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道德风险范文

医生道德风险范文（精选4篇）

医生道德风险 第1篇

由于医疗服务产品的异质性、不可逆性、不可转售性及其提供的强专业性, 医疗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导致了患者处于绝对劣势, 医患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 医生开什么药、打什么针, 做各项检查, 患者大多数只能接受, 无法透明公开的获得相关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患者无法有效的监督医生的医疗行为, 从而产生了医疗过程中医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由参与者选择错误行动引起的问题”即为道德风险问题, Myerson, 1991) [1]。如何降低医生道德风险, 成为世界性的问题[2,3,4]。

1 医生道德风险羊群效应的表征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 在医患关系中, 由于医生自身的专业性和对于医药方面的信息优势, 在医患之间的博弈中扮演了绝对代理人的角色。当作为代理人的医生和作为委托人的患者利益不一致时, 便存在“激励不相容”的可能。具有诱导需求能力的[5]医生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很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医生可能会为了增加收入或其他利益, 采取有损患者利益的行为, 如:乱开大处方、检查单、延长住院时间和保护性医疗等[6]。

由于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 医生在医疗过程中面对违规利益时, 具有违规的内在冲动性, 如果有的医生带头发生了违规行为, 并且未被发现而逃脱处罚, 或者即使被发现, 处罚的力度也相对降低, 那么一些医生看到后, 自己也会模仿, 发生违规行为。其他医生看到越来越多的医生发生违规行为, 继而越来越多的医生会加入违规的行列, 从而产生违规的羊群效应。这可能导致的极端结果, 就是医疗市场秩序的进一步混乱, 违规现象泛滥, 医患关系紧张, 医疗质量管理效率低下。

2 医疗市场羊群效应的产生机理

为了从本质上探讨医疗过程中医生违规行为羊群效应的产生机理, 从而对医疗质量监管、行业自律提供新的启示, 本文接下来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 通过构建羊群效应模型来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2.1 单个医生违规行为的动态博弈

在此首先把医院中的某一位医生i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一些假设和模型来说明医生与监管机构两者之间的博弈, 实质上医生的违规行为与监管机关的处罚行为实质上构成了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假设医生可选的策略集为{违规, 不违规}, 而监管部门随后可能采取的策略集为{发现并处罚, 不处罚}。由于监管部门的监管资源限制, 能以一定的概率α发现医生的违规行为并进行处罚。因此, 医生行为与监管部门的应对措施就构成了一种动态博弈, 如图1所示。

医生首先选择策略:违规或不违规, 监管机关再以概率α采取策略“发现并处罚”, 以概率 (1-α) 采取策略“不处罚”。如果医生选择违规, 可以获得额外收益V, 如果监管机关处罚, 则医生将付出违规成本C, 对于医生来说, 违规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1) 违规受到的经济处罚, 用C1表示; (2) 违规受到的声誉损失, 用C2表示。因此, 医生采取违规的期望收益为:

只有当E (π) >0时, 医生才会采取违规的策略, 以最大化自身收益。

由于监管机构的监管力量配备、监管手段等方面的限制, 监管机构难以完全发现所有医生的全部违规行为, 并对违规医生做出处罚, 只能以一定的概率α发现并处罚违规医生。只有当α<V/ (C1+C2) 时, 医生才会发生违规行为。

事实上, 由于监管机构发现并处罚医生违规行为的概率α对于医生来说是不完全信息, 换句话说, 医生难以确切知道监管机关是否能够发现并处罚自己的违规行为, 以及处罚时将受到的经济、声誉损失 (C1+C2) 。医生只能通过收集市场上的信息、监管机构所发布的信息、其他医生的受处罚情况等信息, 运用自己的分析判断, 来形成对处罚概率α的感知数值, 即对处罚概率的信念α′。

2.2 多个医生羊群效应的产生

现将单个医生推广到多位医生的情形。根据各位医生对受处罚的感知概率的大小可分为三类[7]:

