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结构论文范文（精选10篇）
中介结构论文 第1篇
促使农村经济得到有力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大力促进农村三大产业的协调发展, 通过各个产业的共同稳定增长来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 进而让众多的乡镇企业利润得到提升, 广大农民收入得以提高, 农业和非农产业都能获得相对可观的产出及满意的回报。通过完善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 发挥其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 可以有效促成这种转变的完成。但目前来说, 虽然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金融中介系统, 却依旧无法适应农村产业发展的资金需要, 根本无法满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2 农村金融中介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
作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助推器, 农村金融中介的基本功能是为投资方和储蓄方建立沟通平台, 调节资本使之在盈缺双方之间有效流动, 降低在此流动过程中的信息成本, 进而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与此同时, 金融中介还可以渗透到农村其他要素的运行轨迹中, 例如乡镇企业运营管理时和农户生产经营扩大时, 金融中介可以利用需求、供给和宏观政策等渠道调节农村的金融资源配置, 进而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影响。一方面, 农村本来有限的金融资源通过农村各金融中介的调节配置, 可以达到一个更趋合理的状态, 进而可以改变其他要素在农村经济中的分配,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另一方面, 资本的流量、存量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在此互动过程中金融中介往往是先影响资本流量, 而后再影响到资本存量, 间接改变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同时, 由于农村经济的金融化程度日趋提高, 该传递作用也会更加清晰、有效。农村各金融中介通过发挥其产业范围选择功能, 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 进而达到农村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
农村经济运行过程中所有供给的生产要素, 如生产资料、人力、技术、实物等等, 其实归根到底都能归为资本要素的供给。从动态的角度分析, 正是金融中介对于农村金融资源的运用结构决定着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 某一时刻农村的产业结构, 恰恰就是此时农村金融中介对于金融资本的配置分布格局。金融中介通过自身各个机制的整体合力, 可以有效影响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与供给水平, 从而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日趋优化。
2.1 资本形成机制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效进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资本支撑基础, 而如何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满足这种巨大的金融需求, 农村金融中介的资本形成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资本形成机制下, 一个构建完善的金融中介体系可以大大扩宽农村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本来源, 提高对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资本要素投放水平, 加上其本身产业范围筛选的功能将大大有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进行。具体来说, 该机制下农村金融中介主要发挥着两项功能:信用中介和信用筹集。首先, 信用中介职能是农村金融中介的基础功能, 随着农村金融市场不断向商业化的方向发展, 信用中介功能也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在该职能的作用下, 储蓄—投资转化率将获得改善, 资本流动性增强, 透明度提高, 这样就会明显改善农村的整体投资风险环境, 不管是储蓄方的储蓄能力还是投资方的投资意愿都会大大增强, 而这种主观意愿的改变则直接可以带来资金总量的改变, 农村大量分散的零星闲置资金有机会聚拢为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长期固定资本。另外, 农村金融中介的信用筹集功能也具有重要意义, 它的发挥主要在于调节农村内部的资金融通效率, 同时影响农村与城市间的资金分布状态, 在保证农村固有自有资金不外流的同时吸引更多的资金充盈到农村经济发展中, 充分开拓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资本来源渠道, 进而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2.2 资金导向机制
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国家会有整体的产业规划蓝图及相应的金融政策, 资金导向机制就是指农村各金融中介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 充分发挥其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 在遵循收益率由低到高流动的基本规律下, 让农村的现有金融资源在各产业间获得充分且合理的流动, 尤其是向农区优势产业、特色产业、高新产业流动。具体来说, 就是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中介的矫正补缺, 倡导机制与商业性金融中介的利益竞争机制, 让二者在共同协调配合下构建资金的导向机制。
农村商业性金融中介具有天生的逐利本性。一方面, 在对农村各种产业项目进行投资前, 为保证其投资效率更高, 势必会进行收益率与流动性的比较并进行专业的风险评估, 所投放资本基本是流动到了农村要素生产率最高的产业领域。在这种投资理念下, 农村商业性金融中介就直接激活了农村金融资源的高效流动, 起到了调整农村金融资源向利于农村产业优化方向配置的目的。另一方面, 各种乡镇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往往都会偏重短期效益的提升, 缺乏资金配置的长远规划, 而农村商业性金融中介为追求更高的要素生产率和投资效率, 会从侧面监督限制各乡镇企业的短视行为, 间接中也就促使了金融资源从传统农业领域自然地流动到高新技术农业或农村的第二、三产业, 进而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整体调整优化。
农村政策性金融中介的存在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商业性金融中介逐利性带来的缺陷。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会存在一些短期内无法产生可观收益的产业或者额度大同时风险也偏高的产业, 这些都是商业性中介所规避供给或者根本无力支撑的信贷缺口。农村政策性金融中介由于其特殊位置可从更宏观角度进行长远的规划选择, 不必受束于投资收益率的限制, 而是以整个农村经济的社会效益为出发点进行金融资源投放, 这种引导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出了一个良好的外部金融生态环境。农村整体的金融投资结构在政策性金融中介的融入下更加趋于合理化, 一些农村重点产业的发展资金有了强有力的保证, 同时各农村优势、特色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微型企业及一些发育初期的龙头企业, 它们的金融需求也因此寻求到了满足。
2.3 产业整合机制
农村金融中介利用其强大的资源配置功能, 可以加快农村各种闲散资金的积聚效率, 使各种金融资源得到充分流动并重新组合, 注入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各个重点环节, 加上金融创新的有效服务, 农村各类特色产业以及龙头企业就可以获得有效资金支撑进而充分发挥其扩散带头作用。在此过程中农村各个产业将得到整合机会, 不仅农业产业化可以获得蓬勃发展,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步伐也得到提升。一方面, 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来说, 金融中介通过其资源配置功能可以对农业产业化起到积极作用。作为农村地区的主导产业, 农业更善于吸收各类技术的新成果, 并在自身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将之高效地传播到其他产业, 利用产业链条的有效连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完善农村整体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对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壮大起到积极且广泛的作用。另一方面, 从龙头企业的发展来说, 农村金融中介通过改变金融资源的投放规模、流动方向可以促进特定企业的技术进步, 加快地区龙头企业的形成与壮大。一般来说, 龙头企业在一个产业的成长中往往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它们更热衷于技术的积极开发和优先利用所带来的的比较优势, 通过它们的扩散效应各种最新的科学技术得以以最快的效率渗透为产业的现实生产力。金融中介将资源更多注入这些龙头企业, 就可以激励其为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能力而不断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 进而有力带动其所在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整体发展。
3 我国农村金融中介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阻滞现状
目前, 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中介供给系统与整体的金融需求间存在明显失衡, 金融中介难贷款与农民、农村企业贷款难同时并存, 供给难以实现却同时存在需求无法给予满足的困境, 农村金融中介的整体供给格局无法完全匹配其产业发展的金融需求, 在总量、结构及区域布局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阻滞。
3.1 金融供给总量明显不足
当前我国金融中介在农村地区的网点分布总量明显偏低且覆盖率不足, 甚至在一些县域农村金融供给存在机构网点设置空白的状态。截至2011年, 我国139个乡镇为“零金融服务乡镇”, 即在这些乡镇连最基本的存取款服务都没有一家金融中介机构为其提供;2430个乡镇是金融机构空白镇, 即在这些乡镇没有任何的金融中介机构存在。而在这些缺乏最基本金融服务的乡镇中, 西部地区的问题明显更为突出, 占到了总量的80%以上。不可否认, 农村金融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的特性与农业天然弱质性的结合, 成为农村金融中介普遍覆盖率偏低甚至出现机构空白的主要成因。
3.2 金融供求结构不匹配
我国农村金融供求在信贷额度、层次结构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匹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传统的小规模生产需求之外, 一些相对规模较大的专业户也萌发出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种养的需求, 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大额贷款需求相应也不断增强。但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农村金融的主要供给对象仍停留在抵押类贷款或小额的信用贷款, 在信贷的额度、方式各方面都和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多样化金融需求存在错位, 这直接导致农村金融中介的资金无法得到有效出口, 同时农户、农企的金融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 相应的利润增长点也就拱手让与了高利贷等各类民间借贷机构。
3.3 金融供给布局不合理
我国各地农村经济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也有不同, 相应地, 我国农村的整体金融供给在区域布局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 机构分布、信贷供给投向都呈现出显著差异。首先, 在机构分布上, 东部地区各乡镇金融中介设置个数普遍可以达到十几个, 个别发达县镇甚至可以过百;中部地区该数字则明显下降, 只能保持在10个左右;到了西部地区各乡镇的金融机构就呈现出了明显匮乏, 大都局限在10个以下。另外, 在农村金融中介信贷资金的供给投向方面, 农村合作性金融中介是农村具有相对垄断地位的金融供给主体, 以它的贷款发放情况为例, 农村金融供给在区域布局上呈现出如下特点:东部>中部>西部。而需要指出的是, 中西部地区农业产值高, 一些省份甚至担当着中国农业主产区的重大责任, 中西部的农业发展对于整个中国的整体经济稳定运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贷款却明显偏好东部, 农业贷款近一半都投放到发达的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近一半又投放给了更发达的环渤海地区, 这种分布状态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合理的问题。
4 优化我国农村金融中介体系的完善思路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期, 一方面传统农业沿着规模化、产业化的经营轨迹不断发展, 农村第二、三产业也在向农村工业化逐步推进, 在此过程中势必衍生出对金融资本支持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 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小规模生产经营会产生资金需求的必要, 农业产业化的规模生产及龙头企业的壮大更是会滋生大量的资金需求, 广大农户、农企都成为潜在的金融需求群体。可以看出, 我国农村金融中介体系从整体上面对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市场架构, 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为了更好地满足各层次的金融需求, 促进农村资本流向与产业优化的方向相一致, 有必要建立一个由合作性金融中介、商业性金融中介及政策性金融中介组成的三元金融支撑体系, 多层次共同发展且满足适度竞争的活力需要。
4.1 强化完善农村合作性金融中介
作为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农村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性金融制度安排, 如何进一步增强农村合作性金融中介的主体地位, 深化合作性金融机构的改革进程, 对于农村金融中介支撑体系的整体构建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 就是农村合作性金融中介应该继续坚持对于农村的信贷倾斜政策, 充分发挥其在农村金融领域的比较优势, 加大金融服务的力度, 从各角度、多层次地满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其一, 根据当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形势, 延伸和扩宽传统小额农贷的对象范围、额度、期限等, 除了传统的种养大户, 一些小型加工户等与农村产业优化相关的个体都可以包括在内。其二, 适当拓展信贷支持的领域和范围, 尤其是加强对于农村运输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各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 努力发掘新的农村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 积极及时地满足各产业龙头企业的金融需求, 以它们的发展为契机带动整个产业的新利润增长点。
4.2 培育扶持农村商业性金融中介
商业性金融中介是农村金融中介三元结构中逐利性表现最为明显的中介机构, 因此对于农村金融中介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偏重非农领域且配置效率偏低的问题, 如果从商业性金融中介着手可能更加具有针对性。具体来说可从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方面政策上限制商业性金融中介, 在规模扩张时必须把从农村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返还于农村信贷, 避免农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中介过度转移农村产业发展所紧缺的资金, 保证商业性金融中介在规模扩张时资金的支农力度。另一方面,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增强农村商业性金融中介的作用, 加大其对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支持力度, 开拓创新出更多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的金融产品, 着重提升农村金融中介对于农村金融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
4.3 健全壮大农村政策性金融中介
长久以来, 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中介致力于支持粮棉油收购, 增强了政府对于粮棉油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 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也促进着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产业化调整, 在推动整个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担当着引导者的角色。只要在效益覆盖成本的基本原则下, 政策性金融中介的扶持与推进功能就可以有效补充商业性金融中介在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原则下所摒弃的缺口。农村地区一些风险高但具有较大社会效益的领域将获得资本支持, 农村政策性金融中介的合理介入可以有效提升其他金融中介的融入信心, 直接引导着农村各类金融中介的资本流入那些符合国家长远规划的重点产业, 提升农村金融中介体系的整体信贷支农合力。因此, 如何健全壮大农村政策性金融中介, 使之符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显得尤为必要。除了继续做好国家专项储备贷款工作和粮棉油收购的同时, 还应逐步将扶持重点转向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 在生态农业、专业化生产等方面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摘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解决新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法宝, 不论是优势产业的发展、特色产业的培养, 还是产业龙头企业的壮大, 农村金融中介支撑体系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对当前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中介支持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剖析农村金融中介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在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中介金融支持现状的基础上, 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中介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阻滞问题, 提出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中介体系的改进思路。
