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试验区范文(精选12篇)
综合试验区 第1篇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深化与东盟的开放合作, 积极探索跨境金融改革创新, 推动沿边地区和民族地区经济金融和谐发展, 2013年11月21日,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 中国人民银行等11个部委联合印发《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此方案的实施, 将全面提升云南和广西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推动沿边大开放实现新突破, 加速云南省和广西自治区经济的国际化进程。
云南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以下简称试验区) 主要范围包括:昆明市、文山州、红河州、保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普洱市、怒江州、德宏州9个州市, 面积达22.07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56%;人口2514.9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54%。广西壮族自治区试验区的主要范围包括南宁市、钦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百色市、崇左市6个市。滇桂两省区试验区的总区域面积为31.77万平方公里, 人口4419万人。
背景梳理
2012年1月6日, 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 国家先后批复了浙江丽水、广东省珠三角、浙江温州、新疆喀什霍尔果斯和福建泉州市等金融综合改革总体方案。此外, 上海、天津、重庆及福建等综合改革试验区也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大再次提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后, 国家大力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 在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发起设立民营金融机构以及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管理等金融体制机制方面, 做了积极探索和改革。
与此同时, 国家相关部门也积极支持广西和云南在沿边金融发展方面有所作为。2008年末,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开展人民币结算试点。2010年7月, 中国人民银行发文原则同意建设昆明市区域性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2011年5月,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提出把昆明建成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2011年8月,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发布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服务云南桥头堡建设相关事宜的复函》, 支持云南大力发展银行业机构, 为桥头堡建设提供金融支撑和服务保障。同时, 中国证监会、保监会以及金融机构总部都积极支持云南桥头堡建设。
2013年1月11日, 云南省政府向国务院呈报《关于云南省建设桥头堡沿边金融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请示》。为大力推动云南跨境金融、沿边金融、地方金融改革创新, 该方案充分借鉴浙江温州、浙江丽水、广东珠三角、深圳前海、福建泉州、上海、天津、重庆、新疆喀什等区域性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和经验, 结合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见》, 积极向中央有关部委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一是对已有的, 但未用足用活的政策, 着力强化细化深化, 进一步争取优惠支持;二是对给予了外省而没有给予云南, 但能够借鉴并创造条件争取的政策, 着力争取倾斜支持;三是针对云南有特色和优势来探索的政策, 着力争取突破;四是对全国都没有的政策, 着力争取创新;五是系统性地在云南有条件的区域进行先行先试。
亮优势 滇桂跨境金融潜力巨大
近年来, 云南省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发展和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在金融组织体系建设中迈出新步伐, 融资规模跨上新台阶, 融资结构优化取得新进展, 地方金融发展实现新突破, 银政合作开创新局面, 金融业对外开放实现新跨越。云南省金融业呈现出总量扩大、结构优化、效益增长、风险下降的良好态势, 实现了经济与金融的互动双赢。截至2013年10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为20456.22亿元和15879.45亿元, 存款规模实现跨上2万亿元的新突破, 贷款增速超过全国贷款平均增速0.35个百分点, 其中, 涉农贷款余额5495.24亿元, 中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5667.28亿元, 大力促进了云南省的经济发展。银行各项融资2360亿元, 完成全年2500亿元目标的91.9%;各项直接融资733亿元, 保险 (放心保) 保费收入271亿元, 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云南作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是我国最早与周边国家开展金融合作的省份。云南沿边金融独具特色, 跨境金融潜力巨大, 金融改革开放发展迅速, 形成以昆明为核心, 河口、西双版纳、瑞丽、腾冲等次区域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为支撑的发展态势。2012年, 云南跨境人民币结算达到461亿元。2013年1~10月, 云南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453亿元, 同比增长了30%, 接近2012年全年总和。自2010年7月全面开展试点以来, 累计结算近1200亿元, 位居沿边省区前列, 为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和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数据显示, 自2010年6月广西获批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 截至2013年9月末, 广西共办理跨境人民币实际收付7.8万笔, 金额1804.89亿元, 结算量在全国排名第10, 居西部12个省 (区) 、全国8个边境省 (区) 第一。其中, 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占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的98%。按业务类型分, 边境贸易占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量比为82%。目前, 广西开展了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境外项目贷款等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广西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行长杨小平说, 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 长期以来的边贸发展催生了跨境金融的配套需求。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顺利建成, 广西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商务与投资峰会契机, 将进一步加深与东盟国家经济贸易金融合作, 跨境贸易前景广阔。
近年来, 为促进跨境金融发展, 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创新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2013年7月, 东兴开发开放实验区成为边境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目前, 广西跨境人民币业务种类已由边境贸易扩展到一般贸易、服务贸易、收益及经常转移、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等。同时, 与上述业务相配套的跨境贸易融资、跨境人民币购售、对外担保、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服务等业务也陆续开展起来。
观内容 十大任务重点突出内涵丰富
《总体方案》主要有十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二是完善金融组织体系;三是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四是推进保险市场发展;五是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六是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七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跨境合作;八是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九是建立金融改革风险防范机制;十是健全跨境金融合作交流机制。每一项任务都重点突出, 特色鲜明, 内涵丰富, 将成为推动云南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方面, 支持银行开立境外机构人民币结算账户, 办理跨境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开展重点实施跨境人民币双向贷款业务, 跨境结算便利化、人民币特许兑换业务、人民币现钞出入境管理、货币挂牌交易和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推动人民币与周边国家跨境清算和结算体系建设等试点任务。研究将东盟金融机构纳入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试点范围, 探索境外人民币以贷款方式投资试验区重要产业项目。
在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方面, 重点实施金融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 吸引东盟、南亚金融机构到云南设立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国际性或区域性管理总部, 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 支持云南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到东盟、南亚国家设立机构等试点任务。
为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开展重点实施企业境内外上市、促进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发展、金融要素交易市场等交易场所发展、外资股权投资基金发展、鼓励中小企业多元化的债务融资等试点任务。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开展重点实施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集中运营管理、试验区外资股权投资企业资本金意愿结汇等试点。
《总体方案》的主要目标是: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 初步建立与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多元化现代金融体系。金融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金融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 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 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金融支持沿边经贸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促进滇桂两地与东盟、南亚国家经贸金融合作关系更加紧密, 对周边地区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云南与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成为继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和福建省泉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之后第四个国家级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对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经济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国家支持
周小川:加快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13年11月25日出席云南省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 先行先试、积极稳妥、各方通力合作, 推进改革顺利进行。周小川指出,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 特别是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指明了方向,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云南、广西是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沿边省份, 充分发挥两省区位优势, 加快推进区域金融改革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有力举措, 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的具体体现。
周小川说,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支持云南省加快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建设, 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深化与东盟的开放合作, 积极探索跨境金融改革创新, 推动沿边地区和民族地区经济金融和谐发展, 最近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委出台了《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 整合西南边陲民族地区金融资源, 加强金融对外交流与合作, 以跨境金融业务创新为主线, 积极探索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多种途径, 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 促进与周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贸金融合作关系, 为我国深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借鉴。总体思路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市场组织体系, 培育发展金融市场, 改善融资结构, 提高金融规模和交易效率, 深化对外交流与合作, 加大金融服务边境地区的力度。积极探索金融改革创新, 全面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 推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逐步增强人民币在东盟和南亚国家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主要目标是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 初步建立与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多元化现代金融体系。金融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金融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 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 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 金融支持沿边各经贸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云南省、广西自治区与东盟和南亚国家经贸金融合作关系更加紧密, 对周边地区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周小川说, 方案的出台还缘于中国和东盟密切的政治、外交、经贸关系, 我国国家领导人出访东盟, 参加“十加一”、“十加三”东盟领导人会议, 东盟一些国家也有更大程度推进互惠互利经贸发展, 减少交易成本, 实现人民币区域自由兑换、结算的想法和要求。云南、广西与东盟是邻居, 具有区位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 边贸发展很快, 有着巨大的潜力和战略意义。通过与东盟经贸发展, 云南、广西两省区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要认真总结。这次方案的出台, 将促进沿边金融试验区先行先试,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大胆探索,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扩大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围绕实体经济不断创新金融业务, 提高服务水平。要抓住机遇, 为实现走出去战略, 在试验区改革过程中, 人民银行要与相关部门通力合作, 加强研究, 形成监管合力, 防范金融风险, 守住底线, 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顺利推进改革作保障。希望云南、广西两省区通过综合金融改革, 全面提升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为我国深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借鉴做出贡献。
陈元:全面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2013年11月26日出席云南省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启动会并强调, 要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 加快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步伐, 全面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为桥头堡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和保障。
陈元指出, 启动沿边金融综合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直接体现, 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继上海自由贸易区之后又一个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 是推动西部大开发、沿边大开放的重要举措, 也是云南加快推进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机遇。当前, 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重要方略为大力推动面向东南亚、南亚的沿边开发开放明确了重点和方向, 为打造以云南为中心的泛亚金融开放合作新高地、加快推进沿边大开放大开发注入了新的动力。云南和广西作为我国同时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与南亚各国合作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对将云南打造为我国沿边开放“陆上珠三角”和向西开放“走出去”的先行区, 连通太平洋与印度洋两洋、长江与珠江两江、长江经济带与沿边经济带两带, 建设连接东盟和南亚两大区域的战略枢纽, 形成以云南为枢纽的泛亚沿边犄角开放的新格局, 具有重要意义。
陈元要求, 搞好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要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战略谋划。整合多方力量, 研究在不同条件下的实施方案, 把国家战略具体化, 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目标, 与沿边国家共同发展, 成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二是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平台的建设。建立持久稳定的区域金融服务机制, 扩大中国-东盟银联体的开放度, 立足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 深化与南亚国家的金融合作, 推动建立面向东盟及南亚的区域性开发银行, 为区域务实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和持久动力。三是推动重大项目合作。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 加快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建设, 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互惠互利产业发展, 夯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把双边、多边互利共赢发展推向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四是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方向和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 在利率、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监管机制改革等方面先行试验, 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结合云南实际, 加快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 畅通周边国家人民币回流机制,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云岭新引擎
秦光荣:充分发挥云南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云南省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启动会上表示, 建设云南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 是加快桥头堡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提升云南和广西沿边开放水平的重大支持,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相关部委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关心, 充分体现了国家深入推进经济体制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深刻理解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对于充分发挥云南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加快推进桥头堡建设、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精神等方面的重要战略意义, 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 全面推进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我们将紧紧依靠国家各部门的支持、指导和帮助, 以全面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契机, 加快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步伐, 着力推进金融先行、跨境金融、民营金融、县域金融等方面实现新发展, 充分调动金融这一经济血脉和市场功能, 努力做大云南金融, 用大金融促进大市场、支撑大投资、引领大发展, 为全国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一种可复制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将完善举措, 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强化组织保障, 细化各项政策措施、分解落实责任, 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强化政策支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全面贯彻落实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齐心协力推动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尽快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李纪恒:“金字招牌”含金量很高
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纪恒在云南省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强调, 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是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云南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沿边开放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也是一张含金量很高的“金字招牌”,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将有利于云南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和建立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有利于整合境内与境外、沿海与沿边、中心城市与边疆民族地区的金融资源;有利于全面推动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利于为云南建设沿边自贸区, 进一步凸显云南在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云南省将举全省之力, 汇全民之智, 省、州市联动, 抢抓机遇, 全力抓好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完成好《总体方案》部署的10项任务, 加快推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金融入滇和出滇工程、民营小微金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体制机制创新、金融人才队伍建设8项工作, 着力形成以昆明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为发展龙头, 沿边金融为载体支撑, 跨境金融为主线重点, 地方金融为基础条件, 互为支持、互相促进、互动发展的金融发展新格局。
云南声音
