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范文（精选8篇）
官二代 第1篇
不能回国
“儿子,国内风声紧,先别回国,暑假在那边好好玩吧,你妈已经给你汇了一些生活费,先别回国!”
这是Patrick父亲三天前给他发的一段微信。他虽然感到巨大的遗憾和沮丧,但还是懂事地退掉了早早就订好的归国机票。Patrick随后给几个原本约了聚会的在国内的好友发了微信,告知他们自己这个暑假不能回国的决定。尽管大多数好友不太能理解他为何选择在美国度过漫漫暑假,还是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立刻理解了他的难处。他又打开一个群聊,跟和他在美国常聚的几个同学告诉他们自己暑假要呆在这边,询问了他们有没有人想跟他一起去旅行。
“得,我跟你去吧,我和老B也不能回国了。”群里立刻有人回复他。说话的这位是大毛,他和老B与Patrick平日走得最近。而这次他们两位也接到了家里的警告,选择了暑期留守在美国。平日里他们三个就是最好的玩伴,除了兴趣相投之外,特殊的家庭背景也促使了他们会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Patrick、老B和大毛,就是普通同学们眼中的官二代。家里均有直系亲属或者亲戚位居高位,在国内有着较为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社会交际面。然而他们的身份也只是被少数有亲密接触的同学所知,在大多数同学眼中,他们三个还是比较低调的。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都是被划归到官二代这个群体中,但是Patrick他们清楚地明白他们三个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Patrick的父亲是南方某省省委副书记,老B的父亲是国务院某部委的处长,而大毛的父亲和他们都不太一样,供职于某央企。
“官二代”之间大有不同
同为官家的孩子之间,最伤感情的就是拿家里的政治级别去作比较。但如果仅凭公务员序列去比较,他们三位父亲的“级别”实际上不相伯仲。而在实际权力和调动资源能力上,老B的父亲可能会更胜一筹。虽然只是一名处长,比起省委副书记的名号相差不少,但如果Patrick的父亲真的要去找老B的父亲办事,没有他们儿子之间情分的因素,可能要费一些周折。然而从自由度来说,Patrick过得要比其他人都自在一些,但也只能局限在家乡省份境内。在过去几年,大毛和老B都要在暑假去Patrick家乡玩上几天。
但如果是论家庭收入,最牛的就非大毛家莫属了。当Patrick和老B父亲的账面年薪还在十几万元级别的时候,大毛的父亲早已年薪破百万元了。如果再加上央企内部的福利,大毛全家一年的净营收要超过300 多万元。从生活质量上,在北京三环内有三套房子的大毛也是其他小伙伴不敢企及的。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是大毛更高调一些。当Patrick和老B只买了一万美金左右的丰田车的时候,大毛就已把一辆宝马X5收入囊中了。
相近的家庭背景相同的价值观
相近的家庭背景让三个人走得越来越近,最终也促成了去年夏天各方的父母的聚会。对于留学生父母来说,由孩子促成的社会关系已经越来越多了,不论是对从商还是从政的父母来说,这不失为一条捷径。比如,去年夏天的聚会之后,老B的父亲所在的部委就批准了Patrick省内一条高速公路的项目。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在“上面”整整压了三年时间。
Patrick、老B和大毛在家教上也十分相像。他们的父亲都为国内名校毕业生。当年还没有211、985 这些称号的时候,能就读一所国内知名的院校就已经奠定了一生成功的基础。而他们进一步完成的硕士学位则帮助他们在改革开放进入90年代,对干部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有了更高要求的时候能后来居上。知识就是力量,或者说,知识就是权力。在最早培根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表明的力量的含义中就包含了权力这成分。所以在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三个家庭都十分重视文凭和学历,而且多少有些名校情结。
大毛和其他人不一样,要年长一岁。从小生活条件较为优越的他,被送进了私立的国际高中。虽然国际高中在培养学生英语方面比较擅长,也成就了大毛托福115 分的好成绩,但其他的文化课就略逊一筹。为了冲击名校,大毛选择了先到美国读一个社区大学,做一下缓冲,最终还是与其他人在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这座名校里相遇了。来到这里之后,大毛也更有了学习的劲头,成绩一直保持在身边人的中上水平位置。
对于一个像他们这样的孩子来说,一个名校的文凭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成就了,也代表着他们父辈的成就。
纪委对付官员从孩子入手是突破口
对于纪委的人来说,从官员的子女入手寻找突破口是百试不爽的好办法。人在对待自己子女问题上最容易犯错,而年少无知的小孩子经常会做出一些“不适当”的事情出来,给父母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前些年在微博上被人爆出的几个官二代的豪车豪宅事件背后牵扯的官员很快被纪委盯上,调查、双规、拿下。而很多官员家长认为将孩子送出国能尽最大可能避免出事儿,但随着国内反腐力度的加大,在海外的这批“官二代”也成为重点监控对象。更何况,中央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官员配偶子女海外资产的清查工作。
Patrick曾经很幼稚地和父亲辩论过这个问题,Patrick认为只要父亲没有做贪污受贿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这样的想法立刻遭到了父亲的斥责。在体制内摸爬滚打数十年的父亲告诉他事情根本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并告诫年轻的Patrick要多增加社会阅历。
Patrick的父亲在提升到现在的位置之前,一直负责土地资源方面的工作。在这条线上,全省各地级市的国土资源局局长三年内被双规了5 个,下马的处级官员则更多。随着房价暴涨的,还有人的贪心。这条线上也是最容易出事儿的。而不管哪个地区出事儿,严格意义上讲,都和他有关联。他也是凭靠着多年为人处事小心谨慎而混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当然不可能允许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出格儿”的行为。
在生活方面,Patrick一直都是勤俭节约的。走在校园里,他也是一身朴素衣装。很少花什么大钱去买贵重物品。直到去年夏天在新泽西一家公司实习之后,才拿着自己赚来的第一笔薪水买了心仪已久的BOSE耳机。
孩子在海外的表现,直接牵动着国内家长的“官位”。于是三个人的家长集体决定不让他们今年暑假回国了,暂且避一避国内的“风头”。他们三个也渐渐减少了和其他同学“聚”的次数,转而去做一些小众一些的休闲活动。这不,三个人已经打包好了行囊,租了一辆大SUV,向西部的国家公园进发了。
Patrick表示自己绝对不会选择和父亲一样的从政路线。这一路虽然看似光鲜,但需要处处小心,危机四伏。尤其是在中央反腐力度加强之后,做公务员的“回报率”已经大不如前了。“父辈怎么活,是他们的事;我们怎么活,要看自己的本事。”Patrick如是说。
官二代 第2篇
清华大学(招生办)
在沪面试近百名高中生
“富二代”“官二代”现象你怎么看
马丹
清华大学保送生暨自主招生冬令营上海地区招生上周末在华东师大二附中悄悄开营，比往年提早了近一两个月。来自清华大学各院系的近20位面试官每三人一组组成“面试团”，对参营学生进行面试考核，近百位沪上高中生通过角逐将获得保送或高考[微博]加分等“优惠入场券”。
“3对1”面试
“你是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上‘富二代’‘官二代’现象?”“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和往年一样，此次清华大学冬令营测试仍然采用“3对1”的“纯面试”形式，每位学生都要接受三位面试官的“拷问”。上海中学的小陈参加的是自主招生的面试。他说，考官提出的问题并不冷门，和时下热点相结合让人有话可说。“每个学生都会被问到三个问题，主要是看学生的综合能力。面试时氛围挺轻松，到了最后一个问题，面试官还和我讨论起来。”
清华大学上海招生组组长薛平教授说，面试官会和学生根据个人情况展开有针对性的对话，话题宽泛让学生有话可说是出题的一个原则，从中可以考察学生的价值观。“不过，由于针对保送生和自主招生学生的考核体系不一样，面试过程中考[微博]查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比如，保送生已经拥有教育部认定的保送资格，因此，面试官的面试内容会更侧重于某个学科知识，而自主招生的面试内容则会更宽泛些。”
今年生源减少
和往年相比，今年参加清华大学保送生暨自主招生冬令营的`学生人数有所下降。薛平说，这不是因为清华大学自主招生的名额减少，而是和应届毕业生总体人数下降有关，“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比前几年更少了”。
沪上一所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校长透露，虽然今年各高校的自主招生政策刚刚出台，但由于生源人数少了，各校的“掐尖暗战”却已悄然启动，不仅清华大学悄悄提前在沪面试，北京大学[微博]的保送生考试下个月也要举行。
“官一代”该如何教育“官二代”？ 第3篇
2012年5月10日，合肥少女毁容案一审宣判，17岁的陶某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12年零1个月监禁。
陶某某，男，1995年出生，安徽合肥人，网曝为“官二代”，犯罪时其父任合肥市审计局办公室主任，其母是合肥市规划局计划财务处处长。
2011年9月17日下午6点左右，因追求受害人周岩不成，陶某某携带一瓶打火机油来到周家，破门而入，趁周岩不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打火机油浇到受害人头上并点着，不停叫嚣“去死吧”。周岩一声惨叫，闻讯赶来的小姨用被子将吞没周岩的大火扑灭，拨打了120并报警。其间，陶某某在一旁无动于衷。周岩在医院经过7天7夜的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其头面部、颈部、胸部等严重烧伤，一只耳朵也烧掉了，烧伤面积超过30%，烧伤深度达二度、三度。受害人尚在重症监护室时，陶某某父母拿出一份关于认可陶某某当天积极救治受害人和自首的材料让受害人家属签字。受害人家属拒绝签字后，陶方就不再支付治疗费用。在无力支付医药费、拖欠医院10多万元治疗费的情况下，周岩被迫出院。同时，陶某某父母要求受害人家属同意陶某某取保候审，也被拒绝。
此事经各大媒体曝光后，陶某某的父亲通过实名微博道歉称：“由于教子无方，儿子陶某某给周岩以及周岩一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歉疚，并对广大网民深表歉意。”
2013年2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接到一女事主报警，称2月17日晚，其在海淀区一酒吧内与李某某等5人喝酒，后被带至湖北大厦一房间内轮奸。2月22日下午，海淀警方证实李某某等5人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经多方证实，李某某确为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而此次被拘距离其2012年9月18日被解除劳动教养过去还不到半年。
