多了皆有可能做出坏事。虽然话中指出的是“小人”，但是另一种意味便是品德高尚的人若是得空的时间长了，也可能做出不好的事情，更不用说休闲体育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存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老子并不反对休闲，并且翻阅相关的记载可知，老子比较热爱休闲运动，曾也参与过休闲活动，由此可知老子对休闲保持赞同的态度。

古代时候，王公大臣以及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人士会进行狩猎，这种行为的主要目的是放松自己，缓解工作压力，以便能够具备更好的心态与状态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中，所以狩猎也是一种休闲行为。老子在体验休闲过程中曾发表过“驰骋田猎心发狂”的肺腑之言，由此可以看出，老子在狩猎过程中能够拥有“发狂”的心态，可见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愉悦。

庄子对休闲的理解与养生之道联系得较为紧密。庄子曰：“形若槁木，心如死灰。”是说在休闲中要想达到休闲养生的效果，应保持休闲淡然的心态与集中的注意力，以便造就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著作《逍遥游》的取名，最能直接反映出他的休闲思想。

孔子为我国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其中《礼记・乐纪》中相关记载指出文中大部分都是在谈论音乐，但是在古代，舞蹈、音乐、体育等艺术性质的文娱活动，在开展时都是紧密联系的。孔子的理论中表明只有将音乐、舞蹈、体育等进行有效结合，才能使人们得到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感受。

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第3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日本文学 《红楼梦》 《源氏物语》

日本古代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全面而深刻。这种影响,首先使日本人创造了一个体裁丰富、风格多样,随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汉文学系统。所谓日本汉文学,就是指日本人直接用中文创作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它与日本人用日文创作的文学共同构成了日本文学的两大支脉。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气魄的布局,细腻的人物刻画,对社会无情揭露和深刻剖析,还有从作者到作品的很多不解之谜,都使得这部作品极为耐读、历久弥新。《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古典名著,成书比《红楼梦》还要早900年,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它刻画了以源氏家族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爱情生活。《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从写作背景——所展示的场景均为本国的贵族阶层,及人物性格——两个主人公贾宝玉和源氏公子多情的性格以及对他们爱情生活的着墨点染,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一位大师曾言道日本文化深义的特质是“苦涩”与“闲寂”,而从《红楼梦》开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四句诗中,读者是否也体会到这文字后面掩藏的苦涩呢?

一、作者背景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满州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织造四十四年。康熙皇帝六次南游,五次就住在曹家,充分显示了曹家的财富和排场,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曹家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从衣食无忧到衣食无着,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以过去的生活为蓝图,开始创作《红楼梦》。《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出身于充满书香气息的中等贵族家庭,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女子。其祖父等辈及兄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对白居易的诗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十分了解佛经和音乐。后来,家道中落,在丈夫去世后,她曾做过皇后的女官,这期间宫廷生活的直接体验为她后来创作《源氏物语》储备了大量的现实素材。

从以上叙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出身和经历都颇为相似的两位作者,在他们的笔下诞生出两部颇为相似的文学巨著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两个女主人公

《红楼梦》中的潇湘才女林黛玉是一个才华横溢、品性高洁、有时善解人意但又经常拈酸使小性的女子。宝玉于众多美女而不顾,独衷情黛玉,就是从黛玉身上找到了一种自己也一直追求的不加伪饰、未经世俗沾染的“纯真”。她有着追求自己幸福的勇气,不相信所谓的金玉良缘,她要用自己的爱情跟那个社会抗争。她虽然征服了宝玉的心,但在那样的社会和大家族制度中她所追求的爱情注定不会有美好的结局。在当时的社会里,爱情不仅不是婚姻基础,还是离经叛道的另一种表现,所以,这一场爱情与家族制度的战争中,她最终以痛苦而死做为对自己爱情的最后的捍卫。

《源氏物语》中的紫姬是源氏公子众多姬妾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名门子弟的私生女,这样错综的命运,使她一方面出身名门,一方面难以见人。于是,当源氏公子在她十岁左右把她偷接到自己府中时,就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她这一生的职业是做源氏公子的姬妾,她这一生的追求是让源氏公子喜欢、不被厌倦。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命运,还是当时日本所有待嫁或已嫁女人的命运,她们必须要成功地依附上一个男人,只有男人才能保障她的生活和荣耀。相对来说,紫姬是成功的,虽然源氏公子一生都在不停地追逐着一个又一个女人,但紫姬永远是他心灵的港湾。他一手将她养大,她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妻子,这种既是亲情又是爱情的复杂情感使他的心一直停驻在她身旁。虽是这样,紫姬的一生也是痛苦多于幸福、等待多于相聚。

黛玉和紫姬虽然爱情的结局各有不同,但两个女人的悲剧命运却是相同的。因为,在那样的社会,女人一生的爱情、幸福、理想、追求都只能依附在男人的身上。

三、两个男主人公

光源氏为《源氏物语》中的浊世浪子,贾宝玉则是《红楼梦》中的秽士叛逆。两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度,却有着共同的命运:终生为情所苦,最终遁入空门。耐人寻味的是,紫氏部和曹雪芹在塑造他们各自心爱的主人公时,都为他们的身世遭际串上一条佛教色空观念的主线。《红楼梦》第一回云:“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由空空道人这一《石头记》第一阅读者的反应,道出“空空”与“情僧”实为一体,在“空—色—情—色—空”的流转中,情是参悟的媒介和对象。“情僧就是情之真觉者,是对情的神识彻悟,葆有情的慧性灵根,达到情的涅磐境界。”这不仅适用于“绝代情痴”贾宝玉,也是对多情的源氏公子一生的形象概括。可以说,他们两人的生命便是一个由情悟空的过程。

四、语言风格

《红楼梦》用纯北京话写就,北京方言音调悦耳、词汇丰富等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宝玉的丫头小红回答凤姐的那一段话,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人的一些凌乱言语,用极快的速度、极精练的语言表达得非常清楚,这无不得益于北京方言的特点。

《源氏物语》大量引用汉诗及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使读者读起来经常能感受到一种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氛。紫式部在书中152个情节发展的关键之处,布设了131节选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文句和诗句,作者仅引用的“白诗”即达90余处。尤其是作为《源氏物语》情节发展基础的第一帖《桐壶》,基本上是套用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框架,使《长恨歌》的主题几乎贯穿全书始终。

无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多么巨大、强烈和持久,日本民族出于自身的实际需要,都会对其进行认真地鉴别、甄选,最后再谨慎地取舍。因此,这种日本化的过程,加之日本岛国民族固有的审美特点,便使中日两国文学产生诸多差异。

中国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日本文学则游离于政治,不主张将富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引入文学,具有较强的超政治性倾向。《红楼梦》的总体艺术风格是文词奇巧,悲喜映照,表面温和、委婉,而内含刚劲悲壮,写人叙事,笔含春秋,真假互见,把本能的色欲净化、雅化,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慷慨悲歌的艺术风格,给人一种悲怆之美感。日本文学重视内心的感受,强调“以心而求情”,属于主情主义文学,追求的是优雅沉静、细腻纤弱的文风。《源氏物语》的总体艺术风格是通俗优美、文词高雅,全书无一秽笔,充满诗情雅趣。女性心理明显,感情丰富,写人叙事缜密细致,行文流畅、舒缓,体现出日本传统文化温柔典雅的艺术风格,清新恬淡,温柔委婉,给人一种柔婉之美感。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一是促进了日本书面文学的萌发和诞生。日本最初没有文字,只有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等。中国典籍东传之后,日本人才借用汉字创作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国典籍的东传,日本书面文学的诞生肯定要推迟许多年。二是丰富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体裁和创作技巧。日本古代歌谣的音拍是不规则的,从两音到九音,长短不一。日本古人似乎从五、七言汉诗的音律中,找到了和歌的最佳途径,最终使和歌得以以“五七五七”七音相间的形式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汉诗对日本和歌的定型发挥了一定作用。三是中国古代文学影响了日本文学的风格。日本《源氏物语》的作者就从白居易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长恨歌》中,汲取了大量的滋养。江户时代,中国的志怪、传奇小说的怪诞离奇、飘逸而富有想象的文风,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巨制中的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读本等通俗小说的流行,使日本这类作品更具有魅力。四是中国古代文学促进了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日本首部歌论《歌经标式》为日本文学理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这部歌论从批评标准到和歌创作的方法、论歌病、歌体等理论体系,基本上都以中国的诗论为依归。至江户时代,我国明、清时期的诗论“格调说”、“性灵说”、“神韵说”等,对丰富日本文学理论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中国古代文学为日本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如日本《古声记》、《日本书纪》里的神话以及《今昔物语》等书中的佛教故事,有不少取自中国典籍。日本传奇故事《竹取物语》的情节,与我国的民间传说《斑竹姑娘》十分相似等等。

参考文献:

[1][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日]紫式部.源氏物语[M].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日]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M].佩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第4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

通常的情况下,很难保存历史的真相,而同历史实际相比而言,现存的古代史料又是十分片面的,局部的,往往存在个人情感上的偏向。而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人们一般不仅仅针对古代史料,不自主的介入主观就成为了自然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对当代而言,现存的史料往往是有限的,而对史料的理解认识却可以是无限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出现常常能对史料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时,应当重视并承认研究者主观作用,能够正确地体悟并分析,评价文学史料,不以文学史料为基础的研究,就可能会陷入相对主义。

1. 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

想要研究真实的中国古代文化,就必须把客观的史料作为研究一切的基础和依据。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的系统工程。从它的结构上来看,可以分成四个基本层次。