第一类医生的感知概率满足α1<V/ (C1+C2) ;第二类医生满足α2>V/ (C1+C2) ;第三类医生满足α3?V/ (C1+C2) , 即对受处罚的感知概率非常大。

对于第一类医生来说, 他们对受处罚的感知概率很小, 其最优策略选择是“违规”, 通过违规获得额外的期望收益。他们是在医疗过程中率先进行违规操作的一类人。如果第一类医生中的某一位医生A率先采取了违规行为, 其他医生则会利用获知的关于A的信息, 来修正自己的感知先验概率α′, 形成新的感知概率α″。如果没有受到监管机关的处罚, 或即使受到处罚, 但是处罚的力度非常低, 如仅仅是对医生进行少量的经济处罚 (C1很小) , 对医生声誉基本没产生影响 (C2趋向于0) , 那么医生感知其付出的惩罚成本 (C1+C2) 很小, 则医生新的感知概率α″<α′, 即看到其他医生违规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时, 则认为自己违规后的成本也会很低。这种情况下, 对于第一类医生, 他们修正后的感知概率将进一步降低, 将更加强化了他们违规的信念。

对于第二类医生, 当看到越来越多的医生违规后, 没有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或即使受到处罚, 但是处罚的力度非常低, 对医生产生的影响很小, 自己对受到处罚的感知概率也将进一步降低, 最后使得自己的感知概率降低到小于V/ (C1+C2) , 则他们也将发生违规行为。

对于第三类医生, 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 当收集到部分医生的违规行为没有受到处罚的信息后, 其受处罚的感知概率能够降低, 但还将大于V/ (C1+C2) 。随着包括第二类医生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医生加入违规的行列, 其感知概率不断得到修正, 最终大多也会降低到小于V/ (C1+C2) , 则他们也将发生违规行为, 从而导致产生了医疗过程中道德风险问题的羊群效应。

3 讨论:如何引导产生合规的羊群效应

通过了解医生违规的羊群效应的产生机理, 监管部门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规范市场秩序的对策, 诱导产生合规的羊群效应。当一些医生看到其他医生没有违规, 或违规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他们就会选择不违规, 更多的医生也会选择不违规, 从而有助于提高医疗质量管理规范化程度, 提高质量监管效率, 形成监管政策实施的放大效应。

3.1 降低医生的违规收益

据2004年度卫生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北京地区80%以上的医疗机构药品收入超过医院总收入的55%, 仅有几家大型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医疗总收入的比例低于45%。目前, 医生收入中药品回扣管制不够到位, 其原因既有来自国家制度层面的, 也有来自医院自身层面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医疗机构的特点都是医药合一、以药养医、医药不分家。医疗补偿机制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药品回扣之风。为了解决制度层面的问题, 新医改提出要推进医药分开, 逐步取消药品加成, 不得接受药品折扣。但是, 从医院层面看, 由于科室的经济效益、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收入和奖金与药品收入直接挂钩, 因此, 虽然国家不断强调对药品回扣的控制, 但分配制度决定了医生收取药品回扣是难能制止的。杜绝药品回扣必须建立在改变医生现有收入分配方式的基础上, 适当增加医生工资水平, 使其与药品收入脱钩, 从医院层面上杜绝药品回扣现象。

3.2 加大对医生的违规惩罚

一方面,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经济惩罚, 即提高违规成本中的物质成本 (C1) 。对收受红包、乱开大处方等行为, 一旦发现, 给予大额处罚;另一方面,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声誉惩罚, 即提高违规成本中的声誉成本 (C2) 。声誉是一种无形资产, 通过不断的积累会影响医生、医院未来的发展。患者希望到大医院就医的原因是被大医院的声誉吸引, 或被大医院几位著名医生的声誉所吸引, 因此, 总体上看, 著名医生违规行为比较少。而普通医生因为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声誉机制, 其违规行为对自身的声誉影响较小, 导致他们有更强的违规动机。为改变这种现象, 建议建立公开透明的、医院之间互认的医生信誉机制。在医院科室实行挂牌行医, 将医生与个人信誉一一对应, 当医生发生违规行为时, 及时将其行为曝光, 并修改其信誉, 使其信誉与今后的职业生涯紧密关联, 从而提高违规行为的声誉成本。

