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创新网络范文（精选12篇）
合作创新网络 第1篇
区域创新网络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是近几年来理论界、实业界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 这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在这一时期, 地方化特征明显加强, 资源更加集中于那些具有良好创新环境的地区, 学习与创新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保持区域的独特性和竞争优势, 人们更加重视挖掘区域特色的知识和技能;为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人们更加重视营造根植于地区特色的区域创新网络。而竞争与合作又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形式, 在日益激烈和复杂的竞争环境中, 众多企业和机构之间形成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网络关系和创新氛围是创新本身的需要, 也是网络式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
区域创新网络是在区域创新系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于区域创新网络的定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 (1) 系统性创新的基本制度安排[1]; (2) 构建学习型区域进而推动创新的有效载体[2]; (3) 创新主体相互依存的集体学习环境[3]。本文认为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地方行为主体 (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 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4]。区域创新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某一专业领域内各种相关的企业, 除此之外, 创新网络还可纵向延伸到销售渠道和客户, 横向延伸到提供互补品的供应商。尤其重要的是, 区域创新网络还必须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 如大学 (研究机构) 、各种中介服务机构等, 也就是说, 区域创新网络实际上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企业以及各种机构所组成的区域共同体。
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新组织模式, 区域创新网络具有开放性、合作性、创新性、相互依存性等特性。综合现有的文献来看, 大多数文献都在集中讨论区域创新网络的实质及功能、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及创新网络的绩效分析等。这些文献都是从外部对创新网络进行研究, 而针对创新网络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如何合作、如何竞争及协作需要满足的策略等问题, 较少有人研究。本文主要对创新网络内部企业之间如何合作与竞争进行研究, 并建立博弈模型, 找出企业协作创新的条件。
2 博弈的基本模型
在区域创新网络中有很多同质企业、关联企业和中介机构, 合作关系可以发生在两个企业之间, 也可能发生在多个企业之间, 还可能是大学或科研机构之间[5]。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 我们简化为两个企业的关系。网络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协作与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也是一种不断的选择过程, 而在这些过程中存在两种基本状态——合作与不合作。
2.1 博弈基本假设
假设1:假设企业A和企业B进行合作创新, 每一次合作的总投入为I (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及技术资源等要素投入, 均用货币进行折算) ;其中企业A投入的所占的份额为a, 企业B投入的所占的份额为b, 则a+b=1。
假设2:设企业A采取合作的概率为p, 相应地采取自私行为的概率为1-p;企业B采取合作的概率为q, 相应地采取自私行为的概率为1-q。
假设3:如果合作双方相互信任, 则企业采取合作行为, 设企业合作创新的收益为R, 按投入比例分配, 其收益R的大小与创新的合作效应系数k (k﹥0) 正相关;如果企业A、B都不互相信任, 双方都采取自私行为, 则认为没有任何合作, 创新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收益, 此时双方的支付都为0;如果企业A合作, 企业B不合作, 可以认为企业A的投入完全被企业B获得, 并导致今后不再合作, 反之亦然。
假设4:设企业A, B之间的合作是受一种正反馈激励, 用θ (θ﹥0) 表示, 合作的次数越多, 合作就越默契。合作受到的激励具有累积性, 存在一种时间传导的正向共同运动 (Positive Co-movement) , 每一次合作的成功都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受到一次正的激励θ。θ越大, 合作效果就越好, 收益就越大。
2.2 构建支付距阵
根据以上假设, 可以构造出企业A、B在第n (n为合作次数) 次合作创新时的支付矩阵, 见图1。
图1 支付矩阵 (a+b=1)
下面从自然角度进一步分析企业A的行为及支付, 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当企业A与企业B均合作时, 企业A的支付矩阵为其投入比例所得的收益份额。
有G1A=pqak⎣k (1+θ) n-1-1」. (1)
第二种情况, 当企业A合作、企业B不合作时, 企业A的支付矩阵为0。
有G2A=0. (2)
第三种情况, 当企业A自私, 企业B合作时, 企业A的支付矩阵为企业B投入的损失。
有G3A=q (1-p) bI. (3)
第四种情况, 企业A, B均不合作时, 企业A的支付为0。
3 基于博弈模型的合作创新条件分析
下面分别讨论企业A和企业B选择合作时应该满足的条件。
3.1 企业A合作创新条件分析
从企业A的角度考查支付函数, 此时企业A对自己的行为具有完全信息, 而对企业B有不完全信息。企业A是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 关键就在于它选择合作时 (p=1) 的期望支付与选择不合作时 (p=0) 期望支付之差σGA的大小。显然,
undefined. (4)
将式 (1) 、 (2) 、 (3) 代入式 (4) 得:
σGA=qI[ak (1+θ) n-1-1]. (5)
由此可以看出企业A选择合作的条件为σGA≥0, 根据式 (5) , 必满足:
undefined. (6)
分析式 (6) 可以得出:
第一, 当n, θ一定时, 如果k较大, a可以相对较小;如果k较小, 则要求a相对大。由此得出企业A选择合作的第一个条件:当创新的合作效益比较大, 即预期的创新收益比较大时, 企业A即使在创新过程中主动性 (指该企业所占投入比例的大小和按投入比例分配所得到的相应创新收益比例的大小, 下同) 较小, 也愿意采取合作行为;当创新合作效益较小时, 在创新过程中只有企业A的主动性较大时, 它才愿意采取合作。
第二, 当k一定时, 如果n, θ比较大, a可以相对较小;如果n, θ较小, 则要求a相对较大。可以得出第二个合作条件:当合作次数较多, 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以后, 即使在创新过程中企业A的主动性较小, 它也愿意合作;当合作次数减少时, 企业之间还没有相互了解, 缺乏信任时, 在创新过程中只有企业A的支配性较大时, 它才愿意选择合作。
3.2 企业A、B共同合作策略分析
从企业B的角度分析。从理论上来讲, 对局企业B的博弈行为与企业A的博弈行为在相同策略环境下的理性选择方式相同, 因此, 如同推导式 (6) 一样, 同理可得企业B愿意合作的条件:
undefined. (7)
所以, 企业A、企业B同时愿意合作的条件为:
undefined
. (8)
令undefined, 对式 (8) 做图解分析, 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 在a+b=1的直线上, 区间[D, E]为A、B两对局企业同时选择合作时的条件区间。[D, E]区间的长短与k, θ, n相关, k, θ, n越大, H0则越小, 而[D, E]区间将越大。另一方面, D、E都沿直线a+b=1向对方延伸, 显然有图解可以证明, 只有在a=b=1/2时, 即在M0点, 当两个企业对等投入、对等承担风险和对等风向创新收益时, 双方才最有长期或重复合作的愿望。由此, 我们得出第三个合作条件:对等投入有利于合作。
另外, 我们将式 (5) 对q求偏导数可得:
undefined. (9)
式 (9) 表明, σG是q的增函数。我们可得第四个合作条件:企业A的合作愿望随着对局企业B采取合作行为的概率q增大而增加。由此, 可以看出企业A、B之间的信任度越高, 他们之间的合作就越稳定。
4 结论与建议
区域创新网络中企业的创新行为实际上是行为主体的动态策略过程, 各行为主体基于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目的, 贡献各自的创新资源而协作创新。根据前面的分析, 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网络合作创新:
4.1 提高预期的合作效应
预期的合作效应系数k越大, 网络中的企业合作愿望就越强。因此, 可以提高k值来改变企业间的合作态度。提高预期的合作效应系数有以下途径:一是改进合作方式, 二是改善合作的结构, 三是重视合作过程中的沟通, 四是加强合作过程的管理。
4.2 增加信任, 提高合作次数
信任是一种新的创造财富的“社会资本”。通过信任可以降低网络内企业的交易成本, 为企业合作创新提供动力。创新主体合作次数n越大, 企业之间就越能够相互了解、相互信任, 从而形成一种默契, 减少了策略的不确定性, 进而逐步建立稳定、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4.3 提高合作的积极性, 即增大激励因子
激励因子θ越大, 企业越有合作愿望。我们应该从加强合作双方信息交流、建立公平机制、培育良好的合作环境等方面提高θ值。创新网络中企业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交流, 从而实现知识的流动, 而这种信息的互动对技术创新尤为重要。
4.4 协调合作平等关系
乔尔·布利克和戴维·厄恩斯特研究认为, “合作关系越平等, 前景就越光明”。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这样一条结论:成功率最高的是权益各占50%的合作关系。而我们所构造的合作竞争模型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当a=b=1/2时, 两个对局企业A、B之间最有可能采取合作创新行为。因此, 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条件, 使主体对等投入、对等承担风险和对等分享创新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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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OEL BLEEKE, DAVID ERNST.协作竞争[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3]熊磊, 赵光洲, 赵立龙.论高新技术园区内区域创新网络建设[J].经济问题探索, 2003 (7) :117-120.
[4]王子龙, 谭清美, 许萧迪.区域创新网络中的政府职能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 2003 (3) :9-11.
