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的嬗变

传统农业的嬗变（精选6篇）

传统农业的嬗变 第1篇

一、传统礼仪文化的形成及嬗变

1. 中国传统礼仪的起源与传承。

“文化”一词包罗万象, 它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制度层次、精神层次。文化的表层是物质, 中层是制度, 深层的文化则是指精神, 即观念形态的文化。这里谈到的传统文化就是发源于中华民族生活地区由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的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行为和心理的那些元素和符号。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追溯到黄帝时代已经有五千年的文明, 在这五千年的过程当中, 每一次社会转型和社会进步都对后来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在社会和人们心目中不变的模式, 包括行为礼节和仪式以及这些礼节和仪式背后的精神思想。在西周之前, 中华文明经历了三皇五帝时代和夏商时代。三皇五帝时代, 是一个以尊老爱幼, 长者为上的时代。尧、舜、禹都是那个时代的著名首领, 他们都是具有威望, 受人爱戴的贤者, 他们获得的地位也是通过禅让取得的。可见, 那时候就奠定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 尊重贤者的思想, 也是后来的民族礼仪文化的核心部分。

传统礼仪起源方面, 很多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起源于黄帝时期之前。《商君书·画策》当中记载:“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 父子兄弟之礼, 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 外用甲兵。”汉代著名学者王充在《论衡·订鬼》引《山海经》当中的叙述说, “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可以看出, 这些著述当中都对黄帝时期的礼仪作了记载, 表明了在黄帝时期君臣之礼、父兄之礼都已经形成, 有很多学者就据此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必然在黄帝之前就已经出现。以乔伟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研究中认为传统礼仪的起源在原始社会末期, 由原始的祭祀仪式或者原始习俗发展而来的。乔伟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法律制度史》当中对礼仪的起源就这样认为, 认为礼仪起源于原始的祭祀仪式, 礼原是本来是原始人祭祀祖先的一种仪式规则, 后来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化, 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新的内涵和意义的调整人们关系的风俗习惯。然而事实上,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传统礼仪, 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但是礼仪与原始习俗有着本质的区别, 原始习俗的核心体现氏族成员的平等的观念和全体一致原则, 而礼仪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 因此我们应当认为, 原始社会的祭祀仪式或者原始习俗都不能称得上是礼仪。而在黄帝时期, 仍然属于原始社会, 并未进入到私有制时代, 许多的考古研究也表明, 在黄帝时期的墓葬当中并没有出现贫富差距, 而是在标准上保持一致, 可见那时候还处于一种原始的生产分配模式, 并没有私有产品的出现。所以黄帝时期不可能出现礼, 黄帝时期之前的那些祭祀仪式和原始习俗更不能属于礼仪。

在夏商时代, 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时代, 私有制开始出现, 社会礼仪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开始形成, 并且为统治者逐渐重视。奴隶社会是以宗法血亲为纽带, 以等级制度为基础从家国到天下一次组成的阶梯式的等级国家, 这一时代当中最高的天子是天的象征, 是天子代表的就是天意, 同时天子也是一个国家当中所有家族的家长。因此, 在西周之前的夏商是以家长制和宗法等级制为社会礼仪的核心的, 夏商的礼仪体现为以君主天命君权至上和父权主义。关于夏商礼仪制度的沿袭, 孔子在《论语》当中有过描述, 他认为“殷因于夏, 所损益, 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 可知也”, 孔子的大致意思是说, 殷商时代的礼仪制度是因袭于夏朝的, 其中也是通过衡量得失损益进行了一些变化;同样, 周朝的礼仪制度也是因袭于殷商时代, 统治者也根据实时进行了一些改动。孔子的这一观点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礼仪的传承方式, 都是通过不同时代根据统治需要进行的调整, 但是核心都是“可知”的, 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

2. 西周时期中国传统礼仪的发展。

西周时期是中国传统礼仪的第一次兴盛, 也是周天子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在仪式思想层面进行的修饰, 以说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在商代, 统治者的统治思想是王权天授, 君主就代表最高的意思, 就是上天的意思, 是不可动摇的, 其他人必须服从统治, 否则就是违抗天意, 夏商的礼仪也是主要反映尊重王权与父权的特征。而周代是通过推翻殷商统治建立起来的, 因此, 如果再以“王权天定”来作为统治思想就很难再有说服力, 于是辅佐周武王夺取天下的周公旦等人就集思广益, 重新对统治思想进行了定位, 他们不再以“王权天定”作为统治思想, 而是宣扬“以德配天”, 即帝王只有在其道德水准能够配得上上天的要求时才能够成为王, 否则就不能再继续为王, 其他道德上达到“王”的标准的就可以“代天讨伐”取而代之, 推而广之, 诸侯、贵族、士大夫都有各自的道德标准, 在全社会自上而下建立一个以道德为统治工具的社会规范体系。西周的这种政治思想, 最初是为了给西周推翻殷商的行为找到合理的借口, 在事实上它却通过国家的道德体系构建了新的社会规范。在西周, 具有道德意义的礼就是国家的统治工具, 也因此礼在西周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

礼在西周的繁荣发展是因为其政治意义而被统治者重视, 在社会上才得以推广的。西周的礼相传也是由周公旦等人制定的, 西周的礼是具有政治意义的, 它是一种维护西周统治者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成。西周的礼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 也是具有阶级性的, 典型的是在后期礼成为了一种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西周的礼包括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吉礼就是祭礼, 是在祭祀的时候应当遵循的礼节和各种仪式;凶礼, 是在举办丧事时的各种礼节和仪式;军礼是在行军出征时候举行的礼节仪式;宾礼是朝觐的时候或者互聘的时候举行的礼仪;嘉礼一般是指婚姻或者古代成人加冠时候举行的礼节和仪式。西周的这些礼在最初是为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规范的工具, 后来逐渐被人们接受, 并且作为举行各种重大节日、典礼时的重要行为规范, 人们在日常行为当中接受并且自觉遵守, 成为一种自发的社会道德。西周的各种礼节在经历了几千年以后, 一直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所遵守, 到了近代虽然文化运动对它们有所冲击和怀疑, 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心理追求丝毫没有动摇的。西周礼的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次繁荣, 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文化的基础。

