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视角范文

社会网络视角范文（精选12篇）

社会网络视角 第1篇

1 社会网络的基本概念及表述方法

对于社会网络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给出的侧重点虽有所差异,但基本都认为,社会网络是指由一系列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节点的组合,节点可以是个人、组织,甚至是国家,个体间的关系可以是人际关系、交流渠道、商业交换或贸易往来。

对于社会网络的表述,一般采用图的形式,最早将图论应用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是美国的心理学家Moreno,他在1937年的一次讨论会上首次使用了“社群图”,后来的学者对其进行继承和发展,形成了用二维空间中的点代表经济个体,用点与点之间的线代表经济个体之间关系的社会网络图,并构造了密度、网络集中度、联结强度和特征路径长度等指标来描述不同社会网络的结构差异。

密度是社会网络图中实际拥有的联结数与最多可能拥有的联结数之比,能够衡量社会网络中各结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对于一个由个节点、条联结组成的社会网络,其密度的表示式为,如果网络中的所有节点都是孤立的,密度为0;当每个节点都与自身之外的所有其他节点相连时,密度为1,此时形成的网络结构称为完备图

网络集中度是指一个网络中的联结集中于一个或者几个节点的程度,可以衡量特定节点所凝聚的联结数量。节点联结的数量越多,这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就越重要。但网络集中度并不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地位是否重要的唯一标准,还要取决于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

联结强度是衡量点与点之间联结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在图中用虚线代表弱联结而用实线表示强联结。联结的强弱可以通过“在某一联结上所花的时间、情感、投入程度以及互惠性服务等的综合”来加以测量(Granovetter,1973)。强联结是指那些经常发生的、持久的和充满情感的关系,而弱联结则指那些偶然发生的疏远的关系。

路径长度是指从一个节点开始,不经过重复的点和线达到终点所经过路程的长度。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characteristic path length,CPI)是衡量网络中路径长度的参数,路径长度决定了信息和知识的传递速度和难易程度,因此它可以用来衡量网络的效率。单个节点的平均路径长度等于该节点到网络中其他节点路径长度的平均值,而整个网络的CPI等于网络中所有节点平均路径长度的中值。

2 有关社会网络形成的经济学研究

2.1 对社会网络成因的一般性解释

在经济学中,对社会网络形成的解释主要采用了博弈论的方法,将经济个体建立网络的付出和社会网络对其经济活动的影响量化为可以衡量的成本和收益,认为经济个体通过权衡成本和收益来决定是否建立社会网络,只有当净收益为正时,经济个体间才会建立联结,从而形成社会网络。

Jackson和Wolinsky(1996)的联结模型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该模型假定,经济个体建立社会网络联结一方面能够获得信息、帮助等形式的收益,同时也要为联结的建立和维持耗费时间、精力等成本。联结包括直接联结(朋友)和间接联结(朋友的朋友)两种,由于信息具有时效性并且可能在传递的过程中发生损失,帮助也会因为关系的疏远而打折扣,因此,间接联结带来的收益要小于直接联结。在此基础上,Jackson和Wolinsky构建了经济个体参与社会网络的净收益函数:

其中,ui(g)表示经济个体i从社会网络g中获得的净收益,为i从与j的直接或者间接联结中获得的收益,pij为i和j之间最短路径的联结个数,个数越多,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越疏远;cij为保持联结所要付出的成本。为了简化分析,假设网络中的所有联结都是对称的,任意一对联结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均相同,即cij=c,δij=δ,c,g∈[0,1]。

运用这一联接模型,Jackson和Wolinsky推导出了经济个体构建和维持网络联结的成本c与均衡网络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c<δ-δ2,则社会网络中的每个经济个体都会与自身之外的其他个体建立联结,网络结构的形式为完备图;随着成本的提高,选择建立联结的经济个体数量减少,当时,所有个体之间都不会存在网络联结。而当成本处于这两者之间时,均衡的网络结构将是围绕某一核心成员的明星图。联结模型揭示了不同社会网络结构形成的原因,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处于社会网络核心的经济个体通常掌握更多的权利和资源,是社会网络的最大受益者。而在联结模型中,由于其拥有的联结数量最多,耗费的成本最高,反而成为社会网络中净收益最小的参与者,这显然是和事实不符的。

2.2 企业间网络的成因

企业间网络是社会网络在企业间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企业间建立社会关系联结的途径有很多,如研发合作、合资、签定长期供货合同,甚至勾结、串谋等。对于企业间网络的成因,现有研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

(1)竞争模式说

Goyal和Joshi(2003)利用联结模型对企业间建立社会网络联结的决策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网络能否形成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模式直接相关。他们假定两个企业间的社会网络联结能够降低各自的生产成本,而成本结构和最终形成的网络结构会影响到企业在市场上的销售量和利润,然后运用联接模型中的净收益函数分析了在设定产量的古诺竞争和设定价格的伯特兰竞争两种不同的竞争模式下企业网络的均衡结构。结果表明,当企业之间的竞争为古诺模式时,若联结的成本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则每增加一个联结企业的利润都会上升,无论是否考虑消费者福利,完全联结网络都是唯一的均衡网络结构。而当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伯特兰模式时,如果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边际成本,则市场价格最终会趋于边际成本,每家企业都无利可图,因此,没有企业能够负担建立联结所需的成本。如果企业当中有一家为成本领先者,那么将只有这一家企业有利润,愿意构建网络联结。不管哪种情况,最终都不会有联结形成,因此,不建立网络是唯一均衡的网络结构。

(2)交易成本说

很多学者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企业网络的形成进行了研究,在科斯使用交易成本对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作出解释之后,威廉姆森将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这三个变量作为企业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并指出当这三者处于较高与较低水平之间时,会形成一种中间组织形态,也就是企业网络。而Jackson和Wolinsky(1996)联结模型的提出,使运用网络结构对企业网络的成因进行解释成为可能。众所周知,企业间交易的过程是伴随着费用发生的,所有这些信息搜寻、讨价还价、签订合同以及监督合同执行的费用统称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企业间有建立联结形成企业网络的动机,由于企业间联结建立的成本要远大于联结建立后的使用和维持成本,对于彼此间频繁交易的企业来说,建立企业网络无疑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

除此之外,许多学者注意到,社会网络中的强联结包含着信任、合作与稳定等因素,而企业中的每一项商业交易活动都含有信任要素,因此,企业之间通过建立网络关系能够促进彼此间的信任程度,降低交易成本。高静美和郭劲光(2004)通过研究指出,企业网络中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事务的处理成本与防范投机行为,促使组织内部的资源能够得到更合理地运用而提高组织效能。李丽(2007)通过信任运行机制的博弈分析展示了在网络组织中信任的作用,得出信任对于网络组织中企业间交易的发生以及交易的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社会网络结构对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

3.1 社会网络结构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对于社会网络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的行为,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联结强度、网络集中度以及结构洞等方面。

关于企业间联结强度的强弱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有两种不同观点。强联结理论认为,企业间保持的紧密联系可以塑造和增强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为企业获取资源创造条件,通过传递影响力和信任感,加强信息的交流,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弱联结理论却强调,强联系往往会形成信息的循环,致使同质、冗余信息过多,获得更多的异质性信息需要依靠弱联结关系。Kogut(2000)认为,在实际中,企业可以从强、弱两种关系联接中获得不同的租金。强联结关系能够使企业成员相互高度信任,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产生科尔曼租金;而在主要由弱关系构成的开放性社会网络中,结构洞效应的存在使企业可以在相应的结构洞中建立起经纪人地位,通过广泛的信息桥接与获取来取得伯特租金。Hoffmann(2007)分析了企业对战略联盟的管理问题,发现强联结和弱联结产生的不同性质的租金会影响到企业获取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姜翰、杨鑫等(2008)以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为中间变量,研究了企业战略模式对关系治理行为的影响,证实由于强关系和弱关系为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在不同的战略模式下,两种关系对企业的价值潜力存在差异,企业会根据其战略需要选择其主要利用的关系强度类型。王夏洁和刘红丽(2007)考察了社会网络中联结的强弱对企业知识获取的影响,指出弱联结有利于新知识的获取,是企业获取无冗余的新知识的重要通道,而强联结更支持高质量的、复杂的或隐性知识的传递和共享。

一些研究发现,企业在网络中的竞争优势不在于关系稠密区域内,而在于关系稠密区域的缝隙之中,居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相对于其他位置的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例如,黄海云、陈莉平(2005)通过研究嵌入性企业集群的结构及优势指出,在由众多中小企业围绕某些核心企业聚集形成的企业集群中,核心企业通常占有稀缺资源并结构性地分配这些资源,企业在网络中占有的结构洞越多,其关系优势和控制优势就越大,获得收益回报的机会就越高。

除了网络联结强度和结构洞之外,部分研究还分析了网络集中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例如,Kakade等(2004)构建了一个包含社会网络联结的市场交易模型,假定买方拥有资金,卖方拥有产品,双方购买或出售产品的边际收益总是大于0;买方购买产品的时候总是从与他联结的价格最低的个体处购买,此处产品售完后,便转向价格次低的卖方,直到用完所有的消费预算;而卖方采取相同的方式制定价格,使他所有的产品都能以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售出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个体的网络集中度决定其收益,拥有联结个数多的个体在购买商品时可以支付更低的价格,联结个数多的卖方则可以索要更高的价格。但由于该模型中买卖双方联结的建立是随机的,因此很难进行具体的实证。

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网络结构对小企业和新创企业的影响。例如,王庆喜、宝贡敏(2007)认为,小企业成长需要充足的企业资源,而小企业自有资源的有限,决定了小企业主的社会网络规成为小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通道。他们引入了关系强度和关系重要性这两个维度的交叉项(即两个维度变量的乘积)作为对企业获取资源以及成长绩效影响的测度,结果得出小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强,小企业从外部获取企业成长所需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曾一军(2007)指出,社会网络是新创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环境要素。新创企业相对于成熟、大型的企业,缺乏信用资本,规模较小且资源稀少,更依赖与其他企业的联结及互动,因此,社会网络的运用是新创企业获取资源及创造竞争优势的工具。

3.2 社会网络结构对劳动市场中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

关于社会网络结构对劳动市场中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已有研究非常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社会网络结构通过什么方式影响经济个体的求职、升迁活动;社会关系如何影响经济个体的工资水平和工作质量;社会网络结构对群体工作状态影响的趋同性。

Granovett(1985)对联结的强弱程度对个体求职结果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强联结关系被圈在一个小范围中间,而弱联结关系可以得到不同的信息,跨越不同的行业,弱联结到处伸延,可以把社会网铺得特别远,非常广,求职的信息来源广,机会多,因而弱联结较强联结能产生更好的求职效果。

边燕杰(2001)对上述的弱联结优势理论提出了质疑,在分析中国数据的基础上,他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职业市场相对还不完整的人情社会中,“人情”比信息更重要,长辈的推荐最有用,但是要得到推荐必定需要一定的关系,弱联结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强联结在中国经济个体的求职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更符合强联结理论。

Burt(1992)提出的结构洞理论认为,经济活动在运作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产品交易之外的社会市场(Social Market),成员在此网络中发展相互关系,并且交换或分享与组织有关的信息,若一个人占据了交换资源的良好位置,则其拥有的资源较多,占据较多社会结构中介位置的人较易得到升迁。

上述研究主要从静态的角度说明了社会网络的联结强度和结构洞等结构特征对经济个体求职活动的影响,但是,经济个体的社会关系也会因工作而动态变化。Calvo和Jackson(2004)的研究表明,经济个体的工作和工资状况取决于以下因素: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拥有的社会关系数量以及与之存在社会关系的个体自身的工作好坏程度。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当企业中的某个员工因获得新的工作机会而选择辞职后,与其存在社会网络关系的很多其他员工也往往会跟着辞职,这种传染性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工资水平和辞职率在不同种族间存在天然的差异。

近年来,国内有很多学者结合了中国的特点对社会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经济个体求职活动进行了研究。顾丽丽(2007)提出农民工和大学生群体求职都依赖于强关系。唐咏(2007)提出中国的劳动市场可以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部分,体制内领域是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而体制外领域是指国内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体制内一般适用强联结优势理论,而体制外则适用于弱联结优势理论。张文宏(2006)通过对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结果得出社会网络资源降低了求职效率,但却提高了求职者的目标收入,帮助求职者流出国有部门,流向无政府主管的市场化经济实体。这些研究对劳动市场中很多可以具体测量的变量给出了有效的解释,扩展了社会网络领域的实证研究。

