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范文

二元对立范文（精选12篇）

二元对立 第1篇

在结构主义的观念中, 往往是凭借成对的概念来建构结构, 如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等。因此, “成双的功能性差异的复杂格局这个概念, 或曰‘二元对立’概念显然是结构概念的基础”[1]。正是这些语言现象中随处存在的二元对立, 使语言成为活生生的功能系统。莎翁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戏剧家, 同时也是运用多种艺术手段的高手, 柯勒律治认为, “突出地遵守所有对立面相克相生这条伟大的自然法则”是莎士比亚的天才,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 像在自然中一样, 相异的事物是结合在一起的”[2]。对于四大悲剧之一的《奥瑟罗》, 我国与外国文学界主要是从剧中的人物性格、女性主义以及种族歧视方面对其进行研究。本文试图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概念来解读这部悲剧作品, 挖掘剧中的深层结构, 以使读者能够从多视角赏析该作品。

二、用结构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概念解读《奥瑟罗》

无论从情节还是从意象上考虑, 《奥瑟罗》一剧都包含了多组二元对立关系。本文作者将围绕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剧中所出现的某些重要意象来剖析各成分之间的对立关系以便为读者揭示剧中故事的“深层结构”。根据二元对立所具有的高低、主次之分的特性, 从剧本整体出发挖掘出了四组二元对立项:

1、文明与野蛮

正如莎翁的其他许多戏剧一样, 在《奥瑟罗》一剧中也出现了地点的转移, 即从威尼斯转到了塞浦路斯。在该剧中威尼斯从一开始便是一个充满都市风情与文明的地方, 是一座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在一幕三场中, 公爵与众元老在议事厅里按顺序围桌而坐的情景以及他们的会议程序所表现出来的合理性及逻辑性便足以体现威尼斯的秩序与文明。当一位水手报告说土耳其人正调集舰队向罗得斯岛进发时, 公爵及众元老便马上驳回了他这一说法:“照常识判断起来, 这是不会有的事;它无非是转移我们目标的一种诡计。” (一幕三场) 就在公爵断定土耳其人的目标不是罗得斯岛的时候, 一使者便带来了土耳其人已经掉头驶向塞浦路斯的消息。显然, 在这里理性已经占据了上风, 看穿了所有的虚伪与欺骗。当伊阿古和罗德利哥在勃拉班修家的窗口下喊道“醒来!喂, 喂!勃拉班修!捉贼!……留心你的屋子、你的女儿和你的钱袋!捉贼!捉贼!” (一幕一场) 时, 勃拉班修不但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愤怒地说道:“说什么有贼没有贼?这儿是威尼斯;我的屋子不是一座独家的田庄。” (一幕一场) 他那充满自信的肯定语气告诉我们:这里是威尼斯, 是秩序与理性的源泉, 而不是一座田庄, 一座农场, 任何粗俗野蛮以及法律不允许的事情都不可能在这里发生。而塞浦路斯地处边境, 充满野性与激情, 在那儿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剧中在第一次开始描写塞浦路斯的时候便将它与“狂风”、“风暴”之类象征着混乱与野蛮的意象联系在一起, 正是在这个地方奥瑟罗的军队与土耳其人作战并与野蛮势力相遭遇。这种对立体现了以地理和社会的象征来表达的一种变化, 这种变化是从威尼斯到受人进犯的塞浦路斯, 从城市到野蛮状态, 从有组织的社会到更接近于自然状态的荒野, 从基督教世界到土耳其人的国度, 从秩序到混乱, 从公道到报复与野蛮的谋杀, 从真诚到虚伪的变化。

2、光明与黑暗

这出戏从一开场便被笼罩在黑暗当中, 剧中的第一幕在黑暗中开幕, 同时也在黑暗中落幕。伊阿古与罗德利哥在黑暗中道出了他们丑恶的阴谋。他们决定去告知苔丝狄蒙娜的父亲勃拉班修, 要“打断他 (奥瑟罗) 的兴致, 在各处街道上宣布他的罪恶;激怒她 (苔丝狄蒙娜) 的亲族。让他虽然住在气候宜人的地方, 也免不了受蚊蝇的滋扰, 虽然享受着盛大的欢乐, 也免不了受烦恼的缠绕。” (一幕一场) 当勃拉班修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他立即喊道:“点起火来!给我一支蜡烛!……喂, 拿火来!拿火来!” (一幕一场) 其实勃拉班修此前已经想象到了他女儿和奥瑟罗在一起的情景, 而街道上的叫嚷声正是对他一直以来不敢面对的内心想法的证实。这种想法是威尼斯所代表的“文明与理性”所不允许的, 因此他呼唤“光明”, 希望那微弱的蜡烛之光能带给他些许希望。到了第一幕的最后, 也就是伊阿古首处独白的末尾, 他袒露了他作恶的计划:“地狱和黑夜正酝酿成这空前的罪恶, 它必须向世界显露它的面目。” (一幕三场) 由此可见, 黑暗在该剧中是与地狱联系在一起的, 黑暗象征着邪恶以及威尼斯所代表的秩序与理性的丧失;而与此相对, 剧中的蜡烛与火炬所带来的光明便象征着希望以及秩序与理性的恢复。随着剧情的展开, 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恰恰映射了威尼斯与塞浦路斯的对立。在该剧的二幕三场中, 凯西奥被伊阿古灌醉之后闹事并吵醒了奥瑟罗和苔丝狄蒙娜的这一场景在结构上是与一幕一场中罗德利哥吵醒勃拉班修的场景相呼应的, 它们都包含了夜间的大声喧闹以及对“光明”的呼唤。而且这样的场景在五幕一场中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在五幕一场中, 凯西奥的受伤以及罗德利哥的被杀都是发生在夜晚的黑暗之中, 而更为滑稽的是, 此时拿着火炬给人们带来“光明”的却是那位混乱的始作俑者伊阿古。伊阿古此时所带来的“光明”实际上是更加的凸显出了当时的黑暗。

3、白与黑

该剧中有一组很明显的对立意象, 那就是黑与白的的对立。奥瑟罗是剧中唯一的一个黑人, 被伊阿古称为“一头老黑羊”。而他却敢于摒除一切偏见, 摆脱一切羁绊与白人女子苔丝狄蒙娜结为夫妇并成为众多白人士兵的统帅, 这足以说明奥瑟罗的自信与勇气。然而他始终都跨越不了社会传统以及种族方面的这道鸿沟, 黑人永远都只是白人社会的牺牲品。奥瑟罗在威尼斯人眼里只是他们用来抵抗土耳其人的一个有用的工具罢了, 一旦达到目的, 奥瑟罗就立即被白人社会所抛弃, 在击败土耳其人之后, 他自然就被白人副将凯西奥取代了。奥瑟罗在同苔丝狄蒙娜自由结婚时的确表现出了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在第一幕第二场中奥瑟罗说道:“世人还没有知道……我是高贵的祖先的后裔, 我有充分的资格, 享受我目前所得到的值得骄傲的幸运。”在伊阿古刚开始向他散布苔丝狄蒙娜与凯西奥有染的谣言的时候, 他十分自信地回绝了伊阿古的猜疑:“我也绝不因为我自己的缺点而担心她会背叛我;她倘不是独具慧眼, 绝不会选中我的。” (三幕三场) 但在他的思想深处实际上仍残存着黑人在白人社会中普遍具有的自卑心理, 因此后来连原本勇敢自信的奥瑟罗本人也这样怀疑自己便不足为奇了:“也许因为我生得黑丑, 缺乏绅士们温柔风雅的谈吐;也许因为我年纪老了点儿…” (三幕三场) 《奥瑟罗》一剧中的黑白对立意象仿佛是奥瑟罗与其他欧洲同僚相区别的标志, 但这种区别并不仅仅是如今读者所理解的种族特性。在剧本中, 白色与黑色不再是简单的皮肤颜色, 而是涉及了人物品行的纯洁与邪恶, 而这也正是本剧中值得关注的地方。在圣经中, 白色象征着人性的纯洁与善良, 黑色象征着人性的污浊与邪恶。然而, 奥瑟罗虽是剧中的黑人, 而且他的名字“Othello”中含有“hell (地狱) ”一词, 但他却为人单纯朴实, 率直而冷静, 高尚而不矫饰, 反而是伊阿古这个正统的威尼斯白人成为了地狱和黑暗的化身, 一步一步地将奥瑟罗引向了悲剧的结局。此外, 莎翁也刻画了另外一组“白”的真假意象:剧中妓女的名字“Bianca”含有“white (白) ”的意思, 而苔丝狄蒙娜的名字“Desdemona”里却包含有“demon (魔鬼) ”一词, 而纵观全剧, 我们可以看出苔丝狄蒙娜无时无刻不与“洁白”和“纯洁”的意象联系在一起——“wedding sheets”“a handkerchief”“skin whiter than snow”and“smooth as monumental alabaster”。她温柔纯朴, 对爱情忠贞不渝, 是莎翁眼中的理想女性, 而奥瑟罗却将这种纯洁误认为是罪恶, 就像他误将伊阿古的欺骗当做真诚一样, 颠倒了是非黑白, 最终酿成了悲剧。

4、理想与现实

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锋, 他的思想无不渗透在他一生的作品之中。在《奥瑟罗》一剧中,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理想体现者, 奥瑟罗为人光明正大, 坦白爽直, 他以己度人, 认为“人们的内心应该跟他们的外表一致。” (三幕三场) 正如伊阿古所说:“那摩尔人是一个坦白爽直的人, 他看见人家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忠厚诚实的样子, 就以为一定是个好人。” (一幕三场) 殊不知在他所处的现实世界里, 邪恶人物的最大特点恰巧在于“表里不一”、“佛面蛇心”。伊阿古恶魔般自私狠毒的心肠隐藏在“待人忠诚”、“为人正直”的华丽外表之内, 因而瞒过了世人的眼睛, 也使伟大的奥瑟罗上当。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 如果对现实缺乏了解, 那么就只能成为现实世界的牺牲品。单纯美丽的苔丝狄蒙娜也是其中一例。她天真地向爱米利娅问道“你想世上有没有背着丈夫干这种坏事的女人?”在听到爱米利娅的回答与她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 她仍然天真地认为“我想世上不会有那样的女人的”, 然而理想总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 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奥瑟罗与苔丝狄蒙娜正是因为对现世缺乏了解, 才会被伊阿古玩弄于鼓掌之中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命运”便被用来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特殊手段。于是主人公只能得到肉体毁灭而道义上胜利的结局。

三、总结

“莎翁大胆地、诚实地正视生活当中矛盾对立的因素, 并把它真实地再现于自己的戏剧结构、场景和人物性格里。因此, 在莎剧的结构和人物性格中, 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想象性直觉与深邃的反思、和谐与荒诞、实在与幻觉、现实与超现实、悲剧性与戏剧性等对立因素是共存在一起的。从这一点来看, 莎剧是一种‘辩证戏剧’”[3]。而《奥瑟罗》正是这种“辩证戏剧”中的典范。通过结构主义分析, 把上文讨论的四组矛盾看作二元对立, 就可以使该戏剧的“深层结构”显现如下:理想与现实总是互相矛盾的, 善良正直的人们天真地以为世界就像他们的心灵一样永远都应该是光明磊落的, 而殊不知现实生活中邪恶的小人却总是在黑暗中才伸出他们罪恶的魔爪, 使原本文明的世界变成了野蛮粗俗之地;黑人或许能够在白人世界中获取一席之地, 但也永远只是作为被白人利用的工具。总之, 本文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中的二元对立概念来解读《奥瑟罗》这出悲剧, 充分地表现了文艺复兴思想中那种复杂对立的特点;展示了莎士比亚所处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有力揭示了人类社会带普通意义的矛盾冲突;唤起了读者和观众对人类社会和人生的全方位思考;很好地突出了莎翁的创造主旨——对真善美的呼唤, 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 对社会弊端和邪恶势力的打击。

参考文献

[1]Marjorie Gaber.Shakespeare After All[M].New York: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2004.

