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影响（精选12篇）
农民工返乡影响 第1篇
一、农地流转现状
近年来, 随着外出打工农民的增多,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趋势加快。按照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主体不同划分, 我国农地流转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单个农户之间发生的分散的流转形式, 如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另一类是有组织的集中的流转形式, 如反租倒包、股份合作制等。
(一) 分散的流转模式
1. 转包和出租模式。
转包模式, 即原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移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其他农户。转包后的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 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新承包方按转包合同对原承包方负责。与转包模式类似的是出租模式, 不同之处在于, 转包一般发生在承包户与同一集体组织内部的农户之间, 出租则不强调集体组织内外。
2. 转让模式。
转让模式, 即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 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让后, 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 新的承包方与发包方建立新的承包关系。
3. 互换模式。
互换模式, 即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 对同一集体组织内的承包地相互交换承包经营权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农户之间自发的分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大部分的地区, 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还是主要的流转模式。自发流转比较灵活方便, 流转的谈判成本较低, 容易实现。但是自发流转普遍规模比较小, 难以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流转时间短, 不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长期效益。
(二) 有组织的流转模式
1.反租倒包。
反租倒包模式, 即在承包方自愿的基础上, 由发包方将其承包的土地反租过来, 统一规划和整理, 再发包或者是倒包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经营者。采用该模式的优势是:实现了在分散生产基础上的规模经营;经营风险由农民转移到有一定抗风险能力的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收入有了稳定的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则可从规模经营带来的利润中, 建立起自己的风险基金, 增强自己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地防止了土地抛荒、弃耕和粗放经营的发生, 有利于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的合理组合与优化配置, 土地资源利用率明显提高。这种模式适应性很广, 从平原到山区, 从富裕地区到贫困地区都可实行。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把“反租倒包”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 甚至成为某些人谋取额外利润的工具, 即以极低的租金强行收回农民土地, 并以较高价发包等现象, 损害了承包方的利益, 引起农民强烈不满, 成为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因素之一。
2.土地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模式, 即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转化为长期股权, 农民把土地的经营权委托合作社经营, 依股权从土地收益中按一定比例获得分配的一种土地经营模式。该模式的优点:第一, 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土地股权将农民同土地的关系间接化以后, 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完全与其生产要素功能分离开来。无论农地怎样流动, 代表农民土地利益的土地股份仍然由农民拥有, 可以按期获得土地收益, 这就鼓励了农地的流动, 有利于把土地经营权集中起来, 进行适度的规模经营。第二, 有利于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权益, 保障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收益权。如果合作社收入高, 股金分红的标准也会逐年提高。第三, 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准备了条件。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大大提高了人地关系的自由度, 农民可以自由地摆脱现存土地制度的束缚, 为我国城市化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
我国明令禁止撂荒土地, 但是, 由于种粮收益远不及外出打工赚钱多, 外出打工仍然是一种增收的选择。然而, 为避免土地撂荒, 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企业时往往过于匆忙, 或者是签约程序不规范, 那么, 当经济形势不好, 出现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 农民工想索回土地使用权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从而与新的承包方或组织发生纠纷就难以避免。
二、农民工返乡争地纠纷案例
广东开平苍城镇第一大村潭碧村, 全村5000多人, 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能称得上装修行业的能工巧匠。据村委会统计, 潭碧村常年在外打工的有上千人, 旺季仅建筑工人就有两千多人, 撂荒的土地很多。所以在2002年由村小组组长牵头将150多亩土地出租给了外地人发展种养业。按照耕地的档次高低, 租金为每亩每年75～100元, 租期27年。但是,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返乡的农民工越来越多, 而且大多数人回乡后找不到工作。所以, 有的村民就想从代耕农手中要回土地, 即使代耕农提高租金也难以化解纠纷, 导致矛盾激化。一些不理智的村民将代耕农的房子、猪舍等砸成了废墟。出现这样的后果,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金融危机导致失业。
前几年房地产业兴盛, 潭碧村村民靠建筑手艺出外打工很容易, 打工收益也远远高于种地收益, 于是出现土地大量撂荒的现象。但是金融危机影响下, 失业返乡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 就只能重操旧业, 以种地来维持生活。
2. 农业补贴高于土地租金。
近年来, 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加大, 土地出租金少于农业补贴, 而且农业补贴被代耕农占有, 利益的比较使得村民想收回土地。
3. 出租合同签署不符合法律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 承包方案应当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 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潭碧村土地出租合同签署不符合上述规定, 合同只由村小组组长与代耕农签署。因此很多村民并不认同这个合同的效力。
三、农民工返乡对农地流转影响的辩证分析
(一) 农民工返乡对农地流转的不利影响
1. 阻碍现有农地流转的正常进行。
返乡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 加上农民保障体系的缺失, 土地仍然是农民返乡后的避风港。于是, 很多返乡农民就想收回已经转包、出租或其他形式出让的土地, 无论要求是否合理, 都容易导致承包方和受让方的矛盾, 阻碍已流转农地的继续流转和正常使用, 影响农业生产经营。这实际是一种农地流转风险。尤其是当出让合同的签署过程不符合法规的时候, 这种农地流转风险就会加大。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基本上是一种代耕制度, 其流转的程序和合同很不规范, 城市经济发展好时, 打工农民的土地交给别人代耕, 表面看来不容易发生纠纷, 但是城市经济出现危机时, 民工返乡, 流转风险就开始显现, 直接影响现有农地流转的正常进行及农业生产。
2. 不利于未来农地流转的发展。
转包的土地往往经过长期的规模经营才能见效益, 如果土地经营权被中途要回, 对于土地受让方来说必然造成很大的损失, 所以, 土地受让方都希望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生产经营过程, 这完全符合马克思对级差地租对于利益关系的分析。但是经济危机发生的不可预知和土地合同不规范带来的流转风险, 会使很多想转包的人心存顾虑, 甚至打消了转包土地的念头。这是一个近期对远期的影响。也就是说, 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了, 农民继续大量外出务工, 但是, 因土地流转困难而导致大量土地撂荒的现象可能仍会发生。
(二) 农民工返乡对农地流转的有利影响
1.有利于促进流转程序规范化。
农地流转风险带来的教训将使得发包方、承包方、受让方更加重视农地流转合同签署的规范化。符合法规规定的农地流转合同才能够保障合同双方的权益和对双方责任形成有效的约束。在解决一系列有关农地流转的冲突事件中, 政府也积累了解决问题的经验, 政府应该积极地引导农地流转走向正轨, 使农地流转程序符合法规, 并倡导农民遵守农地流转合同, 依法办事, 以防不合法的过激行为发生, 影响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
2.有利于采用更有效的流转模式。
分散自发的不规范的农地流转模式在大部分地区占主要地位, 但是这样的流转模式存在诸多弊端, 比如原承包方转让土地往往是盲目的, 缺乏长期的计划性, 主要受眼前务工利益的驱使。但是经济危机影响下的失业农民重新认识到了土地对于农民的意义。农民将不得不考虑采用更加有效的农地流转模式, 这样的模式能够在长期内成为农民收入的来源或就业的保障。土地股份合作社就是这样一种有效的农地流转模式, 把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股权的形式委托合作社经营, 农民就同时拥有了土地的股权和收益权, 还可以获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当经济发展良好的时候, 农民可以进城务工, 获得更高的务工收益;当经济危机时, 农民失业返回农村, 即使短时间内找不到工作, 有合作社的股权收益作保障, 也不至于导致生活很困难。当然农民的股权收益是和合作社经营的效益紧密相关的, 合作社经营好农民的收益就好, 合作社经营效益低, 农民就收益低甚至没收益。但是农民可以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来决定合作社的存续与否, 因此农民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收回土地的经营权。所以说,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一种较有效的农地流转模式, 符合农民长期利益的诉求。
参考文献
[1].于建嵘:“农民工返乡带来的社会压力不容忽视”[J].《人民论坛》, 2009 (1) ;
[2].王祥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模式及其法律评价”[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07 (9) ;
[3].帅晓林:“破解农地流转困境及其对策:构建农地流转机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2008 (4) ;
[4].钟茂初:“金融危机对农村有哪些冲击”[J].《中国合作经济》, 2009 (2) ;
农民工返乡影响 第2篇
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张继业书记赴遵义县调研返乡农民工创业工作
为及时掌握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动态，进一步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张继业于9月12日率调研组深入遵义县开展调研。
张继业书记一行在遵义县人社局刘文焰局长的陪同下，先后到由返乡农民工胡广芬任董事长的贵三红食品有限公司新厂房施工现场、和平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创业园（农民工返乡创业园）、龙坪镇返乡农民工创业园查看，实地掌握了有关情况，并与企业和园区相关负责人交换意见。在了解到和平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创业园建设如火如荼并已有10家企业入住、将实现2000—3000人就业，龙坪镇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刚成熟的提子产销两旺时，张继业书记对遵义县人社局帮促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张继业书记在调研中，不时与遵义县人社局及相关企业、乡镇、基层人社中心的负责同志研讨和交换情况，探讨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工作。张继业书记指出，由于农民工积累的资金、掌握的技术与经营管理经验非常有限等原因，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过程中仍面临重重困
农民工返乡影响 第3篇
难得提前放假回家，好好陪陪家人
老赵和妻子在广东一纺织厂务工已经七年了。对于他来说，提前返乡并不是什么坏事。往年的春节前夕，厂里都会遇到用工紧缺的问题，所以工资比平时高，工厂也不肯批准员工放假回家。老赵夫妇已连续三年没有与家人一起过春节了，所以就当这次返乡是早点回家休息一下，陪陪家人到县里去逛逛，一起从容地过一个春节，这对他来说还是非常惬意的。平时没时间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趁这个机会把以前没做好的都补上，做个好父母，至于工作的事，还是等等再说吧。
