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女性范文（精选9篇）
解放女性 第1篇
一、门罗与第一次解放浪潮
19 世纪末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 争论的焦点在于两性的平等, 目标是争取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等价、政治权利同值, 因此第一次浪潮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特点如下:首先, 妇女们纷纷组织起来, 形成了集体的力量, 各资本主义主要国家都成立了妇女联合会;其次, 工业革命给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 为她们带来了解放的曙光;最后, 妇女们争取平等权利的抗议得到了各方同情和支持。门罗的短篇小说《幸福过了头》虽然发表于21 世纪, 但其中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设定正好归属于妇女解放的第一次浪潮的时间段里面, 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
小说描写了一位在数学研究领域有着卓越天赋与超凡才华的女性、世界上第一位数学女博士索菲亚 • 科瓦列夫斯基。她的出现曾让导师魏尔斯特拉斯震惊, “终其一生, 他都在等待这样的一个学生走进他的书房。”[1]可是当初索菲亚第一次解答出他给的难题时, 他还是怀疑她交来的作业是别人代写的, 也许是兄弟, 也许是情人, 就是不会是女性自己。当索菲亚获得了勃丁奖、得到来自专业领域的肯定之后, 她在现实中所获得的, 依然是局限和剥夺:她找不到能够和她的天分相匹配的工作, 辗转很久才有了瑞典一所新成立的大学愿意为她提供一份教职;情人也因为觉得在她面前自愧弗如而刻意远离和疏远她, 即使他们之前曾经有过婚约, 他却挖苦她身为母亲的失职。更深入的打击来自索菲亚的亲人:父亲对于她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一事大发雷霆, “现在你卖你的故事, 还有多久你要卖你自己?”[2]同样是失去曾经的爱人, 姐夫雅克拉尔可以随时得到异性的陪伴, 却对索菲亚的重浴爱河充满鄙夷。所有一切不公正的缘由, 仅仅是因为索菲亚的性别——她只是个女人, 她怎么能够这样优秀, 社会拒绝接纳如此才华横溢的女人。其一生所受到的都是对她的性别歧视和由此所带来的疏离, 即使索菲亚一直都没有放弃对自身权利的抗争。她最后败给旅途中不幸染上的疾病而香消玉损了。这位勇敢的女战士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即是“幸福过了头”。她本以沉浸在得到社会短暂接受的满足里, 却不想这争取的过程太为漫长并最终还是吞噬了她。
纵观全篇, 作者门罗并没有选择用激烈的态度或犀利的文笔向读者传达命运和时代对女性的不公, 只像在讲述一个寻常的故事般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孤独又让人垂泪的悲剧。这不止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时代的悲剧。女主人公索菲亚香消玉损的时代, 正是19 世纪下半叶, 也即第一次妇女解放浪潮刚兴起的时代。面对现实的压迫和父权的歧视, 门罗力图通过女主人公索菲亚的经历去再现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和公正待遇的不懈追求, 即使这结局让人唏嘘, 却已经明确显露出女性对自身性别的端正, 以及对女性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努力建构。
二、门罗与第二次解放浪潮
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始于20 世纪60 年代到70 年代。女性主义者将焦点放在男女性别的不同点上, 突出女性自己的特点和特性、女性意识和感受、女性经历和经验、女性的历史与传统及其地位与作用等等。与第一次解放浪潮中女性主义者基于社会正义观点而争取男女在参政议政、教育、财产、就业等平等权利不同的是, 第二次浪潮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派别, 从而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政治主张, 形成了女性研究的热潮, 女性问题也开始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科。
波伏娃的《第二性》奏响了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前奏曲, 她提出了著名的结论:“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造就的。”[3]该书系统论述了男女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差异, 并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女性的处境、地位和特性作出全面阐述, 并提出了“社会性别”的概念。《快乐影子之舞》中的短篇《男孩和女孩》就深刻体现了“女孩”是如何向“女人”转变的过程。全文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叙述。伊始, 孩童期的“我”有着男孩子般的性格, 对自己性别的认定还是模糊的, 性别差异的特征并没有在“我”的身上有明显体现。渐渐的, “我”感受到了由于身为女性而带来的威胁。这种威胁一方面来自同性, 如母亲和祖母的强迫性力量, 她们要求“我”必须像个女孩子一样生活;另一方面来自异性, 包括弟弟莱尔德的不断长大和生活中的其他男性对我性别的矫正。以亨利为代表的周围人士对“我”的评价, “喏, 莱尔德迟早有一天, 会让你看看。”[4]徒劳的反抗让“我”在母马弗洛拉身上找到了认同感, “我”希望自己能够如同弗洛拉一样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却不成想对弗洛拉的猎杀事件却改变了“我”对自我的坚持。最终压垮“我”的那根稻草来自父亲。他说, “她只是个女孩子。”[5]至此, “我”顿悟了自己与父亲间的隔断, 也开始在心底真正的接受自己的命运, 不再反抗。“女孩”终于接受了自己的性别设定。
《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则是该时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书中提出了对女性的四大压迫, 即生产、生殖、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门罗的作品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就系统体现了这些主题。这部成长小说主要描绘了女主人公黛尔从懵懂青涩成长为睿智、聪颖的生活观察者的历程, 同时,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众形象多彩的女性形象, 由她们不同的命运体现出深刻的时代意义。黛尔是一个成长中的女性形象。童年时, 她受到家族中的克雷格叔叔的影响, 学着用相对独立的政治观和世界观去看待生活。母亲对于黛尔的影响更是深远, 她本身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精神独立者, 不断地尝试着女性的各种可能, 因此成为黛尔的精神导师。女房客弗恩则像一个警钟, 提醒着黛尔在两性关系中要保持住女性的独立性。小说集的后半部分集中展现了黛尔的性启蒙和探索过程:进入青春期, 黛尔渴求性爱, 却遭到了张伯伦先生的隐晦性侵, 表明了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性角色的惯性压制和奴役;然后与第一任暧昧对象杰里, 两人仅出于对知识的尊重而结盟, 并不存在性冲动的火花, 黛尔又经历了第二次的身体失败;直到认识了加内特, 两人从充满欲望的挑逗到最后的身体结合和疯狂索求, 黛尔完成了在身体领域的实质性突破, 但转折也接踵而来, 传统男性希望女性在家庭与婚姻中处于从属地位, 因此加内特强迫黛尔入浸礼会和受洗, 黛尔拒绝, 两人分手, 黛尔完成了精神层面上的大飞跃。门罗在整个作品集中展现出的黛尔的成长道路即是当时女性成长的典型道路:女性一直在父权和传统加诸其身的众多禁锢和压迫中争取与男性同等的两性地位, 她们寻求的, 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解放。
三、门罗与第三次解放浪潮
1980 年代末至1990 年代初, 女性主义发展到第三次浪潮, 也称后现代女性主义时期。其基本点在于, 否认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论, 认为两性的界定其实是模糊不清的, 也就是说, 性别问题不再是简单的同与异的问题, 而是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动态的体系。此次浪潮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抢到女性话语, 二是强调身体的重要性和肉体的各种体验。她们认为, 这个世界用的是男性的话语, 男性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女性应该使用自己的语言, 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自己的名义讲话, “我们必须去发明, 否则我们将毁灭。”[6]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看来, 所谓一套女性的话语, 指的即是女性身体的快乐, 这是男性无法想象和体会的。女性只有将身体与语言结合起来, 才能创造出独特的女性话语。
《家具》选自门罗2001 年的作品集《恨, 友谊, 追求, 爱情, 婚姻》, 体现出鲜明的女性话语特征。叙述者将重心放在了回忆艾尔弗莱达身上。她是我家一个风格与众不同的亲戚。艾尔弗莱达的魅力不止来源于她时髦的衣着, 更在于她非凡的思考方式和不俗的谈吐, 以及前卫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每次回到老家时便会毫无顾忌的调侃政客和皇室, 大谈明星的花边新闻, 更对时事报有自己的看法。她同时也是女性探索新生活的最初尝试, 她破了长久以来菲勒斯中心主义加注在女性身上的歧视、压迫和控制, 将女性由生活中的客体转变为主体, 门罗旨在通过艾尔弗莱达的思维、语言和行动发出“女性”的声音, 这正是全体女性作家反抗权威和追求话语权威的大胆尝试。另一短篇《激情》取自其2004 年的作品集《逃离》, 讲述了性或者情爱是如何给女性自我带来推动的故事。格雷斯是个贫穷的女招待,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认识了男孩莫里, 这对众人眼中的神仙眷侣, 她却在某次家庭聚会时和莫里的哥哥尼尔私奔了一小会儿, 格雷斯重回原来的地方做女招待, 尼尔在回家的路上主动撞车身亡。小说中的格雷斯是个成长中的女性形象, 最初, 她在莫里眼里是灰姑娘般的柔弱和智慧, 但二人在灵与肉的层面都无法融合在一起, 格雷斯忍受着, 在与莫里的关系中更像是种附属, 只为凸显男性的主导性。但与尼尔在一起则不同, 他给她的最大改变即是挑逗了她, 带动了她, 让她主动面对内心的欲望, 并有勇气改变现有的生活:格雷斯是主动答应和他私奔的, 而她回归后面对莫里的来信也只有五个字, “我是自愿的”。身体上的激情带给她的是撼动, 是巨大的改变, 女性经由此完成了在自我意识上的选择和成熟。
