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女性范文

东方女性范文（精选11篇）

东方女性 第1篇

一、茨威格对东方女性形象的主观解读

茨威格曾游历过亚洲,主要在印度、尼泊尔地区,对亚洲社会的一些现状有所目睹,印度社会的贫穷,治安的混乱,国家的动荡,这一切让茨威格以篇盖全地认为整个亚洲社会都是如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女性也被他以一个欧洲白人高贵血统的姿态贬低于笔下。在小说《火烧火燎的秘密》中关于印度有这样两段描写 :“他只在书本里读到过这些事情,猎虎啦,棕色人种啦,印度人啦,札格那特啦,那可怕的轮子,把上千万的人都埋葬在它的福轮之下,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真会有这样的人,同样他也不相信会有这种童话里的国度。”[1]p115,“他看见他的朋友高踞在配有紫色鞍褥的大象背上,左右两边是棕色皮肤的人,头上缠着珍贵的头巾,然后突然从丛林间跳出一只猛虎,露出森林白牙,用前爪袭击大象的鼻子”[1]p115。从这两段话我们读到的只有印度社会的野蛮与原始,似乎现代文明从来没有涉足过这片土地,好像在茨威格所处的时代它都还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一般,而在这两段描写中茨威格都提到了人种,都写到了棕色皮肤,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个欧洲白种人的优越感与高姿态。

怀着这种主观偏见,茨威格的小说中出现了东方女性形象,这些女子都被塑造成仆人、妓女等,她们低劣、下贱、爱慕虚荣,因此在他塑造的一众欧洲贵妇中这些东方女人更加显得黯淡无光。在《热带癫狂症患者》(又名《马来狂人》)中,有这样几段描写 :“雨季刚过,已经一年有几个星期,雨水拍打着屋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欧洲人来过,整日价坐在屋里和我的黄皮肤女仆们做伴,和我的上等威士忌,我当时情绪好低落,日夜思念欧洲,我要在哪本小说里读到阳光普照的大街和白皮肤的女人,我的手指就激动得抖个不住”[1]p169。在这段描写中作者又特意写到了皮肤,黄皮肤的亚洲人被设置成了低等仆人,而我这个欧洲白人喝的是上等威士忌,这一上一下间很明显地看出茨威格的主观倾向,他甚至夸张的写到在书上看到白皮肤女人都会激动地发抖,可见这一黄一白间茨威格严重的种族歧视观念,以及对东方女性形象的丑化。

同样在《热带癫痫症患者》中还有这样两段描写 :“如果欧洲人离开大城市,来到一个该死的罪恶的小镇(印度小镇),不知怎的,就会判若两人,迟早都会受到损害,有的酗酒,有的抽鸦片,有的打人,变成野兽——每个人都会沾染上一种毛病,他们向往着欧洲,梦想着有朝一日又能在一条大街上漫步,在一间豁亮的石头房里和白种人坐在一起。”,“本地姑娘,这些叽叽喳喳纤小秀气的鸟儿,只要有个白人,有个“洋老爷”要她们,她们就毕恭毕敬地浑身哆嗦,低三下四地委身相从,她们对你总是张开怀抱,总是准备咯咯地轻声娇笑着来伺候你”[1]p177。这两段描写更为直白的将东方女性形象丑态展现,和作者笔下有着鲜明个性、感情充沛果敢的欧洲白人女性不同,东方女性被塑造成了轻佻、风骚的浪女形象,这就更为明显地看到茨威格对东方女性形象的主观误读与曲解。

二、茨威格主观创作的原因分析

种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非洲黑奴的悲惨遭遇就是种族主义造成的最直接后果,随着欧洲资本向全世界范围的扩张,这种观念逐渐深入以高贵血统自居的欧洲人意识里,尤其是以德国纳粹政权为代表,希特勒上台之后,开展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活动,茨威格也被纳粹逐出故居,流亡英国、巴西。正是这种从小生长的环境、潜意识的萌发以及后来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几方面的因素让茨威格意识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他是一个学者但也最终没有摆脱种族歧视的观念,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他对东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就可以解释了。正如萨义德在作品《东方学》中描述的那样 :“‘东方’就是专门为西方文化虚设的、幻觉中的东方,它不是真实的东方,东方人就是按照这种虚设和幻觉被塑造出来的,东方的男性常被表现为非常软弱,甚至有点女性化,但同时又是对白人女性构成威胁的危险人物,东方女性则被表现得心甘情愿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在这种观念中东方被表现为破碎的、零乱而没有中心、落后的、异样的、淫乱的和驯服的,并且总是存在着暴乱的倾向。”[2],从萨义德的观点出发就更能解释茨威格对东方女性的偏见写作,他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话语霸权的束缚,仍然是站在主流立场的霸权写作。

另外,茨威格对东方女性的主观偏见也离不开殖民主义的影响。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英国是最早发生产业革命的国家,曾经是“世界工厂”,资本的扩张让它成为最大的宗主国,拥有的殖民地最多。而茨威格本人曾经是一名奥地利人,后来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加入了英国籍成为了一名英国公民,当他到达亚洲国家,脚下的土地成了自己国家的殖民地,殖民与被殖民的经历,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文化的霸权与奴役,正如后殖民著作《逆写帝国》中所写到的 :“当今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及其生活是由殖民经历所塑造的,这种经历对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对于当代人的认知建构所产生的普遍影响却不容易被察觉,文学常常是这种新型认知的重要表现形式”。[3]因此,茨威格对东方女性的偏见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学形式的殖民手段。

比较文学研究中经常会提到这样一个理论,那就是“文化过滤”,“它是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由于接收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的对影响的反作用。”[4]p98这一概念也可以用来解释茨威格这一偏见创作,文化过滤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中有一方面就是关于接受者的文化构成,任何接受者都生长于特定的时空里,接受者受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和民族心理因素的制约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与欣赏习惯,这种独特的文化构成必然会影响接受者对外来文学与文化的接受。东方文化、东方女性对于茨威格来说就是外来文化,于是当他面对这些外来东西,必然本能的以自己的文化构成去度量外来文化,一切不符合自身价值体系的文化当然就会遭遇本能抵触,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也让茨威格在接受东方文化时不断过滤,最终得出了自己的主观结论。

三、茨威格偏见塑造造成的后果探析

茨威格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以坚持人道主义立场自居,但是就在其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关于东方女性的描写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人道主义狭隘的一面。在韦勒克与沃伦的著作《文学理论》一书中,着重把“文学与社会”单独列了一节来阐释,其中就讲到,“文学的产生通常与某些特殊的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它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一个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他的生活经验和他对生活的总的观念。”[5]这里韦勒克和沃伦就明确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效和作家的作用,因此茨威格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仅仅是代表一个人,他的创作所建构出的社会形态势必会影响到接受者。

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就明确表示形象学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研究,它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这种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创作出的形象,在这里,形象是作家及作为对他者的异国和异民族的想象物”[4]p121。这里强调了作家创作对异国人与异国环境建构的决定性影响,作家不同的经历和看问题的角度会直接影响到异国他者形象的效果。茨威格在作品中塑造的东方女性形象带有明显的主观偏见,把东方女性的柔美、善良、勤劳、智慧都隐藏了,呈现给西方读者的都是丑陋、恶俗的一面,读者在没有亲身走进东方文化,了解东方女性的情况下就会误以为茨威格笔下的仆人、妓女就是东方女性的典型,这就势必会因为作者所建构的思想文化给接受者造成文化误读,而这一文化误读的背后造成的更是一连串的种族歧视与偏见观念的恶性循环。

四、结语

伽蓝：为东方女性研制美丽 第2篇

为舒淇带来肌肤魔力的舒活能量水诞生于伽蓝集团位于上海漕河泾的研发中心（JALA R&D Center），这里承载了伽蓝集团“为东方女性研制世界一流品质的产品”的研发使命，近80位科研人员针对东方人的文化、饮食和肌肤特点，运用全球领先的3D皮肤细胞模型等技术，为东方女性提供极具针对性的皮肤护理。

伽蓝，取义于“花果蔚茂，芳草蔓合”，漫步伽蓝研发中心，空气仿佛被浓郁的东方文化渗透：精美雅致的雕花“婚床”、清幽弦韵的悠扬古筝、神秀含蓄的仕女屏风，如果不说这里是汇集了伽蓝顶尖科研力量的研发中心，你一定会以为自己闯入了一个艺术殿堂。

2001年成立至今，伽蓝集团致力于从“五感六觉”上为东方女性延续美丽，而在伽蓝研发中心的大厅里，由台湾知名雕塑艺术家萧长正大师创作的一组雕塑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理念：透过五尊简约的艺术雕像，人们能够感知到“视觉之锐、听觉之敏、嗅觉之灵、味觉之细、触觉之丰盈”，这是伽蓝追求的使命所在，也是研发中心科研人员的使命所在，他们无数次的实验最终汇成指尖从肌肤划过的那一抹，帮助东方女性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美丽。土壤肥沃才能基业长青

曹平 研发中心总监

2011年4月，曹平正式加入伽蓝集团，亲眼见证了伽蓝的研发团队从二十几人、一个半楼层，发展到如今拥有独立的JALA R&D CENTER，研发人员也增加至80多人。

身为研发中心的大家长，曹平将研发中心视为伽蓝集团的“发动机”。这个“核心动力”源源不断地研发新产品，为冲锋陷阵的市场拓展人员输送动力。在曹平眼中，作为一个本土化妆品品牌，伽蓝想要在潮流更迭的日化市场发展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取决于科研力量能否不断深入，否则，明天被淘汰的可能就是自己。

其实，伽蓝集团对于科研的投入堪称大手笔，除了之前蜚声中外的“3D皮肤细胞模型”、“60种科学验证”，今年6月11日，随着点火倒计时的一声令下'伽蓝开展的太空生物科学研究项目跟随“神舟十号”拔地而起，在漫漫天际开启伽蓝的空间护肤科研新时代。工程化的酵母菌便是此次搭载的实验项目之一，其遗传代谢的产物之一“胶原蛋白”能够让皮肤更加水润富有弹性。曹平将这些基础研究视为能够让伽蓝茁壮成长的土壤，“只有土壤肥沃了，伽蓝这棵幼苗才能快速生根发芽，基业长青。”如今，这些被“神舟十号”安全带回地球的科研项目在伽蓝研发中心的实验室里延续自己的使命，按照曹平的预估，未来三到五年，消费者有望拿到含有空间护肤技术的新产品。

为消费者提供最relax的环境

黄晓青 研发中心消费者研究部总监

黄晓青，这位因为拍摄而拿下眼镜、高度近视的女科学家，刚刚还在为看不清摄像机位到处求救，一谈到自己负责的消费者研究工作，立刻正襟危坐侃侃而谈，原来，女科学家也可以很可爱。

2007年，生物专业的黄晓青加入伽蓝集团，开始从事消费者研究。很多人容易把“消费者研究”理解成做调查、访谈，其实不然。“以消费者为中心”是伽蓝研发中心的核心理念，黄晓青所带领的消费者研究部的职责正是“保证消费者利益、保证消费者最终得到的产品的验证以及质量有关的所有工作。”

研发中心一楼，干净清爽的彩妆体验区里，环形设计的陶瓷化妆台可供七八个人同时进行彩妆体验，黄晓青说，他们希望这种极具现代感的设计能够为体验者创造放松的空间，因为“这种很relax的环境里，消费者会在不经意间吐露很多不经矫饰的真正的想法。”

从2011年9月投入使用至今，平均每天至少有100位消费者前往伽蓝研发中心进行体验和测试。负责消费者研究的黄晓青经历了伽蓝在消费者研究方面的阶段性发展与突破，从早期的粗放式调研，到中期导入国内主流的调研方式，再到现在建立自己的消费者数据库。伽蓝一直在践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如今，翻阅这份日积月累的数据库，黄晓青能清楚跟踪记录消费者皮肤的变化情况，“你能清晰地看到，护肤习惯好的人和护肤习惯不好的人，一旦过上四五年，皮肤变化对比会非常明显。”未来，黄晓青希望能够有更多和自己、和伽蓝一起成长进步的消费者，让这个本土化妆品品牌走得更稳、更远。