乘机学技术，来年不吃亏
企业裁员对象大多是没有技术的底层员工，一旦危机度过，企业效益好转，又需要大批量招收技术工。所以，聪明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学好技术，为来年找个好工作打好基础。被企业裁掉的小李和一同回乡的几位老乡都报名参加了县里的汽修学院培训班，准备学好技术来年大干一场。
就近求职赚点小钱
虽然沿海一带的出口型企业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但内陆许多出口量不大的小企业、小工厂仍在开工。这些受影响相对较小的食品厂、玩具厂等一直没有间断过招工，特别是针对有工作经验的返乡农民工，他们基础好，很快就能上手在生产线上工作，最受当地企业欢迎。像小叶从浙江回到家乡后，发现家乡的许多小厂还在继续招工，就在同村朋友的介绍下选择了一家同样是生产玩具的企业上班。由于和以前的工作相似，他很快适应了现在的工作，工资也能达到每月1000元左右，双休日还可以放假回家帮父母做点家务，还是挺划算的。
回乡创业路也宽
为了帮助广大农民度过返乡“寒流”，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新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多项优惠政策鼓励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在外打工多年的经历使许多农民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新技术，将这些优势带回家，在家乡创业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返乡的小廖了解到，如今回乡创业条件很好，他与同村的村民商量，准备租地种植13.3公顷甘蔗。回乡后他就没闲着，赶紧找到村里种蔗大户学习种甘蔗的技术。曾在深圳多家玩具厂打工近十年的老谢，也选择留在农村找出路。企业刚开始裁员时，他就带着全家一起登上了回家的火车，利用自己打工学到的玩具制作手艺，在老家办了一个玩具加工厂。最近，他接下了一个1500件的订单。如今，加工厂机器都在正常运转，十几名熟练工人与他一起全力以赴地开创新的事业。他还和同时返乡的另一个伙伴承包了村里的水塘，发展特色养殖。他算计着过年期间能好好挣上一笔呢!
“寒冬”总会过去
农民工选择性返乡回流影响因素研究 第4篇
一、文献综述
目前, 学术界针对农民工返乡回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选择返乡的原因、产生的结果以及相应的对策与建议等方面。在回流原因研究方面, 白南生、宋洪远, 高强、贾海明, 刘铮等均从制度、经济、政策以及文化等方面开展了分析, 对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从正反两方面予以了讨论[1,2,3];在返乡回流产生结果方面, 周大鸣, 黄余国等认为, 农村劳动力返乡回流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技术, 促进了家乡当地的城市化[4,5]。白南生、宋洪远等人讨论了农民工回流人群的就业状况和其他境况, 回流对输出地的影响返乡创业群体的状况等[1]。在农民工返乡回流对策方面, 学者周霞, 章铮等分析了城市对农民工返乡意愿所产生的具体影响[6,7]。另外的学者如吴兴陆、元名杰、张杨珩等对流入特定区域的农民工进行了实证分析, 尤其是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上分析和阐述了其对于农民工返乡定居倾向的影响[8,9]。在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实践调查中, 笔者发现农民工返乡回流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迫于城市的各种生活压力, 被迫放弃在城市生活, 回到家乡几乎是其唯一选择 (返乡为无奈之举) ;第二种是农民工在综合权衡城乡生活利弊后, 主动选择放弃城市生活而回到家乡。两者从产生的原因、引起的行为到出现的结果应该有较大差别。文献查阅显示, 目前尚无研究将返乡农民工按照上述分类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第二种返乡回流情况, 并定义其为农民工选择性返乡回流。本文首先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影响农民工选择性回流的因素, 并对这些因素予以分析;其次对农民工返乡回流对村镇空间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予以阐述。
二、研究变量和假设
1. 被解释变量。
针对外出农民工的特点, 本研究主要以外出农民工是否自愿 (不是迫于在城市的基本生存压力) 准备长期返乡的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
2. 解释变量。
外出农民工选择返乡意愿的表达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影响因素较复杂。本文将其分为人口学特征、工作特征及流出地环境特征三类。
(1) 人口学特征
农民工个体的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外出打工年限等。
性别:性别对农民工返乡决策的影响研究所得结论并不一致。多数文献认为, 农民工中男性更倾向于留城, 而学者裴谕新的研究表明在青年农民工中, 女性留城意愿高于男性, 这主要是因为青年女性倾向于通过婚姻来实现自身身份的改变[10]。
年龄:年龄因素对农民工返乡意愿有较大影响, 他们返乡的意愿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吴兴陆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 农民工越年轻, 越能认同城市生活方式, 接受新的事物, 因此更能融入城市社会。尽管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并不高, 但他们中却有更多的人希望定居在城市而不愿意回到农村[11]。
婚姻状况:文献研究表明, 外出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对外出农民工返乡意愿存在一定的正作用。未婚者留城意愿较强烈, 已婚的农民工自由性受到很大的束缚, 有家庭需要照顾, 倾向于返乡回流。
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外出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 不同学者研究所得结论有所不同。本文预期外出农民工所接受教育程度对其选择性返乡意愿的影响可正可负。
外出打工年限:研究表明, 农民工的外出打工年限对其返乡意向有负的影响, 即他们进城时间越长, 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越强, 越倾向于定居城市。一般来说, 刚进城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各方面不太适应, 返回农村的想法比较强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想法的强度会逐渐减弱。
(2) 工作特征
工作特征主要包含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收入两个方面, 一般来说, 工作满意度越高、打工收入越高, 越有可能留守在本职岗位。由此, 本文预期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对农民工选择性返乡意愿的影响为负。
(3) 流出地环境特征
流出地的就业质量:依据史清华等对促使农民工进城的农村因素的调查分析, 村庄的推力主要表现在农村太穷, 在家收入太低;家里劳动力多, 在家没事干;农村没有太多发展机会等几个方面[12]。促使农民工进城的因素, 同样应该是某一阶段内阻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 本文用就业质量这个概念来概括以上因素。本文预期就业质量越高越能吸引外出农民工选择性返乡回流。
流出地创业机会:流出地创业机会越大, 环境越好, 对有多年打工经验且有一定资金积累的外出农民工吸引力越大。在家乡创业具有天时、地利和人和三大优势。故本文预期家乡创业机会越大越能吸引外出农民工选择性返乡回流。
流出地的利好政策: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政策因素对人的行为和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 认为政策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政策因素主要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改善生产力要求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而促进农民增收。政府通过制定相应利好政策, 可以为农民工就业、致富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对农民工返乡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因此, 本文预期流出地的利好政策对外出农民工选择性返乡回流有正向作用。
3. 模型建立。
基于以上描述和分析, 将外出农民工选择性返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设定为如下函数形式:
农民工选择性返乡意愿=f (人口特征变量、工作特征变量、流出地环境特征变量) +随机扰动项
4. 相关假说设定。
根据上述分析。所有解释变量对选择性返乡意愿的预期作用方向汇总后如表1所示, 其中+/-分别代表本文预期各个变量与返乡的意愿分别呈现一定的正/负相关关系。
三、农民工选择性返乡回流决策分析的Logit模型
1. 回归模型说明。
由于本文研究的因变量农民工选择性返乡意愿是二分变量, 因此, 我们选择Logistic回归模型作为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模型的基本原理为:设P为某一事件的概率, 将P/1-P取自然对数, 记作Logit P, 以Logit P作为因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该方程可以使得Logit P作为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保持多元线性回归的模式, 各个自变量的总体影响由常数项和各项自变量及相应偏回归系数之积的叠积形成。由于该模型的误差项服从二项分布, 而不是正态分布, 因此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 对模型的检验采用X2检验拟合优度。
2. 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
本研究所基于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8月至9月课题组对在天津市务工的农民工的调查。本研究主要以外出农民工是否自愿 (不是迫于在城市的基本生存压力) 准备长期返乡的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所以只选择那些主动返乡意愿表达明确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 回收434份, 回收率为86.8%, 其中有效问卷406份, 有效率为93.5%。有效问卷中, 男性275人, 占67.7%;女性131人, 占32.3%。年龄最小的18岁, 最大的62岁, 平均年龄为33.4岁, 标准差为7.46。样本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最少的2年, 最多的19年, 外出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年, 标准差为1.7。从农民工外出打工累计年数来看, 外出打工最少的只有半年, 最多的达到18年, 平均外出打工7.34年, 标准差为5.23。在调查中, 外出农民工对是否准备返乡的回答中, 有58.3%的回答是肯定的, 12.5%不能确定, 29.2%做出否定的回答。
模型中的各相关变量的描述说明见表2。
3. 回归模型研究结果。
为了分析不同类别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及差异, 本文采用SPSS13.0软件将自变量逐步纳入模型予以分步回归。第一步, 定义因变量为农民工选择性返乡意愿, 自变量为农民工的人口特征, 采用ENTER方式进入模型;第二步, 在自变量中加入农民工的工作特征进入模型;第三步, 在自变量中加入流出地环境特征进入模型。模型分析的结果见表3。
注:*表示p<0.10;**表示p<0.05;***表示p<0.001。
4. 研究分析与结论。
对表3中模型研究结果, 进行以下分析:
(1) 从总体来看, 各个变量的综合效应对农民工选择性返乡决策有很大影响, 而单个变量的独立影响的程度较低。这说明农民工的选择性返乡决策受多方面影响因素的制约, 单方面的独立因素很难成为主导因素。
(2) 在影响农民工选择性返乡决策的所有变量中, 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人口特征, 其次是流出地特征, 最后是工作特征。在人口特征中, 性别变量系数为-0.085, 影响方向为负, 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年龄变量的系数为0.175, 影响方向为正, 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民工返乡回流的可能性加大;婚姻变量的系数为1.753, 影响方向为正, 说明已婚的农民工的返乡愿望要高于未婚农民工, 选择返乡的概率比未婚的高;受教育程度变量系数为-0.707, 说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 农民工返乡的意愿越来越弱, 愿意选择留在城市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外出打工年限变量系数为-0.734, 影响方向为负, 说明打工时间越长, 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越强, 留在城市的意愿越强烈。
(3) 农民工的工作特征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数据显示分别为-0.058和-0.026) , 这说明了工作特征已经不是农民工返乡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与传统的返乡理论的一般假设相悖。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农民工是否返乡不再是单纯出于经济的动机, 经济条件已不是他们考虑的首要因素。
(4) 农民工的流出地环境特征是影响其返乡决策的显著性因素, 结合上面的讨论, 说明流入地经济因素的作用力越来越弱, 农民工的流出地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强。首先起影响作用的是就业质量, 数据显示为3.145, 其次起影响作用的是创业机会 (数据显示为2.762) , 最后是利好政策 (数据显示为0.787) 。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农民工在进行选择性返乡的决策时, 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主要是在考虑自身特征的基础上, 结合流出地的环境特征而做出决定。
