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性特征论文

二重性特征论文（精选9篇）

二重性特征论文 第1篇

一、电影空间是一种“直接/间接可视”的空间

文学的存在形式是抽象的语言符号, 虽然语言符号本身是直接可视的, 可它并不是文学的本体, 将这些语言符号分离出来独立考察, 不能使人产生审美的反应。文学的本体应当是文字元号里所蕴含的意义,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必须把文字元号在大脑中进行“加工”, 转换成具体可见的空间形象才能完成这一欣赏过程。文学的空间非肉眼可见, 本质上是“不可视”的, 如果非要认定在读者大脑中构想出的空间形象具有某种“可视性”的话, 那么它只能是一种“间接可视”的空间。与阅读文学作品需要读者识字这样的前提不同, 欣赏电影不需要观众掌握任何电影的“语言”, 电影的“能指”是可视的空间形象, “所指”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实体, 两者具有几乎相同的性状, 从这个意义上说, 电影空间是“直接可视”的。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 电影空间又并非“直接可视”的。建筑、雕塑和绘画在空间上取得了实在形式, 即在客观上, 它们的物理存在形式与它们的艺术存在形式之间没有差异, 欣赏时不需要空间形式上的转换。例如, 一件雕塑作品所占有的空间是恒定不变的, 人们在对它进行艺术欣赏时所聚焦的特定空间就是它本身所占有的物理空间, 两种空间具有同一性。戏剧与舞蹈虽不是典型的“空间艺术”, 但也具有空间属性, 需要在特定的空间中展示作品, 这种空间属性以时间为基础, 在时间的流动中延续动态的空间形象。如果认定戏剧和舞蹈具有物理存在形式 (实时性存在) 的话, 我们同样不难发现, 它们的物理空间 (作品存在所占用的空间) 与其艺术空间 (展示作品所占用的空间) 都是演员、灯光、布景、道具等要素共同构成的舞台空间, 两种空间同样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建筑、雕塑、绘画、戏剧、舞蹈的空间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可视”。电影空间本身是一种幻象, 它必须经过胶片 (或其它介质) 的放映才能形成具体的空间形象, 与上述“直接可视”的空间相比, 其空间的存在状态 (胶片上的图像或电子信号) 与展示状态 (银幕上的四维空间幻象) 在形式上大相径庭, 简言之, 电影空间需要经过形式上的转化才能被人所欣赏, 这在“空间艺术”中是一个特例, 它是一种“间接可视”的空间。由此可见, 同样是《定军山》, 谭鑫培在舞台之上演绎的《定军山》其空间形式是“直接可视”的, 而任庆泰“原封不动”记录在胶片上的《定军山》其空间形式就变成了“间接可视”的。

二、电影空间是一种“完整/不完整”的空间

一方面, 电影空间是完整的。现实生活中, 由于受到视野的限制, 人在视线固定时常常没有办法完整地观察一个尺寸超出自己视野范围的空间,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头部和整个身体的运动来调整视野范围以获取空间的全貌, 这样, 现实空间给人的感受总是完整统一的。生活中形成的视觉经验在观赏电影时也同样起作用, 在电影画面中看到了半张人脸或者半栋建筑, 我们仍然确信不完整的只是画面形象, 而被摄物本身没有任何残缺。当普罗米奥发明了运动摄影之后, 电影告别了单一固定视点, 摄影机开始以前进、后退、摇动、旋转等运动方式来自由改变其视野范围, 电影空间最大程度接近了人眼观察到的世界, 这一空间是完整的。

另一方面, 电影空间又是不完整的。《电影艺术词典》对电影空间描述是, “这种空间在观众前面是完整统一的, 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空间段落之间可以毫无具体联系, 但通过电影镜头的并列, 蒙太奇的作用, 连接成统一的空间。”1观影的过程是一个带有心理“补偿”的视听过程, 电影的内容常常有些“缺失”, 而观众在欣赏电影时, 会不知不觉在大脑中将电影没有表现出内容自动地“生成”, 通过联想将其“补充”完整。比如, 室外的实景空间和摄影棚内的布景空间可以按照创作者的意愿被任意“拼贴”在一起, 构成一个本身不存在的, 但知觉上完整统一的空间。又如, 戈达尔式的“跳接”把连续空间的不连续部分组接到一起, 故意“省略”掉一个完整空间运动的某些部分, 这样的处理形成了电影空间客观上的不完整, 但观众的心理“补偿”却可以将“缺失”部分自动补齐。

三、电影空间是一种“二维/三维”的空间

黑·卡恰德里兰将电影空间划分为二维的“银幕空间”和三维的“动作空间”。“一般来讲, 当我们想到的电影空间是:银幕表面所占据的二维视觉空间和这个表面的影像 (动作空间) 所创造出的三维视觉空间。”2“银幕空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平面 (二维) 的空间实体, 电影放映机在这个平面上投射出电影的空间造型。“动作空间”是一种空间幻象, 它是在视觉与心理共同作用下生成于观众大脑中的三维立体空间, 承载着电影的内容。电影放映过程实际上是在一个实在的二维空间上投射出一个“虚幻”的三维空间的过程。

当然, 并不是所有“银幕空间”都是平面空间, “球幕”“穹顶”等“银幕空间”就是实在的立体三维空间。而“动作空间”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是二维的空间幻象, 比如平面动画电影, 还有20世纪20年代艾格林、里希特、鲁特曼、费辛格尔等人制作的, 以线条、平面几何图形为主要视觉形象的“抽象影片”。单就“动作空间”来说, 鲁道夫·爱因汉姆还有一个观点, “电影效果既不是绝对平面的, 也不是绝对立体的, 它介于这两者之间。电影画面既是平面的, 又是立体的。”3他以鲁特曼的《柏林:大都市交响曲》中两列火车相向而行的画面为例, 在摄影机平拍的画面中, 两列火车在纵深方向上分别向远处和近处行驶, 这就形成了立体空间, 当摄影机垂直俯拍时, 立体感消失, 两列火车在画面中就变成了上下方向的运动, 这就是平面空间。又如, 一个立方体, 摄影机在它的正前方拍摄时, 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四边形, 无从判断它是否是一个立体空间。

四、电影空间是一种“连续/不连续”的空间

爱因汉姆认为, “时间和空间的连续并不存在”4。将一部电影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 这一观点是对电影时空特性的准确概括, 可是当我们改变某些前提条件, 以微观的视角来审视电影的空间结构时, 结论也许并非爱因汉姆认为的那样。

电影的最基本结构单元是镜头, 而镜头是“摄影机从开机到关机记录下的片段”, 进言之, 一个镜头就是一个不间断的记录过程, 既然是不间断地记录, 那么一个镜头之内的空间变化则必然是连续的, 可以看出, 爱因汉姆在归纳时没有将电影的结构细分至镜头这一层级, 前提条件不同, 得出的结论便会迥异。我们曾欣赏过许多长达数分钟, 甚至十几分钟的长镜头, 这些镜头呈现出的连续空间给我们带来了戏剧段落般完整的空间感受, 而影片《俄罗斯方舟》带来了更大的意外, 它本身就是一个连续不断长达96分钟的长镜头, 完全实现了整部电影空间的连续变化。镜头内部这种连续的空间变化是一种视觉上的连续, 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该关注到电影空间在逻辑和心理上的连续, 也就是说, 镜头连接起来之后, 电影空间在物理上的不连续变化就成了是一种客观存在, 但是我们在观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几乎从没有意识到它是由上千个镜头组接构成的, 空间转换是如此自然流畅, 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忽略自己看到的空间实际上是不连续的。电影经常以正/反打镜头的方式表现某个人物表情以及从他的视点上所看到的内容, 这种不连续的空间变化是客观存在的, 可是从逻辑结构上来说, 它又是按照人们的视觉心理来组织和安排空间呈现次序, 不会引起观赏者对空间不连续变化的明显察觉。这种连续性是“人工”的、心理上的、主观生成的。

