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性参与范文（精选2篇）
实质性参与 第1篇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非随机、目的抽样方法, 选择我院完成第一期主题的8个品管圈活动中的16名护士。其中女性15人、男性1人, 年龄25~31岁;本科学历10人, 专科学历6人;圈长8人, 圈员8人。在了解本研究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基础上, 遵循自愿参与原则选择访谈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方法
采用现象学研究法进行深度访谈。每天访谈1~2人次, 每人访问两次。第一次访谈结束后, 针对谈话中的疑问进行思考;第二次访谈主要是明确第一次谈话中的不确定因素, 以增加资料的准确性。访谈场所应方便交谈、安静、不受打扰, 访谈持续时间40~60 min, 访谈过程中运用Minichiello等提出的刺探与引导方法[3], 根据实际访谈情况及受访者情绪适当调整访谈方式及内容[4], 并同步录音。
1.2.2 内容
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包括5个问题: (1) 参与品管圈活动时的心理感受; (2) 对开展品管圈活动的看法; (3) 此活动对个人的影响及原因; (4) 此活动对科室护理工作的影响及原因; (5) 此活动是否可持续在护理工作中应用。
1.2.3 资料收集与分析
及时、客观记录访谈过程中研究对象对内容的反应、感觉、思想、解释和困惑等[5], 归纳资料, 采用Coiaizzi的现象学七步分析法[4], 按阅读记录—析取陈述—观点编码—编码汇集—写出描述—辨别观点—返回求证7个步骤实施分析, 评估本研究的合理性、准确性。
2 结果
经分析、总结、归纳、提炼要素等, 发现参与护士在品管圈活动中的体验主要分为3类。
2.1 满足自我内心需求
2.1.1 满足自我内心需求
从访谈资料来看, 护士普遍觉得在参与护理品管圈活动过程中虽然压力较大, 但能满足个人内心需求, 压力在可承受范围内。圈长A:“品管圈作为一种管理工具, 以往听说过, 但没有深入了解, 仅限于知道;在培训、组圈、组织活动过程中, 感觉挺锻炼人的, 挺好的。”圈长E:“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品管圈, 是通过护理部组织相关培训了解的, 刚开始时觉得无从下手, 有点头懵, 在辅导员指导下摸索着去做, 慢慢找着感觉了。”圈员C:“刚开始感觉有点不适应, 有时下夜班时参加圈会, 心里有点不乐意, 觉得浪费时间, 不过了解品管圈活动后, 能参与到解决问题的具体过程中, 觉得挺好。”圈员G:“组圈报名时感觉很好奇, 想尝试一下, 参与后与全体圈员一起寻找活动主题、分析原因, 感觉很快乐, 尤其开圈会时气氛活跃, 很有意思。”参与的护士认为可以在护理工作中开展品管圈活动, 态度肯定。
2.1.2 激发参与动力
推行护理品管圈活动, 组圈、推选圈长、开圈会、选主题、求证真因、制定对策与实施、检讨与改进等过程, 是求知、求教、学习、思考、论证、团队协作的过程。护士均认为在压力与自我心理需求的激励下, 个人潜能得以激发, 有主动参与欲望。圈长C:“作为圈长, 对品管圈从认识到了解, 从认知其意义、目的、内容到具体应用品管手法的过程, 也是我从好奇参与到积极带领圈员开展品管圈活动的过程, 是很好的锻炼机会, 很不错。”圈员B:“我愿意参与品管圈活动, 开圈会时那种活跃、融洽的气氛, 讨论、思考的责任感, 我特别喜欢。”
2.2 提升综合能力
2.2.1 提升观察预见能力护士均觉得品管圈活动注重观察预见能力的运用。圈长G:“在选定活动主题时, 要求我们观察主题的可行性、有效性, 并预见其开展成效, 所以对我来说, 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圈长D:“这个活动需要观察, 能发现问题, 有预见性, 对参与的护士来说要求挺高的。”圈员F:“我们在选定主题时, 很努力地进行头脑风暴, 观察工作中的问题, 觉得挺好的。”
2.2.2提升计划管理能力品管圈活动对护士计划管理能力要求较高。圈长E:“我觉得品管圈活动的计划很重要, 是活动中执行的目标, 必须要计划好。”圈员A:“觉得没有活动计划, 就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怎样干。”
2.2.3 提升执行能力
品管圈活动要求护士具备活动执行能力。圈长D:“我在带领圈员拟定活动计划、执行计划的过程中, 当科室患者数量或医院其他活动较多时, 不能按活动计划执行, 一般会延迟计划完成, 觉得计划中变数很大。”圈长F:“活动中收集数据时, 出现了个别圈员所负责收集的数据不全与不及时现象, 没有按时间要求完成, 为了数据收集的准确性, 我又把她的工作重新做了一遍, 既费时又费工, 所以圈员必须密切配合, 认真执行计划。”圈员A:“对于活动计划, 觉得不是必须严格执行, 所以有时候会拖延时间。”
2.3 辅导员的影响
2.3.1 正向影响
在谈到品管圈活动中个人、护理质量、团队等影响因素时, 护士普遍反映辅导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整个活动过程, 辅导员承担着理念引导、知识培训、活动过程辅助及心理支持等工作, 其中培训与辅助是最基本职能。圈长E:“在辅导员的帮助下, 科室组圈与开展过程都比较顺利, 如果没有辅导员的帮助, 有干不了的感觉。”圈长A:“我觉得此项活动的开展, 有利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特别是品管圈汇报, 这是个人锻炼和展示的机会, 我觉得可以持续应用。”圈员F:“对于品管圈我从了解到接受, 辅导员帮我们开圈会, 指导使用柏拉图、鱼骨图等工具, 感觉学着很有意思, 很乐意参与。”品管圈开展过程也是学习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辅导员通过帮扶, 使圈员了解品管圈开展的意义, 使其组圈、咨询、知识、展示自我等需求得以满足, 由此提高了护士品管圈工具运用能力、个人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
2.3.2 负向影响
品管圈活动开展过程中也存在不足。辅导员的作用及圈长的能力对护士影响较大。圈长D:“做真因验证的时候感觉挺难的, 开了几次圈会都没有结果, 辅导员较忙, 没有参加圈会, 圈员又依赖圈长解决, 感觉自己能力低, 有点不想干了。”圈员C:“每次开圈会我都参加, 但是基本上都是等圈长决定我负责干什么。”圈员D:“我觉得, 有时候工作很累, 感觉挺烦的, 就不积极干了。”圈员G:“我认为这好像是在走形式、做面子工程, 没意思。”
