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统筹范文（精选4篇）
空间统筹 第1篇
一、合川区概况
合川是重庆市6个区域性中心之一, 东靠重庆市渝北区、四川华蓥市, 北邻四川武胜县。合川地处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的交接地带, 全境地貌大致分为平行岭谷和平缓丘陵两大类型:东南边缘之华蓥山区为平行岭谷地形, 分布面积359km, 占幅员面积的15.5%;西北部广大地区, 属川中丘陵盆地, 为平缓丘陵地型, 分布面积1997.21km, 占幅员面积的84.5%。渝合高速、襄渝铁路和国道212线穿境而过, 遂渝快速铁路、纵贯其间, 现已形成武合路、合隆路、铜合路等为主线的“一纵四横八条干线”的道路交通网络。全区辖23个镇, 7个街道办事处, 1个工业园区, 共524个村, 82个居民委员会, 2011年末, 全区户籍人口155万人, 城镇化率54.8%, 区域人口平均密度约657人/km。合川区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306.4亿元, 三产业比重分别为15:45:40。
二、模式的影响因子及估算
(一) 模式的影响因子
影响区域发展空间结构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自然限定类、社会经济类和生态平衡类3类因素, 每一类因素都包含了若干子级因子。自然因素指地形;社会经济因素指城镇和交通;生态敏感性和生态重要性对应生态平衡类因素。每一类因素都有若干具体指标与之对应, 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与生态用地属于弹性限制类型, 可人为调节;生态因素的其他方面均属于刚性限制类型。
(二) 模式估算
采用加权求和的方式计算综合的空间开发适宜性, 刚性因子直接赋值为最大值。将每一个独立指标的适宜性程度分为5等, 分别代表开发适宜、开发较适宜、开发欠适宜、保护较适宜、保护适宜, 分别用1~5来表示 (表1) 。在ARCGIS9.3系统内, 首先调用Spatial Analyst模块的Raster Calculator函数进行空间运算, 得到每个空间算子综合值, 该值即为该算子的空间开发适宜性指数, 获得较大值的区域适宜定位为生态空间或农业空间, 获得较小值的区域则适宜定位为城镇开发空间。
三、模式框架
从空间分析结果看, 合川区空间适宜表现出4大特征: (1) 主城及其附近开发适宜度较高, 适合定位为重点开发区块; (2) 乡镇的场镇建设适宜区呈网络状分布, 适合定位为一般开发区块; (3) 沿华蓥山山脉出现条带状生态保护适宜区, 适合定位为禁止开发区块; (4) 其余区域呈独立斑块状, 适合定位为限制开发区块。
根据空间适宜性的分析结论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 (包括总规和控规) 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具体为产业发展规划) 叠加的诊断结果, 规划出“一心三点三带四片”城乡空间结构, 既“一心”指合川中心城区作为合川区域发展中心及重心, 带动区内其它城镇发展;“三点”指太和、钱塘、三汇三个小城市;“三带”:指涪江、嘉陵江、渠江及沿岸带状防护林;“四片”:指中部中心城区次区域、北部渠江水源次区域、东部华蓥山地次区域和西部龙多山台地次区域。
四、结论
合川未来发展面临两大机遇:一是城市定位提升, 二是重大项目支撑。我们可按“一心六片”布局区域性中心大城市结构体系, 全面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对周边区域的综合服务水平。因此, 必须统筹规划产业用地, 为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空间;保护钓鱼城、云门山、高望山等自然山体, 打造宜居城市。同时, 大力推进小城镇和新型农村建设,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集约发展, 统筹建设农村社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 科学引导产业布局和人口集中居住。
参考文献
[1]汪洋, 赵万民, 段炼.生态基础设施导向的区域空间规划战略[J].中国园林, 2009, 25 (160) :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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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统筹 第2篇
城乡空间规划和发展是当前比较热门的话题, 其指的是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发展作为整体统一规划、统筹考虑,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在实践中, 城乡空间统筹规划有迫切需求, 但由于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障碍, 城乡空间统筹规划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为此必须加强该方面的研究。
1 城乡空间统筹规划的必要性
目前, 我国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 大城市功能地域范围内的“成长区”成为变化速度最快, 同时也是最为敏感的区域。大城市功能外扩衍生的大型基础设施、新居住组团、各种产业集聚区都相继在这一区域集中开发建设。同时, 这一区域也是城市核心区解决“大城市病”、疏导人口等压力的首选空间。因此, 在政府管理层面上, 无论从制定区域空间发展的政策、城市功能区域的转型、区域经济的发展, 都需进行城乡总体统筹规划。
2 城乡空间统筹规划的现状
2.1 空间布局凌乱
(1) 城市规模无序扩张, 尤其是县级以上城市, 大量农业生产用地被征转为非农用地, 大量人口向城市的集中, 导致城市交通拥堵、居住拥挤、环境污染, 治安恶化, 用水短缺, 居民教育难、就医难等城市病的出现。 (2) 布局不合理导致城乡产业组合关联度不高。从城乡产业聚集来看, 一些地区存在着城乡产业之间的互补性不强, 关联度不高的问题, 如西部的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城镇化规模较小, 城与城之间、城与乡之间、镇与镇之间的产业关联度不高, 使得城市产业的聚集、辐射和带动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2.2 产业结构不合理
以我国某农业大省为例, 受经济发展以及地域环境的影响, 三大产业之间的产值失调比较明显;第一产业的比例最高, 从业人口最多, 但发展落后;第二产业除去烟草和少量工业支撑全省工业发展以外, 全省的工业发展都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受到工业化水平的影响, 该省的城镇化水平率低, 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大中城市, 而辐射小城市和县镇的力度偏小, 带来的产值和经济效益失衡现象比较明显。
3 新形势下综合集成法进行城乡规划
3.1 综合集成研讨厅框架
如图1所示即为综合集成法程序框架图, 中间部分是由问题与目标双重导向的主程序, 包括制定战略、系统集成、系统分析、系统评价等主要环节;左侧部分表示有关专家、领导、公众的知识经验和意愿对规划的支持;右侧部分表示数字规划技术支持。方框图正好反映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软系统方法与硬系统方法相结合, 专家知识经验与信息数据综合集成研讨的原则。
3.2 空间地域系统综合集成
空间地域系统综合是城乡规划中的基础工作, 可按宏观、中观、微观层次综合, 对应着区域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城市或城乡发展总体规划、局部地段详细规划。以县域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为例, 地域综合包括构建出城市化格局:中心城市、重点镇、一般镇的规模等级与空间位置;农业发展格局:农田保护、农业产业园区、农村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生态安全格局:森林、湿地、水系;基础设施体系:公路、铁路、航道、机场、码头等综合通体系。
3.3 数字规划技术支持
综合集成研讨厅方法的各环节都需要数字规划技术支持。鉴于CAD在空间数据综合、空间分析、空间信息管理方面功能低下, 因此现在正全面转向3S技术支持。综合集成研讨厅框架的一些重要环节的数字规划技术支持如图2所示。现就3个应用系统介绍如下:
3.3.1 便携式式空间数据采集系统
该系统将GIS、GPS、RS集成在平板电脑或手机上。系统装载本地GIS地图或卫片, 同时具有卫星导航、记录行走路线、记录地物点坐标、关联地物点属性、勾画地物点线面图形并记录描述信息。当然, 鉴于平板电脑所固有的手写输入、移动办公以及8h续航能力, 该系统很适合在野外采集感兴趣的地形地物, 并传送到桌面GIS系统上, 从而解决了重要地理数据的更新问题。
3.3.2 城乡规划空间数据管理系统
该系统具有GIS数据管理、地图编辑、查询与统计、图层控制、坐标配准等功能。主要用来将规划范围内的基础地理数据、调查数据、多种规划数据、卫星遥感数据、公共服务数据以统一的坐标系统综合到“一张图”上, 为城乡规划综合集成研讨厅方法提供空间信息综合集成的重要支持。最后, 该系统还能为规划委托方提供规划成果管理系统, 为规划实施管理和数据更新提供支持。
3.3.3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城乡空间地域发展规划最终要处理海量空间数据, 为规划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如Supermap、Arc GIS都是最适合的软件平台。规划分析中经常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来解决诸如高程、坡度、坡向、土方、库容、缓冲区、流域、路径、视域等等计算问题, 还需制作人口、产值、村落聚合度等专题地图。
4 城乡空间统筹规划的政策建议
4.1 优化城乡布局
现阶段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始终未能如愿完满的解决城乡两极分化, 关键在于针对性措施不够明确。结合各个地区的特点进行有特色的改革才是根本化的城乡一体化, 是“城市化农村”获得长远发展的必要条件。 (1) 结合各个地区不同的发展优势与特色, 包括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人文历史等各个不同层面的不同内容, 发展一方特色, 彰显一方风情。比如像在山区建设, 应当根据地理优势, 建成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格局。根据不同地区的产业特色可以把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改造对象建成海洋旅游型、现代渔业型、港口物流型以及海洋生态型等各个方面的特色小镇。 (2) 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各异, 针对宗教、饮食、民俗文化等方面, 建造历史文化型小镇, 既能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又能为城乡一体化进程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4.2 优化产业布局