[2]程雪猛、祝捷:解读莎士比亚戏剧[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3]李绍芳:《人与鼠》的结构主义解读[J], 鸡西大学学报, 2009 (5)

[4]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莎士比亚 (朱生豪译) :奥瑟罗[英汉对照][M], 北京:外文出版社, 1999

什么是二元对立的思维 第2篇

我们的先祖通过观察大自然的变化规律，总结了一套用阴阳来表达世间万物的杰出方法。有些人一听到阴阳就觉得特别的神秘，其实阴阳只是我们的先祖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符号而已。

世间有男有女，有没有丑，种种迹象表明造物者创造的世间万物内在的数的规律都是通过阴阳、01来进行编码的。老子的道德经中说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可以由阴阳来构成，但是要想摆脱不和谐和冲突，就需要持中道，不偏不倚，这个中道加上阴阳就是三，所以老子说三生万物。这和佛家的中道思想是相通的。这并不代表着世界的本质就是三元的，我的见解和目前哲学界的三元论有所不同。

既然世界万物的本原是阴阳，那么人类的思维本质是物质的，是神经冲动，脑神经的活动也可以通过阴阳来进行表达，兴奋和抑制分别对应着阳和阴。我们为了达到内心的平和，就要持其中道，不偏不倚，摆脱人类思维固有的陷阱二元对立思维。

举个例子，有个姑娘请教别人，说她很痛苦，不知道如何选择。她遇到了一个她喜欢的人和一个喜欢她的人，该如何选择，她陷入这个二元对立思维中痛苦不堪。我们来分析看看，喜欢她的人，她不是很喜欢，两个人朝夕相处，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当然也不排除相处时间长了会慢慢的喜欢上，但是选择喜欢她的人却能够有许多好处，在家可以少干家务活，财务大权在握。而选择她喜欢的人呢，这些都可能恰恰相反。于是这个姑娘就陷入了内心的矛盾冲突当中了。试想想如何摆脱这个二元对立思维的冲突，她完全可以找到第三条路，例如可以找一个她喜欢和同时喜欢她的人;如果透彻理解了人世间的事物，那么这位姑娘会认识到每件事情无所谓好坏之分，只需要凭着自己的直觉去处理就行了，也可以再多增加一下对两个人的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凭着直觉就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而不至于掉入到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佛对于难以回答的问题采用的是一种无记的态度，具体是指佛对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不作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回答而是先搁置起来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是非常聪明的做法，把问题搁置一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心就不会系缚在具体的事物上，就打破了精神交互作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两句经，是金刚经中最紧要的关节，禅宗五祖半夜给六祖慧能传授衣钵时，当五祖讲到这句话时，六祖就大彻大悟了。这句话中的含义需要耐心的领悟，可以这么理解：人的内心不被具体的事物所系缚，住即系缚，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人的注意力自然而然的随着自己关注的丰富的外部和内心世界而自然的切换，把注意力放在了对具体的事物的关注上，人就摆脱了无意识状态，避免了内心冲突。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性本恶还是性本善等这些经典的哲学问题都是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对于这两个问题放在人与哲学的章节探讨。

简析电影《一一》的二元对立结构 第3篇

一、主题的二元对立

从早期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再到后来的《麻将》以及《一一》，都描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精神困境，也深刻地烙上杨德昌电影的结构主义风格。 《一一》运用多线叙事的手法娴熟地展示台北一个中产家庭中不同年龄段的成员的生活，从而阐述人的一生各个阶段的成长历程。

(一) 理想与现实

影片中主角简南俊（NJ）考大学时，放弃自己的选择和理想，顺从父母及女友阿瑞的安排，考入机电系。学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从事自己不喜欢的事业。在他父母眼里这样才现实，才有前途。用阿瑞的话讲“当时你好幼稚，我多担心你养活不了我。”简南俊的事业理想就这样被现实毁灭了，而他自己也放弃了他和阿瑞的爱情，正如他那句简短的表白“阿瑞，除了你我没有爱过另外一个人，”他一直都知道阿瑞是他的爱，是他的理想，而偏偏阿瑞又是那样的现实，不顾简南俊的感受，想让理想化的简南俊现实起来，最终简南俊向现实屈服，从事机电工作，可是他却难以接受阿瑞在她身边。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残酷的有些可笑，然而时间不留情，过去的遗憾无法挽回。

(二) 诚实与谎言

现代都市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事物都商品化，人人追逐经济效益，为了生意谎言不断，吹嘘自己的产品抨击别家的商品，经常性炒作是种营销手段，其实就是谎言，只是这种能带来利益的炒作竟被行业认可了。影片中，大大对简南俊说：“做生意了，什么诚实不诚实。”大大的眼中诚实与谎言是没有区别的，一切为了生意，要不要诚实主要取决于有没有利益。影片中，简南俊也是有说谎的，他明知隔壁蒋家吵架却告诉洋洋他不知道这事，更大的谎言则是简南俊根本不爱敏敏却做了她的丈夫。诚实与谎言的对立，所有这些层面，构成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实质是导演对现实中人性的思索，这些二元结构的存在，彰显杨德昌电影结构主义巧妙的构思。

(三) 理智与情感

简南俊是感性的，对生意对象是真心真意的，怕伤害对方，对阿瑞的不理解，简南俊是伤心到了心里，于是选择了逃避。简南俊是理智的，选择了自己不爱的机电系，选择了自己不爱的敏敏。简南俊是情感的，他与阿瑞再次约会，又没有走出最后一步，但心里依然爱着阿瑞。情感与理智矛盾着, 简南俊说：“再来一次，也差不多。”情感决定了理智，还是理智决定了情感。导演在这点上是有些消极，无奈的。 婷婷对人生的看法是快乐豁达的，情是真的，道理也是明智的，真心与胖子约会却被胖子当成了替代品，但她还反过来安慰胖子。胖子是情感欲望吞噬了他，失去了理智。阿弟是情感的，喜欢漂亮的小燕并结了婚，却没有娶能干的云云。阿弟同时也是理智的，与云云继续保持关系，利用其为自己投资赚钱，又时刻提防云云使坏，维系着与小燕的婚姻。导演通过情感与理智纠结的展示，揭示了现代社会人的欲望膨胀、情感异化、理智丧失。

（四）生与死

影片开始是个婚礼，新娘已经怀孕，可以说孩子诞生的最先的仪式是父母的婚礼，孩子出生了，给父母带来喜与愁，孩子的满月酒如期举行了，可主要的事情不是大家欢喜孩子出生一个月了，而是父母之间纠缠的事影响着大家。影片从横面展示了家庭里各个不年龄阶段的成员的生活困境，也从纵面阐释了一个人一生要面临的问题：你可能在不好的时辰出生，少年时如洋洋一样一头扎进水里，长大后像胖子那样想不通爱与恨；到了青年一次次被家庭的烦心事打击着，或许你像阿弟那样麻木了，放弃了；到了老年你可能像婆婆躺在床上。导演通过展示不同年龄段的人生，表现人一生的生与死这个主题:生与死是自己一念之差造成的，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们应该时刻保持平和的心境。

二、影像语言的二元对立

（一）场面调度的静与动

胖子约会婷婷后两人深夜第一次在路边接吻的场景，两人静静地站立在马路上，来往的车辆未有停歇，并且车辆时不时从各方向行驶，从车子的“动”突显两人一起的“静”。婷婷与胖子开房失败后，一人慢慢行走回家，显得安静，却不时有飞速而过的车子，用动静的对比表达婷婷一个人的孤寂心理。敏敏一人伤心默默的在办公室哭着，窗玻璃上是来往车辆的影子，通过这种静动的对比表现了敏敏孤立无助，社会冷漠。小燕发现阿弟自杀前回到家中，家中异常安静，镜头转到墙上两人的结婚照，声音却变得杂乱起来，小燕撞开门，镜头又转向静静躺在卫生间的阿弟，只有小燕默默的哭泣声，还有随风轻轻飘动的毛巾，这种静动的场面调度制造出令人反思的氛围。

（二）画面声音的有与无

本片中，杨德昌对画面那种平白意境十分讲究，对声音的有或无也运用得很有特色，比如人物的对白，他知道什么时候让观众看到听不到，什么时候让观众听到看不到，什么时候利用画面外的环境声，这样就使观众有更真切的感受。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有时有声更增宁静。阿弟小孩满月大家争执起来，声音杂乱，大家都显得浮躁，突然镜头转到简南俊孤身一人来贺喜，画面声音随之静下来，这种声音有与无的对比引人思考，也让人体会得出阿弟无奈、简南俊默然的心情，更是导演对人生的一种思考。

三、结语

《一一》的电影结构，从最基本的二元对立揭示事物矛盾的统一，具有很强的思辨色彩。《一一》的成功，在于杨德昌成功地捕捉到各种类型的对立，勾画出一个个小人物的形象。

[1]李幼蒸选编.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7.

[2]宋子文.台湾电影三十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倪嘉.话剧式独白及哲思的符号—论杨德昌电影的台词风格[J].电影文学,2008年第4期.

论《还乡》中的二元对立 第4篇

一.人物形象塑造的对立

首先是游苔莎和托玛沁性格塑造上的对立, 她们体现着背离环境与适应环境、自私与善良、叛逆与温顺的鲜明对立。 游苔莎感情热烈, 性格叛逆, 一直都在寻找刺激。爱情只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她时时都在为自己的快乐寻求途径, 追求她所向往的都市生活。她的自私与叛逆让她遭到了荒原的报复:溺水而亡。相比之下, 托玛沁的性格很简单:温顺。她对埃格顿荒原忠诚热爱, 拒绝去城里居住。在她和韦狄的婚事搁置时, 她选择逃走。约布赖特伯母批评她时, 她不会反驳。结婚后, 虽然怀疑韦狄有外遇, 她依旧是忍受。她从来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不满或是怀疑, 只是接受生活赐予她的。她的这种隐忍的性格迎合了荒原的特性, 最后她和维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另外, 韦狄和维恩一个自私, 一个无私, 一个憎恶荒原, 一个热爱荒原。韦狄是个聪明伶俐、有学问有教养的人, 但他多愁善感, 爱耍计谋, 时刻都只是为了自己活着。而维恩对荒原是赤诚和热爱的, 他和荒原是一体的。他一心一意地爱着托玛沁, 知道她决心嫁给韦狄, 他就想要为她扫除游苔莎这个障碍。最终, 他也获得了自己的幸福。

这两组人物形象的对立体现了哈代小说中“性格决定命运”的主题。那些可以适应他们环境的人都会得到它的祝福, 而违逆环境并逃离它的人只能得到最严厉的惩罚。

二.环境描写上的对立

《还乡》中白天与黑夜的对立是极其明显的。白天的生活是和谐平静的, 而夜晚则是神秘罪恶的。白天, 荒原上的人们各自劳作, 过着休闲的生活。维恩帮助在婚礼上离开的托玛沁是在白天, 约布赖特太太决定主动与儿子和解是在中午相对白天, 都是好兆头。黑夜却是特别的。在晚上点燃篝火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黑夜女王”的游苔莎出现在黑夜的黑冢上就预示了她的悲剧命运。在傍晚归来的克林深深吸引了游苔莎, 打破了荒原本来的平静。游苔莎和韦狄的约会总是在晚上, 这也与黑夜所代表的罪恶主题相适应。约布赖特太太在遭到媳妇冷落之后, 在路上被蛇咬伤, 不久之后死去。她的死又使得克林耿耿于怀, 并与游苔莎决裂, 这间接导致游苔莎下决心离开埃格顿荒原却被淹死在沙德河中。为了救她, 韦狄也在河中淹死了。两个人的悲剧命运就这样结束了。从此克林也清醒了, 在黑冢上开始了他的道德演讲。

另外就是埃格顿荒原和巴黎的对立。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的对立。 埃格顿荒原保留着最原始的面貌, 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还是最古老的。时间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一年四季的变化全用植物的颜色来表示。荒原代表的是一种最原始的自然的生活方式, 而巴黎正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之下, 一切都是全新现代的。正如克林所表达的, 巴黎的女人和花花公子是虚荣的, 那种虚荣是卑下的。新与旧的对立就十分明显了。