关键词：金融中介,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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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中介超市中介机构管理办法 第2篇
(仅供参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行政审批效能，促进中介服务机构规范服务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中介机构及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为高新区行政审批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及执业人员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有关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市场准入
第四条
坚持“非禁即可”的市场准入原则，凡具备相关执业资质（资格）、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中介机构，均可进入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中介超市”，为全区项目建设提供相关中介服务，参与行政审批服务的市场竞争。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进入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中介超市”从事服务活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一般条件：通过工商注册取得独立的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有固定的场所、必要的设施和专门的执业人员，有健全的执业规则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
（二）资质条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具备资质条件的，应按规定取得相应资质；
（三）资格条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执业人员应当具备资格条件的，应当按规定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
（四）具有良好的服务信誉，近三年内没有不良信用记录；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建立中介超市
第五条
建立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中介超市”（下称“中介超市”），凡为我区行政审批提供中介服务的，均可到“中介超市”进行信息登记备案，进入信息库，登记备案信息及时在网站公示。
第六条
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信息平台，对进入信息库的中介机构，通过该信息平台，向社会逐一公开中介机构和服务事项相关信息，为委托人提供信息、业务咨询和技术指导等服务。
第四章
执业、收费与时限 第七条
中介机构开展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遵守职业道德，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八条
委托人有权自主选择中介机构为其提供服务。中介机构依法从事中介活动，其行为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
行业主管部门和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得凭借职权限定委托人接受其指定的中介机构提供服务。法律、法规规定某项中介业务由特定中介机构提供的从其规定。
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在行政审批活动中，对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中介超市”内的各中介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应当同等对待。
第九条
中介机构应当亮证、亮照经营，并在其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公布服务内容、服务规范、收费项目、监督投诉机构电话等事项，要公开、公示执业基本信息。向委托人一次性告知服务内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和所需材料，实行合同管理，规范服务行为。
第十条
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除遵守行业规范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提供的信息、资料及出具的书面文件应当真实、合法、有效；
（二）应当及时、如实地告知委托人应当知道的信息；
（三）对执业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及其他秘密事项予以保密；
（四）妥善保管委托人交付的样品、定金、预付款、有关凭证等财物及资料；
（五）如期完成委托合同及业务规范规定的其他事项。第十一条
除即时办结及简单的中介业务外，中介机构提供中介服务，应当依法与委托人签订合同。
第十二条
中介机构应当做好执业记录。执业记录应当记载下列内容：
（一）服务事项和委托人的具体要求；
（二）收取的费用及支付方式；
（三）履行合同应当遵守的业务规范及有关要求；
（四）委托事项履行情况，包括委托事项的接受、完成过程、终结手续的办理等。
第十三条
禁止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从事下列行为：
（一）提供的信息、资料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及公共利益；
（二）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资料，出具虚假验资报告、评估报告、证明文件及其他文件；
（三）索取合同约定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物，或者利用执业便利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四）采取欺诈、胁迫、贿赂、串通等非法手段，损害委托人或他人利益；
（五）以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承揽业务；
（六）强行或变相强行推销商品、提供服务；
（七）对客户实行歧视性待遇；
（八）执业人员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同行业中介机构执业；
（九）依法应当由具有执业资格的人员执业而聘用无执业资格人员执业或者聘用不得执业的人员执业；
（十）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禁止的其他行为。第十四条
中介服务收费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中介机构要在收费标准内收取服务费用，在签订委托合同时，经双方谈判约定后，将收费方式、收费金额和付款时间等内容写入合同；
（二）对服务时间较长的服务事项，应预留不少于20%的服务质量保证金，待服务期限结束达到服务质量要求后支付；
（三）因中介机构过错或无其他正当理由要求终止委托合同的，有关费用的赔偿和退回事宜依据《合同法》。
第十五条
根据服务事项的难易程度，应在以下时限内出具服务结果（不含法律法规规定需进行公示、听证等时间）：
（一）简单的服务事项，不需进行检测、鉴定、评估、论证、测绘、设计和审查等技术性服务的，在3个工作日内出具服务结果，有条件的提倡即办；
（二）一般的服务事项，不需进行检测、鉴定、评估、论证、测绘、设计和审查等技术性服务的，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服务结果；需进行检测、鉴定、评估、论证、测绘、设计和审查等技术性服务的，在10个工作日内出具服务结果；
（三）较为复杂的服务事项，不需进行检测、鉴定、评估、论证、测绘、设计和审查等技术性服务的，在7个工作日内出具服务结果；需进行检测、鉴定、评估、论证、测绘、设计和审查等技术性服务的，在15个工作日内出具服务结果；
（四）复杂的服务事项，不需进行检测、鉴定、评估、论证、测绘、设计和审查等技术性服务的，在10个工作日内出具服务结果；需进行检测、鉴定、评估、论证、测绘、设计和审查等技术性服务的，一般在20个工作日内出具服务结果；
（五）特殊的服务事项，由委托人与中介机构双方自行约定；
（六）由于委托方未按要求提供有关材料、依据等，造成时限延长的除外。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六条
建立信用档案制度。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办公室建立中介机构和执业人员的资质等级、执业资格、服务质量和委托人满意度等为主要内容的信用记录档案，尤其要对有不良行为的中介机构和执业人员记录建档，作为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
第十七条
建立信用等级制度。加强对中介机构的日常考核管理，从中介机构的资质等级、服务受理、履行合同、工作纪律、季度考核以及委托人满意度测评等方面进行考核打分（打分细则及考评表见附件），实行信用等级“A（70分及以下）、AA（71-80分）、AAA（81-90分）、AAAA（91-100分）”评定。由办公室和委托单位重点围绕服务时限、收费情况、服务质量、服务态度、执业道德等内容，进行信用等级评定打分。对信用差的中介机构实行重点监督与检查，并进行信用记录，必要时清退出场。
第十八条
建立清退淘汰机制。
（一）对严重违反执业规定和执业行为的中介机构，被行业主管部门列入“黑名单”的，不再吸收入驻“中介超市”。
（二）中介机构的服务结果质量较差，达不到项目审批规范要求的：
1.同一事项1次达不到项目审批规范要求的，记入信用档案；2次达不到项目审批规范要求的，进行“黄牌”警告，记入信用档案；3次达不到项目审批规范要求的，进行“红牌”警告，责令整改，半年内不再吸收入驻“中介超市”；
2.同一中介机构一年内为我区不同项目提供的服务结果，累计出现3次达不到项目审批规范要求的，进行“黄牌”警告，记入信用档案；累计出现5次达不到项目审批规范要求的，进行“红牌”警告，责令整改，半年内不再吸收入驻“中介超市”，记入信用档案。整改后一年内，出现2次达不到项目审批规范要求的，进行“黄牌”警告，半年内不再吸收入驻“中介超市”，记入信用档案；累计出现3次达不到项目审批规范要求的，进行“红牌”警告，责令整改，一年内不再吸收入驻“中介超市”，记入信用档案；对2次整改后一年内，仍出现2次及2次以上达不到项目审批规范要求的，清出中介服务中心信息库，两年内不再吸收入驻“中介超市”。
（三）在信用等级评定中，信用等级被评为“A”级的，责令整改，半年内不再吸收入驻“中介超市”，记入信用档案。连续两年被评为“A”级的，责令整改，一年内不再吸收入驻“中介超市”，记入信用档案；如整改不到位的，清出中介服务中心信息库，两年内不再吸收入驻“中介超市”。
（四）信用等级为“AA”级的中介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对其不良行为实行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降为“A”级。
第十九条
在政府性投入项目中，由于中介机构原因，造成2次累计变更增加工程造价在200万元以上，或超过建安工程额50%以上的，两年内不得在我区从事政府性投资项目的中介服务。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高新区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中心）“中介超市”日常考核管理细则
附件：
高新区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中心）“中介超市”
日常考核管理细则
1、资质（格）等级（20分）
按照行业资质等级的划分，具备甲级（一级）得20分；乙级（二级，具有报告书资质的环评机构得19分）得18分；丙级（三级）得16分，依此类推；行业内无资质等级划分的，按乙级（二级）得分。
2、服务受理（20分）
各中介机构在承接业务时，应本着“真诚服务、高效便民”的原则，做好相关中介服务，如违反下列情形予以扣分：
（1）未落实一次性告知制，造成业主反复提供材料或多头跑冤枉路的，扣5分；
（2）未及时，如实告知委托人应当知道的信息的，扣5分；
（3）要求业主提供超越审批阶段的材料或与服务内容无关的资料，每次扣5分；（4）强行或变相强行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的，扣10分；
（5）以回扣、变相压价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承揽业务的，扣15分；
3、履行合同（35分）
除即时办结的中介业务外，中介机构提供中介服务应当与受托人签订相关合同，并严格履行合同相关条款，如违反下列情形予以扣分：
（1）未与委托人签订合同的，每次扣35分；
（2）利用执业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扣35分；
（3）未经委托人同意，泄漏知悉的商业秘密及其他秘密扣10分，造成严重后果的扣35分；
（4）合同未注明委托事项名称、服务质量、承诺期限、服务收费及违约责任等条款的，扣10分；
（5）未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执业记录和建立档案的，扣5分；
4、工作纪律（35分）
高新区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中心）“中介超市”内，工作人员必须连续在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一年以上，并按照中心相关要求遵守工作纪律，服从工作管理。（1）无故违反上下班作息时间，不按时打卡上下班的，扣5分；
（2）工作人员着装不整洁、不端正，扣5分；（3）上班时间没有摆放或佩带工作台卡或工作牌，扣5分；
（4）工作区内档案资料乱堆乱放，工作区内卫生不整洁的，扣5分；
（5）对请假人员本单位不按规定及时派驻替岗人员（包括病假）的；工作人员没有履行告知手续，无故缺岗3小时以上的，扣10分；
（6）上班时间在工作区内看电影、玩游戏等与工作无关的行为，扣10分；
（7）业务公开内容需要调整而未及时书面告知中心同步调整的，扣10分；
5、季考核附加分（±40分）
（1）以中介机构公开提供的承诺办结时间为基数，中介机构当季完成合同的总数量有50%、70%、90%能比基数时间提前30%及以上的，分别对应加5分、10分、15分；当季所有完成合同全部比基数时间提前30%及以上的，加25分；
（2）合同签订后，按时到政务服务中心实行备案的，每件加1分，最高30分；（3）执业资质等级每升一个级别加10分；
（4）向中心书面提出工作建议，被采纳的每件加5分；
（5）收到企业赠送的表扬信和锦旗、镜框（需附书面材料）等表扬中介机构服务态度好、办事效率高的，经中心核实，每件加5分，累计最高不超过30分；
（6）拒不执行中心管理规定或无故不参加中心相关会议、报送资料以及其他有关活动的，每次扣10分；
（7）受到服务对象投诉，经核实的，扣10分；
（8）中介机构受到暂扣许可证（资质证）或营业执照处罚的，扣10分；
（9）中介机构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单独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扣10分；
（10）受到有关部门通报批评的，一次扣10分；（11）以上（6）至（10）项由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行业监管部门、综合管理部门等提供处罚决定书（文件）、投诉处理记录、审批部门审查意见等作为扣分依据。也可以由相关部门组织的专项、联合等检查中发现作出的检查记录作为扣分依据。
6、考核附加分（±60分）
（1）内受到区政务服务中心表彰奖励的加10分；受到综合性表彰（综合性表彰是指受到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其他非行业性的表彰）奖励的，区级加15分；市级加20分；省级加25分；国家级加30分；
（2）内受到行业或协会表彰的（含行业资信评价），区级加5分，市级加10分；省级加15分；国家级加20分；
上述受表彰属采取累计计分，最高累计得分不超过60分，由中介机构提供的相关表彰文件、荣誉证书、资质证书作为加分依据。
（3）有出台便民举措或创新举措提速提质提效的，酌情加5-10分；
（4）中介机构在公共媒体方面宣传自身的同时，能够进一步配合宣传本中心职能和作用，并取得较好反响效果的，加5-10分。
中介结构论文 第3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 碳排放 中介效应
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为了应对全球气候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把降低碳排放强度纳入到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中。中国粗放方式经济模式尤其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国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环境问题。因此，低碳转型是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解决能源环境约束的重要途径。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低碳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将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因此，厘清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碳排放的作用路径有助于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对低碳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文献综述
近几十年来，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首先，金融发展便利了消费者信贷活动，促使家庭能耗品需求增加；对于生产部门，金融发展为企业提供了融资便利，促使其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碳排放增加（Sadorsky，2010）。其次，金融发展吸引大量FDI流入，促进研发投入增加，导致碳排放动态变化。另一方面，金融市场通过降低风险和融资成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引进先进技术，为环保项目提供融资，减少碳排放（Tamazian和BhaskaraRao，2010）。此外，产业结构调整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变动直接决定碳排放。陈兆荣（2011）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减少碳排放量。金融市场作为资源配置部门，能够通过提高资金供给水平、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王定祥等（2013）研究发现中国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而金融规模抑制了产业结构优化。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均对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金融发展也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但已有文献主要是集中于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碳排放两两之间的关系研究。本文基于低碳转型背景，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影响碳排放的作用路径，探讨金融发展在直接影响碳排放的同时，是否存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间接影响碳排放的中介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方法
本文引入产业结构调整中介变量，采用中介传导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模型如下：
