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业银行范文

香港商业银行范文（精选7篇）

香港商业银行 第1篇

一、结构方程模型变量与假定条件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SEM)是一种处理复杂变量相互关系的通用线性统计建模技术，其主要特点是能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分析不可直接观测变量(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估计因子结构和因子关系并对整个模型的拟合度进行估计，其实质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两部分构成。测量方程描述潜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旨在研究构成银行的风险中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间的关系。综合大量的参考文献，我们认为影响银行风险的因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银行客户因素、银行的应对措施、宏观经济环境、银行自身的运行状况。这四个指标是潜变量，不能直接测量，需要其他的显变量或问卷来测定。这些显变量与这些潜变量的关系见于相关文献中。

影响银行的风险因素及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根据理论分析及文献分析，本文提出银行风险的各因素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假设如下。

H1：银行积极的应对措施对商业银行风险的降低具有正向作用。

H2：银行自身的因素也是影响银行风险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银行自身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越好，那么银行风险防范能力越强，银行风险越低。反之亦然。

H3：银行客户因素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客户对银行越有信心，预期越好，银行风险越低。反之亦然。

H4：宏观经济因素与银行风险也成方向作用。宏观经济越景气，商业银行的风险越低，相反，如果宏观经济发展不好，银行风险将会较高。

二、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一）数据收集

在正式数据收集之前，我们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实验，对量表进行了优化，在应对措施、宏观经济运行、银行运行状况的问卷中删除了不理想的题项。在量表确定后，进行了正式的数据收集。

收集方法：本文的数据收集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从业人员，包括各大商业银行不同职位的员工;二是普通市民，包括不同年龄层面的市民。

收集结果：本次收集一共发放600份问卷，回收520份问卷，回收率86.7%，其中有效问卷508份，有效率97.7%。

（二）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所有测量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信度是指测量效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测量工具能够稳定地测量到它要测量的事项的程度。信度也可以分为稳定性(Stability)、等值性(Equivalance)和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等多种类型(李怀祖，2004)。内部一致性是最为常用的信度，关注的是不同测试题项所带来的测试结果的差异，通常采用Cronbach’sα系数作为检验指标。内部一致性高意味着一组评估体项的一致性程度高，相应的评估体项有意义，所得的评估结果可信。

本研究采用常用的Cronbach’sα系数来评估检验量表各题项的内部一致性。样本数据的信度通过检验的最低限度为Cronbach’sα系数大于0.70(李怀祖，2004)。在考察Cronbach’sα系数的同时，还要求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CITC大于0.35 (Numnally&Bernstein, 1994)。摇摇摇摇

利用SPSS17.0对原始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结果Cronbach Alpha系数为0.77，表明所采用的数据信度可以被接受。

（三）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是指概念定义(Conceptual Definition)及操作化定义(Operational Ddfinition)之间是否契合，即量表的指标能真正衡量出研究人员要衡量的事物的真实程度(Zik-mund, 1998)，也可以理解为测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效度衡量包括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和结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两种。内容效度主要用来反映量表内容切合主体的程度。结构效度指测量出理论的概念和特征的程度。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是检验结构效度的常用方法，可以很好地检验研究所涉及变量是否有一套正确的、可操作性的测度。

我们将数据进行效度检验，发现不太理想，经过调整，去除了A3、A4、A5, B5, D5后各项指标的效果很明显。经过摇调摇整后，各变量的算法如下：

银行应对措施=(A1+A2)/2

银行运行状况=(B1+B2+B3+B4)/4

银行客户因素=(C1+C2+C3+C4+C5)/5

宏观经济因素=(D1+D2+D3+D4)/4

三、结构方程结果分析

下面运用结构方程运用软件，对香港商业银行的问卷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一）潜变量与显变量的关系分析

结构方程的结果如下，从表1的潜变量与测量项目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数据符合要求，每个潜变量都很好地说明了题项，说明对于题项的修改达到了目的。

(二) 潜变量之间关系分析Model NPAR CMIN D

表1是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银行风险的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为显著。具体来看，银行应对措施分别与银行自身因素、银行客户的预期等心理因素以及宏观经济因素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等因素与银行客户因素及宏观经济因素E也sti存mat在e显S著.E的.相关C.关R.系;此.外P，银行Lab客el户的心理预期因素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也存在显著的香港关系。这正是我们在理论Est分im析ate时所S.需E.要得C.出R.的结论.，P实证结Lab果el也论证AA了<这-些-结>论CB。CB.104961.043972.945 83.00134

（三）模型适配度分析

下面是模型的适配度参数，从模型适配度可以看出该模型符ACAC合<<标--准--。>>DDDD..256023..00682545..295178

四、结语

根据模型的适配度参数，前面分析的量表，以及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结果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银行积极的应对措施对商业银行风险的降低具有正向作用。银行应对危机的措施越是积极的，那么从坏账率等指标可以看出银行风险相对来说将会越低，相反，若银行面对金融危机，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风险相对较大。

(二)银行自身的因素是影响银行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来说，银行自身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越好，那么风险防范能力越强，银行风险越低，反之亦然。

(三)银行客户因素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客户对银行越有信心，预期越好，银行风险越低，反之则高。

(四)宏观经济因素与银行风险也成方向作用。宏观经济越景气，商业银行的风险越低，相反，如果宏观经济发展不好，银行风险将会较高。

香港商业银行 第2篇

成立香港公司并在香港银行开立账户能否办理在国际上通用的信用卡?开立公司账户同时开立定期存款账户，可以在香港银行申请国际通用之信用卡，此卡是公司信用卡，银行会根据账户内的定期存款数设定信用额。信用卡结算是员工美元还是港币取决于定期账户中的货币币种。

香港恒生银行开户说明

香港公司办理完毕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开立银行账户，香港政府并没有要求企业必须开立银行账户，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 开立银行账户。本公司会尽力协助客户开设银行账号。