三.理想与现实的对立

在巴黎大商店里卖钻石的克林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从小就有非常古怪的念头。长大后得以辗转去浮华虚荣的巴黎生活。但是他觉得那种生活是虚幻压抑的、无意义的。他回到荒原, 想要做一名教书育人的教师。虽然他是无私且没有欲望的, 但是他是盲目的。他熟悉并热爱荒原, 但乡村世界不能接受他那超前的思想。他的教书计划只能是“空中楼阁”。 他对自己、游苔莎以及整个荒原的认识都是盲目的, 他自以为凭借自己的微弱力量就可以改变一切。

在见过游苔莎之后, 克林就想要努力奋斗去得到她, 一方面因为爱, 另一方面他以为她会对他的教育事业有帮助。 但是游苔莎的自私让她不可能为了别人做些什么事情。克林还是相信他会改变她, 他们会一起改变荒原。游苔莎想听的只有关于巴黎的事情。她向往巴黎人的生活, 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协调一致, 克林一直没有看到这一点。荒原是克林心灵的最终归宿, 而回到都市却是游苔莎的“还乡” 梦。克林所希望一起创造美好的有价值生活的人只是他自己一味想象出来的, 这就使他的教育事业更加难以按照他的计划走下去。

荒原本质上与文明是不相容的, 它本身有着一种难以置信的缓慢。任何想要让它亲近文明的行为必定会遭到惩罚。 另外, 荒原上的人们过着原始的生活, 悠闲自在, 自食其力。 因此, 他们没有太大的愿望, 不会想要学习知识来改变命运。 这与克林自认为的用教育来帮助他们的愿望是背离的。克林不了解自己与环境, 只是盲目地实行自以为是的理想, 却不曾考虑过与他梦想相对立的现实, 所以最终那理想只能是 “空中楼阁”, 遭到现实无情摧毁。

结语

哈代有效利用了二元对立这一叙事艺术, 并在其对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以及人与环境的对立将这种风格体现出来。这就使小说的主题更加明显, 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也凸显出来。不论人怎样想要逃脱, 他总是被命运所掌控。任何人只要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与环境相适应, 否则就会毁灭。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哈代.还乡[M].王守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

[2]吴笛.哈代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02) 。

二元对立 第5篇

华裔美国作家男性主体意识与女性主体意识的二元对立

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华裔的自我再现具有明显的性别分野.男性作家关怀的主要对象是男性,希望塑造华裔的阳刚之气来重新确立华裔男子的主体地位.女性作家则极力顺应女性主义的`潮流,聚焦于女性主体的建构.然而,男性阳刚形象的树立往往是以牺牲女性形象为代价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又是以主流文化中“男性中心主义”为批判对象的.这样,在美国华裔作家中出现了男性主体意识与女性主体意识的二元对立.

作 者：杨洁 YANG Jie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77刊 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年，卷(期)：200723(1)分类号：H712.074关键词：华裔美国作家 男性主体意识 女性主体意识 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在《白老虎》中的体现 第6篇

关键词：二元对立 《白老虎》 体现

一.引言

《白老虎》（The White Tiger）[1]是印度青年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1974）的处女作，该作品凭借独一无二的原创性脱颖而出，各方面都堪称无懈可击，[2]在2008年获第40届英语小说最高奖曼布克奖。小说中主人公巴尔拉姆·哈尔维用书信的方式向中国总理讲述了自己从贫民到企业家的发家史，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天真、正直、忠诚的贫民经过“努力”成了一名“成功”企业家的。在这个过程中，巴尔拉姆叙述了自己的蜕变过程，还揭示了印度城市与农村天差地别的生活方式，以及“黑暗的印度”与“光明的印度”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3]

二元对立来源于弗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维基百科的定义是“It is the contrast between two mutually exclusive terms…Binary opposition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structuralism， which sees such distinctions as fundamental to all language and thought” （指相互排斥的元素之间的对立，是结构主义的重要概念，被视为语言和思维的基础。）[4] 索绪尔之后在欧洲第一个使用“二元对立”这个概念的重要的语言学家是雅各布森，他的贡献之一就是在讨论文学时用了二元对立。[5]在文学批评领域，二元对立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白老虎》这部作品中体现出了一定量的二元对立现象，然而有关这部作品中二元对立的评论或论述鲜有提及。笔者拟利用二元对立理论来解读这部作品，以期更好地全面地分析其中主要的人物形象，揭示故事表层内容下的深刻问题。

二.二元对立在人物中的体现

在《白老虎》中，刻画了多个人物现象，体现出了一些对立的人物形象，也体现出同一人物形象自身的前后对立，二元对立在这部小说中得以很好地体现。

1.雇主和司机的对立体现不同阶层的生活

主人公巴尔拉姆出身在拉克斯曼加尔村，他的父亲是个人力车夫，母亲多病，家庭贫困。由于家庭困难及另外的家庭原因，他早早地就辍学了，被安排到茶铺打工，后来用三百元做学费，学会了开车。再后来到了阿肖克先生家，成了阿肖克的司机。

雇主和司机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由于巴尔拉姆处于低等的种姓，阿肖克一家看不起他，住的吃的和雇主是没法比的。巴尔拉姆跟随阿肖克到德里之后，雇主们可以自由出入绚丽的商场、豪华的酒店与优质的医院，而他只能守候在外，不得入内；雇主们可以入住价格高昂时尚气派的公寓、别墅，而他只能在蟑螂肆虐的地下室里待命。

作家在这里使用二元对立，通过对雇主和司机的身份和生活的对比描写，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对立使得巴尔拉姆日益感到生活的不公，心灵变得扭曲，最后才萌生了谋害雇主的想法并付诸实施。

2.忠诚与背叛的对立

巴尔拉姆出生在农村，原先有着农村人的纯朴。还在上学的时候，老师认为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一次教育督导来学校检查，因为能够回答督导大人的问题，督导大人夸奖他聪明、正直、活泼可爱，并称他就是一只白老虎，于是就有了白老虎这个名称。他开始在阿肖克家当司机的时候，是一个忠心和奴仆，做司机的时候，他不仅要开车，还要为主人做饭、洗狗、打扫院子，甚至给阿肖克的父亲“鹳鸟”洗脚按摩。就是阿肖克的老婆酒后驾车撞死人后要拿去顶罪坐牢，他也没有提出异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发生了变化，因为慢慢看到了生活的不公，心理发生变化，从而付诸行动，从一个可爱、天真、正直的人蜕变成了一个放荡、腐化、邪恶的人。他变得也会背叛主人，会从阿肖克那里通过修车、加油、载客来骗钱了，也会为满足虚荣心去找金色头发的妓女，变得都能听到自己体内有个声音在说“可你的心已经变得比那（污水）还要黑了”，变得满脑子都在想着杀人和骗钱。最后为了那七十万卢比，经过筹划，他残忍地杀害了阿肖克。

从忠诚到背叛体现出了一个人状态的前后对立，他的背叛除了对雇主的背叛，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背叛。作家对于这里二元对立的运用，应该是想通过叙述忠诚到背叛的变化过程来体现人性的蜕变。

3.雇主大方和吝啬的对立

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对于人性的描写还体现在同一类人的对立描写。阿肖克一家是丹巴德地方的煤老板，利用偷煤、逃税等不正当手段聚敛了大笔财富。为寻求保护伞，阿肖克从美国回到印度，常驻新德里，不时从银行取出上百万的现金，通过贿赂打点腐败官员，一掷千金，在生活上也极尽奢华，显示出非常的大方和阔绰。但猫鼬穆克什因为找不见钱包里的一卢比而对巴尔拉姆大发雷霆，埋怨他偷走了钱，最后巴尔拉姆只好用自己的钱，假称硬币掉在地上而打发过关。穆克什还告诉巴尔拉姆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不要开空调，不要放音乐，每天回来要报里程表数目，好让他们知道他是否自己偷偷用车。阿肖克和他的哥哥猫鼬穆克什一样吝啬，当他以为巴尔拉姆要结婚了的时候，左摸右摸才从钱包里挑出一张一百卢比的钱给巴尔拉姆作为支持。他们对待穷人非常吝啬，当巴尔拉姆给了乞丐一卢比时，他兄弟俩对巴尔拉姆暴跳如雷，严加训斥，不满巴尔拉姆对乞丐那么好。

通过二元对立的运用，从这些生动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在阿肖克兄弟俩的人性本质。对待与他们利益相关的高官，他们极尽巴结、谄谀之能事，极显大方，而对待下层人民，则穷凶极恶，毫无怜悯之心，极度吝啬。从這些表现来看，也加深了巴尔拉姆对他们的仇恨，巴尔拉姆也对他们的行径有所了解，更知道了他们用大笔的钱去打点官员的事，这些为后面阿肖克的被杀埋下伏笔。

三.社会环境中二元对立的体现

社会环境是反映时代、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泛环境。[6]对于社会环境的描写，这部作品中也体现出了二元对立，可以看出穷人和富人生存的环境和生活的对照，使对人物的刻画更深刻。

1.印度的城市与农村的对立

在印度的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有时尚气派的公寓、别墅，大型购物商场鳞次栉比，夜生活也光怪陆离。如阿肖克居住的古尔冈，是德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卫星城，主干道两边到处是大型购物中心，每个购物中心里更还有电影院，交通发达，生活方便。

但在农村，情况就大不同了，那里是贫穷落后的。如巴尔拉姆出生的地方拉克斯曼加尔村，有一条河，到处都是肥油油、黑黝黝、黏乎乎的污泥。那里的电线杆---没通电，水龙头---不出水，孩子们---一个个瘦得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脑袋显得特别大。猪在排水沟里拱食。拉克斯曼加尔没有医院，倒有三块医院的奠基石……

正因为这些差别，我们就能理解，农村的人们为了追求好的生活要往城里走，巴尔拉姆才说一辈子都不愿再回家乡。

2.光明之地与黑暗之地的对立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巴尔拉姆的故乡、丹巴德市这些地方称为黑暗之地，除了上述落后的农村外，一些城镇城市也不是很发达的。巴尔拉姆从家乡到丹巴德，一路经过几个城镇，每个城镇都像大都市一样喧嚣吵闹、污染严重、拥挤不堪，缺乏真正的城市应该拥有的历史厚重感、整齐规划、高贵庄严。“半吊子城市住着半吊子人”。这里最缺善政，社会缺少基本的规矩方圆，居民怨声载道。

光明之地的德里是一个疯狂的城市，印度的富人大多都住在富人聚居区，房子都有门牌，每条道路都有名字。道路围成一个个的圆圈，中间是大块草地，草地中间伸出去的四条路上又会有一个又一个的草地。主干道两边到处是大型购物中心，每個购物中心里还有电影院。在光明之地，生活当然比黑暗之地要方便了。

其实对于印度的“光明之地”与“黑暗之地”的对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一座城市里的光明和黑暗的对立。在德里昏暗的街灯下，在一些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巴尔拉姆看到一大群身材瘦小、浑身脏兮兮的人。这些人也是从黑暗之地来到德里寻找光明的，可他们还是生活在黑暗之中。这就是在光明之地，也还有黑暗之地的存在。所以巴尔拉姆说德里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的首都---两个印度的首都。

因每个人所处的局部环境不相同，社会环境的不完善或存在缺陷，也将使人们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人性的善性与恶性都会表现出来。[7]巴尔拉姆经历农村到城市、黑暗之地到光明之地的变化，在他的人性由善到恶的转变中，社会环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这部作品中，通过二元对立的社会环境描写中的运用，很好的体现出人物之间的矛盾，更能理解他的蜕变。

四.结语

二元对立原则，使小说对立双方的特点更加突出、形象更加鲜明。[8]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元对立在《白老虎》这部小说里有很好的体现，在小说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利用二元对立理论分析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和社会环境，品味作品里的这些对立的因素，能很好地理解这部作品。

参考文献

[1]AravindAdiga.The White Tiger[M].New York：Free Press，2008.

[2]阿拉文德·阿迪加.白老虎[M]，路旦俊、仲文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李田梅.《白老虎》：对印度城市化的反思[J].北方文学，2014（8）.

[4]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

/wiki/Binary_opposition.