4 结论和展望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割裂了经济个体之间固有的社会联系,单纯从经济因素出发分析现实中的经济问题,研究结果往往与实际存在偏差。社会网络的引入提高了经济研究的解释能力,从嵌入性理论入手分析社会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影响正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与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等学科对社会网络的研究相比,有关社会网络的经济学研究多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由于考虑了构建网络的成本和收益,因此能够检验出均衡的社会网络结构是否达到了社会最优,并可以对既定社会网络的成因进行解释。目前,有关劳动市场中的社会网络和企业间网络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理论,但由于数据收集以及变量衡量上的困难,相关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确定社会网络结构的衡量方法,进而完善实证研究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此外,在利用联结模型研究社会网络的成因时,由于使用了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导致均衡状态下的网络结构过于简单,对现实中网络结构的预测可能存在偏差,如何结合经济学理论对较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建模和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摘要：社会网络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受到了其他领域学者的关注。近些年来,有关社会网络的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在阐述社会网络的基本概念及表述方法的基础上,重点从社会网络成因以及社会网络结构对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两个方面对相关理论进行回顾,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社会网络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做出展望。

社会文化视角下网络文学探析论文 第2篇

一、拉康理论解析：青少年热衷网络文学的心理机制

在现今的文艺批评场里，文艺学者们运用拉康理论评论文学影视作品的研究众多，究其缘由，源于拉康理论提供了异于传统弗式精神分析的研究视角，其解析作品另有新意、别有韵味。拉康的理论不仅大大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为人们理解主体哲学传统提供了一个新的批判性视角，进而对后现代文化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拉康理论反观青少年对网络文学的偏爱，可以看到其内在运作的心理机制。社会文化如同一个网络，将我们置身于一个在主体间关系的网络里，我们每个人都被确认为他人符号结构里的一个幻想位置，并被固定在那里。而青少年沉浸于网络文学，看似在逃避他人的符号结构，却很好的结构了自身，并且依旧维持着对大他者的原则主体必须服从的“潜规则”。以玄幻小说扛鼎之作《诛仙》为例，读者粉丝们跟随着主角“张小凡”的视角，从资质平庸的小人物经历了坎坷曲折的人生剧变和多次奇遇的天书点悟，最终成长为亦正亦邪的不凡人物。当粉丝们对所谓“正道”破而后立的新符号系统认同的洗礼完结后，他们在“张小凡”角色上习得的坚韧品性或成功之道仍将回归到现实生活的真切实践中，面对社会文化认同所挑起的焦虑与无奈。

二、视角转变：网络文学评介的“问题取向”到“资源取向”

近年来研究者对网络文学影响力的关注日益增强，但研究视角仍旧围绕网络文学背后所影射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或者是专注于网络文学对青少年发展的危害进行分析阐述，却很少关注和挖掘网络文学有助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已有资源”，以及如何利用网络文学中的“正能量”进行有效引导。网络文学批评视角的革新，需要从消极视角转变为积极视角，就如同现代心理治疗理念的蜕变，从“问题取向”改变为“资源取向”，关注网络文学给社会文化所带来的“正能量”。

首先，网络文学创作方式极大的`尊重了民众的平等话语权。网络作者不再畏惧于传统文学刊物发表的高门槛，能够在网络平台自由书写和真实表达;不再拘泥于某种文学体制模式，对自我投射在文学作品里的架空世界畅所欲言。也正是这样的模式让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加入到这百花争艳的文学创作中。而网络文学的庞大粉丝们也乐于参与到作品讨论和创作构思中，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在网络平台上自由的互动交流，既是对网络文学作品的有效反馈，也是对网络创作者的极大支持与认可。平等自由的文学氛围，本身就是社会主流文化所倡导的表达形式。网络文学恢复了亿万民众心中的文学梦，修复了千万文学青年脚下的作家路。

其次，网络文学作品的类型化趋势满足了民众的不同心理需求和价值取向。网络文学把身处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人的欲望和焦虑以各种“类型文”的方式塑形。网络文学作品类型的多样性，也是顺应民众不同心理缺失与审美需求的真实写照，如同形成了一套“全民疗伤机制”。玄幻小说是在满足社会转型期的个人心理归属的匮乏和缓解终极意义探寻的茫然;穿越小说给予了青年男性重新造梦、重走青春的想象空间，赋予了女性青年追求自性独立、抗拒男性霸权的主体意识;耽美小说是传统言情模式在现代社会触礁以后，补偿着青年女性对纯爱情感的执着追寻;甚至玄幻小说中常出现的升级打怪“小白文”，也正在抚慰着中学时期男孩们的内心焦虑，满足着他们对青春热血的匮乏。总之，网络文学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满足主流文化的匮乏。

社会网络视角 第3篇

摘要：信任是企业组织合作的基础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在现代社会中，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企业组织要形成合作信任必然会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因此，培育和构建企业组织合作信任需要跳出传统封闭化的思路全面走向网络化的思维模式。在社会网络的全新视角下，文章通过对企业组织间信任产生和生成的分析，找到影响信任生成的主要因素，并针对不同依赖程度的合作关系，分别提出有效的信任培育机制。

关键词：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社会网络；信任培育

一、信任的界定

对于信任的定义。学界至今众说纷纭，学者们多出于自身的研究角度对信任作某个方面的规定或限制。Deusteh将信任理解为“信任方对被信任方采取合意行动可能性的信念和预期”。Sabel认为，“信任就是合作各方相信任何一方都不会去利用另一方的易受攻击的弱点去获取利益”。Boon＆Holmes认为“信任是在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为尊重他方而对其动机的积极预期”。而Hardin则基于理性选择的思考将信任看作一种暗含利益的表达，就某一具体事件而言，之所以一方信任另一方为其利益行事，是由于另一方的利益已经暗含在这一方的利益当中。在这里，本文采纳Boon＆Holmes的定义，认为信任首先是一种主观上的预期，这种预期指向未来：其次，信任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至少有两个对象组成，即施信方和受信方；第三，信任发生在主观价值取舍的判断中，具有理性计算的色彩。

二、信任、企业组织合作与社会网络

在现代社会中，信任问题总是与合作问题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两者是同构的。正如Gambetta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联系无非可以归结于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在多大程度上合作能够独立于信任而存在：另一个则是信任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合作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条件。而这正好说明了两者的关联度。因此，企业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信任从来都是紧密相关。John B，Cullen(2000)等曾指出。企业相互间的信任和承诺是战略联盟存在的基础。战略联盟就是一种网络式的组织间合作模式，它区别于一般单一企业战略的标志就在于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按照Luhmann(1979)的观点。信任是一种简化复杂性的机制，当面对现代社会中不断增长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组织之间能够依靠相互合作、相互信任来提供安全感和确定性，从而有利于减少组织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合作效率，有效地降低社会网络交往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隐性知识的共享。所以，信任对于组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传统的组织理论对于信任的关注仅仅集中在封闭性的企业组织内部，而没有注意开放式的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组织的潜在影响力。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指出，大多数的行为都紧密地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所以社会行为者的行为及行为结果都会受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影响，因此，“公司间的社会关系对秩序的贡献比原本‘市场或科层思考方式想象的要重要些。而公司内的威权则没有想象得那么有效力”。所以，他认为交易中的秩序或失序、诚实或欺诈与社会关系网络有关，而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因此，我们对于组织信任的研究需要从封闭的“科层”化走向网络化，由于企业组织之间以及企业组织内部成员的关系是资源(信息、知识、情感等)流动的渠道，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信任联结或破坏的重要载体。很难想象离开社会网络这个工具，企业组织间的信任与合作将如何维系。由此看来，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解决了交易费用分析框架的局限，并突破了行为与结构之间的分裂，从而提供了看待组织信任的一个全新的视域与分析范式。

三、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产生与运行

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中的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产生主要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1)交易经验。信任度首先与交易时间的长短呈正比。Zucker(1986)认为这是一种基于过程的信任模式。这种信任模式依赖于过去交易的经验，这表明可根据对一个人过去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2)社会声誉。对于企业组织而言，社会声誉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凝结了时间对它长期的检验，因而具有较大的客观性。因此，企业声誉是组织合作信任缔结的一个重要参照。一般而言。声誉较高的企业往往能获得较高程度的信任。(3)投资规模。投资规模的大小直接反映出沉没成本的大小。一般来说，投资规模越大，锁定的可能就越大，而转移收益往往会越低，因而投资规模可以被视为一种潜在的标志，反映出企业组织合作关系的信任程度。(4)制度约束。将合作置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的约束之下，能够给企业组织带来较高的信任度，因为严苛的制度惩罚给，机会主义行为设置了较高的交易成本。Zucker认为促使这种基于制度的信任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交易双方的社会距离，即交易跨越团体进行，而这些团体有着不同的交易预期；二是交易双方的地理距离。制度信任更容易跨越地理距离而传播开来：三是社会体系中不可分离的交易数量，尤其是大型的相互依赖的网络交易的产生。(5)非正式关系与组织文化。企业组织成员间非正式关系也与信任度密切相关。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组织合作往往取决于企业组织内部成员的非正式关系的亲密程度，这些非正式关系往往成为企业组织合作的替代性来源，此外组织文化的背景也能促成合作者之间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一致。

一般来说，企业组织间的合作信任度会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Banley＆Hansen(1994)就根据机会主义的程度将信任划分为三种不同程度信任，即弱式信任、半强式信任和强式信任。在这里，半强式信任也称为“治理信任”，强式信任也称为“硬核心信任”。一般来说。在企业组织合作建立初期，控制机制在规范组织间的机会主义行为上起着主导作用。相应于初始阶段的高控制程度，信任度就处于有限的弱式信任阶段。在企业组织合作的第二阶段，控制机制的作用逐渐减弱，组织间的相互沟通开始成为组织合作信任的维系纽带。在频繁的接触中，沟通在很大程度上能消除分歧，奠定了长期交往的合作默契，因此这时的信任是半强式的信任。当企业组织合作信任关系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信任最高程度——强式信任时，维持信任的方式就变成组织间的相互适应和文化融合。这种相互适应体现为一种合作过程中的相互妥协，妥协的意愿反映了合作者对合作伙伴利益有所考虑，从而加强了伙伴间的情感联系。在这种高信任氛围的影响下，合作者会自觉地从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了。

四、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培育与建构

不同企业组织的合作关系需要不同的信任培育机制，王咏丽等(2006)的研究表明，如果在浅层依赖关系中，法庭、借贷机构、信用机关等都是生成组织合作信任的有效制度安排。在这里，降低风险的措施主要是精打细算或靠威慑作用。威慑作用体现在如果受托人没有遵守规则就会

受到惩罚，如可预见的法庭判决。以及信誉的降低等。威慑作用还体现在可能中断与对方的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关系成本，如长期的损失弥补不了短期的收益等。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以法律等交易制度为基础的信任保障体系。推动成熟完善的市场运作体系的确立，从而全面为社会成员树立起一种普遍信任的制度性安排与制度性承诺。此外，建立和完善企业组织信任的社会评价体系，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创造公平的氛围，对于构建企业组织信任具有有效的推动作用。Lewis(1985)指出，在选择合作伙伴、形成合作信任以及以后的运作过程中，必须通过一套经常性的、持续的内部评估审核分析体系对每一合作伙伴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企业组织在确立合作信任之前，必须全面分析了潜在的合作伙伴，而这时一个全面公开反映企业概况和信用状况的评价体系就是最佳的参照体系。社会评价体系的确立不仅能使企业组织作出正确的合作选择，而且能够成为鞭策企业组织信誉的重要衡量标准，评价体系能迅速及时地传递信息，随时驱逐劣品。杜绝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而如果在深层依赖关系中，王咏丽等认为内在化是构建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的基本策略，即受托人把委托人的偏好和观察世界的方式内在化。时间、临近性、共享战略、共享身份、共同的激励、共同价值的谈判等都能够导致向着相似的观点、信念、价值观的方向演变，企业组织间合作要强化建立一种坦率开放的沟通关系，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保持信息的及时共享，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网络，加强以诚实守信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文化建设，从而有助于形成关系网络中的二次信任和基于个体义务感知的心理契约，使企业组织合作信任由基于计算的信任转为基于认同的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完善基于交易制度的信任保障体系需要注意与现阶段的我国市场体系现状相结合。李涛等(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当前处于转型经济中的民营企业而言，他们更多地相信业务关系和关系网络能实际解决组织信任关系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而对于制度的代表——法院和政府的解决方式不予认同。因此。李涛等提出，司法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会增强适度的市场竞争提高信任程度的作用，但是，它也会降低信息通过非正式渠道扩散对信任程度的贡献，由此看来，司法体系改革应当考虑到二者在维护企业间信任时的一个最优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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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涛，李红，双方关系、关系网络、法院与政府：中国非国有企业间信任的研究，经济研究，2004，(11)：93-94

7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甘曦之，现代企业组织模式的弊端及对策，北方经贸，2005，(4)：100-101

