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溢出范文

投资溢出范文（精选8篇）

投资溢出 第1篇

1 文献综述

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现开始,国际技术溢出便成为了众学者关注的焦点。由于OFDI发展比FDI起步的晚,所以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更侧重于探索从FDI途径溢出的国际技术而非从OFDI途径获得的技术。直到技术获取型OFDI理论的出现,O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开始被众学者关注、研究。技术溢出最开始由Dougall于1960年提出,他认为贸易和对外投资可以带来技术溢出。Jaffe等[1]指出企业能够利用对那些技术先进国家(地区)的投资来直接或间接地获得技术。Fosfuri等[2]认为对在地理位置邻近的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进行OFDI,能够获得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

实证研究方面,Kogut等[3]是最先采用模型方法来验证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发现日本对美国的OFDI主要分布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证实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Coe等[4]首次采用国际R&D溢出模型(CH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测算了22个国家从进口贸易中获得的国外R&D资本存量,发现国外R&D存量变量的系数大约是12%,说明了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进口贸易来获得国际技术溢出以促进本国的技术发展。Van Pottelsberghe等[5]沿用了CH模型,构建了LP模型,将对OFDI作为技术溢出的一种途径引入到该回归方程中,选取美国、日本和欧盟11个国家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投资母国从进口贸易、FDI以及OF-DI渠道获得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进口贸易、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都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而FDI对一国的技术进步却没有产生积极影响。CH和LP模型为后人进行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夯实了基础,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是在这两个模型的框架上进行的。Head等[6]研究了日本跨国公司离岸生产对国内技术强度的影响,他们利用日本1 070家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考察了OFDI对投资母国技术进步的不同影响,发现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会带来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Driffield等[7]采取广义矩估计的研究方法,用英国制造业1984—1992年的数据对英国FDI流入和流出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OFDI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Pradhan等[8]的研究证实了印度汽车产业的OFDI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研究结论,比如在Bitzer等[9]的研究中,他们选取了17个OECD国家1973—2000年产业数据作为回归样本,发现并不是所有国家的OFDI都能产生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几个国家还出现了负的溢出效应。

和国外的研究相比,我国关于OFDI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这方面的研究发展的比较延缓,早先我国学者的研究是集中在技术溢出的机理分析和综述上,后来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赵伟等[10]综观前人的研究阐述了OFDI作用于国内技术进步的4个机制,并且按中国对外投资的3种国家类型归纳出了中国对不同类型国家投资时的不同机制,通过构建模型对中国OFDI和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检验,认为我国外向FDI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邹玉娟等[11]用索罗余值法计算了中国1986—200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用计量模型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两者之间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对彼此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力度比较弱。王英等[12]沿用了CH和LP的思路,假设在开放的经济系统中存在4种技术溢出渠道,通过实证方法比较了这四种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发现OFDI对技术进步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李梅等[13]利用我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测算各省历年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拆分指数,采用GMM方法将我国29个省份划分为中、东、西3个地区,探究了这几个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不同地区的溢出效应具有较大的差异,进一步得出吸收能力是影响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关键因素,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发现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门槛特征,当地区的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经济发展等指标没有达到门槛值时,对外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就不会出现。

和从国别角度或省际层面去研究的文献相比,从我国行业层面、产业层面出发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就略显单薄,少有的关于行业、产业层面的实证研究主要也是采用时间序列进行的,而且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以及数据统计的原因,基于行业、产业层面的研究选择的时间序列的样本时间较短。欧阳艳艳等[14]利用数据包络法计算了我国9个行业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数,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3个指数和各行业从对外投资中得到的的国外研发溢出的进行了关联度分析,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行业差异,第二产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作用比较明显。董菁[15]利用1991—2010年的时间序列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和服务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2 实证分析

2.1 行业选择和时间跨度说明

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民经济行业种类,结合近年来我国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和研发投入大小,剔除掉数据不可得的一部分行业,本文选取了9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的截面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包含了采矿业I(1),制造业I(2),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I(3),建筑业I(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I(5),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I(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I(7),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I(8),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I(9)。由于我国的对外投资是从2003年开始统计的,而这一年的行业增加值数据缺失,因此本文的样本数据的时间范围确定为2004—2013年之间。

2.2 计量模型

研究所需的计量模型是以1995年Coe和Helpman提出的国际R&D溢出回归模型为基础建立的,CH模型表达如下:

其中:Fi为投资母国历年全要素生产率,Sid是第i年国内R&D资本存量,Sif则代表了投资母国历年从进口贸易渠道中得到的国外R&D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L-P(2001)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溢出渠道的思路,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t是年份,k表示行业,TFPk,t为行业k在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SDk,t表示国内各行业研发资本存量,SFOk,t表示各行业历年从OFDI途径中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α、β分别是国内研发存量和国外研发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εk,t表示残差项。若β>0,则说明OFDI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且β值越大,作用力度就越大。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1)全要素生产率TFPk,t。本文采用非参数分析方法计算出各行业的Malmquist指数,然后再进一步转换得出2004—2013年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的优点在于:(1)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假设,只需要知道投入和产出指标就可以测算;(2)能够将TFP进行拆分,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拆分成技术效率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率的变化,探索技术水平提高或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选择以各行业的行业增加值Y来表示产出,以2004年作为不变价格,利用我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对其进行了平减。测算TFP值时投入指标采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知识投入来衡量,其中,资本投入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K表示,以2004年为不变价格,用我国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各行业的从业人数L表示劳动投入,以上数据均可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获得;知识投入用各行业的国内研发支出R&D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2004年为不变价格,用研发支出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参考李小平等[16]的研发支出平减指数,用当年消费物价和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来表示,权重分别为0.55和0.45。

(2)国内各行业R&D资本存量SDk,t。首先需要计算出基期各行业的研发资本存量SDk,2004,基期选定为2004年,按照以下公式计算:SDk,2004=RDk,2004/(gk+δ)RDk,2004为2004年k行业实际R&D支出,gk代表各行业2004—2013年R&D支出的算数平均增长率,δ为研发资本的折旧率,取5%。得出基期的研发资本存量后,剩下各年的研发资本存量SDk,t使用“账面盘存法”续依次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Dk,t是用研发支出平减指数折算成以2004年为不变价格折算的实际研发支出,δ仍取5%。

(3)国外R&D资本存量SFOk,t。本文采用以下公式计算我国各行业从OFDI中得到的国外R&D资本存量:

OFDIk,t是k行业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获得。计算各行业的国外R&D存量之前,首先需要根据L-P(2001)的方法得出我国历年总的国外R&D资本存量SFOt,算法为

其中:SDj,t是我国历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目标国j国的R&D资本存量,OFDIj,t是我国历年对j国的直接投资存量,Yj,t是目标国j国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了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以2004年为基期,用消费价格指数对OFDIj,t进行了平减,用GDP平减指数对Yj,t进行了折算。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额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上获得,目标国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则从世界银行数据库获取。考虑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大小以及各国研发投入的实际情况,剔除掉数据缺失的国家,本文确定了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10个国家作为样本。

SDj,t的算法和计算国内R&D存量的方法相似。首先在世界银行上找出j国R&D与GDP的占比,根据各国的GDP估算出各自国内研发经费支出;接着把2004年作为基期用各国的CPI指数对研发经费支出进行折算,国外CPI指数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最后,采用计算国内R&D存量的算法计算各国基期的R&D存量,余下各年的研发资本存量同样用“账面盘存法”依次计算即可。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利用Deap2.1软件,计算得到2004—2013年间各行业的Malmquist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说明了我国9个行业2004—2013年的Malmquist值。从表中发现大多数行业的Malmqust指数的均值是大于1的,整体而言,这些行业呈现出较为平稳的增长趋势。其中采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Malmquist值增长较快,建筑业的Malmqust指数均值小于1,说明该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对Malmquist指数进行相应地变换,即可得到各行业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假设2004年的TFP均为1,用2004年的TFP乘以2005年的Malmquist值则可得到2005年的TFP,后面各年的TFP按此方法依次算出,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行业角度分析,发现2004—2013年期间这9个行业的技术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采矿业的技术进步最为明显。从产业角度比较,可以发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及技术进步均值水平相差不大,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略高于第三产业。在获得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研究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技术进步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是推动技术进步还是抑制技术进步。

3.2 单位根检验及模型回归结果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ln TFP、ln SD和ln SFO都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在所有变量通过单位根检验显示平稳后,接下来要选择合适的回归模型进行估计。面板数据通常有3种估计方法: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利用协方差检验方法计算F2统计量,发现拒绝是混合模型的假设,表明存在显著的个体效应。接下来借助Eviews6.0软件里的豪斯曼检验法来判断是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结果显示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如表4所示。确定模型的估计方法后,用Eviews6.0对2004—2013年的ln TFP、ln SD、ln SFO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注:表中列出的均为检验统计值所对应的P值,***表示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3个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F值所对应的P值都是0,表示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从模型各变量的回归参数结果来看,发现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回归参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全国整体效果而言,我国OFDI并没有对技术进步带来推动作用。