四、农民工选择性返乡回流对村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均衡是效率最优化的状态, 村镇空间结构优化的目标是实现基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村镇空间均衡。空间结构对象涉及产业部门、服务部门、村镇居民点、基础设施的区位、空间关系、人员、商品、财政、信息的区间流动等方面。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农民工处于流入地的社会底层, 但是在农民工的家乡, 与那些固守本土的从事种植业的农民相比, 农民工却是典型的精英群体。他们在资金、技能、眼界和心理上处于精英群体的位置, 在农村利好政策在带动下, 根据利益的“最大化”原则, 认为回流发展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 理性的选择回流。因此农民工的回流对我国村镇空间结构会产生较大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民流动与乡村发展”课题组的调查表明:由于劳动者在流动就业中人力资本的积累, 农民流动催化了乡村发展。返乡民工较未外出者在发展乡镇企业、开发农业和推动小城镇建设上显示出优势。农民经过一段时间到城市和发达地区外出就业的锻炼, 素质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转而返乡创业, 成为当地乡村各业生产、市场经济和小城镇发展新的推动力量, 这对中国广大地区乡村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农民工的选择性回流不是简单的回归原流出地务农, 而是回到原居住地附近交通便利的城镇、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或务工从事二、三产业生产。与一般未外出者相比, 返乡农民工有较强的适应市场和创业、竞争的意识和能力, 是促进农村乡镇企业、开发农业、小城镇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对农村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和地区结构变革, 产生积极深刻的作用。大批回流的劳动力流入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和小城镇, 对传统农村分散的人口分布形成巨大的冲击, 打破了以血缘和地缘的聚合力量长期形成的农村社区的封闭系统, 使得人口在社区间的空间布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口分布由分散式分布向集中分布转变。使农村社区人口逐渐向城市化社区积聚, 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 为小城镇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 也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使得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得到同步发展, 促进村镇空间结构的优化。
农民工选择性返乡回流有助于提升乡镇企业的人力资本, 有利于乡镇企业资金调整、技术、科研创新, 促进乡镇企业多样化发展。
大量农民工选择性返乡有助于农村生产力发展, 但是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有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工回流之后, 收入主要来源在一定时间内将被切断,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的生活水平。
返乡农民工证明 第5篇
特此证明
_________居民委员会
农民工返乡后如何创业 第6篇
1、你想做的是什么?
2、你能做的是什么?
你想做的最好是你喜欢的，这样你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你前进。大部分人不成功不是因为选错行业而是因为中途放弃。如果你每天都硬着头皮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恐怕结果不会太乐观。
所谓你能做的是结合你的天赋、能力、经验和资金来考虑的。不着边际的或超出你个人能力的事最好别做，因为我们是小本创业，经不起太大的风险。虽说跌倒了可以爬起来，但更多的人是跌倒了再也爬不起来，无奈之下只得又给别人打工。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结合市场需求及相应的消费群体，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我们选项前，下列的几点是我选择行业的若干原则：
1、必须是喜欢的产品，能够不断保持激情；产品及所在行业有广阔的前景，产品是不断增值的
2、所选行业及产品要有个性，只与一部分人群做生意即可可以复制并可以做大
3、能发挥自己的天赋和特长
4、现款交易
5、少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少接触饭局、歌舞厅
6、穿休闲装的时间更多
7、朝阳产业，成长性高。能长期发展
8、受人尊敬。有行业成就感
9、有一定区域垄断性，我的地盘我做主，避免低层次的竞争
10、苦点累点没关系。但投资不能太大。滚动发展
下面还有本人创业过程中的几点感悟
感悟之一：创业成功最关键是创意，创业成功最关键的是创意，更重要的不在于创意本身有多少美妙和神奇，更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的不可复制，市场潜力的大小以及实施计划的可行性。
感悟之二：尚未成熟的市场是创业的契机，选择一个适合的创业切入点，选择一个非成熟市场。会使创业早日成功的几率大一些。
感悟之三创业失败风险是巨大的
感悟之吗创业者不一定是全才，创业者优点明显，他们往往热情和有韧性，有知识有勇气，但往往缺点也很明显。要么是懂技术的不懂管理，要么是在管理经验上有一手但缺乏技术的前瞻性。但随着市场上的摸爬滚打，很多创业者慢慢变成了多面手。
感悟之五：最困难的时候往往是转机来临的时候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
感悟之六：创业的机会不能等待论证，在创业之前就把事业发展的规划全想明白，经过反复论证是不现实的，如果全想明白了，可能机会已有人抢先了。创业时的环境往往大多数人不看好，这给少数看好这些业务的人以机会。这时用常规的方法去论证，往往会得出结论说这个业务将会失效。
感悟之七创业其乐无穷，创业就如同品茶，有的人只品出了茶的苦，有人却在苦后尝到了甜。成功在于选择，投资小，赚钱快的项目，你需抓住时代的脉搏，有眼光会选择，你就成功在即。
农民工返乡影响 第7篇
1返乡农民工资源资本的内涵
资源资本是指返乡农民工凭借自身身份及社会资本获得的经济资本和经济资源, 是返乡农民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所处的或所具备的外部资源条件, 包括返乡农民工所获劳动报酬及其转化的经济资源、各种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个人及其家庭支配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环境及其享有的相应资源———基础设施及其生产工具, 比如自身月均经济收入、家庭经济收入与财富、农村土地及其承包权、居住地交通条件、居住地周边各类经济资源及其企业资源、社会公共产品的享有量、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等, 这些资源资本构成了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的物质基础。可见, 资源资本包括个人月均经济收入变化、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可支配经济资源、家庭与最近乡镇驻地的公里数、家庭与最近工业园区驻地的公里数、所在乡镇的交通条件、所在县域的资源条件等。
就各维度指标的内涵而言, 个人月均经济收入变化是指农民工在返乡前和就近就业后月均经济收入变化情况;人均耕地面积是指返乡农民工家庭现有的人均耕地面积, 含家庭土地承包的和土地流转后的现有人均面积;可支配经济资源是指返乡农民工能够从家庭获得的经济支持或经济资源以及其他财产资源, 可支配经济资源的多寡影响着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质量和长期性;家庭与最近乡镇驻地的公里数是指返乡农民工现居住地距离最近乡镇所在地的公里数, 主要观察返乡农民工就近非农就业的空间距离;家庭与最近工业园区驻地的公里数是指返乡农民工现居住地距离周边最近工业园区所在地的最少公里数, 主要是观察贵州工业强省战略下产业园区的覆盖范围及返乡农民工在产业园区实现就业的可能性;所在乡镇的交通条件是指返乡农民工家庭所处乡镇的县道、省道、国道、高速公路、铁路、快铁 (高铁) 等的空间布局情况, 主要反映乡镇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的可能条件及物流条件;所在县域的资源条件主要是反映返乡农民工所在县的各类资源储量和分布, 主要体现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说明其产业发展及吸纳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的潜力。
2资源资本对贵州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的影响机制
与一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同, 资源资本大多不是建立在返乡农民工个人资本基础上的, 主要是个人所在家庭及社区、区域的就业相关要素或外部资源条件。结合前面对资源资本内涵及其维度设计, 在此, 本研究将月均经济收入变化、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可支配经济资源统归为家庭经济资源 (家庭经济禀赋) , 把家庭与最近乡镇驻地的公里数和家庭与最近工业园区驻地的公里数划归家庭区位条件, 所在乡镇的交通条件即为居住地交通条件, 所在县域的资源条件即为返乡农民工所处地的矿产资源分布。为了更好地分析资源资本对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用经济资源支持能力、就近就业区位条件、就业岗位供给能力三个中介因素来分析资源资本与贵州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的影响机制 (如图1所示) 。
2.1家庭资源资本、经济资源支持能力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
一般来说, 返乡农民工家庭资源资本 (如人均占有耕地、家庭可支配经济资源等) 越多, 对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吸引能力就越强;反之亦然。事实上, 家庭资源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之间需要经历许多较为复杂的环节, 家庭资源资本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就业岗位, 但可以影响返乡农民工就业行为选择。如果家庭资源资本丰厚, 返乡农民工可以有更多时间多渠道搜集、筛选和评估就业信息, 然后作出就业行为决策选择。这种选择首先是选择继续外出务工还是就近就业;如果选择就近就业, 同样也存在就业地点的选择问题, 是所在地乡镇还是产业园区, 这同样涉及到就业产业部门的问题;如果是选择所在乡镇就业, 还涉及到做什么工作的问题, 是继续务农、自主创业还是就地非农就业, 这些选择都与资源资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选择是受包括资源资本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 比如人均土地面积及其可支配经济资源等家庭资源资本, 若这类资源拥有量大, 则可接受的就业选择时间较长, 选择理性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因为经济动因的影响力减弱使返乡农民工出于家庭照料考虑而可能会选择就近就业。在这种不断选择的过程中, 返乡农民工家庭资源资本是其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 即经济资源支持能力影响返乡农民工就业选择, 经济资源支持能力强, 选择就近就业的可能性比较大, 而且实现稳定就近就业的可能性也相应提高。另一方面, 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不仅使返乡农民工获得就业收入、增加了家庭可支配经济资源, 而且增添与家庭团聚的时间、缓解“三留人口”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可见, 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具有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 稳定的就业收入既能增加返乡农民工家庭经济资源, 又能变相提高返乡农民工的经济资源支持能力。因此, 家庭资源资本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机制, 即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共同增强返乡农民工经济资源支持能力。
2.2居住地资源资本、就近就业区位条件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
居住地资源资本包括返乡农民工家庭区位、所在乡镇交通等外部条件, 这类资源资本的主要作用在于影响返乡农民工能够在多大范围内选择就近就业。交通基础设施便捷程度能够推动劳动力流动和经济格局变化, 这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事实, 也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就业选择的一个因素。
一般来说, 家庭区位条件越差, 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推力”越强, 越易向外流动;家庭区位条件越好, 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减弱而“拉力”增强, 越易选择就近就业。如果考虑交通条件和其他资源资本因素, 那么交通条件便捷和其他资源资本丰富的区域, 返乡农民工更易于选择就近就业, 因为他们已有外出务工的经历, 就业选择更加理性, 不再为长见识而外出。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选择是一个综合各种条件的行为决策, 就业区位条件是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即返乡农民工是否选择就近就业还取决于居住地区位条件。如果居住地区位条件好, 那么返乡农民工越易选择就近就业, 再加之其他资源资本条件, 他们稳定就近就业的可行性越强。因此, 居住地资源资本、就近就业区位条件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之间形成一种单项的影响机制。