区域经济发展正当时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蒋冠表示, 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发展任务是以跨境金融业务创新为主线, 积极探索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多种途径, 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
他认为, 国家层面希望滇桂充分发挥两省区的区位优势, 并指出加快推进区域金融改革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的具体体现。发展任务如果在发展路径中匹配以发展政策和发展过程, 则滇桂两省区的发展格局、发展阶段和发展实效将很可能获得实质性提升和功能性跨越。更重要的是, 方案形成的战略形势意味着滇桂在很多发展方面, 有机会在新的发展格局中站在同一新起点上, 不再受传统跟随性发展惯性的约束, 率先深化沿边开放理念并建立推行系统性发展措施, 不仅引导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提升, 而且为沿边开放和区域发展提供具有示范性价值的区域 (国际化) 发展经验。因此这种格局的形成, 对云南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加速升级效应。
助推滇跨境人民币业务大发展
蒋冠认为, 中国的沿边开放是大国区域竞争合作向心力聚合和竞争优势互利性辐射, 也就是通过领先于东盟和南亚、东南亚的制造业优势和贸易投资发展阶段优势, 向沿边合作国际区域中以市场交易方式带给沿边国家合作利益的同时, 延伸自身传统优势的发展时间和发展空间。因此, 在这一背景下,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成为国家战略需求的必然, 在美元竞争性约束背景下, 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理想的发展路径之一。随着金改方案首度落户滇桂,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路径更为清晰。
根据《总体方案》的指引, 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有望扩大到投资和信贷, 并且拓展基于市场交易的人民币双向回流机制, 形成人民币国际资产池, 扩大云南区域国际货币金融总量和流量。蒋冠表示:“云南的跨境人民币业务蓬勃发展, 在投资服务方面也有所发展, 但是大多停留在结算功能层面, 还有待于在人民币定价 (贸易和投资) 和储备货币层面发展。对于云南而言, 这一机遇前所未有, 应该紧紧抓住国家战略需求的要点, 结合本土沿边金融开放的优势, 以系统性前瞻性的研究支持, 逐一落实政策支持、机构落地、合作平台、产品开发和专业团队, 以推动滇区域金融再升级。”
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遇东风
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是《总体方案》的十大任务之一。而这项任务中提到了新三板、交易所发展、期货交割库设置、拓宽非上市企业融资渠道等方面的内容, 而这些大部分都是云南金融的软肋, 乘借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东风, 云南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进程有望加速。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边小东认为, 方案中提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试点”这句话有多重内涵, 首先涉及的是“新三板”扩容, 目前新三板园区扩容正在临近, 目前各省市已经开始向主管部门申报新三板园区。云南既然作为金融试验区, 新三板政策应该会向云南倾斜。
据了解, 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2012年已经申报了新三板园区, 并且还专门成立负责新三板业务的部门, 出台了对挂牌新三板企业的奖励措施。在新三板园区扩容还在静候消息的时候, 《总体方案》的出台无疑使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入围的步伐更近了一步。
边小东同时认为,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试点”这句话透露出来的内涵还有云南可以建立自己的地方性股权交易所。边小东表示:“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就是个成功案例, 它的机制是为那些还没有上市的企业提供一个股份转让的渠道, 当企业发展成熟以后转板到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他认为, 云南可以乘政策的东风, 借鉴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成功经验, 设立云南自己的比新三板机制更加灵活的股权交易中心, 给云南的企业提供一个培育的平台, 提供企业股权转让的渠道, 待这些企业发展成熟后再转板上市。
另外, 云南期货业的春天也许很快到来, 因为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任务中专门提到“支持期货交易所研究在试验区设立商品期货交割仓库”。
据了解, 目前在所有期货品种中, 云南仅有橡胶和白糖有交割库, 这就给很多有套保需求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而云南对于螺纹钢、铁合金、焦煤、焦炭、甲醇都是有交割库需求的, 此前, 云维股份就向交易所申请想建立甲醇交割库, 但是一直没得到交易所的批准。
中大期货昆明营业部的总经理杨钟华说:“像焦煤、焦炭、甲醇这些没有交割库的品种, 云南的相关企业在卖出套保时很难实现, 因为交割很麻烦, 像焦炭交割时一吨几百元的运费谁来承担。”
在杨钟华看来, 《总体方案》提出在云南设立交割库的发展思路非常好, 这对于云南的期货业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他也相信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慢慢地有所突破。另外, 他认为, 要申请建设交割库, 云南的产业发展需要扩大规模, 加大自身的体量, 另一方面云南的交通和物流运输也需要大力改善, 这样才能加快期货交割库的建设进度。
保险业的机遇期
根据《总体方案》, 推动保险市场发展是其十大主要任务之一。显然给云南的保险业带来诸多利好, 云南保险业发展的机遇期到来了。
对于云南保险业的布局,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钱振伟认为, 发展地方性人寿保险公司, 可为实体经济、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保障, 保险资金在基础建设、不动产方面的应用比如险资投资水务、高铁, 投资养老社区等, 对保险公司来说, 可拓展投资渠道、分散投资风险、增加投资收益, 对地方来说, 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稳定社会、解决部分养老问题。
在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 他认为应积极发展借贷人意外险及资产抵押保险, 这样可以转嫁银行类机构的融资借贷风险。同时应发展信用保险, 这样可以为云南与东盟各国贸易合作解决某些实际问题。
针对云南本地特点, 云南保险业应着重发展灾害保险, 如地震保险、农业巨灾保险、泥石流保险以及发展云南特色农业保险, 如三七、石斛、天麻保险等。
可以预见, “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发展推进, 将给滇桂的金融体系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和国际金融 (经济) 合作深化发展, 带来加速性引导和实质性提升。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滇桂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 均不在全国发达之列, 区域金融功能体系、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人才结构也还有待提升。因此, 推行《总体方案》的发展任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此前提下, 相关部门需要出台更多实质性金融政策和实务措施带动和引导沿边金融业按照国家战略需求的方向大步前行。
云南在行动
人行昆明中支成立推进建设试验区领导小组
自2013年11月20日《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印发以来, 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高度重视《总体方案》的贯彻落实工作, 行领导及主要业务处室对《总体方案》作了精心研读, 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总体方案》的各项工作。据悉, 目前, 已成立了人行昆明中心支行推进建设云南省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 明确了工作职责, 并抽调了相关专项工作人员。对《总体方案》中涉及人民银行的职责作了逐项梳理, 并划分为三类, 即“积极推进类”、“寻求突破类”和“探索研究类”, 分别根据三类工作任务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工作措施。对《总体方案》的工作任务逐条逐项作了细化分解, 明确了责任人、时间表和路线图。昆明中支党委成员分赴8个沿边州市, 围绕贯彻落实《总体方案》开展专题调研, 在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思路, 明确工作方向和重点, 为发挥好人民银行职能作用, 全面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3年12月6日, 人行昆明中支推进建设云南省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刘莹副行长对《总体方案》进行了解读, 提出实施意见的初步职责分工, 并就人行昆明中支领导赴边境州市开展专题调研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刘莹副行长强调, 建设云南省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工作将是未来几年全省人民银行系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因此各部门必须结合自身职能, 认真修改补充《人民银行昆明中支云南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任务分工表 (讨论稿) 》中的相关内容。争取沿边州市配合做好行领导的专题调研工作, 使调研组能在《总体方案》中沿边州市经济发展急需、近期能够突破的政策措施上收集情况、提出具体实施办法, 争取开好头、起好步。
人行昆明中心支行行长周振海表示, 《总体方案》的出台是金融部门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对推进国家沿边开放战略、推动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加快云南省金融业自身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他要求, 各州市中支、各单位和部门必须充分认识《总体方案》的重要意义, 牢固树立创新意识, 大胆“先行先试”, 通过亮点频现的创新和突破来满足沿边试验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金融服务的迫切需要。为进一步做好贯彻《总体方案》起步阶段的相关工作, 周振海行长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
统一思想, 深化认识。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国家赋予云南的重大政策利好。《总体方案》十项工作任务中人民银行和外汇局牵头的任务就占了一半以上, 加上协办任务, 人民银行和外汇局承担了超过七成的工作, 全省人民银行在推进云南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历史性任务中肩负着光荣使命。
加强学习, 注重创新。贯彻落实好《总体方案》, 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能力建设。《总体方案》中国家赋予了许多先行先试政策, 有大量工作都没有现成的经验或模式可以照搬。我们要精心研读《总体方案》, 准确把握精神实质。要强化开拓创新的意识, 增强敢闯敢试的勇气, 紧密结合云南实际,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拿出突破性的工作思路和方案, 大胆尝试, 推陈出新, 勇创佳绩。
健全组织, 强化领导。8个沿边州市中支要相应成立推进建设云南省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领导机构, 健全工作体系, 强化组织领导。各单位、各部门的“一把手”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各单位、各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制订工作实施细则, 认真梳理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事项, 将任务逐项分解到人, 落实到岗;要加强协调配合, 切忌推诿扯皮, 群策群力, 共同开展好此项工作。
立足实际, 突出特色。要准确领会云南省的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以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深化与东盟开放合作为重点的定位, 找准工作突破点和切入点, 在准确分析和把握各地经济金融发展情况的前提下, 与各地的经济特色、区位特征、产业结构紧密结合, 按照《总体方案》的部署, 寻求工作突破。要通过不懈努力, 积小胜成大胜, 推动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取得全面突破。
加强调研, 强化沟通。人行昆明中支行领导带队的5个调研组即将奔赴各州市, 要坚持突出重点, 各有侧重的思路, 在强化调研实效上下功夫。要通过信息专报、动态反映和调研报告等形式, 及时向总行和外汇局反映昆明中支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 争取总行和外汇局对云南省工作给予更多关注与支持。要加强与广西人民银行系统的协调配合, 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取长补短, 同步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健全畅通高效的信息沟通、反馈和共享机制, 加强机关内部处室和8个沿边州市中支的沟通、协调和信息交流。
分步实施, 有序推进。试验区建设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坚持改革创新、先行先试, 坚持风险可控、稳步推进, 坚持允许试错, 及时纠偏, 坚持成熟一项、推进一项的原则, 加强统筹协调, 分阶段、分步骤地有序推进。对于现有政策已经允许的业务要大力推广, 继续做实做强;对于需要国家相关部委出台配套制度办法, 无现成政策可循但有条件突破的要逐条细化研究, 认真梳理归纳, 加强向总行和外汇局的汇报请示, 积极寻求突破, 如创新现钞出入境携带证制度等;对于暂时无法突破现有政策的要着眼长远, 强化调研分析, 抓紧探索研究。
云南省金融办全力实施推进各项试点工作
云南省金融办主任刘光溪表示, 根据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指示, 在中国人民银行和相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云南省金融办和人行昆明中心支行等金融部门共同牵头, 超前谋划, 全面盘点, 认真梳理, 研究起草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实施意见》, 在此过程中, 充分借鉴各省市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和经验, 根据上海自贸区等地的金融改革创新政策措施, 提出了重点实施推进的试点任务, 本着成熟一项、实施一项、推进一项的原则, 开展先行先试工作, 并按照优惠倾斜、试点突破、先行创新的原则, 积极向中央部委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他表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 是云南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创新实践。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加快沿边开放步伐, 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 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些重要方略为大力推动面向东南亚、南亚的沿边开放明确了重点和方向, 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出台和试验区的正式启动, 将为加快桥头堡建设、打造云南为中心的泛亚金融开放合作新高地、加快推进沿边大开放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云南将充分借鉴国内金融改革先进经验和政策, 并在沿边开放上努力打造云南昆明区域性金融中心, 从而为今后30年的新一轮沿边开放打好基础。
他强调, 云南作为我国最早与周边国家开展金融合作的省份, 沿边金融特色鲜明, 跨境金融和泛亚金融合作潜力巨大。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改革方向,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中央金融部门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下, 金融办将积极同试验区州市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建立组织保障和工作机制, 搭建管理工作平台, 完善配套政策, 全力实施推进各项试点工作, 把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成为推动我国西部大开发、沿边大开放和桥头堡建设金融体制改革先行先试, 特色鲜明、特点独到、特征突出的试验区。
推进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第2篇
(2012年8月11日)
晚报讯 昨天下午,交通运输部、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合力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阶段总结推进会,暨加快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深化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出席仪式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祖远、党组成员何建中,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雄、副市长沈骏等出席。
李盛霖在致辞中指出,此次会议召开和新的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交通运输部和上海市不断深化合作、合力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韩正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交通运输部等国家有关部委给予上海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加快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2009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三年多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不断取得重要进展:航运集疏运体系加快建设,国际航运枢纽港功能显著提升;航运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航运功能性机构加快集聚,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业进一步发展,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当前,上海正处于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时期。交通运输部与上海市政府签署深化合作备忘录,对于上海抓住机遇,加快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全面提高航运发展综合竞争力,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上海将认真落实备忘录各项内容,加快推进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进一步加快完善航运集疏运体系和航运服务体系,力争不断取得更大进展。
会上,徐祖远和杨雄共同为“北外滩航运服务总部基地”、“上海海事大学上海高校知识服务平台”进行了授牌。这些项目将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航运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综合试验区 第3篇
(一)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背景分析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改革已由原来的单一改革转向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和民生等多领域的综合改革,改革的重点转为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综合配套改革。自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建设上海浦东新区以来,又先后批准建设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和成都市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些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肩负着深化改革开放和探索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双重任务。
2009年12月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2号),明确提出“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是我国首个以城市为单位建设的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结合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和云南省国家旅游综合改革发展试验区,国家在旅游综合改革方面初步构建了“一省一岛一市”的格局,桂林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地级城市。
(二)“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热点问题调查背景及目的
桂林旅游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面临着许多困惑与挑战。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首次把旅游业提到了“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重要位置,为桂林旅游“二次创业”指明了方向。
“桂林山水”是我国对外交流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桂林旅游业被称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缩影和“风向标”,一直以来深受国家重视。“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决策部署,为桂林赢得了旅游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的重大政策。这是桂林旅游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千载难逢的机遇,承载着500万桂林人民的关切与期待。
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不仅激发了地方政府和百姓的激情,也引发了旅游学术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对怎样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社会各界通过电视、网络、报纸对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
在国家有关部委、局及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关怀下,在桂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已于2011年7月份上报国务院。2011年10月25日,作为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广西旅游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区的桂林世界旅游城正式拉开建设序幕。
为了进一步了解社会各界对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认识,在市委党校第21期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安排的这次社会调查中,我们第三组第二小组的6位学员选择了“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有关热点问题的调查,由陈园月同学负责策划和执笔,主要从认识程度、支持力度、建设范围、制约因素、建设重点等10个方面开展了此项调查。
(三)调查时间:2011年11月30日2011年12月10日。
(四)调查方法及样本分布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总样本量为1000份,根据对桂林旅游发展的密切程度分为旅游从业人员、旅游专业学生、机关单位、市民、游客、专家学者等6个群体,样本量分为200、100两个档次。其中,旅游从业人员、高校旅游专业学生、机关单位和市民的样本量为200份,游客和专家学者的样本量为100份,具体样本分配(见表1)。
本次调查回收有效样本990份,有效回收率为99%。本次调查得到了各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深感谢。
(五)调查内容
主要调查社会各界及游客对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有关热点问题的看法。问卷提出了以下10个问题:
1.你对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_______。
A.很了解()B.一般了解()
C.很少了解()D.不了解()
2.你对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可以_______。
A.大力支持()B.一般支持()
C .很少支持()D.不能支持()
3.你认为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_______解决桂林的问题。
A.可以根本()B.可以大部()
C.可以少量()D.不可以()
4.你认为实现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的目标需要_______才能实现。
A. 3年()B.. 5年()C. 10年()
D.很久以后()
5.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条件________具备。
A.已经完全()B.已经大部()
C.已经基本()D.还不()
6.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应该把_______放在首位。
A.民生()B.生态()C.改革()
D.发展()E.其他()
7.当前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最缺乏的是_______。
A.上级支持()B.民众支持()
C.资金支持()D.发展思路()E.其他()
8.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应该在_______范围内进行。
A.仅限于旅游部门()B.重点领域()
C.市区()D.全市()
9.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首先要在先行先试。
A.管理体制()B.旅游模式()C.利益分配()D.公共服务体系()E.其他()
10.将长期制约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展的因素是_______。
A.法规建设()B.自身实力()C.合作能力()D.人才()E.其他()
表1调查样本量分布