本地账户和离岸账户：对企业而言，本地账户指的是香港企业在香港本地银行开立的账户;离岸账户指的是香港企业在香港地区以外的银行开立的账户，比如，香港企业在深圳、上海、马来西亚、美国开立的账户，就叫离岸账户。

香港恒生银行与恒生银行开户情况：

银行开户相同点：

银行开户资料：董事的身份证明文件(护照或来往港澳通行证)正本/商业登记证正本/注册证书正本/公司章程正本一本(英文版)/公司印章/会议记录正本/会计师签署的开户文件

董事亲临银行签名：无论香港本地账号或是国内离岸账号，银行为了保障股东利益，都要求所有董事亲临银行签名，所以，在注册时，本公司专业人员会提醒客户必须注意有关所担任公司董事及股东是否能够亲临银行签名。

银行不同点：

国内离岸账号受汇管限制不能存入现金;离岸账号开出的支票只限制同城使用。

香港银行开户所需资料

一.开立香港银行账户的好处

1.运作方便：香港银行账户可以申请网上银行，方便日常操作。

2.外汇自由：香港银行账户可以自由调拨资金，没有外汇管制，资金流动性强、自主性高。

3.保密性强：香港银行账户任何机关没有法庭判定书无权检查、受私隐法保护。

4.存取灵活：香港银行账户自由存取现金。用ATM卡在国内每日可以提取最高额度为两万元的现金。

二.香港银行综合理财账户包括：

1.港币支票往来账户;

2.港币储蓄账户;

3.外币子账户;

4.电话理财;

5.网上银行;

6.ATM取款卡;

7.L/C 结算账户;

8.投资账户(股票，黄金，外汇买卖)。

三.如何开立香港银行账户

(一)中国客户在香港银行开户的具体要求以及所需资料：

a)公司拥有10%以上股权的股东亲自到香港开立账户，董事不需全部亲自到香港开立账户，授权签名人即可。

b)公司需要携带公司成立的全套注册正本文件以及副本文件，包括公司成立证书、商业登记证，公司章程、R1，D1，D3表格，股东董事名册。

c)注册会计师认证的开户文件。

(二)BVI在香港银行开户的具体要求以及所需资料：

d)公司拥有10%以上股权的股东亲自到香港开立账户，董事不需全部亲自到香港开立账户，授权人签名即可。

e)公司需要携带公司成立的全套注册正本文件以及副本文件，包括公司成立证书，公司章程、股东董事名册、董事在职证明。

f)注册会计师认证的开户文件。

(三)英国、美国在香港银行开户的具体要求以及所需资料：

g)公司拥有10%以上股权的股东亲自到香港开立账户，董事不需全部亲自到香港开立账户，授权人签名即可。

h)公司需要携带公司成立的全套注册的正本文件以及副本文件，包括公司成立证书、公司章程、股东董事名册、信誉良好证书。

i)注册会计师认证的开户文件。

四.不同开户银行对比

1.渣打银行：渣打银行收费较高，有最低存款额的限制;

2、汇丰银行：汇丰银行收费较高，办理比较繁琐，需要提交董事声明书;

3.恒生银行：恒生银行比较常用，不收取最低服务费，办理业务简单方便。

五、办理时间

签署所有开户文件后，一般需要2-3周账户就可用。

六.提供的服务内容：

1.准备所有开户文件;

2.预约银行开户专员;

3.在会计师事务所或银行办理开户手续;

4.代客户领取开户文件，网上银行密码器巨信用卡(需要客户授权);

5.银行服务咨询;

6.个人和公司文件齐备情形下，保证开户。

怎麼样在香港恒生银行开户

香港恒生银行成立于1933年，以香港和中国内地为业务为重点的商业银行，同时也是香港第二大上市银行，其主营业务有：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业务、财资服务、个人理财和私人银行服务。1997年，香港恒生银行获得首批在内地设分行的香港银行，2004年，香港恒生银行取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

香港恒生银行开户要求：

1.香港恒生银行为了保障股东利益规定，开设香港本地账户和离岸账户都需所有董事亲自到银行签名。

2.准备5000元港币作为新开设的香港恒生银行账户的激活资金。

3.允许网上理财，如果不便亲自到香港开户，瑞丰可帮助您与香港恒生银行进行视频开户，但香港恒生银行将收取一定的开户手续费。

香港恒生银行开户需要什么资料?

香港为何出现食物银行？ 第3篇

丧偶的周太太有一双儿女，分别为9岁和11岁。居住在这个香港最贫困社区之一的她，是越来越多开始利用食物银行服务的低收入者之一，因为通胀的不断抬头，让她本已微薄的收入捉襟见肘。

她有些窘迫地说道：「我们现在吃得少了，因为从鱼到大米，所有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从不在外面吃饭。实际上，除了上班和上学，我们几乎什么都不做。而今年夏季难得的一次活动，是带孩子们去了一趟免费的香港动植物公园。」周太太兼职做一些家政工作。

石硖尾食物银行由当地慈善机构圣雅各福群会（St James’ Settlement）经营，从此类银行的反馈看，人们对它们的需求正日益升温。自2011年初以来，从食物银行领取食品救济的人数增加了25%，达到约1500人。目前香港有大约16家非政府机构运营的食物银行。而另一方面，香港经济正蓬勃发展。当地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逾6%；失业率为3.2%，为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香港百万美元富翁数量的增长速度常年位居全球首位。

然而，大部分财富落入了少数人手中。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09年的一份报告，香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按照贫困线的定义，家庭收入不及收入中值一半的家庭为贫困家庭。而香港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约15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预计这一比例不会下降。

东亚银行（Bank of East Asia）经济学家邓世安（Paul Tang）表示：「贫富差距可能会扩大，因为香港的经商成本已迫使很多企业迁出。例如，很多后台职位因此转移到了中国内地。留给香港的主要是一系列高端服务，比如金融和奢侈品零售，在这些行业，内地尚不具备相对于香港的优势。」