从分产业角度来看,我国不同产业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第二产业从OFDI中得到的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存在促进作用,但作用力度不强,国外研发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够促进第二产业技术进步0.533 15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ln SFO前的参数系数显示为负值,这表明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带来技术溢出,反而可能对技术进步有阻碍作用。

4 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2004—2013年国内行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以下结论。

通过计算各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各行业历年的TFP值有着较大差异,除了建筑业的TFP有下降趋势,总体而言是较为平稳的上升趋势,表明了近几年我国各行业的技术取得了一定进步。

从模型回归的结果来看,国内研发投入能够显著影响我国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积极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整体而言我国OFDI并没有推动技术进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一方面,OFDI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传导过程较缓慢,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对外投资规模不成熟,短时间内O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还不能够显现出来。(2)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国内投资减少,存在“挤出效应”,不利于本土企业的学习,从而不利于国内技术进步。(3)目前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差,对国外技术处于模仿学习阶段,同时由于国外对本国技术的保护、国内企业对先进技术吸收能力还不够强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出较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其中第二产业的OFDI对技术进步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但效果并不明显,作用力度比较小,而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甚至为国内技术进步带来了负面影响。国际经验表示制造业能够带来大量的技术外部性,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来看,采矿业、制造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重点领域,但相较对第三产业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流向第二产业的投资规模显然不够。虽然截至2013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很大程度集中在第三产业,但从第三产业的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来看,说明想要获得积极显著的逆向技术效应来推动技术进步,仅依赖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是不够的。虽然第三产业的对外投资规模巨大,但目前我国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且行业集中度高,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不高的租赁和商务业等行业,而对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高技术含量的行业投资力度薄弱。这种对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产业结构阻碍了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根据上述结论,基于我国实际情况,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启示:国内研发投入对我国技术进步作用明显,我国应该大力发展自主研发能力,增加对科技的投入;政府要大力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尤其是技术寻求型的OFDI,给予相关优惠和补贴,扩大我国OFDI的投资规模;国内企业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提高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更好地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技术投入到生产中;优化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企业应将对外投资集中到有良好技术溢出效应发展空间的高新技术行业和国外研发存量比较丰富的行业中去。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中,这与传统的投资理论相违背,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这条国际技术溢出渠道。面对迅速增加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中国作为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研究以2004—2013年我国行业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用DEA方法测算了9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来代表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水平,运用Eviews面板回归模型对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业差异明显,通过进一步分析造成该差异的原因,对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投资溢出 第2篇

一、外资成为推动老挝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

外资增加了老挝投资资金的来源, 拉动了国内投资需求, 直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外资对老挝经济增长的贡献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 增加资本要素, 促进经济增长。

2005年老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GDP的比重为30.8%, 2006年为32%, 2007年为31.3%。外资占老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1993年为32.1%, 2007年为59%。外资的增加, 提高了投资总量, 弥补了老挝建设资金的不足, 促进了老挝的经济增长。

2. 拉动出口增长。

外资企业出口已占老挝出口的半壁江山。外资企业在2005年出口金额为3.313亿美元, 2007年达到3.59亿美元, 外资企业出口占全国总出口的比例从1993年的27.5%增加到2007年年中的54.83%。出口的增长推动了老挝经济的发展和工业企业的进程。

3. 推进外汇储备增长。

2006年外商在老挝的银行结售汇顺差值408万美元, 占老挝的银行结售汇顺差值的72.7%, 是同期老挝外汇储备增加值的63.1%。在经济发展进程中, 随着老挝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 外资对老挝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还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外资促进老挝经济结构调整, 有助于推进经济发展进程

外资在直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 还通过调整老挝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贸易结构, 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的健康发展。

1. 产业结构调整。

老挝利用外资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而85%以上的外资都投资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促进了老挝的产业结构调整。外国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大量投资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管理、信息等要素的共同作用, 使老挝的制造业水平在量上和质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利用外资还增强了国内的竞争强度, 有利于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而推进了经济发展进程。

2. 就业结构调整。

老挝的二元结构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来解决, 外资在促进老挝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非农产业就业机会, 促进了就业结构的改善。2007年年底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员超过1760人, 占老挝全社会劳动人口的比重约2.5%。

3. 贸易结构改善。

外资企业中相当部分“两头在外”, 即材料和主要零部件进口, 产品主要销往国外, 因此, 外资企业的发展带动了老挝加工贸易的大量增加, 迅速提高了老挝的进出口贸易额。2007年外资在老挝出口总额中已超过50%, 外资企业对老挝出口的快速增加和结构的改善起着主导作用, 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相当大程度上来自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在全国服装产品出口中的比重2005年为40.87%, 2007年达到50.14%。电力出口中占比重2005年为57%, 2007年达到63%。

4.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1988年以来, 老挝对外开放的战略是“先南到北”, 让基础条件好的地区享有包括引进外资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 迅速实现经济增长。但是歧视性的外资区域政策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利用外资的差距造成地区间经济差距拉得过大, 这种状况也对技术溢出造成障碍。近年来国家开始调整外资政策, 引导外资向中、北部投资, 取得了一些成效。

三、外资对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积极影响

到2007年年底老挝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不过20亿多美元, 利用外资规模并不大, 但是外资的作用不仅为老挝社会经济提供了资金, 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市场经济经营理念以及人力资源的提升, 有助于消除老挝经济进步过程中的技术约束。改革开放后, 外资的流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利用外资与技术贸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与利用外资有关的合作生产、合资技术许可、合资技术入股和独资技术许可等占技术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二是外国直接投资通过设备投资和技术转移直接促进老挝技术进步。外资对老挝技术进步的作用是显著的。技术进步是工业化的源动力, 它的发展将有力地推动老挝经济的步伐。

四、结论与展望

通过以上分析, 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增加了老挝的资本要素、拉动出口增长、推动外汇储备, 即促进老挝经济增长。外资在直接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 还通过调整老挝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贸易结构, 间接促进了老挝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 老挝政府将采取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参与老挝开发和开放, 尽快加入世贸组织和与国际经济接轨等必要举措。预计2009年老挝仍将保持8%左右的较高经济增长率, 特别是随着矿业和能源勘探市场的逐步开放, 一批大型矿山、水电站和基础设施项目进入实施阶段, 外国投资将大幅上升, 由此拉动老挝经济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老挝国家统计中心.老挝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 (年鉴) .1975～2005年卷

[2].老挝国家统计中心.老挝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 (年鉴) .2006～2007年 (各卷)

[3].王飞.国际直接投对我国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J].科技和产业, 2003 (3)

[4].世界银行老挝办公处.老挝经济现状.万象:国家出版社, 2007

[5].云鹤.老挝:2007-2008年回顾与展望[J].东南亚纵横, 2008 (1)

投资溢出 第3篇

关键词:网络外部性;投资溢出;研发

一、 引言

本文建立网络外部性下基于投资溢出的研发博弈模型,分别对单个企业研发和两企业同时研发时的企业研发行为进行研究,找出不同条件下的企业最优研发投资策略,并分析网络外部性,产品兼容性以及投资溢出等对企业研发策略影响。为企业研发策略以及政府相关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二、 问题描述

三、 模型建立

企业1和企业2在产品市场和研发活动上进行的是两阶段博弈。第一阶段为研发博弈,企业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决定研发水平和兼容性选择。第二阶段为产品博弈,企业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决定产品价格。本文将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企业在两阶段均衡策略。

1. 研发前。研发前,企业i的利润为:

3. 两个企业同时研发。当两个企业都进行研发时,企业 的利润为:

四、 均衡解分析

1. 单个企业研发。通过对单个企业研发时的均衡解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如下。

结论1 单个企业研发时,选择研发的企业将会进行研发投入,而仅当5r2A2-9N>0时,另一个企业不进行研发投入,否则该企业也将进行研发投入。

证明:对比(4)式和(9)式可知,通过研发投入,企业1的利润得到了增长,因此企业1将进行研发投入。而当 5r2A2-9N>0时,企业2在企业1研发前后的利润差为正,因此,企业2将不进行研发投入;反之,利润差为负,企业2将被逼进行研发投入。结论1证毕。

结论1表明,当只有单个企业进行研发时,选择研发的企业将因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可以降低产品售价,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因此,企业将进行研发投入。而不进行研发投如的企业虽可以因溢出效应的存在而降低少许生产成本,但却往往因溢出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等的综合影响使得其利润反而降低了,这时,企业则将被逼进行研发投入。由条件5r2A2-9N>0可以看出,研发效率 越大,非研发企业越不会进行研发投入,这主要是因为研发效率r越高,非研发企业因溢出效应而降低的生产成本越多,所以就越不会进行研发投入;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单位其他成本 越大,非研发企业越可能被逼进行研发投入,这主要是由于消费者的其他成本上升会导致消费者更加看重产品价格,增加价格竞争强度,因此企业就越有能进行研发来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售价。