总而言之, 女性主义的思想始终贯穿于门罗整体的创作历程当中, 其笔下的女性, 由最初的争取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 到开始注重女性自己的特点和特性, 并最终学会用自己的声音去发声, 体现了一条完整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道路, 更体现出作者对于女性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艾丽丝·门罗,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马永波、杨于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2]艾丽丝·门罗, 《恨, 友谊, 追求, 爱情, 婚姻》, 马永波、杨于军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3]李银河, 《女性权力的崛起》,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女性的叛逆与解放 第2篇
关键词：女性；叛逆；解放；探索
自古以来，女性就活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以维护婚姻为义务，却很少得到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她们作为时代的牺牲品，被碾压在道德的巨轮下。在中外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却有着相似的女性对传统礼教做出叛逆的举动，也许她们的思想意识还达不到特别深刻的层次，但他们勇敢地挑战了世俗。她们最终的结果却是一步步走向了死亡，这是每个时代的悲剧。《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艾玛与施耐庵笔下的潘金莲有着相似的悲剧结局。
1 相似的人生命运
1.1 “天生丽质难自弃”
悲剧往往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正是如此“巧合”，艾玛和潘金莲都拥有着令人倾心的美貌。艾玛把爱情想象成“玫瑰色羽毛的巨鸟，可望而不可即，在诗的灿烂的天空中翱翔”，认为爱情壮美且轰轰烈烈。[1]而现实中的婚姻却把这些幻想拖进了深谷，丈夫平庸，懦弱。潘金莲亦是如此。《水浒传》中对其容貌做了以下描述，“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2]拥有着如此花容月貌的女子潘金莲在张大户的逼迫下嫁给了“身材短矮，人物猥亵”，且为人懦弱的武大郎。如此落差也难免导致婚姻生活的不顺。
两个女子的出身也是同样卑微，一个是佃户的女儿，一个是大户人家的使女，出身低微却有着接触上流社会的经历，心境必然也会随之变化。当对上层社会的向往、对爱情的期望都落空时，她们的心理落差感也不断上升。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基本需求理论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以下层次：生理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3]而艾玛和潘金莲在自己的婚姻中满足不了这些需要，再加上外界的诱惑，婚姻自由的束缚，她们的红杏出墙也难以避免。
1.2 敢于追求却遇人不淑
一旦进入婚姻的殿堂，维护婚姻自然成了双方的义务和责任。但两个女性完全被家庭捆绑，没有独立工作，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必然导致男女地位的差异，女性往成为了生活的附庸。自古以来，人们都是从道德制高点的位置来看待 “出轨”行为，艾玛和潘金莲在很多人眼中完全是“荡妇”的形象，然而将其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中后，一切皆有不同。
她们在世俗的眼光中仍坚持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她们的勇敢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效果。艾玛经历了罗多夫和莱昂两个男子，而他们都以自身利益为重，当艾玛巨债缠身进行求助时，二人无一挺身而出。潘金莲作为张大户家的使女，在被他威胁以身相许时果断拒绝，却被报复性地嫁给了面目丑陋的武大郎。后来，她倾心于身材魁梧，正气凛然的武松，却受到 “抢白”，只能罢此想法。直到西门庆的出现。殊不知，西门庆妻妾成群，只是贪恋她的美色，毫无担当。她们的遇人不淑也直接导致了她们生命的幻灭。
2 不同的人生境遇
2.1 婚姻自主权差异
同样生活在社会下层，她们的婚姻选择却有着差异。艾玛虽然身为佃户的女儿，但父亲尊重女儿意愿，选择包法利是艾玛自己的判断。婚后艾玛的和包法利之间愈渐扩大的隔阂愈发表现在精神层次的差异与生活追求的不同。潘金莲却非如此。她的婚姻是在威逼之下的不得已抉择，她和武大郎之间无论是在生活的基础层次还是精神层次方面都存在着不可填补的天然沟壑。从中不难看到，中国女性受到的封建制度的压迫也导致了今天女性解放金成中仍然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难以彻底剔除的思想。
2.2 认知层次的不同
艾玛在债务的逼迫以及爱情幻灭的情况下，绝望地吞砒霜而死。虽然在临终前，药物的反应使她痉挛、痛苦，但她死后的面容却十分安详。艾玛是在她看清自己所追求的爱情的真面目后清醒地死去的，她的死对于活着而言更是一种超脱。
潘金莲没有艾玛这般清醒。她自以为遇到了真爱，殊不知西门庆对她更多的是美貌的垂涎。本想与西门庆长相厮守的潘金莲却没料想到会成为武松为兄复仇的刀下鬼。她对自己精神世界的认知显然比艾玛浅了许多。
2.3 作者态度的天壤之别
福楼拜对他的女主人公抱以深切的同情。福楼拜在写艾玛自杀时就产生过吃毒药的感觉，于是禁不住呕吐起来。[4]而施耐庵看待潘金莲的视角从一开始便是批判的，整个情节以两万字匆匆带过，在描写潘金莲回目的题目中称其“淫妇”，最终也不过是借武松之手将其处死，这无疑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判潘金莲对婚姻的不忠，对纲常礼教的违背。作者不同的写作角度映射出不同的主人公性格，也让现在的人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女性叛逆与解放的漫长过程。
3 悲剧根源
3.1 性格因素
千万女性被社会同化，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却造就了如此叛逆的女性，必然和其自身有极大关系。她们的反抗精神值得肯定，但时代决定反抗必然招致祸患，两位女性的性格弱点也加剧了其悲剧历程。艾玛太过于幻想，她追求奢靡的生活与物质的享受，然而当大家看到她吞下砒霜，由沉沦到毁灭又不免同情她。她的性格弱点注定是要不断推动她走向灭亡。潘金莲在一些时候表现出的心狠手辣也使她追求爱情的心理变得扭曲，如用砒霜毒死丈夫，在这之后依然心安理得。
3.2 社会根源
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两个女性一个生活在尚未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一个生活在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她们既是时代的产物，亦是时代的牺牲品。艾玛生活的是一个物欲横流社会，修道院的生活和舞会的经历让她接触到上层社会的奢靡，然而真正想要跻身于上层，女性能靠自己的能力做到的只是微乎其微，依靠男性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潘金莲相比之下更为可怜，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都难以得到保障。婚姻受压迫，婚后更是很少能到户外，離婚都只能凭借男人的一纸休书。三纲五常要求她贞洁，世人在纲常礼教的道德视角下评价她为“淫妇”。她们的社会阶层难以逾越，做出“红杏出墙”的行为的她们，一旦对这样的时代做出挑战，必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4 现实意义
艾玛和潘金莲的行为实则是女性叛逆与解放的探索。女性解放的探索一直存在，相比之前，现今中国社会的女性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自五四以来，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女性的解放仍然是个问题。
民间习俗中仍然存在重男轻女观念，工作招聘中也仍存在性别歧视。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女性的自我意识判断。虽然呼吁男女平等，但在婚恋中，男性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持的观念仍然存在于大多数国人心中。人们大呼女性权利，经济上却在鼓励着不平等。这些观念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绵延多年，被代代传承。女性自我意识仍待解放。
舒婷作为现代的女性作家，她的女性观与爱情观令许多读者震撼。她的《致橡树》中的木棉就是一个现代独立的女性，不依附，不攀缘。[5]这种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仍大放光彩。
女性身上的枷锁不仅需要时代的觉醒，社会的关注，更需要女性的觉醒与不断的自我解放。前程路漫漫，仍需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居斯塔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许渊冲，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2]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2012.
