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货范文（精选6篇）
抵制日货 第1篇
一、抵货运动造成民众生活不便
自清末以降，中国市场对日货存在高度依赖。而日货无处不在，正是国人频频选用抵货策略反抗日本侵华辱华的历史前提。普通民众弃用日货之后的选择之一，便是仿行印度的“甘地主义”，但甘地主义未必能够为中国所仿行。一是印度不合作运动本身困难重重，“因牺牲甚多，不可坚持到底”；二是该运动能够产生一定效果，与甘地本人人格甚高密切相关，“平日主张反对物质文明之发达，并以身作则，力崇朴素，拒洋布而用土布，印人亦受其感化”。三是不合作运动与中国经济绝交运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决不强制”，对于轨外行动，甘地则“垂涕而道，不惮反复劝诫”[1]7-8。
早在1908年抵货期间，广东有11岁幼童，父母让其着绉布衫，该童认为“此乃日本物，吾宁赤身裸体，誓不穿此国耻货，卒更易别衣乃已”，茶客“谈及辰丸案，有客即将身穿之日本衫裤即时拉毁，茶楼主人受此刺激，立饬伙伴收拾日本瓷器，换购江西各瓷；又有渡夫陈某向购火柴烟仔各物，因烟仔为日本货，各搭客唾而不愿，陈见众情如此，将货付之一炬，全船莫不赞美。”[2]五四运动时期，山东莱阳市面日货急剧减少，民众放弃日本火柴而使用火镰、火石取火，“遇有集市，卖火镰、火石的摆满道旁”。南京学生因理发所用剪刀均系日货，“无论西式平头，一律仍用中国旧式剃刀全行剃去。”诚然，部分民众至少暂时成为甘地主义的践行者，但此类种种几近复古的抵货之举，不可能普及。抵制外货“必先有国货以资替代，而后始可言抵制”。
二、抵货运动导致物价上涨
既然不能完全舍弃机制产品而复归传统生活，抵制日货的最佳替代便是购用国货与西洋货。但是，抵货运动强制性地打破既有市场供需关系，对日货替代品的需求转而非常旺盛，必定导致价格上涨。早在1908年首次抵货运动期间，短缺性涨价现象即已出现：“盖抵制一国之货，则必有一国之货以承其乏，而乘间侵入之势力，必至骤涨其价，而投机者流通即以恶劣之货品，为投机之经营，以获厚利。而谈抵制者，方将以意气凌人之举动，自鸣得意，虽深知亏损之太甚，亦不能卜及抵制之前途，此所谓为投机者开一方便之门者也。”供求失衡而导致国货涨价，乃是历次抵制日货运动时期的普遍现象。1915年，中华国货维持会批判部分商人乘机高抬国货价格，“向之获利不过1分者，今则加至2、3分，向之获利1、2分者，今则加至4、6分，6、7分不止。如中国草帽每顶向售银洋1元有零者，今竟加至2元数角，甚至有售3元者。布匹一项向获利不过1分，今则加逾2、3分。”1919年，徐州日用国货和洋油、洋烛等美货“均不免涨价之弊”，土糖售价由每斤160文涨到260文。南京国货任意涨价，竟有超过“未抵制某货前1倍以上者”。天津米价暴涨，某日下午比上午每担高出1元4、5角。1925年抵制期间，白米每石最高限价为11.5元，但6月29日涨至12元，次日则再涨1元。山东诸城农村，1个铜板可购买10片火纸，抵制后则仅能买5片。
各种团体均试图设法抑制价格上涨，但效果显然不甚理想。1915年，中华国货维持会函劝各商店勿高抬货价，以免影响国货销售。1919年，苏州总商会呼吁国货维持会设法平抑物价。天津总商会提出，在“人民趋向于国货”之际，须“劝告商人，以公道之价格出售，以免阻碍销路”，稍后又再次警告工商各界“勿故意抬高国货价格”。武汉学联呼吁“各商万不可乘势居奇抬高价格”。镇江商会亦劝各商家勿抬高国货价格。浙江教育会要求平抑国货售价，违者予以重罚。1931年也有人指出，抵制日货之际，往往也是国货涨价之时，提出“抵制日货之后，必须严格限制国货之售价，庶能保持国人之购买力，而收永久抵制之效”，说明国货涨价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欧美商品或西洋货，是民众放弃购买日货后的另一选择。相对而言，大多欧美商品比日货质高价昂。20世纪30年代初，济南销售的毛线仅有两种，即西洋货和东洋货。英国“蜜蜂牌”、“学士牌”两种毛线久负盛名，前者售价一般在每磅3元左右，后者每磅1.8元左右。“樱花牌”、“海鸥牌”两种日本毛线则每磅均在1元左右。日本毛线多系棉毛混纺，缺乏弹力，而英国毛线却花色繁多且质地优良。再以铅笔为例。日货“樱花牌”铅笔因价格低廉几乎垄断了济南铅笔市场，而德产“施德楼”铅笔虽质地优良，但价格昂贵。抵货期间日货价格也有可能上涨，“每经一度抵制，日货进口价值亦必增高一次。盖日本输出货物，在欧美所视为粗制滥造不欲过问者，在我国几视为不可缺少，一经抵制，来源断绝，需要益多，价格日昂”[3]102。日货在中国随处可见本是抵货运动的必要前提，而日货替代品价格上涨则必定对运动的普遍展开与持久进行构成严峻挑战。
三、民族主义难敌消费理性
