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水平范文

2024-08-29

收入分配水平范文（精选9篇）

收入分配水平第1篇

邵宁指出, 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 极具挑战性和探索性, 同时也富有建设性, 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奋斗。

1. 认真学习、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收入分配的方针政策。

要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全局观念出发,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理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特别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原则的本质内涵, 在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中, 始终坚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不动摇。

2. 不断强化收入分配调控的基础工作。

企业收入分配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宽, 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 是一项深入细致、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任何政策和调控措施都必须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并且以数据为基础, 用数据分析说话, 因此完整、准确、及时的数据资料是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保证。为了做好对比分析, 加强监测调控, 提升管理水平, 国资委已初步建立了企业收入分配数据库。希望各企业支持和利用好这个平台, 抓紧建立、完善自己的收入分配数据库,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和方法, 提高本企业的收入分配管理水平。

3. 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

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力资源日益成为企业的战略资源, 企业的竞争正从物质资源的竞争转向人力资源的竞争, 企业的管理正由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在这种形势下, 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就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总体来说, 中央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队伍素质是高的, 能力是强的。但面临新形势新要求, 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提高。这就需要加强学习培训, 抓紧补充新知识, 学习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新理论和方法, 了解国内外薪酬管理的最新进展, 加快提高业务工作水平。同时还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 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 在企业的改革发展中率先垂范, 以身作则。

4. 切实加强执行收入分配制度政策的自觉性。中央企业的收

收入分配水平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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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关于收入分配提案,2016年全国两会提案关于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是民生之源。近日，一项约350万人次参与的两会网络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网民最关注话题的第一位。

自2013年《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收入分配改革呈现各个击破的态势，央企高管今年开始限薪，养老金也正式并轨，这些改革措施更多着眼于“控高”，谋求缩

小收入差距。

在“控高”取得阶段性进展后，今年两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布局，预料将偏重于“扩中”、“提低”上发力。

观察可见，收入分配改革在地方层面正加速推进。近期，四川、广东等地出台了“地方版”收入分配改革实施意见，均提出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建立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据最新统计，2015年来，已有北京、天津、湖南、海南、西藏、广东等多个地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的全方位深入，中低收入者的腰包将会变得更鼓，收入分配差距也将加速缩小，“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可期。

收入分配水平第3篇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认为, 分配制度要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分配的方式是由资源配置的方式决定的, 分配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在分配中, 既要重视分配中公平的问题, 也应重视效率问题。收入分配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 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在收入分配中体现出来。目前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得不到有效控制, 势必会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副作用。

二、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理论

马克思认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息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级差地租来源于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 绝对地租来源于农产品的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余额。在《资本论》的最后部分里, 马克思明确指出, 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直接决定分配的具体实现方式即分配方式, 分配方式是由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 决定了生产的性质, 进而决定了分配的性质。分配的性质是由生产的性质决定的, 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二)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按劳分配理论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首先指出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具体形式, 这就是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时, 曾经深刻论述: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 它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实行按劳分配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从总体上说,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分配形式的具体设想, 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必然产物。对此应当根据具体国情和实践要求进行创新发展, 确立符合生产力水平和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分配的具体形式。

三、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首先, 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公平。以市场为导向的济体制改革, 使得那些能够应市场需求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鱼得水, 而那些受到种种束缚和限制的经济主体则步入了缓慢发展的行列之中, 市场机制作用导致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两极分化, 拉大了收入的差距。

其次,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客观上也会扩大收入差距。按劳分配使得劳动能力较强、效率较高的劳动者能够获得较多的收入;按生产要素分配中, 由于财产在代际之间转移的数量不同, 工作经历的不同, 以及人们对市场机遇的驾驭能力不同,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会逐渐拉大。

最后, 过高收入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再分配体制不完善, 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了严重影响, 致使再分配更加不公平。在地区收入差距中, 东部地区由于拥有良好的地域条件, 能够吸引到较多的资金、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 在收入上必然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四、缩小收入差距, 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对策措施