与舞蹈等艺术中的连续空间相比, 电影空间的运动变化的确缺乏客观上的连续性。首先, 单个镜头内的空间连续变化只是一种表象, 了解了电影的摄制/放映原理之后, 我们便会知道, 电影并不是将外界事物的影像连续记录下来, 而是以二十四分之一秒的为间隔进行间断地记录, 也就是说, 一秒钟之内, 摄影机记录下的只是二十四个瞬间, 实际上, 一秒钟可以再往下分解成无数个瞬间, 二十四格画面还远远不能完整记录下一秒之内的所有变化, 因此这些胶片上的画格并不是连续的。其次, 电影需要将整个故事分成段落、场面、镜头逐一进行拍摄, 单个镜头内的空间变化有可能实现连续, 但是镜头之间的组接在客观上已经破坏了这种连续性, 只要存在组接, 电影空间的连续变化就必然会被阻断。

五、电影空间是一种“现实/想象”的空间

从一定程度上说, 艺术的本质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制”。作为“物质现实的复原”, 电影在“复制品”与实物的形似方面具有他类艺术不可比拟的优势, 它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人的“干扰”, 让外界事物的影像“自动”生成。巴赞说:“唯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 它比几可乱真的仿印更真切:因为它就是这件实物的原型。”5按照“影像本体论”的观点, 电影空间就是现实空间的“副本”, 这种“同一性”是衡量影像艺术价值的首要标准, 任何有违真实性的“搬演”都会破坏电影空间的艺术价值。

不谈电影复制现实是“影像本体论”刻意的美学追求, 单纯从物质方面看, 摄影机本身是不会“撒谎”的, 它忠实地记录客观世界的原貌, 电影空间造型与生俱来的特征就是其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在原物和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 (摄影机) 发生作用, 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 不用人加以干预, 参与创造。”6摄影机的自动记录不受人的影响,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电影空间的“现实”属性是不以艺术家的意志为转移的。电影空间是一种现实空间, 这既可以成为主观上的美学追求, 也是客观上的无可改变的事实。

无论电影中的世界怎样贴近现实, 它也只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 不可能成为现实世界。斯巴肖特说:“导演决定他的影片和观众的空间关系, 但是他所决定的依然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我们处于影片的空间之内, 但是却不是它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是从一个我们实际上没有占据的角度来观察。”7电影空间是艺术家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 通过想象力的发挥创造出的空间, 它具有假定性, 与我们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随着电影涉猎的类型、题材、内容等不断扩展, 忠实地“复原”客观现实越来越难以适应电影表现力的日益扩张, 我们需要制造一种可以承载人类想象力的空间形式来适应电影艺术发展的脚步。其实“想象空间”的出现并不迟于“现实空间”, 早在电影诞生之前的1894年, 爱迪生就建造了“黑囚车”——世界上第一间摄影棚——来为他的“电影视镜”制作节目。而真正把“想象空间”正式引入电影艺术的是法国人乔治·梅里爱, 他采用“停机再拍”“多次曝光”“迭印”等手段创造出许多想象空间, 把电影这个“再现的工具”变为了“表现的手段”。从早期的“构筑式”布景, 到后来的“分解式”布景, 再到数字技术对空间的“无中生有”, “人工生产”的想象空间早已成为电影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六、电影空间是一种“现象/知觉”的空间

电影空间是一种现象空间。它是直观的视觉图像, 所展示的是人物和事物外部形态的发展、变化, 具有形象、生动、具体等特点。作为一种“现象”, 电影将内容“公平”地传递给每一个观众, 每个观众接收到的信息别无二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文学现象在电影中鲜有出现, 哈姆雷特的样貌、性格和行动会在电影中形成具体直观的“现象”, 从生理角度看 (视力没有异常的情况下) , 所有人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哈姆雷特。

一个不容忽视的实际情况依然存在, 观赏者看到的现象是相同的, 但是他们所感知的内容却不尽相同, 一部喜剧片, 有人从中只获得了欢笑, 有人体会到却是“带泪的笑”。这意味着在观影时, 除了视觉, 人的知觉也在同时发挥著作用。知觉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整体形象和表面联系的心理过程。”8它和人的年龄、性别、经验、修养等方面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如果个体之间在这些方面存在差异, 那么他们对同一事物的知觉反应也就必然有所差异。人们看到了同一个现象, 却可以从中感知不同的内容。在普通观众眼中, “表现主义”影片《卡里加里博士》讲述的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回忆中的有关谋杀、催眠的恐怖故事, 而在相当多知识分子观众的眼中, 该片夸张的服装、道具和肢体表演, 扭曲变形的空间造型, 对比明显的明暗反差体现出的则是盛兴于特定年代的造型风格和美学主张。个体的生理机能的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知觉反应, 例如影片《眩晕》中高空俯拍和人物高空坠落的画面就会给一些胆怯的观众带来心理上的不良反应, 而对于另一些观众来说, 不良反应并不存在;感受3D电影营造出的运动的三维立体空间时, 多数观众不会产生任何不适, 可对于一些致晕阈值较低的观众来说, 这种刺激就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反应。

因此, 在承认电影空间是一种现象空间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承认它是一种知觉空间, 而且, 由其衍生出的种种生理和心理反应对于电影的欣赏过程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此为电影空间的双重性。

注释

11 .许南明主编.电影艺术词典[Z].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6:207.

22 .黑·卡恰德里兰, 高岭译.电影中的空间与时间[J].世界电影, 1988.6:27-28.

33 .鲁道夫·爱因汉姆, 杨跃译.电影作为艺术[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1:11.

44 .鲁道夫·爱因汉姆, 杨跃译.电影作为艺术[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1.18.

55 .安德烈·巴赞, 崔君衍译.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7:12.

66 .安德烈·巴赞, 崔君衍译.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7:11.

77 .F.E.斯巴肖特, 周传基译.基础电影美学[J].当代电影, 1988.4:21.

二重性特征论文 第2篇

考察了在有界区域上,满足狄利克莱边界条件的一类非线性抛物方程.利用变分方法理论,把无限维的问题转化为有限维的问题,讨论了当方程的非线性项介于特征值之间时,方程的.外部项与方程解的多重性之间的联系.

作 者：燕艳菊 杨金花 金正国 YAN Yan-ju YANG Jin-hua JIN Zheng-guo  作者单位：燕艳菊,YAN Yan-ju(安阳工学院理学部,河南,安阳,455000)

杨金花,YANG Jin-hua(周口师范学院数学系,河南,周口,466001)

论中央苏区选举的二重特征 第3篇

关键词：中央苏区,民主,选举,特征

中央苏区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开展于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后。1931年至1934年, 苏区先后展开了三次规模较大的选举:1931年11月至1932年5月,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地方苏维埃的选举;1932年9月至年底, 继续改造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选举;1933年8月至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从乡、市苏维埃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部改选。

中央苏区的选举, 其理念及运作程式上主要借鉴国际共运经验, 尤其是苏联经验, 而在具体实践上, 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无论对于选举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 还是对于选举主体———苏区广大民众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 这使得中央苏区的选举兼具成熟与不成熟的二重特征。

一、“输出革命”下的选举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所领导的苏区革命, 固然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但与苏俄“输出革命”策略密切相关。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俄面临国内反动势力的破坏和国外反对势力的封锁包围及武装干涉。列宁在俄共 (布) “七大”指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如果我国的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 如果其它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 那末, 毫无疑问, 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1]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 提出国际反帝联合的口号, 成为苏俄输出革命的组织。二十世纪初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 “五四运动”爆发后, 列宁认识到“在未来的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 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 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 将来一定会转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它所起的革命作用, 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的多。”[2]把输出革命的重点放在中国等远东地区, 以保卫苏俄的后大门。1920年5月共产国际正式设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下属机构, 即上海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1921年初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立。为了争取国际援助, 发展力量, 1922年中共加入共产国际, 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6年4月共产国际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领导中国、日本和朝鲜共产党的革命。中共的许多重大决策是由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代表团的联席会议讨论和最终决定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东方书记处和远东局共同领导中国的革命, 这一时期, 远东局积极参与中共中央各项决议。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 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进入中央领导层,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为密切,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大为加强。