其中，C代表各省碳排放水平，用人均碳排放表示；FD表示各省金融发展水平，用金融发展规模（FIR=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GDP）和金融发展水平（FL=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表示；IS为各省产业结构调整，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SI）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TI）表示。根据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各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1）检验碳排放与金融发展的关系，c是FD对C的总效应，若显著则进一步检验模型（2）和（3），若不显著，则停止检验；模型（2）检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模型（3）检验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的共同影响，如果a、b都显著，则进行第三步检验，如果a、b至少一个不显著，则进行Sobel检验；第三步：c是FD对C的直接效应，若不显著，则是完全中介效应，若c显著，则是部分中介效应。此外，ab是通过中介变量IS的间接效应，即中介效应。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1～2010年面板数据，将各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中和西三区域。首先检验系数c，由表1可见，东部地区FD对C影响不显著，则停止检验。中部地区FIR、FL对C有负向显著影响，进一步检验系数a发现，FL、FIR对SI、TI均有显著影响，检验系数b发现，SI、TI系数均显著。第三步，当加入SI时系数c变小且不显著，当加入TI时系数c变小但仍显著，因此，第二产业比重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第三产业比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FL、FIR对C的总效应及其通过SI、TI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如表1所示，例如，FL对C的总效应为-1.40，其中FL通过SI、TI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86、-0.36。西部地区FL对C影响不显著，FIR对C存在正向显著影响，但模型（3）中当分别加入SI、TI时，系数c变大且显著，此结果不符合中介检验程序，因此，西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
由此可见，中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水平在直接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通过抑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间接地减少碳排放。基于该实证结果本文认为，政府应该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积极引导并促进金融发展支持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减少碳排放，实现低碳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Tamazian A，Rao B B. Do economic，financial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matter for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Evidence from transitional economies[J]. Energy Economics，2010，32（1）： 13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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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定祥，吴代红，王小华.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基于金融资本视角[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1-6+21.
[4]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05：614-620.
中介结构论文 第4篇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业是中国市场化进程最早进行改革的产业。1985年以后，中国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逐步被取消，农户更多地以市场为导向开展生产经营。进入90年代，大多数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供求基本平衡，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并且开始出现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本文所研究的苹果市场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
所谓销售难，在很大程度上即格兰诺维特提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匹配”问题。在传统主流经济学中，供求双方匹配问题在完全信息假定下被取消了。斯蒂格勒注意到传统经济学的这个缺陷，提出了“搜寻”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斯蒂格勒关心的不是供需双方结合的社会结构条件和社会机制，而是价格搜寻中的搜寻成本和搜寻收益，以及成本—收益分析架构下的最优搜寻规模。
根据经验观察，中国农产品市场结构转型在相当大程度上并不是通过生产者(农户)的价格搜寻过程来加以实现的。特别是那些易腐烂农产品就更是如此。对小农户来说，从事这种充满不确定性事情的成本高的会使他望而却步。所以，价格搜寻模型不适合于刻画中国农产品市场结构转型的许多过程。果农的生产活动和潜在的果品购买者的需求是如何匹配的?一个合理的做法是，网络中介在这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经济社会学中，伯特的“结构洞”理论是一个著名的中介理论(伯特，1992/2008)。但是，伯特的“结构洞”理论，强调的是作为“结构洞”的中介与其它行动者相比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对于在特定条件下，中介为何产生，为何演化的问题并未给予关注。因此，结构洞理论并不能直接用于分析果农的生产活动和潜在的果品购买者需求的匹配问题。格兰诺维特曾指出人际关系网络在供给和需求匹配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假定在农产品市场转型之初，果农已经和潜在的果品购买者之间形成了日后可供广泛利用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很不现实的。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为形成这种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提供基础。
本文试图借助山东省金城镇的果品市场发展案例，从微观的视角讨论在果品市场结构转型过程中，是一些怎样的主体承担了生产者(果农)和需求者之间的中介职能，网络中介演化的特征是什么，并且网络中介是怎样随着市场结构转型而演化的。本文是利用实地调查和档案资料加以完成的。研究基调是描述性的，在描述中，笔者也注意到对联系各环节间的社会机制的讨论。
二、相关文献分析
社会网络研究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之一。格兰诺维特(1974/2008)的《找工作》一书中最早提出了供给双方如何“匹配”的问题。格拉诺维特发现，工作信息主要不是通过强纽结，而是通过弱纽结来传递的。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格拉诺维特的解释是，强纽结常常具有同质信息，而弱纽结则提供异质信息，因此，后者成为传递信息的更好途径。
在格兰诺维特提出匹配问题之后，许多学者相继加入了相关研究中。就学者对网络的利用的研究而言，总的来说，社会学家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社会网络对经济行动和经济结果所起的作用：一是社会网络会影响信息的流动和质量。二是社会网络是实施社会惩罚和社会激励的重要社会机制。三是社会网络能够产生信任(Grannoveter, 2005)。就已有文献而言，大多数研究都是追随网络利用的视角，并且许多研究发现进一步证实了社会网络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即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有助于求职者获得职业地位并且会影响其职业流动(边燕杰，1998;王春光，2000;边燕杰，张文宏，2001)。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已有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要么认为网络是给定的(即网络在行为者利用网络进行社会互动之前就已经存在)，要么认为社会网络是被建构起来的。对于社会网络的演化问题要么鲜有关注要么角度有所不同，例如，唐丽(2003)以某一假烟制造团伙社会网络为例，描述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网络建构、扩张和收缩的动态演化过程。但是，在市场转型的背景下，网络中介的演化是如何发生的，网络中介演化的特征是什么，现有文献缺少对此问题的描述和分析。本文描述和分析金城镇苹果交易网络中介的演变恰恰涉及这样的问题。
三、多级替代网络中介的演化过程
（一）地方政府充当原有网络中介第一级替代者
1. 地方政府功能的变化。
计划经济被取消以后，国营垄断的流通渠道被多元市场主体所取代，之前，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市场大部分被国家所控制，从产地到大城市和其他地区的物资调拨都由国有的物资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系统来实现。在计划体制下垂直购销系统退出以后，具有了独立经济目标的地方政府，凭借原有的纵向与横向行政网络资源首先充当了购销网络中介。地方政府充当网络中介在内容、形式以及性质等方面与其他网络中介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地方政府不是直接参与到具体交易过程，譬如，联系买者和卖者、协商纠纷等等，而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地方性优惠政策吸引买方来或者建设服务设施。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充当网络中介的主要功能是创造市场的制度和设施环境。
如20世纪80年代末，金城镇苹果出现了销售难问题，镇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解决问题：一是积极外出招商。镇政府以经联社为骨干，通过各种关系去寻找收购商;二是尽可能为收购商提供便利条件，如农技站免费上门检疫、协调所在村庄免费提供收购场地、村庄负责维护收购秩序等等;三是向外地果品购销企业发函或者在省内外报刊杂志宣传，介绍苹果种类、品质和优势以及本镇的人文地理情况。(鹿镇长访谈，2009)
2. 地方政府成为第一级替代性网络中介的原因。
在计划调拨体制下果品是由垂直系统收购，地方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其中。改革以后，政府一度占到推动购销的前台，成为替代原有收购体系的中介。
为什么地方政府能够成为替代性网络中介呢?改革以前，中国经济运行中以垂直的指令服从关系为特征的正式社会关系一直渗透到控制相对薄弱的农村(刘世定，2003)。改革以后，虽然计划调拨被取消，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本身尚处在垂直纵向和水平横向的政府之间正式社会关系的网络结点上，恰恰使之可以借助原有政府行政性网络关系，沟通城乡之间、上下级政府部门，所以一开始地方政府能够承担起网络中介的功能。
（二）第二级替代者的出现
对于金城镇苹果交易市场的形成，有两个机构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这两个机构分别是供销合作社的采购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他们由于自身机构的性质以及面对不同的现实压力，在充当市场网络中介过程中经历了不同阶段以及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虽然把它们同归为第二级网络中介替代者，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他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不尽相同，采购站是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商业机构，而农业技术推广站站则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职能性机构。
1. 采购站自身演化：
从个人承包到购买。王经理从1979年进入供销社工作，自90年代初期开始参与苹果购销。1999年，他承包了采购站，期间每年向镇供销合作社缴纳3万块钱，用于支付租赁场院、门市房和厂房的费用。2008年，他用2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把采购站全部购买下来，并且已经建成一个存储能力为100万斤的冷藏库，现更名为金城红河果业公司。
2. 采购站充当网络中介的优势。
改革以来，采购站作为一种传统的组织资源，它能担当起网络中介的职能，它的优势在于：拥有多年积累的网络优势，在早期，它的网络是垄断性和行政性的，改革是取消垂直的购销体系，但采购站还保留了原来的垂直的网络联系，并且在市场交易中建立了新的网络。
（三）农业技术推广站充当网络中介的过程
农技站能够充当网络中介，它的优势在于一方连着农户，同时，作为地方政府下属的职能机构，农技站也是处在正式机构的网络结点上，能够利用正式网络关系与外界建立联系。从纵向上来说，农技站向上与省农科院、市农科院具有纵向联系，从横向上来说，他们与各个县、市的农技站具有横向联系。凭借这样的网络优势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信息、技术，足以促使农技站成为又一重要的网络中介机构。
作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人员那个时候需要经常出差，出去联系各个科研所，选定什么苗子，什么品种，然后再领着村里面的头头，村里面再领着老百姓去看。山东省比如，山东农科院、泰安农科院、林科所，还有发展比较早的地方，比如，太阳星，青州发展比较早，就去青州。(孙站长访谈，2009)
农技站的经营活动一直持续到2004年，由于政府颁布了新政策，不允许农技站继续搞经营，把农技站的职能定位在农业技术服务上来，机构名称也被改为农业技术服务站。
（四）效仿与扩散：第三级替代者的出现
对于金城镇苹果交易市场来说，采购站和农技站的市场行为对于独立经纪人作为网络中介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王经理作为市场引领者之一，为我们讲述了他们对市场扩展的引领作用。“原来就俺们两家的时候，我就在我们采购站的院子里收，他们家(农技站)也有自己的院子，后来有一些农户就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一些人用做收苹果，有的人是自己家有房子的就在自己家里面收，后来一些人就在门外的这条街上收。其他的人是怎么干起经纪人的呢?有的客户到俺这里来常了，就会认识其他的一些人，然后就去找其他的人替他收购了。”(王经理访谈，2009)
借助于旧有的网络和新结识的网络，其他农户通过对引领者行为的效仿，独立经纪人组织协调交易的模式开始在金城镇扩散开来。
四、总结与讨论
（一）总结
本文以山东省金城镇苹果交易过程的历史演化为案例，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农产品市场结构转型过程中，联结农户和市场的网络中介的演化过程。
统购统销体制的解体意味着国家从垄断的农产品市场退出，原有联结农户和市场的网络中介随之被打破。事实上，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对应着两套性质不同的网络系统，调查显示，这两套网络之间是有联系的。通过上面的描述可以发现，市场转型之前，在农产品统购统销过程中，就存在正式的网络中介———采购站。在转型过程中，网络中介不是凭空被建构出来的，在特殊的市场结构下，地方政府由于本身尚处在垂直纵向和水平横向的政府行政性网络结点上，可以利用原有的网络关系沟通城乡之间、上下级政府部门，所以一开始地方政府能够承担起网络中介的功能，成为了原来网络中介的第一级的替代者。
采购站作为一种传统组织资源，在早期，它的网络是垄断性和行政性的，改革是要取消垂直的购销体系，但采购站还保留了原来的垂直的网络联系。农技站能成为市场网络中介原因在于农技站与大量分散的农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联系，与农户长期的接触，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和人脉, 并且凭借国营单位的优势在合法性和意识形态上能够得到农户普遍认可，凭借半行政性网络资源，与外界市场建立联系。由于上述原因，采购站和农技站成为了第二级的网络中介替代者并且他们是市场的引领者。
借助于旧有的网络和新结识的网络，其他农户通过对引领者的效仿、学习，获利的信息和组织交易的技能通过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网络进行传递，独立经纪人交易模式开始扩散开来，并且成为第三级的替代者。
在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从中国乡村联结农户与外界市场的机制来看，在市场化初期行政性、半行政性网络中介充当了市场引领者的作用，随着市场的扩展出现了私人市场网络中介，并且趋势是由行政性、垄断性、半行政性网络向竞争性市场网络中介的演化，中国农产品市场结构逐渐转型的过程。
（二）讨论
本文是在供给和需求匹配的大框架下研究网络中介的。本文采取的网络中介演化的研究路径，不同于经济学家的价格搜寻研究路径。(在这一研究路径中，是否在供需间存在网络是一个不予讨论和关心的问题。)也不同于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利用研究路径。(这一研究路径中，网络或是给定的，或是建构的，但只从利用的角度来处理，而并不是以其社会演化为关注点。)笔者认为，在市场结构转型中，网络中介的演变是一个重要的不应忽视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网络中介演化研究路径，并非否定价格搜寻研究路径和网络利用研究路径的价值，勿宁说是对它们的一种补充。
摘要：借助山东省金城镇果品市场发展案例, 从微观视角描述分析网络中介演化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乡村联结农户与市场的机制在市场化初期是行政性、半行政性网络中介充当了市场引领者, 随着市场的扩展出现了私人市场网络中介, 并且趋势是由行政性、垄断性、半行政性网络中介向竞争性市场网络中介演化, 中国农产品市场结构逐渐转型。
关键词：多级替代,网络中介,演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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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丽.网络的生产——以一个地方性黑市经济的演化为关键案例[J].社会学研究, 2003 (5) .
[7]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J].社会学研究, 2000 (3) .
中介结构论文 第5篇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二语习得的最终目标.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建立起了不同于母语和目的语的中介语,而母语的文化迁移和文化定型也使得二语学习者构建起一套中介文化体系.中介语及中介文化的`研究对于目的语文化习得具有一定启示.
作 者：糜艳庆 作者单位：江苏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刊 名：中国校外教育（理论） 英文刊名：CHINA AFTER SCHOOL EDUCATION 年，卷(期)：2008 “”(5) 分类号：H0 关键词：中介文化 目的语文化 文化定型 文化迁移
中介结构论文 第6篇
一、内部控制对股权结构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传导效应分析
1. 中介变量分析方法。
中介变量是指考虑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 如果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Y, 则称M为中介变量。根据温忠麟等 (2004) 关于中介变量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 中介变量就是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作用的中介。
本文主要是以股权结构、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作为研究对象, 把股权结构看成是X, 内部控制看成是M, 会计信息质量看成是Y, 其整个传导过程可用文字表述为:如果股权结构X对会计信息质量有显著影响, 以及股权结构X与内部控制M显著相关, 且在引入内部控制M之后, 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质量仍然有显著影响或者显著性水平下降, 则说明内部控制是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变量。
2. 基于内部控制中介传导效应的合理性分析。
