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治理范文（精选5篇）
双重治理 第1篇
民营企业集团治理着重解决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委托—代理问题, 资本结构引起集团各层次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经理层、债权人与经理层之间等代理问题。代理成本是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研究中的共同问题, 因此减少代理成本、缩小信息的不对称、加强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监督、降低投资经营决策风险、规范集团行为, 最终实现企业集团价值的最大化, 是优化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共同目标。企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 必须强调集团结构的动态性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 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是互动的关系, 它们的优化都是在博弈均衡的条件下实现的, 两者之间存在紧密地内在联系, 是市场和其内在联系性使产权分配、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形成有机地联合在一起。研究企业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 提出双重优化目标, 是集团不断自我调适的过程, 也是实现集团价值最大化目标的途径和方式, 如图1所示。
二、民营企业集团双重优化实现途径
(一) 发挥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作用
民营企业集团由于融资渠道的限制, 缺少国家财政的支持, 故其内部融资对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此, 我们应合理利用内部融资, 实现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双重优化。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上除折旧和留存收益外, 还包括集团资金的纵向融通, 即利用集团对外和对内筹集的发展资金, 在集团内统一规划;成员企业横向融资, 即将各成员企业暂时闲置资金, 在集团内各成员企业间相互借贷融通或投资入股融通, 这些主要靠企业集团内设立的集团银行或财务公司作为中介, 开展资金业务, 实现资金在集团内部的有偿使用。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是企业集团特有的财务组织形式, 专门从事企业集团内部的存贷款、往来结算以及相互资金调剂、融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其实质是企业集团内部的金融公司。组建民营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必要性方面来看, 财务公司的出现预示着企业集团一种新型的内部融资方式的产生, 有利于聚合起各成员企业分散、闲置的以及重复占用的资金, 以最大限度地实现集团内资金的融通, 因此,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作用的发挥, 一方面可以加强企业集团整体融资能力, 起到优化资本结构的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企业集团中间治理结构的完善也有一定的作用。从可行性方面来看, 一方面, 新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出台后, 设立财务公司门槛降低。由于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对设立财务公司的资产额由80亿下调到50亿, 将营业收入由60亿人民币下调到40亿人民币, 这将为许多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打开大门;另一方面, 民营企业集团的不断规范为财务公司的建立提供了条件。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进行 (董素英, 2006) , 我国民营企业集团无论从产权还是组织结构方面以及对成员单位的控制上都不断完善, 这些都为我国民营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条件。目前我国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主要有以下特点: (1) 企业附属型, 目前我国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都是隶属于大型企业集团的; (2) 受到中央银行统一金融监管和所在企业集团各自的行政管理; (3) 资金来自于股本、集团成员单位存款和外部金融机构拆借等; (4) 金融服务的着眼点为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与生产服务; (5) 依据国情, 在集团内部融资过程中, 要切断不公平的集团交易。子公司之间不公平的集团内部交易是多元化民营企业集团进行无节制扩) 法律给予的业务范围较宽, 是集团内的混业经营。要大力发展集团财务公司就要借鉴发达国家财务公司的做法, 同时考虑中国的具张所经常采用的一种工具, 这种行为通常会分散一个大公司的核心能力, 有时甚至导致整个集团丧失偿债能力。因此我们在充分发展和利用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进行融资时还要及时关注和采取措施切断不公平的集团交易, 以实现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双重优化。
(二) 重新设计经营者的激励政策
企业集团的经营者作为集团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于集团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民营企业集团经营者的选聘机制是以家族任命等机制代替了市场竞争选聘机制, 因此, 目前的激励机制表现为: (1) 家族血缘等关系的强激励和企业层次的弱激励; (2) 集团组织设计的激励规则要服从集团发起人或者家族领导人的组织安排。在这种情况下, 经理有两种表现:一种为努力工作, 提高集团业绩, 以获得地位的晋升;另一种, 集团业绩难以提高时, 经理充分享受在职消费等, 而只保持集团稳定即可。因此, 要实现民营企业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双重优化, 就需要重新设计强有力的激励规则, 不能简单的实行股权等长期激励计划, 应该综合考虑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相结合的方式。要把经理选择权交予集团, 完善经理市场, 利用市场竞争选聘机制代替家族任命等任命机制, 改变目前家族等的强激励和企业上的弱激励的现象, 同时集团公司要对成员企业的经营者设计一套控制、协调、激励和约束机制, 处理好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 从根本上实现对集团和成员企业经理人的激励, 使其真正为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双重优化而努力。在设计经营者的激励政策时要保持经理阶层的独立, 即聘用的独立和利益的独立。一方面, 聘用的独立性主要通过聘用机制的市场化实现, 避免任人唯亲的现象;另一方面, 经理层利益的独立, 需要通过报酬结构的合理配置充分调动经理层的积极性来实现。在企业分配制度上, 要保证经营者的收益分配, 将其收入与资产经营增值挂钩, 确立合理的薪酬结构, 充分调动经理层的积极性。经理的报酬结构应该由多种分配手段形成, 一般分为基本薪酬和风险收入两类, 基本新酬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 而风险收入则是根据集团经营状况而定的, 与经理的工作业绩挂钩的, 主要包括奖金、股票赠与、股票期权, “绩效挂帐式期权”等形式。对于企业集团还需要对其控股公司、参股公司等子公司、孙公司集团成员企业的经营层的激励政策根据其股份比例等制定相对“权变”的报酬机制。
(三) 完善市场体系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完善市场体系:
第一, 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具有投资功能、融资功能等, 以及通过市场的流动来达到资源配置功能和监管功能, 现代资本市场是市场体系中配置效率最强、作用机制最综合的部分, 因此要实现民营企业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双重优化就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完善其市场监管机制。我国资本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里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形式均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显现出证券市场产品结构单一, 债券市场发展缓慢的问题, 因此, 要丰富证券市场产品结构,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增加企业集团融资渠道。债券市场的充分发展, 也会对集团价值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目前,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 采取发行股票融资方式的民营企业集团的数量远远少于国有企业集团, 这种现状的原因是由于民营企业集团缺少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 发展缓慢;且民营企业集团自身存在家族领导等体制, 存在固步自封的现象, 担心一旦上市会造成股权分散, 从而丧失对该集团的领导权力, 因此针对此现象国家应大力发展股票市场, 在政策上给予民营企业集团一定的扶持, 同时企业集团自身要转变经营观念, 积极发展采用股权融资的途径, 提高资本市场股权流动性, 促进外部治理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优化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
第二, 建立经理人市场, 完善产品市场。目前, 职业经理人在我国还是一个较新的事物, 中国还没有完全形成经理人市场, 经理人市场评价与培训系统还在探索和逐步推出, 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集团其经理市场保守来说还未形成。在有效的经理人市场上, 不负责的或者能力较低的管理者得到的是低报酬和低的职位, 而勤奋的和有能力的管理者就会得到较快的提升和较优的报酬, 从而为集团选择出有能力的经营者。因此, 经理人市场的培育与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是民营企业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得以优化的重要环节, 我们应大力发展经理人市场。完善的经理市场应该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是可以降低集团搜寻有关经理信息的交易费用, 其二是可以使集团有可能遴选出合适的经理。一个市场化运作的经理市场是科学的选聘机制建立并发挥作用的前提, 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积极措施, 促进经理市场的发展, 实现集团CEO凭能力上岗竞争激励机制。产品市场作为民营企业集团的外部治理机制, 其与资本结构也是互动关系。企业集团的资本结构对集团在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投资能力、产品定价行为和业绩会发生影响, 并且产品特性和产品市场的发展程度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集团的资本结构, 故企业集团产品市场的发展有利于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双重优化目标的实现。
(四) 重视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民营企业集团价值得以提高的软件条件, 企业集团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相对稳定、具有多学科知识、多方面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技术与管理有机融合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队伍, 是集团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目前我国企业对人才资源重视的现状来看, 普遍存在对人力资源不够重视的现象, 因此, 集团要不断地开展组织学习, 加强人力资源创新能力的开发培养, 实行以人的知识、智力、技能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内容的“能本管理” (姚树荣, 2001) 。人力资本应引起高度重视, 合理配置人力资本, 采取有效措施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
第一, 员工激励机制。我国民营企业集团要改变目前激励不足的状况, 就应当建立一个多维的、动态的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激励中应当体现出差异性、多样化和动态化的原则。所谓差异化就是针对企业集团中不同类型的公司, 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激励方式不同;多样化是指激励的方式不应当拘于一种, 而应当灵活多样, 包括荣誉奖励、物质奖励、竞争激励、培训和发展机会激励等多方位的激励机制;动态激励即对各种激励方式采取动态的管理, 对于不同员工所处不同时期给与不同的激励政策。
第二, 员工培训计划。民营企业集团员工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知识要不断更新, 能力不断加强;而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员工培训计划, 员工从入职培训到期后的发展培训一方面靠员工自身的学习;另一方面需要企业集团提供一种培训机制, 这种机制也应体现为多样性、动态性和差异化的特点。多样性是指民营企业集团培训不仅涉及书本内容的学习, 而且包括实践操作的培训;差异化指集团应根据每个员工不同工作状况实行不同的培训计划;动态性则要求培训不是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而应根据员工能力的提高, 培训内容应更加深化;同时在集团下属的各项业务中进行培训、轮岗, 业务内部的交叉培训, 保证合理的评估、提拔奖励及留职, 发挥企业集团人力资本的优势, 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 为实现集团目标而努力工作。
三、结论
资本结构和治理的优化对于民营企业集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公司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优化的单独分析, 缺少对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双重优化措施的分析, 同时在分析的过程中缺少人力资本对实现二者优化作用的探讨, 特别是对民营企业集团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是甚少。因此, 本文通过融合人力资本因素, 从财务公司、激励政策, 市场体系等方面入手探讨实现民营企业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双重优化措施, 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集团中, 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是关注的两个焦点, 实现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双重优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民营企业集团要从发挥财务公司、完善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和人力资本等方面不断完善, 从而有助于民营企业集团不断发展, 实现集团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双重治理 第2篇
□ 崔宝玉 谢 煜
内容提要: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中，大农对合作社的主导与控制是通过股权和社会资本的 “同时动用、相互配合” 来实现的，股权控制是基础，社会资本控制具体的实现形式是社会连带，当内部和外部的连带由弱变强时，合作社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更容易实现。横向科层型合作社是最理想的治理形态，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不必然完全排斥合作社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合作社功能，这要求大农在追求效率机制的同时寻求合作社的合法性机制。关键词:合作社;股权控制;社会资本;机制;治理效应
一、前言