中国现代选举制度1904年开始于商会选举, 1908年有咨议局选举, 晚清民国时期的现代选举制度, 选民占人口的比例, 咨议局选举为0.4%左右, 北京政府的选举为10%左右, 南京政府的选举则在一半以上, 早期的这些选举均有财产限制、教育程度限制、妇女选举权限制等局限, “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于选举大多处于不知不觉不为或少为状态。”[3]在苏区, 尽管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长期存在的地方, 都是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 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 然而, 这些地区的人民对选举的了解仍少之又少, 梁柏台1933年还谈到苏区群众选举常识的匮乏, 有的对什么是选举权、被选举权, 什么是选民、居民都分不清楚。[4]近似空降而来的中央苏区选举, 正如一些学者研究成果所揭示的, 它与苏联相类[5], 更多受到苏联“输出革命”的影响。

二、中央苏区选举的成熟表征

由于脱胎于苏联的选举, 中央苏区时期的选举从理念到运作程式上都有章可循, 使中央苏区时期的选举显现出某种意义上成熟的特征。

第一、选举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加以指导和规范。包括1930年初的《中国工农兵会议 (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1930年9月的《中国工农兵会议 (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选举暂行条例》、《中国工农兵会议 (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动统治区域选举法公函》;1931年11月的《中国工农兵会议 (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选举暂行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有关选举的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1931年12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1933年8月的《苏维埃暂行选举法》以及中央政府颁布的有关选举的训令。其中《苏维埃暂行选举法》较为完善。

第二、有较为严整的选举程序。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各项法规性文件, 使选举沿着一定的轨道进行。以第三次选举为例, 选举程序为:1、成立选举委员会。由城市苏维埃、农村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选举委员会, 委员经民主推选, 经审查通过后报省执行委员会或主席团批准委任。2、选民登记。有组织的选民经过该组织 (如工会、贫民团等) 登记, 无组织的选民由选举委员会的登记员登记。选举大会前5天, 公布选民名单和被剥夺选举权者的名单。3、划分选举单位。第三次选举之前, 选举多以乡为单位进行, 有的村相距较远, 致使部分选民不能参加选举大会。1933年的选举缩小选举单位, 使选民易于参加选举。4、提出候选人名单。年满十六岁, 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可成为代表候选人。“候选名单, 应该在选举前收集各群众团体的意见, 由选举委员会公布, 使选民对于各候选人能够加以充分的考虑……使革命的民主精神充分表现出来。”[6]。5、做工作报告和准备提案。政府向选民及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和准备提案, 发动群众讨论, 听取群众意见, 使群众监督和管理政权。1933年的选举, 很多地方都实行了这一制度。6、召开选举大会。《选举法》对选举大会的整套程序有明细的规定。

三、中央苏区选举的不成熟特征

中央苏区时期的选举, 一方面成功地借鉴了国际共运史上的选举经验, 一方面又是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组织进行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首次组织选举, 缺乏足够的适合苏区实情的理论准备及实践经验, 而选举主体———苏区的群众民主及选举的常识基本缺失, 历史、地理等的局限使得中央苏区时期的选举明显呈现出不成熟的特征。

第一、由于照搬苏联经验, 选举制度存在许多不适合苏区实际的内容。

苏维埃的选举给以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选举时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 “二苏大”700多位代表, 其中贫农303人, 手工业工人244人, 雇农122人, 苦力53人, 产业工人8人。事实上苏区工人很少, 为体现其工人阶级政权性质, 苏维埃政府把苏区的半农半手工业者及其家属列做工人。毛泽东1965年为《长冈乡调查》作注指出:“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者, 如建筑 (泥水匠) 、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傅。人数很少, 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 领导广大农民, 农民是不服气的。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 工人方面, 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后, 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7]此外, 苏维埃选举不加区别地剥夺一切剥削者及其家属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不仅犯了剥夺某些不应该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错误 (如对中小资产阶级、富农及其家属) , 而且也不利于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 致使革命队伍虽然“纯粹而纯粹”, 力量却大大削弱了。”[8]

第二、中央苏区的选举参差不齐。既有前后差异, 也有地区不一。

苏区第一次选举时, 动员不足, 一般群众对选举的意义认识不足, 各地的选举一度“非常沉寂”。[9]对于第二次选举, 1933年第三次选举时毛泽东指出:“去年的选举委员会多半没有起作用, 仍然是单独由政府人员指导选举, 因此很多地方没有很慎重的去领导选举, 政府中坏份子操纵选举的毛病也是有的。”[10]第三次选举, 经过宣传动员及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 出现了新气象, 产生了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赞扬的福建上杭县才溪区上才溪乡和下才溪乡“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如毛泽东所总结的:“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 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 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 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 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 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7]第三次选举相对较成功, 但各地也参差不齐。根据当时的统计, 先进的如兴国、上杭才溪区、京武阳区平均到会的选民都在90%以上。比较落后地方如西江县、洛口县到会的选民平均在62%以上。中等区如瑞京的下肖区到会选民平均在71%以上。[11]

第三、中央苏区的选举某种程度上是解决战争时期现实问题的需要, 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奠定基础。

一般来说, 民主需要一定的政治生态系统作为支撑和前提, 中央苏区面临的现实是:所在地域偏僻, 自然条件恶劣, 经济文化落后, 国民党连续发动的五次军事“围剿”使苏区一直处于险恶的战争环境之下。落后的自然经济阻碍着民主政治的建立, 面对群众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政治冷漠, 民主的实现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央苏区的选举某种程度上是解决战争时期现实问题的需要, 通过民主选举, 让群众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政权从而极大地调动民众参军参战、保卫苏区政权的积极性。正因如此, 中共对苏区选举在军事动员上的作用期望甚高, 组织选举运动时, 始终将扩大红军与选举相联系。1933年的选举战争动员的成绩尤其突出:“在每个选举大会上都提出扩大红军, 优待红军家属, 推销经济建设公债等等问题, 而且在选举大会上常有报名去当红军和推销公债票的事情。这次选举是配合着战争动员而进行, 是与战争动员取得密切的联系”。[11]如下才溪, 选举大会上摊派了公债1500元, 通过了全乡十六岁到四十五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的提议。1933年10月6日《红色中华》报道:瑞金九堡区在选举中, 推销公债7200多元, 完成了上级所分配任务的89%。[12]事实上, 苏区选举也充分发挥了它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等方面的力量和作用, 为苏区战争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此外, 通过选举运动, 官僚主义、腐败分子、动摇分子在选举中被群众所抛弃, 从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为红军反“围剿”解除了后顾之忧。

什么是劳动的二重性 第4篇

具体劳动是指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的劳动，即有用劳动。抽象劳动是指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实体。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种规定。任何一种劳动，一方面是特殊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这就是劳动的二重性，它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统一的，是商品生产者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具体劳动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劳动的自然属性，而抽象劳动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它是劳动的社会属性。

试析文学翻译译者角色的二重性 第5篇

在传统的观念当中, 文学作品的译文通常被看做是原作不同语言版本的复制。在翻译史上, 由于翻译活动的特点以及人们翻译知识的有限, 译者通常被置于“奴隶”的位置, 在翻译中只能完全的忠诚和服从。另一种于此相对立的观点就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这种理论系统的否定了以往结构主义所认为的结构与意义的重要关系。按照解构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德里达的独特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原作的价值的取决于于目标语言文本。译者是其实应该的创造者。虽然德里达的翻译理论挑战了传统理论, 并引起了人们对翻译内在问题的思考, 但是解构主义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对翻译研究甚至产生了消极影响。因为它“否定结构稳定, 准确的含义, 作者的权威, 甚至对源语言的独创性。”