(1) 城市产业向农村转移要因地制宜, 既要充分考虑到该产业的转移是否对降低城市的就业压力、交通压力、环境压力等有推动作用, 同时还要看该产业是否有利于优化农业结构, 繁荣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城市与乡村双赢共同发展。 (2) 做好非农业建设用地的规划布局。在产业转移过程中, 会有一部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建设用地, 政府在征收过程中, 一方面要严格遵守国家的土地管理制度, 严禁随意征用和违法征用;另一方面对按照规定、符合条件和程序征用的非农业建设用地, 在产业选址、产业用途、产业布局上要充分论证, 科学规划, 实现土地资源与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3) 要发挥集聚效应, 提高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在城乡产业布局中, 要树立全局和战略思维, 应当根据城市和乡村在原料、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方面的资源禀赋状况, 加大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镇之间、乡镇与村级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加大产业耦合, 形成城乡之间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聚集体, 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良性循环。
4.3 完善基础服务
针对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差距, 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决: (1) 教育方面。积极改善农村地区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 按照“相对集中, 方便入学”的原则布局农村小学;对偏远地区义务阶段的在校学生全面实施免费教育, 并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的补助;支持发展农村的学前教育, 在政策上和实际过程中保证学前儿童的入学率;在政策和待遇上加大对农村教师的投入力度, 使其绩效工资保持和城镇不相上下的水平, 以激发其投入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 医疗方面。做好农村医疗社保的宣传, 加大对农村医疗设备以及人员的投入力度, 保证每个村均有合格的卫生室和专业的医生;深化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 实施中西部医生特岗计划;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 完善重大疾病保险和救助制度, 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统筹。 (3) 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应努力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的规范管理, 防止村干部恶意的侵吞和挪用资金;尽早构建完善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加快构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新形势下应对空间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进行城乡的统筹规划, 也就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在规划过程中, 需要重视对现有问题的总结和分析, 并且应用高新科技技术提高规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保证空间分布科学, 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盛鸣, 黄咏梅, 乔建平.新时期连云港城市空间跨越发展战略解析——江苏沿海开发背景下的应对策略[J].城市规划, 2009, 10:72~75.
[2]潘哲, 王贝妮, 庞平, 等.区域发展格局重构背景下区县空间应对策略——以天津外围区县为例[J].规划师, 2012, 7:87~90.
空间统筹 第3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IHDP、IPCC、IGBP等国际性科学计划与机构将脆弱性的研究作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点之一[6,7,8],现已发展成为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9,10]。从研究内容来看,脆弱性的内涵最初只关注扰动事件影响的程度或可能性延伸到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相关概念在内的一个概念集合[11,12,13];而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脆弱性逐步成为研究的热点,随着1999年“经济脆弱性”概念的提出,包含自然、社会、经济等综合因素及韧性机制的人地(海)关系系统脆弱性逐步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14,15]。国外学者大多从危机管理的角度分析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突发公共事件等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和冲击[16,17,18,19]。近年来,国内学者将视角集中于石油城市、煤炭城市、旅游城市、沿海城市等具有特殊资源类型的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20,21,22],但相关专题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对于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交互作用的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实践经验和理论积淀都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因此,本研究将在海陆统筹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提出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依据脆弱性相关理论及集对分析方法,对中国沿海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11个省、市、自治区经济系统敏感性及其应对能力进行评价,通过分析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分异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为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参考。
1 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与指标体系构建
1.1 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内涵
沿海地区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陆海系统交互作用的大系统,其脆弱性是指区域经济在内外环境各要素的扰动下,由经济系统自身所具有的敏感性与应对力之间相互牵制所表现出的结构或功能易受到损害的一种系统属性。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 经济系统的运行具有不稳定性,这也是区域经济系统自身的一种内在属性;②区域经济系统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对外界干扰的敏感性与抵抗敏感性而具有的应对能力的可能性,经济系统本身应对外部影响的承受能力表现为经济系统脆弱程度[23]。
1.2 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反向关联来体现,经济系统脆弱性越大经济发展越不安全[24]。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指标体系构建应当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实力、产业或经济自主控制力、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等方面。本文基于科学性、适用性、全面性等原则,根据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综合评价的科学内涵以及陆海统筹与海洋强国的主体要求,选取了10个经济系统的敏感性指标(S1~S10)和10个经济系统应对性指标(R1~R10),从而初步构建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指标含义和性质进行了详细说明(表1)。表1中的20个指标分别从正负两方面反映其对经济敏感性和应对性的影响:敏感性指标性质为正(+),说明指标值越大,经济敏感性越大,导致经济脆弱性越大,反之则相反;应对性指标性质为正(+),说明指标值越大,经济应对性越大,导致经济脆弱性越小,反之则相反。
注:①各指标性质的(+)、(-)判断是相对于经济系统脆弱性而定;②海洋经济增长弹性系数=海洋经济增加值年增长率/GDP年增长率;③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H=ΣIiLn Ii,Ii为第i次产业产值占GDP比重,i=1,2,3;④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指数评价见参考文献[25].
