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城市模式

新生代城市模式（精选10篇）

新生代城市模式 第1篇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管理机制,城市发展权,保障模式

2011年2月19日, 胡锦涛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中提出的八点意见中指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 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 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1]。在现实中, 它更鲜明地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问题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察调查报告》, 中国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中, “新生代”占到60%, 大约1亿人, 而其“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2]。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社会管理机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一、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的特点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一直是存在的社会难题, 因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发展权保障问题不仅因为其自身存在的新特点而具有时代性, 更具有历史遗留性。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的特点入手, 不仅有利于突出问题存在的客观性, 而且有利于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首先,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具有前瞻性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和“90后”的农村劳动力, 也叫“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高, 且较其父辈有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由于长期受城市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熏陶, 对城市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 他们倾向于长期留在城市, 并希望举家在城市定居, 他们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地位和身份, 享受市民权利。在2011年7月, 《半月谈》杂志在京发布“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较低, 与城里人地位的差距感强烈。他们的发展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 他们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工作, 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他们认为“城市生活融入情况、公民权利的实现”是影响尊严感的两大因素。据本课题小组的调查问卷统计, 在农民工城市融入最终结局上, 23.5%的人希望“留城”, 回老家的占18.6%, 看情况的占40.2%。这说明部分的农民工虽然期望在城市定居, 但大部分人对未来抱着茫然的态度。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边缘性, 使得他们年纪轻轻却对生活没有远景、缺乏事业感。但是,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新生代农民工应该是社会人才培养的对象, 以更有利于他们储备知识与技能, 服务于社会。只有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 才能充分发挥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增长和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具有前瞻性。

其次,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具有时代性的特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09年, 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 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 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2011年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教育时间较长, 其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例为67.2%, 高出传统农民工相应数字18.2个百分点。但从接受教育的内容来看, 绝大多数 (62.5%) 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而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 (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 虽比2008年有所提高, 但仍不足四成 (37.5%) 。据以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劳务市场上的农民工为对象的调查表明, 今年的新生代农民工较往年有增多的迹象, 根据安德门劳务部门的有关回应来看, 目前在安德门劳务市场上的农民工, 其市民素质普遍提高, 这与他们普遍接受过普通义务教育和相关职业培训是分不开的。以上统计说明, 相对传统农民工而言,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但是他们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国家统计局2006年开展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有一定积蓄后就返乡的农民工比例占39.07%, 计划在原城市里长期打工的占8.13%, 视工作情况定夺的占37.48%, 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去其他城市工作的占15.32%。”[4]可见, 随着时代迁移,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逐渐强烈, 因此, 他们面临的发展权保障水平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提升。

再次,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历史性的特点。“‘代’的最明显区别, 是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结构变迁的集中反映。”[5]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统筹发展、科教兴国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都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化的进程。而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一直是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特征的内部因素,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既具有历史遗留性的特点。

此外,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具有急迫性的特点。作为底层知识青年的新生代农民工, 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很容易被破坏, 引起对社会的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情绪得不到排解的恶化结果, 首先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社会机制的弊端寻求自杀途径以结束内心的无望与挣扎, 其次表现为对社会的残忍报复。据调查研究表明, 行为失范、劳资纠纷、社会歧视是容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情绪失控、心理状态变化剧烈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已历经三十多年, 农民工也已经历了两代, 他们逐渐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为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问题亟待解决。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保障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保障问题的产生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上的变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经济上, 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中, 如何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 而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保障问题产生的本质原因所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 一直存在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在当前仍有扩大的趋势, 这不仅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保障问题, 更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 “收入分配改革”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长时期以来, 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一直处于社会较底层, 经济实力的不足导致他们在城市中基本的发展权难以保障。此外, 市场经济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得部分商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而侵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劳动权益。他们充分利用新生代农民工的充沛精力和内心潜伏着的城市理想, 使用各种手段缩减休息休假时间, 而给予的补偿却往往不能达到法定工资补偿的最基本标准。这些问题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力量的薄弱是导致其权利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

在政治上, 中国的民主参与制度的不健全、权利分配不正义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保障问题产生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下, 人们的民主意识不断加强, 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由于他们年轻、接受能力强, 他们的民主意识体现在逐渐要求政治权利方面。为了维护和表达他们的群体权益, 他们渐渐地通过民主参与的渠道参与社会管理活动, 例如外来民工列席人代会[6]。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 “在假定的原初状态条件下, 人们将一致选择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个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要结果能给每一个人, 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 它们就是正义的。”[7]也就是说,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和经济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利益, 但在现实中,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没有得到补偿, 而且还大量地承担着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结果, 根据罗尔斯的观点, 这归根结底是由于不正义的权利分配导致的。

在文化领域, 传统的等级尊卑思想、身份观念的根深蒂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保障问题产生的原因。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 “中国的社会结构本身是和西洋的格局不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 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8]可以看出,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家为基本单位的宗法、身份社会。与西方社会团体格局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同, 差序格局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等、次序。儒家最讲究的是人伦, 其目的就是要使社会关系分出差等次序。受经济基础的影响, 在治国方略上, 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专制统治的模式, 将法律作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尽管封建专制的社会管理机制已经被历史淘汰,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差序格局的风气和理念依然留存至今。家族主义和身份观念依旧在中国方兴未艾, 以“官二代”、“富二代”、“我爸是李刚”和与之相对应的“民工二代”、“穷二代”、“矿工二代”等网络热词出现。因此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构建的一套完整的等级尊卑观念, 不仅统一了中国的社会思想, 稳定社会秩序, 也成为中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阻碍, 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保障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

三、从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角度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发展权保障模式

“发展权是个体和集体基于持续而全面的发展需要而获取的发展机会均等和发展利益共享的权利。”[9]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发展权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所应享有的发展权, 这种权利赋予他们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地位、维持城市生活所必须的经济权益以及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权益。这需要城市的社会管理机制在政策、法律以及公共设施规划等各个层面, 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权纳入城市总体的发展安排。在制度的改革中, 思想理念的转变不仅贯穿在整个变革中, 而且对其他制度的完善有着米诺骨牌效应的积极影响。因此, 本文从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出发, 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民主的社会管理机制原理, 试图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发展权保障模式。

(一) 确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平等权利理念

在现阶段, 不同群体的社会成员享受到的制度保障形式是不同的, 特定的制度形式保障特定群体的特殊地位, 致使不同群体成员在享受国家提供的保障时缺乏平等沟通。因此, 制度建设不应以特定身份为对象, 应更新社会管理机制的理念, 弱化身份意识, 强调平等权利。在创造可能性与扩大包容性的基础上, 实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平等沟通, 而这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保障的核心理念。这要求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 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自身的发展权受到保障。

(二) 建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平台

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 发挥好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他律、互律作用, 充分调动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形成社会管理合力, 搭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平台。这个思想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从被管理者的地位提升到了管理者的高度。一直以来, 政府总是习惯于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方面, 而对许多其他如民生领域等社会事业却重视不足。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不足导致政府对民众利益诉求的忽视, 建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平台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表达群体利益的诉求。

(三) 鼓励创建社会公益组织

社会公益组织又称非营利服务组织、非政府组织, 作为新兴的社会组织, 在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中起着无可置疑的重要作用。它既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 也是社会民主法制的推进器, 也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 更是经济增长的推动者与环境保护的倡导者[10]。这种组织是和谐社会中利益调节与整合的杠杆, 它充当着和谐社会建设中各方利益的调解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弱势群体”, 当其利益受到侵害时, 就迫切希望有一个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城乡二元分治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之前, 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就始终是中国当前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11], 即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管理体制之下, 新生代农民工在发展权需求的满足上存在大量空间, 这为民间组织的介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四) 重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追求的权利

一直以来,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带着强烈的城市融入渴求, 进行种种市民化努力, 但这种个体层面的努力很难使其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生存的压力使他们难以顾及精神上的追求, 而灵魂的长久沉寂很可能导致他们走上不归之路。因此, 政府应当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明建设;企业应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形成有效合理的工作激励机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应当锻炼坚忍不拔的意志, 树立崇高的理想, 提高精神境界。浙江省首届十佳新生代农民工———徐志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2]。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发展权的保障逐渐走向制度化是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必然。以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角度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进程中的发展权, 需要政府、社会团体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 搭建政府、公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在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时的协作平台, 创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参考文献

[1]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EB/OL].新华网, 2011-02-19.

