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债务危机

2024-05-20

欧元区债务危机(精选5篇)

欧元区债务危机 第1篇

关键词:希腊债务危机,欧元区利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希腊债务危机由来

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债务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堪忧,欧元区面临自成立以来。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推进欧洲货币联盟,引入单一货币欧元,欧盟推出了趋同标准,制定了缩小各国金融领域差异的通货膨胀、长期利率、汇率、政府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规模五项标准。之后,又以《稳定和增长公约》对财政纪律予以确立,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各成员国政府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二是各成员国政府债务规模不得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三是要求各成员国中期实现预算平衡。当成员国出现政府财政赤字比例超标时,该成员国必须证明超标原因是诸如自然灾害或者经济衰退这类非常事件,经济衰退的标准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幅度达到0.75%以上。否则,政府财政赤字超标将被视为违反财政纪律,欧盟理事会将会对其提出纠正建议。如果该成员国不能迅速采取纠正行动,它将在欧盟理事会获得超标数据后10个月内受到制裁。

然而,在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后,欧元区两个主要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相继违反财政纪律。经过一系列讨论,2005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修改协议。根据新达成的协议,政府财政赤字比例上限依旧维持3%不变,不过,如果成员国政府财政赤字比例超标,不会像过去那样自动进入惩罚程序,而是会参考多方面因素并作出具体分析,允许该成员国将政府财政赤字比例上限提至3.5%,超标年限定位5年。如果该成员国5年内使得政府财政赤字比例回落至3%以下,那么,便不被视为违规。这次修改在主观上动摇了人们对欧元区财政纪律的信心,但在客观上也反映出欧元区财政纪律的不适之处。

2001年1月1日,希腊正式加入欧元区。借助于欧元区的力量,希腊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5年里,更是保持了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然而,好景不长,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希腊的外向型主导产业(如航运业、旅游业、博彩业等)严重受挫,同时也使希腊政府通过举债获得息差的财政方式举步维艰。数据显示,2008年,希腊政府财政赤字比例上升至7.7%,政府债务规模比例上升至99%;2009年,前者进一步上升至12.7%,后者则进一步上升至113.4%。事实上,希腊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问题由来已久。首先,希腊在欧盟国家中属于“欠发达国家”,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工业基础薄弱,十分倚重航运业航运业、旅游业、博彩业等外向型产业;劳动生产率也长期慢于收入的增长;很难凭借自身经济实力有效抵御外部危机的影响。其次,希腊人口老龄化比率达到18.6%,失业率也在10%左右居高不下,导致养老金、失业金等社会福利支出负担沉重;同时,社会福利支出管理体系混乱也使其效率始终不高,资源浪费严重。再次,希腊国内偷税漏税现象严重,灰色经济规模可以达到当期国内生产总值的30%~40%。最后,过于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使得希腊政府财政更是不堪重负。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希腊政府引入大量财政刺激措施,进一步扩大了原本居高不下的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在1999年欧元区正式成立之初,希腊未能成为欧元区的初始成员国就是因为其未能达标。

但是,入围心切的希腊政府随后通过与美国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达成协议、联手操作,后者运用货币掉期等金融创新手段和融资安排,帮助前者变相重组和隐瞒了债务,最终顺利达标,加入了欧元区。那么,希腊政府与高盛间这桩协议的具体内容又是如何呢?

原来,希腊政府在债券融资方面,除了通过国内债券市场进行借贷,还会通过国际债券市场进行借贷,这其中,以美元市场和日元市场为主。根据欧盟会计框架,未对冲的外币债务需按年终汇率换算成欧元。1999年与2000年间,美元和日元对欧元的走强使得希腊政府账面上以欧元计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希腊政府与高盛签订了一系列旨在将外币债务兑换成欧元债务的协议,以对冲欧元进一步走弱的风险。如果仅从当时来看,如此操作对于希腊政府来说是有利的。根据协议,高盛将希腊的100亿美元政府债务兑换成90亿欧元政府债务。除此之外,高盛给予希腊10亿欧元现金,并以希腊的博彩业和机场税等未来税收作为抵押。10年后,希腊必须用欧元来抵还所有这些债务。如此,希腊政府账面上的10亿欧元债务暂时消失。高盛则获得了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2000年12月和2001年6月,双方达成了新的货币掉期协议,高盛对原先持有的货币掉期产品组合进行了重组。这些交易使得希腊政府债务规模进一步降低。

由于新的货币掉期产品组合降低了高盛持有其的价值,为抵消这一影响,高盛与希腊政府又达成了一桩长期利率掉期协议,新的利率掉期基础是新发行的希腊债券。高盛为交易全程支付了债券附息,并按可变利率获取了现金流。此外,由于在此后的10年间,承销了10次新的美元债券的发行(有6次都未提及货币掉期协议的相关事宜),从中又获得了7.35亿欧元的收入。

