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尔指数范文（精选7篇）
泰尔指数 第1篇
1 研究区域的划分、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区域的划分、数据来源
新疆地形的特点是三山夹两盆, 天山以南是南疆, 以北是北疆, 天山东段称东疆, 形成了南疆、北疆和东疆的经济差异。各区域的划分如表1。
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 (2000—2013) 及《改革开放三十年新疆城乡人民生活》 (1978—2008) 。统计年鉴中有缺失的, 利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补充。
1.2 研究方法
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是由泰尔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的, 泰尔指数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 泰尔指数越大, 则表明地区经济差异越大。
Theil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人口作为权重:
收入作为权重:
T表示泰尔指数;i是按某种特征划分的组数, 在这里i=3 (东疆、北疆、南疆) ;Pi是第i组的人口在全疆的人口中的比重;Wi是第i组的收入在全疆的收入中的比重;J是大组内小组的组数;Pij、Wij是第i大组中j小组在该大组中的人口比重和收入比重。
2 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
将1998—2012年新疆15个地州数据依公式计算, 并进行泰尔指数分解, 将区域经济差异划分为地州间、地州内部的差异, 得到相应的泰尔指数值及分解值。结果详见表2。
为了研究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对全疆三大区经济差异的贡献的大小, 定义组间贡献率和组内贡献率。
组间贡献率=组间差距/T
组内贡献率=组内差距/T
新疆区域经济差距组间和组内贡献率见表3。
3 研究结论
通过利用泰尔指数, 对新疆地州间经济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3.1 新疆区域经济差异总体呈现出扩大态势
表2反映了1998年到2012年间新疆泰尔指数值的变化情况。由表2可知, 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变化呈现出波动态势, 并且这种态势变化较为复杂。1998年新疆的经济差异为0.48076, 而到2012年则进一步上升为0.56523。就各个时期段来看, 1998年—2001年间新疆泰尔指数由0.48076上升到0.63635, 这说明在此期间内新疆的区域经济差异是不断扩大的;在经历了2002年短暂下降之后, 2003年—2006年之间又呈现出扩大态势, 泰尔指数由2003年的0.61628, 增长到2006年的0.88176, 2007年又下降为0.77675, 在2008年0.81999的情况下稳步下降至2010年0.44313, 到2012年时间段内又出现波动变化。但是, 从总体来看新疆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
3.2 新疆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力量主要来自地州间经济差异
泰尔指数分解值显示组间差异是新疆区域差异扩大的主要力量。从表2中可以看出, 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组间差异的波动引起区域差异波动;组间差异对新疆区域差异的贡献度呈现出小幅波动的态势。2009年以来组间差异在总差异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 但是, 这丝毫没有改变地州间的经济差异是造成新疆总体差异扩大的主要推动力量。
3.3 组内差异在新疆总差异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
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组内差异的贡献度的变化较为简单, 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态势。从表3看到, 新疆的组间贡献率远远高于组内贡献率;但组间贡献率是递减的, 而组内贡献率却是递增的。由此可见, 全疆三大区经济差异主要是由组间差距造成的, 但组内差距在加大, 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要完成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目标, 不仅要缩小三大区之间差距, 还必须注意缩小三大区域内部的经济差距。
摘要：选取1998—2012年为研究区间, 衡量人均GDP差异作为变量, 以泰尔指数对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程度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新疆三大区域经济差异呈现扩大态势, 组间差异是主因, 而组内差异在占比逐年上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泰尔指数,新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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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指数 第2篇
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对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政府的行政效率明显提高,这都使得公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然而与此同时,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等社会问题比比皆是,就目前看来社会问题呈现出了很强的非均衡性,这严重阻碍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步伐。
目前涉及社会治理水平均衡性的研究较少,王连伟(2015)把社会治理中的非均衡性分为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问题情境的非均衡[1]。本文参考了学者对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的均衡性研究方法,胡志远、欧向军(2007)以人均GDP,农业总产值等四项指标分析了江苏三个区域的差异[2]。于成学(2009)在对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上,基于泰尔指数对五项指标测度得出经济差异有缩小的趋势[3]。兰相洁(2010)运用泰尔指数分析了中国公共卫生均等状况,得出三大区域有不同程度上的不均等,但差异总体上缩小[4]。杨光(2015)设计了五项一级指标,研究表明省际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非均等化现象严重,而且不同指标的非均等化现状及趋势存在明显差异[5]。
借鉴以上研究方法,为了克服单一指标难以全面、完整的反映社会治理水平的差异,根据中央编译局与清华大学(2012)联合发布的“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6]。本文选取了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参与6个指标,应用泰尔指数对2007-2014年间社会治理水平均衡性进行研究,从多层次、多方面对我国的区域总差异、四大区域间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差异及其演变过程进行比较分析。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T.heil于1967年提出,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均衡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分解为组内泰尔指数和组间泰尔指数,是分析区域收入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工具,也被学者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
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泰尔指数=组间差距+组内差距,组间差距反映的是四大区域之间的社会治理水平差距,组内差距反映的是各区域内部的社会治理水平差异。i表示全国各省划分的组数,本文将其划分为四大区域,分别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作为研究单元。j表示全国31个省份,Ri是第i个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Ri,j是第i个地区第j省的社会治理水平。Ni是第i个地区的年末总人口,Nij是第i个地区第省的年末总人口。Ti是第i个地区未加权的组内泰尔指数,表示的是组内社会治理水平差异。泰尔指数越小,社会治理水平差异越小。
2.2 衡量指标
将社会治理分为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参与6个维度。人类发展主要是反映人类生存和生活质量,从人均收入、寿命和教育情况三方面考虑。社会公平用以衡量社会公平程度,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公共服务反映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公平分配情况。社会保障指的是满足特殊群体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安排,可以用基本社会保障、低保标准、社会救助和住房情况来衡量。社会安全是衡量社会治理的重要指标。社会参与反映了社会治理并不是由单一政府,而是通过社会各阶层多元协作完成。这几个指标体现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稳定、参与、透明、自治等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和理念。
3 我国区域社会治理差异测度分析
3.1 全国各区域总差异测度分析
文章选取2007-2014年,以2007年财政收支改革作为起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民政局。根据公式计算得出2007年到2014年全国各省6个指标区域总差异的泰尔指数和区域间差异所占比重,见表1。从2011年以来,六项指标的非均衡性排序是公共安全<人类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参与<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指标的差异性最大,可能是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财力水平相关,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有明显的不同,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差距也很大。公共安全和人类发展均衡性较高,主要是这两个指标反映的是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区域差距很小。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的泰尔指数在2007年到2014年呈现出逐年稳定下降的趋势,说明区域总的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的均衡性在不断提高,尤其是社会保障指标,均衡性有快速明显的提高,这主要是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出台,社会保障进入了“全覆盖”的改革阶段,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公共服务的泰尔指数在2008年一下子提高了24.39%,然后逐年下降。公共安全的泰尔指数先是上升,到2011年到达顶峰0.1966,然后再逐渐下降。社会参与的泰尔指数变化趋势与公共服务类似,2008年有个迅速明显的上升,然后再下降。