2.3县域资源资本、就业岗位供给能力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
产业发展是促进就业之本。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的根本落脚点是要有合适的就业岗位, 就业岗位的创造源于区域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发展, 而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产业发展、特别是二三产业发展。当前, 国际国内正处于产业转移的战略调整期, 国际产业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转移, 国内产业转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中央政府在中西部地区批准设立了6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产业梯度转移趋势将会越演越烈, 这就为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良好的县域经济环境是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的前提。为此, 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应及时抓住承接产业转移机遇,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资本 (主要是企业资源和矿产资源) , 做足做实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配套产业链,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 推动产业集聚, 以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镇化, 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 提高区域就业岗位供给能力, 吸纳更多的返乡农民工就近非农就业, 着力提高城镇的人口聚集能力和产业园区的产业聚集能力, 进而通过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逐步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同步协调发展;同时, 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 创建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 推动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 提高就业质量和市民化程度。因此, 县域资源资本、就业岗位供给能力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之间具有一致性, 也是一种单项的影响机制。
3基于资源资本集聚视角的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支持体系
通过探讨资源资本与贵州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的影响机制, 为完善返乡农民工稳定就近就业支持体系提供了相应的启示。
3.1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 稳步提高返乡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
3.1.1完善工资支付制度。建立返乡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 探索用工单位工资信用制度。根据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用工单位工资支付特点建立用工单位工资支付的社会信用体系等级, 以此作为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享受用工服务、评价其社会责任感的主要依据, 还可以根据社会信用体系等级享受一定的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
3.1.2探索返乡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区域内产业园区 (或开发区) 固定用工单位可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下, 结合本单位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 根据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岗位、时间长短、职业技能、在岗培训及劳动合同签订等情况, 探索健全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的工资晋升机制, 逐步完善绩效工资制度, 使长期在同一单位就业的返乡农民工预见自己的工资收入增长预期和发展愿景, 力促返乡农民工长期稳定就近就业。
3.2深化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增加返乡农民工可支配经济资源
农地制度改革能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一定的金融资源, 积极探索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 实现土地资源再配置, 增加返乡农民工可支配经济资源, 对于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和返乡农民工非农就近就业有着双向促进作用。
3.2.1确定农村土地产权, 颁发产权证书。明确农户对承包地、宅基地、农村房屋、林权等的物权关系, 开展划界、登记和颁布产权证书, 使其成为土地流转的基本凭证, 保障农户产权主体的合法土地权益;同时, 建立相应的农村产权交易机构, 引入农业担保、投资和保险机制, 使农户 (含农民或返乡农民工) 成为农村土地市场主体, 平等参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建立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为农村土地流转及其收益分配奠定相应的产权基础。
3.2.2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流转包括土地产权、房屋产权和林权流转。赋予农村土地经营使用权的完全交易权, 允许返乡农民工有偿流转在原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 流转对象实行原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优先原则;部分愿意在农村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返乡农民工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 进而实现向新型农民和职业农民的转变;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中的组织协调和积极引导作用, 提供一个公正、公平、安全的制度环境和运作流程。积极做好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工作, 保障返乡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 缓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3.2.3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和征地补偿机制。提高农地征用补偿标准, 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完善农地收益分享机制, 保障农民土地征收权益, 保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 为失地农民提供能够参加住房、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的费用;对高速公路、产业园区、开发区等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参照公益性用地的相关政策执行, 涉及商业用地的均按照商业用地的政策执行。
3.3打造现代立体交通体系, 改善返乡农民工家庭区位条件
3.3.1加快推进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建设, 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和经济发展升级版创造交通条件。按照超前发展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类交通运输体系, 打造高效便捷的交通条件, 保障路网体系畅通, 积极融入全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路网, 同时加快机场建设, 促进铁路、机场、公路互补发展, 形成立体化交通网络, 加强运输网络内部各种运营方式的衔接协调和运行效益。
3.3.2加快农村道理交通设施建设, 缩短返乡农民工家庭与就业地的运输时间, 改善返乡农民工家庭的区位条件, 促进就业信息的扩散和交流, 扩大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的选择空间。
3.4积极加快产业园区建设, 以矿产资源开发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3.4.1出台政策措施, 引导产业向园区集中, 积极提高产业园区的产业集聚能力。出台激励产业园区成长的配套措施, 加快园区标准厂房建设, 鼓励建设多层标准厂房, 主动引导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转移, 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平台, 打造特色优势产业园区, 提高产业承接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规范用工企业的标准宿舍建设, 保障包括返乡农民工在内的企业员工劳动保护条件, 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和安全经营。
3.4.2拓宽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园区融资机制, 培育新型市场主体。推广投融资公司建设和管理产业园区的模式, 通过注入资本、配置土地资源、财政补贴、重组平台增加优质资产等方式运作, 实行公司化开发运行模式;综合运用政策和市场的手段, 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利益导向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 鼓励和吸引多种投资主体以多种方式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3.4.3加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园区功能配套。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投入为辅的园区基础设施投入体制, 不断完善产业园区供电、供水、道路、环保、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 大力发展与产业园区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 高度重视以集中供热、热电联产、仓储货运、综合利用为内容的配套设施建设。
3.4.4借鉴外地“飞地经济”的经验, 与产业转出地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吸引和鼓励省外资金以及各类投资主体到贵州合作建设产业园区, 发展共建共享的新型合作经济。
3.5积极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吸纳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近就业
3.5.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产业布局。遵循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 有效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与推动区域产业转型, 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及政策手段, 根据不同区域产业发展优势, 制定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产业发展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 延长产业链, 拓宽产业幅, 积极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配套产业。同时, 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实际, 构建区域现代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合理规划区域产业转型, 实施产业转型的分类服务工作, 推动产业有序转型。
3.5.2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为基础, 以区域城乡发展资源条件、产业动力与环境承载能力为依据, 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 依托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大型交通枢纽和产业集聚优势, 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 以新型工业化为基本动力, 统筹四化同步发展, 坚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 规划建设区域内各类城市群, 实施差异化城镇发展战略,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走符合区域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实现产城融合发展。在继续推动城镇经济发展的同时, 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 努力创造更多的就近非农就业机会。