性价比的权衡乃是基本消费准则，而抵货运动要求消费者将商品国籍作为消费选择的第一要素，其中困难可想而知。1908年抵货期间，时人即已敏锐洞悉民族主义与消费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之购货在于使用，其货为甲国所造，人固购之；其货为乙国所造，人亦购之，此购货之公理也。吾若有货以代之，则人必并购焉，是若分彼之利也；吾若有货以胜之，则人必择购焉，是吾夺彼之利也，此抵制之公理也。吾既无物可以胜之，又无物可以代之，而仅以空言不用，虽演说千万言，传单千万纸，仅可鼓动少数之上流社会人，不能约束多数之下流社会人，而尽强其不用也，况上流社会中亦岂无自相矛盾者乎？不用洋货之必无效果可断言也。”
强行切断与他国的经济联系，既给民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又势必增加其生活成本，从而引发普通民众对抵货运动的疏离，甚至对运动的组织者产生不满。1919年5月23日的《申报》曾指出，部分商人“抬高国货价格，使购买国货者有所灰心”。由于抵制日货造成工厂原料缺乏，不但企业主对学生渐生不满，部分工人或为生计所迫，或受企业主煽动，亦将对日之仇恨转为对学生的不满。同年10月，上海松江袜厂工人严厉指责学生：“喜事少年，毫无知识，结会调查，形同盗劫。将我纱线，拦住罚金，迹近敲诈，有理难争。各厂停工，情急可想，我等工人，衣食无望。如此救国，适以速亡。”江苏宿迁县民众抱怨“布也贵，洋货也贵，都是学生造的孽。”[4]232五卅抵货期间，天津食品价格暴涨，市面谣传此为学生爱国举动所致。1931年，有人针对抵货之际国货乘机涨价问题指出：“国人虽为一时的情感冲动，勉强承购，然终不能保持其永久性。历来抵制工作之不彻底，非无因也。”
由于存在对日货的强烈甚至刚性的需求，完全禁绝日货流通极其困难。1919年11月，上海学联说：“抵制一事，卖者自卖，购者自购，公然堂然，初无顾忌，风涌云跃，应接不暇。”翌年2月，上海抵制劣货联合会声称“街头巷尾之叫卖日货者，触目皆是，店市铺户之陈列日货者，满目琳琅”，指责抵货运动有抵制之名而无抵制之实。抵货期间甚至出现日货进口不减反增的悖论性现象。1908年，广东“惟日本煤炭火柴二物，以无他物可代，现尚照销”，“日本海味及杂物，外国之货无如其价廉者，抵制恐难持久。”1915年宁波的日本火柴进口比上年增加，“日货质良，故本地火柴厂所出之品，不得不败落矣。”1919年，广州日本火柴进口“实际几无变动”。1928年, 杭州日本糖进口亦有大幅增加，“盖恐济案发生后，抵制日货风潮日形膨胀，故各商预将日本白糖，多多运进”。1912至1921年，拱北海关日本火柴进口增加3倍，“有趣的是，这竟是抵制日货的结果。”
日人勿堂行之对抵货运动给中国民众造成的生活困境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认为，从商品类型而言，中国的进口商品多为棉布、棉丝和机器杂货等必需品，奢侈品数量甚为有限，“一旦对于某国货物实行抵制，若幸有他国货得以替代，尚不至于为难，不然，则需用者不得不强忍苦痛，于某时期内不用某国货，或出贵价购买别国类似之货，以聊慰欲望”，在他看来，中国人“锱铢必较，毫厘必计”，因抵制外货而增加耗费，乃“至大之苦痛”。故抵制外货之举，“不仅供给者之外人，将大受苦痛，而需用者之中国人，亦确受其苦痛。”[5]况且，日本输入中国的日用品价格低廉，“断非他国之所能及”，中国人摒弃廉价日货，“为暂时计，固无所困苦，尚可勉强支持，如再延长两三月之后，则中国人之不便且更甚”。他进而指出，因欧战正烈，西洋货来源“几将绝迹”，中国人如不用日货，“即欲另易他国货以代之，势将代无可代”。因此他建议日本商人“稍安勿躁，静候时机”[6]。
上述言论，当然可以视为日方应对中国抵货运动的舆论手段，但其指出的种种问题，则并非凭空杜撰。抵货期间日货未能完全绝迹，中国不少时论亦曾给予同情和理解。有人断言“抵制日货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抵货对销售者和消费者均有难处，商人“为利所蔽，宁肯不爱国而卖日货”，就消费者而言，“官僚国都可以卖，还谈什么爱国，当然买日货；工人农人因为经济的关系，只能买减价货物，国货贵，日货贱，他们买日货也不能怪他们。”著名经济学家朱斯煌也强调：“此次日货虽大受打击，而欧美货品渐形活跃，总之仍不免购买外货。偌大漏卮，终不能塞。欧美货物，每多贵于日货。今日激于义愤，虽牺牲重价，而无怨言；异日事过境迁，难保抵货之必能持久。”[7]
陈独秀曾说：“无论那一国人，爱国心鼓励的力量总没有经济压迫的力量大。”[8]这一深刻判断说明，即使没有日本的施压、官方的干涉，抵制日货运动仍会成效不著。
参考文献
[1]诸青来.求是斋经济论集[Z].中国图书服务社, 1939.
[2]粤人公愤之一斑[N].申报, 1908-04-06 (5) .
[3]金一之.国难[Z].上海:通问编辑社, 1931.
[4]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五四运动在江苏[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5]勿堂行之.日人评论中国抵制外货事[J].东方杂志, 1915 (9) .
[6]勿堂行之.日人评论中国抵制外货事 (续) [J].东方杂志.1915 (10) .
[7]朱斯煌.中日贸易之研究[J].经济学季刊, 1932 (4) .