他表示：「失业率或许比较低，但很多不适合这些服务行业的人，被迫从事薪资微薄且不太体面的工作。」

香港政府在2011年顶住了商业游说机构多年来的强烈反对，推出了28港元（合3.60美元）最低时薪计划。港府计划向贫困家庭提供交通补贴，并建起了自己的食物银行。此外，香港还向包括最富裕人士在内的所有香港居民每人发放6000港元，以帮助抵消通胀的影响。

然而，在像周太太这样的人看来，政府没有为那些真正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采取足够的措施。据估计，香港目前坐拥逾数十亿港元的预算盈余。

让香港特区政府担忧的，是当地有可能出现骚乱。在香港，针对贫富差距的抗议活动有所增多，涉及到更为年轻、在政治上更为积极的一代人。

「他们出生在一个已然富庶的城市，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十分糟糕，而这个城市却那么有钱。」学者、维权主义者司徒薇（Mirana Szeto）表示，」这些孩子有着很强的表达能力、受过教育，他们利用了互联网的力量。他们信息灵通，对现状感到非常愤慨。」

香港对于食品和大宗商品进口的依赖、港元汇率盯住疲弱的美元，以及高昂的房租，使这个城市的通胀率较高，因此食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另一位食物银行的消费者、现年75岁的陈太太表示，「我和丈夫都已退休，孩子们也没有条件帮助我们。」

与香港很多贫困的退休人员一样，她没有申请公共福利金，这本能给她带来每月数千港元的收入。如果她要这么做，必须让自己的儿子们签署一份官方声明，表明他们无法赡养父母。在一个「百善孝为先」的社会里，要被迫承认自己无法获得子女的赡养，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年轻人也不愿接受政府的施舍。周太太说，尽管自己为了养活孩子被迫接受了短期救助，但她永远不会申请公共福利金。

她自尊地说：「还有其他人比我更穷。我希望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我希望能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工作非常努力。所以你们也应该这样。」

（来源·Financial Times 文·徐晓瑜）

近二十年香港商业话剧研究综述 第4篇

一、 针对商业性与艺术性对立的研究时期 (1992-2000 年)

香港商业话剧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港式流行文化兴起而在香港话剧基础上逐渐成型的, 其时由于政治体制不同等一系列原因, 国内学人对香港话剧活动鲜有关注。及至1984 年12 月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以后, 内地戏剧学者才逐渐放眼香港, 从香港戏剧界人士的一些介绍性文章中了解香港话剧活动。

目前, 可以见到最早谈论香港商业话剧的文献, 是1992 年香港话剧团首任艺术总监杨世彭与《戏剧文学》记者潘志兴关于“戏剧,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点上”的一次对话。在这次对话中, 潘志兴提到, “在一般人的眼中, 香港似乎是一个文化沙漠, 一种纯艺术的形式是很难在香港这个商业城市中安身落脚”。杨世彭不以为然, 他认为人们这种观念其实是一种误解, 因为仅仅在1991年, 香港话剧团就上演了8 出中国戏剧和外国翻译剧[1]。

随后,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方梓勋在其1994年主编的《香港话剧选》中提出, 香港话剧能够在当时世界各个汉语区域话剧演出的一片不景气中一枝独秀, 将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方文谈到,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香港话剧的精英主义倾向盛行, 剧坛知识分子都“蔑视”和“唾弃”通俗文化所推崇的商业和消费准则。但到了九十年代, 香港商业的高度发展, 又使得大部分戏剧工作者对“话剧作为商品艺术”抱有欲拒还迎的态度。最终, 方文把香港话剧发展的矛盾落在“‘普及’还是‘提高’”上, 并直言“这个潜在的问题至今还一直困扰着香港话剧的路向”[2]。

在前文基础上, 方梓勋对香港话剧的研究从历史现状梳理转向社会文化对戏剧活动造成的影响, 并由此带出对剧团创作与剧目演出等方面的探讨。在《香港话剧与流行文化》 (1997) 一文中, 方氏认为, 中英剧团的经典翻译剧《元宵》和《喜春酒店》沿用“翻译+ 本地化+ 搅笑”这种高票房模式, 很可能意味着“在经济挂帅的社会里面, 一个剧团的经营可以、甚至必然地遵循着流行文化养活高文化这个模式运作”或者“话剧和流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的关系”[3]。

而在《近二十年香港话剧的发展 (1977-1997) 》 (1999) 一文中, 方梓勋又指出, 商业剧场 (如杜国威的春天制作剧团) 大获成功往往使非商业话剧在演出时不得不增添一些商业性质和娱乐成份, 商业剧场甚至一度引起明星话剧的盛行 (如商业剧场的始创者中天制作剧团“坚持独立制作的信念, 为了票房的缘故, 很多时都邀请影视明星参与演出”) 。而传统戏剧、商业话剧和实验戏剧之间互相渗透和影响的多元化发展, 也使得商业剧场会“通过一些历史和文化的题材而提升它的艺术性和艺术形象”[4]。

二、针对商业性与艺术性走向结合的研究时期 (2001-2006 年)

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以后, 香港商业话剧的商业性与艺术性从相对立逐渐过渡到相融合, 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普遍都能反映这种过渡倾向。

2001 年, 张先在其《百川横流各自寻向——对香港戏剧创作的几点感受》一文中谈到, 在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于公开自己演戏是为了商业目的”, 而香港戏剧的商业化演出, 向社会以商品化的推介手段推出作品, 却可以使一些从不接触戏剧的人走进了剧场, 是戏剧艺术向前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 张文也指出, 香港戏剧在通过商业化手段为戏剧普及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 商业化思维也使得一些剧目“不再承担文化的交流使命, 使观众从对异国文化的欣赏变成对情节故事的欣赏”, 影响着戏剧艺术健康的生存[5]。

