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

司马迁《史记》（精选12篇）

司马迁《史记》 第1篇

史料中最早提到“侠”的是韩非子的著作《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 而侠以武犯禁”“其带剑者, 聚徒属, 立节操, 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韩非子站在官方立场, 从法家的视角来审视“侠”, 认为侠“以武犯禁”, 显然对“侠”持否定和贬低的态度。准确的指出了“侠”的精神特质的是段玉裁。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如此评议:“苟悦曰:‘立气齐, 作威福, 结私交, 以立强于世者, 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 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 力折公侯者也。”段玉裁所言强调“侠”讲义气、辨是非、重信诺等, 更符合“侠”的精神内涵。

《史记·游侠列传》对“侠”如此定义:“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 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 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 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的定义, 看重的是“侠”言而有信、不重生死、趋人之急、坚守道义等品质, 准确地诠释了“侠”的精神内涵。正如他在《游侠列传》所言“诚使乡曲之侠, 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 效功于当世, 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 侠客之义又曷少哉!”

二、“侠”兴起的原因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阐明了“侠”兴起的原因, 他说道:“昔者虞舜窘于井廪, 伊尹负于鼎俎, 傅说匿于傅险, 吕尚困于棘津, 夷吾桎措, 百里饭牛, 仲尼畏匡菜色陈、菜。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也, 犹然遭此灾, 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司马迁的解释道出了“侠”产生的几点重要原因, 包括重要的社会环境, 即“乱世”;也包括黎民遭受苦难。当然, 也包括, “行侠”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之一, 尤其在制度不修、法令不行的“乱世”。

三、“侠”的精神特质

1、言必信, 行必果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道:“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并且将其列为“侠”者第一条。

“侠”标举“信”作为人生第一信条, 这样“侠”的行为方式变得完全透明了。“信”要求拒绝“为势所结”“以利相交”的灰色成分, 使得“侠”的人格品质具有超脱世俗功利的高尚精神特质。

在《游侠列传》中,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力诠释了为“侠”者之重“信”。郭解折节为简、以德报怨、厚施薄望, 并且不矜其功, 故而“多解之义”, 少年“慕解之行”;甚至于当郭解被通缉潜逃时, 有人愿意为他自杀以绝口。司马迁在文中这样写道:“少时阴贼, 慨不快意, 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 藏命作奸剽攻, 及铸钱掘冢, 固不可胜数……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 不矜其功”。郭解家被汉武帝迁徙茂陵时, “诸公送者出千余万, ”“关中贤豪知与不知, 闻其声, 争交欢解。”

另外,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记载的刺客身上同样具有这种对“信”的坚定和执着。豫让为给智伯报仇, 可谓费尽苦心, 他“变名姓为刑人, 入宫涂厕, 中夹匕首欲以刺襄子……”, 又“漆身为厉, 吞炭为哑, 使形状不可知, 行乞于市”, 虽然最终失败, 却严格地坚守了“信”的原则。

2、尚武、勇毅

中国传统的文化也有和“勇毅”相似的超然脱俗的人格, 比如官方和主流文化倡导的“齐天地备万物”似的“大人”人格。然而, 这种“大人”人格本质上却是道德上的, 它的前提是摈弃武勇。

然而, “侠”产生于“争于气力”的乱世背景下, “侠”的勇毅并不是超然于现实的道德上的勇毅, 而是真正现实意义上的勇毅。这种现实的勇毅强调的是“强力”, 是“持刀弄剑”的“威强”。从《史记》中可明显找出这样的例子。荆轲为完成太子丹的任务, 为拯救燕国于强秦之手, 愿意舍弃生命, 这些都可称得上“以匹夫之细, 窃杀生之权。”

在一个动荡不安、正义不行的社会, 如此一来“威强”和“尚武”首先应该是一种以攻击和力量为特征的外显性行为。但是, 他们的勇敢和强悍, 又不仅仅停留在激烈的性情, 或者动辄刀兵相向的胆识之类的表面层次;他们的内在灵魂更是一种临危不惧、威武不屈, 甚至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的顽强意志。“崇尚”和“勇毅”的精神本质是:正义凛然、无所畏惧、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胆识、气魄和超然的精神追求。

3、重“义”

“侠”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夹缝中生存, 另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 这就是“义”。“侠”之所以性情刚烈、意志坚定, 很大程度上来说, 也正是为了维护他们奉行的基本原则——“义”。“义”, 对于“侠”而言, 实质上是一种“超越性”的动机。因为“义”不仅指人应遵守的一般社会准则, 更指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不计功利”的道德标准。也正是“义”将“侠”和江湖恶霸区分开来。

“侠”诞生的一个前提就是制度不行, 法令失效, 社会公允失衡, 正义缺位。

“侠”拥有武力, 并且还有重信的原则, 也有行侠仗义的情怀, 直接惩恶扬善, 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 正好能够解除他人厄,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最难能可贵的是“侠”能将这种“义”施诸小到个人, 大到民族国家。他们能够坚守正义, 慷慨赴死;即便面对不可一世的强权势力, 他们也敢于挺身而出, 这就构成了他们侠勇人格的全部内涵。

司马迁之所以在《史记》中对战国四公子中的信陵君魏无忌颇为亲赖, 正是因为他能为魏国赴汤蹈火、奋起抗秦。魏王畏秦, 不敢发兵救赵。信陵君用侯赢盗窃兵符之计, 又用朱亥杀晋鄙, 夺其兵与秦军大战。故而, 司马迁对其余三人皆以封地称, 而独将他以国称为“魏公子”, 并在传末附魏亡历史, 以示其本身已过之存亡之重要。

四、结语

“侠”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曾艰难地在历史的夹缝中生存, 他们“以武犯禁”, 不见容于官方。他们言而有信、不重生死、趋人之急、坚守道义;小到为民惩奸除恶, 大道为国赴汤蹈火, 殒命不惜;成为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摘要：在《史记》中, 司马迁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具有侠义精神的英雄人物, 他们构成了《史记》中独特的风景。本文通过对《史记》文本, 尤其是《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的解读, 试图揭示其兴起的原因, 展现“侠”的精神特质。

关键词：史记,侠,兴起原因,精神特质

参考文献

[1]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M].岳麓书社, 1996.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司马迁与《史记》 第2篇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正因为揭露现实的透彻，司马迁被处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司马迁用历史人物在不幸的境遇中著书的故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努力著述，把其余的一切均抛诸脑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连精神都有点恍恍忽忽了。内心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悲愤，“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

浅析司马迁《史记》的隐含读者 第3篇

关键词:《史记》 隐含读者 帝王 大臣 士层

“隐含读者”这一概念是伊瑟尔提出来的。“所谓隐含读者”是相对于现实读者而言的,是指作家本人设定的能够把文本加以具体化的预想读者。也就是说,是作家预想出来的他的作品问世之后,可能出现的或应该出现的读者。这种预想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可能是不自觉的。[1]一个文本被创作出来后,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实现其价值。然而在作者创作作品之前,往往会思考这个问题——谁会读我的作品呢?这就是预想读者,而这个预想读者就被称为“隐含读者”。

《史记》是太史公司马迁倾注了毕生精力的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和文学意义。从史学意义上说,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写作体例;而在文学上,它为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小说、戏剧等提供了丰富素材,并一直影响至今。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然而,司马迁作这一部伟大作品时,是否有他预想的读者,谁才是他的隐含读者呢?