抵制日货是爱国行为 第2篇
判断抵制日货是不是爱国行为，我们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即，说“抵制日货是爱国行为”，这一论段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呢？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爱国”？“抵制日货”又是怎么回事？
从字面上讲，“爱国”就是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之情，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定行为。可见爱国首先是人的一种感情。既然如此，要准确的定义它是比较困难的。本文开头引用了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的歌词。我觉得这首歌曲调优美，歌词大方真挚，洋溢着爱国之情。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有“爱国”这种感情，但应该大多数人都具有，因此要理解爱国应该也不是太难。“抵制日货”是怎么回事？任何概念都是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概括总结，“抵制日货”也不例外。首先，“抵制日货”要描述的不是个别现象。否则这个词不会成为互连网上的一个高频词，我们可能也无需在这里进行专题辩论。强调这一点是为了区分借“抵制日货”谋一己之私的个别人。当今中国社会中，抵制日货风起云涌，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这当中必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才能有如此号召力。其次，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在当今中国，抵制日货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浪潮、一次社会运动呢？我们注意到，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不但不能正确反省历史，甚至篡改血淋淋的侵略史，近期又在东海油气田、钓鱼岛争端、输油管道、台湾等等问题上，罔顾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不断制造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间自发地产生并推进了抵制日货运动。很明显，抵制日货是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大爆发。很多人知道，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商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斗争，为国内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和平年代，对日右翼势力的猖狂嚣张同样应该给予有理、有利、有节的还击。再次，抵制日货的主要措施是宣传教育，使拒售、拒买日货成为国人的自觉行为。“发乎情，止于礼”。自觉抵制日货的国人，牺牲的是其个人的利益，谋的是国家、民族的尊严，这样的行为难道还不是爱国行为吗？
我们来尝试给“抵制日货”下一个定义：它是一次社会运动；是在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人民猖獗进攻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采取的理性回击。抵制日货的行为主要包括拒售、拒买日货，以及相关的宣传活动。通过以上分析，抵制日货（的行为）源于国人的爱国之情，是在爱国这种感情支配下采取的行为，它是一种爱国行为。
有人会说，爱国行为的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对抵制日货这种行为来说，事实是怎样？我们认为，抵制日货已经取得或将取得以下效果：
1、开展了一次广泛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2、向日本政府显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坚强决心，有效警示日政府认清形势、反省历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3、削弱日本右翼的经济实力，进而削弱其政治影响，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寻求坚实的基础；
4、为国产品牌的成长争取时间、空间，发展民族产业，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使中国可以从容面对国际竞争中的各种挑战，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总之，抵制日货不仅是国人爱国热情的宣示，客观上也是对国家和民族有利的。抵制日货是一种爱国行为。
我们抵制日货，日本会不会抵制我们的货物？一是如果日本人要抵制，就让他们抵制好了，没有日本人的消耗，我们也死不了，二是日本人要我们的产品大多数是初级农产品，他们不要，还的花更多的价钱和别国购买，这又是消耗其储备的好方法！农产品我们照样卖给其它国家，说不定这些国家换了包装再卖给日本人，这才叫好呢！看谁更怕谁？三是在金钱和尊严面前，我们愿意选择尊严，在尊严面前金钱不过是一撮粪土！
引用一句话“如果我们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本货，日本企业就有至少一千人以上失业，而中国则增加一万多个就业机会；如果我们半年不买日本货，日本则至少有一千家公司倒闭；如果我们一年不买日本货，日本就将面临崩溃和瓦解！”同样的产品我们选择国产或者欧美的也行，而拒绝日货，日企肯定会面临危机，而国产货因为销路打开了，市场份额增加，他难道不会扩大规模、研发新产品吗？比如联想电脑市场份额从30%几增加到了60%几，他会曾加产量，会考虑到成都或者绵阳投资建厂，而日本东芝在中国的公司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好、联想就可以把东芝在中国沿海的厂收购过来啊，同样的工人、同样的流水线而生产出联想的产品，且公司效益比以前更高，工人福利更好了。抑或者联想不收购，工厂真的倒闭了，困难也是暂时的嘛，这些工人可以应聘到日益壮大的中国企业啊，而日本就真的有困难了。抵制日货，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爱国就要进行抵制日货运动。抵制日货的重要性我就不说了，但对抵制日货的问题，居然有很多人说要不得，别太冲动要理性看待。。我觉得很郁闷，简直很荒谬！他们的理由是现在所谓的日本货大多都是在国内生产的，日资企业在沿海有大量投资、办有很多工厂，我们抵制日货那这些工厂都倒闭了我们经济要受到冲击，大量工人下岗谁又来养活他们……还有就是日本货质量好，国货不能比，而欧美又较贵。我说这个理由荒不荒谬嘛。我不是学经济的，但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利大于弊：抵制日货是中国人爱国精神觉醒的表现 弊很简单，利大于弊。