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基础和保障, 公司治理从治理机构设置、权责配置等方面确定了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 内部控制是在设置权利边界后再通过一系列的制衡措施来试图克服企业各层级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只有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环境中, 内部控制系统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才能提高内部控制的经营效率与效果, 否则无论设计的多完美的内部控制制度也只能沦为花瓶, 难以收到既定的效果。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 是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的分布状况与匹配方式, 决定着一个企业所有权的配置效率, 进而影响到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以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程度的重要保障, 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过程。
由上述的分析可看出, 内部控制在股权结构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中起着一种传导作用, 也就是股权结构会对内部控制产生影响, 而内部控制再把这种影响传递给了会计信息质量。根据温忠麟等 (2005) 对中介变量的定义, 中介变量在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过程中起到的是一种间接的传导作用。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 内部控制在股权结构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这一过程中, 其身份可能是双重的, 内部控制既是股权结构的结果, 也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原因, 即股权结构通过影响了内部控制从而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3. 内部控制对股权结构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一般而言, 研究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时, 都是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及管理层持股这几方面来进行探讨, 本文也是从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
(1) 对于股权集中度。一方面,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司普遍存在控股股东为牟取私利而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的问题。当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时, 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大股东往往实质上掌握着董事会的实际控制权, 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 控股股东或大股东通常会攫取中小股东的利益, 这种行为被称之为“利益输送行为或抽租行为”。这种利益的不一致, 就使得大股东可能会通过对财务数据的人为操作来夺取中小股东的利益, 大股东手中的股权越是集中, 这种侵占其他股东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股权集中程度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内部管理监控系统, 其作用的发挥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紧密相联。股权集中度一定程度代表了企业股权的分布性及制衡能力, 也决定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影响力, 进而决定着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目标。所以控股股东或大股东的这种自利动机越大, 就会致使治理结构失衡的可能性越大, 这就说明了股权集中度对内部控制有显著影响。
(2) 对于股权制衡度。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上造假, 不仅取决于其造假激励, 还取决于其造假能力。如果公司存在可以与第一大股东相抗衡的股东时, 第一大股东的行为就会受到制衡, 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就会提高从而导致造假上升, 造假激励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 由于股权制衡, 股东之间达成合谋的概率相对较小, 控股股东利润操控的成本高, 根据成本效益原则, 容易采用更加保守的会计政策, 故与可靠性相关的会计信息质量 (谨慎性、一致性和可比性) 质量可能更高。另一方面, 虽然过高的股权制衡度可能会因内部控制权的激励争夺而延误有效决策, 并损害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但是存在一定的股权制衡时, 大股东受到接管市场的威胁较大, 其造假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有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为了对第一大股东加以制约, 有必要建立一种股权制衡的结构模式, 少数几个股东拥有公司的控制权且形成相互制衡, 则公司不再是某个股东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单个股东不能采用公司的资源谋取个人私利。
(3) 对于管理层持股。Warfield等 (1995) 提出, 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在公司中持股比例越高, 代理成本越低, 从而降低经理层盈余操纵的可能性。Gabri-elsen Warfid的研究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以丹麦公司为研究对象, 结果证明了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 公司的盈余价值越高, 会计盈余操纵的可能性越小。Yeoetal激励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以新加坡上市公司为样本, 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呈倒U型关系, 管理层持股比例过低或过高, 都导致会计信息质量偏低。杜兴强、周泽将 (2007) 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质量没有相关关系。Jensen and Meck Hng持股比例越多, 管理层的盈余越趋近 (2002) 对 (2002) 研究股权 (1976) 管理层外部股东的盈余目标, 以达到缓和代理问题的目的。由于利益趋同, 管理层持股比例越多, 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以便外部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达到双方共赢。本文支持Warfield等 (1995) 、Gabri-elsen Jensen and Meck Hng观点, 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对会计信息质量起到提高的作用。 (2002) 和 (1976) 等人的
二、政策建议
1.上市公司应当加强企业对内部控制的管控力度, 优化股权结构, 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做服务, 内部控制是否有效, 这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有很重大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分析表明, 内部控制质量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股权结构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时候发挥作用, 所以上市公司应当制定有效的内部控制管理机制, 从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服务。
2.企业应当建立股权结构与内部控制的协调发展机制, 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本文有关内部控制对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传导机制的研究表明股权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具有相关性, 具体表现在:
(1) 股权制衡能力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水平, 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所以在制定企业的股权结构时要重视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 以致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当股权集中度处于某一范围内时, 会计信息质量能够得到较好的保证, 这对有效发挥第一大股东应有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2) 管理层持股比例提高有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 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应当调整管理层持股的现状, 为了缓解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委托代理关系造成的矛盾, 可以逐渐建立股权激励机制, 适当加大管理层持股比例, 同时建立相应的披露和约束机制, 完善股权激励的功能, 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3) 在股权结构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当中, 内部控制作为影响的中介变量, 则会加强这一影响的程度, 因此我们必须要在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的同时要加强内部控制机制的协调, 这就能完善企业的股权结构, 从而建立合理、有效的综合性的内部控制机制, 以良好的内部控制机制保障公司治理机制的良好运行。否则即使企业有比较合理的股权结构, 如果没有重视内部控制发挥的作用, 那么股权结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就不太明显。
三、结论
中介结构论文 第7篇
关键词：科技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创新绩效,结构方程模型
一、引言
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资金规范有序运行的基础,同时也是检验公司财务风险最重要的依据之一。资本结构足以对公司的融资成本以及资本运作等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科技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新生力量正在异军突起,科技的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同时也决定着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成功上市进入证券市场。然而,科技产业具有投入大、见效慢以及风险高等特点,科技类上市公司的资金需求仅靠某一方面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需要通过诸多方式进行融资,才能保持相对比较合理的资本结构。因此,研究科技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自从Modigllani和Meiller(l958)提出MM理论后,资本结构方面的问题就得到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Jensen和Meckling(1976)于20世纪70年代就从代理成本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资本结构,结果发现代理成本是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Titman和Wessels(1988)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司绩效、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Rajan和Zin⁃galas(1995)以反映资本结构的指标资产负债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成长性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为解释变量,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与负债率明显负相关;Booth等(2001)选取10个发展中国家的上市公司对其资本结构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除津巴布韦以外,其他9个国家的上市公司绩效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与国外的研究相比,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相对较晚,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体现在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方面。陆正飞和辛宇(1998)对35家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企业规模、成长性和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公司创新绩效对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司规模和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王娟和杨凤林(2002)以2000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公司绩效、公司规模对资本结构影响显著,成长性和股权集中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肖作平和吴世农(2002)以总资产增长率为解释变量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出成长性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李善民和刘智(2003)通过研究发现公司总资产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肖作平(2005)研究了204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财务杠杆与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肖泽忠和邹宏(2008)在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时候,发现公司规模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较为显著,且表现为正相关性;邢有洪(2008)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但有关科技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却不多见,尤其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的更是少见。本文以我国科技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方法找出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关键因素,以期为相关企业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我国科技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提供一定的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创新绩效与资本结构。
融资优序理论认为,内源融资由于成本最低而成为第一选择,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根据该理论,创新绩效好的公司不仅有知识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和实力,而且会有较多的财务盈余,因而绩效好的公司负债率应该较低。肖作平和吴世农(2002)以总资产增长率为解释变量来研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时,发现成长性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肖泽忠和邹宏(2008)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科技类上市公司创新绩效对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2. 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相对于小公司而言,大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可以给债权人带来更多的信息资源,因此,债权人会更加愿意和大公司合作,当然大公司也就更容易获得贷款。Marsh和Paul(198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善民和刘智(2003)在研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时发现,公司总资产与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肖泽忠和邹宏(2008)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科技类上市公司规模对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3. 成长性与资本结构。
根据代理成本理论,高成长性公司如果需要外部融资,那么高负债的公司可能就不会选择外部融资,因为会使财富转移至债权人。因此,高成长性的公司负债就会较少。Rajan和Zingalas(1995)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的成长性与负债率明显负相关;肖作平和吴世农(2002)同样得出成长性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的结论。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科技类上市公司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4. 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
代理理论认为,股权集中虽然可以降低代理成本,但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这样一来,便会因此增加债务融资的成本,降低债务杠杆水平。冯根福等(2000)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时候,得出股权结构是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且是负向影响。Huang和Song(2006)通过研究指出:盈利能力、成长性以及股权结构与公司杠杆负相关。王春梅(2008)以房地产行业为例来研究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也得出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明显负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科技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5. 公司规模与创新绩效。
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资源会越多,那么其具备的创新能力也就会越强,因而规模大的企业比规模小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从而带来绩效的提高。赖国毅(2005)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创新绩效与企业规模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绩效与公司规模的扩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孙莹和顾晓敏(2013)以我国5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科技类上市公司规模对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6. 成长性与创新绩效。