[3]夏梦远.绿色包装设计的文化观念探析[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04）.
[4]郑克鲁.外国文学史（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论述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 第3篇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是否有女性解放思想理论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目前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两个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相关学者专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确实实存在着女性解放思想理论, 这些人认为马克思与恩克斯在阐述到全人类全社会的解放运动时将被压迫的女性解放运动也算在其内, 并且有具体阐述了女性解放思想的理论和提及全世界被压迫女性的解放运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女性解放思想的相关理论, 这一观点的依据是马克思或是恩克斯的著作里并不存在关于女性解放思想的观点和理论, 有的只是零零散散的论述或者说是引用其它学者的观点的语句。关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性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盲点”之说, 我国著名学者、马克思主义专家冯沪洋博士在他的著作《两性之哲学》一书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理论仅仅突出了阶级理论, 却忽略了性别理论”, 冯沪洋博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只强调经济与生产力, 关注到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剥削与压迫却没有想方设法取决这个问题。综合考虑,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存在着女性解放思想, 因为存在着马克思支持妇女解放的言论, 在当时马克思是支持妇女参加劳动, 要保护妇女的权益。也就说马克思当时已经注意到女性被压迫的事实, 并且马克思也在积极帮助妇女进行自我解放运动, 由于受到马克思恩克斯的支持, 当时的女工组织在社会受到了认可, 有了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又确确实实没有提及“性别”这层关系, 马克思在自己攥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及到“人的生产关系就是家庭这是最初的社会关系”其中人的生产关系就是“生殖关系”。但是到了《资本论》一书中, 马克思更多的是提及“人类”、“物质生产要素”而彻底忽略了男女“性别”一说。根据上文的分析, 可以总结出,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女性解放思想这一概念, 但是马克思在各处有关于“女性解放思想”的言论和观点, 根据这些观点再结合西方的女性解放细想我们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女性解放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女性解放思想与西方女性维权运动所阐述的女权主义思想在某一方面是一致的, 同样支持男女平等的观点, 支持妇女要学会维权, 但是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理论更加突出了“阶级性”。
(一) 女性被压迫源于“私有制”
马克斯认为从母系社会到男系社会, 一开始的社会关系是男女的分工和家庭的形成,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关系逐步发展为“阶级性”,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逐渐受到压迫。人类社会简单的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 在原始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相当高, 同样原始社会也已女性为主体的母系社会, 但随着“私有制”的出现, 私有经济的不断发展, 男性的地位逐渐高于女性。到了现代社会, 一夫一妻制度的确立, 更加保证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掌控权和主导权, 压迫也随之加大, 简单的来说女性被压迫是“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同时发生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解放妇女被压迫的局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放妇女被压迫的根本方法是废除“私有制”, 只有废除“私有制”的存在, 女性被压迫的局面才会被彻底的解决。
(二) 从生产关系看女性被压迫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社会最基本最一开始的社会关系就只有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是原始社会早期唯一的社会关系,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生产方式也随之变化进步, 从唯物论主义的生产模式看女性被压迫这一事实是因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交换的模式的改变而产生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两种生产关系改变了女性的地位, 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 人类需要这些生活必需品来支持自己的生活得以延续;另一种是人类的“生殖”通过这一生产关系人类可以得到繁衍, 可以说这两种生产关系对于人类的繁衍发展缺一不可, 在原始社会这两种关系虽有存在但未发展到一定层次, 随着这两种生产关系的发展女性的地位逐渐下降。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价值
前文说到西方女性维权运动者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武装他们的行动达到解放女性的目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也得到了拓展丰富。所以说论述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一)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为西方女性维权运动提高了理论武装, 丰富了西方女性解放思想, 但其忽略“性别”只重视“阶级”的特点, 并没有能够挖掘到女性被压迫的根源, 没有正视当时社会女性被压迫的本质, 这一方面是原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女性解放思想所不具备的。 (二)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理论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 笔者认为这第一点对于当时的社会乃至如今都是有历史性的意义的。马克思的女性解放思想立足于当时的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 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同时借助了“女性维权”的思想成功的加深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如说, 著名学者埃利斯.扬在书中说道“资本主义就是在宣扬妇女的天职就是做母亲”, 深刻的批判了当时资本主义禁止妇女从事劳动工作, 限制妇女在家里生儿育女只单纯作为母亲的行为, 这很大程度上借助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理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
摘要：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起源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女性维权运动, 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女性维权者为了能够解放被压迫的妇女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 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他们的女性维权运动, 在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不仅仅对于西方的女性维权运动起到很大的作用, 也对全人类全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思想,女性解放思想,压迫,解放
参考文献
[1]陈学明.西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特批判[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7 (01) .