希腊虽然暂时隐瞒了债务,但终归只是将该还的债延后了些年。而且,还面临着债务负担进一步增加的风险。

首先,从货币掉期协议来看,按照协议规定,起初的货币掉期欧元兑美元汇率约为1:1.1111(100亿美元政府债务兑换成90亿欧元政府债务)。这样,如果在协议到期时,欧元兑美元汇率大于1:1.1111,那么,就意味着欧元相对期初贬值了,高盛面临以美元计账面亏损;反之,则高盛面临以美元计账面盈余。实际情况是,欧元自1999年1月4日正式进入流通领域起,呈现先跌后涨的走势。直至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欧元再次受到质疑,重新进入下降通道;但即便如此,欧元兑美元汇率最低为1:1.2000,高于1:1.1111。因此,高盛依旧可以获得以美元计账面盈余。

其次,从利率掉期协议来看,由于是按可变利率获取现金流,而欧元区利率水平高于美国,高盛同希腊政府的交易是有利的。

再次,希腊政府一直委托高盛负责管理协议中的这笔巨额债务,因此,高盛对这笔债务的状况十分了解。期间,高盛在市场上大量购买希腊政府债务的CDS(信用违约互换),这意味着高盛对赌希腊在债务到期后出现支付能力不足的状况。市场上的投机者也发觉希腊偿债能力空虚(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政府曾经大量出售国有资产,使得日后偿债能力进一步下降),投机炒作。在此背景下,希腊的支付信誉被一步步削弱;伴随而来的,则是希腊政府债务的CDS价格不断上涨,达数倍之多,高盛通过将其在市场上抛售而获利颇丰。这不得不令人怀疑高盛故意诱导市场看空希腊政府的偿债信誉,以期从中渔利。

高盛获利丰厚,希腊则面临政府债务大量到期,偿债信誉几乎丧失也使得希腊的再融资举步维艰。客观的说,希腊当初甘冒风险如此行事也并非毫无道理。加入欧元区的确会给希腊带来许多益处,如农业出口和补贴的增加、工业发展程度的提升等;但是,不能不说其对政府债务规模太过放纵。希腊作为欧元区的短板,其问题必然波及整个欧元区。除了希腊,其他四个国家,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也都令人担忧,随时有步希腊后尘的可能。在封闭经济中,一国债务问题不会形成扩散效应;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基本生态中,其效应必然扩大化;而对于欧元区这一区域货币联盟,其影响更是全面性的。

二、欧元区利弊分析

欧元区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单一货币,目前已在欧盟27个国家中的16个国家使用,这16个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马耳他、塞浦路斯和斯洛伐克,一同构成了今天为大家所熟知的欧元区。欧洲中央银行(总部位于德国城市法兰克福)和欧元区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系统则负责管理欧元。其中欧洲中央银行拥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其主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水平,维持价格水平稳定。此外,欧元区各成员国中央银行则参与欧元纸币和硬币的印刷、铸造和发行,并负责欧元区支付系统的运作。

首先,作为区域单一货币,欧元的优越性是值得肯定的。它消除了区域跨国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汇率风险和换汇成本,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增加,降低了区域内通货膨胀水平和借贷成本。这些都有利于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成员国角度来看,秉持统一的汇率政策,其优势在于,经济实力较弱的成员国能够在欧元区这顶保护伞下,避免过去汇率大幅波动,价格信号失灵,国内经济严重受损的情况。同时,也使欧元有实力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一,加强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

同时,统一的汇率政策对各成员国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消除了区域内各国在面对国际贸易失衡时的自我调节能力。例如,一国如果出现国际贸易赤字,便可以通过本币贬值来增强本国产品的竞争力,最终消除贸易赤字,重回收支平衡。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于贸易赤字国来说,这是一种自我调节能力,更是一个有力的约束。这种约束是建立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它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存在一种世界货币作为媒介,客观地反映实体经济的情况。在金本位时期,金、银等贵金属起到了世界货币的作用,国际贸易中,各国严格受限于该机制。在其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姑且可以将美元视为亚黄金。因此,虽然美元同时也是一国主权货币,但世界各国仍然可以系本国主权货币于美元。此时,国际贸易仍旧基本均衡。可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货币体系便进入了混乱的牙买加体系时期。此时,美元实际上仍旧是唯一的世界货币,但它已不再具有黄金的属性了,不再是负责任的世界货币,而是完全服从于美国的国家意志。美元可以凭借其世界货币的地位和美国先进的金融创新,扭曲美元汇率,在本国贸易赤字状态下,维持美元强势,继续获取本不该得到的他国产品;也就是说,美元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摆脱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这种约束。之后,再通过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稀释他国手中的美元财富,这在金本位时期,贵重金属充当世界货币时,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元汇率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已引起了德、法等的不满。欧元的出现,使世界有可能告别美元“一超独霸”的格局。从世界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正常化来看,欧元都给世界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除去以上所述,欧元区也为众多成员国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欧元作为一种区域共同货币,其币值取决于所有成员国经济的综合实力。欧元启动前,欧洲货币单位的价值是按各成员国货币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大致反映了欧盟整体的经济实力,欧元的价值也是如此。因此欧元区启动后,欧元区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将享受到一种比原来本币要强的欧元,这种更为强势的货币是由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支撑起来的。弱国的国民储蓄的升值让国民的福利大幅提升。所以,德、法领导的欧元区并非只为一己之私利,为了欧元区的建立,两国不得不重新面对一种较原来本币更弱的货币,两国国民的储蓄也就随之贬值。在这方面,德、法为欧元区其他国家是有贡献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统一的汇率政策对众多经济实力较弱的欧元区国家而言是利大于弊的。