结论2 单个企业研发时,两个企业都倾向于高兼容性。

证明:求企业1的均衡利润对兼容性的一阶偏导可得,?坠?仔1*/?坠?茁>0,由此可知,企业1的均衡利润随兼容性的增加而上升,因此,研发企业倾向于高兼容性。由结论1中的条件5r2A2-9N>0可以看出,?茁越大,非研发企业的利润增长额越大,因此越倾向于兼容性。由此可知,单个企业研发时,两个企业都倾向于高兼容性。结论2证毕。

结论2表明,随着兼容性的增加,市场份额在企业间竞争中的地位降低,因此,企业就不必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进行过度价格竞争,从而提高了研发企业的均衡价格和利润。

结论3 单个企业研发时,网络外部性会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而兼容性和溢出效应则会降低企业研发投入。

证明:由?坠x1*/?坠?琢>0可知,随着网络外部性的增强,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由?坠x1*/?坠?茁<0,?坠x1*/?坠?酌<0可知,随着兼容性或溢出效应的增强,企业则会降低研发投入。因此,单个企业研发时,网络外部性会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而兼容性和溢出效应则会降低企业研发投入。结论3证毕。

结论3表明,网络外部性越强,产品市场份额对消费者产品的选择和企业利润的影响越大。若能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就可以更多的降低产品售价,从而提高产品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而产品市场份额的增加又会通过网络外部性产生产品价格、市场份额和消费者效用间的正反馈效应,提高消费者的网络效用和净效用,以进一步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甚至获得市场垄断地位,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随着网络外部性的增强,研发企业就会不断提高其研发投入。而兼容性则会提高研发企业市场份额带给非研发企业消费者的效用,提高非研发企业更多的收益,于是降低了市场份额在企业间竞争中的地位,以及企业间的竞争强度,从而削弱了研发企业通过研发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产品市场份额的动力。因此,随着兼容性的提高,研发企业就会降低其研发投入。随着溢出效应的增加,研发企业的研发投入带给非研发企业的收益更大,同时给研发企业带来相应的损失也更大,这就削弱了研发企业的研发动力,降低了其研发投入。因此,随着投资溢出效应的提高,研发企业就会降低其研发投入。

2. 两个企业同时研发。通过对单个企业研发时的均衡解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如下。

证明:对比(4)式和(14)式(即研发前后的企业利润)可知,若企业同时进行研发投入,其利润将下降,因此,当两个企业选择同时研发时,企业将不会自愿进行研发投资。但是,由结论1可知,当5r2A2-9N>0时,研发企业的利润将因研发投入而增加,而非研发企业的利润则会降低,因此,双方陷入了“囚徒困境”,即双方都希望只有自己进行研发,而对方不进行研发,而最终结果是双方被迫进行研发。由此可知,当两个企业选择同时研发时,双方均不会自愿进行研发投资,但是,当5r2A2-9N>0时,双方则会被迫进行研发投资。结论4证毕。

结论4表明,由于研发前两个企业就已经占领了整个产品市场,因此若同时进行研发,双方都不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售价来提高市场份额,那么,进行研发就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必然降低企业利润,企业就不会自愿进行研发投资。但是,某些环境下,若两个企业无法就均不进行研发达成可执行的协议,形成可置信的威胁,促使双方严格执行协议,则双方就会陷入“囚徒困境”,必然都会为了增加自身利润而打破双方均不研发的均衡进行研发。结合结论1和结论2的分析,若政府想促使企业进行研发,则应该设法提高研发溢出效应,并提高产品的网络外部性,降低兼容性,从而提高市场份额在双方竞争中的地位,增强产品市场的竞争强度。

结论5 当两个企业同时研发时,双方均倾向于高兼容性,高溢出效应,以及低网络外部性。

证明:由?坠?仔i*/?坠?茁>0,?坠?仔i*/?坠?酌>0,以及?坠?仔i*/?坠?琢<0,i=1,2,可知双方的均衡利润随兼容性和溢出效应的提高而增加,而随着网络外部性的提高而降低。因此,当两个企业同时研发时,双方均倾向于高兼容性、高溢出效应,以及低网络外部性。结论5证毕。

结论5表明高兼容性和低网络外部性会降低市场竞争强度,高溢出效应会使企业无偿获得更多研发投入,因此,高兼容性,高溢出效应,以及低网络外部性会提高企业利润,企业就会更倾向于高兼容性,高溢出效应和低网络外部性。

结论6 当两个企业同时研发时,企业研发投入随溢出效应的增加而减少,而与网络外部性和兼容性无关。

证明:由?坠xi*/?坠?酌<0,i=1,2,可知企业研发投入随溢出效应的增加而减少。由(11)式则可知,企业研发投入与网络外部性和兼容性无关。因此,当两个企业同时研发时,企业研发投入随溢出效应的增加而减少,而与网络外部性和兼容性无关。结论6证毕。

结论6表明,溢出效应越大,企业从对方的研发投入中额外增加的研发投入就越大,这时,高溢出效应所产生的负效应就越明显,会从两个方面导致企业减少研发投入。首先,企业从降低溢出效应带给竞争对手利益的角度出发减少自己的研发投入;其次,高溢出效应提高了竞争对手的研发投入给企业带来的额外研发投资,企业从降低成本的角度出发也会减少研发投入。因此,溢出效应越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就越低。

结论7当两个企业同时研发时,产品价格会随兼容性和溢出效应的增加而提高,而随网络外部性的增加而降低。

证明:由?坠Pi*/?坠?茁>0,?坠Pi*/?坠?酌<0,以及 ?坠Pi*/?坠?琢<0,i=1,2,可知产品价格会随兼容性和溢出效应的增加而提高,而随网络外部性的增加而降低。结论7证毕。

结论7表明,随着兼容性的增加或网络外部性的降低,市场份额在企业竞争中的地位下降,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强度减弱,企业就不必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而展开过度价格竞争,因此,企业就会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增加利润。而随着溢出效应的增加,企业会减少其研发投入,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幅度也会缩小,因此,企业的产品价格就会提高。

五、 结论

本文建立了网络外部性下基于投资溢出的研发博弈模型,分别对单个企业研发和两企业同时研发时的企业研发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网络外部性,产品兼容性以及投资溢出等对企业利润和研发投资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个企业研发时,研发企业的利润一定会得到增加,而非研发企业则可能会被降低;单个企业研发时,网络外部性会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而兼容性和溢出效应则会降低企业研发投入;两个企业同时研发时,双方将不会自愿进行研发,但会因陷入“囚徒困境”而被迫进行研发;两个企业同时研发时,企业研发投入随溢出效应的增加而减少,而与网络外部性和兼容性无关。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改变企业的竞争环境,如提高产品的网络外部性,降低产品兼容性等,使得企业陷入“囚徒困境”博弈中,以此促使企业进行研发投入。

参考文献:

1. Kristianen E.G. R&D in markets with network externa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96,14(6):769-784.

2. Kim J. Y. Product compati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 rnal,2000,14(3):87-100.

3. Saaskilahti P. R&D strategy and network compatibility.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 echnology,2006,15(8):711-733.

4. 李克克,陈宏.具有不对称网络规模的寡头市场条件下企业的R&D动机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07,21(1):88-109.

5. 幸昆仑,文守逊,黄克.网络外部性和溢出条件下企业R&D行为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8,28(8):226-228,231.

6. 汤建影,黄瑞华.研发联盟企业间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预测,2005,24(5):20-25,43.

7. Kalaignanam K., Shankar V., Varadarajan R. Asymmetric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lliances: Win-Win or Win-Lose Partnerships. Management Science,2007,53(3):357-374.