3 讨论
3.1 品管圈活动的良性因素
分析上述3类体验, 发现参与护士都认可并接受品管圈工具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并认为其能在护理工作中持续应用。 (1) 品管圈活动为护士提供了学习交流、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展示自我的平台, 使护士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 成功地展示自己, 有利于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思维, 从而达到提高医院护理服务质量的目的[6]。 (2) 通过品管圈活动的开展, 护士职业核心能力得以提升, 主要表现在解决问题、自我管理、知识更新、团队合作、职业沟通、信息处理、工作创新等方面。护士的观察预见能力、计划管理能力及执行能力等得到提升, 尤其是能从一系列原因中掘弃表因、验证真因, 充分展示了分析问题的敏感性与准确性, 表现出较强的思考、分析、判断能力。由此可见, 开展品管圈活动可使护士树立信心, 从而培养其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协作能力、执行能力和创新能力, 促使其在工作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达到培养人才与提升护理质量的效果。
3.2 品管圈活动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3.2.1 注重活动开展前的有效培训
品管圈对于护士来说比较陌生。在护士从不了解到了解再到应用的过程中, 如果培训不当, 会导致活动出现偏差, 达不到应有效果, 同时也会使护士产生厌倦心理和抵触情绪。从访谈中了解到护士特别是圈长对培训有较大需求, 对辅导员的期望值很高。因此, 必须做好品管圈知识培训, 认真遴选对品管圈掌握较好的辅导员承担各科品管圈指导工作, 从而提高品管圈活动质量。
3.2.2 加强护士综合能力培训
品管圈的开展要求护士基于临床解决护理问题, 立足实践, 运用头脑风暴法发散思维, 在组织圈会, 确立圈名、圈徽、计划、主题、真因、对策, 实施等过程中, 自发参与活动, 能发现问题、思考探究并解决问题, 能对护理工作进行创新改进, 促进专业精进, 丰富专科内涵, 提升护理工作质量。研究发现, 参加品管圈的护士存在参与护理质量管理主动性不强、团队合作意识较差、工作和科研等能力较低等问题, 这与长期惯性工作的框架拘束、依赖指令性工作的习惯和没有预见品管圈的成效等有关。特别是当个别圈员不认真执行时, 就极大地影响了活动计划实施与活动质量。因此, 要想长期有效推行品管圈工具, 应注意加强护士发现问题、思考探究、解决问题、计划管理、目标达成关注、执行到位、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培养。
品管圈活动使护士能自主、自愿参与护理质量管理, 激发工作热情, 增强责任心, 凝练团队精神, 使品管圈融入护理工作中并常态化, 使护理内涵得以丰富、护理品质得以提升、护理质量得以持续改进。总之, 品管圈在护理质量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 并取得良好效果[7], 是值得护理工作者接受、重视、推广、应用的有效管理工具。
摘要：目的 了解临床护士参与品管圈活动的真实态度与评价, 为品管圈工具在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提供参考。方法深入访问我院8个品管圈活动中的16名护士, 使用现象学分析法进行分析、总结并提炼主题。结果 护士参与品管圈活动的体验主要有3类:满足自我内心需求、提升综合能力、辅导员的影响。结论 参与护士认为品管圈活动可使个人能力得以提升, 增进团队协作, 促进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 但需加强辅导员指导及综合能力培养, 以确保品管圈活动质量。
关键词：护士,品管圈,质性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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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秀芳.品管圈活动对住院病人护理工作满意度的影响[J].全科护理, 2011, 9 (4) :1089-1090.
实质性参与 第2篇
2015 年, “中央1 号”文件指出: 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 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1]。农田作为一种稀缺和不可替代的资源, 其合理保护与利用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农田生态补偿机制有利于激励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相关主体参与农田数量、质量和生态环境的“三位一体”管护, 推动优质农田景观保护从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制措施向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等综合手段转变, 有利于可持续利用耕地资源,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 促进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