1.3 指标权重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不同的指标体系对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也不同[20]。熵值法在测算权重时较为客观,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因此本文选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熵值法确定权重的过程已较为成熟,文章中不再列出[26])。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指标权重见表1。各项指标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2007-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EPS全球数据统计/分析平台,其中部分数据来源于各沿海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研究方法
2.1 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估模型构建
赵克勤[27]在1989 年首次提出了集对分析方法。集对分析理论(Set Pair Analysis ,SPA)是一种从整体上和全局上用联系度对两个集合的确定性关系和不确定性关系以及这两类关系之间的关系和转换进行研究的分析方法。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集对是指具有一定联系的两个集合所组成的基本单位;系统内的任意两个组成部分,如评价标准与评价对象、现在与未来、线性与非线性或两个学生、两个方程等都可以视为集合。集对分析的核心思想就是首先承认系统是由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信息组成的,然后在选定的研究背景下,分析两个集合所具有的相同、相异和相反的特性,并对不确定性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用数学表达式来描述两个集合的同异反联系度,最后利用这种数学工具对引起这种不确定性的各种原因和信息进行深入有效的分析和处理,揭示潜在的规律。
集对分析适用范围较为广泛,虽然集对理论从被首次提出至今仅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如今其已被应用在数学、物理、系统科学、信息研究、农业、医学、人工智能和网络规划等自然科学领域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由于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具有宏观复杂性,因此集对分析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也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集对分析方法的具体原理以及分析在相关研究中已趋于成熟[25],具体公式可表示为:
式中:a、b、c分别称为集合A和集合B在问题W下的同一度、差异度和对立度,且满足a+b+c=1;i和j一方面是差异度和对立度的标记;另一方面表示差异度和对立度的系数,其中i取值于[-1,1],j规定其取值恒为-1。
对于多属性评价问题可记为Q={F,D,E,W },其中,评价方案集F={f1,f2,… fm},评价指标集D= {d1,d2,… dn},评价对象集E= {e1,e2,…ek},评价指标权重集W ={w1,w2,… wn}。在同一空间内进行对比确定各评价方案中的最优评价指标构成最优评价集U={u1,u2,…un},各评价指标中最劣评价指标构成最劣评价集V = {v1,v2,…vn},其中,un、vn分别为指标的最优值和最劣值。集对fm,U在U,V上的联系度为:
式中:apk和cpk分别为评价指标dpk与集合[up,vp]的同一度和对立度;wp为第p项指标的权重。当dpk对评价结果起正向作用时:
当dpk对评价结果起负向作用时:
方案fm与最优方案集U的相对贴近度rm可定义:
式中:rm反映被评方案fm与最优方案集U的关联程度;rm值越大表示被评价对象越接近最优方案。文章运用集对分析法,针对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这一具体问题,把多个集合组合到一起,按照经济系统脆弱状况这一特性展开具体分析,可算出敏感性rs和应对能力rR,以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作为集合可计算出经济脆弱性值rv,rv值越大表示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越高,反之则相反。
2.2 经济系统脆弱性障碍度测量
降低系统脆弱性是促使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为了进一步揭示阻碍沿海各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引入了障碍度概念。借鉴相关研究[20],经济脆弱性障碍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障碍度Ai表示第i项指标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程度;wi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值;di为第i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3 评价结果与分析
3.1 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式(1)至式(5),通过计算得出2011年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及敏感性、应对能力指数(表2)。为了揭示沿海各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差异,文章根据各地区海洋产业的脆弱性程度,参照相关分级标准,结合各指标取值范围,将2011年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表2)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作为评价依据,按照评价标准(表3)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rm分成4类。
3.1.1 沿海整体经济系统空间分异特征
从表2来看,2011年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等级普遍较高,且空间差异显著。各脆弱性类型空间分布整体分散、部分连片集中,空间分异明显,其中华南、东北沿海地区的经济脆弱性明显高于华东、华北沿海地区,呈现出较高脆弱与高脆弱特征,这说明东北、华南沿海地区经济系统承受各种不利风险的能力较差,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挑战。
3.1.2 沿海地区间经济系统空间差异分析
若0<rm< (M -Std),经济系统低脆弱性地区,这类地区的共同特征是具有低敏感性和高应对性,即经济发展良好、自身矛盾小、应对冲击的能力较强,因此经济脆弱性程度低。根据本文的测算,2011年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尚无地区落在经济系统低脆弱性地区行列,这表明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普遍较高。沿海地区的经济、环境、生态、灾害和资源等问题相互叠加影响促使我国近海海域环境恶化趋势愈发明显。综合来看,由于中国沿海地区人口激增、产业集聚度攀升、资源消耗增大,加之科学技术相对落后以及开放性经济水平较低,节约、环保意识薄弱等原因,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较高。
若(M-Std)<rm<M,经济系统中等脆弱性地区,按照脆弱性值从小到大依次有浙江、天津、山东、江苏、上海、广东。我国中等脆弱地区集中在京津、江浙和广东地区,这些区域综合经济实力雄厚,具有高应对性和高敏感性共存的特征。首先,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渔业、港口和油气资源,海洋产业效率高、能力强并且结构不断优化,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如广东省2003—2012年10年间出口总额由1 529.44亿美元增长至5 741.36 亿美元,增长近4倍,经济能力强带来区域较高稳定性,这些有助于区域经济系统提高应对能力、降低脆弱性。其次,高敏感性是带来脆弱性的主要原因,如浙江省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量民营经济存在出口导向、产业低端、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广东省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的原因在于占经济主体的对外经济仍以来料加工为主,外向型经济依存度过高,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萎缩,产业层次较低、企业规模偏小、资源消耗较大、劳动力红利消失等问题凸显;山东省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的原因在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导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以及海洋生态资源承受的压力不断加大,海洋产业系统的结构性与承载力有待增强;江苏省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的原因在于海洋资源禀赋条件有限,海洋产业结构与技术效率有待优化等。