3. 春秋战国时代以后的传统礼仪嬗变。

进入春秋战国以后, 周天子的地位逐渐被诸侯架空, 作为统治工具的“礼”自然也就失去了部分效力, 人们开始战乱, 不再听取周天子的号令调施, 这一时期被孔子称为“礼崩乐坏”的时期。然而事实上, 虽然作为统治工具意义的礼受到弱化, 而作为人们生活当中的行为规范的礼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相反, 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巩固以后, 这些礼仪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比如在春秋时期, 婚姻形态仍然遵行“同姓不婚”的原则, 诸侯和士大夫都要在相同的等级之内迎娶异姓女子, 天子求婚与各个诸侯, 王室宗女也多下嫁于诸侯, 婚姻上也一直坚守着一夫一妻多妾制。《春秋谷梁传》当中也对春秋时期人们在日常活动当中的礼仪进行了描述, 可见那时候礼仪在民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规范。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仪的发展, 得益于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在百家争鸣当中, 全国范围内学派林立, 学术思想丰富广泛。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传世人孔子是一个十分重视礼仪的人, 他认为明礼是道德修养的首要前提, 在《论语·泰伯》当中记载道:“子曰:‘恭而无礼则劳, 慎而无礼则葸, 勇而无礼则乱, 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 则民不偷。’”可见孔子认为礼仪是最好的社会规范, 因此在他的学说当中对礼仪文化进行了重新的构置。在儒家的礼仪文化当中, “仁”“义”“礼”“智”“信”是同等重要的道德标准, 而礼仪文化也与这些方面相互融合, 在人们心理上礼仪不仅仅是一种仪式, 而是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使礼仪的生命力更加旺盛。

4. 清代以后的传统文化的涅槃。

在清代以后, 中华民族陷入了低谷, 受到外国列强的瓜分, 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国之道, 他们认为禁锢中国发展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因此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否定, 传统礼仪文化更被视为糟粕而予以根本否定。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六十年发展, 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而在对外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外交往当中的重要性, 它是中华民族的心理需求和中华子孙的共同归宿, 因此, 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在近几年, 中华传统的礼仪文化又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在沉寂了几十年以后重新焕发生机。

二、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嬗变的启示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经历了夏商的开启, 西周的发展和春秋战国以后的繁荣, 再到清代末期被彻底否定, 再到近年来的涅槃, 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嬗变过程中可以看出礼仪文化是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 也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 它不同于一般的上层建筑, 可以在时代变化当中被否定和抛弃, 它作为一种优秀的中华文化和中华子孙的心理追求是不会轻易抹去的。就不同时代来说, 不同时期的道德基础不同对礼仪文化的发展方向也不同, 其表现形式也有所变化。但是, 不论时代如何更替, 中华礼仪的表现形式如何变化, 中华礼仪文化当中对和谐的追求是没有改变的, 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

礼仪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它在夏商时代就已出现,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经历繁荣和沉浮, 但是始终都深深烙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当中。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嬗变过程, 体现了中华传统礼仪文化的生命力和中华民族对和谐的执著追求。

参考文献

[1]董晓丽.传统礼仪文化对现代广告创意的影响[J].科技创新导报, 2011 (20) .

[2]李龙.黄河中下游地区早起礼仪文化研究[J].许昌学院学报, 2008 (6) .

[3]乔伟.中国法律制度史[M].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2.

河南农业：传统向现代嬗变 第2篇

河南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大省。耕地占中国1/16，粮食总产连续4年超千亿斤，占中国粮食产量的1/10，小麦产量占中国1/4强。每年向外输出300亿斤以上粮食和粮食制成品。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省，河南“农之势”的影响力已越出国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魔术之乡袁庄村气象新

记者来到远近闻名的魔术之乡——宝丰县赵庄乡袁庄村，村中心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异常。数百名村民在进行荡秋千、骑自行车比赛，一片欢声笑语，把春节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记者在欢乐的人群中找到村党支部书记袁军国，袁军国一边当裁判，一边抽空和记者聊起来。

2001年，退伍军人袁军国在家乡投资千万元创办了宝丰县红盛食品有限公司，年加工红薯超万吨，实现产值1000多万元，转移农村劳动力一百多人。企业的发展带动了袁庄经济的全面复苏，激活了群众致富的信心，树立了民营企业的威信。2004年10月，袁军国任村支部书记，他大力支持村民互帮互学，让百余人熟练地掌握了魔术技巧。组织魔术团外出表演。这些年，全村建立民间魔术团体一百多个，从艺人员发展到千余人，年收入近2000万元。从此，这个远离县城有着千余人口的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2008年底开始，红盛公司筹措资金开展新村建设工作，累计投入资金两千多万元完成了多项基础建设任务，第一期43户新民居全部建成并入住。2010年3月，红盛公司投资1500万元的新居二期工程开工，50套新房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并对新居周边的绿化以及路面的硬化进行了完善。现在老百姓已经住上了宽敞、时尚的新房。

“等后几期工程完工，袁庄人都会住上新房。”袁军国领着记者随意走进路边的一户新居，楼上楼下，窗明几净，宽敞的院子里，还建有车库，比城里人还气派。

在村文化大院，退休的村委会老主任岳春林告诉记者，2011年春节刚过，袁庄村开工修复废弃了二十多年的引水灌溉渠。这几年天气干旱少雨，兴修水利已经成了老百姓呼声最高的问题之一。红盛公司拿出300万元，修复了5公里的引水灌溉渠，新建了4公里的退水渠和4公里的田间路，又新打了两眼80米的深水井，并在水渠道路的两侧种上了风景树，使袁庄真正实现了路相通、渠相连、旱能浇、涝能排。