总之,2007年到2014年6项指标的区域差异都有缩小的趋势,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产业梯度转移,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启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带动内陆的快速发展,使得沿海与内陆的区域差异逐年缩小。
在全国社会治理总差异的基础上,分析6项指标,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区域间差异占全国区域总差异比重的变化态势。除了人类发展指标,其他5项指标的区域间差异所占比重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人类发展方面,2007年区域间差异比重是13.42%,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9.3%。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的区域间差异比重一直在波动,社会公平比重总体在8%~12%区间内,社会保障比重总体在13%~15%区间内。在公共服务方面,比重值由2007年的9.78%增加到2014年的11.43%。公共安全的区域间差异比重也是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8年来增加3.33%。在社会参与方面,虽然个别年份例外,但总体情况区域间差异的比重也是上升的。总体而言,社会治理的差异主要是区域内的差异,历年来各项指标区域间差异所占比重都小于20%。
2.3四大区域内差异
通过东部地区6项指标比较,发现东部地区2007年差异最大的是社会保障,但之后有了大幅度的下降,随着社会保障的均衡性逐年提高,到2014年差异最大的变成公共服务。总体而言,各项指标的泰尔指数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说明东部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均衡性在不断提高。但是,相比于其他区域,东部区域内部社会治理水平异最大,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省份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很大,政府财政能力、公民福利水平等各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
从中部地区的6项指标总体来看,泰尔指数都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区域内差异最大的是社会保障指标(0.0165),其次是公共服务(0.0142),最小的是公共安全(0.0065)。泰尔指数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公共服务,8年来下降了52%。中部区域内的整体均衡性在四大区域中排在第二,说明中部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均衡性较高。
在2007-2014年西部6项指标间,除了人类发展指标是明显的逐年减小外,其他5项指标都在中间有波动,即便如此,整体而言的趋势仍然是下降的。其中,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泰尔指数较高,原因可能是国家财政支持力度不同,如对新疆、西藏两地国家采取特殊的财政政策,税收优惠、专项资金补贴等。
和其他地区不同,东北地区的各项指标泰尔指数相较于其他地区都很小,并且8年来只有微小的波动,变化并不明显。6项指标相比较而言,差异较大的是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东部地区的社会治理均衡性在四大区域中最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个省份的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类似。
总而言之,比较四大区域的各指标综合情况,东部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差异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然后是中部地区,社会治理水平均衡性最高的是东部地区。分析各个指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差异性最高,公共安全的均衡性最高。
4 结论
基于泰尔指数对2007-2014年的社会治理水平6项指标差异程度及其变化态势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在2007-2014年间,社会治理的6项指标都呈现出区域均衡性逐年提高的趋势,其中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衡性提高速度最快,但这两项的差异在所有指标中仍是最大。②社会治理水平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社会治理水平差异贡献的,这几年来,区域间的差异贡献度在不断增加,但所占比重都不超过20%。③分析四大区域内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差异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然后是西部地区,排在最后的是东北地区,社会治理水平的均衡性最高。
摘要：基于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2007-2014年的区域社会治理水平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设计了人类发展、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参与6个测度指标。研究表明六项指标的差异均有缩小的趋势,其中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两项指标的差异度较大。全国的社会治理水平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内的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差异最大,其次是西部和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差异非常小。
关键词：社会治理,泰尔指数,多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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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指数 第3篇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西北5省(区)的旅游业取得了较快发展,但其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旅游资源未得到深度开发,旅游接待能力有限,旅游经济发展与其它区域还有一定的差距。图1展示了1996—2005年西北5省(区)近十年旅游收入与其它个别省份的对比。
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7—2006年。
1 测度指标的选取
旅游总收入可以测度一个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规模和总产值,也可衡量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的大小,但是每个地区的旅游总收入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旅游资源丰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如果单纯比较旅游总收入的大小,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区域间旅游经济差异的实际状况,因此本文采用旅游总收入占GDP的百分比作为主要测度指标。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指标,主要分为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绝对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区域等级的水平差异,其变动趋势主要受旅游接待人数和人均旅游消费水平的影响。相对指标则反映区域间相对旅游经济的差异,体现区域差异的内在性,其变动趋势不但受到区域旅游经济变化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既选取了绝对指标又选取了相对指标来衡量西北5省(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变化。
1.1 绝对指标
极差:R=Ymax-Ymin。式中,Ymax为西北5省(区)中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最大的省份,Ymin为西北5省(区)中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最小的省份。
标准差:undefined。式中,yi为西北5省(区)中各个省(区)的旅游总收入在GDP中的比重,undefined为西北5省(区)的旅游总收入在西北5省(区)总GDP中的比重。
1.2 相对指标
相对极差:RHL=Ymax/Ymin。
加权变异系数:undefined。式中,Xi为西北5省(区)各省(区)的旅游总收入,x为西北5省(区)的旅游总收入。
2 测度方法
为了对西北5省(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进行分析,本文采用了泰尔指数,它比基尼系数、阿特金森尺度等描述地区间差异(或不平等度)的指标更好,符合我们的要求[9]。泰尔指数越大,则表明区域旅游经济差异越大。其计算公式为:undefined组间差距+组内差距。式中,T为西北5省(区)泰尔指数, 为按某种特征划分的组数,Ni为第i组的GDP在所研究区域中的比重,Wi为第i组的旅游总收入在所研究区域的比重,Ti为未加权的组内的泰尔指数,∑Ni*Ti为加权组内泰尔指数。为了研究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差异作用的大小,定义组间贡献率和组内贡献率,组间贡献率=组间差距/T,组内贡献率=组内差距/T。
3 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分析
3.1 测度指标的分析