[2]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EB/OL].新华网, 2010-06-21.

[3]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国家统计局, 2010-03-19.

[4]李秀玲.国家统计局专项调查2.9万名农民工生活质量[EB/OL].人民网, 2006-11-02.

[5]张立驰, 邓希泉.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结构特征及其趋势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 2011, (1) .

[6]张君明.外来民工列席人代会体现一种睿智[J].江淮法治, 2006, (上) .

[7]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6-29.

[9]联合国大会第41/128号决议.发展权利宣言第1条第1款、第2条第1~2款[S].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10]李红利.NGO: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兴力量[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7, (4) .

[11]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索 第2篇

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民工群体通常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呈现出明显区别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的特点：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再教育需求也较高；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亦工亦农”，半城市化状态和边缘性明显。虽然被冠以“农民”二字，但与农村、农业生产的关系已不是那么紧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阅历和社会认知直接从城市开始，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基本无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希望在城市里扎根。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新生代农民工沦为城市的“边缘人”，成为城市里的“灰色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的问题

职业发展期望值高，但技能水平达不到。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浸染下，由生存成本所引发的一系列需求，使其在职业寻求方面更加注重工资水平、个人的未来发展、工作的人文环境，以寻求自己更加感兴趣的职业，同时追求幸福感。另一方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但其职业技能水平与许多行业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这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就业于对文化和技能要求不太高的加工制造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是建筑业。

获取就业信息能力弱，就业机会少。在城市中过窄的人际关系，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机会的选择。和父辈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信息的获取方式以社会资本中的家庭和家族网络、拓展的关系网络求职为主。也有少部分通过职业中介机构或者学校等培训机构，以及家乡政府部门组织劳动力输出等途径。是否能够便利地获取就业信息决定了农民工是否能够通畅就业。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也开始逐渐接受和了解移动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利用各种网络平台来寻求工作机会。但是，网络信息的不安全，而且网络招聘大多对求职者的要求较高等因素，使大多数人放弃了此途径，就业机会也随之减少，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出现了“干半年，歇半年”，一年到头收入还是所剩无几的现象。

制度壁垒导致城市农村双重绝缘，社会需求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农业的经验，不会干农活，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城市居民基本没有两样，他们迫切渴望融入城市，能成为城市居民。但由于户籍问题，他们无法享受市民享有的医保、住房保障以及教育等各种社会保障。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期望子女能在城市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一些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户籍制度大大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入学以及住房安置。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从长远角度讲，是一件关系国家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全局的重要大事。考虑中国国情，需要分别从国家政策、企业支持和农民提高自身技能三方面共同努力。

国家政策方面，改革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所在。目前农民工问题的存在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解放初期，我国为了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实行城乡“剪刀差”的政策，依靠农村支持城市发展。到现阶段，我国城市发展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城市综合竞争力也相应实现，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还相对贫穷，农民生活水平相对较差。从二元劳动力市场观点来看，农民工群体进入的属于“次属劳动力市场”，该市场收入低，工作环境差。而造成这些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实行的二元户籍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平等的劳动力待遇，给予农民工公正合理的社会地位，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市民化身份和权利的关键。

从企业角度看，深化产业结构升级改革，调整劳动力供需结构，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这就要求一方面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做好产业的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岗位；同时做好产业链的升级，支持自主创新，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提供条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培训，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当成促进企业发展的一种投资。

从农民工自身来看，提高个人素质，制订职业规划，大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是实现城市融入的有效途径。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职业技能普遍不强，甚至大部分不具备职业技能，只能从事体力劳动。通过制订职业规划，增加职业技能的投入和培训，从而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并逐渐培养他们的敬业精神，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和企业的双赢。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 第3篇

(一) 经济融合

经济融合是城市新移民走向社会融合的基础。经济融合包括劳动就业、职业声望、经济收入、社会福利、教育培训、居住环境等内容。

1. 增强个体能力, 提升人力资本

弱势群体知识与技能的匮乏影响自身权益保护与城市社会认同。政府应加强教育培训政策指引, 积极鼓励教育培训体系面向城市弱势群体开放, 通过多种类型的教育培训内容与方式, 实现再教育和继续教育, 全面提升人力资本, 增强的社会融合能力。同时政府应制定制度规范劳动力市场, 加强监控力度, 规范非正规就业部门, 改善就业条件, 实现弱势群体人力资本增值。此外, 政府保证弱势群体公平地享用教育资源, 为后续人力资本提供保障。

用工企业应认真遵守劳动法规依法经营, 切实足额地保证劳动者的收入, 为他们人力资本提升提供物质基础。加强员工职业技能与生涯规划培训, 帮助弱势群体合理地谋划自身发展。让这些新移民既能生存, 又能发展。城市弱势群体自身的人力资本提升需要发挥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主动地学习知识技能, 不断地积累城市生存与发展的经验, 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 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熟识城市生活规则, 并科学评价自己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价值, 增强城市认同感, 以主人翁的心态接纳城市, 适应并改善新生活。

2. 改变居住环境, 鼓励混合居住模式

有研究结果表明, 弱势群体分散居住比聚居能更好的融入到城市社会当中。大部分的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 大都选择居住在相对封闭的“城中村”或者厂房。这种聚居的方式往往会阻碍弱势群体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当中, 影响他们的社会关系拓展和社会参与度。因而, 改变弱势群体的居住环境, 鼓励混合居住是让弱势群体更好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途径。

政府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其中一个关键措施是规定福利住房建设必须按照明确的比例限定和分布限定, 福利住房要在城市中分布均衡。德国在这方面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德国重要城市慕尼黑在城市建设时候就规定房产商兴建住宅区必须用20%的面积建造“福利住房且福利住房必须在城市均衡布局”, 这就给不同的阶层混合居住创造了条件, 弱势群体可以跟高收入者一样居住在城市中央, 混合居住的模式可以不同阶层享有同等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

首先, 福利房的公共基础设施要建设好, 为各个阶层和民族的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在房屋的户型设计方面也可以将不同面积和不同户型进行搭配, 以适应多种需要。

(二) 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涉及到流动者对流入地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社会理念的了解和认可程度, 它包含文化了解、语言能力、语言实践、各种价值观念等多个指标 (如:婚姻观念、生育观念、教育理念、健康理念) 等, 除了语言其他文化融合因素都相对比较主观、抽象, 但是却是社会融入的关键一环, 连接了基础的经济融合和社会融合, 标志着实现最终社会融入的心理融合层面, 是社会融入整体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积极主动掌握当地语言, 了解风俗习惯, 是城市新移民对城市社会融入的一种途径。根据有关调查, 对当地方言掌握越好, 外来人员的社会融合程度越快越高, 因为对于方言的掌握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需要在当地工作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价值观念是在认同文化的基础上, 将这种文化价值观内化并表现于外在行为是更高的融合要求, 也需要用更长的时间以及与本地居民更多的接触和交流才能够实现。