在区域要素自由流动方面,由于欧元区区域内资本要素流动性相对劳动力要素更佳,流动状况先于劳动力要素,在大量资本从传统经济强国流向新兴发展国家后,将会导致后者国内劳动力要素相对稀缺,要素价格逐渐上升,使国民收入增加;逐渐,许多高素质的劳动力便会进入这些新兴国家。最终,这些国家完成了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区域内经济水平逐渐协调统一。

其次,伴随统一的汇率政策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使本国中央银行失去了使用货币政策协助本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本国央行只能决定国内的短期利率。这样,各成员国的宏观调控手段就只剩下财政政策。

虽然在面积、人口、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制定方面与美国相近,但是,欧盟各国较之美国各州自治权更大而经济相似度更低。具体表现在,从静态来看,经济结构不同、就业水平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财政政策(尤其税率)和财政实力不同、经济周期不同以及国际收支结构和水平不同;从动态来看,虽然在欧元区成立之初,各成员国价格水平相近,但在消费品价格水平年增长率方面,各国却呈现出较大差异。当少数国家面临通货紧缩压力时,如果其他多数成员国相反面临通货膨胀压力,那么欧央便不得不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这样,便牺牲了少数国的利益。价格水平年增长率的不同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如果一国价格水平年增长率较其他国家更高(如新兴国家),在欧元区名义利率统一的情况下该国的实际利率事实上更低,这也使得其发债成本更低,从而使其愿意发债来进一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国际游资也更青睐这些新兴国家。而一旦债务危机爆发,国际游资撤离,市场进一步沽空,加之,本国经济增速不如从前,问题便暴露出来。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较慢(消费品价格水平年增长率随之较低)的国家(如德、法)更是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发债以刺激国内经济,却不得不承受更高的举债成本。这些,实际上也是经济强国让渡部分利益于经济弱国的一种体现。最终,债务比例过高必定会触发一国道德风险,逼迫其他国家以整体利益救助该国,进一步将欧元区拖入债务泥潭,恶性循环。

三、欧元区弊端症结所在及解决建议

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欧洲政治一体化严重滞后于经济一体化,货币政策的统一与统一财政政策缺失的矛盾。在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区域经济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当经济政策不能同时满足所有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时,国家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对某些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即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将富裕地区的财富无偿转移到困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在一个国家里不难做到,但是,欧盟不是一个有国家主权的政治单位,也没有高度一致的民族利益,因而缺少进行大规模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机制和能力,缺少法律依据。这样,各成员国只能依靠本国财政作为支撑。近期爆发的爱尔兰债务危机再次刺痛了欧元,救助只能是暂时的。

目前来看,高福利制度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原有的公约框架有必要进一步改革,结合欧元区未来发展方向,可以将财政项目核算范围进一步细化和分离。而从长期角度看,欧洲的一体化不能仅仅停留在货币层面,而是需要不断深化至财政层面,这便涉及到主权国家的政治乃至军事一体化要求。可以说,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却又是欧洲不得不面临的考验。

参考文献

[1].徐圣钧,房雷.欧洲的阿喀琉斯之踵——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思考[J].资本研究,2010(4)

[2].刘立新,刘明瑶.希腊债务危机:基于金融互换视角的分析[J].银行家,2010(4)

[3].李乐曾.希腊债务危机与欧盟的应对[J].德国研究,2010(1)

希腊债务危机点燃欧元危机 第2篇

危机,危机,还是危机……

自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进入了“言必称危机”的危机时代。从2009年三季度开始,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之后,世界经济逐步企稳回升,乐观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甚至认为全球经济已步入“后危机时代”。然而从去年年底开始,金融危机2.0版——政府债务危机开始浮出水面。先是迪拜债务危机,后是眼下愈演愈烈的希腊债务危机。

希腊主权信用评级降低

话还得从去年10月说起,当时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

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政府的借贷成本随之大幅提高。从目前的情况看,希腊政府如果不能在今年紧急筹措540亿欧元偿还到期国债的话,将会面临破产境地,欧元的发展和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会遭受难以弥补的重创。许多分析人士担心,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不仅将影响欧元区经济的回暖,甚至会对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造成冲击。

如何救援莫衷一是

对于深陷债务危机中的希腊,欧盟一直高喊“不抛弃不放弃”,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口头上的承诺以外,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拿出具体的救援方案。

作为欧元区统一的中央银行——欧洲央行有明确规定,不能救助区内成员。总部设在卢森堡的欧盟官方投资机构欧洲投资银行近期发表声明说,其章程规定只能为经济上可行的项目提供融资,因此不能帮助欧盟成员国解决财政危机。

在如何救助希腊的问题上,欧盟内部不仅存在制度上的限制,而且还存在较大分歧。 身处欧元区之外的英国和瑞典等欧盟成员国因为不想为解救希腊“埋单”,主张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但包括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让一克洛德·容克在内的欧盟官员坚持欧盟内部事务应自己解决。

欧元区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在救援问题上表现消极。他们担心一旦欧盟出台救助希腊的具体措施,将开创欧元区历史上的先河。

幕后黑手高盛?