网络订票合作协议 第2篇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代表：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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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本着互利互惠友好合作的原则，经协商就乙方通过甲方提供的网络系统，查询预订航空电子客票一事，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方式
甲方向乙方提供航空动态信息查询系统及订单打印系统，机场取票服务。
二、票款结算
（1）当乙方确认订座后，乙方所有订票视为交易成功。乙方必须在_________前将票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如乙方未按规定办理。甲方有权取消该订座且所有损失由乙方承担。
（2）如双方确认订座交易成功后，因甲方原因造成旅客未能按时登机时，责任由甲方承担；并且甲方应按民航相关规定，作好旅客善后服务工作。
三、权利义务
（1）乙方在确认订单前：必须认真审查乘客有效证件，如实填写乘机人详细资料，联系电话，乘机日期及乘客乘机需知。
（2）旅客订座单应保留________以上。如遇旅客原因退票或误机，乙方应征得甲方同意，确认退票折扣后方可办理退票手续。
（3）在服务过程中，如遇旅客投诉由甲乙双方共同协调解决，损失均由责任方自负。乙方应加强服务工作，如服务中多次出现旅客投诉，经批评整改无明显改观的，甲方有权终止该协议；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的权力。
（4）甲方应做好网络维护工作，尽量保持网络畅通及系统完好率，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并承诺保守客户资源信息秘密。
（5）乙方有责任和义务协助甲方维护网络安全，网络信誉，及商业机密，并承诺甲方提供的网络系统及软件，工作号等不能私自转借，如经发现，甲方有权终止双方合作协议。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
（6）甲方应保证乙方准时（航班起飞前90分钟）在机场换取航空机票。乙方负责做好旅客的预定相关工作，一旦发生旅客相关服务投诉，甲乙双方各负其相关责任，并承担相应经济损失。
（7）在本协议期间内，乙方若单方面中止协议，需提前30天向甲方提出申请；并结清应付机票余额款项。
四、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从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共计_________。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生效。
五、补充与附件
本合同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甲乙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合同。本合同的附件和补充合同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六、争议的处理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____种方式解决
1.提交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甲方（盖章）：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法人代表（签字）：_____ 法人代表（签字）：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 网址：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____ 签订地点：_____________
合作创新网络 第3篇
关键词：知识管理；合作创新；供应链网络；知识转移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获取和创造新知识是产品创新的基石，知识逐步成为企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Alavi & Leidner， 2001）。然而，由于这种知识资源的分布是比较分散的（Davis & Eisenhardt，2011），而产品技术研发所涉及知识宽度、广度和深度在逐渐增加，使得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研发的成功率大大降低，企业承担了巨大的开发成本和商业风险（黄敏镁，2010）。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过程技术的跨组织、跨部门的多学科领域的“合作创新”方式开始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陈劲，2011）。供应链网络是由相互联系、互相依赖的成员组成的，成员之间不仅有大量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存在，还存在大量的知识流。曾赛星（2009）认为在供应链网络的框架内开展合作创新已经成为技术密集型企业及其所在产业链的迫切要求。然而，从供应链网络视角来看，尽管现有的研究在库存控制和信息共享的协同分析方面相对比较成熟，但在知识转移与合作创新研究上，无论在行为层面还是在效果和绩效层面都缺乏系统地分析和总结。
一、 供应链知识管理研究
近年来，国内对知识流动、转移和共享的研究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如团队员工知识转移与共享（余光胜和毛荐其，2007；张玲玲，2009）、组织内部知识和信息共享（刘臣等，2011；张庆普、张伟，2012）、企业知识网络（王君等，2009）等。但是，上述研究对知识转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员工个体或企业个体层面，较少涉及组织间知识转移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贡献。也有一些学者研究组织间知识转移和共享行为（Wang， 2015），如企业集群知识传播（Ramirez & Li， Xibao，2009）、企业间知识共享（高宇等，2010；赵增耀、于海云，2012）、知识联盟（李海刚、卢燕，2011；张巍、任浩，2012）、创新网络知识转移（马军等，2012；曾德明等，2012）等。上述对组织间知识流动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跨组织知识流动本质规律的把握。但是，由于供应链网络中的企业关系与普通企业关系还有很大不同，前者企业间的联系相对更为紧密，知识转移可能有更大的优势。
国外对供应链网络知识转移的研究始于戴亚和延冈（Dyer & Nobeoka，2000）对丰田汽车公司供应链网络知识共享有效性的相关研究，为我们认识特定汽车供应链网络知识转移提供了很好的可借鉴经验。但由于供应链是跨组织边界的复杂网络系统，不同的供应链其构成千差万别，运行的约束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供应链中知识转移与合作创新机制的研究上还存在很多难点和疑点。野中等（Nonaka et al.，1996）提出了知识动态创造理论，建立了一个SECI（Socialization Externalization Combination Internalization）模型。该模型的提出为系统研究知识在供应链网络中转移提供了借鉴和指导，但是模型对供应链中企业间的知识转移是否适用还有待于继续完善。
经过我们对现有文献的搜索，发现目前从企业个体——企业小群体——供应链网络之间的整合视角研究知识转移的文献还不是很多，仅有艾扎德干（Azadegan，2011）和翁莉（2012）等少数学者开始开展探索性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 供应链网络企业合作创新研究
合作创新早在20世纪中期便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赵树宽等，2010），相关研究逐渐开始丰富。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研发合作（R&D Cooperation、Cooperative R&D、Cooperative Innovation、R&D Collaboration）和研发伙伴关系（Research Partnership）等概念。笔者在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的检索平台，用“合作（或协作）创新”作为关键词检索，共检索4 898条相关文献（2014年3月6日）。国内与“合作创新”有关的研究文献，最早出现在1995年，在2004年以后，该领域发表的文献数量得到迅猛发展（图1）。
同时，笔者以“R&D Cooperation、Cooperative R&D、Cooperative Innovation、R&D Collaboration、Research Partnership、Technical Alliance、R&D Consortia和Industry-University Alliance”为主题词在汤森路透集团的科学网（Web of Science）进行检索，共检索18 980条文献数据（2014年3月7日），图2给出了相关外文文献年度分布图。
从图1和图2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内、国际对合作创新的研究从1990年代开始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相关研究的数量迅猛提高。特别是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领域，文献量的增长速度尤为明显。相关研究主要主要从产学研合作（原毅军、于长宏，2012）；中小企业集聚创新（李新安，2015）、R&D联盟或知识联盟（龙勇、姜寿成，2012；孙新波、齐会杰，2012）、开放式区域创新体系或创新生态系统（魏江，2010；Adner & Kapoor，2010）等角度展开研究，而对供应链网络企业间的合作创新研究相对较少。仅有少数学者从供应链知识协同（Simatupang et al.，2002）、供应商创新（Azadegan，2011）、供应链知识共享（张旭梅等，2009）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通过对这些相关研究进行进一步梳理，在赵树宽等（2010）的研究基础上，供应链网络关系已经进入了动态的战略合作关系（图3），合作紧密程度逐渐加强加深，这为企业进行相关隐性知识转移与合作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供应链网络是一个复杂的网链结构，是一个提供知识产品及相关服务的动态网络，由用户（以及用户的用户）、核心制造商、供应商（以及供应商的供应商）等不同知识和技术创新主体所共同构成。在这个动态网络中，供应商除了提供直接的价值外，还可以提供间接的价值，如提供新的生产工艺、新的技术和新的市场等（Azadegan，2011）。用户、核心制造商、供应商通过合作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快速满足最终市场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通过这种供应链网络内企业间交互作用最有可能有效地提升生产能力和产生创新。
企业间合作开发模式成功的关键是知识的转移，特别是隐性知识转移（黄瑞华、苏世彬，2010；葛泽慧、胡奇英，2010）。建立有利于知识转移的供应链网络合作创新机制，对知识溢出方和接受方都是有益的（Yang et al.，2010）。供应链网络合作创新机制可以提高知识转移效果（张旭梅等，2009），提高整个供应链网络的创新水平（林岩，2009；蔡猷花等，2010），使网络成员和供应链整体能够更高效地应对市场变化，从而提高供应链网络的竞争力，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例如，空中客车公司曾经在其A380大型系列飞机项目中进行大量的前期研发投入。作为大型飞机的核心制造商，除了自己进行大型飞机的核心部件的研发外，其供应商也在进行飞机发动机和导航系统等部件合作研发，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合作研发网络，形成了A380飞机供应链研发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Adner & Kapoor，2010）。在国内，福田汽车通过“供应链同步开发联合体”这种供应链网络合作创新模式，由福田汽车工程研究院与福田汽车零部件采购体系内的部分供应商共同组成的合作联盟网络组织，共同开展汽车零部件及相关领域的合作设计与开发、技术交流与革新、技术管理创新等工作（李随成、姜银浩，2010）。
三、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对供应链企业合作创新的研究不能仅仅把研究的视角锁定在供应链网络中的核心制造商（Adner & Kapoor，2010）。必须从整体上研究供应链网络中的所有成员所面临的挑战，并建立供应链网络合作创新机制，对知识在供应链网络中的转移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协调，以实现供应链研发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建立这种合作创新协调机制十分重要，但却非常困难，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很多问题，是复杂供应链网络管理的新课题。目前已有的国内的供应链管理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供应链协调优化、供应链网络设计与重构、信息流及其价值、供应链效率评价、供应链风险与应急、库存问题、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需求等方面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对于协调供应链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防止出现“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降低不确定性，提高对供应链产品的市场响应速度等供应链管理中的棘手问题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案和对策，对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这些方案和对策的目标依然主要停留在工业经济环境下企业如何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知识和信息经济时代，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持续创新活动已经成为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黄瑞华、苏世彬，2010）。新的竞争环境对供应链网络合作创新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目前已有的对供应链网络合作创新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创新绩效的关键的结构性因素（Structural Antecedents），如成员的R&D能力、互补性技术和治理机制等，而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那就是创新的合作过程（Collaborative Process）分析（Adner & Kapoor，2010）。现有的不少关于过程的研究已经指出，合作创新参与者之间互动水平显著影响创新绩效。例如，英特尔与微软之间技术创新合作就明显地显示出过程的重要性，他们之间的重复性冲突使得技术创新合作前景变得非常不明朗（Casadesus-Masanell & Yoffie，2007）。他们必须保持一种近似的“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才能更好地进行知识转移，进而成功开展创新合作，适应计算机行业客户的需求（Adner & Kapoor，2010）。保持合作创新“共生关系”最核心的挑战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拥有各自独特的创新过程，这些过程之间会发生冲突。例如，不同的参与者会拥有不同R&D管理决策的准则，追求不同的市场目标，拥有个性化的经验和技巧（Brown & Eisenhardt，1997）。如何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协调和控制上述差异对于获得合作创新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现有的文献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非常有限，遗留很多模糊的关键问题。