1.1 史料确认

只针对于古代史料的本身的是史料的确认,其内容包含了辨认史料的真伪,辨认史料的年代和作者以及辨认查询史料的存在与否。而史料的确认又是一种类似的实证研究,古代地文学研究如果考虑研究方法这一层次,就大致的等同于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研究的要求是避免主观追求客观,使用的基本上都是逻辑的思维。

1.2 体悟分析

在通常的情况中,文学史料中常常蕴涵着丰富而深厚的自身情感,其中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史料。而人类生活在被思想和感情填充了的空间中,众所周知,不可能没有独特的,来源于阅历,属于自身的思想情感,而这又在极大程度上使得人们在对文学开展研究时不会也不可能只满足史料的确认的这一浅显的层次就够了,同时,为了总结出某些规律,他们常常要超越这一层面,会不自觉地探讨史料字里行间蕴涵的情感内涵,并开始分析史料的出现,而不是仅仅把文学看作一种历史的史实可供研究。在相同的文学史料中,因为不同的研究者的观点都不会完全相同,因此常常有不同的结论产生。

史料是丧失生命的遗迹,体悟分析是研究不会自己言说的文学的一个重要路径。史料往往是分散和孤立的,存在隐藏不露的联系。

1.3 价值评判的主观性

社会和个人的思想认识可以保证一系列的价值的评判标准的制定,对于各种各样的文学现象,针对文学研究整体来说,人们往往会有不同的评价,并对自己接触的史料所包含的意义以及地位等做出价值评判。而体悟分析以及价值评判的层次与史料确认的层次存在不同,这两个层次不同的文学观和审美情趣是不可避免的,文学现象在历史中被大量评价的命运实现它们存在的意义。当研究者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对史料进行分析,在体悟和分析基础上对文学史料作出价值评判。,将自己放在比史料更高一级的位置上,就会产生价值评判。人们没有体悟分析以及价值评判,那么文学史料存在的意义和作用也就失去了。通常这样认为,在两个层次上,文学研究是主观的,由于人们要评判它,体悟它,要分析它,所以史料才如此的重要。

1.4 表述

文学研究要经历三个层次,分别是史料确认和体悟分析,价值评判,然后依靠表述实现自身价值并广泛传播。因为研究者们对史料的确认和体悟分析,价值评判等都是无形的,如果没有表述,那么研究是无法传递给读者的。语言文字的表述应当允许,甚至是倡导各种表述风格,表述凭借的必不可少的文字语言是因时和因人而异的。而语言最基本,就是要简练明确,无文字障碍。

2. 不能将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的研究混为一谈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提出并强调了文学史学就是文学史料学的看法,因为他们受到实证科学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文学史料和文学史的研究当作等同,虽然说文学史的研究基础就是文学史料。

仅仅考虑存在并流传的文学史料是有限和局限的。变迁给历史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被记载下来的史料是远远少于没有被记载的,或者有些当时有记录,后来却散失了。实际上,历史永远是丰富的,繁多的。而流传至今的不同时代产生的各类史料,即使已经十分庞大了,可也仅仅只是所有文学史料的一小部分,而其它很多的原始文学史料都是没有留下任何实物或记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遗失。而且,分析流传下来的文学史料可以发现,它们当中有些是客观的,可靠的,主要体现于个别的史实上。此外,为了能够形成可理解的史实,使其可以叙述得简单明确,许多的个别史实往往被记叙者所组合。

3. 结语

社会历史的飞速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人们愈来愈对文学历史的韵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渴望不同于个人经历的历史来使自己的思想,精神生活丰富,提高认识以及审美的情趣,而这些研究论著全部必须以客观史料作为写作的基础,才有阅读的意义。

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相等,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应当把史料与实际相结合,同时,包容研究者的偏爱和侧重。笔者在本文重点提出了在文学研究中应该最终客观的文学史料,而文学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但它们却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们需要做的是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打破无形中构筑的文学壁垒。

参考文献

[1]张可礼.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4-24.

古代文学史 第5篇

先秦文学

一、远古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建立)

1、先秦时期的社会状况

原始群 群体生活-----------氏族公社（母系）传说有巢氏、神农氏、伏羲氏→（父系）传说有黄帝、尧、舜、禹---------奴隶制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 ２、先秦时期的文学

（一）诗歌和词赋

（1）原始诗歌

产生于原始社会是在原始人类为求得生存的发展的集体劳动中产生的，是集创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是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歌乐舞三者一体

（2）诗经

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共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 分风 雅 颂

风指国风即民风

是文学成就最高的部分

雅分为大雅、小雅

颂即宫廷乐曲及祭祀

写作手法：赋比兴三种

（3）《楚辞》 屈原 爱国诗人

风即国风属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骚即离骚属于浪漫主义创作手法

各领风骚数百年的风骚是指国风

《离骚》是楚辞的一部分

二、散文

包括历史散文、诸子散文

（1）历史散文以记言记事为主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古代文献资料汇编的散文总集

《左传》以记言为主《尚书》以记言为主

《战国策》是汇编 的（2）诸子散文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包括《论语》、《庄子》、《孟子》、《老子》、《墨子》、《孙法》、《荀子》、《公孙·孟子》、《韩非子》等的文学成就最高。

（3）寓言和神话 寓言很少 神话有《女娲补天》《夸父逐日》《混沌开天》《鯀禹治水》《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 第一章 上古神话

一、神话 概念：神话 是指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通常以神为主人公，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

神话的产生是以语言为前提的

功能：

1、是为了保持社会习俗及社会制度的意义和合理性。、2、是把 个人与集体联系为一体的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3、神话传说宣泄了人们的不安情绪。

二、《山海经》

《山海经》是保存了古代神话最多最集中的一本书。《诗经》《楚辞》《左传》《国语》《庄子》《孟子》《墨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 逸周书》等也多取材于神话

三、《山海经》

时间：战国时期至汉朝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神话保存最多最集中的资料。

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五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外，宗教祭祀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材料。

《山海经》中的神话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不少故事已经具有清晰的轮廓，甚至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国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中国神话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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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015 古代文学史笔记

一、创世神话

以盘古故事最为著名（盘古开天辟地）----------垂死化身

是对宇宙等自然现象的积极探索

二、始祖神话

故事有《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商颂·玄鸟》、《大雅·生民》

是对人类起源的探索

三、洪水神话

故事有鲧禹治水、大禹治水

四、战争神话

黄帝和炎帝在中原的战争（阪泉之战）、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战争、刑天与天帝之战

五、发明创造神话

燧人氏发明火、有巢氏发明家、神农氏发明种子、后羿发明弓箭等

它标志着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突出了

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

还有一些神话显示了人 类英雄突出的个性勇气，显示了人类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 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

六、神话对民族精神的形成及特征的影响：

1、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

2、中国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爱民意识

3、中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 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一、以己观物、以己感物

二、具体形象的思维

三、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

四、是一种象征性隐喻性思维

象征、隐喻就是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第四节

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

一、神话的历史化

途径：删（削）

如兽——半人半兽——人

改造

如黄帝四面——

二、神话发展为仙化

中国古代神话发展变化的另一条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为仙化的一个来源。

仙化一般讲述的是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使人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在仙化中，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帝和西王母。

三、神话作为文学素材

宋玉《神女赋》

巫山神女

曹植《洛神赋》根据洛神 而作

四、神话原型对后世影响

1、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2、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如：孙悟空大闹天宫，根据刑天与天帝争神

贾宝玉坚持男的是泥做的，女的是水做的源于女娲造人

从孙悟空身上，我们不难看出“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骨”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祸水怪无支祁的影响。第二章 《诗经》 第一节 《诗经》的编订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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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015 古代文学史笔记

一、《诗经》的编订

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

二、《诗经》的体制

风

雅

颂

1、风

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饿乐调。国是地方、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凤、豳风

2、雅

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大雅河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创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74篇，大部分西周晚期。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 地位低微者。

3、颂

是 宗庙祭祀之乐，许多是舞曲，音乐较舒缓。

分三种：周颂31篇

鲁颂4篇

商颂5篇

三、用诗（诗的作用）

古人讲求

立身、立言、立命“三立”

1、作为教材《诗经》中的作品，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儒墨两家以此教人

2、在政治生活中，借以言志讽谏

四、传诗（诗的流传）

《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在汉代流传很广，出现鲁、韩、韩三家诗。汉时设立官学，三家诗兴盛一时，后“毛诗”晚出盛行于世即今本《诗经》（作者鲁人毛亨和 赵人毛莜）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一、反映战争徭役离乱的诗篇

如《卫风·伯兮》、《小雅·采薇》、《王凤·君子于役》、《豳风·东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二、反映婚恋题材的诗

如《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郑凤·子衿》、《卫风·木瓜》、《郑凤·狡童》

三、反映剥削压迫的诗篇

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隰有苌楚》

四、反映社会黑暗的政治讽刺诗篇

如《邶风新台》、《秦风黄岛》

五、反映古老的祭歌 如《生民》

六、反映劳动生产的诗篇

如《 葛覃》、《七月》

《葛覃》反映的是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下努力地辛苦劳动，反映了劳动人民热爱劳动积极创造物质财富的乐观精神。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赋比兴的艺术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造的基本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如《生民》、《七月》

比就是比方以比物比此物（比喻、拟人）如《魏风硕鼠》《硕人》、《卫风氓》 兴就是触物兴词，先言他物所引之词如《关雎》、《蒹葭》、《黄鸟》 既是比又是兴的如《关雎》、《卫风氓》