2月下旬,就在欧盟为希腊债务危机忙得头头转之时,高盛与希腊政府对赌合同曝光。 合同显示,2001年希腊希望进入欧元区,但由于其财政收支赤字超过了欧元区规定。因而向高盛求助。高盛为希腊做了一笔“货币掉期交易”:高盛接受了希腊的100亿美元和日元国债,将其转变成90亿欧元的债务和10亿欧元的现金,并以希腊博彩业和机场税等未来收入作抵押。将这笔现金返回给希腊,规定10年后希腊必须用欧元抵还所有这些债务。结果希腊便使本国账面上的10亿欧元债务暂时消失。使国家负债率下降至符合欧元区规定的1.2%,并成功进入欧元区。而高盛投行除了拿到希腊支付的3亿欧元佣金外。手头还控制着希腊这笔巨额债务。

然而问题是此后高盛又向市场大量购买这一交易的CDS(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赌希腊在债务到期后出现支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因此高盛就需要在市场上摧毁希腊的支付信誉,从而使希腊的CDS保险大幅上涨,到时高盛再将手头的CDS抛出牟利。这正是在今年2月初出现对希腊支付能力攻击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从去年7月至今,高盛手中的希腊CDS已经狂涨了3倍。

人们没有想到,作为全球大行,高盛非但主导了美国的危机,还导演了远在欧洲的希腊债务危机。许多人相信,高盛才是躲在幕后的罪魁祸首。

自救前途未卜

不管怎么说,危机已经酿成,想办法解决危机才是眼下希腊乃至欧洲各国政府必须完成的首要功课。

目前,希腊政府正在计划通过削减公务员薪水,提高消费税,提高燃油税,把退休年龄推迟两岁等等措施削减政府开支。然而这些计划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已在希腊国内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希腊民众举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大罢工,使航空和地面交通瘫痪,学校停课,公共服务中断,示威者和防暴警察当街大打出手……希腊政府的改革能否顺利推行,显然前途未卜。

除了对内缩减开支,希腊政府还在努力对外游说推销新发行的国债。1月底有媒体报道称,高盛正在向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推销希腊国债,金额或达250亿欧元,但第二天希腊财政部就发表声明否认试图向中国出售债券。

耐人寻味的是,2月11日夜晚,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更是亲自到中国驻希腊大使官邸作客,与中国朋友一起庆祝农历新年。他说,在现在这样一个需要平衡的社会里,他非常看重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

可一旦希腊自救失败,最后关头还需欧盟出手。英国智库“开放欧洲”分析了欧盟救助希腊的10种可能方案。发现法律上完全可行的只有一种,即向希腊提前发放欧盟团结基金下的款项。根据欧盟预算,希腊应从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欧盟团结基金中总共获得202亿欧元的资金支持,迄今还有近181亿欧元没有拨付。这倒是可以部分化解希腊政府的燃眉之急。

欧元危机或将升级

不过,对于投资者而言,这场风波最后的落脚点仍然在欧元、英镑等重量级货币的前途命运上。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月底,英国政府的公共债务总计8485亿英镑,占GDP的60%,已触及欧盟规定上限,英国因此面临着3A评级被下调的风险。2月底,投资大师罗杰斯发出警告称,英镑未来几周内可能大跌,英国政府可以做的不多。果不其然,3月1日,英镑随即出现一轮暴跌行情,兑美元跌至9个月新低。跟下国际市场正在热议英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希腊。英国政府的负债规模,几乎相当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以及西班牙4国债务的总额。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英国如果也沦落到希腊目前的处境,其影响必定更大。

而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迅速蔓延,市场上也传出了一些主要对冲基金正在大幅做空欧元的消息。此间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如果没有积极的拯救手段,其他欧元区国家将在今年第二季度面临类似问题,欧元区危机必将全面升级,欧元甚至存在解体风险,其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也将进一步显现。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影响加重以及瑞典财政赤字开始减少,投资者纷纷抛售欧元买人瑞典克朗,瑞典克朗近期对欧元的汇率累计上升1.2%,至9.7071:1这一16个月来最高水平。瑞银集团2月下旬将未来3个月的瑞典克朗对欧元汇率从10:1上调至9.5:1,到年底会升到9.2:1,这意味着瑞典克朗可能对欧元大幅升值11.5%。

欧元区债务危机 第3篇

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与演进

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之前, 欧洲地区早已有爆发债务危机的国家, 如最早爆发的北欧小国冰岛。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冰岛金融业过度开发, 2008年其资产规模为GDP的9倍之多。可想而知, 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后, 冰岛虚拟资产的迅速缩水是造成其经济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后, 冰岛三大银行资不抵债, 被政府接管后, 银行债务问题升级为主权债务问题, 最终导致冰岛的“破产”。最后由于IMF出面对冰岛救助, 使得冰岛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暂时得到缓解。