同时期还有翟佳《寻求雅俗共赏的融合——谈杜国威和他的作品》 (2001) 一文, 翟文首度从商业性与艺术性角度研究香港某一剧作家及其作品。论及杜国威本人, 翟文认为, “杜氏在有意识和无意识间不断努力地将艺术和商业作有机的融合, 努力地在商业化和艺术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同时, 在评价香港戏剧的商业性与艺术性时, 翟佳与上述张先的文章有类似的观点。翟文认为, 一部好的作品会因为媒体过度的不恰当的炒作这种所谓的商业化行为而受到破坏[6]。

与翟佳对剧人的研究相类似的还有晓云《“浮城”话剧印象》 (2002) 一文。晓文对何冀平以及春天舞台制作的探讨较为集中在何氏对话剧商业元素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何氏认为“尽量把商业和艺术结合在一起, 可能是我一贯的创作方式。剧本更需要这些东西, 否则一千多人怎么样坐在这里看你的戏, 与你同喜同悲呢?如果太高雅了, 或者很沉闷, 或者很先锋的, 我觉得相对来说那是属于个人的艺术语言, 但是剧场艺术不适宜这么做”。晓文还对春天舞台制作等商业剧场舞台剧的演出经营作了一番探讨, 称春天舞台制作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商业话剧团”, 有“娴熟的市场操作理念、高超的商业运作能力”[7]。

三、 针对商业性与艺术性融合的研究时期 (2007-2010 年)

回归十年, 无论是内地戏剧学人还是香港戏剧界从业人士, 随着认识与艺术实践的逐步深化, 对香港商业话剧三十年来商业性与艺术性融合所带来的巨大成功已无异议。这时期的研究是从2007 年《中国艺术报》“庆祝香港回归10 周年”系列报道开始的。

“庆祝香港回归10 周年”系列报道有三篇文章谈及香港商业话剧, 分别是采访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毛俊辉的《中国文化是我的根——访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毛俊辉》、采访香港话剧团著名编剧何冀平的《何冀平:“人艺”走来的香港金牌编剧》以及采访内地著名戏剧评论家林克欢的《林克欢:聊聊香港话剧的家常》。

在采访中, 毛俊辉和林克欢都谈到, 在香港几乎没有艺术表演团体能够摆脱商业经济的压力。毛俊辉作为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 他所领导的香港话剧团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如何“搞好市场与艺术之间的平衡”, 如何“在商业与艺术之间保持‘生态’的平衡”[8]。林克欢认为, 香港话剧艺术中的消费文化、娱乐文化跟实验戏剧、先锋戏剧是融合一体、合二为一的, 香港话剧“让人笑, 但笑的背后有思想的内涵、思想的语汇在里面, 而且探索的步伐也很大”。同时, 林克欢对在九十年代商业消费大潮中, 香港话剧出现关注民生、关注政治等人文内容表示赞赏[9]。而何冀平则认为, 内地与香港话剧界创作与演出现状最大的区别在于, 香港的话剧创作商业气息浓, 投资方重视, 资金充足以及演出体制规范, 市场运作比较合理[10]。

2009 年, 林克欢在其《娱乐至上与艺术的坚持香港戏剧印象》一文中提到, 香港早已步入后工业/ 消费时代, “市场竞争的空前激烈突显了戏剧潜含的商品属性”。林文认为, 在消费时代商业戏剧的大量涌现或戏剧的商品化, 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要看到大批极少进入剧场或不曾观看过戏剧演出的观众, 兴高采烈地涌入文化中心大剧院、演艺学院歌剧院”, 我们就“不得不肯定它在拓展观众来源、推广戏剧艺术方面不可抹煞的功绩”, “只要听到剧场里不断的笑声和终场时的呼叫声”, 我们就“明白自古以来娱神娱人的戏剧活动与生俱来的娱乐功能”。同时, 林文也指出, 戏剧的商品化也有其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剧场人为了追求票房收益, 一味以明星、搞笑为卖点, 甚至不惜出乖露丑, 以露骨的低俗迎合观众, 故意挑逗观众潜隐的欲望”。在论及香港文化对戏剧活动的影响时, 林文认为, 香港文化区别于大陆文化、台湾文化的典型特征是香港文化“兼收并蓄、雅文化与俗文化的浑然不分的包容性”, 这种包容性造就了香港戏剧“不仅不排斥通俗流行文化, 而且是主动地利用流行文化的各种元素, 以达到吸钠更多观众, 扩大戏剧影响, 增加票房收入的作用”, 并最终使得“艺术与商业、高雅与低俗的对立与缠绕将长期存在下去, 既不能简单化地对待, 也无法获得最终解决”[11]。

在剧团与剧人研究方面, 有2008 年中国传媒大学学者施旭升的《民族身份与社会认同——论香港话剧的文化矛盾》以及2009 年方梓勋、陈嘉恩的《两条腿走路剧场:香港话剧的生态》。施文谈及杜国威的成功, 得益于其戏剧中香港文化自我的塑造, 是“在展示香港自身的都市文化的层面上表现出通俗化与商业化的结合”[12]。而方文则介绍了香港话剧团的公司化运营、春天舞台制作公司的商业化运作方式、剧场组合改名PIP文化产业后的商业经营模式, 并特别指出香港话剧团在公司化运营以后, 戏剧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殿堂里面可望而不可即的供奉品, 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商业社会中与民同乐的消费品”[13]。

摘要：本文尝试对近二十年香港商业话剧的研究进行综述, 试图呈现出各个时期香港商业话剧研究的重要特点。

香港宏信商业报告 第5篇

商业现称：义乌国际商城

项目位于西安市南门广场向东100米路南.隔壁就是世纪金花珠江时代广场.销售西安宏信花园一号楼的1-5层[1] 商业面积： 21000㎡ 层数： 5层

环线位置： 二环内

所属商圈： 钟楼商圈

物业地址：南门广场向东100米

1、销售面积与均价（含公摊50%）

面积区间 销售均价（元/㎡）一层 20-60 50000 二层 16-60 40000-47000 三层 16-60 35000 四层 16-50 30000 五层 50左右 20000