赋可叙事描写，也可议论抒情，比兴都是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的。

二、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感

三、复迭又叫做重章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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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015 古代文学史笔记 四、四言为主的句式丰富生动的语言形象如《木瓜》、《黍离》（-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1、双声词

2、重叠词 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风雅精神

：《诗经》表现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二、《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后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

（艺术特色：赋比兴，尤其是比兴）

三、《诗经》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比兴：《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传统，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第三章 屈原 楚辞《离骚》 第一节 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楚辞

一、屈原的生平和思想

屈原名平，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为庚寅吾以将。

二、楚辞的含义

楚辞是指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北方诗歌以《诗经》为代表。

三、楚辞的编纂和屈原作品的真伪

编纂：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

东汉时

王逸作有《楚辞章句》

明朝时

朱熹作有 《楚辞集注》 认为屈原所创作的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 不是屈原所创作的作品有 《大召》、《远游》《卜居》、《渔父》 第三节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 长篇抒情诗。解题：

1、司马迁、班固认为离骚的意思是遭受忧患的意思。

2、东汉的王逸解释为离别的意思。因为司马迁距离屈原的年代未久所出其说法最为可 信。

一、语言形式

语言形式生动活泼形象

句式杂乱长短不一

语言带有楚地方言如謇。

二、《离骚》的主要思想内容

1、美政理想

政治革新

举贤授能

修明法度

2、热爱国家 关心人民疾苦的强烈爱国激情

3、坚持正义 反对奸邪 表现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

如《湘君》、《湘夫人》

三、《离骚》的艺术成就

1、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2、运用神话传说 驰骋想象

3、发展了比兴的艺术手法（比兴源于《诗经》不是源于《离骚》，到《离骚》时，比兴有了系统性用一类比一类。

4、创造出了新的诗体形式和精美的语言

《诗经》以四言为主，《离骚》长短不齐的杂言形式，《离骚》语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第四节

楚辞的流变和屈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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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玉等楚辞作家

宋玉的作品收入《楚辞》、《文选》的有《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其中唯有《九辩》公认为宋玉所作。

《九辩》是宋玉的 代表作品，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出国黑暗的政治现实。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之情，表达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第四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散文的产生是以文字的产生为前提的1、甲骨文

河南安阳小屯村首先发现甲骨文

用来占卜的卜辞的内容很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畜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

甲骨文被称为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

2、商周铜器铭文

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三足而立商周时期铜器的特点。

3、《尚书》

历史著作

《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又分为古文《尚书》今文《尚书》）

4、《春秋》

以一字寓褒贬

春秋笔法 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订的《春秋》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儒家为代表，维护周的正统地位，反对儹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主要的思想倾向。

贤者讳

宋人弑其君

杵臼

晋人弑其君

周蒲

莒人弑其君

庶其太子

《左传》

春秋三传

齐

公羊高

《公羊传》

鲁

谷梁赤

《谷梁传》

鲁

左丘明

《左传》 《春秋》成为经

传指《春秋》三传

5、《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鲁国左丘明所作。《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基本与《春秋》重合，但比《春秋》记载长13年历史，而且比《春秋》更重视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地位）为社稷着想。

《左传》文学成就（文学特色）

《左传》西晋杜玉称为”左氏之传，史之极也。”“高深若云海”

一、叙事艺术：善于叙事，精于裁剪

1、叙事手法多样化（77页）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叙事手法有倒叙、预序、插叙、补序、实序、虚序、明序、暗序等29种。

2、叙事的完整性和戏剧性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就在描写战争。一般说来，《左传》血战争，不局限于交战过程的 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酝酿过程及其后果。

3、神秘化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作者面对即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故事，共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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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样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想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把时间叙述的颇具戏剧性。

二、写人特点

《左传》中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人物性格丰富、复杂，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为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外貌、心里等主观静态描写。

三、记事语言特点

1、《左传》中记言文字

主要是行人问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初始他国专政之词和向国君谏话之词等。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2、《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蓄，词约意丰。《国语》

一、《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鲁晋战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时间成书于约在战国初年，传说是左丘明所作。

二、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记言成就表现在：

1、谏对之词《邵公谏厉王饵谤》

2、有些篇章记叙了生动曲折的故事，在叙事中刻画了人物性格。《齐姜与紫犯谋遣重耳》。

3、《国语》语言简练简省。（这种语言对唐宋的古文的创作颇有影响。

《战国策》

《战国策》共三十三卷，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是由战国后期纵横所作。并且经刘向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主要是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

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冲上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贵，富贵利禄。

《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艺术成就：

一、人物：

1、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的生动的描写。“士”形象的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2、《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

二、语言

“辩丽横肆

铺张扬厉”

1、引类譬喻

以小见大

循序渐进的封建语言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

2、用大量的寓言故事、轶闻掌故来增强辩词的说服力如《冯瑗客孟尝君》。

3、《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充沛，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如《苏秦始将连横》。第五章

先秦诸子散文

一、诸子散文

定义：春秋站国时代，诸子百家阐述自己对自然社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哲理性著作。

二、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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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代表作《论语》《墨子》语录体位表达方式 战国中期：代表作 《孟子》《庄子》对话体位表达方式专题论文出现但尚不成熟 战国晚期：代表作《荀子》《韩非子》专题论文成熟

三、《论语》

孔子“孔圣人”

儒家学派代表作 文学成就：《论语》的文学色彩在于 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简练、清新、言简意赅，耐人寻味等）

四、《老子》

道家学派的代表作，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学派，佛教由印度而来，作者是老子，又称《道德经》。

《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一、孟子

山东人

楚国人

名轲

字子鱼

被称为“亚圣人” 孟子是孔子孙子的弟子再传弟子。

区别

《孟子》 游说诸侯进行的政治活动

目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行王道 施仁政。

纵横之家 游说诸侯进行的政治活动

目的 追求个人功名利禄

显达富贵。

《孟子》七篇是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谈话和其弟子共同著作。其艺术成就：

1、《孟子》中的论辩文中，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类比推理，欲擒故纵，反复诘难）如《梁惠王下》

2、“孟子长于譬喻”，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齐人有一妻一妾》

3、“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而且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是文气磅礴。（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是学习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语言特点）

4、《孟子》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炼准确。《庄子》

一、庄子

名周

战国时期宋国蒙人，生活困顿，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

二、《庄子》哲学思想继承了老子道的学说，并加以改进的思想和拓。

《庄子》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庄子 》33篇，分为内（7篇）、外（15篇）、杂（11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

《庄子》中的哲学观点：

1、齐生死

2、主张无用

3、否定一切仁义礼乐

4、主张无为

三、《庄子》艺术特色：

1、表达方式

大都是用“三言”形式说理。“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

（1）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寓言十九（十分之九）

（2）重言即借助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是自己的道理为是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

（3）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

2、文章风格：

是一部哲理著作，但哲理性并不掩盖它文学说上的光彩。

3、文章结构：

深邃的思想 浓烈的感情。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散文论述（无待：不凭借外物、不等待）（反社会是庄子的一种思想）

4、文章比喻很多：比喻之多，比喻之奇

四、《庄子》文章及其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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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诗歌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流派：游仙诗

玄言诗

山水田园诗

2、对小说的影响：,《红楼梦》

3、对中国戏剧的影响：《牡丹亭》（汤显祖）因梦而死，因梦而生 《荀子》

一、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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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的体裁特点 第6篇

我国古代诗歌包括诗、词、曲三大类。诗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包括四言古诗如《诗经》、曹操《步出夏门行四章》，五言古诗如《古诗十九首》、《短歌行》，七言古诗如《春江花月夜》、《蜀道难》、《将进酒》、《长恨歌》等；乐府诗（包括文人用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和模拟乐府创造的新乐府诗）作为一个特殊门类，都属于古体诗，如《长歌行》、《敕勒歌》、《木兰诗》、《孔雀东南飞》等。相对近体诗而言，古体诗在平仄、对仗、押韵等方面要宽松得多。

近体诗也称“今体诗”，由唐人最终创制，字数句数严格限定，且在平仄、对仗、押韵等方面有着严格的格律要求。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两大类：律诗分五言律诗（简称“五律”）、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排律，五律和七律都是八句，由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构成，其中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而排律则是十句以上，而且从开始到结束必须两两对仗且要一韵到底，所以除杜甫有较多排律外，一般人少有此类作品。所以，一般说近体诗，都不涉及排律。一般说来，律诗和绝句有这样一些具体要求：①句数字数一定。绝句四句，五绝20字，七绝28字；律诗八句，五律40字，七律56字。②平仄要求严格。一句之内，平仄相间（两个字一个平仄单位，原则上前一个字可平可仄，后一个字不得改变）；一联之内，平则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相粘，通俗一点说就是相同）；一篇之内，平仄相等。③偶句押平声韵，不得换韵。如杜甫《望岳》因不押平声韵，就是一首古诗，而不是五律，《唐诗三百首》正是将它收在五言古体中的。有两点需注意：一是在实际操作中，首句也常常押韵；二是绝句偶尔有押仄声韵的，如《江雪》，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④律诗严格对仗。律诗的颔联（第二联）和颈联（第三联）须严格对仗，首尾对仗不作要求；绝句不作要求，作者自己要对仗，亦无不可。如杜甫《登高》诗一首典型的七律，就符合以上所有要求。如果同学们学写近体诗，就应该按上述要求并按照常见定式去写。