袁庄村有416户，1600多口人，共有耕地2000亩。近年来，全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外出耍魔术和务工挣钱，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每到农忙时节，收种庄稼成了一件麻烦事儿。尽管村里购买了大型的农用机械，成立帮扶队帮助困难群众浇灌农田、收种庄稼，但种地问题仍让外出人员“牵挂”、让留守人员“费神”。为此，袁军国和大家经过科学论证、精心谋划，算大账、算细账，做通村民思想工作，和宝丰县康龙公司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由于土地条件好，灌溉方便，以每亩地每年1000元的价格，将全村2000亩耕地全部租赁给公司经营。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庄农民没有了土地。

现任村委会主任岳振林说，全村土地全部依法流转后，康龙公司开出18条生产路，拔掉八百多个“地界石”，平掉八百多个田间地畦埂，增加土地耕种面积60亩。同时，土地流转还有利于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便于调整种植结构，提高土地收入。毕业于河南大学教育系的大学生“村官”孙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原来一亩地农民刨除所有费用外只能挣五百多元，现在每亩流转费就有1000元，更重要的是没有外出的人还可以到康龙公司打工，每天工资50—80元，这样下来，一年还能挣几千元。至于那些开着车到外地表演魔术的袁庄人，挣的钱远远不止这些。

袁军国告诉记者，最近，村里连续召开几次群众会，讨论全村群众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后如何发展的问题。村里将对有项目、没资金的群众给予资金上的帮助，让他们不种地一样赚钱致富，让全村群众都享受党的富民政策带来的实惠。

在自行车比赛现场维持秩序的安徽大学就读的岳佩资告诉记者，村里的孩子考上大学每年都有奖学金，在说到袁庄的未来时，岳佩资充满信心。

身边，袁庄村的男女老少骑着自行车，一排排地行进在平整的大路上，撒下的笑声在村外麦苗青青的田野飘荡……

远程视频田间会诊和“洋樱桃”

“我们方城这个地方今年墒情比较大，麦苗有点旺长，杂草也比较多，想请教专家给予指导指导。”

2011年12月5日下午，冬雨淅沥，寒气袭人，在河南省方城县赵河镇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综合改革试验区麦田中，牛庄村农民陈兆云正冒雨通过电脑远程视频，向在郑州的河南农大教授、植保专家李洪连请教麦田管理的有关问题。

“今年小麦旺长是一个普遍现象，可以采用三个方面措施进行防控。第一可以利用多效挫化学药剂化控，第二可以在天气晴好的时候适当进行镇压，第三是到明年春节后二月份进行中耕，目前化控比较适合南阳方城的情况，杂草可以利用除草剂防控。”

李教授在河南农大专家远程视频科教服务中心对陈兆云进行现场视频讲解，将方城与郑州200公里的距离拉近在视频画面前。就在李洪连身旁，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正专注地看着农大专家与方城农民的对话，对这种远距离视频会诊小麦苗情连连称赞。

当天下午，卢展工视察河南农大，特地来到农大远程视频科教服务中心，现场观看农大“专家远程视频诊断系统”演示情况。他指出，通过远程视频农业技术指导，能够为农作物管理提供及时快捷准确的服务，充分展示了先进科学技术支持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

陈兆云在视频对话结束后对记者说：“俺今天能够上视频与农大专家直接对话，能够让卢书记看到俺现场提问问题，俺一定要加强小麦田间管理、争取明年小麦高产，为国家多打粮食，多做贡献！”

郑州市农业的地位在河南历来举足轻重，所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业、农民增收，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是近年来郑州市现代化农业努力的目标。

在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试验场科研生产的种植基地，市农林科学研究所珍稀植物研究室主任杨巧云十多年如一日地在试验田里劳作着，用知识和智慧对农民进行科技指导，依靠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带动当地农民走上致富道路。

在一片樱桃园里，杨巧云通过引进美国、乌克兰、加拿大等国家优良品种，和当地的樱桃嫁接后，进行栽培、实验、筛选，最后筛选出了7个适合河南省生长的甜樱桃品种。

“按照传统的栽培方式，一亩地基本上也就栽56棵，但是现在采用高效的栽培技术，一亩地栽培110棵，按照栽培传统方式，一亩地收樱桃800斤，如今一亩地可以达到1100斤，现在市场上欧洲甜樱桃一斤可以卖20块钱，一亩地增收300斤的话，可以增收6000块钱。”杨巧云告诉记者。

杨巧云生长在农村，上大学选择了园艺系，通过刻苦钻研，杨巧云不断创新养殖技术、破解专业难题，她的研究成果《香椿周年采芽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一种用于植物栽培的陶化营养土及其制备方法》等先后多次获得河南省、郑州市科技进步奖，她研制的常绿树种栽培方法已在郑州市多个景观道路上推广使用。

品牌化的农业之路

“想不到俺种的萝卜贴上‘坡河’商标，每公斤的价格增加到了两元。”在郏县长桥镇郑桥村，村民李清霞乐呵呵地说。

据郏县农业局局长蒋建国介绍，这是该县从“卖产品”转到“卖品牌”的一个缩影。

郑桥村萝卜种植历史悠久。早在两百多年前，清嘉庆帝南巡途经郑桥村，因病以萝卜食疗，两日后痊愈。嘉庆帝大加赞赏，称之为“神蔬”。之后，当地乡绅将本地萝卜取名为“坡河萝卜”，并运至京城销售。“坡河萝卜”以其脆甜可口且具食疗功效而名声大噪。原来，由于缺乏品牌意识，“神蔬”并没有给当地农民带来太多惊喜。后来，村里筹资成立了郏县郑桥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以合作社为依托，注册了“坡河萝卜”商标。合作社按每公斤0.7元的价格收购社员的萝卜，仅此一项社员的亩收入就有两千五百多元。萝卜再经过精细包装后销售，每公斤的价格增加到了2元。