首先,从图2中绝对指标极差和标准差来看,西北5省(区)的旅游经济极差以2001年为分界点分为两个时期:1996—2001年一直处于增加状态,但增加速度相对缓慢;2001—2004年一直处于降低趋势,到2005年又有明显增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2001年之前由于各省(区)对旅游业重视程度和旅游资源开发程度的差异,该阶段的差异处于不断增大的趋势;2001年之后西北5省(区)受西部大开发和国家优惠政策的影响以及对旅游业认识观念的转变,旅游经济都有较快的发展,该阶段的极差有所降低。西北5省(区)的旅游经济标准差总体上以1999年为分界点分为两个时期:1999年之前处于波动状态,从1996年的2.4148下降为1997年的2.3912,之后又上升为1999年的2.6227,总体趋势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这说明在1999年之后,旅游经济在西北5省(区)GDP中所占比重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从侧面反映了旅游经济对GDP贡献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7—2006年。
其次,从图3中的相对指标相对极差和加权变异系数来看,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的相对极差变化有升有降:1996—1997年有所增加,1998年有所下降,1999年又有所上升,此后总体处于下降趋势。1999—2000年下降幅度最为明显,达到52.13%。加权变异系数的变化相对简单,除了1997年和2000年与以前年份相比有微弱的增加之外,其总体趋势处于下降状态。这说明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在相对指标上除个别年份有波动之外,整体差距逐渐缩小。
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7—2006年。
3.2 泰尔指数测度
泰尔指数:从表1可见,无论GDP权重还是旅游总收入权重,泰尔指数的数值都在0.5左右,特别是GDP权重的泰尔指数有些年份甚至高达到0.7以上,这说明西北5省(区)的旅游经济总体差异较大。
首先,从图3中GDP权重泰尔指数的分解来看,泰尔指数从1996年的0.77668下降到了2005年的0.622998,总体下降率为19.787%。进一步分析发现,1996—1997年泰尔指数的下降最为明显,从1996年的0.77668下降到1997年的0.648911,下降了16.45%,在所有相邻年份中下降最为明显。在1997年之后到1998年有微弱上升,1998年之后除了2003年有低微的上升之外,总体趋势一直处于下降。从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来看,组内差距的变化与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组间差距与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处于相反状态。这说明GDP权重泰尔指数主要是由组内差距引起的,组内差距的变化趋势决定了西北5省(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趋势。
其次,从图4中旅游总收入权重泰尔指数的分解来看,泰尔指数从1996年的0.494228上升到2005年的0.554422,总体上升率为12.18%。进一步分析发现,1997—1998年的泰尔指数上升最为明显,从1997年的0.492317上升到1998年的0.521955,上升了6.02%,在所有相邻年份中上升最为明显。1996—1997年泰尔指数有所降低,此后一直上升,直到2003年由于SARS的影响使各地的旅游经济普遍不景气,缩小了各个区域旅游总收入的差距,因此泰尔指数有所降低,此后仍一直处于增加趋势。从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看,组内差距的变化趋势与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一致,而组间差距的变化与泰尔指数的变化则相反,这说明旅游总收入权重的泰尔也主要是由组内差距引起的。从旅游总收入权重泰尔指数来看,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的差异除了个别年份的波动之外,总体上处于增加趋势。这说明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在旅游总收入上的差异处于低微弱的增加趋势。
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的贡献率:从表2可见,不论从GDP权重的泰尔指数还是旅游总收入权重的泰尔指数分解来看,组内差距贡献率都大于组间贡献率。这说明不论从GDP角度还是旅游总收入角度,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的差异主要是由组内差距引起的,组内差距在区域旅游经济差异中处于主导地位。
首先,从图6中GDP权重泰尔指数的组内贡献率和组间贡献率变化趋势来看,组内贡献率从1996年的77.6698%增加到2005年的96.8738%,增加了19.204%;1996—1997年组内贡献率的变化趋势有所降低,到1998年有明显增加,此后除了1999年和2003年与前面的年份相比有降低之外,总体趋势处于增加。组间贡献率的变化趋势总体上与组内贡献率相反,1996—1997年增加,此后除了1999年和2003年之外总体上一直处于降低趋势。这说明组间差距在区域旅游经济差异中的贡献总体上处于降低趋势,而组内差距则总体上处于增加趋势。
其次,从图7中旅游总收入权重泰尔指数的组内贡献率和组间贡献率变化趋势来看,组内贡献率从1996年的69.7858%上升到2005年的96.6702%,上升了26.8844%;1996—1997年组内贡献率的趋势稍有降低;1998—1999年有明显增加,变化幅度在所有相邻年份中最为明显,达到了22.4552%,此后组内贡献率一直处于增加趋势。1996—1997年组间贡献率的变化趋势虽然稍有增加,但1997—1998年有明显下降,下降幅度达到了22.457%,在所有相邻年份中变化最为明显,此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旅游总收入权重的组内贡献率和组间贡献率变化可见,组内差距在旅游总收入权重的旅游经济区域差异变化中的作用逐渐增加,而组间差距在该变化中的作用逐渐降低。这说明造成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的差异主要是由区域中每个省(区)自身的差异造成的,而区域各个省(区)之间的差异处于次要地位。
4 结论
依据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西北5省(区)1996—2005年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基本结论:①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总体趋势是:GDP权重的旅游经济差异变化除个别年份有波动之外,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旅游总收入权重的旅游经济差异变化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省(区)旅游经济的总收入差距在逐渐增加。但旅游经济在西北5省(区)中,不同省(区)的GDP发生了变化,旅游经济的GDP贡献率在西北5省(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②分析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变化的总体差异可见,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各省(区)区域内部的差异,区域间的差异在总体差异中处于次要地位。③在总体旅游经济差异的贡献率中,不论是GDP权重还是旅游总收入权重,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而且这种趋势在1998年之后变化更为明显。虽然个别年份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和前面年份相比有所降低,如GDP权重的1997年和2003年以及旅游总收入权重的1997年和1999年的区域内贡献率比前面相邻年份都有所降低,但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仍大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④西北5省(区)区域旅游经济差异变化呈现上述特征主要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可进入性、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以及地方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程度等密切相关。
摘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种现象。利用旅游总收入和及其所占GDP的百分比2个测度指标,采用泰尔指数对1996—2005年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1996—2005年GDP权重的泰尔指数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而旅游总收入权重的泰尔指数处于微弱的上升趋势,不论何种指标权重由组内差距造成的差异在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差异中处于主导地位。
关键词：西北5省(区),旅游经济,泰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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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指数 第4篇
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从世界或者国家层面对碳生产率进行分析,如Beinhocker等研究了到2050年为实现CO2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50%的目标所需要的碳生产率提高的倍数以及应采取的措施[1]。Blair和气候小组基于碳生产率和其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走出困境的建议[2]。Kim对韩国碳生产率进行了研究,得出韩国为了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若GDP增幅维持在4%,则该国的碳生产率年均增幅必须达到4.85%[3]。诸大建认为,当前提高碳生产率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而并非走绝对减排的发展道路[4]。何建坤等对全国碳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和提高碳生产率途径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更是将提高碳生产率视为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核心[5]。国内学者从区域角度对碳生产率进行的研究还很少,因此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测算了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碳生产率的泰尔指数,对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进行了分解,提出了我国减少CO2排放的对策。