3.3 提高违规行为的发现概率

首先, 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参与规范市场秩序。患者、医院等利益相关者在与医生的互动中, 能够发现医生遵守职业操守的信息。患者的信访投诉经常涉及医生收红包、乱开大处方等违规行为, 监管机关可以从患者的信访投诉中发现医生违规的线索和信息。其次, 建立医疗行业协会, 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医疗市场自律中的作用, 以有效弥补监管资源的不足。通过行业自律, 调动其他主体对违规行为检举的积极性, 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罚医生的违规行为。

3.4 加强医生医德医风建设, 形成良好的医院文化

以上三方面建议的提出是基于如何遏制违规的羊群效应的产生, 要创造合规的医疗氛围根本上还有赖于医生医德医风的提高, 有赖于医院文化氛围的熏陶。此外, 建立良好的医院文化氛围, 能够进一步促使医生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业绩观。[8]医院文化应当顺应时代的要求, 根据医院发展的实际情况, 不断赋予新的内容, 有效地约束全体医疗人员的行为, 促使合规的羊群效应的产生。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医生道德风险的羊群效应, 从产生机理和表现形式上进行了探讨。对羊群效应的认识, 能够使我们对医疗服务过程中医生个体行为的把握上升为对群体行为的了解, 有助于监管部门找准切入点, 优化配置监管资源, 有针对性的对医疗违规行为进行监管, 维护规范的医疗秩序。此外, 还可以充分利用羊群效应的产生机理, 引导医院创建良好的文化氛围, 形成自我约束、有序合规的羊群效应, 最大可能的放大监管政策对规范医疗秩序和医疗质量的影响, 从而缓和医患之间的矛盾, 提高医疗市场的服务效率。

参考文献

[1]R.Myerson.Game theory:analysis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杜仕林.医疗道德风险的供方法律控制研究[J].医学与社会, 2009, 6:46-48.

[3]李中义, 邢艳丽.信息不对称、制度缺陷与公立医院的道德风险[J].经济体制改革, 2012, 6:177-180.

[4]梁建业.医院道德风险管理与防范[J].医院管理论坛, 2012, 7:6-9.

[5]Max Shain, Milton Roemer.Hospital Costs Relate to supplyof Beds[M].Modern Hospital, April, 1959.

[6]吕国营.个人声誉、集体声誉与医生道德风险[J].理论月刊, 2004, 3:126-128.

[7]路晓伟, 孙树垒.财产保险市场主体违规的羊群效应及其规制[J].保险研究, 2009, 5:42-45.

医生职业道德规范 第2篇

二、勤奋学习、精益求精 勤奋学习、对技术精益求精，及时更新知识结构，在不断开阔医护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做好护理工作。

三、热情体贴、认真负责 热情做好基础护理和生理护理、注意运用语言激励，给患者以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帮助患者保持治疗、康复中所需要的良好心理状况。

四、互尊互助、团结协作 同事间相互尊重、互帮互助，主动与医、技、工等人员团结、协调地完成各项医疗任务。

浅论医生的道德规范 第3篇

1 救死扶伤, 为人的健康服务

在社会主义社会, 医务人员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是一切为人民健康服务。每一名医务工作者, 从穿上白色工作服, 从事这一神圣庄严的工作开始, 就在道德上承担了为患者健康服务的义务。行医当以济世救人为先, 幸福在于解除患者病痛, 这种道德义务, 要求医务人员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自觉培养高尚的品德, 关心集体、乐于助人、无私奉献, 不能以任何理由推托自己应尽的义务。1981年卫生部颁布的《医院工作人员守则》中就有一条:“发扬救死扶伤,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同情和尊重患者,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国际医学会的医生伦理学日内瓦会议章程中提出, 医务工作者应“庄严地宣誓终生为人民服务。”所有这些都说明, 在医务人员的道德义务上没有地域、国界和社会制度之分。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务人员更应把为人民健康服务视作自己毕生应尽的道德义务。