一、封建统治者——封建帝王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是为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为了探索社会历史发展,国家治乱盛衰的变化及规律。之所以要探索这些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帝王提供借鉴,从而使天下大治。因此可以说封建帝王是其重要的隐含读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上大夫壶遂与太史公的对话指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指出《春秋》的作用有“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是“礼义之大宗也”而作《春秋》是为了天下王道,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司马迁写《史记》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春秋》精神。在上文的对话中,表面上是说《春秋》的作用,而实际上是暗指《史记》。司马迁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指出自已将是继孔子之人,而《史记》将是继《春秋》之作。清姚苧田在《史记菁华录》中评曰:“数语赞《春秋》,实是自道其作史张本。”[3]因此,《史记》也毫不例外地是为了最高终治者服务的。

司马迁写《史记》记录历史兴衰,为帝王提供借鉴。然而历史往往好捉弄人,他因李陵之事而获腐刑,遭受了巨大的心灵创伤,“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的人生悲剧给《史记》带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而造成这种悲剧的却是他呕心沥血的服务对象——封建帝王。一方面,他要直视天子,让他们以史为鉴,成为圣君。另一方面,成书后,又害怕帝王毁书,将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这样“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为帝王作书,又为帝王藏书,这是司马迁的悲哀,也是中国古代史官的悲哀,而造成这种悲哀的原因就是古代史官制度本身。司马迁即使是生活在汉武帝那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时代,但仍逃不出悲剧的命运。然而正是这种悲剧命运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增添了《史记》的艺术魅力。

二、一般统治者——在朝大臣

在司马迁看来,《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书,也是君臣父子的行为规范,是要求人们要遵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伦理。除国君之外,臣子也要遵守人臣之道。因此,在朝大臣也是《史记》重要的隐含读者。如司马迁借《春秋》指出史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规范君臣的行为。“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总之不可一日无史笔以维持于三纲五常之际也。”[3]而维护三纲五常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朝臣,因而他们不可不读《史记》。

《史记》还有一个目的是歌颂“明圣”和“贤臣”们的丰功伟业。“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是作《史记》的一个职责。《史记》中如孟尝君、平原君、廉颇、蔺相如等是司马迁歌颂的对象,但是作《史记》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他们的言行,而是想让后世的君臣通过读《史记》识礼义,懂得忠、孝、仁、义,激励着他们建立丰功伟业,做一代贤臣。因此《史记》中除天子外,臣子们也是其重要的隐含读者群体。

三、在逆境中的士层

司马迁的命运有其悲剧色彩。他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社会的悲剧。但是司马迁面对自身的悲剧不是沉浸其中,而是化悲痛为力量,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在接受宫刑之后,他不是没有想到死,但为了完成自已的使命,他坚强地活了下来。他在《史记·报任安书》中写道: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我国古代士大夫们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往往以立功、立德、立言为追求,然而在现实中却屡受打击。于是在历史上出现了众多的悲剧人物,如屈原、吕不韦、孙膑、韩非、韩信等。人生总有不如意处,面对自身的悲剧,人们要做出积极的选择,要使人生有意义。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逆境,都要使自已光彩照人,即便是死都要“重于泰山”,而不是“轻于鸿毛”。因此可以说《史记》是一部激励广大逆境中人们的著作,是指引他们在逆境中前行的一盏明灯。因而《史记》又一个隐含的读者是广大在逆境中有抱负的士大夫们。

总之,《史记》一方面是为了为上流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为实现自己立言的儒家价值观。因而其隐含的读者离不开他的直接服务对象——掌握当时社会话语权的人,具体来说就是封建统治者,包含封建帝王及他的臣子们。由于司马迁独特的生命历程,他要把他的生命体验通过《史记》向世人展现出来,因而文人尤其是失意的文人,就成了他的倾诉对象,并且他们之间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注释: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3][清]姚苧田:《史记菁华录》,上海古籍出板社,2007年版。

[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 第4篇

由于司马迁的活动生涯大致和汉武帝相始终, 所以司马迁作《史记》的时代背景和汉武帝统治密不可分, 以下几点均为史学界所公认: (1) 经济上, 西汉建国初的状况是“自天子不能具钧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平准书》) 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汉政权的巩固, 而且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也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政治上, 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同姓王的措施, 使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西汉王朝在政治上达到极盛。同时, 各种政治制度、等级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 封建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在此基础上, 汉武帝不但对内多所建树, 而且对外连年用兵伐匈奴、征闽越、同西南夷、征朝鲜, 并探险西域, 大大扩展了西汉王朝的版图。

以上为汉武帝统治前期对司马迁作《史记》的影响, 大多学者都考虑得较为周密, 并对不同侧面进行补充。关于汉武帝统治后期对司马迁作《史记》的影响, 学术界普遍忽略, 韩兆琦的论证较为精辟, 现将其主要观点加以概括。至武帝后期,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但这种儒既不代表孔丘, 也不代表孟柯, 它们是汉武帝专制统治下的一种特有产物, 是熔铸先秦各家统治述于一炉的专门为汉武帝的独裁统治作粉饰、作辩护的东西, 是最浅薄、最赤裸裸地为汉武帝政治服务的实用主义货色。“儒”家的思想禁锢是其表, 法家严刑酷法是其里, 外儒内法, 或儒学加酷吏, 是汉武帝后期政治最本质的特征。这种政治与汉武帝的对外发动战争, 对内残酷掠夺相辅相成, 恶性循环, 愈演愈劣, 直到民生凋敝, 四海动摇, 把整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司马迁正好生活在这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由宽到严、由开放到封闭、由兴旺到腐朽的转折时期。司马迁的思想之所以如此激烈, 《史记》中之所以有如此尖锐的批判性, 这和汉武帝政治的这个特定方面, 以及它的严重后果密不可分。

二、关于“太史公”释名考辨

史学界总体上有三种观点, 以为尊称说, 而为官名说, 三为以官称为书名说。其中尊称说也可划为三种类型:“太史公”乃迁尊其父谈;“太史公”为迁尊其父谈兼自题;“太史公”为司马迁之尊称。我通过清理近年史学遗产, 发现大多学者普遍反对尊称说,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种观点:官名说和以官称为书名说, 以赵生群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支持官名说, 以张大可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支持以官称为书名说。下面对其作简要介绍。

赵生群认为太史公当为官名。东汉初年, 卫宏作《汉旧仪》, 明确肯定太史公为官名, 有云:“太史公, 武帝置, 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 先上太史公, 副上丞相, 叙事如古春秋。迁死后, 宣帝以其官为令, 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张大可认为, 司马谈在遗嘱中多次提到他们世代官职为太史, 他是太史, 他死后司马迁也必为太史, 且“太史公秩二千石”并不可靠, 因而他认为官名说错误, 他支持以官称为书名说。张大可认为, “太史”为官名, “公”为尊称, 乃司马迁尊称其父, 署官以名其书曰《太史公书》。“太史公曰”不是自尊, 而是尊其父所欲论著之书。

因上述两种观点理由都较充分, 且有史料可依据, 我在这里不能判断谁是谁非, 故在此将其观点列出, 谨供参考。

三、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考辨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 史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说为景帝中五年即公元前145年, 另一说为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其中持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国维, 其主要依据是《史记》中曾记载“太初元年, 迁年四十二”, 太初元年为公元前104年, 据此, 王国维推算, 司马迁应生于公元前145年。现在, 张大可和大多数学者均支持王说。持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 其主要依据是《史记》中曾记载“元封三年, 迁年二十八”, 元封三年为公元前108年, 据此, 郭沫若认为, 司马迁应生于公元前135年。李伯勋、苏诚鉴和吴汝煜等部分学者支持郭说。但据有关学者 (王国维等) 推测, “二十八”为“三十八”之讹误, 故多数学者支持王说。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 由于证据缺乏, 只能依据相关材料进行推测, 现在, 史学界普遍推测司马迁卒于征和三年, 即公元前90年。

四、对司马迁历史观的研究

关于司马迁的历史观, 史学界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学者们有的不加主观评价, 只是进行客观介绍和归纳, 有的总体肯定, 有的总体否定, 也有的认为司马迁的历史观进步与落后兼而有之。

杨燕起把司马迁的历史观概括为四个字:“通、变、理、势。”通知贯通古今。变指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 承敝通变。理指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势包括两层含义: (1) 带有纲领性、规律性的事势发展的总的趋势。 (2) 某些政治人物在他的活动期限内, 作为他历史背景的具体时势。杨振之、邓前成主要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进行分析, 同杨燕起的“变”。