在家庭承包经营的背景下，我国政学两界均对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寄予厚望。近年来，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激增、单体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截止 2013 年 12 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农民合作社已达到了98.24 万家，实际入社农户 7412 万户，约占农户总
数的 28.5%。与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相契合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与治理模式也呈现出快速分化态势，尤其是以龙头企业、各类大户和农技部门等大农领办型合作社已经替代了传统均衡型合作社，正演化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合作事业的主导力量。张晓山(2009)、崔宝玉(2008)等的大规模调查都验证了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大农领办合作社，既体现出大农内在资本扩张和利润要求的现实冲动，又凸显了市场的迫切需求，还助力于政府的“长期坚持” 与“特殊关爱”。由大农领办合作社，既是适应大农内在需求和个体特征的应然，也是实践中政府和市场选择的必然。然而，这些大农领办型合作社能否真正履行起凝聚小农、促民致富、民主治理的合作社天然使命? 也有不少质疑与异议。黄祖辉等
(2010)认为大农领办合作社会致使合作社质的规定性发生漂移，导致自我服务和民主控制徒具形式，合作社演变为盈利性企业。熊万胜(2009)认为大农领办合作社容易造成合作社名实分离、泛化与异化。那么，响应市场呼唤的大农领办型合作社，是应该更加服从和服务于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应然价值追求，还是充分考虑各种前提条件的现实选择? 大农领办合作社是否会必然背离政府推动农村 “合作” 事业发展的原有初衷? 与黄祖辉、熊万 胜等人的观点有所差异，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张晓山(2012)、仝志辉等(2012)认为，大农作为合作社组建的逻辑起点，没有大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社企业家，也不会有成功的合作社。崔宝玉等(2013)认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是合作社组建与发展的关键所在，不能因为合作社在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而否定大农在推动农户合作、带动农户增收方面的作用。合作社存在的诸如大农资本控制、名实分离、泛化与异化等问题需要通过合作社逐步发展 与规范来解决(张晓山，2013)。
抛却上述有关大农角色定位与功能体现的争论，进而，我们要去探究、追溯并深入理解大农组建、主导和控制合作社的内在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理效应。只有如此，才能深入认识到大农领办型合作社价值逻辑的存在基础，并对上述争论有更深刻的根源性认识进而做出符合价值标准和契合实践的判断。然而，目前并没有文献对上述问题做出
过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与回答。当然，相关学者从诸如企业家才能(廖祖君，2010)、资本控制影响效应(崔宝玉等，2011)等视角做了尝试性解释，但这些研究还显片面和零散。本文拟对既有研究进行改善与修正，基于合作社治理“双重控制” 视角出发，将社会资本、股权控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来解读大农主导与控制合作社的内在机理以及治理 效应，以期为深入理解目前广泛存在的大农领办型合作社所存在的重大问题提供相对系统、具体和不同视角的思考。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控制机制的讨论与借鉴
宫哲元(2008)认为小农户合作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是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合作社核心原则的变化源自为促进合作行为的实现而产生的激励性需求，于是大农领办、大农驱动应运而生。林坚等(2007)从成员异质性视角出发讨论了合作社所有权安排，认为大农事实上充当了合作社资本家和企业家双重角色，他们通过把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使得风险承担者和风险制造者相统一。黄祖辉等(2006)提出了基于能力与关系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认为人力资本和亲缘关系、社会关系是剩余所有权配置的重要依据。这说明相关学者早已注意到探求合作社大农控制的动因，而且，在讨论合作社控制问题时社会资本、企业家才能等概念与理论得到了重视。然而，在解释大农控制问题上，上述学者更多侧重于寻求大农控制的动因，并没有细致描述大农控制的内在机制、方式及其治理效应，对大农控制机制与治理效应的分析与梳理既能使我们更深刻理解大农领办合作社的存在逻辑基础，还能够为上文言及的合作社中大农角色定位与功能实现的有关争论提供佐证。目前，既有文献在探析合作社中大农控制的机制与方式时大都侧重于股权控制，最有代表 性的是崔宝玉(2008)等的研究，他们强调了大农资本控制与合作社功能实现之间的关系，大农是通过对合作社投入优势资本从而实现对合作社的治理控制的，过度资本控制会严重弱化合作社的功能实现。然而，单纯强调“股权控制” 的分析范式是难以深入解释和回答具有东方文化背景和丰富社会资本的合作社的组织控制问题的，也是难以充分挖掘合作社中的控制机制和真正认识到合作社的控制程度问题的。否则，这难以解释为什么具有同样股权控制程度的合作社在合作社凝聚力、民主治理程度、大农感召力等方面却有显著差异的现象。作为股权控制研究的补充，高闯等(2008)的研究提供了另外视角的借鉴。其通过对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的逻辑起点是大股东的社会网络连带，而且，他们把社会网络连带分为强连带和弱连带，进而提出了“社会资本控制链分析范式”，并对社会资本控制链的运作机理、基本类型和动态演进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赵晶等(2010)通过对上市公司草原兴发案例的分析，解释了社会资本控制链如何实现对股权控制链的替代最终实现控股股东对公司的终极控制，这完善了“社会资本控制链” 分析范式，使之更具有适用性。笔者认为，探讨合作社大农控制问题应该综合考虑股权和社会资本“双重” 控制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效应，在识别大农社会网络连带的基础上，探寻其通过股权和社会资本的“同时动用、相互配合”来解释大农对合作社的最终控制问题，探索在既定 的制定环境约束下，大农如何实现对合作社的主导与控制、如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摄取资源、如何赢得政府信任和社员支持等问题。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重控制” 机制
周雪光(2003)认为组织行为遵循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效率机制强调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合法性机制不否认效率机制的作用，但更为强调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和观点力量对组织结构和参与者行为的约束力。实然，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种特殊类型的组织其运行机制也不例外，只不过不同合作社强调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而已，并在