第一, 采取措施使社会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公平化。在按劳分配中, 个人的教育水平、所处社会环境和劳动能力水平各不相同, 所获得的收入就会产生差异,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教育。当前, 我们应当保证人们拥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 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 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 才能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第二, 生产要素要在成员之间公平分配。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及质量是要素所有者获得收入的基础, 其直接决定了所能获得收入的多少, 因此,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要体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采取各种措施, 公平社会成员的劳动能力获取和生产要素拥有, 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必然要求。

第三, 要较好地解决公平分配问题, 没有较高的经济效率的协调发展是不行的。应当注重公平和效率的相结合, 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优化教育结构, 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政府要规范和完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机制, 要通过各种手段, 理顺收入关系, 保证收入分配公平化。

第四, 加强规范收入分配的制度化建设, 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减少行业的垄断因素, 对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进行调节, 并对其实行价格管制, 减少和降低收入两极分化的程度, 降低高收入者的水平,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使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逐渐上升, 做好收入的再分配工作, 才能够真正地完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M].人民出版社, 2004.

[2]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2004.

[3]于金凤.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精髓及当代意义[J].经济理论研究, 2008.15-17.

收入分配水平第4篇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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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关于收入分配改革,2016年全国两会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提案政策解读收入分配改革将深入民众腰包将更鼓

收入是民生之源。近日，一项约350万人次参与的两会网络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网民最关注话题的第一位。

自2013年《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收入分

配改革呈现各个击破的态势，央企高管今年开始限薪，个人简历养老金也正式并轨，这些改革措施更多着眼于“控高”，谋求缩小收入差距。

在“控高”取得阶段性进展后，今年两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布局，预料将偏重于“扩中”、“提低”上发力。

观察可见，收入分配改革在地方层面正加速推进。近期，四川、广东等地出台了“地方版”收入分配改革实施意见，均提出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建立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据最新统计，2016年来，已有北京、天津、湖南、海南、西藏、广东等多个地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的全方位深入，中低收入者的腰包将会变得更鼓，热门思想汇报收入分配差距也将加速缩小，“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可期。(记者李金磊)

巴西收入分配研究第5篇

一、巴西收入分配格局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07年巴西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获得了总收入的58.73%;次高的20%的人口获得了总收入的19.62%;中间的的20%的人口获得了总收入的11.78%;次低的20%的人口获得了总收入的6.85%;最低的20%的人口获得了总收入的3.02% (见图一) 。其中, 收入最高的10%的人获得了全部总收入的43.03%。收入最低的10%人口仅仅获得了总收入的1.06%, 前者是后者的41倍。

此外我们还可以用基尼系数描述巴西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 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巴西的收入基尼系数有几个数据可以参考, 首先是巴西著名智库巴西应用经济研究 (IPEA) 估算巴西2007年的基尼系数是0.55, 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544;而巴西官方统计机构巴西地理统计局 (IBGE) 认为巴西2007年的基尼系数是0.521, 2008年是0.515。但是无论从哪个数据看, 巴西的收入分配都属于差距悬殊的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巴西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属于什么水平呢?为了进行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 我们引用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 该报告统计了141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以及收入最高10%人口和最低10%人口的收入份额。《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 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是纳米比亚, 基尼系数高达0.743, 收入差距最小的是丹麦, 基尼系数只有0.247, 世界平均水平是0.408, 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15, 位居第58位。巴西基尼系数高达0.550, 在141个国家中排名第10位 (见图二) 。巴西收入最高10%人口获得的收入份额是收入最低10%人口的收入份额是41倍, 位居世界第9位。因此我们判断, 巴西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均等的国家之一。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报告.2009》。

二、巴西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变趋势

关于经济发展中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演变趋势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1954年库兹涅茨在一篇题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论文中研究了收入分配长期变化的性质和原因。他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发现, 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 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出现先扩大, 到了一定的程度会稳定一段时间, 然后缩小的趋势。最后他得出结论:“可以假定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变动趋势是: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转变的早期, 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如果把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标示在坐标轴上, 如果用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水平, 纵轴表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两者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线, 因此, 后来有学术界把这种收入差距的变动现象称为倒库兹涅茨“U”假说。