[5]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谭苏.鲁迅小说中社会环境的书写维度与内涵特征[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7]邵建华.浅析社会教育对中学生的影响[J].中国校外教育，2012（35）.

[8]魏媛.情感外化下的二元对立形象：浅析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J].青年文学家，2011（9）.

二元对立 第7篇

二元对立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 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问题分析, 百度百科定义其为:“是解释人类基层思想、文化与语言的一种相当有力的工具”。关于二元对立的原则在中西方文化当中均有深刻表现和阐释, 例如古希腊神话中关于美与丑、爱与恨、黑暗与光明、压迫与反抗、勇敢与怯懦等问题的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美丑、善恶、高下、道与非道、有为与无为等哲学问题的形成, 均系对二元对立思想的哲学认识与阐释, 传播最为广泛的成语故事所反映的二元对立思想也非常充分, 如南辕北辙、舍近求远、舍生取义、瞻前顾后、有无相生、长短相形、否极泰来、仰观俯察等都饱含着深刻的意蕴与哲思。

电影中二元对立原则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加强电影冲突, 使电影视听语言更具有表现力。二元对立原则在电影中的应用通常具有以下几种形式:

1.主题内涵:爱与恨、忠诚与背叛、承担与逃避、接受与拒绝等;

2.对照关系:个人与历史、个人与集体、现实与梦想、现实与虚幻等;

3.人物性格:好与坏、红与黑、正义与非正义、正面势力与反面势力、本地或原住民

与外来者、年长者与年少者、白人与黑人、弱者与强者等;

4.场面调度:远与近、动与静、多与少等;

5.技术语言:冷与暖、黑与白、有色与无色、方言与普通话等;

6.道具应用:被禁锢的心灵与天空自由飞翔的小鸟;风筝与被束缚的人;镜子内外的虚幻与现实等。

诸多层面上的表现, 使二元对立成为影视剧创作和电影拍摄中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成就了大批优秀电影, 反之优秀电影对二元对立原则的不断创新使用则使之更丰富、更深刻。结合电影的进一步分析则可以更清晰地解读其表现力之强大。

二、电影《艋舺》中的二元对立

电影《艋舺》就由台湾导演钮承泽执导一部青春动作片, 也是一部以台湾黑道为题材的影片, 2010年正式公映。黑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张力的题材, 导演用“文艺”的气质表现了一群个性鲜明的青年、一个剧烈转变中的戏剧化时代、一个欢乐与悲情浓浓地交织在一起的悲剧故事。故事深深地打动观众的不仅仅是阮经天、赵又廷、凤小岳和钮承泽的倾情演出, 其特的表现艺术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如浓烈而俗艳的色彩、生动而嘈杂的市井生活、奇特的黑道规则, 背景时代特有的台湾时尚文化……在浪漫而浓烈的、让人动情的兄弟情义中, 穿插进现实而残酷的、让人唏嘘的恩怨仇恨。这部青春动作片与闻名的香港同题材动作片有相似之处, 但浓郁的台湾地方风情使它与香港青春黑帮动作片有了明显的区分。如果说香港黑帮电影以英雄气概取胜的话, 那么台湾的黑帮电影则以细腻情怀让观众不能释怀。这部影片中大量应用了二元对立原则进行整体建构和细节刻画, 作品的张力在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上以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取得了令人震撼的叙事效果。

(一) 主题的二元对立

这是一个关于“黑道”的故事。黑道这个题材在世界电影史上有诸多精彩表现, 如美国的《教父》、巴西的《上帝之城》、南非的《黑帮暴徒》、香港的《英雄本色》等。作为类型片中的动作片, 黑道故事不仅突出了“情义”“忠诚”、惊心动魄的生死相赌、落拓潇洒的年少时光, 而且把黑道英雄打造成为观众心目中义薄云天的偶像, 把青春的美好与热血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令影迷 (尤其是青春少年) 们热血沸腾。好的黑道电影不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 更重要的是通常将人物的命运与时代、与社会、与政治紧密地关联在一起, 使观众充分领略理想的美好、现实的残酷、人性的复杂、命运的嘲弄和种种交织在一起所表现的生的激烈与死的悲壮, 是平凡的人生不可企及的梦, 也是《艋舺》导演钮承泽的梦。在接受采访时, 钮承泽说:“为什么黑帮电影会吸引我, 因为那是男人的家家酒, 是男人的欲望城市, 因为那些黑帮中人的独特价值观。跟一般人比起来, 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犹豫地伤害你的身体, 甚至是他自己的身体, 他们处在一种没有明天的生命状态之中, 这种状态是一种很有张力的戏剧空间, 在里面你就看到了人性, 这是一个很好说故事的场所, 这个东西也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

在这部黑帮青春动作片中, 导演将人物设置在生活化的场景中去演绎他们黑道人生, 有评论说是因为它的爆烈与温柔相济打动了许多人, 其实更打动人的是人物纠缠于忠诚与背叛、黑道与义气、传统与现代这些复杂主题之中, 人生的选择和最终的结局永远悖离初衷, 是在时代机器快速运转过程中无法逃避的种种冲突。

(二) 人物关系的二元对立

1.个体与集体的二元对立

个体与集体是较为典型的二元对立概念组。电影《艋舺》通过蚊子与太子帮、蚊子与庙口黑帮、和尚与庙口黑帮等几组人物关系, 将个体与集体的对立关系以不同形式和意义表现出来, 展示了人生与人性的复杂。

蚊子是外省来的插班生, 作为个体, 他是孤独的, 外部环境的孤独与他无父的内心孤独交织在一起, 奠定了这一人物的悲剧底色。作为无组织的个体, 他受到了狗仔孩帮的欺负, 因为他打架时的机敏, 被太子帮接收, 自此他开始产生归属感。他问和尚为什么要让他进太子帮, 和尚说:“因为五个指头合起来才是一个拳头”。蚊子进了太子帮后, 他的青春才有了新的光彩。太子帮为他报仇狠揍了狗仔孩;在他过生日的时候, 朋友们给他买新衣服;和尚撞坏了他的悠悠球, 精心地为他买了新的;他们甚至还带他去妓院……这一切使他走出个体困境, 走向集体温暖。蚊子坚定地认为一旦踏入黑道, 就一定要忠诚于自己的老大, 虽然他是胆小的人, 但他内心将混黑道必须的忠诚与黑道内外共有的义气理解成为统一的信念。最终和尚杀死了Geta, 与蚊子所在的集体以及他内心的归属感形成对立, 于是他在痛苦的情感纠结和自我保护的强烈意识驱使下杀了和尚。他因为一支鸡腿踏入黑道, 这支鸡腿恰好印证了他个体的单纯。当他的单纯与复杂的现实发生冲突时, 单纯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忠诚, 还有坚强和坚定。在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他毅然选择了集体。

与蚊子形成对比的则是和尚。电影一开始, 就专门对和尚与庙口的密切关系、与志龙的亲密关系做了介绍, 从而巩固了他作为庙口黑帮一员的身份, 无疑他是生活在集体中的个体。但是随着故事的推进, 他与这个集体的冲突逐渐升级, 先是他被Geta打得半死, 随后是父亲与Geta的恩仇浮出, 文谦和灰狼的出现则为他实现个人理想和复仇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于是他果断地从庙口黑帮中游离出来, 加入了新的利益集团。这一切似乎合乎情理的个体发展恰恰形成了他与整个庙口的对立。他的悲剧恰好说明, 黑道中失去集体的个体终将毁灭。

2.强与弱的二元对立

这一组对立关系以志龙与和尚、蚊子与灰狼、志龙与Geta、蚊子与小玲姐四组人物关系加以呈现。

(1) 志龙与和尚

志龙是黑帮老大的儿子, 也是太子帮的大哥。他表现上象一个大哥一样带着自己的兄弟们招摇过市混世界, 但骨子里却非常懦弱, 狗仔孩的死是他失去理智的结果, 但他没有能气出来担当;父亲的死需要他站出来为支撑混乱局面, 但他只会躲在仓库里哭;混战中受伤的他再次躲在仓库里哭, 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惊慌;甚至连他的理想也是“空洞”的当大哥。他的大哥人生是靠和尚来拼的。与志龙相比, 和尚有理想、有智慧、有勇气、有担当。在这一对大哥与小弟的组合中, 强弱关系呈逆向表现。

(2) 蚊子与灰狼

“灰狼”是蚊子母亲的前男友, 是“罩着”他母亲的人。他们都来自外省, 但“灰狼”是一匹来扩张势力的恶狼, 不管受不受欢迎, 他都要强势进入;与灰狼完全不同, 蚊子虽然也来自外省, 但他就是一个蚊子一样的小人物, 一个连安全感都没有的小人物, 加入当地黑帮使他得以立足, 被吸纳进庙口黑帮后他的外省身份被掩盖起来。加之灰狼当年对小玲姐“不负责任”的离开, 使他在帮派立场和私人情感上都与之形成对立。当他的同伴以羡慕的口气谈论着灰狼的气派时, 他甚至不屑一顾。但他也分明感受到灰狼的强大, 希望在自己“跑路”后他能照顾自己的母亲, 从托付这一行为看, 他对灰狼开始产生信任。当灰狼告诉他:“风往哪边吹, 草就往哪边倒。年轻的时候我也以为自己是风, 等到遍体鳞伤以后, 才知道, 原来我们都是草”, 他因满怀仇恨并没有理解灰狼话中寄寓的深意, 再次表明他们之间的同而不和。强大的灰狼与弱小的蚊子形成了强烈对比, 一个是要来侵占庙口的黑社会老大, 一个却是混入本地黑社会的小弟;一个有着强烈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管理手段, 一个却思想保守, 忠诚于自己的帮派。成熟与幼稚、现代与保守、父与子、爱与恨这些二元对立在他们的身上浓烈地交织在一起。

(3) 志龙和Geta

作为老大的儿子, 志龙从小就被认定为未来的老大, 但实际上的他并不具有老大的胆识和气魄。当他们五人一起谈理想时, 他的理想是当和尚说自己的志向是当大哥, 他追问“你是要造反吗?”和尚说:“我要是当了大哥, 你就是大哥的大哥”, 他即释然, 也就是说他只要当和尚的大哥就够了, 真正的天下是要和尚去替他拼的;他的女朋友被狗仔孩凌辱, 他极度愤怒, 非要置其于死地。当狗仔孩真的死掉后, 他却表现出极度恐慌;Geta盛怒, 他没有像和尚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担当;父亲死后, 他不是激愤报仇, 而是因惧怕仇家斩草除根, 按母亲的意愿躲在仓库里哭泣。志龙的懦弱通过细节充分展示, 这与他父亲的强与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4) 蚊子与小玲姐

蚊子看上去很强大, 很勇猛, 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 可以为Geta报仇, 可以给小凝未来, 但最终他的誓言在幼稚的冲动和残酷的现实中迅速烟消云散。蚊子的母亲小玲姐平凡得像一棵草, 但她却顽强地用一生去爱一个人、等待一个人。她将生活的苦难埋于内心, 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静静地等待儿子的长大, 甚至隐瞒灰狼与儿子的关系。她以内心的宁静包容了一切波澜壮阔的世事纷争。与母亲相比, 蚊子显得苍白而虚弱。

3.忠诚与背叛的二元对立关系

这一对立主题是通过和尚与Geta、和尚与蚊子两组关系进行诠释的。在这两组关系中, 又贯穿着现实与理想的二元思想。

(1) 和尚与Geta

在整部电影中, 和尚与Geta之间的二元对立体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Geta作为庙口老大, 平时表现得随和、敦厚, 一旦遇到事情, 却表现出超人的胆识。但同时, 他又是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老大:不允许手下人用枪, 认为那是下等人的武器;不接受外省帮的加入, 认为只需要管好自己的地盘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不接受现代管理思想并且没有面对时代变化的意识, 当外省帮提出可以一起做生意时, 他说:“我们窝在艋胛做点小生意就够了, 外面的事我们也不懂”。和尚是庙口黑社会成长起来的新人, 他有胆有识、智勇双全, 讲义气、有谋略, 敢于承担、勇于创新, 一心想做大哥。Geta就杀死狗仔孩一事对他们进行惩罚时, 他表现出与Geta的强烈对抗, 这也预示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获知父亲被Geta砍掉了胳膊且夺去了老大的位子这一恩怨历史则成为他杀掉Geta最好的理由。在和尚的Geta的对比中, 传统与现代是最突出的二元对立。Geta因为保守排斥现代化的武器——枪, 最后却死在枪下。和尚锐意现代变革, 却殒命于蚊子手中的“扁钻” (黑帮传统刀具中最不起眼的武器) 。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相互纠缠, 最终都淹没在巨大而残酷的时代、社会洪流之中。Geta忠于传统, 但也死于传统的保守, 他背叛的是兄弟之情, 没有当日对和尚父亲的残害, 也没有日后和尚的复仇。和尚忠于理想, 因为理想他背叛了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帮派, 为追求理想而丧生。