1 区域碳生产率测算
碳生产率是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数量与同期CO2排放量之比,等于单位GDP CO2排放强度的倒数,反映了单位CO2排放所生产的经济效益[1]。碳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可用来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成效。本文的GDP数据采用以1995年为基年进行调整后的GDP数据,其中GDP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调整为可比价格。受数据资料限制,本文选择1995—2010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的我国30个省区(西藏除外)的煤炭、焦炭、各类石油、天然气等8种实物的消费量进行计算,利用《2006 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6]中各种类型燃料的碳排放因子,可测算出我国各省及三大区域1995—2010年的碳排放总量。
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结合长期演变形成的特征,可将我国大陆区域整体上划分为三大经济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2个省(自治区)。由于西藏地区数据资料的限制,因此本文未包括西藏。我国东、中、西部碳生产率计算结果见表1。
从各省的情况看,2010年全国碳生产率最高的是广东省,为2.0698;最低的是宁夏,为0.2276,全国平均水平为0.9940。1995—2010年,大部分省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只有海南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山东省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而西部地区各省份上升的趋势并不明显。从表1可见,在碳生产率的数值上,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中部和西部的碳生产率均小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说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最好。在碳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方面,中部地区最快,年均增长速度为5.1%;东部地区第二,年均增长速度为4.3%;西部地区最慢,年均增长速度为3.3%,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较好,随着经济越发展,单位碳排放增量带来的GDP增量越大。从时间趋势看,三大地区碳生产率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趋势,东部地区表现较明显,1995—002年为迅速上升阶段,2003—2005呈现下降趋势,2006年开始有所反弹。西部地区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但没有东部地区波动幅度大;中部地区下降趋势不明显,波动幅度较小,总体呈上升的趋势。
2 区域碳生产率差异性分析
泰尔指数[7,8]最早是由荷兰著名经济学家Theil H于1967 年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的不平等性,最初是衡量个人之间或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指标。泰尔指数是一种具有空间可分解性的区域差异分析方法,可用来分析区域总体差距、区域间差距以及区域内差距的变化,在区域研究中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泰尔指数与其他度量差异的方法相比较,最大优点在于它可细分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该数值越小,说明区域间不均衡程度越小。本文以泰尔指数来测度中国碳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对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反映区域碳生产率差异的泰尔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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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fined
undefined
T1=GDPe×ln(GDPe/CEe)+GDPm×ln(GDPm/CEm)+GDPw×ln(GDPw/CEw) (4)
T2=GDPe×Te+GDPm×Tm+GDPw×Tw
(5)
T=T1+T2 (6)
式中,TE、TM、TW分别表示东、中、西部地区泰尔指数;T1、T2分别表示反映区域间和区域内碳生产率差异泰尔指数;T是反映中国区域碳生产率差异的总泰尔指数;GDPi表示第i省GDP占全国GDP的比例;GDPe、GDPm、GDPw分别代表东、中、西部GDP占全国GDP的比例;CEi表示第i省碳排放总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例;CEe、CEm、CEw分别代表东、中、西部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比例,以上所列公式可看作是以GDP为权重计算泰尔指数的公式。根据式(1)—(3),我国东、中、西部地区1995—2010泰尔指数计算结果见表2。
2.1 三大地区碳生产率泰尔指数分析
比较三大地区的泰尔指数(表2)可见,三大地区的泰尔指数呈现不同的特征。东部地区呈明显下降趋势,地区内部碳生产率差异在不断缩小,尤其是在1997年之后其数值明显小于中、西部的数值,说明东部地区内部的碳生产率差异最小。中部地区泰尔指数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其数值在2004年之前一直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碳生产率差异较大,2004年之后开始下降,小于西部但仍大于东部。而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却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表明地区内部碳生产率的差异在扩大。结合碳排放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可见,东部地区1995—2010年平均以47%的碳排放量生产61%的地区生产总值,东部地区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最高;而中部地区平均用31%的碳排放量生产23%的地区生产总值,西部地区平均用22%的碳排放量生产17%的地区生产总值,说明中西部地区内部碳生产率差异较东部地区大。一方面表明,中西部地区内部GDP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表明,中西部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低,CO2排放较多。
2.2 碳生产率区域总体差异分解
为了更方便地反映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碳生产率差异对全国总差异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三大地区间以及三大地区内部碳生产率差异对全国差异的影响。衡量总体碳生产率差异的泰尔指数为:
T=T1+T2=T1+GDPe×Te+GDPm×Tm+GDPw×Tw (7)
式(7)两边同除以T,则上式变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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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式(8)中,T1/T为地区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分别为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贡献率的大小反映了该因素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三大地区内部与三大地区间差异对全国区域碳生产率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计算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碳生产率总的泰尔指数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碳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自2006年以来,数值有所下降,表明区域之间的差距开始呈现缩小的趋势。碳生产率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地区内差异带来的,但历年来地区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数值较稳定,波动不大。在地区内差异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布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较小,且两者贡献率日益接近,到2008年中部和西部的贡献率已基本相等,但2009年以后西部贡献率已超过中部贡献率;而东部地区差异贡献率历年来均在40%左右,且较为稳定,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则是导致地区内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引起中国区域碳生产率总体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地区间差异贡献率较小,保持在20%左右,但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地区内和地区间差异的数据说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针对各地区经济政策的不断出台,使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差距缩小,但区域间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由此可得出结论,我国区域碳生产率的总体分布差异主要是由地区内差异引起的,而地区内差异又主要来自东部地区差异。
3 结论与建议