自案发后，李某某案就如一部连续剧一样，情节跌宕起伏。历时7个月，李某某等人涉嫌强奸一案终于迎来宣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9月26日对李某某等5人强奸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李某某辩护律师表示，如果一审法院对李某某做出有罪判决，李某某定要上诉。11月27日上午9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李某某等5人强奸上诉一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李双江之子李某某最终因犯强奸罪获刑10年。
合肥少女遭毁容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李某某强奸案更是成为舆论的焦点。“官二代”违法犯罪的新闻接踵而至，探究“官二代”违法违纪行为的成因时，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官一代”的家庭教育，那么“官一代”该如何正确教育“官二代”呢？
以下从心理学角度提几点看法，希望能给官员父母们一些启示。
一、要传达正确积极的价值观
一些“官二代”的行为失范，源于父母消极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一些“官父母”自身价值观消极片面，虽然他们极力掩饰，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子女面前表露出来，但他们的“微表情”总是会泄露其内心的秘密。即使他们能掩饰自己的消极价值观，却很少能毫不犹豫、理直气壮地反对那些消极价值观。例如，他们虽然能宣扬公正廉明、大公无私的正面价值观，但面对权钱交易、行贿受贿、暗箱操作等行为，却很少能爱憎分明地给以批判。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内隐自尊理论，人们总是无意识地避免否定和批评与自己态度和行为相一致的事物。这种高声宣扬好的方面，却不敢批判坏的方面的行为，只会给子女留下一种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形象。所以，若要影子不斜，最根本的还是身子要正。实际上，多数“官父母”具有正确积极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但问题在于旗帜不够鲜明，立场不够坚定。一些父母对权力至上、金钱万能、人人自私等消极价值观，以及恃强凌弱、欺瞒拐骗等违法、违纪行为态度暧昧，表现出言语犹豫、底气不足或遮遮掩掩的样子。这其实给子女传达的是一种“这么做也有一定道理，即使不对也是被逼无奈”的观念，无疑等同于默认其合理性。
二、要注意批评与自我批评
表扬能够鼓励人的正面行为，批评则能提醒和约束人的负面行为。“官二代”屡屡犯事，与家教不严不无关系。在条件优越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如果缺少父母的提醒和批评，就会缺乏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像学开车时教官不教交通法规，学员开车不知要遵守什么规则，自然容易发生事故。“官父母”在对子女不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也要注意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一方面可以给子女做出榜样，做错了要像父母一样勇于承认错误和进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子女知道以后不能再指望父母采用某种错误的行为来帮自己解决问题，因为这种行为父母并不认同。
三、父母不能“太能干”
一些“官二代”之所以不顾后果地犯事，其实并非不考虑后果，而是考虑到这一后果可以由父母来承担和解决，才变得肆无忌惮，而这与一些“官父母”平时“太能干”有关。一些“官父母”久经社会历练，处理各种问题得心应手，因此，在子女面前有意无意地表现得非常能干，似乎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甚至有些“官父母”暗示子女：不上课也能拿到毕业证，没知识没能力也能被录用，出了事就能摆平，进了监狱也能捞出来。有这么“能干”的父母，其子女敢于撞人、强奸、毁容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父母即便真的很能干也要低调，不要让子女觉得父母无所不能。这样，子女做事才会考虑后果，才会有责任感和自我约束意识。
四、要多关注少插手
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天长日久逐渐积累导致的。一些“官二代”之所以出现严重事件，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出现内在的心理偏差和小的不良行为时父母没能及时发现，结果酿成大错。一些“官父母”由于工作繁忙，缺少足够的时间关心和了解孩子，只是匆匆地看一眼孩子的成绩、排名、奖项等外在的东西，不能耐心细致地观察孩子的道德和人格等内在心理，孩子出了问题（往往先是心理上的问题后是行为上的问题）没有及时发现，直到孩子闯了大祸才追悔莫及。而另一方面，有时父母发现了子女的问题，不是花时间关心、教育子女，而是直接插手干预、包办解决，这样省时省力，并且高效。然而正是这种方式剥夺了子女自己摸索锻炼、独立承担责任的机会，造成了他们遇事依赖家长和不负责任的心理。
五、延迟满足子女的要求
从“官二代”的犯罪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官二代”对自己的要求有极端的表现，那就是他人必须满足并立即满足他，一旦不能立即满足他，他就会情绪化并采取极端行为。这反映的是，其自我延迟满足能力的不足。延迟满足是这样一种心理和行为现象，人们为了获得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而甘愿延缓当前利益的满足。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强的儿童，成年后会表现出更好的社会适应性、更高的自我控制力以及较少的冲动性。而“官二代”延迟满足和自我控制力的缺乏，其实与生活中“官一代”过快地、无条件地满足子女的要求有关，因此，“官父母”应该从小锻炼孩子的自我延迟满足能力，通过时间上的延迟、注意力的转移以及设置附加条件来应对子女的各种要求。
六、对子女第一次犯事要淡定
子女第一次闯祸，有些父母很焦急，害怕子女受委屈或者丢面子，于是急于干预解决。此时，一些“官父母”不注意区分事情的大小轻重，一律包办解决。殊不知，这已经泄露了父母对待子女犯错的态度底线和问题处理的模式，也往往成为子女以后继续依赖和要求父母干预解决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对于子女问题第一次闯祸，父母要冷静分析事件的性质以及子女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子女犯下的错误应该让子女自己去处理，这样他才能体验到自己的不良行为带来的后果，也才能培养独立解决问题和承担责任的能力。而子女以后再有类似行为发生，父母也可将第一次的问题处理方法作为理由，拒绝帮忙解决。
七、要注意纠正子女的“官气”
生活在官员家庭中，“官二代”时刻受到父母的影响，不免沾染些“官气”。例如，有些“官父母”自视高人一等，言语中尽显官员的权势，疏远和排斥民众之情溢于言表。子女耳濡目染，自然也会矮化和厌恶普通民众。于是，一些“官二代”俨然成了“二代官”：以官员的身份和语气对待他人，用官场的思维和方式来解决问题。一些父母没有注意到孩子身上的“官气”，或者注意到了却不以为然，不加以纠正，导致孩子本不是官却官气十足、乱施官威，遭到民众的反感。
需要提醒“官父母”的是，如果“官气”不从“官二代”本身去纠正，即便民众不以“官二代”称呼他们，他们自身对“官二代”的自我认同感，同样会造成他们与普通民众的“阶层隔阂”。
可怜天下父母心，官员为人父母后，对子女寄予厚望，是人之常情。但是怎样才是爱孩子、帮孩子，怎样才能助孩子成才，需要“官父母”三思。
官二代 第4篇
所谓“官本位”, 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 官大的社会价值高, 官小的身价自然小, 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
官本位首先是一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在封建社会, 王侯将相, 官分九品, 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 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 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 规定其等级, 划分其行政权限, 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极其严格, 并且高度集权而又等级森严, 全社会就是一个以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 塔的顶端就是皇帝。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 等级森严, 上尊下卑, 界限分明, 不容僭越。官越大权力就越大, 享受的待遇就越高, 地位就越显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 人们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现代社会, 官员还仍然有特权, 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 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 还可以有信息获得的优势。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权为纲, 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 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 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 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一切为了做官, 做官为了一切, 有了官位就能光宗耀祖, 沾亲带故的裙带关系都能得到好处, 可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官本位思想势必导致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 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官僚主义等的盛行。
二、“官二代”现象