另外，知识经济时代的供应链网络结构已演化为更加复杂的网络形态。供应链网络中的企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同时还受到其他供应链实体和市场环境的影响（范旭等，2006）。同时，由于供应链网络成员比较多，成员之间在进行知识转移时变得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Li et al.，2012）。并且由于供应链网络成员一般不具有完全理性，他们在进行知识转移时，往往一开始不能找到最优策略，无法快速建立合理的合作创新机制，他们会在合作中不断学习，不断调整和改进寻找较好的策略，进而才能建立其相对稳定的、有利于知识转移的合作创新机制。目前，关于供应链合作创新机制的研究多采用实证的方法，当然也有学者应用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局部企业间的合作创新机制（黄敏镁，2010）。这些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他们大多是从微观、静态的角度进行分析，仅有少量的学者开始尝试动态的分析视角。并且，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对供应链网络企业采用了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而实际的供应链网络成员往往是有限理性的，需要进一步放宽该假设。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要揭示供应链网络内部知识转移过程中复杂关系和基本规律，可以采用演化博弈理论的思想和方法，把供应链网络当作一个“学习”的、逐步演化的复杂网络系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重研究影响该复杂网络系统演化过程的关键因素，探究供应链网络的知识转移的过程机理、复合机制、复杂关系、影响机理和有效转移途径，逐步建立合理的供应链网络合作创新机制的基础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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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3711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2013M540326）；山东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号：2014RKB019BL）；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J13WG13）。
作者简介：王长峰（1973-），男，汉族，山东省昌乐县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山东交通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供应链网络合作创新。
合作创新网络 第4篇
航空制造企业属于军工企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高科技企业,是国防事业的柱石,肩负着维系国家安全和带动经济发展的双重责任,是体现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性产业。航空产品具有系统化、集成化、高技术化、信息化以及投入大等特点,其研发创新需要包括航空制造企业在内的众多创新组织和单位的通力协作,因此,合作创新作为航空企业的重要战略,正日益受到重视。航空制造企业的国防特性以及国家的角色作用,直接决定着其合作创新网络和创新模式的独特性。本文将从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的特点入手,系统分析其创新网络和模式,以期辅助航空工业决策参考。
1 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特点
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具有明显区别于普通企业间合作创新的典型特点:
(1)战略性。航空制造业合作创新的战略性体现在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企业层面,合作创新是航空企业从外部获取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借助合作创新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航空制造企业可以有效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国家层面,航空企业是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性企业,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加速器,更是国家安全的有力保证。与航空相关的创新项目多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例如,大型飞机研制被确定为中国未来l5年内重点实施的重大专项之一,是国家级的战略工程,是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问题。
(2)强技术带动性和扩散性。航空产品处于产业链的顶端,其合作创新能够带动装备制造业、数控机床产业、电子产业、材料产业、发动机制造业等相关产业重大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实现跨越式协同发展。日本曾作过一次对500余项技术扩散案例分析,发现60%的技术源于航空工业[1]。
(3)互补性。航空产品研制强调自主创新,但并不排斥合作创新。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大飞机研制项目上指出的一样,要坚持以我为主,积极利用全球优势资源,开展国际合作[2]。合作创新是自主创新的有效补充,MD-82/8390等项目合作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帮助。
(4)多变性、不可预测性。航空产品用户单一,基本上是代表政府的军方和航空公司,具有不完全市场性质,市场机制几乎不起作用,创新需求多源于政府对国际局势、国内经济、军事技术水平等方面作出的判断与决策,创新决策波动性大,无法准确预测。
(5)高度复杂性。航空产品创新多表现为技术研发设计,它将众多学科和产业目前最新、最尖端的技术进行优化组合甚至升级,十分复杂。此外,航空产品各子系统及部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十分重要,需要各子系统、各零部件高度集成、统一,任何创新产品在功能和结构的细小变动都会对各子系统的性能要求产生重大影响,各子系统也深深影响着创新产品的性能和水平,这就要求创新主体间通力协作来完成产品创新。
(6)创新形成的知识产权多为国防知识产权,具有国防性、保密性等特性[3]。航空制造业领域内的知识产权单一且归国家所有,具有公权特性。
(7)创新行为的行政指令性。航空制造企业作为国防企业,具有政治色彩和军工性质,通过合作创新研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是以维护国防安全作为创新的主要目的,创新行为带有较强的行政性,由行政指令主导,调节创新主体之间关系的主要力量是政府行政行为以及企业社会道德约束。此外,航空企业组织结构复杂,性质特殊,受国防知识产权法律约束力强,企业间协调沟通困难。
2 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网络模型
2.1 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网络构成要素
学者Hakansson指出网络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行为主体、活动和资源[4]。航空制造业合作创新网络正是由于航空企业等创新主体在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创新的过程中,受利益驱动,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开展创新活动,并直接导致创新资源流动、整合,最终形成创新成果。创新主体包括政府、航空企业、合作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等等。航空产品复杂,创新投入巨大,又鉴于其具有国防性质,研发经费多由国家投入,所以,政府是十分重要的网络结点和推动力量,是创新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创新政策的制定者,面对创新过程出现的矛盾、风险等问题,通过行政命令、政策激励、国防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手段,协调各结点利益关系,促进创新知识流动,保证合作创新的顺利实施。航空制造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在创新网络中处于核心或主导地位,它直接与代表国家的军方或航空公司打交道,了解这些客户的产品需求,例如:在大飞机研制中,航空企业作为研发主力军,承担了大部分的研发创新项目。参与创新合作的企业类型广泛,既有航空制造企业、地方企业,又有国际企业,这些企业既可以是技术互补的零部件供应商,也可以是航空系统的竞争对手,它们都是航空制造企业重要的合作伙伴,当然,具体哪些企业会参与到创新网络中去,需要视情况而定。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MD-82/8390项目合作、与美国杜鲁门公司合作改进歼-8II、与空客之间合作AE100项目、枭龙飞机研制等都是航空企业与国际企业间的合作创新不;歼10作为我国第一架完全独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斗机,主要是国内航空企业间的合作创新;贵州航空工业集团和贵州铝厂合作开发新型高强度铸造铝合金是航空企业和地方企业合作创新的具体实践;而我国大飞机研制则是航空制造企业、地方企业、国际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等多主体间的协同创新。大学和科研机构作为专门从事知识和技术创新的主要机构,是创新网络的重要结点,能提供较先进的科研创新成果和知识[5],如小鹰500通用飞机是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典型[6]。相关中介服务机构是促进创新主体间知识传播、流动的重要节点,能够有效规范企业创新行为,促进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助于整个创新网络的构建与发展[7],它主要包括国防专利代理机构、航空学会等形式的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等社会融资机构,主要为合作创新网络提供资金支持。
2.2 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网络模型
大量的航空产品创新实践表明,航空产品合作创新网络是以系统集成商(发动机制造商或飞机组装商)为主,以各子系统和部件供应商、科研院所为辅,以大学为技术支撑的复杂创新网络。根据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的特点及构成要素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三层次的合作创新网络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包括核心层、支撑层和环境层三个层次,其中,外层为内层提供创新资源(包括技术知识、人才、资金和信息,等等)方面的支持。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企业间在产品开发方面的创新联盟比产学研合作具有更大优势,因此,核心层主要是由参与合作创新的企业构成,其中,核心企业是负责牵头组建创新网络的航空制造企业,主要是系统集成商,作为创新网络的主体节点,它的核心能力对网络的规模、性质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核心能力表现为对产品架构知识的完全掌握以及对子系统和零部件技术性能的准确理解,具备把许多看似不相关的子系统进行系统整合的知识和能力。围绕在航空企业周围的是具有竞争或互补关系的各类型合作企业和科研院所。一方面,处于航空产品供应链系统上的各个节点,由于技术间的互补性,会组建成垂直型创新网络,共同致力于航空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其中,由航空产品的客户(军方和航空公司)提出对创新技术或产品的需求,在创新需求达成一致后,航空产品系统集成商(核心企业)开始进行初步设计和研发任务分解,并将非关键系统和部件外包给各专业供应商进行协同创新;另一方面,由于航空产品和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处于水平位置的竞争企业、科研院所与航空企业之间也会组建创新联盟协同进行复杂技术的创新与攻关,从而形成水平型创新网络。
支撑层主要包括政府、大学、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作为创新网络的辅助要素向核心层提供创新所需的资金、政策、技术知识、人才、信息和咨询服务等创新资源。
航空企业合作创新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总要与外部环境发生互动。与一般的合作创新不同,航空产品的合作创新会受到国内外政治以及国内经济、技术等多重因素的极大影响。首先,国内外政治环境影响对航空产品和技术的创新有着实质性影响。上世纪末,台湾海峡局势紧张,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而我国国内政局稳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太行发动机得以创新研制成功。其次,国内经济水平也对我国航空产品的合作创新影响巨大,这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创新项目的资金支持、税收优惠政策以及银行信贷政策等方面。例如,在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家财力不足的20世纪中期,国家对“运十”飞机的研发投入仅6亿元人民币,只有发达国家对同类飞机研制经费的几十分之一,最终导致项目研制失败;进入2l世纪,我国经济实力大增,国家加大了对航空型号研制项目的投入,“飞豹”、“枭龙”、“秦岭”、“太行”等一批重点型号创新项目研发得以成功。再次,技术环境也直接影响合作创新的重点和方向,它主要体现在我国航空技术与国外同类技术的差异方面,如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凸现出我国航空工业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其中,我国的航空动力技术水平比国外相差一代半,大约落后25到30年[8]。文化环境方面,航空产品合作创新需要创新团队和成员具有良好的创新文化以及献身国防精神。航空创新项目往往时间紧迫,且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众多,勇于创新、敢冒风险的精神至关重要。市场环境方面,航空产品市场多具有垄断性特征,例如西飞和陕飞公司以运输机研制生产为主、成飞公司和沈飞公司以歼击机研制生产为主、贵航和昌飞公司以教练机研制生产为主、哈飞侧重直升机研制生产,市场的垄断特性直接决定着不同的创新网络在构成主体上的差异。法律环境为合作创新网络提供了硬性约束,如国家制订的《国防法》、《国防专利条例》和《国家保密法》等法律、法规对合作创新行为进行了规范、引导、激励和保障,良好的法律环境保证了创新者应得的收益,大大激发了航空企业创新热情。政策环境方面,政策环境是一系列政府政策的总和,包括政府的采购政策、资金投入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科研奖励政策等方面,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航空企业合作创新网络的规模和运行质量。