词是我国传统诗歌中的一种特殊体裁。原称曲子词、曲词，简称“词”，又称诗馀、长短句、乐府、乐章等。词原本是配以燕乐曲调用来歌唱的歌辞，后渐与音乐分离，成为纯粹的文学样式。词起源于中唐，成熟于晚唐五代，盛于两宋，成为宋朝的“一代之文学”。每首词都有词牌，如“浣溪沙”“念奴娇”“声声慢”等，它们最初是特定的词乐曲调的名称，后成为词体格式的名称。每个词牌对其句数、字数、韵律都有特定的要求，创作时不能更改，只能“依谱填词”或“倚声填词”。同学们若想填词，就应该找到词谱，按不同词牌的格式去填写。词的题目，揭示词的相关内容，可有可无。不同词牌规定的各种词调和词体，都有特定的句数、字数和格律。词按字数多少一般分为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90字）、长调（91字以上），比如李清照的《醉花阴》就是小令，苏轼的《定风波》就是中调，而柳永的《望海潮》就是长调；按段的多少分为单调（一片）、双调（两片）、三叠（三片）等，以双调为主要形式，必修4的八首宋词双调。

作为诗歌的曲是“散曲”的简称，切不可和元杂剧的“曲”混为一谈。散曲分为小令、带过曲和套数三类，带过曲较少见，故我们一般只提小令和套数。散曲中的小令，就是单支的曲子，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散曲中的套数也称“套曲”或“散套”，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曲子组成，且一韵到底，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散曲都有宫调，也就是表示音乐调式的名称，如《天净沙•秋思》就属于〔越调〕，《山坡羊•潼关怀古》属于〔中吕〕。散曲也有曲牌，如“天净沙”“山坡羊”“得胜令”“醉太平”等，它是散曲的韵谱格式，不同的曲牌在句数、字数、平仄、押韵上都不相同。和词一样，散曲的题目可有可无，但有题目的比例比词要大一些。

我国古代散文较复杂，我国古代把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即除诗、词、曲、赋（按现代标准来看，赋也应该纳入散文范畴）之外，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都一概称之为“散文”。既包括“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岱、袁宏道、归有光、“桐城三祖”等人写的正儿八经的散文，如《游褒禅山记》、《石钟山记》、《项脊轩志》、《病梅馆记》等，也包括赋、论、序、说、奏议、箴铭、哀祭、碑志等，如《赤壁赋》、《兰亭集序》、《滕王阁序》、《归去来兮辞》、《过秦论》、《師说》、《陈情表》等；既包括诸子散文，如《寡人之于国也》、《劝学》、《逍遥游》等，也包括历史散文，如《烛之武退秦师》、《鸿门宴》等。我国古代散文，不论是叙事散文、写景散文，还是抒情散文、哲理散文，共同的特点是言之有物、情真意切、谋篇自然、行文简洁、语言优美，这其实也是散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关于古代小说，先秦、两汉是其酝酿萌生阶段，主要形式是寓言和神话，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阶段，主要形式是笔记小说，如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也称轶事小说）《世说新语》。唐朝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成熟期，其形式主要是传奇，如《柳毅传》。宋元两朝，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成熟时期，以话本为其主要形式，分为“讲史”和“小说”两类。前者一般称为“平话”，如《全相三国志平话》；后者一般称为“话本”，如明嘉靖年间洪楩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明清两代，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巅峰期，出现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古典名著，出现了代表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明•冯梦龙编著）“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明•凌濛初撰），也出现了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清•蒲松龄撰）等。中国古代小说有这样一些特点，阅读欣赏时应特别留意：①叙事追求情节的完整性和曲折性。②刻写人物多动态描写少静态刻画。③描写环境时是写意式的，很少有精描细绘的长篇幅刻画，但却极讲究表情传神。④结局往往是大团圆式的。

中国古代戏剧特殊，以演唱为主，道白为辅，故称为戏曲。中国古代戏曲包括元杂剧、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三大部分。元杂剧结构上一般为四折一楔，第三折是戏剧高潮部分，这正是选本往往选第三折的原因。主要角色有旦、末、净、杂几类，女主角称“旦”，男主角称“正末”。元杂剧只能由主角一人演唱，女主角主唱的剧本称为“旦本”，男主角唱的剧本称为“末本”。剧本文字内容由唱词、宾白和科介构成，唱词就是套曲，宾白（包括对白、独白和旁白）就是说话，科介是动作等提示语，相当于现代戏剧的舞台说明。元杂剧的代表作家是“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窦娥冤》）、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倩女离魂》）、白朴（《梧桐雨》），以及王实甫（《西厢记》）。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结构上改“折”为“出”，容量加大，从十几出到四五十出不等，角色名称变化不大，角色演唱灵活，不限于主角。南戏以高明《琵琶记》成就最高，明清传奇剧成就以洪昇《长生殿》和孔尚任《桃花扇》为最。其中，《窦娥冤》、《西厢记》、《长生殿》和《桃花扇》被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剧”。

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汉语的互动式教学 第7篇

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汉语虽然学科性质不同, 但却拥有相同的研究对象, 即古代文献, 只不过一者从文学、一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体现古代语言学典范的文献, 往往同时也是文学名篇。以建国来最通用的王力主编四卷本《古代汉语》教材为例, 其所选篇目, 大多同时也是文学经典。这就为两门课程的沟通创造了可能性。

在本科教学实践中, 常常会出现下列情况:1.古代文学方面: (1) 除师范院校外, 一般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 只有“古代文学史”, 没有“古代文学作品选”。在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中, 文学史理论的讲授占据了大部分的比例, 教师没有充足的时间讲解文学作品, 对篇幅较长的散文与小说来说, 尤其如此。对一般的本科学生而言, 作品的接受与阐释是最重要的。本文作者参加全国性古代文学教学会议时, 同行们普遍提出, 理论与作品在时间分配上的矛盾冲突是较大的问题。 (2) 古代文学史教师更加不可能对作品进行全面的语言分析, 然而, 学生不掌握好古代汉语, 就难以阅读古代文学作品。例如, 《古代汉语》中的《诗经》、《楚辞》部分往往比古代文学史推迟一学期, 有些古代汉语教师甚至舍弃这部分内容, 从而不利于学生理解古代文献, 间接导致古代文学史教学生搬理论, 事倍功半。2.古代汉语方面, 学生普遍认为, 古代的语言学知识偏于深奥, 甚至有些枯燥乏味, 较少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学习有内在热情, 大多靠毅力坚持学习。以上两方面, 催生了两门课程沟通的必要性。

既然语言学的经典同时又是文学名篇, 那么, 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史的授课如果能步伐一致, 在同一时间段内, 学生在这两门课程中从不同的角度接触相同的文本, 可以产生以下效果:1.古代汉语为古代文学史服务:古代汉语教材中的文选, 除满足本门课程的阅读需要外, 还可作为文学作品进行阅读, 以弥补古代文学史课程没有充足的时间讲作品的缺陷。而且, 经过语言学教师的详细分析后再阅读这类作品, 比学生自己阅读要可靠省力得多。即使古代文学史教师在课堂上讲授作品, 也无法像古代汉语教师那样进行深入细致的语言学分析。2.古代文学史为古代文学服务:由于古代汉语的“文选”部分大都是文学名篇, 在讲授时可适当穿插介绍一些文学知识, 在语言学的土壤中植入几株文学的花朵, 起到调节气氛、增强阅读效果的作用, 寓教于乐, 学生就不会再觉得古代文献 (特别是先秦文献) 既高深又干涩, 从而促进语言学的学习。

一般的院校中文系, 组织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汉语教学时, 由于两门课程的教师分属不同的教研室, 因而常常各自为政, 缺乏沟通。笔者曾经担任过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汉语两门课程的教学, 在实践中, 深感两门课程沟通的必要性。下面以一些实例来说明个人的心得, 限于篇幅, 仅举《左传》为例。

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一单元所选《左传》篇目都是一些文学名篇。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左传》文学成就, 大都可在这些篇目中找到典型例证。这包括以下方面:

一、《左传》的叙事

《左传》作者最擅长记叙的事件是战争。《左传》叙战事, 有以下两个特点可在《古代汉语》文选中找到典型范例:

1. 对战争的性质作出判断。

《左传》写战争, 不单单着力于渲染战争场面的激烈, 而意在总结战争胜败的原因。因此, 作者常常把战争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等因素相结合, 以“仁”与“不仁”作为评判正义或非正义战争的标准, 并作为战争胜败的关键。关于这一点, 《古代汉语》课本中的《蹇叔哭师》一文正好为其提供例证。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 若潜师以来, 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 非所闻也。师劳力竭, 远主备之, 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 郑必知之, 勤而无所, 必有悖心。且行千里, 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 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 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 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 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 文王之所辟风雨也, 必死是。闲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这件事发生的两年前, 秦国曾与郑国签订协议, 不再进攻郑国, 并留下三员将领协助郑国守城。如今秦穆公打算趁郑国不备, 背弃盟约, 利用留在郑国的三员将领, 一举拿下郑国。蹇叔指出了此举的非正义性, 并预言了秦军必败的命运。后来的事实果然验证了蹇叔的观点。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左传》作者的战争观, 认为不义之师必败。

2.《左传》中战争场面的描写尽管简短, 但大都十分激烈紧张, 生动逼真。《古代汉语》课本中的《齐晋鞌之战》正好为其提供例证。

癸酉, 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 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卻克, 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卻克伤于矢, 流血及屦, 未絶鼓音, 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 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 左轮朱殷, 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 苟有险, 余必下推车, 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 在吾旗鼓, 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 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 固即死也。病未及死, 吾子勉之!”左并辔, 右援枹而鼓, 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齐师败绩, 逐之, 三周华不注。