巴西的收入分配数据印证了“倒U”型假说的存在。根据世界银行“减贫与收入分配”专题数据库资料 (见图三) , 1958-2008年巴西的收入分配经历一个“倒U”的变化。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收入分配急剧恶化, 基尼系数从0.50左右上升到了1970年的0.57和1976年的0.63。从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 巴西的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稳定和固化, 基尼系数基本上稳定在0.59左右, 只有少数年份出现恶化, 比如1988-1990年基尼系数都在0.60以上。90年代末期以来, 巴西收入分配出现了改善的趋势, 基尼系数从1998年的0.59, 下降到了2008年的0.544。巴西地理统计局 (IBGE) 在《2009年全国家庭调查报告》中指出“基尼系数从1998年至2008年连续十年下降”。收入分配改善的原因主要是政府采取了一些改善低收入阶层的救济措施, 比如“家庭救助计划”和“零饥饿计划”。有学者研究发现, “家庭救助计划”对基尼系数下降的贡献率达到了2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减贫与收入分配”专题数据库

三、巴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

虽然巴西城市人口比例高达84%, 但是造成巴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的不平等。巴西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高达0.86, 是世界上土地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根据巴西土地开垦与土该局 (INCRA) 的数据, 1995年巴西共有农场311万个, 占地面积3.3亿公顷, 其中占地面积在1000公顷以上的大型农场占总农场的数量不到1.4%, 占地面积达到了总面积的50%;占地面积小于100公顷的小型农场占总农场数量的86%, 占地面积却不到总面积的18%。一些巨型地产主占有的土地数量高达数百万公顷, 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土面积还大, 如帕拉州农业企业家塞西利奥·多雷戈·阿尔梅达一家拥有400万公顷土地 (世界上43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小于400万公顷) ;阿克雷州农场主彼得罗·阿帕雷西多的土地有210万公顷;伯南布哥州的科埃略家族的土地130万公顷;圣保罗州的奥托家族拥有土地43.8万公顷。此外, 巴西农村约1/3的人口 (计480万个农户, 1200万人) 一寸土地也没有。

由于巴西农村土地高度集中, 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非常高, 导致农村大量失业。农村失地、失业农民大量流入城市, 由于城市就业机会不足, 无业居民只能住在城市贫民窟, 从事各种非正式就业, 甚至犯罪活动。2000年巴西贫民窟增加到了3905个, 仅仅在里约热内卢州, 就存在大大小小的贫民窟800余座, 其中里约市南部的罗西尼奥贫民窟是巴西乃至拉丁美洲最大的贫民窟, 居民人数达到30万之多。2006年联合国发表的《2006/2007年世界城市状况报告》指出, 巴西的贫民窟问题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但其贫民窟人口仍然以每年0.34%的速度在不断增长。预计到2020年, 将有5500万巴西人居住在贫民窟内, 占全国总人口的25%。

由于巴西土地高度集中, 在工业化初期, 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大地主手中, 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导致巴西走上重型工业化道路, 加剧了失业, 从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90年代后期, 巴西加快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社会扶贫工作, 增加社会就业, 巴西的收入分配也随之改善。但是, 土地问题仍然是巴西贫富差距的根本问题, 土地改革是巴西社会稳定的基础, 但是巴西的大地产制度已经持续了500年, 改革非常艰难。

四、巴西的启示

近年来中国房价暴涨, 带动地价飙升, 土地成为最有价值的社会财富, 造就了众多亿万富翁, 开发商对土地的兼并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在“土地财政”的最刺激下, 部分地方政府也成为土地兼并的幕后推手。巴西的教训告诉我们, 土地兼并必然造成收入分配恶化, 贫富悬殊, 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明确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

摘要：本文引用权威数据研究了1958-2008年巴西收入分配的变化, 发现50年中巴西的收入分配经历了一个“倒U”型变化, 证实了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假说正确性。造成巴西收入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是土地集中, 以巴西为鉴, 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应该明确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

关键词：收入分配,不平等,“倒U”假说

参考文献

[1]The World Bank:《The case of Brazil Bolsa Familia Pro-gram》, Washington D.C, April17, 2009.