2、优惠方式

一次性92折，分期95折，按揭97折2013年4月办理按揭手续。

3、土地年限及产权 50年独立产权

4、购买后使用方式 a、自营

b、自行出租

c、由义乌商城管理出租（承诺回报率>10%，具体协议内容暂无）。

5、交房时间 2014年中。

香港家族银行买少见少 第6篇

一个时代的结束

19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金融服务业迅速发展，银号愈开愈多，“银行多过米铺”成为当时的写照。今时今日，米铺已不多，银行也逐渐减少。

以前，银行一直被视为无本生利的行业，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各国都加强监管金融机构，香港也不例外。面对监管要求，加上内地大型银行在港扩张，行业竞争激烈，经营环境日趋困难，与其继续死守，倒不如趁着手持的银行牌照仍有价值时，善价而沽。

创业于20世纪早期的香港家族银行，历史已超过半个世纪，见证了香港金融业的黄金岁月。2008年，香港仅存八间家族银行，当中，以永亨银行、创兴银行、大新银行和东亚银行最为人熟悉。

这些中小型的家族银行创新服务较少，但人情味较浓。不过，随着愈来愈多内地银行进驻香港，加上大型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香港家族银行的时代已经结束。经营环境日趋严峻

香港最小的家族银行创兴银行成12“出嫁”，虽然“礼金”无法与永隆相比，收购价约116.44亿元，相等于创兴去年6月底资产净值（市账率）2.08倍，但因越秀集团仅收购75%股权，因此仍保留其上市地位。

另一边厢，具有76年历史的永亨银行也有意卖盘，最近已确认与新加坡华侨银行进行接触。若永亨也成功放盘，大新银行及东亚银行将成为仅余的两间本地家族股东控股的银行。

今次香港中小型银行并购潮中，永亨银行一直被视为网络广、资产优质的传统家族银行之一。按资产规模计算，永亨银行在四间家族银行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东亚银行。

过去不少人向永亨“敲门”，但因主要股东冯氏家族不愿降价，最后都无功而还。随着管理层年事渐高，该行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冯钰斌及执董冯钰声，分别年届66岁及64岁，加上又后继无人，最后不得不“割爱”出售。

除了无人继承衣钵外，最重要的是近年香港银行经营环境日趋严峻。根据毕马威的2012年本港银行业报告，中小型银行的劣势日益明显，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汇丰和恒生银行的净息差最高，接近2%，相比前年略有提升。但最低的包括大新、创兴和富邦，净息差仅约1.5%，均较前年下降，皆因中小型银行的推广能力和客户网络较弱，被迫用高息存款及低息贷款吸客。

再者，香港银行利率几乎降至零，中小型银行净息差被严重压缩。同时，部分受到香港政府“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影响，大银行也打入中小企业贷款市场，令小银行在这个传统市场的份额不断减少。

虽然中小型银行为维持利润开始扩大按揭贷款业务，但随着港府推出双“辣招”，楼市转差，对按揭业务占比较重的中小型银行造成打击，令其出售意欲增强。

成本控制也是小型银行的弱点，尤其互联网业务需要庞大投资，收益却有限。成本收入比率最高的五家银行分别是富邦、创兴、建银亚洲、东亚及大新，均逾60%，远高于汇丰及恒生的30%至40%。

东亚银行或硕果仅存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正当与香港部分家族银行选择退下来时，内地及海外资金却争相进驻香港。分析指，内地及海外资金购入港资银行，都是想藉此建立桥头堡，将香港视为一块跳板，既可走向国际，也可打入内地市场。

法国巴黎银行研究部执行董事陈志铭表示，香港银行业竞争激烈，本土银行已有自身客户及存款，其它买家想在港拓展业务，并购可谓最快捷的方法，加上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紧密，自然吸引外资或中资买家出手收购。

陈志铭认为，有意收购永亨与创兴银行为同一班人，近日的并购潮，意味着买家们看好香港金融前景。他指出，香港家族银行生存空间有限，被收购后虽然令香港银行买少见少，但参照新加坡市场仅数间大型银行，小型银行被淘汰，市场出现整合可以理解。

摩根大通也发表报告指，目前香港本地银行不乏买家，主要原因在于香港美元流动性，以及与内地企业联系紧密，令香港银行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扩展平台。

翻查记录，港银的确不乏“捧场客”，不少内地银行欲透过收购在港设点，如工商银行收购友联银行及华比富通，而出价最高的应是五年前招商银行斥资193亿元收购永隆银行，相当于以近三倍市账率买入。这些内地银行看中的是香港跟外国接轨的优势，有助于内银“走出去”，走向国际平台。

外资方面，以新加坡资金最积极，因为内地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香港是最佳的切入点。继早年新加坡发展银行购入道亨银行，改名为星展银行后，新加坡背景的华侨银行今次拟购入永亨。

有香港银行家直言，香港银行牌照不多，分行网络、人才非一朝一夕可以建立，加上香港银行资本一向强劲，管理稳定，坏账又少，透明度十分高，这都是吸引中资及外资银行的地方。他认为，内地机构资金充裕，要走出去的话，香港是一个好地方；外资银行虽也有兴趣，但金融海啸后已自身难保。

香港家族银行会消失吗？笔者认为，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似乎忘记了东亚银行，李国宝经营的东亚银行可说是中小型银行的佼佼者，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规模大，更重要的是东亚银行是最早打入内地市场的香港银行，花了10多年在内地建设分支网络。这些特征既增加了东亚银行的吸引力，又加大了其自主运营的能力。

而且，东亚银行一直受到西班牙Caixabank、国浩管理公司和日本住友集团这三大外资股东的强力支持。国浩管理公司是大马丰隆集团旗下子公司。

事实上，每次并购潮中，市场对东亚银行未有太大憧憬，因东亚本身估值高，且股权较分散，难以全面收购。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再过几年，东亚银行或将成为香港唯一一家独立的家族银行。