在这段战争描写中, 作者先以“余姑翦灭此而朝食”这一言论表现了齐侯的急躁心态, 预示了一触即发的紧张战斗气氛。继而陈述战斗开始后晋军主帅卻克受伤并产生动摇的事实, 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性。接下来以解张、郑丘缓勉励卻克的对话, 以及解张果断地接替卻克指挥、极大地鼓舞士气的行为, 将本次战斗的描写推向了高潮。在短短的二百余字中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场景。

此外, 《左传》的叙事当中还使用了“代言体”一类技巧。“代言体”即作者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 进行合理的想象, 代人物立言, 使情节更富有戏剧性。在《古代汉语》课本中, 也可以找到“代言体”的典型例子。如《晋灵公不君》一文中鉏麂往刺赵盾时的心理活动:

麑退, 叹而言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贼民之主, 不忠;弃君之命, 不信。有一于此, 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鉏麂的这段心理活动, 可谓生无旁证, 死无对证。作者在鉏麂自杀身亡的这一事实基础上, 大胆地推测其自杀前的心理, 从而使鉏麂与赵盾的形象更完整, 整个事件更具有传奇色彩。

二、《左传》的人物形象

除了春秋时叱咤风云的大国君臣外, 《左传》对一些小人物的刻画也相当的成功, 在《古代汉语》课本中都能找到范例, 如《烛之武退秦师》中的烛之武, 《晋灵公不君》中的鉏麑、提弥明、灵辄, 《齐晋鞌之战》中的逢丑父、解张、郑丘缓等。这些小人物往往仅出现过一两次, 属于“闪现型”, 却令读者难以忘怀。如逢丑父:

丑父使公下, 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 宛茷为右, 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 卻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 有一于此, 将为戮乎?”卻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 我戮之不祥。赦之, 以劝事君者。”乃免之。

逢丑父在《左传》中只出现过一次, 恰恰这一次粉墨登场, 正是其人生舞台的顶峰, 其不畏死亡、以身代君之祸, 并义正辞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等种种举动, 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左传》的人物形象主要依靠行动与对话来塑造, 而非通过肖像与心理描写。如上文列举的逢丑父、解张、郑丘缓等人。

《左传》中人物的外貌与心理活动, 主要靠行动性的细节与对话来表现, 这对后代小说有重要的影响。如《晋灵公不君》中的提弥明:

秋九月, 晋侯饮赵盾酒, 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 趋登曰:“臣侍君宴, 过三爵, 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 虽猛何为?”斗且出, 提弥明死之。

通过这段描写, 不难想象提弥明的外形:高大魁梧的身躯、炯炯有神的双目、粗壮有力的四肢, 说不定还是一大胡子, 一个机智而英勇的形象跃然纸上。

上文所举笔者虚拟鉏麑自杀前的心理活动, 也是以其行为作为根据的。

三、《左传》的人物语言

《左传》的人物语言与叙述人语言都很出色, 人物语言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行人辞令之美, 外交场合的辞令, 不愠不火, 不卑不亢, 从容含蓄, 彬彬有礼的表面下深藏机锋, 甚至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古代汉语》课本正好有三段出色的外交辞令, 代表了不同的场合与人物身份:

夜缒而出, 见秦伯曰:“秦晋围郑, 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 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 君知其难也, 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 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 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 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 许君焦瑕, 朝济而夕设版焉, 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 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 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 唯君图之。”秦伯说, 与郑人盟。

在这段辞令中, 对话的双方是秦穆公与烛之武, 一个是大国君主, 一个是小国的微臣, 身份相差悬殊。然而, 烛之武并未畏惧秦伯之威势, 相反在紧急关头从容镇定, 一上来就指出对秦国不利的事实是“越国以鄙远”, 击中了秦伯的要害。接着利诱秦伯, 指出存郑对秦国的好处是“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继而又离间秦晋两国之间的关系, 指出亡郑之后, 晋国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秦国。如此一般说辞终于打动了秦穆公, 撤兵而去。短短一百余言, 看似平静, 实则波澜起伏, 最终挽狂澜于即倒, 扶大厦于将倾, 郑国免去一场兵祸。

楚归晋知罃。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 臣不才, 不胜其任, 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 使归即戮, 君之惠也。臣实不才, 又谁敢怨?”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 而求纾其民, 各惩其忿, 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 臣不与及, 其谁敢德?”王曰:“子归, 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 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 不知所报。”王曰:“虽然, 必告不谷。”对曰:“以君之灵, 累臣得归骨于晋, 寡君之以为戮, 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 以赐君之外臣首, 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 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 而使嗣宗职, 次及于事, 而帅偏师以修封疆。虽遇执事, 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 无有二心, 以尽臣礼, 所以报也。”

这段仍是两国君臣之间的对话, 但对话者的身份又有所变化, 知罃虽是俘虏, 但大国名门之后的雄风不减, 而对楚王, 不卑不亢, 楚王不断进逼, 知罃从容应对, 一一化解。直到楚王不识好歹, 撕破脸皮, 仍要逼问知罃如何报答, 知罃在温文尔雅的言辞中终于显示了强硬的态度, 令楚王不得不刮目相看。整篇对话, 知罃彬彬有礼的用语中包含了巧妙机智的应对, 是非常得体的外交辞令。

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 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 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 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 辱收寡君, 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 谁能御之?以此攻城, 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 谁敢不服?君若以力, 楚国方城以为城, 汉水以为池, 虽众, 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这段对话的人物身份又不同, 对峙两国实力均衡, 旗鼓相当, 因此说话人的语气又有所变化。齐桓公挟众诸侯之师向楚国兴师问罪, 与楚使屈完之间的对话, 看似客气, 实则耀武扬威, 有以武力恫吓之意。楚国实力本不在齐国之下, 楚人又以顽强好胜而著称, 因此屈完毫不退让, 针锋相对。最后双方订城下之盟, 谁也没失面子。

以上分析的是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左传》文选与文学的关系。在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汉语的教学当中, 若能将各自的《左传》部分放在相近的时间区间内进行, 对两门课程是双赢的结果:1.对古代文学史课程来说, 由于古代汉语教师对文选进行了详细的语言学分析, 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来深入理解文本, 在此基础上能进一步把握其文学特性, 而不致于只是囫囵吞枣式地听教师进行理论概括。2对古代汉语课程来说, 由于学生在古代文学史课堂上了解了这些文选多方面的文学性, 学生对其兴趣一下子高涨, 不像从前那样感觉枯燥乏味, 从而增强了学习效果。

除《左传》之外, 《战国策》、《论语》、《孟子》、《庄子》乃至于《诗经》、《楚辞》都可以按此思路办理。由于古代文学史是以作品时代顺序安排课程内容, 因此, 《古代汉语》课程可在授课顺序上作适当调整, 以迁就古代文学史, 从而取得互动双赢的效果。

摘要：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汉语课程拥有相同的教学材料——古代文献, 因此, 两门课程可以联系在一起, 组织互动式教学。对古代文学史课程来说, 由于古代汉语的文选同时是文学名篇, 在古代汉语教师对文选进行语言学分析后, 学生能深入理解文本, 更准确地把握其文学特性。对古代汉语课程来说, 由于学生在古代文学史课堂上了解了文选的文学特性, 学生的兴趣明显提高, 增强了学习效果。这种互动式教学, 对两门课程是双赢的结果。

反思文学史的古代文学 第8篇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原分为文学史与作品选两门课程, 纵向与横向结合, 教学均衡。近年随着课程的压缩, 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存在着偏重文学史与作品选的不同倾向。在偏重文学史教学者看来, 文学史内涵博大精深, 兼有深度与广度, 文学史的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 开阔视野。作品选的学习是感知性的, 属于低级阶段, 而文学史教学是理性的, 属于高级阶段,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在坚持作品选者看来, 作品选是古代文学的基石和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作品, 古代文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品选的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鉴赏能力、审美能力, 可以让学生具备扎实的基本功。

在这两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 古代文学的教学出现了缺失, 走入了困境, 形成了两种弊端:一种是将古代文学教学变成了古代文学史教学, 更多地关注古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 无暇细致地分析文学作品、探讨作品的意蕴内涵、挖掘作品的艺术魅力。即使有, 也是分析重要作家的个别作品, 又未免蜻蜓点水、点到为止, 学生的学习也只是浮光掠影。教学中分析文学作品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作家+作品名称+思想内容+艺术成就, 面面俱到, 一应俱全。学生无需阅读理解文本, 不必体会感悟, 课堂上无非是记笔记, 课后作业无非是把教材上的内容粘贴到作业本上, 考试死背现成结论, 观点一致而统一, 几十上百学生的作业、试卷就那么两三个版本。教师无需深入备课, 照搬照套教材, 缺乏见解, 整堂课就是干巴巴的总结, 条款的堆砌。讲李白就是浪漫主义, 杜甫就是沉郁顿挫;讲戏剧、小说就离不开思想上具有反抗性, 情节曲折生动, 结构完整之类的套话。枯燥乏味, 学生只能是昏昏欲睡。