二、对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了解
自2009年底确定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的宣传,社会各界对建设更加强大的桂林旅游经济充满了期待,对有关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报道的关注度非常高。从调查的结果看,对“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有所了解的占到了61.43%(如图1所示)。
图1对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了解情况
(一)各群体对“试验区”的了解情况
在调查中发现,“很了解”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群体比重最高的是市民,占受调查市民的32.50%,说明对外宣传的效果明显;其次是专家学者,占受调查专家学者的24.21%。
在接受调查的不同群体中,对“试验区”有所了解的群体占了大部分,其中,最高的是机关单位和专家学者,分别占到了70.85%和60%,成为了解程度最高的群体。但在调查中也发现,来桂林旅游的游客和旅游相关专业的学生对“试验区”的了解程度较低,没有超过30%,说明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还需在大学校园和其他省市加强宣传活动。
图2不同群体对“试验区”的了解情况
(二)各群体对“试验区”的支持力度
旅游业已成为桂林的支柱产业之一,成为代表桂林形象和地位最响亮的品牌。随着国务院提出“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来,面对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发展期,人们对“试验区”建设表现出极大的支持力度,85%以上的被调查者都表示支持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其中,持大力支持态度的超过了一半,占到了56.84%。
图3对“实验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从各群体来看,专家学者、市民和旅游从业人员对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热情较高,大力支持的比重分别占到了74.74%、63.5%和61.39%。持“一般支持”以上的比例占到了93.07%。
其次是专家学者和机关单位,支持比例分别为92.63%和90.45%。
图4各群体对“试验区”的支持程度
(三)“试验区”建设的周期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与一般的改革试验不同,特别强调改革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整体性原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应该积极探索对制约旅游、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改革试验,通过先行先试,构建起“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新型桂林旅游发展模式。“试验区”建设的周期应该是长期化、动态化的过程。
图5“试验区”建设周期(一)
在对“试验区”建设周期的调查中发现,一半左右的专家学者和机关单位调查者认为“试验区”建设周期是10年,38.78%的受访游客也保持这种观点。40%左右的市民、旅游专业大学生和旅游从业人员则认为只要5年的建设周期就可以了。但持“很久以后”观点的受访者也不在少数,其比例达到了16.75%,说明有不少的群众对“试验区”建设信心不足,持悲观态度
图6“试验区”建设周期(二)
三、对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看法
(一)“试验区”建设的条件是否具备
桂林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是桂林经济社会发展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调查建设“试验区”的条件是否具备时,87.88%的人们都认为建设条件已经具备。
图7“试验区”建设条件是否具备(一)
各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条件已近成熟。其中机关单位和市民最乐观,94%以上的被调查者都认为建设条件已近具备;最悲观的是旅游专业的大学生,20.1%的被调查者认为建设条件还不具备。
图8“试验区”建设条件是否具备(二)
(二)“试验区”能否解决桂林的问题
桂林旅游产业正处在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发展机遇期,面临从规模粗放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从旅游大市向旅游强市迈进。目前,旅游对财政收入增长贡献有限,旅游市场某些方面还存在较为混乱等现象,具有“规模较小、经营较散、竞争较弱、效益不高”等特点。借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桂林改革试点时机,统筹兼顾,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努力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实现桂林旅游业的跨越发展。
从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对“试验区”建设持乐观态度,都期待“试验区”建设能解决桂林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促进桂林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11.29%的受调查者认为“可以根本”解决桂林的问题;55.95%的受调查者都认为“试验区”建设“可以大部分”解决桂林所存在的问题;28.93%的受调查者认为“可以少量”解决桂林的问题。
图9“试验区”建设能否解决桂林的问题
(三)“试验区”建设的制约因素
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制约因素很多,有法律法规方面,也有自身实力、人才因素,还有与其他地区、城市、企业的合作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从调查结果看,认为自身实力是影响“试验区”建设最重要的因素,占被调查者的32.36%,其次是人才因素、合作能力和法规建设,分别占22.27%、21.81%和19.8%。
图10“试验区”建设的制约因素
(四)“试验区”建设最需要的支持
虽然桂林旅游业是桂林市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是,桂林旅游产业发展还存在诸多体制性、机构性的问题,建设好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迫切需要上级的支持、民众的支持、资金的支持和发展思路支持。从调查结果看,建设“试验区”最需要的支持是资金的支持,其比例占到了38.03%,其次是发展思路和民众支持,分别占到了22.67%和21.23%。
图11建设“试验区”最需要的支持
从各群体的调查看,不同的群体对“试验区”建设最需支持的看法不同。其中专家学者、市民认为最需要的支持是发展思路和资金支持,只要思路正确,有资金发展,“试验区”建设就一定能很好的开展起来;游客认为最重要的支持是资金和上级的支持,机关单位、旅游专业大学生和旅游从业人员都认为资金和民众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图12各群体认为“试验区”建设最需要的支持
(五)“试验区”的建设重点
桂林属喀斯特地貌,环境脆弱。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首先要以生态保护为重点,“试验区”的改革和发展不能以牺牲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调查结果显示,33.62%的人持此观点;其次27.84%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关注生态保护同时,要注重民生,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试验区”改革和发展建设的成果。在“试验区”的改革和发展中,应紧紧围绕“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多个层面来做文章,大胆提出新概念、新理念,大胆探索新方法、新途径,大胆创新推动桂林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
图13“试验区”建设重点
(六)“试验区”的建设范围
就“试验区”的建设范围,有人认为应该进行“颠覆性革命”,在全市范围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突破现有格局;也有人认为要在“试验区”上做文章,要敢为人先,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更要从全方位思考,跳出桂林看桂林,不要仅仅就旅游谈旅游;还有人认为应该在重点项目、重点领域进行突破。从调查中看出,47.11%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从全市范围内开展;32.63%的被调查者认为从重点领域突破,率先建设,总结经验在全面铺开。只有7.88%的受调查者认为“试验区”建设仅限于旅游部门,由此说明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高度”是国家级,而不是桂林和广西层面;试验区的“宽度”是“综合”,而不仅是旅游;所谓“试验”,就是要大胆地尝试,做前人未做过的事;所谓“改革”,就是摈弃旧的、制约桂林发展的一切东西。
图14“试验区”建设范围
(七)“试验区”先行先试方面
在“试验区”先行先试方面,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专家学者和旅游从业人员侧重“管理体制”的先行先试;机关单位和旅游专业的学生则认为把“旅游模式”作为先行先试的重点;市民对“公共服务体系”比较看重;游客认为“旅游模式”和“管理体制”都比较重要。
四、主要结论
总体上讲,社会各界对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有一定的认识,都希望桂林乃至广西应当紧紧把握并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桂林旅游产业的“第二次”升级,又好又快发展。通过本次调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60%以上受访者都对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有一定的了解。进一步加强宣传仍有必要。
2、85%以上的受访者对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持支持态度,其中56%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大力支持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图15“试验区”先行先试方面
3、大部分受访者对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表示乐观态度,认为通过“试验区”建设可以解决桂林旅游存在的大部分问题。
4、接近40%的被调查者认为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周期是10年。
5、87%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桂林存在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条件,是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战略机遇。
6、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重点是在改革和发展中关注生态保护和民生建设。
7、在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过程中,最需要的是资金支持,发展思路、民众支持和上级的政策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8、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不是旅游部门的事,是全桂林、全广西的大事。“试验区”建设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口,开展先行先试。
9、在先行先试方面,着重注意旅游模式的改革,同时坚持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10、制约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主要因素还是在于桂林自身方面。在千方百计发展桂林自身旅游的同时,加强人才队伍和法规建设,并积极开展旅游合作,共同推动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五、调查感言
这次社会调查收获很大,受益匪浅。从调查问卷内容的拟定到调查问卷的发放,整个过程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各界对“试验区”的关心和期盼,感受到了我们组同学的凝聚力和团结一心的干劲。这次社会调查的顺利完成,要感谢协助配合我们的所有人,更要感谢指导老师陈宪忠教授、旅游局林业江局长、商务局李志刚局长、人大旅游委阳正良副主任及旅游局人教科江明辉副科长对我们的帮助和指导。
综合试验区 第4篇
1.1背景
为全面推动小康社会建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 国家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为实现这一宏伟的战略目标, 提出开展旅游综合改革和专项改革试点, 推进旅游管理体制改革, 把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纳入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2009年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目前, 国家在旅游综合改革方面已经初步构建了“一省一岛一市”的发展格局, “一省”即为云南省国家旅游综合改革发展试验区, “一岛”是海南国际旅游岛, “一市”就是指的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 桂林市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地级城市。
1.2战略定位
(1) 国家旅游业综合改革的试验先行区。
作为全国唯一的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地级城市, 桂林市要充分发挥旅游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的优势, 加快旅游企业体制机制创新,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推动桂林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在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率先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桂林市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2) 全国低碳经济环保示范区。
充分发挥旅游业作为“无烟工业”的优势, 以旅游业为导向, 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生态农业、新兴工业等低碳经济产业, 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道路,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通过建构合理、稳定的自然生态体系, 确保自然生态、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使桂林成为低碳经济环保示范区。
(3) 享誉国际的山水旅游观光度假城市。
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和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 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誉。要充分发挥桂林山水旅游资源优势, 按照国际通行的旅游服务标准, 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接待设施, 提高旅游服务水平, 提高优质高效的旅游接待服务, 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全面提升桂林现代化国际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 把桂林建设成为享誉国际的山水旅游观光度假城市。
(4) 全国宜居旅游城市示范点。
发挥桂林山水休闲旅游的特色优势, 抓住国家旅游综合改革唯一一个地级市试验区的重大机遇, 把桂林建设成为生态文明, 环境友好,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城市科学发展的新桂林, 率先积累旅游带动其它产业及城市发展的新经验, 率先形成产业配套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为把桂林建设成为全国旅游城市中的宜居城市示范点, 成为具有国际品质的一流旅游和宜居城市。
2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意义
2.1实施旅游综合改革, 再造一个新桂林
桂林是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 但是多年以来桂林旅游在体制和模式上基本保持不变, 随着国际旅游市场的改革和变化, 桂林旅游保持一成不变势必对桂林乃至全国旅游产生消极影响, 降低我国旅游产业在国际旅游市场中的竞争力。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一次难得的历史契机, 桂林要抓住这一机遇创新旅游业管理体制机制,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增强桂林旅游业的发展动力、创新能力和竞争活力, 以旅游产业主导, 促进其它产业协调发展, 再造一个新桂林, 把桂林建设成为环境优美、产业发达、功能完善、社会和谐的现代化国际旅游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生态山水名城。
2.2旅游先行, 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
桂林以旅游为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在我国具有代表性, 进行旅游综合配套改革, 有助于探索旅游业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实行旅游综合改革, 打破传统旅游发展模式和旅游产业结构, 向生态文明、低碳环保、循环经济等新型旅游增长模式转变, 加大产业结构中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例, 构建以旅游综合改革推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2.3开辟我国旅游发展新道路
桂林旅游在各方面条件具有明显优势, 旅游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在我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建设旅游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有助于开辟旅游综合改革的新道路, 为全国旅游城市以旅游综合改革推动科学发展提供示范, 为今后旅游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拓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2.4为促进西部大开发增加新动力
桂林隶属于广西, 广西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 旅游业是桂林及广西的特色优势产业, 大力发展旅游业符合西部大开发的要求, 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不仅能够推动广西西部大开发的进展, 还为我国其他西部地区提供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是增加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新动力。
2.5打造国家旅游新形象
2007年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广西代表团时称赞“桂林是中国的一张漂亮的名片”, 一直以来, 桂林在国际游客中享有较高声誉, 是我国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推进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 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完善旅游服务体系, 改革旅游管理体制, 有助于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树立我国对外新形象。
3桂林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策略
3.1深化旅游产业改革
(1) 创新旅游管理体制。
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 要加强旅游资源的整合, 完善健全旅游资源的使用和分类管理制度, 积极创新旅游资源开发建设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应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打破行业和地区壁垒, 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旅游业发展, 进一步完善旅游市场体系。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投资旅游核心产业和相关产业, 推进国有旅游企业改组改制, 支持民营和中小旅游企业发展。
(2) 创新旅游产品。
突破传统旅游产品概念内涵, 积极创新旅游产品, 升级与优化旅游产品结构, 实现由单一观光型向观光休闲度假综合型产品的转变。大力提升传统观光旅游产品质量, 开发包括商务会展、文化创意、体育赛事、徒步休闲、自驾、徒步探险、生态、民族文化、婚庆等多种形式的旅游产品。突破以往观光为主的旅游形式, 强调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深度体验和亲身参与。整合区域旅游资源, 建立精品旅游景区, 形成新的旅游地域类型, 开辟区域性和国家级精品旅游线路。
(3) 加强区域旅游合作。
广西是北部湾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中国与东盟各国联通的纽带, 桂林要充分发挥现有优势, 充分利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加强与沿海地区“两角 (珠三角、长三角) 、两湾 (渤海湾、北部湾) 和两岸 (海峡两岸) 的旅游区域合作, 推进与东盟各国在旅游发展上的联系, 加强与国内外旅游组织、协会等团体的联系与交流。
3.2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1) 建立游客评价为基础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旅游公共服务的直接对象是游客, 所以完善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必须是建立在游客评价基础上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应该逐步建立以需求方评价为前提的基础上, 服务部门的设置、制度、绩效评价等均在此基础上构筑。
(2) 创建信息化旅游综合服务体系。
积极搭建旅游信息化运营平台, 整合政府旅游管理、旅游电子商务、旅游公共服务于一体。统筹信息网络规划、建设和管理, 率先推进电信网、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 促进网络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加快部署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 分区域、按步骤推进无线宽带城市群建设, 构建桂林城市信息网络, 加快“数字桂林”旅游信息平台建设, 将桂林建设成为全国新一代旅游信息化示范城市, 推进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3) 健全旅游交通服务体系。
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拓展和完善航空、铁路、高速公路、水上运输等形式的旅游交通系统, 建设动态与静态交通管理建设相结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3.3注重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 要充分重视对桂林生态环境的保护, 特别是对漓江流域的生态保护。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指出:“漓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然遗产, 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呵护漓江, 科学保护好漓江。”“漓江的生态建设与科学保护, 兹事体大。漓江水质决不能破坏“。可见漓江的保护对于桂林旅游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要加强漓江流域植被生态恢复和水文环境综合治理, 充分调动各方面保护漓江的积极性, 健全漓江流域综合管理机构, 以建立健全漓江流域资源保护、建设和综合管理体制机制为重点, 着力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 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节能减排约束机制。
3.4协调统筹全面发展
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 是以旅游产业为先导, 全面协调发展其他产业, 所以要处理好主导的旅游产业与其它产业协调发展的关系。完成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全面带动桂林市现代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新兴工业综合发展的任务。
3.5注重政策保障措施
(1) 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 政府部门要予以足够的重视,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于在产业调整过程中的企业, 政府要予以专项资金补偿和转移财富支付政策。为保障改革过程中桂林生态和自然环境的保护, 政府应该创建可行的生态补偿机制, 进行相应的补偿和财力支持。
(2) 拓展融资渠道。
建设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政府的财政支持并不能够为试验区的建设提供金融保障, 所以桂林市要拓宽融资渠道, 创新融资方式, 改革融资体制, 优化融资环境, 加大力度招商引资, 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进入桂林。
(3) 加强区域合作。
桂林要充分依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平台, 携手北部湾经济区, 扩大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关系;积极参与泛北部湾经贸和旅游合作, 发展毗邻旅游和跨境旅游, 发挥桂林旅游的龙头和中心辐射作用;积极开展与台湾省的经济、文化、旅游、商贸交流, 定期举办两岸商贸旅游合作论坛和投资商贸洽谈会, 以吸引台资落户桂林;积极发展对外友好城市的合作关系;参与泛珠江三角洲、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
(4) 相应立法保障。
对旅游综合改革实验进程中碰到的法律法规制约问题, 适当的将旅游相关的部分行政改革和管理权限下放到桂林市, 提升旅游发展委员会部分权限, 以更好地发挥旅游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允许桂林旅游综合改革实验区试行与国际接轨的法制环境建设的有关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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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明义, 毛剑梅, 裴会平.论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取向和政策内涵[J].旅游论坛, 2010, 3 (4) :379-384.