8. Ge Z.H., Hu Q.Y. Collaboration in R&D activities: Firm-specific decisions. European Jo- 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8,185(2,1):864- 88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8AJY028);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8-0609)。

作者简介:赵世海,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幸昆仑,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投资溢出 第4篇

1 文献综述

1.1 发达国家

Chang和kogut (1991) 基于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的日本企业利用合资的形式在美国直接投资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现象的观察、研究, 首次提出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他们认为日本向美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美国先进的技术与生产管理经验。同时也有研究表明, 日本对美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幅提高了该类公司的技术水平, 同时通过技术从美国回流到日本国内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整体的技术水平的上升 (Branstetter, 2000) 。在之后的研究中, 学者们也发现国外对国内的技术正外部性是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必要因素。Love和Driffield (2003) 两位学者以英国为例, 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确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存在, 而且会受到同一产业在空间上集聚的影响。

1.2 发展中国家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入研究过程中学者们逐渐发现,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 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国内技术水平 (Kumar, 1998;Motta, 2005) 。同时有学者指出, 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 促使本国企业在空间上向国外同类产业企业集聚, 以试图通过地理位置的优势, 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学习、吸收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达到技术逆向溢出的结果 (张岩贵, 2003) 。技术在空间上集聚的企业之间的扩散、学习是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因此, 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抢占市场, 也是为了学习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技术, 并将其转移回母国。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已经通过实证检验被证明了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 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白洁, 2009) 。

1.3 小结

就对国内外文献的相关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海外市场的目的之外, 在特定的单项投资中还具有去学习、吸收东道国的先进技术, 并将其反馈回母国, 从而达到本国技术进步的目的。同时, 前人的大量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确是存在的。学术界达成了以下几项理论共识。首先, 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中, 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寻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利用技术扩散效应来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 从而促进自身和母国技术的进步。其次,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打破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垄断的重要手段, 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来获取相对成熟的技术。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研究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技术的重要逆向溢出作用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2 因素分析

根据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方式, 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 母国企业主动积极地进行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 在母国跨国企业在扩大国际市场的过程中, 通过国际间的产业转移和国内的产业配套分别进行了了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与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前者更为主动积极, 后者更多的是在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最大化内生而成的改变母国公司内部分工, 但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母国企业的技术进步, 通过裙带效应最终促进整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2.1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可以看出, 通过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比重可以观察其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其次再考察其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技术水平的一个有效指标, 因此最后我们可以对比不同年度我国全要素增长率的变化来检查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根据近期发布的2013年度我国对外投资公报, 2013年我国对外投资的在不同地区的增长率如表1所示。

从表中数据可见,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新兴市场发展较快, 在经济、技术相对发达的地区增长较慢, 甚至有所下降。除此之外, 图1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行业的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分布也相对较少。从以上图表的分析可以发现, 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地区上在拉美, 亚洲等新兴市场发展较快, 在发达国家的发展相对缓慢。在行业上, 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前两个层次, 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比相对较少。

可以看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技术获取型为导向的占比小, 虽然研究表明技术获取性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对我国技术发展有积极作用, 但对技术进步的贡献还较小。但目前对我国技术进步所做的贡献还比较小。首先, 虽然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的增速较快而且总量绝对规模也逐年递增, 但总的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 其在我国投资总量的比重中仍然只是一小部分。同时, 就资金的流向来说,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的是流向其他资金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 而非技术更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其次,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不成熟, 相关经验累积较少, 同时跨国的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较少, 学习、吸收和转化技术的能力不足。即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较大, 能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际内化的技术进步仍然较少。

2.2 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

从市场导向性对外直接投资定义可以看出, 国际间产业转移可以改变母公司内部分工和相关科研投入, 从内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而就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贸易发展阶段来说, 我们更多的还处于产业转移的流入地, 但随着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国家也一直鼓励“引进来, 走出去”, 我国也在尝试利用我们的局部比较优势向周边低收入国家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我国企业内部机构升级, 技术密集度的提高有积极作用。表2是国际统计局公布的我国2013年R&D在不同行业的投入情况。

通过对比, 便有了惊人的发现:在表2中R&D投入强度较高的行业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很高的行业,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有重要作用。

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实现我国技术的长期、持续地进步, 肯定不能仅仅依靠于从国外学习、吸收这一途径。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和阻碍, 我们并不能够获取到所有我们需要的技术, 即使能够获取也不能保证是最先进的, 因此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 通过向更低收入的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而改变了国内产业布局, 提高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 从而促进了国内技术水平的进步。

3 结语

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通常有两个: (1) 在逆向技术外溢效应下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2) 以市场为导向下水平型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前者是通过在海外投资或设立研发机构学习、吸收和转化国外先进的技术。后者是通过在垂直方向上的国际间产业专业和水平方向上的国内配套产业升级来改变公司内部分工, 从而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虽然就目前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贡献率相对不足, 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也相对较小, 但我们需要看到这些现状是由一系列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共同造成的。无论是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市场导向性对外直接投资都已经被证明对我国有技术进步有逆向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要坚定自己的向前的脚步不要停止。

参考文献

[1]黄先海, 张云帆.我国外贸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05 (01) .

[2]孙春媛.中国逆向FDI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07 (04) .

[3]王锦珍.我国对外投资的经验、问题及对策建议[J].财贸经济, 2004 (4) .

[4]商务部课题研究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公司调查问卷》分析报告[J].国际贸易, 2006 (7) .

[5]曾剑云.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 2007 (12) .

[6]林青, 陈湛匀.中国技术寻求型跨国投资战略: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主要国际FDI反向溢出效应模型的测度[J].财经研究, 2008 (6) .

[7]白洁.我国直接对外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07.

投资溢出 第5篇

关键词：农业技术,农业投资,两岸农业合作,溢出效应

农业是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在两岸关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投资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两岸关系还未达到完全正常化的形势下,农业投资几乎是台湾农业技术、农业资金和农业人才与祖国大陆农业生产要素直接结合的唯一途径和载体。农业是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起步较早的领域,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有台商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试探性的投资创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来祖国大陆发展创业的台资农业企业不断增多,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农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两岸农业交流从祖国大陆沿海地区拓展到中西部、北部地区,从畜牧业、种植业等向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等二、三产业延伸。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逐步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双赢的发展模式,成为两岸合作当中最活跃和重要的领域。

一、台资农业企业投资祖国大陆的现状与特征

(一)台资农业企业投资祖国大陆农业的步伐不断加快

目前,在祖国大陆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日益成为祖国大陆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9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在祖国大陆投资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有6 100多家,投资祖国大陆农业的台资达72亿美元。目前,祖国大陆16个省(区市)设有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已发展成为台湾农业资金、优良品种、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以及人才进入祖国大陆的持久、稳定的高效合作平台。目前,进入园区发展的台资农业企业已达5 000多家,占在祖国大陆台资农业企业总数的82%左右,实际利用台资58亿美元,占台资投资祖国大陆农业实际金额的81%左右[1],来祖国大陆投资的台资农业企业普遍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优化祖国大陆农业生产结构、建设现代农业做出了贡献。

(二)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波动较大,与非农投资相比占比较低

根据表1统计数据,1991—2009年,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金额并非持续增加,而是呈现出较强的增减变动。台湾对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金额在绝对值上并没有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而是有明显的波动起伏,表现出农业投资受两岸关系等不确定性外部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从总体投资规模来看,1991—2008年,台湾对祖国大陆涉农行业的投资总量显著低于对非农行业的投资。台湾对祖国大陆的非农各业投资项目共计32 366件,投资金额715.87亿美元;同期台湾对祖国大陆四类涉农行业(1)的投资项目共4 815件,投资总额为39.74亿美元[2]。原因之一是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工业为少,大大降低了其总投资规模。因此,从数据对比反映出,台湾对祖国大陆的直接投资中农业投资所占比重很低。

(三)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台资农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在祖国大陆投资的非农行业的单件项目平均投资规模远大于涉农行业(见表2)。从1991—2008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涉农行业的单件项目平均投资金额为83万美元,约为非农行业单件项目平均投资额221万美元的1/3。而在涉农行业投资中,对祖国大陆的农林牧副渔业的投资总量又显著低于对其他涉农行业的投资。据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的统计,2009年祖国大陆吸收的台资农林牧渔业直接投资平均规模为48.37万美元,农产品加工业的平均规模为104.81万美元。其中,纸浆、纸及纸制品制造业的项目平均规模最高,达到223.98万美元,第二是饮料制造业(147.09万美元),第三是食品制造业(100.76万美元)。另据2007年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对台湾地区从事对外投资活动的制造业者进行的抽样调查,从投资规模来看,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农业企业中,未满100人的小企业为72家(占54.5%),200人以上的为44家(占33.3%),二者合计占总数的87.8%[5]。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台资农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与农业自身特性有关。涉农行业,尤其是农林牧渔业,所需的期初投资比许多非农行业都低,相应地,其回报率也较低,因此,更加适合经济能力有限的小农灵活投入。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

单位:件、百万美元、%、万美元/件

资料来源:根据“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的数据整理计算。

(四)台资对祖国大陆农业投资的地区分布

台资农业企业对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分布并不均衡。台资农业企业对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省(市),尤其是广东省、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海南省。通过观察表3中各省份比重,可以发现台资农业企业对祖国大陆农业投资的最偏好区位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福建、江苏、上海等省市,它们占祖国大陆台商农业直接投资总额的72.18%,而整个东部地区则达到了93.21%[3]。这种区位分布与农业的地域性和对自然资源禀赋的高度依赖性(如农业需要更多的土地面积以供流转等)有关。但台湾方面发布的数据与祖国大陆的统计数据有一些出入,据福建省农业厅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福建省农业利用台资的数量和规模继续位居全国首位。2010年福建共新批台资农业项目75个,合同利用台资1.6亿美元,实际到资0.8亿美元;累计批办台资农业项目2 252个,合同利用台资29.5亿美元,实际到资16.8亿美元[4]。福建作为台资农业企业投资最早、最多的省份,是祖国大陆对台农业引进和合作的密集区。