[2]周红利, 和荣.中国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10) .

浅析收入分配公平第6篇

一、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

(一) 城乡间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计划经济期间, 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是相对均等的。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 反而还在继续扩大。据有关资料显示,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13年的3.33倍。

(二) 东西部间差距

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 为了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采取了差别化发展的政策。东部沿海地区正是凭借着这些政策的支持, 逐渐与中西部地区拉大了差距。据资料显示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仅相当于沿海地区居民收入的一半左右。

(三) 行业间差距

参照相关经济数据可知:“中国的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之间的比例为6, 而国际上标准大约为3, 这说明我国行业之间的差距现已经达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程度。国家统计局有数据显示:2013年年薪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信息服务业, 以及科研服务业, 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而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 住宿和餐饮业,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仅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行业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问题。

二、收入分配不公的危害

基尼系数是经济学中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0和1之间。如果超过0.5则说明收入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我国基尼系数, 在过去10余年间, 基尼系数全部高于0.4, 说明我国现已属贫富差距悬殊国家, 并且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如不加以控制, 任由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必定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展。同时贫富差距如果达到一定程度时, 会使公民产生被剥夺感和社会不公平感, 进一步产生的“仇富”心里。使得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紧张, 这与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构建和谐社会也就背道而驰。

三、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对策

当前我国收入差距过大, 收入分配不尽合理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 针对当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差距过大的问题, 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一)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

面对当前收入差距过大的现实情况, 就必须在初次分配上多下功夫。正如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提到的:“要增加居民收入, 着重保护劳动所得,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1)

(二) 再分配是以政府为分配主体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二次分配

其主要职能是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 缩小差距, 缓和社会经济利益矛盾, 实现社会公平。因此必须加强政府的再分配调节作用。具体措施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进一步健全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首先应调节过高收入, 完善个税申报制度。让那些在初次分配中获得较高收益的群体通过缴税出让一部分经济利益。其次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为此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特别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补贴。

第二,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样对维护社会公平有重大作用。积极推进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 对于弱势群体进行有效扶持。同时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确保城乡困难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第三, 加大政府相关的财政支出力度。政府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针对城乡间差距要加大财政支持三农的比重, 特别是增加对农业科技及农村教育的投入;对于区域差距应强化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 加快实施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二对于行业间差距可以加大对低收入行业的扶持力度。

关于收入分配领域里的公平问题, 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而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必须正确看待我国现实生活中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进而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直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的理想, 然而在现阶段, 我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个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正确看待我国现实生活中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采取各种措施缩小差距, 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收入分配,公平,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彭昇.构建和谐社会的分配公平问题研究[D].中南大学, 2010.

[2]卫兴华, 胡若痴.近年来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不同解读和观点评析[J].教学与研究, 2013 (07) .

收入分配水平第7篇

“提低控高扩中”为主线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

中国证券报:大家对于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寄予厚望, 但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哪些方面应成为突破口?

苏海南:期待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把此前中央已经明确、社会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提低、控高、扩中”作为主线。一方面, “提低”是值得公众期待的突破口之一,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阻力相对较小, 落实的可行性更大。因此, 如果能在“提低”方面有新的进展, 对于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逐步缩小收入和财富的不合理差距, 将发挥很大作用。“提低”首先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尤其是城乡居民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各项标准的提高。其次, 应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 争取对现行养老保险“双轨制”有所突破。另外, 应合理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社会低保标准, 同时建立并逐步健全劳动密集型行业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并继续抓好农民增收工作等。