同时, 作为道德义务, 应该是无条件的, 任何附加的做法, 都是直接违背其本意的。行医者在履行道德义务之前, 不应该存在希望得到某种权利的动机, 况且在实践上, 道德义务也并不总是同权利联系在一起。道德义务也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 一名医德高尚的医务工作者, 即使没有社会舆论的压力, 也应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 全心全意地医治患者的疾病, 为拯救患者的生命,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就是一位具有高尚医德的医生, 他是我们医务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2 培养高尚的医德情感

道德情感, 就是一个人对他人及一定社会集团所持的道德态度。俗话说:“有所知, 才能有所感”, 先要有认识, 才能有情感。情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是在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但与认识有所不同, 认识反映事物的本身, 而情感则反映人对事物的态度。

对一个以医疗为职业的人来说, 必须有热爱患者、热爱生命的道德情感, 就是说只要遇到患者, 一种愿为之解除痛苦的感情就会油然而生。爱心是医学道德的核心,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爱, 人的生活不能缺少爱。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为我们作出榜样, 他对伤病员怀有深厚的情感, 认为你必须把他们每一个人看作比你的兄弟、父亲还要亲切些, 因为他们是你的同志。今天, 这种崇高的情感在我国更应得到充分发扬, 广大医务人员, 要有对患者“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的情感, 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为抢救患者急分夺秒。只有具备这样的道德情感,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才有了感情的基础。这种道德情感, 对于一个刚刚从事医疗业的青年人来讲, 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其还缺乏和患者进行感情交流的大量实践, 更应该在医疗实践中注意自觉培养热爱患者的道德情感。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道德情感, 要引起每一个医务人员的重视, 是因为人的情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般地讲, 客观的人和事物有某种美的外在表现, 能唤起一个人的留恋之情, 有时客观的事和人能为自己带来某种利益或方便时, 也可以唤起情感。而从事医疗职业的医务人员面对的人和事物, 往往和上述情况正好相反。在医务人员面前多数是痛苦的面容, 烦人的呻吟, 满目污秽脓血, 乃至触目惊心的伤残肉体……正因为这样, 对医生的情感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医务人员应该接受情感的特殊考验。惟一的要求只能是, 医生要具备一种典型的职业道德情感。要使每一名医务人员认识到,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最宝贵的, 当你去拯救、援助这个人世间最宝贵的生命时, 你的医疗行为当然是最有意义、最崇高的。正如一位教授所说的:“当患者需要我们服务的时候, 正是他们感到痛苦, 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人世间最诚挚的温暖在为他们服务的。”所以医疗职业道德应该建立在热爱生命、热爱人民群众的感情基础上, 医务人员情感所至, 往往能给患者解除药物无法解除的痛楚。情感比较纯真的、高尚的医生, 自古以来就受人尊敬。

3 医术上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良心, 即内心使命, 是医德范畴之一。医务人员的道德良心, 概括起来讲就是要忠实于患者的健康利益,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做有损于患者身心健康的事。我国唐代名医孙思邈认为, 医生治病时, 应对患者的病痛抱有同情心, 患者的病痛犹如自己的病痛, 只有这样才能不怕艰难险阻。把患者的痛苦、家属的期待, 作为对自己良心的一种鞭策, 为抢救患者献出一片真情, 这是医疗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医务人员这种职业特殊性表现为其种种医疗行为, 大多是在患者失去知觉或者患者不了解情况下进行的, 往往一张处方、一台手术、一个细微的操作都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危, 任何一点疏忽大意, 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些职业的特点, 对医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务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 必须忠于职守, 热情真挚, 钻研技术, 精益求精, 严谨求实, 谦虚谨慎。而现实中有的医务人员工作马虎, 出了差错往往还原谅自己, 觉得反正患者也不知道,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丧失了一名医务人员的道德良心。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 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良心是与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紧密相连的, 因此, 所有医务人员都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品德的培养, 增强职业责任感, 净化道德良心。