二、译者角色的重新定位:二重性

当谈到翻译之痛, 中国翻译史上著名学者之一——许均教授, 曾在他“Translation and I”中写到, “如果我模仿原作者的一举一动, 去解释原文, 我会不自觉的违反和两种语言的独特魅力的特有规律 (源语言和目标语言) 。但是如果我为了抓住其中精髓, 却丢掉了原来的形式和风格, 又会担心会产生出一个没有无形无神的怪异‘婴儿’。现在, 我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诚实”和“叛乱”似乎形成了翻译的双重性。事实上, 愚蠢的“诚实”可能导致叛乱和明智的‘叛乱’可以促进‘诚实’。”从某种程度上说, “诚实”指的就是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一种消极的屈服, “叛乱”则指基于原作的积极创造。因为对于原作, 在变成译文之前需要译者的忠实阅读和理解, 同时又无法避免译者对原作的重新表达和重写。总之, 译者必须尊重作者, 读者和原作, 又要有意无意的选择作者, 影响读者和背叛原作。显然, 译者的角色不可以简单的定义为消极或者积极。事实上, 原作和读者也会对翻译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这二者, 因为“原作者与译文有着血缘关系, 而译文的价值确实读者赋予的。”如果译者要想处理好这些矛盾, 就要明确翻译的目的, 处理好原作者、读者和原作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 译者出于翻译的基本原则和自身的主动性考虑, 他既要被动服从, 又要主动去创造, 这两种特性必然共存于译者的翻译活动中, 这也就构成了译者角色的二重性。

三、译者二重性的体现在

1.与原作者的共存和合作。“与原作者的共存, 最初在英国伯爵罗斯康芒的一首诗中有证明。他首先承认翻译不同于创作。他认为, 翻译的困难来至于原作和作者对译者的想象和笔法的限制”翻译开始前, 译者会先“选择”作品这个过程, 其实也是选择原作者的过程。译者总会不自觉的选择那些符合自己价值观和风格的作品和作者。“苏姗·巴斯内特引用‘共存’这个词生动的代表了这种关系。自然的, 这种关系就从截然对立变成和谐共存。”这种共存理论也强调了译者和原作者的互动。

2.受读者控制和控制读者。没有读者的阅读, 译文也就失去其价值。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 读者会对译者进行限制。一方面译者选择语言和词汇来表达时, 需要考虑到读者民族、地区、宗教、年龄、受教育水平等的差异。例如书店里那些儿童读物与成人读物, 一般读物与专业读物, 文字表达肯定有着很大的差异的。对于翻译, 也是如此, 必须考虑到自己的读者的各种水平和差异。这些因素都要影响翻译的风格和结构。另一方面, 当译者决定翻译某一个原作时, 他也会通过译文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传达给读者, 甚至会利用译文去说服和改变读者原有的思想情感。如果读者选择了译者的译文, 那就得接受译者所采用的语言形式和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 译者与读者也是一种既被动又主动的关系。

3.解读、尊重和创造原作。在翻译中, 无论是选择原文, 译前准备, 还是翻译和审查, 都离不开对原文的阅读。换句话说, 译者的工作是以原文为基础的。叶君健, 中国著名翻译专家曾持这个观点:“做翻译时, 译者必须理解作者的感情, 推测并穿透所包含的意义和思想。”当面对原文, 译者要首先成为一个读者去解读其字里行间的意图和暗示。但是, 即使是作为读者, 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一篇文章, 即使不脱离其语言和文化背景, 也难保证毫无误差的传递作者的真正意图, 因为还要看有着自己独特经历和个性的读者如何去解读。

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也认为翻译运动包括四个步骤:信任, 侵略, 吸收和补偿。”当译者“侵略”和“吸收”原文时, 他就是一名解释者。当他试图“补偿”时, 他就是一名创造者。但是翻译并不是完全等同于真正意义的自由创造。译者必须在原作的框架之内重新解释和创造。但翻译与译者所处的主客观环境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导致译者会有意无意的背离原文。此外, 即使最有经验最有学问的译者, 有时也难免误解原文, 难以用自己的语言去完全对等的表达原文的含义。这个时候, 译者就只能付诸自己的经验和想象了。但是无论译者怎么改写和创造, 他都最终得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忠实。

摘要：译者, 作为文学翻译中最活跃的因素, 总是在人们对翻译的探索过程中, 成为关注的焦点和争论的话题。有的人会过分强调或夸大了译者的自由, 同时也有人肆意贬低或轻视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本文中译者被置于一种既被动又主动的地位。这种地位即表现为译者的二重性。本文将分析来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角色的二重性, 以此帮助大家对译者角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和更准确的定位, 以便更好的从事翻译活动。

关键词：译者,角色,二重性

参考文献

[1]许均.论翻译[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二重性特征论文 第6篇

大学课堂教学是培养创新人才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教学活动在课堂上展示的“预设性”与“生成性”均衡结构, 决定了教学过程中知识接受者有序地吸收体系化知识、相对地创造随机性知识的状态和能力[1]。如何在把握教学活动按照既定科学规律发展的基础之上, 创造让学生获得个性化发展的生成性教学情境, 实现大学生的创新素质培养与产业进化人才需求无缝链接, 是当前高校教育方式与国家或地方创新有效整合的关键。

教学活动的“预设性”与“生成性”二者的关系客观存在[2]。生成性决定了教学基本要素间的结构关系是教中有学、学中有教, 是教师根据师生互动状态及时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3], 从而使受教育者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建构未来自我发展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倾向[4]。教学“二重性”必须通过具体实践教学的生成性来完成, 例如通过学生在具体教学情境中的个性化表现, 教师开放性处理“随机性事件”[5]。已有研究缺少对课堂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的实证分析, 本文试图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假设, 验证并分析课堂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与课堂教学效果的关系, 有助于设计培养创新人才的课堂教学行为。不仅能够丰富目前教学“二重性”的理论, 而且能够为推动我国管理类专业本科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研究假设

1. 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

预设性教学是专业知识理论体系的课堂再现, 没有考虑体系在教学客体参与下的可扩展性、可重塑性和可应用性。生成性教学是以学生的主动学习及活动为教学的主要过程, 突破了预设性教学的程序化, 突出知识体系与教学客体的可融合性、可活化性。教学具有在帮助学生建立专业科学体系的同时开发学生主动整合、创造知识能力的特征, 因此教学内容必须在“预设性”与“生成性”之间形成一种均衡。我们假设:教学“预设性”与“生成性”的均衡结构变化显著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2. 课堂教学效果的维度。

大学生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反映是评价教学的重要内容, 主要表现在大学生的心理感受[6]、大学生的学习行为[7]两个方面。从心理感受角度评价课堂教学, 我国高校通常采取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分项指标, 它们之间相互支撑从心理上形成教师教学的整体效果感觉[8], 基于此提出:学生的心理感知是课堂教学效果的一个维度变量。从学习行为角度评价课堂教学, 大学生对教学的认可, 能够增强学生学习热情, 从而在学习过程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积极参与教学并能够取得优异成绩[9], 因此本研究认为课程学习成绩是课堂教学效果的另一个维度变量。

3. 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与教学效果关系的影响因素。

对于创新能力培养来说, 知识仅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非智力因素起着关键作用。按照传统教学模式, 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四年教育尽管积累了一定知识, 但是构成创新能力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没有显著改变[10]。改变现有教学方式, 促使大学生形成创新思维和意识[11]。基于此假设:课堂教学模式对教学“二重性”结构均衡与教学效果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教师既是课堂教学的创造者和开发者[12], 又是课堂教学的参与者。生成性教学需要教师有很高的教学理论素养、手段技巧, 以及对学生、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的极大热情。强势的老师可能抑制学生的参与, 而且可能负面影响学生对课程的影响[13]。由此提出假设:教师的主观特征对教学“二重性”结构均衡与教学效果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学习的组织形式不同, 能够给学生创造不同的学习氛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互行为能够让学生在课堂上与其他学生相互沟通和交流, 并且能够调节教师的认可行为和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之间的关系。积极的课堂氛围有利于培养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从而有助于学生面对社会性的学习环境, 在新颖的、概念化的问题解决方面表现更好, 以及更好地整合学到的知识[14]。研究提出假设:学习的组织形式对教学“二重性”结构均衡与教学效果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研究对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与课堂教学效果的关系进行探索, 由于课堂教学中部分变量可以直接观测以及部分变量不能直接观测, 笔者及研究团队成员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观察、访谈等方法获取变量的观测数据。