另一方面, “控高”应成为改革方案的另一重点, 即如何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我们应尽快打破垄断, 让民间资本进入到一些可以开放的领域, 在经济发展中形成更好的良性竞争, 同时加大对垄断行业占有国有资源的相关税收征收, 提高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 从源头上调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来源。再就是真正落实温总理多次提到的对垄断行业实行工资总额、工资水平双重调控的可操作措施。同时, 继续抓好对部分企业高管的偏高、过高收入的调控, 加大对高收入社会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征收。

值得注意的是,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还必须规范灰色收入, 当前灰色收入的量比较大, 制度外的东西比较多, 这对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会形成很大冲击, 因此必须着力规范。同时, 要坚决打击非法收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在调节财富分布不公平上研究采取一些措施, 这对于全面解决我国广义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极为重要。

李实:从政策层面引导公平分配, 降低基尼系数, 避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让全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是改革的大方向。

首先, 关于垄断部门收入过高, 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 社会呼声也越来越高。在央企垄断地位无法改变的情况下, 对他们的收入分配和工资水平实施适度控制很有必要, 更重要的在于建立工资水平的评估机制。对国有企业高管和一般职工的薪酬给予合理评估, 需要从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盈利水平、人员构成及其所处的垄断地位等实际情况出发, 再和外部竞争行业一般的工资水平展开评估比较, 从而决定央企的工资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高管和职工的工资水平应和什么样的指标挂钩。

其次, 解决当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包括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包括社保制度、养老金制度的不统一, 未来我们需要构架一个比较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另外, 当前很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源于市场化建设不到位、市场化改革不到位, 所以要加强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 一方面, 要在初次分配中建立更加健全的生产要素市场, 比如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 要消除市场内部的分割问题及市场内部的制度性障碍, 市场才能真正发挥调节收入的作用;另一方面, 考虑到区域间、城乡间、人群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要增加再分配方面的调节力度。

努力打破僵局发挥改革多面效应

中国证券报:实际上, 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呼声由来已久, 但方案迟迟未能出台, 你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或难点是什么?

苏海南: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台的原因很多。第一, 收入分配问题本身十分复杂, 涉及面很广, 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以及各自拥有的分析资料不同,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因此难以达成共识。第二, 有关主管部门的分管领域、责任权限不同, 对收入分配改革的认知度不同, 所以各部门之间存在不同看法。第三, 收入分配必然涉及到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 改革开放至今, 不同领域、部门、行业和群体之间的收入提升、生活改善幅度参差不齐。而在调整过程中, 不同群体、不同领域受益或受损的程度不同, 因此所持立场也不一样。当然主要是由于改革方案出台会对现行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 那些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不满意, 成为方案出台和实施的最大阻力。

李实:不仅是阻力的问题, 收入分配改革还是个很复杂的工程, 它涉及到很多部门、人群、利益集团。如果改革方案过于笼统, 则会让公众很失望。而如果提出很多具体的解决办法, 又可能受到很多相关部门的阻力。

我曾多次参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讨论会, 而意见征集中有不少争论。比如垄断部门高收入问题, 怎么界定垄断部门, 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有些困难等。另外一个争论是如何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有部分观点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而政府的政策未必能够起多大作用。

中国证券报:有观点认为, 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最关键环节, 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你如何看待收入分配改革对于中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苏海南: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既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也是与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乃至与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紧密联系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 会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收入分配改革如不能推进并取得成效, 是很难真正实现扩大内需, 也会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积极性的发挥, 甚至还会影响社会稳定。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实施“提低、控高、扩中”是中国中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如果真正落实“提低”, 内需消费的扩大就会有一个必要的资金来源;而“控高”尤其是通过多方面措施实现对高收入垄断群体收入的调节, 在打破垄断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则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健全完善,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也有利于真正发挥民间资本增添经济发展活力的作用。

李实:收入分配改革具有多面效应。比如可以促进就业、提高工资水平等;在打破垄断、缩小垄断部门和其他部门收入差距的同时, 引导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 促进经济发展。

另外, 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也极其重要, 目前是“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 富人有钱却不消费”, 这就造成了消费的长期低迷, 如果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改变这种状态, 肯定会促进消费投资率的稳步提高。

总体方案料需细化社保等配套政策亟待推出

中国证券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落实和推进, 未来必然需要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 你认为有哪些政策亟待推出?