医生道德风险 第4篇

1. “道德讲堂” 是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主要内容

将 “道德讲堂”融入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能够使学生的道德素养得到有效的提升。而 “医德”是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主要内容。教育部、卫生部发布的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实施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将医德教育贯穿医学教育的全过程。因此,卓越医生教育不仅仅是培养知识型人才,更是培养具有较高道德素质的人才。将道德教育融入到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中,可以使得学生在今后的医务工作中更好地展现自身的道德涵养,更能够践行 “仁心”、“仁术”。

2. 开展 “道德讲堂”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通过 “道德讲堂”的实施,主要在医学生的思想道德方面进行指导。反观传统的思政教育,忽视了对现实社会医德状况与医德应用的分析和指导,使得医德教育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主义,这不符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同时,当代大学生面对的是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极容易受到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而大多数学校在进行医德教育过程中缺乏针对性与灵活性,忽视道德选择性和价值澄清。这使得医学生在医务工作中不能抵制物质诱惑,走入歧途。另一方面,高校开展的医德教育内容存在陈旧、目标单一的现象,再加上一些医学伦理学的教师由于其本身缺乏医学知识,授课时往往不得要领,甚至照本宣科,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并且,很多学校过于注重课本研发,缺乏实践内容。 这些都影响了医学生医德素质的提高,阻碍了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的有效实施和开展。

“道德讲堂”根植于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具有稳固的思想基础。同时,作为一种实践活动,能够很好地在高校进行推广。首先,“道德讲堂”可操作性强。医学生的道德教育需要可进行操作的实践活动来开展,而 “道德讲堂”的模式,主要以讲座的方式, 较容易开展,并且辐射面也较广; 其次, “道德讲堂”内容选择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灵活性。讲座的内容可以针对高校医学生关心的时事展开,也可以根据历史文化进行宣讲,从而能够保证讲座的丰富性。

3. 将 “道德讲堂” 融入 “卓医培养计划” 的途径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作为一种新的医学模式,强调培养全面发展的医学生,不仅在专业知识中,在医德及其他素质方面也应当体现新时代医学生应有的风貌。因此,如何将 “道德讲堂”更有效地融入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成为高校思政教育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

( 1) 将 “道德讲堂”列为大学生选修课课程

根据对高校 “道德讲堂”开展情况进行调查,笔者发现虽然在高校 “道德讲堂”得到了普遍的传播,但是并没有形成课程化模式。很多高校仅限于把 “道德讲堂”作为讲座类活动进行开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讲堂的发展。将 “道德讲堂”作为一门选修课对医学生进行开放,这保证了讲堂的延续性,并且也使得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其中。同时,将 “道德讲堂”课程化形成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经验,更容易得到推广和得到学生的认可。并且,将 “道德讲堂”与医学院校其他课程进行有效地结合,发挥更大的作用。

( 2) 重点培养高素质的 “道德讲堂”导师队伍

很多高校将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定位为打造专业性强的教师队伍用于培养学生,而对学生道德素质的队伍建设往往较为缺乏。提升道德教育教师队伍是改善和提高学生道德水平的关键。高校要将道德及思政教师队伍的培养计划纳入到学校整体师资队伍培养计划之中,着力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医学道德教师队伍。同时,重点培养高素质的 “道德讲堂”导师队伍。导师的界定不仅仅是专业的思政教育教师,也可以是 “身边好人好事”以及 “道德先进模范”人物。通过这种这种榜样机制,积极带动 “卓越医生”的道德素质水平。

参考文献

[1]刘国祥,胡伟军,黄继东,等.卓越医生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4,2.

[2]陈新.高职院校如何发挥“道德讲堂”的“蝴蝶效应”[J].河南农业,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