很简单，大家知道进世贸谈判的艰难吧，难在哪儿？ 各国都有对自己的产业保护政策，但是这种保护很多是不能进世贸的。
抵制日货是最好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产业。
另外，日本是战犯统治下来的国家，对二战没有实质性的认错。我认为，中日20年内作战的可能性极大。日本只有深刻认知到自己的错误，中日才会真正友好，日本才会成为正常的国家。
所以，在日本认识到错误之前，亚洲包括中国，抵制日货是削弱日本的最好方式。对敌不利就是对己有利！总体是利极大于弊；
极少个别方面有弊：例如：对现有已购日货的过分破坏；日本的反制带来的少量损失等。大于利：事实证明所谓的爱国精神只能导致内讧 抵制日货有一个总的指导原则：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在关系到军事、能源、环保、精密加工、精细管理等高科技方面能引进多少就引进多少，这些技术是日本赖以生存的国家基础，也是它领先世界的地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总结。对付日本要用软刀子杀人，他从清代以来对中国就是蔑视和看不起，那正好我们虚心的学习人家的长处，暗地里迅速的扩充自己的实力。
很多网友认为国货里有不少日本元件，我们是不是要抵制？怎么抵制也抵制不了啊。是的，这点我承认。但抵制日货应该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寻找替代品。比如化妆品，你想买资生堂的时候可以换成佰草集、也可以换成欧莱雅。比如电视机，你想买东芝，索尼的时候可以换，国产的海信、创维，长虹也不错，质量绝对过关。空调冰箱洗衣机这种白色家电更要买国产的了。至于数码相机、摄象机之类的，如果国货达不大你的要求，你选择日货也无可厚非，这是你的自由。所以抵制日货的原则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购买非日货，而不是一棒子打死，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但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和我们子孙的未来做点事，以保障他们将来的安全。
有网友发出疑问，咱抵制日货，人家日本也抵制中国货，我们不是也受了损失，岂不是两败俱伤？请放心，朋友们。日本出口给我国的商品都是汽车、电器等高档奢侈品，我们可以买自己本国的或者欧美的，甚至可以不用；我们出口给他们的是什么呢？大米、煤炭、木材、菜油、大豆等等生活必须品，连日本人吃的大蒜、大葱都是我国东北产的，让他们抵制吧，不进口我们的他们自己的不够用或者甚至没有，从别的国家进口吧，运费贵的吓死他！他们总不能不吃饭、不烧煤吧？他们别无选择！所以，爱国的网友你们就放心大胆的抵制日货吧，失败的绝对不会是我们。
我们为什么抵制日货。
日本人很清楚，岛国的前途最终是要沉没于海底，所以他们从丰臣秀吉开始，从来没有放弃登上大陆的打算。他们只把落后于自身几十年的技术转让给中国？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是他们未来的敌人，他们必须遏制中国发展，才能在将来打败中国。日本出口给我国建设三峡工程的500吨钢材为什么全部不合格？其实也是这个道理，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所以说，抵制日货并不是盲目的仇恨历史，而是清醒的忧患未来。抵制日货的意义。有资深学者论证过抵制日货怎样可以打跨日本经济，这个我们先不管他。我想说的是，抵制日货其实是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抵制日货可以让大家时刻记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做点事，从而在工作和学习中更加努力。大家不要以为加入世贸了，世界大同了。人家美国时刻没忘了对咱的封锁，日本更是对咱的**磨刀霍霍，对咱富饶的国土垂涎三尺。其他小国家也不甘落后，只要你稍微关系一下国际政治，你就能清楚咱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所以说，抵制日货从更多的意义上是一面旗帜、一种倡导。目的是让大家牢记自己是个中国人，应该为这个国家尽心出力。这和平时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是不矛盾的。
何为抵制?汉语词典意为：阻止，不让侵入。按照这个层面的意思理解，抵制日货就是阻止不让日货侵入中国、在中国境内流通。然而，就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而言，不让日货侵入中国、在中国境内流通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至少要等到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日本，这样才能一举拒日货于国门之外。
其次，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抵制”，不是“不买”，而是本来想买，有买的需求，但因感情等原因而有意识、有针对性地不买，这才叫“抵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拒买日货的比例不到四成半，短期内如何影响或者改变国人的消费习惯，仍需要一个过程。
二战结束后，日本是安稳了很长时间，中日交流日益密切，然而在这个国家的以“鹰派”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分子却对中国始终怀有深刻的敌意。我们抵制日货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与民族具有极强的侵略性以及对我国的一贯的敌视与遏制。
日本投资是为我们带来了好处，但抵制日货与日本投资无关。抵制日货有个数量与时间的过程，这不会在一夜之间都发生的。以我们国民的温和善良性格，即便抵制日货到了极致地步，参与的同胞也不会超过半数(范围为有条件购买日货的)，更何况近些年来中日贸易增幅一直在30%左右，也就是说，抵制日货只是适当地抑制日本经济。因此，抵制日货根本不存在减少税收，增加失业的问题。即使中国消费者抵制日货，中国还是日企最有钱赚的投资地，他们不会撤资。我们在抵制日货的同时，日商还会继续投资，只是他们的态度会改变，会变得彬彬有礼而非居高临下;会变得诚惶诚恐而非指手画脚;会变得谦虚内敛而非肆意嚣张。如何面对“抵制日货”?
抵制日货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和使用自主品牌。记住，我们的前提是在同等条件下。在有选择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不买日本品牌的货物，我提倡：把不买日货这个原则默默地记在心里。譬如电视机，商店里有海尔、海信、长虹、TCL等众多品牌，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替代品，而且其品质与价格不会输于日货。
抵制日货是一种理性的行动，没必要流于形式，也没必要只要是与日本沾上一点边的都一律拒绝。比如单反相机，佳能和尼康在国内确实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我们选用这些品牌也没有什么不妥。总之，只要你的抵制行动是利国利民的、是发自内心的爱国情结，就没必要理会别人怎么说，也不要怕被扣上“抵制不彻底”、“两面三刀”之类无聊的帽子。因为你的良心是安稳的，因为你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中国人”这个称号。