资料来源:由台湾“投审会”《1991-2008年台湾投资年报》计算而得。

二、台资农业企业投资祖国大陆的溢出效应分析

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借投资项目的落地发展,将台湾农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祖国大陆,对本地区甚至整个祖国大陆农业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和带动作用。相对祖国大陆农业而言,台湾农业在实用技术的开发、新品种的培育和改良、农产品的加工运销以及生产经营管理方面较具优势,这些方面也正是台资农业企业投资对祖国大陆农业发展产生正外部性效果的重点。

(一)台资进入促进了祖国大陆农业经济增长

台湾地区农业发展到现阶段,面临着农业资本要素充裕、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有限、资金要素使用效率下降的困境。而祖国大陆农业的发展现状正好与台湾农业相反,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却苦于资金不足的发展约束。因此,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农业是一个双赢的合作过程,一方面台资进入祖国大陆农业大大提高了台湾农业资金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引入的台资缓解了祖国大陆农业发展资金存量不足的难题。

从表4可以看出,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的农业投资累计额呈现了平稳上升的趋势,从1991年的0.174亿美元左右一直上升到2009年的72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祖国大陆的农业总产值也实现了较平稳的增长。从1991年的8 157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60 361亿元。由于农业投资转化为效益具有周期较长、相对滞后等特点,因此无法看出台资与祖国大陆农业总产值增长之间精确的对应关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总体增长趋势中看出台资投入增加对祖国大陆农业GDP增长是具有一定贡献的。

资料来源:各年农业总产值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台资农业企业直接投资额根据“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的数据整理。

以福建省为例,据该省农业厅介绍,福建是祖国大陆最大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闽台农业合作从引进台资农业企业从事初级农产品的小规模生产开始起步,逐步向资金、品种、技术、市场、经营管理等一揽子引进转变,从种养等第一产业,向农产品加工、运销以及旅游休闲等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并已拓展到农业科教合作、农业经营管理、水土保持、渔工劳务合作等领域。学者黎元生根据统计实证分析表明,从产出弹性来看,台资农业企业直接投资实际金额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分别增长0.499%和0.487%,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0.312%;台资直接投资协议金额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分别增长0.46%和0.45%,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0.291%[6]。台资农业投资总体上对福建农业增长、农民增收和乡镇企业总产出增长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

(二)农业技术溢出效应显著

从二十多年的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历程来看,台资农业投资是台湾农业技术引进祖国大陆最主要的一条途径。台湾在品种改良方面居于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台资农业企业的投资与合作,祖国大陆在工厂化育苗技术、畜产品综合深加工、速冻保鲜、包装技术、生物防治技术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投资,带动了台湾优良品种向祖国大陆的引进和扩散。1997年1月,海峡两岸第一个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福建“永春芦柑”和“漳州香蕉”栽培技术综合改进项目正式实施。截至目前,福建省从台湾引进种植业良种累计达2 500多个。另外,台资农业企业对祖国大陆种养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产销管理方式都有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台资农业企业的项目投资,祖国大陆许多地区都引进了生物菌肥、喷灌、套袋、草生栽培等台湾农业先进实用技术,以及产销一体化、产品分级包装等先进理念,对祖国大陆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效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台资农业企业投资通过竞争效应、示范与模仿、产业关联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等四种方式,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7]。

1. 竞争效应。

随着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投资规模的扩大和投资领域的延伸,台资农业企业不仅可以发挥自身的技术、资金和国际市场营销网络优势,而且可以充分利用税收减免、土地低价等优惠政策,使其生产的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并导致祖国大陆本土化的农业企业和个体农户如生产低级产品就会受到市场威胁。为捍卫自己的市场份额,祖国大陆本土的农业企业就必须加大研发力度,加快生产技术、设备的更新升级,以增强产品的科技含量或降低产品的成本。竞争机制必然刺激祖国大陆农业技术进步。

2. 示范与模仿效应。

台资引入农业部门不仅可以获得直接收益,还可以通过示范和扩散效应使农业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从而间接地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台资农业企业带给农业部门的先进农业机械、高效杀虫剂、高质量化肥和新品种等会很快向四周扩散,个体农民在台资农业企业工作时,直接了解了产品、技术、工艺和管理方式的信息传播与扩散过程,通过观察并模仿,能够促进当地农民技术水平的提升,使当地农民在开放中学习、了解台湾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以海南省为例,农业是台资农业企业在海南的主要投资领域。截至2010年,海南省先后引进台资农业企业累计500家,实际投资约3.36亿美元。台湾九成以上优良品种成功引种海南。客观而言,海南省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台资农业企业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在台资千驹公司的带动下,短短十多年间,台湾优质芒果品种基本上取代了海南省原来的本地品种,台湾芒果栽种面积由最早的200多公顷发展到了目前的2万多公顷[8]。

3. 产业关联效应。

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投资,一方面,台资农业企业为保证农户所提供初级农产品的质量,通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通过提供技术培训、信息服务或帮助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等,提高农户的农业生产水平。因此,台资农业企业在祖国大陆投资所产生的产业关联效应的技术溢出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为顺应市场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台资农业企业的投资重点转向农产品加工业,随之带来了农产品加工、储运等技术。以福建省漳州市为例,截至目前,该市累计批办台资农业1 000多家,农业利用台资超过15亿美元,先后引进台湾农业良种1 600多种,引进台湾农业加工设备4 000多台(套),吸收先进的农业种养、加工制造、包装技术500多项,有效提升了漳州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在合作形式上,全市企业+基地、企业+农户等新型经济组织达1 474个,带动农户52.3万户,种养、收购、加工、制造、包装、运输、出口一条龙产业链向纵深推进[9]。

4. 人力资本流动效应。

台资农业企业对当地雇员和签约农户的技术培训是农业技术溢出的基础。经过经过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一旦流向其他企业或自创企业,其在台资农业企业所学到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溢。据统计,福建省漳州市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围绕漳台农业合作从事农业生产、加工和经营活动,也有不少当地农民在台资企业掌握生产、加工技术后,自主创业,提升了当地劳动力的素质。

(三)推动祖国大陆农业产业化和结构升级

当前,祖国大陆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阶段,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必由之路。台湾农业产业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即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因此,台湾在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具备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对于同样是小农经营体制的祖国大陆农业,会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早期到祖国大陆投资的许多台资农业企业,目前已成为推动祖国大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许多台资农业企业不仅带来资金、技术,同时引进了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克服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产、供、销相互脱节的弊端,加强了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内在有机联系,延伸了产业链条,提高了农产品价值,有力地推动着一个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农业企业的产业化经营水平。以福建省清流县为例,该县近年来积极引进有技术、懂市场、善经营的台资企业,特别是有实力进行深加工台资龙头企业,从而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2008年,台资企业森源兰蕙公司投资2 000万元在福建清流县建成国兰组培中心。组培中心与台湾多家农业大学合作,引进的台湾农业技术涵盖花卉研发、农作物改良等。目前,森源兰蕙公司已建成福建省最大的国兰组培中心,年产量可达300万株花苗。截至目前,清流已从台湾引进涉农企业近50家,引进红心地瓜低温膨化、水产高密度养殖等实用技术58项,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10]。

(四)带动祖国大陆外向型农业发展

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市场全面放开,农产品竞争趋向国际化。祖国大陆的农产品早先由于品质较差,直接导致了祖国大陆农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较弱。台湾已形成一套运行较顺畅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营销机制,占有的农产品国际市场较为广阔,但由于地价昂贵、劳力紧缺,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势必将资金、技术转移到海岛外谋求发展。自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农业以来,通过台资农业出口企业的兴建,不仅大规模地引进台湾资金,而且更多地引进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农业优良品种、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这有利于提高祖国大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祖国大陆出口农业的发展,提高祖国大陆农业的出口创汇能力。以福建省为例,据统计,2010年台商农业企业出口额约占福建省农产品出口额的1/3;近年来,台资农业企业从漳州海关直接出口额,占漳州农产品直接出口额的49.9%;作为台湾精细农业的代表,台湾花卉产业从技术、营销等全方面提升了漳州传统花卉产业发展水平。近几年,在台企带动下,漳州花卉出口实现年均100%的增长率;罐头、熟肉制品、水产品、果蔬制品、保鲜蔬菜、保鲜水果、花卉苗木、木制家具等8个品种出口量位居全省同类产品首位[11]。

三、结论与建议

投资溢出 第6篇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 我国已成为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FDI企业通过其溢出效应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成为了学界的热点。本文以2005年中国工业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 以分析我国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制约因素,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量化分析

2.1 已有模型举例

1974年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 并利用它对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的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进行检验, 由此拉开了这一领域“经验研究”的序幕。

被普遍采用的被解释变量是“人均劳动生产率”。这个来源于Caves教授的基本假设是, 在外资企业所占份额较多、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本地竞争有较大优势的澳大利亚的行业中, 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也较高 (Caves, 1974) 。其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LP=f (FDI, X1, X2, …)

其中, LP表示东道国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FDI表示外资的参与程度;X1, X2表示相关的其他解释变量。