只想为中国女性做点什么

陈明华 首席科学家

很多人对于科学家的形象描述会想到爱因斯坦，一头乱糟糟的头发，许久未刮的胡须，以及邋遢不羁的衣着。眼前这位在日化行业从业近20年、在伽蓝研发中心负责配方研究的陈明华博士却剪着利落的短发，穿着干净的衬衫，并为领带上一个微小的褶皱而苦恼。

2012年，在日本工作了15年的陈明华决定回国，回国的初衷简单得很纯粹，他只想利用所学为中国女性做点什么，而这与伽蓝“专为东方女性提供世界一流品质的化妆品”的目标非常契合。于是，选择伽蓝，似乎也成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日本的15年，陈明华见证了日本的繁华，也感受到日本发展脚步的缓慢。对比现在在伽蓝的工作感受，他连用3个“充满”来形容这里的气氛，“这里充满能量，充满干劲，充满活力，大家的思维非常活跃，对每件事情都要求做到精益求精。”他希望自己的加入，能够让消费者拿到伽蓝旗下产品时，从包装、香味到涂抹肌肤的触感，都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伽蓝倡导的从“五感六觉”上为消费者提供的贴心服务。

在伽蓝，陈明华有着自己的科研立项，他渴望市场上能够更多地出现伽蓝旗下产品的身影，更渴望未来能研发出更具科技含量、被消费者认可的化妆品，哪怕告别广告宣传也能畅销很多年。

这里的每样东西都令我好奇

摩根 消费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摩根在伽蓝研发中心负责重量级科研项目——3D皮肤细胞模型。一年前，主修分子及细胞生物学的摩根博士经由伽蓝战略合作伙伴BASF推荐来到中国，这是摩根第一次来中国，他开始爱上中国面条，爱上辣辣的四川菜。当然，初来乍到的摩根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在伽蓝文化的熏陶下，这个法国帅小伙开始慢慢读懂中国。

在伽蓝研发中心，摩根所带领的皮肤细胞科研团队正在进行一项全球瞩目的新技术，这项“3D皮肤细胞模型”目前在全球仅有近10家化妆品公司在开展相关研究。对于摩根和他的团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毫无经验可循”。幸运的是，伽蓝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细胞库，这些精心筛选的细胞将被培育成不同类型的皮肤组织用于护肤品的研发与测试，比如用老年人的细胞重组的皮肤就可以用来进行抗衰产品的测试。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细胞均提取自中国人的皮肤，为中国女性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产品。

东方女性 第3篇

关键词：张洁,知识女性,女性意识,女性解放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 张洁无疑是一位独具慧眼和具有过人胆识的女作家。以写作具有女性意识和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著称。她率先把笔触切入到那奥秘无穷的世界中, 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情感体验, 对爱情、婚姻、伦理道德, 这些社会最基本的问题, 进行多维度的透视。她“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在磨盘里磨, 把自己的胆汁吐出来蘸着去写” (1) 在深入审视自己的同时, 审视女性的生存状况, 探寻爱情与婚姻的关系, 突出地表现了女性对传统观念的叛逆和女性意识的张扬, 展现新时期女性的价值观和对理想的追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张洁拥有一个女性世界。这个女性世界是指她的《爱, 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七巧板》等反映女性情感追求、自强不息、展示女性博大胸怀的小说, 有人称之为“女性系列篇”。这一类作品的着眼点在于反映伦理道德、爱情婚姻等社会基本问题。“这里既有对今日女性爱情观的表述, 又有对未来婚姻的畅想;既有对至今仍旧阻碍妇女解放的社会因素的犀利批判, 又有对妇女本身品格气质的厚望。” (2)

张洁是最早从伦理道德的层次来写爱情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坛上, 很多作品还在展示被“四人帮”摧残累累伤痕时, 张洁就以惊人的胆识和独特的视角切入到女性的世界中, 独树一帜, 大书“爱, 是不能忘记的”。文坛为之震惊!同样的爱情主题、同样的爱情之歌, 而张洁却以自己独特的体验, 倾注自己对女性的满腔关爱。并自觉地从社会学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思考婚姻、爱情问题。《爱, 是不能忘记的》可以是说张洁把

准备去英国和父亲, 弟弟团聚的。她参加爱国剧社是受邝裕民的宣传感染和被他的爱国心所感动而并非完全自觉的。在与邝裕民的相处中, 她的确体会到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仇恨, 并且积极参加爱国剧目的演出和募捐, 而在这过程中, 她对邝裕民的感情越来越深, 所以在邝裕民提出暗杀汉奸易先生的计划时, 虽然她有点迟疑, 但还是答应了。但王佳芝的暗杀并非完全是国恨家仇使然, 而是带有一点懵懵懂懂的爱和青春的激情。

计划进行中, 并开始取得易先生的好感, 然而荒谬的事一再发生。让王佳芝获得第一次性经验的居然是邝裕民的另一位同伴, 邝裕民只知道退到一边吸烟去, 他的行为让王佳芝失望透了。最荒谬的是, 在牺牲了自己的贞操的第二天, 易先生离开了香港, 暗杀计划失败了, 王佳芝陷入迷茫与空虚之中。

三年过去了, 王佳芝又答应做麦太太,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她已经过了深思熟虑且怀着为国除害牺牲自己的必然决心。在这艰难的三年里, 她经历了人间的冷暖, 父亲也再娶了, 并且不可能接她出国的打击, 使她过的是没有目的的麻木的生活, 目睹并身处国难当头的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再做一次麦太太, 虽然有爱国的情感驱使, 但也是她争取活着的价值和怀着与邝裕民冰释前嫌重新开始的心愿。由于正义的使命, 王佳芝才会和卖国的易先生有亲密而危险的接触, 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情感是不能被现实所接受的。因为正义与责任, 王佳芝要用她的美色和智慧去引诱易先生, 由此便促进了一段危险而亲密的接触。两个人在机关重重的凶险中彼此诱惑着, 提防着, 稍不留神就会有血肉横飞的凶险。他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 是火与水的, 生与死的对立。王佳芝瞬间的动情与盲目正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她要爱她将去谋杀的人, 这是她完成任务的手段。面对黑暗的社会与残酷的现实, 王佳芝能做什么呢, 她完全忠于自己的任务和角色, 她全心全意地投入, 投入得以至于她自己都完全进入了角色, 至少在叫他“快走”的一瞬间。对王佳芝这样的正义青目光投向女性世界的起点。在这篇小说中, 通过母女两代人对爱情苦苦寻觅和企盼, 力图突破我们生活中存在的“政治爱情”、“经济爱情”、“等价交换等诸多的功利性爱情”, 的不和谐现象。在神圣的爱情被严重物欲异化的情况下, 始终坚持追求纯洁无瑕, 心灵相谐的爱情。对徒有婚姻形式而无爱情家庭这样传统的社会道德进行深刻的反思。大胆地亮出了作家的爱情观:爱情是一种超脱现实物质利益, 抛弃功利的一种心灵呼唤, 是精神的感应与对话, 是精神世界的相契相谐。在她看来, 爱, 是一种对应, 是一种情感的相融相谐, 即使在人间无法实现, 也不改初衷, 企盼到天国里常相守。这虽然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爱情, 但它展示的女主人公在不能实现的爱情中所承受的精神苦难, 表达了张洁对中国妇女问题的最初思考。也表明张洁把爱情婚姻作为切入口, 开始切入到女性世界中去。让新一代的女性不再重复历代女性的无爱的婚姻悲剧。因为“我”不愿再重复母亲的悲剧, “把那不堪忍受的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的脖子上去, 来日又会为这不能摆脱的镣铐而受苦终身。” (张洁《爱, 是不能忘记的》) 建立一种如恩格斯所说的“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的理想爱情, 期望婚姻家庭, 不再有爱情与婚姻相分离的悲剧。张洁这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试图在寻觅一种最崇高的精神, 一种超越现实和世俗功利、灵与肉相分离的超凡脱俗的精神企恋。“那么, 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定的东西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呢?” (张洁《爱, 是不能忘记的》) 。

我们从钟雨和老干部一生累加起来, 相聚不足二十四小时,

年, 哪怕是同汉奸瞬间的相爱, 便已使她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而对于瞬间的冲动恐怕也是王佳芝自己也始料不及的, 她在正义与些许的爱之间挣扎着, 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爱, 哪怕只是一瞬间, 或许那一刻她的头脑完全处于空白, 而这一选择也恰恰成了她最后的悲剧。

现实社会的冷酷与艰辛, 情感世界的匮乏与失望, 假戏真做的尴尬与无奈, 这些统统都在压制着王佳芝, 将她仅有的一点爱压制得干瘪, 苍白。临死之前, 她在想什么, 她还年轻, 她还没有真正爱过谁, 也没有被人真正爱过, 或许有过, 只是瞬间……

电影《色戒》叙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 却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 打破了好人全好, 坏人全坏的简单分类方法, 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刻画人物形象, 更真实, 更深入地揭示人性的复杂与丰富, 使观众获得多层面、立体可感的印象和强烈的心灵震撼;影片也没有李安早期电影的思辨色彩, 显得浅显易懂, 一点都不晦涩, 片中更充满了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鲍列夫:《美学》,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出版, 第276页。

[2]胡经之:《文艺美学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2000年出版, 第47页[3]胡经之:《文艺美学论》, 华中师范大学出2000年出版, 第50页

作者简介

兰鲜凤, 女, 出生于1967年7月, 广西柳城人, 讲师, 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 现就职于广西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就读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在职硕士高师班07级。

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儿童文学, 女性文学和影视文学。

甚至连手都没有握一下, 却一生倾心相爱。在生命的征程中, 始终牵挂着对方。以致于钟雨凭借老干部送的一套《契可夫选集》获得非同寻常的精神力量, 便可验证作家的精神追求:那是一种心灵的呼唤, 是精神的感应和沟通, 是一种超越伦理、甚至生死的精神之恋。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理解为人类情感生活中更高层次的文明。张洁这位新时期的勇敢女性, 在探索伦理道德题材方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在她的《爱, 是不能忘记的》小说中, 对于有爱无爱都必须从一而终的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为此, 作家为了女性真正的觉醒和幸福大声疾呼:“别管人家的闲事吧, 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 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 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 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张洁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形象, 告诫人们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爱情才结婚, 避免婚姻成为痛苦的镣铐。张洁在向人们呼唤追求真正的爱情, 她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对话者。由此可见:张洁对女性情感命运的关怀, 对爱情婚姻问题独具卓越胆识的思考。

为女性的独立和解放呼号, 是张洁所努力为之奋斗的。在她的笔下有一类觉醒的、主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新女性。她们有着这样共同的特点:追求人的独立、人的尊严、人的价值, 对人生、事业有执着追求的精神、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有正直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有自强不息的奋斗韧性。在生活中她们用自己的言行来证明, 妇女不是男性的依附品, 而是完全有独立人格意识的人, 是一个活生生的大写的“人”。《方舟》是描写当代中年知识女性生活与命运的作品。也是反映女性意识较为突出的代表作品。她完全背离了《爱, 是不能忘记的》中那种在虚幻的理想主义王国中做精神的憧憬和遨游, 而是降落在现实中知识女性的生存境地上。小说描写三位不同职业和性格的知识女性:电影导演梁倩、理论工作者曹荆华和翻译家柳泉。塑造了有着独立人格, 而生活中却又马虎潦草, 孤独与困窘的三位知识女性, 为了实现女性自我价值所进行的顽强不息的奋斗与追求, 以及在追求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磨难与困厄, 辛酸与悲愤。《方舟》中的主人公们, 不趋附于现成的价值认同, 不顾传统的公众舆论非议, 而是以挑战的勇气, 置传统文化赋予她们的社会性别角色于不顾, 抛弃男性中心文化规范于女性的价值尺度, 她们企盼以一种全新而独立的女性世界的价值尺度作为衡量标准, 消解社会对她们的偏见和不公正的待遇。而作者透过三位女性的艰难爬涉, 充分肯定女性自强不息的自我完善和追求。因为女性绝不是第二性, 不是低于男性的第二种公民。“女人, 不是月光, 不是借别人的光炫耀自己。”这一声呐喊, 为当代女性竖起自信、自尊、自强的大旗。作家明确表明了在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前提下, 要想达到女性真正的解放和自立、自强, 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女性超越时代的认识和要求, 取决于她们能否“以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 (张洁《方舟》) 面对几千年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积淀和因袭, 表现在女性身上的依附性, 这种非独立意识阻碍着女性自我解放的进程。作家不再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虚幻的天国, 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 借女主人公之口, 以急切而愤激的声音, 为女性人格独立从心底里发出呐喊:“妇女的解放不仅意味着经济和政治上的解放, 还应该包括妇女本人以及社会对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妇女并不是性而是人。”“女人, 女人, 这依旧懦弱的姐妹, 要争得妇女的解放, 绝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解放, 它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 靠对自身价值的自信和实现。”作家是着眼于未来, 从更高层次上追求妇女的全面解放, 获得独立人格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追求一种更为合理的生存状态与完美的人性实现。张洁正是朝着这一目标奋进, 她“对今天中国妇女的命运与生活, 充满了那么深情的注视, 那么热情的匡护与慰安, 那么忧愤交织的批判与诘问, 那么勇敢而果决的左冲右突!” (3) 因此, 我认为, 《方舟》是一篇浸透张洁女性意识的小说, 她以其独特的目光观照社会, 以其特有的体验过滤人生, 从而更多地表现了作家对妇女生活更多的发现和更深层次的理解。作家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 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妇女自身的彻底解放和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 既要依赖于社会环境的改善, 更重要的是妇女在思想观念上的自我更新并去努力实践。张洁的这种女性意识, 对于新时期奋进的中国妇女, 对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政治解放和经济独立的中国妇女而言, 都将是一种姐妹般情谊的亲切而又温暖的激励和鞭策。