“官二代”一词, 主要是指官员的后代。其中的“二代”并非确指, 即可以是表示第二代 (儿辈) , 也可能是表示第三代 (孙辈) 。同时, “官二代”的外延又是极具弹性的, 它不仅包括直系亲属, 而且还可能包括旁系亲属。而“官二代”现象, 则是指在官员的亲属 (主要是直系亲属) 中存在的, 通过官员的权力和人际关系, 不经由公开、公正的渠道攫取资源和特权的现象。可见, “官二代”和“官二代”现象两个不同的概念, “官二代”不一定会通过这一关系来攫取中间的特权, 因此不能成为一种现象。但是, 人们通常会用“官二代”来代替“官二代”现象。
那么为什么在当今社会“官二代”现象会成为广泛关注的对象呢?这当中的原因除了反映出一种“仇官”的社会普遍心态之外, 还反映出我国就业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社会阶层之间的固化, 社会流动的机会减少, 使得一部分处于社会上层的人, 世代都能稳稳地占据这一有利资源;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则很难通过合理的流动进入上层社会。在就业形势紧张的社会状况下, 能够在党政机关谋得一个职位, 往往是很多人认为的最佳选择, 因此, 公务员考试也就成为了竞争最激烈的考试之一。许多职位的招录比例常常是几千比一, 到最后却是“关系”说了算。在2010年5月举行的三亚市小额贷款担保中心招聘人员笔试行政能力测试中, 一名考生以令人瞠目的99分夺魁。后经记者调查核实, 获得99分的是与招聘单位属同一系统的三亚市社保局局长温孝廉之女, 并有不符合报考条件、考前未列入公示报名名单等违规行为。据查, 温孝廉在违规为其女儿温某某获得报考资格后, 将其女儿温某某送到命题老师处进行考前辅导, 使温某某在此次考试中取得了99分的成绩。就这样在资源如此紧张的社会中, 很多“官二代”却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获得一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种种好处, 甚至是获得权利、地位和金钱。
“官二代”现象是社会发展转型期出现的特殊的产物, 最主要的根源是深受我国官本位思想的影响。
三、由官本位思想看中国的“官二代”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 为求取功名不惜任何代价, 例如“范进中举”就是官本位思想的典型。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干部会拥有很多老百姓没有的特权, 社会地位也会随之上升, 并且可通过这一途径聚敛财富。这些亲身体验到仕途带来的各种便利的领导干部, 也就会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子女、亲戚安排到公务员队伍中去, 造成“官二代”变相的权力世袭。致使社会流动的空间缩小, 其他阶层的人就很难进入到上一阶层, 利益格局相对的固定化了。官本位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是造成“官二代”现象产生的根源。
(一)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 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 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 为巩固其统治, 着手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此后, 这种政治体制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清代作家李伯元所作的《官场现形记》, 就曾针对封建社会时期旧官场的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情形作出深刻的描述和批判。可以看出, 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上好学校需要靠关系, 找好工作需要靠关系, 甚至连看个好医生都需要靠关系。记忆里, 似乎从上小学开始这种“官本位”思想都已经逐渐开始在儿时的交往关系中表现出来, 班干部因为是其他同学与老师联系的纽带, 手握考勤、收交作业本和向老师打小报告的权利, 在班级里总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虽少不更事只是享受于管制别人的优越感, 但“官本位”的思想已开始萌芽。此后, 这种自小形成的意识一直伴随着人生今后的学习与生活。其实, 每个人对社会阶层的意识并不是生来就有的, 而是后天经过社会化的过程习得的, 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内化。所以说, 社会的大环境造就了人们对社会分层的界定。
“官本位”思想在现在虽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体制环境, 但毕竟“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 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治”。不可能仅靠刚实行了60多年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就能把存在于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形成的“官本位”思想消除。
(二) 政府部门权力过大, 拥有大部分社会资源
官本位思想源于政府部门权力过大, 官员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控制, 权力过于集中, 也没有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来进行监督, 相对来说人民则是处于无权的真空状态。
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 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普遍存在着“接班”现象, 父母退休之后可以由儿女进入该部门顶替其原来的职位, 在当时不会有人觉得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官二代”现象和它如出一辙, 但是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对这种现象如此不满呢?这是因为在过去, 人们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 不论在仕途还是其他领域, 可能获得社会流动的空间和机会很大。能够上大学就是捧了“铁饭碗”了, 毕业之后分配到稳定的工作, 真正能深刻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现在的大部分官员和领导干部, 都是出生在那个年代的平民家庭, 甚至是农民家庭, 靠着自己努力学习才走到今天的位置。随着改革开发的加快, 大学生毕业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许多人无论再怎么努力, 都无法改变他们被体制排斥在外的命运。就算是有幸能进入到体制之内, 在晋升方面仍然受到限制。没有所谓的“关系”支撑, 只能一辈子做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某些“官二代”却能在大学毕业后不费吹灰之力的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有些是在未进大学之前就已经有合适的职位在等其毕业了。因此, 在面对“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的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而逃回二、三线城市的人, 却发现二、三线城市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好, 选择再次逃回“北上广”。大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人情、关系的重要性要低很多, 机会选择也相对公平很多, 大型企业、私企多看中的是能力, 自己的努力付出还是能有所回报的, 就算是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也有晋升的机会。小地方一般是“熟人社会”, 干什么事都要有“关系”, 办个事都要托关系、走后门, 对于家庭没有丰富社会关系的年轻人, 所获得的资源很有限。索性还不如逃回“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自食其力、实现自我。
(三) 政治阶层利益固化, 社会流动的空间受到挤压
对官位、权力的崇拜导致政治阶层利益固化, 成为产生“官二代”现象的重要原因。父辈对于财产和权力的积累, 使“官二代”一出生就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获得了先赋地位。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体系, 一个人做了官获得了权力, 就有义务为他的家族和家族的其他成员带来优势资源。领导干部通过自己手中所拥有的特权, 可以帮助其子女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如果子女通过父母获得相应的权利, 这种权力同时会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了, 使得本该属于优秀者的位置被侵占。
公务员待遇的提高以及其带来的官本位思想影响的加深也给“官二代”现象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除了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失以外, 由于公务员又稳定不繁重工资待遇也相对较好, 社会上非常多的年轻人都将目光投到了这个岗位上。其结果就是, “官”的地位在人们心理上的又提高了一层。人民手中握有的权力相当少, 当官的手上握有的权力又非常多。这种不正常的思想严重腐蚀了中国社会流动途径, 社会阶层之间出现断裂。
四、对如何遏制“官二代”现象的思考
“官二代”现象的出现, 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性, 因此, 这一现象的出现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饱受非议。要彻底的根除这种现象, 就要铲除产生“官二代”的土壤和条件, 纠正官本位的思想。达到该目标任重而道远, 透过现象探寻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根源, 对症下药, 从本质入手找到解决途径。
(一) 破除“官本位”思想, 强化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
要破除官本位思想, 推进制度创新是关键, 政治体制改革是必经之路。建立健全干部选拔和任用制度, 在公平公开招考的基础上, 保证选拔过程的严肃性和纪律性, 使组织能够任用优秀的人才。严格民主推荐和年度考核机制, 让真正有才干之人得到重用, 无能的庸碌之辈则被淘汰。建立领导干部长效的追究机制, 即使是退出领导岗位也要追究其责任, 不因官职大小区别对待。形成比干部考核机制更加严格的, 以工作实绩和人民拥护程度为标准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在推进制度进程的同时, 要保证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提高人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拓宽参与渠道, 切实保障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权。