2. 样本确定。

研究样本采取就近原则选择, 课题组以湖北省某高校管理类的人力资源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二年级教学班级作为教学客体, 以管理类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作为研究对象。为了减少前期教学对教学客体产生的差异性影响, 选择的教学班级在大学一年级具有共同的学习背景。

3. 变量设计。

对“二重性”结构均衡的测量, 将教师预先设计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预设性的指标, 以教师讲授的知识容量为描述变量;将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行为及其课后投入的补充性学习活动作为教学生成性的指标, 以学生课堂参与学习的知识容量为描述变量。以教学大纲要求完成的课程体系设计作为课堂教学知识总量, 选择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的两个观测点:一个是教师讲授2/3教学内容、学生参与1/3教学内容 (简称为均衡结构1) ;另一个是教师讲授1/3教学内容、学生参2/3教学内容 (简称为均衡结构2) 。确定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的这两个观测值, 既能够确保课堂教学的有序性, 又能够反映教学“预设性”与“生成性”相互作用的规律。由于研究建立在教学具有“二重性”的观点上, 在教学调查中不考虑只反映预设性教学的课程设计。

对课堂教学效果的测量, 参考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对教学效果评价的测量表, 并做了部分的调整与修正。对教学客体的教学效果以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两种指标反映, 从学生的心理感知、课程成绩两个方面描述课堂教学效果。对于学生心理感知变量, 以访谈法选择部分课堂教学客体作为被调查者给出综合心理评价, 采用Likert7级量表。其中7表示“非常好”, 6表示“比较好”, 5表示“好”, 4表示“一般”, 3表示“不好”, 2表示“比较不好”, 1表示“非常不好”。对于课程成绩, 将学期的期末成绩作为测量数值。

对于影响因素的测量, 主要参考Sidelinger、王鉴、李建楠、童亚宾等的研究结论, 同时结合对3位长期从事教学的教师访谈的结果 (见表1) 。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1. 教学“预设性”与“生成性”均衡结构与课堂教学效果的关系分析。

选择安排在两个学期的两门专业课作为教学对象, 两门课的课程设计分别以均衡结构1、均衡结构2表现。在既定的“二重性”均衡结构下, 教师讲授部分以理论讲课形式进行, 学生参与部分以学生对实践项目的调查报告展示与交流形式进行。调查条件:A为尽量减少前一个学期知识积累对后一个学期的影响, 选择知识融合度较少的两门专业课作为讲授目标;B为避免教学主客体本身的差异性, 选择相同教学班级与教师作为教学调查的对象。

(1) 教学“二重性”均衡点改变对课程学习成绩的影响。均衡结构1、均衡结构2分别对两门专业课的课程成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如图1所示。与均衡结构2相比, 采取均衡结构1的课程的成绩有显著提高。通过课堂观察, 发现在均衡结构1下, 学生在参与教学的过程中表现得积极、自信、方向明确;但是在均衡结构2下, 学生在项目调查中表现出被动、不乐观、调查报告不完整。

随机选择10名学生作为访谈对象, 他们对教学“二重性”的两类均衡结构对学期成绩的影响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对于以“预设性”教学为主的均衡结构1, 大学生们能够在初步建立起来的知识框架下, 目标比较明确地完成项目调查, 从而在知识获取和技能提高方面达到预定要求。对于以“生成性”教学为主的均衡结构2, 只是奠定了专业课的基本知识, 对完成实践项目不能产生理论引导作用, 大学生对于实践项目的认知处于模糊状态, 认为学习过程存在较大难度, 在心理上产生一定的消极情绪, 造成在既定时间内不能达到学习要求。

(2) 教学“二重性”均衡点改变对学生心理感知的影响。研究小组对参与两门专业课程教学的学生, 分别随机抽取10位同学进行访谈调查, 请被访谈者提交对专业课程课堂教学给出一个心理感知的综合评价。统计结果见表2。

表2显示, 92%的被调查者认为保持教学一定的“预设性”与“生成性”均衡结构, 能够改变自己的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成绩。由此得出结论, 教学“二重性”均衡点的设计有利于促进创新人才培养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3) 教学“预设性”与“生成性”均衡结构改变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综合 (1) 、 (2) 的分析, 体现一定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的课程设计从课程成绩、学生的心理感知两个维度对课堂教学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即假设H1成立。图1、表2反映出, 教学“二重性”的均衡结构对课堂教学的影响存在“双刃性”, 教学效果与一些课堂教学要素的性状有关。

2. 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与教学效果关系的调节因素分析。

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必须通过一定的课堂教学要素才能够表现出来, 在这里主要分析课程的教学形式、教师的主观特征、学习的组织形式三类课堂教学要素对教学“二重性”均衡点与课堂教学效果关系的影响。

(1) 课程教学模式的调节作用。引入A1测量变量, 将实践调查项目作为“生成性”教学内容, 由课程教师设计调查项目及调查目标、学生独立完成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引入A2测量变量, 将专题知识学习作为“生成性”教学内容, 由任课教师以课程教学主要知识点学术领域内的热点研究问题作为专题选题, 学生独立完成专题报告。

对均衡结构1下A1、A2进行测量分析。选择人力资源的一个教学班级作为教学客体, 该班级同学学习认真、学风良好、成绩稳定, 可以忽略教学模式变化产生的偶然性因素。以该班级同学期的两门专业课课程设计为教学对象, 课程成绩见图2。

图2显示, 在项目调查引导式教学模式下学生的课程成绩有显著提高。对该教学班级同学随机访谈10人次, 被访谈者在心理感知上认为“项目调查”引导式教学模式相对于“专题学习”提升式教学模式, 能够激发学习的热情、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课程教学模式能够调节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 即假设H2成立。

(2) 教师主观特征的调节作用。教师的主观特征包括教师的专业知识素养、教师的敬业程度以及教师重视学生科学精神培育的程度[14], 能够对本科教学质量产生影响。从课堂教学表现出发, 教师的专业知识素养、敬业程度对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与课堂教学效果关系的影响更为直接, 我们选择这两个维度作为教师主观特征的测量变量, 即B1、B2。教师从教时间是专业知识积累、教学态度严谨、课堂控制能力、沟通能力的正相关函数, 能够表征B1和B2。基于此, 研究从两个层面进行:

一是实践层面采取观察法, 选择工商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课, 由两位教师参与该课程的教学, 观察具有不同主观特征的教师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两位教师的主观特征分别是从教10年和5年, 对两位教师分别进行四个学时的观察, 侧重于教师与学生互动的课堂教学过程。通过观察发现, 从教10年的教师能够有效控制预设性教学与生成性教学的融合, 在学生创造性思维展示过程中及时引导学生参与教学的行为向课程设计目标方向发展, 能够比较好地调动学生探索未知问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例如互动的次数、分析问题的深度、参与的热情等) 。但是, 对于从教5年的教师来说, 当生成性教学内容产生较多的随机性知识点时, 课堂教学容易偏离课程设计的目标。

二是认知层面采取访谈法, 随机选择五位被访谈专业教师进行调查, 揭示专业教师对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与课堂教学效果关系的预期心理。被访谈者包括两位从教10年的教师、两位从教5年的教师、一位从教2年的教师, 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本次课题研究的课堂教学活动。关于实践课程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 从教2年的教师认为现代大学生思想活跃、个性化主张突出, 教师控制教学“预设性”与“生成性”均衡有效性有待商榷。其余四位教师认为教师能够对既定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下课堂教学效果产生影响, 但是影响大小与课程的“预设性”教学与“生成性”教学的知识关联情况、教师对学科知识整合的能力、教学主客体间的心理契约等有关。基于此, 我们认为, 教师主观特征能够调节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与课堂教学效果的关系, 但受一定条件的制约。

(3) 学习的组织形式的调节作用。在“生成性”教学内容以项目调查方式进行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教学班级的学生被以不同形式组织参与“生成性”教学内容时, 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存在不同。在教学中, 教学客体被以C1、C2两种形式组织参与项目调查, 其中小组是由学生随机自由组合形成。