近年来,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通过市场和融资体系这两大平台, 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框架[2], 农民自愿参与并得到补偿, 包括公共补偿、限额交易计划、私人购买、生态产品认证计划等[3]。一些学者针对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 为国内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试点与推广提供了参考。Bremer等发现, 土地所有权、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厄瓜多尔安第斯草原PES项目的参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4]; Hung - Hao Chang等发现, 农场规模较大, 易受风、水侵蚀的地方农户参与CRP项目的概率较大[5]。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 近年来国内一些典型地区, 如成都、上海、佛山等相继对农民保护耕地提供了3000—7500 元/hm2·a不等的补偿。国内关于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相继展开, 但大多集中在对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和参与意愿的探讨。如刘尊梅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支撑三方面对当前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构建了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的理论框架, 提出其运行路径[6]; 杨欣等指出, 选择交易成本低、具有操作性的补偿方式实现农田生态产品市场运作, 是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关键[7]; 雍新琴等以粮食安全等模型为基础, 测算了江苏省各县域和市域耕地保护基本任务与财政补偿转移支付数量[8]; 员开奇等提出了满足基于农业生产者经济收益, 确定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方法[9]; 李海燕等从农户生计多样性入手,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上海闵行区和苏州张家港市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政策响应情况[10]。笔者也曾对农户参与成都地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响应状态和影响因素[11]、湖北省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与差异性进行了探讨[12], 但缺乏考虑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农户的异质性探讨, 不利于进一步完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以提高不同类型农户的参与意愿。本文从耕地功能分化角度出发, 探讨了不同主导耕地功能的家庭农户参与政策的意愿, 提出促进农户参与意愿的针对性建议。
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有能力开展试点, 但耕地资源较少, 因此开展试点没有推广价值。国家开展的试点选址在粮食主产区比较有意义[13], 这有利于缓解我国粮食安全[14,15,16]问题。湖北省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2013 年全省粮食种植面积达425. 84 万hm2, 比上年净增了1. 9% ; 粮食产量2501. 3 万t, 比上年净增了2. 4% 。其中, 夏粮、早稻产量累计达到723. 8 万t, 比上年净增了10. 3% ; 油料作物产量341. 00 万t, 比上年净增了6. 7% 。其中, 油菜籽总产量连续18 年保持全国第一位[17]。因此, 湖北省是合理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试点对象。
我们于2013 年在武汉、荆门和麻城地区实地调研了553 个农户, 获取有效问卷481 份, 回收率86. 98% 。调查范围涉及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蔡甸区张湾街、黄陂区三里镇、荆门市掇刀区团林铺镇、京山县孙桥镇、麻城市宋埠镇, 共51 个村。调研内容包括农户个体特征 (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 , 家庭特征 ( 收入结构等) , 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认识、参与偏好等。
我们对受访农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生计方式等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样本性别比例适中; 年龄集中在40—60 岁之间; 教育程度以小学和初中水平为主; 大多数受访农户务农、有承包地、个人月收入基本都在1000 元以下; 家庭农业收入比集中在70% 以上, 见表1。
3 农户家庭耕地功能评价与测度
3. 1 耕地功能分类
耕地具有地势好、土质肥沃、区位优越、交通便捷的优点, 除生产粮食外, 还具有保障就业、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耕地功能的实质就是耕地的功效, 具体是指耕地能满足人类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需要的功能[18]。许多学者就耕地多功能进行了探讨, 如Shi认为耕地具有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19]; 蔡运龙认为耕地具有生产、生态服务、社会保障功能[20]; 霍雅勤等总结为社会保障、经济产出和就业功能[21]; 刘卫东认为耕地功能分类体系应包括经济、生态和文化功能[22]; 姜广辉等提出, 耕地除具有生产、生态服务、景观文化等基本功能以外, 还具有国家食物安全保障和农民社会保障等衍生功能[23]; 宋小青等从基本生活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国民经济贡献、就业保障、社会安定维护和生态安全维护功能七个层面构建了区域尺度的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24], 对中国1949 年以来中国耕地功能变化进行了全面分析, 从耕地功能变化研究框架出发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路径。基于以上研究, 笔者认为, 对农户家庭而言, 耕地的功能主要包括基本生活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家庭经济来源、就业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等 ( 根据实地调研, 发现景观文化功能被弱化, 故本文未考虑此功能) , 这是本文构建的农户家庭尺度耕地多功能评价体系 ( 表2) 的理论来源。