一种是更多地关注文学作品的分析, 微言大义, 挖掘所谓的作品潜藏的深刻意义, 甚至出现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违背历史事实和生活逻辑的阐释。课堂教学是灌输式的, 从字、词、句、篇的解释和把握, 到作品思想、艺术特色的分析, 教师大包大揽、越俎代庖。学生被剥夺了积极参与课堂的机会, 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 成为被动接受的机器, 对讲授的内容没有真正理解, 缺乏真切感受。这样一来, 学生的基本功差, 对字词句篇的解释随意乱说, 没有具备分析、鉴赏作品的能力, 作品的记诵也得不到落实。对于结合具体作品详加论述的问题, 因记诵的缺乏茫然失措, 因对作品缺乏认知而无从下笔, 回答得干瘪且支离破碎。由于存在这些阅读障碍和情感隔膜, 学生对作品的兴趣大减, 学习积极性消失。

二、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区别与联系

文学史是对文学发生、发展、演进的历史和规律的探索, 而作品选是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 把握艺术形象, 玩味作品的思想感情, 获得真切的体验与美的享受。可见, 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者的区别在于:文学史的教学目的是了解历代文学的变革演进, 探寻各种文学现象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文学史具有理论性与理性, 重在对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理性与客观的判断。而作品选的教学目的是掌握基本的知识, 获得情感体验与审美享受。作品选的教学需要调动学生的想象与联想去再现作品中的形象, 领会作品的意蕴, 获得情感体验与精神满足, 是感悟式的、感性的。文学史是求真, 要求客观把握;作品选则带有极强的主观性与再创造性。

同时, 二者又密切相连。二者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注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文学史要以作品选为基础, 没有作品, 难以真正把握文学的规律与特点, 史的知识是架空的;只讲作品, 学生得到的知识是零散片断而缺乏系统性的, 当然也不可能了解历史文学中前后承传的关系, 也很难品味出文学作品的真正意蕴, 作品往往会被误解、歪曲。作品选以个案印证这文学史的描述。文与史二者不可偏废, 否则就达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与要求。

三、正确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关系

只有正确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关系, 才能较好地完成古达文学的教学要求与目的, 才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 合理安排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

在课时分配上, 有所谓“文七史三”与“文三史七”的不同分配法, 或以文带史, 或以史带文。文学史与作品选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所占比重, 应依据古代文学课程的主要任务、目的与要求来定, 同时还要考虑学生的层次、专业方向, 以及各阶段文学的特征等因素。

专科及非中文专业的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要传授学科知识, 培养学生的阅读鉴赏、分析、审美能力, 提高文学修养, 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并没有进行文学研究的要求。另外, 专科学生的基础较薄弱, 语言文字功底较差, 大部分学生毕业后要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 或与语言文字打交道。因此, 专科的古代文学课应重视作品选的教学, 以文带史, 适当加大文的比重。本科专业的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目的除了传授知识, 培养各方面能力, 提高文学修养外, 还要求学生把握文学发展的轨迹, 了解文学现象, 并对中国古代文学做出正确的评价, 撰写相关的学术论文。若仅就有点上的把握, 没有面的了解是达不到要求的, 这就要求重点讲史, 作品选可安排在文学史各阶段的讲授中进行。

目前的古代文学课程是分段进行教学的, 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有其独特性, 文学的发达程度、文体的发展状况各不相同, 这就要求结合各阶段文学的特征来安排文与史的比重。比如:先秦文学历史久远, 文字古奥难懂, 意旨含蓄晦涩, 尚未形成文学的观念, 文史哲不分, 没有纯文学, 应该以作品讲授为主;两汉文学形式单一, 文学与经学互动, 应该史与作品并重;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期, 此时作家数量多, 作品繁杂, 并且产生了大量的文学理论著作, 应该加强史的比重;唐宋是诗词的时代, 史的线索清晰, 出现了文学大家, 作家作品、流派的讲述是重点;元明清是通俗文学占据文坛主流的时代, 文学受理学影响, 应该文史并重, 由于这时期以戏剧、小说为主的通俗文学容量较大, 动辄几十出、上百回的作品, 课堂上只能摘取精华讲授, 这些文学样式的文字相对通俗易懂, 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就有待学生课后完成, 可以一定的思考题, 引导学生课外去阅读。作品分析的比重可安排少些, 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现象和文学史的讲授上。

(二) 合理选取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教学内容。

在课时压缩的现状下, 要兼顾文与史的教学是很难达成的, 这就要合理并有所侧重地选择文与史的教学内容。

文学史的教学内容可突出以下几个方面:文学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 各种文体与作家的前后传承关系。就教材的内容而言, 可重点讲授各编的绪论部分。作品选的教学内容可谓浩如烟海, 如此繁多的作品在实际的教学中是不可能全部讲授的, 这就涉及选篇问题, 只能选取那些典范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讲授。所谓典范, 是说作品的思想与艺术性都较高, 对后世影响较大, 有一定的垂范作用。所谓有代表性, 是指作品能够体现作家、流派的思想风格和时代风貌。例如, 汉赋、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部分选篇、明清的一些诗文流派的作品, 作为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 可以向学生介绍, 却没有作为重点选篇分析讲授的必要。此外, 作品选的选篇应和文学史中论述的主要篇目相照应, 以便相互印证, 相得益彰。由于中国古代文学采用的是分段教学, 这就导致在选篇问题上缺乏统一认识, 教师各行其是势必影响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与效果。这就需要古代文学教研组统一认识, 统一原则, 以保证教学效果。

教学内容不单是指教材上的内容, 而且是指经过教师理解的、赋予新内涵的的内容, 同时学生也将自己的理解与教师的理解结合, 内化为自己的知识, 这样教学内容就不再是书本上的死知识, 而成为学生自己的活知识了。因而, 教学内容的讲解不能只注重内部的“层次清楚、结构严谨”, 只注重文学本身的系统性, 而更要注意文史哲之间的联系, 文学与政治经济的联系。比如讲先秦叙事散文就注意联系中国的“史官文化”, 讲说理散文就可以联系“百家争鸣”的时代精神以及现代人生存的精神困境, 讲汉代文学就涉及经学与文学的互渗, 讲明代主情尚真的文学思潮就得联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时要重视学科的前沿性, 选用前沿性的教材, 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从文化视角、史学思维梳理文学史, 突破以往重政治性轻文学性的局限, 是相对较好的文史教材;密切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 这样才能尽可能消除学生的古今时间及心理上的隔膜感, 亦在理论上拓宽学生的视野, 以便于把握古代文学的审美特征, 实现教学目标。

(三) 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

其一, 先讲史后讲文, 这是古代文学教学中常用的且较好的方法。一个阶段的作品的讲解必须在学生对该段文学发展脉络了解的基础上进行,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品的精神实质, 同时史的脉络更明晰。

其二, 课堂教学方法应该是讨论式、互动式的, 不应该是灌输式的。课堂上要充分发挥学生与教师的主动性, 教师的讲授要多角度、多层次, 讲作品时不仅要介绍历代各种评论, 还要融入自身感受, 做到以情动人, 感染学生, 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对学生而言, 适当引入课堂讨论。讨论是锻炼和提高思维能力的最好途径和方式之一。激烈的思想交锋迫使每个人毫不留情地对各种观点进行严格的互检和自检, 在讨论中思维的逻辑性、敏捷性将在短时间内得到提高, 增加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提高思维能力。讨论还能最大限度地活跃学习气氛, 调动群体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讨论达到高潮时就形成争论, 几乎每个人都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问题经过讨论后综合起来的结论也显然比个人的理解要深刻得多, 全面得多。比如讲屈原、陶渊明的影响, 《三国演义》、《西游记》的人物形象, 在课堂讨论更能加深理解。

其三, 课堂讲授注意归纳、分析、渗透、综合和应用。比如说讲中国神话时, 介绍一些西方的神话, 让学生比较中西神话的不同, 引发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思考;讲楚辞的产生, 则可以让他们思考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从楚辞的产生反观自己本土文学的特征及其地域原因。

其四, 加强吟咏背诵。吟诵是学习古代文学的祖宗家法, 吟诵能逐步消除学生与古代文学之间的隔膜感, 能够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 提高阅读分析能力, 古人云:“读书百遍, 其义自见”, “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吟”。反复吟诵能够体悟作者感情, 理解文章内涵。在学生进校之时, 就应列出古代文学的必背篇目, 对学生有一个最基本的背诵要求。

其五, 增加课外阅读。在有限的课时里, 是不能全面的学习古代文学的, 这就要求学生课外精读足够多的作品, 通读几部文学经典著作。在学生进校之时, 就应列出古代文学的必读书目 (篇目) , 对学生有一个最基本的阅读要求。

其六, 丰富教学手段。单调古板的“一张嘴+一块黑板+一本书”的教学手段, 既不能反映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开放性特征, 也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 难以满足学生的内心需求, 激发学习兴趣。科学地、正确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设备, 再结合传统教学艺术可弥补不足。多媒体设备集中了幻灯、录音、录像等功能, 图文并茂, 声色俱佳, 动静结合, 化抽象为具体, 从视觉、听觉等多方面刺激学生的感官感受, 更容易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例如在讲戏曲、小说时可播放影视作品, 使学生获得直观的感受。适当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运用多媒体, 可以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 易于突破重点、难点, 又增加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生动性, 使古代文学教学充满趣味性,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结语

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中要完成的多项目标是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文学史与作品选有区别和联系, 在教学中努力避免长期存在的两种弊端, 在古代文学教学实践中正确处理文学史与作品选关系, 恰当安排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比重, 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认真贯彻古代文学教学目标和基本任务, 从而完成古代文学的教学任务, 切实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 使这门传统而古老的学科焕发它的魅力, 真正体现设置学科课程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吴大顺.文学鉴赏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2008, (4) .

[3]孙小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J].中国大学教学, 2007, (6) .