韩兆琦认为, 《史记》中表现了反天道、反鬼神的朴素唯物思想, 司马迁的历史观是进步的, 表现为四方面: (1) 注意发展地、整体地研究历史。 (2) 重视经济, 重视分析经济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 (3) 重视下层人民, 重视并歌颂下层人民的力量。 (4) 主张各兄弟民族平等友好, 反对互相残杀侵掠。

张大可通过对司马迁的历史观进行分析, 认为进步与落后并存。张大可将司马迁的历史观归纳为三: (1) 大一统历史观。 (2) 发展、进步、变革的历史观 (扬弃循环论) 。 (3) 带二元论色彩的朴素唯物论历史观。

参考文献

[1]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 2000年1月, 凤凰出版社

[2]张大可:《史记研究》, 2002年, 华文出版社

[3]韩兆琦:《史记通论》, 1989年, 北师大出版社

[4]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 1996年, 北师大出版社

[5]朱枝富:《司马迁政治思想通论》, 1999年, 延边大学出版社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第5篇

1、紧扣课题，立足文本，引导学生深入感悟，真正走进司马迁的内心世界，对人物形象进行渐进、深刻的解读。

2、感情朗读，情感共鸣，进行文化浸润。

3、对学生进行扎实、有效的阅读训练，不断提升语文素养与技能。

二、教学过程：

1、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认识了一位历史人物。（板书：司马迁）

2、司马迁著写了《史记》，谁能结合课文内容和课外资料，谈谈《史记》是一部怎样的书？（板书：《史记》）

3、司马迁为什么偏偏要写这样一部书呢？（板书：写）

4、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的一、二自然段，说说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

5、学生读后交流。

6、环境的熏陶、家庭的影响将司马迁与史学紧紧相连。父亲的临终遗言托对司马迁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

7、出示句子：司马谈临终之时，泪流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说：“我死之后，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哇！”

8、教师范读，这是父亲的临终嘱托。这是一份怎样的嘱托？

9、齐读。

10、身为儿子的司马迁岂能不明白老父的心？此时此刻，望着泪流满面的父亲，聆听着他的嘱托，司马迁在想些什么呢？

11、学生交流。

12、引读、出示：司马迁牢记父亲的嘱托，每天忙着研读历史文献，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史料和自己早年走遍全国搜集来的资料。

13、你读出了一个怎样的司马迁？

14、学生交流。

15、司马迁忘我研读，认真整理，专心致志写作《史记》，如此发奋。（板书：发奋）

16、学生质疑。（板书：发愤，并打上问号）

17、“愤”教师加点。让你联想到哪些词语？

18、学生举例。

19、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使得司马迁满怀愤慨，发愤写成《史记》呢？

20、学生交流：李陵事件。你了解宫刑吗？

21、出示：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

22、你读懂了什么，你体会到了什么？

23、奇耻大辱、悲愤欲绝，也许此时，死，对于司马迁是最简单、最好的解脱。但是，他这样做了吗？

24、继续出示：但想到《史记》还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25、“发”教师加点，到底是什么打消了司马迁的轻生之念，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下定决心，发愤写成《史记》呢？请同学们静心默读下面的文章，用心体会。

26、音乐起，学生品读。

27、到底是什么打消了司马迁的轻生之念，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发愤写成《史记》呢？学生交流。

28、出示：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

29、理解：“重于泰山”“轻于鸿毛”

30、为此，司马迁呐喊到：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你听到了司马迁怎样的声音？

31、齐读，配乐。

32、教师过渡：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音乐起，出示插图）

大雪纷飞的寒冬，司马迁伏在冰冷的竹简之上……

夜深人静，昏黄的油灯下，司马迁又提起了手中的笔……

狱卒尖刻的笑声中，司马迁眉头紧锁……

中秋之夜，满头白发、重病缠身的司马迁仍然写着……

33、让我们走进司马迁的悲壮人生，你看到了怎样的情景，你听到了他怎样的心声？

34、学生描述。

35、出示：是的：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在上面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36、此时，这一行行工整的隶书，仅仅是用墨在写就吗？（血泪写成、生命写成）

37、整整13年，痛苦、耻辱，没有让司马光屈服，血泪和生命凝成了辉煌巨著，因为：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如果就这样死了，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

38、此时此刻，你理解了“发愤”的内涵与深意吗？（板书：忍辱负重、百折不挠……擦去“发奋”）此时，你认为司马迁的生命历程还是“残生”吗？

39、朗读第三自然段。再次读课题。

40、教师引读：就这样……

41、司马迁写作《史记》，仅仅用了13年吗？

42、《史记》，生命铸就。这真是一部：前无古人的辉煌巨著。

43、出示：忍辱负重用生命写成巨著，百折不挠以血泪著就史书，横批：中华伟男儿

44、让我们永远记住“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记住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司马迁，让我们好好读读辉煌巨著〈〈史记〉〉，让我们心中的司马迁永远陪伴我们的人生之路。

三、作业设计：

1、朗读课文，复述课文。

2、围绕“司马迁著写《史记》”，选择“发奋”或“发愤”，查阅资料，展开想象，写一段话。

四、板书设计：

司马迁发愤写《 史记》

忍辱负重辉煌巨著

司马迁《史记》 第6篇

【关键词】家父遗愿；直言获罪；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7或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后因李陵事件获罪受腐刑，出狱后的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完成《史记》的撰写，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历时十六年，司马迁完成史学巨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余字。

一、家庭熏陶与漫游经历

司马迁生于一个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独到的评论。司马迁十岁时，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都奠定了他的文学功底。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还曾游遍萧何、曹参等人故居，收集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逸闻轶事。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足迹，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这些交往都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二、家父遗愿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病危时，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撰《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学著作。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着手撰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三、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时，却遭遇李陵事件。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兵败被俘的李陵辩护，讽刺自己宠爱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处死李陵一家，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没那么多钱赎罪，更不愿意接受摧残身心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想到先人的曲折经历和坚韧毅力，司马迁顿时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毅然选择了腐刑，“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四、司马迁与《史记》

时代赋予司马迁宏大的眼界，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广泛的游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残酷的命运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同时又体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首先，《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史书，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留情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格高尚和信守道义的人，往往遭遇不幸和失败，就像项羽、李广都不免以自杀收场。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其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番思考。

其次，在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时，司马迁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实际成就，而不是获得的名位。项羽未尝称帝，但在一定时期实为天下之主，《史记》中便立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后，是《吕太后本纪》，而没有“孝惠本纪”，因为惠帝虽有皇帝之名，却无皇权之实。《太史公自序》宣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很欣赏那些为了求取不凡成就而甘受一时之屈的人，譬如韩信不耻过胯、勇冠三军的季布曾为奴隶，这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或许也包含着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不死的人生遭遇。

最后，《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伦理评价标准和褒贬意识的。但这个标准并不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原则或世俗的道德意识，更不是狭隘单一的，甚至前后略有矛盾。如《伯夷叔齐列传》歌颂了两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仲列传》却又赞美最初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不肯殉节，从囚牢里出来做了齐桓公重臣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所以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他看到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物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描绘，不简单抹杀。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然而，这些恰恰是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史记》方能称其丰富和博大，产生独特的魅力，而区别于后代所有正史！

注释：

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②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司马迁.《报任安书》

④《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⑤《史记﹒管仲列传》

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9月出版

司马迁《史记》 第7篇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二册中的一篇历史人物故事。本文讲述的是西汉时期史官司马迁在遭到残酷的宫刑之后,仍然不忘父亲的重托,花费数十年时间编写了历史巨著《史记》。本文赞扬了司马迁矢志不渝的著书精神。

二、设计理念

为了践行课程标准中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的理念,围绕司马迁那“勤奋刻苦”的精神。就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体验司马迁在著书过程中的悲愤交加,引导学生感受司马迁那非凡的意志。

三、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简要的复述课文。

2.过程与方法:在朗读的基础上品味语言,引导学生感受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顽强意志。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受司马迁百折不挠的精神,激发学生的民族豪情。

四、教学重点

感受司马迁忍辱负重与百折不挠的精神。

五、教学难点

如何从司马迁发奋写《史记》过程中感受生命的价值。

六、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播放电视剧《司马迁》视频片段)

读课题,引导学生为什么课题中用“发愤”一词?