基金项目：2007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07MLB003)。

作者简介：江德兴，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良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吴荣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副教授。

社会网络视角 第4篇

关键词：社会网络,团队学习过程,团队外部学习,团队内部学习

0 引言

随着团队这种组织形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广泛采用，如何提高团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Edmondson将团队学习行为分为内部学习行为与外部学习行为[1]。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市场需求瞬息万变的今天，企业团队不仅要搞好团队内部的学习，加强自身的知识改进和知识创新能力，而且要通过其团队外部社会网络，卓有成效地从团队外部学习最新的科技知识、市场知识和其它相关知识，即搞好团队的外部学习。显而易见，团队学习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社会网络或团队社会资本的质量，换言之，团队社会网络对团队学习过程从而对团队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目前将两者整合在一个框架下的研究极为少见。因此，本文旨在研究团队社会网络对团队学习过程的影响，为今后团队社会资本与学习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建立一个理论框架。

1 团队学习

1.1 团队学习的内涵

圣吉首次提出了团队学习的概念，还特别强调团队是组织学习的基本单位。随后，学者们纷纷展开了关于团队学习的讨论。由于研究角度各有侧重，关于团队学习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Senge认为，团队学习是发展团队成员整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的过程，它建立在发展共同愿景和自我超越的基础之上。Argote等认为，群体学习是群体成员获取知识、相互分享和整合的系列活动。Edmondson指出团队学习行为是一种持续的反思和行动，包括提出问题、寻求反馈、开展实验、反思结果、讨论失误或非预期的结果[1]。陈国权则将团队学习定义为团队成员不断获取知识、改善行为、优化团队体系，以在变化的环境中使团队保持良好生存和健康和谐发展的过程[2]。陈国权对于团队学习的定义结合了团队学习的行为、过程和体系三者于一体，因此本文采用此定义。

1.2 团队学习的过程

随着组织学习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关于团队学习过程和模型也有相应研究。Tompkins认为团队学习包含4个阶段：形成合作气氛、达到共同理解、建立共同能力和持续不断改进。Dechant等也把团队学习划分4个阶段，即分散阶段、汇集阶段、整合阶段和持续阶段。Akgun等提出了团队学习的8个过程：获得信息、执行信息、传播信息、主动忘却、逻辑思考、产生灵感、深入洞察和形成记忆。Edmondson则将团队学习行为分为内部学习行为与外部学习行为，认为团队内部学习行为是指团队成员关注绩效以实现目标、检验假设及创造新的可能性的程度；团队外部学习行为指团队搜寻、获取新信息或向外部相关人员寻求反馈[1]。Wong也类似地将群体学习分为局部群体学习（在同一群体内成员间人际知识的获取、分享、整合行动）和群体与外部（与群体外的个人之间人际知识的获取、分享、整合行动）。陈国权提出了团队学习行为模型[2]，即团队学习是从“发现”变化和问题开始，进而“发明”解决的办法，对各种方法加以“选择”、“执行”新方法，并在更广泛的范围上“推广”，最后通过对全过程结果的“反思”、“建立知识库”来进一步调整和改进。其中，发现过程是指团队发现内外环境变化及这些变化给团队带来机会和挑战的过程；发明过程是指团队提出应付内外环境变化各种新措施和方案的过程；选择、执行是指团队面对应付内外环境变化各种新措施和方案进行优化选择并付诸行动；推广则是团队在其内部将知识和经验从局部传播到更广范围来共享；反思过程是指团队在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形成规律和知识；获取、输出知识是指团队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对外部知识进行辨识、获取和吸收，同时也向外部输出自身知识和经验；建立知识库则是团队在其内部对知识进行积累、分类、整理和存取。

笔者认为，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团队学习过程研究除了应充分考虑各种团队学习阶段外，还应充分体现知识从外到内流动和转化的过程。因此，在明确了团队学习的内涵和团队学习过程的基础上，本文着眼于知识的流动，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团队学习过程的影响。

2 社会网络与团队学习过程

社会网络是由行动者两两关系所形成的网状结构。团队社会网络则是由团队成员之间以及团队成员与外部实体间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所形成的网状结构。团队社会网络是团队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也是信息、资源以及团队规范、共同认知、情感支持等流通传播的重要渠道。团队社会网络可细分为团队外部社会网络和内部社会网络。团队外部社会网络有助于促进团队与外部实体的资源、信息交换，团队内部社会网络则更能激发团队内部的创造力[3]。在社会网络的诸多特征中，本文选取颇具代表性的社会网络异质性和网络联系强度作为团队社会网络特征的衡量指标展开讨论。

2.1 社会网络异质性与团队学习过程

社会网络异质性可以通过网络中行动者某些方面特性的差别程度反映。目前，已有大量对网络异质性进行了研究。Dawes等学者研究指出，当网络异质性增加时，行动者对非正式信息的控制将会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分享行为的发生[4]。Paulus则提出团队的异质性可以促进不同观点的产生，能提高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5]。Dalton和Todor认为团队异质性能够增强团队柔性和适应能力，同时避免技术发展停滞、思维封闭等给团队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团队社会网络（包括外部网络和内部网络）的异质性，促进了团队学习过程的发生（即外部学习行为和内部学习行为），有利于提高团队学习能力。然而，在团队学习过程中，团队学习能力并不是随着网络异质性的增加而不断提高的。当团队社会网络异质性足够大时，即网络中行动者各方面差别甚远、甚至没有交集时，团队学习能力也随之逐渐降低。所以，本文提出如下命题：在团队学习过程中，适当的社会网络异质性才能促进团队学习绩效的最大化。即社会网络异质性与团队学习绩效呈“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

2.2 社会网络联系强度与团队学习过程

团队社会网络联系强度是指网络与外部实体之间及团队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Granovette提出了“弱关系”理论，他认为弱关系更可能把两个相对独立的社交圈联系起来，且由于弱关系双方相似性很低，这样就提供了和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人的交流机会，从而扩大团队的知识面，通过多种思想碰撞，产生创新的“火花”，有利于知识的创造[6]。Simonnin认为弱关系双方的反馈较弱，有利于促使个体思考更多的事务，从而促成新颖思路的产生[7]。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强关系作用大。Uzzi认为强关系是有用知识的重要渠道，它通过信息共享、信任与共同解决问题等作用机制，有利于非独立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转化与传递，因而更容易影响组织的知识与能力的获取[8]。同时，Dyer也指出强关系有利于粘滞性知识的共享和转移。

结合Edmondson对于团队学习行为的划分，团队外部社会网络联系强度对应团队的外部学习行为；团队内部社会网络联系强度则对应团队的内部学习行为。由于外部社会网络中弱关系双方的相似性低、反馈性弱，在外部学习过程中就促使团队成员主动发现问题、并有选择地思考问题；强关系双方则是通过信息共享、信任等机制，促进团队知识的获取与输出。由于内部社会网络中弱关系的存在，团队在内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观点、多种思想的碰撞，这大大地激发了团队的发明能力，同时思想的火花也不断促使团队成员对已有问题进行反思；而强关系则是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行为对知识进行有效地执行，并在团队范围内进行推广。

由于团队社会网络存在联系强弱不同，对外部学习和内部学习过程中知识流动所起作用也不同。因此，本文将团队内外部学外部学习习行为与团队内外部社会网络联系强度结合起来，得出图2。图2社会网络联系强度与团队学习过程

事实上，团队学习过程是循环反复的，其中的各个阶段也是相互贯通的，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个体。所以，结合上述讨论，本文提出的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团队学习过程如图3所示。

3 结语

本文将团队社会网络与学习过程整合在一个框架下的研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了团队学习的全过程，并通过坐标图清晰地反映了社会网络与团队学习过程的关系，为今后团队社会资本与学习能力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建立一个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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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awes P L,Lee D Y,Dowling G R.Informal information control incomplex technological purchase situat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1998,62:55-58.

[5]Paulus P B.Groups,teams and creativity:The creativity potential ofideal-generating group[J].Applied Psychology:An International Review,2000,49(2):237-262.

[6]Granovetter 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J].Sociological Theory,1983(1):201-233.

[7]Simonnin B.Ambiguity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strategicallian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7):595-623.

社会网络视角 第5篇

1、立法应当明确赋予司法机关在组织、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权力。多年来司法部门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出发，在受理、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和羁押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受到较好的效果。如人民法院建立“少年审判庭”专门办理少年犯罪案件。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在办理少年犯罪案件中尚有不足之处，如至今未能形成专门受理、处置、审查、羁押少年犯的组织和制度，而且缺乏法律上的制约条款。特别是在如何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法律法规还需进一步健全。

2、政府对该项工作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为此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一是设置专门机构和专兼职人员，招募志愿者参加此工作；二是所需经费应纳入地方财政支出预算；三是建立责任制，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本地区教育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控制情况。

3、建立完善社区青少年行为档案管理体系。一是为相应的对策研究提供基本的依据；二是可以针对未成年人各自的性格特点、爱好、日常习惯，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及个别帮扶、心理疏导；三是可以根据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为其接受教育深造提供帮助；四是有助于及时发现未成年人群中违法违纪苗头及趋势，适时进行矫治和重点预防。

4、对有不良行为习惯者作分类分析，为重点预防提供目标和方案。在此，学校和社区教育应当有机进行结合，要在有关科研部门的指导下，针对产生不良习惯的不同原因，诸如家庭、交友不良、压力、心理障碍等进行分析，重点把握一个时期中的重点地区、重点人物、重点问题，并由有关部门提出阶段性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趋势的预测报告，从而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和控制起到指导作用，为心理咨询、青少年热线等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利有益的科学参考依据。

5、有针对性地开展家长教育培训工作，削减家长与子女交流的障碍。基于年龄阅历及时代文化的差异，家长与子女间在沟通方面往往存在较大的困难，不利于相关家庭教育的顺利开展。为此，有针对性地举办家庭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家长与子女的沟通能力，对于家庭教育的有效开展无疑具有较大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6、形成合力，进一步净化社会环境。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暴力淫秽文化的影响，对其进行模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赖于健康良好的文化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针对目前文化市场尤其是影视作品充斥暴力淫秽内容现象，立法执法等各个环境应当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规范整顿。政府必须从立法、执法以及法律监督等方面予以保证：加大执法力度，禁止所有店铺向未成年人售烟、售酒；禁止歌舞厅等娱乐场所容留未成年人；禁止影、剧院上映未成年人不宜的节目而容许未成年人入场；禁止各书店出售黄色书刊、暴力书刊；禁止电视播放黄色、暴力片，等等。

社会网络视角 第6篇

摘要：文章从产业集群分析的视角，对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形成的动因进行了探讨，剖析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资源特性，提出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资源的积累模式，并对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资源积累效应进行了划分和归纳。

关键词：产业集群；创业企业；社会网络

一、产业集群视角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形成的动因

1、满足以某一地区或某一城市圈为区域界限的分工要求。从区域或城市发展的角度出发。为避免某一行业的重复建设。政府部门往往会设置一定的行业进入壁垒。从创业企业的现有资源条件或发展趋势出发，创业企业之间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有效调配资源，有意识地形成以区域内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上下游关系为纽带的集群式创业企业社会网络。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产业内生产的分工和协作进一步加深和密切，专业化的分工体系越来越完善，不同的创业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进行专业化的生产，集群式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得到进一步发展。

2、满足以获取网络资本为主要目的的联盟构建。从获取创业企业现有经济资本以外的资本或挖掘创业企业现有资源的资本属性出发，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构建将是有效的资本获取方式。比如随着创业历程的不断推进，创业企业的部分经济资本的属性会逐渐消失，比如创业企业现有技术虽然仍能使用但不再适应市场的需求，创业企业拥有许多资金却无法找到合适的项目，创业企业拥有好的项目和创意却无法通过合适的渠道实现商品化、市场化的转换，或者创业企业拥有好的销售渠道或客户网络却无新产品推出。地缘的相近性为集群内创业企业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便利，从而有助于建立以信任、合作、嵌入为基础的集群式创业企业社会网络，从而挖掘出创业企业的潜在资本。

3、满足以区域特质为凝聚点的创业动机触发。纵观国内各地集群的产生，不难发现这一以集群为主要特征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必然是以区域内某类特质为核心和联系枢纽。比如北京中关村、武汉光谷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典型是以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而构建：沿海城市如与深圳高新技术开发区相类似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是以良好的投资优惠政策以及便利的港口交通为纽带而形成了特定的产业集群，吸引了诸多跨国公司的加盟；江苏、浙江一带则是因为当地居民从小被灌输的创业意识与拼搏精神而形成了以村庄、城镇为特征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