综合试验区 第5篇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发挥山东在全国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先行先试作用,特制定本方案。
一、现实基础与重大意义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东临黄渤海,是我国由南向北扩大开放、由东向西梯度发展的战略节点,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同时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一些突出问题。传统产业基础良好,服务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但产业结构总体偏重,传统动能仍居主导地位。新产业加速成长,“互联工厂”、个性化定制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新兴产业总量偏小,新动能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仍未充分发挥。去产能有序推进,积极探索破产重组、搬迁升级等有效做法,但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仍然繁重。制度红利逐步释放,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但动能转换的动力活力仍需培育。总体上,山东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任务艰巨而繁重。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多领域、跨学科突破新态势,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山东经济结构与全国相似度高,典型示范性强,加快建设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有利于增强山东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实现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前列奠定坚实基础;有利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带动北方地区协调发展,为促进南北发展格局优化提供重要支撑;有利于探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开放创新有机统一的推进机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全国新旧动能转换提供经验借鉴。
二、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体经济为发展经济的着力点,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积极探索新旧动能转换模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促进全国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试验方向
在因地制宜、依法依规开展试验基础上,探索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和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并举的动能转换路径,探索建立创新引领新旧动能转换的体制机制,探索以全面开放促进新动能快速成长,探索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共进,为扎实推进去产能、振兴实体经济、构建创新创业良好制度环境、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形成绿色发展动能提供经验借鉴。
主要目标
到2020年,试验区在化解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壮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方面初步形成科学有效的路径模式,取得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旧动能转换经验。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去产能走在全国前列。到2022年,基本形成新动能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经济质量优势显著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新兴产业逐步成长为新的增长引擎,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现有的传统产业基本完成改造升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创新创业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经济初步具备核心竞争力;新旧动能转换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动能转换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日益显现,动能转换潜力加速释放。通过试验区建设,带动全省全员劳动生产率由2016年的人均10万元提高到14万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 2016年的2.3%提高到2.7%左右。
三、试验区布局 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基础和发展潜力,加快提升济南、青岛、烟台核心地位,形成三核引领、区域融合互动的动能转换总体格局。三核引领
充分发挥济南、青岛、烟台三市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资源富集等综合优势,率先突破辐射带动,打造新旧动能转换主引擎。济南,高水平规划建设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集聚集约创新要素资源,发展高端新兴产业,打造开放合作新平台,建设现代绿色智慧之城,打造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经济中心、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青岛,发挥海洋科学城、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和沿海重要中心城市综合功能,突出西海岸新区、青岛蓝谷等战略平台引领,打造东部沿海重要的创新中心、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形成东部地区转型发展增长极。烟台,发挥环渤海地区重要港口城市、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优势,积极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先进制造业名城,建设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新高地。以其他14个设区市的国家和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为补充,加强统筹规划,创新园区管理机制,明确产业发展定位和方向,打造若干经济增长点,形成区域新旧动能转换合力。
区域融合互动
突出三核引领作用,强化济南、青岛和烟台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推进资源要素统筹配置、优势产业统筹培育、基础设施统筹建设、生态环境统筹治理。促进全省协调联动发展,健全产业合作利益分享机制,提高园区、企业、项目配套协作水平,实现产业有序转移和优化布局,提升经济发展一体化水平。
四、化解过剩产能拓展动能转换新空间
坚持分类施策、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和法治办法,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建立市场化调节产能的长效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明确去产能重点
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短期和长期、存量和增量、供给和需求关系,重点化解钢铁、煤炭、电解铝、火电、建材等行业过剩产能,保持合理的产能利用率。统筹推进钢铁产能优化升级和集中布局,依法依规加大生铁、粗钢去产能工作推进力度,支持钢铁企业转型开发高铁、核电、船舶、海洋工程等领域重大技术装备所需高端钢材产品,结合济钢产能化解调整和压减部分钢铁产能工作,建设日照先进钢铁制造产业基地。压缩煤炭生产规模,积极引导安全无保障、资源枯竭、赋存条件差、环境污染重、长期亏损的煤矿产能有序退出。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清理整顿电解铝行业违法违规建设及盲目新增产能项目,采用替代关停方式留存高端产能、装备,引导企业规范健康发展,继续保持电解铝行业世界竞争力。推动火电、建材等行业减量减产,严控新增产能。加大小化工、小炼油整治力度,淘汰“小散乱”低端产能。加快淘汰低速电动车产能,严格治理低速电动车违规生产和违法使用,防范新能源汽车产业低水平盲目发展。优化去产能路径
逐步提高环保、能耗、水耗、安全、质量、技术标准,加强财税、金融、价格、土地等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严格审批核准、严控新增融资、实施差别化水价电价等举措,依法依规倒逼落后产能加快退出。建立钢铁产能等置换指标市场化交易平台,开展产能置换指标交易。通过转型转产、搬迁改造等形式,支持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严禁落后产能转移。加快城市更新改造,支持济南等城市开展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积极创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工程和示范区。充分利用多双边合作机制,鼓励优势产能多种方式“走出去”。完善政策保障体系
创新职工安置、债权债务处理等去产能配套政策。健全企业主体与社会保障相衔接的职工安置机制,优化奖补标准,创新再就业措施,支持钢铁、煤炭、原油等产区打造创新创业平台。支持金融机构做好呆账核销和抵债资产处置,完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政策。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优化重组“僵尸企业”的市场主体,合理确定并购贷款利率、贷款期限。对母公司承担的关闭去产能企业及“僵尸企业”贷款,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平等协商减息等相关债务重组方案,并按法律程序核准后生效。探索设立企业破产专项基金,多渠道筹集资金,专项解决“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破产启动经费和资产处置资金周转等问题。研究去产能和产业升级企业停产期间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
五、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海洋、医养健康等产业为重点,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培育形成新动能主体力量。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重点突破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传感器、虚拟现实、基础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强化示范应用。推进量子通信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完善“互联网+”生态体系,开展数字经济发展相关试点。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创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鼓励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完善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链,加强工业、政务、商贸、文化、旅游、健康、海洋等领域的大数据应用,做强信息安全、地理信息产业。高端装备产业
着力推动高端装备创新发展,突破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农机装备、动力机械等领域关键技术与核心部件,打造制造业创新中心,提高综合集成水平。支持发展高端发动机、高效电机、自动变速器、高端液压件、高精度减速器等动力装备。加快建设高速列车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加快通用飞机发展,建设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壮大数控机床产业,建设国内领先的高端数控机床产业基地。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和医疗健康、教育娱乐等服务机器人,开展装备制造业标准化试点和智能工厂、数字车间示范。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创建“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努力建设国际领先的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大力发展新能源电池和汽车电控技术,重点推进氢燃料电池产业化关键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支持青岛等有条件的城市发展新能源汽车。探索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储能电池充换电、分布式能源等新模式。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烟台核电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推动海洋能示范工程建设。做大做强碳纤维、石墨烯、生物基材料、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磁性材料等新材料产业,提高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关键材料自给率,建设国内领先的新材料研发中心和产业基地。现代海洋产业
以智慧海洋为引领,坚持陆海统筹,打造海洋经济示范区,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加快发展深远海、远洋和极地渔业,实施“透明海洋”工程,加快大洋海底矿产资源勘探及试开采进程。壮大海洋生物、海洋高端装备等产业,支持青岛、烟台等打造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支持青岛建设海上试验场。创新发展海洋信息、涉海商务等海洋服务业。推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应用,建设全国重要的海水利用基地。发展新一代深海远海极地技术装备及系统。医养健康产业
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打造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产业链。聚焦生物医药、海洋药物、中药、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推进国家综合性新药研发技术大平台、国家创新药物孵化基地建设,加快开发满足重大临床需求的创新药物和医疗器械。研究规划建设国家医疗健康大数据区域中心,加快建设济南市国际医学科学中心。构建移动医疗、远程医疗等诊疗新模式,发展智慧医疗,建设智慧医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支持建设医疗养老联合体,增加医疗养老设施和服务供给,支持山东创建全国医养结合示范省。
六、提升传统产业改造形成新动能
加强技术改造和模式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装备技术水平,形成支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高端化工产业
加大化工产业技术创新、优化整合力度,加强园区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循环化改造,实现近零排放,推动绿色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提高上下游全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加快推动化工企业进入园区集聚发展,支持在符合条件的重点石化园区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优化发展新型煤化工和精细盐化工,推动传统化工转型。现代高效农业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探索路径。加快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和种养业良种工程,巩固山东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地位,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定制农业、体验农业等新业态,建设农村电商、云农场、冷链物流等支撑体系,加快推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促进农业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落实食品安全战略,加大对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示范效应,带动提升内销农产品质量。加快建设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文化创意产业
建立文化走向世界新平台新机制,增强文化自信和软实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深度融合,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加快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弘扬墨子文化创新精神和鲁班文化工匠精神,传承创新齐鲁文化,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支持创建建筑设计创新平台、时尚服装设计创新创业平台等。鼓励创建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和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支持济南、青岛建设影视文化消费先行体验区。精品旅游产业
创新旅游发展机制,推动旅游业与农业、工业、教育、文化、体育、城乡建设以及上下游产业融合发展。扩大高质量、个性化旅游精品供给,完善旅游服务体系。支持低空飞行、旅游演艺、生态休闲、康体健身等旅游新业态项目建设,支持青岛等城市开展邮轮旅游。积极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整治,严厉打击旅游失信行为,全面提升“好客山东”品牌价值和影响力。现代金融服务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加快发展普惠金融,规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深入开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试点,支持按程序开展普惠金融改革,探索完善区域普惠金融服务体系。鼓励符合条件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在试验区设立分支机构。拓宽股票、债券、私募股权等直接融资渠道,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支持青岛加快建设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培育发展财富产品专业市场。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支持济南开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改革创新、烟台开展基金管理服务专项改革创新。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开展现代保险服务创新试点、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和债券市场产品创新。强化金融交易市场、金融综合经营、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监管,积极发挥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中的作用,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七、深化改革激发动能转换活力
强化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和协同推动,构建促进新动能加快成长、传统动能改造提升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机制
发挥国有企业在动能转换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创新发展、布局优化,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开展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探索分类分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模式。开展地方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优先支持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建立健全股权流转和退出机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支持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展规范化公司制改造,实现企业产权多元化、治理规范化、管理科学化。创新要素市场配置机制
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探索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配置机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和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加快构建规则统一、公开透明、服务高效、监督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健全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深化电力、油气体制改革,推进交通运输价格等改革。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有序开展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试点,创新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方式。经山东省人民政府依法委托,济南、青岛、烟台市人民政府可行使部分县(市、区)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审批权。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依法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探索以政策性条件引导、企业信用承诺、监管有效约束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支持利用现有资金渠道设立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加大对重点产业、关键领域的投入力度。创新财税激励约束机制
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中央财政统筹“蓝黄两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扶持政策给予财力补助,对试验区在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壮大新动能等方面予以支持。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按程序依法适度核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缓解临时性财政收支压力。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探索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严禁违规担保,严禁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投资产业基金等变相举债,建立地方债务风险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度。结合税制改革方向,统筹研究支持新旧动能转换的税收政策。研究选择部分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旧动能转换重点行业(项目),按程序先行先试临时性的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结合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研究探索服务贸易发展的税收政策安排。创新绿色发展机制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加快推进“多规合一”,完善配套政策,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在市县层面精准落地。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建立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健全环保倒逼企业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享受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协同治理政策。在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的前提下,加快散煤污染治理。加快货运交通结构调整,提高铁路货运比例。加强工业集聚区水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提高危险废物安全处置能力。支持开展碳市场相关工作。开展泰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试点。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加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力度。全面推行环境高风险企业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落实好环境保护、节能节水专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设备目录。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机制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山东半岛城市群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统筹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坚持以水定城、产城融合,合理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和发展边界。支持济南、青岛、烟台等市合理调整行政区划。开展建筑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积极推进相关城市开展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探索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理模式,完善城乡公共服务统筹推进机制。扩大县域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建设一批以产业为依托的特色小镇,引导农业人口就地就近转移。加大对沂蒙等革命老区的支持力度,壮大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八、创新驱动增强动能转换动力