以学生的课堂行为活动及调查报告作为调查对象, 对C1的测量显示, 教学客体完成的项目调查, 调查报告有一定深度, 数据处理技术比较科学, 小组同学在学习态度上积极乐观, 教学班级整体上参与课堂教学活跃。相比小组调查, 对C2的观测显示完成的项目调查, 调查报告水平层次不齐, 学生的整体学习兴趣不浓厚, 课堂互动不积极, 部分能力较低的学生表现出消极情绪。

对在C1观测变量下的学生, 随机抽取10人次访谈。被访谈者认为, 以小组形式参与课堂教学, 有助于提高的个人学习的自信, 能够提高解决问题的速度和能力。被访谈者还指出确定合适的小组人数, 能够保持小组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 对于充分调动小组同学学习积极性、增强小组同学互助学习行为有较大帮助。基于此, 学生参与教学的组织形式能够对课堂教学效果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五、结论

教学“二重性”均衡的改变会产生显著不同的课堂教学效果, 既定的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下, 课堂教学要素的不同性状能够调节课程设计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

1. 当课程设计较好融合“预设性”教学内容与“生成性”教学内容时, 课堂教学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非智力因素状态的改善有较大帮助。对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的改革, 尝试推进体现一定“预设性”与“生成性”均衡结构的课程教学, 有助于开发大学生的创新品质和能力。

2. 在既定的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变化下, 不同的教学模式、教师的主观特征与学习的组织形式会导致课堂教学效果的差异, “项目调查”引导式教学模式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专业课程教学中, 选择合适的实践教学内容能够激发课堂教学的生成性知识的产生, 促进学生在构建专业知识理论体系的同时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的主观特征与学习的组织形式共同形成一种使大学生从接受教育转换为自我发展的课堂教学环境, 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积极性与主动性, 消除学习中不利因素的制约, 对改善学习效果、处理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课堂教学是大学本科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 教学效果关系着创新人才培养的质量。研究对课程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与教学效果的关系, 以及不同教学要素对这一关系的影响进行实证调查。结果表明, 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的变化能够显著影响课堂教学效果;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师的主观特征、学习的组织方式三类课堂教学要素, 能够调节教学“二重性”均衡结构对课堂教学效果的影响, 从而导致本科人才培养结果差异。

关键词：“二重性”均衡,课堂教学效果,调节因素,项目引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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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性特征论文 第7篇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演变历程

市民社会最初内涵可以追溯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从与人类自然状态相对角度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 意指社会发展到出现城市文明, 即希腊城邦时期的政治共同体及生活状况。古希腊市民社会从语义角度, 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城市国家以市民为主体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及其生活状况。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状态的一种描述。

近代社会契约理论赋予了市民社会新内涵。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为了避免出现的矛盾致使社会陷于混乱状态, “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 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 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即缔结社会契约。根据社会契约理论, 国家权力 (即公共权力) 源于社会个体权利, 通过缔结契约, 形成“全部共同的力量”。从这一角度, 我们可以推论, 市民社会是国家产生的基础。国家是保障市民社会存在和正常运转的工具。由此可见, 市民社会在社会契约理论中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范畴。

黑格尔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家。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从“伦理”发展角度, 阐述“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者之间关系。“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 ‘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自我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一种体现了特定伦理精神的‘伦理实体’”。黑格尔认为, 市民社会是指由“相互需要”的契约关系而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市场交往体系及其保障机制, 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因为“家庭的直接统一已涣散而成为多数”, 所以市民社会是对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的扬弃, 但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局限性, 需要通过国家强力统治才能达到人与人真正的联合。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二重性分析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市民社会的论述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然而, 由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基础, 最终得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错误结论, 所以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 具体地历史地分析阐述了“市民社会”, 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使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 并把它归结为在摆脱封建伦理, 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种种束缚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以独立自主地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的标志, 其中, 对市民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刻, 并使其发展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

(一) 市民社会是对生产关系总和的表达方式

市民社会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历史存在的形式和存在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明确指出,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 就是市民社会”。由此可见, 市民社会是直接从生产和交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对“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这一界定, 应理解为一切私有制社会, 确切地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本质特征是阶级利益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贯穿于人类私有制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 并将其界定为一种“交往形式”。马克思所谓“交往形式”就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 即生产关系。市民社会与生产关系具有较强的逻辑关联性, 所以市民社会也是马克思最初用于表述生产关系的概念范畴, 但不可将两个概念完全等同。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所以, 一切社会交往形式也都必然以“物质生活生产”为前提, 以物质交往为基础。市民社会作为交往形式, 也必然以物质交往为基础。“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总和, 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 概括为‘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 所以作为交往形式的市民社会就是“物质的生活关系总和”。

市民社会强调和突显了私人利益在政治国家中的重要性。私人利益及其相互关系存在的基础则是由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 所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实质性内容, 故市民社会是对生产关系总和的一种表达方式。

从唯物史观角度, 马克思指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 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 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 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 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进一步强调了市民社会“这种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二) 市民社会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阐述, 其另一重要目的在于对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最为典型“市民社会”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明确指出关于“市民社会”的另一内涵:“‘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 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可见, 这里的市民社会特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式, 它完整而全面地反映了市民社会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指出, 真正的市民社会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之于其他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 “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 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 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 “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重叠, 两者没有明确边界, 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也是合二为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则是相分离的。私人的物质生活一定程度摆脱政治束缚, 成为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纯经济活动, 社会成员也就具有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双重身份。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终点。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受到马克思批判的, 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 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 实际上, 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马克思承认“市民社会”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 但同时就是存在形态而言, 马克思也否认市民社会的永恒性, 认为市民社会只是历史性的。在马克思看来,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都将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 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的全部权利都将返还社会, 国家不复存在, 从而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区分也就失去意义。”按照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推断, 在共产主义社会, 市民社会将不复存在。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二重性关系

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研究, 可以把市民社会的涵义概括为如下两点:一是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政治社会的对应物, 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社会领域。二是市民社会是非政治化生活领域, 主要包括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 其中以经济生活为主。市民社会的目的是实现个体的物质利益、满足个体交往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 论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核心内容。总体而言, 马克思确立的市民社会可概括为, 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 以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为形式, 体现着人们特定的物质交往关系, 并决定着政治国家及其附属物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是界定符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的第一重界定。

不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还是历史上其他一切社会生产关系都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关系, 所以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作为生产关系另一表述形式, 特指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一于泛指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剖析和“物质生活关系”的考察, 既历史地把握了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 同时又将人类社会结构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骨架, 具体地加以分析, 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理解为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变迁。

摘要：市民社会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概念和范畴,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理论, 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 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从“生产关系总和”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个进行了二重界定。市民社会二重性也具有其内在关联性。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市民社会,二重性

参考文献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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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性特征论文 第8篇

一、资本的概念及其生产

对于资本的诠释, 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已明确阐述:资本是一种自行增值的, 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关系的经济范畴。资本一词, 最初由英文传入日本, 日本借用汉字译“资本”, 具有现代涵义, 然后传入中国。杜尔哥是资本一词从日常用语到经济术语这一转变的完成者, 他将该词定义为“积累起来的流动的价值”。亚当·斯密十分强调资本积累在促进劳动分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后由萨伊提出生产三要素说, 将资本与劳动、土地并列为生产的三个要素。李嘉图特别明显的将资本与土地区别开来, 认为资本是“生产手段”, 土地是“土壤的原始的和不可毁灭的力量”。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资本的实质, 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 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因为当时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通过不等价交换和高利盘剥占有奴隶和农奴的剩余商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到了封建社会后期, 小商品生产劳动在两极分化的基础上, 尤其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过程, 才逐渐产生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这种新型剥削关系。资本最初总是采取货币的形式, 但货币本身并不就是资本。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 自发地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是商品流通过程的最后产物。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 货币都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同资本相比, 货币的资格要老很多。货币来到世界上已经有几千年历史, 而货币转化成资本却是近几百年的事情。货币变成资本, 是因为货币在市场上购买到一种特殊商品即劳动力, 并能为他的所有者带来剩余价值时, 货币才转化为资本。资本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 是一个历史范畴。