成长能力是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能力,是衡量企业创新力度的重要指标,是企业技术手段更新的标志。吴世农和李常青(1999)认为,成长性是公司在技术手段、知识理念、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的综合特征。岑成德(2002)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与财务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与净利润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就表明企业成长性越高,其绩效就越好。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科技类上市公司成长性对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7. 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股权结构不同,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就会不同,创新绩效也会有所差异。Shleifer和Vishny(1986)指出,股权集中型公司的大股东有足够的动力对高管进行监督,从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业绩。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研究了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马辉和金浩(2007)也同样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科技类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科技类上市公司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因此难以确切地对其进行定义。《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是按照具体行业来对上市公司进行划分的,然而,许多非科技内企业中也含有国家规定的高新技术业务或产品。因此,本研究将采取以下方式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筛选:①初选:参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排除零售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等领域的上市公司,其他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被列入初选范围;被科技部或地方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公司。②复选:查阅通过初选的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将其主营业务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2000》中指定的高新技术产品进行对照,对主要产品未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的公司予以剔除。
经过初选和复选之后确定的入选上市公司为中兴通讯、振华港机、波导股份等105家,对其201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本文涉及数据主要由国泰安数据库以及经审计后的年度报表提供。
2. 指标选取与变量定义。
根据国内相关权威文献以及前文的研究假设来初步设计本研究的潜变量和可测变量指标。以资本结构和创新绩效作为本研究的内生潜变量,以股权结构、成长性以及公司规模作为本研究的外生潜变量。具体指标定义见表1。
3. 模型设定。
结构方程模型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研究拟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科技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科技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潜变量与可测变量之间的收敛关系,探寻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下面是本研究构建的结构方程和测量方程:
对科技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以下结构方程:
其中:η为m×1向量,是内生潜变量,即创新绩效、资本结构;B为m×m矩阵,内生潜变量η的系数,代表内生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Γ为m×n矩阵,外生潜变量ξ的系数,代表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ξ为n×1向量,是外生潜变量,即股权结构、公司规模、成长性;ζ为m×1向量,是结构方程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
对潜变量与可测变量之间建立以下测量方程:
其中:x为外生可测变量组成的向量;y为内生可测变量组成的向量;Λx为外生可测变量与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称为外生可测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Λy为内生可测变量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称为内生可测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δ为外生可测变量x的测量误差;ε为内生可测变量y的测量误差。
五、实证分析
1. 测量模型的检验。
为了验证因子内在结构是否合理,需要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测量方程进行收敛效度验证,本研究拟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作为收敛效度指标。运用AMOS 17.0软件对模型进行初步检验,使用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进行模型参数运算。具体见图1。
注:CMIN/DF=2.237,NFI=0.936,TFI=0.912,CFI=0.935,RMSEA=0.072。
通过图1可以看出,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所有可测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载荷都大于截断值0.30,且这些标识的因子载荷P值都小于0.10,也即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都通过了统计检验。另外,CMIN/DF=2.237、NFI=0.936、TFI=0.912、CFI=0.935、RMSEA=0.072,表明模型的拟合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因此,本研究的可测指标与潜变量聚敛效度较好,能很好地反映各个潜变量的变异。
2. 结构模型的拟合与评价。
在前文验证性因子分析基础上,进行结构模型的拟合与综合评价,具体的拟合度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假设检验结果见表3。
资本结构与其影响因素关系模型的拟合度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所有拟合指标基本上都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整体而言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可以接受。
从资本结构与其影响因素关系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可以看出,测量模型的最小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为0.382>0.30,符合结构方程模型收敛效度的基本要求,因此模型整体效果较好。
由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科技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其影响因素关系模型整体效果较好,也即数据与模型的适配程度较高。测量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大于0.30的截断值。根据实证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现将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归纳如下: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和1%。
第一,创新绩效与资本结构的路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创新绩效对资本结构的路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并且路径系数为负,这也就意味着创新绩效越高,公司的负债率相对越低。这一估计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一致。H1通过检验。
第二,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的路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公司规模对资本结构的路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并且路径系数为正,这也就意味着公司规模越大,公司负债能力越强。这一估计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一致。H2通过检验。
第三,成长性与资本结构的路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路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并且路径系数为负。H3没有通过检验。
第四,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的路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路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这也就意味着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债务杠杆水平越低。这一估计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一致。H4通过检验。
第五,公司规模与创新绩效的路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公司规模对创新绩效的路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并且路径系数为正,这也就意味着公司规模越大,创新绩效相应地越高。这一估计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一致。H5通过检验。
第六,成长性与创新绩效的路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成长性对创新绩效的路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并且路径系数为正,这也就意味着公司成长性越强,公司创新绩效相应地越高。这一估计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一致。H6通过统计检验。
第七,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的路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股权结构对创新绩效的路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并且路径系数为正,这也就意味着股权结构越合理,创新绩效就会越高。这一估计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分析相一致。H7通过检验。
3. 中介效应分析。
由资本结构与其影响因素关系全模型可以看出,创新绩效是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成长性与资本结构、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中介变量。具体中介作用分析如下:
第一,创新绩效在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按照温忠麟等(2004)的中介效应检验做法,研究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由资本结构与其影响因素关系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可知,股权结构对创新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的P值为0.078,达到了10%的显著性水平;创新绩效对资本结构影响的路径系数的P值小于0.01,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创新绩效对资本结构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而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影响的路径系数的P值为0.093,达到了10%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创新绩效在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详情见表4。
第二,创新绩效在成长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由资本结构与其影响因素关系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成长性对创新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的P值小于0.01,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创新绩效对资本结构影响的路径系数的P值小于0.01,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创新绩效对资本结构与成长性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而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影响的路径系数的P值为0.901,没有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创新绩效在成长性与资本结构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详情见表4。
第三,创新绩效在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由资本结构与其影响因素关系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公司规模对创新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的P值为0.067,达到了10%的显著性水平,创新绩效对资本结构影响的路径系数的P值小于0.01,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创新绩效对资本结构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而公司规模对资本结构影响路径系数的P值小于0.001,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创新绩效对资本结构起部分中介作用。详情见表4。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公司规模直接、显著地影响资本结构,并且通过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来间接、显著地影响资本结构;股权结构直接、显著地影响资本结构,并且通过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间接、显著地影响资本结构;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通过创新绩效间接地影响资本结构。创新绩效对公司规模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总效应为-0.41;公司规模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次之,其总效应为0.38;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总效应为-0.28,而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影响的总效应只有0.18。也即科技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合理程度主要受到公司规模以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适度扩大公司规模。大公司一般更有实力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转移经营风险,为企业带来更加稳定的经济效益,所以在同等负债水平下,与小公司相比,其破产风险较小,负债能力较强;而且大公司一般可以给债权人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因此,公司应适度扩大自身规模,以期有更多融资方式可供选择。
第二,注重公司的综合绩效。由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公司创新绩效与资本绩效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绩效越好的企业一般会有更多的留存收益,它们会比较愿意采用内源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带来的后果可能就是资金不足而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因此,积极引导公司绩效较好的公司利用外部融资,利用财务杠杆作用来进行债务融资,从而促进公司的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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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G.H.,Song F.M..The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Evidence from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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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Paul.The choice between equity and debt:An empirical study[J].Journal of Finance,1982(6).
Rajan R.G.,Zingalas L..What do we know about capital structure?som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J].Journal of Finance,1995(50).
Shleifer A.,Vishny R.W..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J].Journal of Economy,1986(94).
Titman S.,R.Wessels.The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J].Journal of Finance,1988(6).
冯根福,吴林江,刘世彦.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学家,2000(5).
王春梅.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房地产行业的实例[J].财会通讯,2008(3).