二、产业集群视角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资源特性

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而隐性存在，但其仍然可以划分为直接型资源和间接型资源。直接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资源表现为可从集群中直接获取或者以成文的形式而规定的可为创业企业所用的资源，比如政策优惠、用地倾斜、投资补贴、贷款便利等等。西安市高新区内“企业壹号公园”产业别墅作为西安市高新区的重点示范项目，处于该集群内的创业企业除享受西安市高新区的一切优惠政策外。还可以享受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

所谓间接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资源是在集群式创业企业社会网络中。不易观察且必须借助于创业企业对资本的转换能力才能获取的资源，比如创业企业在与集群中其他企业的合作中获得的溢出价值(或正外部性)。如知识、技术、管理、渠道等。对于同处于某一产业集群或同一起跑线上的创业企业而言，创业企业的发展通常取决于创业企业社会网络构建能力的强弱或者说获取间接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

尽管集群内的直接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资源由于优惠期等因素，不可为创业企业永久持有。但为创业企业为获取优良的间接型社会网络资源创造了条件。这是由于间接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资源的获取门槛将部分劣质创业企业阻难在外，从而保证了集群内的创业企业绝大多数为实力强、诚信高、前景好的企业。当进人产业集群之中的创业企业能够迅速成长，并能够带动投资的增加、经济的增长以及就业形势的好转时，亦即间接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获取和利用卓有成效时，当地政府会加大对直接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资本的投入，事实上这两类资本是相互促进的。

三、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资源积累模式

1、技术资源模式。区域内以及区域周边的特色产业或强势产业的技术积累以及由技术资源所推动的区域产业发展基础是集群式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重要联系纽带。比如美国底特律周边为美国最大的运输制造中心，从而使得底特律成为国际知名的汽车产业集群。日本在机械制造业的良好基础为丰田城的诞生创造了可能，西亚特汽车制造业对于西班牙巴塞罗那汽车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亦是如此。可见，当某区域拥有一定的技术资源(包括核心技术以及相关技术)并能够实现该技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时，集群式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将随之产生。

2、区位资源模式。区位优势对于区域而言同样是一种优势和特色，该优势和特色对于创业企业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创业资源，比如交通的便利、投资的环境、配置的设施等，因此区域资源同样有助于集群式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发展并成为其联系纽带。长三角位于沿海开放带和长江经济带结合部，上海港、宁波港、南京港等七大港口跃居全国前列。京沪线、沪杭线、沪甫线等重要铁路干线贯穿南北交通，极其有利于辐射庞大的国内市场：京津塘位于中国华北、东北、华东的结合部，与韩国、日本隔海相望，由于该区域内包括有北京与天津这两座城市，从而在参与对外合作、吸引外商投资、加强对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区位资源为纽带的集群式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多以城市经济圈(或经济带)的形式存在。

3、企业资源模式。这是所说的企业资源是指在集群式创业企业社会网络中某一个或某几个创业龙头企业能够在网络中占据中心枢纽位置。可以拉动其他创业企业进入该集群，并其该创业企业的产品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商、负责粗加工的生产商、协助完成产品销售的销售公司、提供辅助性产品或配套服务的中间商等。从而形成以该企业为核心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

4、政策资源模式。政府部门为创业企业提供的优惠政策或者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作为一种政策资源，亦可以作为集群式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重要联系纽带。比如绍兴市政府积极充当市场中介，主动为当地11家化纤类企业牵线搭桥，通过市场化运作，促进上下游企业构成了一条高效协调的产业链，该地区化纤类产业集群因此而形成。政策资源作为一种直接型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资源，对于吸引企业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积聚以及推动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和凝聚作用。但至多只能充当一般的联系纽带。产业集群能否健康稳定的发展仍然取决于集群内部合作的有效性，特别是政府部门盲目的“拉郎配”有可能会阻碍创业企业的正常发展。但创业企业家或创业企业自发组织而具备产业集群基础时。政府部门恰到好处地政策资源供给将成为有效的联系纽带。

四、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资源积累效应

1、位置强度效应。位置强度效应即一旦某网络个体

位于产业集群中的某一具体位置(无论是在网格位置或等势线位置)，则该网络个体与集群中创业企业的情感关系、利益关系或其他关联性以及相应具有的资源属性、工具属性、功能属性和可能对创业企业生产函数的修正等同样被对应确定。这是由于构建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具有路径依赖性和结构约束性，网络个体实现层次——功能的跨越以及等势线的跃迁本身需要能量的聚积、时间的积累和规范的更改，显然这些约束条件并非一躇而就。同样，对于网络个体而言，其在集群中占据的位置越好，其可能获得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资本也就越多。因此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在产业集群中在位置强度效应。

2、关系差异效应。在同一集群中，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存在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网络关系中处于边缘层区域、层级较低位置的创业企业以工具性关系为主，即以经济利益作为联系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联系纽带和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构建准则，因此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各成员均为个性理性的“经济人”。一旦缺乏共同的利益、无利可图、短期利益不明显或面临其他网络利益的诱惑驱使，该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将面临解体的危险。网络关系中处于中心层区域、层级较高位置的创业企业以情感性关系为主。即这些区域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中存在以业缘、地缘等为基础的联系纽带。短期利益不再是网络的核心，因此可能存在道义援助、转移支付或无偿赠予等经济活动，以及寻求更长期合作的短期让利行为。网络关系中处于居中层区域、层级居中位置的创业企业以混合型关系为主，越靠近层级越高的区域和中心层。情感性关系越明显，反之则以工具型关系的趋势为主。

3、资源差异效应。创业企业社会网络个体对于集群中其他创业企业具有“like－me”效应，存在于同一集群中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具有同质性资源和异质性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集群中的创业企业社会网络个体可能被同化。处于集群中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核心区位置的企业，与创业企业联系较多、关系紧密、互惠程度较高。以同质性资源为主，网络个体特性趋同，资源获取方式较为直接，网络个体间的信息桥梁作用不明显。相反。处于集群中创业企业社会网络的边缘区位置的企业，社会网络资源具有异质性，创业企业社会网络资源的获取需要借助于网络个体的信息桥梁作用，且这些资源多为创业企业的衍生资源。

社会转型视角下的网络反腐热潮 第7篇

可喜的是, 2012年至2013年伊始, 借助网络曝光和网民围观, 自佩戴13块名表的“表哥”杨达才和坐拥22处房产的“房叔”蔡彬后, 网民接二连三地曝出雷政富、孙德江、郑北泉、袁占亭等多名公职人员的贪腐事件, 网络舆论的巨大力量促使这些官员相继被查处。在社会舆论的高度支持和反腐职能部门愈发迅速的行动中, 我们看到了网络力量的威慑力, 它逐渐成为揭发和惩治贪腐官员的一条有力途径, 这股网络反腐的热潮正在兴起, 并比以往来得更加汹涌, 它取得的成效也有目共睹。结合社会转型期的特点, 究其产生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网络反腐热潮产生的原因

(一) 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滋长蔓延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却是潜流暗涌, 我国的反腐斗争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但从整体上说腐败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在有些地方、有些领域甚至还在滋长蔓延。

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或社会转型阶段, 往往也是权力运行失范程度较大的阶段。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 出现了空档和漏洞, 给少数人提供了利用各种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机会和条件, 他们可以从政府政策或制度规定中找到合法或非法寻租的依据, 以进行权力与财富的交换。权力向金钱渗透, 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腐化和堕落, 市场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成为衡量人和社会的价值尺度, 掌控金钱的多少成为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 这也使得一部分官员把权力当成追名逐利的工具, 在当官发财的不良从政心理的影响下, 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观念逐步缺失, 自律性也不断减弱。此外, 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步, 加上经济关系的错位、法制的不健全, 种种原因交织在一起, 导致转型期腐败现象不断滋生, 成为多发、高发时期。[1]

(二) 受众媒介意识的觉醒

社会转型使得中国人摆脱了长期的思想禁锢, 从泛政治化的阴影中走出来, 长期压抑的个人意识觉醒, 新闻媒介开始以强调信息量来争取受众, 还原了媒介的本质。[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参政议政意识空前提高, 民主观念极大增强, 受众的媒介意识也开始逐步觉醒, 受众从单一的信息接受者逐渐转变为信息的发布者, 这一趋势在网络媒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人们越来越善于利用媒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也越来越善于利用公民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

人民网于2009年初做过一份民意调査, 问题是关于您是否关注网络监督?其中, 87.9%的网民选择非常关注, 只有2.8%的网民选择不关注。[3]网民的这种政治参与热情在这次的网络反腐热潮中可见一斑。

二、网络反腐热潮下的冷思考

网络反腐在初始阶段基本上赢得了网民一边倒的呼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自身显现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一) 过分娱乐化

原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被举报到被双规, 仅仅用了66个小时, 创造了正厅级官员的“落马速度”。网络反腐在一定程度上, 显示出了传统反腐渠道不可比拟的高效率性, 但也不难看到, 网络反腐在内容的选取上出现偏差, 多集中在晒艳照、鉴名表、亮房产、曝光情妇等博人眼球的话题上。在社会转型期, 人们自我道德约束的标准下降, 网民比以往更乐于发布和接收此类花边信息, 而媒体为了迎合受众猎奇的心理, 也喜欢跟着报道此类花边新闻, 这就导致了网络反腐越来越娱乐化。一位网络举报人曾发出感叹, 网络举报如同撞大运, 如果没有猛料, 很快就石沉大海。[4]反腐败背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 其任重道远, 网络反腐这样过分娱乐化的倾向, 是与反腐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长期以往终究难当重任。

(二) 容易触犯他人隐私权、名誉权

互联网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 当网民在行使自身的舆论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权时, 很容易触犯到他人隐私权、名誉权的边界, 导致误伤甚至违法的行为。例如, 2012年底, 有网民称68岁的广州“房婶”李芸卿名下有24套房产, 但经过调查核实, 李芸卿6套房产的购房资金皆是合法所得, 且其与儿子都不是领导干部, 也没有违法违纪。

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2012年微博年度报告》中称, 其搜集到的24起影响较大的2012年网络反腐案例中, 非谣言误传的为15个, 占总数的62.5%, 也就是说将近四成有误。[5]

网络反腐毕竟不是公平公正的司法鉴定过程, 在对官员的财产和行为一味追踪和披露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侵犯到官员及其家属的隐私权、名誉权, 这样的行为不仅使网络监督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网络反腐的正常运行秩序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网络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受到阻碍。

(三) 容易引发网络暴力, 误导舆论审判

互联网进入了大众麦克风时代, 人人都能在网络平台上发声, 但网络反腐主体素质良莠不齐, 他们大多热情、爱憎分明、痛恨腐败, 一旦看到打倒贪官的事迹, 便会积极地参与其中, 在揭露贪腐官员的过程中, 容易造成网民集体非理性的、情绪性的言论泛滥。为了吸引公众眼球, 网民经常使用夸张、偏激的语言, 无理谩骂、攻击他人, 甚至捕风捉影不负责任地发布信息, 夸大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煽动社会情绪, 容易引发网络暴力, 造成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一些个案由于舆论的过早介入, 甚至出现道德挟持司法、以舆论审判代替法律审判的情况, 这样势必影响法律的公正严明, 反贪腐的积极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从互联网上兴起的这股反腐热潮正在悄然改变着我国的反腐格局, 却仍然存在种种不确定性。现阶段应依托反腐职能部门, 引导并规范好这股力量, 使其放大正能量, 减少副作用。

三、新时期对网络反腐的展望

(一) 推动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有效对接

在多年的反腐实践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国际上反腐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 比如新加坡、韩国还有香港特区, 网络反腐在那里并没有那么热。”何增科认为, 只有进一步加强反腐制度建设, 拓宽网络以外的反腐渠道, 反腐机制才能步入良性循环轨道。[6]

在社会转型这样特殊的发展时期, 贪污腐败现象的扩大化虽然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但制度设计上的不足还是十分明显的, 因此解决长效反腐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政府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 建立权力制衡的制度,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加快官员财产信息公开的推行, 有了这些制度上的保障, 才能保证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另外, 制度反腐是公认的最可靠的反腐败措施, 然而在成绩背后也存在着资源浪费、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 推动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有效对接, 是提高反腐工作实效的关键所在。

(二) 各级政府和官员以积极的态度善待网络反腐

截止2012年底, 新浪平台上的政务微博数量突破6万, 相比去年同期, 增长率达231%, 这表明我国政府部门和官员已经越来越重视网络化执政, 将网络视为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沟通上下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 在一部分部门和官员中, 仍然存在回避和阻挠网民的舆论监督, 视网络为洪水猛兽, 围追堵截, 把规范网络舆论变为变相打压, 有的甚至陷害打击举报人, 这样的行为势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阻挠信息公开、财产公示, 设置层层障碍。网络反腐在大众的呼声中揪出了“房叔”等一系列问题官员, 但是最近, 公众的反腐热情却被一些地方的房产部门泼了冷水。有媒体报道称, 近期一些地方加紧出台了规定, 对输入人名查询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进行了专门约束。[7]社会转型期, 人们的民主意识极大增强, 官员财产公开一直为公众大声疾呼, 将权力运行与使用置于阳光之下才是最好的反腐防腐之道, 倒行逆施的做法是值得警惕的。各级政府和官员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善待网络反腐, 对涉及官员负面评价的消息不要避让、闪躲、打压, 要正视问题, 坦诚及时地公开事实的真相, 并主动采取迅速的行动应对问题, 查处真相, 向广大群众澄清真相。

(三) 深化体制改革

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 其滋生蔓延的基本条件是体制转换而造成的空档为公职人员犯罪提供了可能条件, 我们既然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应当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本身的优势克服和根除腐败现象的发生。因此, 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建立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创造公平竞争、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相应的法律秩序,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

此外, 政治体制的不健全也是产生腐败的土壤。要根治腐败产生的政治体制原因,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规范权力配置、权力授予和权力运行, 调整政府职能, 淡化政治权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堵塞权力寻租, 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等。[8]

在信息化时代, 网络反腐已经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 我们在肯定网络反腐的同时, 也要认清其弊端并积极应对问题, 不断强化网络反腐的正能量, 使公权力变得更加阳光、透明、公正。■

摘要：2012年至2013年伊始, 一股网络反腐的热潮正在兴起, 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和受众媒介意识的觉醒促成了这股热潮。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 在它逐渐成为揭发和惩治贪腐官员的一条有力途径的同时, 其自身显现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现阶段应依托反腐职能部门引导并规范好这股力量, 使其放大正能量、减少副作用。

关键词：网络反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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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黎黎.社会转型与新闻周刊的发展[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2007.