目前，坡河萝卜打进江苏省超市，青杨庙的菜心进入香港超市，前王庄的萝卜漂洋过海上了日本人的餐桌。雨霖头花生、广阔天地大白菜、纪村红薯取得省农业厅“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书”。“群生”牌花生和郏县广阔天地蔬菜生产加工协会的“广阔天地”牌大白菜，跻身河南省名牌农产品之列。

“中国枣业第一股”郑州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聚彬认为，农副产品如果没有品牌支撑，就无法在行业中成为引领者。围绕着打造“好想你”品牌，好想你枣业把传统的种植大枣延伸为一种生产方式并赋予它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创造了一个枣的神话。

“世界红枣看中国，中国红枣看河南”。如今，世界上99%的红枣产在中国，河南则已经成为中国的“红枣经济晴雨表”。

据介绍，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枣区，已经成为中国红枣原料集散基地、红枣制品孵化基地、红枣制品加工核心区。郑州市的红枣加工企業已达160家，今年原料交易总额约10万吨，成交金额有望达到15亿元。2000年，中国红枣种植面积才一千多万亩，如今已经达到3500万亩，位列各种干果种植面积第一。随着新郑红枣“西移”种植战略的成功，新疆、甘肃、宁夏等地红枣种植面积飙升。2010年，郑州市10万“红枣大军”西进，远赴新疆等地从事红枣种植、技术指导、红枣经纪。小小的红枣真正成了一个大产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谷建全告诉记者：“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主要靠品牌推动，有了品牌后附加值就高，农业效益就体现出来了。品牌农业和效益农业是相辅相成的。”

传统农业的华丽转身

近年来，河南省中牟县积极推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使传统农业大县成功转型为大蒜、西瓜、草莓、蔬菜等多业并举的特色农业大县。

中牟县曾属黄泛区，大部分土地为沙荒地、盐碱地。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牟县大做农田水利文章，一跃成为粮棉大县。中牟县水务局副局长朱大林介绍说，通过二十多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国家规划投资的许多骨干农田水利设施已经基本完善，但是还存在渠灌水利用系数低、井灌费用高等问题，而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牟耕地面积94.2万亩。通过打井配套、低压管道、田间斗农渠疏挖衬砌、喷灌和滴灌设施推广等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中牟县耕地有效灌溉面积提高到86.7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94%，节水灌溉面积也随之提高到45.57万亩，渠灌和井灌效率也分别提高到了45%和70%以上。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对灌溉效率的提高是中牟农业结构调整的有力保证。中牟县农委白永强告诉记者，特色农业发展与传统农业发展相比，对灌溉水资源的需求量更大，对灌溉作业效率的要求也更高。

白永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麦地一年浇水需要两次，而一亩大蒜则需要浇水6到7次，传统的柴油拖拉机抽水浇地，一亩地需要2个小时，这种效率根本无法满足规模化的特色农业需要，完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则是有益的补充。”

针对这种情况，中牟县以项目建设为平台，实现大型灌区工程带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加大喷灌、滴灌等节水设施的推广使用，并利用资金整合、多元融资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在管理方面，中牟县还创新性地走出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和农业合作组织互动发展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阳光工程”更阳光

2011年11月26日，河南夏邑县车站镇程大庄西村，程丕七正招呼着村民往集装箱上搬运双孢菇。这批30吨的双孢菇，将通过青岛港口出口欧洲。

参加过县农广校开展的“绿色证书工程”培训、拥有“绿色证书”并荣获“2010年度河南省十大‘三农’新闻人物”称号的程丕七，筹建了中州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带动豫鲁苏皖4省周边16个县市6万多农户种植双孢菇。如今，夏邑县像程丕七这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越来越多。他们“种地看市场，了解行情看网”，利用市场机制、市场信息调整种植结构、避险增收，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务农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关键农时缺人手、发展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智力支持，是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河南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杜冠华说。

农业大市河南驻马店在培训新型农民中，尝试把“工业思维、商业意识、企业机制”带入农业，培养农民用企业化的方式组织农业生产或经营，努力实现“组织最佳化、产业个性化、品质最优化、效益最大化、经营市场化”的效果，在农业产业化中实现农民由传统到新型的转变。

近年来，河南省围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积极组织实施针对农民技能培训的“阳光工程”。从2010年开始，河南省调整了“阳光工程”培训的内容和重点，由外出务工培训，向就地就近转移培训转变；由为城市和二、三产业培养人才，向为农村和农业培养人才转变。今年的培训更是向农业和农村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特色产业、农民创业和农村带头人培训倾斜，“阳光工程”培训还由过去的补贴培训变为免费培训，个别工种如沼气工还免费给参训农民进行职业技能鉴定。

从2012年开始，河南省将根据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按照发展高效种植业、规模化养殖业、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等现代农业的要求，开展农民科技培训，计划5年内培训技术骨干农民50万人，同时围绕农业农村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促进农民创业、规范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加工开展培训，培训农民一百一十余万人，为加快河南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河南的“三农”问题关涉全局，粮食生产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不久前河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是最近中央提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

从传统到现代看乡土社会的嬗变 第3篇

1 概念的解读

1.1 “乡土社会”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通过对“西洋社会”和中国社会这两个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对比, 得出了“乡土社会”的概念。正如费老在开篇说的那样:“从基层那个看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 一代一代的下去, 不太有变动。”在乡土社会中, 以农为生的人世世代代都聚存而居, 很少流动, 人和人的之间充斥着孤立和隔膜。村落之前即使离得很近, 但也很少来往“。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 在区域间接触少, 生活隔离, 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费孝通所描述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人们都“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熟悉”让法律失去了效力, 人们只习惯性地遵从着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 “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1.2 文字下乡