(2) 和尚与蚊子

影片中和尚与蚊子是一对关系密切的二元组。他们两个具有诸多的共性特征:脑子灵活、身手敏捷, 有明确的人生理想, 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些共性使他们很快成为最好的兄弟。和尚将蚊子引入黑道, 并将黑道的生存法则倾心传授, 他的开拓精神和变革思想以及与Geta之间力量的较量促使他迅速成长, 同时也成为他背叛庙口、背叛兄弟的反力, 将他推向了悲剧的深渊。蚊子与他有太多的不同, 没有野心, 没有在帮派里争取个人利益的目标, 他只想安稳地做一个小弟, 在庙口黑帮温暖的大世界里安然地追寻他温柔的樱花梦, 加之对Geta在精神上的“认父”仪式的完成, 内心的单纯成就了他的忠诚。初次见面, 蚊子还是一个玩溜溜球的单纯的高中生, 而和尚已然是黑社会成长中的实力派, 小小的溜溜球见证了他们友情的建立与破灭。

除了以上三个角度多层面的二元对立结构分析, 电影中还有多个二元对立组, 如色彩使用上, 青、白、灰与桔、黄、粉形成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 为残酷的青春点染了丝丝温情, 把外部世界同心灵世界通过色彩加以区隔, 呈现出完全相反的两种面向, 丰富了电影的意义;语言的使用上, 闽南语和国语分别表达着不同身份、不同帮派、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纠葛, 通过语言的对立建构起新的空间, 表达着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复杂的对立关系;人物性格塑造时, 则注重每一个重要角色丰富人格魅力的展示, Geta的亲切与残酷、灰狼的柔情与无情、和尚的温情与冷面、蚊子的柔弱与坚强等等。多个二元对立组建构了整个作品的多维空间, 并在其中发挥着各自的表意功能, 使整个作品刚柔相济, 与其它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共同成就了一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经典黑帮片, 是台湾新生代电影的一个里程碑。

参考文献

科学与修辞: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 第8篇

在传统科学观看来, 科学是修辞无涉的, 科学强调的是证据、是逻辑, 而修辞作为一种说服策略, 一种语言技巧, “作为说服的技巧, 修辞学不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知识, 在某种意义上, 立足于‘可能性’的修辞语言与逻辑语言的区别与对立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问题之一。”[1]9科学与修辞学之间在研究对象、核心特征、解释逻辑及语言运用等层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1.从研究对象来看, 科学主要关注自然界 (即自然法) , 而修辞学则将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 (即社会法) 。科学研究的本体是自然界及其运行规律, 其认识论是能否认识自然、如何表述自然;而修辞学则主要关涉人与人之间的立场博弈, 是特定个人向公众、友方、敌方展示并强化自己的理论, 或是持不同立场或观点的个人之间、集团之间用各种手段寻求立场认同与劝服的过程。

2.从核心特征上讲, 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客观”, “求真”是其核心精神, 而修辞则代表“主观”, 其主要目的是探询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信用契约关系。科学关心的是命题的逻辑推演以及真伪判断, 而修辞则是一种主观性的解释活动, 主观性的倾向与立场是修辞的内生性特征, 代表的是说者、听者、反驳者之间的一种信用契约关系, 它依附于特定的语境、主体与利益网络。

3.从解释逻辑上讲, 科学强调的是“证明”逻辑, 而修辞则关注“说服”逻辑。科学的解释逻辑为: (客观) 证据→ (严格) 推理→ (确证无误的) 结论;或是 (先验的) 公理→ (精确的) 逻辑推论→ (确证无误的) 结论。在科学的解释逻辑中, “结果”是逻辑且毫无悬念的, 是一种“证明”的过程;而修辞的解释逻辑则是“说服”, 它源起于一种“可能性”, “修辞学之所以区别于逻辑学, 在于前者以可能性作为原则或出发点, 而后者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 两者之间的对立成为西方学术界争论焦点之一。”[2]2 4.从语言特点上看, 科学语言是精确、中性且符合逻辑的, 而修辞语言则具有诗性与感性特征。在科学活动中, 科学语言试图将意义以最简洁、最精确的方式表达出来, 它强调语法的标准性、表述程序的简洁性、概念与语句的精确性;而修辞语言则具有诗性与感性特征, 语言的自我修饰、转化、叠加、排比、反论等技术便成为修辞的重要内含。

科学与修辞学之间在研究对象、价值导向、语言特征、功能定位上的差异, 使二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古希腊时期, 柏拉图便将修辞学与真理视为是不可调和的, 在《高尔吉亚》中, 柏拉图这样描述:“修辞学似乎完全不是艺术的追求……我把它的主要部分称为谄媚”;[2]6文艺复兴时期, 以拉米斯 (Peter Ramus) 、笛卡尔 (Rene Descartes) 为代表的理性主义, 对修辞亦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 “寻求客观的、科学的、永恒的真理, 自然对修辞学缺乏耐心……便与科学和真理没有关系”, [2]13在拉米斯等人的影响下, 15～16世纪欧洲大陆出现了修辞学批判运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 逻辑实证主义兴起, 从而进一步剥夺了修辞学的生存范围, “传统上以修辞学名义进行研究和教学的关于或然性问题的推理和演讲方法被认为肯定比科学方法更低级。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把科学标准用于解决一切问题的尝试明显地使修辞学涂上陈腐的色彩。”[2]93

二哲学与修辞学的合流:科学与修辞学二元区分观的破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随着哲学界语言学、建构主义、历史主义的兴起, 修辞学的“说服”被重新发掘、并日益受到重视, 人们不再将科学知识的形成与评价过程视为是一个修辞无涉的过程, 学界出现了哲学与修辞学的合流现象:

(一) 合流一:修辞学的认知转向——修辞学跨进认知领域这一传统禁区

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是什么?长期以来, 修辞学囿属于语言学、文学、心理学范围之内, 人们对修辞学能否适用于科学领域 (或科学哲学领域) 心存怀疑, “传统修辞哲学的特征是试图对劝说进行心理描述。”[2]69但是, 随着修辞学在方法、目标、理念上的不断发展, 它逐渐扩展至认识领域, 人们试图说明, 修辞学可以对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提供合理的分析框架。

最早系统地提出认识论修辞批评的是司各特 (Robert L.Scott) 。司各特将认识论修辞解释的主要内容视为“经验如何产生知识”, 即人们如何现实地生产可以被他人所接受的知识, 以及这种知识如何依随历史、情景、认识论框架的转变而不断转换自己的形式与内容, 在司各特这里, 大写的“真理”被消融为“观点的接受与普适化”:“认识论修辞批评关注经验如何产生知识, 修辞批评家试图运用这种方法去理解和评价演说者如何巧妙地运用语言形成观点或发展世界。”[2]111司各特将修辞的适应范围广义化, 即从狭义的演讲扩展至广义的认识论领域:“认识论修辞批评通过对修辞学与哲学的认识论之间关系的讨论使修辞学在理论上完成了从狭义的对演讲的研究转向广义的对所有话语的研究。”[2]1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 西方修辞学逐渐从复兴走向繁荣。佩雷尔曼、图尔明、韦弗等人作了很多研究。这一时期, 修辞学开始逐步渗入认识论领域, 如佩雷尔曼在《新修辞学:论论辩》一书中主张, “修辞学提供了一种方式对信念进行推理, 传统哲学以形式逻辑来充当真理的仲裁人而忽视了这个领域。”[2]33在佩雷尔曼的视野里, “理性”是一个“辩论场域”, 它需要借助劝说和说服来形成, 不存在一个不证自明的“绝对的真”的存在。佩雷尔曼并非是要否认“科学”和“理性”的特殊性, 即科学知识的形成需要“确定性”, 是被“证明的”, 但是, 这种“证明”并非要借助“人”之外的神秘力量 (如“自然界”或“上帝之手”) , “理性”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争论之中, 需要借助修辞来展示自己的力量, “修辞学提供了一种方式对信念进行推理, 传统哲学以形式逻辑来充当真理的仲裁人而忽视了这个领域……一种可用于揭示诉诸理性的思想基础的分析工具。”[2]33

(二) 合流二: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的兴起——阐明修辞进入科学事业的社会学路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西方科学社会学出现了建构主义新气象。建构主义将科学知识的形成、评估、传播视为一种协作性的社会事业:无论是科学知识具体内容, 还是诸如“理性”、“客观”等哲学词汇, 修辞式的说服技巧从来都是内含于其中的, “科学不能一方面大肆使用修辞手段, 一方面又强烈地排斥和贬低修辞学, 这是可笑的, 这仅仅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心理习惯。”[1]9

如科林斯提出“权宜性论坛”概念, 即将非正式科学文本作为分析重点, 赋予其相对于正式科学文本的分析优势, 探讨了科学家采用何种技巧, 将充满利益与修辞的科学实践规范化为一种非个人性、标准化的官方语言;谢廷娜则从科学论文由初稿向终稿的转变序列作为切入点, 探析了科学家如何对科学实践进行非与境化处理, 将之塑造成一种逻辑表象;话语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则利用其独特的分析工具——“解释言辞表”, 对科学论文、科学交流书信进行修辞学解剖, 揭示科学实践的修辞本质。

建构主义者解决了修辞进入科学知识具体内容场域中的认识论难题:他们将科学知识形成、评价及传播视为一种争论场,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说服对手、如何获得更高的认同度成为决定理论 (或观点) 生命力的最终原因, “科学是非决定论的或文学是冷血的, 只是要说, 科学为了应付日常实践中的急迫需要而利用了艺术。”[3]24当然, 建构主义者过度强调了修辞在科学事业中的作用, 以至于将科学活动进行预先的修辞假定, “对明显的‘非修辞性’产物进行修辞分析的作法……并 (把它) 纳入各种各样的修辞关系之中。”[4]

(三) 合流三:科学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关于语言意义的语境说

20世纪70年代, 哲学界经历了由语义学向语用学转变这一过程, 语用学试图重新确立语言的“文化”基调, 打破传统语义学以逻辑代替实践、以语言的本质分析路径取代语言的交流性质的研究模式。

哲学界的语用学转向, 其基本逻辑便是:语言并非是超越文化、超越主体的对世界的真实转述, 而是特定主体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的一种具有目的性的解释工具。如维特根斯坦便提出了语言的“工具盒”概念, 即任何语言, 其意义并非由外在的某一本体所决定, 而是由在不同语境中的互动规范、交流网络所嵌制。语用学的代表人物戴维森提出语言整体论, 认为语言是一种合作的事业, 任一语句的真实性都与该语句的结构和语素相关, “诸多语句之证实或正确地判定, 并不仅仅在于其相关经验的存在, 而是因为它们处在与其他已被证明为真的语句的推理关系之中, 也就是说, 处于证明或正确判定它的整体语境之中。”[5]206在戴维森这里, “语境”成为构建语言意义及实践活动方式的出发点, 语言的目的不再是用形式化的、规范性的哲学语句来阐释世界与语词 (或符号) 之间的关系, 而是展示拥有不同语汇体系的个人 (或集团) 在特定历史情景中表达自己信仰和价值取向的工具, “解释者进入了一个具有告诉他讲话者的任一言说所意谓东西的理论的言说情景中。”[6]

语用学将“语言意义”的合法性赋予“语境”, 认为任何语言的意义只能在特定语境中才能实现, 试图在“言说者——对象——世界”三维模型中探讨语言的本质及世界的性质。

三整合的显流与断裂的潜流:尚未解决的方法论难题

虽然学界开始出现科学与修辞之间的合流现象, 但是, 一些方法论难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表面的合流涌潮下, 仍然存在将二者进行断裂式理解、或是用一方来代替另一方的学术潜流:

(一) 科学与修辞如何合理关联:二者互融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虽然学界不再对科学与修辞进行二元区分式的理解, 但是, 对于科学与修辞之间的具体关联机制, 仍然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如:

R1传统修辞学与科学之间的合理关联, 其基点是什么?