苏海南:就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而言, 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重视初次分配领域的相关配套改革。比如, 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群体工资水平低、增长慢, 这是受劳动密集型行业附加值较低、国内外宏观经济不好等因素的制约。因此, 这方面的相关配套措施, 包括如何帮助并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调整产业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革新、提升劳动生产力, 以及如何采取措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同时, 应考虑如何进一步改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 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减轻其税费负担, 从而使劳动密集型行业能够在生存发展、兼顾劳资利益的前提下, 有能力提高员工的工资。另外, 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付转移的力度, 在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就调节过高收入方面来看, 需要更多配套措施。比如, 打破垄断一方面要降低相关行业的门槛, 允许民间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就是要改革不公平的资源配置制度, 让各类市场主体在获取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时基本处于平等的地位。又如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税务、审计制度, 让灰色收入、不合法收入尽可能被遏制和缩小等。另外,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过高收入的调控, 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等制度, 包括房产税、遗产税、财产转移税, 同时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等。

就扩大中等收入而言, 很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职业结构的调整。简言之,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是以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 白领比重大幅提高, 以及劳动者素质、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为前提的, 因此, 终身教育、职业教育、全民教育的进一步改进完善都是相关配套措施。

另外, 需注意避免二次分配出现逆向分配。比如, 在保障房建设中, 目前, 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并非无房户、困难户分到保障房的情况。所以, 在二次分配中要通过制度完善和二次分配的透明化、规范化、公开化, 来遏制或根本扭转可能存在的逆向分配的问题。

收入分配水平第8篇

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居民收入分配,财政政策

对中国而言,居民收入结果直接受制于全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这与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历来重视规划有关。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公众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公众纷纷把注意力放在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希望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彻底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一、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历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利益关系开始的。回顾收入分配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坚持按劳分配,改革工资制度,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提高经济效率。党的十二大提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背景下强调按劳分配制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三大又提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这是适应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来的。

第二阶段,以按劳分配为主、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理顺分配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节收入分配。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党的十五大提出“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中央也反复强调,要通过法律和财税政策手段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调节收入分配结构逐渐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阶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统筹兼顾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和效率,强化政府调节收入的分配职能,扭转和缩小收入差距。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七大进一步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要求,并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将社会公平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近年来,中央一直从扩大内需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高度来调节和缩小收入差距。

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特征

总体而言,在改革前平均主义是当前收入分配状况的基本特征。改革初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总体上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在0.2 以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0.21~0.24 之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3左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弱化了收入分配制度具有的激励效应,带来了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中国在较短时期内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较高的国家。1982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到2002 年,全国基尼系数达到0.45,2007 年达到0.47。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城乡之间、城乡内部、省份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全方位扩大趋势。

三、收入分配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

细数起来,收入分配制度主要包括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它们对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有较大影响,故理清它们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是调整收入分配制度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前提条件。

(一)税收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自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质,会加大居民收入差距,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还需要直接税调控。在税收体制中,相对于间接税而言,对所得、劳动报酬和利润等征税的直接税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中要素收入分配的调节更加直接有效。由于中国税收体制的特殊情况,中国目前所得税所占比例过低,尤其是主要起到收入差距调节作用的个人所得税在2011 年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7%,个人所得税虽不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唯一税收手段,但由于现阶段中国缺乏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富调节税种,因此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任务还是主要落在了个人所得税上。当然,直接税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表现在由相关税种税制、税制结构、税收征管制度、合理税收负担及财产结构这四个要素组成的一个开放系统[1],应通过这四个要素相互之间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调节。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作为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转移支付和税收一样,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转移支付有三个方面,即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个人的转移支付以及对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笔预算收入,主要指税收返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2]。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产生是为了调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以及调节地区间的横向不平衡,以致力于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来自税收,支出的方式有多种形式,包括为了促进区域公平分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门用于某项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缩小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所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尤其是地区收入差距,并且是一种较为直接的手段。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正确实行好转移支付制度,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将起到明显的效果。