文字是在任何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才发生的。可是费老认为, 在乡土社会人与人都是面对面的互动, 而且是“‘习’出来的礼俗, 无需积累, 只需老是保存”。因为文字在乡土社会并不是唯一传情达意的工具。他提出不能盲目的灌输, 而是应该“考虑清楚语言和文字的基础”, “只有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 文字才能下乡”。

1.3 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的比较

费老提出“西洋社会”是团体格局, 即“像我们在田里捆柴, 几根稻草束成一把, 几把束成一扎, 几扎束成一捆, 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没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 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 费老又进一步提出了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概念“差序格局”。他认为,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 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锁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老的比喻让我们清晰了看出这两个社会在结构上的不同。从道德体系上来看, 二者的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都因格局的不同而不同。在“团体格局”中, 道德的基本观念是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的宗教观念。每个人在神前都是平等的, 而且神对每个人都是公道的。在“差序格局”中, 人们都是以己为中心, 从“克己复礼”,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出发, 遵循着自己的私人道德。所以, 在中国这样的格局中, 不讲西方社会所遵从的权利和义务, 而是只是攀关系、讲交情。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 就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从社会基本社群“家”来看, 西洋社会的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 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在西洋团体内部, 夫妇是主轴, 两性之间的感情是维系家庭稳定的核心。但在我们的格局中, 家庭是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的, 都是依需要, 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家庭以父子和婆媳关系是主轴, 夫妻关系反而不是维系家庭稳定的顶梁柱了。夫妻间也都是相敬如宾, 他们之间都遵从着各自角色的规定的礼俗。如果说西洋社会里的家庭充斥着温暖, 那么在乡土社会却靠感情淡漠来维系社会的稳定。

差序格局理论很能体现费孝通由描述到通论的研究推绎。体现他创立中国化社会学的特点, 是他对乡土社会结构研究重要的结论。差序格局基础上形成的行为方式、道德观念, 对中国的现在乃至将来都有很深的影响。如果说这作为社会结构形式已不像50年前那样普遍, 但这种社会结构引发的“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在我们当今社会中, 确实仍在顽强的表现着, 对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起着极为消极的作用。

1.4 礼治秩序

从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上来说, 费老认为西洋社会是法治的社会, 而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 是一个“人治”的社会。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 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这和法律不同, “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通过费老对法治的论述, 归纳出法治就是根据法律来维持人与人的关系, 法律靠权力支持, 同时也要靠人来执行, 即依法而治。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依靠人治, 即有权利的人依自己的好恶来规定人与人的关系。

1.5 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性权力和时势权力

横暴权力:从社会冲突的角度出发, 权力表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的主从形态里, 握有权力的上级强制性地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被支配者。这种权力具有压迫性质, 是冲突过程持续, 是一种休战状态的临时平衡。支配者和被支配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如, 随阶级斗争缠身, 消亡的政府、国家、组织。横暴权力的实施往往受到一定得限制。

同意权力:从社会合作的角度出发, 由于受社会分工的影响每个人都得依赖他人而生活。为了社会分工的正常运行, 必须有一种共同授予的权利来保障各人的工作, 使各人都遵守大家同意分配的工作。这种权利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权利的扩大与社会分工的复杂程度有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法摆脱这种权利的限制, 除非倒退回原始状态。

教化性权利:社会契约是综合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制的结果, 是一种民主政治形式。但在教化中却不同, 被教化者是无从选择得, 不经教化的未成年者, 他们的意识是不能被纳入到同意秩序之中的。教化不等同于横暴, 家长和专制君主在性质上都是不同的。教化性的权利在亲子关系中表现明显, 但又不仅局限在亲自关系中, 这是一种文化性的, 不带有政治性强制的权利。长幼有序是教化性权利的体现。费老说, 乡土社会就是一个趋向于没有政治, 只有教化的标准社会。

时势权力:这种权利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 在人们对变迁所带来的文化产生不适感时, 一个人站出来充当了使人们走出困境的领袖。因赋予这个领袖以权利是由时势而造就, 所以, 故曰:“时势权力”。当权者都不容忍跟随他的民众反对他, 而且在这样的时势要求下, 会有多个自认为可以充当领袖的人站出来, 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所以, 为了握有权力, 他们都极力排斥对方的解决方案, 希望得到民众绝对的拥护。

2 启示:去粗取精, 变无序为有序

在社会的急速变迁中, 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 乡土社会中的一些生活方式必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金耀基先生认为, 转型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连续体”;这一时期也是充满“差距与矛盾”的时期, 由新旧混合、现代与传统重叠所造成的“文化脱序”使社会成为一个“混合物”。这是转型社会的“突出的性质”。其特征是:第一, 异质性经济上, 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杂然并存;政治上, “作之君, 作之师”的观念与“平民主权”的观念杂然并存;社会上, 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杂然并存。第二, 形式主义指“什么应是什么”与“什么是什么”之间的脱节。或者如我们常说的“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这种脱节现象的恶性循环, 便导致形式主义, 如政治上的空头支票、教育上的文凭主义与升学主义等。第三, 重叠性。尽管社会结构已趋分化, 社会功能已趋专化, 但是, 每一个组织却并不是完全“自主”的, 亦非完全“功能专化”的, 因此, 无法有效地完成其使命。

笔者认为, 在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最重要的是文化上的, 即触及到传统的价值体系问题, 费老的《乡土中国》一书正是在文化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料。

摘要：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者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乡土社会。至今, 《乡土中国》里提到的重要概念对于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依然受用。怎样解决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遇到的问题?在从传统到现在的过渡过程中,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阻碍现代化前进的步伐?应该如何应对?该文力图通过梳理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内容来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关键词：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社会,社会学,礼治秩序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杨柳.从《乡土中国》解读中国社会——读《乡土中国》有感[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2) :85-87.

[3]徐榕.《乡土中国》与《新乡土中国》之比较[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 :158-160.