若M<rm<(M+Std),经济系统较高脆弱性地区,按照脆弱性值从小到大依次为河北、辽宁、福建,其中福建省敏感性观测值(0.583)高于应对性观测值(0.581),与辽宁、河北相比脆弱性较高。福建省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是由滨海旅游资源市场萎缩、外资市场萎靡而内需动力不足、海洋灾害频发等多重敏感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虽然福建的海洋资源也极为丰富,但由于科技开发跟不上,海洋高科技产业至今发展缓慢,福州、厦门两港由于受海洋港口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发展规模有限,港口货运量严重不足。辽宁、河北两省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的原因在于存在敏感性和应对性双低现象,即具有较低的敏感性和应对性,具体表现为经济系统不活跃,河北省虽为沿海省份但外向型经济发展滞后,辽宁省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核心区域、大型国有企业亏损包袱沉重,河北和辽宁均面临开放型经济水平低和自身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多重困境,从而引发经济系统的高脆弱性。
若(M+Std)<rm<1,经济系统高脆弱性地区,按照脆弱性值从小到大,依次有广西、海南。海南省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最高的地区,原因在于海南属于岛屿经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偏小和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支柱产业主要是房地产和旅游业;以房地产业为例,2012年海南省房地产业税收占总量的35%以上,投资额比重占总量40%,建筑业税收占总量的15%以上,增加值已占第二产业比重达35%左右,房地产和建筑业对海南社会经济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50%,然而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和全国经济形势的变化,房地产行业产生了较大的波动性,从而也给海南省经济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成为经济系统高脆弱性地区,原因在于广西虽为沿海西部地区,较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仍滞后,广西壮族自治区2012年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为16.7%、48.6%、34.7%,其中农业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1%、第三产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4.6%,敏感性较低,应对能力也较弱,因此具有高脆弱性。此外,广西和海南的经济系统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且应对能力不足导致脆弱性较高。
3.2 障碍性因素分析与降低脆弱性发展建议
降低经济脆弱性是经济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为了寻找阻碍经济脆弱性降低的主要指标,本文引进障碍性因素分析法来估算各敏感性和应对性指标对沿海地区经济脆弱性的影响。根据公式(6)计算中国沿海地区的障碍度值,分析各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要障碍因素(表4)。从表4可以看出,2011年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要障碍因素各不相同,脆弱性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差异显著。
中等脆弱性地区:浙江、天津、山东、江苏、上海、广东。我国沿海经济系统中等脆弱性地区的障碍因素集中表现在城镇登记失业率(S7)、经济增长波动率(S3)、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S8)、产业专利占全国的比重(R5)、海洋产业资本收益率(R2);由此,这些地区需要不断降低失业率、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加强金融信贷安全、提高产业科技创新水平、多措并举促进海洋产业的发展。具体分析得出:山东省与浙江省沿海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的主要问题在于海洋产业发展效率、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较低以及工业污染对海洋环境的承载力威胁较大,因此发展技术含量高、环境污染少的新兴海洋产业是其未来方向;上海市与广东省的外向型经济非常突出(S4、S5),这也导致沿海经济系统敏感性程度较高而应对能力不足;天津市与江苏省不仅要加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要提高海洋产业的科技含量,走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的循环经济之路。
较高脆弱性地区:河北、辽宁、福建。我国沿海经济系统较高脆弱性地区的障碍因素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波动率(S3)、城镇登记失业率(S7)、工业固体废弃物总量(S9)、产业专利占全国的比重(R5)、港口货物吞吐量(R8)、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R10)等指标;由此降低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方向是在加强生态资源环境保护、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具体分析得出:辽宁省、河北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传统工业发展思路漠视海洋环境保护,沿海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的主要问题在于沿海开放程度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低,造成了大量的工业污染,给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创新和引进高科技含量产业,转变 “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思路;福建省应当以产业调整为主要方法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在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的同时,发展开放型经济,推进海洋经济长足发展。
高脆弱性地区:广西、海南。我国沿海经济系统高脆弱性地区的障碍因素集中表现在海洋经济增长弹性系数(S1)、经济增长波动率(S3)、第一产业/GDP比重(S6)、海洋灾害经济损失率(S10)、人均GDP(R1)、沿海地区开放性经济指数(R4)、产业专利占全国的比重(R5);由此要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居民收入,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产业比重,有效预防海洋灾害,充分认识海洋灾害对于沿海经济的破坏力度,减少海洋灾害对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要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开放力度,避免对单一产业的过度依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具体分析得出:广西壮族自治区虽然是沿海地区但仍属于西部地区,沿海地区开放性(R4)不高,区域性贸易发展滞后,因此要调整产业结构,依托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泛北部湾经济圈发展机遇,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海南省经济系统过于依赖房地产业和旅游业,旅游业季节性较强和房地产业波动性加大会带来经济增长波动(S3)剧烈,此外海南受海洋灾害影响严重、海洋灾害频发,因此必须不断丰富产业内容,充分认识海洋灾害对于沿海经济的破坏力度,加强海洋灾害监测与预警机制,持续不断地进行植被保护,将生态修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
4 结论与讨论
在陆海统筹背景下研究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分异可以识别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热点地区及其形成机理,是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与以往研究相比,根据经济脆弱性的概念及其内涵,建立沿海地区陆海统筹背景下的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同时结合集对分析法与障碍度评价公式对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较好地反映出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分异特征、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该组合方法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评价较为客观,对于其他领域的脆弱性研究也具有参考意义。