解放女性 第4篇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利用15项性别平等指标，对95个国家的性别平等状况展开了研究。这95个国家为全球贡献了97%的GDP，其女性人口占全球的93%，发现有40个国家在超过半数的指标上显示了程度较高或极高的性别不平等。
5个指标中，超过一半指向性别不平等
这15项性别平等指标可分为四类：职场性别平等、关键服务与经济机会的驱动因素、法律保护与政治声音、人身安全与自主能力（见图1）。
在第一个维度职场性别平等，包括女性参加有偿工作的能力，与男性更平等地分担无偿护理工作，拥有参与高生产率工作的技能和机会，以及在经济发展中承担一定的领导职务。该维度由两性在生活及工作中作出的选择所推动。
在与职场相关的5项指标中，其中4项显示性别不平等程度为高或极高。尽管全球适龄女性劳动力的比例为50%，且在西欧、北美洲和大洋洲、东欧和中亚等地区，女性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为46%-47%，但全球就业女性所占的比例仅为40%。
在专业型和技术型工作方面，我们对78个国家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21个国家在这方面的性别差距达到高或极高水平。
同工不同酬是一个重要议题，尽管这一情况难以得到确凿的证明。世界经济论坛关于商业领导者的调查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尽管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女性获得的薪酬低于男性。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数据进行研究的87个国家中。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表明，男性担任立法者、高级官员和经理等领导职位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三倍。
在无偿抚养工作上，女性所花的时间是男性的三倍，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女性花费的时间几乎是男性的十倍。
教育水平、无偿护理工作等，有助于加快性别平等进程
我们发现，社会性别平等、对妇女社会角色的态度和看法与职场性别平等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前两项是实现职场性别平等不可或缺的因素。据了解，性别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基本上都拥有较高的职场性别平等水平。经济发展使许多国家得以缩小性别差距，特别是以下四方面的进步有助于加快性别平等进程：教育水平、金融与数字化参与度、法律保护和无偿护理工作（见图2）。
教育水平。接受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与五项工作性别平等指标中的三项及数个社会性别平等指标中度或高度相关。
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则更有可能和男性平等分担无偿工作、成为专业或技术人员以及进入领导层。缩小接受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可以有力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通过童婚和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状况量化）。良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女孩接受更多教育后可以了解到自己的权益和健康问题，从而减少童婚、避孕措施缺失和选择性堕胎并改善孕妇保健。
金融和数字化参与度。有权使用网络、移动电话以及有权享有金融服务方面的性别平等与多个工作性别平等指标中度相关，与进入管理层的女性比重以及无偿护理工作耗时的关系尤其紧密。随着全球经济更加相互依存、数字化不断加深，互联网俨然成为求职、社交、开展业务、买卖双方收付货款以及获取小额贷款时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仍有44亿人无法上网，其中52%为女性。我们预计，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的网民人数将超过35亿，其中超过20亿的人使用移动设备上网。如果这一过程中女性的上网率也能同步增长，将极大地推动职场性别平等。
法律保护。有法律条款明确列出且保障妇女权益、将其视为真正的社会成员，这与五项职场平等指标中的四项以及多项社会平等指标中度相关，这些指标包括针对女性的暴力、童婚、避孕措施缺失和教育状况。其他研究者也强调，保障性别平等的法律条款与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密切有关。
无偿护理工作。承担无偿工作的男女比例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度相关，与女性进入管理层和成为技术或专业人员的几率中度相关。此外，还与教育、金融和数字化参与度有中度到高度的关联。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 61%的无偿护理工作都是日常家务，如做饭、打扫、取水、拾柴、维护和园艺，照顾老人和孩子也是免不了的家事。
这些家务事关家庭和睦与家人幸福，所以人们有可能自愿承担。但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实现自动化、男女平均分摊家务、借助政府资助或市场主导的服务业使无偿工作有偿化，可以减轻甚至免去部分无偿工作。
同时，有些干预措施还可以提高GDP，因为女性不做家务省下的时间可以从事有偿工作。此外还有其他积极影响，比如更多女性可以实现经济独立，母亲工作对下一代也有益处。一项在24个国家开展的研究表明，如果母亲上班，女儿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获得高薪及进入管理层。
中国在四项指标上存在极高的不平等
我们新推出性别平等评分工具GPS，用于评估各国的性别平等程度，其中1.00代表已完全实现性别平等。按地区评分时，得分最低的是南亚地区（不包括印度），仅为0.44;而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得分最高，达到0.74。
中国的综合性别平等评分（GPS）为0.61，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南亚其他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但是低于北美和大洋洲这类表现最佳的地区（GPS得分为0.74）（见图3）。
解放女性 第5篇
和许多优秀的作品一样, 《呼兰河传》的主题具有不确定性和朦胧性, 这种不确定性和朦胧性不仅是它的特点, 更是它的优点。“由主题的不确定性所留给读者的想象的余地, 更能使读者在想象和再创造中获得愉悦, 从而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2) 在《呼兰河传》的众多主题中, 对女性命运的探索不仅是《呼兰河传》的一个重要主题, 还是萧红作品的永恒主题。下面笔者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深入探讨萧红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的独特思考。
二、女性的天空
萧红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接受了个性解放的思想。为了寻求温暖与爱的家园, 她毅然逃离了令她失望的“父亲的家”, 但终其一生, 也未能走出男权社会的阴影。萧红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三人的三次婚恋, 使她饱尝了寻找爱情和家园的坎坷、屈辱与悲欢, 最后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苦难抗争的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 是女作家最先勘破男权社会这一压迫女性、推行男权专制统治的秘密, 并在文学叙事中不断地加以开掘和表现” (3) 。萧红曾感慨地说:“我一生最大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道出了觉醒女性夹缝生存的事实, 作为一个反抗男权专制社会的新女性在饱尝了爱情经历的痛苦后, 树立了极端的女性意识, 她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惆怅汇入笔下的艺术世界。
在《呼兰河传》中, 作者花费了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表现小团圆媳妇的不幸遭遇, 由此可见作者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并希望通过作品揭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引起世人的关注。
一开始读者接触到的小团圆媳妇, 是一个健壮、活泼、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命:“她的头发又黑又长, 梳着很长的辫子, 普通姑娘们的辫子都是到腰间长, 而她的辫子竟快到膝间了。她脸长得黑乎乎, 笑呵呵。”但是, 她的这些特征却与人们印象中团圆媳妇的形象不相符合, 因而她遭到了人们的种种非议。院子里的人说:“太大方了, 不像个团圆媳妇。”周三奶奶说:“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杨老太太说:“头一天到婆家来, 吃饭就吃三碗。”二伯说:“团圆媳妇也不像个团圆媳妇了。”邻居左右还说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 坐得笔直, 走起路来, 走得风快。”总之, 她不像个男权社会中理想型的低眉顺眼、战战兢兢的团圆媳妇样子。对此, 男人们并不大在意, 但众多妇女却都愤愤不平。正像凯特·米莱特在《性别政治》中一再重申的那样:“父权制不是要女性公开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 而是严格划分性别角色的方式, 规定女性接受它。当性别角色的观念, 通过经年累月, 甚至上千年的不断重复加强, 在几乎所有人的思想中普及开来、扎下根去的时候, 女性便将它视为天经地义而自觉接受下来, 并贯彻到了自己言行的方方面面, 正是这样的女性心理, 使他们服从于父权制的统治。” (4) 于是, 同为女性的婆婆开始了对儿媳的“调教”。正如婆婆自己所说:“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 打得连喊带叫的, 我是为她着想, 不打得狠一点, 她是不能够中用的。”在婆婆的内心深处, 她真心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的确是为了儿媳, 因为她觉得现在的团圆媳妇是无法做人们心目中的好媳妇的, 所以作为婆婆, 她有责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而这义务在他人看来的确就是一种善意。只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在她与其他妇女们的“善心、好意”之下, —个活泼、健康的小姑娘不到半年就被调教得撒手人寰, 而婆婆自己也从此坠入极端贫困的深渊。
三、超越“第二性”
萧红为什么会这么执著于女性关怀呢?首先, 这与她的生平和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萧红短暂的一生, 真可谓命运多舛。8岁时母亲病逝, 后来在求学、生活中, 饱经风霜, 颠沛流离。萧红刚步入社会就遭受到来自男性社会的冷漠、欺凌, 迎接这个“娜拉”的是上当受骗被弃于旅馆, 在凌辱中成为“女人”, 身怀六甲而无分文, 陷入生存绝境。是萧军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在萧红面前, 将她从危难中解救出来, 但拯救的同时“伤害”也开始了。两萧的冲突不全是情感冲突、个性使然, 而是一种“情”所无法左右的冲突, 即女性与主导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的冲突。萧红作为一个创作力极其丰富的女作家, 面对男权社会给她带来的种种屈辱与不幸,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己手中的如椽大笔对准她所不满的一切。
除此之外,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深刻地知道女性解放对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重要意义。在萧红那个时代, 如果想要实现阶级的解放, 就不能忽略人的解放, 尤其是不能忽略女性的解放。作为一个女性作家, 她在这方面的认知是独特的, 并且是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著名女权主义学者琳内·塞加尔在回答“为何需要女权主义”这一问题时所做的总结是:“因为女权主义最激进的个人和集体目标, 依然有待实现:一个美好的世界不会只是为了某些妇女, 而应为了全体妇女。” (5) 她又作了补充:世界愈加美好不只为了女人, 也包括男人。21世纪的女性已经深刻地体会到, 女性解放的目的是寻求自由、独立和幸福, 而不是为了把男性贬为“第二性”, 更不是为了把自己关进上一个虽闪烁着光环却是枷锁的“女权主义”的笼头。妇女运动从萌芽状态发展到今天, 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回顾这漫长的道路,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跪着的妇女形象渐渐演变为一个直立行走的人的形象。这其中的改变是巨大的, 但仍然不够, 因为路漫漫其修远, 前行的道路仍充满莫名的险阻和不测的风云, 世界上不同性别的人群———男性和女性只有真正做到满怀真挚与理解, 携手并进, 共同面对未来, 才是一个自由而完整的世界, 这正是包括萧红在内的女性解放者所期盼的一天。
注释
1李燕.略论《呼兰河传》的艺术魅力.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3, VOL29 (3) .