注: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一人一昼夜享有37656k J ( 折算成粮食每人每年占有粮食1000kg) 热量的食物消费为粮食的根本解决标准[25], 故本文耕地压力指数计算中设定人均粮食需求量为1000kg。
3. 2 耕地功能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评价模型的构建: 耕地功能评价可对单一功能进行评价, 也可对综合功能进行评价。单一功能评价是对耕地功能中的单项功能指标进行评价计算, 得到耕地单项功能评价结果; 综合功能评价是依据各个因素的差异情况, 结合本区域内的实际状况, 建立适合该区域的指标评价体系, 首先计算出单项功能权重和各指标权重, 然后进行综合评价。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计算得出耕地功能评价结果, 在得到不同农户家庭耕地多功能利用水平结果时还能对各分功能进行得分计算, 有利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措施。计算公式为:
式中, wij为权重, fij为单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Fi为耕地单一功能得分, F为耕地功能总得分。
权重确定方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的赋权方法。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 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熵权 ( 即权重) 的具体操作步骤是:
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项目的指标值的比重pij:
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
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权wj:
指标体系: 基于前人研究和实际调研, 构建家庭尺度耕地多功能评价体系, 并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见表2。
数据的同向化处理: 在评价指标体系中, 由于指标因子间存在量纲差异, 无法直接进行比较, 故需对初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指标的无量纲处理方法有综合标准化法、极差标准化法、标准差标准化法等。本文采取极差归一方法标准化保证了各指标单调性不变, 即使变化仍处于0—1 之间。
该指标对结果影响为正采用:
该指标对结果影响为负采用:
3. 3 农户家庭耕地功能评价与测度
研究区域内武汉市和荆门市掇刀区属重点开发区, 荆门市京山县孙桥镇属农产品主产区, 麻城市属重点生态功能区。本文运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的各项功能进行评价打分, 得出耕地的单一功能得分和综合得分。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各耕地功能得分情况: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各耕地功能得分的平均分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农产品主产区的基本生活、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家庭经济和就业保障功能得分最高, 其次是重点开发区, 最后是生态功能区; 农产品主产区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得分最高, 其次是生态功能区, 最后是重点开发区, 见图1。
从图1 可见, 70% 以上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得分较低, 单一功能得分集中在0—0. 1 之间, 综合得分集中在0. 1—0. 3 之间。中低分段农户家庭所占比例的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 生态功能区、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 高分段排名依次为: 农产品主产区、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缺失和农村土地产权混乱所引发的农户家庭对耕地的基本保障功能缺乏信任, 最终导致基本生活及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得分低下; 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家庭经济和就业保障功能得分低下的重要原因; 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得分低下可能与农户对耕地的生态属性缺乏认知, 以及对耕地利用化学品投入等监管不力有关, 尤其是生态功能区完全没有显示出重视生态的情况。
农户家庭主导耕地功能的界定: 根据481 个农户家庭的各项功能得分对综合得分的贡献率, 将其分为三种不同的农户, 即以基本生活和粮食安全保障功能为主的农户家庭、以家庭经济和就业保障功能为主的农户家庭、以生态环境保护功能为主的农户家庭 ( 简称“生活主导、经济主导和生态主导”) 。分析发现, 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得分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现象。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和生活为主, 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为主导的居多, 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生活和生态为主。不同主体功能区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的频数和所占比例见表3。