现实中体现出了不同的治理形态。虽然，具体目标以及实现方式可能有所差异，但归结起来，在大农领办型合作社中，大农的着眼点无非也是效率和合法性两个层面，没有效率，合作社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合作社难以持续发展;没有合法性，大农就很难被社员所认同，合作社难以产生内在凝聚力，就会产生 “皮包合作社”，合作社也难以持续。只不过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在不同的合作社中作用不同，合作社组织行为和组织结构也会表现不同。在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中，大农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取得效率与合法性的呢? 经过在浙江、安徽等地的实地调研，笔者发现股权控制和社会资本控制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股权控制和社会资本控制的相互匹配与同时动用才是大农得以控制合作社的关键所在。我们不是故意无视企业家才能在其中的作用，但企业家才能的具体实现必须依附于合作社的组建、运行与发展，在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中，合作社的组建与运营又是建立在大农主导和控制的 基础之上的，企业家才能还不足以成为大农主导与控制合作社的核心机制，但它会和股权资本和社会资本相互夹杂并对后两者产生影响。在股权控制和社会资本控制两种方式中，股权控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与发达国家成熟、规范的合作社融资制度不同的是，由于我国小农户投资能力较弱、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导致了合作社组建初期就出现了 “狼羊同穴” 现象— — —小农户依托龙头企业或种植、运销大户成立大农领办的“依托型” 合作社，与有限责任公司(LLC)不同的是，这些龙头企业或大户大多是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合作社的。这类合作社的资本主要由核心资本和外围资本两部分组成，形成了独特的“二元” 股权结构格局，核心资本的出资者主要是以龙头企业或大户为代表的大农，他们拥有着较高的出资额度和出资比例，构成了合作社的核心社员和“权力” 阶层，普通 社员只倾向提供“临界资本”，获得合作社社员资格身份，一般出资额度较低且比较平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核心资本和外围资本具有不同的性质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核心资本是合作社组建和运行发展的 “主体支撑资本”，一般不允许退出;外围资本是合作社的“边缘资本”，一般可自由退出。外围资本奉行的是资本报酬有限原则并主要体现 出惠顾者之间的劳动联合，核心资本则可能同时表现出资本和劳动的双重联合，甚至极端情况下可能仅体现出惠顾者的资本联合(崔宝玉等，2011)。大农拥有着合作社较大甚至是绝对的经营权、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分配权，这样，合作社实际上就演变为资本驱动的内生性股份制组织。对于小农户而言，由于资源匮乏，依托龙头企业或大户成立合作社也是一种现实选择，不管所依托的合作社资本集中和资本控制程度如何，农户最终希求的还是经济收益的帕累托改进，只有这个条件得到满足，农户才会真正具有加入合作社并参与合作的激励。这又会形成一种“倒逼” 机制，推动和驱使大农去侧重于合作社运行的效率机制以此来获得社员的支持，比如合作社对市场施加影响，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信息，提升市场谈判能力，加强对社员的培训，通过赢取政府的信任获得更多的有利于合作 社的发展资源等。除股权控制外，社会资本控制是大农得以控制合作社的另外一种方式。科尔曼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述为义务、期望、网络和有效惩罚等，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创建各种自治组织来形成，而社会网络的封闭性保证了相互信任、规范和权威的建立与维持，保证有效动员网络资源，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农民专业合作社既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又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封闭性表现在合作社的成员固定、规模固定，而且成员之间大多相互熟识;开放性表现在合作社必须与市场进行信息交换、产品交换，必须赢得政府的支持。封闭性、开放性间杂的组织必然蕴含大量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必然给社会资本的动用提供广阔的可供操作的空间。
合作社社会资本可以区分为个人社会资本和组织社会资本。Lin(2001)提出并强调，社会资本不平等对财富不平等施加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 — —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资本欠缺是指由于财富占有和投资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群体拥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社会资本，回报欠缺则指由于群体间动员策略、行动努力和制度性反映的不同而引起一定量社会资本对于不同个体产生不同的回报。在合作社中，就个人社会资本而言，社会资本
对于普通社员和大农来说显然是有显著差异的，普通社员无论是在社会资本的拥有量还是社会资本的回报率(质量)方面都会显著少于大农，虽然和大农相比，普通社员的时间机会成本更低，物质资本更少，更可能依赖于社会资本中的互惠与共享，但社会资本是需要投资的，由于社员缺乏相应的投资能力会限制社会资本的形成，而且，普通社员大
部分的社会资本是低层次、低回报率的，缺少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比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资本持有者和市场伙伴之间的合作等。并且，社会资本会通过重复交易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重复交易的一个作用就是排除新的进入者，这对普通社员也不利。就组织社会资本来说，由于大农在合作社组建和经营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大农就作为了合作社理所当然的代言人，参加政府组织的合作社相关会议，与政府官员进行接触，向政府提供有关策略建议，代表合作社去争取相关资源等，其可动用的组织社会 资本也是普通社员无法相比的。社会资本在不同合作社中存量不同，大农运用社会资本的能力、方式和手段也有区别，这从侧面说明为什么同样是资本高度集中的合作社其内部动员能力、外部争取资源能力、合作社凝聚力却有显著差异。而且，合作社中大农的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连带的方式构建的，连带可以分为强连带和弱连带，弱连带更多地充当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桥梁，仅仅从政府那里获取相关市场信息而难以争取到资金、政府为合作社提供培训服务较少、在交易网 络中与交易伙伴缺乏深度合作等表现为外部的弱连带，合作社仅为社员提供市场信息和培训而不帮社员销售更不给社员分红，社员仅仅被界定为外围社员或边缘社员而对合作社的认同度不够等都表现为内部的弱连带。与弱连带相比，强连带则不仅可以降低不确定性，还能产生较强的互信，为连带双方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易契约的选择空间(赵晶等，2010)，伴随着大农与市场交易伙伴、政府官员甚至大农与社员之间的互动次数的增多、感情力量 的增强、亲密程度的增高以及互惠互换的增广，连带就会动态变化，由弱变强，合作社会获得政府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更多的扶持项目、更稳定的市场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大农与社员之间具有更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社员可以参与分红，变为积极社员，社员对大农的认同感也很高，上文所述的合作社运行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更容易实现。合作社股权和社会资本双重控制的运行机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合作社股权和社会资本双重控制的运行机制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特征与治理效应 “双重控制” 机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的治理难题就是 “搭便车” 问题，针对此困境，普特南的建议是大力发展成员参与网络，因为在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共同体内部，会促进社员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这种成员参与的密集网络是解决合作社治理中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机制。在大农控制与主导的合作社中，大农是充分利用合作社中密集的社会资本以及由此形成的成员参与网络，还是凭借其对核心资本的控制更多地强调与外部的强连带进而忽略发挥内部的成员参与网络在合作社治理中的作用，就决定了大农是合作社的“独裁者” 还是可以集思广益的“民主治理者”。在实践中，哪怕同样是大农领办的合作社，其治理形态也是各异的，有的突出民主治理过程中的多中心主义，有的则强调合作社治理过程中大农“威权”，有的则寻求多中心主义和“威权” 之间平衡的中间路线。根据合作社中社会资本丰富与否与合作社民主治理程度，基本上可以把我国现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形态划分为四种类型:横向科层型、紧密网络型、垂直科层型和稀疏关系型。每一种治理形态都能找到它的现实对照。当然，这里所述的治