3 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模式
纵观我国航空工业成立的60年时间(1951—2011年),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主要有政府指令型、政府推动型和企业主导型三种模式。
(1)政府指令型(如图2)。
这种模式曾在计划经济时期占据重要地位。1953年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航空工业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并重点资助。当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国家提出某项航空产品或技术创新需求时,代表国家的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直接对其控制的航空制造企业、科研院所以及大学下发命令,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组成创新网络,开展航空技术或产品的研制。
结构方面。该模式中,由政府全部出资支持创新项目,政府负责组建创新网络,并直接决定创新网络构成主体,政府占据主导地位,是真正的主体;航空制造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等组织只是执行主体;合作企业多为国内航空制造企业,只有少量的前苏联技术援助。此外,在计划经济时代,尚没有中介机构和发达的金融机构,更谈不上在资金、信息等方面的支持。
功能方面。该模式使得我国的航空工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先后成功研制第一架歼5喷气式飞机、运5多用途运输机、初教6教练机,填补多项国内空白,但是,创新网络中的各个创新主体没有自由进出网络的自主权,也无法根据各自的知识产权投入或贡献进行收益划分,只能由政府决定最终的收益分配。该模式下的合作创新缺乏可持续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利益调节机制、激励机制等重要机制,低效率、高浪费情况大量存在。
(2)政府推动型(如图3)。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对航空工业体系进行变革,逐渐放宽对航空制造企业的控制,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来引导航空企业联合其它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共同进行合作创新。一方面,政府通过发布宏观政策,例如“十一五”规划,有重点地引导、发展航空制造业这一高科技领域;另一方面,设立重要专项和重大工程,例如大飞机项目,或直接通过军方和航空公司的采购政策来引导航空企业的合作创新。
结构方面。由于航空产品研发费用巨大,且风险很高,如航空发动机一般的研发费用在10亿美元左右,所以,政府推动型创新项目仍由国家全额资助;此外,由于航空产品的国防性质,创新成功后其产权完全归国家所有,因此,在政府推动型合作创新模式中,政府仍处于主导地位,在网络中发挥着指挥决策、协调控制、监督管理和信息服务的重要作用,航空企业很难脱离政府独立开展型号研制方面的大型合作创新。当然,航空企业凭借其专业技术优势在网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合作企业类型丰富,既有航空零部件供应商,又有地方企业,甚至还有大量的国际航空制造企业。比如,大飞机项目参与者除了中航工业集团旗下的多家飞机制造企业外,还有诸如江苏彤明车灯有限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以及CFM等国际公司。此外,大学和科研院所在相关政策激励、引导下也积极参与,中介机构比如国防专利代理机构也适时地参与其中。
功能方面。针对航空工业这一特殊产业,政府推动合作创新模式在成功实现重点型号研制、关键技术攻关的同时,能够较大程度地激发各主体的创新积极性。该模式能较好地整合各类优势资源,使得创新网络能够在较低成本、较高效率状态下运行。当然,这种模式仍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很难做到创新主体间的无缝连接。
(3)航空企业主导型(如图4)。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国防工业也在逐步引入市场竞争体制,允许民营企业参与国防项目的政府采购招标。迫于技术竞争压力,航空制造企业在强化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在主动加大与地方企业、国际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以加速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因此,航空企业以利益共享为手段,采用议价合作方式积极吸引合作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参与其倡导组建的创新网络。合作类型可以是以一个研发项目或任务为合作纽带的项目型合作,也可以是基于长远考虑,以资本运营为纽带、以合资等形式形成的战略联盟合作。
结构方面。航空企业作为创新网络的倡导者和组建者,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能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作伙伴,并决定利益分配,当然,也要承担较多风险。合作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作为合作伙伴,为获得创新收益,积极参与产品创新。该模式中,政府作用不再突出,只在政策支持、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基础设施供给方面发挥作用,比如,地方政府帮助建立航空工业园或产业园,实现航空企业聚集,以引导开展航空产品某一产业链的合作创新。社会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在创新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提供创新所需的信息和资金服务,有效支持创新活动开展。
功能方面。该模式可以更好地根据市场对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实际需求,以合同为纽带,自愿组成合作创新网络。它较好地适应了市场竞争环境,能有效整合各类优势资源进行产品创新,迅速弥补航空制造企业在某一技术方面的不足,在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使合作各方获得收益。
4 启示
首先,航空制造企业的国防特性表明其合作创新存在特殊性。从国防技术的国家需求属性来看,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拉动创新,事关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的航空产品的创新方向和创新重点的决策属于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必须由政府加以主导。
其次,在坚持政府主导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力推进军民融合创新。采用军地合作创新方式,航空企业可以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在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可加速航空技术向民用经济扩散、转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再次,应深化国防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知识产权的产权结构单一模式已经无法适应航空企业合作创新体系下多元化创新主体结构要求。目前,国家是航空技术创新成果的唯一所有者,这使得以合作创新形式创造的国防知识产权一旦研发成功,就会被国家(军方)无偿占有并使用,而且可以是非合同范围内的多次无偿使用,而各创新主体更多地是承担国防知识产权创造义务,没有获取收益的权利,直接造成了利益失衡问题,合作创新组织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也使得视知识产权为生命线的地方企业不愿参与航空企业的合作创新。
最后,在保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大规模地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航空工业的资本市场。这样既可逐渐摆脱国家单一投资的融资创新形式,又可利用富余的社会资本,弥补研发经费的不足,避免出现创新费用随国家财力变化而大幅波动的不利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航空企业面临的市场化体制和机制难题。
摘要：航空制造企业属于军工企业,具有国防性质,其合作创新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合作创新。分析了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特点,构建了合作创新网络模型;归纳并分析了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的三种模式,即政府指令型、政府推动型和企业主导型;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航空制造企业,合作创新模式,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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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合作协议 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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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如下条款约定：
一、合作原则
1.甲乙双方应遵守中国移动“移动梦网”的合作原则（参见相关管理办法），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从事违法、违规和有损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事情。
2.甲方保证在提供的中国移动全网通道内不得发送与本行业无关和移动运营商限制和禁止发送的内容，特别是广告类信息，群发信息、强行定制、纯代收费信息，以免引起用户投诉，双方利益受损失。
二、合作内容
1.甲乙双方合作在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两家移动运营商的平台上共同开发数据增值业务。
2.乙方以合作分成之方式，负责向甲方提供相关合作项目的产品内容。
3.甲方负责建设通讯服务平台，将乙方提供的内容转换为手机下载的产品格式的产品，通过与运营商的联调测试实现对个人用户的收发服务。
三、合作责任划分
1.甲方负责服务器设置、运营、维护管理、用户管理以及客户服务管理，并承担相应产生的一切费用。
2.甲方负责协调“移动梦网”移动运营商，凡因信息下发通道不畅引起的用户投诉，责任由甲方承担，如因运营商网络和用户手机设置等问题造成的投诉，甲方应及时与用户沟通解释，使用户满意。
3.甲方负责提供合作平台统计系统，统计由乙方向用户下发的wap扣费条数，并计算分成，甲方保证数据统计公正透明。
4.乙方负责合作项目的市场策划、推广、媒体宣传等。乙方的各类对外宣传必须符合国家广告发布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因乙方非法宣传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5.在合作期间内，乙方负责保证相关服务产品的产品质量、产品服务时长，并向用户提供稳定优质的产品服务，如因乙方过错导致产品服务所产生的纠纷、争议，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6.乙方保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及信息的准确性，如因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侵权等原因产生的问题，其相关责任由乙方承担。
7.乙方负责合作内容的信息或乙方服务程序平台的更新和维护，确保发送信息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及时性。
8.甲乙双方有义务严格保密并妥善管理乙方合作的帐号密码及乙方其他的注册资料。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资料外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相应损失，如乙方遗忘账号密码，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找回。因乙方原因导致保密不善致使乙方帐号和密码泄露，而造成乙方客户流失或其他损失纠纷的，责任由乙方自行负责承担；
9.因政策行业发生变化，甲方有权对该协议的条款进行合理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合作的服务内容及佣金分成等进行调整，修改条款甲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如乙方认为不合理，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功，乙方在通知甲方后有权利单方面终止本协议与合作。
10.为达到利益最大化，合作期间，乙方不得做与甲方同类信息产业的第三方内容及推广的合作。
如出现上述问题，甲方将视情节分别给予警告、停止合作、扣发应得分成、冻结帐号等不同程度的处理。影响严重的，甲方保留进一步法律责任追究的权利。请乙方自觉遵守!
四、利益分配
1.所有合作项目（合作项目指甲方通过乙方的合作项目）上的信息费价格，甲方应及时、详实地通知乙方。
2.协议期间，该项目在所有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获得的移动数据 业务实际收入（业务总收入扣除网络运营商统一收取通道费和收入分成，以网络运营商定期提供的对帐单为依据）扣除由甲方对该收入交纳的流转税（___%，如果法律、法规做出调整和修改，则以调整或修改后的规定为准）后的实际收入为基础，按以下方式进行利益分配：
甲方为___%，乙方为___%；
在乙方掌握该技术，并能自行开发相关的业务后，其该块的分成比例调整为
甲方为___%，乙方为___%；
以上业务结算将纳入移动坏帐。双方约定，共同承担移动坏帐。并于合作分成总金额中扣除。其上所有广告收入归深圳市移动视讯有限公司所有。
结算时间： 甲乙双方于每月月初核对上月数据，甲方于每月___前将乙方上月应得分成汇到乙方指定的银行帐户上，最低结算金额为___元，不足则累积至下一月，直至达到最低汇款额___元时汇出。
3.纳税条款：乙方按当月收入金额给甲方提供信息服务费或劳务费发票；如不能提供发票，将按深圳市特区有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由甲方代扣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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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免费wap平台归属权为深圳市移动视讯有限公司。