中介结构论文 第8篇
1 相关文献综述
随着学术界对模块化的研究逐渐深入, 主流文献将研究聚焦于模块化对创新的强大推动作用这一视角, 模块化创新开始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核心问题。在针对这一课题的已有研究中, 理论层面主要分析了产品模块化的技术创新路径、创新价值与创新机制等[1,2,3], 实证上研究了影响模块化的各因素、模块化与产品创新以及创新绩效等的关系[2,4]。郝斌[5]在其模块化系列研究中以产品特性作为调节探索了组织模块化对价值创新的影响作用, 发现其调节效应是非常显著的, 同时还指出组织制度设计是模块化价值创新的深层诱因, 而引入结构构建后其影响更显著。这一结论表明了产品特性在模块化与创新二者关系中的内在机理作用, 同时应证了Sanchez和Mahoney[6]关于产品结构与组织结构需对等的观点。事实上, 在众多理论与实证研究中, 模块化之所以能够带来强大的系统创新能力, 组织形式的自适应变化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3]。由此可见, 模块化产品的生产和设计要有相应的模块化组织形式, 两者之间的不同匹配会造成创新效果的显著差异。
以上对模块化与创新二者关系的阐述与研究虽然已经广泛展开并取得大量成果, 但大多是基于模块化本身作为一种技术的创新视角, 更缺乏对其内在机理更深层次的探索, 尤其是忽视了组织结构作为中介所发挥的作用。由此, 本文期望能够弥补这一不足。
已有的文献研究中, 基于产品模块化与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相对较多, 对模块化技术创新的探索也逐步深入[7,8];模块化与组织结构的关系研究越来越系统化, 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学者做了系列的研究, 模块化演进遵循“技术模块化→产品模块化→产业模块化→组织模块化”的发展路径[9,10,11]。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发现组织结构在模块化与技术创新关系中的重要作用[3,6,12,13], 但结合这三者的相关研究却并不多, 而实证更为少见。本研究基于此情景, 以珠三角制造企业为中国情景下的代表企业,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分析了生产模块化、组织结构和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再以组织结构作为中介变量, 深入探究了产品模块化影响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产品模块化与技术创新
H.Simon最早提出模块 (Module) 的概念, 认为模块是一种在进化环境中促使复杂系统均衡动态演进的特别结构。Baldwin和Clark[14]则对模块化 (Modularity) 做了精辟的说明, 他们认为模块化的核心是将相对小的、可独立进行功能设计的系统组建成一个复杂产品或流程。经过进一步分析, Baldwin和Clark[15]发现模块化至少包括以下三层含义:各模块独立设计与生产;各模块之间交接流畅;可见规则可确定与可扩展, 标准界面可延续也可扩展。按照青木昌彦等[9]的定义, 模块化是指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和其他子系统按照一定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模块化从流程上可划分为模块化分解与模块化整合, 从职能上可划分为模块化设计与模块化生产。模块化设计通过区分“透明的设计规则 (结构、界面、标准) ”和“隐形的设计规则”来实现模块化[9], 而模块化生产是模块化设计的自然衍生[16]。本研究将产品模块化划分为模块化设计与模块化生产两个维度, 因为在模块化产品架构中两者相辅相成, 同时又存在显著差异, 由此深入探讨两个不同维度的影响对理解产品模块化的作用机理有重要意义。
自从Schumpeter强调创新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后, “创新”概念开始获得学术界的重视[17]。双核心理论认为组织有管理与技术两个核心, Evan在此基础上将组织创新分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一般来说, 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是从生产技术、流程技术、已有技术这三方面开展[18]。技术创新从内容上可分为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 (Burgess;Amabile) , 性质上可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 (March) 或渐进式与突破式创新 (Christensen) 两种。突破式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关键, 渐进式创新则是达到突破式创新点的积累过程。
Baldwin和Clark[15]在其专著《模块化时代的管理》中研究得出, 模块化可以激励技术创新。其影响路径表现为:产品模块化通过对传统技术进行优化, 对现有产品和服务做出改进, 为企业与客户创造持续的价值, 从而带动企业的渐进性创新;进一步地, 通过模块化设计逐步整合企业内外资源, 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模块, 带动相关产品的升级换代, 最终实现突破式创新。除此之外, 青木昌彦在分析硅谷模式时认为, 模块间彼此相互独立降低了企业在设计模块化产品时的依赖性, 使得创新能力得以增强, 而硅谷“淘汰赛”模式更能激励企业进行创新。顾良丰和许庆瑞[19]在分析模块化设计和生产时指出, 各产品模块可以通过标准界面进行沟通和互动, 模块的不同匹配形式能够实现产品结构的创新。陈建勋等[20]通过实证分析, 验证了产品模块化程度对技术创新水平有正向的影响。
基于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产品模块化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模块化设计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模块化生产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组织结构的中介作用
组织结构可简单概括为组织内部的构成要素及要素间的关系。组织结构形式是伴随企业组织的产生而产生的, 根据谢卫红[21]的观点,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集权型层级制;分权型层级制;扁平网络型组织。随着环境动态性与竞争性的不断加强, 组织结构经历了一个从静态到动态的演进。Tom Bums和G.M.Stakler在20世纪90年代将组织结构分为刚性与柔性两种, 相对于组织层次多、结构僵化的刚性结构来说, 柔性结构表现为更有弹性和创新性[22]。蒋峦等[23]引用管理熵等理论进一步将组织结构划分为刚性结构、计划结构、柔性结构和混乱结构, 并指出柔性结构的演进是组织随着自身与环境变化不断获得再生的历史发展过程。结构柔性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企业边界理论, 因为组织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组织边界上。企业边界理论由注重企业外部边界发展到外部边界与内部边界并重, 由静态企业边界观到动态企业边界观。Coaes和Williamson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企业边界进行了系列研究, 而以蒋峦为代表的国内学者[24]又进一步从内、外两个部分分别进行探索, 将内部边界分为垂直边界与水平边界。传统考察组织结构的维度为“复杂性、规范性、集分权”, 结合知识经济与动态环境为特征的新形势, 适应与体现当今企业经营环境的组织结构新内涵与新维度为自我管理性、协调整合性和边界渗透性 (Roming;Stewart;谢卫红) 。自我管理性指组织成员共同合作来进行组织决策, 其关键在于分权的程度;整合协调性指各部门的整合能力、内部的沟通和协调的顺畅程度等;组织边界渗透性表现为交融对象之间信息、能量、材料等的释放、传递流动与吸收[25]。
产品模块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影响组织结构。从已趋成熟的模块化研究中可知, 模块化不仅是种技术, 更是种思维方式。首先, 从思想层面看, 模块化思想在国外以及不少国内企业中已然上升到战略层, 而组织结构跟随战略而变化 (Chandler) , 当模块化思想成为企业的战略思想时, 组织结构就必须要与模块化战略相匹配, 产品模块化思想由此渗透到组织结构中。青木昌彦[9]在《模块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一书中提到, 这种应用于组织的模块化战略表达了企业对动态竞争环境的灵活应对, 其灵活性体现在资源协调与模块化整合上。其次, 从技术层面看, 一项新技术的引入对组织结构是有要求的, 技术复杂程度越高, 对管理与业务流程的要求也越高。产品模块化是对复杂产品的重新整合与流程再设计, 模块化的特性决定了在实施模块化的过程中, 企业需要建立与模块化产品架构相适应的组织结构, 即模块化设计与生产过程需要组织结构的配合。雷如桥等学者认为模块化产品设计趋势的不断加强, 已引起并将继续深化组织模式的转变。
在此基础上,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产品模块化对组织结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模块化设计对自我管理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模块化设计对协调整合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c:模块化设计对边界渗透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d:模块化生产对自我管理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e:模块化生产对协调整合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f:模块化生产对边界渗透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如果把技术创新看成是企业产出的话, 那么技术创新的水平与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组织结构影响的。有关二者关系研究的早期理论认为组织结构能够影响技术的利用程度, 而组织形式的改进可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Snow曾指出组织外部柔性结构可以提高企业内新技术的发展速度[26,27]。国内学术界关于组织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传递、创新资源配置和集分权等方面[28,29]。一方面, 组织结构会对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信息反应、传递、决策和实施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曹洲涛;张光磊) ;另一方面, 不同组织结构影响内部集权与分权程度, 如胡士强通过实证推论出组织内部分权对技术创新具有正效应。在上述研究中, 集分权对应了自我管理性, 信息传递表达了协调整合性, 创新资源配置则涉及到边界渗透性。此外, 陈建勋等[30]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有机式组织结构在动态的外部环境中可以明显促进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实现。
基于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组织结构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a:自我管理性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协调整合性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c:边界渗透性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 已有关于组织结构、生产模块化、技术创新能力三者之间的两两关系研究已经从不同视角展开。随着经济环境动态性的加强和竞争的日益激烈, 企业如何通过模块化设计与生产来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企业组织结构不仅是影响产品模块化的重要组织情境, 也是调节技术创新能力内外部诸影响因素作用的重要枢纽, 因此, 探索企业组织结构、生产模块化、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便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鉴于此, 我们提出最后一个假设:
H4:组织结构在产品模块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有显著中介作用。
H4a:自我管理性在模块化设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有显著中介作用。
H4b:协调整合性在模块化设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有显著中介作用。
H4c:边界渗透性在模块化设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有显著中介作用。
H4d:自我管理性在模块化生产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有显著中介作用。
H4e:协调整合性在模块化生产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有显著中介作用。
H4f:边界渗透性在模块化生产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有显著中介作用。
本文提出的理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3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 调查范围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包括珠江三角洲8个主要城市 (中山市除外) 。本次研究一共发放800份调查问卷, 回收512份, 剔除未填写完整和填写随意等无效问卷131份, 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81份, 问卷回收率为64%。
所有企业样本数据皆来自制造企业, 其中包括广东省的九大支柱产业。属于国有及集体企业的有48家 (12.6%) , 内资私营企业106家 (27.8%) , 其余包括股份制、港澳台及外商投资等在内的企业227家 (59.6%) ;高新技术企业有130家 (43.33%) , 其余为非高新技术企业;年销售收入在3 000万元至1亿元间的有81家 (21.3%) , 在1亿元至2亿元间的有93家 (31%) , 在2亿元至3亿元间的有62家 (20.67%) , 在3亿元以上的有82家 (27.33%) 。从样本特征来看, 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 变量测量
(1) 产品模块化。主要参考Ulrich、Worren以及方佳佳的研究成果[31,32,33], 包括模块化设计与模块化生产两个子量表, 一共10个题项, 各对应5个题项。其中, “核心产品, 如改变关键部位就能改变最终产品功能或性能程度”等5个题项属于模块化设计, “产品生产能分解成众多单独模块的程度”等5个题项属于模块化生产。
(2) 组织结构。采用Raymond、谢卫红的研究成果[34,35], 该量表由自我管理性、协调整合性、边界渗透性三个子量表构成, 一共11个题项。其中, “组织成员自己决定工作流程”等4个题项属于自我管理性, “公司会将各部门的技术与资源加以综合运用”等4个题项属于协调整合性, “公司与企业其他组织或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等3个题项属于边界渗透性。
(3) 技术创新。主要参照谢洪明等[36]使用的量表, 包括“公司推出全新产品的频率”、“公司改进工艺流程的频率”等4个题项。
(4) 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所处行业、所有制性质以及目前销售额。
除控制变量以外, 以上各变量的题项设计均采用Likert五刻度级, 1—5表示“极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或者从“很低”到“很高”。
3.3 信度与效度分析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采用Cronbach'sα值检验量表信度。一般认为Cronbach'sα值大于0.7时, 则说明信度量表信度较好。利用SPSS对量表信度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 模块化与技术创新的Cronbach'sα值都大于0.7, 表明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较好。由于组织结构是新开发的量表, 在进行信度分析前需要对其进行验证。表1为给出的组织结构探索式因子分析结果:11个问题项代表了两个因子, 共解释了51.549%。这与原假设的三个维度有出入, 组织结构中协调整合与边界渗透性合成为一个因子。从表1对应题项可以看出, 协调整合性实质上描述的是组织内部边界的渗透, 而边界渗透性的所有问句指向组织外部边界的渗透, 因此本文将二者合成的因子命名为“内外边界渗透性” (KMO:0.813;χ2:1146.468;df:55;P<0.001) 。
在效度方面。首先, 除组织结构以外, 本研究各变量的测量均参照国内外学者使用过的成熟量表, 并经过企业访谈、专家咨询一起预调查等步骤的修正, 因此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其次, 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其判别效度进行检验, 本文使用上述5个变量构建一个五因子模型, 并与Harman单因子模型进行对比, 采用χ2/df、RMSEA、NFI、IFI、CFI、NNFI这6个拟合指标判断模型的拟合效果。一般认为只要χ2/d<5, RMSEA<0.08, NFI、IFI、CFI、NNFI>0.90, 则表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由表3结果可知各拟合指标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 同时对比五因子模型与单因子模型, 明显可见五因子模型效果更优, 这说明本研究中的5个变量有较好的区分效度。此外, 本模型中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4, 且具有显著性, 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在对理论模型进行假设检验之前, 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4为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的结果。结果表明, 模块化设计与模块化生产、组织结构和技术创新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关系探讨。
注:+p<0.1;*p<0.05;**p<0.01;***p<0.001
4.2 假设检验
首先, 利用LISREL建立结构方程, 对假设H1进行检验, 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从结果来看, 各拟合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χ2/df=3.16, RM-SEA=0.075, CFI=0.98, NNFI=0.97, IFI=0.98) , 显著性水平a在0.001的情况下, 模块化设计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模块化生产在a为0.1的水平下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影响。此结果验证了假设H1。