《祖母绿》堪称是探索女性真正的生命价值的力作。也是被看作是继《爱, 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等作品后的一种超越了狭隘、缠绵、疾世愤俗等等个人情感的小说。曾令儿是一位很有才情而又命运坎坷的女性。尽管生活的艰辛和精神的种种折磨, 但并未泯灭她那颗为事业献身赤城的心。她早已不再停留在徘徊和抗争中了, 她靠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 凭着“无穷思爱“的精神追求迈向人生更高的目标。因为从历尽人间苦难的曾令儿身上, 我们看不到追求精神之恋的钟雨的影子, 也看不到漂流于苦海寻找方舟驶向彼岸的梁倩们, 而是经受情感折磨、历尽坎坷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位女性。以一种大海般宽阔胸怀和境界包容了一切, 使女性价值获得更为完美更辉煌的意义。作家以一往情深的笔触去描写曾令儿这个渔家出身、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的知识女性形象, 展现她美好心灵和崇高的精神世界。小说通过对曾令儿那如同“祖母绿”宝石珍贵般的博大胸怀, 来象征“无穷思爱”的心。作家思考更多的是:妇女在追求解放的道路上, 面对人生的挑战, 应该具有怎样的气质、品格、胸怀、感情和人格力量?作家寄希望于通过曾令儿这样一位具有海一样博大宽广胸怀的女性, 表达对中国当今社会女性深情的企盼。

女性成才与女性参政 第4篇

一、女性成才是女性参政的前提

女性成才，是参政议政的前提和保证，而女性参政，又是女性成才的标志和体现。我们不能抛开女性成才这个前提去空谈女性参政，只有女性具备了参政的基本素质和与之相适应的能力，才有资格有本领去参政议政。

女性参政，是指女性参与政治决策和政务管理的活动，它通过直接与间接的两种形式而实现。女性自身素质是女性参政的先决条件，否则，女性从政则是一句空话。首先，女性参政是一种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活动，它要求真正掌握和运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从而达到不仅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的参政。而掌握和运用法律上赋予的权力，则需要广大妇女具有较强的与之相适应的能力。事实上，女性获得参政权，仅仅是在法律上得到了保证，只有当女性真正懂得了并掌握了这些权力，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实施和运用了这些权力，才是真正的妇女参政。而实现事实上的女性参政，就要求广大妇女具备参政的本领和能力，直接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活动中去这样才能有效地行政参政权。其次，女性参政是通过间接的渠道，对国家社会的事务管理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运用各种舆论媒介，发表对社会各类重大问题的见解，提出合理化建议。这也同样要求参政女性具有较强的能力与之相适应，否则怎能谈得上提出“有意义”、“有价值”和“合理化”的建议呢？作为主体化的参政是一种质的要求，要求参与者在有明确政治方向的同时，具有比较成熟的政治思维能力和较全面的专门知识，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才能真正达到参政议政的目的，正如一位成功的女部长所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主要是靠了我的才学当上部长的”。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康克清、邓颖超、宋庆龄，她们无一不是凭着自己的才华，进入国家决策层的。由此可见，女性成才是女性参政的先决条件。

１、影响女性成才的障碍：

影响女性成才的障碍不外乎三方面，即社会影响、家庭制约和自我压抑。

首先，是社会的影响，它包括社会偏见和社会制度两方面。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思想观念对全民族影响很深，至今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市场，成为女性成才的一大障碍。女人从一出生就被视为“低人一等”：有的家长不让女儿上学，理由是：“长大也是人家的货”；有的高等学校招生时公开提高女性的录取分数线，限制女性的名额；有的单位认为“强女不如弱男”，不愿意接受和安排女毕业生；有的领导认为，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不放心把关键性的岗位交给女同志，出现了女性“上学难”、“分配难”、“提拔难”的“三难”现象，影响了女性潜在才能的发挥。

社会对女性功过是非过于苛求，阻碍了女性对事业的追求。同样是外向性人才，男同志被认为是思想解放，有开拓精神，女同志则被看成是不稳重，太张狂；同样是埋头工作，不拘小节，男同志被认为是事业心强，有进取精神，女同志则被看成是不会生活，缺乏女人味；男同志成功了，提拔晋升，社会赞许，家人高兴，成功者像进了加油站，加大“马力”向更大的成功进发，女同志成功了，则枪打出头鸟，桃色新闻纷纷出笼，偏见、非议，不良的社会舆论压抑着女性。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中伤，保护家庭免受离散，多数女性只能默默无闻，不敢在事业上有新的作为。

社会制度对女性成才影响更为深远。在轻视女性，把女性当作玩物的社会里，女性完全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成才道路极为坎坷。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班昭、李清照这样有才气的女子，但同男性人才相比，却是凤毛麟角。新中国的成立，提出了“男女平等”，一大批女性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女性的独立观念日益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女性人才问题，继1990年江泽民部书记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后，1995年他又代表我国政府向世界明确提出了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5年之间，我国颁布实施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了到XX年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成功地履行了联合国的国际义务。平等参与和发展的性别意识，已经纳入决策主流。由于党和国家对女性人才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我国女性人才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近几年我国女科技人员总数已达1000多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40%左右；女干部占干部总数也接近40%。现在，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班子中，都有女性。这些充分显示了社会制度对女性成才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是家庭制约。中国的传统观念，一直把“男主外，女主内”作为界定家庭分工的分水岭，把女性固定在家庭主妇的角色位置上。男子重事业，女子重家庭，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男同志不料理家务，被看成是情理之中；女同志家务干少了，却被看成是“失职”。女同志既要在工作中与男同志同挑重担，又要在家庭中当贤妻良母，常常是“超负荷运转”。在农村，下地回来。男人抽烟休息，女人却得做饭、洗衣、喂猪、哄孩子。在城市，女人在八小时工作之余，也是如此。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女职工一般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平均每天为3.7个小时，休息日为7.3个小时。一些中年女性家庭负担更重，她们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照顾。许多人白天忙公务，晚上干家务，一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由于家务劳动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少有时间坐下来看书学习，搞智力投资，也就影响了她们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降低了她们成长的速度。

第三、是女性的自我压抑。社会因素、家庭制约是影响女性成才的外因，内因则是女性本身的自我压抑。这种自我压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自卑心理重。一部分女性由于受旧观念支配，往往认为女性天生愚笨,在智力比不上男性，产生自卑心理。在工作上，女性认为自己不如男人，怀疑自己的能力，低估自己的水平，不敢挑大梁、领着干，在事业上自卑。此外，在生活与工作中，一遇到阻力和困难，女性就就丧失信心，畏缩不前，没有后功和韧性，意志上自卑。

(2)依附心理强。女性总是把事业、命运、前途系在丈夫、子女身上，甘愿自我牺牲，放弃追求，事业上保丈夫、生活上保孩子，望夫得志，望子成龙，希望通过丈夫和子女的成功和体现自己的价值。只要丈夫、子女有所成就、出人头地，自己就心满意足，过份地依赖家庭。在事业上，女性企图依赖社会、单位给自己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和特殊照顾，不想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更好的境遇，工作上不愿独挡一面，甘当助手和配角；企图依赖社会解决妇女地位问题，实现男女平等，而很少想到靠自己去抗争，靠自己的力量去取得平等地位。

(3)文化素质差。女性文化素质是女性择业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女性成才的基础。然而我国女性的文化素质普遍较差，在我国的两亿文盲中有70%是女性,接受教育的女性升学率低于男性,从小学到大学人数递减,在小学,男女生比例为1:1,进入初中,男女生比例为5:2,到了高中,男女生比例为3:1,在大学生中,女生只占23.6%,女研究生的所占的比例更低,不到15%。很显然，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根本不能谈到女性成才与否的。

２、女性成才的途径：

女性成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既要有强大的舆论氛围，又要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既有教育问题，又有女性自身努力问题，后者是女性成才的关键。

首先，要优化外部环境，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促进女性成才，在强化自身素质的同时，必须优化外部环境。

一是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宣传党和政府有关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宣传女性在人口再生产中的贡献，承认生育、抚育孩子所付出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使社会承认女性的劳动价值。宣传男女平等，彻底扫除重男轻女的陈腐观念，努力形成尊重女性劳动，支持女性成才的社会风尚。要宣传女性成才的典范和女性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为女性“正名”，转变对女性的社会偏见。此外，还要大力宣传女性培养和选拔工作的典型，总结和推广她们的经验和作法，增强各级党组织培养和选拔女性人才的自觉性。

二是形成优越的工作环境。在工作安排上，要正视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尽可能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等特殊时期尽可能地予以照顾。在工作过程中，要针对女性自尊心强、害怕自己受歧视的特点，尊重女性，特别平等地对待她们，尊重她们的人格，经常为她们出主意，想办法，解难题。要帮助和鼓励她们，使她们能充分地表现自我，激发出她们的进取信念。在她们的工作受到干扰、利益受到侵害时，要敢于为她们仗义执言，积极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三是构筑适宜的教育环境。要抓好女性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女童的入学率，减少女童的流失和辍学，做好城乡女性的扫盲工作，提高女性的最基础教育水平。要抓好女职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女性在就业方面的竞争力。在培养女性高级专门人才下功夫，改变女性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所占比例过低的问题，以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为女性成才创造条件。

四是优化家务管理环境。无论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还是社会怎样提倡男女共担家务，女性由于历史和生理的原因，都要承担较多的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繁重”往往成为困扰职业女性的一大烦恼。因此，女性必须学会科学地管理家务，向管理要时间、要效率，把复杂的家务劳动简单化，用较少的时间和力气，取得较大的家务劳动效益，这必将为女性换来更多的时间，使她们有更大的可能走上成功之路。

其次，强化女性的自身素质：

第一、自强、积极进取，坚韧不拔的毅力是女性成才的内在力量。女性不仅要执着地进取，而且要有百折不回地克服来自社会、家庭、自身生理特点等种种困难的毅力，不如此，就难以做到有所作为。居里夫人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取得一点镭，整天整夜关在小屋里坚持从沥青中提炼镭。林巧稚为了献身自己所热爱的妇产科医学事业，决心终生独身。只有如此执着热爱事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取得成就。

江苏东方院线:东方速度 第5篇

今年7月份,江苏东方影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东方院线)先后有五家影城相继开业。此外,该院线还在江苏的无锡、淮安以及浙江宁波、安徽芜湖等地有多个项目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年内将全部开业,今明两年,江苏东方院线已确定新增影院20座、银幕200块,银幕总数达到300多块” 江苏东方院线董事长林民杰告诉《综艺》。