五、乙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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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1.自___年___月___日起，本协议正式开始生效，有效期为___年。
2.协议有效期内，甲乙双方都不得无故单方面解除合约，以下情况除外： 当一方不能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并经对方通知后___个工作日内不能补救其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终止合作并要求违约方进行赔偿；
3.若甲方，乙方中任一方在合同期内提出终止合作，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甲乙双方应相互结清合作中产生的各种费用，双方签订书面 “合作终止协议”后，本协议立即终止。
4.合同期满时，乙方有权优先和甲方续约___年。
5.合作期间，如因政策变化或其它不可抗力因素而必须终止或修改本协议时，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友好协商，共同修改或终止本协议。
6.因乙方引起用户的二次投诉和运营商认为属于恶性投诉，造成对甲方的罚款、考核扣分等处罚（以移动罚单为准），由乙方承担，如情况严重甲方有权加倍扣罚乙方费用。
7.甲方客服中心联系方式
七、技术支持与培训
1.为保证本协议合作的良性发展，甲乙双方有必要就技术支持和提高wap息流量、扩大用户群和加强售后服务问题保持经常的联络、交流和培训。
2.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甲方：
乙方：
八、违约条款
1.一般性违约
2.如果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义务，违约方在收到守约方要求纠正其违约行为的书面通知之日，应立即停止其违约行为，并在___（___）个工作日内赔偿守约方因此受到的所有损失。如违约方继续进行违约行为或不履行其义务，守约方除就其所有损失而获得违约方赔偿外，亦有权在违约方收到解约书面通知当日（收件日）终止本协议。甲方在增加或减少与在本协议项下wap业务和价格时，必须先通知乙方，如因甲方未能及时通知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其经济损失由甲方加倍赔偿。
3.违约责任
4.双方均有过错的，应根据各方实际过错程度，分别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九、保密规定
甲、乙双方对本次合作及本协议的具体内容负有保密责任。未经一方事先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将双方的合作及本协议的具体内容披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提请法律诉讼。
十、其他规定
1.甲方、乙方就本协议合作事宜达成的任何补充协议、实施方案等文件，均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甲方、乙方的授权代表须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方能生效。
3.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友好协商。
此行之下无正文。
双方代表签字：
甲方：乙方：
代表：代表：
合作原则与网络语言分析 第6篇
【关键词】 合作原则网络语言数量准则 质量准则方式准则
1. 格赖斯的会话合作原则
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是美国语言学家格赖斯（Grice， H.P.）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做《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演说时率先提出的。具体地说，合作原则便是要求每一个交谈参与者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所说的话符合这一次交谈的目标或方向。这种目标和方向，也许在谈话的开头就明确，也许在交谈的过程中逐步明确；为了实现成功的交际，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遵守着一条基本原则，即“在参与交谈时，根据你所参与交谈的目的或方向的变化而提供适切的话语”，这便是合作原则。格赖斯在合作原则下面构建了四条相应的准则，每条准则又各有几条次准则。它们分别是（何兆熊，1999）：
1.1数量准则（Maxim of Quantity）
1.1.1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
1.1.2所说的话不应该包含超出所需要的信息。
1.2质量准则（Maxim of Quality）
1.2.1努力使你说的话是真实的。
1.2.2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
1.2.3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1.3关系准则（Maxim of Relevance ）
1.3.1所说的话要有关联。
1.3.2要切合题旨。
1.4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
1.4.1要明白清楚。
1.4.2要通俗明白，避免晦涩。
1.4.3要清楚明了，避免歧义。
1.4.4要简明扼要，避免冗长。
1.4.5要井井有条，避免杂乱。
2. 网络语言
在网络中，由于缺少表情和身体语言，语调等语境因素的帮助，很容易引起听话人的误解，于是网民，有时也会充分利用网络上的资源把话尽量说的婉转，顾全双方面子。这样，网民们往往无法遵守人们在日常交际中所遵守的合作原则。以下，本文将采用网络语言中的一些对白来具体解释网民们谈话时对合作原则的违反。
3. 网络语言对合作原则的违反
3.1数量准则的违反
数量准则要求人们谈话时必须提供足量的信息，但不能太多。聊天室语言具有高度简洁的特征，并且常使用非规范的缩写。这一特征本身就是对量准则的违反，但网民们却通过对数量准则的违反达到某种交际效果。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例1.君临天下：？
小猪：！！！
君临天下：人人？
君临天下：电影？
小猪：论文ing
香水有毒：忙吧，CU
（QQ实录片断）
此段对话言语主体都采用了简明的编程方式，一方面减少了自己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使“听话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3.2质量准则的违反
质量准则是指交际双方互相交换的话语信息内容应该是有根据的、真实的，遵守质量准则的交际者，主观上不应该提供缺乏证据的或者是虚假的话语信息。网络交际者可以遵守质量准则，如实地交换话语信息内容。当然，也会出现交际者一方或双方违法质量准则的情况。
例如：网评“俺们农民爱英雄啊”
听说一直深受俺们农民兄弟们欢迎的导演张艺谋拍了一部电影叫做《英雄》，俺真是高兴呀，揣上20块钱就奔了县城的电影院，咋的？这电影要50？不管咋说，张艺谋，咱得支持，要是连咱都不看他的电影，还有谁看！？赶紧的，回家提前杀了年猪，卖了猪血，俺看《英雄》！好电影呀，张导真是对得住俺们，俺实在太喜欢了，害怕说不清，俺一条条列出来… 。 （摘自《英雄》网评）
首先，我们从评论中可以看出，评论者并不想赞扬这部电影，他表面说要支持张艺谋，却是因为“要是连咱都不看……还有谁看”，可以推导出张的电影只有“农民”水平。他夸张地说要“提前杀了年猪，卖了猪血”来买票看电影，实则不满《英雄》票价昂贵，却又不能“物有所值”。
3.3关系准则的违反
关系准则要求交际双方在话题内容上有直接的联系，交际话语应该与交际目的有关。在网络言语交际中，由于没有明确的交际目的，网上的聊天常常漫无边际，话题转换非常频繁，常常会引入不相关话题。
Tony：群里有英语好的么，翻一个句子？
Ida：我试试？
Tony：好的，“She is not into you！”
Ida：“她沒那么喜欢你”
Tony：厉害！谢谢！英语这么棒，英语专业？
Ida：是的！
Tony：哇噻，PLMM多啊
Tony：你家是西安的？今年多大了？有BF吗？嘿嘿～
Ida：还有需要帮忙的么？
Tony：木有了！
（QQ实录片断）
这是一段一对一的单独交际，网友Ida和Tony本来在讨论驴友出去旅游的事情，但是Tony听到lda的工作是模特以后，马上对她有了浓厚的兴趣，引入了和上面的话题并无密切关系的“你家是西安的？今年多大了？有BF吗？”三个问题，而lda看到这个不愿意回答或者不想参加讨论的话题后，又扯到了别的话题上，出现了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会话。
3.4方式准则的违反
方式准则要求说话要简洁，特别要避免晦涩，避免歧义，同时说话要有条不紊。但有时为了实现某种交际目的，说话人故意违反了方式准则，使用了具有模糊语义的话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下面的例子。
A：能看看你么？PLMM？
B：不能，因为我不是PLMM，而且我很“可爱”。
（QQ实录片断）
我们看B的话似乎自相矛盾，单事实上，B的“可爱”指的是可怜没人爱，B故意违反方式准则说有歧义的话，达到调侃的效果。
结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知道，无论是在日常会话，还是网络会话中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时人们会故意违反格赖斯合作原则的某一准则，使会话在更加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下去。在特定的情景下适当的巧妙的偏离合作原则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对言语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对这个理论的不断运用，人们的言语交际能力和鉴赏水平也在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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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中心度分析 第7篇
社会网络分析从一开始就重视对网络中某些重要的行动者的研究,他们反映了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在等级和优势方面的差异,这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属性。中心度是分析网络中重要行动者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结点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紧密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和间距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最流行的。结点中心度反映的是某结点的结点度或关系的集中程度,或者说是一个人在网络中的主导位置情况[1,2]。紧密中心度测量的是一个行动者与其他各行动者之间的短程线距离之和[3,4]。间距中心度测量的是一个行动者在大多大程度上控制其他行动者[5,6],此类行动者也具有沟通桥梁的作用。中心度分析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科学、管理学、经济学和生物学等领域。Bonacich在1972年和1987年提出了应用邻接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来讨论中心度[7,8]。沈必扬和陈炜研究了网络中心度、吸纳能力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9]。平亮和宗利永利用中心度对微博网络信息传播进行了研究[10]。Elizabeth Costenader 和 Thomas W.Valente于2003年讨论了中心度的稳定性问题[11]。更多的关于中心度的分析见文献[12,13,14,15,16,17,18]。另外,社会网络分析学者还对中心度与中心势(centralization)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后者指的是整体的紧密程度,而不是某些点的相对重要性。
借鉴社会网络的概念,以企业间关系代替社会关系、以企业代替个人,经济与管理学者建立起了企业网络的概念[19]。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技术生命周期不断缩短,技术创新速度不断加快,技术创新难度逐渐增大,研发成本急剧增加,技术创新主体开始从个体化向合作化方向发展。企业合作创新、虚拟组织已成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分散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跨国的技术创新合作逐渐成为众多企业的战略选择。因此,以企业为行动者,以企业间的技术创新合作行为为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构建企业技术合作网络,将社会网络的中心度分析方法应用于企业技术合作网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2 社会网络的中心度分析
中心性是一个重要的个人结构位置指标,是评价一个人重要与否,衡量他的职务的地位优越性或特权性,及其社会声望等常用指标。社会分析学者通常把中心度分为结点中心度、紧密中心度、间距中心度等。
2.1 结点中心度
结点中心度是我们最常用来衡量谁在这个团体中成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这样的人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就是最有社会地位的人;在组织行为学上,则是最有权力的人;在企业技术合作网络中,则是最有技术合作行为权力的企业。结点中心度的公式如下[2]:
其中a(pi,pk)是0或1的数值,对企业技术合作网络而言,0表示企业pi与企业pk没有技术合作关系,1表示企业pi与企业pk有技术合作关系,n是指企业技术合作网络的规模。公式(1)是根据绝对数计算的中心度,结点数最大的行动者即为中心。公式(2)是公式(1)的标准化数值。企业结点度中心度测量的依据主要是直接的技术合作关系,没有考虑到企业之间的间接技术合作关系。
中心势是反映整体网络的集中程度的一个概念。Freeman最早以结点中心度为基础给出了群体中心势的测量公式[20]:
其中,CD(p*)是CD(p)中最大的结点中心度。此式的基本含义是,用最核心企业的中心度和其它企业中心度的差值总和,与最大可能差值总和的比值。
2.2 紧密中心度
紧密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是依据网络中各结点之间的紧密性和距离而测量的中心度,所测量出的总距离越短,说明网络的紧密中心度越高。它可表明一个行动者跟其他行动者之间多么密切。紧密中心度和结点中心度的最大不同就是它考虑了间接关系。紧密中心度和中心势的测量公式为[3,4]:
对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而言,此式的含义是一个企业的紧密中心度是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中该企业与其他各企业之间的距离之和。d(pi,pk)为企业pi与企业pk之间的距离。
若求相对紧密中心度,则将上式除以n-1,即为:
群体意义上的紧密性,即群体紧密中心势,其测量公式为:
其中的C'C(p*)是指最大的相对紧密中心度。
2.3 间距中心度
间距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测量的是一个行动者大多大程度上控制其他行动者,此类行动者也具有沟通桥梁的作用。间距中心度和中心势的测量公式为[6,20]:
对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而言,若gij表示企业i和企业j之间存在的捷径数,那么所有这些捷径被同等地选作各企业沟通路径的概率为1/gij。用gij(pk)表示包含企业pk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捷径数,于是行动者pk的间距就是概率undefined之和。