紧接着是中东欧国家的债务问题。东欧国家由于转轨的需要, 其主权债务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其政府赤字进一步扩大, 主权债务问题进一步突出。2009年乌克兰的主权债务评级被国际评级机构下调, 成为中东欧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IMF也警告中东欧国家, 其债务问题已远远超过冰岛的规模, 如果不及时解决, 该债务问题可能引起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东欧国家债务问题最主要原因在于其银行体系被西欧发达国家所控制, 2008年底, 这些国家银行资本有54%是掌握在外资手中, 形成巨额外债。但是,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逐步见底, 西欧发达国家和世界金融组织的救助, 中东欧债务问题也被及时控制住。

在经历了先前冰岛和中东欧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之后, 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是由希腊财政、外债水平被曝光为导火线, 不断引发欧元区国家陷入危机的过程。至今虽前后还不到两年, 但其危害已深深影响了欧元区各国经济甚至全球的经济。2009年10月21日, 希腊政府宣布该年财政赤字水平将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27%, 大大高于前任政府宣布的6.7%, 且也远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上限, 从此拉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序幕。由于希腊政府的财政问题显现, 外界恐其政府对其总额约200亿美元的国债无法进行再融资, 其投资者皆大规模抛售国债。此时, 主要依赖债券抵押贷款的希腊政府无法经过这一途径获得新的资金, 惠誉、穆迪和标准普尔等三大评级公司又进一步下调其主权评级至“垃圾级”, 并同时对其前景给出“负面”的评价, 使得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升级。

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外部原因

(一)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一般来说, 经济繁荣期, 私人和政府部门会不断地借助负债来推动部门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 而每次金融危机之后, 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因此次贷危机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必然是本次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外部诱因。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起了金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其中, 欧元区经济的衰退表现得尤为严重。IMF数据显示, 2009年欧元区经济下滑4.0%之多, 经济衰退幅度甚至超过了本次金融危机的初始国美国 (美国下降2.5%) 。尽管IMF预计今年欧元区可能结束负增长, 但其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被世界大多数国家远远抛在了后面。

(二) 国际投机资本和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

国际投机资本和国际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是本次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重要的推动因素。国际投机资本和国际投资机构往往打着“创新”的旗号, 不断通过创造金融新衍生品牟利。在本次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 最为典型的就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案例。在2001年, 希腊加入欧元区心切, 而其财政赤字点GDP比重和公共债务点GDP比重这两个指标又不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和60%的标准。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则通过设计“金融创新工具”, 为希腊政府隐藏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 使得希腊指标瞬间满足了欧盟的规定而顺利加入欧盟统一货币区。然而, 高盛则深知希腊进入欧元区这一行为远不成熟, 其长期债务必然会出现支付能力不足的现象。因此, 高盛在希腊加入欧元区的同时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的CDS (信用违约掉期产品) 。在2009年底希腊短期长期主权债务即将到期时, 高盛全面公布其当年希腊之举, 并大力唱衰希腊政府的偿债能力, 使得投资者看空希腊市场, 然后在CDS价格高涨至顶点后卖出, 赚取巨额利润。

三、欧元区债务危机发生的内部原因

(一) 欧元区各国经济水平和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实现货币一体化并带动经济快速发展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其中, 最重要的一条假设认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趋同的。而这一各国经济发展趋同的假定与现实相差甚远, 欧元区在产业结构、人均收入和贸易金融一体化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事实上, 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距较大, 尤其是本次主权债务问题较严重的几个南欧国家在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上都与西欧国家间的有着明显的差距。经济实力较弱的南欧国家在加入欧盟后, 由于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 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政策、进出口外贸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支持, 他们自身的劣势就明显表现出来,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 其弱势越来越突出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本次主权债务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就属欧元区较落后的国家, 他们没有特殊的地缘优势, 也没有明显的资源优势, 更没有创新技术。事实上这些国家从1995年至2010年的16年间, 除爱尔兰在1995年至2007年维持了5%的高速增长外, 其他国家都没有达到理想的经济增长率。

(二) 不可持续的社会结构模式

本次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一个特有因素是欧元区各国基本都设有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高社会福利制度会使得政府承担了更多的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义务, 从而使政府财政经常处于超支的状态。同时, 高福利制度会引起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 失业率不断咫升, 而高失业率又会进一步引起社会保障支出增加, 大大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三) 欧元区不匹配的制度安排

欧盟的成立对欧元区经济一体化起到了推进作用, 促进了资源和要素的快速流动, 但在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方面却存在严重的漏洞。在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中, 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指向和调节机制不同, 只要两种调节手段通过合理的搭配就一定能够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然后欧元区实行的却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吝自分散的财政政策, 这样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就出现了“破足”的现象。在这种货币体制下, 各成员国就有不断扩大财政赤字的倾向。因为成员国不断扩大财政赤字就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增加一国就业率, 十分符合国民意愿。同时, 又可以将财政赤字所造成的通货膨胀责任归于欧元区中央银行, 把通货膨胀的风险传染给联盟内其它成员国。在这种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的情况下, 在出现高财政赤字和高经常账户逆差时, 各成员国就无法通过单一的财政政策来调节使之恢复, 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欧元区成员国运用经济政策调节本国经济的空间。而在货币政策方面, 由于欧元区各国只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制定者, 即欧洲央行, 各成员国无自身独立的货币政策, 在遇严重财政赤字问题时不能通过发行欧元来弥补赤字, 将危机转移给它国, 分散风险。