香港百货：两个商业神话的兴衰 第7篇

大百货前的穷小子

1874年的一天，香港皇后大道上行人如织，三个乡下人打扮的华人带着三分畏惧、七分好奇打量着周围的世界。他们的目光很快被一家装修富丽的商店吸引，透过橱窗，可以望见店内景象——货柜上琳琅满目地摆放着从未见过的商品，大鼻子的洋人穿梭其间，偶然还能看到一两个穿着讲究的中国人。

这三人来自广东省香山县沙涌村，是堂兄弟关系。年龄最小的那个才14岁，名字叫马应彪，此行跟两个堂兄前往澳大利亚淘金，因错过了从澳门出发的轮船，只能辗转到香港坐船。马应彪被香港的繁华世界所吸引，懵懂无知的他还不知道刚才逗留的那家商店就是香港赫赫有名的连卡佛百货，只是觉得新鲜而神秘。

其实，何止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百货商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明代以后，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北京、广州、上海等人口密集、贸易发达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小型杂货铺。北京有一类“荷包店”，专卖荷包、针线等日用品。这类杂货店经营方式原始落后，商家占据主导地位，漫天要价、欺行霸市等现象屡见不鲜。所售商品种类有限，质量也没有保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洋货涌入刺激了本土零售业的发展，上海、广州等地开始涌现大批“洋广杂货店”或“华洋杂货店”，以售卖西洋货见长，如灯具、玻璃器皿等。到1870年前后，虽然商品种类日益繁盛，但在经营理念上仍然没有太大改观。

同一时期，美国出现了最早一批的百货商店，如麦西、金贝尔、乔丹·马什、瓦纳梅克等。而在1874年，连卡佛已在香港耕耘二十四年之久，在香港上流社会中名声斐然。

二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香港开埠不到十年，物资紧缺，两个初来乍到的苏格兰商人Thomas Ash Lane与Ninian Crawford在维多利亚港边用竹子搭建了一个简陋商店，兜售面包、糕点等西式商品。全香港只此一家，洋人争相抢购，生意火爆异常。两人很快鸟枪换炮，进驻大厦商铺，设立公司经营，各取双方姓氏命名为Lane Crawford，中文叫做“连卡佛”，即香港第一家百货商店。

当时，洋行热衷大宗贸易，看不上零售商店，香港只有一些华人开设的小商铺，洋人所需日用商品只能去印度采购，极其不便。连卡佛的出现，填补了西洋百货店在香港的空白。

凭借旺盛的消费需求、独一无二的商品供应，连卡佛发展神速，很快在皇后大道、德辅道中等黄金地段开设分店，经营品种从食品扩展至服装、布料、洋酒、古董等，并附设酒吧和西餐厅，是各国移民、上层华人、名流富贾购物休闲的不二场所，引领一时风尚。

二十五年后的1899年，马应彪在香港面对11名好友同仁慷慨陈词：“大英帝国便是以商立国，商业全系国运，美国商人在议会之中举足轻重……之所以商人在他国能有如此地位，是因为做大事业，不在乎蝇头小利，诚实不欺。中国传统商人斤斤计较，欺瞒顾客，因此为人不屑。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不二价，而且百货齐全。从洋人手中夺回利权，商业救国。”

1900年1月8日，香港皇后大道中172号，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开业了，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百货公司。

寻找“新金山”的异乡人

1874年，马应彪搭乘利兹号轮船抵达墨尔本。在华人当中，另外一个名字或许更符合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想象——新金山。1851年，金矿的发现让这个不到3万人口的小城成为全世界最热闹的土地，华人干脆把它叫做“新金山”，区别上一轮淘金热兴起的旧金山。

马应彪到来时，淘金热虽然已经冷却多年，但由淘金带动的经济发展却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不过马应彪并没有立刻工作，他认识到要想在澳洲取得长足发展，首先要掌握语言。为了学习英语，他跑到一家杂货店，免费做了三个多月学徒。马应彪此后尝试过多种工作，语言能力获得极大提升。

几年后，马应彪在街头摆摊，贩卖果蔬，英语帮了他的大忙。马应彪注意到，由于语言障碍，华人商贩无法与顾客充分沟通。于是他灵机一动，用英文标注菜名及价格，并承诺绝不短斤少两，居然大受欢迎，生意日益兴隆。周围的华人菜贩竞争不过他，索性与其合并一处，委托马应彪代为经营，最后按比例抽成，抱团将生意做大。

1890年，马应彪与几名同乡在澳洲最大的城市悉尼创办永生公司，经营香港与澳洲之间的果蔬贸易。由于经营得法，永生公司发展迅猛，一度垄断悉尼的果蔬生意，永生旗下的6艘海船往来香港、悉尼之间，每周都有新鲜蔬菜、水果到岸，悉尼几乎所有的菜摊、果栏全靠永生公司生存。马应彪在悉尼华人中的威信与日俱增，这为其事业进一步拓展建立了基础。

1892年，马应彪在悉尼创办永泰昌金山庄，并回香港开设分号，为往来香港、澳洲的华人提供出国、入境、汇兑、代购船票等一揽子服务，从水果经销商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跨国金融家。

先施百货的经营方针

往来香港、澳洲之间，马应彪在感受香港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的同时，深刻体会到香港华商巨大的观念落差。在悉尼乔治街有一家名叫Anthony Horden & Sons的商店，商品琳琅满目、摆放有序，顾客几乎能在那里购买到所有需要的物品。反观香港，连卡佛早已称霸多年，鲜有敌手，而华人仍固守着小商贩思维，不思进取，几乎和二十多年前没什么两样。

1900年，马应彪提议组建一家明码标价的百货公司，香港华商认为不合华人传统，应者寥寥，大多是马氏同乡。马应彪只得求助澳洲华侨，十余名侨商响应号召。他们凑足2.5万港币，联合创办先施百货，选中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72号的三层建筑，装修花去2万，只剩下区区5000元可用来进货。