全国大部分省份碳生产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各省份上升的趋势不明显,海南却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山东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三大地区碳生产率数值依然呈现出东、中、西逐次递减格局。但在碳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上,中部地区最快,年均增长速度为5.1%,东部地区年均增长速度为4.3%,西部地区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3%。运用泰尔指数测算了我国三大区域碳生产率泰尔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碳生产率表现出明显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在不断缩小,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先大后小,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我国区域碳生产率的总体分布差异主要是由地区内差异引起的,而地区内差异又主要来自东部地区差异。地区间差异贡献率较小,保持在20%左右,但近年来呈上升趋势,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总体上在不断扩大,对未来我国碳生产率差异的变化趋势会产生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地域差异性,决定了地区碳排放量和碳生产率的差异性。为了实现我国2020年减排目标,必须制定相应的地区政策。对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应做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淘汰落后产能;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产品能耗;逐步降低高耗能行业的比重,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对能源禀赋条件较好、节能潜力较大,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要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建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避免这些地区依靠高能耗来换取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能源消费税收政策,使能源价格能够反映能源开发利用及环境治理成本。通过财政及税收手段,鼓励地区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产业,以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
参考文献
[1]Beinhocker E,Oppenheim J,Irons B,et al.The Carbon Productivity Cha－llenge:Curbing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EB/OL].http://www.mckinsey.com/mgi.Nov.2008.
[2]Blair T.The Climate Group.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A Global Dealfor Our Low-carbon Future,Report Submitted to the G8 Hokkaido ToyakoSummit,June 2008[EB/OL].http://www.cop15.dk/NR/rdonlyres/64EB28CF-9665-4345-AB53.
[3]Kim Won kyu.Current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ofKoreas Carbon Productivity[EB/OL].http://kiet.re.kr/UpFile/newsbrief/1266304157908.pdf,Jan,2010.
[4]诸大建.绿色GDP时代的(碳生产率)[EB/OL].http://www.ipcc.cma.gov.cn/,Nov,2009.
[5]何建坤,苏明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下的碳生产率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10)∶42-47.
[6]IPCC.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M].Japan:IGES,2006.
[7]Theil H.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M].Amsterdam:North HollandPublishing Co,1967.
泰尔指数 第5篇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教育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教育保障方面,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大, 自2012年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持续保持在4% 以上。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及农村贫困地区的招生力度,2014年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2013年增加11. 4% ,圆满完成 《政府工作报告 》 提出的10% 以上的目标。
虽然我国政府对国民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教育不公平,教育资源配置与结构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方法分析来测算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区域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度。
2基于泰尔指数测算方法的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区域差异分析
现运用泰尔指数的测算方法,来研究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程度。设E、M、W分别表示东部、中部、 西部三个地区,IE、IM、IW分别为表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泰尔指数,代表三个地区的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根据泰尔指数的定义及公式,得到:
其中,yi为第i省区的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xi为第i省区的人数,yE、yM、yE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xE、xM、xW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总人数。得到区域内差异的指标:
区域间差异的指标为:
其中,yT为全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总额,xT为全国总人数。
进一步可以得到总的差异指标为:
进一步考察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情况,根据上式可得:
其中,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这三者总和即为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贡献率的大小表明了该因素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
根据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泰尔指数公式,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对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泰尔指数来源分布的地区差异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各个省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例作为相对指标衡量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更合适一些。
资料来源:2003—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地区内差异。2002—2013年中部地区内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整体趋于平稳。在东部地区内,2002年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泰尔指数为0. 2263,说明东部地区内的地方教育支出水平地区分布差异较大,到2004年泰尔指数下降41. 82% ,说明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不均衡有所缓解,2006年同2004年相比,上升了14. 78% ,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差异有所扩大。2006—2008年,东部地区内差异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趋势,2009年、2010年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出现短暂的上升,2011—2013年,东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尽管2013年相对2012年差异稍微有所上升。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总体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2002年的泰尔指数为0. 2577,到2005年上升了24. 72% 。2006年相比前一年下降了7. 78% 。2007—2009年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较小幅度的上升,2010— 2013年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分别上升了6. 68% 和下降了25. 56% 。整体上分析,地方财政教育支出西部地区内差异大于东部地区内差异,中部地区内差异最小。
总体差异及差异分解。2002—2013年,地区内差异与地区间差异二者的泰尔指数趋势变化基本一致。其中2002—2005年,地区内差异呈上升变化,上升了16. 054% 。 2006—2008年,地区内差异下降,2008年同2002年相比, 上升了11. 026% 。2009—2013年间,地区内差异下降。 2009—2013年,地区间差异逐渐在缩小,2013年同2002年相比,增长幅度为48. 767% 。整体上分析,地区内的差异明显大于地区间的差异,说明全国地区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总体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的差异,同时从差异贡献率来看,地区内明显大于地区间。
3结论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测算方法,分析了2002—2013年间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区域差异,并对总体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差异进行分解,得到了以下的基本结论:
第一,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作为衡量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地区内部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显然大于地区间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即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部的差异,地区间差异只构成总体差异的小部分。在地区内差异中,西部地区差异大于东部地区差异,中部地区差异最小。
第二,在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中,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远大于地区间的差异贡献率。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基本在90%以上,这也表明了全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来源于地区内部的差异。在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中,东部地区差异贡献率变化趋势与西部地区差异贡献率变化趋势呈相反的态势。中部地区差异贡献率最小,基本处于10%以下。
参考文献
[1]谢维和.中国的教育公平与教育发展:关于教育公平的一种新的理论假设及其初步证明(1990-2005)[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泰尔指数 第6篇
“ 十二五” 时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关键时期。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推动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发展对全面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地拥有健康维系等民生福利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也是新时期医疗卫生领域改革发展的核心要义。
2009 年4 月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下简称新医改) 确立把“促进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 提出要以公益性为导向, 通过深化医疗卫生领域的各项改革, 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 以不断缩小不同民众间医疗与健康服务的差距。
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围绕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詹祥基于多维结构视角对江苏省公共卫生均等化进行了研究;吴欣对我国社区医疗服务财政投入方面的公平性进行了分析;邹卉采用Lorenz和基尼系数对南京市卫生资源进行了评价。
上述研究都很有价值, 但大多是从单一方面对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进行研究, 事实上医疗卫生服务现状受到多方面的因素所影响, 因此单一视角的研究难以体现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内涵。构建泰尔指数模型, 从政府投入、卫生资源、人力资源多个角度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进行研究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正文
新医改以来, 浙江省卫生事业发展总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各项医疗卫生发展指标显著增长, 但应清晰地看到, 在长期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 浙江省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不均衡问题也日益突出。
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之一, 浙江省公共卫生服务的不均等状况不仅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不相适应, 且也不利于浙江省实现新时期战略发展目标的要求。 在《浙江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2011~2015) 规划纲要》 (简称“十二五”规划) 中提出 “十二五”期间浙江省加强以全面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 提高医疗服务均等化水平,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打造“平安浙江”。
浙江省下辖杭州、宁波、温州、绍兴、湖州、嘉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11 个城市, 从地理分布来看, 可分为浙西南地区与浙东北地区。 本研究通过2007~2013 年11 个城市的平均政府财政投入、每千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每千人卫生机构人员数、死亡人数等指标来体现医疗卫生服务现状, 并对以上数据进行描述统计比较, 见表1。
表1 数据中政府财政投入指的是该地区总投入/地区城市个数, 为该地区平均每座城市政府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从以上数据分析, 近几年浙东北地区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一直大于浙西南地区。浙东北地区每千人所能拥有的卫生物力与人员资源也高于浙西南地区。上述内容可以说明浙江省各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着相对不公平现象。
(一) 泰尔指数模型
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是由泰尔于1967 年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公平而产生。 泰尔指数可以将总体不公平分解为T1 组内差异与T2 组间差异, 且可以计算各部分差异对泰尔指数的贡献率。 T总体差异值越大表明越不公平, 所以本文选用泰尔指数模型对浙江省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分析。
(二) 指标变量与数据来源
各类指标变量与数据均来自于2007~2013 年 《 浙江省统计年鉴 》 与各市统计年鉴。 为了更好地分析差异因素, 本文将浙江省11 个城市分为浙东北与浙西南, 浙东北包括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浙西南包括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台州。 本文将医疗机构床位数指标作为卫生物力投入指标; 医疗机构卫技人员数指标作为卫生人力投入指标; 年死亡人数指标作为评价卫生服务质量指标。
(三) 结果分析
建立泰尔指数模型, 计算11 个城市的政府医疗卫生投入、 卫生物力投入、卫生人力投入、卫生服务质量4 个指标的泰尔指数。 详细计算结果见表2。
(四) 政府财政投入分析
从总体上看, 2007~2013 年期间浙江省政府财政卫生投入的泰尔指数总体上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这表明浙江省政府对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的日渐重视, 随着财政投入的不断加大, 使全省政府财政投入的卫生均等化程度不断改善。
从地区财政投入的均等化程度来看, 浙东北地区财政投入的泰尔指数基本与全省的财政投入的泰尔指数成正相关。但是, 浙西南地区财政投入的泰尔指数均值明显小于全省与浙东北地区。这说明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浙东北地区在财政投入的不平等程度反而要高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浙西南地区。
(五) 卫生物力投入分析
浙江省卫生物力投入均等化指数除了2009 年以外, 呈逐步下降的趋势。浙东北地区相对浙西南地区卫生物力投入均等化指数总体偏高, 但2007 年至2013 年浙东北地区卫生物力投入均等化指数持续降低, 而浙西南地区指数持续升高。 这说明全省以及浙东北地区的卫生物力投入不平等现象在逐步改善, 而浙西南地区物力投入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
(六) 卫生人力投入分析
浙江省卫生人力投入均等化水平近几年基本持续保持一个水平, 2009 年均等化指数0.03332 为2007 年至2013 年中最高。浙东北与浙西南地区卫生人力投入指数也基本保持在0.02 与0.003 左右, 浙西南地区卫生人力投入均等化水平优于浙东北地区。 总体上浙江省与各地区卫生人力投入不平等情况近几年基本保持不变。
(七) 卫生服务质量分析
浙江省及浙西南的卫生服务质量均等化指数在2008 年与2012 年都出现了较高点, 浙东北地区基本上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2013 年均等化指数最高为0.00821。 说明浙江与浙西南在2008 年与2012 年分别出现了两次卫生服务质量均等化较差的现象, 而浙东北卫生服务质量不公平程度近几年有所加剧, 应该引起重视。
三、结论
(一) 明确政府财政投入的主体地位
增加财政对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 逐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经费保障机制, 提高重大疾病预防控制能力。 基于浙江省及各地区政府财政投入泰尔指数的分析, 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区域卫生投入的主体地位, 保证区域经济发展与政府卫生投入基本一致, 使不同地区卫生投入水平得到均等化和统筹化的发展。
(二) 合理分配卫生资源
建立全省医疗卫生资源均等化配置模式, 不断改善现有的卫生资源区域布局。特别要重视的浙西南地区的物力投入与浙东北地区的人力投入, 以缩小全省不同地区的卫生资源发展差距, 提高卫生资源分布的合理性和利用效率。优化浙江省医疗资源地区分布, 尤其要注重对经济发展迅速及经济薄弱地区的卫生人力资源培养和人才引进正常扶持。
(三) 逐步改善卫生服务质量
首先应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建立以患者服务满意和医疗质量为核心的公立医院考评制度。其次重视区域卫生服务的市场发展, 努力建立医联体等发展模式, 从而不断提高浙江省卫生服务质量。 各医疗机构应坚持以病人为中心, 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 以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为出发点, 通过改善环境、 优化流程、提升质量、保障安全、促进沟通等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参考文献
[1]詹祥, 陈浩.基于多维结构视角的区域公共卫生均等化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2 (11) .