(三) 行为融合

行为融合包含人际交往、社会网络、婚育行为、生活习惯、社区参与、健康和教育行为等, 是在城市中社会关系融合, 与周围群体之间发生比较亲密的私人接触, 能够嵌入日常生活, 发生结构性融合。两群体间的融合需要一个群体普遍地为另一个群体在日常生活和私人领域所接受, 这种接受需要彼此成员问多数人的亲密往来 (或者说社会交往) , 而这种交往的前提是两群体成员之间有接触的机会, “社会交往取决于社会接触的机会”。因此, 群体间接触机会就成了融合的前提条件。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 也是完善城市功能和提高管理效率的重要平台, 鼓励弱势群体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采取多种形式促进沟通和交流, 扩展社会关系网络, 提高城市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推动城乡融合。倡导社区组织一些鼓励社会群体参与的社区活动, 扩大社会交往范围, 加强社区人口的交流互动。通过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等途径, 扩大个人嵌入城市社会网络结构能力, 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主动适应当地城市生活, 增强城市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以及社会参与有助改善弱势群体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增强社区的包容性, 增进社区成员的相互了解, 有利于改善新移民与原居民的心理距离, 有利于改变新移民狭隘的地域观念, 摒弃“漂泊感”, 促进归属感。

(四) 身份融合

身份融合是一种身份认同, 涉及到流动者与本地人及老家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将来的生活思考及认知。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处于族群交往的场景中, 如何给予自己定位。按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的观点, “一个族群的成员身份, 是一种社会定义, 是成员的自我认定和其他族群对之认定这两者的相互作用”。

外来的个体在移入城市工作生活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对城市事物和居民、城市文化价值观念的排斥、接纳或认同等综合心理活动状况。它是衡量群体社会融合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 并且被普遍认为是个体社会融合的高级表现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移民是否能真正融入到迁入地, 决定着他们是否能够真正作为城市生活主体而存在, 而非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对自己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的身份认同, 本地语言掌握程度、对所在城市的客观的感受和评价, 对本地人的评价, 以及将来的居留意愿等。弱势群体与移入城市的其他文化群体的实际接触过程中, 心理与行为逐渐发生变化, 为对城市事物和居民、城市文化价值观念的逐步接纳或认同, 实现城市社会融合。

弱势城市的城市社会融合的融入轨迹和模式因不同的群体表现不同, 融入时间与程度因人而异, 但其顺序是先发生经济整合, 逐渐接受当地的文化氛围, 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实现行为融合, 最后是自己的身份认同。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因素

(一) 制度层面

1. 户籍制度的制约

在中国, 户籍制度把人分为了城市人和农村人, 且不能随意转换。但是很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过程中还是想要进入城市, 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享受城市人的待遇, 而不是一个“过客”。在这一制度下, 农民工离开了他们自己原来的土地, 但是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的这种尴尬境地被社会学界概括为社会结构的第三元群体, 可见, 农民工既不完全等同于农民又不能等同于市民, 他们既是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却又是没有融进城市的市民。

2.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逐渐在不断完善, 但是对于城市中的广大农民工来说却没有起到保障作用, 在城市社会保障中却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在城市中做着最苦最累的工作, 却没有享受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 让他们成为了城市中一个很弱势的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 使农民工的城镇化具有不可持续性, 使他们无法在城市扎根;更为严重的是, 没有社会保险, 农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数据显示, 农民工没有购买保险的占比都相当高, 其中, 没有购买养老保险的73.37%, 没有购买医疗保险73.77%、没有购买失业保险的84.65%、没有购买工伤保险的67.46%。因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成为了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用工单位层面

工厂在农民工的使用上也存在很多的负面因素, 成为了工厂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很多的工厂让农民工做最苦最累的工作, 却没有给他们应该得到的报酬;在用工时, 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随时开除农民工员工是很常有的事;对于农民工的身体健康也没有太多的保护, 让他们在工厂中污染最重的地方工作, 甚至有人因此而患上了职业病。在这样的城市中, 农民工心里是很排斥城市不愿在这里一直待下去, 让他们对城市社会不再向往。

(三) 个人层面

1. 素质较低, 工作技能不足

要想在城市更好的生活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和较强的工作技能, 而这两者也正是农民工所普遍缺乏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相对于老家的农民而言素质较高, 但是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却不具有优势, 再加上受教育程度较低, 缺乏相关培训, 导致工作技能不足, 不能从事高科技、高技术行业工作, 只能成为低层次的靠体力谋生的劳动者。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长大, 对城市的生活状态和城市居民的价值观等有诸多不了解, 这种不了解往往又很难调和, 从而成为农民工和城市之间的隔阂, 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个障碍因素。从心理状态来说, 农民工心里认为自己本身不是城市人, 只是到一个城市打工赚钱, 缺乏归宿感和认同感, 也就无法认同自己是城市的一份子, 甚至对于城市生活还有失落感, 这也阻碍了他们无法更好的融入城市社会。

2. 农民工的心理因素

一是城市市民的歧视。对于城市居民来说, 农民工给他们的印象往往是素质低, 干着最苦最累的工作, 把他们当作外来人看待, 甚至农民工自己也这样认为。在城市居民看来, 大量农民工的融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机会, 也占用了他们的生活空间,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治安。因而, 城市居民往往看不起农民工。这种歧视也对农民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反过来也对城市缺乏好感。二是农民工的社交范围狭窄。他们一般都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或者老乡在一起开展各项活动, 影响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步伐。

三、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策

(一) 加强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 促进工厂农民工就业融入

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往往不具备高学历或者较强的工作技能, 有很大一部分是靠体力谋生, 这种就业的低端处境造成了农民工的不稳定性, 不利于融入城市生活。因而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更快的融入到城市生活, 首先要让他们良好的就业。可以对他们加强职业教育和工作的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工作技能, 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 实现自己的价值, 让他们从工作中找到对城市的认同感。

(二) 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需要在制度上给与农民工更多的保障, 让广大农民工在城市中没有太多的制度方面的压力。要尽快建立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户籍制度, 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 有助于就业岗位的提供, 让更多的农民工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 从而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

(三) 营造良好氛围, 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

农民工的社交范围狭窄。他们一般都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或者老乡在一起开展各项活动, 影响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步伐。因而丰富农民工的业务生活有助于他们尽快的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应组织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 工厂应建立完善的活动设施和文体活动室, 让农民工在闲暇时间里能够享受丰富的业务生活, 扩展社会交往范围。

(四) 建立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民工的社会权利

通过积极推进土地流转、户籍等配套制度的改革, 实行分层分类保障, 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范畴, 优先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 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 探索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的养老保险办法, 应对生存风险, 有效落实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的基本权利, 促进社会公平。在建立了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后, 工厂农民工在城市中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让他们在工作之余没有了后顾之忧, 可以加强他们对于城市的认同, 感觉到自己也真正的成为城里人。

参考文献

[1]罗娜.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及对策探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4年.

[2]李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及融入路径探讨[D].兰州大学, 2011年.

城市新生机 第4篇

2011年12月25日，北京东三环希尔顿酒店的大堂中央，一株体量巨硕的圣诞树尽显着节日的氛围，环绕树根部的沙盘上是几组电动玩具火车乘客以及落满白雪的山坡松林，这般场景建构出人们心目中那个色彩斑斓的圣诞节。

这样美轮美奂的童话场景似乎掩盖不了过节人的焦虑：这一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波尚未平息，欧债危机又起波澜，更加令人沮丧的是，有专家预测这场新危机很快就会波及东亚的日本。在中国，对于经济危机再起的焦虑甚嚣尘上，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家频频发生“跑路”，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国际外需萎靡振奋加之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双重压力让他们已经苦苦挣扎了数月之久；曾经发烧不止的房地产市场此时降到冰点，退房、补差价、冲击售楼处的消息时有发生，这让地产大佬们真真切切感到寒冬的到来；反垄断的官司在有关部委间打来打去，看着热闹的老百姓开始盘算宽带资费能下调多少；尽管年中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政策缓解了普通劳动者的税务负担，但居高不下的通胀让老百姓还是不敢敞开钱袋子花钱……