理是以大农股权控制和大农掌控合作社主导话语权为前提的，即使是多中心主义的民主治理方式，也只是大农 “威权” 对普通社员的部分让渡而已。这四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凸显出不同的治理特征，并最终会映射到合作社的治理效应上。理想中，合作社要么会通过强调效率机制或突出合法性机制或探求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有效平衡，以寻求减少社员“搭便车” 行为、增强合作社凝聚力并促使集体行动有效达成。实践中，由于四种治理模式所突出与强调的侧重不同，其相应治理效应也会截然不同。合作社社会资本与民主治 理的互动模式如图 2 所示。
图 2 资本控制下合作社社会资本与民主治理的互动模式由图 2 可知，类型 1 是一种社会资本丰富与社员自主治理因素组合形成的横向科层运作模式，这是合作社发展的理想型态。这一型态合作社主要有以下两个显著治理特征:一是大农具有较高的“威权”，是合作社的人格化形象和精神象征，大农对合作社的治理相对开明，注意授权，给予社员更 多的参与决策的机会，从而增强大农控制合作社的合法性机制。二是大农强调与政府密切联系，积极积累与利用合作社的政治性社会资本对政府官员、市场交易伙伴施加影响，合作社经常能够得到政府的项目资助和资金扶持，合作社在市场交易中也能更多地参与分工而获得附加收益，从而强化合作社运行的效率机制。这类合作社社员的参与程度较高，自律规范，合作社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合作社的凝聚力强，社员能够自觉地减少“搭便车” 行为，合作社规则能够得到社员的一致认同，大农的权力、权威以及合作社运行的合法性和效率机制也能够得到社员的一致认同。合作社不仅能够成为集体行动的孵化器和公共物品的促进者与生产者，还能够成为政府、社员以及其它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一环。横向 科层型合作社有其内在扩张的动力，扩张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合作社为摄取更多资源和形成对政府、社员的持续影响力而大量吸纳社员参与，扩
大合作社的规模，推动合作社的横向发展;其二，随着社员不断增多、结构日趋复杂，为使合作社能够有效运转并保持强有力的约束力，合作社倾向于凸显组织的等级结构，并进一步强化大农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威(吴军民，2005)。类型 2 是社会资本丰富与非正式社员自主治理因素组合形成的紧密网络运作模式。这一型态合作社的治理特征为:一是，基于密切人际互动和非正式的协调规则，合作社大农具有“社会活动家” 的角色，强调合作社运行的合法性机制，突出社员对自己的认同，积极增强合作社的内部凝聚力。二是，合作社的大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合作社内部关系的处理与协调上，对外不能像横向科层型合作社中的大农那样去为合作社争取更多的政府支持和寻求与交易伙伴的深度合作，紧密网络型合作社与政府、市场交易伙伴之间的关系不甚密切甚至带有不确定性，凸显出合作社运行效率机制的欠缺。与横向科层型合作社相同，这类合作社社员有 较高的参与意愿与合作需求，在一些关于市场信息的获取、知识的共享与传播等方面集体行动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相当的共识。它的社会资本较横向
科层型合作社更为丰富，合作社更强调平等的、面对面的协商，诸如血缘关系、朋友关系等在合作社利益协调中的作用能够得到很好运用，合作社大农与社员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合作社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在处理利益纷争时更多依靠的是合作社中的强连带关系，合作社大农对合作社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成为了合作社组织创新与凝聚集体行动力量的“政治企业家”(Waarden，1992)。然而，这类合作社未能将稳定的社会联系有选择地化为制度联系，组织运作过度依赖合作社领导者的道德品质、社会资本存量等，合作社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由于合作社运行效率机制的缺乏，大农与社员、社员之间的合作就可能会陷入“熟人式” 低水平合作，影响社员经济收益的帕累
托增进，进而影响合作的持续性与长期性。类型 3 是社会资本有限、正式社员自主治理因素组合的垂直科层模式。这一型态合作社有以下两个治理特征:一是，合作社的“自律” 规范与行动规则并非内生于大农与社员的互动之中，而是更多地来自于外部如合作社大农甚至是政府的提供，合作社的社员更多地是去服从大农已经制定好了的规则而非参与制定规则。在合作社治理时，大农更多地采取的是公司式治理方式，强调规则的运用和
奖惩，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匮乏，社员难以对大农形成一致的认同感，合作社运行的合法性机制不足。二是，合作社充分追求效率机制，合作社被大农实际上作为公司来进行运营，这类合作社往往注意协调与政府、交易伙伴的关系，社员之间的合作更加强调资本的合作，大农依靠优势股权基本上攫取了合作收益的绝大部分。垂直科层型合作社目前所占比重较大。在这种类型的合作社中，在某些时候社员对于大农来说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合作社极易异化为股份合作公司甚至是独资公司，合作社完全被大农所垄断和把 持，合作社的准入资格有着某种不成文的经济规模与实力限定，小农可能无缘进入合作社，即使进入，与大农享有的权利也是千差万别，合作社成为了“大农俱乐部”，社员对合作社更多表现为漠不关心，社员对大农的认同感不足，合作社内部凝聚力差，合作社集体行动难以达成。除异化为公司的合作社外，还有一种依托政府部门成立的合作社，例如依托农技部门成立的农资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也大都属于垂直科层型的合作社，它们通常由政府出面组织筹建，并提供必要的资金、办公场地的支持，政府主动提供资源或者
让渡一些权力，合作社的社长、理事也由政府指定，合作社的服务内容与服务功能通常并非是集体行动与市场选择的结果，合作社多具有政府所赋予的某些特定的公共管理权力或资源，合作社治理中重
视制度与规则而对合作社内部的社会资本重视不够，对外也更多地依托甚至依赖于政府部门。
类型 4 是社会资本匮乏、非正式社员自主治理因素组合而成的稀疏关系模式。这一型态合作社凸显以下两个治理特征:一是，合作社运行的合法
性机制缺乏，合作社未能形成任何有效的自律规范，合作社内部凝聚力极低，大农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 “威权”，社员对大农的认同度也相当低。
二是，合作社的效率机制欠缺，合作社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经营活动，社员难以获得合作收益而极度缺乏合作激励。稀疏关系型合作社在我国目前也不在少数。合作社只是具有合作社的外部形式而无内容之实，它们往往表现为合作社大农出于追求“政策性收益” 目标而成立但未能有任实质性业务开展的“空壳” 合作社、“冒牌” 合作社。合作社社员之间 基本没有社会联系，相互间也不存在必要的分工配套联系，社员经营组织化程度没有出现任何的由松散到紧密、从初级到高级的变革过程。要说明的是，以社会资本丰富程度与大农让渡的合作社自主治理程为根据划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模式，体现了合作社发展不同阶段、不同个体合作社的不同治理形态，它是一种动态的演进过程，各种类型合作社之间并非不可逾越，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存在着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
化的可能。在这四种类型的合作社中，无疑，横向科层型的合作社是理想形态，对内大农依靠“威权”、民主治理获取社员认同，从而取得合作社运