2童庆炳.文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3, 第3版:212.
3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2007:236.
4袁曦临.潘多拉的匣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50.
解放女性 第6篇
一、赫米亚的反抗人格与所处的男权陷阱
《仲夏夜之梦》的女主人公赫米亚无疑是莎翁喜剧中反叛勇敢、爱情至上的女性代表。剧中赫米亚与她所爱的拉山德两情相悦, 并渴望成为彼此的终身伴侣。 当赫米亚的美好愿景遭到了父亲伊吉斯的强烈反对, 被国家专制法律威胁, 甚至被告知要以生命作为爱情的代价时, 她毫不退缩。在爱情面前, 赫米亚表现出了传统女性不可企及的勇敢与执着, 坚强得不亚于任何男性。 这样的赫米亚被归为“解放女性”一点也不夸张。但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面对强势的父亲, 专制的雅典法律, 爱情至上的赫米亚做出了怎样的反抗?
赫米亚的反抗是无力的, 与所爱的人私奔, 或许是赫米亚“解放思想”的极限了, 她甚至都没有妄想去说服她的父亲。事实上, 传统女性的思想已在她身上根深蒂固。在爱情上她是卓越的, 另一方面, 她却深陷男权社会的陷阱。超凡胆识的赫米亚如此, 那么同时代女性的状况如何, 可想而知。
二、鲍西娅的悲哀
虽然爱情勇士赫米亚在精灵的帮助下收获了幸福, 但她依然没能摆脱男权社会的陷阱。那么集机智与勇敢为一身的鲍西娅呢?她能否挣脱?
很多人认为鲍西娅在男权当道的社会里简直是一个意外, 因为她闯入了属于男性的世界——威尼斯法庭, 并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传奇。《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 在威尼斯法庭上, 采取欲擒故纵的计策, 答应夏洛克可以取安东尼奥的一磅肉, 但却以不得差毫厘及不能掉一滴血为条件, 最后将夏洛克打得一败涂地, 成功解救了自己的爱人安东尼奥。鲍西娅, 她的智慧和胆识, 她的沉着与冷静着实令人钦佩, 更令剧中的男性角色黯然。人们为鲍西娅喝彩, 为她的冲入“禁地”而欢呼。鲍西娅终于摆脱了男权陷阱?
请不要忘记:她是换上了男装, 凭一封介绍信才 “混进”法庭的。如果她还是以女儿之身, 别说轮不到她前去与夏洛克论理, 恐怕刚到法庭门口就得给掌门的轰出老远。所以事实上鲍西娅并没能成为例外, 这是鲍西娅的悲哀, 不论她怎样出众, 作为一个女性, 她注定不能活跃在政治、战争的舞台上。
机智卓越的鲍西娅处于男权主义陷阱却毫无意识, 这是鲍西娅的悲哀, 同时也是当时伊丽莎白时期女性的悲哀吧。
三、女性形象两重性的原因
以下主要从两方面分析赫米亚和鲍西娅的人格两重性的原因:
作品中的人物是作者思想的缩影。那么, 没能成为完全“解放女性”的赫米亚及鲍西娅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莎士比亚女权主义思想解放的不完全。虽然作为人文主义代表的莎士比亚, 他希望通过塑造勇敢、智慧、 敢爱敢恨的女性们组成的美好蓝图来宣扬女性的平等、 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但是, 如同剧中的众多女性角色一样, 男权主义思想已深袭莎士比亚, 因此莎翁本身并没有完全“解放”。也就是说在当时就算是思想前卫的人文主义者都无法摆脱传统思想的禁锢, 更何况是同时期的女性了。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来自于莎士比亚写作的历史时代背景。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凭空想象的, 而是深深扎根于伊丽莎白时期肥沃的土壤之中。英国女皇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为莎士比亚的创作提供了自信、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原型。但是, 在时代背景下, 女性的地位还是十分有限的。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演出中, 舞台上竟没有女性演员, 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性演员扮演, 足可见女性在伊丽莎白时期地位的局限性。“由于历史及社会的局限性, 莎翁在喜剧结尾处将女性塑造成了与社会传统习俗更为相符的形象。”
总之, 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卓越女性是莎翁人文主义思想的美好缩影, 但她们身上却有很深的传统女性烙印。而这也深刻地反射了当时伊丽莎白时期“解放”女性的两重性, 以及莎士比亚的女权主义思想的不完全解放, 而导致这种思想局限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男权主义社会会的的根根深深蒂蒂固固。 。
摘要：本文试图从莎士比亚喜剧中探索伊丽莎白时期英国的女性形象。行文拟以研究莎士比亚具有代表性的喜剧作品——《仲夏夜之梦》和《威尼斯商人》。分析两部喜剧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赫米亚及鲍西娅的形象, 揭露伊丽莎白时期“解放女性”的两重性, 窥探莎士比亚女权主义光环下思想的局限性。希望能从不一样的视角, 深刻地剖析当时的卓越女性——一只脚搭上了“时代新女性”的列车, 而另一只脚却在男权主义夹缝中挣扎。
解放女性 第7篇
关键词：伊斯兰教,古兰经,女性的权利
一、伊斯兰教关于女性地位的规定
伊斯兰教是一个以宗教、法律、道德三位一体的宗教组织。其关于女性权利的规定是以教义为基础的,伊斯兰教以面向全人类、以人类团结、平等为宗教信念,特别是提出了女子与男子一同拥有着独立的人格,给予了女性独立的人格和受人尊敬的地位。
1、关于女性宗教的信仰权利
首先,《古兰经》在内容上不偏向男女中的任何一方,虽然阿拉伯语对男女性别在语言和文字上有严格的区别,甚至将许多物质有着阴与阳的区分,但《古兰经》在面对男女信仰的权利和获得的地位上的条件是绝对平等的,在内容上,《古兰经》指出,真主安拉(神灵)共同选择了男女双方降生于世,双方都拥有学习和传教的权利与义务。
最后,宗教法律规定男女都有学习和宣传教义的权利和义务。伊斯兰教不同于基督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教认为男女在宗教权利上是平等的,女性有权参与一切宗教活动。例如,在穆罕穆德时代,他的妻子由于教理知识比较丰富,所以《圣训》中的许多内容都是由其妻子传述的。所以本文认为,女性是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女性的辅助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在一个厌女主义盛行的中世纪社会中,没有男子是愿意与女子一同从事宗教活动的,而伊斯兰教积极鼓励和引导女性参与宗教活动的行为无疑是对男权社会的一次强有力的挑战。
2、关于女性社会活动的权利
斯兰教主张男性与女性同是社会的主体,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人和男性除生理差别外,各方面都是同等的,女性与男性在权利与义务方便是完全相同的。