2011年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空间特征显著,具体体现在:①从整体分析,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普遍较高,且类型空间分布整体分散、部分连片集中,空间分异明显,其中华南、东北沿海地区的经济脆弱性明显高于华东、华北沿海地区,呈现出较高脆弱与高脆弱特征。②从分区分析,中等脆弱地区集中在京津、江浙和广东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该地区具有高敏感性与高应对性的特征;辽宁、河北、福建等地区的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主要表现为高敏感性和较低的应对能力;广西和海南属于经济系统高脆弱地区,表现为高敏感性和低应对能力的特征。通过障碍度公式提取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要障碍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沿海各地未来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方向。
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和有待深入的地方:①由于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相互交叉、发展复杂,加上海洋产业数据的获取性等问题,目前的经济系统脆弱性模型及其指标体系难以全面反映出沿海地区脆弱性的现状,还有制度政策等难以量化的问题,都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解决;② 本研究尺度较宏观,而中观尺度及微观尺度下的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更有意义,这将是未来拓展研究的主要方向。
摘要：脆弱性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从敏感性与应对能力两方面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标体系,运用客观赋权、集对分析、障碍度评价公式等方法对2011年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空间分异特征、机理、障碍因素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1从整体看,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普遍较高且类型空间分布整体分散、部分连片集中,空间差异性显著,其中华南、东北沿海地区的经济脆弱性明显高于华东、华北沿海地区,呈现出较高脆弱与高脆弱特征。2从分区看,中等脆弱地区集中在京津、江浙和广东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该地区具有高敏感性与高应对性的特征;辽宁、河北、福建、广西和海南等地区的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主要特征表现为高敏感性和较低的应对能力。3通过对沿海各地区经济系统脆弱性障碍因子的分析,提出中国沿海地区11省、市、自治区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建议。
空间统筹 第4篇
一、统筹城乡的发展
(一) 统筹城乡发展进程
城乡不平衡发展是国际上一个普遍的现象,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经验表明, 城乡发展的阶段一般会经历依存 (农业社会) 、统治 (工业社会) 、融合 (工业化中期) 和一体化 (后工业社会) 四个阶段, 其中的融合阶段就是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为城乡一体的一元结构的特定时期, 这一时期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阶段相叠合。
建国后, 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城乡关系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2008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 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开始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经济大国。此时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 相应地各种潜在资源、环境矛盾逐渐被激发, 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建设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和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六大适时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历史命题, 从建立区域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的角度, 缓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避免重蹈“拉美陷阱”, 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为了更好的实现城乡资源的统筹发展, 十六界四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 为统筹城乡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此后, 党的十七大在“五个统筹”基础上, 提出新的“五个统筹 (1) ”思想, 并要求通盘考虑和配置各种资源, 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 切实推进以新农村建设为主的农村空间的重构。
这一切的纲领举措为我国明晰了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逻辑框架——通过城乡关系的调整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小康是战略方向;通过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问题是战略思路;通过新农村建设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是战略举措。因此, 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工作路径, 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措施——它将成为我国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 重庆肩负起统筹城乡的先驱使命
重庆是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的西部直辖市, 设立直辖市之初, 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综合竞争力还是区域带动力, 都与国家对直辖市的要求差距非常远。2007年两会期间,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314”总体部署 (2) ;此后, 又连续出台了支持重庆直辖市发展的“国发3号文件”, 设立了“统筹城乡改革综合配套试验区” (见图1) 。
重庆市城乡二元结构鲜明,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2010年重庆市农业人口1355.07万人, 占市域总人口的47%;而且因经济社会发展起点低、任务重, 自重庆直辖以来, 重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率一直都呈现上升趋势 (从1998年的3.02倍上升到2006年的4.03倍) ;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差距更大。而作为国家破解“统筹城乡发展”困境的试验区, 通过改革推进城乡户籍制度、城乡土地管理和使用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和城乡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势在必行。
二、重庆市的新农村建设
(一) 重庆市新农村建设实践探索
2006年, 重庆市委、市政府针对农村地区的客观发展实际, 制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千百工程”战略, 以点带面、以线串面, 大力推进重庆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8年, 重庆市委三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 明确了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2009年的“国发3号文件”将实施“一圈两翼”的开发思路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构建了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格局。