接下来,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嵌套模型法来确定组织结构中自我管理性、协调整合性与边界渗透性的中介效应是完全还是部分。首先构建一个完全中介模型作为初始模型, 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加路径构建部分中介模型, 分析得到各模型的拟合指标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 各模型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但比较之后可以发现, 在初始模型M0的基础上添加“模块化设计→技术创新”这一路径后, 模型的拟合优度已经显示良好 (△χ2 (1) =43.41, P<0.005) , 而在M2的基础上添加“模块化生产→技术创新”这一路径之后, 并未带来显著更优结果。因此, 接受部分中介模型M1, 最终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3所示。
注:1) **p<0.005 (χ2 (1) >7.88) ;2) M0为完全中介模型, M1、M2是部分中介模型
由于结果出现负向影响, 图3拟合结果采用了全模型。从图中可知, 模块化设计对自我管理性、模块化生产对内外边界渗透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模块化设计对内外边界渗透性具有显著反向影响、模块化生产对自我管理性则表现为不显著反向影响, 即假设H2a、H2e—f获得验证, 而H2b—d没有得到验证;同时, 假设H4b—d也不能得到验证;自我管理性、内外边界渗透性对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a—c得到验证;假设4中, 除H4b—d以外, H4a、H4e—f均获得验证, 并且内外边界渗透性在模块化生产与技术创新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自我管理性在模块化设计与技术创新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5 结果讨论、启示与不足
5.1 结果讨论
首先, 本研究对产品模块化、技术创新与组织结构三者的两两关系进行了验证, 发现模块化对技术创新和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对技术创新都表现为正向影响, 但在本文的维度划分上各变量的显著程度有差异。
(1) 模块化设计对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模块化生产则影响水平较低。这与模块化设计着眼于顾客需求及市场变化有关, 其通过不断更新产品模块带动组织改革创新, 从根源上促进技术创新;而模块化生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主要发生在企业之间模块化分工过程中, 此外企业对成熟模块产生的路径依赖会带来创新惰性。
(2) 模块化设计对自我管理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内外边界渗透性则产生负向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反映了模块化设计对独立性即放权的要求, 模块化设计越复杂, 对组织自我管理程度要求越高;同时, 实际操作中属于“黑箱”实验的模块化设计仅限本模块内对其他模块的设计没有影响, 组织内外边界在“黑箱”中可能表现为收缩的过程。
(3) 模块化生产对内外边界渗透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对自我管理性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各模块按照“透明规则”进行生产运作, 哪些模块应成为系统的构成要素、各模块位置如何安排及如何交换信息等问题, 必须经过内外协调, 要求组织有较高的整合能力与顺畅的沟通渠道。
其次,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组织结构化对模块化与技术创新这两者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内外边界渗透性在模块化生产与技术创新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自我管理性在模块化设计与技术创新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对产品模块化、组织结构与技术创新两两关系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发现组织结构在划分为两个维度之后, 其在产品模块化与技术创新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 模块化设计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而模块化生产需要通过提高组织内外边界的渗透程度, 进而加强对外部环境尤其是市场的敏感性来促进技术创新。这说明模块化生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体现在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中, 通过外包即拓展企业外部边界的方式, 使外部企业从市场的角度参与模块化生产, 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带动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
5.2 理论启示
第一, 本文采用实证方法拓展了产品模块化与技术创新二者关系的研究, 进一步丰富了其理论与现实意义。虽然经典的模块化理论已经非常成熟, 现有研究也已经认识到模块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 上述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结果与众学者的理论研究也基本保持一致 (Somaya, Teece;Somaya, Linden;顾良丰, 许庆瑞;陈建勋) , 但其仅限于理论推导, 结合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仍然匮乏, 本文在此弥补了这一缺憾。
第二, 本文将组织结构作为产品模块化与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 丰富了模块化与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探究。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产品模块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是间接的 (Sanchez, Mahoney;青木昌彦;侯亮;戴旭东) , 本研究结论则细致地阐述了组织结构在产品模块化与技术创新关系中的间接作用, 回应了Sanchez和Mahoney[6]关于产品结构与组织结构需对等的论断。同时, 本文也验证了模块化设计对技术创新存在直接影响, 进一步揭示了组织结构对模块化的不同职能类型带来的作用机理差异。
第三, 以往的大量研究一般将产品模块化作为一个整体变量加以研究 (陈建勋, 张婷婷, 吴隆增;郝斌;程文, 张建华) , 忽略了模块化设计与模块化生产二者的差异性, 本文深入探讨了此二维度的不同影响作用, 期望能更好地帮助今后的学者理解产品模块化的作用机理。
5.3 实践启示
启示一:本文的分析显示, 模块化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管理者应该加强对模块化的重视与运用。具体来说:
(1) 管理者应该强化模块化战略思想在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模块化不只是原有企业价值链的升级或新的产品流程组织模式, 而是一种推动价值创新的企业能力发展新模式,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 基于模块化的技术创新战略必然会为我国企业有效整合优势创新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提供绝佳的机遇。
(2) 发挥模块化设计在引导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完善企业内部创新激励机制, 加快核心竞争力的突破式创新。国内不少企业在模块化生产应用方面充分发挥了成本和速度优势, 但忽略了模块化在设计开发方面对产品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作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标杆, 华为在模块化创新领域一直走在国内企业的前沿, 每年投入约10%的销售收入进行研发活动, 通过控制产品的核心模块及核心模块的设计能力来引领创新的趋势。
启示二:本文同时得出结论, 组织结构在模块化与技术创新二者关系中起到显著中介作用。在此情形下, 管理者要重视通过组织结构来强化产品模块化与技术创新二者的关系。具体来说:
(1) 采用分权的组织结构, 提高企业员工的自我管理能力, 创造开放、自由的组织氛围, 充分发挥柔性组织结构的作用。
(2) 增强企业内部的沟通与管理机制, 加强企业内外部信息、技术的交流, 强化企业对内外部各种资源的整合与集成能力, 最终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5.4 研究不足
第一, 数据来源与范围的局限。本研究的样本数据全部来自珠三角地区, 尽管珠三角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战略区域, 但对于中国情景下的模块化技术创新企业而言, 其代表性仍存在一定的局限, 今后的研究需要收集更为广泛的样本数据。
第二, 研究行业的局限。本研究样本来自制造企业, 而对处于不同行业中的企业, 产品模块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是否会发生变化, 也需要后续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中介结构论文 第9篇
我国经济发展起步较晚, 面对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 企业整体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没有核心技术手段, 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要想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建立主动地位, 企业必须重视研发经费的投入, 以及研发投入所产生的效果。研究与开发 (Research&Development, R&D) 是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 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研发支出的数据指标已经成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长期优势的基本保证。本文拟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 选取我国中小板上市企业作为分析样本, 运用描述性统计、线性回归、数理统计等方法, 对中小企业的研发活动状况进行分析, 研究企业的股权结构、研发投入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中介效应等。通过三者关系的研究, 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小企业股权结构在影响企业绩效的同时, 是否会通过对其他因素的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并且揭示出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增强企业经营者加大研发投入的信心, 科学地进行研发项目的选择与管理, 有利于提升研发投入的有效性, 并对研发投入项目的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进而提高企业绩效。
2 假设的提出与变量的选取
2.1 提出假设
假设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2: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3: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假设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研发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5:股权制衡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6: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7:研发投入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
2.2 样本的选择
本文以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研发投入相关信息的公司为研究样本, 样本的时间范围是2008年至2010年。通过整理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 剔除数据不完全和被ST的中小板上市公司, 共得到1 025个研究样本, 本文将运用收集和整理的1 025个面板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一一验证。数据处理主要运用SPSS 16.0, EViews 3.1, Excel统计软件来完成。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2.3 变量选取
(1) 企业绩效的衡量。
本文选择主营业务利润率衡量企业绩效, 用QM表示。
(2) 股权结构的衡量。
在描述性分析中, 对样本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状况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做了分析, 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CR5) 度量股权集中度, 用公司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表示股权制衡度 (CB) ,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用TOP1表示。
(3) 研发投入强度衡量指标的选择。
本文中研发投入强度的衡量指标为研发支出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用R&D表示。
(4) 控制变量的选择。
1) 资产负债率 (L)
资产负债率 (L) =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
2) 企业规模 (LN)
本文将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规模 (LN) =LN (年末资产总额)
3) 现金实力 (CASH)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基础是收付实现制, 不易受人为因素操纵, 更加具有客观性, 能够较为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现金实力 (CASH) =净现金流量/年末资产总额
4) 年度变量 (YEAR)
本文采用3个年度虚拟变量, YEAR1~YEAR3依次代表2008、2009、2010年。例如, 若年度为2007年, 则YEAR1~YEAR3均取值为0;若年度为2010年, 则YEAR3取值为1, 其余年度变量取值为0;依此类推。
3 模型构建
3.1 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检验模型
根据设计的相关变量, 对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模型构建如下:
模型1:
模型2:
模型1验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2验证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3.2 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关系的检验模型
为了验证股权结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构建的模型为:模型3:
模型4:
模型3用来验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模型4检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
3.3 研发投入、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检验模型
根据本文中的研究假设, 在模型3和模型4的基础上, 引入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 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
模型5:
模型6:
模型5是用来检验研发投入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对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的;而模型6是用来检验研发投入对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的。
其中, 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QM是主营业务利润率;R&D代表研发投入强度;TOP1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CR5表示股权集中度即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 CB是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 这3个指标总体用来衡量股权结构;公司规模LN、现金实力CASH、资产负债率L、年份YEAR为控制变量, 用来消除这些因素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 以免使研究结果产生偏差;a0, b0, c0代表残差。
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所有样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研发投入强度、股权结构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16.0对模型进行验证。
(1) 主营业务利润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2008-2010年期间, 主营业务利润率的最小值分别为-0.13、-0.19、-0.49, 表明部分企业在运营中出现亏损;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最大值分别为0.64、0.67、0.63, 2008年的主营业务率较低, 说明企业受到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主营业务利润率与2008年有所提高, 说明企业的经营状况较2008年相比有所缓解;到2010年, 企业绩效再度下降。3年中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均值分别为0.099 4、0.112 0、0.113 9, 总的均值为0.108 5, 均与最大值之间差距较大。
(2) 研发投入强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通过研发投入3年的平均值可以看出, 2009年企业研发投入的均值高于2008年研发投入的均值, 2010年研发投入的均值较2009年研发投入的均值仍在提高, 这说明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呈现逐年提高的态势。
(3) 股权结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为0.22, 最小值为0.080 2, 最大值为0.74, 说明目前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偏高现象仍然存在;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最大值为0.82, 均值为0.35。