行的合法性机制，对外又可以获取政府较多支持、与市场交易伙伴构建密切关系而获取合作社运行的效率机制。回归到关于现阶段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农角色定位、功能体现的争论，不排除现实中大量出现的 “皮包合作社 ”、“冒牌合作社”、合 作社异化与泛化、合作社本质规定性发生漂移等现象，但这不能说明大农主导的合作社治理就完全一定是排斥合作社功能实现的，最关键的是要看大农在追求合作社效率机制的同时是不是同时兼顾了合作社运行的合法性机制，横向科层型的合作社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五、主要结论 目前，我国农村合作事业进入到改革开放以来最活跃的创新和发展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了长足发展。大农领办的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甚至是主要组织形式，与此相伴随，有关大农领办型合作社的争论也应运而生并持续展开，因而，对大农领办的合作社的控制机制与治理效应问题进行讨论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关系到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前景和路径选择问题。在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中，大农对合作社的主导和控制主要是通过股权和社会资本的双重控制来实现的，股权控制是基础和核心，社会资本控制具体的实现方式是社会连带，当内部和外部的连带由弱变强时，合作社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更容易实现。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不必然排斥合作社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合作社功能，关键在于大农需要在追求效率机制的同时去寻求合作社的合法性机制，在更高层次上构筑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横向科层型合作社为我们提供了样板和典型，这实际上也是对上述有关合作社中大农角色定位和功能实现问 题的解答。参 考 文 献
双重治理 第3篇
【关键词】谣言;网络传播;谣言监测;治理
【作者单位】郑晓燕，南昌航空大学。
【基金项目】 江西省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编号：12ZD088）研究成果。
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便捷，移动上网终端的不断革新，使网络成了传播和分享信息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网络上传播的虚假、不实信息也时刻影响着社会的健康发展。网络谣言是虚假、不实信息的重要表现形式。网络谣言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强，往往伴随着突发事件迅速传播，轻则造成群众的恐慌心理，重则侵犯公民权益和公共利益，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研究网络传播规律，规范网络传播行为，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和防范，迫在眉睫。
一、网络谣言传播渠道日趋多样化
从目前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概率来看，最具有网络谣言传播潜质的网络渠道为微信朋友圈、微博、QQ群及一些媒体的网站。
1.微博：《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6（2015）》调查显示，当前，近六成假新闻首发于微博。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化自媒体，微博不同于传统的媒体，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纸媒信息发布的严格监管，发布更快、更及时。通过移动终端，每一个网民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和发布者，在信息快速传播和流动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谣言和信息垃圾。
2.微信：微信平台用户基数大且具备较高的社交媒体属性，其平台内信息封闭性高，倾向于熟人间传播。据统计，首发于微信的假新闻只有7%。每周二是一周微信谣言传播的最高峰。此外，由于微信的封闭式传播环境，自我纠错能力弱，关系链之间存在人情、面子等纠错障碍，相较于微博，微信谣言的辟谣难度较大。
3.QQ群：这是腾讯公司开发的多人信息传播交流软件，不同等级的QQ用户可以创建不同数量的群，邀请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加入群，通过群共享信息、传播信息，集多功能于一体，是目前社交软件中最流行、最普遍的一款。群主对加入的用户进行审核把关，审核通过后才能加入。与微博相比，QQ群发网络谣言更隐蔽，更封闭。QQ群传播的网络谣言，其攻击性比较强，指向性更明确。
4.其他网络平台： 2014年有少数假新闻出现于豆瓣平台，如“95后女网友征集各地‘临时男友’陪游”为一起商业策划性假新闻，引发全社会关注，并造成了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二、网络谣言传播者心态类型
网络谣言传播者的传播心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1.人云亦云随手转发型。从众行为，指的是个体在受到外界群体行为的影响下，自己的认知、判断、思考和行为不断弱化。在传播行为中，表现为信息的传播者越多，个体往往认为信息的可信度越高。在信息传播日趋畅通、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化的今天，信息的传播有很大的随意性。信息传播者往往不假思索地转载、分享某个传播者数量较多的信息，人云亦云，不辨别真假，不去伪存真。这种随意转发的传播心态和习惯，导致网络谣言的快速传播，影响受众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分辨能力。
2.消息灵通人士自居型。在一定范围的群体中，通常会存在几个意见领袖。这些人常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轻信小道消息，通过谣言的传播显示自己对一些事情知道得比别人早，比别人多，从而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被“仰视”的感觉。这些人大多数本身没有恶意，也不在乎网络谣言的真假，他们关心的是在转载和转发的过程中带来的网民关注度和喜悦感。
3.宣泄不满挟私报复型。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及网络工具的不断更新，转接网络的便捷性越来越得到强化，上网一定程度上变得无时无刻、随心所欲。网络暴力现象日益突出，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情绪被别有用心者加以利用， 通过操纵和引导受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4.以讹传讹政治攻击型。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各种针对中国的阴谋论在网络上泛滥，这些谣言擅长以讹传讹，对我国的大政方针、意识形态、人权等进行攻击，影响人们的正常判断。许多网络政治谣言，以各种内幕、阴谋为噱头，含沙射影，攻击我国制度，制造矛盾和混乱。网络政治谣言的危害和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
三、网络谣言产生原因
1.利益原因：各种利益纷争不平衡。网络谣言传播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同的利益派别，或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为获取特定的经济利益，或为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是网络经济谣言、政治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如果说网络政治谣言传播背后隐藏的利益斗争需要还比较隐晦的话，那么网络经济谣言背后的经济政治目的就显得赤裸裸了。如美国调查机构Citron为做空恒大而散布的网络谣言，就具有很大的阴谋。国内有关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调查机构Citron做空恒大，在赚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是对中国经济情况、政治敏锐性的一次试探，其背后或许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2.渠道原因：信息披露渠道不畅通。网络谣言传播快、影响力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信息的真实性没有得到权威部门的及时修正。比如在今年史无前例的大股灾中，各种财经谣言充斥于网络媒体。对这些小道消息，相关权威部门没有及时通过官方网站、微博等渠道进行辟谣和解释，使得受众更容易相信这些消息。这种信息的求证、反馈机制不完善，监管部门不作为、职能发挥缺失，一方面助长了网络谣言的迅速传播，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政府部门的权威性，造成了受众宁愿相信小道消息，也不愿相信权威部门发布的消息的奇特现象。
3.认识原因：对谣言危害认识不到位。网络谣言能够短时间内在互联网上肆虐，迅速传播，是因为网民对网络谣言危害性认识不够，不去思考消息的真伪，不考虑传播网络谣言的后果，不知道传播网络谣言的危害性而加以传播。