2.2 数据

基于国内外文献的充分研究和已有的研究成果, 我们利用中国2005年的工业数据对中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进行经验研究。

我们利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主要涉及我国制造行业和企业。在行业层面上, 数据主要包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服装、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39个行业。

2.3 研究模型的设立

参照国际上的同类研究, 以Caves (1974) , Blomstrom (1983) 的建模方法为基础, 构造了研究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基础模型:

LPd=α0+α1FDI+α2K/L+e (1)

模型 (1) 中, 我们采用行业中内资企业人均劳动生产率 (LP) 的平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外资企业资产在东道国中所占比例作为反映FDI在行业中参与程度的解释变量 (FDI) ;此外还有反映行业中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的人均资本 (K/L) 和反映行业中内资企业劳动力质量的“国内该行业的技术员工总数占职工总数比例” (LQ) 作为另外两个解释变量。

在以上样本数据的基础上, 我们利用中国2005年的工业数据对模型 (1) 应用EViews软件进行了回归分析, 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的结果显示, 外资企业在行业中参与程度FDI系数在2003年与被解释变量人均劳动生产率LP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显然, 以上结果为我国学者的前期研究案例中增加了一个我国存在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正面案例。

潘文卿 (2003) 对我国工业部门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FDI行业内溢出效应总体看来在中国是存在的, 但是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影响有较大差距。外商投资对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溢出效应存在, 但在对工业部门产出增长的影响作用力度方面, 东部地区却小于中部地区;相反, 西部地区则由于外资的进入而抑制了内资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

那么, 影响FDI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以及它产生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来看陈涛涛 (2003) 参照Kokko (1994) 的建模形式所设立的模型 (2) 和 (3) 。

LPd=α0+α1FDI+α2+K/L+α3LQ+α4LPf+ε (2)

LPf=β0+β1K/Lf+β2Sizef+β3LPd+ε (3)

其中, 模型 (2) 是在基础模型 (1) 的解释变量中直接加入了“外资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得到的。模型 (3) 首先以外资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 以外资企业的人均资本以及企业平均规模为解释变量构造了基础模型, 而后增加了本地企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另一个解释变量。

陈涛涛先在对模型 (1) 的检验基础上, 按照“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将总体样本划分为“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组”和“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大组”, 并利用模型 (2) 和 (3) 分别对不同的行业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FDI行业内溢出效应只存在于“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组。根据国际上的前期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同行业的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是促使中国的FDI行业内溢出效应产生的内在机制。

如前所述, 这种内外资企业之间所产生的竞争关系正是促进FDI在我国产生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有效机制。那么下面我们就结合我国情况, 考察我国内资企业的竞争能力以及影响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

2.4 分组检验方法及检验结果

2.4.1 基本行业特征的选用

受到国际上已掌握并常用的“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指标的启发, 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发生在内外资两种企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并且是在竞争压力下由于学习过程引发的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程。在这种认知的影响下, 我们试图用三个竞争能力的差距指标来反映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它们分别是:①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 ②行业中企业资本密集度差距, ③行业中内外资企业平均规模差距。

注:被解释变量为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LP (d) 。表中括号内数值为系数的t统计值。※、 ※ ※、 ※ ※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1可以看出, 在按照技术差距进行分组的 (1) 、 (2) 两列中, FDI前的系数在技术水平较小的一组是非常显著的, 而在技术水平较大的一组是不显著的。这一结论与多数国际上前期采用的行业技术水平进行分类的研究结果是类似的, 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的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说明在溢出效应在技术差距较小组中是显著存在的, 而在技术差距较大组中则不明显。与此同时, 我们发现反映内资企业职工质量的LQ变量在技术差距较小的一组中非常显著, 而在技术差距较大的一组中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了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的行业中, 内资企业的学习能力对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加重要。

表1中 (3) 、 (4) 两列表明, 当采用两类企业规模差距进行分组时, 内外资企业规模差距较小的一组, FDI前系数的估计值是正的, 而且显著度也超过了1%, 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明显存在的;反之, 在两类企业的规模差距较大的行业中,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不明显的。其结果与按技术差距进行分组的结构有一定的类似性, 但不同的是, 两组都表现出较强的溢出效应, 只是企业规模较小的一组显著性为1%, 而企业规模较大的一组为10%, 因此, 企业规模较小的一组溢出效应更强。同样, 解释变量LQ在规模较小一组比在规模较大组更为显著。因此我们得出, 内资企业的学习能力在内外资企业规模差距较小行业中, 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起到的作用更大。

最后, 表1中 (5) 、 (6) 两列反映了按照内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度的差距进行分组的结果。这两组的检验结果呈现出与前两组类似的规律。

从上述结果的总体来看, 我们得出了与陈涛涛通过模型 (1) 、 (2) 的检验得出的相类似的结论, 即:当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竞争能力相互接近时, 他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充分竞争是促使中国的FDI行业内溢出效应产生的内在机制。而影响并反映竞争能力差距的因素则包括了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规模差距小、资本密集度差距小等等。

2.4.2 对新的行业特征的把握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不同地区内外资企业自身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别。在“内外资企业自身能力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这一问题上, 人们已经有了一些普遍的认识, 接下来, 我们主要针对以下两点认识结合两类企业自身优势和“相对差距型”指标, 进一步探讨影响我国东中西部FDI溢出效应的因素。

2.4.3 检验及结果分析

针对“内资企业能力越强的行业越有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这一认识, 我们进行了以下检验:

注:表中括号内数值为系数的t统计值。※、 ※ ※、 ※ ※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注:表中括号内数值为系数的t统计值。※、 ※ ※、 ※ ※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2-1总体样本结果列中可以看出, 在内资企业自身能力较高的行业中, FDI前的系数只有在自身技术水平较高这一组中表现了显著性。但将这一组数据按照“相对差距型”指标进一步划分后可以看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即在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小的一组中FDI前系数的估计值的t检验值明显高于差距较大组的FDI前系数的估计值的t检验值。这说明“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更有利于FDI的溢出效应的产生。特别是我们看到, 在按照技术能力、资本密集度水平进行的两组分组中, 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拉大时, 内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从“正值”转变成了“负值”, 进一步说明了在这种能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有可能不利于FDI溢出效应的产生。根据检验的结果, 我们推论:第一, 在不考虑同行业外资企业相应能力的情况下, 仅仅是内资企业自身能力相对较高并不能汲取更多的FDI溢出效应;第二, 在外资企业自身能力较高的行业组中, 仍然是“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在起关键作用。

针对“外资企业能力较低的行业, 内资企业学习的空间不大, 从而不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这一认识, 我们进行了一下检验:

从表3-2总体样本中可以看出, 总体上在外资企业自身能力较弱的行业组中, FDI的溢出效应时比较充分的。当我们进一步按照“相对差距型”指标进行分组时, 我们发现, FDI产生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当内外资企业的相应能力差距不大的小组中, 并且在外资自身技术水平较低组中溢出效应的显著性达到1%的水平, 而其他两组也都达到了5%的水平。相反, 在对应的外资企业自身技术水平较低和资本密集度较低两个能力差距大的组中, FDI的溢出效应不仅不存在, 而且还呈现了“负值”状态。由此我们推论:第一, 在不考虑同行业内资企业相应能力的情况下, 当外资企业自身能力较低时, 仍然有溢出效应产生的空间;第二, 在外资企业自身能力较低的行业组中, 只要与之竞争的内资企业在能力上与之差距不大, 仍然会促使溢出效应的产生;第三, 即使是在外资企业自身能力较低的行业组中, 如果与之竞争的内资企业差距较大, 外商直接投资则可能会给内资企业带来冲击和负面影响。

在以上指标辨析的过程中, 一方面我们利用规范的经验研究方法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自身优势型”指标和“相对差距型”指标对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 针对现实中人们对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各种认识进行了检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学者们的前期研究成果,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 从总体上说, FDI在我国确实产生了溢出效应。然而, 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情况相类似, FDI的行业内溢出效应不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而自然产生的, 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首先, 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确实存在着一个经济发展的“门槛”何洁 (2000) 。其次, 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是促使中国的FDI行业内溢出效应产生的内在机制。潘文卿 (2003) 的研究之所以得出“对FDI对我国西部地区内资企业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 是因为我国西部地区还没有跨过经济发展的临界“门槛”, 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几乎不存在, 甚至阻碍了当地工业部门的发展。总的来说, 我国西部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技术水平与外资企业存在很大差距。短时间内, 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得自身能力较弱的内资企业难以与其相抗衡, 较大的实力差距使内资企业不具备足够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 从而无力获得溢出效应, 甚至可能在过于残酷的竞争中被挤出市场。