其相对间距中心度(无向图)公式为:
其取值在0到1之间。若是0意味着该企业不能控制任何其他行动者;若是1则意味着该企业可以完全控制其他行动者,处于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
以间距性为基础的群体中心势,关注的是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成员之间存在差异的网络进行比较,其测量公式为:
其中CB(p*)是指最大的间距中心度。
3 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的中心度分析
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是指以企业为行动者,以企业间的技术创新合作行为为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构建的网络。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企业的技术创新合作行为。选取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调查对象,涉及到医药、化工、电子、材料等多个行业。发出问卷50份,收回问卷50份,15份问卷由于填写不完整或不在萝岗开发区内而被视作无效。有效问卷3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0%。
3.1 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的关系矩阵及其网络结构
本研究以广州市萝岗开发区的35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原始企业,以企业间的技术创新合作行为为企业间的关系构建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整个网络共有90家企业或高校,即90个行动者。广州市萝岗开发区技术创新网络的各行动者名称及其缩写如附录所示。广州市萝岗开发区技术创新网络的关系矩阵如表1所示,其中“1”表示企业或高校间存在技术创新合作行为,“0”表示企业或高校间不存在技术创新合作行为。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本研究对广州市萝岗开发区的技术创新合作网络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如图1)。
由图1可知,广州市萝岗开发区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有一个主子网络包括70个行动者,4个孤岛包括17个行动者(孤岛1:X1,X2,X3,X54,X55,X56,X57;孤岛2:X12,X13,X14;孤岛3:X30,X31,X32;孤岛4:X64,X65,X66),4个孤立行动者(X84,X85,X86,X87)。4个孤立行动者属于自主研发企业,无技术合作单位,园区对其仅仅提供了物理空间,这4家企业的存在未对园区内其它企业的技术合作提供支持。
3.2 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的结点中心度及中心势分析
运用Ucinet对广州市萝岗开发区技术创新网络的结点中心度进行测量,得到如表2的结果。
由表2知,结点中心度排第一名的是X8:华南理工大学;并列第二名的分别是X7:中山大学和X37: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并列第四名的是X79:广州纺织服装研究院、X72:广东新大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X11:广东工业大学、X20:广州裕立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X88: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X26:广州吉必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X75:方欣科技有限公司、X49:广州立达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这11个企业在网络中拥有最多的联结。由此可得企业在选择技术创新合作伙伴时,可以着重考虑与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建立技术合作关系,这些学校有着实力雄厚的科研资源。广州市萝岗开发区技术创新合作网络中的90家企业中,排名前11位的生物科技类企业有3家,说明园区内需要这种类型的企业。对广州市萝岗开发区而言,生物科技方面的技术属于共性技术,政府在宏观决策时可以考虑在园区内多引进生物科技类企业,为园区内企业的技术发展提供支持。
网络群体中心势为(Network Centralization)18.23%,意味着广州市萝岗开发区技术创新网络在18.23%的程度上接近于一个绝对中心化的星形网络,由此可以判断,该网络是一个比较分散化的网络。结合标准度数平均值2.397及其标准差2.733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到网络中各行动者由于各自的联结而拥有的关系权力(Relational Power)的差异比较小,位置优势(Positional Advantage)在各行动者之间的分配相对平衡,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关系是一种弱关系。
3.3 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的紧密中心度及中心势分析
结点中心度依据的主要是直接关系,没有考虑到企业间技术合作的间接关系,而紧密中心度考虑了间接关系。运用Ucinet对广州市萝岗开发区技术创新网络的紧密中心度进行测量(因紧密中心度的测量公式要求是全连通网络,所以本研究对主子网络进行测量),得到如表3的结果。
由表3知,紧密中心度排第一名是X8:华南理工大学,第二名是X37: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第三名是X7:中山大学,第四名是X72:广东新大禹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第五名是X60: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列第六名的分别是X75:方欣科技有限公司和X26:广州吉必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并列第八名的是X9: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X88: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X4: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名是X18:广州市今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由于间距中心度考虑了企业间的间接合作关系,所以与结点中心度相比排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结点中心度和紧密中心度都排在前11位的企业共有7家:X8、X7、X37、X72、X88、X26、X75,即如果既考虑直接关系也考虑间接关系,这7家企业在广州市萝岗开发区技术创新合作网络中是最重要的。因此,园区内企业在选择技术创新合作伙伴时,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从这7家企业当中进行选择,这样既考虑了直接的技术合作行为,又考虑了间接的技术合作行为。
网络紧密中心势为(Network Centralization)41.03%,是比较高的,意味着广州市萝岗开发区技术创新网络的主子网络(70个行动者)中每一家企业能够比较顺利地与其它企业建立技术合作行为,由此可以判断,该网络是一个比较集中化的网络。结合标准紧密中心度数平均值27.842及其标准差5.668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到,除了X8:华南理工大学、X37: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X7:中山大学外,网络中其它各行动者紧密性的差异不大,位置优势在各行动者之间的分配相对平衡。
3.4 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的间距中心度及中心势分析
运用Ucinet软件对广州市萝岗开发区技术创新网络的间距中心度进行测量,得到如表4的结果。
表4列出了34家企业的紧密中心度,其它未列出的56家企业的间接中心度均为0。由表4知,间距中心度排第一名的是X8:华南理工大学,第二名是X37: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第三名是X7:中山大学,第四名是X9: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名是X40:华南农业大学,并列第六名的分别是X79:广州纺织服装研究院、X49:广州立达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X20:广州裕立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九名:X10:武汉大学,并列第十名的分别是X26:广州吉必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和X75:方欣科技有限公司。由于间距中心度测量了一家企业作为媒介者的能力,它拒绝做媒介,这两家企业就无法沟通。这意味着这11家企业或高校最有扮演中间人联系网络中其它行动者角色的可能性,由于其占据在技术、信息沟通的要道上,因此最具有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综上可得,间距中心度的排序与结点中心度、紧密中心度有较大的差异,结点中心度、紧密中心度和间距中心度都排在前11位的企业共有5家:X8、X37、X7、X26、X75,即如果既考虑直接关系、间接关系也考虑企业作为媒介的能力,这5家企业在广州市萝岗开发区技术创新合作网络中是最重要的。因此,园区内的企业在选择技术合作伙伴时,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的技术特点,优先从这5家企业当中进行选择。政府在宏观决策时,可以考虑在园区内多引进与这5家企业同性质的企业。
整个网络的中间中心势为41.51%,相对较高,意味着就整个网络而言,大部分企业需要别的企业作为桥接点,才可以得到信息,建立技术合作关系。
4 结论与启示
首先,中心度分析方法从结构的角度为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企业结点中心度描述的是某企业与其它企业技术合作行为的总和,是用来衡量谁在这个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中成为最主要的中心企业的指标。企业紧密中心度指的是使得技术合作行为快速便捷地到达各个企业的“权力”。间距中心度指的是控制技术合作行为流动的“权力”,当一个企业的间距中心度高时,说明它在很多的企业之间起着“桥接点”的作用,即它在控制其它企业之间技术合作行为的“权力”大。
其次,高等院校具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实力雄厚的科研团队,在企业技术合作网络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园区内企业为了更好地发展自身的技术水平,可以考虑与高校合作共建创新平台;政府在宏观决策时,可以考虑让园区与高校建立战略联盟,促进园区内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
再次,政府在宏观决策时,可以考虑引进基础性、支撑性、具有共性技术的企业,减少孤立企业的引进,促进园区内企业的技术成长。对广州市萝岗开发区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而言,可以考虑与综合型高等院校或工科方面实力较强的高校共建创新平台,成立战略联盟;可以考虑在园区内重点引进与生物科技、高新技术服务相关的企业,为其它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附录:
摘要：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以企业为行动者,以企业间的技术合作行为为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建立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分别从结点中心度、紧密中心度和间距中心度三个方面对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的中心度进行分析,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合作创新网络 第8篇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个体知识创新以其不可模仿性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如何识别出个体知识创新的主要因素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当前对个体创新的研究关注点已逐步从个体身上转移到了他们的合作网络上面[1,2],“你是谁”的重要性已经逊色于“你认识谁”[1]。合作网络是个体获取知识进而发展创新的重要倚靠。尽管目前已有研究从合作网络(社会网络)的视角对个体知识创新的影响机理进行了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但是仍留下了很多没有解释的空白区域以及大量研究争论的存在。这集中体现在:第一,以往研究大多将网络结构或者关系特征作为唯一的自变量去解释合作网络对个体知识创新的影响;第二,对个体知识创新和合作网络的交互影响,个体知识创新轨迹等问题也鲜有研究。针对第一类问题,很多学者倡导采用权变的视角,将个体属性引入到网络分析中来。其内在的逻辑为,个体知识创新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网络位置上的差异,即不同的结构位置对人的创新影响不同;但即使是在同一个网络位置上,个体创新也会在类型与绩效水平上产生差异,这就体现了个体利用网络能力的差异,个体属性的差异;而针对第二类问题,学者们更倾向于采用动态演化的视角,主要涉及对合作网络的演化特征与个体知识创新轨迹的考察。
本文正是致力于解决这两类问题的一种努力,尝试从协同演化的视角考察个体知识创新如何改变了其网络位置并推动了合作网络演化,而演化后的网络又将为个体提供了新的机会与约束,以及在这过程中,个体的自我监控特征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更进一步地,我们考虑到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工作需求可能依赖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技能、认知和行为策略去解决,这表现为个体将发展出不同的创新行为与创新产品。因此,我们将March的双E创新理论引入到个体层次[3],将个体知识创新划分为改进型创新与探索型创新两种类型,提出了一个针对个体不同的自我监控水平下,个体的知识创新类型与合作网络的协同演化模型,探讨了合作网络的演化与个体知识创新轨迹。
鉴于目前社会网络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微观和宏观领域研究的隔阂,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要求研究者采用更加权变的、演化的视角去对待。本研究正是这种研究观下的一个努力尝试,同时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试图建立起一种个体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网络结构变化之间的联系,丰富和提高对个体知识创新轨迹与合作网络演化等问题的理解。
2 理论基础
网络演化的文献涉及到统计物理学、企业网络与战略联盟、经济学、复杂性理论等。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他学科与其他研究层次上的网络演化研究都将为我们合作网络的演化研究提供帮助和启示。在提出我们的理论模型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借鉴前人在网络演化的驱动力、演化机理与演化路径的研究。