4.法规原因：法律规章体系不健全。就目前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管理网络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对网络传播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但是随着网络的发展，这些法律的局限性日益突出，诸如网络谣言传播的认定难度大、程序复杂、技术性难题多等，使得在打击和治理网络谣言的具体行动中，操作难度日渐增大。
四、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辩证治理网络谣言
1.“法治”与“德治”并举。网络需要德治，但目前更需要法治。对那些谣言制造者、为达到一己私利不择手段者，讲“德”说“信”作用不大。网络是虚拟空间，但虚拟空间绝不是法外领域，网络谣言的整治理应纳入法治的轨道，完善从业资质、行业退出、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监管、依法惩处等途径净化这一新空间。
2.“自律”与“他律”同行。我们已经进入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操作门槛低、交互性强、传播速度快。要让自媒体更好地发挥媒体作用，承担媒体责任，“他律”同样重要。遏制网络谣言需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自律”与“他律”应该是并行不悖的。要加强网上文明与道德教育，引导广大网民做文明的网上公民。
3.“源头”与“终端”兼治。谣言生成始于制造者，网民往往是网络谣言的主要制造者和传播者，要引导网民在网络上有理有据、实事求是地发布消息，从源头减少谣言的产生。网络谣言通过转载和分享，影响力倍增，个人的无心分享和转载，客观上加快了谣言的传播，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在控制谣言的过程中，加大对公民媒介知识、传播知识的素养教育，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做到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对信息辨别、筛选后，再进行传播。许多新闻网站、大众媒体有时也充当了网络谣言的放大器，一些辨别难度大的谣言，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介的进一步宣传，往往让更多的人成为谣言的受害者。
4.“治标”与“治本”并进。治理网络谣言要从防范和查处两方面进行，采取各种措施，防范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根源，对已经在网络上传播的谣言，要对传播者的手段和目的进行查处和曝光。就“治标”而言，要监管好网络媒体信息发布和转帖，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阻断网络谣言的传播渠道。普及科学常识，提高科学素质，让谣言不攻自破，才是关键所在。
治理网络谣言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工作，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各方人士及广大网民齐抓共管、同频共振，辨证施治，才能奏效。
[1][法]卡普费雷谣言[M]. 郑若麟，边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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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远新. 政治谣言：界定、生存机制及其控制[J]. 探索，2000 （l） .
双重治理 第4篇
本届研讨会以“推进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体系建设, 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为主题, 180余名来自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化工生产企业、化工装备制造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安全咨询服务机构等单位的人员参加。
预防重中之重
会上,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三司副调研员陈鸣发表讲话, 对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近年来推广HAZOP (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 等分析方法所做的一系列工作表示肯定。他指出, 预防重特大事故是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2016年4月28日,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了《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 (安委办[2016]3号) , 在此基础上, 6月3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三司印发了《遏制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重特大事故工作意见》 (安监总管三[2016]62号) , 要求全面排查评估生产经营企业安全风险, 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 构建形成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陈鸣传达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浩水在调研辽宁省大连市防范遏制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有关工作时, 提出的危化品领域风险排查的七个路径, 分别是:认真学习国内外典型事故案例, 举一反三;抓住致灾因素;突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员密集型场所几个易发生重特大事故的方面;盯紧特殊作业环节;高度关注新兴化工行业;关注想不到、管不到的部门结合点;打击非法生产、储存危化品行为。
交流与分享
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禹小伟在致辞中表示, 安全是企业永恒的主题, 石油石化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做安全工作就是和隐患、风险做斗争的过程。天津石化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炼油基地和国内最大的乙烯生产基地之一, 始终将中石化集团公司“识别大风险、消除大隐患、杜绝大事故”的要求贯穿于生产经营全过程, 积极开展隐患排查和JHA (工作危害) 分析, 对工艺装置开展HAZOP分析和风险评估, 科学进行风险识别, 及时消除隐患, 努力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不断提升安全工作水平。天津石化连续6年被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连续15年被评为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
美国Kenexis公司首席执行官、主席爱德华·马歇尔先生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LOPA的发展——为什么它是过程工业中SIL定级的必然选择》的演讲, 来自美国的权威专家对LOPA (保护层分析) 的来源、发展过程、标准制修订情况及未来展望等方面的系统阐释, 使与会代表拓展了对国外相关情况的了解。挪威船级社李助兴发表了题为《浅谈风险分级防控的难点和解决方案》的演讲, 以“7·23”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切入风险管控正题, 结合案例与国内外相关要求, 提出确保风险管控有效性的4个关键原则:基于事故情景 (Event Scenario) 开展的风险评估更加全面、更加客观;风险管控的目标是实现“最低合理可行 (ALARP) ”;结合各种不同的风险评估方法, 建立一个系统和完善的风险识别和评估流程;定期评审, 确认有能力的负责人, 落实风险分级防控。
上海赛科石化公司葛安卡发表了题为《HAZOP结果的应用》的演讲, 对HAZOP在定性-定量、风险等级、安全设计和操作极限、关键设备确定、报警管理、员工培训与风险意识、应急预案、SOP的回顾修改等方面的应用情况作了详细讲解。