进行重大改革或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决策时, 应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意, 使政府决策成为民主决议。党的十八报告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二) 转变政府职能, 调整分配方式
政府的各项工作要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而政府的职能要适应社会的需求, 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 政府对市场有绝对的控制权, 不仅扭曲了市场自身的资源配置调整, 而且破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之所以调整政府的职能, 就是要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即政府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 把权力交还给市场,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继续简政放权, 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健全部门职责体系。
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轨的实质是变革原有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关系。原有的经济体制是由国家机构全面控制着主要社会资源, 都是通过行政手段在全社会对所有制形式、产权关系、户籍制等, 进行多层次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实行市场经济, 把权力交还给市场, 有利于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 完善税收制度;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公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机会, 对权威的崇拜就会减少。“官二代”的优越感也随之减少, 从而使财富和资产取代行政权力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
(三) 打破阶层的固化, 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
正常的社会形态, 应当是要保证社会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 让社会成员有机会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来改变代际的社会地位。形成开放、动态的分层结构取代封闭、固定式分层结构, 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首先, 提高全民族受教育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特别是平衡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保证社会成员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特别要以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契机, 加强职业技能的培训。其次, 要保证就业机会的公平, 让劳动者在平等竞争中得到合理的报酬, 以过程公平促进劳动者发展机会的公平。
社会流动有合理和不合理的区别, 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会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 不具备消灭不平等的条件, 只有合理的社会流动才能缩小等级差距。封闭的社会分层把人们束缚于某一社会地位, 容易形成具有共同利益且与国家总目标相悖的集团。历史上,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朝末期的农民起义, 无不印证了这一论断。而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通过改变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来获得与社会总目标相关的个人利益, 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之下存在的社会差别不仅不会危害社会, 相反会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 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既铲除了类似“官二代”这种官场畸形现象滋生的土壤, 又能提高社会的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1]孙壮珍.《我国官本位政治文化与“官二代”现象内在逻辑解析》.克拉玛依学刊, 2011.3.
[2]郝宇青, 朱琳琳.《中国产生“官二代”现象的原因》.探索与争鸣, 2011.9.
[3]朱岚.《中国传统官本位思想生发的文化生态根源》, 理论学看, 2005.11.
官二代 第5篇
外媒称，在中国，2014年过年期间，许多民众在网上分享他们如何为不同晚辈、长辈和朋友决定红包金额。一些人还区分亲友的孩子及官员的孩子，前者一两百元人民币即可，后者得至少在后面加个零。事实上，不少人多年来为了讨好上司或官员而派大红包，但有媒体宣称情况似乎在2014年有所改变。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13日援引《广州日报》的报道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为改进作风及反腐倡廉而在2012年年底出台的“八项规定”，已促使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民众在2014年封红包时更重意头而非数额。并且直言，2014年春节的红包“返璞归真，没了以公谋私的变味红包，少了高达百万的炫富红包”。
据《北京晚报》披露，“八项规定”在2014年还导致一些“官二代”的红包缩水。该报采访的一名“官爸爸”表示，因担心有人利用9岁的女儿行贿，便在春节前与孩子签下“廉洁协议”，不准孩子收红包。但孩子认为这个协定使她损失不少钱，竟要求父母“赔钱”予以补偿。另有一名高二生甚至埋怨父亲当官“当得窝囊”，收点压岁钱都要被人管，为此要求父母每天给他100元人民币的零用钱以弥补损失。
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的教师称，像这类因红包收入锐减而引起的家庭“红包纠纷”，“从小学到高中的孩子都有”。
报道称，部分“官二代”针对红包缩水所作出的反应招致非议之余，其实恰恰从侧面折射出人们借孩子名义给官员送红包的举动，在“八项规定”推出之前已经是一个极具普遍性、长期性及隐蔽性的问题。
即便是“八项规定”推出之后，今年仍然不乏给“官二代”送红包讨好“官爸爸”、“官妈妈”的案例。
《新京报》近日一针对北京90名10岁至13岁孩子所展开的调查也发现，父母为公务员的孩子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有18个孩子共收到10.41万元人民币，平均约为5783元，比整体平均的4867元高出近1000元。其中，有两名来自公务员家庭的孩子今年各收到两万元的压岁钱，是所有孩子中“收入”最高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与2013年相比，公务员家庭2014年的人均压岁钱上涨了4%，凸显出“八项规定”出台后，越来越多人不方便明着给官员送礼，只好暗地里转向“官二代”派发红包的现象。
官二代 第6篇
近期,中原大地,一场恩爱美满的婚礼向所有亲人说明了一切……
纯洁恋情遭遇现实围堵
今年27岁的胡阳林可谓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其父胡大贵因在洛阳包揽工程发迹,后来从事房地产生意,资产更是滚雪球般暴涨。胡大贵不仅经营有方且与地方政府关系极佳,使得他在商海里游刃有余。随着胡阳林的慢慢长大,胡大贵期待儿子能把事业做得更大更强。
2005年7月,胡阳林大学毕业了,他和女友杜琴童准备先找个房子安顿下来,胡大贵却十万火急地要儿子马上回家。
那晚,胡大贵抑制不住兴奋地说:“儿子,今天晚上我带你去金凯悦酒店宴请局长魏庆彬,他带着他的女儿,我们……”
原来,魏局长是要把女儿许给胡家做儿媳,胡大贵正巴不得呢,胡阳林震惊了。酒席上,只听胡大贵说:“魏局长,我会把你女儿看得比我儿子更金贵,你就放一百个心吧。”但见魏局长的女儿魏青青一副娇羞的样子,似乎对大人们的安排很满意。
回到家里,胡阳林大发雷霆。胡大贵正色道:“大学里谈的女朋友能带给你什么呀?你如当了局长的乘龙快婿,咱这就是官商结亲,用当前的话说那是‘富二代’与‘官二代’强强联合,以后生意会做得更顺啊!傻孩子,你自己除了吃喝玩乐,还会干啥呀?”可是,任凭胡大贵说破嘴皮,胡阳林就是坚决不同意,胡大贵又气又恨又无可奈何。
夜里,躺在床上,胡阳林辗转难以入眠。与女友杜琴童交往的一幕幕都浮现在脑海里。杜琴童来自河南淇县一个农村家庭,她乐观豁达,又细心体贴,跟她在一起,胡阳林心里总有暖暖的感觉。
记得大学开学没多久,在一次郊游中,胡阳林的脚忽然被荆棘划了一个大口子,看他疼得龇牙咧嘴的样子,同学们都束手无策。杜琴童镇定地从包里拿出一小瓶酒精棉,麻利地为他清洗伤口,然后又用创可贴贴住伤口……这件小事,拉开了两人交往的序幕。后来,得知胡阳林贵为“富二代”,杜琴童曾刻意地疏远他。她愈是这样,胡阳林愈觉得她可爱,铁了心要追她做女朋友。就这样,两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一转眼就牵手三四年了。
胡阳林坚信杜琴童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他决不会放弃。第二天早上,他打算回郑州。胡大贵看到儿子去意已决,气极败坏地说:“你小子不要狗子坐轿——不识人抬!魏局长要是知道你不愿意,我这老脸往哪搁?”“爸,强扭的瓜不甜,再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你这是在逼我啊!”胡大贵只恨儿子这“榆木疙瘩”不开窍,父子俩不欢而散。
当天,由于胡阳林母亲的执意挽留,他没有回郑州,但母亲只要一提到魏青青,他就“威胁”道:“你再说这个话题,我马上就走人。”第三天一大早,胡阳林起床一看,客厅的大门紧锁着,再透过窗户一看,别墅的大门也紧锁着。胡阳林一下子被激怒了,这岂不是把他给“软禁”了?他马上给父亲打电话:“你不把门打开,我就死给你看,要不,我从楼上跳下去……”胡大贵一听这,害怕了,连忙赶回家,恨铁不成钢地说:“小祖宗,你是不是想活活把我气死你才心甘?”胡阳林气愤地说:“没见过你们这样专制的爹妈,俗气、势利,光想巴结当官的,有啥意思?”