3.5.3破除人口流动障碍, 促进人口向城镇和园区的合理集聚。在推进户籍登记制度改革基础上, 全面放开县域内户口迁移政策, 降低返乡农民工城镇落户条件, 以相对固定工作和相对固定住所为基本落户条件, 鼓励返乡农民工有序转移和就地城镇化;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机会, 加强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指导和权益维护, 促进返乡农民工与其他就业群体平等稳定就业, 推动返乡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申鹏, 朱林.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基于897名贵州返乡农民工的问卷调查[J].调研世界, 2014 (09) :31-35.
[2]杨云彦, 石智雷.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J].人口研究, 2012 (04) :3-17.
[3]石智雷, 杨云彦.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社会学研究, 2012 (03) :157-181.
农民工返乡影响 第8篇
一、农民工返乡影响探析
农民工的返乡,会对自身、农村和社会造成哪些积极和消极影响,我们只有在分析这些影响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刻认识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重要性,也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有实效性的解决方法和措施。
(一)消极影响
1、会对自身和家庭带来负面影响。农民工返乡,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个人失去了工作,经济收入得不到保障,继而个人价值的实现也无从谈起,特别是持续性找工作但无所得的状态会对自身的心理产生不利影响,容易照成精神的压抑和情绪的低落。对于家庭来说,农民工的打工收入一般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工也一般是上有老,下有小,农民工的失业会对家庭造成非常严重影响。
2、造成了农村人力资源浪费的浪费。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发展,农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已经饱和,返乡的农民工无法在农业生产上施展才能,而那些失地农民工更是无田可种,这就造成农村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3、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解决农村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问题又是最主要问题。在农民问题中,农民增收又是关键问题。“目前农民的收入结构中,有50%的收入来自非农产业,最主要是外出打工。尤其是从收入的增量来看,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量更是占到每年农民收入增量的70%以上。农民工返乡,一方面使这部分群体失去了收入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他们滞留农村加剧了本地的就业压力。”给“三农”问题的解决带来消极影响。
4、对社会治安和稳定带来不利因素。首先,农民工失业返乡将加剧农村固有的人地矛盾,增加农村土地纠纷。其次,因失业收入的减少,为了生计的维系,将有可能产生产生像聚众滋事、“偷抢盗”等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的事件,增加构建和谐社会的压力。再次,当返乡农民工处于持续性和经常性的情绪低落和精神压抑时,极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最后,返乡农民工的闲置可能会造成聚众赌博等,对农村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二)积极影响
1、有机会提升自身素质,加快自身转型,从而有效统筹城乡发展。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内调整结构带来了机遇,是一次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对于返乡农民工来说,在政府和各方的积极引导下,通过相关培训,掌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后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完成从农民工到技术工人的转变,对其本身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国家来说,通过使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有力抓手。
2、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返乡的农民工,在年龄上一般是青壮年,具有较好的劳动能力。在眼界上,经过在相对比较发达地区的打拼,他们一般具有开阔的视野,对于相关行业和市场较了解。在技能上,多年的积累也使他们一般具有相关方面的娴熟技术。同时,走南闯北也使他们具有较大的胆识,懂得寻找和开创商机,并且也有一定的资金积累。这些,使农村不再仅仅是“386199”部队的“驻扎地”,给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强劲活力。同时,也有利于以前农村因打工外出人员过多引起的“留守儿童”问题和青壮年男性过少引起的治安问题的解决。
3、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一般情况下,农民工是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使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遇到人力资源缺乏的瓶颈。而返乡的农民工,能够有效缓解当地经济发展遇到的“招工难”问题。并且,返乡的农民工中一些行业的技术能手的加入会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应当坚持的原则
1、坚持创新原则,注重时效性和发展性。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要坚持用创新的观念、思路和做法看待和解决问题,注重时效性和发展性。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谐社会构建的大问题,必须要坚持创新的原则。在观念上,要高度重视。在解决问题思路和方式上,要有突破常规的勇气、魄力和能力,创新体制机制,举各方之力共同应对。
2、坚持科学发展原则,增强自觉性和坚定性。事物是矛盾的,要看到矛盾,更要看到在矛盾中的发展。要坚持科学发展,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以人为本,要从为民惠民的高度出发,增强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紧迫感。要全面看待问题,既要看到返乡农民工带来的不利影响,更要在危机中把握机会,变“危”为“机”。还要协调各方利益,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关注和致力于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又要可持续,着眼未来,把握现在,为返乡农民工进行相关培训,为将来产业结构升级的再就业做好准备。
3、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事物的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同的地域中,要结合不同地区的优势和特色,采取不同应对措施,如发展农村旅游业、农村特色农业等,如现在已经出现有“大蒜村”、“花卉村”、“养殖村”等等。返乡的农民工中,情况也是很不一样。在技术上,有娴熟和生疏之分。在年龄上,有老幼之分。在性别上,有男女之分。在意愿上,有想再去远方打工的,也有想在农村施展才华的。这就要分清类型,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开展相关的培训和指导,加强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http://finance.QQ.com[Z].2009年03月26日
农民工返乡影响 第9篇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发展的产物, 是农民工对自身人力和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开发, 也是农民工对输出地与输入地投资收益比较后的理性选择。当前随着国内区域产业转移、城乡二元制壁垒突出以及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市场扩大等环境变化, 农民工群体在受到传统就业观念和浓厚家乡情结影响下, “返乡潮”流动规模不断增大, 农民工创业步伐也逐渐加快。根据百县调查可知2009年返乡创业农民工总数约为800万人, 由《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推测当前农民工群体已有1500万的返乡创业规模。
在此背景下, 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 是解决当前农民就业问题和农村生产力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 日益受到政府与社会各方的重视。从2007以来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指出“要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要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要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地就近创业纳入政策扶持范围”;党的十七大在强调“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战略上特别提出了“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 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完善与落实返乡创业政策, 提出“扩大农民就业创业空间, 推进农民创业基地建设, 扶持农民创办小微企业, 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具体方针。因此, 如何有效地发挥影响因素来合理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已变得尤为关键和迫切。
2 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有的研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国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及其影响因素的专门性研究较少, 主要是借助于迁移劳动力回流理论、创业管理理论等研究农民回流及创业问题时有所涉及。国内学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特征、成效及不同环境条件比较等内容, 且以典型调查为主, 这其中主要包含了从资源禀赋、创业研究、要素特征和模型分析等多个角度的探究。第一, 从资源禀赋角度, 傅春、张明林 (2008) 以江西省211份农户为例调查分析资源禀赋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 得出农民人力资本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经济资本对投资较大的工业创业具有一定显著影响, 但社会资本对创业行为难以直接发挥作用而影响不显著;刘苓玲、徐雷 (2012) 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视角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研究, 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和创业技能培训等因素的人力资本, 与创业项目、创业政策、创业形式和资金筹措渠道等因素的社会资本对其返乡创业作用显著。第二, 从创业研究角度, 王国华 (2009) 运用“全球创业观察”的概念模型分析外部环境教育培训、政策和金融支持以及个体内部的性别和打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张秀娥等 (2012) 以GEM修正模型为依据, 构建得出外部环境特征、个体特征和打工经历等维度的研究结构, 并指出个体特征对其创业具有关键作用和打工经历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第三, 从要素特征角度, 石智雷等 (2010) 在对1019位返乡农民工的调查中以个人特征和家庭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其创业行为和意愿的因素, 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与家庭经济水平对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技能培训、家庭务工人数、返乡人数等因素影响不显著, 而外出务工时间则对创业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朱明芬 (2010) 以杭州591个农民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一般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人素质等因素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 其中一般环境影响最大, 家庭环境和个人素质影响次之, 具体而言区域经济水平、家庭人口数、承包耕地面积及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其创业行为均有重要影响。第四, 从模型分析角度, 金沙 (2009) 基于传统推拉模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典阐释, 认为在城市经济、制度因素和农村思想、收入因素等推力与城乡家庭环境、生活方式差异的拉力影响下, 返乡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和自身能力也对其创业决策有重要影响;任义科 (2011) 以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而构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 得出压力和动力是其创业的前因变量, 生计资本是影响创业行为的中介变量, 政策支持则是生计资本影响的调节变量, 在二力推动下通过对生计资本的整合和政策支持的影响才可能形成返乡创业行为。