第二, 一方面, 从我国内资企业自身水平的角度考虑, 并非是“内资企业能力越强的行业越有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数据显示, 我国中部平均水平较低的行业内溢出效应高于东部平均水平较高的行业内溢出效应。事实证明, 平均水平较低的行业中同样存在FDI溢出效应, 这种溢出效应的产生关键取决于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是否与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接近。另一方面, 从外资企业能力水平的角度考虑, 并非高水平的FDI都能带来行业内溢出效应, 即使较低水平的FDI同样会引发溢出效应的产生。我国中部地区所产生的行业内溢出效应再一次告诉我们, 产生“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关键是发生竞争的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接近。

第三, 仅从FDI溢出效应行业水平的角度分析, 我国东部地区高水平的外资为内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 同时飞速进步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充分竞争, 强大的竞争压力又使得外资企业不断由母公司向在我国境内的子公司转移先进生产管理技术, 这势必带来东部地区经济螺旋上升的发展势头;但是从经济赶超理论和经济增长收敛理论的角度看, 外资企业的较早进入使得内资企业在内资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手段上都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这种本国技术水平和外国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缩小, 意味着我国内资企业从外国先进技术的知识存量中进一步获得溢出效应的可能性也变小。相反, 当前水平的FDI于中国中部地区对当地内资工业部门的促进作用正处于上升阶段。一方面, 中部地区已跨过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门槛”。当地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状况都已适应外资的进入, 并且内资企业也具备与其适度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 与进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出口导向”为目的的外资企业相比, 以“进口替代”为主要目标的外资企业在中部地区的生产过程更加注重满足本地消费者的需求, 从而进行更大程度的技术本地化改造, 因此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更加明显。

3 关于如何激励行业内溢出效应产生的政策启示

基于前面我们对影响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以及内在机制的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3.1 合理运用引资政策

首先, 我们应该继续将引资战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并改变原有的政策优惠为指导的引资战略, 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引资战略。其次, 对于那些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采用尽可能开放的政策。充分引进外资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再次, 确定一些具有较强关联性的产业作为我国的主导产业, 如汽车、微电子等, 规定其最小投资规模, 并给予金融、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 引导外资企业有步骤、有秩序地进入, 为溢出效应的产生创造条件。

3.2 完善我国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一个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里, 外资企业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的新旧程度和转让速度, 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本国市场的竞争压力。我国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够完善, 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外资企业在我国市场上的某些行业处于垄断地位, 使得由“示范和模仿”带来的溢出效应无法实现;而外资企业的雄厚实力和优厚待遇可以轻易留住人才, 使得由于人才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也无从产生。为了增强我国内资企业的竞争力, 除了要有鼓励发展的政策和宽松的环境以及一些政策扶持外, 增强企业的R&D投入, 积极创新和复制新技术也是使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必要条件, 只有有了竞争的能力才能营造竞争的环境。比如可以在同一行业中引进两家以上跨国公司, 他们势必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和其他利益, 加快新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加快向国内企业转让成熟技术和国产化进程, 使溢出的速度加快。其次, 可以组建国内大型企业集团, 充分利用本国各种比较优势, 以更大的规模同外资企业竞争, 从而加速溢出速度。

3.3 提高我国的技术吸纳能力

首先, FDI对行业内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会自然产生, 也就是说, 即使外资企业都采用先进的技术, 从对内资企业产生溢出效果、带动内资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讲, 并不具有同等的效果。只有那些内外资企业在竞争能力上差距较小的行业, 溢出效应才是相对易于产生的。但是实际情况是, 大多数外资企业向我国转移的都是二流技术。当代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技术的竞争, 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 外资企业不可能将所拥有的一流先进技术以FDI的方式转移出去。所以提高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吸纳能力, 尽可能地缩小与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 给外资企业施加压力, 使其向我国转移更为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 促使FDI行业溢出效应的产生。同时创造国内行业充分而适度的竞争环境, 改变以往内资企业在产品技术创新上外无压力内无动力的局面, 促使内资企业开发新产品, 改进工艺, 提高产品质量, 提升企业整体竞争水平。在外部环境上, 建立为内资企业技术服务的机构, 弥补企业在技术吸收过程中信息不足的缺陷。

摘要：国内外前期研究表明:充分适度竞争是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产生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之上, 利用中国2005年的工业数据对中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进行经验研究。通过对FDI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等竞争能力指标的比较,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得出结论: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小是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产生的关键因素, 同时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发挥又会受到当地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经济赶超效应和经济增长收敛效应的制约。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竞争效应,能力差距

参考文献

[1]陈涛涛.中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J].载世界经济, 2003, 9.

[2]陈涛涛, 白晓晴.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国际经验的借鉴与启示[J].载国际经济合作, 2004, 9.

[3]潘文卿.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载世界经济, 2003, 6.

[4]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载世界经济, 2000, 12.

[5]王洛林.2002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6]江小娟.跨国投资, 市场机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J].载经济研究, 2002, 4.

[7]薛敬孝, 李坤望.中国引资的实践和效果[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7.

[8]张建宾, 马莉.外商在华投资状况分析与外资在华并购预测[J].载金融与经济, 2003, 1.

投资溢出 第7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益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外国企业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逐渐向其他的国家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疑会将人力因素、技术因素等非自愿性的扩散到其他的国家, 自己而不能完全得到这些因素所产生的收益, 形成投资的溢出效应。对于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契机, 它可以提升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竞争实力。本文主要对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

一、跨国公司投资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途径分析

1.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跨国公司的技术向国内企业流失

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子公司, 将高技术、高效的组织管理模式、人力资本要素等带进了我国, 在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 同时也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国内企业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会争先恐后的掀起技术革新战, 学习外国企业的优良技术, 改进自身技术, 使跨国公司的技术慢慢流入国内企业。国内企业可以通过购买跨国公司的产品, 然后引进吸收再利用, 先模仿再创新。国内企业还可以高薪聘请曾经在外国企业工作的员工, 这些员工将其所学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了国内企业。

2. 通过技术研发产生溢出效益

跨国公司在一国想要长期发展, 必须立足所在国的国情, 了解本地目标群体的需要, 某些跨国公司需要和本国的企业以及科研院所合作研发新产品, 这样跨国公司、本国的企业、科研院所就形成了合作关系, 被融入了全球经济技术创新网络体系之中, 通过技术的共同研发将发生溢出效应。

3. 通过对供应链的管理产生溢出效应

跨国公司在我国研制生产产品, 需要选取本国企业为其提供选材料、零部件或是半成品, 产品的运输服务、以及产品生产出来以后的销售渠道即分销商。跨国公司和上游、下游企业都将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跨国公司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质量和竞争能力, 必须对上游、下游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培训等相关活动, 通过对供应链的管理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

二、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时产生的技术溢出效益较低的原因分析

1. 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的严格保密

跨国公司给我国带来了一些新的技术、工艺、设备,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有企业技术的进步, 提升了国内产品的档次, 同时国内企业也学习到了外国企业高效的组织管理模式。但是对于核心技术跨国公司严格保密, 我国企业很难学习到, 另外外国企业通过购买合并国内企业, 打压国内产品品牌, 影响国内企业向其进行技术学习。

2. 跨国公司在占去我国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后并没有外泄核心技术

我国企业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 但是成果并不显著。我国企业不仅在市场上输了在技术上也输了, 其原因主要有几下几点:首先, 外国企业重视服务和品牌的影响力, 单凭这两点外国企业就可以占领大额市场, 加之先进的技术国内企业更是望尘莫及;其次, 我国在外资的引进上存在急功求成的心态, 盲目引进、重复引进, 即浪费了人力物力也浪费了时间;再次, 国内企业自身实力不足, 资金不足、管理落后, 学习动力不强, 不能形成吸引人才的长效机制。

3. 政府对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制约了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为了引进外资, 政府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 这无疑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制约了国内企业的发展, 使本来技术水平落后的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很难得到提升, 无法和外资企业进行抗衡。

三、提升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的措施

1. 完善法律法规,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对跨国公司投入巨资研发的新技术、新产品加强保护, 完善《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只有拥有高度法制化的市场环境才可以根本上提升引进外资的规模。另外针对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并购越来越多的现象, 以及打压国内企业品牌的现象, 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本国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不仅有利于提升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 而且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

2. 取消跨国公司的优惠待遇

为了引进外资, 我国政府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 这些措施更加抑制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使外资企业的竞争实力更强, 加强了外国企业的垄断, 这是以损害本国企业为代价的。因此应取消跨国公司的优惠待遇, 靠法制、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来吸引外资投资。相反, 也有一些出于对本国企业的保护, 禁止外资企业投资办厂, 这种举措不利用本国企业的发展, 应该去除抵制外资进入的壁垒。在发展外资的同时注重培育本国企业的优势, 加速本国企业的发展, 形成良好的外资企业、本国企业共存的市场氛围。

3. 加强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科研院所等的合作

加强合作, 整合国内、国外的优势科技力量, 集中开展关键和共性的技术研发, 尽快取得一些新成果、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政府采取激励措施, 鼓励彼此之间的合作研发, 积极推进产学研协作, 引导科研院所为技术研发做出贡献, 加强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的配合, 促进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变。