所有华人都不买日货，这不现实，但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同胞参与，抵制日货任重道远，我们不畏其难。其实，生活就这么简单，抵制日货只是一个习惯，并不是要压抑我们的生活，我们尽力而为，能不买日货就尽量不买，而不是绝对不能买。
1、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抵制日货么？
2、就目前来看，我们接近14亿中国人当中，有多少人实际做到实际行动抵制日货？
3、根据统计数字，在中国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接近四分之一的公司或者产业是跟日本合作的，那么抵制日货的话是否就需要这些人作出牺牲？那这些人该如何安排呢？
4、现在中国和日本的经济紧密联系，虽然官方统计的数字是日本人占了我们很大便宜，但现实当中，我们又从中获益多少？如果说，真的把日本抵制了，我们真的能经受的起这样的损失么？
5、现在中国科技发展还是落后的，太多的中国式研究人员是从利出发，而不是从理出发的，所以高科技的东西很难研究出来，那么中国要想不断进步，一旦掐断了跟日本的联系，我们如何跟上时代的步法？闭关锁国的教训就在眼前，难道我们就忘记了么？
上次我们也举办了这个辩论，记得不太清楚了，后续想起来再给你补充，希望能对你有用 请问正方会问什么问题？
1.其实现在很多日货都是由中国来生产,抵制日货后,我们在日资厂工作的同胞将失去工作,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政府也将失去很多的税收,这方面如何来弥补? 2.目前中国正是需要吸收高新科技的时候,抵制日货,中国还能从哪个渠道不吸引高新科技? 3.清朝时,我国也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闭关自守,学驼鸟,最后沦为被人鱼肉的地步,现在我们也要学清朝,重走这样的道路吗? 4.在场的人有几个人是可以真正抵制日货?我们用的电脑,手机,看的电视,坐的汽车,就算是国产的,能真正做到百分百国产的吗,其中可能就有日货在里面,难道我们就放弃用这些用品吗?谁能做到? 5.中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既然加入世贸,那就要遵守世贸的规章制度,为了抵制日货,难道我们要退出世贸? 以上几点,仅供参考,以上的问题均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提问者会问得更加详细,也会找相关的资料,回答者不能用口号式,假大空的来回答,应该有理有据,爱国口号谁都会说,但口上爱国,未必是真正的爱国,行动是最重要的
抵制日货要常年坚持，并要亲友共同一起做，因为抵制日货利大于弊，依据如下：
⑴ 日本企业今后越衰败，其日本国内产业链的工人收入才能更差！在未来日本主动挑起中日对抗中，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和企业自会更加反战，好战的日本民众、企业、团体更难有富余的财力、物力支持日政府军国化成倍扩大，是遏制日本政府肆意挑衅中国的最大理由之一。
⑵ 日货不管是独资、合资，也不管是在日本、中国、印度、巴西等其它国家生产，其大部分利润都让日企拿走了。
⑶ 当今世界，商品和服务可以选择的面很广，日货少了自然会多了德国货、韩国货、美国货、中国货、印度货、巴西货等；少数日企垄断产品更可以激发国人的创造力，如同中国的航空航天科技发展之路。
⑷ 全球各地的日企衰败了可以让全世界其它爱好和平的企业收购，因此原日企员工同样有多种再就业选择。
基于以上浅显的真理，爱好和平的企业、民众可以默契的在今后物品采购中，非公开的、全面的抵制日货，这就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巨大力量源泉之一，这就是遏制和惩罚危害世界和平者的最佳武器。
抵制日货搅动东亚数十年 第3篇
日本经济不可能“离开中国”
近日，日本佳能、松下等在华日企宣布暂时关闭在华工厂，有部分日企开始撤离日籍员工及家属。在日本提出“购买”钓鱼岛的计划后，中国民众“抵制日货”的行动在各地开展。这股强大的压力给松下、佳能等日企带来的经济损失惨重。报道称，在被中国网民列入首批抵制对象后，业绩已经大幅下降的松下等雪上加霜，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跌至0。4%。东芝、三洋等日系品牌的占有率也跌至1%以下。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制造业巨头2011年度均出现巨亏，现在中国国内的反日活动更令日本企业界担忧。日本雅虎网站称，由于中国民众的抵制日货运动，造成日系企业各公司的销售额近来降低了20%—40%。8月份以来，日系汽车的市场销售比同期减少2%，而中国整体汽车销售量增长11%。《韩国经济》援引日本官方统计称，去年日本对中国出口额占到其全部出口总额的20。6%，如果中国国内的抵制日货行动持续下去，将不可避免的对日本经济产生巨大打击。日本《朝日新闻》称，短期内在华日企经营遇阻已成为定局，这让日本经济又蒙上一层阴影。
中国出现的“拒绝日货”浪潮让不少想投资中国的日本企业出现动摇。但日本对外投资咨询机构日本经济合理化协会发表报告称，中国大多数人还是理智的。目前在中国的日本企业约3万家，共雇用了200多万中国人，转包企业雇用约900万人。如果因为“抵制日货”造成3万日本企业破产的话，就会造成数百万中国人失业。因此，“抵制日货”对日中两国都没有好处。
“现在日本最担心的是中国政府最终迫于国内的反日压力，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日本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在《朝日新闻》上这样说道。日本朝日电视台称，中国的反日游行和“拒买日货”运动是对日本施加的一种压力，希望野田政府能回到钓鱼岛问题的谈判桌上。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中国政府也对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特别是可能使中日经贸关系受到损害。报道称，日本经济很大程度依赖中国的现状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改变，在两国发生矛盾的时候，日本就很被动。这也是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担心的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日本经济走到今天，“已经不能轻易抽身离开中国了”。
中日盘算谁更“受伤”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其商品以优良的质量冲击着世界多国市场。缺乏资源和市场狭小的日本，经济能够迅猛发展主要依靠贸易出口。对日本产品来说，保持出口持续增长，除了本身的质量外，最需要的是国内政治稳定和对外关系平稳。然而日本近年来政客们走马灯似地上台，为了追求支持率，越来越急功近利，政治主张也越来越极端，与周边国家冲突频频，而一些政客却仍沉浸在以往“日本经济主导亚洲”的时代，认为即使外交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到经贸关系，日本此前能与中韩等国保持“政冷经热”的局面似乎成了证明。