蓄谋

江苏省曾经是国内票房大省,但与其他地方一样,自上世纪90年代,江苏电影市场陷入低迷期。2002年,院线制推行之初,江苏省组建了江苏扬子院线、东方院线和盛世亚细亚三个院线公司,到2005年,出于市场发展需要,江苏扬子院线与江苏东方院线合并重组,股东为江苏省电影公司、南京市电影公司、南京宇鸿影视传媒集团和中影集团公司。值得注意的是,江苏东方院线首次将民营企业“南京宇鸿影视传媒集团”引入到“体制内”。“该公司有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的背景,可以为院线的扩建提供设备支持,同时又顺应了公司内部体制更新的需要。从长远发展考虑,才吸收其加入。”从林民杰的话语中不难窥见,该院线在当年重组之时,便已经在酝酿扩建事宜。

重组后的江苏东方院线旗下共有29座影院,其中以原江苏省电影公司和南京市电影公司的加盟影院为主,“只有三四座是新院线公司直接投资的新型影院,在经营管理和运营方面遇到不少麻烦。院线公司之所以要加大自建影院力度,加快院线和影院的资本转化,使院线的股份能够进到入大部分影院中,就是为了能真正达到 ‘四个统一’,以便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求生存和发展。”

此时,国内电影市场急速发展,江苏省本地电影市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态势。除了江苏东方院线,原来的江苏盛世横店亚细亚院线公司和江苏广电集团旗下的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重组为江苏蓝海亚细亚院线分食本地市场,省外的院线也纷纷盯上这块诱人的蛋糕。“这和江苏市场的不断放开以及本地的巨大市场潜力有很大的关系。”据林民杰介绍,不久,总部在上海的联和院线、大光明和世纪环球院线,以及总部在北京的中影星美、万达院线等蜂拥入驻江苏。“虽然当时我们的市场份额在江苏省一直排在第一位,但如果不能快速发展,必然会被其他院线赶超甚至挤垮。此外,从这些院线,特别是院线影院资产一体化的万达院线,让我们看到了资产联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融资

用紧密的资产联结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这是江苏东方院线加快扩建步伐的初衷。2005年董事会做出这一决议后,很快开始着手落实。“但建设影院需要很多条件,中间也遇到很多困难。”林民杰说。

首先是资金问题。 “这方面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我们的母公司都是做电影的,对于影院市场的发展前途有非常清晰的认识,所以在建设资金方面给予了很大帮助。”据悉,江苏东方院线新建影院的资本来源主要是基于与中影集团的战略合作。在目前20个已确定的新建项目当中,有13个项目中影集团均持有51%的股份。 “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中影集团是我们的股东,合作起来比较方便。其次,他们实力很强大,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的有利后盾。第三,当时中影正在确立兴建影院的思路,正好和我们的战略相吻合。”

除了与中影集团的合作之外,江苏东方院线的其他股东也分别在新建影院中投入了大量资金。“院线的目的不是控股,而是实力的扩张与有效的管理。用有限的资金进行最大范围的资产联合,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建影院数量并有效增强院线实力,因为管理方面主要还是由我们负责落实。”

新建影院需要和商业中心的地产商建立合作关系,江苏东方院线虽然是江苏电影市场的“老大”,但在全国范围内毕竟还处于中等水平,再加上其他实力院线的竞争,地产商有时会对合作协议产生迟疑。“但随着我们的实力和品牌不断做大,与地产商的合作也会越来越顺利。”除了单纯租用场地的合作模式,江苏东方院线与香港联盛集团还有资本方面的合作。“租用他们的场地,他们在自己场地建立的五家影院都会有股份加入,不过只有20%左右。这是香港联盛主动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很看好电影院这块市场。”

扩张

据林民杰介绍,除了7月份新开业的5座新影院,另外15家新建影院将于今明两年陆续开业。“关键是看地产商什么时候交房。就像这次一个月内连开5座影院,并不是特意筹划的,而是刚巧赶在一起而已。”当问及未来影院的发展方向时,林民杰说:“对内,主要是细化到县级城市。对外则要走出江苏,面向华东。”据林民杰透露,在已经开业和正在筹建的20个项目当中,有四分之一在县级市。“目前二级城市和县级市的市场还比较空白,而且很多县级市,特别是苏南地区的城镇,经济比较发达,居民消费能力高,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比如刚刚开业的沭阳三匹马国际电影城,一天的票房就能够达到五万元,对于县级市来说,这样的成绩还是比较突出的。”

对于省外扩张策略,林民杰则表示,“主要立足于华东地区。这里毕竟是我们的大本营,要首先将自己的区域经营好,才有可能向外发展壮大。”据了解,江苏东方院线目前在外省的项目主要分布在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华东省份。“但任何院线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更广范地向外扩张,而且现在影院市场的空白点还有很多,我们也不会仅仅将自己局限在华东地区。主要要看是否有合适的项目。”

由于江苏东方属于较早成立的国有背景院线公司,在成立之初,其旗下加盟的影院大部分都是老式单厅影院,这也成为了制约院线票房收入的的重要因素。因此,江苏东方院线在努力增加自建影院、扩大经营范围的同时,还积极鼓励和支持老式单厅影院进行多厅化改造。重组后,江苏东方先后有近10家影院通过改造提升了观影条件,有效提高了票房收入。今年前7个月,该院线票房累计已达6500多万元。

女性文学:女性情感的独特视角 第6篇

女性作家在文坛上应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从丁玲、冰心、萧红、张爱玲到张洁、王安忆、铁凝、张抗抗再到池莉、王海翎等一大批女作家, 她们都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 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丰硕的创作成果, 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不少女作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全国女性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各项文学界殊荣,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这些成功, 标志着女性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文学的世纪应该是两性并驾齐驱的世纪

法国女作家伍尔芙在她著名的《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表达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女人如果不拿起笔来写自己, 写他人, 写世界, 那么就只好任由男人去写自己, 让自己变成被男人写的女人。阿伦布洛克说“如果两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平等的话, 人文主义传统就是一场笑话。”这样看来如果这个世界是两性并存的世界, 那么文学的世纪也该是两性并驾齐驱的世纪, 女性必须写作, 只有女性参与创作, 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话语去体悟生命, 从而建构独属于女性生命本体的发展历程的文本, 女性才能获取有别于传统男权意识的别样的女性文学传统。

女性创作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

正如知名女作家王晓玉在“女性发展与社会和谐研讨会”上所说:女性, 以其天生细腻的感情和敏锐的洞察力在文学创造中独领风骚。她们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与审美元素。无论是从审美经验上, 还是从文体学、主题学、艺术学、思想史上, 都为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女性创造。

女性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在生存环境中所面临的事业家庭, 爱情婚姻, 自我突破等, 也正是她们“心灵的历史”和“真正的现实”, 是她们探索自身, 体验生命的心路历程。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的发表, 以其明确的性别指涉, 标志着新时期女性主义话语的初步形成, 它通过“寡妇俱乐部”里三个单身女人的故事, 揭示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真实处境:“你将格外不幸, 因为你是女人”, 其抗议性的话语表述宣泄着压抑许久的愤懑与绝望, 表达着对女性彻底解放的强烈渴望。

性爱, 它作为一个时代女性觉醒程度的试金石, 往往率先成为女作家们关注的焦点。马克思说:“性爱, 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长期以来更多的女作家也创作了大量描写性爱的优秀作品, 如张洁《爱, 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爱的权力》, 她们首先突入了长期被视作禁区的爱情领域, 显示出女性意识在长期压抑后的最初萌醒。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最后的停泊地》以充满激情的笔触记录了当代女性挣脱“非我”、走向“自我”的坎坷历程。而王安忆的“三恋” (《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 , 铁凝《玫瑰门》、《麦秸垛》则涉入了女性世界更为隐秘的领域, 揭示了原始母性的压抑状态, 从中透视出历史文化对“女性”这一特殊性别群体的生成作用, 其强烈的生命意识的贯注显示出对女性文学的历史性突破。

女作家们往往通过自己的角度, 审视女性的内部世界, 审视女性与社会的关系。她们大都回避宏大叙事, 常从“儿女情、家务事”日常支点切入社会, 从半写实、半虚构的自传角度看取生活, 善于以细腻的笔触, 微妙的感觉, 传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如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 方方的《风景》, 其主旨都在于以日常化的生活、平民化的人物, 抒写个人生活被他人他物的遮蔽与约制, 是用别样的方式对个人命运的呼唤。王海翎的被改为同名电视剧的长篇小说《牵手》, 写了变动不定的时代给家庭和婚姻带来的震动和冲撞, 以及当事人面对现状由内到外的自我调理。作品选取角度的“小”与切入生活的“近”, 都具有个性化女性写作的鲜明特征。

白烨指出, 中国新一代女性文学与过去相比, 从总体风貌看是更多地走向女性本体与主体。在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及女性本体欲望表达等方面, 表现得更为内在、明显和豁达。当许多男性作家还沉溺在“我们”的群体立场描写社会风云时, 许多女性作家却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 恣意表现由生活到文学的“这一个”。女作家笔下所呈现的世界以其特殊的表达方式, 是男性的体验、男性的认知、男性的想象与男性的书写所不能替代的无法抵达的区域。

当然, 女性对于自身的探索不会是平坦干净毫无枝杈, 而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 我们应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把男作家大胆描写性爱, 视为艺术加以推崇, 类似情节如出于女作家则视为道德败坏。女性创作不是一个封闭的形态, 而是一个开放的运作, 要包括女性所有的过失与拯救, 这表现在当今某些女性创作中确实存在着过于渲染女性性征、性描写低俗不堪、乃至把女权主义者描绘成颐指气使的女“性霸”等苗头。如70年代出生的卫慧、棉棉们。

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女性从台下走到台上的一步步艰辛的路程, 正因为如此的艰辛, 正因为今天来之不易的成就, 所以我们的社会需要倍加呵护, 给她们一个宽松的环境, 肯定她们的成绩, 允许她们探索。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理由相信,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女性解放实践的深化, 她们的历史, 必将在她们的记忆中得到真实地发露, 而她们的探索, 必将会为她们带来一个更富有创造力的未来!

参考文献

[1][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电视媒体女性角色及女性视角 第7篇

一、电视传媒中的女性形象透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女性发展带来了机遇, 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女性的发展和两性的和谐则将进一步推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但是, 当下电视媒体对女性形象的表现和传播, 仍存在男性话语霸权的环境特征, 并表现出女性角色的传统化和商品化倾向, 以及评判视角的刻板模式化, 因此, 电视传媒在宣传女性形象时, 并没有让她们获得应有的自由、自主、自立之意, 她们的主体位置依然被书写进了父权话语的体系之中, 这样, 对女性的价值体现及自身发展有极大影响。在电视媒介中, 女性的常见形象有如下几类:

一是花瓶、贤妻良母类。我们先说花瓶类, 这类女性, 完全是从男性的角度看, 女人是商品, 男人是买家, 为了体现男人是买家, 电视传媒在对这类女性形象的具体演绎时将她们的价值仅仅限定在容貌、年龄、体形上;她们的兴趣主要在化妆品、服装和首饰上;生存空间限于家庭, 生存的意义局限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上;同男性的关系界定在依顺、服从、服务、性吸引上;智力限定在追求时尚、爱情和享受上。[1]

这类女性人物被限制在家庭里或文教、服务性职业活动的背景中, 主要显示为被动、依附、温顺、柔美的形象, 是“美丽机器”或“现代版的花瓶”。无疑, 这样的定位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传统价值观念是相吻合的, 显然也包涵着对女性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

那么, 电视媒体中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理解、宽容、无私和奉献。当然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好, 关键在于媒体的出发点。有这样一个片子, 是说一个母亲, 她穿得特别破, 成天围在灶台边, 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而且是非常的乏味, 媒体歌颂这位母亲的生活, 那么电视媒体强调的是什么?电视媒体对所谓的贤妻良母的歌颂, 实际上放大了可以被社会所利用的这一方面, 使女人忽略自己, 觉得自己的价值在于家庭和对男人的奉献, 而自我的发展没有意义。电视媒体在谈到女人对家庭对男人的无私奉献的时候, 是否思考过如果这个家庭的幸福是建立在单一性别, 主要就是女性的自我牺牲方面, 那么其他的家庭成员是不是应该被认为太自私了?还有就是当一个社会要求女人去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个社会才能发展的时候, 那么这是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