试论当代书法的嬗变与传统的坚守 第4篇

关键词：书法；传统；临摹；创作；王铎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24-02

传统书法本是文人雅士修身的一种方式，而发展到今天书法却已被视为一种艺术门类，并被编入国家的教育、文化、展览体制之内。与传统书法“书为心画”“字如其人”的书写行为相比，当代书家的创作更多会受到时风或功利的影响，书家笔下的线条不再是真实自我的表现，而是“时风的自我”是“他者的自我”。那么在喧嚣的当今书坛，书家怎样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去宣扬自我的追求，对书法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诠释？笔者认为，晚明时期的大书法家王铎早在四百年前就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它应有的答案。

一、王铎对书法传统的坚守

坚守传统最好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临摹古代大师的作品。在书法艺术中，临摹是学书的最基本门径，王铎一生都热衷于临摹古帖，可以说，临帖不仅是王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建立自己独特书法风貌的重要门径。王铎提倡学习古人，顺治四年六月的《临古帖卷》一跋中，他这样写道：“学古，为世多学时派，于古无涉，故题为学古也”王铎身体力行，临摹古人法帖贯穿其学书的始终。王铎还在1637年的一件临帖题跋中说道：“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稚，易学故也。”来崇古抑近，倡导时人“崇古”“学古”。1651年，也就是王铎去世的前一年，他仍然在一个临书题跋中提到：“余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可见在王铎晚年，他仍将自己在书法上所获得的成就归功于师学古人。

从王铎留下的大量临作中，我们发现，他临摹的范本很多，取法范围很广，光是大家熟悉的古代大师就有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唐代褚遂良，颜真卿；五代杨凝式；宋代米芾等都是王铎临习的对象。此外，王铎还临摹一些不出名的作品，如王徽之帖，米友仁信札。甚至王铎临摹范本中还有一些被人们认为拙劣的伪迹，如李邕的《千字文》，可见，王铎充分发掘古代传统书学资源，涉猎广泛，这为他日后承古多变的书法面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传统的嬗变在王铎书法临作中的体现

书法传统对于学书者来说，一方面它是学习书法的创作资源和汲取灵感的丰富遗产，另一方面它也是书法创作者焦虑的来源。每一位书家，都会感受到来自传统的巨大压力，如何从书法传统的包围中突围出来，成为当今书法家苦苦追寻的目标。

同样，晚明时期的大书法家王铎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为了走出大师的阴影，王铎在临摹古代大师作品时，不再拘泥于传统，而是积极地对临摹作品从事创造性的诠释。因此，临摹的观念在晚明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临摹不再仅仅是学习书法和继承伟大传统的途径，它还变成了一种创作手段，被作为自我发挥的一个契机，换言之，临摹本身就是一种创作，即所谓的创造性临摹。上文中我们提到王铎提倡学习古人，因此，王铎一生临摹了许多古代大师的作品，特别是二王法帖，其中许多临摹与范本很相像，忠实原帖，表明王铎坚守传统的临摹观念，将临摹作为学习书法的基本门径，但是在强大的影响焦虑之下，王铎必须突围，那么怎样走出大师的阴影呢？王铎强调要“变”，王铎提倡师古，但否定泥古不化，他一再强调“仿古不尽拟其形似也”，他的这一思想可能受到朋友董其昌的影响，从董其昌开始，临摹实际上已经成为创作的源泉，他开拓了一条临古出新之路。

在王铎的传世临本中，特别是一些巨幅挂轴，常把临摹当成一种创作，王铎在书写所谓的临本时，常会割取数帖，拼凑成新的、难以读懂的“文本”。如王铎1643年写给友人的一幅草书立轴，就拼凑了二王夫子的作品，其内容为：豹奴此月唯省一书亦不足慰怀耶吾唯辩辩知夏日也知彼人已还吾此犹往来其野近当往就之耳家月末当至上虞亦俱去。癸未六月极热临。王铎。惊坛词丈此轴的起始“豹奴”至“慰怀”十三字取自《淳化阁帖》第十卷王献之《豹奴帖》。此后的“耶”字为王铎所加。自“吾唯”至“耳”二十六字出自《淳化阁帖》第八卷王羲之的《吾唯辩辩帖》，但内容与原拓本有出入。“月末”以下出自《淳化阁帖》第八卷王羲之《家月帖》。王铎此轴是拼凑二王父子书法而成，由于是拼凑，即使每一个字都能辨认，全篇的文义依然无法让人理解。此外，王铎这件“临作”的形式与风格特点，和他所临摹二王的范本极不相同。他所临摹的作品是三个收在刻帖里的手札，原帖的每个字不足方寸，他却写成了巨幅挂轴。此轴中，连绵大草字字相连，不断变化的线条穿插回旋，将三个字帖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连绵不断的字势来看，王铎在书写此轴时已经胸有成竹，相当娴熟。因为王铎曾勤奋而忠实的临摹过许多古代大师的作品，其中就包括《淳化阁帖》中的诸多二王尺牍，在内容上决对能记住整片或部分文字，因此在书写此轴时，往日临习过的一些字句从脑海中跳跃出来，他信笔写下，就成了一幅独立的作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这种巨幅立轴被挂在厅堂里供人观赏时其豪放的书风和内容拼凑带来的戏剧性是极富有视觉冲击力和表现力的。

结语

传统书法带给我们宝贵创作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局限和束缚。作为一名雄心勃勃的艺术家，在仰慕前人风范的同时，王铎也会感到焦虑，他的临作对二王法书随意拼凑，改变原帖字形结构，显示了他敢于改造古代大师作品的强大勇气，但他又提倡“师古”，在他大胆多变的作品背后，是笔耕不辍的勤奋临摹和对古代法帖的烂熟于心。从临摹忠实原帖到把临摹作为一种自我创作，王铎坚守住传统，又不被传统所束缚，他用承古多变的书风完成了华丽的蜕变。