胡大贵气坏了,咆哮着说:“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要是不同意这门亲事,咱们就断绝父子关系,以后这家产一分都不留给你!我说到做到!”
“我才不稀罕你的家产呢,我也说到做到!”胡阳林针锋相对,后来他母亲强行把他拉走,才算了事。
当天晚上,趁着家人熟睡之际,胡阳林偷偷打开门,一头冲进了苍茫的夜色中。
为爱私奔艰辛创业
回到郑州,胡阳林把来龙去脉一股脑地说给了杜琴童听。杜琴童呆住了,她扑进胡阳林的怀里,感动地说:“阳林,我值得你舍弃那么多吗?你不后悔吗?”胡阳林深情地凝望着女友说:“琴童,拥有你我就拥有了全世界,我不稀罕那些家产,我们有手有脚有头脑,完全可以通过努力打拼创造未来啊!”两个人紧紧相拥,决心以实际行动来让父母刮目相看。
话虽这么说,可是胡阳林从小生活在蜜罐里,优越的物质生活让他根本就不知道生存的不易。
流火7月,胡阳林、杜琴童奔波在郑州的街头找工作,但由于刚毕业没有工作经验,一连半个多月都一无所获。直到8月初,杜琴童才在一家投资公司找到了一份前台文员的工作,而胡阳林也在一家卫浴公司找了份业务员的工作。
现实总是那么残酷。胡阳林天天背着包,一家家地去拜访客户,吃了无数的闭门羹,遭了无数的白眼。奔波将近一个月,他总算联系了一单业务,一家商户要10个不同类型的浴盆。胡阳林算了算,这10个浴盆的提成再加上底薪600元,他差不多可以拿到2000元了。要搁以前,胡阳林根本不把这些小钱放在眼里,可是经过劳动换来的收入竟然这么亲切。谁知,就在送货路上,一个浴盆没有拴紧,竟然磕破了,胡阳林傻眼了……公司执意认为是胡阳林的工作失误,不仅扣发他全部的工资,还要求他照价赔偿,任凭胡阳林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那一刻,胡阳林觉得心酸又委屈,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了不说,还得倒赔钱,更重要的是,一个浴盆1000多元,他和杜琴童总共只有300多元钱了,往哪去弄这么多钱呢?他知道,只要他一个电话,母亲就会在第一时间把钱打给他,别说1000元,就是1万元,甚至10万元,母亲也会给他。可这只是一闪念的想法,他不会低头示弱,他一定要让家人知道,他不是孬种。
在几位同学的东拼西凑下,胡阳林赔付了1000多元,也随即失业了。没几天,杜琴童又在上班时间哭着跑了回来,原来公司老总竟然对她动手动脚,她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甩手不干了。
出师不利,两人难免有些沮丧。但眼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200多元便是两人全部的家当,两人一致想到了摆地摊,本钱小,收益快,能解决实际问题。
说干就干,两人当即到小商品市场批发了一些头花、饰品及工艺品,来到母校门前摆地摊。适逢新学期开学,生意还不错,第一个晚上忙乎下来就挣了50多元。胡阳林开心地给女友买了一个鸡腿,杜琴童不舍得吃,两人就一起吃。吃着吃着,胡阳林差点流下泪来,回想当初,他总带着女友去“必胜客”……从不知道挣钱的辛苦,只知道花钱的快乐。女友那时总怪他太奢侈太浪费,哪想到有一天,他们会分享一只鸡腿,而且吃得这么津津有味。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骨子里的倔强注定了他必须自立、自强,否则他在父母家人面前永远抬不起头来。
生意慢慢做顺了,胡阳林知道了更便宜的进货渠道,也掌握了最畅销的产品种类。有时,他们一个晚上可以挣一百元钱。他们合计着,等挣到一万元,就想别的门路,毕竟这小打小闹不是长久之计。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11月的一天晚上,天空下起了细密的雨丝,一些摆地摊的纷纷撤退了,但胡阳林和杜琴童有备而来,撑起了两把大大的雨伞,想再多坚持一会儿。正在他们跟客人讲价钱的时候,一辆执法车却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他们旁边,三个城管人员一把卷起他们的货物,扔到了车上,拉走了。
雨越下越大,胡阳林和杜琴童呆呆地站在雨里,茫然极了。回想几个月的经历,胡阳林像做梦一样,这与他之前锦衣玉食的生活可谓天堂地狱的差别。难道为了争一口气,上天就要如此“虐待”自己吗?如果回到父母身边,境况是不是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他说过不要父亲的财产,如果不混出个人样,他誓不回去。
可回头想想被城管收走的货品,胡阳林又心疼不已。那是价值500多元的精品啊,每一件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胡阳林着急地想着对策。
回到出租屋,胡阳林面对愁肠百结的女友,故作乐观地说:“琴童,没有过不去的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看着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杜琴童“扑哧”一声笑了,笑过之后又哭了,说:“阳林,如果你听了父母的话,答应跟魏青青交往,说不定现在正在国外度假呢,和我在一起,你净倒霉了!”胡阳林赶忙捂住女友的嘴,郑重地说:“能跟你在一起,吃再多的苦都值得。这几个月来的生活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同样是宝贵的财富。我们要争气,要相信自己,总有一天,父母会对我的选择心服口服的。”
峰回路转花好月圆
胡阳林开始寻找新的商机,但许多看似不错的项目,由于资金的限制,只能放弃。后来,他和杜琴童又重新开始找工作。
很快,胡阳林在一家经销手机的公司上班了,虽然底薪只有500元,但他决定好好拼一把。胡阳林每天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上班,去见客户。随着业务的发展和对市场的了解,他再次有了创业的激情。
第一个月,胡阳林的销售成绩第一名,底薪加提成有1500元。5个月后,他的手里有了8000元积蓄。创业的欲望在胡阳林的心里熊熊燃烧着。
胡阳林想开个手机店,可是8000元连房租都不够,好位置光房租就要几万!杜琴童也跟着着急。由于租住在郑州西郊的城中村,往往一下班,两人就在村里闲逛。一天晚上,他们逛进了一个刚开业没多久的超市,一进门就发现有个位置空着。胡阳林忽然来了灵感:如果在这里摆几节柜台卖手机应该不错,要知道附近的城中村里还没有一个超市里有卖手机的。
胡阳林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他当即找到了超市经理谈意向,对方感觉他的想法不错,二人一拍即合,谈好4节柜台的地方一年一万五的租金。最后,胡阳林又费了很大劲才谈成3个月一交房租。
胡阳林的创业终于开始了,他买了些电池充电器和其他手机配件,8000元就这样花完了。幸好当时胡阳林还在那家手机公司上班,他可以每天到仓库领机器出去卖,晚上再送回。刚开始胡阳林就每天到仓库领机器拿到柜台上卖,自己也去跑业务,开发集团客户。胡阳林让杜琴童辞职看店,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已是2006年10月份,手机销售进入了旺季。让胡阳林没有想到的是,第一天他们就卖了4台手机,一台能有100～200元的利润,相当可观。接着,胡阳林又印了些宣传单,大街小巷到处发,他怕别人不知道这里有卖手机的。这一步再次走对了,效果非常不错,毕竟城中村里还没有比较大的手机卖场,竞争也不太激烈,一直到过年生意都很旺。
手中积蓄多了后,他又进了更多款式的手机。农历腊月是胡阳林最难忘的一个月,由于店里人手少,他把工作辞了,开始专职卖手机,超市每天的人流量很大,4节柜台基本上都围满了。胡阳林忙得不亦乐乎,只好又请了两个营业员。
春节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竟赚了3万多元。这时,胡阳林感觉4节柜台还是有点少,就又增加了4节。随后,胡阳林又策划了一些促销活动,生意一直做得顺风顺水。
到了2007年年底一盘点,一年的时间,净利润达到了12万,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从2008年开始,胡阳林又在别的超市增加了20节手机专柜,请专人打理,他只负责进货和促销方案的策划。销售额更是节节攀升,一年赚了30多万。2009年,胡阳林又在西郊中原商贸城附近开了个专业的手机卖场,面积达300多平方。胡阳林又制作了一系列的营销方案,并在报纸上和电视台打广告,使得生意一开张就很红火。
2010年春节,胡阳林开着新买的丰田轿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一进家门,母亲就大哭起来,骂儿子没良心……哭够了,母亲又说,其实这几年,胡阳林的父亲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
原来,在胡阳林离家出走不久,胡大贵曾发了疯一样找儿子,后来从熟人那里得知儿子一直在老老实实地打工、做生意,也就由他去了。知子莫如父,他知道他的儿子倔强、好胜,如果他出面帮忙,反而会挫伤孩子的自尊。却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儿子由一个曾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家少爷”折腾出这么一大片事业来。正说着,胡大贵也从外面回来了,看着荣归故里的儿子和“准儿媳”,这个在商海里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却忽然不好意思起来。
毕竟血浓于水,胡阳林和胡大贵前嫌尽释。胡大贵提出,如果儿子需要资金上的帮助,他一定慷慨解囊,但胡阳林谢绝了父亲的好意,表示自己能行。
2010年,随着市场的变动,竞争恶化,手机卖场多了,利润也少了。不过,胡阳林还是没有给对手很多的机会,他坚信没有淡季的市场,只有淡季的营销,策划与营销是最重要的。今年6月,他又同时经营了两个手机卖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事业成功的同时,胡阳林和杜琴童的爱情也瓜熟蒂落,他们的新房早已装修完毕。2010年农历7月7日,胡阳林用新买的丰田越野车,迎娶了自己心爱的新娘。而对于当初父母的安排,胡阳林也给予了充分的谅解。是啊,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孩子的,虽然他们的方式也许值得考虑,但正是父亲的“残酷”,反而成了胡阳林奋进的契机,也正因为如此,胡阳阳完成了一个从“富二代”到“成功商人”的完美蜕变。
(责编/朱茂星)
官二代 第7篇