(学生交流讨论)

(设计理念:情境创设有利于激发学生探究兴趣,有利于引发对“发愤”一词的理解。)

(二)推进新课

1.师:为了写《史记》司马迁是如何克服困难的?学生读1、2自然段,找出勤奋刻苦的句子与词语。

2.再读课文,感受司马迁的勤奋与刻苦。

3.师:(板书:勤奋刻苦发愤逆境努力)

4.生:齐读第3自然段。师:司马迁身处逆境,他如何发愤写《史记》?(板书:诚实善良刚正不阿、蒙受不白之冤)明确:在古代宫刑就是比普通死刑更为残酷的刑罚。研讨:在西汉的刑罚中,宫刑是最卑贱的一种。虽不使人致命,但从此司马迁就变成像太监一样的人。对于一个正常的男人来说,是剥夺他做人的尊严,是一种奇耻大辱。压力催人奋进,但耻辱让人难以承受,普通人会用一死了之来结束这种耻辱。

5.继续研读课文。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后的表现(生交流发言)(师:板书痛苦、痛不欲生)师:面对生不如死的司马迁做出怎样的选择?明确:耳畔还传来父亲的遗言(师范读父亲临终前的话)师:通过诵读课文,我们知道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是为了追求理想。所以,司马迁在接受宫刑之后仍然不忘父训。你能读懂司马迁对死的价值理解吗?(板书:重于泰山、轻于鸿毛)

师: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于是司马迁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

师:在以后的数千年岁月中,人们对生与死的意义解读无不把司马迁的话作为名言来引用(多媒体出示课文内容,学生齐读。)

过渡: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与雪冤之后,其表现如何?

生:继续写《史记》

师:司马迁是如何做的呢?

(板书:耻辱、痛苦、心底、忍辱负重。)

6.研读课文第四段

教师范读第4、5段

师:这两段中那些词语让我们感到欣慰?

(板书:辉煌巨著、生命写成)

师: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说“《史记》是用生命写成的”?

生:因为当时的司马迁已经60岁了

齐读全文

7.课堂小结:从今天的学习中我们认识了司马迁伟大的一生,虽然他经历了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但却铸就了耐折不挠的精神,为我国的历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让我们永远记住“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故事。同时,课后有时间要好好阅读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史记》,让百折不挠的司马迁精神永放光芒。

(设计理念:教学过程的设计充分体现讨论与交流、探究与合作的过程。通过对司马迁的遭遇的了解,进一步探讨其为什么要写《史记》,从而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对其不屈精神的探讨。这样,在探讨的过程中既了解了司马迁的事迹,又对学生进行了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教育。)

七、作业

1.熟读课文,能用自己的话复述课文。

2.以司马迁发愤写《史记》中的“发愤”一词展开想象写一篇小作文。

八、教学反思

通过这篇课文教学发现,小学生在生活阅历不够多的情况下确实很难理解封建社会制度下司马迁当时的处境。因此,需要在教师的引领下体会司马迁那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所以,我们应该深入文本并借助多媒体创设情境,把相关的历史背景呈现给学生。尤其是通过电视剧中的视频片段,把司马迁蒙冤受难的事件充分的展示给学生。从而使学生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以此让学生感受司马迁在常人无法忍受的困境中坚持把《史记》这部巨著完成。这样的付出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实现,这样就把司马迁的高贵品质鲜明的展示出来。通过教学中探究活动,引导学生对一个人生命价值进行深入的思考,教育学生人活着就要有存在的价值,要对社会有作用。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还应该简要的介绍《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利用《史记》的历史价值来熏陶学生的幼小心灵,让他们了解《史记》的内容是什么?对我国的历史研究有什么贡献?这样,学生就会以更大热情投身到学习中去。

摘要：语文教学就是要通过历史人物的伟大事迹来教育学生,从而丰富学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本文结合新课标中的教学理念,通过对司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教学设计,引导学生学会感悟人生。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设计

参考文献

[1]徐玲华.优化课堂设计——让学生快乐学语文[J].科教新报,2014(25).

司马迁《史记》 第8篇

一、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条件

我国老档案工作者费云东在《司马迁——汉代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一文指出, 指出司马迁做档案工作有四个特点:“第一, 热爱档案工作, 有终生献身于档案事业的决心;第二, 要占有档案材料, 没有档案材料就要收集齐全;第三, 要研究档案内容, 鉴别真伪, 这样才更能发挥档案的作用;第四, 把档案工作与编史工作结合起来。”以下是司马迁史记编纂的主要思想条件。

(一) 占有大量资料, 是司马迁编纂《史记》最基本条件

司马迁生于一个官吏世家, 司马迁在10岁时, 跟随父亲司马谈到长安, 师从当时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 系统学习《易》《礼》《尚书》《六艺》等儒学大典, 同时还接受“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类杂学, 全面系统了对古代文献的研读。司马迁20岁, 南游江、淮, “上会稽, 探禹穴, 闚九嶷, 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 讲业齐、鲁之都, 观孔子之遗风, 乡射邹峄, 厄困鄱、薛、彭城, 过梁、楚以归”。以后他在任郎中、太史令以及中书令时, 或奉旨出使, 或陪驾巡幸, 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游历, 使司马迁不仅亲身领略祖国广阔、壮美的自然风貌, 而且通过实地考察、调查了解许多历史故事, 同时, 还订正和补充文献上的疏漏, 也使司马迁掌握了大量的史料。太初元年与唐都、落下闳等一起修订《太初历》, 用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 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元封三年, 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职位, 任太史令, 接触和阅读皇家藏书, 进一步丰富和开阔了司马迁视野。详细阅读、搜集、占有和掌握大量的史料, 为司马迁的写作《史记》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二) 坚贞不屈, 是司马迁编纂《史记》精神

在司马迁写《史记》时, 因为李陵事件这欺侮的遭遇, 使司马迁一度想过自杀, 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 忍辱偷生, 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领悟“人固有一死, 死有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的精神, 他决心以残烛之年, 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 征和元年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 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 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热爱史学, 明确使命, 坚苦卓绝, 绝不放弃, 这是司马迁书写《史记》第二步。

二、司马迁《史记》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

司马迁《史记》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原则,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实地考察, 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 态度严谨认真, 力求真实。《史记》一本记传体通史, 司马迁对里面的每一历史人物、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反复核对。他到湖南汨罗江凭吊了爱国诗人屈原投江殉国之处, 又到长沙凭吊了西汉杰出政论家、文学家贾谊的生活遗迹。随后前往九嶷闪瞻仰了“瞬葬九嶷”的故址, 他还赴会稽 (今浙江绍兴) , 参观禹穴, 考察夏禹的事迹, 又在此采集了有关勾践报仇雪耻的遗闻故事, 这些考察访古活动, 使他获得了历史文献记载以外的大量生动的资料, 从而为后来撰写《史记夏本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篇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渡江北上, 到了淮阴, 访查了汉初名将韩信早年故事, 从而为撰写《史记淮阴侯列传》提供真实可信的素材。通过实地考察, 力求真实, 认真严谨, 是司马迁《史记》的主要是思想原则。