以上研究为本文探讨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根据现有文献及实际调查可知, 除了返乡农民工自身的资源禀赋外, 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创业环境等因素都可能是影响其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 但不同因素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过程与程度是不同的。本文基于此, 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H1: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素质特征对其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H2:返乡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创业行为具有影响, 但其作用方向和大小需进一步检验。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对湖北、山西两个中部典型省份进行调查, 以期通过实地调研获取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 分析得出实际影响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因素。两省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劳务输出省份, 外出农民工的规模数量庞大。近几年来,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和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 两省各地的外出农民工开始大量回乡创业发展, 当地政府在积极引导与管理的情况下推动了一系列的“引凤还巢”回归工程, 出现了许多以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回归经济的典型地域代表。
在实地调查中, 笔者组织走访了湖北省通城县、蕲春县与山西省沁源县、五台县和永济市等地的返乡农民工, 其中限定被访对象为曾经在外务工超过半年后现在返回到原籍农村或者家乡所在县城及乡镇的, 且近期内没有外出务工打算的返乡农民工。
3.2 样本描述统计
通过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的方式, 共计调查返乡农民工300人, 收回有效问卷269份, 有效率为89.75%, 其中“返乡已创业农民工”有152人, “返乡未创业农民工”为117人, 样本返乡创业率达56.1%, 符合调查基本需要。
本次研究样本的返乡农民工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性别结构以男性为返乡创业群体的主导力量 (78.4%) , 女性仅占21.6%。年龄构成以31-49岁阶段的人为主, 他们外出打工年限久、技能经验丰富、资金基础稳定、思想成熟且观念开放, 具有创业必备的基础条件;同时以40岁以下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规模趋于增加, 50岁及以上的人群则相对薄弱。文化程度中初中学历为农民工创业的主力军 (40.3%) , 高中学历群体也占有相当比重, 小学和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相对较小。技能状况中72.5%的农民工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或手艺, 他们在外出务工中不断培养和形成自己的生产服务技能, 同时也存在27.5%的农民工尚无创业应用的实践技能。创业培训中61.7%的农民工未参加过任何与创业相关的教育培训, 缺乏对创业政策、技能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科学认识;仅有38.3%的农民工接触过相关创业问题的培训服务。创业规模主要以微小型企业为主, 投资规模普遍较小, 投资额1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到58.7%。行业分布中餐饮商贸、运输服务以及农产种植等行业比重较大, 行业选择范围局限, 从事职业较为单一, 尤其集中在所需投入小、收益见效快且风险较低的相关行业。
4 实证分析结果
4.1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α系数) 来测量问卷项目的信度值, 测得整体的信度为0.863, 且各项测量的α均大于0.6, 表明所有测量指标的一致性较强, 问卷具有良好而稳定的同质信度。
效度检验主要以采用建构效度的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来检验问卷的有效性, 结果显示KMO值为0.807, 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 (Sig.值) 为0.000<0.05, 因此拒绝原假设, 分析检验结果显著, 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从内容上看, 各测量指标均以一定理论研究为基础, 并与相关专家进行交流探讨后修改形成, 内容效度有一定程度的保证。
4.2 因子分析
为了获取到不同变量指标间的共同因素, 运用以主成分分析为主的因子分析方法。在对因子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后, 剔除以“社会文化环境 (B8) ”、“婚姻状况 (C5) ”、“家庭劳动力量 (D4) ”和“劳均文化程度 (D5) ”等部分因子载荷小于0.5的变量, 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共提取了4个公因子,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1.9%, 说明这4个因子对19项测量变量具有81.9%的解释能力, 可以较好地反映影响返乡创业行为因素的构成。各因子在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及方差贡献率如表2所示。
第1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25.5%, 在农民工创业动机、风险偏好、创业经验和创业能力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 故可称为创业素质因子;第2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22.9%, 在创业的政策支持、筹资支持、经济水平、地理位置、资源储备和设施条件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 故可称为创业环境因子;第3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18.4%, 在农民工个体的年龄、打工年限、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 故可称为个体特征因子;第4个公因子的解释作用为15.0%, 在农民工家庭的人口、收入和社会关系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 故可称为家庭特征因子。
4.3 实证模型分析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及因子分析, 可以对所有测量的影响变量综合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创业素质与外部环境等四个维度因子, 利用SPSS17.0软件建立起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因素的模型来检验研究假设。根据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否的分类情况, 以公因子为自变量、创业行为发生为因变量 (y=1表示已创业, y=0为未创业) 构建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
其中, 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发生的概率, bn为各影响因素的待估计系数, b0为常数项。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之后, 得到回归方程 (如表3所示) 为:Logit (p) =—0.079+0.745个体特征因子+1.816创业素质因子+0.106家庭特征因子+0.982外部环境因子。回归结果说明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创业素质、家庭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等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均产生了一定影响。由回归系数bn可知4个公因子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差异, 其中创业素质因子影响最为显著, 外部环境因子和个体特征因子均有一定程度的显著影响, 而家庭特征因子的影响则相对不显著。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湖北、山西两省的269位返乡农民工为研究样本, 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并比较了不同影响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相关关系,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个体特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具有一定正向影响, 且达到5%显著水平。实证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返乡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程度每提高1个层次, 会使其创业行为的发生比增加1.03倍, 这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个体特征作为农民工个人基本素质的体现, 包含了年龄、性别和知识技能等特征因素, 是其创业行为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在满足创业者个体的基本特征后, 才能使农民工创业行为得以有效地开展与实施。
(2) 创业素质对其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且达到1%显著水平。它直接关系到了农民工创业的心理素质与能力素质, 对农民工自身的心理特点与行为方式起到决定性作用。创业意识和风险态度等心理素质是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强烈需要与内在动力, 能力素质则构成了创业行为的决策基础与发展条件, 使创业素质成为影响其返乡创业的关键要素。
(3) 家庭特征对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相对不显著。作为一般农民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 家庭的经济、人力与社会资源是其返乡创业的重要基础, 实证表明家庭特征要素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可使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发生概率增加24.5%。相较于其他因子影响弱化的原因, 可能在于家庭特征在实际创业行为机制中的作用并不直接与显著, 同时受到融资困难、政策不明等关键问题的制约而使其影响相对有限。
(4) 外部环境对其返乡创业行为具有一定显著影响, 且达到5%显著水平。由此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外部环境程度每提高1个层次, 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发生比便会增加1.67。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农民工创业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市场环境、资源储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保障, 从而有效作用于农民工个体, 直接影响到其创业活动的行为与成效。
5.2 启示与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 为返乡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促进有效的创业发展而提出以下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当前应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引导与扶持力度, 构建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 营造良好的返乡创业平台, 在政策支持、创业培训以及外部环境建设等方面给予强化与深入。
首先, 应加强完善与落实创业政策支持体系。政府应根据当前的发展形势, 加快制定与完善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专项政策和配套法规, 地方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各项政策措施, 重点推进返乡创业农民工在财税、土地、投融资等关键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
其次, 应重视培养农民工专业技能与创业教育。通过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培训与管理机构而开展普遍性的专业技能培训, 提升农民工的整体劳动素质。同时加强农民工的创业教育和人才培养, 针对返乡创业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创业技能、管理培训, 在提高其创业能力的同时, 增强其创业的意愿和观念, 有效地指导其实施创业活动。
最后, 应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 优化创业环境。政府应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和综合配套设施的建设, 重点支持交通、能源、通讯等相关领域的配套设施建设, 不断增强农村地区的服务能力与接纳能力, 积极创建工业园区或创业基地, 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集中经营、聚集发展, 努力改善创业投资环境, 积极推动返乡创业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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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爱民, 赵浩兴.后危机时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湖南农业科学, 2011, (10) .