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创新创业制度体系,强化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水平,推动经济增长动力加快向创新驱动转换。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的主体。鼓励企业牵头建设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施企业创新创业协同行动,支持大型企业开放供应链资源和市场渠道,开展内部创新创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促进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发展。完善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考核机制,激发国有企业创新活力。加强中小微企业创新扶持力度,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突出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鼓励试验区企业和科研机构积极承担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技术、纳米科技、空天海洋、检验检测认证等领域规划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等。建设超算中心,研究建设大洋钻探船等科研创新平台。推进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建设。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和专利基础信息等资源面向社会开放共享,推动部省联动、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打造区域创新发展载体
加快建设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入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支持创建国家级高新区。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支持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建设,培育一批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农村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支持青岛创建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支持青岛(古镇口)创建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培育形成一批军民结合、产学研一体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示范载体,提高军民融合发展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强化科技与经济、创新成果与产业对接,发展线上线下结合的科技成果交易,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支持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和重点产业专利导航试点。支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市场化风险补偿机制。开展知识产权区域布局试点,推进青岛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和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在山东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支持济南、青岛建设国家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积极开展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探索投贷联动试点,构建覆盖创新链条各个环节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科技人员转让科技发明、专利技术等,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不能准确计算财产原值的,由税务机关依法核定财产原值。完善财政、金融、保险等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发、检测评定、示范应用的体系和政策,健全促进创新产品研发应用的政府采购机制。
九、扩大开放释放动能转换潜力
加快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开放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体制,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强化青岛、烟台等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作用,推进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港口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加强在港口建设经营、海洋经济、能源资源、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人文交流、生态环保等领域合作。深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依托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等国际经济走廊布局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和重点项目。加快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建设。支持试验区企业加强与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投资合作,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提高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扩大农业对外合作,支持龙头企业开展农林牧副渔等领域互利共赢的投资合作。推动企业稳妥参与境外油气、矿产等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提高利用和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塑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在济南、青岛、烟台三市,依托国家级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充分借鉴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外贸综合服务、保税展示交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支持烟台创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加快在试验区建设电子口岸,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站式作业、一体化通关。支持青岛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开展汽车平行进口试点。创新引资引智引技方式,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创新区域开放合作模式 积极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主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及京津产业转移。加强环渤海地区合作,繁荣发展湾区经济。密切与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地区等的经济联系,构建区域间协作发展机制。加强与国内创新型、引领型企业合作,在先进技术、高端人才、重大项目引进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十、加强保障强化动能转换支撑
全面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合理布局重大基础设施,为新动能加速成长、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提供坚实的支撑保障。
建设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包容创新、审慎监管、运行高效、法治规范的服务型政府,构建形成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政府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扁平化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形成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大商事制度改革力度,深化“先照后证”改革,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范围,全面推进“多证合一”改革,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营业执照。创新灵活高效的监管模式,鼓励安全、智慧、绿色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加快法规制度适应性变革,完善快速响应和精准服务机制,建立支持新生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发展壮大的生态系统。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推进新兴经济领域的权责下移试点。推广“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实行并联审批、阳光审批、限时办结等制度。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建立事业单位编制省内统筹使用制度,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健全充满活力的人才支撑体系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支持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和特色学科,开展“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完善高校治理结构。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探索建立高校学科专业、类型、层次和区域布局动态调整机制,促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加快推进新工科建设,加强面向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建设。支持依托现有资源,加快康复类、能源类高层次人才培养。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扩大非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和一批公共实训基地,培养高素质实用型技能人才。创新人才引进服务机制,吸引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落户,放宽外籍高层次人才到山东工作条件限制,支持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在试验区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和中试基地,建设国家级博士后创新创业基地和专家服务基地,支持青岛国际院士港等平台建设。加强新型高端智库建设。发展专业性、行业性人才市场,放宽人力资源服务业准入限制,鼓励发展高端人才猎头等专业化服务机构,建设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大力营造尊重、关怀、宽容、支持企业家的社会文化环境。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大力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完善智能安全的基础设施网络
统筹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山东省高速铁路网,加快推进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京港(台)通道、沿海通道等山东段重点工程建设。支持济南机场升级改造,建设青岛新机场,新建和迁建一批支线机场。优化港口功能定位,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整合港口资源,打造现代化港口群。支持青岛建设国际性港口城市。推进京杭运河山东段升级改造,实施小清河复航工程,优化济南跨黄河桥隧布局。推动交通与物流融合发展,开展多式联运、国际中转集拼业务等试点。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骨干节点升级,实施宽带接入网、城域网升级改造,实现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大规模部署和商用,推动海底光缆系统建设,支持青岛建设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设济南至互联网国际出入口局的数据专用通道。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强化用水需求和过程管理,进一步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科学推进黄水东调应急供水等重点工程建设,增强水安全保障能力。
十一、组织实施
综合试验区 第6篇
会议认为,积极稳妥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点,是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的重要举措,既可吸引大中小企业集聚,促进新业态成长,又能便利有效监管,对推动“双创”,增加就业,使外贸更好适应新形势、赢得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决定,将先行试点的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初步探索出的相关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向更大范围推广。按照合理布局、注重特色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在东中西部选择一批基础条件较好、进出口和电子商务规模较大的城市,新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复制推广以下经验做法:一是构建六大体系,包括企业、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等信息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体系,一站式的在线金融服务体系,全程可验可测可控的智能物流体系,分类监管、部门共享和有序公开的电子商务信用体系,以及为企业经营、政府监管提供服务保障的统计监测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二是建设线上“单一窗口”和线下“综合园区”两个平台,实现政府部门间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汇聚物流、金融等配套设施和服务,为跨境电子商务打造完整产业链和生态圈。以更加便捷高效的新模式释放市场活力,促进企业降成本、增效益,支撑外贸优进优出、升级发展。
解读: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有利于用“互联网+外贸”实现优进优出,发挥我国制造业大国优势,扩大海外营销渠道,合理增加进口,扩大国内消费,实现外贸转型升级;有利于增加就业,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新的经济增長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有利于加快实施“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升级。近年来,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跨境电商,去年6月份专门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商务部按照国务院要求,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扩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工作,将江苏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浙江海宁皮革城列入试点范围。目前,杭州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进展顺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去年11月,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纳入海关统计的跨境电商规模已经超过30.4亿美元。在“单一窗口”平台上备案的企业增至4000多家。产业的聚集和带动效应显现,新建的各类跨境电子商务园区12个,引进企业330家。
据商务部部长助理张骥透露,跨境电商综试区扩围城市名单将在国务院批复以后对外正式公布。外贸进出口规模是跨境电商综试区扩围城市的选择条件之一,原则上重点考虑的是全国外贸进出口规模排名前10位的省市,同时兼顾中西部的发展,考虑到东中西部的合理布局。
此外,还要考虑的条件包括:复制推广杭州“六大体系两大平台”经验做法的基础和条件;有关的省市跨境电子商务和国内电子商务的规模;申请城市所在的省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外贸工作,提交的工作方案具有创新的特色;正式以省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过申请等。
张骥同时透露,国务院正式批复后,商务部将与获得试点资格、正在进行试点的城市共同做好试点前期的准备工作和试点以后的政策对接工作。商务部将尽快建立省市和部门的联系机制,指导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的产业结构、区位优势、发展重点和跨境电子商务的基础条件等多个方面,因地制宜,提出实施的方案。此外,商务部还将参照杭州综试区的做法,一对一地对开展试点的城市提出的方案进行政策的对接,再由省政府和市政府批准。
2015年全球企业股价涨跌榜:资源类企业表现不佳
日经中文网报道,在2015年的全球股票市场上,消费相关企业的股价涨势明显。通过互联网和IT,面向新的消费人群提供服务的企业赢得了投资资金的青睐。
统计全球市场数据的QuICK FactSet以股票总市值较大的200家企业为对象计算出这些企业去年12月25日与上年度相比的股价涨跌幅。其中,涨幅最高的是影片租赁提供商netflix——美国在线,第2位的则是亚马逊。这两家企业的股价均上涨至2倍以上。
受新兴市场经济减速影响,资源相关企业和制造业的股价表现不佳。股价跌幅最高的中国石油天然气( 下跌37.4% )以及跌幅排第5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因受原油价格下跌影响,业绩出现恶化( 下跌29.6% )。跌幅第2高的美国联合太平洋公司也因与页岩产业相关的石油和材料运输量低迷而出现下跌( 下跌33.9% )。
解读: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去年全球资源类企业股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水。专家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长率下滑的背景下,提供新的附加值,不依赖经济状况实现增长的企业才能赢得投资资金的青睐。
委内瑞拉成中国海外投资最危险目的地
《南华早报》网站此前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海外做生意风险最高的地方在哪?这幅地图可以告诉你》的报道,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公布的最新发现,对中国人来说,委内瑞拉是最危险的投资目的地,其投资环境甚至比伊拉克和苏丹还要糟糕,而德国是最安全的地方,其次是美国和英国。
数据显示, 2015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投资增长16%,达1040亿美元——但一些公司在海外交易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其中,包括缅甸一个有争议的水坝工程和阿富汗一个被延期的铜矿开发项目。
据悉,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指出: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在显著提升。因此,做好风险预警,进而准确识别与有效应对相应风险,是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的重要前提。为此,该研究所开发了一个风险评级系统来衡量中国企业在每个国家面临的风险。一国的整体风险是由其经济基础、偿债能力、内部冲突和安全状况等社会条件,以及政治风险决定的。而对华关系也是一个单独的分项指标。从对华友好的角度来衡量,许多国家的排名很靠前,如老挝、塔吉克斯坦、苏丹和缅甸,但这些国家对海外投资而言是高风险地区。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只排在第22位,但它被评为中国人海外投资的第二大安全之地。虽然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但从其在经济和政治基本面上得分看,投资安全性仅排在第35位。其排名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和希腊之后。
解读:为做好风险预警,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根据本土开发的评级系统,以中国对外投资的非避税目的地为主,对57个国家投资风险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也为中国投资者进军海外提供了一张风险地图。
发改委:下一步将重点化解钢铁煤炭领域过剩产能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朴民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央对化解产能过剩非常重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发改委下一步将采取五个方面的措施,尽可能多的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钢铁煤炭领域将成为此轮改革的重点。
第一,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严禁建设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按照 “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途径,加快化解产能过剩。
第二,要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来化解产能过剩,严格相关的法律法规,配合运用价格杠杆等经济手段,用市场的办法来推动化解产能过剩。
第三,要加大政策力度引导产能主动退出。要研究制定务实有效的激励政策措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压减产能。一是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发展的需要,调整企业发展战略,主动退出过剩产能。二是实施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减量化兼并重组,退出部分产能。三是城市钢厂实施转型转产或减量化环保搬迁。四是结合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带动优势产能“走出去”。
第四,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规范政府行为,取消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和各种形式的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各类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第五,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力争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化解产能过剩方面取得突破。
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抓手。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擴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专题会上指出,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继续加快培育新动能。另一方面,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运用好市场倒逼机制,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抓住化解过剩产能、消化不合理库存、促进企业降本增效等方面的难点问题,综合施策,率先从钢铁、煤炭行业入手取得突破。
国家外汇管理局:我国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总体可控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15年12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在回答记者关于如何评价近期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发生较大变化问题时,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基本平稳,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总体可控。
首先,我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顺差形成的原因和结构相对合理,而且外汇储备规模仍稳居世界第一位,2015年末为3.33万亿美元,明显高于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1.2万亿美元)和排名第三的沙特(6000多亿美元),正常的国际收支支付完全有保障。其次,对外偿债风险有序可控。近期部分企业主动进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使得2015年9月末外债余额较可比口径的当年3月末余额下降1434亿美元,这有利于降低未来的外债偿还风险。从偿债能力看,多年来我国外债警戒指标一直处于国际安全标准之内。
解读:数据显示,2015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33万亿美元,较2014年末下降5127亿美元。2015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呈现净流出态势,四季度流出压力较三季度有所缓解。跨境资金流动呈现较大波动。但总体来看,无论是以外汇储备的绝对金额,还是以其他各种充足性指标(例如,外汇储备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进口、外债等比重)进行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都是充裕的,国际收支状况基本平稳,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总体是可控的。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高端科技产品亚洲出口份额远超日韩