文化新生机

当然在这个冬季也有让人温馨的好消息——在十月举行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体现了中央平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齐头并进的远见和敏锐，这个前景无限、空间巨大产业体系让人们看到了新契机和新气象。不论是资本市场文化产业概念的股票一枝独秀，还是文化产业的增速居群龙之首，为这个经济寒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暖意。

“我国虽然是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大国，但我国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75%，而发达国家一般都超过5%，个别国家达到10%，我国要成为文化强国还需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中国城市经济论坛上，作为特邀贵宾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道出了对文化建设的精妙见解，“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就如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也必须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才能顺利地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也是‘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涵义”。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周道炯认为，从城市的发展来看，城市的经济地位、经济社会发展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着城市的文化选择，包括城市文化精神的导向。中国从经济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转变，符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内在规律和现实需要，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巨大差异，使其成为当下许多城市的心头之痛。两院院士周干峙指出，在城市化方面，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至关重要，文化建设必然也必须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城市经济方面，产业究竟如何去发展，需要有个科学前瞻的态度和行动。“现在突出文化因素没有问题，但要与经济统筹考虑”。

“在城市发展的硬件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各种所谓地标性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由于城市管理者们一窝蜂地邀请不懂中国的外国人来设计，使中国城市成为西方人不付任何成本的实验之地。这种走向一厢情愿的所谓城市文化国际化之路，是中国城市经济发达而文化落后的典型之处”。周道炯如是说。

“经济发达而文化落后”的观点引起了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京文的共鸣。他对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在建设中盲目崇洋媚外，设计的与传统文脉格格不入的“水煮蛋”、“大裤衩”表达了强烈不满，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要对此引起重视，及时尽早进行规范。

民富促消费

当前，与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样为社会各界所热衷讨论的话题还有“国富与民富”。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问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仍然与国家经济实力不相匹配，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过去中国一直坚持国富优先而非民富优先的政策导向，政府财政收入占经济总量比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经济总量比重，国富民不富的现实导致内需不足。因此，“十二五”期间要把“国富优先”的政策导向转为“民富优先”。

对于长期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理论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来说，“国富”与“民富”显然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

刘国光分析指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实现国富，国力确实大大增强，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人均却不到日本人均的1/10，仍然列世界的第100名之后。“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国富民不富’，就老百姓生活水平总体上还是提高了，只是部分人群已经很富，但大部分国民富的不够，有穷有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造成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现象，刘国光认为原因在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没有与时俱进进行调整。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通过搞活个体、私营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尝试是没有错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初在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同时，国家还提出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口号。但多年的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来的目标在很短时间内很快就完成了，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却迟迟不能自动地实现。因此，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最核心的问题是一部分国民先富、暴富和大部分国民不富或者贫穷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需要的政策转向不是什么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而是要把这个政策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转变，这是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分析 第5篇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比老一辈农民工更好的教育, 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而且有更强的接受度, 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 在融入城市过程中也呈现出其独有的特点。但是, 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所形成的各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 在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状况

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 不再为攒钱糊口而奔波是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显著特点。以广东省为例, 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每人每月平均挣873元, 寄回老家约232元, 将近八成的收入用来消费, 或者留用, 有些人甚至崇尚享受和攀比, 一味地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非理性使得原本就收入较低的农民工生活更加窘迫。

2.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化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接受过一定的教育, 其价值观也与老一辈农民工有所不同。价值主体更具有自我性, 目标更趋于务实, 价值观念更加多元, 更注重自身需求。受利益机制的驱动, 流露出对物质利益和金钱的渴望和向往, 因而在融入城市的同时出现了“月光族”等不正常现象, 价值标准也更务实和功利。

3. 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特点

作为社会化的人必然有着情感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中形成的与家人、亲戚、朋友之间的情感网络中剥离出来, 同时作为城市社会的边缘人群, 又很难与城市居民建立情感上的联系, 因此, 他们往往在城市生活中找不到情感归属, 容易产生情感困惑。而且农民工在城市中择业、就业没有竞争优势, 加之城市居民对待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与对待当地社区居民的态度的反差, 及农民工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的滞后,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上严重受挫, 继而引发诸如孤独、自闭、精神失常等许多严重的心理问题, 甚至有一部分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 采取一些与社会常理相悖的态度和行为, 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4.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希望用自己辛勤劳动做出的贡献得到城市社会和居民的承认, 希望能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交往, 享受平等的工作机会, 希望有关管理部门能够对他们采用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的政策和态度, 希望能够在城市中平等地参与社会集体活动和相关的社区组织, 渴望融入城市当中。但是由于中国固有体制的限制, 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和当地社区居民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反差, 新生代农民工无法真正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并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困难重重。

5.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维护

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 维权意识觉醒, 开始利用法律及社会舆论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之一, 其就业公平权、劳动保障权及政治参与权都严重缺失, 一直徘徊在权利的范围之外。

6. 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的生活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自身追求, 在工作之余更崇尚拥有闲暇的生活和休闲活动, 以更好地享受生活。但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限, 其闲暇生活呈现出单调化、庸俗化、问题化的特点。他们的业余生活贫乏而单调, 休闲娱乐方式的文化层次不高, 对与自身相关的或消遣娱乐的信息比较关心, 而对一些科技教育、经济发展等有关自身素质提高的信息却很少关注, 因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导致其自身素养不高, 在城市中趋处于劣势。

二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针对性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过程而逐渐显现出来的, 问题亟待解决。为此, 本文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措施, 主要包括:

1. 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适应性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发展的不足是造成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从加强其对城市的生活适应入手, 引导农民工进行健康合理的消费, 倡导实用、节约的消费理念和健康舒适的休闲方式。

2.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

积极调动各种社会资源, 增加适应农民工的娱乐休闲项目, 促进休闲质量的提高, 引导他们关注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发展。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 增强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重视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学习, 通过开展免费的新知识及工作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对新知识和信息的接受和处理能力, 从而增强他们与城市居民的话语交往能力, 减少沟通障碍。

3. 统筹城乡发展, 深化城乡二元结构改革

中国自古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存在各种程度的不合理, 使得对农民工群体的身份产生“认同危机”, 因此户籍改革势在必行。可以考虑先在东部发达地区进行试点, 放宽新生代农民工的户口限制, 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4. 完善社区组织,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社区组织不仅可以满足社区成员的需求, 开展活动以实现社区公共目标, 而且可以实现社会公正。通过社区组织, 可以强化政府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沟通, 凝聚力量, 促进社会团结, 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在实际工作中要积极发挥社区活动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意识和社区归属感, 实现城乡居民互动与和谐发展。

5. 健全法律体系, 构建多元立体的法律保护体系

由于法律法规机制的缺陷,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一直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医疗、教育、保险等权利缺失, 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严重, 农民工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挣扎在社会最底层。修改和完善《劳动法》的相关法规是根本之策, 增加农民工专门保护条例, 明确农民工的权利和义务, 制定处罚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规。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一定的政策倾斜, 针对农民工权益纠纷制订专门的规章制度, 提高办事效率。

6.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完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低保体系, 同时明确地将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纳入城市的义务教育体系, 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已然成为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主力, 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以及我国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致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不断壮大, 其城市融入困难的情况也愈加严峻, 城市中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学界的一个焦点。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出发, 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城市融入,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许广丽.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法律问题[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05 (12)

[2]何瑞鑫、傅慧芳.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变迁[J].中国青年研究, 2006 (4)

[3]徐小霞、钟涨宝.新生代农民工权利缺失现象的理性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 2006 (4)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 第6篇

2010年1月31日, 中央发布一号文件, 文中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 具体指的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 年龄在16岁以上, 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1]。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 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 747万人;从年龄结构看, 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5.2%, 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这意味着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不可小视,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其中, 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7.9%, 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2]。