2010年重庆市府发[2010]89号文《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农民新村建设和农村危旧房改造的意见》, 切实提出了“农村面貌大改观、特色风貌大彰显、人居质量大提升”的工作细则。
2011年, 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审议出台了《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公共富裕的决定》, 明确提出了“缩 (三) 差共富十二条”行动纲领, 其中的“合理布局农村聚居点, 建设农民新村2500个”, 为重庆市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布置了新任务。
重庆市新农村建设工作涵盖农业增收、经济发展、农民就业、土地流转、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风貌改造和环境整治改造等各方面。其中, 农村风貌改造和环境整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建设农民新村、巴渝民居和危旧房改造三个方面, 截至2011年, 全市现已建成农民新村519个, 建设巴渝新居5.2万户, 启动改造农村危旧房12万户。
为及时总结重庆市新农村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 保障高效、科学、持续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 2011年11月, 重庆市规划局组织专家, 开展“农民新村、农村村民住宅优秀规划实施成果评选工作”, 评选对象为2011年度重庆市域范围内规划并实施完成的农村居民点, 内容包括了居民点布局规划成果以及实施效果。最终确定三个奖项, 66个典型农村居民点案例 (见图2) 。本文所完成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研究便是以这66个典型案例作为基础资料, 结合多次现场实地踏勘, 以确保研究成果的原创性与现实指导性 (见表1) 。
(二) 重庆市农村居民点现状问题
重庆是我国典型的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分突出的直辖市, 全市现有村庄8600多个, 农村居民点更逾以万计。近年来受国家政策影响, 农村居民点建设发展水平虽有所提高, 但整体仍较落后。笔者通过对案例的实地调研与资料整理分析, 总结出了重庆市农村居民点分布与布局现状存在的问题如下:
1. 整体空间分布松散, 覆盖面广, 为统筹协调配置资源、一体化发展经济产业、一体化布局基础设施等带来了严重的阻力。
重庆位于我国西南山区, 自古便有“三分丘陵七分山, 真正平地三厘三”的说法 (见图3) 。因此整个重庆市域范围虽然面积广阔, 但真正能用于聚居和农业生产的土地非常稀缺。农村居民为了保证有效的耕作半径与劳作效率, 不得不分散布局, 如此便形成了在大山大川之间, 繁星点点分布着散落农户的空间格局。这种空间布局特点带来的问题便是交通闭塞, 物质与信息交流严重短缺, 生产生活方式长期停留在最原始的形态, 自给自足与自我保护更使之与外界产生一种屏蔽效应, 阻断了外界新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渗透, 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力。当然, 如此地域环境演化形成的空间结构并不是一无是处, 相对独立的空间孕育了五彩斑斓的地域文化, 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也催生了丰富多样的民俗民风。这便为发展农村经济、打造品牌形象、营造淳朴自然又与时俱进的乡村空间提供了优越的资源条件 (见图4、图5) 。
2. 人均宅基地比例偏高且区域差异大, 土地资源分散, 难以集聚形成规模效应。
过度自由和分散的布局导致了农村房屋建设与宅基地扩张的随意性很大, 农村土地资源管理难度增大, 土地资源价值得不到合理的升值。同时人均居民点面积比例普遍偏高, 再加上农村人口外流, 大量农村住宅荒废、闲置, 使得原本就宝贵的耕地资源变得越发捉襟见肘。根据重庆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显示, 2008年全市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238.03m2/人, 是《村镇规划标准》 (GB50188—93) 中规定人均居民点用地上限150m2的1.58倍, 人均用地指标严重超标。其中, 永川区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最大, 高达386.64m2/人, 严重超出了镇规划标准确定的数值。大量的优质土地资源被闲置与浪费, 价值得不到实现的同时也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困扰 (见图6) 。
3. 劳动力大量外流, 农村“空心化”与“老龄化”严重, 农业生产力发展后劲不足。
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崛起, 优越的城市环境与丰富的就业岗位吸引了中西部地区人才与劳动力的大量涌入, 引发了一次全国性的人口大迁移。重庆虽然地处西部战略发展高地, 但由于自身发展起步较晚, 经济实力相对滞后, 对周边农村区域的辐射带动力远远不够, 直辖之初便开始沦为全国主要劳动力输出地之一。根据相关调查结果, 2005年重庆市农村现有劳动力中, 4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占65.5%, 30岁及以下的青年劳动力比重仅占11.5%;新生的青年劳动力几乎全部选择外出务工, 而增加的劳动力中40岁以上的占66.4%, 主要是外出务工因其他原因返乡的中老年劳动力 (见图7) 。一场农村地区“老龄化”与“空心化”的大风暴正席卷而来, 在引发严重社会问题的同时, 也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埋下了隐患。
4. 居民点组织核心弱化, 村民自治管理功能严重失调。
中国自1988年以来, 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但长期以来重庆由于受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经济发展水平低劣等条件的影响, 再加上农村聚落聚居规模较小, 村落“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村民自治制度仅仅在主城区周边发展条件较好的部分村落得到真正贯彻执行, 大多数的农村地区都还是按照地区传统的、约定成俗的套路来管理居民内部大小事务, 这给统筹城乡思想的深入贯彻与执行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5. 农村房屋建设不规范, 建筑质量较差, 缺乏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重庆位于西南大山区, 自然环境恶劣, 交通不便, 灾害频发。现有的农村住宅多以木结构、土结构为主, 部分新建砖结构、砖混结构的建筑也都是居民自行施工修建, 没有设计图纸, 没有实施监督与工程检验, 导致房屋质量普遍偏低, 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见图8) 。
6. 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不完善, 农村居民生存环境较差。
由于受到山地地形条件的限制, 重庆广大农村依然存在很多地区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设施。比如交通不便, 居民出行必须依赖崎岖的山路;电力电讯设施匮乏, 部分居民仍在使用最原始的照明方式;教育设施不足或条件落后, 山区孩子的基础教育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了农村居民生存环境较差, 生活水平仍然处于低下阶层。
三、居民点空间重构框架
(一) 重构的内涵
重构的最根本缘由是居民点现有空间体系已经或即将成为区域发展的瓶颈, 不足以满足发展与变化带来的需求, 需要对空间要素系统进行优化调整。其中涉及到两个方面的核心内容, 即现有空间要素系统与优化调整手段。也就是居民点空间重构是建立在现有空间体系基础上, 以优化调整为核心手段的空间规划行为。任何脱离了这两个核心内容的规划行为都不算为“重构”行为。
(二) 重构的历史必然性
自从2007年成渝地区被列为国家统筹城乡试验区以来, 重庆就肩负起了在不利的区位、交通、地形条件下, 不利的国家经济发展格局中, 以捉襟见肘的经济发展条件为基础, 探索一条以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路径的历史使命。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农村地区经济产业发展, 以及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前面分析提到的一系列问题与瓶颈的存在, 即便是迎来了诸多发展契机, 广大农村的长足发展仍然难以持续推进。
统筹城乡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整个过程中随着不同时期不同工作重心的变化, 农村居民点作为统筹工作主要的物质空间载体之一, 必然面临着主体功能与核心职能的转变, 应对二元结构整体化的城乡空间优化升级。这些功能与职能的转变落到三维的空间实体中, 带来的就是区域性的空间重构。农村居民点是区域空间集聚的最小单元, 也是农村地区聚居的基本单元, 因此农村居民点的空间重构则成为了整体空间重构中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部分, 也成为直接关系到统筹城乡农村居民最基本利益的重要命题。