R2修辞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上与科学相融?

R3修辞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具体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实现的?

R4当科学与修辞不再是一种断裂关系, 传统科学修辞学与关于科学的传统观点是否、或应该改变自己的形态、内容, 或者说这种改变的限度是什么?

R5当修辞因素与认知因素在科学活动中同时起作用时, 理性因素是以一种什么形态起作用的?

科学与修辞之间的合流并非单单是一种意识上的警觉, 更重要的, 是具体分析修辞因素与认知因素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深层认识论根源, 以及两种因素起作用的具体机制。

(二) 将科学视为一种诈术式的修辞:恢复古老的修辞术?

与传统理性科学观相反, 一些学者则用修辞来代替对科学的逻辑说明。在他们看来, 科学并不具有相比其他学科与知识的认识论优势, 是通过一套特有说服策略与模式、运用相关资源与力量去获得认同的非认知过程, 他们解构了逻辑与修辞的传统界限, 并用后者代替了前者。如格罗斯认为, 一个分子的意义仅仅是出于说服目的而使用词语、数字和图像所形成的一种综合假象之结果;[7]J.A.休斯特则认为科学方法论不过是一种说辞, 而是科学家在争论场中运用的权术, 如他在对笛卡尔的“发展规律”加以研究后认为:笛卡尔的“方法论并非是从某些数学领域[更非从物理学领域]的成功实践中抽象提炼出来的;它是对一种谈话——通过数学[笛卡尔的事业领域之一]的术语进行类推延伸所做的夸张表述, 其自身也不能在其实践中贯彻其方法论主张。”[8]

四科学的辩证模型:关于科学的新思维

虽然科学与修辞出现了合流的局面, 但是由于一系列方法论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解释, 使得科学与修辞之间的内部关联机制没有得到详细的阐释。为了回应这一问题, 文章提出“科学辩证模型”思想, 以期对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科学的辩证模型既不同于传统的理性说明模型, 也不同于科学的修辞学说明, 他寻求的是对科学的理性、修辞的综合解释与辩证理解。科学的辩证模型突显了“理由”的科学——它基于文化、公共生活场域 (而非理想的逻辑框架) , 承认人类认知思维的进步性 (而非将科学置于某种外在实在的控制之中) , 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传统修辞学的认识论重建, 以及对科学理性、经验基础的修辞学改造。

(一) 科学辩证模型的基底:科学是一个文化的、历史的现实活动, 但是必须尊重理性因素的决定性地位, 它试图打破长期以来科学活动中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修辞的对立状态

科学的辩证模型将科学活动置于一种文化的场域中。它不否认科学的文化、历史、社会维度, 也不否认意识形态、形而上的信仰、主体的情感等对科学内容、形式、发展过程的影响。辩证模式反对是科学的逻辑模态 (特别是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所主张的逻辑的、理想的模型) , 认为科学并不仅仅遵循内逻辑的发展轨迹, 深深地刻上了社会、文化、历史、主体的烙印。

但是, 科学辩证模型却也极力反对科学发展的外部决定论, 辩证模型引入非理性维度并不是要否认理性在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恰恰相反, 它非常尊重逻辑、经验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在科学发展的辩证模式看来, 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 正是源于科学活动中理性因素作用的发挥:外部的自然是发挥作用的, 它限定着科学内容的形成、内容与发展, 外部自然界的结构、运动、变化是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否则科学便不是合理的科学、科学知识便不是理性的知识;科学的方法论、特定的技术程序虽然是一种人为的创造, 但是它们是在人类智识范围内对自然界的有限理解, 是尊重了自然的, 远非是一种“任意”的结果。科学的辩证模型从来也不会预设一个外在的上帝之眼来评价哪种知识是终极正确的, 但是却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沉默的智者, 它的威严与冷静, 给富有正义感、奉献精神、以求真为追求的科学家深深的影响力, 虽然后者从来没有真正获得他的当面赞许。

(二) 科学的辩证模型强调科学的对话特质, 恢复主体维度对科学的塑造, 为修辞学的合理、现实存在提供理由

传统的科学观是表征科学观, 将科学视为科学家与自然界二者之间 (主客二分) 的游戏, 它预设了一个普适的、超历史、超与境的方法论的存在, 并将之视为是科学共同体与自然界进行对话的通路。它排除了一切非理性的因素, 特别是如修辞这样讨诸于技巧、情感、激情、策略的因素, 将科学“净化”为一种纯逻辑、纯证据的世界。

但科学史证明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包括地心说、日心说、量子论等新理论的产生, 必定伴随着与其他学说之间的争论与反复辩驳。科学的辩证模型则将“争论”、“社会建构”等概念引入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与传播环节, 将传统的“主客二分”模型转变为“参与者1——参与者2……参与者N——自然界”多要素模型之中 (如下图) , 认为科学是一个不同科学研究主体 (不同个人、学派、竞争性观点) 的对话。科学的辩证模型将科学活动的最终本元由自然界转移到处于争论场中“科学活动主体”, 且将主体视为“对话场域”中的主体, 突出了科学研究主体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将被科学共同体签上“合法”与“合理”标签的理论视为“成功” (而非具有绝对“真”特征) 的理论。

(三) 科学辩证模型对传统修辞学的认识论重建

科学辩证模型对传统修辞学的认识论重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必须树立这样一种观点:科学的修辞运用并非必然是破坏性的, 它具有建设性。是对传统的逻辑主义科学观的一种反思式探讨, 用现实的、多因素复合观来代替理想化的、纯逻辑性的科学观。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 (Deirdre N.McCloskey) 认为, 修辞“是一架建设的机器, 不是一架破坏的机器。它不是要在论据中引入非理性, 而是恰恰相反。它要引入的是摆脱那种人为地把论据限定在一个非常狭隘范围内的非理性做法。”[3]210

第二, 对修辞学的认识论重建需限制传统修辞术中的不合理成分。传统修辞含有“诡辩”成分, 对修辞学的认识论重建便需要祛除修辞术中的一些不合理性成分, 特别是其“过于关注结果而忽略工具的合法性”做法, “回归人类论争的理性。”[3]210佩拉曾谈及科学中的合理修辞与非合理修辞之间的区分:“在我看来, 修辞论证作为一种推理, 不同于非推论性的说服技巧, 例如, 流泪、痛哭、目击等等, 也不同于基于表演或讲解形式的推论技巧。”[9]

(四) 科学辩证模型对传统理性科学观的修辞学改造

科学辩证模型对传统理性科学观的修辞学改造, 其涵义不是要用修辞学来代替科学, 而是在坚持自己核心规则与技术程序的前提下, 打破传统理性学者对科学所作的“纯逻辑”说明。科学辩证模型认为, 科学的前进是基于两方面的力量:一是由逻辑、经验证据、重复实验等组成的“证据”层面, 二是由修辞学组成的“价值助力”层面。

在科学的语境中, 修辞学的“价值助力”主要在于: (1) 在科学的拐角处, 判定何种方法论、普遍的预设是可接受的; (2) 解释已被容纳的科学规则:当某种规则处于幼年时期, 修辞学对其进行价值分析、对听众进行价值劝导; (3) 规则的具体运用过程:结合证据、数据、逻辑的力量, 修辞学对其进行合理布局, 以实现最大的理性说服效果; (4) 对特定假设初始条件的说明, “对初始条件的修辞学分析, 则会最大限度地证明初始条件的合理性, 从而使对初始条件共认的越多, 对结果的可能接受性就大”;[5]222 (5) 把似真性纳入科学假设的论证结构, “通过修辞学的发明, 把尽可能多有限的似真性分析纳入假设的论证结构, 就不仅仅会对论证起到修饰或润色的作用, 而且会增强它的批判性或创造性的意义”;[5]222 (6) 竞争场域中修辞作用的突显:当面临他者的质疑、出现竞争者时, 科学理论要想获得生存机会, 便需要借助修辞学的说服艺术。

(五) 科学辩证模型的核心:将科学置于“给理由[10]他无需一个“超越人类智识能力以外的上帝之眼”, 从科学自身发展的内部去寻找“科学”的合理发展是什么, 它强调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充分尊重了外部自然、采用了内在于科学的理性规范的, 虽然它承认这种进步是可错的、可被替代的。

“给理由”则不仅仅停留在“理由”阶段, 还要求将“理由”进行合适、巧妙的解释与“推销”的“给”这一动词。这意味着它给予非理性因素一定的生存空间, 包括修辞因素。科学不仅仅是逻辑与经验的胜利, 同时也是自我展示、自我说明的成功, 它坚信:采用了更高超说明策略、修辞策略的科学理论更容易赢得科学共同体的信赖, “从修辞学的角度讲, 知识的创造就是由劝说自己开始到劝说别人结束的过程。”[11]“给理由”试图恢复科学语言的平民性质——科学语言如一般语言一样, 含有价值成分, 是试图在自己的说明中导向一种“成功”的。“给理由”将科学卷入一个“理性+修辞”的辩证语境:一方面, 科学的理性提供实实在在的“证据”, 另一方面, 科学的修辞层面提供一种将“证据”以最大说服效能的助力。这样, “修辞学的、科学发现的以及证明的背景统为一体。”[5]224

科学的辩证模型实现了对传统修辞学与理性科学观的改造与继承, 试图消除二者的传统对立关系, 科学辩证模式不是让修辞代替科学理性或是相反, 也不是让二者在相互的辩证关系中失去自己的特质, 而是将科学理性与修辞的劝服功能融入一个互动、开放、辩证互融的关系:他祛除了传统修辞学中“纯目的导向”成分, 将其置于科学的理性框架之中;同时, 辩证模型亦展现了传统理性科学观的僵化、脱离历史的性质, 恢复了科学的“交流场域性”、“主体性”、“论证性”。

摘要：如何理解科学与修辞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科学与修辞二元区分观,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科学与修辞学的三大合流路径 (包括修辞学的认知转向、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的兴起、科学哲学的语用学转向) , 科学与修辞之间经历了一次从二元对立到彼此融合的过程, 但这融合过程并非完善, 一系列方法论难题, 特别是关于二者相互关联的机制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文章借用马尔切洛.佩拉的“科学的辩证法”观念, 尝试性地提出了“科学的辩证模型”, 通过建构以“理由”为中心、以“争论场”为基础的新模型, 以期对科学与修辞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阐释, 并破解科学与修辞具体关联机制这一难题。

关键词：科学,修辞,理由,争论场域,科学辩证模型

参考文献

[1]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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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经济学的花言巧语[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4]格雷格.迈尔斯.书写生物学: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文本[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37-38.

[5]郭贵春, 殷杰.科学哲学教程[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6]Davidsion D.ANice Derangement of Epitaphs[M]//GrandyR E, Warner R, Philosophical Grounds of Ration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166.

[7]Gross A G.The Rhetoric of Scienc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转引自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经济学的花言巧语[M].石磊, 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198.

[9]马尔切洛.佩拉.科学之话语[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46.

[10]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4:235.