(二) 秉承实录精神

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对史记的评定为“其文直, 其事核, 不虚美, 不隐恶, 故谓之实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 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 对讹传的史事要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这些方面, 司马迁做得很出色, 他在许多篇章作出交代, 说明所引据的史籍或其他根据。如《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自成汤以来, 采于《书》《诗》。”二不偏见, 不随流, 如对待妇女态度上。孔子就说过:“唯女于与小人为难养也, 近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司马迁不仅没有蔑视妇女的偏见, 而且在他的笔下, 妇女形象光彩夺目。如《史记》体例中, 吕后进入了“本纪”, 后妃进入了“世家”。司马迁据事实录精神来写的。三不虚美、不隐恶, 如对秦始皇, 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他一统中国的丰功伟绩, 也批叛其残暴的统治策, 就是对当时的汉武帝, 司马迁也能做过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封禅书》中对汉武帝迷信鬼神, 祈求神仙的虚妄, 追求长生不老的心态和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三) 对文献资料内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司马迁撰著《史记》开始于武帝元封三年, 此时汉兴已百年, 国家收藏的图书、档案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不断发现的遗书数量也相当可观:“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 百年之间, 书积如山。”司马迁又位居太史令这一全国文化中心的官职, 所以《史记》可资取材的文献范围非常广。司马迁创造性的劳动就体现在对前代大量文献的整理工作中, 他充分利用皇家藏书处的书籍、档案, 潜心研究, 从大量古代典籍、近代著作以及王朝档案里, 整理断简残编, 编次条目, 辨别真伪, 分析源流。“天下遗文故事, 靡不毕太史公”的便利条件, 为司马迁整理典籍提供了最现实的可能, 正如东汉人桓谭说“太史公不典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卓越的史学才能, 使司马迁在成功编纂《史记》的同时, 也为我国汉武帝以前的文献整理,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占有详细档案文献资料, 对文献资料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由表及里, 忠于史实正是当前从事档案文献编纂的指导原则。司马迁写的《史记》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精神, 在今天, 对从事档案档案文献编纂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司马迁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在新时期与依然闪烁辉煌的光芒

参考文献

[1]《档案工作》编辑部.档案史话[M].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5:P39-44.

[2]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P2482.

[3]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P616-618.

[4]傅佩荣.我读〈论语〉[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1, P376.

[5]刘向, 刘歆.七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司马迁《史记》 第9篇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论赞序,思想,异同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 (一说公元前135年) , 其所处的时代正值汉武帝在位时期, 父亲曾任太史令。班固则在公元32年出生在一个豪富、外戚身份, 并有正宗家学传统的人家里。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家庭教育、不同的生活阅历、不同的著史宗旨, 注定使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从内容、形式再到思想上都有着不一样的特点。虽然《汉书》前半部分 (即汉高祖至汉武帝元狩元年) 基本是袭用《史记》, 包括部分司马迁所发表的议论 (“太史公曰”) 。但是, 不管《史记》的“太史公曰”抑或是《汉书》里的“赞曰”, 都分别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观点。

一、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兼尊儒道与班固独尊儒术的学术观点

西汉武帝时期, 汉代的统治思想由黄老道家思想向董仲舒的新儒学转变。因此, 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 既继承了一些道家思想观点, 又接受了一些儒家观点。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 新儒学已经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班固也就顺应地全盘接受了儒家思想。

司马迁非常尊崇孔子, 《史记》的写作动机之一就是继承并效法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 想见其为人。”在《史记》中, “司马迁提到孔子的地方有158处, 引用孔子的言论达到88处”, (1) 这是除了《孔子世家》之外专门的论述。六艺和孔子之言, 成为司马迁考订史料的第一标准。《史记·伯夷列传》说道:“夫学者载籍极博, 犹考信于六艺。”司马迁虽非常尊崇孔子, “考信于六艺”, 但不专取六经。《史记·太史公序》:“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已表明其态度。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称颂了黄老道家的政治主张。黄老之学在西汉初年, 适应时势, 确实促进了西汉发展。《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刑罚罕用, 罪人是希。民务稼稿, 衣食滋殖。”并且在《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陈压相世家》等篇论赞中对汉初践行黄老道家的政治家进行了热情的赞颂。此外, 司马迁在《老壮申韩列传》中称赞“老子深远矣”, 这些都是对黄老之学的好评。司马迁亦对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精神, 对他们的学术渊源给予相对中肯的评价。

班固由于沉浸在儒学盛行的时代里, 并自幼接受儒家正统的教育, 因此, 《汉书》所体现的儒学精神也就更浓厚。基本上班固所推崇的亦是“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观点。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 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 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儒林传》序言:“六艺者, 王教之典籍, 先圣所以明天道, 正人伦, 至致治之成法也。”可见其推重六艺颇高。班固不但以董仲舒为“世之纯儒” (2) “为群儒之首”, 而且以为“推明孔氏, 抑黝百家, 立学校之官, 州郡举茂材者廉, 皆自仲舒发之”。 (3) 他在《汉书·艺文志》序中也表述了对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 盖出于司徒之官, 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 留意于仁义之际,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宗师仲尼, 以重其言, 于道最为高。”

司马迁著史重在兼收并蓄, “成一家之言”;班固则“旁贯五经”, 独尊儒术。论赞序很好体现了他们各自的学术思想。

二、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的通变史观与班固的尊汉正统观

在历史观上, 司马迁主张的是一种通变的历史观。而班固则更强调尊汉的正统观。《史记》是通史, 其记事是上起轩辕黄帝, 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则为断代史, 其记事是上起汉高祖元年, 下至王莽地黄四年。因此, 单从这两部史书的撰写范围和形式来看, 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司马迁通变的历史观, 班固尊汉的正统观。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网罗天下放佚旧闻, 王迹所兴, 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礼乐损益, 律例改易, 兵权山川鬼神, 天人之际, 承敝通变。”明确提出“通古今之变”的通变历史观, 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变又要“原始察终”, 在《史记·六国年表》中, 序言说道:“秦取天下, 多暴, 然世异变, 成功大。传曰‘法后王’, 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 议卑而易行也。学者迁于所闻, 见秦在帝位日浅, 不察始终, 因举而笑之, 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正体现的是要用“原始察终”的方法历史地分析问题。“见盛观衰”则又说明“变”不仅仅是一种终始之变, 亦有盛衰之变。《史记·律书序》说:“文帝时, 会天下新去汤火, 人民乐业, 因其欲然, 能不扰乱, 故百姓遂安。”说的即是盛衰之变的原因。司马迁告诫世人要透过盛世的表象, 发现潜在的危机, 以便防患于未然。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贯穿于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当中, 成为他叙述历史、解释历史的客观原则。

班固著《汉书》, 他的历史观是循环论和正统观的结合, 将尊汉精神贯穿于全书当中。他批判司马迁将西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 厕于秦、项之列”, (4) 同样是从书中的论赞序来分析的。《汉书·高祖纪》赞曰:“汉承尧运, 德诈以盛, 断蛇著符, 旗帜上赤, 协于火德, 自然之应, 得天统矣。”表达了其五德终始说的尊汉之意。《汉书·叙传》说道:“起元高祖, 终于孝平王之诛, 十有二世, 二百三十年, 综其行事, 旁贯五经, 上下洽通。”一方面表现了班固反映了汉代的历史及其变易, 另一方面则表现了班固在对整个历史考察时坚持和墨守“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此外, 《汉书》非常重视以恢弘的角度去把握西汉社会的整体面貌, 在《异姓诸侯王表》就有很好的体现。纵观全书论赞序, 虽发现班固有提究“变”之问题, 如《汉书·诸侯王表序》云:“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 明监戒焉。”但是由于班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位置, 《汉书》断代的特点, 使得这些通变之意变得很弱。因此, 班固更多体现尊汉正统观。

总而言之,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了一种“通古今之变”的通变历史观, 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更多显示的是一种尊汉正统观。

三、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与班固对待历史人物定位之异同

由于历史演变观念、学术思想的不同, 司马迁与班固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人事时有不同的论断。

在处理陈涉、项羽等人的问题上, 司马迁重在将他们放到整个历史的演变中去考量, 为了突出他们在历史上角色的作用, 将项羽归于《本纪》当中, 陈涉则列于《世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 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 而陈涉发迹, 诸侯作难, 风起云蒸, 卒亡秦族。天下之端, 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反映了司马迁重视历史之实的精神。而班固著《汉书》体现的是一种尊汉思想, 因此, 对陈涉、项羽等人的历史作用淡化, 将其合为一传, 从而加强汉的正统。