亚洲开发银行新近发布的《2015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位居亚洲第一,以高铁、核电和卫星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端科技产品深受亚洲各国的欢迎。这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正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亚行的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份额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主导力量,日本所占份额从2000年的25.5%下降至2014年的7.7%,落后于韩国的9.4%。报告指出, 2014年低端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的28%,2000年则占到41%。
解读:据悉,亚行基于经合组织数据,以1996年、2000年和2014年为时间节点,对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以上结论。亚行报告中所说的高端科技产品是指航空航天设备、办公器械、通信设备、医学和精密仪器等。亚行这一数据与日本相关机构调研数据也极为相吻合。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5年10月至11月针对日本企业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在日资企业的零部件本地供应率排行榜上高居榜首,达64.7%。亚行副专家也认为,近年来,中国在发展世界级高速列车、无人机、智能手机、核电站等技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的新能源技术也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在战略高技术领域,如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潜水器、超级计算机、北斗导航等,中国也实现了重大突破。而这一切将为中国高端科技产品出口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中国美国商会:60%会员企业仍将中国列投资重点前3位
中国美国商会1月20日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多数外资公司对中国市场发展潜力仍持乐观态度。较之其他发展中市场,中国仍位居企业投资目的地前列,60%的企业仍将中国列于投资重点的前三位。
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美国商会大部分会员企业的收入继续增长,近三分之二的会员企业表示其在华业务盈利或者盈利丰厚,四分之三的企业投资回报率为正值或较大正值。
根据分析,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美国企业将调整其中国策略,以确保盈利增长。未来中国仍具有许多的重要商业机会,国内消费的增长和大量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带来了最大的跨行业商机。消费及技术与研发密集型公司也看到了“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报告称,总体而言,各个行业的会员企业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其中服务行业有四分之三的企业表示乐观,工业和资源行业有56%的企业表示乐观。服务行业公司普遍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以及扩大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将带来巨大商机。
报告认为,对于致力于在中国发展的企业来说,创新是重中之重。
综合试验区 第7篇
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具有的功能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指“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内改革纵深化的推动下,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构建和谐社会为核心, 以全方位的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 先试先行为特征, 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 具有全国意义的改革试验区”[1]。它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上内含着一些独有的特点和内在属性。
1. 区域环境优化功能。
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统领下,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优化区域产业发展环境的功能。因为它能够根据所在区域资源要素的优势与特点, 在符合政策层面的基础上, 突破原有体制下, 各种力量的束缚;能利用思想的解放、创新意识的培养, 完善上层建筑保障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 摒除内在精神思维约束着的陈旧想法, 进而能有效改善试验区产业发展的内外环境、技术创新平台和法律规范。另外, 通过创新思维, 先行先试, 地方政府能大力提高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杜绝人为因素牵制下, 导致的限制区域产业发展的地方意识;能培育市场经济高级阶段中, 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契约机制, 保障区域发展所必须的市场环境, 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2. 内生制度创新功能。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 决定社会经济绩效的并不是社会的资源存量和技术要素, 而在于对这些资源与技术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为社会经济生活与交往提供了一种确定的结构, 预见行为可能发生的走向, 防止产生凌乱、任意的不利于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恶意行为。正如适合区域要素特征的制度, 能有效修正经济参与人的经济行为, 防止参与人破坏集群网络;不适合区域要素特征的制度将对社会、企业集群组织带来巨大损害一样。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 协调着人们的各种行动, 建立起信任, 减少了人们在知识搜寻上的消耗。对应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由于试验区内涵制度创新的特性, 它能在中央政府权能的释放下, 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制度内生化改革, 利用先进区域不断发挥的先发优势, 以立为主, 把制度创新的累积化成果通过中间媒介传导, 辐射到其他区域。在区域推动力上, 这种制度创新, 充分展现了对经济主体、经济发展载体的服务力量, 为区域集群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促进区域产业模式创新和结构升级。
3. 增长极集聚辐射功能。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其《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一文, 从产业关系中抽象出经济空间概念, 认为经济关系中存在一种受力场经济空间, 这种空间有着类似磁极的力场, 能发出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 使区域总是处于非均衡的极化状态。其中位于高位势的区域就是符合佩鲁模型的增长极。该增长极在集聚各产业、各部门和周边区域要素资源后, 将通过不同的渠道、方式向外扩散, 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与此类同,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场, 可导致物质与能量远离平衡位置, 当运行机制发生效力时, 周围空间就不再是绝对的虚空, 而是布满着无数含有极化作用的力线, 传递着力的作用。因为它可通过“优良的政策和发展环境, 利用经济势能的运行规律, 逐步使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资本、信息技术、高级人才和现代经营管理集聚的核心。同时, 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示范效应, 展示了其蕴含的市场潜力、资源潜力和经济潜力, 从而吸引外部的优势资源, 使其集聚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又辐射到周边区域, 带动区域经济加速增长和发展”[2]。
二、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产业集群也如雨后春笋, 在我国沿海地区形成并具备一定规模, 带动了该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国内现阶段形成的集群在地区发展上还很不平衡, 集群内部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经济现象, 成为今后亟待我们破解的难题。
1. 群内企业缺乏创新力, 集群品牌形象受损
从创新角度来看, 具有相互关联的企业集聚在一起, 可以促进科技知识的传播和扩散, 尤其是隐性知识交流所激发的新思想、新方法的应用可以促进产业融合, 从而不断促进企业创新。但在现实的运行过程中, 集群的网络关系主要由信任和承诺维持, 缺乏制度的约束, 导致许多问题出现。主要表现为:群内企业过度依赖集群网络产生的知识外溢和技术共享, 自身缺乏创新意识, 限制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积极性的培养。他们认为, 自主创新的风险投入过大, 一旦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和机密暴露, 其商业价值就大打折扣。所以, 他们自身不愿投入资源搞创新, 而是搞机会主义、“搭便车”, 抄袭模仿他人产品, 坐收渔人之利, 结果导致本地企业产品结构雷同, 质量低下, 最终使整个产业集群的品牌形象受损。
2. 对优势资源过度依赖, 造成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刚性
集群内企业通常会加强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即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能力或形成人无我有的独特能力。可是, 如果区内资源过度集中于某一产业或产品, 久而久之, 容易产生路径依赖, 造成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刚性, 从而降低产业集群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因为当一个产业经过多年的积累逐渐形成其独特的竞争优势时, 企业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就会较高, 而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固定资产投入的风险增大, 群内企业会无意识地排斥其他方面的能力, 导致企业规模较小, 产品市场覆盖面低, 创新能力不足。当出现市场需求的重大调整时, 群内企业难以转型, 便会导致整个集群的衰败。另外, 我国的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了几个大型的推进型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的集群结构。这种结构造成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过度依赖。他们的产品价值链也只局限于集群内的一些企业, 如此循环, 容易使群内企业的价值链萎缩, 无法与外界形成有效对接, 进而使集群内企业的产业价值链出现趋同刚性, 影响了产业集群的深化发展。
3. 集群发展缺乏政府有效支援, 引发集群网络封闭性
产业集群是一个经济系统, 一个网络组织, 也是一种基于社会联系、信任和共享互补的社会资本网络。它具有根植性, 基于这种根植性, 群内企业与企业间, 与社会组织间能保持着密切的社会网络关系, 使各种资源要素能够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 不断提升集群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反之, 如果群内企业缺乏开放性, 则会出现集群锁定、技术创新刚性和产业发展网络结构刚性, 最终使集群丧失活力和竞争力。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与政府缺乏有效的支援存在巨大关系。因为改革开放后, 我国实行分权式改革, 地方政府成为享有独立利益的法人主体, 加上我国官员晋升主要考核标准是他对地方做出的经济贡献。这些无形中造成各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经济增长, 通常会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 将企业集群限制在其行政边界内, 使跨区域的企业集群很难成长并无法保证集群发展所需的配套体系和中介服务机构的健全及完善。另外, 随着集群与外界联系的切断, 集群与集群间、集群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缺失, 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无法引进, 最终影响了集群整体的运行效率和竞争力。
三、试验区对产业集群发展所起的作用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改革的“实验田”, 是一个状的实施特色经济的区域, 它的发展必须对全国区域经济建设起到示范作用;必须在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上先行试点并取得突破;必须通过创造新的发展方式, 消除原来起阻碍作用, 不适应推进国家生产力和谐布局、社会和谐发展的制约因素。它既有全国示范性, 又有区域推进性和城市发展个性, 在推动区域集群化发展战略上, 彰显着无穷的驱动力量。
1. 提供了优越的促进集群发展的微观环境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应对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原有单项改革无法适应新形式、新任务、新问题的背景下, 为解决我国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而设立的。它的设立对区域发展具有巨大促进作用。首先, 试验区享有中央政府让渡的部分权力, 能游刃有余地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实行体制创新;能够在试验区产业集群发展的总体框架下, 引进具有带动区域产业发展优势的推进型企业和促进集群网络完善的项目进入试验区, 以从源头上解决造成产业集群出现简单扎堆、过度占用资源及“搭便车”等行为。其次, 试验区在发展集群战略上, 能从增长极功能出发, 来构筑区域间相互依存的新型产业体系, 不断完善集群生态系统和生态链, 强化集群网络的协调功能。最后,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能从全球价值链上搜寻资源, 以不断提高试验区的学习效能和创新能力;能通过对知识的创造和对知识的整合, 为集群发展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
2. 调和了集群竞争优势刚性造成的影响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个助跑器, 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区内政策优势、潜在发展后劲不可避免是各类型企业追逐的热点。在试验区中, 政府能不断完善自身的服务功能, 促使企业主动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 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竞争和合作伙伴。这有效地使区内企业实现了和外界的对接, 给集群发展注入活力, 并调和了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刚性造成的影响。一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显著的促进区域及区内企业发展的能力, 能吸引大量的具有同种功能和类型的企业聚集。因此, 企业间具有合作关系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以低廉的费用变换合作对象, 从而使地理位置固定而产生的资产专用性降低, 缩小了资产专用性对企业及集群造成的影响。二是由于试验区区内吸引了大量的优质企业, 其区内优胜劣汰机制展现得非常充分, 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弱化了交易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因为在高度的竞争机制下, 企业拥有强烈的风险意识, 从而造成要求投资了资产专用性固定资产的企业维持与原有企业的交易关系并不具有必然性。他们为分散风险会多元化地发展提高自己的能力。最后, 群内企业由于能够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当中, 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合作对象, 这无形中就减弱了群内企业价值链趋同刚性的影响。
3. 完善集群发展的产业协调配套体系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制度内生化的改革模式, 制度创新是其内涵的固有特性。它能把制度创新成果不断累积, 形成制度累积创新机制, 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优质的发展空间。一方面, 试验区中能吸引大量的大中型推进型企业, 这些推进型企业为提升企业竞争力, 通常会实行产业环节的分解, 专注于企业具有核心能力的部分。同时, 在试验区中受过严格训练的管理者和母体公司科技人员, 他们在离开原公司后, 通常会自主创业, 从而衍生出一批具有紧密分工和协作关系的关联企业。他们便成为区域集群网络化发展协调配套体系中的一员, 为集群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将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构造政府结构, 真正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 建立起实施新型职能的管理体制。这使政府提高了为产业集群发展服务的功能。如它能建立、健全适应集群发展的行业协会、研究咨询机构和社会中介组织, 减少官办垄断色彩;能培育各类要素市场, 解决好产学研合作、信息支持、产业空间布局问题;能完善政府法规体系和服务机构, 实现集群企业与外界对接, 增强产业集群发展体制等。综上, 试验区的设立为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提供了支撑, 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保障。
摘要: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产物, 是一块被赋予特殊权能的试验田, 具有区域环境优化功能、增长极辐射功能、内生制度创新功能。而产业集群作为另一推进区域发展的力量源, 在实际发展中则出现了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优势刚性和网络封闭性问题。因此, 探讨试验区对区域集群化发展所起的作用, 则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产业集群,制度
参考文献
[1]李春洋.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内涵、特征与目标.http://www.whmm.org.cn/blog/u/lichunyang/archives/2007/200733016843.htl
[2]王家庭.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对策研究[J].华侨大学学报, 2008.
[3]黄健康.产业集群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5.
综合试验区 第8篇
最近, 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是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的又一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经济特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从全国形势看, 随着优惠政策的普惠化, 经济特区原有的靠体制内的优惠政策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已显“力不从心”, 经济特区已经进入了一个受政治、资源、环境、社会矛盾等多种条件约束的新时期, 经济特区改革亦已进入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的“深水区”[1]。我国设立综合配套改革验区的总体背景是:
其一, 改革的历史任务不仅仅是转变经济体制, 更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构建和谐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 改革已经进入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变革, 已进入“深水区”。
其二,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各种矛盾的积累, 已经出现了新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致使现在的改革不但没有了普遍的“红利性”, 而且, 往往是一项改革措施出台使一部分人受益, 就会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利益受损[2]。如果说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破”, 即打破旧体制, 那么今天的综合配套则是“立”, 即创建新体制;如果说过去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符合“帕累托效率”, 即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 那么今天的综合配套改革则是一部分社会群体为改革付出了代价, 贫富差距加大, 民众对改革的认同感有所下降;如果说过去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念主要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那么这次进行的综合配套改革则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3]。
其三, 我国已从初期那种主要针对生产关系的改革, 逐步过渡到今天以上层建筑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现在的任何改革, 如果不能促进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 都不足以使改革取得明显的永续成效。要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上层建筑进行改革, 面对的是非常复杂的局面:要建立的不只是新的经济体制, 而且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文化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 现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制度创新, 而它的难度又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其四, 现阶段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出现了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中央政府不少部门在制订改革方案和进行政策设计时, 往往站在本部门或中央政府的角度。为此, 我国已经进入到必须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阶段。
其五, 改革推动了开放, 开放也促进了改革。今天的中国已经加速融入国际社会, 现阶段各项重大改革举措, 一定要更加有利于中国与国际接轨, 更加有利于中国全面深入地参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 更加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区域一体化。
二、我国成立几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
(一)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内涵。
从三个角度来理解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 “国家层面”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对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第二, “综合配套改革层面”指改革不再是若干分散的单项改革或仅仅是经济改革, 而是综合配套改革, 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系统改革, 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第三, “试验区层面”指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试、先行”, 特定的经济区在社会经济与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改革试验, 着眼于“制度创新”, 以全面制度体制建设的方式推进改革。综合地讲,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推动下的新一轮中国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前沿, 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构建和谐社会为核心, 以全方位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先试先行为动力, 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 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改革试验区。这一定义的具体内涵是:
1.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个全国性的改革试验区。通过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体制性方面的实质性突破, 为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建和谐社会起示范作用, 对全国的区域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2.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历程是一个综合的制度变迁、制度创新的过程。在市场结构方面, 清晰产权、促进要素的优化配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行为主体方面, 培育制度创新主体, 发挥地方政府、中介组织等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 弘扬积极进取、互帮互助等精神, 努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3.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个试验的过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社会经济活动改革的实验区, 是各种改革开放措施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新举措的试验场, “先试先行”、“试验”是其最显著的特点。
(二)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不同侧重点。
1.上海浦东新区:
为政府体制改革创新探路。2005年6月21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两年来, 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进展顺利, 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田的浦东, 在新一轮“新特区”建设中, 制度创新首当其冲, 坚持先行先试,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 在政府管理创新、资源整合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 在与国际规范相衔接上迈出实质性步伐;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 在社会事业、社会管理、就业和社会保障上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