所谓媒介话语权, 是指媒介在对受众人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1]也就是说, 媒介因其角色享有传播思想、表达意见、监督社会及反映民意的权利, 并且这种话语权是无形的。大众传媒在社会话语建构中拥有不容置疑的主导权, 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 来自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控制成为制约话语均衡的主导力量, 媒介话语权也因此一度沦为“政府代言人”或“经济创收者”。[2]事实上, 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受到了中国社会体制、市场、历史传统的综合影响。中国新闻改革进程的加快以及人们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 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均衡媒介与公众话语权, 这不仅是大众传媒的进步, 也是对国家民主建设的推动。
一、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介多重角色的冲突
哈贝马斯说: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 是大众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 大众传媒自身就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3]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角色非常特殊, 其道德责任和职业责任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 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真实性”、“客观性”、“独立性”与“自由性”, 有助于维护专业自治与权威, 免受外界的干扰, 保护新闻自由, 从而提升职业地位与声望, 使新闻业成为服务公众、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的职业, 起码可以获得“集体心理满足感”。[4]但这种独立自主也能引发媒介的垄断排外, 使新闻媒介倾向于自我保护。也就是说, 如果媒体不能先确立向公众负责而非向政治或经济尽责的角色定位, 那么传媒业将很可能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工具, 这将有悖于新闻业担当“社会守望者”、“正义代言人”的职责。
当前的我国媒体充当着双重角色:首先, 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是社会的舆论工具, 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其次, 媒体又是第三产业, 通过新闻策划, 媒体可以引起轰动, 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媒体, 提高收视率或发行量, 提升其商业价值。前一种角色很可能使媒体获得很少的经济利益, 后一种角色很可能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是维护公民正当信息权利, 还是追逐媒体自身的利益, 扮演不同角色的媒体面临着不同的选择, 尤其在突发公共事件时, 媒介的这种伦理冲突更为明显。
二、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介话语权的失衡
(一) 作为话语权利的主导者, 大众传媒缺乏“公共意识”
大众媒介作为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社会公器, 既要追求自身利益, 也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目标, 为全体公众和公共政策服务。然而, 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 媒介如果不能够为社会不同群体提供话语表达的公共空间, 其权威性与公信力就会引起公众的质疑。2010年10月16日, 发生于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学生生活区的校园“飙车案”, 造成两女生一死一伤的惨剧。事发后的10月21日下午, 央视《法治在线》栏目对肇事案犯罪嫌疑人李启铭的父亲李刚进行了独家采访, 并播发了5分钟左右的李刚痛哭着向全国观众道歉的镜头。但网络上关于“央视是否播放了受害者一家人痛哭的镜头, 做为媒体客观公正的立场何在, 李刚父子是在刻意“包装”和危机公关”的质疑, 显然是对主流媒体主导话语空间的不满。受害者家属也随即表达了“央视只采访肇事方不公平, 他们的道歉里充斥着虚伪”的愤慨, 毕竟肇事者父子的道歉和忏悔在斯人已逝五天后才姗姗来迟, 网友质疑其真实性实属正常。也许只是想让这件事平息下来的央视, 由于没有处理好自身的媒介角色定位, “公共意识”的缺乏最终使得效果差强人意, 无形中导致弱势群体丧失了话语权。
现在, 传统媒体垄断的传播格局已经被打破, 网络已成为重要的舆论场, 原本虚拟的空间也俨然成为现实的监督平台。当公共危机发生时, 民众最先想知道的是事情的真实性, 其次才是追究责任。我们的媒体应该更迅速及时的报道事实, 并坚持全面客观的原则。倘若媒介话语无视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 一味满足曝光的快感, 想必会引发另一场舆论危机, 而我们自身则该更理性一点, 要淡化媒体的主观导引作用, 不要在这种全民娱乐中推波助澜, 仅仅变成我们自身的狂欢。
(二) 媒介以及媒介从业人员过分追求“私权利”, 侵犯了公众话语权
伴随政治因素对媒介话语权指控的日渐宽松和市场因素的大尺度介入, “私权利”在媒介话语权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然而,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期, 媒体习惯性地利用其掌控的媒介话语权优先考虑“私权利”显然是缺乏“公共意识”的表现。[5]发生于2009年5月7日的杭州“飙车案”中, 警方最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招来无数指责, 围绕跑车、富家子的网络热议迅速蔓延。一个富家子弟“飙车”撞死一名名校培养的IT行业精英, 这样的事件理应醒目地出现在杭城各家媒体“杭州新闻”的版面上。但交警部门的模棱两可, 杭州号称发行量位居全球前50家的《钱江晚报》在官方“指示”下的一度失语, 网络删贴下的“新闻封锁”, 使网民愤怒于各大论坛。在事发后第三天终于被“允许”全面开放事件报道之后, 当地媒体又出现了一边倒的舆论风潮, 肇事者成为“众矢之的”。本来一起有助于维系正义, 惩前毖后的事件, 竟会如此失语于新闻竞争几近白热化的杭城媒体, 让人对我们的司法独立与公众的话语权不能不怀疑, 地方保护主义的非法干预, 也加大了危机处理的难度。
这两起肇事案件最终都以双方私下签定民事赔偿协议、解聘律师的方式收场, 媒介的“专业主义权威”也让位于其自身诉求, 舆论不是“一边倒”就是“集体失语”, 这种为谋求媒体自身利益而存在的媒介话语权从根本上违背了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客观性、独立性与自由性”原则, 在侵害了受害者话语权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就像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与D·L肖所认识的那样, 大众媒介在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同时,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可见, 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真实与否, 客观公正与否, 与媒介从业人员自身的阶级立场、价值观念以及新闻价值取向状况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从理论上说, 要防止他治就必须自治, 要排除他律就必须进行媒介自律, 这是各种社会专业的一个共同特征。
事实上, 与西方有所不同, 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主要的形态是服务党、政府和人民, 进行宣传与沟通;其次在在服务人民、社会的基础之上追求事实和真理, 追求新闻客观性, 自由度和社会责任感。[6]这种具有结构层次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是由社会环境塑造而成且自发而现的, 这也是我们必须加快新闻改革进程以及民主建设的根源所在。
(三) 新闻传播环境对媒介话语权的影响导致话语分配不均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 社会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社会阶层结构、传媒竞争与市场资源状况等因素, 都与媒介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从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看, 一个国家中决定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力量是强势阶层, 作为国家和社会传播事业发展主导因素的仍是强势阶层的标准和需求。他们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凭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雄厚势力, 不仅占据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同时具有较强的舆论影响力。因而,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期, 强势群体往往通过对媒介话语权的控制, 在传播信息舆论引导方面形成强大的话语霸。
在河北大学“校园肇事案”与杭州“飙车案”中, 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这些强势群体始终支配着媒介话语权, 受害者在话语语领域里缺乏诉求表达的空间。近几年发生的公共案件, 还有如“躲猫猫案”、“邓玉娇案”等等, 这些让我们曾经都义愤填膺事情的处理, 几乎形成了共同模式:案发、网民关注、维权律师介入、新闻爆料、律师提出法律意见、再度热点、新闻被和谐、律师被谈话、当事人与律师合同终止、家属被失踪、网络论坛被禁止直到被大众遗忘。在这样一个怪圈中, 除了网民、记者、律师一次次的拍案、愤怒与亢奋之外, 反映的更是我们改善新闻传播环境、加强法治建设的迫切需求。