(4)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资产负债率的最大值为0.9, 表明有的企业资产负债率非常高;其平均值为0.403 3, 维持在40%左右, 说明我国中小板上市企业的总体负债水平适中;最小值为0.03, 表明有些企业的负债非常少, 主要依靠企业本身的资金进行经营。企业规模变量的最小值是9.26, 最大值是23.49, 其平均值为18.484, 规模不是很大。从企业现金实力数据可以看出, 有些企业现金充足, 但有些企业资金周转非常困难, 均值为0.007 9>0, 说明中小板上市企业现金实力总体上来说勉强可以正常周转。
4.2 相关性分析
本文运用SPSS对所有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具体结果为:中小板上市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现金实力、企业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 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 股权集中度越强、股权制衡度越大, 对于企业绩效的提高越有利;研发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 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4.3 回归检验与结果分析
4.3.1 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回归检验
在研究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 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模型进行回归, 另外将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即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模型进行回归, 以股权结构的衡量指标为自变量, 以企业绩效作为因变量。
(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回归检验。
根据上述各变量间相关性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股权结构的描述指标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制衡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因此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同时放入到方程中进行分析。回归方程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 F=17.408, P=0.009, 该模型拟合度还可以。
(1) 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系数为0.074, 假设2得到验证。
(2)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是正相关, 其回归系数为0.015>0, 假设1得到支持, 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 企业绩效越大。
(2) 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回归检验。
通过运用SPSS软件对方程进行回归, F=22.969, P=0.007, R2=0.35, 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即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另外, 企业规模与现金实力都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资产负债率则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所以假设3得到验证。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也显著正相关, 所以假设1与假设2都得到了验证。
4.3.2 股权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回归检验
(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对研发投入的回归检验。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研发投入的回归结果:F=11.209, P=0.008, 且回归方程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 模型3通过检验。回归方程中,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为0.033, 其与研发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4得到验证。股权制衡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 回归方程中, 股权制衡的回归系数为0.04, 股权制衡与研发投入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 说明中小股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会利用手中持有的股权比例影响企业大股东的投资决策, 牵制大股东的投资行为, 进而提高企业绩效, 实现股东的自身利益。由以上检验结果可以验证假设5, 并且模型4通过检验。
(2)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回归检验。
两者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P=0.006, F=3.467, 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模型中, 股权集中度的回归系数为0.036, 说明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所以模型4通过检验, 假设6得到验证。
4.3.3 研发投入对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
从上述回归检验中可以看出, 中小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并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提高股权制衡度都有利于企业进行研发投入;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性影响, 对研发投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利用统计软件SPSS对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检验, 得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步骤1检验了中小板上市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步骤2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步骤3将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 进一步验证了研发投入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第三步中的拟合度R2=0.371, 较步骤1中的R2=0.28的拟合度有所提高。从以上3个步骤可以看出, 各变量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关系, 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的回归系数不等于零, 说明研发投入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存在中介作用, 而且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根据对模型的回归检验可以得出, 中小企业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性, 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也具有显著相关性。通过用SPS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对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步骤1的股权集中度系数为0.006 9, R2=0.35;步骤3中的股权集中度系数为0.006 8, R2=0.38较步骤一种显著性系数略有降低, 拟合度R2略有提高。并且回归过程中, 3个模型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以得知, 研发投入对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
4.3.4 研发投入对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检验
从表2中可以看出, 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作用, 并且是部分中介效应。也就是说, 研发投入部分传导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股权结构会通过对研发投入强度的控制, 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所以, 研发投入是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 验证了假设7, 同时模型6也通过显著性检验。
5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 中小板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对股权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三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具体来说, 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 其利益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就越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企业战略选择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越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 所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说明除了大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 为了自身的利益, 虽然没有控制权, 但会依靠自身控制的股权对第一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牵制, 起到了监督、制衡作用。
(2)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说明企业第一大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更加重视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立, 进而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力度。股权制衡、股权集中度都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 说明企业大部分股东在当前经济紧缩的情况下, 不是选择减少研发投入的开支, 反而对于企业进行研发投入表示支持。
(3) 研发投入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研发投入部分传导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作用, 包括对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以及股权制衡对企业绩效的关系。
也就是说, 企业股东们会通过对研发投入的控制, 来影响企业绩效的提高或降低, 并且研发投入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是显著存在的。
摘要：本文以中小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 以中小板上市企业2008-2010年度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利用年度报告中公开发布的研发投入数据, 建立回归模型, 利用统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研发投入都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关系, 并且研发投入在一定范围下, 传导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即具有中介效应。
关键词：研发投入,企业绩效,股权结构,中介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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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刚, 林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EVA相关性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 :25-28.
[3]屠金光.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EVA影响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产业, 2008 (1) :74-77.
中介结构论文 第10篇
中介逻辑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 它是在过渡状态下产生的一种非经典逻辑系统。广义上的它不仅包含中介逻辑演算系统, 还包括中介代数、中介公理集合论、中介证明论、中介模型论、中介不完全信息推理系统和中介直觉主义系统等, 这些研究大多数还在发展。中介系统是在中介原则下建立起来的、并根据中介逻辑演算系统作为逻辑工具的一种新型的数学理论系统, 中介系统拓宽了精确性经典数学的集合论基础和逻辑基础, 并在基础理论意义下完成了研究对象由精确性到模糊性的扩充。所以说中介系统为经典数学和不确定数学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
二、中介公理集合论
中介公理集合论是一种以中介逻辑演算为逻辑推理工具的非经典公理集合论系统。是数理逻辑的主要分支之一, 也是用公理化方法重建集合论的研究以及集合论的元数学和集合论的新的公理的研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查德明确提出了要用数学的手段去分析处理大量存在的模糊现象, 进而创立和发展了模糊理论集。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决模糊谓词的造集问题, 因此必须在构造数学系统时, 贯彻一条相反于经典数学所坚持的无中介原则的中介原则, 从而导致了中介公理集合论的建立和发展。公理集合论是数学逻辑的主要分支之一, 是用公理化的方式重新建立集合论的研究, 以下是它的主要分类:
1、选择公理, 选择公理是现代数学中的常用假设, 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不自觉的使用, 选择公理的用途很大, 是很多学科少不了的基本定理。
2、可构成性公理, “一切集合是可构成的”, 可构成性公理的这个概念是绝对的。因为, 如果将集合论的概念用可构成集合概念来代替, 集合论中的许多概念就会被改变, 但是可构成性的这个概念不会被改变。可构成性概念在数学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构成性公理蕴含着连续统假设和选择公理、可构成公理与其他公理是协调的。
3、马丁公理, 它是连续统假设的推论, 在数学上有一系列重要应用。
4、大基数公理, 这种大基数公理同原来一些公理是矛盾的, 因此它存在着特殊性, 由它们推出很多重要的数学结果, 对数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5、连续统假设, 连续统假设是随着集合论一起产生的, 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
6、决定性公理, 决定性公理涉及到自然数列的集合是否能够通过某种方法决定, 与描述集合论密切相关。
在中介逻辑演算系统和中介公理集合论中, 通过泛概括公理和泛概括定理证明“任何正规清晰谓词都存在着一个该谓词的恰集”, 而中介公理集合论意义下的一切正规清晰谓词又囊括了康托意义下的一切造集谓词。这表明在中介公理集合论中已完全保留了康托意义下的概括原则。另一方面, 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种种逻辑数学悖论, 以及在二值系统中无需解释的多值逻辑悖论与无穷值悖论等, 均在中介公理集合论中得到了解释, 从而也就解决了如何修改概括原则的遗留问题。此外, 中介公理集合论也开辟了以非经典逻辑演算为配套逻辑工具的公理集合论研究方向。
三、中介逻辑演算系统
逻辑演算系统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它以贯彻中介原则、承认中介对象为思想原则和实际背景。中介逻辑演算系统包括, 中介谓词逻辑演算、中介命题演算、中介逻辑的同异性演算系统。中介逻辑系统的可靠性、相容性和完备性的等在1985年均已得到证明。在MP*为命题联结词含量完全之三值逻辑系统的基础上, 进一步证明卢卡希维奇三值系统、波斯特三值系统、斯勒配克三值系统和伍旧夫三值系统也都是命题联结词含量完全的三值逻辑, 从而它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是等效的。如果它们同时又都是可靠的和完备的, 那么就可以证明它们都是互相等价的。但却由于它们在各自被构造的时候, 不仅各有其不同的实际背景, 而且对于如何引进第三值的具体含义和解释也各不相同, 从而不仅使得这些系统可以采用各不相同的构造形式, 同时在使用价值与范围、应用的方便与自然程度、发展的速度及深度也很不一致。逻辑运算常用来测试真假值, 最常见的逻辑运算就是循环的处理, 用来判断是该离开循环还是继续执行循环的指令。
把逻辑处理成演算, 可以完全不提及符号表达式的意义。但是逻辑分析最终还是要回到意义层面。符号表达式和它意义之间的关系研究属于语义学范畴, 它涉及到一些语义学基本概念, 如“满足”、“真”、“解释”等。
近几年来, 关于中介逻辑演算的研究热点是:中介命题逻辑中的命题联结词的独立性问题、中介逻辑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中介逻辑演算的各个演算系统进行严格的语义研究, 研究这些系统的一致性, 可靠性, 完备性和可判定性等等。
四、中介逻辑系统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发展前景
布尔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问题, 成功地建立了逻辑演算系统。他将等式当成判断, 将推理看作等式的变换。这种变换的有效性不依赖人们对符号的解释, 反而依赖于符号的组合规律。人们将这一逻辑理论称为布尔代数。20世纪30年代, 逻辑代数应用在电路上, 随后由于电子技术与计算机的发展, 出现各种各样复杂的系统, 它们的变换规律也都遵守布尔提出的规律。
现如今, 人思维的秘密还很多没有研究出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和过渡与中介有着一定的关系。因而可以认定, 中介系统在计算机科学中有一定的发展前景。从技术方面来看, 只要是涉及推理、思维、判断的地方就会用到中介逻辑系统。
因而可以设想, 如果能将中介理论应用到个别理论和技术中, 无论人工智能还是知识工程, 都将会有很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1]朱梧槚、肖奚安:《中介公理集合论系统MS》, 《中国科学A辑》, 1988 (2) 。
[2]肖奚安、朱梧槚:《中介逻辑命题演算系统的语言表达能力——完全性与闵氏距离不增性》, 《数学研究与评论》, 198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