2.天津滨海新区:
金融突破。2006年4月26日, 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继上海浦东之后我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已经并将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充分发挥示范作用。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 探索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 发展各类基金, 争取设立全国性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市场, 建设与北京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3.重庆:
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最大试验田。2007年6月7日, 国家发改委正式下发《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 重庆和成都成为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重庆正在深入开展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 逐步健全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的城乡统筹体制与机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深化和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推进城乡土地管理和使用制度改革, 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推进公共财政制度改革, 优先支持农民最急需、受益面广、公共性强的农村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事业。
综合分析, 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三大综合配套改革存在四大全局性顽症:一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问题。在加入WTO的背景下, 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仍然是发育程度较低、不健全、不完善的。浦东开发15年,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处于重要节点位置, 极易发挥面向国际制度创新的“转换器”功能。二是金融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但目前我国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 金融市场发展不够充分, 金融作为基础产业的传导作用不足, 作为先导产业的引领作用不足。三是区域不平衡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布局正呈现出“南高北低”、“东快西慢”的格局。滨海新区是“东中西”板块与“南中北”板块的结合点, 是理想的区域经济发展新的战略启动点。四是城乡发展问题。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城乡二元结构, 还具有中等省的架构和欠发达省的特征, 是中国基本国情的缩影。择其进行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有利于探索省级架构下的城乡统筹之路。
三、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处理好几大宏观关系
(一) 处理好依靠市场力量与争取中央政府支持的关系。
各试点地政府要把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重心放在市场的基点上, 并制订切实可行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方案。改革试点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作支撑, 切忌以“改革”的名义, 变相地突破宏观调控的政策底线。我们要深刻吸取西部大开发的依靠中央政府政策支持所表现的某些严重弊端。中央政府以政策支持的方式向西部地区投入了几千亿, 由于其缺乏市场化的先天基础, 致使西部大开发的带动效益显现甚微[4]。
(二) 处理好中央与地方资源配置权限的关系。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虽然已经触动了很多方面的矛盾, 但中央掌控资源配置权限, 自上而下配置资源的体制并没有触动, 并且集中表现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资源上。一个地区如果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中央政府就应当适当下放一些资源配置的基本权限, 以使改革到位。
(三) 处理好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关系。
无论是否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苦练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内功;试点地区取得积极的点上成果之后, 要在非试点地区以至全国推广;非试点地区也要主动学习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 最终达到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可协调发展的境地[6]。
参考文献
[1].李友华.深化厦门体制创新的新途径.集美大学学报, 2006, 4, 4
[2].朱虹.对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若干思考.开放导报, 2006, 10, 31
[3].李军杰.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历史意义.中国证券报, 2007, 7, 2
[4].范恒山.还会推出几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证券信息, 2007, 6, 14
[5].王娜.沈北新区探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1世纪经济报, 2007, 1, 16
综合试验区 第9篇
跨境电商在国内兴起不过数年,发展速度却可以用“风驰电掣”来形容。目前从结构上看,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出口的比例长期高于跨境电子商务进口的比例,因此外贸出口主导型城市和电子商务主导型城市在发展跨境电商的浪潮中先走一步,走在全国前列,比如杭州、东莞,上海自贸区、福建等。2013年国家把杭州列为首批跨境电子商务贸易的综合试验区,依托良好的电商发展环境和丰富的市场商品资源,近年来杭州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浙江新的外贸出口增长点[1]。随着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2016年1月,合肥、上海、深圳等12个城市新设为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其中合肥市作为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节点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1 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发展现状
1.1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迅速
作为中部地区首批“国字号”跨境综合试验区,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是以蜀山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为主要支撑点,同时与合肥综合保税区、合肥出口加工区、合肥空港经济示范区相互呼应,形成“一核三区”的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的窗口。2014年10月,经安徽省政府同意,省商务厅、合肥海关共同批准在园区设立安徽(蜀山)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2014年11月经合肥海关批准设立全省唯一的跨境电商监管仓,2015年7月27日,实现海关监管下规模化、信息化通关。到目前为止,蜀山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主要引入了重庆大龙网科技、龙之城信息技术等十余家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入驻,其中大龙网为国家电子商务试点企业,针对合肥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现状,通过“两国双馆”的模式,分别在海外城市和合肥开办了相关的精品体验馆,并通过共建的跨境电商平台完成全球交易和买卖。
1.2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平台建设逐步完善
当前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蜀山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为主体,主要发展情况如下:
(1)建成了智能监管仓。与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企业重庆大龙网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对跨境电商监管仓进行升级改造,在原有监管仓东半部分设立“云仓”系统,实现跨境电商包裹分拣、拍照、打码、打包、配送等流水操作功能。创新性利用云关码进行监管,把集货仓纳入监管范围,建立集货仓货物二维码信用快速通关模式,显著提高通关速度并降低海关查验成本。
(2)实现了监管区正式通关。成功向海关总署申请跨境电商出口统一版通关服务平台,并完成数据联调,于2015年7月27日实现信息化通关。大龙网正式成立合肥大龙网贸科技有限公司,并完成海关、国检备案,实现了安徽省跨境电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单”。
目前的运作模式是:以大龙网为例,在电商平台产生订单后,将申报完毕的货物运往监管仓,海关、国检分别派员入驻监管仓进行现场查验,查验后的商品通过中外运空运有限公司以“客带货”的形式运至香港再分发至世界各地。2015年7月27日至2015年12月31日,由园区跨境电商监管仓发出的货物总量超过2万票,总金额近40万美元。同时,园区大龙网和润泽两家企业通过合肥海关出口的货物达2.52亿美元。
(3)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设立。2016年初,国家邮政总公司和国家邮政管理局已经批复在合肥设立国际邮件互换局。合肥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的设立将填补安徽省空白,实现国际出口邮件直封和发运功能,进出口国际邮件的交换、报关、清关的监管等功能,缩短国际邮件的配送周期,降低出口包裹的国际邮费,实现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的提速、提量、提质。
国家邮政管理局和邮政集团公司已同意批复在园区设立快件处理中心,目前已完成项目备案、可研编制、总平面规划等前期工作,项目用地指标已下达3.33万m2,剩余1万m2土地指标已纳入合肥市2016年征地计划,建成后,可日处理邮件3万件。
2 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主体相对薄弱
目前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主要依托于蜀山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跨境电商平台企业较少,以出口B2B为主,目前主要引入的知名企业还非常少,部分引入的平台为自营平台,交易数额不大,不能形成跨境电子商务的聚集效应。从进口来看,试验区还未能引进像网易考拉海购、云猴网、阿里巴巴、京东等知名跨境电商平台设点;当前引进其他海淘平台可能成立了小公司运作,也可能是个人借助第三方海淘平台,交易额不大;本地的电商平台和跨境电商平台极度缺乏。因此,由于跨境电子商务主体的薄弱性,导致试验区监管制度和监管水平也未能及时跟进,政府监管部门的组织架构亟须调整、跨境电商企业运行混乱等体制性问题较为明显。总体来看,当前合肥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引进的企业知名度不足,本地跨境电商平台缺乏,缺乏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2.2 跨境物流发展相对缓慢
目前,试验区内的货物都是在监管区海关检验后,通过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客带货”的形式运至香港再分发至世界各地,这种物流方式是将物流外包给第三方,这种方式下商品的种类相对局限,国内物流的专业度不够,空运的运输成本高昂,同时因无法掌握运输的主动权,不利于与客户进行沟通与物流的及时反馈,对商家的信誉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再加上国际邮件互换局刚获批复,试验区的跨境物流业务刚刚起步。与飞速发展的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相比较,跨境物流发展相对缓慢,成为试验区亟须解决的问题。
2.3 跨境电子商务的专业人才缺乏
与国内电商市场不同,跨境电子商务的顾客与消费者来自于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其中语言是极大的障碍,再加上文化、宗教、教育、传统等多方面的影响,使得从事的跨境电商的人才面临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首先,必须具备从事电子商务行业的专业技能,熟练掌握跨境电子商务的平台业务,开发并维护客户群体,熟悉各类网上沟通技巧及售后服务。其次,面对国外类型不同的客户,需具备较好的外语功底,同时了解各国的风土人情并能应付一些突发状况。最后,由于时差的原因,跨境电子商务的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可能会日夜颠倒,需要较好的心理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目前国内并没有大学开设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相关的专业培训较少,具备综合才能的人才极度缺乏。
3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创新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 成立高规格组织架构,培育具备区域特色的电商产业链
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设有省级层面的领导小组,组长是浙江省省长,副组长是分管省长和杭州市市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商务厅,办公室具体工作由省商务厅跨境电商处承担。专门成立了杭州市跨境电商综试办,抽调15名编制人员,主任由市委常委担任,下设综合保障部、宣传部、产业发展部、业务部。建议安徽省政府参照浙江省相关做法,成立中国(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省级层面的领导小组。
考虑到国内已有杭州等发展较好的跨境电子商务的综合试验区,合肥与这些区域相比,经济发展状况、交通状况、产业重点、城市规划各不相同,因此在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方面要有所侧重,突出地区和行业特色,扬长避短。首先,要加大招商力度,引入阿里巴巴、网易考拉、云猴网等国内外知名或者新兴的跨境电商平台。其次,可通过政府示范引导和政策扶持,鼓励安徽省的传统行业和传统企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B2B和B2C业务,将目标瞄准国外消费者,拓展国外市场,特别是俄罗斯、巴西等对中国制造需求较大的国家。同时依托跨境产业园区,积极鼓励企业将跨境电商业务集聚发展,形成规模效应,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最后,努力培植和建设安徽省特别是合肥的本土电商平台,比如依托于绿色农业和生鲜行业,形成数个具有行业特色和一定影响力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3.2 拓展跨境物流通道,建立完善的跨境物流体系
现有的跨境电子商务物流方式主要有5种:邮政小包、国际快递、专线物流、海外仓、国内快递的跨国业务[3]。跨境电商出口业务70%的包裹都通过邮政系统投递,其中中国邮政占据50%左右的份额,香港邮政、新加坡邮政等也是中国跨境电商卖家常用的物流方式[4]。每种物流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可鼓励企业和电商卖家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选择,并予以一定的政策扶持。目前试验区内选择第三方进行规模运输模式是比较普遍的方式,应积极解决其中的问题,在运输过程中,做好与第三方运输和客户的信息沟通工作,加强与客户的联系,及时反馈物流信息,一旦客户反馈不佳,要立即跟进处理,确保不会因第三方的服务质量问题影响到商家本身的信誉。同时要与第三方签订合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确保良好的关系。对跨境物流公司而言,加强监管,促使其不断提高物流运输的水平,积极改进物流模式,规范物流人员的业务操作流程,建立起统一的行业标准。
3.3 加快引进和培养跨境电子商务所需的综合性人才
首先,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应加快出台相关优惠政策,特别是住房等方面的优惠,提升薪资水平,引进国内外一流的团队和人才,推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快速发展。其次,应充分利用合肥本地的高校资源,加强校企合作。一方面可以由政府出面,组织对中小跨境电商平台的员工进行系统化培训,帮助企业解决电子商务人才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在试验区建立跨境电子商务培训中心,根据企业的需求对高校的毕业生进行订单式培养,为企业输送跨境电商的综合性人才。同时根据企业的需求和高校的毕业季,定期组织跨境电商专场招聘会,组团联合招聘电商人才,解决高校就业难的问题,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快速发展。最后,可以针对大学生建立起一站式服务的跨境电子商务创业和孵化中心,努力培植和发展本地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参考文献
[1]张越.中国外贸的“活力”和“后劲”[J].中国信息化,2015(8):30-34.
[2]吴兰.合肥全力打造“国字号”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EB/OL].(2016-01-20)[2016-10-22].http://www.chinanews.com/df/2016/01-20/7725223.shtml.
[3]刘莹.中小企业跨境电商物流渠道竞争力的对比与选择[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4(4):25-28.
综合试验区 第10篇
一、广开思路,不拘一格凝聚人才
1.转变观念,树立新型人才观。
传统的人才观认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是人才。新型的人才观认为,不能单凭学历来认定人才,只要学有专长,视野广,眼界宽,能从新的视角解决矛盾的是人才;能带动和参与乡镇企业发展的是人才;能招商引资,推动项目建设的是人才;能抓好经济建设的是人才……可见,各级各部门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只有进一步拓宽视野,转变观念,树立新型的人才观,慧眼识才、真情揽才、大胆用才,才能适应和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发展发现和集聚更多的人才。
2.加强引导,激发农民的创业意识。
农民是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主力军。在商城县,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有一技之长,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自主创业意识不足,普遍存在“对政府投入期望值过高”“对自身作用发挥意识淡”等认识,“等”“靠”“要”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以,通过引导,宣传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美好前景,宣传党和政府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方针政策,宣传在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中建设美好家园的先进典型和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让农民学有榜样,建有目标,干有信心。鼓励农村现有人才自主创业,让农民自觉参与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带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3.强化宣传,营造良好的人才创业环境。
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是一项全新的课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目的、意义、措施等家喻户晓,在相关政策的指引下,努力形成人人都想创业、人人都来创业、人人都能创业的良好氛围。积极营造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的人才环境。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及时研究解决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中人才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形成强大合力,为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提供宽松的创业环境。
二、多种形式,不遗余力培养人才
商城县共有19个乡镇,总人口75.2万人,农村常年剩余劳动力20万人左右,全县农村类人才总量12613人,人口数量多但人才比例小,要就地取“才”,多个角度发现人才,多种方法选拔人才,争取做到不埋没人才,变人口压力为人才优势。针对当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及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要加大对农村人才的培养力度,多形式、多渠道地培养高素质的农村人才,培养大批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建立一支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为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提供人才保证。
整合全县人事、劳动、农业、农开办、茶办等部门资源,把乡土人才选拔培养纳入人才整体规划,开展技术培训,加大扶持力度,鼓励乡土人才在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中建功立业。将培训作为加强乡土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实行引导自学和组织培训相结合、技术人员讲解与乡土专家现身说教相结合、技术咨询与上门服务相结合的方法,围绕主导产业建设,大规模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拓宽乡土人才成长渠道。加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使更多农民成为具有一技多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健全公共服务,强化政府对人才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化、开放式人才市场信息和公共政策信息共享机制,积极健全以政府人才培训单位为主体、行业培训基地为依托、社会培训机构为补充、面向全社会的人才培训培养教育平台。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加大对商城县职业高中的扶持力度,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实用人才。拓宽培训范围,丰富培训内容,加大培训力度。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分期分批组织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示范村支部书记考察学习现代农业和新村运动。加强农村技术人才和实用人才培训。重点培训“种养”能手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农民经纪人及农村致富带头人。
在加大对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人才培养的同时,积极宣传有关创业的政策,引导人才选定适合自己的创业方向,同时为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人才创业提供项目、资金、技术培训、工商注册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积极鼓励“大学生村官”创业,用他们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改变农村面貌,为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带来新的气象。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制定相关政策,为其提供宽松的工作生活环境。努力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懂科技、善经营”的技术型和管理型“乡土大学生”,使之成为农民致富带头人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领头雁。
三、多措并举,不落窠臼管理人才
1.健全完善人才制度。
着眼于增强人才工作合力,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才工作各项制度,制定相关政策,不断推进党管人才工作机制的建立。加大组织人事部门在人才工作中牵头抓总的力度,提高相关部门对人才工作的配合、支持力度,形成人才工作的强大合力。创新工作机制,推动人才工作跨越发展。要探索建立人才培育目标同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相统一、工作措施同人才需求相一致、人才知识结构优化同产业结构调整相协调的针对性人才培养机制;探索建立以业绩为重点,由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四要素构成的人才素质模型和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确保人才工作目标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和落实到位。
2.加快人才市场建设。
充分利用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资源,完善人才中介组织建设,搭建人才需求信息平台。建立人才信息库,建立适应商城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人才队伍和后备人才队伍。探索建立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农村专业技术人才的柔性流动机制。鼓励企业建立以资本、技术、专利等入股,技术创新人员持股等为主的多元化分配体制。继续开展“三支一扶”,大中专毕业生进村、进社区、进企业服务活动,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充实基层人才。拓宽服务领域,定期举办人才交流活动,搞好人事代理,开展人才测评、人才派遣、人才选聘等服务。充分利用人才市场这一平台,进一步强化“用人找市场,就业上市场”的现代人才市场观念,打破人才流动的所有制、资历、身份等限制,实现用人单位与人才之间的“双向选择”,形成面向市场、开放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通过市场调节,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和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打破人才市场的地区、行业和部门的限制,完善人才市场服务,加强行业自律,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才市场体系。