(1)从政治角度看,《古兰经》说:“女性依法享权利,尽义务”。伊斯兰教认为,女性有权参加一切社会活动的权,提倡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在对待问题上,只论对与错,不分男和女。不仅如此,伊斯兰教还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女性参加社会活动,尤其看重参加重要的宗教社会活动。
(2)从经济上看,伊斯兰教肯定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权和财产继承权。《古兰经》明确的指出了,男女双方都有权利享有自己在经济上的利润,女性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她们有着独立的经济权。《古兰经》对男女继承财产权利上有这样一个表述:女子与男子一样有着财产继承权,但女人的继承份额是男性的二分之一。本文认为,这里男性在继承额度上高于女性,这并不表示着男女之间继承权上的不公,而是因为在当时社会中,男性相对于女性有较多的法定支出款额。
(3)在文化教育上,伊斯兰教主张文化教育是不分空间、时间、年龄、更是不分性别的。穆罕穆德说过,求学是每个穆斯林男女的天职。本文认为,这一思想主张打破了男性对受教育权的垄断,提高的女性的认知水平,解放了女性的思想。
本文通过对伊斯兰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女性权利表述,不难看出《古兰经》从神学的角度出发,肯定了女性权利的合理性,在当时男权主义与厌女主义并存的时代,这无疑是伊斯兰教女性思想的具体表现。
3、关于女性家庭婚姻观
伊斯兰教对女性家庭的法律地位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要求社会对女性予尊重。具体内容如下:
(1)在儿童之间,伊斯兰教认为,无论男女,都是按照真主安拉的旨意来到人间,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在穆斯林家庭中,父母对女儿的保护要多于男孩儿,女儿有权接受父母抚养的至出嫁,甚至离婚后还可以回到娘家。与之相比,男孩的待遇则略显逊色,男孩子成人后,父母便完成了对他的抚养。
(2)在夫妻之间,本文认为,伊斯兰教的婚姻关系与现代社会的婚姻关系理念极其相似,即:建立在男女双方自愿基础上的。婚姻的确立必须征得男女双方的同意,尤其特别强调尊重女方的意愿。
通过对家庭婚姻方面的法律规定,我们不难看出,伊斯兰教面对该问题上所持的平等理念,这是对当时其他文明地区的家庭女性受男性主宰和支配情况的有力抨击。
二、中世纪女性的地位
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女性的地位极其尴尬,虽然社会模式不断转变与进步,但是父系社会的模式并没有改变,女性依然从属与男性。这种背景在东西方都有着强力的印证,如:中国的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里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无疑是对女性极大的蔑视。在西方文化中,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是如此,在《圣经》中,夏娃经不住诱惑去吃了苹果,这才成为了全人类罪恶苦难的根源。在文学作品中,女性更是被大肆诋毁。比如,在希腊神话中正式由于潘多拉打开了魔盒,人类才开始了赎罪的一生。
因此,在中世纪,女性完全束缚在了条条框框的社会“道德”中,在中国,我们讲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无疑是对女性的绑架。在西方,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的圣母玛丽亚完全就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社会意图使所有女性都向玛丽亚一样听从于男性的话语。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一代代的女性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扮演着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即使如此,她们依然生活在一个被压抑,被歧视的社会之中。
在中世纪的欧洲,女子的一切都是听从男性的指挥,在豆蔻年华之际,她们的婚姻便有父亲一手包办,在成为贤妻良母后,她们为男性生儿育女,打理家务,但即使这样,她们依然无法得到丈夫的尊重。我们以中世纪英国为例,在英国,丈夫对妻子施加暴力是合法的,不仅如此,妻子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能提出离婚,也不能成为子女的监护人。在财产和教育上,女性更是没有受教育权利和继承权利。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地下,不仅如此,甚至连基本的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所以,伊斯兰教对女性权利的态度,对中世纪女性权利的解放有着一定的作用,体现出了相当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
三、伊斯兰教女性权利解放思想的局限性
从根本上说,在《古兰经》中对待女性权利的态度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但与之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伊斯兰教中女性解放思想也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的。在对待财产继承方面,虽然它们给予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但是所继承的部分少之又少。不仅如此,《古兰经》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仅仅是限定于教内成员,并没有上升到一个解放全体女性权利的思想高度,伊斯兰教依然把女性的权利牢牢的禁锢在了宗教之中,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四、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伊斯兰教在思想方面,它用文字的方式明确的提出了男女的平等的观念,尊重女性的权利,尊重女性社会地位,这不仅大大打破了男权主义对社会意识的垄断,也使得女性摆脱了蒙昧思想的枷锁,女性地位的提升,更加突显出伊斯兰教“普世性”的特征,最终形成了世界性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虽然伊斯兰教把女性的权利与自由禁锢在了宗教的枷锁中,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女性权利的解放,但是我们无法抹去伊斯兰教给当时那个男权主义色彩浓重的时代所增添的那一抹蓝色的自由平等之光。
参考文献
[1]刘敏.从巴斯妇形象解读乔叟的妇女解放思想[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2014.