资本的原始积累, 是通过用暴力手段强迫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 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迅速集中在后来成为资本家少数人手中而形成的。这个过程之所以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 是因为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确立之前, 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 就是暴力的生产的过程。马克思指出:“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从它“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资本既是一个滴着血的肮脏东西, 然而它又代表着一个社会生产过程的新时代。资本既是一个榨取剩余价值的制度, 又是一个不断发生生产方式革命、科学技术革命、社会化革命的社会肌体。资本既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经济侵略、政治暴力的策动根源, 又是一个传递先进生产力、先进经济运行方式和规范法律制度的社会制度。对于资本的这种双重作用,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 以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资本的二重性

马克思在对资本进行分析的时候, 既揭露了它的本质, 同时又肯定了其现实的合理性。

(一) 资本的积极作用

1. 能够使各种生产要素迅速结合并产生效能。

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冲破、摧毁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使农民带着沉重的枷锁进行生产, 生产力发展及极其缓慢。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进行了空前的“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以往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发展速度, 靠的是资本的投入。资本家开办工厂企业, 首先要进行原始资本的积累, 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 便进行工业生产, 使各种生产要素迅速结合并发挥出效能, 使原来闲置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使原来压抑的劳动力潜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总之, 资本提高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率, 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 能够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并促进商品市场的形成。

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那样, 资本的本质是实现增值。要实现增值, 必须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指出:“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 在这种存在方式中, 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剩余价值或者剩余产品, 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资本家要想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初期粗放型的生产经营方式下, 就必须依靠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而这些资本, 在一定程度上靠的是资本积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不断扩大再生产, 同资本积累的关系很大。资本和资本积累是扩大企业规模、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为人民带来了痛苦, 但是资本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超经济剥削又有所不同,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 它榨取剩余劳动的形式和条件, 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 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 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资本在加速企业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 也促进了国内、国际商品市场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依赖所代替。”资本不断超越出发点, 克服一切阶段和无止境的致富欲望, 使它向世界各个角落挺进。

3. 能够使科学技术水平较快提高。

资本无限制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促使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 并使科学技术成为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 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 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 ······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资本论》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 肯定了资本的职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总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之所以能得到飞速发展, 同资本的作用是密切联系的。

(二) 资本的负面影响

1. 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择手段。

资本的本质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 为满足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望, 从而使一切资源都为生产剩余价值而服务。首先它使一切资源都成为交易的对象。如上所述,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各种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这对自燃资源来说, 不啻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是, 把劳动力资源也当成商品来买卖, 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残酷的行为。虽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 较之以前的社会制度来说是一种进步。但这都是为资本服务的。为了资本的扩张, 把大批农民从他们长期生活的土地上赶走, 并拆除和烧毁他们的房舍, 使他们背井离乡, 流离失所, 不得不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沦为雇佣劳动者。其次, 自然资源遭到了破坏。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配下, 人们凭着日益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向大自然发动了征服与掠夺的战争, 结果使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 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裂并危机化。人类陷入了诸多的困境: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问题、资源枯竭问题等等。这种“生态文明”, 已经严重地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发展。

2. 引起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首先是工人就业和失业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 自由竞争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方面。资本主义竞争对资产阶级来说, 其结果必然是有些企业赚钱, 成为大企业、大资本家;另一些企业则亏损, 负债加重, 甚至会破产倒闭, 而这些企业的工人的命运则是失业和贫困。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缺陷和消极作用的必然表现。其次, 不公平社会现象的矛盾。马克思用劳动价值来剖析生产价格, 正是为了揭示在自然历史过程中“剥削是如何产生的”, 从而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同时也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对社会公平的执着追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和从事社会批判是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双重任务。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带来了社会生产力划时代的飞跃, 也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无法克服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等各种矛盾的激化。

3. 资本已使人性产生异化。

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的同时, 也给人的进步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市场经济容易使人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商品、货币、资本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力量, 反过来支配人, 使人拜倒在它的面前, 成为他们的奴隶;市场经济使人产生了个人至上的利己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性被假设为“经济人”。而人性一旦被物化, 势必导致利益关系双方在商品交换中, 每一方都只在致力于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 无视或排斥对方的利益;市场经济导致人的片面化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不是大众而是个人, 个人获得商品的动机不是需要而是欲求, 所以市场经济无论在气质上, 还是精神、趣味和爱好上, 都过于个人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的不完整。

三、扬长避短和谐发展

以上分析发展, 资本既有积极意义, 又有负面影响。因此, 我们应辩证的看待资本, 不仅要看到资本的文明作用和普遍趋势, 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只有全面了解资本的二重性, 我们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发挥资本的重要作用。

1.既要发挥资本的“长处”, 又要扼制资本的“短处”, 使资本在新的社会关系下和谐运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逐步深化了对资本的认识, 摒弃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片面化的错误看法和做法。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高度重视资本对社会主义的作用, 把资本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但是在重视和利用资本的同时, 一方面我们要避免资本在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性、掠夺性, 另一方面要防止资本在私有制条件下悲剧的重演。如媒体和网络报道的个别地方为了追逐利润而不顾一切的事件, 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也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予以重视。一方面要制定规章制度约束资本趋利性所带来的破坏行为, 另一方面, 要对不法行为的制造者进行严惩, 使资本在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健康发展。

2.正确的财富观, 倡导勤劳致富, 激发人们的创造精神。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 财富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促进劳动人民的全面发展。因此, 在社会主义社会, 一切能够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能够促进劳动人民全面发展的东西都是财富。虽然创造财富的源泉是多元的, 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 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资源非常稀缺, 而优势只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 对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 财富的创造只能依靠劳动, 财富的主要源泉只能是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富观的基本点。

针对目前产生的扭曲的财富观, 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富观。这种财富观应该是有利于全体劳动人民发展、有利于劳动创造出成果的财富观, 应该是鼓励人们勤劳致富的财富观。当前研究财富问题的目的, 就是要建立能振奋、鼓舞人民劳动致富的财富观, 维护、支持一切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使用和消费财富。

3.确认私人资本的剥削性质, 并将剥削限制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之内, 减少经济发展的“震荡”。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性质、属性体现的关系, 马克思给予了明确的阐述。即“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 “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 “资本显然是关系, 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列宁和邓小平同志只是在引进外资问题上谈到了外国的资本问题, 也没有论述社会主义内部的资本问题。但实践证明, 资本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目前我国出现的资本, 既有理论意义, 又有现实意义。

根据目前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资本一部分在以公有制为主体, 国有制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上运行;一部分在外资经济和私人经济基础上运行。在公有制经济中, 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已经确立,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对物的依附关系, 即资本———雇佣关系, 劳动力虽然在形式上还是商品, 但实质上已不是商品。在外资经济和私人经济包括国有企业已改制、实际是私有经济占主体的企业中, 劳动力仍然是商品, 仍体现着资本雇佣关系。公有制基础上运行的资本, 虽然它的自然属性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资本的社会属性变了, 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它创造的价值是服务于全体劳动人民的, 它要更多地受到社会的调节。投在私营企业上的资本带有资本主义性质, 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无偿占有的剥削收入。私营企业主对雇佣劳动是有剥削的, 有些时候甚至是残酷剥削。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不能因为目前我国经济建设需要资本的投入, 就对资本的消极作用视而不见, 甚至放纵, 这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有的态度。说私营企业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否定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生产力、繁荣市场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的作用, 而是要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并将其剥削的程度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之内, 以减少资本负面影响所带来的“震荡”。任何的片面都会导致我国经济社会的不和谐发展。