3.加大投入力度,创新工作形式。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研究文献综述 第11篇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统筹城乡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6—0019—05
改革试点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举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进行了两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试验),对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十六大前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同民生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成为改革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开始了第三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即2005年以来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置与试验。
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2005年6月和2006年6月分别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6月设立了重庆市、成都市两个“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12月又设立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个“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圳市较早提出了设置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申请,未获得专文批准,但深圳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在当前的综合配套改革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中央和各界的充分肯定。自2005年6月21日上海浦东新区获批首个试验区到2007年年底,全国共有18个省区市提出申报21个试验区。2005年申报4个,2006年申报6个,2007年申报11个。此外,全国各省市也在各自范围内设立了省级、地级、县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与长株潭两个试验区设立后,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表示,近期将不再新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表明中国改革试点布局已基本完成。
一、研究概况
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展开的理论研究始于2005年,但直到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获批之后才有大量研究论文出现。随着武汉与长株潭两个试验区的设立,全国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布局基本完成,2008年研究论文数量明显下降。通过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2005—2008年论文公开发表数量见图1。2008年7月17日通过CNKI全文检索,在篇名中检索“综合配套改革”,并从检索结果中剔除探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问题的论文后,2005年至2008年的论文为214篇,其中核心期刊发表38篇,无论全部期刊还是核心期刊,2007年都是最高的,所占比例分别达到58%和74%。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中,有15篇发表在深圳《开放导报》杂志上,占总篇数的39%,有13篇为天津研究人员发表,占34%。
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实践活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相关文献大量以新闻报道与评论、政府政策发布、领导讲话、地方经验总结与交流等形式出现。国家发改委体改司网站设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专题,对中央及各地综合配套改革相关政策、报道、总结进行集中发布。中国发展门户网(http://cn.chinagate.com.cn)对综合配套改革有系统、跟踪的文献收集与发布,2008年6月站内搜索“综合配套改革”可检索到相关文献262篇。各试验区除了政府网站发布相关信息之外,也有地方性刊物发表相关政策、观点、评论和经验总结,如上海的《浦东开发》、四川的《四川改革》、重庆的《新重庆》与《决策导刊》、天津的《港口经济》等。本文主要是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理论性研究文献的综述。
二、基于津沪深三地的研究
在成渝两地设立试验区之前,基于津沪深三地的理论研究已经较为深入,相关的主要理论问题都已涉及。
其一,试验的背景。李罗力和陈文玲强调此次试验的背景是中国改革模式面临重大转型,如改革从以经济体制为核心向经济与社会全面深入变革转变,从普惠向存在利益调整的多数人受惠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等。郝寿义和高进田认为开展此项试验是日益开放竞争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从浅层向“深水区”推进两方面的要求。
其二,试验的意义。李罗力认为开展此项试验对于改革顺利转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新阶段,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新的改革动力和改革思路具有重要意义。汪玉凯则认为浦东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意义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中央设立深圳特区对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
其三,试验区的内涵与特征。郝寿义与高进田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本内涵归纳为三个层面:国家层面的带动与示范作用、综合配套改革层面的系统性和试验区层面的先试先行。他们认为试验区的特征主要有三:其一,改革的广度不同。从以往的经济体制变革主导扩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二,改革开放的深度不同。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试验将触及到一些体制内核问题;其三,改革开放的路径不同。以往主要是“政策优惠牵引、开放搞活拉动”,是一种“外来型”的发展模式,此次试验则强调“内源式”的现代化模式,不依赖于特殊的优惠政策,而是侧重于自主创新的历程。袁易明认为此项改革试验具有更加注重社会发展(改革从效率导向转向公平导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更加注重协调性三个主要特征。
其四,试验的理论依据与空间扩散模型。王家庭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看作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认为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区域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极理论、空间结构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进一步基于空间扩散理论建立了改革试验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模型;郝寿义和张换兆也将制度创新及制度扩散作为改革试验的中心任务,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建立了以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制度供给及制度空间扩散模型。
其五,试验区的设置要求。杨建文与胡晓鹏探讨了试验区的设置要求,认为从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经济基础和制度创新条件,应当在这些地区设置试验区。王家庭认为试验区的设置需要具备区位、资源禀赋、科技创新能力、投资环境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优势,并重点论证了天津滨海新区设置试验区的条件已经成熟。
其六,试验重点展开的领域。李罗力和袁易明探讨了改革试验的主要领域,主要包括政府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创新型社会的体制和机制、建立法制社会、建立循环经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金融体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八个方面。其中,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置于首要位置。
王淑莉、王振波与王丽艳对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作了专门研究;陈文玲讨论了津沪深三地的自由港建设问题;李竹兰与郝寿义探讨了改革试验的立法保障问题。
其七,对试验的建议。魏后凯、李罗力、王家庭、杨建文与胡晓鹏、袁易明等人对开展试验需重点关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主要包括落实先试先行权、加强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加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激励、加强立法保障明确试验区的法律地位、加强前期研究和后期总结、加强上下互动与区域联动等等。
其八,津沪深三地试验状况。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对津沪深三城论坛的综述总结了三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进展情况。杨建文与胡晓鹏也对三地试验情况与近期规划作了比较研究。左江平主要比较了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的试验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体管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追踪》课题组对天津滨海新区改革试验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三、成渝试验区设立之后的研究
2007年6月重庆市与成都市获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针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文献迅速涌现,取得的主要进展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背景和意义形成共识。一般认为中国当前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要求设立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探索破题之路,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探索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的需要。
第二,明确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置在重庆市和成都市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两地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具有典型性;二是有助于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形成带动长江上游地区,乃至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三是两市具有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经验,成都市2003年启动的统筹城乡发展相关措施已初见成效,重庆则在三峡移民及安置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三,初步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目标与任务。杨伟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最高原则是以人为本,统筹城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同步过上全面小康的幸福生活。林凌强调应当把发展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第一要务,必须以统筹城乡改革为动力,大大提高整个试验区的经济实力。实行加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和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张克俊与何飞认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背景、目标、实施重点、发展模式、评价标准和中央政策等方面,同改革初期的深圳特区,以及新在浦东和滨海新区设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很大不同。欧阳君山强调了成渝试验区重在社会问题的特征,将其称为“社会特区”。
第四,初步明确了改革的主要领域和难点问题。杨伟民与林凌分别讨论了改革的主要领域,综合起来包括9个方面:(1)建立城乡统筹的行政管理体制;(2)规划体制;(3)基础设施投入与管理体制;(4)公共财政体制;(5)社会公共服务体系;(6)户籍制度;(7)社会保障体系;(8)产业发展机制;(9)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林凌认为当前亟待突破的两个领域是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四川省公安厅课题组重点考察了现有户籍制度的现状与弊端,提出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
第五,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了探索。四川省经济信息中心课题组从经济、社会、生态三大领域着手,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规模经营、城市发展、社会和谐等六个方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形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据以评价改革试验的成效。
第六,对统筹城乡改革试验进展的总结。李倩与谢必如、阎星与高洁分别对重庆市和成都市开展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情况做了初步总结。
四、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后的研究
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设立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前,有少量研究针对中部地区,主要是武汉城市圈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杨云彦认为中部崛起对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应当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且论证了武汉城市圈在中部地区的中心地位。余英杰也认为在武汉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于实现中国东中西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探讨了武汉设置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功能定位、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建立试验区后,两地关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主题集中于“城市圈”、“城市群”和“两型社会”。截止2008年7月17日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上篇名包含“两型社会”、“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相关研究论文分别为73篇、50篇和66篇,篇名包含“综合配套改革”的研究论文为49篇,但主要是对地方改革或某些特殊领域改革实践的思考或评论,两地的学者较少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一般性问题做专门研究。
近期少量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较深入的理论研究主要来自天津、广东、海南的一些学者。迟福林和方栓喜对四批改革试验区进行了综合比较,进一步分析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背景、意义、内涵、重点和关键;高进田进一步认为基于制度创新的增长极理论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基础;王家庭和季凯文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评价指标和选择候选城市的标准作了专门研究。王家庭与张换兆在郝寿义与高进田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内涵,并重点分析了其与以往改革模式的不同之处。赵景来对学界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内涵与特征、主要任务与目标设定、对策等研究的观点作了概述和比较。鲁国强借鉴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基本思想分析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其实质是制度的变迁。刘力与林志玲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以往特区的差异、改革试验涉足“深水区”、综合配套改革的本质是解决科学发展问题和试点需要体现区域协调思想四个方面阐述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性质,并通过比较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和成都市的区域经济特征总结了改革试验区布局的条件与要求,据此提出试点区域的空间推进的三种不同模式。
五、近期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中国近期改革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2005年以来,相关研究的开展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导向和宣传作用。但是,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状况仍然相当薄弱,存在一些重要不足。
第一,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基本内涵的认识还不明确。从2005年6月到2007年12月,先后四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准设立,理论界对改革试验区内涵的理解随着新试验区的设立而发展,尚未形成统一明确认识。上海浦东新区获批之
时,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涵的理解侧重于强调改革模式的重大转型,强调从依靠优惠政策转而依靠制度创新;天津滨海新区获批之后,研究文献对试验区的理解更强调其经济增长极和对外开放的作用;重庆市和成都市获批之后的研究着重强调统筹城乡发展这一主要任务;武汉和长株潭获批两型社会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城市圈”、“城市群”建设和“两型社会”成为新的关注中心。至此,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涵盖了改革转型、增长极、对外开放、统筹城乡、城市圈(群)、两型社会等多重内涵,它们之间是何种联系,核心是什么亟待深入研究讨论。
第二,研究文献呈明显的地方性分布,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全局意义不相适应。现有文献作者和发表刊物主要分布于天津、深圳、上海、重庆、成都、武汉等获批设立试验区的省市,其中较多研究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解释带有明显的地方倾向,其他省市除少数论证本地区有必要设置试验区之外,对这一关系改革大局的论题缺乏广泛深入的关注。
第三,缺乏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风险与阻力的研究。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模式亟待实现重大突破的背景下推出的,与之前市场化导向的普惠型改革相比,改革的复杂程度更高,阻力和风险更大。现有文献缺乏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风险与阻力还缺乏足够的重视,缺乏专门的研究,更多地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作为本区域经济社会实现率先发展的重大机遇。
第五,缺乏运用现代前沿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实证分析。除少数研究之外,现有研究多是对改革试验的理解、描述、设想和经验总结,缺乏运用前沿理论与方法的深入分析,也缺少基于大量事实与数据较为严格的实证分析,这不利于按照科学发展的原则开展改革试验。
第六,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诸多理论问题亟待深入研究的情况下,研究热情正在迅速下降,成果剧减。如上所述,目前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背景、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期,更加深入的研究急需在改革试验迅速推进的同时展开。但随着改革试验区布局的基本确定,理论界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关注热情迅速降温,相关研究也越来越集中在统筹城乡、城市圈(群)建设、建设两型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对深层理论问题的关注迅速减少。2007年篇名含“综合配套改革”的研究论文135篇,其中核心期刊28篇。2008年上半年篇名含“综合配套改革”只有49篇,而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和“两型社会”为题的论文总数达189篇。并且,这2008年的这238篇论文中对一般性问题较深入的理论研究较少,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竟然为0。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关系全局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和调整。应当说,目前的理论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研究成果值得肯定,但研究中的不足更应当受到高度重视。理论研究是对实践较为系统深入的认识,所反映出的问题往往代表了实践中较为普遍的认识。充分认识当前理论研究的不足,有助于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起步阶段把握方向,加快进程,避免失误,这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相关理论研究面临的紧迫任务。
杨梅果蝇综合防治试验 第12篇
果蝇是水果和蔬菜的重要害虫, 成虫吸取果实汁液, 雌蝇产卵于果皮下, 在果实表面留下产卵痕, 使果实失去商品价值, 幼虫群集于果实内, 钻蛀取食, 造成烂果, 致使果实无法食用, 由于其危害程度高, 不少种类被列为重要检疫性害虫。果蝇分红眼和白眼2 种类型, 田间为害杨梅的果蝇属红眼果实蝇 (又称黑腹果蝇) 一类。杨梅果实成熟期, 肉柱间有许多果蝇食害杨梅, 影响果实品质。当果实由青转黄, 果质变软后, 雌成虫产卵于果实表面, 孵化成幼虫蛀食为害。虫害果无显著特征, 仅在被幼虫蛀害处果面稍呈湿腐状凹陷, 较正常成熟果颜色略深, 且暗淡无光泽。受害果果汁外溢和落果, 产量下降, 品质变劣, 成熟鲜果在清水中泡洗时, 大量幼虫从果实中游离出来, 漂浮于水中;或将鲜果用于制罐头和泡酒, 亦有大量幼虫漂浮在浸渍液和酒中。虽然对人体无害, 但给消费者造成心理阴影, 是市场销售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因此严重影响鲜销、贮藏、加工及商品价格。有些杨梅产区的被害果率竟高达60%以上, 特别是有多品种或早中晚品种种植的杨梅园, 灾情就会特别严重。近年来, 杨梅果蝇危害越来越严重, 已是杨梅果实的主要害虫之一, 严重影响杨梅做强做大。为此, 我们于2012 年在洪源果业有限公司杨梅园进行了杨梅果蝇综合防治的试验, 试验结果如下:
1材料和方法
本试验设在始兴县洪源果业有限公司杨梅园内进行, 该杨梅园坡向方位东南, 土壤为疏松肥沃且深厚的黄壤土, 排灌方便, 前作为杉树经济林。现作主要为东魁杨梅, 部分黑炭梅等, 其株行距是5m×5m, 供试杨梅为2004 年种植的东魁杨梅, 树龄8 年。
1.1 试验材料
红糖、香蕉、酒糟、糯米醋、家酒 (白酒) 、晶体敌百虫、辛硫磷、可乐瓶、薄膜等。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计2 个大处理, 处理A:收获前7 天 (果实转色期) 在试验的杨梅树周围清除腐烂果实、杂草等一切杂物, 同时用20%辛硫磷乳油1000 倍液对地面喷雾处理;处理B:对腐烂果实、杂草等不处理。
每个大处理设5 个小处理, 以处理B5 为对照。试验前提基础相同, 每个小处理选5 株杨梅, 每株杨梅挂1 只瓶诱杀剂, 处理间相距200m。
处理1:敌百虫︰香蕉︰红糖︰酒糟=1︰10︰3︰6;处理2:敌百虫︰香蕉︰红糖︰酒糟=1︰10︰3︰10;处理3:敌百虫︰香蕉︰红糖︰糯米醋︰家酒=1︰10︰3︰5︰5;处理4:敌百虫︰香蕉︰红糖︰糯米醋︰家酒=1︰10︰3︰10︰10;处理5 (CK) :清水。
收获前7 天将配好的诱杀剂盛于空可乐瓶中, 挂在背风的树枝上, 或将配好的诱饵平堆在尼龙薄膜上并置于处理树之间。每天上午10 时清点诱杀剂上面的果蝇成虫数, 并将所有虫清除。3 天添加1 次诱杀剂。
在采收盛期每个小处理随机采摘100 只 (每株20只) 成熟果, 分别放于未打眼的蔬菜育苗盘中, 加入饱和盐水浸泡, 15 分钟后清点盐水中果蝇幼虫及蛹。
2试验结果
从表1 中可看出: (1) 处理A比处理B所诱杀的成虫明显减少, 说明收获前7 天清除杨梅树周围腐烂果实、杂草等一切杂物, 同时用20%辛硫磷乳油1000倍液对地面喷雾处理, 能明显抑制果蝇成虫的发生为害。 (2) 同一大处理下, 诱杀效果为:处理4>处理3>处理2>处理1>处理5。 (3) 通过方差分析得出, 处理间效果差异性不显著, 但处理4 与处理5 (对照CK) 处理效果差异性显著。
3小结
采用诱杀剂诱杀杨梅果蝇成虫时, 最好于果实转色期前7天进行清园, 将杨梅园中的腐烂果实及杂草等杂物全部清除出园, 同时用20%辛硫磷乳油1000倍液对地面喷雾处理。诱杀剂可采用处理4的配比进行配制。
摘要:果蝇是杨梅的主要害虫, 幼虫在杨梅果内钻蛀取食, 造成烂果, 雌成虫产卵影响果质。可用红糖、香蕉、酒糟等诱杀杨梅果蝇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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