[2]吴欣, 许仁丹.我国社区中医财政投入的公平性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视角[J].中国卫生经济, 2014 (06) .
[3]邹卉, 胡万进, 刘蕾, 徐璇.南京市2012年卫生资源配置现状及公平性研究[J].医学与社会, 2014 (04) .
[4]金音子, 候志远, 岳大海, 孟庆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改善农村居民疾病经济负担的公平性状况的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 2014 (03) .
[5]李顺平, 孟庆跃.卫生服务公平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5 (03) .
泰尔指数 第7篇
从某种程度上,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化的研究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拓展和应用。影响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发展的原因多种多样。张向前、欧阳钦芬[2]从理论上提出了海洋经济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资本、技术、结构变化及制度安排等,除上述因素外,马雯月[3]认为金融要素与管理要素也是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狄乾斌、韩增林[4]则运用复合生态系统场力分析框架,提出海洋资源环境系统是影响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其基础上,常玉苗[5]通过面板数据实证得出海洋产业规模、港口及政策因素对海洋经济发展影响显著。纵观既有文献不难发现:目前关于海洋经济发展差异化的文献并不多;已有研究不仅分析依据和重点各有侧重,而且基本是采用定性描述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区域差异分析鲜有涉及。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基础上,将沿海省份划分为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泛珠三角三大区域,首先进行海洋经济发展的泰尔指数计算,分析我国海洋经济的区域差异现状;为了使实证结果更有说服力,结合11省的动态面板数据,探索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化的形成因素,进而提出协调发展海洋经济的政策建议,试图对目前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研究做一点补充。
1 海洋经济区域差异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1.1 泰尔指数
泰尔指标由泰尔根据信息理论中的总熵概念发展而来,主要分析个体之间的差异性。通常,泰尔指标值越大,则个体之间差异越明显,反之亦然。由于可分解特性,泰尔指标可以把整体差异分成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内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
根据研究内容,本文选取人均海洋经济产值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研究对象。海洋经济泰尔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将沿海11个省分成3个区域(即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泛珠三角区域),每个区域分别设为Qj(j=1,2,3)。设hi是第i个省的海洋经济生产总值(i=1,2…11),Hj是区域Qj的海洋经济生产总值,H是三大区域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之和;pi是第i个省的人口,Pj是区域Qj的人口,P是沿海地区总人口,则泰尔系数可以定义为
第一步:计算区域内的差异Tw。
第二步:计算区域间的差异Tb。
第三步:计算总体差异T。
根据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泰尔指数可以按区域内的差异和区域间的差异进行分解,即总体差异可以写为
泰尔指数的大小表明所考查范围内各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差异性的大小,并且利用泰尔指数的时间序列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年份差异变化的动态过程[6]。根据历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采用上述步骤,得到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1中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
1.2 泰尔指数
基于表1的泰尔指数结果,可得沿海地区泰尔指数的历年动态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总体上,1996—2011年,沿海地区泰尔指数由2004年之前(包括2004年)的逐渐扩大转变为自2005年开始逐步缩小,说明这一阶段内我国海洋发展区域差异呈现出近似于倒“U”形的形态,这一现象符合威廉姆逊的倒“U”形理论。从对沿海地区总体差异的贡献率看,区域内的差异一直大于区域间的差异:1996—2011年区间差异的平均贡献率为5.24%,而区内差异的平均贡献率为94.76%,这点和李彬等[7]的结论相同。
根据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得出三大沿海经济区域的泰尔指数,如图2所示。具体来看,长江三角洲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差异最大,环渤海区域次之,泛珠三角区域的差异最小。动态地看,1996—2009年间三大区域泰尔指数总体均表现为振荡式下降趋势,且环渤海和长三角洲区域变化趋势较为明显,2009年之后三大区域泰尔指数均趋于相对稳定状态。
根据以上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可知: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更主要的表现在省级行政区间的差异上。鉴于此,本文认为研究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区域差异以及形成因素,基于省级行政区间的研究更能体现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差异的实质。
那么,海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及存在的形式是什么呢?