参考文献：

[1]白谦慎，《傅山的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13年3月北京第7次印刷。

[2]《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3]薛龙春，《王铎临帖活动研究》[J]，《美苑》2011年第03—04期。

[4]陈云海，胡左英，《再论王铎书法的继承与出新》[J]，《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03期。

[5]王壯弘，《艺林杂谈》[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6]（美）流心，《自我的他性》[M]，常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

作者简介：李慧聪，河南大学书法研究生。

传统农业的嬗变 第5篇

赣南客家的传统婚俗一直都在演变, 随着剧烈而频繁的社会变革, 社会在生产力、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产生的一系列的震荡, 产生了一系列变迁。

赣南客家族群的婚嫁习俗, 本身有保留中原汉人古风《六礼》的一面, 又有变异的一面。

传庚——相亲男方托媒人到女方家说媒求婚, 女方若有意联姻, 即将自己的生辰八字交媒人带给男方, “合八字”, 看是否“相克”, 这个过程即为传庚。进入新时代后, “合八字”的仪式已经极少见, 变为男女双方在亲人的陪同下亲自到圩镇的酒楼里互相见面 (看妹子) , 若双方有意联姻, 便在餐桌上当面交换信物允婚。

过聘——订婚相亲允婚之后, 男女双方有一段“思考期”, 若双方都不“反悔”, 女方则选定一个日子, 携着一大群亲属到男方住处“看屋场” (采家风) , 是时, 男方百般殷勤, 用美酒佳肴将女方带来的亲属灌醉之后, 便在宴席议定恩恤金、礼金、鱼肉、米酒的数量与嫁妆的项目, 并敲定行嫁娶亲的日子。

行嫁与接亲行嫁与接亲是赣南客家婚俗中最隆重的仪式, 要举行一整套项目繁多的礼仪。第一天下午开始为暖轿夜 (以前接亲用花轿) , 新郎要进行化妆 (修饰礼仪) , 叩拜祖宗。第二天是正酒日子, 新郎随同唢呐手、彩旗手、媒人等到新娘家迎亲, 在吹吹打打的男方接亲队伍的簇拥下, 来到鼓乐相迎的新郎家。男方家的亲朋好友恭候在门口用鞭炮迎接,

拜堂与闹房拜堂的仪式是 :一拜天地, 二拜祖宗, 三拜父母, 最后是夫妻相拜送入洞房。进入洞房的新郎新娘, 喝两碗交杯酒, 然后勾肩搭膀吃两个鸡公腿。礼毕, 婚礼正宴开始, 新郎新娘在礼生的引导下, 敬请嘉宾对号入席。

随着社会的进步, 赣州客家婚俗正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冲击, 在很多客家地方, 所谓的“文明”婚礼已经代替了传统的客家婚俗。

第一 :自由恋爱 ;随着“自由恋爱, 婚姻自主”新风尚的倡导和普及和“无媒不成婚”的旧俗早已不复存在, 哭嫁、骂媒婆的婚俗现象已经消失, 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第二 :婚礼仪式的缩减和形式的变化现在在赣州客家婚俗中, 婚纱、西装、轿车等普遍出现, 传统婚俗逐渐被现代婚俗取而代之, 客家婚俗中的传庚 (相亲) 、过聘、捎节、接亲、行嫁这些过程已被削减。其中, 盖红头盖、顶筛、饮交杯酒、拜堂的仪式几乎消失, 至今传下来还有踩米筛、在新人床上撒“枣生桂子”、闹洞房等这些有着“百年好合”、“家庭和睦”美好象征的仪式。第三 :婚宴的变化, 婚宴也走向个性化, 在赣南客家的城镇或者农村, 出现了身着西装婚纱举行传统婚礼, 有的婚宴不在家里摆, 到酒店, 还出现了自助婚宴。有的干脆婚宴不摆, 去旅游结婚。

第四 :婚后生活的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认识水平的提高, 男女平等观念的确立, 结婚后男女双方一起工作, 共同分享和承担生活与未来, 女性已经越来越参与到家庭生活的构建和决策中来。

随着科技进步, 世界在变成“地球村”, 中西文化在碰撞交汇, 赣南客家也不局限在一寓, 对婚俗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重视爱的真谛择偶更注重情趣相投, 经济条件重要性降低。女青年心目中的理想伴侣, 是富有幽默感, 懂得尊重人, 生活充满乐趣, 而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的影响将淡化。

追求婚姻质量婚姻质量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多数家庭不再凑合, 婚姻调适能力的提高, 将使家庭生活更丰富、新鲜、幸福。婚姻中男女更加平等, 家庭暴力减少, 丈夫与妻子共同承担家庭义务。

婚姻自由度增加婚姻不再是从众行为, 结婚与否是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单身不婚、“丁克家庭”等生活方式可能成为多样化选择的内容。如今丁克家庭如雨后春笋般成倍增长, 尤其是北京、上海这种超级都市里丁克夫妇已突破了一百万对。

理财向AA制过渡家庭理财方式将由一人为主向AA制过渡。婚前财产公证, 婚后夫妇双方在银行开设账户, 独立进行经济核算。按婚姻协议, 夫妻各自承担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经济义务。近来, 不少年轻夫妇将AA制引入到家庭生活中——“亲爱的, 让我们AA制”, 渐成一句流行语。

赣南客家婚俗的变迁是人类婚俗演变的一角, 不仅保留了古老汉民族固有的婚俗文化传统, 还吸收了畲、瑶等族的婚俗文化和风俗, 从而使客家婚俗文化呈现出不同。赣南客家婚俗是中国灿烂婚俗的一种, 从对时间线上的连续过程作初步探索, 是研究客家婚俗变迁的思考轨迹。

参考文献

[1]《传统的客家社会与文化》刘大可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2]《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谢重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传统农业的嬗变 第6篇