不久前，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后，日本与韩国关系急剧恶化，日本方面甚至传出要对韩国进行经济制裁的呼声。不过，有日本媒体称，日本与韩国双边贸易额约1000亿美元，其中日本每年可从中获取300亿美元以上的顺差。在国际贸易中，逆差国往往更占上风，发起贸易战的往往是逆差国。同样，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每年也有数百亿美元的顺差。日本政府还一度传出要废除韩日货币互换协议以及拖延日韩自由贸易区（FTA）谈判等，但《读卖新闻》称，日本在这些方面要求的迫切性远远高于韩国。
实际上，对于日本政府这次“购买”钓鱼岛的行为，许多日本经济界人士表示，他们“不关心钓鱼岛事件，不希望中日彻底对立”，特别是“不希望中日经济往来中断”。对于日本政府此举的后果，日本《每日新闻》称，“中日钓鱼岛问题再也回不到当初搁置争议的局面”，“这让中国政府对日强硬也是理所当然，日本想和中国继续维持政冷经热的局面已经不可能”。《日本经济新闻》也刊文称，假如中国下决心不再和日本经济往来，日本“沦为东亚穷国的速度将更快”。
在中国网络上，抵制日货让谁更受伤也成为争论焦点。有中国网民在博客中称，“干掉一辆售价20多万元的国产日系车，只会让日本政府少了1240元税收收入，其中124元可能会被用于日本国防，装备费用只占27元。而相应地，中国各级财政却将因此少了81194元税收收入，使我国少了2400元买军事装备”。不过，也有网民认为，不买日本车可以买其他车，中国并不会因此损失。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亚太安全事务研究室主任亚历山大·尼尔认为，日本把钓鱼岛“国有化”的做法是“愚蠢的”，历史在世界各国都不会被遗忘，中国民众发起抵制日货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尼尔认为，对于未来将更强大的中国而言，也要讲究策略。以往大国处理政治矛盾时，使用经济与贸易战的手段只能短期“解气”，从长期看，未必能最有效地解决政治矛盾。如果中国决定对日本进行经济战，就失策了。
中国更要“超越日货”
日本企业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产品遭到抵制。有日本汽车企业高层称，当年美国汽车和家电市场受到日本产品的猛烈冲击，导致美国国内失业者增加。因此许多美国人和政治人物纷纷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他称，当年在电视上看到有美国议员公开拿着锤子砸日本车，他感到很痛心。
不过，相比起在美国的遭遇，日本产品在亚洲遭到“拒绝”更多是日本政府“咎由自取”。近些年来，由于日本在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以及领土争端问题上的言行，中韩等国都曾爆发过大规模“拒绝日货”的运动。韩国国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常发生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总体来说，随着韩国企业的不断发展，韩国国内市场上的日本商品逐渐减少，不过韩国现在民间的“抵制日货”运动，无论是频率还是规模都已经明显减少。
“抵制日货”的呼吁在亚洲并非新事物。早在二战前的日本侵华时期，甚至更早，饱受日本欺压的中国社会就时常传出“抵制日货”的声浪，并视之为敌强我弱情况下抗击外侮的无奈之举。上一次大规模抵制日货风潮，发生在2005年。但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中日经济实力的对比已发生逆转，不是日本强中国弱，而是中国强日本弱，在这种情况下，抵制日货究竟是否对中国有利，在中国人当中也引发了争议。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韩国经济学家对媒体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电子产品、汽车等商品在韩国市场上很有竞争力，韩国产品比日本产品差很多，因此在那段时期，韩日之间发生矛盾时，韩国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就会大规模发生。
这名韩国学者认为，抵制日货运动的关键其实是增强本国企业竞争力，只有生产比日本商品更优质的产品，才能使抵制日货产生真正效果。如果本国企业不能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抵制日货只能是一时的行为。即使抵制了日货，本国企业也不能得到好处，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产品可以供消费者选择。他说，韩国企业现在很多都已经赶超日本企业，因此虽然现在韩国很少有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产品在韩国的占有率也很低。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中心主任何茂春教授认为，抵制日货的民间行为已经产生效果，一些日企在华的业务受损，已不能正常营业。不过，来华经营的日企往往是对华感情还不错的企业，而不是日本右翼，这些人无端“挨了一巴掌”，有苦说不出。当然，中国方面也因此会有损失。
何茂春认为，韩国抵制日货的经验值得中国人借鉴。韩国的企业善于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把握对日的民族情绪，比如，韩国汽车企业会借助一些事件让韩国人买韩国车，但韩国车企私下与日本的技术等合作从未中断过。在这个方面，中国头脑要灵活。反制日货的根本途径不是抵制日货，而是“超越日货”。特别是在高精尖技术领域，中国企业要学会在开放环境中超越“日货”。
民国初年渝商与抵制日货运动 第4篇
一、渝商的爱国主义诉求
重庆虽处西南边陲，但在五四时期也出现了爱国运动。渝商从宣传爱国思想到成立商学联合会，再到后来有组织的抵制日货，无疑成为此次爱国运动的主体。1919年6月18日，重庆商界亦印散传单云：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倭奴方罢休，狠毒倭奴欺我辱我，越礼横行夺我河山，念一条件道理全无，山东青岛是我国土，强行占据凶如狼虎，若被夺取摇动全土，亡国榜样朝鲜印度，事无大小拘束甚固，笔难尽述亡国之苦，现今我国尚可挽图，先行抵制勿用日货，同胞商家团体结固，坚持到底窘死倭奴，众志成城万勿让步，勿要灰心五分热度，虎头蛇尾外人笑吾，宁使玉碎勿为瓦固，区区苦衷同胞醒悟。[1]从渝商最初的言论中，可见其深受爱国主义的感召，并表达了爱国主义诉求。并不像部分学者所认为的，所有商人都幻化成了简单纯粹的“理性经济人”，商人的民族主义诉求只不过是权宜之策的“变态”罢了。[2]
1919年6月18日，重庆商学联合会成立，该会以“提倡国货，维持现状，联络商学界一致行动为宗旨”。7月7号，商学各界借总商会议场开商学联合会，提出抵制日货办法九条：各帮分头列表调查;盘存各号底货;截止订购日货日期;派代表每日赴报关行，海关办事处抄进口日货单;调查各帮申汉庄客姓名，各将止购日货各信类，由各帮交由商学联合会公布，众赞成;确定分期检查时间;劝挂日旗者陆续改旗;取缔日行雇役办法;厘订罚金办法。