随着统筹城乡工作进程的推进, 农村居民点在功能与职能上的转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农村居民而言, 农村居民点从以服务农业生产的、自然的集聚空间转变为以集中居住为核心的基本聚居单元, 居住功能得到了强化。
以农村居民点为单元集中居住, 实现了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基础设施配套等概念的从无到有, 从模糊到具像, 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这是适应统筹城乡需求, 集约、高效配置资源, 实现价值的最大利益化与成本投入最节约化的运行机制需求的过程。从区域职能角度来看, 是一个从单纯传统的农业配套服务功能, 向以居住为核心的、多元化复合功能节点转化的过程。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性内容就是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 可以概括为两个词语即“公平”和“发展”。“公平”就是让农村地区能够拥有与城市地区相对均衡的发展条件与发展契机, 农村居民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的生产生活条件、社会福利和保障机制。“发展”就是在现有基础上, 通过城乡功能的协调合作, 统筹安排各种资源, 实现优势的互惠互利和劣势的互补互助, 最终目标是达到城市与乡村的共同发展, 达到理想的动态平衡状态。
也就是说在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下, 作为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功能的空间载体, 农村居民点更加注重居住功能的发挥, 从“公平”的角度来满足城乡一体化发展需求。在居民点的选址要求、集聚规模、配套设施以及人居环境的空间品质、环境景观、舒适度等各个方面要更加强调居民作为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 并注重满足的质量 (见图9、图10) 。
2. 对产业发展而言, 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生产配套的服务区的功能转变为一个集生产管理、生产服务、产品初加工、产品销售为一体的功能核心。不仅仅是单纯的服务类型的拓展, 更是产业主体功能发生实质性转换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产业主体空间的转变, 二是产业主体类型发生转变。
传统农业生产的主体空间是广袤的农田, 农业生产的全过程, 包括大部分农产品交换、交易等行为都在农田里完成。农村村落只是承担了部分产品简单的粗加工, 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 属于生产配套服务基地, 这种关系可以从一句描述传统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俗语“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中形象的表达出来。
在进入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期后, 农业生产地区主体空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是农业生产作为一种经济产业类型被市场接受;其次是农业产品作为一种商品, 不再只简单的满足农民自身的温饱问题。这两点决定了农业产业的重心不再是生产过程, 而是农业产品作为商品实现其价值以及产品增值的过程。这也就决定了农业产业的主体空间不再是农田, 而是转移到以生产、管理、服务、销售为主体的农村居民点;主体产业类型也不再停留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 而转变为农产品加工、增值、销售等。
3. 从市场需求方面来看, 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居民点的职能从市场的“盲区”、“边缘区”配套服务基地转变为市场的主体参与者与主要空间载体。
以往的农村地区因农业产业能实现基本的物质与能量的自给自足, 导致农村居民点内部, 甚至是一定区域的农村地区形成了一个可实现内部物质与能量交替循环的、稳定的, 达到自我均衡而不受外界干扰的空间整体, 这给市场机制的渗透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因此也就造成了很多地区成为市场“盲区”、“边缘区”现象。而农村地区原本就是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这与市场经济发展日渐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与要求是非常匹配的。所以, 一旦农村地区自身的资源优势被市场发觉和认可, 将带来无穷的发展潜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势必引发市场重心的倾斜, 诸如休闲旅游、餐饮服务、文化宣传等诸多类型的市场主体功能向农村地区、农村居民点内部扩散 (见图11) 。
4. 从与城市的关系角度来看, 农村地区功能从原料补给、垃圾收容转变为协调互助、资源互补的关系。
1980年, 印度学者麦基研究发现城乡之间存在的行政界线与传统意义上表现出来的差别正在逐渐缩小, 甚至消亡, 在地域组织结构中城市与乡村出现了一种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 并且越来越趋向于城乡融合的组织形式, 他把这种结构命名为城乡一体化区域 (Desakota) 。伴随着统筹城乡过程中城镇化率的提升, 农村、城镇人口达到动态平衡状态, 此时的城市空间增长方式将由空间的增量转变为资源的存量, 而区域空间格局变化从城镇空间的快速扩张转变为城乡一体化区域的发散膨胀, 城乡关系开始出现实质性的突破和转变。农村地区, 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区域内的农村地区, 成为了城市缓解空间压力, 减少运作成本, 接受城市产业、人口转移的核心区域。城乡物质与文化的交流变得日益频繁, 并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 趋于形成以城乡协调互助, 资源互补为特点的城乡结构体系 (见图12) 。
5. 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农村地区成为区域生态基础设施体系核心构成与区域发展的生态屏障的功能越来越重要。
以前的农村地区多只是作为简单的环境缓冲区, 更多的是重视城市内部绿化体系建设与城市外围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具有特殊功能区域的生态保护。根据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将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统筹安排的整体, 在考虑城市内部生态空间品质的同时, 也要保护农村地区, 特别是农村居民点内部的生态环境, 构建一个区域性的城乡一体化绿地网络系统, 确保生态保护的可持续性步伐 (见图13) 。
综上所述,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 农村居民点在统筹发展城乡经济的时代进程中, 主要功能与职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并将逐步成为市场青睐的主体空间之一, 因此加快广大农村地区现状的整治与问题调解工作, 实现以资源优势强化突出, 矛盾与弱势均衡化补缺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空间重组工作势在必行, 而重组工作的重心理所当然的落脚在农村居民点空间重组上。
(三) 重构的目标导向
结合重庆市农村居民点现状存在的问题, 以及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对农村居民点的功能与职能的要求, 提出了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五大目标:
1. 科学合理的选址, 充分发挥农村居民点在统筹方面的示范性作用, 辐射带动周边区域
统筹城乡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 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地区集聚与服务的基本单元, 既是政府制定新的政策和实施改革的先驱, 也是综合反馈与表达农村居民最基本意愿的代表。合理的选址农村居民点, 有助于充分发挥农村地区的资源优势, 有利于农村地区与区域中心地信息与物质的交流。同时, 科学的选址, 充分考虑人口迁移、产业发展、地形地貌、自然灾害与生态环境等因素, 为农村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2. 合理布局用地结构, 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高效化和多元化
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布局结构的确定应该遵循两个步骤:首先, 根据人口规模与人均用地指标确定住宅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活动广场用地、基础设施用地等基本用地类型, 确保居民点内部各项基本功能得以满足;然后, 应该结合区域统筹格局对居民点功能的定位、所服务的产业类型、优势资源类型等因素来综合论证, 最终确定用地比例。
3. 尊重原始地形地貌条件, 营造层次丰富、宜居宜业的生态居住空间
丰富的地形地貌与自然环境是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构成的核心要素之一。特别是在重庆这样的大山大川主导的山地农村地区, 多元化、立体化的山地景观为居民点提供了优质的居住环境与丰富的空间景观要素。因此, 居民点的布局在保障基本用地、交通、安全等条件满足的前提下, 应结合自然, 充分利用起伏的地形地貌条件与地表植被, 减少对生态的干扰, 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