作为发起人和大股东，马应彪担任先施第一任正司理（总经理）。马应彪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提出“不二价”制度，明码标价，以诚示人，同时谢绝讨价还价，与传统华商店铺“划江而治”。这一制度乃是先施的灵魂，“先施”二字取自《中庸》“倘未能先以诚实施诸于人，断难得人信任”，同时也是英文“sincere”的译音，寓意不言自明。

经营布局上，先施将一楼用于销售日用百货，二、三楼列为商场，销售布匹、成衣等高档商品。

但5000港币委实可怜，实在进不来多少货。马应彪别出心裁，精挑细选，一次只进少量商品，等回款后马上补货。由于迎合市场需求，货品数量少，避免压货风险，资金周转率极高。这种“少进货、广采购、多周转”的策略也成了先施的经营方针。

传统华人商铺经营方式落后，商品均无明码标价，经常有“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现象；另一方面，顾客讨价还价，颇费口舌，买卖双方互不信任，买卖两难。先施成立后，专以普通华人为目标客户，价格亲民，明确不二，免去讨价还价的繁琐低效。

马应彪的另一项创举是“凭票退货”制度。先施出售的商品不论大小，一律开具收款单据，顾客不满意即可凭单据退货。这种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让习惯一锤子买卖的香港市民大为震惊。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马应彪破天荒地聘请25名女店员，开了女性站柜台的先例。这在当时极为轰动。要知道，那时还是清朝，女性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一种禁忌，连卡佛也不敢越此雷池。为了破除禁忌，马应彪颇费了一番周折。马夫人带领两个小妹以身示范，成为先施最早的女售货员。先施最终顺利招到一批长相标致的年轻女子，身着统一服饰在开业时亮相，消息传出，香港市民蜂拥而来，将店铺围得水泄不通，还惊动当局派警员维持秩序。

由于围观者众多，一连几天先施都无法正常营业，马应彪不得已将女店员撤下。但经此一闹，脆弱的传统链条迅速破裂。不久，全香港的商店纷纷用年轻漂亮的女性代替灰衣短打的伙计，连卡佛等百货公司也开始引入女性售货员，聘用女店员成为流行，马应彪再次启用女店员。

先施声名鹊起，生意并未随之起色，一个月下来，反而小幅亏损，一些合伙人打起退堂鼓。

有股东分析认为，“不二价”制度让顾客在心理上认为赚不到便宜，跑到别家；而周日休息制度相当于每周多支付店员一天工资，增加了经营成本，应当废除。马应彪请求再宽限两个月的时间，以观后效。

不料，一个月后，先施刚扭亏为盈，就被一场台风摧毁了店铺。

1900年8月，台风来袭，先施二、三楼铺面尽毁，损失惨重，被迫迁至永安街，另觅经营场所。四年后，先施在原址重新开业。先施的多灾多难，似乎佐证了香港华商界对百货公司的一贯看空，这期间香港并无一家百货商店开业。但先施重新开业后否极泰来，当年便派发一期红利，还剩9万港元盈余，此后连年有余，引发香港商界瞩目，一时间，华商纷纷效仿。

蔚为大观的百货公司创建大潮中，有一家名叫永安的后起之秀，对先施构成了不小威胁。

郭氏兄弟紧追不舍

1907年8月28日，距离先施百货几步之遥的皇后大道中167号，永安百货开张营业。

马应彪并不感到讶异。几个月前，28岁的同乡郭泉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料到迟早有这么一天。但郭泉速度如此之快，多少令马应彪有些吃惊，他忧心的是，永安别把先施拖入恶性竞争。

马应彪很快发现自己多虑了。永安开业当天，他作为同乡与同业应邀出席。永安货架上的商品与先施有所差异，除了门口的迎宾小姐长得漂亮一些外，并没什么特别之处。

马应彪年长郭泉近二十岁，几乎相差了一代人，与他并不相熟，对其二哥郭乐还算有些了解。这了解多半来自生意，马应彪的永生公司养活大批华人摊贩，其中一个就是郭乐。

永生公司有个名叫郭标的合伙人，是郭乐堂兄，郭乐初到悉尼时，由他引荐到永生做伙计。

郭乐精明干练，富有奋斗精神，将马应彪视为榜样，有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开办一家永生公司那样的果蔬批发行。1897年8月1日这天，这个梦想终于成真了。悉尼当地一家华商开办的“永安栈”果栏寻求出售，郭乐与好友梁创、马祖星、彭容坤等筹集1400英镑盘下，更名为“永安果栏”，此后郭家兄弟相继赶赴澳洲悉尼谋生，协助郭乐将永安果栏做大。

郭乐、郭泉是六兄弟中最出色的两个，他们将郭家发扬光大并非偶然，有两件事很能说明这点。

郭乐初到澳洲时投靠大哥郭炳辉，两人在墨尔本一家农场做苦力，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劳作，直至天黑。这样的日子郭炳辉过了整整七年，天天如此，他却对此感到满足，并不打算做任何改变。两年后，郭乐离开了郭炳辉，到悉尼冒险，临行前留下这样一句话：“为别人赚钱，不如为自己赚钱，若还想有大出息，就该请别人为自己赚钱。”

永安果栏在1879年开业，郭乐任司理（经理），主要经营水果批发业务，兼营百货批发和零售（主要是中国土特产）。由于经营得当，永安果栏发展十分迅速，在悉尼总共开设了四家店面，职工近百人，郭乐便把郭泉等一干兄弟召唤过来，分担一些管理工作。到1990年，在郭氏兄弟的合力经营下，永安果栏终于超越马应彪的永生公司，成为悉尼最大果蔬批发商。

1990年，郭泉向郭乐提议：“兄弟最好不要老窝在一起发财，应多辟几条财路。”