城市融入来源于“社会融入”这个社会学概念。从社会学视角来看, 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城市融入这个概念描述的是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并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理想道路是农民工能保留某些自身良好的农民身份的传统秉性, 同时积极适应、融入新的城市文化。但是理想道路往往布满现实的羁绊和阻碍, 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个融入的过程中遭遇到来自制度壁垒、文化隔阂、城乡差异等困境。在现实生活中, 农民工与弱势群体、底层民众等术语紧密相关。农民工往往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位置或者老旧城区, 其权益常常受到侵害, 如工资被拖欠, 医疗无保障, 子女入学困难, 形象被污化。与此同时, 媒体上关于农民工偷盗、打架、不文明、报复伤人等不良事件也令人眼花缭乱、难辨真伪。

二、国内外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研究评述

社会融入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社会融入” (Social cohesion) 源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E.Durkheim) 的代表作《社会分工论》。同时, 涂尔干还提出“社会整合” (Social Integration) 概念, 认为环境的阻隔、风俗和制度制约了社会整合的程度[3]。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帕克提出“社会同化”的概念, 帕克把社会融入和融合看作个人或群体从其他群体获得记忆、情感、态度, 并且共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的社会同化过程, 并将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划分为相遇、竞争、适应和同化[4]。

国内学者对社会融入的研究基本上参照西方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 研究重点是移民社会适应和农民市民化问题。杨菊华将社会融入界定为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5], 认为良好的社区服务与接纳环境可有效推进融入进程, 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 更需要消除歧视、排斥的制度障碍, 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6]。朱力从社会化视角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要经历经济、社会、文化等三个方面的继续社会化的过程, 才能适应新的城市环境[7]。同时, 老一代农民工更多是被动性适应, 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半主动性适应, 少数具有精英特质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建构型适应, 这种建构型适应代表了整体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健康的生活方式[8]。本文将采用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这个逻辑框架来分析和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面临的困境和可能路径。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面临的困境

(一) 政治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父辈相比, 通常接受教育年限较长, 接受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观念较快, 对城市生活的熟悉度远高于农村, 掌握农村生产技术的程度较低, 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来看, 他们的社会角色与传统农民有极大的不同, 更接近于工人这种职业。但是, 他们又没有被赋予工人阶级这个政治称号, 而是被命名为“农民工”这个地位尴尬的、边界模糊的社会身份。他们没有获得计划经济时代工人阶级被政治制度所规定的相应权利。虽然现在劳动保障条例、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强制要求用工单位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保障福利, 他们仍然只是资本经济的雇佣者, 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地位, 没有政治对话的权力。

(二) 经济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工资收入上较他们父辈相比, 已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由于他们并不能享受与城市职工相同水平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福利, 加之财富累积等原因, 使得他们通常居住在集体宿舍、租住城郊结合部、城中村等, 面临着子女教育、就业、养老、生活等一系列困难。

(三) 社会和心理困境。

与父辈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比父辈更容易敏感和不安, 往往更希望得到城市社会的理解、信任、接纳和包容, 但是, 由于职业环境、社会支持系统缺失、城市社会排斥和歧视、利益维护组织缺位、经济收入偏低等因素, 这一群体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困境, 阻碍了城市融入的进程。新生代农民工与社区生活往往是隔离的, 他们早出晚归, 与邻里、社区基本不产生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 几乎不参加除人口普查外的其他社区活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以及与城市隔离的社区生活,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负面情绪缺乏释放、缓解的正当途径, 遇到刺激事件就会引发一系列负面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四、关于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反思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中, 其面临的障碍是多方面的, 包括制度剥离、资本隔离、市民孤离、文化疏离、农民工游离。要解决难题、突破阻碍, 关键在于破除制度壁垒, 清除经济束缚, 消除市民偏见, 拆除文化藩篱, 摒除农民工自身的羁绊, 而这一切举措都属于社会治理机制范畴。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越来越不能被忽视的社会主体, 是国家权力和人民群众的重要社会基础, 必须从政治层面将其制度化[8]。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进程, 离不开政府主导、社会及媒体推动、市民接纳、社会组织倡导、农民工自身主动等多方面力量的共同行动。包括积极推动政策制定和具体实施, 创建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 畅通维权渠道, 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再继续教育和再社会化教育等社区教育, 倡导开放性包容性的社区文化, 改变居民偏见, 提供社区援助和救济等。在当前的“互联网+”信息时代, 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 尤其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互动交流平台等新技术和社会媒体舆论的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N].新京报, 2011-2-21 (004)

[2]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

[3]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24~45

[4]陈成文, 孙嘉悦.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 6:66~71

[5]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 2009, 1:17~29

[6]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15, 2:61~79

[7]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 2002, 6:82~88

[8]朱力.“半主动性适应”与“建构型适应”[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0, 4:60~66

新生代农民工:靠什么留在城市里? 第7篇

“我现在一个月赚的钱都比家里半年的收成还多, 其实现在种地根本不赚钱, 扣除种子、化肥、农药, 一年等于白忙活。”但当笔者问他是否打算留在北京时, 他则有些无奈地说, “谁都想留在这里, 但靠什么留下呢?”

背井离乡, 在城市打工, 希望留在城市, 像郝忠诚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有很多。2013年9月,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 2012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 超过一半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属于“80后”。 与上一代相比, 新生代流动人口更青睐大城市, 超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

但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住房价格、严格的户籍制度, 让他们留下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离乡土的距离远了, 离城市却未必近。只能徘徊于城市边缘。

2011年2月, 郝忠诚从老家山东滨州来北京打工,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 他先后换了三份工作, “保安、酒店服务员都干过。”后来, 通过老乡介绍, 郝忠诚干起了装修工作。当笔者见到他时, 郝忠诚正在帮一家业主粉刷墙壁。

他一边干活一边与笔者交谈, “这是我自己揽的活, 干了两天了, 能赚1 000元。”郝忠诚告诉笔者, 装修工一般都是短期工, 他们的工作很不稳定, 哪里有活就去哪里, 没有活的话只能待在住处休息。而大部分时间, 他们都是跟装修公司短期合作, 一年之内他们可能跟多家公司合作。

其实,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 郝忠诚的收入算是比较高的。虽然收入不少, 但郝忠诚却并不开心, 一是他游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看不清自己未来的方向;二是找对象的事让他苦恼而已。

目前, 郝忠诚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管庄附近的地下室里, 狭小的生存空间、阴暗潮湿的环境让他时常怀念老家的房子, “我在家一个人睡一张双人床, 早晨阳光都把我的被子晒得很热乎。”但现实是, 家里再好, 他也无法回去。在北京活得再艰苦, 他也得忍受下去。“其实, 我也没奢望买房, 租房住也没什么, 关键是没有户口, 没有医保, 以后还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 必须健全机制体制,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郝忠诚对这些大政方针并不懂, 但他觉得国家最应该解决的就是农民工的身份问题。“我也天天用手机看新闻, 不过很多也看不懂。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农民不是农民, 城里人不是城里人。”说到这, 郝忠诚不无感慨地说, “其实我们不是不想回农村, 可是回农村能干什么, 创业咱们也没那头脑, 只能打工赚点小钱。”

言谈间, 郝忠诚还透露出他的另外一个苦衷:为找对象苦恼不已。由于在城里接触不到合适的对象, 他只好通过家里人介绍相亲。 “这两天老妈又给我联系着找对象, 可是女方一听说我是干装修的, 就再没消息了。”郝忠诚说, 他每年只有春节的时候才回家一次, 而回家就是不停地相亲, “现在农村女孩大多都在外面打工, 只有过年才回家, 大部分年轻人都在春节前后相亲。 今年找不到对象, 还得再等一年。”