2.1 网络演化的驱动力与自我监控理论
要理解网络演化的问题,首先就要先了解网络为什么会演化,是哪些力量推动着网络发生了演化,即网络演化的驱动力因素。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个体改变现状以及改变网络位置的愿望(体现在个体的自我监控水平的差异)提供了网络演化的动机,也就是网络演化的驱动力。表1列举了以往研究中涉及到的网络演化的驱动力。
从已有文献研究来看(如表1所示),社会网络对个体的决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拥有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的个体在面临发展方向的时候,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从而构建出截然不同的网络来。个体所在的网络特征决定了个体所面临的机会的多少,为个体获取资源、发展网络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表现为网络为个体提供了机会或约束,但如何利用这些机会或突破这些约束,依赖于个体的能力与素质。
在个体推动自身网络构建的因素中,个体人格特征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是自我监控理论。自我监控理论关注的是个体再面对不同的社会情境时,如何主动的去调试、参与和规范自身的行为选择[4]。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自我监控属于个体的自我意识范畴,研究表明自我监控特性在人的一生中具有稳定性,在对人的行为、认知与与人交往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5]。
自我监控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具有不同自我监控水平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的表现是是迥然不同的:高自我监控者如同一个专业演员,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其行为方式具有较大的灵活度,能够很好的适应环境的要求;与之相反的,低自我监控者强调以我为主,希望环境来适应自己,其行为的出发点集中在,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能够成功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这体现在对自身社会网络的构建上面,较之低自我监控者,高自我监控者将更容易结识新朋友,发展出更多的崭新或异质的关系。
2.2 网络演化的路径研究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网络演化路径定位为,在个体创新的影响下,网络演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网络特征的改变情况,以及这些动态的改变将为个体随后的创新造成的影响。即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个体与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下,在协同演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个体创新的变化与网络特征的变化这两个方面。现实中的网络演化按照节点所属层次可分为个人网络和企业网络,他们的演化路径呈现出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对他们行为与网络特征的变化过程的总结有助于我们对合作网络演化的理解。
Perry-Smith的理论文章分析了个体创新与网络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6]。她认为,个体创造力的增强将给其网络位置带来改变。具体表现为,个体创造力的增加将使得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向网络中心地位靠近,而网络中心性将更有助于个体创造力的发挥。这就造成了在一段时间内,网络中心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形成了螺旋上升的路径。但这种关系不会无限制的持久下去,中心性将给个体带来“过度嵌入”的困扰,因此网络中心性的增加将使个体创造力在达到一个顶峰值以后,不再给个体带来更多的帮助。个体越来越局限于有限的几个强关系之中,而限制了创造力的进一步发展。
McFadyen[7]研究也将时间变量考察引入个体知识创新的考察范围。他认为知识创新既需要个体独立的空间以便于思考和积累,同时也需要与人合作以获得异质知识和灵感。因此在独处与和他人合作之间就存在一个取舍的问题。因此,关系的强度和数量虽然有助于个体进行知识创新,但对其影响并不是严格的线性相关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体间互动频率的增强,关系强度增加。虽然强关系有助于交流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因为知识的同质化,这样的关系再也无法给个体提供异质的知识和灵感。再者,关系的维护需要成本,关系数量或者强度过多将占有个体独处思考的时间和精力。因此McFadyen的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关系强度和数量越来越多,将严重影响个体的知识创新,其边际效用为负。
Lee[8]的研究也揭示了个体的创新与网络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个体占据结构洞的位置的分析中,他提出了两类假设:个体的创新绩效高一方面证明其有能力发现结构洞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得其他合作者自愿的吸引到他身边,默认其结构洞位置。同时创新绩效好的个体由于其自身素质高,也可以预见其在未来也可以取得更好的创新绩效。这两者相互结合使得创新能力强的个体一方面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借助了结构洞的力量,都将增强其创新产出。其对专利合作网络纵贯数据的研究也证明了绩效高的个体将占据结构洞的位置。
Fleming 等人[9]在对硅谷和波士顿地区的专利合作者网络的研究中发现,合作网络将演进成较大的连接子群(connected components)和较小的路径距离(path lengths),而这种网络特征将有助于个体的知识创新,从而形成区域的竞争优势。无独有偶,Schilling和Phelps[10]对企业联盟的研究表明,随着联盟的动态演进,联盟网络将逐步表现为集聚系数增大且网络平均最短距离减小的小世界特征,而这些特征的显现将有助于个体企业的创新产出,而没有表现出这些网络特征的联盟网络对个体企业的影响就较弱。
Lin[11]在对企业联盟网络的动态性的仿真中研究发现,在联盟网络形成初期,采用综合创新战略(改进型创新和探索型创新)的企业绩效比采用单一创新战略的企业绩效高,而在联盟网络形成后期,采用单一创新战略的企业,无论是改进型创新和探索型创新,其绩效都要比采用综合创新战略的企业高。
3 提出命题
通过上述的文献综述,我们了解到合作网络影响到个体创新的,同时个体的信息搜集行为(体现在自我监控水平上)与最终知识创新成果也将因此改变个体的网络地位。
从知识的构成角度来看,探索型知识比较改进型知识融合了更多的异质知识。由于探索型创新客观上要求要打破路径依赖,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创“前所未有”之结果。因此要完成探索型创新就要尝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强调个体要接触到不同的异质知识,同时融合不同知识以完成创新。高自我监控者无疑在这些方面要比低自我监控者表现的更为出色,无论在网络构建——发展出更多的异质关系[12],还是网络利用——对合作网络中嵌入的机会的认知与把握上面[13],都有利于其发展出探索型创新。而改进型创新更多的是基于对现有知识的深化挖掘,路径依赖的痕迹相当明显。因此改进型创新成果的知识构成一定是以某一类专门知识为主,在知识构成的异质性上将远低于探索型创新。对低自我监控的者的研究表明,低自我监控者容易陷入同一个圈子,并展现出相对单一的知识维度,因此有利于其发展出改进型创新。而两种创新在知识构成上的差异就会导致创新成果在知识传播范围和知识关注度上的差异。由于探索型创新在知识构成上更加异质化,因而能得到较改进型创新更多的关注度,从而能得到更多人的共鸣和反馈。而改进型创新仅能得到构成其专门知识的人的关注,因而在能在该门类知识的小圈子内得到关注。再者,创新成果的知识构成也反映了其创新者的知识面的宽度,探索型创新者其变现出来的对异质知识的综合能力也将使其获得更多人的信任与敬佩,从而赢得更多的合作机会。
综合上面的论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高自我监控者在网络构建与网络利用方面的特性,有利于其发展出探索型创新,并有助于其占据中心性位置。
假设2:低自我监控者在网络构建与网络利用方面的特性,有利于其发展出改进型创新,并有助于其嵌入在密度较大的网络中。
网络是不断的动态演化的,处于中心位置的探索型创新者和身处紧密网络之中的改进型创新者也将面临新的网络环境。网络中心位置将给探索型创新者带来比以往更多的合作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相关知识。由于知识创新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个体的知识创新依赖于其知识储备和以往的创新成果。而且探索型创新属于一个新鲜的事物,还有较改进型创新相比更大的改进空间。创新者中心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其全面系统的接受该创新成果的相关知识,这些都有利于个体在中心性的位置上对该创新成果进行的深入考察和挖掘,即以此为基础的改进型创新。而且从创新的难易程度上看,对一个已有的创新成果的进行改进型创新的难度要远远小于另辟一条新路,去完成再一次的探索型创新。而由于以往探索型创新成果而带来的创新者网络中心地位的提升,也随之带来其声誉和地位的提升。这些也都客观上要求创新者要保证其中心性地位,就必须保持持续的创新产出。而创新成果,哪怕是极小的创新成果都将有助于创新者行业地位的维护与加强(Perry-smith)[6],而且发表对以往得到众多关注的探索型创新也将有助于得到持续的关注。因此在主客观条件上都有利于处于中心位置的,曾经的探索型创新者,后续进行改进型创新。
而身处紧密网络的改进型创新者,其网络紧密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环绕周围的具有同一类知识的合作者将越来越多,关系强度越来越强,紧密连接的小圈子将发展出合作、分享、信任的规则(norm),这些都有助于创新者对该门类知识更深入、更清楚的了解与探索,从而更加有利于其作出改进型创新。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认为,个体的改进型创新和创新者个体网络的密度之间是呈现出一个螺旋加强的关系。改进型创新导致网络密度的加强,而连接愈加紧密的网络就越有利于个体进行改进型创新。跟组织中所有的螺旋加强的关系一样,我们强调一段关系的含义也就是说,这种螺旋关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如果网络中小圈子联系的过于紧密就出现知识同质化的问题,而即使是对改进型创新,知识的同质化也是创新的噩梦。过度的知识同质化就意味着过度的专业化,而不注重专长领域的互补和依赖,会形成“专长孤岛”(islands of expertise)(Lewis)[14]。再者,从创新的难易程度来看,改进型创新的持续增多将使得该领域内所有较为容易的问题,或者在该方法论指导下的问题都已解决,而持续做下去一来缺乏异质知识的支撑,二来难度太大,学者的研究兴趣也因此将发生转移,从而也将导致后继的研究者纷纷转移到新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中的很多小圈子在繁荣了一段时间内都归于沉寂,也大都属于这方面的例子。综合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假设3:探索型创新将使得高自我监控者在网络中的中心性进一步得到加强,而中心性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将有助于其进行改进型创新。
假设4:紧密网络与改进型创新在一段时间将出现自我强化的正螺旋效应,但这种效应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将停止。
本文研究假设的内在逻辑可以用图1的概念模型来表示,如下图所示: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合作网络在两类创新驱动力作用下的不同演化路径。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网络对创新的影响,或者创新驱动了网络演化,这些都是对创新与网络的单方面考量,很少有研究同时考虑到两者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这种动态作用下个体的创新类型的改变以及合作网络的演化路径。本研究表明并证实,个体的两类创新都可以作为合作网络演化的驱动力,并推动网络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同时演化的网络又为个体提供了新的机会和约束,两者是动态的、协同演化关系。本文的理论模型指出,探索型创新有助于个体获得网络中心性的位置,而该位置又限制了个体进一步的探索型创新而有利于个体的改进型创新;个体在紧密网络有利于发展改进型创新,而改进型创新又进一步促进了网络密度的增大,这种相互加强的关系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将最终趋于收敛。本研究模型具有如下的理论与管理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来说,本研究是当前社会网络研究中微观和宏观领域间如何结合的一个努力。尤其是通过对个体知识搜索行为的分析与建模,建立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变化(合作网络的演化以及个体知识创新轨迹的变化)间的联系,是解决当前管理研究包括社会网络研究中微观与宏观领域间脱节的一个重要努力。在当今企业所面临的日益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合作网络对于个体提供的机会与约束,以及个体利用合作网络完成知识创新的能力将越来越凸显;个体知识创新与合作网络的协同演化也将对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其他议题,如行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
另外,如何更好的利用合作网络的资源,从而克服/利用个体知识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保持个体持续的创新能力,通过个体知识创新来撬动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已经成为很多高科技企业在经营管理与实施人力资源战略时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重要议题。更进一步,个体层面的知识创新必将推动企业层面的知识创新,而行业内的发明者合作网络的演化必将推动产业层面的知识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这将有助于提高企业、产业的竞争力。因此,本研究模型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合作创新网络 第9篇
关键词：产学研,创新网络,网络结构测度,中关村