4. 保护与传承地域特色文化, 从文化空间的角度破解千村一面的窘境
中国自古便是以农业为基础, 历经五千多年的农业文明走至今天, 华夏文明归根到底就是几千年沉淀的农耕文明, 而农耕文明最丰富化, 最形象化, 积淀最深的就是在广大农村地区。2012年5月, 国务院四大部门 (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 联合召开传统村落调查电视电话会议, 从国家层面提出了加强对农村地区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有学者预言, 未来社会的发展将是文化的发展, 文化价值的增长将取代经济价值成为社会首要关注的问题。这对于文化多样化构成的广大农村地区,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发展机遇, 因此在推进农村空间重构过程中, 从长远利益考虑, 做好传统文化与地域特色的保护工作, 蓄势待发, 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 (见图14) 。
5. 城乡设施一体化布局, 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
设施的匮乏是当前农村地区最普遍存在的问题, 是制约农村地区发展, 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水平质量的根本问题, 同时也是统筹城乡, 破解二元结构方程最首要突破的关卡。设施一体化布局包括有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布局, 文化、体育、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一体化布局以及道路交通的一体化布局等。实现设施一体化布局, 需要充分地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 从区域角度整体分区分级体系布局。
(四) 重构的内容导向
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内容从宏观体系结构到微观的内部空间可分为三个层面来探讨, 即整体空间结构重组、外部空间重构和内部空间重构三个方面 (见表2) 。
1. 整体空间结构重组
整体空间结构重组是从区域角度探讨居民点空间分布的问题, 是一种从区域范围内统筹配置资源, 以服务于片区的中心地体系结构为基础进行区域性的居民点空间重组行为。具体的重构内容表现在部分居民点人口与用地规模的增长、区域职能重心的转变, 部分居民点的新建、搬迁、迁并以及消亡等方式上, 重构的基本原则则是满足区域土地、人口、产业、资源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
2. 外部空间重构
外部空间重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是从居民点所在的区域环境的角度来探讨居民点选址的问题, 主要针对在整体空间结构重组中确定的职能重心转变型、新建型、搬迁型、迁并型等涉及到对外部空间环境选择的类型。主要内容是针对居民点的产业类型、发展规模与职能要求, 对居民点所在地的外部空间进行系统综合的评估, 以选择最优化的空间环境。具体的评估内容包括有地形地貌、交通条件、地质灾害、产业资源、生态景观等。
其次, 是根据居民点产业、职能、规模等发展要求, 对外部空间环境、产业环境、交通环境进行优化调整, 针对的对象是整体空间结构中确定的无需再重新选址建设的居民点类型。
3. 内部空间重构
居民点内部空间重构是从居民点内部空间构成的角度来探讨多元化空间要素的最优化组合。通过对本次研究案例的分析, 依据要素的自身特点整理出了居民点内部空间要素可分为两个大类——硬质空间要素与软空间要素以及其下细分的五个小类, 具体如下:
(1) 硬质空间要素包括有居住空间要素、公共空间要素与生产空间要素。
居住空间要素是指构成居民点内部居住空间, 满足居民最基本的生活起居功能的空间要素集合。具体包括有住宅建筑、住宅户型、住宅内部设施等。
公共空间要素是指构成居民点内部公共空间, 为居民点文化展示、历史传承、管理服务以及居民日常所需的集会、健身、文化、娱乐、商业等活动提供空间载体的要素集合。具体包括有公共建筑、历史文化建筑物或构筑物、古树名木、雕塑石刻、广场、健身设施、便利店、游园等。
生产空间要素是指构成居民点内部的生产空间, 为农村居民点产业发展服务的空间要素集合。这里的产业不仅包括了农村传统的耕作、养殖, 同时也包括了以旅游服务、休闲购物、餐饮娱乐为主的第三产业和以农产品粗加工、手工艺品生产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一类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具体包括有晒场、养殖场、旅游服务设施、生产加工设施等。
(2) 软空间要素包括有联系空间要素与设施空间要素。
联系空间要素是指构成居民点内部联系通道的, 为居民点内部物质、文化、社会、经济交流提供物质载体的空间要素集合。与公共空间要素在空间载体上会有部分叠合, 但联系空间更加强调各种意识与存在之间的交通路径, 而且服务的主体涉及到民俗民风、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物质流通等, 相比公共空间要素以居民为服务主体更显抽象化、多元化。具体包括有祠堂、庙宇等传统祭祀场地、建筑物、构筑物, 巷子、院落、井边、桥头等居民日常交流聊天的场地, 戏台、传统生活巷道、出殡入葬通道、婚嫁通道等地域文化主导催生的特殊空间构成要素等。
设施空间要素是指构成居民点内部市政设施, 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的空间要素集合。具体包括有水、电、气管网设施、给水泵站、污水处理设施、电力电讯设施、道路交通设施、停车场地、公交站等。
居民点内部空间的重构即是在确保整体用地功能结构合理的基础上, 协调好这五大类空间要素的关系, 营造与居民点发展规模与功能定位相匹配的空间构成。
(五) 重构的意见与建议
在统筹城乡的新背景新趋势下, 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历史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切实关系到统筹城乡发展质量效果的关键要素。而现行的规划编制体系中以重构为目的, 突出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的规划编制方法尚未成型, 仅有少数区域处在探索初期, 绝大多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规划是以居民点详细规划为依托完成的, 而且多以不切实际的大拆大建为基本手段, 完全背离了“重构”的初衷, 对传统地域空间要素, 地域文化的破坏是不可估量、无法弥补的。因此在明确了统筹城乡对农村居民点功能与职能的转变要求, 明确了居民点空间重构的历史必然性, 树立了以“重构”为核心的目标导向后, 梳理一整套科学完整的、适应于各个地区自身特点的居民点空间重构规划编制方法的历史需求便显得尤为迫切。
在制定居民点空间重构规划编制方法的时候,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居民点空间重构不是简单的城市空间的复制, 要寻求“重构”的变与不变。
从上文中关于重构的内涵来看, 居民点空间重构首先是要对现有空间要素系统的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梳理, 严格遵循现场调研—地域解析—目标定位—规划编制的工作路径, 以目标导向为依据, 整理确定重构过程中需要保留的、突出的空间要素和需要优化、调整的空间要素, 从地域现状本身寻求破解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的规划方法。
2. 各个重构的空间要素并行, 重点加强对软空间要素的保护与重构力度。
重构过程中对各个空间要素要系统、综合考虑, 以对现状的分析以及发展要求作为综合考虑的核心依据。在整个重构的过程中, 软空间要素是最容易被忽视掉的, 但同时又是农村地区空间资源优势的体现, 包含有农村居民点重构核心内容。加强对软空间要素的保护与重构力度是确保了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的质量, 发挥优势资源, 未雨绸缪、蓄势待发,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的体现。
3. 空间重构应与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重构协调并进, 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空间重构只是对物质空间的优化调整, 而统筹城乡的发展伴随的是社会、经济、文化、空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注重对物质空间重构的同时, 需要协调好空间重构与社会重构、经济重构、文化重构、制度重构等各重构类型的关系, 注重物质空间规划的同时, 引导农村与城市的政策制度一体化、经济产业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发展, 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体制, 实现最终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
摘要：统筹城乡是生产力发展从局部推向整体的协调过程, 是城乡关系变迁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 其核心要领在于“公平”与“发展”。其中发展的主体在于城乡相对均衡的一体化结构, 而公平的主体则落脚在广大农村地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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