二元对立 第9篇

关键词：城乡关系,二元对立,和谐一体,城乡一体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体制、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造成我国城乡之间差距巨大、发展不协调,尤其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突出,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的战略思路,要求我们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改变传统的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

一、城乡一体化的现实意义

1. 城乡一体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信息化、市场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快速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城市,造成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解决农村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要求,把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

2、城乡一体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现代化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工业化,而现代化的工业则需要现代化的农业作为保障。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以农户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小规模种植、多种作物并存;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新科技、新成果的普及率极低。在这种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农民依靠农业生产来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只有打破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让大部分农民离开农业、离开农村,让土地相对集中到那些文化和科技素质较高、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身上,面向市场,实行规模经营,向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机械化的方向发展,我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现代化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城市化。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城乡分治的社会格局人为地割裂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正常联系,导致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城市化滞后造成了农村在科技、医疗、教育、卫生、环境等各方面的落后。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就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禁锢,废除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的各种限制,允许城乡之间生产生活要素的自由流通。

3、城乡一体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和谐社会作为整体而言,应该包括城市和乡村两部分要实现和谐、有序的发展。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差距过大,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首先,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了“农村病”,影响了农村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其次,城市中各阶层收入的差距也造成了低收入者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部分人存在的“仇富”心理较为严重,导致犯罪率频频上升。诸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对和谐社会的顺利实现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只有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促进城乡共同协调发展,才能日益缩小城乡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4、城乡一体化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

作为当代中国经典的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要将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其中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重要方面。当前经济社会的主要问题诸如社会就业压力大、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经济效益改善的基础不牢、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都与城乡分割体制和“城市偏向”的工业化或发展战略有很大关系。城乡差距的扩大,“三农”问题的形成,城乡发展不协调的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并且影响和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均有赖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统筹、协调发展中解决。

二、城乡一体化的思路

1、经济战略:因地制宜实施城市化战略

城乡一体化,首先要有步骤地实施城市化战略。但由于我国区域经济水平、社会事业发展不均衡,不能脱离各类城市各自的发展阶段和特点,不加区别地实施整齐划一的城乡一体化政策。在政策制定上,应根据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进行多样化、多层次发展,而不是单纯从大城市或小城镇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来推进城乡一体化。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把农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农业用地变为城市用地,重要的是应注重质的变化。通过切合实际的城市化战略,切实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出路,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广大生活在温饱,甚至贫困线上的农民也有机会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是采用“优先发展小城镇”,还是“优先发展大城市”,或是其他的城市化战略,具体到各地区,应根据实际采取相应策略,特别是我国东中西地带发展的非均衡性,使得这种城市化的差异更加有所不同。总之,在制定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同时,既要考虑由于人口拥入城市而带来的“城市病”问题,也要顾及充分利用聚集经济效益,并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

2、制度创新:改革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框架

(1)重购农村组织制度和治理结构。农村组织制度和治理结构与家庭承包制度不配套,是现实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村委会既是行政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农村政社不分的问题突出。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没有真正形成,农村许多地方,集体经济已成为空壳,事实上只剩下农户家庭经营这一个层次。集体经济和农户经营“两张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因此,重构农村组织制度和治理结构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任务。

(2)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第一,尝试以股份合作制改造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对农村土地实行股份合作制,不是土地实物的私有化,而是将价值形态的土地产权落实给农民,使农民有进入和退出的自由,实现所有权的具体化、人格化,使土地产权清晰可及。第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确保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由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继承土地承包权。建立土地流转制度的同时,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保障农户的土地流转主体地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阻碍农民流转承包地,保证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土地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和租金等,都应该由农户与受让方或承租方协商决定;二是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控制征地规模、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建设用地;三是要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三无”农民纳入整个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

(3)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已进城并转化为城市居民的农民、进城农民工和没有进城的农民,均应“还”其以国民待遇,使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劳动就业权、迁徙和居住权、受教育权、生产经营权、社会参与权和社会保障权,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4)深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配套制度改革。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放宽城镇准入条件,凡有合法固定住所、相对稳定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及其随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准予其在城镇落户,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加快推进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劳动就业权利。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不断提高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体化。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消灭城乡、工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建立城乡平等和谐的关系,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和愿望。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共产党为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提出的战略思路和方针,同时也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城乡一体化实现之日也就是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伟大复兴之时!

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毕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2月28日。

②景天魁、王颉：《统筹城乡发展》[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④寻广新：“统筹城乡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7年。

⑤朱新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内涵”[J]，《调研世界》2008年第3期。

二元对立 第10篇

1 母爱的对立

《宠儿》中塞丝是一个集母爱和杀女的极端行为于一身的人, 对塞丝的爱的甜蜜性和畸形化的二元对立分析, 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奴隶制度的罪恶和白人社会对黑人的压迫以及其在黑人心底留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

小说中, 作为一名奴隶, 塞丝能给自己子女的有限, 但是还是尽自己所能去爱孩子。她给与孩子以深厚的母爱但当“学校老师”来到124号时, 塞丝为避免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而杀死女儿。但18年来她却一直对自己的行为持矛盾心理:一方面, 她坚持自己杀女是出于对女儿的爱;另一方面, 她却对死去的女儿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因而当她意识到宠儿回到她的身边时, 她极其宠爱宠儿, 而且认为宠儿可以理解自己的杀女行为。而塞丝没有预料到杀女是宠儿心中永远过不去的坎。宠儿的不谅解加重了塞丝内心的负罪感并最终导致她最后接近精神崩溃。

《宠儿》中塞丝杀女是小说各种冲突体现的高潮, 她毫无理性的表现突出展现了奴隶制度下的黑人女奴隶的惨痛遭遇。而其在宠儿回来后对宠儿极度宠爱, 这一表现也说明了奴隶制给黑人女奴隶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 也使我们去质疑塞丝母爱的道德性。有人认为塞丝杀女是对奴隶制度的无奈的反抗, 但也有人认为塞丝的母爱是畸形的。母爱的道德性通过这一组对立表现在我们的面前, 母爱究竟是福还是祸?也许塞丝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但却又是不可原谅的。托尼·莫里森通过这一组对立表现出母爱的甜蜜与偏执, 用这一个难以明确定义对与错的对立展现了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 即想忘记过去却又被过去的重负所折磨。

2 黑人的出路

《宠儿》中作者还描述了塞丝对白人的反抗和白人对塞丝的压迫以及黑人社区对塞丝的帮助和抛弃这两组二元对立。如果说关于母爱的二元对立是为了让黑人不忘却历史, 那么这两组二元对立虽然表现的介质不同但指向的整体的意义是关于黑人出路。

在塞丝的奴隶生涯中, 她不仅有着对奴隶主的无能为力的一面, 但同时又有对奴隶主反抗的一面, 而正是这一反抗, 给与了她最后自由。

小说中, 塞丝的奴隶生涯是从“甜蜜之家”开始的。塞丝和黑尔的婚礼只需经过加纳先生的同意就可以了, 而塞丝因向加纳夫人提出说要婚礼而被默许了缝制衣服的行为, 并得到一副耳环作为礼物从而争取到了关于结婚的一点权利。而随着“学校教师”的到来, 塞丝发现自己被和动物进行比较, 逃离“甜蜜之家”, 得到二十八天的甜蜜日子。当“学校教师”找来, 塞丝的反抗达到顶峰——亲手杀死女儿。这一极其残忍的行为为塞丝和她剩下的孩子取得了宝贵的自由。虽然塞丝反抗的代价是残酷的, 可却得到了身体的自由。在此过程中白人也看到黑人的反抗意志和反抗决心, 从而动摇了白人的意志, 使得黑白双方力量发生有利于黑人的变化。因此, 在小说中莫里森暗示如果黑人想要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就必须有所反抗。

在《宠儿》中, 黑人同胞对塞丝有着巨大的帮助, 可也背弃过塞丝。黑人同胞帮助塞丝来到她婆婆的身边, 可也是黑人同胞对贝比·萨格斯心存嫉妒而间接导致了塞丝杀女的悲剧。而且在塞丝被逮捕到监狱的时候, 黑人同胞们想的不是去解救塞丝。在塞丝出狱后, 18年来没有人拜访过她家。黑人同胞对塞丝的抛弃, 具有负面性。可是小说中的黑人同胞也对塞丝有着相当大的帮助。在塞丝受宠儿的折磨且无法保证自己最基本的生活得时候, 是黑人同胞给她们提供食物, 在塞丝受到宠儿折磨以致精神接近崩溃命危时, 是黑人同胞最后驱逐宠儿解救了塞丝。这一行为极大的肯定了黑人同胞帮助的有利方面。而小说中的最后, 保罗·D回到塞丝的身边陪她一起过一种新的生活。

虽然小说中有很多关于黑人对塞丝抛弃的描写但是这一负面描写并没有压过正面的描写——尤其是黑人集体帮助塞丝驱逐宠儿。在该篇小说中, 莫里森似乎暗示了黑人的出路:黑人受的苦本已够多了, 像以塞丝一家为代表的黑人家庭只不过受苦的黑人的一个小例子而已。因此黑人之间必须相互理解, 相互团结互相帮助才能够战胜困难, 克服困境, 找到自己的出路。

3 结语

托尼·莫里森在《宠儿》中讲述了一段让美国黑人难以忘却的历史, 记录了这一历史给其留下的伤害, 这是一段应永远记住的历史。小说中并暗示了黑人的出路:只有主动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才有可能得到权利, 且黑人之间要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尤其是在当前美国即将迎来第一位黑人总统, 人们的目光将较以往更多的投向黑人这一特殊群体, 美国黑人更要抓住机遇, 找到自己的出路, 并为之奋斗。

参考文献

[1]Morrison T.Beloved[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2]方汉泉.二元对立原则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 7.

[3]马晓颖.爱的抉择——宠儿的主题和写作手法分析[J].中国电力教育, 2007, 10.

[4]牛磊磊, 万佳.莫里森宠儿中塞丝的悲剧性命运分析[J].外国文学研究, 2006, 8.

[5]张军.构建黑人出路的新高度——解读托妮·莫里森的宠儿[J].外国文学, 2004, 9.

解构文学作品中的二元对立 第11篇

关键词：《生死疲劳》；反二元对立；解构

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塑造的最主要的两个人物是蓝脸和蓝解放，一个是旧社会封建保守的典型，一个是新旧更替时期迷茫、追寻出路的矛盾体，他们贯穿这个社会动荡的年代，本应被淘汰的却成了最终赢家，摒弃世俗无畏的爱情却并非高尚圣洁，看似正直的人性又裹挟着贪婪和欲望，他们在一轮轮“伟大”的变革中见证着失败。但正因为历史的潮流翻滚得太快，谁都无法预料明天会涌向哪一边，也从来不存在真正的赢家，我们唯一可以直视的就是生活，在现实中它对于我们的意义高于整个人类的历史。

一、思想的落后和时代的淘汰

按照社会的淘汰机制，“落后就要挨打”促使着人们朝着“先进”发展，但显然一切的评判标准都是人为拟定的，“新诞生的”、“权威认证的”、“受到广泛认可的”并不等同于先进，中国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在文革和人民公社进行的时候，被公认的正确指引了错误的方向，在农村里，像西门金龙、鸿泰岳、黄瞳这样的先进分子或领导干部比比皆是，他们慷慨激昂地组织演讲、开批斗大会、想方设法地取悦上级，他们顺流而上，似乎思想得到了解放和进步却做着自我迷惑、损害民生的勾当，义正言辞地向不愿入社的倔户下达通牒：“我代表政府，代表党，代表西门屯的爷们儿，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再挽救你一次，希望你悬崖勒马，希望你迷途知返，回到我们的阵营里，我们会原谅你的软弱，原谅你心甘情愿地给西门闹当奴才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但保守派的胜利也并非全都源于智慧或远见，很大成分是利己主义在无知的状态下因坚守落后的思想而侥幸抵抗住了历史的风波，蓝脸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淳朴又重情义的普通农民，背负着地主雇农的成分，在人民公社化风行全国的日子里竟然坚持着单干直至看见黎明的曙光，他承受着社会的施压、亲友的批斗、妻儿的背叛，孤独一人完成了这英雄般的壮举。然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自己这般执着的原因，“我不反共产党，更不反毛主席，我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体化，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天下乌鸦都是黑的，为什么不能有只白的？我就是一只白乌鸦！”

莫言在这两相对比中打破了这一二元对立，社会的淘汰机制在这里不再适用，人为的审判使得“进步”可能出现错误，而落后的又可能因生活的变幻莫测幸运地逃脱错误的漩涡。他并不想追究这个时期的是非对错，而是企图展现生活的不可预知和人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二、伟大的爱情和圣洁的灵魂