2 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随着我国海洋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产生了海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化现象。我国是一个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大国,造成各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化的因素多种多样,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也纷繁复杂。由泰尔指数分解结果可知,区域内海洋经济发展差距对总体差距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区域内各省的实际情况,将影响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化的因素归纳如下:
2.1 内部因素
2.1.1 自然基础
自然基础是影响海洋经济增长差异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仅影响各个省海洋经济的投入结构,而且还会影响其产出结构。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形成的各类海洋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称[4],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海洋经济就是资源经济,我国海洋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使各地的海洋经济各具特色,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利用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在竞争中就能处于有利地位,反之,自然基础恶劣则会阻碍海洋经济的良好发展[8]。
2.1.2 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影响海洋经济增长差异化的基本因素之一。经济基础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总量上,而且以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为代表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别也很大。随着海洋产业的不断发展,海洋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设备仪器的融资压力,海上自然环境和竞争环境等的不确定性,均使海洋经济面临巨大的风险。而良好的经济基础可以提供多样化的支持,为海洋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以满足海洋经济活动中不同层面的经济需求。同时,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经济越发达对发展海洋经济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但我国沿海各省经济基础不尽相同,因此可能会出现“马太效应”,导致海洋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加剧。
2.1.3 科技水平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于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海洋经济的特殊性,海洋开发对技术的要求更高,科技进步不仅能降低海洋开发成本,优化海洋产业结构,而且能放大生产力各要素功能的乘数作用。同时,科技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由于沿海各省政府对科技投入及吸引人才战略不同,根据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科技进步对沿海地域海洋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会有所差异。
2.2 外部因素
2.2.1 政府政策
政策因素也是影响海洋经济差异化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定时期内制定的海洋经济发展政策,其本质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如果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效果显著,则可以有效地解决海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促使海洋经济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东部沿海省市享有比其他省市更加优惠的政策,具有相对完善的制度环境、信用环境和法制环境等,从而更加有利于这些省市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并导致海洋经济差异性扩大。
2.2.2 投资水平
资本投入是直接影响经济产出的一大因素,一个地区的资本数量除了当地自身的资本积累外,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所带来的资本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投资反映的是当年的资金投入情况,它是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8]。通过乘数作用,投资会对该地区的技术、资本、劳动力等产生积极的影响,推动海洋经济向前快速发展。资本投入差异是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重要贡献因素[9],因此随着各省投资情况的不同,海洋经济发展也会有所差异。
3 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化形成因素实证分析
3.1 计量模型
基于上述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本文参考和借鉴温涛等[10]的思路,引入了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得出包括金融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海洋经济生产函数
其中,Y代表总的经济产出,K是总的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F代表金融发展水平,T代表科技水平。参考温涛等的研究,对劳动投入加一个变量限制,从而有
令n=(L)θ,表示海洋经济的最大生产能力,此时一旦达到最大劳动容量,海洋经济就面临恒定的规模收益,海洋经济总产出取决于投资水平、金融发展和科技水平,即
对式(7)取全微分,即
在式(8)中,对于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本文选取涵盖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3个变量,即信贷存量、股票筹资额以及保费收入作为衡量各省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分别用HB、ZQ和BX表示),即金融发展水平是这3个变量的函数:
同样对(9)式取全微分,可以得到
将式(10)代人(8)式可得
在式(11)中,分别用β表示资本的边际产出,β2表示信贷水平提高的边际产出,β3表示证券市场发展的边际产出,β4表示保险市场发展的边际产出,β5表示科技水平提高的边际产出,再对两边同时除以n则得到人均海洋产出增长模型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利用模型(12)可以考察海洋经济发展差异化的因素分析,于是得到本研究的基本计量模型
其中,HY代表人均海洋生产产值,β0代表常数项,μ代表随机误差项。
3.2 数据说明
对于人均海洋生产产值,本文选择各省1996—2011年海洋生产总值/实际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投资水平的资料,我们选择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数据,用历年贷款余额表示信贷水平,股票筹资额表示证券发展水平,保费收入表示保险发展水平,R&D投入及教育经费投入总和表示科技水平。其中,人均海洋生产总值以元为单位,其余均以万元为单位。本文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等。
3.3 实证方法
本文根据沿海11省的面板数据,根据面板协整理论和变系数模型,考察海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化的原因分析。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进行处理之后使之成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变量单整,将采用面板数据协整方法,根据回归残差检验,确定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化的原因分析。为了更好地分析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化因素,如果自变量显著影响海洋经济,本文将采用变系数模型估计该变量对各个省的影响情况。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单位根检验
利用EVIEWS6.0软件对面板数据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首先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在包含常数项、趋势项时,各变量的水平值检验表明,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一阶差分值的3种检验均表明,至少在10%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的存在,即相关变量均一阶单整,如表2所示。
4.2 面板协整检验
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然后对得到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残差序列即不包含时间序列,也不包含截距,故采用LLC,FADF和FPP检验方法来代替),若残差为平稳序列,则方程中各变量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反之则不是。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即在面板数据1996—2011年的样本区间内,HY与K、HB、ZQ、BX、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4.3 模型确立
考虑到模型的地区和时期效应,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得到的模型回归结果如式(14)所示。其中,信贷和证券发展水平与海洋经济在关系上不甚一致,但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信贷和证券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海洋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化的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全国范围现行的融资模式在各省之间差异不显著,通常出于自身风险控制的考虑,银行在审批贷款时往往会出现“惜贷”现象,而目前我国各地证券市场发展尚不完善,发展海洋经济可选的融资模式和品种有限,因此削弱了信贷和证券发展水平对海洋经济发展差异化的贡献度。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险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影响人均海洋生产产值,且为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确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险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人均海洋经济生产产值的区域差异性作用,在假设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立足于省级行政区间,分别建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险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的变系数模型(依次设为模型一、模型二和模型三),如表4所示。
其中,括号内数字为对应的t值。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
由表4可知,除了模型二中,保险水平对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这7省影响不显著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险水平和科技水平对其他沿海各省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且均为正向关系。总体来看,长江三角洲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险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的人均海洋生产总值边际产出最大,环渤海次之,泛珠三角最小。具体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险水平和科技水平对上海市人均海洋生产产值的促进作用均为最大,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科技水平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均海洋生产总值的促进作用最小,保险发展水平对江苏省人均海洋生产总值的促进作用最小。这可能是因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改革领先于环渤海和泛珠三角地区,其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故上述变量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海洋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于其他地区。
5 结论
本文根据沿海11个省1996—2011年的海洋经济数据,采用泰尔指数及面板数据的处理方法,对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差异化形成因素进行了考察。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整体上,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符合威廉姆逊的倒“U”形理论,且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更主要的表现在行政区间的差异上,因此,研究中国的区域海洋经济增长差异,基于省级行政区间的研究更能体现中国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化的实质;第二,立足于省级行政区间分析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化因素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保险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是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化的主要因素,且对长江三角洲的影响大于环渤海和泛珠三角区域。
应该指出,海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不同省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决定了海洋经济区域发展必定存在差异。因此,协调发展海洋经济不在于消灭差距,而是在一个合理的差距范围内,优化海洋经济资源配置效率。
6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海洋经济正日益成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协调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应该毫不动摇。但促进海洋经济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不能全国“一刀切”,应实现差别化的政策安排。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对海洋经济区域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所造成的区域经济环境差异是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形成的根本性原因。因此,我国沿海各省,尤其是环渤海和泛珠三角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薄弱的省份,应在继续完善海洋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同时,要坚持和深化既有促进海洋经济增长的积极政策,如发挥保险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加大科研及教育经费投入等。而沿海各区域均要更加重视金融深化的推进过程,积极贯彻银行系统和证券市场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支持作用,改善当前单一的融资结构。并按比较优势准则,积极推动我国海洋经济的结构调整,协调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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