四、基于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 调整出口市场结构,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实施有重点的多元化战略

首先, 要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分散市场风险来降低主权债务危机传导的可能性, 即在拓展原有的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加大力度开发新兴市场, 可以将目光放在有潜力的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同时, 在企业微观层面, 也应加强企业的随机应变能力。如欧元区市场局势出现恶化, 企业在签订出口订单时就可以相对减少对该地区的出口, 以免造成大量违约。其次, 一国还应该不断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来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减少危机的影响。主要通过自主创新和兼并重组等手段进行企业的战略调整, 进一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保持国际市场上特有的优势和地位, 最大程度上减少主权债务危机对进出口的影响。

(二) 加强金融监管

首先要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不是万能的, 它也有自身的缺陷, 如果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体制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 则主权债务危机等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传导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金融创新又是经济快速有效发展的必要手段, 因此为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传导, 金融监管必需适应金融创新的变化,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资本充足率。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和提高证券化产品的资本充足率, 从而减弱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漏洞获利的能力, 阻止金融机构急速的非理性扩张, 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二是增加金融创新的透明度。金融机构应充分揭示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 在使投资者明确了解衍生品的结构后进行推广, 保护投资者利益, 维持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三是正确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估值。金融产品的价值应体现风险和收益方面的内容, 只有同时充分考虑了这两方面的价值后才能对金融创新产品有一个正确的评估。

(三) 建立国际性主权债务危机预警机制

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在大规模爆发之前都有一个酝酿过程, 主权债务危机也不例外, 在这个期间经济运行都会出现不正常的现象。IMF认为, 预警体系指标所选择的经济变量, 在危机到来前的表现与正常时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观察分析这些变量在危机到来前的表现, 可以预测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现在也有不少研究学者正在对这类现象进行总归纳, 建立某个指标体系从而对债务危机进行预警, 从而可以及时采取各种防御措施, 稳定市场信心。

摘要:2010年春希腊突然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尚未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的欧元区再次陷入困境当中。历经2010年下半年的外危内困, 欧元区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财政情况也渐露危机, 面临着严重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同时, 德国、法国等欧元区经济强国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 面临着严峻挑战。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向整个欧元区各国的金融市场迅速扩散, 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国际传导, 让各国政府猝不及防。本文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提出了相关防范主权债务危机国际传导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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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艺云, 郑少贤.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影响及启示[J].国际金融与投资, 2010, (26) .

[3]李东荣.关于主权债务危机的若干思考[J].中国金融, 2010, (05) .

[4]马宇.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与特点[J].金融发展研究, 2010, (08) .

欧元区债务危机 第4篇

当今世界热点问题之一非欧元债务危机莫属。持续了两年之久的欧债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并且日益加剧着欧盟主权国之间以及欧盟各主权国家内部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作为欧盟火车头的德国,对华政策走向会有哪些变化?中德两国经济合作前景又会受到什么影响?下面我对欧元债务危机背景下中德经济合作关系谈几点粗浅认识。

高度关注德国对华经济合作新政策的“两重性”

2010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新一届德国政府宣誓就职。默克尔领导的新一届政府—方面积极致力于摆脱欧债危机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在着力调整对华政策,其中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华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

经合部部长尼贝尔上任伊始即宣布从2010年起全面取消对华传统发展项目的援助,这是否意味中德经济关系倒退了?而联邦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罗斯勒则将中国作为上任后的首次正式出访国家,并亲率高级经济代表团专程访华。上述举措释放出两种不同信号,从表面上反映了新一届德国政府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对华经合政策的“两重性”。我们对此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确实摸准德国政府对华经济合作政策的真实走向,保持清醒头脑,适时调整对德经济合作方针,始终掌握对德经济合作的主动权。

不容忽视中德两国经济合作基础的“共同性”

中德两国于1972年lO月建交。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金融、外交等领域的合作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中德关系进一步改善,其间虽然经历过“六四”事件和东西德统一等重大事件的影响,也出现过联合经济制裁、西藏人权问题决议、达赖喇嘛访德等“反华”事件的倒退,但中德关系尤其是经济合作关系在曲折中一直是发展前进的,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基础是相对稳定的。总结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稳定中德经济合作的政治基础——战略伙伴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德两国在数十年交往合作的基础上,近几年来都致力于推进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德国经合部早在2006年制定的《发展合作国别方案》之中国篇中,就把中国定义为“锚地国家——全球发展的伙伴国”,即肯定了中国在地区事务安全与经济发展中拥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在默尔克执政的第一届内阁期间,中德之间通过总理年度会晤、部长级国际会议等形式使双边关系得到深化,掀开了中德合作新的篇章。在默克尔再次当选总理、继续执政后,2010年7月访问中国,中德双方发表了《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德关系正式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站在了新起点。两国政府还决定从2011年起建立政府磋商新机制,德国是欧盟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这种机制的国家。2011年6月底,中德双方政府间首次在柏林进行了磋商,中德双方数十位部长和双方高层决策者积极努力地参与首轮磋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为两国在经济、科技、人文以及其他领域的广泛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促进中德经济合作的双向驱动——共同利益