[3]程少华、傅丁根.网络监督:蓬勃中呼唤规范[N].人民日报, 2009-2-3 (2) .

[4][6]杨玉华、蔡敏.网络反腐:喝彩背后的期许[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14/c_114029413.htm, 2012-12-14.

[5]2012年微博年度报告[R].上海: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 2013.

[7]沈彬.严控“查房”, 保护隐私还是保护问题[N].新华每日电讯, 2013-2-19 (3) .

社会网络视角 第8篇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入,社会网络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 比上年增加352万人, 增长1.3%。从农民工构成方面看, 本地农民工10863万人, 比上年增加289万人, 增长2.7%。目前,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职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正在逐渐向工人主体转化。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工群体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针对农民工开展了专项研究。吴伟东 (2012) 针对农民工融入的男女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 闫伯汉 (2015) 从社会距离、制度排斥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社会融入。徐媛媛 (2015) 从社会经济视角对农民工社会融入进行了研究。

一、社会网络视角的概念

社会网络视角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由社会学家根据数学方法、图论等发展起来的定量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处理的是关系数据, 其分析单位是“关系”, 是从“关系”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 从而捕捉由社会结构形成的态度和行为。[1]

二、融入关系的属性:社会网络视角分析

1. 融入关系的联系性。

网络关系的联系性的具体表现为: (1) 强弱性, 这是网络关系联系特征的重要方面。[2]Granovertter用互动的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互换4个维度定义了关系的强弱, 可以理解成互动的次数多、情感强度大、亲密程度大、互惠交换得多是强关系, 反之就是弱关系。[3] (2) 多样性, 农民工社会融入与多种因素有关;与务工所在地的相关建设情况有关, 与农民工归属地有关。 (3) 层次性, 所谓层次性是指在融入关系影响因素中关系要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当一个结点的地位比另一个结点要重要很多的时候, 这个结点的关系网多, 影响也会很大。而影响农民工融入关系的因素有很多, 这些影响因素所处的地位如同结点一样也是各不相同的。

2. 融入关系的区别性。

融入关系之间虽然各有联系, 但是区别也是不容忽视的。 (1) 在经济方面, 农民工对农民工在职业培训及就业等方面缺少政府的指导, 很难享受到与市民一样的待遇。其工作的环境和个人收入的满意度虽然在提高, 其居住条件也在稳步改善, 但与城市居民比较, 总体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2) 在政治方面, 农民工总体上还是处于城市的政治边缘地带的。从参加工会组织方面看, 农民工所在单位成立的工会和农民工参加的工会, 其所占比重都较低。因为工作流动性强等因素, 农民工难以找到能够行使政治权力的“落脚点”, 所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从不或极少参与如选举、政治学习等政治活动的“政治边缘人”。

三、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及成因

1. 社会原因。

一是制度原因, 制度是维护公平公正的有效手段, 是我们用来规范自身行为的一套准则。制度障碍是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 制度障碍中最核心是户籍制度。户口是身份的象征, 户籍制度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 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教育等资源, 当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 没有相关制度给予支持, 不可否认户籍制度带来了身份歧视, 不利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不利于农民工工作积极性发挥。[4]二是政府原因, 在农民工进城务工过程中, 相关的制度规范不到位, 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时, 政府部门解决效率低, 对农民工没有足够的重视。

2. 经济原因。

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接纳农民工的城市, 正是看中了外来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低廉, 没有让相关的农民工人员长期留下来的打算, 农民工的融入势必会让本地居民的权益受损, 降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二出于农民工自身的原因, 农民工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进城务工, 自己本身想融入的想法不是很强烈。

3. 知识教育不足。

农民工基本上是在为满足生理需求或者安全需求而奋斗, 可以说十分重视生理需求或安全需求的, 但这阶段的农民工还没有社交需求, 可以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社交方面的需求, 以至于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 但很难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

四、对策建议

1. 政府方面。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随着经济的发展, 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只有户籍制度改革, 农民工享有与城市人同等的待遇, 在医疗、养老、工伤等方面有了保障, 才可能减轻农民工的过客心态, 减少流动性。

2. 农民工进城务工过程中, 从事的大多是危险且劳动力付出较大行业, 但是工资水平却得不到提高, 政府应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适度上调, 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生活, 使他们能在城市有自己独立生活的基础。

3. 在经济发达的城市, 文化水平相比不落后。

政府可以适当介入, 加大图书馆等公共区域的开放力度, 对于农民工有优惠, 适度减免费用, 这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 缩小与城市人的文化差距。

参考文献

[1]杨珍.GTL公司运营网络分析与治理[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2013.

[2]任志安, 毕玲.网络关系与知识共享:社会网络视角分析[J].情报杂志, 2007 (1) .

[3]Granovetter 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18) .

社会网络视角 第9篇

从“网络围观作为公民社会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公民的一种新兴的维权方式”的角度, 笔者对网络围观给出了自己的思考:网络围观是公民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方式, 它是网民利用网络公共空间以匿名的形式对某一公共事件加以关注、发表意见或参与讨论。网络围观的本质是一种新兴的社会舆论方式, 具有匿名性、开放性、交互性等特点, 其方式可以是撰写博客、在论坛发起帖子、跟帖或沉默关注等。

一、网络围观对公民社会的促进作用

网络围观对于公民社会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说, 有助于公民精神的培养;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有助于弘扬社会正气;从国家层面来说, 有助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1. 有助于公民精神的培养

公民精神是公民社会的精髓, 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公民社会中, 公民可以自由合法地参与到各种非政府组织中, 自觉地参与到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中, 积极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热情地投身到国家社会的发展中。特别是在我国积极构架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公民精神从根本上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相一致, 它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问题。因此, 公民精神的培养对于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网络时代, 网络围观者的“传者”和““受者”身份界限没有那么明显。网络围观者在守法的条件下可以低成本地自由选择成为“传者”或“受者”, “把关人”的概念被消解, “草根平等”成为了网络时代的新特征。而且, 在网络围观现象中, 围观者的先后排列不是按照人的身份高低, 而是按照被点击、被浏览、被关注的程度排列。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围观者都可以成为事件的发起者, 也可以成为事件的参与者, 因此围观者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激发, 公民精神得到了极大的鼓励。

同时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开放性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围观者的言论自由, 为实现更多人的充分自由的话语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平台。在网络围观中, 围观者的身份只是一个数字, 也即IP。这个时候, 不分性别、年龄、肤色、种族、职业、社会地位等等, 使公民精神的发展有了更合适的外部土壤。当然公民精神的真正体现必须是回归现实, 在现实中公民参与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时得到真实的体现。网络围观恰恰给我国公民精神的培养提供了一个最合适也最有效的土壤和途径。而互联网的交互性也最大程度地为公民精神的传播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2. 有助于弘扬社会正气

社会正义依然是网络围观中的核心价值标准。较之于传统的社会舆论, 网络围观的匿名性使得网络成员之间的利益相关度有可能降到最低, 因此自由和正义的声音在网络围观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网络围观者对于符合社会主流道德亦或正义的事件会积极支持和高度宣扬, 有助于弘扬社会正气。同时, 对于违背社会主流道德亦或非正气的事件则会大胆揭露和无情抨击, 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社会正义和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事实例子举不胜举。甚至于围观中所出现的侵犯隐私权、名誉权以及所谓的“网络暴力”等问题, 从某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理解为是网民在围观过程中对社会正义的极端运用。当然弘扬社会正义不等于就可以侵犯他人合法权利, 披上“维护正义”的外衣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 弘扬社会正义也必须保持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3. 有助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权力机关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以达成社会公众意愿的过程。中国公民享有广泛的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的权利, 已被载入宪法和法律, 是国家人民主权原则的重要体现。

网络围观作为方兴未艾的舆论监督方式, 跨越了时空, 打破了传统国家的地域界限, 具有空前的开放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开放的网络平台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地发表看法, 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有助于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 有助于网民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互相交流。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来说, 不同观点的碰撞、论战的交流过程, 同时也是信息的反馈与整合的过程, 有利于改善决策者所面临的信息缺失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降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本, 提高决策的可接受性, 真正做到了解民情, 汇聚民智。在此意义上, 网络围观有助于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成熟, 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和方式也将更加广泛、深入和有效。

二、公民社会视角下网络围观的现状分析

笔者从网络围观的纵向发展上, 对网络围观的失范现象进行了分类, 主要有以下三类:

1. 围观动机质疑

绝大部分的网民都抱着善意参与到网络围观中来, 但是无法杜绝恶意网民的加入, 如西方的阴谋家、怀有特殊目的的背后推手和违法犯罪分子等。

网民不等于网络公民。网络开放性特点决定了网络的无国界性质, 虽然绝大多数网民都是各个具体国家的公民, 但是跨国籍的网民依然享受互联网赋予他的权利。某些西方的阴谋家经常利用先进的网络和技术优势, 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们所称的敌对国家施加政治影响, 实施“西化”“分化”和“弱化”战略。甚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政治舆论, 进行造谣、诽谤、污蔑或歪曲事实, 散布政治偏见和颠覆言论, 宣扬种族、民族仇恨, 鼓动民族分裂, 严重威胁了这些国家的主权独立、内政自由和国家安全。近几年, 在中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中, 关键时刻那些敏感的政治文化信息在互联网上迅速而广泛地传播, 对这些国家的政权更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

网民更无法天然地就等于先进公民。绝大多数网民都怀着善意积极地参与网络围观, 善意发帖、理性跟帖、谨慎关注。但是网络围观无法杜绝某些恶意分子的加入, 也无法完全避免某些怀有特殊目的的背后推手的操作, 乃至成为某些犯罪分子违法犯罪的工具。

2. 自由意志质疑

网络的匿名性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网络围观的意志自由, 但是个人与群体互博中的“空房回音”现象无法避免地扭曲了个人的真正自由意志, 如“群体极化”现象和网络精英独裁现象等。

所谓“群体极化”现象, 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 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 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

根据诺伊曼“沉默的螺旋”理论假说, 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 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 并且受到广泛欢迎, 就会积极参与进来, 促使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 (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 , 即使自己赞同它, 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 如此循环往复, 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 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而互联网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更容易让一种意见或者某种情绪在短时间内占据大量网络空间 (比如论坛中的“刷版”现象) , 个人意见或少数人意见更易凸显出来, 被当做多数意见来认知, “群体极化”现象就会产生。

3. 围观后果质疑

非恶意的网络围观甚至于善意的网络围观并不能必然地等同于良好的围观效果。

善意的网络围观者遭遇西方的阴谋家、怀有特殊目的的背后推手或违法犯罪分子的时候, 会被恶意围观者所利用, 成为他们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 善意的围观者最后成为了不良后果的参与者。

具有意志自由的网民个体在陷入“群体极化”现象的时候, 再难以保持真正的个体意志自由,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偏离最初的围观动机, 成为了不良后果的制造者。