解放女性 第8篇
一、影片背景和内容简介
故事主要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一位毕业于美国西海岸风气开放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凯瑟琳·沃森小姐，应聘来到了美国著名的威斯理女子学院教授艺术史。(威斯利女子学院成立于1870年，是全美排名第一的私立女校，被誉为“没有男子的常青藤”。它的教学目标是“为立志改变世界的女性提供最好的教育(To provide an excellent liberal arts education for women who will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20世纪的50年代，尽管女权思想已经萌芽，女性的地位逐渐受到重视，但是整个国家的大环境，是要通过舆论将在二战中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妇女们重新劝说回家。那时人们的观念依旧很保守，女子要穿紧身衣、塑腰、穿腹带、要以结婚为神圣的使命。这种传统思想在上层社会尤其盛行。在威斯理女子学院，对学生的教育并不是教她们如何获得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而是要把这些女孩子训练成标准的贤妻良母，她们学习的目的就是嫁个好丈夫。这种思想在影片中威斯利女子学院教师南希所开设的课程名称以及她所教授的课程内容里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在以保守呆板著称的威斯利女子学院里，凯瑟琳的艺术史教学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拥有良好的艺术基础和扎实的课前预习的威斯利女生对这位州立大学毕业的，年轻的艺术史教师几乎瞧不上眼。可是接受了自由思想，对生活和艺术都很有主见，立志要成为一名杰出教师的凯瑟琳没有因此退缩，她不顾校方的警告，决定抛开校方拟好的教学计划，让学生们接触现代艺术和新思想，使用自己多年的心得和切身感受来教会学生如何在课本之外独立思考、在画面之上理解艺术、体会艺术，从而引导学生们寻找美的真谛，生活的真谛。
威斯利的女生们在凯瑟琳的悉心教导下，对教师、对艺术、对生活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她们渐渐对这位热心、独立、自尊、自强的女教师产生了由衷的爱戴，进而引起了她们对自身命运与前途的重新思考。一个学年过去，凯瑟琳最终迫于压力离开了威斯理女子学院，但她赢得了学生们的理解，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让她们学会了用全新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学生们在她的影响下做出了各自不同的，独立的人生选择。
二、影片中使用自行车来表现主题的镜头分析
整部影片表现出一种女性认识自我，要求实现自我价值，追求自身不断发展的强烈渴望，而导演在影片主题的表达上运用了自行车作为一个巧妙的载体。自行车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已经被普遍的使用，在威斯利这样的女子高校，使用自行车作为校园中的交通工具十分具有时代特色。但是，导演对影片中每一个出现自行车的镜头都十分的注重，自行车不仅仅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出现，而是作为一种表达影片思想内涵的象征。自行车从名字和影像上，都巧妙的符合了电影中要表现出的女性对人生的独立和追寻。
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影片中出现自行车的六个镜头：
镜头一、影片中，当凯瑟琳初到威斯利学院，她开始的第一次课是非常不顺利的。学生的挑战、校方的质疑、同事的隔膜、包括寒冷的天气都使得凯瑟琳的生活处于一种灰暗的巨大压力下。此时，租房同住的学校护士阿姆斯特朗由于向学校女生提供避孕用品，而遭受了部分学生和校方的强烈谴责，最终被学校辞退。这件事情的发生给思想进步的凯瑟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她无法排遣心中的压力。
这时候，镜头中第一次出现了自行车，秋天阴郁的夜晚，凯瑟琳独自一人骑车去酒吧吃东西，她骑车的身影在光线暗淡的道路上由远及近，导演用这样的镜头表述凯瑟琳在威斯利学院保守环境下孤身一人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信念，表现她在环境压力下思想的孤独。为下面偶然在酒吧里遇见学校的意大利语教师比尔，思想产生呼应作了铺垫。
镜头二、在阿姆斯特朗被辞退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组欢快的校园镜头。秋日的阳光下，一个女孩骑着自行车到达凯瑟琳的住处，阳光洒满了她的脸庞。我们看出来，这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就是凯瑟琳班上成绩优异的琼。导演运用骑自行车这种方式表达出凯瑟琳的思想开始出现一个追随者和共鸣者。
琼和凯瑟琳开始的谈话以及谈话的环境也被导演安排的相当别具匠心。房间周围排满了各种现代艺术流派的画作，琼询问凯瑟琳“Where are we?”凯瑟琳笑着回答：“No one.”这些都暗示出这次谈话是和威斯利校风不一样的、“非传统的”、自由的谈话。谈话起因是由于琼抄袭艺术大师的评论来完成作业，凯瑟琳因为她这种方式和态度，给了她的作业“C”，并且鼓励琼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去品评作品，给了她再做一次作业的机会。两人随后谈到琼的发展，谈到未来，琼提出想考耶鲁大学法学院，凯瑟琳热情地鼓励她、引导她坚持自己的理想，走自己想要的生活道路。
这次谈话对于琼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凯瑟琳的引导，使得琼渐渐明晰了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开始骑上自行车，和凯瑟琳一起上路。
镜头三、影片进行到1小时23分，出现了描写威斯利学院1954年春季舞会的情节。导演使用了欢快的音乐节奏和长镜头来表现威斯利春季的校园风景。镜头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女孩骑自行车的优美的腿部特写，以此为引导，我们随后看到的是几个女孩子骑自行车的身影。这组镜头以骑自行车为象征，表现出威斯利学校女生由个人到群体的，悄然产生着的思想进步。
在这组镜头出现之前，影片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描述凯瑟琳和她的学生之间关系的不断发展。这些情节中有矛盾的冲突，也有思想的共鸣，每一个女性，当然也包括凯瑟琳自己，都在这些冲突和共鸣中重新认识了自己、发展了自己。其间，导演着重描写的是凯瑟琳带着学生到仓库上课的情景。秋雨中，凯瑟琳的朋友带来了先锋派艺术家杰克森·波拉克的作品，凯瑟琳尝试让她的学生们接受并学会欣赏这种当时还不为社会认可的，“怪异的艺术”。杰克森·波拉克是20世纪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以其在帆布上很随意地涂抹线条，大胆地泼溅颜料、洒出流线的技艺而著称，他的作品往往具有难以忘怀的自然品质。这些新生的，充满生命力的艺术，是教材书里所没有的。而威斯利的女生们正是在凯瑟琳的引导下，逐渐走入一个个未知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世界。
正由于这些情节的铺垫，春季校园中骑自行车的女生群像才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在镜头中，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充满着追寻梦想的勇气。
镜头四、随着时间的流逝，威斯利的女生在凯瑟琳的影响下逐渐接受了新的思想，新的生活，凯瑟琳自己也在威斯利学院的执教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影片中自行车第四次的出现带着几许浪漫的意味。春日阳光中，凯瑟琳骑车穿过林间的小路，来到比尔的住所。此时的她是甜蜜的，脸上洋溢着爱情的幸福，与接下来在比尔朋友处得知比尔的谎言后凯瑟琳的惊讶和失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镜头五、由于凯瑟琳不顾校方的警示坚持自己的教学风格，校方为她继续留校任教提出了一系列的苛刻条件。凯瑟琳无法和学校妥协，只能选择离开。学生们为了表示对她的爱戴和感谢，每人仿画了一幅梵高的作品送给凯瑟琳作为纪念。梵高以及“装在盒子里的梵高”曾经在凯瑟琳的课堂中被用来引导和教育学生学会做独立的自己，此时学生用自己的画作向她们的老师表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理解。凯瑟琳被身边学生的微笑打动，她激动地走出教室，望着天空，想抑制住眼眶里的泪水。镜头拉远，在她的身后，教室的墙边，整整齐齐停放着一排自行车。自行车此时作为一种抽象的象征，贴切地表现出威斯利女生对凯瑟琳心灵的追随。
镜头六、在影片的结尾，当凯瑟琳坐车离开威斯利时，自行车在镜头中又一次出现。凯瑟琳的学生身着学位袍，骑着自行车追送她们的老师。她们的自行车尾随着凯瑟琳乘坐的出租车，沿着凯瑟琳远行的道路前进。
这组镜头中，导演刻意的描写了威斯利学院女生中两位代表人物琼和贝蒂的不同表现。琼虽然有坚持自己理想的愿望，最后却选择了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她和班上其他送行的女生一样，当受到司机制止的时候停下了自行车，目送着凯瑟琳的离去。而贝蒂由于严格的家庭教育，在影片开始一直坚持认为女孩子的毕生使命就是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做相夫教子的全职主妇，她原本对凯瑟琳的思想最嗤之以鼻，最后却因为生活和家庭的变故，选择离开家庭过自己的生活。她的人生道路最终和凯瑟琳走得最近，和凯瑟琳心灵的呼应也最强。在送行时，她骑着自行车一直紧紧追随着凯瑟琳乘坐的出租车，当受到司机制止的时候她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快速的前进，伸出胳膊希望可以拉住老师从车窗伸出的手。以上这些细节，都一一表现出自行车在结尾送行这段戏份中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三、影片主题和自行车所表现出的内涵的高度契合
《蒙娜丽莎的微笑》片中的几位女性，虽然性格截然不同，但在生活中都遇到类似的困境：情感与婚姻、家庭与事业等等。导演正是通过对这些情节的描写刻画，通过凯瑟琳的话语，逐渐凸显出了电影的主题：女性真正的独立解放，在于是否拥有不受外界干扰而独立选择人生的能力。正像电影发展的脉络都一一和自行车的出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影片中第一个出现的骑自行车的女性是凯瑟琳，也正是她为威斯利学院带来了自由独立的风气。正像贝蒂的评价那样，凯瑟琳是一个突破传统寻求真理，而且不受拘束的人。她充满理想与热情，大胆地向传统的教学制度发起挑战，在校方的压力之下始终坚持自己的教学理念，她的执著影响了当时威斯利学院的一大批女生，她用自己的真诚，自己的行动教会学生们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也教会她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凯瑟琳在威斯利学院的短短一个学年，让学院的女生，当然也包括凯瑟琳自己重新对艺术、人生和爱情有了新的见解。从最开始琼的变化到电影最后所展示给我们的骑自行车的威斯利毕业生群像，导演都在告诉我们：女性在追寻人生真谛的道路上，是不依赖于任何人，任何力量，完全自主的掌握着前进的方向。
自行车在影片中已经超越了自身具体形象的概念，被导演赋予了女性渴望摆脱社会束缚，追求本性生活的思想情感。同时，这种抽象的思想内涵通过一种为我们所熟悉，为我们所接受的象征主体——自行车来表现，巧妙地结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又充满了独立和追寻的意味，完美的表达了影片的主题。
摘要：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一群威斯利女子学院的学生们在思想开明的老师引导下逐渐发现自我价值、寻求自我实现的生活历程。影片结合时代背景, 巧妙地运用了自行车作为女性寻求自我解放道路的载体, 完美的表现了电影的主题。
关键词：蒙娜丽莎的微笑,威斯理女子学院,自行车,女性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1].郝云峰, 李萌萌.独立人生——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女性主义[J].电影评介.2008, 10:49～50.