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依赖于双方多年来稳固的经贸合作和共同经济利益。中国和德国互为在对方所在地区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都是各自地区最强的径济体,共同的经济利益是两国多年来经济合作的坚强经济基础。

德国是对华提供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已有3500多家德国企业在中国落户,这些企业在实现拓展全球市场雄心壮志的同时,也积极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欧债危机时代,双方只有继续加强经济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德国品牌汽车引进中国,就是中德双方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好例证。中国目前是德国汽车在全球的第三大市场,随着一汽奥迪落户长春、华晨宝马坐稳沈阳、北京奔驰定居首都,中国高端豪华车市场目前形成了奥迪、宝马、奔驰豪华品牌三足鼎立之局面,他们在满足中国培育高端豪华汽车市场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金融风暴后期乃至欧债危机下德国汽车工业险处逢生、扭亏为盈、稳增国内劳动力和拓展全球市场业务。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中国市场拯救了德国汽车制造业。

德国是欧盟经济体的领头羊。有眼光的中国企业家都明白,在德国投资就相当于在欧盟经济体投资,就相当于打开了西欧和东欧市场的大门。中国目前约有2000余家企业落户德国,其中有逾700家驻扎在北菜茵一威斯特法伦州(简称北威州)。这些企业在把“中国制造”打入德国市场的同时,也在逐步推动着中国企业进入西欧乃至东欧市场的规模和范围。

因此,战略合作伙伴的经济基础是双方经济利益的共同性,共同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将会直接驱动双方更多的中小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随着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的逐步扩大,将会产生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紧密型经济合作关系。

(三)发展中德经济合作的杠杆支撑——互补双赢

中德两国经济合作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德经济互补性强,德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优势相结合,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也有利于提升德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互补双赢是促进和推动中德两国持续开展经济合作的有力杠杆支撑。

技术转让和人才交流构建双方互补双赢平台。根据欧洲专利局统计的数据,德国是欧洲对中国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截至2010年底,我国从德国引进技术累计15036项,金额逾500亿美元。其中,中德双方政府共同出资的合作形式,为国际人才交流项目的执行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这种合作模式成效显著好于一方单独出资的援助项目,最显著成果之一就是通过聘请德国高级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德国市场并开拓德国和欧洲市场,同时促进了拥有众多高技术专利权的德国精密加工、机械制造、自动控制、化工等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并销售产品,以国际人才交流为纽带,带动了中德经贸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与合作成果得到了德国经合部的肯定和推崇。欧债危机下,欧洲本来就昂贵的人力资源成本变得更加昂贵,这使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继续向德国乃至欧洲出口电器、纺织原料、机械设备、玩具和旅游纪念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

相似发展目标激励双方继续合作实现双赢。目前对于两国来说,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都摆在重要的位置,其中包括能源效率的提高、电动汽车的发展、新能源交通、建筑节能、低碳生态城市建设

等,双方相互弥补,大有所为。因此,相似的经济发展目标将会激励中德双方在未来的经济合作中继续实现互补双赢。

以风能项目为例,我国2010年风电机组装机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位,从产业规模到市场规模都居于世界前列,全球前十强风机制造商中,就有华锐、金风、东气和国电联合动力等四家中国企业。但纵观中国风电业整体实力,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某些风电机组关键设计技术依然依托于欧美、尤其是风电强国德国。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尤其是德国风电行业有技术实力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不断吸收引进德国风电行业的高新科技技术,在互补双赢的道路上加快实现我国建设风电强国的目标。同时,具备了风电行业全球最大市场和产量的中国,无疑对德国风电高新技术的跨国输出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德两国需进一步加强在风电领域的合作,取长补短,共谋发展,以实现节能环保、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

准确把握德国对华经济合作新政策的“实质性”

总体看来,德国政府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上升感到“中国威胁”,公开对外宣称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也清醒认识到,中国是当今世界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推动力之一,没有中国的合作和积极参与,就不可能解决地区性安全、联合国改革、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因此,在共同利益与互补共赢的基础上,中国被德国看作是合作伙伴。德国对华传统援助项目从2011年起全面停止,是一个发达国家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施舍”时代的终止,同时又是两个经济大国之间平等经济合作的开始。尤其是在持续两年之久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大背景下,德国政府绝不会忽视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大国,更不会把发展良好的中德经济合作关系推向倒退。因此,德国将从战略高度上更加重视中国。