[4]郑海涛.高校古代文学课程面临的困境及对策[J].青海社会科学, 2008, (3) .

[5]李桂芹.中文系古代文学作品教学探讨[J].文教资料, 2008, (7)

反思文学史的古代文学 第9篇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 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 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 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 文学界开始觉醒, 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 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 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 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 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 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 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 1917年到1927年之间, 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 “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 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 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 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 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 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 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 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 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 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 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 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 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 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 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 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 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 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 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 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 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 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 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 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 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 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 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 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 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 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 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 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 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 亦或是生活造就,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 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 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 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 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 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 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 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 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 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 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 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 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 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 返璞归真势在必行, 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 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 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 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 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 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 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 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 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 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 2015, 02 (01) :79-82.

22 .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 2015, 01 (02) :208-218.

33 .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 06 (03) :131-136.

反思文学史的古代文学 第10篇

一、形成群团性文学传播主体

文学流派的主体在形成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一种群体性、团体性特征, 我们称之为群团性。

产生于齐梁年间的“永明体”是一种时代特征明显的文学流派, 关于该文学传播主体的形成, 史书有言:永明末, 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 以平上去入为四声, 以此制韵, 不可增减, 世呼为“永明体”。[4]又《何氏语林·高氏小史》云:“周颙, 字彦伦, 始置四声切韵行于时。”由此观之, 该文学传播主体的创始成员有四人, 沈约、谢眺、王融、周颙于永明年间因为同样关注声调及音韵而团结在一起, 用宫商及四声协调诗律, 进行新型文学创作, 将“永明体”这种特殊的诗歌外在体制传播出去, 引起人们的争相效仿。如名盛其时的“竟陵八友”中的另外五人就在沈约、谢眺、王融的影响下进行“永明体”诗歌的创作, 进一步壮大其声势。南朝时佛教兴盛, 在佛经翻译成汉文过程中, 人们开始关注音韵、声调等问题, 沈约等人将其与诗歌创作联系起来, 提出“四声八病”, 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 两句之内角徵不同”。 (《南史·陆厥传》) 对诗歌律法进行如此精细规定, 造成诗歌创作时难度加大, 如宋时叶适有言:“盖魏晋名家多发兴高远之言, 少验物切近之实, 及沈约谢朓永明体出, 士争效之。初犹甚艰, 或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5]要想创作出不犯一病, 完全符合声律的诗歌在当时还很艰难, 由此, 当有诗人偶得佳句, 便广为流传, 名声大噪。这也进一步促进文学传播主体积极创作“永明体”诗歌, 形成带有时代烙印的诗歌体系, 直接影响初唐沈宋对于律诗的定型, 为后世抑扬顿挫的诗歌发声理论提供基础。

中唐的韩孟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作家, 卢仝、李贺、马异、刘叉、贾岛、张籍、李翱、皇甫湜等围绕左右, 以群团性的文人主体开启了大变唐诗的新篇章。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随着该诗派的形成而广泛传播, 最终影响整个诗坛。该传播主体崇尚“险怪”、“笔补造化”, 宣扬“不平则鸣”的文学理论观, 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审美观点。唐自安史之乱而国力顿衰, 士人的精神由盛唐的昂扬高蹈转变为失落苦闷, 眼光也由追寻天际遨游的潇洒转入现实俗世。如果说盛唐是追求自然之美的雅文学, 那么中唐就走上了崇尚人工美的俗文学道路。这其中既包含文学发展的必然, 也存在文人群体的自主选择。中唐诗坛承接盛唐的辉煌成就, 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创新。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体现在整个诗派当中, 形成“崇奇尚怪”的文学审美风格就不难理解。

群团性文人主体的形成, 打破了前代以个人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单一格局, 使拥有相同或相近审美风格及创作倾向的文人团结在一起, 使文学作品的一派特色更为突出。

二、创造系统性文学传播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在形成过程中创造出的系统性传播内容, 可以通过最能体现本派文学风貌的作品集表现出来, 这些作品集的编纂均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 因而呈现出浑融一体的系统性, 如《西昆酬唱集》与《古文辞类纂》。

“西昆体”是宋初文坛盛行一时、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 得名于当时馆阁文臣杨亿所编《西昆酬唱集》, 以李商隐的深富密丽、崇学尚典为宗, 推崇华美典雅之风。史载, 真宗景德二年 (公元1005年) 翰林学士杨亿等奉诏编纂历代君臣事迹, 由于编书限于馆阁, 活动单一, 馆臣们的相互唱和诗作逐渐增多, 杨亿据此编成《西昆酬唱集》。诗集中共收杨亿、刘筠、钱惟演等17位诗人近体诗250首。杨亿有言:“历览遗编, 研味前作, 挹其芳润, 发于希慕。更迭唱和, 互相切劘。”[6]这样的写作缘起与写作过程, 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昆体”诗歌的题材, 主要有咏史怀古诗、咏物诗、流连光景诗三类。“西昆体”诗歌在艺术上推崇李商隐的华美整饬, 欣赏丰润雕饰之美。如杨亿的《南朝》诗句:“繁星晓埭闻鸡度, 细雨春场射雉归。步试金莲波溅袜, 歌翻玉树涕沾衣。”[7]对仗工稳, 华丽典密, 颇类李商隐。

“西昆体”诗人作为一个文学传播主体, 创造了系统性的文学传播内容—《西昆酬唱集》, 该诗集还体现出一种与传统观点相异的纯文学审美态度。自唐律诗由沈宋定型, 文人侍从们所写的近体诗歌多为应制待诏之体, 游宴称颂, 览苑应景, 缺少文人主体的主动创作。《西昆酬唱集》的出现, 不仅体现馆阁文臣的主动创作, 而且还代表了上层士大夫的一种贵族化倾向十分明显的纯文学观点, 尽管有其弊病, 但亦有其价值。

除将当世文人的诗文编纂成作品集外, 也可通过编选历史上早已存在的文学作品来彰显本派思想观点与理论主张, 如桐城派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篡》。

桐城派是绵延清朝二百年的文章大派, 也是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 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为安徽桐城人而得名, 其中又以姚鼐成就最高。桐城文派因其鲜明的散文理论闻名于世:先驱者戴名世为文主张“精气神”;开创者方苞师从戴名世, 提出“义法论”, 提倡“雅洁”;拓大者刘大櫆师从方苞, 提出“神气音节”说。至姚鼐师从刘大櫆, 积极融汇前人理论成果, 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 提出完备的古文理论, 如“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 有意识地将桐城派的声望打响, 开后世尊崇之风, 编纂凸显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古文辞类篡》就是其中的重要活动。

乾隆四十四年, 时值姚鼐辞官第四年, 由于到书院讲学, 姚鼐编选了《古文辞类篡》, 便于学子们学习古文, 指导思想自然是桐城派古文理论。《古文辞类篡》全书共75卷, 选录了战国至清代的古文, 按文体分为13类, 选“唐宋八大家”作品为数最多, 该选本充分而有力地代表了“桐城派”的散文观点。

《古文辞类篡》自成书一直以钞本形式流传, 直至嘉道年间, 姚门弟子积极斡旋付梓, 才得以刊行流传于世, 该集是学习古文的必读之书, 前人对它的评价颇高, 如“今而后治古文者可以不迷于向往矣!”[8]曾国藩说:“桐城姚姬传郎中鼐所选《古文辞类纂》, 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 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9]由此可以观睹《古文辞类篡》在当时广为流传, 也促进了桐城派古文观点的进一步盛行。

三、运用多样性文学传播方式

1. 宴饮集会传播

在明代, 宴饮集会一般以文人结社为外在表现形式, 诗社文社对于一个时代文学风貌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明代文人结社之风盛行, 据有关学者统计, 从明弘治到万历年间, 共涌现出一百五十多家文人社团, “按照当时的风气, 几乎每一文学流派都以结社的方式形成自己的势力, 扩大各自的影响;文坛的领袖人物大多立社为盟, 召集士流, 提高自己的地位;对于广大士人来说, 入社酬和、扩大交游, 乃是生活中的一项常事, 也是乐事。”[10]因此, 文社是明代文学流派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组织机制。以明公安派为例, 据《公安县志》卷六《人物志上·袁士瑜》载南平社活动为:“入社之日, 日轮一人具伊蒲之供, 互相商证, 叩击所得, 或静坐禅榻览贝页, 或游东壁河边观澄澜, 或彼此角诗, 至日暮始归。”在这里包含了宴饮、论学、参禅、读经、游览、赋诗等内容, 完全符合公安派提倡的“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的文学创作风格, 较为闲适自由, 观性清心。

2. 讲授传播

桐城派在其传衍过程当中, 师承关系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因素。由刚开始的私人传授到后来系统的书院讲学, 师生辗转相承, 一直未断。桐城三祖即是属于私人传授:方苞师从戴名世, 刘大櫆师从方苞, 姚鼐师从刘大櫆。到姚鼐, 书院讲学式的师承关系尤为突出, 这与其自身经历相关。乾隆四十年 (1775) , 姚鼐辞去京城官职, 不再入仕, 两年后, 到扬州任梅花书院山长。这时, 也是有意抬出同乡方苞、刘大櫆, “为文章者, 有所法而后能, 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 独士能为占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 今有刘先生, 天下文章, 其出于桐城乎?”[11]于是天下间呼之为“桐城派”。此后40年, 姚鼐先后主讲于梅花书院、敬敷书院、紫阳书院、钟山书院、江宁书院等地, 招揽弟子, 专授古文, 培养人才。将桐城派古文理论进一步以实践的行为方式教给后世学子, 以致其后姚门弟子广为播撒, 优秀的有“姚门四弟子”, 其中在梅曾亮门下, 又有陈学受、吴嘉宾、鲁一同等弟子。