另外, 司马迁为无官无职或位卑职贱, 但有一定意义的医者、游侠、商贾、日者、卜者、刺客等小人物立传, 倾向民间精神。以游侠为例,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游侠能“救人于厄, 振人不赡, 仁者有采;不既信, 不倍言, 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但班固却不赞同司马迁的观点, 批评道:“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5) 在《汉书·叙传》中, 班固说:“开国承家, 有法有别, 家不藏甲, 国不专杀。洲乃齐民, 作威作福, 如台不匡, 礼法是谓!述《游侠传》第六十二。”这是班固和司马迁在对待游侠的态度上的不同之处。

对待某些特定历史人物, 从这些论赞序中, 同样可以看出司马迁与班固的不同态度。

四、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与班固天道观之异同

不管是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期还是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 社会上都弥漫着各种迷信色彩,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不可避免影响到两位史学家。但两人由于历史观、著史宗旨等的不同, 对待天道观的态度也呈现出不同的观点。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道:“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 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 然卒并天下, 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 盖若天所助焉。”他认为秦国统一天下和高祖得天下, 都是天的意志。从这可以看出, 司马迁的确有着承认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史记·项羽本纪》中, 太史公曰:“及羽背关怀楚, 放逐义帝而自立, 怨王侯扳己, 难矣。自矜功伐,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 谓霸王之业, 欲以力征。经营天下, 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 尚不觉悟, 而不自责, 过失。乃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 岂不谬哉!”从这句话不难看出, 司马迁所重更多的是人事, 在论赞中强调项羽失败是政治上、军事上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 并非什么天意。在谈及魏被秦所灭时, 《史记·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 国削弱至于亡, 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 其业未能, 魏虽得阿衡之佐, 曷益乎?”在司马迁看来, 即使信陵君有再大的才能, 单凭他个人的力量, 也无力扭转中国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 从这些论赞中, 我们可以发现, 司马迁并没有对天命深信不疑, 更多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起司马迁, 班固可谓对天人感应这种神学思想更加深信不疑。天人感应的神秘观点充斥于全书, 用这种思想服务汉王朝。《汉书·五行志》序说道:“则《乾坤》之阴阳, 效《洪范》之咎征, 天人之道灿然著矣。”《汉书·窦田灌韩传》赞曰:“偶合有命, 悲夫!”从这些论赞可以看出, 班固认为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吉凶祸福, 都是天命所定。《汉书·王莽传》赞曰:“……俱用灭亡。皆亢龙绝气, 非命之运。紫色渑声, 余分润位, 圣王之躯除云尔。”这强调天命与五行为主, 班固用天命解释历史演变与成败。虽然班固信天命的思想占了主要地位, 但在某些观点中, 对司马迁的天道观也有所继承, 有其重人事的一面。如“究观方士祠官之变, 谷永直言, 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6) 这句话就体现了他反对淫祀、神仙、厚葬等迷信的一面。

总之, 从《史记》、《汉书》的论赞序可以看出, 在天道观上,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 重人事, 但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定的天命王权思想。相比司马迁, 班固则更多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 封建正统思想更加浓厚。

从《史记》、《汉书》论赞序中看司马迁与班固思想的异同, 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家学渊源, 论赞序很好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天道观上、历史观上、学术等方面的许多不同之处, 双璧辉映的《史记》和《汉书》各有特色, 各有千秋, 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着极高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99.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99.

[3]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4.

[4]潘美月, 杜洁祥.《史》《汉》论赞之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06.

[5]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6]邹军诚.《史记》《汉书》论赞序比较.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7]孙关朝.班固史学思想探微.文史在线, 2009, (9) .

[8]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63, (4) .

史记韩城风追司马 第10篇

罗兰巴特说过:我所看到的, 不是记忆中的东西, 不是想象, 不是什么东西的复原, 不是一件玛雅文化作品, 而是一件处于过去状态的真实的东西。

近日, 我又一次来到韩城卫东镇徐村的司马迁故里。众所周知, 司马迁当年受刑之后, 由于种种原因, 其后裔拆分为冯、同二姓:大门为冯;二门为同。当我站在二门祠堂镌刻着“汉太史裔”字样的牌匾下, 透过沉积着祖先——司马家族气味的松木门楼向祠堂里望去, 坍砖碎瓦挡住了深入祠堂一探究竟的去路, 木椽木檩错乱叠搭, 犹如被击垮的动物排骨……

从民俗学家的角度看, 祠堂在“用自己存在的方式诠释时代文明”。作为中国民间保存最好的一种古建筑群体, 祠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研究资料。千秋功过, 于祠堂可见一斑;华夏祖先, 从祠堂可知谱序流传。从某方面讲, 司马故里完全可以作为汉文化、中华文化的又一个“源”。可我现在只能感叹中国与欧洲传统建筑工艺用料的区别, 只能责怪中国古代建筑师们不屑使用秦岭山脉里的火山变质岩和海相沉积的石灰岩。司马二门祠堂命运的不济, 真的只能归罪于风雨侵蚀, 虫蛀蚁食、年久失修与水火灾害吗?

说到这里, 我想告诉读者, 早在20年前, 年仅20多岁的青年建筑师刘克成先生就完成了关于韩城的保护规划。他提出的保留古城, 另辟新城的建议获得批准。在实现韩城政府“金城要古, 新城要新”的建设思路的同时, 切实规避了打造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使这座号称“小北京”的韩城得以幸存下来。如梁思成先生地下有知, 也应得到一些慰藉。然而, 十分可惜的是, 司马迁故里徐村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座原先布满古香古色建筑的村落始终没有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终于在加速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 败落下去。

刘克成:韩城市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夏商就有“龙门, 禹贡雍州之域”的记录。相传夏禹“导河积石, 至于龙门”, 因而史以“龙门”为韩城地域的代称。《诗经》中更有“溥彼韩城”的句子, 想必韩城这个名字出处于此。要论现代工业文明进入韩城的时间并不算晚, 虽然韩城煤矿很早就渗入陕西的工业体系里, 工业痕迹相对却还是很淡的, 这反倒要归功于当地深远的文化惯性。遥望80年代, 当工业以主人翁的姿态急匆匆连同大量低素质人群进入后, 城市在自身惯性的基础上便往堕落的方向走了一步。看似是甩开大步往前走, 但于内在文化上是往后的。西方世界工业革命使工业真正变为一种文明, 历经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沉淀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中。现在看得很清楚, 一开始时, 它也并不是以文明的面目出现和被消化的。今天, 在韩城典型的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期而遇的30年里, 恰恰是辉煌的传统文明消亡最快, 同时也是没有成熟的文明进步最快的阶段;老文明的沉淀方式是贵族化的, 其优雅、讲究、循规蹈矩, 是老文明的特点。新文明的承载体则是针对农业文明来说可称之曾为流浪者的工人, 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大多身无片瓦, 不懂务农, 几乎没有廉耻观, 这些新文明的承载者在某种程度势必成为老文明的杀手。而我们能做的, 也只能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与结合中, 找寻那个能全然完成吐故纳新之点。

新旧文明是扬弃关系, 不是打碎与另建关系。历史文化不能被割裂, 在这方面, 韩城有经验和教训两方面的收获。

程友生:听那些比我年长的村上的老人们说, 司马迁的身后事有两种说法:一是他的后代们为了保全家族姓氏, 改司为同、马为冯, 并将司马故里改名续村, 为续烟火、延续司马遗风之意。后又将续村改为徐村, 一是怕官府追究, 二是徐字暗含“二人”, 即两姓村。