二是贞女、祸水类。有形的贞洁牌坊虽然被破四旧时砸了, 无形的碑坊仍然还在人们的心中。所以电视媒体对暴力的受害者女性报道 (性暴力) 中, 往往暴力受害者被写成了贞女, 所用的词汇也是非常封建的。比如说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这样的报道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压迫, 这种精神压迫使很多女性感到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有一个最典型的报道, 是关于一个四川女孩———唐胜利的报道。这个报道出来以后, 有人做过统计, 大概又有22个女性仿效她跳楼, 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清白。这是媒介报道对社会的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把这样一个妇女受暴、妇女人权问题变成了一个个人是不是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自己能否成为贞女这样一个非常私人化的问题。在国外就不一样, 某位著名作家的海外随笔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已是午夜时分, 某美国妇女急事出门, 丈夫从昏睡中爬了起来, 将太太送至门口, 并随手递给太太几个安全套。太太出门又不是去卖淫, 随身带安全套干嘛?原来, 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因为当时已经很晚, 妇女单独出门, 有可能遭遇性侵犯, 随身携带安全套,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传染艾滋病或其他性病。这实际上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一种关爱。在丈夫看来, 万一传染艾滋病, 就等于丢失了生命, 没有什么比丢失性命更加宝贵。这实际上体现了西方人的“贞节观”。时至今日, “烈女”居然还是社会风化的一个标志。一些男人强暴女人, 另一些男人赞扬“烈女”, 二者是一样的残忍。

把女人定位于红颜祸水是非常传统的男权思想观念, 在这种观念下, 很多公共的问题都被归结为女人的问题, 比如足球队输球, 是因为女人上了足球队的车;贪官的老婆是尽吹“枕头歪风”的“红颜祸水”;就连卖淫嫖娼之类的报道也是有所偏向, 我们看到的常是这样的画面:一群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 披头散发, 狼狈不堪, 或以手遮面被驱赶着爬上警车, 或面壁站成一排似乎正被展览。卖淫, 自当处罚, 但是为什么媒体不把嫖客曝光呢?媒体在此类报道中暴露出缺乏正确的性别意识, 或者甚至于缺乏正确理解性别的意愿。

女人在法律上享有的权利, 还远不能说明她们的生存现状。男女关系上的传统观念, “长远”地腐蚀着一代又一代人, 使滚滚红尘的人们在潜意识里充塞着荒谬, 并不时显现出来, 又影响更多的人。

三是成功女性类。这类人物可以说是比较概念化的。电视媒体一谈到成功女性, 就是“女强人”。“女强人”在我们的文化环境当中, 一方面是赞赏女性的独立进取、她的那种奋斗或者在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了女强人缺少女人味。因此, 记者不光报道你在事业上的成功, 也报道你有女人味, 那么, 它实际上还是强调私人领域中的家庭角色, 尽管这是公共领域中的事业型或者成功女性。

比如在很多对成功女性的报道中, 记者肯定要提问, 你事业上这么成功, 那你是不是一个好妻子?很多女性会自然而然地谈到自己歉疚, 比如对丈夫照顾得不够多, 对孩子照顾得不够多或者家务承担得不够多, 或者觉得歉疚让丈夫也承担了家务等等。尤其是对一些公众人物的采访, 记者肯定会问, 你事业这么成功, 如果让你在事业和家庭中做一个选择,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一般的成功女性或者公众女性都会回答, 如果非要我做选择, 我会回到家庭。这样她保留了女人味, 得到一个被社会认可的形象。

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建构, 电视媒体表达了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和女性化的种种期待, 比如“什么才是男人最喜欢的女性”、“男人眼中的女人味是什么”, 对女人的要求是既要具备贤妻良母的素质, 又要自强自立, 跟上时代的步伐, 也就是说要做一个优秀的全面的女人。这体现了男性话语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叙述, 以及男权话语对女性形象的侵犯和强暴。

二、电视媒体中女性形象塑造存在问题的内外在原因

(一) 外在原因

1. 电视传媒中男性拥有信息控制权, 女性只是电视媒体信息的消费者

电视部门大多由男性把持, 他们掌握和控制着传媒及信息的发布, 比如央视的《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多数是男性。电视部门男性多自然会以其男性的视角来报道新闻及处理信息。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以下情况:

一是不把女性看作是利用信息或创造信息的主体 (或信息的来源) , 而更多地被看作是潜在的“消费者”, 女性就很难在媒体上接近她们真正需要且对她们的生活有用的信息。事实上, “女人是天生的信息传播者” (西摩·托平, 美国普利策奖评委前主席, 美国纽约时报前主编语) 。医学专家们发现, 女性的语言能力一般要强于男性, 在今天日益兴盛的媒体文化潮流中, 她们敢与男性并驾齐驱, 完全可以展现其独特的魅力。

二是角色的处理上, 男性公众人物在电视媒体报导中以“公共身分”出现, 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事件均以“男性”为中心来刻画, 而女性则在新闻报导中往往缺乏公共身分, 她们的角色经常被简化为传统的女性。生活、消费方面的报道以妇女为主体, 只要和“家庭”、“私人”有关的内容, 均以女性为对话的对象。因而, 女性通常很少在“重要”的新闻中出现, 媒体的报道很少针对女性的工作、成就、情境或需要。

三是新闻报道的“事件取向”与新闻搜集的“路线结构”上, 女性很少被报道, 即便被报道, 也被媒体以“琐碎化”或扭曲的方式报导。女性在媒体文本中再现时, 有许多是明显涉及歧视的字眼, 如以涉及不贞、淫荡的特定字眼骂人, 以非人性的字眼、宠物、男性的附属品来形容女性, 甚至在处理有关女性精英谈话时, 都会刻意附加一些情感与美学的词汇, 而类似情况在论述男性上几乎完全不曾出现。[2]凯西·波利特在《男性媒介的希拉里问题》中指出美国第一夫人也成为牺牲品。他认为“在反希拉里的传媒种类中, 大部分是为男性服务的, 他们正在维护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新闻业的确是维护男性特权的不合理旧模式的最后堡垒之一。”[3]女性形象及女性议题在主流媒体上被广泛地忽视和贬低, 即便是自60年代女权运动开展后扩展了女性在从业与政治领域的角色, 女性被媒体报道的质与量仍相当稀少, 这种女性在媒体被显著低度代表的现象, 被形容成“女性在大众媒体上的符号灭绝”。总之, 电视“媒介只是起着父权制意识形态传送带的作用, 女性受众仅仅成了一群充满虚假自觉的被动消费者。”[4]

2. 电视媒体职业中女性的弱势地位

由于组织、结构、社会及专业等因素限制, 女性新闻传播工作者的数量偏少, 只占三分之一。电视媒体高级、中级决策层中的女性比例则分别占4.4%和9.6%。女性决策者的人数与其占有总数1/3的数量相比, 比例悬殊。女性在媒体中决策地位与更显著位置上的缺席, 必然影响到它向社会宣传妇女的形象和作用。联合国秘书处顾问、性别和传媒专家玛格丽特·格兰盖指出:妇女在传媒中很少拥有高级职位, 难以影响媒体内容, 这是个民主的问题。如果妇女没有平等的机会, 就没有民主的新闻制度, 也就不可能有男女平等的社会。

(二) 内在原因

1. 性别陈规和性别秩序

父权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女性在工作和婚姻生活中男人掌握主动权, 妇女的命运只有一种即被剥夺发展自我的机会、最终只能充当家庭妇女、总是被男性压迫和剥削、最终被现实彻底毁掉的命运。“尽管男人也可以是可怜的猪猡和各自境遇的牺牲品, ……但是他总能找到另一个比他更可怜的人, 那个人就是他老婆。”[5]在这样的语境中, 电视媒介陷入了对女性形象的偏颇定义, 它不断以程式化的形象再现她们要么是纯洁而羞怯的女性, 以“性别上的柔弱无助”激发着男性的保护欲和占有欲, 要么是神秘的邪恶的妖女, 以“欲望的张力”成为男性的欲望与恐惧的对象。[6]她们成为死亡、艺术、美丽、邪恶等的化身, 但她们鲜活的自身却被抽象成了“一种思想、一类象征、一个审美对象”。[7]这种倾向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对女性社会性别的潜在成见和性别成规。同时, 电视由于其传播的影响力, 在无形中强化着男权中心文化下的性别秩序。女性秩序总是成为男性秩序表达和构筑完成之后的表达需要。电视媒体同时也在因为这种秩序成见, 即男性秩序与女性秩序的截然分野和对男性性别形象的维护动机, 牺牲着电视中的女性形象。

2. 女性的集体无意识

女性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表现为, 依然在用自己的身体迎合观看者的目光, 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被关注、被保护的位置。她们总把男性对其艰难的生存状况所表现出的义愤当成其具有充分性别意识的佐证。女性所意识到的仍然是女性的娇弱、敏感和珍贵。女性一直是通过符合男性眼中的美而得到重视和呵护, 正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言:“除了少数而外, 在她们应该怀有一种更高尚的抱负并用她们的才能和美德争得尊敬的时候, 却一心一意想激起别人的爱怜。”

由于把自己置于被保护的位置, 所以在婚姻家庭中, 不少妇女缺乏个体意识, 常为了家庭牺牲事业, 以致因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造成家庭地位的不平等, 最后是弃妇的下场。有的女性本来学历、专业和工作能力都很不错, 却一个劲要为丈夫做铺路的石子, 甘做男人的另一半 (生活主管) , 结果男人的事业有成、另有新欢的时候, 她又特别想不通, 寻死寻活, 不肯分手。几千年历史遗忘了女人所造成的女人的集体无意识, 今天依然“活”在我们中间, 它让一些女人自己自觉地从历史的主流中退却, 甘于做“第二性”与“子宫”, 自己剥夺了自己发展的机会。

三、提高电视媒体女性视角意识, 推动性别平等发展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妇女都是一支重要力量,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充分调动了广大妇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当下, 在建设和谐家庭、建设家庭文化、培育健康向上的下一代方面, 广大妇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也同样离不开妇女这支伟大力量的积极支持与广泛参与, 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社会事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 需要更多女性人才、女性能工巧匠创业、创新、创造。因此作为电视媒体, 提高性别意识, 宣传女性, 推动性别平等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 电视媒介提高性别意识

电视应制订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化和传媒政策, 提高优秀女性形象对电视媒体的占有率, 逐步建立对媒体中女性形象的评估与监督的机制, 遏制女性形象的负面效应对现实女性形象的伤害。与此同时, 让妇女的新闻进入主流新闻, 像妇女贫困、妇女健康, 还有妇女就业、男女平等的机会, 家庭暴力、种族冲突, 像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新闻要让其进入电视媒体中的要闻进行报道。

(二) 树立自强、自立、智慧的女性形象

对于女性诠释, 不只针对容貌而言, 女性形象应该是独立的、善良的、有智慧的, 有独立人格的。在女性形象上, 多表现有智慧的女性、有事业的女性。希拉里是女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事业和家庭两全, 既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又在自己的事业上有突出的成就, 她们在追求大气的“美”时, 自觉或不自觉地颠覆着男权文化的种种定义。总而言之, 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是在事业和家庭中有着非常好的平衡关系, 有智慧、懂生活。

在塑造生活中真实女性形象方面, 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栏目, 在塑造女性形象, 表现女性对社会的贡献, 表现性别平等这方面, 已经做出了非常卓越的成绩。央视媒体的《半边天》栏目主要是帮助妇女认识到自身的独立价值, 通过媒介宣传影响社会意识和建立性别平等文化, 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

(三) 电视媒体要推动性别平等

在自然力父权法则面前, 女性是多么的渺小。女性在父权的自然力面前能做什么呢?答案是什么也做不了。在这里, 人为的社会因素被当作不可更改的法则。女性性别不平等绝对不是命运的捉弄或自然的安排, 而是制度造成的恶果。因此, 电视媒体要尊重女性, 客观地反映女性的现实存在, 在建设性别平等的文化方面起到先导作用。在此向电视媒体的决策者及其从业者提出如下建议:

1. 制定关注性别问题、反映性别平等的编辑方针, 使女性的见解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反映出来。

电视媒体的决策者尤其要注重增加对女性的见解和观点的报道, 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管理和科学等方面。

2. 对电视新闻界的男女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提高他们的性别意识。

鼓励报道中的男女平等和多样性, 超越性别类型的两性形象。如, 促进媒体加强对家庭、社会中非定型的形象报道;把女性描绘成积极的、主动的行动者。制作、传播妇女领袖、普通妇女在各个领域中做出贡献的形象, 为青年女性树立榜样;避免仅限于她们的母亲形象。避免对受侵害的女性的伤害性报道;肯定女性的正面形象, 消除性别二重标准。性别平等意识必须成为基本的新闻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3. 电视媒体应实事求是地反映妇女在变化中的世界里多