重庆商学联合会还发表公开信，表明抵制日货的决心：“自实行抵制日货之日起，凡属日行日货，无论国内国外，华商不能再购。至华商以前购买之货，现查计分三种，一曰各地现存之货，二曰已发未到之货，三曰已订未发之货，三者皆由本会派员调查其确数，酌量允其运销。目前待遇与国货同等，盖吾人所抵制者，为纯全之日货，一经华人购得，即不啻若国货，重庆为长江上游咽喉，重要商埠，此后入口货物，严为分别取缔。”[3]
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情还感染了重庆长江码头上的拨船帮，9月“自联华轮船日前抵渝后，临江门拨船帮感于各界之爱国热，皆表示同情，概不受雇，以至该船迄今抵渝五六日，其货尚未起岸，该轮移至大河，各拨船帮仍不受雇。并闻日昨，七门拨船帮特召集开会，此后无论如何，一致主张不在该轮拨货。”[4]
青年学生因其特有的对时政的敏锐感受力，在近代抵制日货运动中极为活跃，“但学界抵制，毕竟还是有限。实行卖货的商人才有处治日货死刑的魄力。”[5]美人对中国商界抵制日货的看法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抵制日货之举，起于本年五月间，商学界对于山东问题之鼓动，当时不过视为五分钟热，其后经成为有组织有统系之运动，成效大有可观，日本对华贸易因之锐减至百分之四五十，抵制运动最重要之结果即中国制造家之觉悟。”[6]
二、商学两界起冲突
诚然，抵制日货对一般国民日常生活均有影响，但商人无疑损失更大。抵制日货运动，对学生、普通民众而言仅是一场政治爱国运动，但对于商人而言无疑具有双重属性，不仅是爱国运动，还是一场经济绝交运动。因此商人在这种运动中，“国权”与“私利”紧紧地纠缠在一起，陷入了两难的历史困境。
1919年7月29日，商学联合会在苏货邦同庆公所开会，议事之一就是讨论逾期未上报之日货，“各邦购买之外货渝埠储存若干，已经在途尚未抵渝者若干，及已经定购尚未交货者若干，原限阴历六月底报告商学联合会以便考查，现期限已过，所报无多，再度限期七月半一律报告，否则发生交涉该会概不负责。”[7]
该种情形到了1920年还没能解决，而且出现了激化的态势，最终重庆学商两界因抵制日货发生冲突，甚至大打出手。川东学生联合会于12月14日晨，派学生数人往打铜街天赐生绵纱号检查仇货，声称要看账簿，不料该号学徒等竟与学生冲突，椅凳横飞，双方均负重伤，以致各街号卖仇货者纷纷闭门。[8]第二天早晨，“忽有少数商人在街上大呼闭户，全体抵抗学生”，记者于午前出街看到“各大街之苏货铺皆闭”。[9]此后商家为了抵抗学生招队保商，“绵纱帮招力夫二百名，苏货帮各家派人联合一气，分几队保卫仇货，各持木棒一根，闻该队每人每月饷五元。”[10]
至1921年4月，学商两界开会提出调和办法：“最后决定渝商现存劣货，在十年五月四日以前，许其售销，但须经商学联合会将存货调查详明，盖划为记。至渝商在沪订购之仇货，不得运回四川省，已运至途中者，许其就地拍卖”。[11]但实际上，离预定期限，已逾旬日，重庆商人售卖储存者仍多。川东学生联合会，遂于5月18日开全体会议，决议实行抵制，先从捡烧入手。并致函商学联合会，请速召集会议，解决办法，该会复函谓须于阴历4月25日，始能开会。其用意系欲延迟时日，使一般奸商乘机将仇货运藏别所，暗为售销。学生得此消息后，复于19日会议，决由各校学生推出代表调查。次晨各校学生分途出发，随在临江千厮朝天三门外船上检出东洋纱数百件，又在各洋货铺查出劣货颇多。俱由学生运到总商会，经学商联合会商界职员，认明确系仇货。众议速行尽数烧毁，随学生等即照此议实行，计所焚之货，约值数万元。
在1921年4、5月间的这场因抵制日货而引起的商学冲突事件中，有商人对外表示赞成，而暗中贩卖劣日货的;有商人表示同情学生，因所存日货较多，不能如期实行的;还有些卖国货而受到无辜伤害的。其中有“德和恒”商号，“重庆最大之商家也，其货栈中存某国绵纱甚多，为学生探悉要求烧毁，该商不允，学生乃动手将绵纱抬出烧毁。该商大愤，控学生于总商会，商董正在调解，该商人乃请警察多人至总商会，意欲扣捕学生，学生飞报联合会，旋赶到学生二千余人，与该商大闹，双方伤者甚众，全川人民闻之大哗云。”[12]
还有义亨昌商号，“四月十三日商将购得之纱运出东水门河岸上载讫。是日约午后二时许，有学生数十人到船云，来检查日货。当由商号柜工面为声明，并历数牌名概系申印纱。已经学生查看一遍，辩明非日货去。而商号柜工亦以贩纱纯属国货，及少数印纱，既经学生实地检查，绝不虑再发生事端，旋于回号。突至傍晚时，又有学生多人上船，指为日货，起运上岸，付诸一炬。商据船户报知，前往再向学生声明货牌，不听;要求验明再烧、无效。烧后仅拾得残余绵纱五包零七柄，共烧去四十包零三十三柄，计共损失买本银八千两。”[13]受损的商人还有棉纱商号源吉庆、华商谢作霖、隆昌县商号义亨昌、沙商魏德生等数十帮。
三、渝商的民族民众主义的双重面相
商人既为苟苟营利之徒，此乃他们的职业特征，同时又往往是民族主义者，这是他们的国民身份使然。商人对“国权”与“私利”的双重考量，贯穿于整个运动期间。因此，在整个抵制日货运动期间，商人并不像学生团体那样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激烈的抵制日货的情绪，甚至为了保全私利，与其他团体出现了离异、冲突。但如果以此而挞伐商人爱国情感之缺失，似乎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不如转而理解他们的艰难处境，从而明了众商此举背后的复杂心态。
首先，在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方面，民众之间并无多大差异和分歧，正如《重庆各商帮致东川道署呈文》中所言：“窃民人与国家，具有至密切之关系，既为国民，熟无爱国之心，不以商学而或异。”[13]在商学冲突中，商人往往被斥为民族主义缺失的“奸商”，但谁又考量学生在抵制日货运动中的行为是否过激，“此次借名抵制仇货，并其非仇货而烧之，并其平日所谓热心爱重之国货，而亦烧之。损失再数万金之巨，毫不动心。”此番话道出了五四时期学生愤世的过激心态。[13]
其次，商人承担的运动成本不但未有得到补偿，反而被时人斥为“没有血性”、“不顾廉耻”的“奸商”，甚至还被打上“亡国奴”的罪名。1920年阴历四月二十一日，重庆商人卓云程因售卖日货，被数百名学生清查，学生“一面运仇货数抬出城烧毁，一面将该亡国奴衣服脱尽，赤身置入无顶肩与两手摆开绑在两旁竹柱大书亡国奴卓云程两白旗插于手，额上又书一奴字，胸前又书亡国奴卖国贼等字，由总会抬出游街，各学生遂整队前往，号声震天，观者塞途”，以至于“某记者叹曰，四川为学生联合会似乎，冷淡熟急，各学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想四川除掉卓云程，必不再出亡国奴。”[14]对于此类商人，《国民公报》在“勿伤感情”的报道中作出了“移情式”的理解，“现在卖日货的，不应是不知耻，无血性的人，或是早办之货，血本所关，事实上不无可原。中国是四万万人的中国，说道救国，还是要多数人的力量才行。无论士农工商，都要通力合作，感情要较平常格外融洽才好，不可因此更生出恶感呀。”[15]
最后，近代四川战乱不断，渝商饱尝战祸之苦。仅1920年上半年，重庆棉商即因战争阻塞了交通，积压棉纱3万多包，损失300余万银元。为了防止土匪抢劫，重庆驶往外地的商船被迫以每艘船只120-240元的高价聘请江防军武装保护，即使如此，若遇上军队抢劫，也无济于事。在防区制形成以后，各地关卡越设越多，甚至连江北寸滩的团练武装，也敢截江收取钱财，商务处于停滞状态。[16]在此难境之下的渝商，可以想见其生存之艰难，也可理解时人及后人所谓之“奸商”、“亡国奴”之原委。正如“重庆各商帮致东川道署呈文”中所云：“渝埠自连年战事发生，灾异速见，困于兵、困于暴政、困于水火盗贼、全埠损失，几达千万，奄奄一息，何以为生?今春始力谋补救，而战端猝起，不啻又扼其生命。今幸川局觕定，方待滋息，学生忽从而纷扰，全埠为之骚动。吁商人何不幸而生于渝埠?又何不幸亲见重庆弱肉强食，暗无天日之惨状耶?此次直接受损失者，原匹沙字号暨水客一二邦，而间接受损者，则全埠数十帮，无不为其波及。担负军饷，动数百万，不闻他界有一丝一粟之助。”[13]