欧元区危机结束了吗? 第5篇

欧洲央行对申请“OMT”计划设置了诸多条件,要求有意向的国家应提出申请,并承诺实施进一步的紧缩计划。欧洲央行在计划中承诺,将在二级市场不限量购买陷入困境国家的债券,这极大降低了欧元体系的脆弱性。欧洲央行采取的这种新立场,也缓解了对于欧元区能否存续的担忧。此类担忧曾对欧元区造成某种程度的破坏。

欧元区目前的风险是社会和政治动荡

图表1显示,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券市场危局自2012年7月以来有所缓解,但这是否意味着欧元区得救了呢?从中短期角度,可以这样认为,但从长期来看,却并非如此。欧元区如今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源于金融失稳,而是源于南欧国家经济萧条导致的潜在社会和政治动荡。经济萧条导致南欧国家的失业率升至“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未曾有过的水平。如今在欧元区南部的某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失业率远远超出了20%。最引人注目的是年轻人失业率的上升,希腊和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50%以上,而意大利和葡萄牙则为30%~40%。如该趋势不能很快扭转,这些已无力让年轻公民看到未来的国家很有可能爆发社会和政治动乱。

因此,2012年最重要的动向是欧元区风险性质的改变。在2012年初,风险主要是在财政方面,即部分国家可能无法获得偿付债券所有人的资金。欧洲央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13年初,风险来自社会和政治方面,即某些国家失业率持续上升和实际收入下降,导致绝望的年轻人开始倾听政客们的提议—如果脱离欧元区,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好。

欧元区南部国家面临的部分问题,主要与其劳动力市场失灵有关。这些国家为何出现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和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此类结构性问题无法得到解释。实际上,这是欧元区宏观经济管理严重出错造成的。

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受到金融市场的左右。南欧国家以及爱尔兰累积了经常账户赤字,而北欧国家则累积了贸易顺差。结果南欧国家成为欧元区内部的债务国,而北欧国家成为债权国。这种局面迫使南欧国家向北欧国家寻求财政支持。北欧国家仅仅在南欧国家出台严厉的紧缩措施、迅速而大规模地削减支出后,才勉为其难地为其提供了财政支持。

南欧国家确实有必要削减支出,但它们被迫采取了过于迅速、力度过大的减支举措。更重要的是,北欧国家不愿加大本国支出,以抵消南欧国家削减支出的影响。南欧国家出台的必要紧缩措施,本应由北欧国家的需求刺激来抵消,从而使整个欧元区实现稳定增长。结果却恰恰相反,在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领导下,债务国出台了严厉的紧缩措施,而债权国则继续推行旨在平衡预算的政策。

这导致了一个非对称的调整过程—债务国承担了大部分的调整。债务国被迫削减相对债权国的薪资和价格(“内部贬值”),而不用补偿债权国的薪资和价格上涨(“内部重估”)。内部贬值的代价极大,导致债务国产出和就业下降。由于内部贬值仍未完成(或许爱尔兰除外),预计债务国的产出和就业可能进一步下降。

因此可以推断出,调整欧元区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失衡的负担几乎完全落在了欧元区外围的债务国身上。这导致了通缩倾向,从而解释了欧元区为何自2012年以来一直陷入双底衰退。图表2说明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以下风险切实存在。南欧国家长期陷入严重的经济低迷,失业率升至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水平,这些国家的民众不再支持一个曾向他们允诺打造经济天堂的体系。

欧盟应根据欧元区成员国的不同财政情况,对称性出台宏观经济政策

如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才能避免经济增长长期处于历史低位?这可能导致许多欧元区成员国沦为“失去的一代”。

答案在于,应该对称性地出台宏观经济政策。对称性策略应从欧元区成员国的不同财政状况着手。尽管债务国一直无法稳定政府债务比率(实际上它们仍处于爆炸式增长之中),但债权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债权国成功地稳定了政府债务比率。这为出台相关规定、令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更为对称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

我所建议的规定如下:由于欧元区目前步入新的衰退,已稳定住债务比率的债权国应停止进一步平衡预算。相反,它们应该将政府债务与GDP比率稳定在2012年的水平上。其意义在于,债权国可允许出现少量政府预算赤字,以刺激本国的GDP增长,从而使政府债务水平保持不变。尤其是2012年接近实现预算平衡的德国,承担得起预算赤字与GDP比率接近3%的水平。对德国来说,这种调整的负担也不重。德国政府目前可以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水平借款(10年期债券利率约为1.5%)。

德国的调整将巨大地激励整个欧元区。德国经济占欧元区GDP的33%左右,加之德国约60%的国际贸易是出口至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因此德国提供的刺激政策将大幅推高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进口,从而推动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关于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作出估计,目前财政乘数远远高于1。财政乘数是一种衡量政府支出增加1欧元,对其GDP产生多少影响的指标。

这种刺激政策还将令上文提到的欧元区南部国家和北部国家的贸易账户失衡问题解决起来更为容易。通过加大支出,北部国家将减少它们对南部国家累积的盈余。这是南部国家能够削减对北部国家赤字的必要条件。

是否实施本文提议的对称策略完全取决于欧盟委员会(EC)。欧盟委员会应以特殊情况为由,比如整个欧元区开始陷入衰退并可能破坏其稳定,敦促债权国暂停平衡自身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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