总而言之, 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 创造法制、公平的市场环境, 在强调引进外资的基础上注重本国企业的发展和学习能力的提升, 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技术溢出效应, 推进我国的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

[1]周静.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 2002第7期[1]周静.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J].国际贸易问题, 2002第7期

投资溢出 第8篇

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财务报告的质量会对公司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真实的财务报告有利于企业准确把握投资时机,而虚假财务报告会严重干扰企业的正常投资决策,使公司产生投资不足或过度(李青原,2009)。纵观国内外关于财务舞弊影响投资的文献,多数是探讨财务舞弊对本公司投资产生的不利影响,涉及财务舞弊对其他公司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Leuz、Wysocki, 2008)。但虚假的财务报告不仅会让本公司的经营者改变投资行为,同时也可能影响其他公司的投资决策。Bushman和Smith(2001)认为,公司高管会基于同行业其他公司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来判断投资机会的优劣,这表明舞弊的财务信息所释放出的被扭曲的市场信号可能会导致同行公司做出非最优的投资决策。此外,Kumer、Langberg(2010) 基于均衡理性预期模型进行的理论分析也显示,公司公布虚夸业绩的财务报告后,同行公司的反应是增加投资。由此可见,财务舞弊很可能引起同行公司投资溢出。本文将从同行业间财务报告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检验财务舞弊引起的同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溢出现象并分析其经济后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作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市场竞争可以激励和筛选经理人,迫使公司经理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提高公司运营效率(Kruse、Rennie,2006)。在竞争的产品市场中,当经理人的投资决策出现错误时,公司的业绩会随之变差,甚至被迫退出市场,经理人基于绩效的工资、 奖金等收入也会减少甚至失业。因此,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的实现,公司经理人会从理性出发,尽量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提高投资效率(Kumar、Langberg,2009)。虽然上市公司的报表要经过独立审计,但审计合谋以及审计人员的经验、技术和努力程度会影响审计质量,审计后的财务报告中也可能存在虚假信息(薄澜、姚海鑫,2013)。在有效资本市场中,虚假财务报告所夸大的市场前景并不会影响到理性的市场参与者。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现实中资本市场不可能完全有效,财务报表的使用者通常难以辨别财务报告的真伪,甚至经验丰富的分析师也无法区分真实和虚假的财务报告(Cotter、Young,2007)。由此可以推断,公司很可能无法鉴别其他同行业公司财务报告的真伪,并可能将其中披露的虚假信息视为真实有效并加以利用。舞弊公司公布财务报告后,其中被夸大的财务信息将向同行企业传递市场前景看好的虚假信号。如果同行企业利用虚假财务报告的信息来减少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并据此分辨投资前景,那么舞弊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就会对同行投资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可以预计,当舞弊公司夸大经营业绩时,被高估的市场前景会激励同行企业进行更多的投资,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公司发生舞弊行为后,同行公司的投资将随之增加,即产生投资溢出

H2:公司舞弊的程度越高,同行公司的投资溢出越大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财务舞弊引发的同行企业投资溢出的经济后果。公司的投资效率直接影响公司未来的业绩,过度投资更是一种损害公司价值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蔡吉甫,2010)。欺诈性的财务报告传递了关于产品市场需求和盈利前景的虚假信息,如果同行企业据此扩大自身的投资规模,其资源配置应当是缺乏效率的,并将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与舞弊行为发生前相比,公司发生舞弊行为后,同行企业的资本投资效率降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虚增营业收入是财务舞弊的主要方式(顾玲艳,2010),而且营业收入的增长也是市场前景向好的重要标志,因此本文从虚增营业收入入手来研究财务舞弊对同行企业产生的投资溢出效应。为找出舞弊公司样本,笔者收集了截止2014年证监会网站上公布的所有虚增营业收入的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并按照WIND三级行业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因为本文的研究需要使用样本公司舞弊前一年、舞弊期间以及舞弊结束后两年的数据,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剔除舞弊期在2000年以前和2011年以后的公司。此外,本文还剔除了从舞弊开始前一年至舞弊结束后两年期间被ST、PT处理的公司。若按上述标准进行剔除后同一个行业中仍有两家及以上的公司样本,则选择其中资产总量最大的公司为舞弊公司样本。

根据筛选出的舞弊公司样本,笔者进一步选出与其具有相同三级行业代码的上市公司作为同行公司样本,与舞弊公司二级代码相同但三级代码不同的上市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并同样从中剔除了从舞弊开始前一年至舞弊结束后两年期间被ST、PT处理的样本公司。此外,笔者还通过阅读年报,手工剔除了主营业务不属于其被划分的行业或者主营业务在研究期间发生变化的公司样本。经过筛选, 共得到舞弊公司样本11个,同行业公司样本203个,控制公司样本330个。后续检验所需各项数据均来自证监会网站和国泰安数据库,并使用Stata12.0软件进行处理。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为检验假设,本文借鉴Beatty等(2003)的研究构建模型,并使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针对H1,模型(1)从定性的角度说明业界同行是否有增加投资的行为及这种行为发生的时间,若H1成立,模型(1)中PEER*YEAR的系数应显著为正。针对H2,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模型(2),使用FRAUD变量衡量舞弊公司虚增收入的程度对同行公司投资溢出的影响。若H2成立,模型(2)中PEER*YEAR*FRAUD的系数也应当显著为正。针对H3,本文使用模型(3)进行检验。若H3成立, CAPEX*PEER*YEAR的系数应显著为负,即舞弊公司公布虚假财务信息后,同行上市公司所增加的资本支出创造经营活动现金流的能力将会下降。各变量的含义见表1。

公司的投资倾向与其成长机会密切相关。一般而言, 成长机会较高的公司,其投资活动也较为活跃。笔者在模型中加入市账率(MTB)和营业收入增长率(SG)作为成长机会的代理变量,以控制成长机会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此外,不同公司成长机会的具体特性也可能存在差异, 并影响到公司的投资。为此,本文加入虚假年报公布前舞弊公司市账率变动与其他公司市账率变动相关系数的百分比排名(COMOVE),以反映不同公司成长机会的特性差异对其投资支出的影响。相关系数 β 通过模型 ΔMTB=α+ βΔMTB_S+ε 计算而得。其中,ΔMTB为舞弊开始前同行公司和控制组公司市账率的变动,ΔMTB_S为同期舞弊公司市账率的变动。同时,控制公司规模、长期负债率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率的差异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最后,模型中还引进CAPEX_S变量,即舞弊公司的资本支出率,以此为参照来控制同行公司以及控制组公司正常投资支出的影 响 。 CFOt +i、SIZEt +i、MTBt +i、LEVt +i、SGt +i分别是CFO、 SIZE、MTB、LEV、SG后第i期的值。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显示了同行公司和控制组公司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表明在舞弊发生前一年及当年, 同行公司的资本支出平均值比控制组公司低29%,而舞弊发生后的两年中,同行公司的资本支出平均值比控制组公司高59%,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本文的假设一致。然而,这仅仅是初步观察的结果,有待后续的回归分析进一步验证。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二)相关性分析表3提供了各主要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3显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未超过0.5,表明回归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表4为模型(1)和模型(2)的检验结果。在表4的(1)列中,将舞弊发生当年的年度虚拟变量设为1,舞弊发生前一年的年度虚拟变量设为0;在(2)列中, 将舞弊行为发生后第一年的年度虚拟变量设为1,舞弊行为发生前一年及当年的年度虚拟变量设为0。回归结果显示,(1)列中PEER*YEAR系数不显著,而(2)列中PEER *YEAR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由此可以看出,未发生舞弊行为时,同行公司和控制组公司的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差别。而当舞弊行为发生后,同行公司被其虚假财务报告所传递出的“好前景”的市场信号所误导,并在舞弊行为发生后的下一期相比控制组公司明显增加了资本投资,这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一致,H1也得以证实。在表4的(3)列中, 本文将舞弊发生后第一年至舞弊期结束后第一年的年度虚拟变量设为1,舞弊发生前一年及当年的年度虚拟变量设为0。PEER*YEAR*FRAUD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这与H2一致,表明舞弊公司发生舞弊行为后,其虚增营业收入的量越大,同行上市公司增加的投资也越多。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显著。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显著。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显著。

表5列示了模型(3)的检验结果,表中的(1)和(2)列对应同行公司资本支出与滞后一期和两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关系,本文将舞弊发生后第一年至舞弊期结束后第一年的年度虚拟变量设为1,舞弊发生前一年及当年的年度虚拟变量设为0。两列中CAPEX*PEER*YEAR系数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舞弊行为发生后,同行公司资本支出创造经营活动现金流的能力下降,其根据舞弊公司虚假财务数据而追加投资的决策并非最优决策,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效率。这一检验结果证实了H3。

五、结论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披露的虚假财务信息对同行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舞弊公司在其财务报告中披露夸大的经营业绩后,同行公司无法识别这种虚假的财务信息,并基于这一错误信息明显增加了投资支出, 导致投资效率显著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