“现在农村女孩大多在电子厂、 服装厂、酒店上班, 还有周末, 因此比我们见的世面多, 也更想留在城里。”郝忠诚告诉笔者, 在同龄人中, 像他这样干装修的年轻人很少。他的业余生活也就是和年纪大的农民工一起打打牌, 根本接触不到新鲜的事物。因此, 在相亲的时候, 跟女孩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我虽然生活在城里, 但和城里人并没有过多的交往, 生活圈子依然是老家那帮人, 而且他们都比我大。平时干活、 吃饭都是和他们在一起, 其实就把在老家的生活方式搬到这边来而已。”

笔者在采访时发现, 跟郝忠诚遇到相同情况的人并不少见, 他们多从事一些重体力劳动。这些工作, 在其他同龄人看来, 是所谓的 “粗活”。如今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愿意选择这些职业, 因此, 从事这部分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往往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和困惑, 相对其他同龄人来说显得更难融入城市。

农民工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新型劳动大军, 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挣钱并不少的他们, 远离了乡村却难融入城市。这不仅有社会公共福利体系缺失的因素, 还有他们对于在城市生活认识和理解不全面的原因。靠什么留在城市里, 怎样留在城市里?这不仅是对执政者执政理念的考验, 同样也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不可逾越的考题。房子、票子固然重要, 技能、日常交际生活的能力也同样不可或缺。当城市的生活成为农村生活的复刻版, 入城之惑就变得清晰和现实起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文献综述 第8篇

作为外来人口的移民群体, 进入城市后如何实现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 一直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 (任远、邬民乐, 2006) 。当前,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以及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 他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城市融入情况进行了实证或理论的探讨。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

农民工城市融入或城市适应性问题研究是我国农民工问题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越来越多地进入城市, 学界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或城市适应性问题研究的对象也随之转移。

较之于传统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观意愿有所增强。王春光 (2001) 指出, 与第一代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者生活型。如果用推拉理论来解释的话,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生活拉力的作用显然远远大于农村生活推力的作用。李涛 (2009) 通过调查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想永久地在工作的城市居住下去, 有主动融入城市的要求, 而在传统农民工身上的这种渴望就不是这么明显。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外出的动机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维持生计, 他们更想通过这种进城的机会来改变农民的身份, 融入到城市环境中, 成为一个城市人。

然而, 研究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依旧很低。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农民工进城受到不公平的社会待遇, 城市对农民工来说实际上是“经济接纳, 社会拒入”, 新生代农民工依旧在经历这样的遭遇。许传新 (2007) 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等都处于中等水平, 而生活处于较低水平。他们虽然进了城, 但并没有在城市“生根”, 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 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刘传江、程建林 (2008) 利用2005年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实际测算, 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仅仅处于市民化过程中的中间阶段, 距离实现城市融入还有很长一段路, 目前仍面临很多障碍。有学者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 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 从而形成了“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尴尬境地 (王春光, 2001) 。何绍辉 (2008) 研究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等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陌生性,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根”。然而, 受乡村特定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运作逻辑的区隔, 新生代农民工亦难以有效回归乡村, 难以在乡村社会有效“归根”。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这特殊的大型人群游弋于城市和乡村的边缘, 徘徊于“扎根”与“归根”的双重困惑之中。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

1.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因素

李强 (2000) 认为, 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及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传统农民工如此, 新生代农民工同样受制于这种障碍。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户籍之上的城市各种制度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 (或制度排斥) , 学界对此已基本形成共识。户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 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 (任远、戴星翼, 2003) 。户籍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城市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的背离。城市农民工通过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 但从身份上看, 他们依然是农民。李涛 (2009) 指出,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地放宽, 但对身份管理没有改变。农民有了进城就业的权利, 但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根, 由户籍制衍生的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 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

李伟东 (2009) 指出, 制度设计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社会有一定的隔膜, 既无法参与规则的制定, 也无法顺利融入当地社会。李强、龙文进 (2009) 指出, 城市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和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政治力量等制度政策因素,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城市融入有很重要的影响。在这些方面的弱势,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实现城市融入。

2.社会管理、劳动报酬、社会观念等其他社会因素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除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 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团体对进城农民工的关注和容纳不够也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低的重要原因。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组织、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 还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建立的社区组织、文化团体、福利组织等, 农民工都很难进入, 最突出的是工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社区没有对进城农民工必要的承纳与整合 (江立华, 2003) 。许传新 (2007) 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得到城市社区参与、组织支持的机会极少, 对其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影响, 最终制约着他们的城市融入。

在城市工作中,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高, 经济收入较低, 在城市中绝大多数处于中下水平, 自然难以承受在城市生活的各种高消费, 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 等等。有学者指出, 居无定所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经济因素。住房问题对于男性来说尤为重要, 在中国这样一个男婚女嫁的传统习俗当中, 房子常常是男性青年必须准备的, 但由于实际收入跟高昂的房价差距太大, 他们的长远打算是不能定居城市。而女性的长远打算, 多数是不确定的, 需据未来男友的去向而定。实际上, 他们不是不想在城市永久居住, 而是由于买不起房子而不能够在城市定居 (李涛, 2009) 。

朱考金、刘瑞清 (2007) 调查发现, 青年农民工在城市里所拥有的正式社会支持网极其缺乏, 从而影响了他们城市融入的意愿, 并最终会制约他们的城市融入。同样, 社会歧视也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歧视主要有两种类型:政策性歧视和市民的歧视, 这些歧视阻止了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 加深了农民工与城市和市民的“鸿沟” (张时玲, 2006) 。当前很大一部分城市市民对农民工有着严重的偏见和歧视, 常常将自己视作“一等公民”而把农民工看作“二等公民”, 认为农民工素质低下、观念落后, 把城市的社会治安问题、市容问题乃至城市人的失业问题都归结到农民工身上, 认为农民工的到来改变了原有的城市社会秩序, 因此产生了城市人与农民工对立冲突。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城市生活经历等方面较之于以往的农民工有很大优势, 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被歧视的状况, 这使得农民工无法也不愿更多地与城市人交往, 而是选择与其他农民工交往, 因为后者可以保障他们在交往中处于对等的地位。交往的局限性限制了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 (吴振华, 2005) 。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

不少学者从“社会网络”角度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渠敬东 (2001) 指出,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 并影响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国的乡土社会历来重视亲缘和地缘关系。这种对亲缘、地缘关系的重视, 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 成为一种“习性”, 这种“习性”没有因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调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和交往中, 乡土社会网络依旧起着重要作用,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互动, 不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

何绍辉 (2008) 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亦使他们难以真正在城里扎根。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农村长大,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城里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另外, 受到自身收入水平和知识能力等影响, 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而被城市主流社会抛之于外, 只能是城市生活的向往者。朱考金、刘瑞清 (2007) 通过对南京青年农民工的调查指出, 新生代农民工过多的依靠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 则更易导致城市融入的失败。

此外, 流动的盲目性以及浮躁心理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是否融入城市以及如何为之努力奋斗等问题时摇摆不定, 身份认同、自我认知等因素深刻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何绍辉, 2008;殷娟, 2009) 。

三、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 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 同时在心态和文化习俗上更容易接近于市民, 但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安排, 使得他们的期望与城市体系的客观排斥之间存在差距。王桂新等 (2008) 认为, 要协调多方主体, 应该从推进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革着手, 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徐莺 (2006) 指出,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必须破除制度性障碍因素, 加快城镇户口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户籍制度不改, 农民工就永远不能转为正式工人, 永远只能当农民工, 融不进城市的社会, 因此必须改革户籍制度, 消除其对农民工的种种直接和间接的限制 (陆学艺, 2003) 。李强、龙文进 (2009) 指出, 政府要在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制度和增加农民工政治权利等方面继续努力, 牢牢把握方向, 加快制度变革的步伐, 为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日益良好的环境。

针对城市社会管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遗漏”, 有学者提出, 倡导城市社区和群体的接纳 (周莹、周海旺, 2009) , 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广泛参与城市社区、工会、第三部门等组织。城市有关管理和服务部门要开展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帮扶工作, 充分发挥正式社会支持网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朱考金、刘瑞清, 2007) 。