比如, 网络暴力事件或者网络侵权事件的发生, 可能本身就是某些恶意围观者所发起, 也有可能是善意的网络围观者发起, 但是被恶意的围观者所推动, 也有可能是所有网民都在无意间成为了这些事件的制造者。

三、公民社会视角下网络围观的规范发展思考

传承久远的围观可以说已经成为某种国民性的符号, 已经从现实生活中延伸到了虚拟的网络社会中, 同时通过虚拟的网络空间对现实生活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网络围观几乎已经成为每个网民都无法避免的网络活动方式,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每个网民的一种生存状态。

在努力构建公民社会的时代背景下, 应加强对网络围观的法律约束, 优化网络管理的技术手段, 强化围观者的“网德”意识, 倡导从网民到公民的回归, 实现网络围观正能量的辐射和对公民社会的促进作用。

1. 加强对网络围观的法律约束

公民社会, 说到底就是法制社会, 法制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要求, 法治精神跟公民社会的贯彻与网络的健康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公民社会, 法律法规是公民和民间组织行使其合法权益的守护神, 同时也是规范其行为的指挥棒。

针对网络围观的无序化和混乱现象, 应该加强互联网的法制建设, 在法律的基础上切实维护公民权利的同时, 应该严厉打击各种网络非法行为。比如新华网曾经报道, 江苏南京的一名大学副教授利用QQ组织网络社群, 借助于QQ群组织“网络换妻”活动, 结果受到了法律的惩罚3。再如, 《法制日报》报道称, 2008年上海曾经出现了一个169名未成年人组织的网络非法社团“尊龙名社”。该组织“堂规严明”, 组织森严, 内设3个管理机构, 下设7个分堂, 另有3个联盟社团, 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网络暴力组织4。

互联网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互联网上的人格权、知识产权和侵权责任问题。应利用、整合和完善现有的互联网法律法规, 规范司法审判实践, 借鉴发达国家 (地区) 的经验, 加强国家间的互联网法制建设合作力度。同时, 针对各类论坛和网站, 必须加紧制定相关的网络传播法律, 严格执行网络新闻发布的有关规定, 明确归口管理、落实分级负责。

2. 优化网络管理的技术手段

有人用“技术征服权力”来解读网络围观在当代中国的胜利。诚如其言, 技术确实有能力改变世界, 技术也是人类世界中最有力的“武器的批判”。在当代中国, 网络围观在某种程度上的胜利, 确实是技术的胜利, 正是网络的技术使得这种及时、广泛、开放、交互的围观成为现实, 从而使得公民最大程度地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成为可能, 并在事实上形成了网络力量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对公权力的监督。

网络围观的胜利同时也是公民的胜利, 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是包括国家社会和公民的胜利。网络技术不仅仅支持个人的自由发展, 而且也支持整体性的约束。

政府要加大对网络规范建设的投入, 尤其要大力培养专门的网络监管人员, 以提高政府的网络管理水平。要打造防火墙, 分级过滤, 屏蔽不良信息。加大对国家重点网站、专业网站和政府网站的建设力度, 用“绿色”内容抢占网络阵地。加大网络基础建设的投入, 推广网络技术, 降低网络费用, 普及网络知识, 让尽可能多的中国公民享受到网民的权利, 使尽可能多的网民能够通过网络参与到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来, 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发展。

3. 强化围观者的“网德”意识

在网络世界, 法律和技术对网络言论表达的监控都是有限的, 总有法律和技术无法触及的灰色地带。网络的隐匿性和虚拟性, 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意志自由和言论自由, 但是同时也释放出了人性的恶。

为此更需要强调围观者的“网德”意识, 引导广大网民自觉地将适用于现实生活的道德律令引入网络环境中来, 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网络, 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网络权益。

在确保公民网络空间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 引导网民以责任心和客观立场参与事件讨论, 提高言论的深度和质量。教导网民在质疑抨击他人时, 不要忘记道德底线和他人正当的合法权益。呼吁广大网民用求同存异的态度面对不同意见, 共同参与到绿色健康的网络建设中来。

同时, 要充分重视和引导网络精英的声音。他们有着较强的理性思维能力、敏锐的事件观察力和洞悉力。他们也具有强烈的正义感, 愿意为弱势群体呐喊, 且学识渊博、思想成熟, 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威, 往往走在网络舆论的前沿, 充当了网络围观现象的发起者。如果这些网络精英们能够以积极理性和负责任的心态参与网络意见表达, 善意地引导网络主流思想, 则有助于网络围观更加理性积极健康地发展。

4. 倡导从网民到公民的回归

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民意志独立和言论自由, 网络围观无疑是公民实现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渠道, 但是“网民”不等于公民, 网络围观更不是公民实现话语权的唯一方式。

网民是隐身的公民, 是公民通过匿名的方式以网聚的力量获得其现实生活中所欠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而一旦越来越多的公民选择了匿名的方式参与社会事务, 则失去了公民社会公民独立自由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应用之义。

社会网络视角 第10篇

技术预测/预见活动始于20世纪40年代。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的定性为主结合少数定量的研究方法。然而，已有方法多基于线性思维[1,2,3]，对范式内的持续创新能取得较好的预见效果。而技术范式转换伴随的新产品市场和新商业模式并不明确，市场边界、参与者乃至整个产业都处于一种不确定性和无法掌控的状态，充斥着大量的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现有的预见方法尚难处理这类问题。

与技术创新、技术进化类似的是网络的动态结构和发展路径。本研究拟在深入剖析技术范式及社会网络发展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寻找两者的内在逻辑并从社会网的角度解释技术范式转换;同时，根据技术范式体系的相关特点，结合相关研究启示对本文的后续研究作出展望，试图架构技术范式转换预见的可行途径。

1 技术范式内涵

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了“范式”一词后，乔尼瓦·多西(G·Dosi)[4]借助库恩科学发展范式考察技术演化特点时提出“技术范式”这个概念。在多西看来，某一技术领域若有大的进展或突破，相应的技术体系即会形成一种技术范式，若该技术范式较长期地支配该领域的创新主流和方向，那么这一范式就形成一条技术轨道，在技术轨道上就会有创新集群发生。但他只是从外部的环境中研究或者总结技术范式，我们应该考虑到技术范式内部的组织创新因素。因此，多西的“技术范式”理论虽在认识技术创新上取得了较大突破，但若融入到“技术—经济”系统中用以描述具体的创新过程则存在缺陷。从“技术范式”本质上而言，它只是新技术体系规范化的表现，注重技术结构本身描述技术演化，并没有过多关注技术范式组织内外部的双向关系，以及技术经济系统中其他因素的作用[5]。我们需要打开技术范式“黑箱”探索其内部的奥妙，同时也亟须了解范式内部运作从而使技术范式的变革乃至变迁脱离研究瓶颈。因此，需要对“技术范式”建立另一种认识，以及对技术范式变革的方法重新阐述，以期助于寻求一种适合当今时代发展的技术方法推动技术预见，来帮助了解技术创新的历程以及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和动态演化。

技术范式的变革是新兴企业进入市场的前提，但随之而来的也是诸多的市场不确定性和挑战。Foster[6]通过对技术绩效与积累性投入的变化关系总结的S形技术曲线详细说明了突破性技术带来的新旧范式的变迁即技术的“自然极限”。突破性技术会造成产业结构与竞争的革命性变化，使现有的产业网络衰落，原有技术的商业化环境瘫痪，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的重新洗牌，实现技术范式的成功转移[7]，重新树立市场格局。技术演化以及市场分析方法曾是分析突破性创新的主流方法，它诠释了突破性技术产生及技术与市场的互动效应，但是却并没有清晰揭示出“突破性技术”在被认识之前是如何产生的，而这对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的时机和方向至关重要。技术范式的演进如图1所示。

目前对于突破性技术预见的方法很多类型，从技术预见具体研究的过程来看，技术预见可分为:德尔菲法、情景分析法、趋势外推法、技术路线图法、数据分析法、专利分析法[8]。以德尔菲法、专利分析法为主的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主要适用于线性的研究，很难对基础科学和颠覆性技术进行有效预见，对中观、宏观的技术预见比较有效。而突破性技术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理论的研究，需要一个分析动态演化过程的非线性的分析方法，后来大量定量分析方法如科学知识图谱、数据挖掘、社会网络等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不足。以科学知识图谱的知识结构和动态发展为基础以及数据分析为工具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技术预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技术预见是一项综合的复杂的工作，单独的一项分析方法不可能完全彻底的完成预见，但社会网络分析是目前能应对技术预见非线性动态特性的准确性颇高的方法。

2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技术范式转换

2.1 社会网络的研究

社会网络一词最早来源于社会学，英国人类学家Brown提出了“社会网络”概念，随后John Barnes[9]、Mitchell[10]等也对“社会网络”概念进行了界定。“社会网络”这个词指的是行动者集合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目前，社会网络理论已经超越了个人间关系，将组织、团体甚至国家包含进来，用企业间、团体间及国家间的关系代替社会关系，用企业、团体及国家结点代替个人结点，建立起更宏观的网络概念[11]。社会网络理论得到迅速发展得益于许多奠基者的贡献，其中数Granovetter[12]的“弱连带理论”Granovetter[13]和Burt[14]的“结构洞”理论及Lin[15]的“社会资本”理论较有影响。

在社会学中，网络概念强调每个个体和其他个体都有联系，其他个体中的每个人又都与或多或少的其他人相联系。对网络的界定一般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方面，网络是一种分析工具，用以理清行动者与行动者间、行动者与环境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网络是行动者间的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而关系本身则成为了研究对象。在实际研究中常常据具体情况混合使用两种视角，个人之间以及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构成社会结构，研究社会结构的关系本身就是要研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的机制。

追溯社会网络分析起源，从本质上来说是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之间共同努力的结果[16]。社会网络分析是由社会理论和应用与形式数学及计算方法论有机结合而来的，社会网络视角包括以关系的概念或者过程表达的理论、模型和应用，即由个体间的关联所界定的关系是网络理论的基本成分，网络分析通过形式化的定义、测度和描述来从关系的角度表达已有的理论概念，评估主要的概念和命题被表达成关系过程或者结构结果的模型和理论，或者提供对多重关系系统的统计分析[17]。在描述方面，网络分析提供了表述理论概念和属性的词汇和一套形式化定义。网络分析者设法模拟一个群体的结构，然后可以研究这一结构对群体运作的影响或这一结构对群体内个体的影响。当然整体系统的分析就是一个网络结构和行动的分析，而网络分析中都会把结构操作化为个体之间的关联。网络分析也可以纵向延伸用来研究一个群体随时间而改变的进程，例如国家间的经济事务能够在若干个时点上测度，研究者可借助网络视角研究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社会网络的视角与标准的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方法有根本的不同，它不但关注自主个体单位属性、这些属性的集合或通过一个或者多个属性预测另一个属性的水平。

社会网络是一个由人参与的关系系统，因此，其内部作用并不是机械的过程，它具有能动性、自组织性[18]及差异性的认知选择。社会网络主要研究动态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并不只是在一个层次测度，而活跃在多层次、非线性的维度。作为一个交错复杂的网络，它其实类似于人脑的结构，其中神经系统中枢神经是核心，也是由成千上万个神经细胞交错组成一个处理信息的复杂网络，主导整个人的思维，亦即本文所讨论的旧的技术范式。人脑各个系统处理信息，让人有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社会网络所描述出的社会现象也是类似处理包括易于量化的和量化特征不明显的结构层面，包括易于量化的物化要素及难以量化的智能、工艺等要素;还包括不同层面技术的交互作用，及与其他技术体系的技术内部要素、结构、功能等间的关系等。

2.2 基于社会网络的技术范式转换解释

社会网络正如我们所见，与互联网的结构抑或人脑的结构类似，在复杂网络系统中存在很多的类似神经元的小节点、神经中枢般的技术种群(1)、轴突般的网络连线将各节点相互连接，在市场机制和人的调动下呈现平衡稳定的状态。然而，当内部的“小神经元”的移动或者外部环境的变革，整个系统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此时连接多个节点的新种群就会出现或者之前已有种群的突然爆发，从而出现新旧范式的转换，衍生新技术。