在传统的观念里，伟大而坚贞不渝的爱情都是诞生在圣洁的灵魂碰撞中，因而在大多文学作品里会形成这样的二元对立：即使爱情双方有丑恶的一面，担当爱情发生的时候必然经历交换灵魂的过程，才能确保这样的爱情可以冲破一切阻挠，成为伟大的爱情，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源，一个爱财虚荣，一个风流成性，玩着爱情游戏互相利用，但在经历了一场生死患难后，他们之间的爱情得到了升华。又如《色戒》中的王佳芝，带着刺杀的目的去接近易先生，但当他拼死保护她的时候她的心沦陷了，爱在淤泥里开出圣洁的花。

反观《生死疲劳》中最惊心动魄的爱情——蓝解放和庞凤凰的乱伦之恋，竟然发生的毫无头绪，在并无深交的情况下蓝解放因庞凤凰莫名其妙的哭泣亲吻了她而认定这就是真正的爱情：“我被一种平生从未体验过的奇异感觉击垮了”、“那天下午的吻，是我的惊心动魄、触及灵魂的初吻”给人直观的感受似乎是情欲所致而更加不可理喻。而这段恋情是建立在对蓝解放和黄合作婚姻家庭的破坏之上，违背了传统道德观念，难与圣洁挂钩。但他们之后的举动却不得不让人承认这疯狂的爱是伟大的，蓝解放为了这个女人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男人所重视的名誉、地位，割舍了妻儿，承受着亲人的发难、世俗的谴责和良心的拷打，毅然地带着心爱的女人逃离了，而庞凤凰这个年轻女孩的爱和牺牲就显得更纯真和无畏了。

莫言在此打破了传统爱情发生时应有的灵魂碰撞这一二元对立因素，向我们解读了爱情的发生是无法解释的、可以是毫无道理的，但它同样可以随着时间流逝，在经历了一次次考验后成为伟大的爱情。

三、生活和历史

历史是宏大的而生活只是当下的，个人的生活更是在历史的一小个片段中极逼仄的圈子里为了构成历史而存在的千千万万分之一。人们看重历史甚于生活本身，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历史学家、历史文献而少有人去研究眼前的生活，人们才会习惯在阅读民间小说时不断地去揣测作者所想展现的历史性质、所批判的时代，而所有人物都不过是为了表现主题而塑造的典型。

莫言在这部作品中把所有的情绪都附加在人物生动的生活中，不带主观色彩让每一个叙述主人公成为故事的主角，西门闹的五十年的确是一种历时性的编年史，其动物性也为人的当代史提供了更多的文学描写和再现的可能性。但不同的投胎方式和生命形式带来不同的受罪方式和享受方式，这种不屈不挠而又逆来顺受的“苟活”只是为50年的当代史提供了一种抽象的、没有明确道德内容的空洞形式，而故事本身，就其生活世界的历史实质和道德实質而言，却是通过土地、人民，通过具体人物的选择和行动而展开的。他并不站在任何一方去谴责或讽刺走任何一条道路的人，他的不评价是对历史最大的漠视，也非为了让读者自行揣摩而为之，而是选择了双脚踏在这片真实的土地上，自己的使命就是诉说一小块地方一小段时间里一群人的生活罢了，他想引发的是读者对人生的感受而非对历史的又一次认识。他冷静地描述一个个在历史中的重要时刻，落笔却在这些时刻活着的生命的当下行为，从西门猪的视角看待毛主席去世这一历史事件，猪是并不在乎人间的王发生了什么的，他追赶着月亮：“我们看到毛泽东坐在月亮上——他肥胖的身体使月亮受压而形成椭圆——身上披着红旗，手指夹着香烟，微仰着沉重的头颅，脸上是若有所思的表情。”这于历史相当重要的时刻，西门猪只是冷静地叙述着，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而生活高于历史。这打破人类社会学二元对立的创作，无疑是对传统民间叙述的超越。

四、小结

在我们过去的认知里，“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总结出的能帮助我们分析文本、使得创作更轻松的理论。但随着人们对创作独特性的要求愈来愈高，且发现真实的生活往往超出了我们已知的所设定的非此即彼的区域划定，就出现了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一类的解构小说，塑造了矛盾而丰满的人物形象，后现代主义力图消解“二元对立”的模式，打破虚假的中心和权威，打破独断的、偏执的、绝对的、非此即彼的理论话语，以及在文学艺术中反对硬性比附认识论和将理性定于一尊，反对“文以载道”的狭隘功利主义，确能一定程度地给人以启迪。莫言《生死疲劳》中侧重对社会运行、社会关系和价值评判的转变，极好地展现了反二元对立的自由性和丰富性。

参考文献：

[1]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孙胜忠.二元对立的颠覆和文本结构的消解[J].山东：山东外语教学，2008：90-96.

[3]杜名义.对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张旭东.解读莫言的《生死疲劳》[J].上海：现代中文学刊（1），2013.

二元对立 第12篇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学机智,教育情境,教条,体验

教育理论并不是“现成物”, 如果把教育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在教学实践中贯彻执行, 我们就无法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丰富无穷的差异。教学情境和教学情境意义的丰富无限是抽象词汇无法表达的, 甚至是无法接近的。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论看成“现成的”真理, 那么这个教育理论就成了遮蔽我们思维视域的东西, 我们用“现成的”理论去框住教学实践, 就会使我们对那些与现成的教育理论不符合的任何“教育意蕴”视而不见。

教育理论不是“现成物”, 这可从尼采对语言和唯名论的思考中得到启示。尼采对语言和唯名论的反思是彻底的, 直达语言的根基处。“什么是语言?它是存在的家园, 但我们别忘记:这个家园矗立在可怕的事物那无言的广袤中。借助唯名论, 尼采同一种思维的无限权力的幻想告别, 而这种思维没有足够明晰地意识到存在和语言之间的差异:只要人类相信事物的概念和名字是穿越漫长的时代的永恒的真理, 他就获得了某种骄傲, 以此他高踞动物之上:他真的以为他在语言中拥有对世界的认识。”[1]我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用语言写成的教育理论无法接近教育经验那无言的广袤, 更不用说两者的同一性了。

叔本华的认识论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把由抽象概念组成的判断当作认识的起点。叔本华认为, 概念只能来源于“直观”, 不来自直观的概念仅仅只是词藻的堆积。哲学文本中那些抽象词汇的堆积让作者误以为自己处于“高级智慧的近旁”, 读者们也误以为这些词汇的堆积说出了什么“终极真理”。其实仔细再读, 才发现“只有语言的外壳, 内部的核是缺失的”。因此, 如果由抽象概念组成的文本有任何“意义的”的话, 那么这些概念必须是来源于“直观”。即使是如此富有直观内涵的概念也不是“直观”本身。因为抽象的过程必然抽掉了直观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等级的细微的差异, 而只剩下了干巴巴的同一性。

海德格尔是另一位对语言有深入研究的著名哲学家。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批判了人们把命题当作“现成物”、人云亦云的非本真态度。海德格尔研究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 他论述道:“因为只有着眼于时间才可能把握存在, 所以存在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一个孤立的盲目的命题里面。靠着对这个答案以命题形式道出的东西鹦鹉学舌一番并不就是理解了这个答案。若把这个答案当作漂浮无据的结论人云亦云一番, 结果也不过认识了某种‘立场’, 而这种‘立场’也许还同迄今为止的处理方式南辕北辙, 这更不能说理解了这个答案。”[2]

以上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的反思能不能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我们不需要教育理论了?答案是否定的。教师需要教育理论, 这是不可否认的真理。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判断:教育理论应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这并没有错, 但问题是“如何”结合。如果把教育理论当作现成的“终极真理”,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 这将遮蔽我们的视域, 让我们对理论中本真的意蕴视而不见。

加拿大著名教育学专家马克斯·范梅南教授在对教育理论的“现成性”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提出了“教学机智”这一概念。“教学机智”这一概念体现了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一种“更亲近”的关系。教学机智首先把教育理论拉回到具体的教育情境中。教师每天身处这些真实生动的教育情境中, 如果他没被教育理论束缚住、强制住的话, 他可以体验到这些教育情境中教育意蕴的丰富性和不可穷尽性。教师每天身处如此意蕴丰富、转瞬即逝的教育情境中, 如果缺少教育理论的指导, 会不会茫然不知所措呢?范梅南教授提出的“教学机智”这一概念就试着去回答上述问题。教学机智和教育理论并不是毫无关系, 但教学机智涉及一个重要的因素, 即具体的教育情境。教学机智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教学机智绝不是现成的技术。范梅南在《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中写道:“本书在教育儿童方面提供了一种自我反思方式。尽管如此, 把‘教育的智慧性和机智性’仅仅当作行为准则、技术或方法来学是行不通的。因此, 想从书本中去寻找有效教学的简单模式或控制课堂的确定方法是徒劳的。”[3]

范梅南教授批判了教育学的技术取向。这种技术取向把教育理论当成了“现成物”, 似乎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学会了一些教育的基本理论后就能在教学实践中去“实践和应用”了。但事实上, 没有多年的教学经历和建立在这些教学经历基础上的反思, 无人能成为优秀的教师。范梅南认为:“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既不是一门科学, 又不是一门技术。不幸的是, 人们常常喜欢用经验科学的方式来对待和研究它。科学技术从本质上而言, 是通过对经验的概括和提出技术原则来从经验中截取知识的。这对于一个像工程技术这样的领域来说当然无可厚非, 学生可以学习一个自己从未建造过桥梁的专家所创立的桥梁建造原理。同样的, 教育学上的技术取向假定可以通过各种概括和一般性技术来教授教学原理。只是到了最近, 才有人认识到教育需要转向体验世界。体验可以开启我们的理解力, 恢复一种具体化的认知感。”[4]

范梅南强调教育需要转向体验世界“以开启我们的理解力”, 这与海德格尔从哲学的高度上对待传统的真理应持的态度相符。我们对待传统, 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应持怎样的态度才是合理恰当的呢?海德格尔对此论述道:“似这般取得统治地位的传统首先与通常都使它们‘传下’的东西难于接近, 竟至于倒是把这些东西掩盖起来了。传统把承袭下来的东西当作是不言自明的, 并堵塞了通达原始‘源头’的道路, 而流传下来的许多范畴和概念一部分本来曾是以真切的方式从这些源头汲取出来的。传统甚至根本使这样的渊源被遗忘了。传统使人们以为甚至无须去了解一下是否有必要回溯到渊源中去。传统把此在的历史性连根拔除, 竟至于此在还只对哲学活动的五花八门的类型、方向、观点感兴趣, 它靠这种兴趣活动于最疏远最陌生的诸种文化中并试图用这种兴趣来掩藏自己的无根基状态。结果是:此在无论具有多少历史学兴趣以及在文字上进行‘实事求是的’阐释的热衷, 它仍然领会不了那些唯一能使我们积极地回溯过去 (这里指的是有创造力地占有过去) 的最基本条件。”[5]

教育理论作为“传统的真理”, 它的渊源正是来自于丰富的教育情境。教育理论指导着我们的教育实践, 但“如何”指导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们再也不能把教育理论当作“现成物”来看待。我们要顺着教育理论的指引回到教育的具体情境中, 回到丰富的教育的体验世界中。把那“现成的”教育理论尽量“稀释” (海德格尔语) , 以开放的态度 (现象学要求悬置一切“先入之见”) 直接面对原始的教育体验。从这些体验中去领悟那教育理论的“所指”。如果教育理论确实蕴含着丰富“意义”, 那么通过沉浸在教育体验中去仔细倾听它的言说, 我们必然能领悟到教育理论所蕴含的教育智慧。我们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教育理论, 才能把教育理论从现成的教条中“解放”出来, 也“解放”教师。教师在对教育情境的体验和对教育理论的倾听中会慢慢获得“教育智慧”。这些教育智慧遇到了特定的教育情境, 就内化成了教师的“教学机智”。教育理论这时就会显得与我们更亲近, 而不再是以往那种“盛气凌人”般的陌生。

参考文献

[1]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81.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 (上) [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50.

[3]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12.

[4]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