政府要有计划地组织以基本生活常识、城市规章制度、法律常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引导和教育, 有效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和现代人意识。同时采取积极措施, 鼓励用人单位、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社会力量开展新生代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引导和鼓励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参加各种教育和培训。通过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 提升其社会经济地位, 增强对城市社会的适应能力, 从而顺利融入城市社会 (张时玲, 2006) 。

此外, 有关部门、城市居民要转变心态和观念, 唤醒“感恩意识”, 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 (聂洪辉2006;孙秀娟2007) ,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融入城市。

四、小 结

学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首先, 学者们普遍认为, 较之于以往的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意愿有所增强。可是, 总体来说,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依旧比较低;其次, 研究发现, 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与以往相比大体相似, 主要在于户籍制度、社会支持网、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以及农民工自身等方面;关于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对策主要集中于以户籍制度为切入点的制度性改革以及出台城市管理服务农民工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在整理、归纳学者们观点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当前的研究上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方面, 依旧缺乏客观的测量指标, 使得这一方面研究的客观性较难保证。其次,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 学界的研究呈现出“面多点广”的特点, 针对性的深入研究有待加强。最后, 在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方面, 学者们的意见略显宽泛和笼统。以上这些不足都是后续研究需解决的。

摘要：随着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增多,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兴起。文章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制约因素以及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着手, 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梳理。

新生代城市模式 第9篇

摘 要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其中占据的比重正在不断上升,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实现向市民化转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本文主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从成本收益视角分析了其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關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化 成本 收益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新生代农民工,即指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80后、90后青年农民,他们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到城市务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有1亿人左右。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构成了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如何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摆在国家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一)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就业培训意识增强

新生代农民工尽管从整体上讲文化水平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普遍受过相对规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仍有待提高。有关调查显示,只有17%的农民工具有专业技术,75%的农民工希望企业或政府部门能组织专项技能培训,仅有8%的农民工没有考虑过。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意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层次、工资水平、社会流动等各个方面。

(二)职业期望值较高

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工作地点的范围更加广泛机会,而不像老一代农民工拘泥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面有了很大的拓宽,他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与老一代农民工所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不只是考虑工资收益,同时还会考虑到知识技能收益、工作环境、发展前景等。

(三)城市归属感增强,生活消费水平提高

相关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1.4%的女性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会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而男性做出这种选择的比例为50.5%。从消费水平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总量和消费面都在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满足于衣食住行等有形的物质产品的消费,一些无形产品消费也越来越受到农民工的青睐。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成本构成

1.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高低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决定,取决于农民工放弃的同等劳动力在农村能够得到的收益的多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家庭中应属于从事农业劳动的主要劳动力,再加上如果当地农村劳动者收入水平高,那么该劳动者外出就会较大幅度减少家庭在当地务农所获得的收入,因而外出就业的机会成本就高。

2.城市生活成本。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支付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主要包括:住宿费、交通费、通讯费、餐费、着装费、日用品开销、医疗费等。这一部分生存成本的大小与农民工所在城市的生活水平高低密切相关。

3.心理成本。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和城市人一样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其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这种户籍的差别带来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城市人产生了城市人优于农村人的不平等意识,从而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求职、就业、生活等方面遭到一些歧视,加大了他们融入城市的难度,相应的产生心理适应成本。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收益构成

1.经济收益。经济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工资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工资收入是农民进城的最直接的收益,也是最主要的经济收益。非劳动收入是农民工在转移过程中可获得的除工资之外的额外支持。例如,外出务工之前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积累,来自家庭内的财富转移。

2.非经济收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不仅可获得经济收益,还可以获得个人心理的满足和分享到城市的社会文化。相比较农村,城市具有更发达的经济环境、更完善的公共设施、更多的培训机会。在城市工作的同时能够受到现代思想观念熏陶,接受新思想,能够学到更多知识和技能,这是他们进城后所获得的不用自己投资的无形人力资本。

(三)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城市生活能力测度

唐茂华(2007)提出从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视角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永久性转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其研究认为,决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永久性转移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即城市生活能力。城市生活能力指数表示为:

根据2009年的收入和成本数据,测算出劳动力的长期城市生活能力仅为0.46,即难以实现永久性转移。一方面工资收入较低,另一方面城市基本生活成本较高,由此导致转移劳动力的长期城市生活能力匾乏,农村劳动力最终不是选择留在城市,而是回到农村。

三、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原因分析

(一)工资收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与高工资行业的收入水平有显著差距

2009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比重最大的是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39.1%,其次是建筑业占17.3%,服务业占11.8%,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各占7.8%,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5.9%。其中,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671元、1640元和1625元;收入较低的分别是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264元、1276元和1331元。

由数据分析可知,农民工主要从事的这六大行业的整个行业的平均工资分别为2016元、1794元、1983元、1623元、2128元、2733元。在同一行业内部,农民工的工资显然低于行业平均工资。平均工资最高的六个行业的平均工资分别为5153元、4720元、3834元、3267元、2875元、2867元。除采矿业外,其余均属于需要从业人员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专业技术水平的新兴产业。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几乎不涵盖具有最高工资水平的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低年龄组中高学历比例要明显高于高年龄组,30岁以下各年龄组中,即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均在26%以上。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有所提高,但大专及以上学历只占大约5%-8%,这意味着只有极少数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进入高工资的行业。

(二)消费结构变化显著,消费支出增加

相关调查显示,80%-90%的老一代农民工大多节衣缩食,通常将积蓄主要用于家乡亲人的生活开支、修建住房、供子女或弟妹读书。而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用于这些传统消费方面的只占30%-35%,其余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同时,用于自身教育方面的消费(进修、培训)和自身享受型消费(手机、上网、MP3)的费用也日益增加,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通信费用占总消费量的比例一般高达15%-25%;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将积蓄用来在城市按揭买商品房,以及供给子女在城里读书。

(三)参加社会保障水平总体较低,增加了潜在的城市生存成本

按照相关规定,企业必须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办理工伤、医疗、养老、失业和生育等五大保险。200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2.8%,近六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与此相对应的,全国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总体较低,雇主为农民工缴纳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7.6%、21.8%、12.2%、3.9%和2.3%。而且,不同行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制造业的情况相对较好,而建筑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总体水平相对较低。作为工伤风险较高的行业,雇主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15.6%,同时其他保险的参加比例也显著低于其他行业。

一旦发生工伤事故、重大疾病或失业时,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险为其损失买单,那么农民工就可能面临在短期内需要支出大笔费用或长期内不能从社会保险中得到补偿的问题。因此,较低的社会保险参与率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潜在的城市生存成本。

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对策建议

(一)发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

首先,输入地政府应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其次,重视企业在发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的作用,鼓励各行业的企业开办或投资于专门的、具有行业特点的职业教育机构,不但能使各行业农民工学习到專业性较强的职业技能,而且这些受过专业培训的农民工在行业内流动,既能使企业降低培训成本,也能加强技术的交流,有利于提升企业职工的整体技术水平。

(二)推动地级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向次发达城市转移

首先,劳动力输入地政府应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推动二级城市、地级市和小城镇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在这些地区就业,从而有利于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次,要加快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准入制度、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步伐。

(三)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首先,要建立起强制的农民工参保制度,使得企业必须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其次,多渠道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推动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和较高收入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再次,通过建立统一的农民工专项救助基金,可以对涉及农民工的案件进行交涉、监督,成为政府、企业和农民工沟通的桥梁,通过及时灵活地处理各种纠纷和案件,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减少相关的成本。

参考文献:

[1]王慧峰.城镇化要促农民工变市民—解读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人民政协报.2010.2.

[2]陈学法.二元结构变迁中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变革.宏观经济研究.2009.12.

[3]乔振祺.夹缝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1092249.html.

[4]孟小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讨.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9.