技术范式自身发展及转换，就是在技术范式中将所有的经济行为嵌入到社会网络整个系统中，一个系统的演化是网络结构演化和行动演化相结合的，在网络中的任何不定因子都能影响到范式的变迁。首先，技术范式发展刚开始是连续、渐变的，经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技术水平同时呈现快速增长、平缓增长及趋于稳定的过程。就如范式发展初始阶段，旧的主导网络的技术种群选择旧的节点改造，提高配套节点的完善程度，实现在同一范式上的渐进性的创新。以目前市场上的普通耳机和蓝牙耳机为例，实质上两者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基于电磁场原理，有形耳机是线圈在信号电流的驱动下带动振膜发声，而蓝牙耳机则是通过无线传播传输数据。而目前两者都具有市场，各有利弊，以共同发展的姿态存在于社会网络中。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人们需求变化的速度加快，技术范式的发展会到达“破坏性”创新的阶段，旧的技术范式将会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同时也会吸纳旧范式的精华而成为顺应时代发展以及大众喜欢的发展模式。这时在社会网络中就会出现如图2所示从技术种群A迁移到技术种群B或C的现象。由于资源稀缺性和市场有限性，即使是同一技术范式下的技术种群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或者存在强弱关系。新技术在渗入旧技术种群节点时，为了节约成本，它必须借用旧技术的辅助技术，新技术范式开始进行知识节点之间简单的组合与优化，没有形成标准的技术体系，也无法对旧范式体系构成威胁;此后，该组合再吸收其他技术组分，主要功能也逐步呈现，并形成一个能发挥市场功能的技术标准。新技术范式的核心技术一开始并不明确，而是在技术的组合进化中逐步筛选，例如通过网络中的中介变量包括信息资源、人的效用、社会的结构，同时挖掘个体行动特征以及市场需求环境，由小的功能优势发展成为明显的功能定位。因此，现有的技术实为新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机会与空间[19]。新技术在吸收成熟技术逐步壮大后，逐渐通过利基市场渗透，吸纳更多辅助性技术并得以整合，那么此时，新主导技术范式在节点间相互调节得以确立，并且整个技术范式群体的迁移能够获得更多更有益的资源。

3 研究启示与展望

3.1 研究启示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中的网络分析方法论的逻辑，遵循“探索技术范式的基本理论，搜寻引起技术范式转换的突破性技术的动因及实现机制”的研究思路，本文系统回顾了目前技术范式、技术范式转换研究方面主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研究进展看，目前不同角度研究理论还是不成熟，尚未形成公认的研究框架，但也对我们提供了指导。目前的相关研究借助描述性语言及案例研究的方法来界定和描述了影响技术范式变革的突破性技术，主要从技术演化、市场绩效、专家评价及专利引用等视角来具体描述突破性技术如何成长为主导技术的[20,21,22,23]。正如Zott[24]所说，目前我们研究重点在技术变化发生以及资源结构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过程上，他把资源结构的变化机制分为3个过程:变异阶段、选择阶段和保留阶段。而对于过程的刻画，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案例研究的方法[25,26]及扎根理论方法，以慢镜头的方式剖析该过程。在其他视角看，案例研究能将这个真实世界动态情景整体全面地剖析出来，为现存在的技术提供真切的理论依据和经验基础[27]。因此，探讨技术范式转换预警方法的初始，便是识别出技术范式在市场机制作用和人为环境的复杂系统中的转换特征，用描述组织所处的技术环境，用技术机会、收益可获得性以及知识基础复杂性来反映技术范式的特征，研究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产业的演化方式[28,29]。

3.2 研究展望:一个可能的研究思路

基于对研究的启示，目前我们首先在案例研究和扎根理论的基础上对整个范式过程进行描绘。技术范式转换期，伴随着技术突变，许多不确定信息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及人类观测能力的限制，使得人们难以获得表达其特性的准确量化值，但随着人们对不确定性系统关注的提高，对不确定性系统的处理越来越成熟化，并且应用到了经济预测、经济决策中[30]。因此，可借鉴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对技术范式中的一些重要因素进行识别，保证刻画因素的相对完整性，就借助于数据挖掘的方法对变革特征刻画。再进一步的研究应当从“在不确定性的网络环境中技术范式变革的产生的可能因素的确定”这一核心问题出发，着眼于社会网络环境中各技术群体之间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资源等方面寻找出与变革因素相匹配的技术节点，来探讨网络群体变迁的重要因素。初步设定在网络规模大、网络密度大和资源丰富的节点中进行筛选，同时借助Gephi(2)可视化工具更加清晰地看出我们所需的节点，在筛选出来的节点中加入异质性特征来再进一步筛选，将不同于本主技术特征的节点筛选出来;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在社会网络的实证研究中寻求和发展适用于分析技术范式转换的方法，以便于展开大量各类的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网络中各个因素的相关度，从而寻求变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同时也对我们预测企业变革提供了验证。

社会网络会通过组织内部的演化及协同演化最终达到新的平衡结构。技术演化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因素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而各因素在技术演变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以了解新技术范式转换的方向。

网络模型主要建模思想是将人群中的个体视为网络中的节点，个体之间的接触关系用网络中节点间的边来描述。我们可以将企业技术范式转换中各个要素看作是各个节点建立模型，从而通过网络模型来预测技术，研究网络拓扑结构对技术转换的影响。这种网络上的传播的典型特征就是随着网络的尺度无限增大，传播临界值趋于零，这意味着即使是很小的传染源也足以在庞大的网络中蔓延开来。同样的道理，我们技术范式转换的网络模型也是可以求出临界点，这就意味着我们能从这个临界点看出技术转换的突破点，从而来预测企业发展趋势。网络节点数N=104，公共网络和家庭网络的子网尺度分别服从幂律分布p(Npn)～Npn-4,(50Npn150)和均匀分布Nfn～(2,6)。另外，对于ASN-II模型，WS小世界网络模型中的重连概率为p=0.01。初始时，随机设置ρ=0.1%的节点为新的技术，并令Nf=Np=1，然后反复迭代，直到系统达到稳态，传播临界值λc接近于0;而对于交替社会网络，只有当传播速率λ大于某个临界值λc时，资源才能在网络中蔓延，而且传播临界值λc随着网络的平均度k=2m的增大而明显减小。无论是交替社会网络还是WS小世界网络，其传播临界值都是非零有限值。

当然在网络模型中我们要考虑到从交替、全局、局部的网络模型对节点大小变化的影响，而技术范式中我们也应建立不同层面的网络模型来分析它的趋势，在企业各个层次人员交替的网络也就是复杂网络模型中，我们的技术发展是从局部自上而下的网络层次中技术的发展。在社会网络中还可以计算节点密度来预测传染的目标。在技术范式转换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通过社会网络模型计算要素之间的密度差来预测未来。

摘要：在当今技术变革加速的时代,一些企业尽管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主流市场的领导者地位,然而由于对技术发展趋势判断错误或者忽视新技术的市场潜力,一再错失重要发展机遇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此背景下,企业如能预见新的技术范式并识别、培育出突破性技术,则能成为新范式的掌舵者、行业的领导者。目前,已有的、基于线性思维的技术预测/预见方法尚难以解决包含高不确定性、复杂性的技术范式转换问题。文章认为,社会网络从一个网络的规模、密度、资源等角度,通过数据挖掘等工具和实证研究方法刻画范式转换的特征和演化路径,从而可能寻找到技术范式转换预见的途径。

社会责任的国际视角 第11篇

1999年初，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倡议建立一项“全球契约”，旨是要求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特别是在遵循联合国要求的人权（企业应该尊重和维护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绝不参与任何漠视与践踏人权的行为）、劳工标准（企业应该维护结社自由，承认劳资集体谈判的权利；彻底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消除童工；杜绝任何在用工与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环境（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鼓励无害环境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和反腐败等10项原则上有所作为。2000年，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活动正式启动。为推进全球契约实施，联合国专门成立了全球契约办公室，并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工发组织共同设立了工作团队，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成立了40多个地区网络（中国企业联合会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也在其中），在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南亚、中亚、东亚和北美每隔一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区域具体问题，交流有关方面的知识，就对话、学习、项目、推广、交流等问题同其他全球契约网络及纽约全球契约办公室联络。联合国还于2005年６月成立了全球契约理事会，由企业、劳工、国际社会及联合国系统的代表组成，为全球契约发展提供持续性的战略和政策建议。此外，还成立了全球契约基金会，从私营部门集资，支持全球契约开展活动。到目前为止，“全球契约”已经有包括我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3000多家著名大公司参与。我国的中石油、中石化、宝钢、海尔、中远、中铁、一汽、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等51家企业和组织加入了全球契约。全球契约强调的是“共同价值和原则”，虽无强制性的管理，但因其直面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处于明显强势的情况下，各国企业如何对待社会责任的问题，因而其国际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种资源的流动和各国之间的联系，但同时也强化了资本的力量，而相对应的劳动者则因为供过于求和流动性限制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倡议全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步骤。今天，“社会责任”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跨国企业订单的附加条件中，他要求合作企业从质量管理、环境管理扩展到更进一步的社会责任管理。要求企业在追求利润、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必须承担起道德方面的社会责任，并将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计划与管理。

瑞典企业：履行职责全方位

瑞典企业在将经营目标和使命与履行社会责任相结合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在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对资源和环境承担责任、对产品整个生命流程和周期承担责任、对与供应链体系中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责任等方面发挥了应有作用。

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就是除了对股东利益以外，其他方面包括：善待员工，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对消费者负责，建立和谐的供求关系；对所在社区负责，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对政府负责，建立和谐的政企关系。这些理念，既体现于公众的日常生活，也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中，构成了瑞典社会和谐的基础。

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承担责任。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不是付出，而是投资；能源节约和替代不是技术，而是战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不是政府强制性规则，而是企业自我行为。索尼爱立信认为，一个好的产品如果同时具有环保附加优势，就会有更多机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获得商机和突破。

对产品整个生命流程承担责任。就是企业承担“生产者延伸责任”。欧盟将“生产者延伸责任”定义为：生产者必须负责产品使用完毕后的回收、再生或弃置的责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生产者的责任向上游和下游都进行了延伸，其定义是：生产者应承担废弃物回收消除处理责任及产品废物管理责任，应从以“产品”为中心的责任转向原材料选择、产品制造、使用和产品废物回收、再生和处置全过程的责任。瑞典国家确立了循环经济战略，企业作为生产者必须将环境因素纳入产品研发设计的前端，潜心设计，尽量减少废物产生、能源消耗和增加可再生性产品，采用有利于产品废物回收、再生材料的工艺，重新改造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

共同与供应链体系的上下游企业承担责任，就是使产品生产流通链条上的所有参与者，通过一致性战略和一体化标准，建立共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链。一是建立上下游企业可追溯体系，确保供应链体系全过程的一致性；二是鉴定与供应商的责任契约，确保供应商共同履行社会责任；三是设计供应商管理项目，确保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供应商履行责任；四是建立对供应商的核查和评估机制，确保形成与供应商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体化战略。

瑞典企业全面履行社会责任，取得了丰厚回报，大大提升了企业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500强的30多个瑞典跨国公司，都成为闻名全球的佼佼者；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品牌、信誉和创造力，形成了企业坚不可摧的“软实力”。不少企业发展成为了“百年老店”。1943年创立的宜家，从瑞典一个小村镇走向了全球；1952年成立的利乐公司，从一个小城市走向了世界；具有百年历史的沃尔沃、山特维克也在日积月累中越做越强、越做越大，为世界所瞩目。

美国安可：坚守自道做好事

“企业应该做的事就是学会如何做好事。”这是美国安可顾问有限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郭兰诗的一句座右铭。在社会责任将成为全球500强企业核心价值之一的今天，这句话更道出了知名企业的追求方向。

早在20多年前，安可公司就率先在美国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并成为提倡企业社会责任美国公司的发起人之一。之后，安可公司将社会责任置入企业发展战略，并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逐渐成为了企业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跨国经营，安可公司积极鼓励自己的客户与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和谐相处，注重本土化，适时融合当地文化传统，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努力为当地社会发展作贡献。从10年前安可公司入驻中国开始，公司就积极推动自己的客户参与中国政府鼓励和倡导的项目，包括环保、教育、西部开发等，并用社会责任理念帮助其他跨国公司在中国扎根，因而其业绩倍增。从1984年成立到现在，安可公司从一家仅有一间办公室的企业，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业务覆盖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跨国企业，并被达沃斯论坛列为最具成长潜力的行业领军者之一。

包括中远集团等大型企业在内的不少中国企业，因受到安可公司帮助，成就了企业“走出去”战略。中远集团领导层成为较早认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的中国企业，得益于安可公司的帮助。公司通过对有关项目的学习和对各国法律法规、行业规则的深入了解，学会了按照当地法律法规、行业规则开展业务，从而成功化解了不少误解与困难，争取了相对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进而不断获得了成功。

杜邦公司：零目标锲而不舍

已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杜邦公司，因为当时主要生产黑色炸药，具有很高危险性，曾经造成包括杜邦家庭成员在内的人员伤亡，因此公司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公司第一个生产车间的创始人EI·杜邦当时就坚持把车间设到河边，并按照开口盒子的原理把厂房建成了三面加重墙、一面轻体墙的结构，这样，如果发生事故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工人的生命安全。不仅如此，杜邦公司还提出了“零目标”，就是实现工伤、职业病及环保事故为零。这个“零目标”是要让员工知道任何事故都不能接受，一旦接受了一个事故，更多的事故便会接踵而来。