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为妇女进入决策领导层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氛围。

4. 承认妇女在各种问题上都可以成为权威性信息来源、专家和评论者, 而不是局限于只能对“妇女问题”发表意见。

男性和女性视角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性别, 有些男性可能具有女性视角, 有些女性也可能具有男性视角。比如, 从女性的视角表达爱, 爱可能就是失去、痛苦和残缺, 充满了焦灼和渴望、宽容真实、理性。实际上我们谈女性视角或者男性视角, 关键就是说我们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谈问题, 如果男性视角更多的是从传统的以男权文化为主题的性别观念来看待和解释当今社会发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而女性视角比较多的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去解释社会现象, 这是男性和女性视角最大的差别。

电视传媒在社会性别角色观念和女性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 电视传媒需要以女性视角通过书写女性个人的、痛苦的, 甚至禁忌的话题来表达女性心性的魔力。走出传统、社会、道德和伦理等因素为从业人员所设定的籓篱, 做好女性节目。

早在100年前梁启超就说过:“女性开放则社会开放, 女性独立则社会独立, 女性自由则社会自由, 女性强于欧洲则国强于欧洲, 女性盛于世界则国盛于世界。”为了两性的和谐发展, 电视媒体要具有女性意识, 塑造自信的、快乐的、主动的、独立的女性形象, 珍视女性独特的经验和想法, 倾听和记录女性声音, 最后将女性文化的含义固定下来, 才能创造没有“歧视”与“偏见”的文化, 社会才会真正获得进步, 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参考文献

[1]梁冰.对女性宣传导向的一些思考[J].中国记者, 1997, 10:15-16.

[2]倪炎元.再现的政治:解读媒介对他者负面建构的策略[J].新闻学研究.

[3]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M].华夏出版社, 2000:66.

[4]多米尼克·斯特林纳提.女权主义与大众文化[M].陆扬, 王毅选编.视点: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22.

[5]munchner literaturarbeitskreis, gesprdch mit Elfriede Jelinek, in mamas pfirsiche-frauen und literstur, Munchen, 1978, H.9/10, s.174.

[6]Robin Gilmour, The Victorian Period:The lntellectual and-Cultural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30-1890, London;Longman, 1993:213.

东方女性 第8篇

索尔·贝娄(1915-2005)，是著名的美国犹太裔作家，被誉为继海明威、福克纳之后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从1938年起，在长达60余年间，贝娄共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及数部短篇小说、散文集和剧本等。1976年，贝娄因“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1]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赫索格》是贝娄步入中年后的一部力作，奠定了贝娄在美国文坛上的地位。

《赫索格》展示了一位中年美国犹太裔知识分子赫索格在经历了两次婚姻失败之后的痛苦、混乱的生活状态。该书于1964年问世以来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同时也引来诸多争议。大多数批评家都极为关注小说中的男性知识分子角色、叙事技巧及主题意旨，有的批评家认为贝娄只擅长塑造男性形象，很少能描写出血肉丰富的女性角色。到目前为止，从女性主义视角对该小说进行解读的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美国犹太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1921—2006)的理论，对小说《赫索格》中抗争传统的犹太女性进行了解读，以揭示贝娄在创作中对女权主义激进分子的强烈贬谪。

一

贝蒂·弗里丹是美国著名的犹太裔女性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具有深邃洞察力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弗里丹于1963年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女性的奥秘”[2]是弗里丹用以命名“那个无法言明的问题”的术语，即中产阶级女性所接受的把结婚生子和操持家务当作女人唯一的社会目标和幸福之源的教育，反而使其陷入挫败与绝望的困境)，强烈抨击了女性只能在家庭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虚假观念，提倡女性应该作为独立的个体生存。

贝娄是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犹太移民，骨子里烙上了深刻的民族文化痕迹。《赫索格》中的人物大都是犹太人。他对两性战争的关注与他的犹太背景是密不可分的。犹太传统中的割礼仪式便是两性间恐惧与仇恨的体现。“割礼仪式意在摆脱女性灵魂在男性身体上的附着，因此被看作战胜对与生俱来的双性同体的恐惧与仇恨的手段”。[3]此外，作为一位敏感的社会学家，贝娄注意到美国日渐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因此，他在小说《赫索格》中刻画了波琳娜与马德琳两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们是反叛犹太父权制的代表，为争取普选权、受教育权、平等权而努力。较之传统犹太女性，她们的抗争与反叛是一大进步。而贝娄却从小说主人公赫索格的角度讽刺并贬谪了这两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二

美国妇女为争取自身解放，争取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第一次浪潮兴起于19世纪中叶，美国女权主义先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获得了普选权。之后，运动高潮逐渐平息，妇女解放运动曾一度停滞不前。贝娄对笔下的波琳娜虽然着墨不多，但她的形象却栩栩如生。波琳娜是美国的第一代俄国籍犹太移民，年轻的时候是一位“住在俄亥俄州赞斯维尔”的现代女性。她身上有着她那一代人中的解放女性所特有的生硬与严肃。“她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生活严肃得像个教徒……而且她也是个很专横的女人。她节俭、古板、清洁、高雅，而且盛气凌人”。她发现赫索格的风流韵事后，用意第绪语指责他：“你打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流浪汉———一个放荡鬼……你总不能为了这班女人———妓女———丢下一个老婆，一个儿子呀!”身为女权主义者，波琳娜憎恨赫索格对婚姻不忠诚、对家庭不负责的做法。因此，她抛开岳母的慈祥对赫索格厉声训斥，俨然一个专横的“暴君”。令人惋惜的是，她曾经“漂亮、跋扈，从头到尾是个妇女参政主义者和‘现代女性’”，后来却变成一个“带着夹鼻眼镜、满头白发”的老妪，只能在家看电视织毛衣，“完全忘记了在俄亥俄州的赞斯维尔所度过的五十年岁月”。作为一个敏感的社会学家，贝娄借波琳娜的变化批评了早期女权主义者抗争的不彻底态度。

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二战以后，特别是进入六七十年代时，女权运动更是席卷欧美，震动世界。[4]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上认为，激进的女性主义以1963年弗里丹的代表作《女性的奥秘》为标志，“以两性分裂为基本出发点，强调两性冲突和两性剥削”。[5]小说《赫索格》中的马德琳便是这样一位彻头彻尾的激进分子。

在美国长大的犹太女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她们可能“不再信奉犹太教，不再遵循犹太传统”，[6]如马德琳这位犹太女性知识分子一时兴起放弃基督教，转而皈依了天主教。她要求犹太裔教授赫索格在天主教堂与她举行婚礼，并且将来的孩子也要接受天主教的洗礼。然而，马德琳的天主情结在婚后很快被为准备斯拉夫语的博士学位考试而替代。贝娄借赫索格之口讥讽马德琳：“她确有宗教感情，但她更感兴趣的是在社会上往上爬和出风头。”马德琳调戏宗教的做法，正是美国第二代犹太移民反叛宗教传统的体现。

女性角色向来被定义为贤妻良母。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女性逐渐获得了受教育权，对学术知识及社会地位的追求热情也迅速高涨。马德琳是贝娄笔下的第一个女博士，“她认为自己年轻漂亮，聪明能干，而且生气勃勃，善于交际，决不该在伯克夏这样的穷乡僻壤埋没掉。她决定读完她的斯拉夫语研究生课程”。她不愿意为丈夫牺牲自我，反而同他展开了学术竞争。她先是让在学术界有着极好声誉的赫索格辞去大学教职，“因为她认为他应该如此”，赫索格后来才意识到“马德琳骗我离开学术界，原来是为了自己想混进去，进去后就砰的一下关上大门，她现在仍在里面，还在那儿说我的是非长短”。而后她以学术为理由，要求丈夫承担家务以便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赫索格向埃维德医生这样描述：“凡是我说到屋子里脏，屋子里臭，她就认为这是我在批评她好学的愿望，是迫使她回到家务劳动中去，是不尊重她的人权……”马德琳对知识显示出异乎常人的兴趣：“她要读完她的斯拉夫语的学位，她选了大约十门语言学的课。而且她又对梵文产生了兴趣。”马德琳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她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附属物来生活。为了体面显赫的社会地位，她与赫索格最信赖的朋友格斯贝奇私通，把赫索格撵出了家门，独占了他的房子，甚至企图剥夺他探望女儿琼妮的权利，从精神上、情感上和经济上都给予赫索格最大限度的折磨与打击。贝娄对马德琳大加讽刺：“她上天入地，苦心孤诣地去找的，正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丈夫。她要找这样一个丈夫，是为了要折磨他，凌辱他，打得他趴在地上，用她那恶狠狠的脚，直踢得他脑浆涂地。”

结语

小说《赫索格》中对波琳娜与马德琳两个角色的刻画，揭示了贝娄对女权主义激进分子的强烈讽刺与贬谪。激进女权主义将两性置于尖锐对立的局面的主张，只会将妇女解放运动引向一个死胡同。女性如果不懂得争取男性的支持，只会使两性的关系不断恶化，最终导致两败俱伤。贝娄以一个社会学家的敏感性和前瞻性，试图为妇女解放运动寻找到一个新的出口———寻求男性的帮助与合作，使两性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摘要：本文采用美国犹太裔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的理论, 对贝娄小说《赫索格》中抗争“女性的奥秘”的波琳娜与马德琳两位犹太女性进行了女性主义解读, 表现了贝娄对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两性关系等问题的认识, 揭示了他对女权主义激进分子的强烈贬谪。

关键词：《赫索格》,“女性的奥秘”,女权主义,激进分子,犹太女性

参考文献

[1]索尔·贝娄.赫索格[M].桂林:漓江出版社, 1984.1.

[2]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Inc., 1973.3.

[3]刘洪一.情爱与性战——贝娄人物的两性意识[J].求是学刊, 1989, (1) :77.

[4]刘小平.略论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1998, (4) :83.

[5]潘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特色[J].湖南社会科学, 2003, (1) :129.

东方女性 第9篇

《喜福会》是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 出版上市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连续八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而根据其改编的同名电影, 也扬名国际影坛, 特别受到了东方观众的赞赏。小说描写了四位性格、命运各异的中国女性移居美国, 以及她们各自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的生活经历。影片虽然以母女亲情, 家庭伦理为叙事的主线, 但其中关于东西方女性婚姻观念的描写也十分精彩, 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本文就影片中的东方女性在不同社会背景影响下的婚姻价值观念进行了初步分析。

二、旧社会东方传统女性的婚姻观念

在《喜福会》这部电影中, 创作者着重笔墨表现了三位挣扎在中国传统婚姻下的女性形象, 从女性自我觉醒的角度审视了封建男权主义压迫的女性婚姻。封建主义社会时期, 为整个社会所倡导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婚姻价值观念使得中国女性完全丧失了自主选择结婚对象的权利。而在离婚方面, 女性仍旧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长期以来, 中国传统女性的婚姻观念一直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处境当中,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女性婚后生活的幸福程度。《喜福会》中不管是尚在襁褓中就被许配给洪家作儿媳的龚琳达还是第一次婚姻就嫁给“十恶不赦的男人”的莹莹, 二者失败的婚姻经历完全是由于封建社会对于女性婚姻自主权利忽视而造成的。《喜福会》中关于三位女性在封建婚姻中的悲惨境遇描写不仅仅揭示了封建社会文化对于女性婚姻自主观念的完全忽视, 更深刻抨击了封建文化对于女性尊严的严重践踏。从小就在母亲“三从四德”观念教导下长大的龚琳达, 在嫁到婆家做了童养媳之后, 恪守封建婚姻的礼教, 一心只想取悦婆婆和丈夫, 年纪远没有到适婚年龄的丈夫对于传宗接代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婆婆却将“没有生出儿子”归咎于她, 百般责难, 甚至将其软禁起来, 实施精神与身体上的双重虐待。备受打击的琳达对于自己恪守的传统婚姻观念也开始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通过努力, 移民至美国, 最终摆脱了封建婚姻对自己的迫害。另一位女性莹莹, 嫁给了完全没有婚姻道德的丈夫, 这位婚前“浪漫”, 婚后卑劣的恶棍, 对她实施着精神与身体上的双重虐待, 而根本没有婚姻自主权利的莹莹, 为了从这种痛苦的婚姻之中解脱出来, 竟然只能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溺死在澡盆之中, 这种痛苦在多年之后仍然在折磨着这位美丽的东方女性。在母亲改嫁后的家中, 安梅终于了解到母亲无奈改嫁的实情, 母亲则在除夕之夜以自杀为代价, 用自己的生命去争取女儿的权益。惨痛代价的胜利, 是旧社会东方女性在男权统治下的无奈的血泪抗争。