反对抵制日货辩论赛一辩陈词 第5篇
首先我来向大家说一下日货的概念。日货不单单指纯日本生产的产品，也包括在华投资的、日商提供的技术或某种文化、知识产权和中日合资产品等。所以今天我方所说的反对抵制日货中的日货是指有任何日本成分存在的精神或物质上的产品。我方的观点具体分三：
1.不要将政治问题经贸化。日本大多数商家和企业并没有支持日本右翼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曾明确表示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要努力促进日中政治关系的改善。汶川地震后，日本全国各大便利店都设置了专门的捐款箱，企业向我国的捐资过亿。我们对抵制这些友好的日企，就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中国因为在政治上和日本有矛盾就在经济上抵制日货，那是不是以后中国和别的国家在政治上有纠纷也要如此，抵制所有进口商品，自给自足？
2.抵制日货影响就业率及市场机制。2010年在中国的日企共22307家，在中国直接雇佣的约300万人。此外在日本，外籍就业者近半中国人。我们抵制日货，将直接导致多少中国人失业？再者，根据经济学家的结论，抵制日货是非市场行为。而市场指的是为了买和卖某些商品而与其他厂商和个人相联系的一群厂商和个人。抵制日货就破坏了市场，不利于整个市场机制的运行。况且市场经济从来就是双向互利的，抵制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
3.抵制日货阻碍国民技术创新。有竞争才有进步，有比较才有成长。在中国市场来说，日货无疑是国货的最大竞争对手，我们应该提倡与
日货进行良性竞争而不是抵制。纵观世界知名品牌的发展强大也不是建立在抵制别国产品的基础上的。我国的知名品牌海尔和长虹不也是在竞争中吸取先进技术，重视产品研发，最后做强做大的吗？其他国家的产品昂贵我们消费不起，使用国货性能又不够好，作为一般消费者，购物的基本考虑就是物美价廉。假如我们的国货达到与日货相当的水平，我们还会去买日货吗？
一百年来的三次抵制日货运动 第6篇
在过去的整整一百年里，有三次重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东亚地缘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没有被中华帝国征服过的国家。进入十九世纪中期后，因种种风云际会，这个蕞尔小岛居然与中国形成了竞赛的关系。1868年，就当曾国藩等人剿清洪秀全之乱、开始洋务运动的时候，在日本则爆发了西乡隆盛的勤王事件，从而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帷幕。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几乎在同时启动了工业化运动。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挺熟悉的，日本人下死心“脱亚入欧”，把改革搞得很彻底，而清帝国则扭扭捏捏，“中体西用”。到1894年，一场甲午海战打出了个胜负，日本人翻马上身，骑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回头说商业。甲午一战打完后，郑观应写了一部非常畅销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而两国之战将在“兵战”和“商战”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当时，日本的产品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其中日本丝替代湖里丝成为欧洲市场上的畅销品，这直接打击了中国最大的手工业，甚至造成了江南地区的萧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就在西方自顾不暇的时候，国内市场早已饱和的日本企业猛烈地涌入中国，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
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其时，各城市的中华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了出现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AA得而诛之”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对日货的第三次抵制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这又有了新的发生背景和特征。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投资。当时的日本经济超苏赶美，如日中天。在石油危机的刺激下，日本制造业也正面临产业升级、市场扩容和梯级转移的重大时刻，于是，日本企业成为了开放中国的最积极的参与者，大量日本企业和资本率先涌入中国市场，整个80年代可以被看成是中日经济的“蜜月十年”。
进，k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首先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其次，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十年磨练，基本上完成了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于是，一场振兴民族品牌的经济运动如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与前两次相比，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战”，中国企业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商品在家电、服装、饮料、百货等领域都夺取了领导性的份额。及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
在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反日货行动，然而我们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车泄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成规模的产业抵制。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百年来，中国真的比以前强大太多了，中日关系已非1894年的清帝国、1915年的袁世凯政权或1931年的国民政府可以类比，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来处理睦邻关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战”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站”在东亚，却已是数千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