另一个说法, 是民间百姓的观点, 听来残酷, 却也有它现实的一面:司马迁为了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 最终成为“罪犯”。这在当时对整个家族来说是奇耻大辱, 村人不愿再姓司马。加之民俗之中有横死之人不能葬于村中的说法, 且对于亡人作古的时间和地点都有明确的规定, 所以司马迁死后只能葬于村外。这也就如民间广泛流传乾隆年间一代名相王杰斗和珅的故事, 是人们对惩恶扬善美好愿望的一种寄托。实际在那个年代, 满汉社会地位可谓天壤之别, 和珅说白了又是乾隆的儿女亲家, 其职务就是管理朝中九位宰相, 王杰是万不能与之抗衡的。

但是, 我的亲家前辈王杰却是将中庸之道运用自如, 官做得很大。所以嘉庆八年告老还乡, 依旧领取全俸禄, 相当于现在的离休干部。后来乾隆驾崩, 是王杰督办的皇帝丧仪。就拿我的十二世祖程必升说吧, 顺治十二年全国四百名进士, 他排前三十。直到与状元王杰家世代联姻, 不但是门当户对, 而且我们本家后来还一直资助着王杰家族。到光绪末年, 我的老爷辈在常州任了知府, 老叔爷抽上了洋烟, 家道也就开始败落了。穿越历史, 置身太古, 与祖先对话, 在时空的线性分割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和人们行为方式的差异, 希望我们能追上司马遗风, 为后代留下一份真实。

汪舵:无论大禹治水, 还是司马修史, 抑或王杰斗恶, 都说明了韩城是座有悠久而深厚文化积淀的古城。陕文投 (韩城) 公司将经过深入挖掘和大力宣扬韩城文化文明, 提升和增强韩城人的自尊与自信。因此, 韩城的改造一定会以文化为依托, 旅游为核心, 以城市板块开发为支撑。“史记韩城·风追司马”文化景区, 是韩城市与陕文投集团联合开发建设的世界级景区, 位于韩城市南部, 规划范围北至古城金塔公园、南至司马迁祠、东至黄河土塬底沿、西至108国道, 总面积约20.7平方公里, 计划投资60亿元人民币, 建设周期为五年。景区准确地把握史圣、黄河、古城三大题材, 整合、提升资源价值。从而形成融古城体验、文化创意、宜居生活、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大型文化产品。通过三区:即古城区、史圣区及黄河湿地区;一带:以澽水河改造为依托的黄河文化大观系统;将韩城建成集文物游、文化游、黄河山水游和农业观光游四位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并成为带动区域城市率先发展、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不久的将来, 拜谒春秋义士程婴、史圣司马迁、清代宰相王杰、近代名人师哲、杜鹏程;观赏仰韶器物、青铜矛戟、韩城剪纸、黄河锣鼓、南塬抬芯、祀神社火、城门额碑……。这一切, 无一不会激发韩城人民的历史自豪感、文化优越感和民族尊严感。

司马迁《史记》 第11篇

摘 要:《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给任安的回复信,更是司马迁“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我们从中可以获得许多研究司马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司马迁的一篇重要文献,也是研读《史记》的一把金钥匙。

关键词:司马迁 《报任少卿书》 研读 《史记》

书信发展至西汉,基本成为了私人传情达意的工具。书信中倾诉的对象多为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般来说,不对外公开,具有较强的隐秘性,因此作者挥笔时,不需要思前顾后,左顾右盼,再三斟酌,反复推敲,而是任思绪恣意挥洒,自由驰骋,随意倾泻,一吐为快。正因为如此,书信往往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鲁迅曾说:“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1](P408)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复信,更是司马迁“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后人从中可以获得许多研究司马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司马迁的一篇重要文献,也是研读《史记》的一把金钥匙。

《报任少卿书》写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此时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已遭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是汉武帝的近臣。之前任安曾写信劝他以职务之便,“推贤进士”。司马迁因公务在身,“卒卒无须臾之间”,故久未报。而这个时候,任安在太子刘据起兵和江充相斗中受牵连下狱。司马迁担心他即将遭斩,就给他回了这封信。全文紧紧抓住任安要求其“慎于接物,推贤进士”这一句话,向任安敞开心扉,把自己不平的遭遇,愤闷的心情,对生与死的态度,全盘托出。书中对受刑前后的心理变化加以细腻而真挚地刻画。受刑前,沿袭先父史官职务,喜出望外,备感珍惜,日夜努力,期望得到皇上的宠幸——“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2](P2729);受刑后,受尽别人的鄙视:“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2](P2725),“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2](P2727)倍感孤独:“郁悒而无谁语。”[2](P2725)愧对祖先:“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2](P2736)身心受到摧残,痛不欲生:“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2](P2736)肉体的痛苦,心灵的折磨,几乎令人窒息。在如此非常态下,司马迁依然以顽强的毅力完成历史巨著《史记》的撰写,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史记》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司马迁,容易让我们对他产生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伟人距离感,那么,《报任少卿书》却带领我们走进他的心灵深处,了解他的感情世界,感受他普通而真实的一面。这有助于我们对司马迁进行正确而全面地解读。

同时,司马迁还在书中多次强调受腐刑是对人格最大的侮辱:“诟莫大于宫刑”[2](P2727),“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2](P2732)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不以死拒刑,而是“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因为他“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P2733)这样的选择基于他对生与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2](P2732)受极刑,而以死了之,无济于事,“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2](P2732),这样的死,与蝼蚁无异,他不屑这样选择。他要追求不朽的功业,著书立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P2735),无奈“草创未就”,就因李陵事件被判腐刑。但他没有放弃,而是以古代圣贤发愤著书的事例激励自己:“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2](P2735)他要效法前人,于逆境中发愤著书。于是他从容地面对腐刑,“就极刑而无愠色”。书中司马迁表达了进步的生死观和价值观。了解了司马迁进步的生死观和价值观,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对于那些为了建功立业而忍辱负重的英雄们,从不吝惜他的赞美之辞,如在《史记·伍子胥列传》赞中评价伍子胥:“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3](P2183)又如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赞中高度赞扬蔺相如:“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3](P2451-2452)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一书中还解释了自己为李陵辩解的原因,这也有助于我们对其及其作品的解读。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书中叙述了自己为李陵辩解的原因: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2](P2729-2730)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知道司马迁为李陵辩解的原因有三:一是敬重李陵的人品——孝敬长辈,礼贤下士,谦让有礼,与人为信,廉洁奉公,以国为重,有国士之风;二是在与匈奴作战中,李陵虽败,但“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毕竟此战役兵力对比悬殊,李陵以不满五千步卒横挑强胡亿万之师。即使这样,李陵还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最后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乃败下阵来。并且李陵虽然投降了,但李陵往日的为人,让司马迁相信李陵这不过是“欲得其当而报汉”罢了;三是想效忠君王,“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可以说,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在为李陵辩解这件事上,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忠心,更是体现了司马迁尊重事实和一分为二全面看待问题的伟大人格。正因为如此,《史记》描写人物较为全面而客观,如写吕后,司马迁既写她的残忍毒辣:残害赵王;施酷刑于戚夫人,“断戚夫人手足,去眼,恽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3](P397)这些所作所为连她的亲生儿子都难以置信,叹曰“非人所为”!而对于在汉高帝打天下之初,吕后与高帝出生入死,及辅佐高帝定天下的功劳,也一一记下,没有抹杀。并且对于吕后的执政,也给予充分的评价:“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3](P412)又如写项羽,既写他“力拔山兮气盖世”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破秦兵,攻城略地,建立王业,号为“霸王”。同样也写他的好猜忌的小家子气:中汉王的反间计,怀疑范增。评价人物较为公允客观,如评价李斯,“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3](P2563)李斯在人生的前半生积极进取,抓住机遇,辅佐秦始皇成就霸业,位至丞相。司马迁对他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李斯位至丞相后,未能发挥自己的辅佐作用,主张实施酷刑,焚书坑儒,听任赵高胡作非为,致使国丧身诛,这种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品质也给予深刻批判。又如对皇帝身边的妃子评价,“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3](P1967)他既看到妃子误国的消极作用,也肯定妃子对皇帝建功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解释了《史记》的写作背景、写作动机等等,但毕竟这是一篇公开自传,因此它行文较为严肃谨慎。相比之下,《报任安书》是私人信件,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行文自由恣意,无拘无束,真情实感流于笔尖,我们从中能获得在正式传记里难以得到的史料。毫不夸张地说,《报任安书》是我们后人解读司马迁和《史记》的一把金钥匙。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司马迁《史记》 第12篇