郭乐深以为然：“我正是这样想的，兄弟间，应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不管怎样，兄弟到老总是兄弟。”

于是，郭乐拿出1000英镑给郭泉做本钱。用这笔钱，郭泉在斐济重起炉灶，事业发展壮大后，郭泉又把钱还给了郭乐。创业之初，他就对郭乐说过：“这笔钱算我借的。”

香港德辅道：先施斗永安

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的消息传开后，郭氏兄弟静观了一段时间，认定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也动了去香港开百货公司的念头。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年轻的郭泉肩上。

1907年8月28日，郭泉紧跟马应彪脚步，以16万港币创办香港永安有限公司，涉足百货零售业。相比先施，创业之初的永安颇为简陋，仅一间铺面、二十余名员工。

俗语说“同行是冤家”，先施与永安是中国最早的两家百货公司，在发轫之初，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均衡——看似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暗流汹涌。个中利害，几件小事便可管窥而知。

为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马应彪在1909年2月27日到香港当局立案注册，将先施从商号改组为有限公司，设立董事局，使之初具现代公司的形态。

马应彪随即展开大手笔扩张，租下德辅道相连的五个商铺，新建四层百货商场，规模上为香港当时第一大百货公司，一楼出售百货、烟酒、五金、糖果等小商品，二楼出售服装、布匹，三楼出售珠宝、钟表、乐器等贵重物品，四楼出售地毯、家具等大件商品。

当时香港商业中心集中在皇后大道一带，德辅道周边是新开发地区，交通不便、人流稀少。马应彪认为此地目前虽荒凉萧条，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张，日后必可成为繁华街区。

事情果如马应彪所料。一年之后，电车开通，德辅道人流如织，店铺林立，迅速热闹起来。先施占尽地利之便，再加上马应彪经营得法，推广有术，生意自然十分兴隆。

先施百货的兴盛引起了永安的注意。1909年，郭乐把澳洲生意交予几个兄弟打理，亲赴香港主持大局。1912年，永安由私人合伙制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但并未对外招股，郭乐任总监督、郭泉任司理，并提出“统办环球货品”的口号，主营洋货，只有绸缎、火腿、皮蛋三种国货。

与此同时，永安迁到德辅道，紧邻先施，租赁四间铺面，建造五层高总部大楼，装潢、设施、面积、气势均压先施一筹。先施股东看不过去，指责永安跟风，郭泉反击道：“凭什么你来得，我就来不得？”马应彪则大度地说：“店多旺市，永安不来别家也会来。”

第二年，马应彪即在德辅道中173～179号大肆购置地皮，仿照美国纽约百货大厦的样式建造六层高的总部大厦。

正当先施大楼紧张施工之际，郭泉将目光投向了仓储建设。1916年，永安公司在德辅道西修建五层钢筋混凝仓库，即香港有名的“永安货仓”。永安公司的一位主管曾夸口称：永安货仓存储的罐头，足够全香港人口数月食用。这一年，永安改组为“公共有限公司”，公开向外招股，将股本扩大到200万港元，使以上扩张成为可能。

马应彪也不落其后。1917年，先施突破重重障碍，在香港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成为香港首家进入资本市场的百货公司，为其日后的迅猛扩张打开了资本通道。这一步，又走在了永安前面。

抢占上海南京路

先施、永安不仅在香港你追我赶，明争暗斗，还将战火引至千里之外的上海南京路。

1917年10月，先施在香港德辅道六层大楼竣工的时候，上海先施百货建成开业。郭氏兄弟也不甘寂寞，紧随其后，将永安百货开到了上海南京路，与先施咫尺之遥。这对“冤家”在十里洋场再次碰头。

上海最繁华的地段第一当属外滩，第二就是南京路。20世纪这条黄浦江畔东西向的乡间小道早已发展为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当日的民谣“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一语道破南京路之金贵昌盛。

1917年10月20日，先施百货大楼竣工，时称“中华百货第一楼”。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一期工程竣工开业，第一天营业额便突破1万银元。

老上海有句话叫做“先施马、永安郭”，就是形容南京路上这场百货大战。先施大楼里建有东亚饭店，拥有141间客房，永安推出大东旅社，客房142间；先施在楼顶设有先施乐园，乘坐电梯直达楼顶，花2角即可尽情观赏上海风景，永安则建造永安剧场，上演粤剧，并在楼顶开辟大东茶室；先施声称“统办全球百货”，永安则直接派人到欧美各国采购，紧跟世界潮流，引得上海富人争相抢购……

香港、上海，有先施必有永安，有永安必有先施，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等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谁先谁后。久而久之，马、郭两家形成一个奇怪的共识——唯有两家汇聚一处，才能共同繁荣。至于生意场上的竞争，也是生存所需，虽然激烈，却不至于水火不容，虽有时下级人员擅自促销杀价，但总体而言，两家都比较规矩，适可而止，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否则两败俱伤，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是这种节制、理性的竞争关系，牵引着先施、永安渡尽劫波。

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出动军舰、飞机轰炸闹市，先施大楼东南侧被炮弹击中而炸毁，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碎了对面永安大厦的玻璃，15名永安店员当场死亡。此后数月，营业额骤降一半。

上海“孤岛”时期，大量难民涌入，形成战争时期紧张的供需关系，百货零售业由此走向畸形繁荣，四大百货公司反而兴盛一时。不过，相比上海，香港无疑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场所。难民纷纷涌入之时，不可数计的资金滚滚流入香港，寻找可靠的投资机会。

1938年冬，杜月笙牵头组建的中国国货百货公司大举进军香港。开业前，杜月笙大宴香港商人，积极提倡国货。事后，马家与郭家坐到一起，商量是否改卖国货？结果一致坚持洋货路线。这个决定为先施、永安招致无穷非议。

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商界兴起迁资热潮。先施与永安都想等对方先作决定，最后马家沉不住气，派人与郭家讨论出路，两家代表将意见写于手掌，同时翻开，均写有“不走”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