3. 批评传播

明代剽窃、拟袭之风盛行, 有明一代没有一股固定的文学宗派思想, 流派间斗争激烈, 此起彼伏。明代文坛先是出现了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 内容大多为粉饰太平、歌功颂德, 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 多属应酬、题赠之作。在反台阁体文风中, 弘治年间出现以李东阳为代表的主张诗学汉唐, 摹古诗法度的茶陵诗派和分别以李梦阳、何景明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鼓吹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代表的复古派;同时归有光、王慎中、唐顺之等散文家反驳前七子师法秦汉文风, 提倡唐宋文风, 成为“唐宋派”;接着在晚明时期的万历中期, 出现以公安“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 反对复古, 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在创作上注重有感而发、直抒胸臆, 追求清新洒脱;明代末年, 为纠正公安派末流鄙俗率直的弊端, 出现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 追求一种幽情单绪的审美情趣;复社、几社人士则不满公安派、竟陵派的轻浮之风, 重新举起复古大旗。

四、体现树状延展型文学传播形态

江西诗派是我国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学流派, 其得名于徽宗时, 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 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等25人, 吕认为这些诗人与黄庭坚都是一脉相承的。诗派中并不都是江西人, 后被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这就超越了“江西”的地域限制, 空间范围不断扩大。经过靖康之难, 金兵包围汴梁之后, 江西诗派的创作主张得到改变, 主张吕本中的“活法为诗”;宋末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对江西诗派的渊源关系做了进一步补充, 提出“一祖三宗”之说, 进一步完善了江西诗派的宗法关系。由此, 在创作实践中, 江西诗派成为有宋一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 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 余波还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这是江西诗派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和扩展。

清代桐城派从时间上看, 该派先驱者戴名世 (1653-1713) 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其后方苞 (1668-1749) 、刘大櫆 (1698-1779) 开门立派至乾隆之时, 姚鼐 (1731-1815) 将桐城派发扬光大, 此延续至嘉庆末年;姚鼐之后还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大弟子”活动于嘉庆道光年间;清末还有曾国藩、吴汝纶等代表人物, 整体而言, 桐城派的发展轨迹贯穿清二百余年, 时间跨度极大。空间维度上, 其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为安徽桐城人氏, 后姚鼐执教书院四十余年, 弟子广布, “姚门四弟子”中管同、梅曾亮为江宁上元人 (今江苏南京) , 尤其是梅曾亮, 官居京城二十余年, 传播风气, 以文会友, 把北京变为桐城派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以致湖南的吴敏树、孙鼎臣、杨彝珍, 广西的朱琦、王拯、尤启瑞等都纷纷归向桐城派;还有桐城派分支阳湖派, 阳湖在今江苏武敬, 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人物。清末的曾国藩还是湘派代表人物。桐城派由最初的乡里扩展为跨地域进而影响全国文章大派。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 第11篇

天文学和数学、农学、医学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很多成就不仅在当时处在世界前列，即使在现代，许多观测数据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有些数据更是我国所独有。相比中国古代天文学，西方天文学在16世纪以前发展较缓慢，只是在近几百年随着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才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古代天文学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有所萌芽，在中国出土的彩陶中，有不少上面已经绘有太阳和月亮的图案，代表了古人原始的天文学观念。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在夏商周三代，天文学更是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关于商代天文观测的记录。根据当地出土的甲骨，我们知道商代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同时甲骨上已经有了关于日食、月食和星辰的记载，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可考的天文学资料了。商代的历法被称为阴阳历，是迄今为止已知的较为完整的一部最早的历法。同时，商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每一个月又被分为三旬。由此可知，早在商代，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天文历法系统。战国秦汉时期百家争鸣，也是我国天文学取得巨大进展的一个辉煌时期。战国时编著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西汉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天文观测的仪器，并在天文学理论方面提出了“浑天说”。隋唐时期，我国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线长度实测。宋元时期我国创制了《授时历》，并制作了简仪等新的天文观测仪器。明清时期我国天文学处于衰落阶段，西方天文学兴起，这一时期主要是翻译国外天文学著作。

在我国古代天文学研究中，星象观测一直是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正史中有专门记载天文资料的部分叫做天文志，其中就包括星象观测的方法、观测的仪器和星象观测的记录。在星象观测中，天文仪器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天文仪器种类繁多，各个功用也不相同，主要有用来计时的工具、用来观测星象的工具、用来制定历法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有圭表、浑仪和简仪等。

除此以外，古代中国人还设计了地平经纬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等许多仪器进行天文观测。在我国天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天文仪器的不断革新，极大地推动了天文观测的发展，也为我国天文学历法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我国古代天文历法起源得非常早，从最早的成文历法《四分历》开始，后又经多次历法改革，其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据统计，我国从古至今使用过的历法有一百多种，不管有多少种历法，都可以分别归到阴历、阳历、阴阳合历三大系统当中。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计算基础的；阴历则以月亮绕地球的公转周期为计算的基础；阴阳合历是调和太阳、地球、月亮的运转周期制定的历法。其中，《太初历》是中国有完整资料的第一部传世历法，与《四分历》相比，其进步之处主要表现在以正月为岁首，将我国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分配于十二个月中，并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从而使月份与季节配合得更合理；同时行星的会合周期测得也较准确。到东汉末年，刘洪制定了《乾象历》，第一次将月球运行有快慢变化引入历法。在天文历法方面，有三位科学家做出过非常杰出的贡献，他们是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他们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法的改革和发展。

在祖冲之以前，人们使用的历法是天文学家何承天编制的《元嘉历》。祖冲之通过自己多年的观测，发现了《元嘉历》中存在的许多错误，并编制了新的《大明历》。在新历法中，他首次将岁差引进到历法中，区分出了回归年和恒星年，并且通过多年的观测，得出了木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僧一行修订的《大衍历》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历法，它继承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优点和长处，对不足之处和缺点作了修正，因此，取得了巨大成就。它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太阳在黄道上运动的速度和变化规律。此外，僧一行还组织在全国13个点的天文测量，并在观测的数据中得到了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约合131.3千米)的结论，这个数据在当时世界上是非常领先的。郭守敬的主要贡献也是在历法编著方面，他编著了中国一部很精良的历法《授时历》，为了编撰这部历法，他分析研究了以前的几十部立法，并设计和建造了许多新的天文仪器。

在天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人民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两汉时期，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进而又有人提出了“宣夜说”，认为天没有固定的边际，无边无际，模糊地提出了宇宙的无限性。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中，曾为“宣夜说”专设一节，盛赞这种宇宙模型，认为这种宇宙观非常进步，与同时期的希腊任何学说相比都毫不逊色。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宣夜说”并不是一种正确的宇宙模型，而且对古代中国产生的作用也远没有“浑天说”大。在我国古籍《周髀算经》中，古代中国人还建立了“盖天说”的宇宙模型。这种模型提出了大地与天相距80,000里；大地中央有高大的柱形物；日月星辰在天上环绕北极作平面圆周运动等9个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宇宙模型与古代印度的宇宙模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中国古代，人们为了弄清楚人与宇宙的关系，还提出了各种假说，每种假说都不乏支持者。从公元前100年开始直到唐代，人们为了探究宇宙奥秘，围绕这些假说进行了持续的争论，其中有不少我们所熟悉的古代科学家为自己支持的观点著书立说。同时，人们还探讨了日食，月食，太阳和地球的距离等很多问题。如我们熟知的“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其中就表达了古代人对太阳与地球关系的思考。由于“浑天说”不能很好地解释月食的现象，所以历代很多天文学家都去努力思考，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猜想，其中以张衡在《灵宪》和朱熹在《朱子全书》中的猜想最具代表性。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与星象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形成了中国古代很具特色的占星学。占星学在古代的主要功能是昭示天命及其变化，为当权者的统治提供理论基础。天命如果有所改变，就会通过天象昭示天下。所以古代帝王非常重视天象的变化，尧帝“历象日月，敬授人时”(《尚书·尧典》)，舜帝“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舜典》)都被作为重大事件记录在册。

中国古代天文学不仅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如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金牛座蟹状星云被天体物理学家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痕迹，而在我国古籍中已经找到了关于这次爆发详细的记载。我国古代文献中保留了大量世界独有的天文记录，但是在20世纪以前，对我国古代天文学资料的研究并不充分。

对于中国古代天文资料的研究，早期主要由一批海外归来的学者进行，他们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创办了许多介绍中外天文学的期刊，使中国天文学资料的研究逐步专业化，并形成了天文史学这一新的研究学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文史学的研究终于走上正轨，出现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天文史学家，他们著书立说，考证许多中国古人杰出的天文学贡献，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如此辉煌的天文学成就。

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第12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 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 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 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 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 即教师讲授, 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 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 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 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 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

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 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 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 增强人文素质, 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 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 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 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 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 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 (或辩论) 式、教师 (或学生) 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 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 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 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 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 分小组做了幻灯片, 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 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 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 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

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 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 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 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 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 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 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 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 要非常熟悉史料, 以致烂熟于心, 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 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 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 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 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 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 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 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 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 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 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 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 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 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 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 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 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 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 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 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 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

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 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 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 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 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 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 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 在宽松的气氛中, 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 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 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 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 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 教师可适度引导, 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 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 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 可留下存疑, 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 199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