[2].李哲.幸福源于自我实现——观《蒙娜丽莎的微笑》有感[J].电影文学.2008, 13:63～64.
[3].彭吉象.影视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解放女性 第9篇
关键词：中国画；妇女形象；徐悲鸿；建国初期；妇女解放
1 建国初期的中国画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面前有不少中国画家感到彷徨，他们一部分是在师傅带徒弟的旧传统的社会下生活过来的，因此还保留着中国画传统的思想意识。例如，秦仲文、邱石冥、吴湖帆等艺术家。而另一部分则是接受了西方的艺术教育影响的中国画家，立志用新的艺术手法来改良中国画，比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艺术家。虽然这两部分艺术家所选择的艺术道路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不熟悉新的表现对象和新的文艺政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马列主义的艺术观的了解也才刚刚开始。[1]
这种现象的产生由于当时的国情是生产力低下、科技不发达并且与外部世界隔绝。因此，国家和集体的建设任务主要依靠发动群众，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进行集体性劳动。而相对于旧的传统而言，动员女性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她们的地位是首要的任务。例如，建国初期出台的《婚姻法》、大范围的对劳动妇女进行识字教育、普及生产生活知识都有利于她们响应政府的号召，及时了解有关政策，从而转变为集体劳动者，为社会生产生活也尽到自己的一份力。[2]
2 《九州无事乐耕耘》的创作背景
按照徐悲鸿的艺术经历，可将其艺术创作分为四个时期：初期，1915年，20岁的徐悲鸿来到上海，以画插图和卖画为生；早期，1916年到1923年，徐悲鸿分别去日本和法国学习美术，并在老师的指导下精研素描，这时期的素描和油画作品有很多保留至今；中期，1925年到1949年，这是徐悲鸿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几乎他所有为人们所熟知的代表作品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晚期，1949年到1953年，受建国初期国情的需要，徐悲鸿在文艺领域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政务繁忙加上身体每况愈下，其创作的作品数量锐减，这幅《九州无事乐耕耘》是他晚年最杰出的作品，因此也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徐悲鸿一直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绘画技巧的精良之处从而对中国画的现状进行改良，而不应一味摹古，并且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因此这幅画亦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3]
此画横幅尺寸为150×250厘米，这种人与动物相结合的宏幅巨制在徐悲鸿的创作中是极为少见的。并且这幅作品体现出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并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是新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部分。此图的题材、构图、造型都具有很大的创新性，直接从生活对象出发，以朴实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描绘对象的现实性和典型性，呈现出普通生活中所流露的人情味，以及大自然内在的生命力。
3 画中妇女的形象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中劳动妇女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个时期的主流媒体镜头下有三类典型“美女”：女兵类、劳动女性、样板戏或影视剧里的女主角。忽略性别的差别，忽略社会阶级和职业分工的差别是当时妇女形象的主要特征。妇女能撑半边天，女性解放为独立的劳动力，和男性一样可以担负起体力劳动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
画中的农民和牛均以写生的手法进行描绘，三个农民均上了年岁，但仍不辞辛劳地进行劳作。仔细观察农妇的形象，可以发现作者进行了局部去性别化，除了身形和头饰外，与男性的形象特征并无太大区别，这反映了当时社会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已经成为生活现实，在新中国解放思想的驱使下，妇女的解放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裹足、绣女红、足不出户等等旧社会的恶习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建国初期的新社会，劳动妇女已经是对传统女性新的定位。
4 从画中的女性形象看妇女解放
1951年，是进入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年，在如此严峻的背景下，徐悲鸿怎么会说“九州无事”呢？而且，他是否忽略了四万万中国同胞高昂的爱国热情，为什么仅仅描绘了两个老汉和一个妇女在“乐耕耘”呢？事实上。作为中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之一，徐悲鸿在《九州无事乐耕耘》的画面里，非常巧妙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里的确没有战争的硝烟，观众只看到两位老汉和一位妇女在辛勤耕耘，那么观众会不会问，那些青壮年都到哪里去了呢？会不会去参军打“老美”了呢？尽管没有青壮年的帮助，这两位老汉和一位妇女，仍然保持着高昂的生产热情，依旧在“乐耕耘”。徐悲鸿的注解很清楚，前线后方一条心，“农夫农妇皆英勇战士也”。
另一方面，尽管在建国初期中国妇女已经摆脱了私有制统治和阶级压迫，获得了法律上的男女平等，但是能不能得到進一步解放，仍取决于妇女是否参加公共生产劳动。道理很简单，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便不可能有社会、家庭等方面的平等地位。建国初期，中国妇女参与生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在劳动生产中获得了自我肯定和社会的认可，从而实现了自身进步、解放和发展，她们在社会生产的各行各业里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风貌，被誉为“半边天”。恩格斯说，“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4]主张“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列宁认为，只有“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通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5]
5 小结
这时期的妇女形象特点跟当时是政治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是此类女性形象产生的直接前提。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树立起来的典型青年劳动女性形象，她的视觉形象的塑造自然会受到当时国情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投入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建设中去，而女性形象在这种局部去性别化的过程中，无论是男性化的体态还是被保留的女性化元素，也同样服从于相同的目的，但这并不表明国家放弃了妇女解放的政治理想，而是具体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当时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
参考文献：
[1] 蔡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画艺术创作[J].艺术百家，2009（S2）：19-24.
[2] 韩頔.建国初期新型婚姻家庭关系下的妇女解放研究（1949-1956）[D].广西师范大学，2014.
[3] 悲鸿极品——《九州无事乐耕耘》[J].艺术市场，2004（11）：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