新生代城市模式 第10篇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对策

在我国,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 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 “80后”员工成为主体, “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和父辈相比, 他们心怀梦想, 希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报酬, 希望尽快在城市立足, 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 融入城市。但是收入却高不过城市生活的门槛——正如他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有宽阔的道路直通市区, 却处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 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 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

1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

1.1 新生代农民工的含义

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学术界较为关注的一个课题, 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却是意见纷呈。本文界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一方面是指年龄低于25岁, 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成长和受教育于80年代、90年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另一方面就是, 他们不是老一代农民工在外出过程中出生成长的, 而是介于老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之间过渡性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 却没有对其具体的界定。

1.2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1.2.1 精神特点。

老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 吃苦耐劳, 逆来顺受;而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 追求平等, 崇尚个性。

1.2.2 产业分布。

老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新生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

1.2.3 就业结构

老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 进城能打工, 返乡能种地;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2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怀揣“城市梦”, 但同他们的父辈一样, 仍生活在城乡二元的“剪刀差”之下, 在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问题上难以获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新生代农民工走向市民化, 才是他们的归宿, 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但两代农民工之间的明显差异, 迫切需要社会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扎根城市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全社会都要积极帮助他们, 从政策、观念和实际待遇, 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不仅仅是说地理空间上即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 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心理的角度对城市生活的认同, 一个对城市适应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 享受城市文明, 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城市融入”是一个具有时间跨度特点的和纵向过程的概念, 这主要是表现在生活空间的扩大和交往范围的拓展。

3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适应性问题分析

3.1 经济方面的不适应

经济上的适应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方面的适应是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以后用自己的辛苦劳动换取维持和改变现状的经济来源。我们认为这个结论不适用于新生代农民工, 而只适用于老一代农民工。因为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挣钱, 他们想获得经济收益的愿望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强烈许多。老一代农民工过的是“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 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 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这就说明,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一方面他们并不看重经济利益的获得, 只是把获得经济收益当作融入城市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经济适应要远远快于老一代农民工, 这就呈现出了矛盾的特点。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刚一进城的时候会埋怨消费水平过高, 但是, 由于他们的城市适应性强, 同时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受价值多元化的影响, 他们很快就可以适应这种消费水平的生活。他们认为“钱是用来花的”、“能花钱也能赚钱”。所以,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 可能会因为其年轻或者因为文化水平较高, 容易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工作, 但是他们更愿意在城市消费, 而不是把钱给家里。因此我们认为,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讲, 经济层面的适应不是其目的而是手段。

3.2 社会难以认同

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的一个认知过程, 是社会成员“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 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 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王毅杰与倪云鸽曾将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定义为:“流动农民在与城乡居民交往互动中, 基于城乡及城乡居民差异的认识, 而产生的对自身身份的认知, 自己感情归属或依附, 未来行动归属的主观性态度。”本文将主要是指新生代农民工自我的这么一个概念, 不仅仅是“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也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 由于差异文化的交融与冲突, 所表现出的对自我身份及所处社会环境归属的看法与认知。“为了能够以一种有序的、内部一致的方式行动, 一个人必须定义环境:即谁是环境中的他人, 谁是环境中的自己。定义谁是环境中的自己, 就是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进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过程, 是农民工和城市社会两者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 其城市融入的进程, 既取决于客观的社会条件, 同时很大程度上与其自我认同也有很大的关联, 假如他们有着积极的自我认同, 能够积极主动地向城市融入, 这样就可以促进其融入的进程;反之, 则会阻碍。

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认同方面到底如何呢?一份调查数据表明:“64.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普通的打工者, 13.5%的人认为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 而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所占的比例只有3.8%。与此相对应的是, 在老一代农民工中, 虽然大部分的人认为自己是普通的打工者 (所占比例为56.1%) , 但有22.9%的比例认为自己是农民工, 比新生代3.8%的比例要高很多。但认为自己是“拥有部分非农业收入的农民”和“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要比老一代的比例高”。通过数据我们看出, 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大多都归于普通的打工者。从数据上看, 我们能否再将“农民工”这一称呼用在新生代的身上, 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3.3 心理上的不适应

心理上融入城市是农民工进城的动因和最终归属。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等的认同的跨度是其精神上的适应过程。农民工心理上的适应要求其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认同市民的价值观念和文化, 满足其心理上需求, 其情感可以找到归宿。这种心理层面的适应直白地反映在他们对城市的认识是否正确, 对城市人的关系是否融洽等方面。心理层面上的适应是城市融入的最高级阶段。”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讲, 在心理层面上适应层面上融入城市是最困难的。他们进城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 增加家庭收入, 回家盖房结婚。他们不向往城市繁华喧闹, 在骨子里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观。新生代农民工则相反。他们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 第一位的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对乡土怀旧感的降低和对城市向往的提高是彼消此涨的过程。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则就不同, 他们在心理适应上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 具有很高的对城市的特点的认同和适应。在内心深处他们是向往城市生活, 希望可以得到城市里社会和市民的认可, 积极改变他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地位, 并不考虑经济方面的距离, 虽然他们没有能力改变其社会现状和转变市民的“固定印象”。尽管目前他们仍受着各种歧视与排斥, 这种残酷的现实在他们心理上形成的压力, 并未使他们内心对城市的归属, “想要在城市生活”、“过上城里人的日子”的向往降低。所以说融入城市是他们进城务工的最终目的。

4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策分析

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政府、社会还是主体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所以接下来在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策的过程中, 本文将从这三个影响因素的层面分析问题。

4.1 政府层面

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上, 政府具有难以推脱的责任。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转变传统观念, 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来对待, 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来看待。出台相关文件和政策, 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同时强调各部门之间进行有效协调, 建立长效监督机制, 切实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首先, 体制上的缺陷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当前, 我们应该深化体制改革, 切实保护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当中不受排斥, 建立有效的新生代农民工权益制度性的保障机制。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各项制度, 积极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进程。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 消除农民工的城市就业障碍, 建立公平竞争的就业机制。其次, 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度。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知识型人才, 劳力型的岗位越来越少, 这就要求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政府要加大对他们的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和就业能力。

4.2 社会层面

从社会层面这个角度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全社会都来关心他们的城市生活, 从而利于他们城市融入。要积极努力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隔阂, 营造一种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氛围和环境, 只有这样, 双方对于彼此的认识才能深化, 互相看到对方的长处, 新生代农民工才能适应城市生活, 真正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首先, 消除社会隔阂, 让市民尽快认同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一点上, 媒体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大众媒体要起到舆论的风向标作用,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 呼吁市民积极调整心态, 主动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 并与农民工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交流, 同时媒体要加强对农民勤奋、淳朴和勇敢的传统美德的宣传, 以便使市民在心理上接纳新生代农民工。其次, 营造和谐宽容社会环境, 提供人文关怀。作为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亚文化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 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党和政府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和政策创新有利于这种宽容和谐关爱的社会氛围的形成。让所有人都来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 这需要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 全社会的人们都要用我们的真诚和善意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一起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 使他们尽快地融入城市生活。

4.3 主体层面

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从农业领域向非农领域转移, 是一个国家迈向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固然趋势和基本规律。新生代农民工在其城市融入这一跨度中, 自身的发展必须要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第一,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呈现逐渐增强的现代性和进步性。他们重视自我奋斗, 将物质改善和精神追求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由于“养家”的经济压力减轻,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目标更加多元化, 对自身发展的期望值更高, 所以他们一定要转变传统的观念, 培养自身的创业、市场和风险意识, 向城市“进军”。第二,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 就业形势比较严峻,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和困惑加重, 身份认同的困惑进一步加深,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人生规划和心理调节。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主动学习, 参与实践, 增强才干。对于接受继续教育的渴望更为强烈, 也更关注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权利, 显示他们渴望转变自身定位, 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束缚, 谋求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平等的权利分享, 渴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普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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