农民工返乡影响 第10篇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有效的质性研究方法, 主要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构建理论。 是一个归纳, 自下而上将收集的资料不断浓缩建立理论的过程。 与其他研究分支 (如民族志、现象学等) 相比, 扎根理论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各种层次的理论对深入理解社会现象也是不可或缺的 (Glaser, 1978) 。 “谁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更具影响力:强连带还是弱连带”正是一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研究强弱连带对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作用的典型作品, 其研究对象是选择湖北省两个自然村14 位返乡农民工, 分别进行深度访谈收集数据, 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深层次关注。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 揭示强弱连带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的相对影响力大小, 为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水平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 研究目的
该文献研究者从农民工在返乡创业时, 其个人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外地弱连带和本地强连带的角度出发, 探讨强弱连带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机制。本地强连带主要是指农民工在本乡本土建立的持久的、联系频繁的、感情亲密的亲戚和朋友关系;外地弱连带指返乡农民工在外地打工时建立的熟人关系 (黄洁, 2010) 。 强弱连带对创业机会识别均发挥一定作用。 但是到底哪个更具有影响力, 是研究者探讨的主要问题。 通过构建“强弱连带在返乡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中的相对影响力”理论模型, 得出本地强连接具影响力的基本判断, 旨在为提高农民工创业成功率提供理论依据。
(二) 研究方法
研究者基于扎根理论来构建模型, 数据采集方式是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形式, 通过事后对返乡创业成功农民工采取回顾式访谈来获得详实的质性数据。访谈提纲由4 个问题构成, 分别为了获得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情景事件、外地弱连带对机会识别直接和间接作用和本地强连带对机会识别作用这几方面数据。研究者共选取两村14 位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进行半结构型访谈, 其中7 位的样本用于构建模型, 另外7 位用于检验模型。
(三) 研究过程和结果
获取数据资料后, 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是扎根理论中最重要的环节, 其中分为三级编码: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 对出事编码内容整理后, 研究者得到1 个初始代码;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 (核心式登录) , 发现并建立18 个初始代码之间的联系, 将概念类属的维度具体化, 将18 个初始代码提炼出9 个概念类属, 分析9 个概念类属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三级编码—核心式登录 (选择式登录) 。 最后, 在所有类属和彼此类属关系建立起来后, 将核心类属确定为“较之于外地弱连带, 本地强连带在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中更具影响力”, 从而建立扎根理论模型。
扎根理论分析思路是依据对比资料数据和文献理论, 根据资料和理论之间关系提炼出有关类属, 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对于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否具有效度, 需要进行验核和评价。研究者通过另外7 位受访者的数据再次进行初始、轴心和选择编码, 以此验证理论模型是饱和的。“强弱连带在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中的相对影响力”理论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外地弱连带和本地强连带对返乡农民工机会识别的作用机理。
二、研究特色
(一) 新颖的研究视角
关于强弱连带对创业机会识别作用的研究非常丰富, 但是对于农民工群体创业机会识别研究并不充分。本文研究者从流动性较强, 涉及地域较广阔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视角入手, 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 着重窥探返乡农民工在打工时所建立的弱连带关系是否会随着农民工返乡跨越空间而依然发挥其弱连带的力量。并且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 他们所拥有的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是比较匮乏的, 如何在有限资本的条件下开始创业以及他们的社会资本在创业机会识别中扮演何种角色也是过去研究较少的。因此研究者选择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 构建出“强弱连带在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中的相对影响力” 理论模型, 这一理论模型的构建, 一方面对于返乡农民工充分发挥其本地强连带作用创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时引起政府和社会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更多关注和支持, 为政府更多提供信息和资源, 为帮助提升农民工整体创业水平提供了参照理论模型。
(二) 清晰的理论构建
传统研究理论建构通常是自上而下的, 即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出发, 通过论证, 在证实或者证伪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创新, 或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通过文献综述, 预先构建理论, 然后运用理论分析资料。 但是本文运用的扎根理论方法是完全自下而上的, 即从原始资料和现实现象———农民工创业面临的机会识别问题出发, 通过关注研究对象所关注的问题, 使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自然呈现。通过半结构性访谈, 边收集数据资料边进行数据分析, 从数据抽象出编码、概念类属, 如此循环比较, 从没有结构到逐步构建结构的过程。 本文的研究者通过对深度访谈资料进行数据编码, 如3-2-2 表示编号为3 的创业者的第2 个问题, 整理出18 个频繁出现的初始代码, 将资料和概念进行比较, 与研究无关的代码删除 (如 “传授非创业行业技术”) , 发现剩余代码之间联系, 将其类属具体化, 如将“ 传授社会经验、 传授管理经验、 传授创业行业技术”归为 “赋予创业人力资本”这一类属。 进一步分辨其主要类属和次要类属, 然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 也就是“对于返乡农民工而言, 本地强连带的很大程度上决定创业机会识别”。整片文章理论构建程序非常清晰, 并且为了检验理论模型饱和性, 对用于检测的7 位返乡农民工的数据进行逐级编码, 证明了该理论模型是饱和的。 整个理论构建操作程序较为完整。
三、研究不足
首先, 该研究选取的理论抽样的样本是预先制定了标准, 即只有回答了是农民, 且在外地打工, 2007 年之后开店的才被选为是样本。而理论抽样就是寻找的相关数据来发展生成你的理论, 主要目的是加工和完善构成你的理论类属。通过抽样来发展类属的属性, 直到没有新的属性出现, 因此, 不需要一开始对样本进行筛选, 而是应该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 通过沿着村镇主干道若干农民工进行深入的接触和访谈, 了解他们的问题和困惑, 在这个逐渐的过程中, 确定研究所需要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和样本。 所以, 本文对研究样本的选择进行预先限定, 是违背扎根理论原则的。
其次, 扎根理论主要分析思路就是比较, 由于概念是来源于原始资料, 并扎根于原始资料之中, 理论建立后, 需要回到原始资料中。 而该文献在构建理论模型后, 并没有和相关文献进行比较, 也没有进一步文献回顾。 因此理论建立后, 应该回到原始资料, 与已有文献比较, 对构建的理论进行检验, 使得理论饱和。 而这篇文献, 作者建立理论模型后, 只是对剩余7 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数据再次进行扎根理论编码程序, 来验证理论是否饱和。 仅这样, 无法了解它的理论模型与文献的关系是什么, 更没有办法通过丰富的资料内容对该理论模型进行论证。
四、研究存疑
该文献仅仅是以湖北省两个自然村14 位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为抽样样本, 在其深度访谈数据的基础上, 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出“强弱连带在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中的相对影响力”理论模型, 由于采样样本较小, 并且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太多, 那么建立理论模型是否具有普适性呢? 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如何去进一步证明该理论模型的效度呢?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2]黄洁.谁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机会识别更具影响力:强连带还是弱连带[J].农业技术经济, 2010 (04) .