大众传媒作为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特殊产业, 其本身就意味着舆论。而大众传媒被赋予话语权, 是公民让渡出来供媒介使用的。对于公众而言, 媒介给予的信息是预制的, 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充分运用职业技能与具体情境中的各方势力折中、妥协的状况下, 决定哪些事实应该被选择、被接受、被强调、被解释以及被赋予某种意义。[7]此外, 竞争的传媒市场环境以及媒介的价值取向都决定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任何一家媒介都很难做到全面、客观、公正, 完全独立于商业价值。
三、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介话语权重构
(一) 完善制度建设, 形成理性化的社会沟通系统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从基本性质上看, “突发公共事件”多属于人们内部矛盾, 我国现行的社会制度又为避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不可控制的态势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然而, 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政治经济资源, 普通的社会群体在利益和权力的诉求上受到诸多限制, 反馈渠道的不畅, 也会酿成冲突和对抗。
新媒体时代, 中国的传媒业态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网络舆情打破了信息垄断。新媒体的技术革新带来了即时、互动、开放的话语空间, 网络舆论主体的队伍逐渐扩大, 网民表达意愿的意识逐渐增强, 人们表现出更多的对于公平与正义的追求, 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话语失衡。这就需要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关注网络场域、了解舆情, 尊重民意, 要根据公众关注的焦点, 主动设置议题, 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 建立一个开放的舆论坏境, 形成理性化的沟通系统;加强对全局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缺乏“公共意识”, 借用行政权力让媒体“封口”, 只会严重打压、损害社会良知。
媒介批评, 不能简单的等同于限制新闻自由、新闻管制, 来自整个国家的、社会的开放的舆论环境, 对媒介批评的理解与支持, 是媒介与媒介批评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8]这无疑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
(二) 注重公共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实现话语平衡
媒介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必须以降低危机对社会和公众的危害为第一准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院终身教授梅尔文·门彻在他的著名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说:“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应当懂得把事件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来思考, 来发现其原因和结果的重要性。记者不仅要不断发展采访的技巧, 还要扩展对人的理解, 对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的理解。”也就是说, 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和“历史记录者”, 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应当时刻关注事件中“人”的动态与表现, 体现“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一方面是是对人的生存状态和需求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对人的尊重, 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张扬, 即马克思所说的“大些的人, 后者是一种更高的人文精神”。[9]基于人文视阈的媒介批评对于大众传播从业人员在媒介传播中培养健康人格, 关注百姓生计, 可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这是新闻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一个重要角度, 同时也是我们新闻报道的目的所在。
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事发后, 《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调查十大疑点待澄清》的文章, 对肇事者“是否飙车”、“如何入校”、“学校责任”以及“案件如何定性”等问题进行了罗列, 但无关痛痒的报道引来的只是网友“记者绑架政府”的质疑。其实, 新闻媒体除了关注“肇事者”是否应该被追究责任, 是否具有所谓的“特权”之外, 还应该倾注弱势群体的话语诉求, 不能在报道时仅仅充斥着来自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甚至是各类社会名人的声音, 要尽力实现传者与受者以及事件相关者的话语平衡;要避免过分的戏剧化、个人化, 只有这样才可以为事件相关人情感的宣泄、利益的诉求找到一个较好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 从而便于缓解气氛, 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 避免造成相关人心理创伤和心情压抑, 避免事态的恶劣发展。
(三) 合理介入事件, 健全媒介批评、监督机制
媒体可以利用其特殊的机制、制造的舆论影响社会、监督社会, 那么谁又来监督媒体的言行呢?媒体如何行使自己的话语权?监督国家权力的媒介,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其价值取向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公众的利益需求, 因此很有必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的媒体监督机构, 形成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 这应是媒体的立足之本。
现在, 我国也建立了基本的媒介规范准则, 如中国记协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等。我们应该吸取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 建立新闻公评人、新闻评议会制度, 依据新闻专业理念对媒介进行批评, 促进新闻报道规范的形成。
媒介批评的一个功能即社会控制, 其副产品也应该是社会合法化。当然, 西方的“专业主义”具有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语境, 比如说自由的新闻媒介等等。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媒介批评与监督机制, 可谓任重而道远。
(四) 加强媒介素养建设, 提升公共意识
大众传媒的话语权是公众赋予的, 这种话语权的获得及其在传播过程中拥有的与寡, 受制于媒介的角色地位。事实上, 媒介公共意识的缺乏, 会使得媒介主动或被动放弃媒介话语权, 接受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控制。在2009的杭州“飙车案”中, 《钱江晚报》“杭州新闻·热线”版的倒头条是《下班路上, 他被火车撞飞》, 报道了头天下午一位下班的民工在郊外被火车撞死的事件, 而对于富家子弟撞死一个名校培养的IT行业精英的事件, 反而成不了新闻, 当地媒体一度“集体失语”。这种公共意识的缺乏, 只能是传播媒介社会责任意识的淡漠。
为此, 大众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 要为公众提供真实、客观的信息服务, 加强媒介自律, 提升公共服务意识, 这实际上也就是维护媒介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从美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程来看, 作为媒介自律的媒介批评在推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 公众也要利用媒体提高自觉意识, 利用媒介资源的方法和态度, 以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
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 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目标的重要工具, 又是社会文化与娱乐的提供者, 媒介话语以其特殊的权威性、公信力在引导舆论、稳定民心、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此, 在社会话语建构中拥有主导权的媒介在报道涉及公共利益的新闻事件时, 必须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实现媒介多重角色的正常互动以及多元新闻框架的良性竞争与整合, 合理建构媒介话语权, 行使引导正确舆论的神圣职责, 这对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社会危机, 推动我国的民主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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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 王晓珏, 刘北城, 宋伟杰, 译.学林出版社, 1999:35-40.[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 王晓珏, 刘北城, 宋伟杰, 译.学林出版社, 1999:35-40.