杜邦的安全文化是一个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文化。安全成为他们的自觉习惯。不管开什么会，公司首先提醒的就是安全。即使是招聘员工杜邦也把安全作为重要条件，如果员工在工作中不注意安全或者不认同杜邦的安全文化，这样的员工就无法在杜邦谋职。员工们共同感到，自己在杜邦的车间里、公司里受伤的几率比家里还要低。

除了增强员工安全意识以外，杜邦还专门成立了安全咨询业务部，既加强自己的安全工作，也帮助其他公司建立安全管理系统。从2001年到2004年，杜邦安全咨询业务部帮助广州新白云机场建立安全管理系统，不仅使其实现了连续500万小时没有出现任何重大事故，还为整个白云新机场石油管线节省了数千万元。

在环保方面，杜邦也不断用心改进和改善。杜邦有一句名言“尽量不在地球上留下脚印”。用于冰箱制冷的氟利昂，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开始研究使用CFC对环境的影响，而当时依赖CFC的设备总价值达到了1350亿美元，杜邦占到了全球CFC总供给量的25％，是杜邦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对此，杜邦仍然决定投入大量资金研究CFC的替代品。尽管当时的法律并不要求CFC生产厂商马上去寻到替代品，但是在1988年美国宇航局宣布“CFC类产品破坏了臭氧层”的结论72小时之后，杜邦公司正式宣布通过了完整的过渡计划，開始逐渐退出CFC设备的生产。两年之后，杜邦正式推出第一代对臭氧层不再有破坏作用的新产品。到1994年，有关CFC的设备生产基本停止。从1990年到2003年，杜邦固体废物排放比原来降低了40％，温室气体排放降低了70％。

用道德价值指导工作，用完整制度体系保证工作，公众、客户和员工根据你的承诺和行为进行判断鉴别，然后促进公司行为。企业用近乎苛刻的要求促使自己进步，自然会取得最大效果。据悉，仅以2005年杜邦在深圳的工厂为例，他们就创造了安全无伤害记录。在上海浦东的杜邦农化工厂，他们也连年实现零事故。目前，杜邦所有在华工厂都朝着零事故的方向不断发展。

社会网络视角 第12篇

1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及其组织网络基本概念和分类

作为研究的对象,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是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的产物, 其规模大、建设环境动态多变, 并具有高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敏感性。根据我们国家实际情况, 主要包括以下5大类:超大型复杂工程, 如投资260亿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建设;现实经济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大型复杂工程, 如杭州余杭区重大工程千亿项目群;大型复杂基础设施, 如投资500亿的虹桥交通枢纽工程;大规模开发区建设工程, 如占地23平方公里的无锡新区太湖国际科技园项目群;大型住宅群建设工程, 如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的上海万科华漕住宅小区等。

当社会网络分析与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的研究结合后, 自然产生了针对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研究的新领域。为研究的方便, 有必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产生和解释一些新的概念, 并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目的对网络进行合适的分类。

首先, 我们把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称为“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网络”, 简单解释为参与到大型复杂项目实施过程中或者跟项目实施有联系的, 有限的各种人员或者组织之间连接而成的关系结构。这里的“网络”即指关系的结构形式或人员、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

其次, 根据研究目的需要,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网络的划分方式和社会网络有所不同, 如图1所示。一方面, 根据网络关系性质的不同, 分为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综合网络。其中正式网络中仅考虑大型复杂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生产连带 (外包) 、营销同盟、财团和战略结盟等正式关系。非正式网络中考虑除正式组织关系外的所有关系, 包括信息关系、咨询关系、兴趣团体、利益关系、信任关系等。综合网络考虑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所有关系;另一方面, 根据网络的范围分为局部网络和整体网络。其中, 局部网络可以是业主方组织子网、设计方组织子网、施工方组织子网、材料设备供应商组织子网、外部项目利益相关者组织子网或者是以上部分子网共同组成的网络等。整体网络考虑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所有的组成部分;另外, 随着研究的深入, 也有必要根据网络关系的具体特征来划分。可以分为指令网络、信息交流网络、决策网络、技术管理网络、内外环境沟通与协作网络、个人私交网络等等。以上这些划分方式可以综合, 如仅考虑业主方组织内部非正式关系的业主方组织非正式子网、仅考虑材料设备供应商内部个人私交网络的材料设备供应商组织个人私交子网等等。

2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网络研究程序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网络研究程序和社会网络研究的一般步骤及其内容有所不同, 这是由研究目的和其自身自然科学属性决定的。但是和社会网络研究一样, 也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如图2所示。

(1) 确定研究目标和内容

研究目标可以是宏观层面的, 例如分析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网络中非正式关系对于正式关系的影响程度, 或者通过影响组织总控度的因素及定量影响程度, 从而通过调整项目社会网络结构和项目环境, 建立能快速反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项目总控机制等等。也可以是中观层面的, 例如分析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中不同类别的派系、中心团队、“明星”人物和行动者关系紧密程度等。如果是微观层面的, 例如分析大型复杂工程项目信息交流和共享程度、信息传递效率和网络中信息集聚位置, 或者分析高层组织/人员所处位置、信息流和对信息的掌握程度, 决策信息路径长度等。

(2) 确定分析对象和边界

根据研究的具体目标确定分析的对象和边界, 如果分析目的是宏观和中观层面的, 可能需要考虑整体网络或者局部网络所有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 如果是微观层面的, 可能仅需要考虑信息交流、指令关系等等。

(3) 数据信息收集与整理

数据信息的收集是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网络分析的基础, 主要指关系数据及其表现形式, 即通过一定的变量或者数值把关系特征、结构等反映出来。数据信息能否得到准确的收集跟研究设计密切相关, 包括确定网络分析的对象、层次、抽样、测量等内容。

(4) 建立分析模型并计算

基于收集的关系数据构建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网络模型, 然后进行分析和处理, 得到结果。

(5) 结论和建议

根据模型计算的结果进行业务分析, 得出相关的结论, 并提出合理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对于正式结构进行调整、通过制度和规范对于非正式结构施加影响等等。无论是发现原先制定的目标不合理还是合理化建议得到部分或者全部实施以后都要回到第一不重新进行网络分析。研究者只有通过不断循环才能达到持续改进的目的。

3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网络模型构建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是指具有共同战略目标的规模大、项目组成多、具有高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敏感性, 工程建设各子系统之问关联性强, 受外部影响大、项目组织复杂、目标控制要求严格的工程项目 (群)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网络基本组成要素包括组成网络的主要结点, 网络中各个结点之间连接而成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结点和关系的数量、属性的环境。图3为给出了基于关系的大型复杂项目组织网络概念模型, 以便让我们对于这种网络有个感性的认识。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网络中的结点包括人 (通常是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人) 或组织 (团队、部门、公司、子项目组织等) 。需要指出的是, 社会网络视角下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网络中的结点还包括封闭工程项目系统以外的跟项目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其他人或者组织。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网络中的关系是指人或者组织之间一切联系的总称, 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如组织结构 (指令关系) 、合同关系、信息关系、战略/业务关系、流程关系、兴趣团体、个人私交等。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网络中的环境包括内外部环境, 如采购模式、政策、指南、制度、流程、文化、激励、工具等。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网络模型构建以后, 主要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多种不同的描述与分析网络资料专门技术和方法, 常用的主要方法有图论法、矩阵法和代数法等等。李永奎等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例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构建了局部正式和非正式工程项目组织网络, 并借助社会网络技术进行了分析比较[5]。

4 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网络分析指标

根据分析视角本文把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网络分析指标大致分为宏观分析、中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三类标, 如图4所示。

宏观分析主要用派系指标对网络中群体间的互动行为模式进行分析。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作为一个临时性的、不稳定的、建设周期长、超大的社会网络, 无论是工程开始前还是项目开始以后都可能存在或者不断形成各种非正式小群体, 小群体不仅影响者组织内部关系, 而且还可能对于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的影响, 对于其派系指标的分析可见其意义重大。特别是在一个尤其重视人际关系的时代, 正视其存在并通过研究和分析加以合理利用和关注是最好的选择, 派系指标能给予很好的指示。派系划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依据距离方式来划分, 如n-派系、n-宗派等。n-派系是指满足小团体中的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小于等于n, 而要成为n-宗派, 首先这个群体必须是n-派系, 同时群体中的节点间的最短路径也必须在这个群体中, 所以n-宗派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实际分析的时候使用n-派系就足够了;另一种是依据节点连接程度来划分, 如k-丛、k-核等。

中观分析指标主要研究网络节点的结构特征, 用于进行复杂工程项目网络中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整体网络下各个结点的结构特征比较, 分析非正式关系的影响程度进而决定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免对于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的影响。中心性和角色位置分析是结构特征最重要指标。一般认为, 权力拥有者往往位于有利的网络位置中, 越在网络中心, 就越具有较高的权威, 同时能获得更多的资源, 并越能影响其他节点的行为。对中心概念的不同理解就有不同的中心分析指标, 目前常用的有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距离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四种。度中心认为网络连接度最大的节点是网络中影响力最大的节点, 据此可以反映非正式组织关系对大型复杂工程中项目管理单位、设计单位、承包商等在组织结构中的位置影响程度;中介中心认为节点若能成为网络中交易媒介, 就可以利用其他节点需要依靠它来沟通、交易的特性而获得额外的“位置租金”, 据此可以分析非正式关系是增加还是减少了项目参与单位的中介桥梁作用, 根据结果决定是否加强非正式关系的管理;距离中心性高的节点往往意味着与其他节点能更近、更快的联系, 往往意味着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得网络资源和信息, 据此可以分析非正式关系是否影响着项目中各参建单位之间的紧密联系。特征向量中心性是一种全局衡量中心程度的方法, 认为一个点是否在网络中心, 关键取决于邻近节点的中心程度, 也就是说, 与权力大的节点有联系的节点, 往往具有很高的中心性。大型复杂项目网络分析研究中角色位置分析指标最常用的是结构对等指标, 用来分析大型复杂项目的结构同型情况。该指标认为网络中结构同型的一群节点, 往往具有相同的行为特征和资源配置。两个节点若是结构均衡则它们在网络中和其他节点具有一样的连接关系。完全相同的关系节点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此结构均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相似指标, 如相关系数、距离系数来测度。

微观分析指标主要研究网络节点或整体网络的关系多寡程度, 其中分布密度是网络中各节点之间的关系总数与可能的关系总数之比, 由此分析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 通过网络图法可以直观地对群体特征进行分析, 如群体的结构、群体中的核心者和孤立者等, 这对于在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组织网络中分析局部网络是非常有用的, 容易发现局部网络存在的一些问题, 进而分析对于项目实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组织或个人。分析群聚系数指标以及直径指标是最主要的微观分析指标, 该指标用来度量网络节点的联系紧密程度。群聚系数反映了网络中三方传递关系成立的比率, 对于节点来说, 该指标可以度量其所拥有的“结构空洞”程度, 对整体来说, 该指标可以大致测量网络整体关系均匀分布程度;网络两个节点之间的路有可能有多条, 它们之间的直径用连接它们之间的最短路径的长度来表示 (用经过的边的条数来度量) , 网络直径可以用网络中各节点对之间的平均最短距离来定义它。一般来说, 直径越长, 获得资源的可能性也越小。在大型复杂项目中, 组织结构复杂而庞大, 容易出现指令路径过长、或者信息传递层次过多等问题, 通过这些网络直径的分析容易发现这些问题。

5 结论

传统项目管理方法中组织结构重视显性的正式结构, 而忽略大量隐性非正式的组织关系.事实上对大型复杂项目组织而言, 其社会性特征更明显, 非正式关系更复杂, 因此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有助从非传统项目管理视角研究复杂性项目管理。本文探讨了此项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研究程序、网络模型的构建及其特点、分析指标等内容, 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局视角, 也为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参考文献

[1]丁士昭.工程项目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2]CHINOWSKY P, DIEKMANN J, GALOTTI V.Social network model of construction[J].Journal of construct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08, 134 (10) :804

[3]KOERNER M, KLEIN L.Project as difference-towards a next practice of complex project management[C].22nd IPMA World Congress, Italy, 2008

[4]李永奎, 乐云, 等.大型复杂项目组织研究文献评述:社会学视角[J].工程管理学报, 2011, 25 (1) :46-51

[5]LI YONGKUI, LU YUJIE.Complex Projects Organization Networking:perspectives from Centrality, Centralization and Power[C].MASS2010, Wuha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