4.政府的宏观调控, 使社会分配公正、合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承认资本和资本要素投入存在的必然性, 并不等于说资本要素投入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为了协调国家、企业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 为了保证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 对不合理的和过高的资本要素投入, 国家必须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宏观调节。诚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何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也是一个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有效实施的重大问题。”承认资本和资本要素投入存在的必然性, 同强调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基础上, 继续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机制, 规范社会分配秩序, 鼓励合理收入, 保护合法收入, 整顿不合理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分扩大, 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从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改革正在深入, 发展未有穷期。站在新的起点上, 面对新的问题, 只要我们不断探索, 不断创新, 沿着已经开辟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前进中的问题会迎刃而解,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既要充分利用资本的积极性, 又要把资本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低点。对此, 要十分重视, 并采取措施加以调控, 使资本沿着一条平稳的轨迹运行,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资本二重性,宏观调控,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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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8].中国改革, 2007 (7)

二重性特征论文 第9篇

1. 相对平均性

纯粹从字面理解, 公平和平均的概念似乎差别很大, 但如果从社会学角度来看, 公平中应该包含着平均, 最起码是相对平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存在着阶级差别和贫富差距, 这也就使得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出生在富裕的家庭, 可以说不用付出很大的努力, 甚至于根本不用付出任何努力, 就可以得到许多;而出生在贫穷家庭, 一辈子不停地努力、奋斗, 最后得到的却远不及自己的付出。像这样的不平等似乎很难用公平与否来解释。就像我国, 出生在偏远山区的孩子, 从小受的教育就差, 好不容易有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可以出人头地, 考上大学了, 高额的学费也会让他望而生畏;借助着社会和好心人的帮助上了大学, 毕业后找工作一样令他头疼;如果运气好一些, 找到一个工作, 一切才可以从零开始:买房子, 接济依然贫穷的老家……诸如这样的孩子, 在我国太多了, 公平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平均。只有收入平均 (最起码是相对的平均或者说贫富差距相对缩小) , 他们才能不致背负过重的负担去参与社会竞争, 也才能去真正体会公平的另一种含义。

2. 公正性

公正性体现的是按劳分配, 任何的付出都应该有所收获, 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 根据贡献的大小,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地激励人们, 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如果干与不干一个样, 多干少干没差别, 那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干, 创造不出更多的财富, 社会就不能发展。公正性应该包括规则公平, 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所谓规则公平是指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各种法律法规或者组织内部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时就要公平公正, 不偏不倚;过程公平是行为人在实施各种行为时要严格遵守规则, 以诚信为本, 按规则办事, 公平竞争, 否则再公平的规则也没有意义;结果的公平则是指一种按劳分配的结果, 所有的付出都应该有相应的回报。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于1963年提出了其著名的公平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不仅注重自己的绝对报酬数量, 更重视自己的投入和所得与其他人的投入和所得相比较的结果。这里的投入包括个人的努力、以往的工作经验、教育背景、时间、能力等;而所得包括薪酬、奖励、认可、晋升、培训、工作条件等。当然, 无论是规则、过程还是结果, 要达到绝对的公平是很难的, 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只要人们从心理上可以接受, 就算是公平公正了。笔者认为, 真正的公平应该有相对平均性和公正性两种内涵, 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 相对平均应该是公正的前提。因为从社会学角度看, 相对平均意味着平等, 而平等则是公正的基础, 没有平等就无所谓公正。

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1. 相对平均性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相对平均性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主要体现在国家的宏观政策上, 应该呈交替式周期性变化。当社会发展缓慢时, 政策导向就会偏重于效率, 而效率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强大的激励手段, 激励就会引发不平均。当效率的提高已经带动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后, 社会发展速度减缓, 这时, 由于激励而导致的矛盾就会凸显, 比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等。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 政策导向这时就会偏重于平均。政府加大福利支出, 调节收入分配, 社会趋于稳定。然而福利的过多支出, 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不需要付出就可以享受政府的福利, 使得生产的积极性降低, 而政府的负担越来越大, 这时, 政策导向就会再一次偏重于效率。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周期性的变化, 也并不是在原地打转, 每一次循环, 政府包括社会经济学家都会分析以往社会的教训和经验, 结合社会当前的实际, 制定最适合的政策, 试图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和谐点, 使两者能够趋向均衡, 既能保证社会高速发展, 又能维持社会的稳定。

我们不妨看看新中国成立以来这几十年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刚刚开始搞经济建设, 走的是计划经济路线, 因为人们刚刚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 自由和温饱问题是头等要事, 即使是“大锅饭”, 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非常高涨, 大家共同劳动, 成果平均分配。随着经济的发展, 社会财富丰富了, “大锅饭”的矛盾开始暴露了。干与不干, 多干少干都一样, 企业是国家的, 挣了赔了没人管, 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政府看到, 平均主义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计划经济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进步, 于是, 1993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这是由当时的历史原因决定的, 是针对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提出的。实践证明, 在之后的十多年中,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受到了世人的瞩目, 一部分人也正是乘着改革的东风, 借助着国家宽松的政策率先富了起来, 当经济发展的步伐逐渐平缓下来后, 贫富差距的矛盾则越来越明显。据最近某年联合国的有关资料, 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47, 属于贫富分化最厉害的三十几个国家之一。问题之严重足应引起政府的重视, 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大, 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提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 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公平问题再一次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当然, 这种公平绝对不会和经济建设初期的“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一样, 但这其中确实也包含着相对平均的意义:收入限高保低, 缩小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福利,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政策向农村倾斜;等等, 这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使社会的资源分配能向平均靠拢。由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 先重公平, 而后效率, 而后又公平, 公平和效率的这种周期性变化会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继续交替变化, 而且会是一种发展着的变化。

2. 公正性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正性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学中, 应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同向变化关系。公正得以体现往往是通过有效的激励来实现的, 没有激励体现不出优劣。首先在制定规则时, 一个公平公正的规则就是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 这首先在心理上就给人一种激励, 最起码人们乐意在这种公平的环境中去参与竞争, 这就为以后的提高效率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其次, 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有适当的监督控制机制来保障过程的公平公正, 竞争公平了, 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会最大限度的发挥, 效率自然也就会提高;最后, 在工作完成之后, 根据工作的结果再给予不同的激励, 包括物质的激励和精神的激励。受到激励的人因为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则会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有可能会更加出色并产生更大的效率。由此可见, 公平的公正性内涵和效率是相互促进并呈同向性变化的, 公平公正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 而效率提高了, 物质财富增加了, 同时又会保证公平公正的实现。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 想要提高组织的效率, 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笔者认为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至少应该做到这样两点:一是要建立良好的公平保障制度。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对公平的实现方式各种各样, 但最成功的还是制度保障。现代管理学对管理的定义中, 经典的“职能说” (计划、组织、控制、领导或指挥、协调) 中最重要的环节——控制, 就是依靠完善的制度来实现的。一切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 只有依赖控制才能保障其过程的顺畅性、连贯性和透明性, 而控制活动又依靠于制度。控制过程的透明性是保证公平性的基础, 可见公平性的保障, 必须依赖于完备的制度体系。现代管理学对人的群体行为的分析也表明, 只有通过执行公开的制度才能保证管理活动的透明性, 也才能进一步保障管理活动的公平性。可见, 建立良好的公平保障制度, 才能保证管理活动的公平性, 也才能实现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二是要充分发挥效率对公平的反作用力。组织有了良好的公平保障制度, 还要充分发挥效率对公平的反作用。企业实现了高效率, 各方面实力增强了, 将会使我们的组织有更多的能力去完善和改造本身的相关制度, 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势必对组织控制过程的完善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控制过程的透明性肯定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势必发挥对公平性保证的反作用力。总而言之, 公平和效率是任何组织必须面对的问题, 只有充分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 从相关方面着手对其进行良好的处理, 管理活动才能如期达到设定的目标。

以上是笔者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一些粗浅的认识。从公平的二重性来看, 公平和效率就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公平的平均性内涵体现了其与效率对立性的一面, 而公平的公正性内涵则体现了其与效率统一性的一面。

摘要：本文从公平的二重性入手, 提出了公平具有平均和公正的双重内涵, 并分别就这两种内涵和效率的关系作了论述。就公平的平均性内涵, 它与效率呈交替式的周期性变化;就公平的公正性内涵, 它与效率是相互促进的同向性变化。

关键词：公平,平均,公正,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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