项城11万农民工返乡“补课” 第11篇
“感谢家乡农业局和工会，如果再就业、创业都不愁了的话，以后就在家门口就业了。”刚从广东东莞打工归来的农民工马培营称，如果考试合格，自己不仅能拿到职业学校的“技能合格证书”，还会被推荐到农业局和工会联系的企业里工作或者拿到小额帮扶贷款，“这样就能留在城里了。”
如今在项城市，像这样专门针对农民工的转岗就业培训、自主创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每月都有，随到随学，囊括了该市当前的急需工种和新兴工种。
而作为全市开展农民工素质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通过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创业扶持、困难帮扶“四位一体”的服务，也让越来越多返乡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从中获益，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不断增强。
“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尤其是让农民工通过技能学习提升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该市市委书记黄真伟说。
而在项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看来，如何将数量众多的务工农民转化成人力资源优势，打造一支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职工队伍，为全市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成为急需破解的难题。
调查发现，该市在册农民工达到278673人，由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劳动力总体受教育水平总体较低，职业技能水平不高，使得全市高素质技术工人匮乏，职工整体素质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不适应。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工会与农业局责无旁贷！”谈到当前全市开展的农民工素质工程建设，项城市总工会主席李怀义说，能否紧跟地方经济发展的步伐，贴紧党委政府的决策，抓好农民工培训，使其有一己之长，是地方工会和农业部门工作有所作为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一份由项城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职工人才工程的意见》，对“十二五”期间全市职工人才素质工程进行总体部署：各类农民工教育活动覆盖率要达到80%，各类技术技能培训和劳动竞赛、岗位练兵覆盖率要达到90%，确保实现城镇农民工转岗就业培训全覆盖，职工科学理论、形势政策、爱国主义、职业道德、劳模精神教育全覆盖。
“为了让这份文件不停留在案头并最终落到实效，项城市成立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负责人的全市提升农民工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将全市农民工培训分解为5大类18个具体项目，明确序时进度，细化任务分解，严格考核奖惩，形成了思想统一、目标一致、责任明确、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项城市副市长程若光说。
项城市农业局局长郭新宏介绍说：“项城是全国防水之乡，拥有30多万农民工在外从事防水工作，针对这一特点，市农业部门每年都在21个镇、办事处举办培训班，累计培训防水技术工人3.5万人，北京奥运场馆、上海世博会场馆、首都机场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都有这些农民技术工的身影，许多农民工成为城市市民。”
“要不是农业局带我去学习，哪有我现在的工作！”提起去年报名参加家政服务培训，农民女工王艳灵至今仍心存感激。去年培训结束，王艳灵在北京找到工作，凭借一技之长，她成为专业家政服务人员，现在每月能挣4000多元。
据统计，该市通过农民工素质提升工程，累计免费培训农民工11万余名，全市农民年纯收入连年增长。
农民工返乡做“农业工人” 第12篇
在刚刚过去的春耕季节, 江西安义县的农村随处可见一派忙碌的景象。今年47岁的村民刘高美正开着耕田机在犁田, 不过他耕的并不是自家的承包田, 而是安义绿能农业公司从周边农民那里流转过来的耕地。
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让很多农民进城成了农民工, 但近几年, 随着中央鼓励农民把承包的土地流转出去, 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的集约化发展, 一批在城市不如意的农民工又回到了农村, 被种田大户或者农业企业雇用, 成为农业产业工人。
种田大户流转耕地
安义县的农村人口大多在外做铝合金生意, 实际在家种田的人只有20%。以前大量耕地抛荒, 中央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后, 大量抛荒的耕地流转到种田大户手里。绿能农业公司就是种田大户凌继河成立的农业公司。
凌继河个头略矮, 以前也和其他村民一样, 在南昌做铝合金生意, 家里只有7亩3分地。他从2009年开始大面积流转土地, 今年累计流转耕种土地18000多亩, 固定资产投入了2700多万。“以往过年过节我都要回家, 看到家里的田荒得太多, 我哥哥、弟弟每年都要出去, 家里的田求着别人种, 别人也不愿意种, 大家担心田没人种成为荒地, 2004年我就开始留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凌继河说。
他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公司, 公司就建在田间的大马路边, 紧挨着公司还有一个大厂区, 安装着高约15米, 日处理能力240多吨的风干机, 厂房规模蔚为壮观。就在旁边, 凌继河还刚刚建好了一个等待投产的年产10万吨的大米加工厂。
土地太多, 凌继河一个人种不过来, 就雇用周边的农民帮他种田, 并把他们分成15个生产队, 采用“企业+大队+小组”的组织模式。小组就是家庭农场, 一对夫妻管理300亩。一个大队有4对夫妻合计管理1000亩。目前公司有146名一线员工 (即农业产业工人) , 公司行政人员11人。
生产资料全由公司按照田亩分配, 而员工则每个月拿工资, 加上年终奖金, 平均一对夫妻年收入可在10万以上。“要拿到奖金, 就需要做到完成相应考核标准, 即两季稻的话‘早稻750斤, 晚稻850斤’。如果是种再生稻的话‘一季稻1100斤, 再生稻300斤’, 剩下的时间还可以种油菜”。凌继河告诉记者, 这真正实现了地尽其利, 而员工们因为有保底工资, 并不承担经营风险, “种田的风险都是公司承担, 农民只要做好田间管理, 一对夫妻一年赚个10多万没有问题。”凌继河说。
开着小轿车去种田
由农民变身农业工人的刘高美之前一直在江苏、北京等地帮人做铝合金生意, 没赚到什么钱。2010年下半年他回到老家准备务农, 但是家里只有7亩多田, 加上哥哥弟弟流转给他的农田, 合计也不过20多亩, 种这些田虽然生活有保障, 但也很难致富。
此时正值凌继河招募农民来种田, 他邀请刘高美来公司种田, 承诺每年5万元的保底工资。“我想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 不太可能, 他 (凌继河) 说不管怎样, 你试一年就知道, 第一年我就赚了13.6万块钱。”刘高美告诉记者, 这是他40多年来挣得最多的一笔钱, 拿到钱后他就买了一辆轿车。“开着小轿车去种田”。
之所以有钱给农民发这么高的工资, 凌继河认为主要是土地流转后, 连片的耕地适合机械化耕作, 降低了人工成本, 而且技术也有保障, 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了不少。
凌继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人工插秧一人一天只能插八分到一亩田, 每人每天工资100元到120元, 一亩田仅插秧的成本就要100多块钱, 而一台插秧机一天能插三四十亩, 每亩摊下来成本才10多元。”
凌继河告诉记者, 去年, 绿能农业公司盈利200多万, 今年新建的粮食加工厂也将投产, 并计划将流转规模扩大到5万亩。
“现在, 我哥哥、侄子、侄女婿都跟着我种田, 我跟我儿子说, 在外面混得不行也回家种田吧。”刘高美说。
农民来做合作社的股东?
像刘高美这样的农业产业工人正是中国农业推行适度规模的集约化发展所催生的。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放开, 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涌现出一批种植大户。成百上千亩土地集中经营, 仅靠自家劳动力显然远远不够。农业专业户雇用通过劳动获取工资收入的农业工人来干农活的模式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现在人们普遍都意识到, 一家一户式的家庭经营,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但并不是搞规模种田经营的农业公司都能像凌继河一样顺利。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在搞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江西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罗青平给记者举例说, 在南昌市昌东的农村, 一个大户承包了3000多亩土地, 也争取了几千万的土地整理项目资金。但是投资几千万下去, 这3000多亩土地还是碎片化, 田块还是一小块一小块。问出租土地的农民为什么不同意整成片, 他们说, “田是租给你了, 但是你不能改变我的现状, 不然以后我怎么收回土地?”这样造成的结果是, 规模有了, 但是没有办法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的效果。“几千万的投资搞了几个机耕道, 几条水渠, 1000万见了100万的效果。”罗青平说。
谈到该如何解决?罗青平建议说, 可以考虑股份合作社, 由合作社统一整理, 农民作为合作社的股东。“农民如果有一天想回来种田, 可参加作为合作社的劳动力, 这种办法在苏南浙江的一些地方正方兴未艾。”罗青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