宇宙混沌初开之际,世界是茫茫一片,当曙光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我们才看见世界万物的生机。于是,才会有蔚蓝的天空,翠绿的草地,各色的鲜花……如果没有“光”,我们便看不见世界,“光是色之母,色是光之子”,“光”赋予万物生命,“光”赋予绘画生机。马奈说过“绘画的主角是光”。“光”是世界万物的生命之源,也是绘画艺术的生命之本。

对于“光”语言的运用,西方绘画和中国绘画各有特点,二者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由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绘画的不同之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用光更侧重感性,光与色可以分离,色可离光,光可离色;西方绘画的用光更侧重理性,光与色是不可分的,以色衬光,用光显色。但光都作为中、西方绘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这是中、西方绘画艺术的相同之处,中国传统绘画中“光”语言的发展同西方绘画一样,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绘画的发展而发展的,其嬗变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具象光”

具象光,一般指的是平光、正光或散光等。平光,指的是物体被照射面与光线是相对平行的,一般指同一方向的多个光源;正光,指的是物体被照射面的受光来自正前方,多相对一个光源而言,正光下的物体暗面分布在四周;散光,指的是不同方位的多个光源,物体暗面的分布较为灵活自由,可能是物体的一边,也可能是物体的中间,可能是物体的顶部,也可能是物体的底部。中国古代早期绘画多用具象光,具象光真实可见,自然客观,表现物象也是客观实体的重现。因此,具象光大多表现具象内容,以表现物象的结构形态为目的,以表现阴阳凹凸关系为主要特征。《老子·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负阴抱阳”即背面为阴面,正面受阳光照射。东晋顾恺之在他的《画云台山记》中有“山有石,则背向有影”的记载,这是中国画中光分布的一般法则。中国早期山水画中对山石的处理,一般是将受光面(阳面)画得淡而松,背光面(阴面)画得重而紧,以表现体感和光感。画粗大的树干,往往树干两边画得重,以示背光处,树干中间画得浅,以示受光处,由此表现树干圆行的体积、形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具象光表现方法。北宋画家董源的《潇湘图》、《龙宿郊民图》等作品中,其山顶灰暗,山脚光亮,山坡阴阳互错,是为散光的表现。而巨然的《秋山问道图》、《万壑松风图》等作品中,其山前光亮,山侧灰暗,画面空间层次分明,体积感强,是为平光效果。明代人物画家曾鲸的基本画法是“见凸空白,见凹加黑,以淡到浓,透皮现骨”,然后敷彩,由此显露物体的结构和形态,是为正光效果。以上均是对“具象光”的不同描绘方法。

二、近代中国画中的“抽象光”

“抽象”一词的含义,是从众多的事物中抽取其共同的本质特征。抽象是具象的对立面,具象是实例化的抽象,抽象是具象特征的集合。往往自然万物的稳定性体现在抽象中,而其中的变化体现在具象中。中国绘画随着具象光运用的逐步完善和成熟,画家们探索出一种新的“抽象光”的表现手法,将平光、侧光、逆光、散光、反光、底光、聚光、束光等光的感觉抽象出来,根据画面内容、形式、语言的需要,进行编排与组合,使画面洋溢着“光”的气息。以光立象,以光达意,这种“光”依附在具象之中,又游离于具象之外。

我们可以从清末画家吴昌硕的作品中看到“抽象光”的运用。他的花鸟画作品笔墨饱满,笔与笔之间、叶与叶之间、杆与杆之间留下了很多“镂空”的白点,并呈现出圆形或椭圆形,这就具有一种“抽象光”的感觉,在强烈的墨色对比中达到耀眼眩目的效果。黄宾虹先生认为“画有起点,始言光线。”在他黑黝黝山色的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一块块白点和白斑形成明鲜的光感,恰是光的抽象形态,正是由于对“抽象光”的巧妙运用,从而使他的作品更具有灵气和逸气。

在中国当代画家的眼中,光不再是具象的物质形式,而是抽象的绘画语言,在吴冠中的《夜航》、《都市之恋》中抽象含蓄的光与点、线、面完美结合,产生了梦幻般的意境。正是由于他在绘画作品中成功的运用“抽象光”,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

三、现代中国绘画中的“意象光”

意象即心迹之象,是客观事物与画家主观感受高度融合,物我相融的象外之象。在审美层次上,“意象光”是一种纯主观的光(感觉上的光),它游离于抽象之外,超然于具象之上。如果说“抽象光”还是借助光表现相对具象之物的话,那么“意象光”则借助具象或抽象之物来表现“光”之神韵,达到美学与哲学的互融。在现代中国画家的笔下,“光”是自由而富有节奏的,是跳跃而有生命的,光感的营造和光色的交错,不仅仅是形式和语言的探索,更是审美精神的表述。

杨延文的《兰岛之夜》光斑闪烁,光影飘忽,不同形态的光跃然纸上,相互辉映,把大都市夜生活的繁华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宛如一个“光”的天地。这种对“光”的意象处理,既有民族精神又具有现代气息。中国画家田黎明的绘画是以“光”意象而独树一帜的。他的作品风格在于对“意象光”的独特运用,他所构建的光与墨结合的新的语言形式,被评论家认为是“光感语言”形式,他的作品不拘于某个光源、某种光色或某种光态,只要是画面情感的需要,艺术整体的需要,一幅作品中可能同时出现白色、黄色、绿色等多色光斑,这种光斑像云、像风又像雨……任凭观众去想象。可见,他在艺术表现上的自由与洒脱,不经意中流露出画家的奇思妙趣。田黎明也认为“让自己的心情体味万物,让万物在光明中显现心情之境,当我们遥望庄子、老子、孔子时,我们发现他们的心情逍遥在山山水水之中。”他画的总是充满着智慧的光芒,充满一种恍惚却又平和的浪漫情调。他对“意象光”的运用,在传统水墨向现代水墨的过渡中做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