4 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偏好的影响
笔者曾对湖北地区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与差异性进行了探讨[12], 发现地域分异导致的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偏好的差异性不明显。由于样本数量有限, 故本节内容仅从耕地功能分化视角探究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偏好的差异性, 未对各主体功能区农户再进行细分。
4. 1 对基本农田保护与相关政策的认知
农户对农田保护主体的认识: 农田除带来经济收入外, 还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持区域生态安全[26]、维护生物多样性、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和调节气候等[27]其他功能。大多数农户知道农田的其他功能, 以生活为主导的农户家庭了解该方面的知识最多, 高达68. 26% ; 以生态为主导的农户家庭次之, 为63. 64% ; 以经济为主导的农户家庭最低, 为57. 14%。70% 以上的农户认为政府是农田保护的主体, 但50%以上的农户认为目前承担农田保护的责任是他们自己。
农户对农田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 不同类型农户均认可农田保护的重要性。以生活、经济、生态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分别有93. 41%、92. 31%、93. 94% 认为农田保护重要。然而, 60% 以上的农户反映土壤板结问题, 25%的农户提到化肥农药过量使用问题, 还存在水污染、水资源短缺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
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 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均较为匮乏。以生活、经济、生态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分别有11. 98% 、8. 79% 、10. 69% 表示听说过其他城市存在直接对农民保护农田给予经济补贴, 但超过60% 的农户表示平时很少甚至从不关注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在问及农田生态补偿政策自实施以来是否取得一定成效时, 以生活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有56. 29% 表示不清楚, 31. 14% 认为取得成效, 12. 57% 认为未取得成效;以经济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有68. 13% 表示不清楚, 17. 03% 认为取得成效, 14. 84% 认为未取得成效;以生态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有80. 30% 表示不清楚, 8. 33% 认为取得成效, 11. 36% 的认为未取得成效。
4. 2 对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意愿的影响
国家对基本农田进行了一系列禁止性或限制性的规划管制[28], 如限制农田被政府征收为道路或工厂、私人建房、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废弃物、种树、养鱼、闲置等。无经济补偿时, 大多数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以生活、经济、生态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表示愿意的分别有47. 9% 、56.59% 、56. 06% , 主要原因有: 可稳定从事农业生产 ( 占50% ) 、能获得农业补贴或政策支持 ( 占20% ) 、不易被政府征收或压占 ( 占10% ) 、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 ( 占10% ) 等。不愿意划入的原因主要是土地用途受限 ( 占60% ) 。此外, 种地影响外出务工、土地受到保护从而难以被国家征收、无空闲时间、年纪大不能劳动、粮食收成少同时又没有补贴等也是不愿意划入的原因。若对基本农田进行补偿, 以生活、经济、生态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分别有85. 03% 、77.47% 、79. 55% 表示愿意。其原因包括补偿会提高收入、促进农田数量不减少、提高农田质量和维护生态环境等 ( 表4) 。仍不愿意划入的原因有补偿太少、种田收入太低、耕地用途转变受限、劳动力匮乏等。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 1 研究结论
耕地资源具有满足农户家庭食物自给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 作为家庭经济主要收入来源和提供就业保障的经济功能, 以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环境景观等非市场价值等多功能特征。然而, 在经济快速转型过程中农民家庭的生计方式、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耕地资源的经济贡献功能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地区逐渐被弱化, 而作为农民家庭自家基本口粮、蔬菜供给的生活保障功能和作为区域生态屏障建设的景观功能却在悄然增强。探索异质类型地区农户家庭耕地功能转型与分化程度, 分析不同耕地功能分化类型农民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和差异性, 有利于根据农户类型特征实施有针对性的差别化农田保护补偿政策, 激发和调动农民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本文以湖北省为实证, 评价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481 个农户家庭样本的耕地功能状况, 根据得分贡献率, 将农户家庭分成生活主导、经济主导和生态主导三种类型, 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