近日重读《史记·太史公自序》 (下称《自序》) , 我发现了答案。《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 也是司马迁的自传。文章主要包括作者家业世系、其父亲及自己的哲学思想、其主要经历尤其是二十岁 时的全国漫游、受父遗命、答壶遂问、该书序目体例等内容。文章中许多地方都或显露或暗示了作者创作 《史记》的目的, 尤其是关于他对壶遂所提出疑问的回答以及与他展开的辩论这个部分, 乃解开太史公心结的一把钥匙, 从中可以发现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内在动机和真正目的。

壶遂与司马迁之间的对话是围绕着壶遂提出的孔子为什么要编写《春秋》以及司马迁为什么要编写《史记》这两个问题来展开的。在对第一个问题解答中, 司马迁首先高屋建瓴地指出《春秋》在六经的中地位以及孔子编书的目的:“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纪, 别嫌疑, 明是非, 定犹豫, 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 存亡国, 继绝世, 补弊起废, 王道之大者也。”[1]。接着,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 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 故长于行;……《春秋》辨是非, 故长于治人。”这一系列排比句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儒家六经在治国上的作用, 继而用将“六经”的作用概括为“《礼》以节人, 《乐》以发和, 《书》以道事, 《诗》以达意, 《易》以道化, 《春秋》以道义”。在以上文段中, 排比与对比结合, 长句与短句相间, 整句与散句搭配, 显得文采熠熠, 错落有致。同时, 论据详实, 循循善导, 层层推进, 说理充分, 很有信服力。作者将《春秋》与其他五经作比, 强调了《春秋》更长于明王道, 善治人。由此可看出《春秋》在司马迁心中的崇高地位, 因而被他推崇为史家之典范与楷模, 是判断是非, 拨乱反正的“一王之法”和“礼仪大宗”, 甚至“万物聚散之理, 皆在《春秋》”[2]。

接着, 文章继续分析了《春秋》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并由此引出对壶遂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解答。通过回答其自己为何作史, 道出了自己对史书经世治国作用的高度认知, 显现了司马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卓越的史家精神。由司马迁回答壶遂的提问与质疑可看出, 他认识到孔子修《春秋》是为了从历史中总结出兴亡之理、治国之道。所以他要以此为师, 创作《史记》,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探寻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 探索历史发展变化、国家治乱盛衰的规律。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司马迁作《史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深受孔子作《春秋》的感召, 并意欲通过亲自作史来继承《春秋》大业, 履行史官的天职使命和神圣职责[3]。

然而, 在司马迁作《史记》草创未就之时, 灾难降临。他因替李陵辩护而下狱, 遭受宫刑, 一度陷入苦闷、悲痛之中, 甚至想到一死了之。然而, 熟悉历史的他这一次又从历史中汲取了巨大的能量, 获得了深刻的启发, 因此他“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 演《周易》;孔子厄陈、蔡, 作《春秋》;屈原放逐, 著《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而论兵法;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齐整而排比的句子里, 浓缩着多少世人所熟知的不幸与磨难;然而, 在蕴藉而隐约的文词间, 又积蓄着多少世人所不知的灵魂的拷问, 屈辱的承受, 内心的困惑, 蜕变的痛苦, 历练的艰辛, 奋发的勇气甚至涅槃的挣扎。司马迁在文中提到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等圣贤, 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 各自的遭遇互异, 可让司马迁与前人惺惺相惜的是“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 这份深深的忧, 沉沉的痛和烈烈的愤最终被转化成“述往事, 思来者”, “思垂空文以自见”的心愿[4], 以期昭示后人, 发人深思。

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 拘禁囹圄之中, 惨遭腐刑之苦, 蒙受最次之辱。遭谄、被囚、摧残、凌迟、受刑, 这些肉体上的痛苦已经让常人不堪忍受, 而疏远、嘲笑、挖苦、诟病、辱骂这些心灵上蒙受的屈辱, 更让人痛不欲生。谙熟历史的他深知古人舍生取义的崇高与死于名节的可贵。他在《报任安书》中所列数的古人如彭越、张傲, 都是杀身成仁的典范, 也是“重于泰山”的榜样。然而忍受了奇耻大辱的司马迁却不甘 死于此, 却要“隐忍苟活”, “幽于粪土”。选择死亡, 舍生取义, 需要多少勇气和挣扎;而选择不死, 隐忍苟活又需要怎样的决心和毅力!这死与生, 这死于节或活于辱, 浸透着多少他对生的醒悟, 对死的幡悟, 对名的了悟以及对人的参悟。因而, 创作《史记》是他超越了生死之后的内心抉择, 是他在遭遇不公承受厄运之后的挣扎与反思, 是他用作史立言的方式挑战活着的极限与升华生命的价值。

在《自序》中, 司马迁曾明确告诉我们, 他“隐忍苟活”创作史记的重要原因是为了秉承父志, 完成父亲临终遗愿。但很显然, 这不是他作史的根本动因。认真研读《自序》, 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基于上文对司马迁与壶遂对话的解读, 我们发现司马迁作《史记》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继承《春秋》大业, 以作史经国济世。从司马迁在与壶遂对话后慨叹圣贤及以此自勉, 可以推导出第三个重要原因, 即“发愤著书”[6], 抒发“郁结”之意, 以期“述往事, 思来者” (记述往事, 启发后人思考) 。因此, 综合分析, 司马迁作《史记》是出于以上三个既崇高神圣又平凡而私人化的、看上去既显而易见其实又复杂纠结的 情结:既有仿效圣贤接继孔子的始发性动机, 又有突如其来的厄运灾祸引发的继发性动机[7];既有秉承父命的外在性因素, 也有鸣冤抒愤的内在性动因。试想, 司马迁作《史记》如果仅仅出于第三个原因, 那后人看到的只是一个老愤青在泄愤而已, 他的著作恐怕也难以达到最终的高度。又如果他作史只是出于第二个原因, 那当该书创作到一半时, 灾难降临, 如果没有第三个原因作为催化剂, 或许他就未能最终完成该书。而且没有了欲抒其愤, “欲遂其志”的创作内在动力, 那我们今天也许就看不到这部处处渗透作者人生体验, 蕴蓄其个性魅力, 发散着精神风采的巨著了。因此, 出于高度的史家责任心和强烈的历史担当感, 司马迁对孔子事业进行了主动接继, 同时, 他又将自己所受的屈辱和痛苦, 所体验的愤懑和怨恨转化成毅力、决心和恒心, 融入文字, 渗透写作, 因而其作史的历程实质上是从遵从父亲遗愿到满足自发内在的渴求的升华, 是从接继圣贤伟业到实现自我生命的升华。

一家之言而为千古绝唱、万代之音, 一人之作却是正史之首、文史典范。如果说崇高的理想、圣贤的情怀是《史记》这本伟大著作熠熠生辉的红色精装封面, 作者的赤子之心与博爱之情是该书温馨而感人的前言, 那作者的个人悲情与人生磨难及其独立的学者姿态与超然的史家风范, 则为这部浩瀚巨著印上了最深沉也最灿烂的人文底色。

注释

1[1]阎静.一次影响深远的史学辩论.《历史教学》[J].2008年第6期

2[2]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M].中华书局, 1963

3[3]李泽需.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创作动机.经济与社会发展[J];2008年第8期

4[4][5]司马迁《报任安书》,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M].中华书局, 1963

5[6]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卷p.212.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