三、夹缝中生存的华裔女性婚姻价值观

进入美国社会的华裔女性, 虽然接受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关于女性自强, 平等之类的先进意识, 并且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美国主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但在东西方文化冲突明显的美国社会, 其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婚姻价值观念是否帮助她们获得了幸福的婚姻生活呢?电影《喜福会》中对于第二代在美国出生成长起来的华裔女性婚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刻画。许露丝和丽娜是典型的第二代华裔女性, 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 接受的是美国传统教育, 但在家庭生活中, 母亲的东方式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也时刻影响着她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夹缝中生存的华裔东方女性通过失败, 抗争, 觉醒, 新生这样的历程才最终找到自己的幸福。许露丝由于婚前就和丈夫泰德将二人的关系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 将自己定位于事事顺从的“贤妻良母”, 而丈夫在事业失败之后, 他作为白人和男性的优越感荡然无存, 于是他开始制造各种事端来逼迫露丝与其解除婚姻关系。丽娜作为职业女性的典范, 在事业上富有进取心和创造力, 但在婚姻问题上同样无法摆脱传统女性观念和现代女性思想相冲突的困惑。男权主义使得她的丈夫在家庭生活中无视丽娜对家庭的贡献, 不管是平分家用还是分摊房租, 对于自己的妻子, 他都缺乏应有的尊重和重视。故事的结尾, 母亲在阴暗的房间了碰倒了茶几, 并将花瓶打碎, 显然就预示着丽娜的婚姻一开始就没有相互尊重这个最为重要的基础, 所以婚姻的破裂也是迟早的事情。

四、结论

构建幸福和谐的婚姻生活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考虑的问题。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女性应当如何学习和尝试为自己找寻婚姻的幸福之路, 《喜福会》中的女性形象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本。

参考文献

[1]章晓宇:《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关照下的〈喜福会〉》, 《山花》, 2008年第24期。

和女性有关？和女性无关！ 第10篇

女性独有或非女性独有?实际上，魏蔚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与其和性别差异挂上点“小钩”，倒不如说和性格有更直接的关系。

就像麦肯锡《女性至关重要》(Women Mater)那篇报告里的一则调查所说明的那样：比起没有女性参与的高管层，平均而言，有三个或更多位女性高管的企业，其组织指标的各项得分往往更高，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比例高的公司的财务表现更好——这并非直接说明女人使得公司更好，而是女性参与带来决策的多元和完整性，可以让事情更符合世界本身的发展逻辑。

魏蔚在工作中体现了很多她的与众不同之处，哪些是女性独有?哪些是个人特点?哪些要女性尤为注意?也许作为《女性至关重要》报告的参与者、“铂菁女生”的负责人以及一个真实的女性高管，魏蔚能给我们一些答案。

1女性言谈更生动，能让别人记住?

“这不是女性特质，更多是我的客户教我的，也是点点滴滴积累所得。”

我看过魏蔚主导完成的名为“成长的烦恼”的讨论文件。它把所有经历高速“成长期”的企业面临的挑战和青年人快速成长期面临的问题做了类比，也提了不少适用于两者的解决方法。这份PPT很有趣。暂且抛开人在成长期中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应到企业成长期上的。单是看魏蔚对人成长期遇到问题的观察，就发现她是那样敏锐，比如：“对‘我是谁’感到困惑一方面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又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一方面，孩子对于应该向父母要求获得多大的独立性产生矛盾心理；另一方面，父母对‘放手’的程度也产生矛盾心理。”“蔑视权力和大人，小集团意识，不能容忍差异。”这不正是成长期的准确描述?

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也发现，魏蔚特别善于运用那些鲜活的说法，总是让你一听就懂，能“抓住感觉”(魏蔚同事语)。

不过，魏蔚却说这是她在职业后期训练出来的，“我们做咨询的，和别人谈了一场，总要让他们能听进去，学走两三样东西。”魏蔚说。

2女性更善于细节上的言传身教?

“的确，男性更善于直接发号施令，而女性更愿意开会听大家怎么说。然后做决定。男性的民主有时是假象，实际他们已经想好怎么说了(笑)。男性宏观一些，大方向拿完了，很多交给下面去做，女性虽然做完决定了，但是很多事情会亲历亲为。”

北京大学的房瑶是2008年选拔出来的“铂菁女生”，她参加了“铂菁女生”的所有活动。从参加选拔赛那天接受魏蔚颁奖、和她握手开始，到在上海参加“世界女性论坛亚洲大会”，魏蔚和她们同坐同休共同生活了三天；从在法国魏蔚帮她们找购物美食的地点，到麦肯锡实习阶段，参加魏蔚主导的一些项目。房瑶对魏蔚的认识是一点点多层次打开的，在她过年期间写给魏蔚的一封信中，房瑶感叹了这种直白朴素的近距离接触对她的影响，她看到的是一个亲切的社会化的魏蔚和雷厉风行的具有领导力的魏蔚复杂却自然地构成在一起，这让很多事情豁然开朗。

“前一段我面临大学毕业后是找工作还是保研的问题，很困惑，就给魏蔚打了个电话，”房瑶回忆魏蔚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当时魏蔚可能不在座位上，没有接到我的电话，我就留了言。在麦肯锡，大家真的都很忙，何况魏蔚这样的高层。我没有期盼她回电话给我，很快就把这事情给放下了。结果半个小时后，魏蔚用手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当时有事没有接到，后来她还追加了短信，说：“房瑶，我马上又有事情了，半个小时后再打给你——魏蔚。”结果，电话真的如约打来，魏蔚和房瑶说了有40分钟。

3女性更善变?

“在与一些女性高管做完访谈之后，我的确看到，善变是女性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个女性高层做决定，24小时后又变了，这是让人比较头疼的事。”

魏蔚说自己个性方面可能比较中规中矩，言出，必行。不爱变。但是在和一些女性高管做访谈之后，她的确发现，女性的善变是比较鲜明的特点，“男性相对来讲，一旦拿定主意，不大受环境影响，而女性则比较善变。”虽然灵活是一种优点，但会带来麻烦。

“在麦肯锡的文化中，consistency是很明确的一种风格。保持一致性，这对我们来说是个硬规矩，它和我们的工作性质有关，指导项目组做项目，变化对于团队来讲是相当大的负载，如果明天改变主意，那么今天做的工作就用不上了。所以需要尽可能保持决策和主体思路的一致性。”

对于善变的女性领导者，想要避免太大的企业冲突，比较好的办法是找一个和她一样灵活的执行者互相配合，或者找一个决策力很强的人去和她互补。不过，说到自己是如何克服善变的，魏蔚说：“如果你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就不会总变了。当我还在做咨询顾问的时候，就经常在走廊上听到别的咨询顾问说，‘这个董事老变，我不和他做项目了。’我当时就想，一定得避免这种情况啊。”

编辑手记

准备给魏蔚的采访提纲之前，我们打电话给一位曾两三年前采访过她的记者，询问她对魏蔚的印象，我的那位前同事，一位相当资深的记者当时用四个字回答我——“人中龙凤”。

之后。我战战兢兢地见了魏蔚三次。

第一次是以旁听记者的身份参与《职场》的主办单位——中国经营报记者对她的采访，主题是关于民营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应对之道。民营企业虽不是通信行业出身的她的专长，但也许是刚从广州某民营企业论坛做了一系列访谈回来，工作状态下的魏蔚显得特别地饱含热诚。而也许和我在旁观位置很放松有关，我一直觉得在看林青霞给我们讲商业，觉得十分有趣。

第二次“见面”是在春节前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大年二十八。虽然知道她次日还是会到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但是我们还是决定提前一天通过视频进行采访，以便让她在北京繁忙的时间能宽裕一点。记得当时我们坐在麦肯锡北京办公室和魏蔚视频连线，她则坐在上海的阳光下。这次的谈话主题是女性领导者以及她倡导并推行的“铂菁女生”。这天，也许说的是自己正着力于的“业余”事业，魏蔚显得非常雀跃和放松。

第三次见面主要为了拍摄，时间选在元宵节隔天，在她每次到北京出差时都会住的酒店进行。而就在元宵节，魏蔚还辗转了郑州、石家庄、北京三个城市，这个节过得很热闹。

魏蔚声音醇和，从摄影师的角度，她最大特点是皮肤好以及眼睛很剔透，在去年的“铂菁女生”、北大学生房瑶的眼中，她是一位多面化的职业偶像，而在我眼中，却是一份待寻找其成功答案的问卷。显然，她还是—套特别难答的题，三次也不足以让人了解，首先，光是还原一个漂亮又优秀女生成长中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就让人为难，更何况，她不仅仅是漂亮和优秀，她还很生动——她在解答复杂问题时，常常有各种来自生活中的、让人会心大笑的引申，她还有一种总结事物原因和规律的本能，比如摄影师让她看两组照片，一组是手环抱胸前，一组是上手自然下垂，大家看过都只是模糊地觉得手环抱胸前更好看，可是魏蔚却能自言自语：“哦，原来虽然双手下垂是自然的姿态，但看上去重心不稳，所以不好看”和她说话，你会一直有种被“开窍”的感觉，只是可惜这种生动的综合感官，文字不能反映出来。

东方女性 第11篇

有学者这样解释女性意识:“一是指影片编导或影片文本中应蕴含、具有和体现出女性独立自主、自强自重的精神气质和男女平等, 互敬互补的平权意识。二是指影片编导和影片文本不把女性形象作为男性的被动观赏对象, 而是力求刻画和呈现女性自我的命运遭遇、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的形象塑造仪式。”[1]在李玉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着重体现在后者。她呈现的是对于女性自我命运和情感的关注。

李玉2001年的《今年夏天》、2005年的《红颜》以及2007年的《苹果》, 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关注女性生活和女性情感, 获得了国内外的好评。

一

女性生存的环境和状态是李玉所关注的世界, 对女性生存环境的描绘和生存状态的关注成了她基本的美学追求。这一美学追求影响到李玉的电影对于表现对象的选择:她对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边缘女性情有独钟, 李玉的影片中塑造的都是弱势、卑微、甚至受到损害的女性, 她们处于都市的角落里或者小城镇里既迷茫又困惑, 被现实生活所伤害。这些女性形象因其社会地位的低下而处于一种被居高临下观看的境地。但是, 当现实社会将她们彻底伤害过后, 她们最终选择的是独立和坚强地依靠自己继续生存。在她的三部作品里, 女性都是以一种弱势的形象出现:《今年夏天》中的被人视为异类的女同性恋者, 《红颜》中未婚先孕的少女小云, 《苹果》中的洗脚妹刘苹果。她们都是处于男权阴影下的女性。

《今年夏天》讲述了大象饲养员小群与服装店的小玲两个女孩子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部影片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真实的展示了女同性恋这个群体的生活和她们与社会的关系。在剧中, 她们的社会角色相当尴尬, 小群的同性恋身份总是夹杂在别人异样的眼光和母亲及哥哥的催促之中。一方面她妥协, 迫于压力, 敷衍着去见一个又一个相亲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 她又坚持抵制着社会的压力执意要和自己真正所爱的女人小玲在一起。母亲由一开始的完全无法接受, 到最终慢慢地理解, 导演完成了一次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对话, 用现实的冷静表达女性内心在现实世界中的孤独感。