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就基本生活、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家庭经济和就业保障功能而言, 得分较高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的农户家庭, 其次是重点开发区, 最后是生态功能区。而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得分最高的仍是农产品主产区的农户家庭, 其次是生态功能区, 最后是重点开发区。此外, 70% 以上的农户家庭耕地功能得分较低, 中低分段的农户家庭所占比例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 生态功能区、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 高分段排名依次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开发区和生态功能区。根据481 个农户家庭耕地各项功能得分对综合得分的贡献率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的农户: 生活主导农户家庭、经济主导农户家庭和生态主导农户家庭, 其中重点开发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和生活为主, 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经济功能为主, 生态功能区农户家庭的耕地功能以生活和生态功能为主。
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对基本农田保护及相关政策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以生活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最了解农田的其他功能, 其次为生态主导和经济主导。大多数农户认为政府是农田保护的总体, 但目前承担农田保护责任的是农民, 尤其是有80. 49% 以生态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认为政府是农田保护的总体, 66. 42% 认为承担农田保护的主要责任是农民。不同类型的农户均认可农田保护的重要性 ( 达90%以上) , 但农田环境仍存在一些问题, 以土壤板结和化肥农药过量使用最严重。此外, 以生活和经济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提到严重的水污染问题, 以生态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提到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均较匮乏。
三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存在差异。无经济补偿时, 约50% 的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主要原因是: 可稳定从事农业生产, 占45% 左右; 31. 47% 以生活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认为能获得农业补贴或政策支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有补偿时, 农户参与意愿显著提高, 参与意愿由强到弱依次为: 生活主导、生态主导、经济主导; 而对那些不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农户来说, 理由大多是补偿太少、种田收入太低、土地用途受限和劳动力匮乏等。
5. 2 政策建议
促进耕地多功能协调发展。基本生活、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家庭经济和就业保障功能功能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大计和社会稳定, 国家应从市场角度出发, 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农地有序流转和耕地的规模经营; 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关系到子孙万代的生存质量问题,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应更多地从生态角度着手, 发展有机农场和建立耕地生态服务市场是不错的土地利用方式。
农田生态环境问题亟待解决, 尤其是土壤板结和化肥、农药过量使用问题, 还有以生活和经济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提到的水污染问题, 以生态为主导功能的农户家庭提到的生物多样性减少问题。
探索市场导向的多元化的耕地保护补偿政策与机制。耕地保护补偿不能仅靠政府的财政移转及补偿政策, 建议尝试建立以市场导向的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 如通过社会捐赠、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社会非盈利机构参与农田保护、购买农田发展权; 鼓励农户和乡村社区捐赠农田发展权; 鼓励构建以开发商融资为主的农田发展权移转市场等, 激励社会相关主体参与农田保护的动机, 实现农田保护的区际公平、代际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