[4]谢静.媒介批评: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从新闻专业主义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J].新闻大学, 2004:40-44.[4]谢静.媒介批评: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从新闻专业主义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J].新闻大学, 2004: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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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勤, 丁洁.新闻传播环境与话语权的关系探析[J].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26 (4) :79-83.[7]李勤, 丁洁.新闻传播环境与话语权的关系探析[J].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26 (4) :79-83.
[8]宋双峰.媒介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J].今传媒, 2006 (8) :19-20.[8]宋双峰.媒介与媒介批评的良性互动[J].今传媒, 2006 (8) :19-20.
“官二代”与“一流大学” 第8篇
朱鲜峰从“学术独立”的角度分析这次“战后学术界之首次大论战”，笔者换个角度，只关注这次论战中“一流大学”问题的共识与分歧。这次论战大家“情绪很激烈”，但无果而终。胡适先生也许不会想到，他当时提出的“由政府指定五所大学做到第一等地位”的建议，五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以“九八五工程”的名义在中国大陆正式实施。半个世纪前激烈论战，半个世纪后直接实践。不同的是，胡适画圈的第一等大学是五所。而“九八五工程”一期先是“2+7”所，后补充二十五所，二期又增加几所师范、农业、国防和民族类型的高校。胡适先生由政府指定重点建设一流大学的梦想终于成真，然而，胡适先生，当下的政府和入选大学的校长们所梦想的，即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争取世界学术地位的一流大学之梦是否亦心随所愿了呢？
朱鲜峰一文中涉及季羡林先生对留学生学习动机特别是对“官二代”们的尖刻批评。乍眼一看，似乎与一流大学和学术独立都没有多大关系。这些批评也的确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留学生中，达官贵人的孩子专门替中国丢脸，而且还这么普遍。六十多年前如此，六十多年后涛声依旧。这个世界上，所有做父母的，包括达官贵人，恐怕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做人，最好成龙成凤，这是所有父母的真诚期待。达官贵人们的期待还要更高一些，谁能否认，他们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不重视，不尽心，他们真切地盼望子女成龙成凤，不计成本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优渥予以保障。然而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甚至养出罪犯，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的残酷现实啊。
那么大学组织呢？胡适先生认为，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有一百四十多所，大家都在吃稀饭，一千年也爬不上去。然而，一年前，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刚刚解散的西南联合大学，这所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而办的偏安一隅的大学，尽管资源匮乏，局面复杂艰困，十年间却成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事实上，大学组织的发展，一流大学的建设，与钱多钱少相比，经费配置的合理公正更为根本，也更加紧要。
胡适先生建议“中国应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倾全国之力，只办东京及京都两帝大，到最近十几年才以余力添了几个”。胡适先生留学美国，在私立哥伦比亚大学这一世界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明明认可“美国学术地位经三十年努力，已由学术独立做到领导地位”，却偏偏开出向日本学习的药方，着实怪异。考虑到日本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数量与质量上远不及美国，所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状况。美国的大学体系结构上像个金字塔，金字塔顶端汇聚着的都是放射着璀璨的学术光芒，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卓越贡献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大学各具特色，但绝大多数是私立的。所有这些一流大学不管私立公立都是在自由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自然分化而成的，没有一所是由政府指定，依靠政府非均衡性资源的投入建成的。在美国，有些一流大学“富可敌国”，但它们对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是比较低的。反观国内，状况迥然相异。国内的大学体系也是金字塔形的，但金字塔顶部的所有高校，其优势资源的来源无一不是中央财政拨款以及地方政府或部门的配套资金。金字塔尖上的两所大学，起初三年就分获国家十八亿元拨款，其他“九八五工程”大学分获一亿到六亿元不等的中央财政拨款以及地方政府或部门的配套资金。
世界一流大学是否已经建成不那么容易断定。经十多年非均衡经费的持续投入，在今年二月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北大知名学者张维迎指出，现在大学钱多得流油，每到年底想办法出去花钱买发票。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除此，近些年，国内大学学术造假，诸如上海交通大学“汉芯一号”研发中存在的严重造假和欺骗行为屡见不鲜；“门户之见”与“行政依附”也在日益强化，比如，大学教师的选聘，“土鳖”应聘者本硕博若非皆属“九八五”，是断然不会被录用的。北大学者展立新发现，不知从何时起，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各单位要么争相把各式杰出人才推向领导职位，要么极力把处于领导职位的人举荐为所谓的杰出人才。这么做容易拉来研究项目，容易使项目获得奖励，有助于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最大化。通过排他性的钦定，正常的学术研究秩序被干扰破坏，半公开化的学术裙带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滋长生发。
在我国，民间一直流传“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说法，有开明的达官贵人明明深爱着子女，却故意创设一些磨难情境，通过锻炼以真正培养出子女参与广义社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一流大学好像也是如此，美国政府自然也是希望本国一流大学更高更强更卓越，却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对大学管理的直接参与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不对一般性的教育事务负责，联邦政府主要是通过“购买”大学的特殊服务，如学术产品，基于选优原则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等。另一方面，对这些绝大多数都是私立的一流大学，政府从来“不合作不共建”，始终不曾通过重点建设的方式向特定大学大量投入非竞争性资源，不仅从来不提供任何特殊待遇，还实行着如林一民校长所建议的优先扶持弱小公立学校的发展战略。尽管现在私立大学也开始或多或少获得州政府的一般性经费，但政府公共财政的主要去向却是那些相对弱小的公立大学。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这些公立大学，在政府扶持下，一旦机缘巧合，遇到优秀校长，优秀教师学者，灵感的火花同样有可能成长为挑战传统一流大学的燎原星火。
正因为政府不可能砸馅饼，这些一流大学的校长们，千方百计改善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吸引生源以维持学费收入；千方百计提高科研能力通过竞争力强的学术产品赢得研究经费；当然还包括千方百计争取社会力量筹集资金，特别是占办学经费一半左右的捐赠。教授们向基金会、校友非校友、商业机构等认真介绍从事的研究或教学项目的重大意义，让他们能为支持这样有价值的项目而自豪。学费、研究经费和捐赠都是动态变化的，要维持在这个公正竞争自由流动体系中的地位或者谋求更大的进步，离不开所有大学这份内生性的竞争压力和发展动力，而恰恰是这份内生性的竞争压力和发展动力保障了这些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之林中难以撼动的竞争优势。
“九八五工程”大学表面上只涉及一部分重点高校，却深刻影响着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和变化。“一流大学”建设中政府的行政力量是强势的，在极其不均衡资源的持续投入下，大学之间迅速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金字塔低端的高校，要想实现办学层次及声誉的跃迁，比如超越“二一一工程”高校，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其他“九八五工程”大学想要超越北大、清华，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普遍关切的到底有没有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个问题上，陈吉宁校长的回答颇为含蓄。但四十年代“一流大学”论战的焦点，陈校长却以清华大学十五年的实践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笔者把陈校长的观点概括为：对一个国家而言，“世界一流大学”是体系性产物，不可能独立存在；“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体系性产物，需要紧密协作。由重点建设转向整体提升，这反映了中国一流大学校长教育观念的重大转变，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珍视的理念啊。在笔者看来，“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体系性产物，须臾不可离开公正的竞争，或者说，公正的竞争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比如说，陈校长真诚呼吁摒弃“门户之见”，但“门户之见”的真正破除更有效的利器则在于公正竞争机制的确立。舍弃非竞争性的资源，打破上游资源的垄断，给其他学校学科学者同等的竞争机会。只有其他学校学科学者强大了，国内竞争者强有力的挑战出现了，“门户之见”自然而然就会瓦解。此时，不管是内向型的自主发展，还是外向型的合作协同，才能构成真实切近的压力和动力。否则，要想真正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恐怕也像很多达官贵人教育孩子一样，心有余而事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