应近年来业界实际需求, 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组织起草了《HAZOP分析质量控制与审查导则》, 目前正通过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学品安全分技术委员会, 向相关单位及个人征求意见。研讨会期间, 该协会教育培训部徐志杰对该标准的编制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并听取与会代表的意见建议。
双重治理 第5篇
为加强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安全风险的管控措施，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根据上级部门《关于推进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在太原市文湃苑小区3#楼项目部施工现场范围内推行双重预防机制，现结合太原市文湃苑小区3#楼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思路
坚持源头管控、标本兼治，通过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及时治理风险管控过程出现的缺失、漏洞及失效环节等形成的事故隐患，实现把风险管控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消除在事故发生前面，有效提升安全生产整体防控能力，夯实遏制较大以上的安全事故的基础。
二、工作目标
全面推行隐患排查治理、风险分级管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识别分析生产作业区域的安全风险，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力度，实现双重预防机制落实到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实现闭环管理，切实加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工作，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三、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2020年9月—10月
1、成立双重预防机制推进小组。
组长：张杰
副组长：林元宏
组员：黄华
周孝富
牟顺意
陈德强
刘月娥
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定双重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实施内容、工作要求及督促各单位建设工作。
小组成员根据自身专业特点，负责对应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
各单位是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具体实施单位，根据总实施方案，牵头组织开展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由单位负责人督促工作进度
双重预防机制推进小组成员及职责表
职
务
姓
名
职责分工
联系电话
组
长
张
杰
主持全面工作，明确工作目标，实施内容，督促各单位建设工作
***
副组长
林元宏
负责牵头组织开展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督促工作进度
***
组
员
陈德强
负责施工现场生产安全后勤材料保障
***
组
员
黄
华
负责施工现场安全隐患的排查和记录，落实整改责任人，督促整改
***
组
员
牟顺意
施工现场质量巡查监督，并如实记录
***
组
员
周孝富
施工现场技术指导并监督
***
组
员
刘月娥
现场资料搜集整理
199351427782、开展全员培训。
对全体人员开展关于风险管控和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等内容的培训，掌握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相关知识、具备参与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的基本能力。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使其具备辨别工作场所的危害与风险、并将相关知识和理念传播给全体员工的能力，确保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二）风险评估阶段2020年9月—12月
1、合理划分风险单元。
各施工班组根据本班组的生产工艺流程或作业活动、设备设施等划分风险辨识和评估单元，其中岗位单元是风险评估的最基本单元。在划分作业活动时，要特别注意设备检修、调试，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是否按照规定进行操作、佩戴。
2、全面辨识各类风险。
发动全体人员围绕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作业环境的缺陷和安全管理上的缺陷进行全面的安全风险辨识。
3、开展风险评估分级。
在全面辨识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要认真分析风险导致事故的条件、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事故后果严重程度，采用LEC评价方法，通过定性或定量的风险评估方法确定每一项安全风险的等级。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级风险四级，分别采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识。
4、制定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辨识出的每一项安全风险，从技术、管理、制度、应急等方面综合考虑，通过消除、终止、替代、隔离等措施消减或采用管理和监控手段管控风险，确保每一项安全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三）风险管控阶段2020年9月开始
1、实施风险分级管控。
明确各等级风险管控责任人，明确各责任人管理职责。要重点关注和管控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确保管控措施落实到位，有效遏制较大事故。
2强化检查督促落实。
项目部对各单位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各项风险管控措施落到实处。
3、加强变更风险管控。
凡是生产工艺流程、关键设备、设施等出现变化，要重新开展全面的风险辨识，完善风险管控措施。凡是组长机构发生变化，要对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等管理制度、责任体系重新制定并完善。凡是发生伤亡事故，一律要对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运行情况重新评估，针对事故原因修订完善双重预防机制的各个环节。
4、开展公示教育。
根据风险辨识评估和分级管控情况，建立安全风险清单，绘制安全风险四色图。进一步修订完善安全操作规程或作用指导书，加强风险教育和技能培训，在醒目位置和重点区域设施工安全风险公告栏，公示安全风险分布图，制作岗位危险因素告知卡，标明岗位安全操作要点、主要安全风险、可能引发的事故类别、管控措施及应急措施等内容，便于施工人员随时进行安全风险确认，指导员工安全规范操作。
（四）深化隐患排查治理2020年9月开始
1、编制隐患排查清单。
各单位针对每一风险装订符合实际的风险防控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相统一的清单，明确和细化隐患排查的事项、内容。
2实施隐患排查治理。
按照公司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办法，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实施隐患排查、登记、评估、治理、验收等持续改进的闭环管理。
3隐患排查治理公示。
对每次排查出的隐患治理情况进行公示。
四、工作要求
(一)思想高度重视。
项目部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作为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周密安排部署，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工作任务落实到位。(二)强化宣传培训。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班组长及员工开展风险管理知识、危险因素辨识方法、风险评估方法等内容培训，提升风险管控意识和能力。(三)督促工作进度。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各项任务负责人，完成期限。四川明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市文湃苑小区3#楼项目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