(三)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是用以保障居民的最基本生活需要。公民在市场竞争中,必然有一部分群体处于弱势地位,或者是由于一些突发情况处于当前的弱势地位。这些弱势群体若仅依靠初次分配得到的收入来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并且,若没有外力的作用,现阶段的困难将会进一步影响其在社会竞争中的地位和机会,如此循环下去,只会加剧低收入程度,加大其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该部分弱势群体提供物质帮助或货币补贴,直接改变了初次分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改善了此类群体的竞争基础,优化了其竞争地位。

四、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建议

(一)加强财政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与居民收入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以财政收支为手段的再分配可以改变居民收入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再分配中存在增长主导化,即中国政府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权威政府,我们一直利用财政收支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3]。因此,为缓解这种现状,我们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清理整顿政府收支,建立统一的政府财政预算体制;二是协调财政与事权关系,规范财政资金合理;三是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而将财政工作的重心从单方面促进经济增长转到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同步进行的方向上来,其中自然也包括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二)公平纳税,均衡税负

在个人所得税问题上,目前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针对不同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力度的不均衡,对工薪收入征管严格,遗漏少;而对非劳动收入征管不严,漏洞多,漏税严重。非劳动收入来源复杂,渠道多,征管难度较大,这是客观因素。其结果是工薪劳动者税负相对较重,而以非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高收入人群,则因征管不到位而实际税负较轻。这在税负不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使税负分布可能从理论上的累进变成实际上的累退,从而扩大了收入差距[4]。因此,需要对不同人群实行高低不同税率的不公平制度,实行平均税负的政策。改进措施可为:征税对象从个人改为家庭,根据家庭年收入征税,可以采用按月预征,年终退税或补税的征收方式;对家庭人均收入不分工薪所得还是财产、红利所得或其他所得,一律实行统一的超额累进所得税率。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打造收入分配“公平样本” 第9篇

日前有媒体报道,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关键一环的公务员薪酬改革正在筹备。据悉, 新一轮改革的重心在于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 主要有两个着力点:一是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二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度。消息一出, 引起广泛关注。

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近来很受媒体重视, 他们上承大政方针, 下接普通百姓, 是社会运行中非常重要的群体。与人们的普遍感受与期待一样, 公务员系统也存在不公现象,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同样是公务员们的强烈心声。在薪酬领域, 公平问题尤其突出。

比如, 职务差别过大。特别在基层, 公务员薪酬待遇太过依赖于单一的职务“官位”。对于广大基层干部来说, 从普通科员晋升至处级乃至厅局级的, 常常是凤毛麟角。由此, 勤勉干活的普通公务员“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 薪酬的激励作用大打折扣, 不仅挫伤了积极性, 也直接影响行政效率提升。

又比如, 地区差别不合理。有数据显示, 目前省与省之间最高和最低津补贴相差3至4倍, 同一省内不同地区也存在很大差距。由于缺乏统一规范和标准, 各地区、各部门资源、财政状况不同, 津贴补贴发放额度也不相同。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 此轮公务员薪酬改革延续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导向, 更加注重公平, 而且注重从制度设计上来找出路。据介绍, 未来的级别工资将可以体现同一职务层次的公务员工作年限、资历和能力的差别, 使公务员不提升职务也能通过晋升级别提高待遇。

把激励重心更多放在级别和专业技术职称上来, 实行级别与工资待遇挂钩的政策, 将会带来新的发展预期。这对那些勤恳做事的“老实人”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更有利于淡化“官本位”思想, 鼓励更多人坚守一岗、专攻一行, 在职业稳定性中增强履职专业性。从长远看, 这对整个公务员系统的改造升级、效能提升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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