《红颜》里的小云在青春期偷食禁果导致怀孕, 于是来自传统的压力一直伴随了她往后的生活, 给她的生活打上了一个耻辱的烙印, 她没有力量还击, 只能忍受着社会的流言蜚语和亲人的不理解。他者歧视的目光, 传统道德观念的压力, 都让她对于自我价值的认定产生怀疑和迷茫。她唯一的温暖来自10岁小男孩小勇, 但最发现小勇竟然是自己当年生下的孩子的事实真相, 现实的残酷又逼迫小云无法继续在小镇上生活, 最终以选择了离开小镇的方式来作为解脱, 这样的解脱也正是新的生活的开始。《红颜》讲述的是一个陷入精神困境的中国女人的故事, 但结局又是充满希望的。处于传统道德压力下的中国女人, 最终选择的是抛弃过去离开故地, 在新的地方重新构建生活。

到了新片《苹果》中, 导演同样塑造了一个深受现实伤害的女子刘苹果。她身为一个社会底层的洗脚妹, 弱势、卑微, 一心只想干好本职工作在北京这个城市有个立足之地。但是由于丈夫的贪婪以及对于家庭的委曲求全使得她无奈地生下了一个荒唐的孩子, 她面对生活无奈又不知所措。从最初无知地对梁先生和丈夫的妥协, 到后来面对丈夫种种无理要求的隐忍, 再到最终决绝地抗争, 选择了抱着孩子离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弱势女子在男权阴影下寻找精神出路的过程。

如倪震所言:“……女性导演更自觉地从性别意义上重新把女性挽救出来, 从形象的独立性到电影语言的特殊性上表达女性独立的感觉, 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李玉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导演, 有人称之为“新女性主义导演”。的确, 她在电影中塑造的这些女性的形象, 都有着相似的特征和同样的命运。她们起初并非独立的, 而是弱势的, 是受到损害的对象。但是她们在现实中不断地成长, 在困境中生存, 一直在寻找自我的精神出路。在被现实伤害的迷茫过后, 坚决地选择了独立和坚强。

二

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指出:“电影作为一种表象性的叙事语言, 在大众娱乐、商业化形势下, 尤其是男性化的社会意识形态下, 通过它特有的视听语言语法和修辞策略使女性成为社会主体的色情消费对象, 为男性的神经官能服务。”因此劳拉·穆尔维主张“消除通俗电影的乐趣, 使女人摆脱充当男性凝视的客体对象的地位, 使观众对电影镜头产生辨证的、超越激情的理性, 而不再将女人物化为男性观看的对象。”[3]李玉的作品自觉地立足于女性的视角, 打破了传统电影中的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模式。观众看到的不仅仅再是把女性作为快感来源的“色情奇观”, 也不是男性“凝视”下的欲望世界, 而是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 女性自我的表达, 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萌现。李玉的电影里“观看”是一种叙事的策略, 仔细阅读文本, 可以发现导演将“观看”作为一种隐型的武器, 李玉无意对男性进行声讨和谴责, 而是一种怜悯和嘲笑, 这也正是她作品的一个巨大的杀伤力。它提醒了男性观众反观和反省对女性的态度, 激励女性勇敢地追求人生目标和自我价值。

在李玉的作品里, 男性的力量总是缺失的。女性作为被“观看”的对象, 反而以她们的柔弱却坚强的个性反衬出男性的软弱, 以她们自身的完整反衬出男性的缺憾。《今年夏天》里, 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男人的镜头。片中三个年轻的女性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她们的父亲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很平凡的父亲。其中一个父亲是对女儿进行了性侵犯, 另一个父亲是有了外遇并且很尴尬地跪在了母亲面前, 还有一个是父亲同母亲离了婚。选择同性恋是她们遭受到男性伤害后, 充满失望地找到的一个出口。导演把女同性恋者的感情和无助赤裸裸地剖析给观众观看, 让人思考, 造成这些女人痛苦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在《红颜》中, 这种“观看”更加典型。小云身为一个戏曲演员, 却被无奈地要求在台上唱着恶俗的流行歌曲, 台下男人们低俗的起哄形成了一种侮辱性的观看。她的内心已在男人的目光中磨得粗糙而麻木, 就像她受到情人的老婆一家的侮辱之后, 她静静的在群众的“观看”下离去, 然后她坐在床上, 不知所措的吃着苹果, 对生活, 她无以应对, 只能默默地承受。影片中的男人几乎沦为精神侏儒化的抽象符号, 在这部作品里, 男人应该担起的责任竟然需要由一个未成年的懵懂的小男孩来承担。她的生活中没有温暖和爱情可言, 与她亲近的男人都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 她和男孩小勇之间微妙的感情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亮点, 却被无情的事实所抹杀。最终她的离开是最好的选择了。到了《苹果》, 李玉所塑造的“观看”对象是拥有着美丽容貌的底层洗脚妹, 一个挣扎在生活边缘女性形象, 在这部影片里, 除了有和《今年夏天》、《红颜》一样的对于女性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观看”, 导演还加入了更为大胆的“观看”, 她毫不避讳地将性爱场面也作为“观看”之一, 这正是其创作观念的大胆和前卫之处。这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这些场面有没必要?我认为并非导演刻意制造卖点和噱头, 而是将它们作为必要的叙事环节, 导演摆脱了世俗观念的禁忌和限制, 在尊重女性的前提下, 将女性内在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更加真实地呈现出来。影片中的两个男性, 一个象征着狡诈和不负责任, 另一个象征着霸权, 他们都给一心只想努力平淡生活的刘苹果以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把她困在城市中的压力下茫然不知所措。最终, 她抱着孩子离开城市, 离开这两个男人的生活, 也算是觉醒之后的一种反击。

李玉的作品里, 选择了这样以女性的被“观看”作为一种自我陈述的策略, 不但是她大胆且前卫的表现, 更是她作品敏锐的地方。通过女性的情感来反衬男性力量的缺失, 通过女性的柔弱和最终走向坚强独立来反衬男性的懦弱。在现代社会和伦理下, 李玉选择了这样的目光来敏锐地表达自己的女性意识和情感。

三

除了在于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叙事策略之外, 李玉表达自己的女性意识和情感的手段还在于她在电影中浓浓的写实主义风格。写实主义主张以冷静的写实手法呈现中下阶层的生活。在形式上, 大部分的写实主义电影大量采用实景拍摄与自然光, 运用非职业演员表演与讲究自然的生活细节描写, 带有不加粉饰的真实感。很多新生代导演们的作品都有写实主义的特征, 比如张元早期将镜头对准城市角落边缘人的电影就被冠之“城市写实主义”, 那么我们姑且也可以将李玉这些充满女性意识和情感的电影称之为“女性写实主义”:以冷静的写实手法呈现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生活, 关注和体恤被忽视的女性。

李玉早期拍记录片起家, 拍摄了《姐姐》、《守望》、《光荣与梦想》等记录片, 其记录片曾受到美国记录片大师怀斯曼的称赞。由于她长期从事拍摄记录片的经历, 使得她在后来转行拍摄电影也带有浓浓的记实风格。“我并不是说我拍的就很真实, 但我在尽量地靠近它。”正如李玉自己所言, 她的影片并不一定遵循了写实主义的种种特征, 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地以最真实的状态来呈现女性, 她用诚实的目光观察现实社会中的女性, 不但包括她们的客观生存环境, 还包括女性的心灵。

李玉的第一部作品《今年夏天》, 由于缺少资金, 显得略为粗糙和稚嫩, 但依然以它独特的写实主义风格和女性题材引起了影坛的重视。全部用非职业演员出演、事先没有固定剧本即兴发挥、大量长镜头的运用, 这些都使得这部电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记录片。导演讲述女同性恋的故事却丝毫不见猎奇和夸大, 而只是客观地讲述一个关于女性情感的故事。简单的画面构成和朴素的镜头剪辑, 散点式地展示女性生活的状态、细节和过程, 使得这部影片显得凝重而单纯。在影片中, 粗糙的质感, 炎热的天气, 阴郁的城市, 女人之间微妙的情感, 面对男性社会和家庭的种种压力, 影片中的主人公们的那种面对生活和情感的困惑和无助令人信服地呈现在银幕上。这些并不让人愉快的视觉感受、在绝望中寻找微弱的希望女性却打动了观众。

《红颜》的故事性相比较于《今年夏天》明显增强, 但是故事性的增强并没有削弱这部电影的写实主义的风格。影片依然采用非职业演员, 朴实的四川方言运用以及剐黄鳝、叉活鱼等四川人的日常生活情景也在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川土气息浓郁, 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四川某小镇的真实生活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红颜》通过小云这个女性形象的一段成长经历来揭示中国女性当前的生活现状的低微, 女性无论在经济上, 还是体力上, 或是智力上都是社会的弱者, 并且还存在着很大一部分女性得不到男性的尊重, 被男人玩弄和抛弃。就好象影片中一个寓意深刻的长镜头:王峰和小云的最后一次见面, 小云躲在竹排的后面, 王峰站在外面, 镜头里几乎看不到竹排后面的小云。在流言蜚语的淹没下, 她只能选择把自己隐藏起来, 此刻的镜头冷静而又残酷。而后来, 王峰没有一点责任地就逃离了小镇, 留下小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讥笑和指点。这样的事情在当代社会的中国是比较典型的, 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女性的遭遇。李玉的女性写实意义也在于此。

新作品《苹果》里, 李玉不再启用非职业演员, 而是启用了大牌的明星。当然这是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 但无论是影片的内容还是电影语言的运用, 影片的艺术水准较之于前两部可以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虽然在影片中摒弃了非职业演员, 长镜头运用, 方言运用等等所谓写实主义形式上的固定特征, 但是, 在《苹果》中, 更多的体现出的是当代女性生存的写实性的意义。在《今年夏天》和《红颜》中, 李玉所探究和批判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女人之间的关系, 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 而在《苹果》中, 李玉的探究范围扩大了, 她不但延续探讨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 并且更深一步探讨了女人与社会结构 (城市) 的关系。在当今的社会, 女性生存的不易, 尤其是底层女性生存状况的艰难, 她们要承受男性的压力甚至羞辱。在影片中晃动镜头和快切镜头的运用或许并不符合写实主义形式上的种种规范, 但是却符合了当代社会中女性的惶恐不安和迷失的情感。这也就是广义的女性写实主义了。

四

从以张暖忻为代表的第四代女导演在70年代推出了一批以女性为中心的电影, 到80年代以李少红、胡枚为代表的第五代女导演迅速崛起, 我们的女性导演一直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要表达和书写。但是, 以往的女性导演们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女性题材的表现。到了新生代的女性导演们, 也很少能有人一直坚持自己的创作与女性相关, 与女性的精神出路相关。而李玉坚持的目光一直锁定女性这一群体, 这样的坚持是可贵的。社会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女性的生理、心理、思想也都时刻在发生变化, 生性敏感的李玉在这样的变化中感受着自己的认知, 用自己敏锐的目光来表达对于女性的同情与赞赏。如学者陆绍阳所说“我们的银幕缺乏对生活中弱者的关注和体恤, 缺乏对他们生命深处的精神状态进行真切地展示……”[4]我们的银幕同样也缺乏对生活中女性弱者的关注与体恤, 缺乏对她们生命深处精神状态进行真切的展示。而导演李玉的作品的意义就在于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观察现实, 通过所塑造的人物表达自己的女性意识和女性情感, 在男性力量缺失的世界里以各种开放式的结局来完成女性的自我救赎。

戴锦华曾经指出:“在中国的影坛上, 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女性电影’的‘唯一’的作品, 只有女导演黄蜀芹的《人·鬼·情》”[5]李玉的作品在中国女性主义电影创作中的价值或许比不上前辈宏大的社会历史道德的价值, 但是, 难能可贵的是她完全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观察社会, 体验女性的人生, 用一种女性的情感来叙事, 呈现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从这点来说, 李玉的作品并不比前辈们逊色。至少, 她一直在坚持着以女性的立场来表现女性, 给予在当今时代有同样遭遇和命运的女性们以坚持下去的力量。

摘要：新生代女导演李玉一直坚持着女性题材的创作, 其作品选材大胆, 深入女性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本文通过对她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叙事策略以及她的写实主义手段, 来简要分析其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意识和女性情感。

关键词：女性意识,边缘女性,观看,写实主义

参考文献

[1]李显杰, 修倜文.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与女性意识.当代电影, 1994, (6) :30-31.

[2]倪震.重新审视当代女性形象的价值取向.关注独立的人格价值关注独特的生命体验——第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女导演作品研讨会摘要.

[3]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影视文化, 1998, (1) :224-238.

[4]陆绍阳.中国写实电影的两个问题.电影的斜坡: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