目前, 学者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的研究多集中于网络形成动因及功能[1], 对网络内涵和结构测度研究较少, 集中于网络形态特征[2]、结构小世界和无标度特性[3]。综上, 当前学者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内涵和结构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观点, 对网络特征、测度与规范分析处于起步阶段, 缺乏运用复杂网络等相关理论深入系统地研究。因此, 本文从理论上明晰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内涵、分析网络结构, 并运用科学指标测度网络结构变化, 有利于提升我国产、学、研实践主体对合作创新网络的认知能力, 加速科技资源配置与知识扩散效率。
一、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内涵
(一) 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界定
国外学者通常使用university-industry network表述“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 认为企业、大学和研究所是主要网络节点, 其异质性具有重要作用[4], 产学研合作模式包括技术转让、研发外包等, 而企业与学研机构的互动学习将促进合作深化, 形成网络竞争优势, 吸引更多新节点[5]。
国内学者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定义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6]。狭义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是产学研各方为创造新知识、实现知识价值增值和整体利益, 在优势互补基础上, 通过契约或股权关系而形成的合作制度安排, 而广义的网络除产学研外, 还包括政府、中介机构等主体。
综上, 广义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与区域创新网络构成基本相同, 网络主体种类较多、关系较复杂, 网络中存在着大量知识、信息等资源的流动。为深入剖析异质类节点间合作创新关系, 揭示网络自组织发展规律, 本文研究创新特征鲜明、合作关系紧密、知识资源互补的狭义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
(二) 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节点构成
1. 企业
企业是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 处于网络主导地位, 与其他节点合作获取维持创新生命力的人才、知识等科技资源, 从而保持市场竞争力。
2. 学研机构
大学和研究所在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中占据支撑地位, 为企业提供知识资源, 是新思想、新产品、新技术创造的活跃群体。参与合作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能产生知识溢出效应, 提高网络的创新水平。
(三) 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特性
1. 动态性
动态性描述了系统内部诸要素、系统与外部环境相关性随时间而不断变化。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的动态性表现在: (1) 节点随合作项目和关系的推进和变化, 选择性地进入与退出网络。 (2) 资源互补、动态配置及流动。 (3) 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节点发展。
2. 开放性
开放性是网络依托创新活动而进行内外部频繁交流的过程。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作为耗散结构, 与环境之间存在各种负熵流 (外部治理、新产品资金回流、新技术范式引用等行为) , 这种负熵流推动网络走向有序并自组织生长。
3. 互补性
互补性可认为是资源互补性, 是企业与学研机构在资源互补共生界面上建立的合作共生关系。依照共生理论共生单元间质参量兼容才能建立共生关系。资源是产学研共生单元的质参量, 包括技术、人才、资金质参量和科研成果、科学家、科研经费质参量。
4. 扩张性
网络扩张表现在: (1) 知识积累。学研机构可以完成知识创造, 当与企业有效对接后便完成知识创新。知识创新能够将创造出来的新知识在网络内扩散并扩充组织知识库; (2) 节点增长。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入, 形成了网络品牌效应, 而外部节点在该效应诱导下, 为了更快完成知识创新而加入网络。
(四) 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与相关创新网络的内涵辨析
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作为创新网络中的核心层网络, 与区域、企业创新网络存在异同点, 可从网络主体构成、关系内容、流动资源种类、组织边界及经济效益五个方面探讨 (表1) 。
由表1可见, 三种创新网络的主体构成差异较大, 但都将企业作为网络的核心节点, 而各类创新网络在关系内容上存在差异, 却都强调人、财、物三类资源及科技资源的重要性, 且三种网络都以实现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 但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更突出强调知识的增值。
二、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基本结构
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是以企业和学研机构为两类节点, 以节点间互动交流表征连接关系的复杂网络。本文结合复杂网络和二分图理论剖析网络基本结构—复杂二分网络。
复杂二分网络结构表达了多对多 (包括一对多和一对一) 的合作关系, 其呈现的网络形态为二部图, 定义如下:
定义1:设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G= (V, E) 是一个无向图, 如果顶点V可分割为两个互不相交的子集 (A, B) , A代表企业节点子集、B代表学研机构节点子集, 且图中的每条边e (i, j) 或eij所关联的两个顶点i和分别属于这两个不同的顶点集i∈A, j∈B, 则称图G为一个二分图网络。
定义2:如果二分图网络G中的节点子集A或B中一方的所有节点与另一方的所有节点相连, 则称G为完全二分图。
由多家企业与学研机构构成的二分图网络越趋于完全二分图, 其网络密度越大、距离越短、回路越多, 越能够保持结构稳定性。
三、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结构测度及指标构建
(一) 网络结构测度的内涵
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的结构测度是对创新网络拓扑特征的科学计量, 主要是利用创新网络不同时刻结构特征 (截面测度) 的连续变化 (动态测度) , 准确描述创新网络结构的演进, 以揭示网络演化过程的复杂性。
(二) 网络结构测度的指标
由定义1、2可知, 在按照“邻居对”数目计算聚类系数 ( (36) ) 时, 发现复杂二分网络结构下的创新网络的聚类系数为0, 从而本文在建立网络结构测度指标时不考虑聚类系数, 故构建如下的网络结构测度指标体系。
1. 网络节点数量
网络节点数量通常采用网络节点密度表征, 网络 (节点) 密度有利于网络成员之间的知识交流, 网络成员数量越稠密, 知识资源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在成员之间实现共享, 且节点数量N=N (t) =sum (V) , 其中sum (·) 为求和函数。
2. 网络合作关系数量
网络合作关系数量M=E (t) =sum (E) 反映了创新网络中边的数量分布, 且强联系对网络中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有积极作用, 而弱联系对网络中企业的开发式创新有积极作用, 网络内边的数量越多, 故网络整体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越高, 对创新的作用越大。
3. 网络平均节点度
网络平均节点度σ=σ (t) =2·sum (E) /N=2·M/N反映了创新网络中合作联系的密集程度, 且节点拥有更多具有直接联结的合作伙伴, 将拥有较大的非正式权力, 进而获取更多创新收益。
4. 网络平均距离
网络平均距离d=d (t) =sum (deij (t) ) /sum (E) , i∈V1, j∈V2反映了节点间信息传输效率, 且节点之间距离越长关系越紧密, 信息扩散效率越高。
四、实证分析—以北京中关村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为例
(一) 基于市场交易模式的数据获取
本文选取市场交易 (协议) 数据作为确定中关村创新网络节点之间关系的依据。首先, 企业深度访谈, 寻找与其合作的学研机构, 并记录潜在的学研机构节点。然后, 利用电话、Email、座谈等方式进行企业二次访谈, 以填空问答的题型测度其与潜在学研机构合作协议的签订次数, 测度企业与学研机构之间合作交流状况。最后, 若产学研签订过合作协议且合作较多则在二者之间连边。通过以上调研, 最终确定中关村创新网络企业节点14个、学研机构节点39个。
(二) 基于UCINET的网络绘制
调研发现, 中关村创新网络演化时间节点应以合作协议期四年 (众数) 为单位, 故本文以2002、2006、2010年为时间节点。同时, 使用UCINET软件绘制不同时间节点的中关村创新网络 (图1) 。
(三) 网络基本结构与动态测度
图1 (a) 呈现2002年中关村创新网络结构为一对一与一对多组合的复杂二分网络结构 (网络互补特性) , 处于网络形成阶段。图1 (b) 同样呈现2006年网络结构为上述模式。而2010年网络结构变得复杂, 具有回路, 形成了多对多合作的二分网络, 网络演化至发展期, 但只处于发展期的初级阶段。同时, 运用UCINET可以计算出中关村创新网络的结构测度, 发现2002年中关村创新网络的节点数量为9、边数为6、平均节点度为1.33、平均距离为1.5, 2006年节点数量和边数分别上升为20和12、节点度和距离却分别下降至1.20和1.294, 而2010年平均节点度重新快速增至1.978, 表明节点由吸收外部知识 (网络开放特性) 转为注重网络组织内部的知识创新能力。由节点和关系数量持续增至45和44 (网络扩张特性) , 可知创新网络表现出明显的品牌效应, 而距离持续降为1.084 (网络动态特性) , 使得网络表现出明显的直径收缩效应。
五、结论
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属于区域创新网络的核心层, 包含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两类创新主体, 依托契约、股权等合作模式而建立互补合作关系, 且网络具有动态、开放、互补、扩张特性。依据复杂二分网络基本结构, 构建网络节点数、边数、平均节点度、平均距离结构测度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中关村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的结构测度, 发现网络表现出明显的品牌效应和直径收缩效应, 使得网络节点、边数不断增加而平均距离不断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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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创新网络 第10篇
关键词：合作博弈,产学研,创新投资基金,社会网络,利益分配
2015年以来,“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已经成为我国适应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战略举措,并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如何有效响应政府发展战略,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促进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切实推进协同创新,是政策制定者与理论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在国家推动“创新创业”的关键时期,为加强资金和技术的流动性并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效率,委托专业投资机构发挥创新投资基金的作用,让其充分介入到企业和高校间的合作中来,将有助于解决政府面临的选择问题和约束问题。但创新投资基金的加入让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问题更加复杂,尤其考虑到利益分配问题很大程度地影响着创新活动和合作进程,如果不能有效合理地解决,便难以保证合作的长期稳定性。实践表明,产学研协同创新具备开放式创新模式的特点,其网络化特征对合作各方的行为和状态均有重大影响,而获取利益分配是网络中各方采取合作行为的最终着眼点,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会引发合作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分析各方在网络中的位置和聚集能力,修正得到产学研协同创新各方所得利益分配额,对于协同创新活动的持续健康发展及各参与主体对自身和网络整体的认识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及利益分配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从知识的生产到知识商业化各环节相互耦合的重要创新方式,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够给企业带来成本和风险分担、形成协同优势、有效利用外部优势创新资源等诸多好处[1]。研究表明,阻碍产学研协同创新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协同创新关系稳定保持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合作过程中存在的“搭便车”问题及成员间的道德风险问题[2]。利益分配以其在合作中具有的制度保障和激励作用构成了协作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维系合作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3]。
产学研协同联盟在强调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实现联盟各成员的利益最优化,而利益又可根据其可获得性和可量化程度分为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有形利益包括利润、技术成果、产品和服务的收益、技术转让收益等,这一部分是成员参与产学研的内在动力和追求的目标,多少也体现了产学研联盟的绩效;无形利益则包括了商誉、品牌商标、社会形象、学习经验等,它也会导致有形利益的增加[4]。通过采取有效的利益分配策略、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励协同创新合作的参与方提高自身投入来获取更多利益对合作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起着决定作用。
产学研合作创新利益分配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合约安排问题,因此合作博弈成为了研究该问题的主要立足点[5]。早期的学者通过假设企业、学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情境,研究了Shapley值法在利益分配研究中的应用,并指出了其区别于平均分配和按其他比例分配的优势[6];此后,有学者又引入了其他博弈论的方法对技术创新成本投入在学研方和企业方之间的分摊比例和收益的分配系数问题进行了分析[5],也有学者将合作创新的过程区分为研发阶段和生产、商业化阶段,并抓住不同阶段的主导者不同和双方贡献投入不同两大特征对分配问题进行了全新视角的探讨[7]。近几年,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利益分配问题的研究则不断引入新的因素和新的分配函数,比如在一次性合作和重复性合作两种情形下探究触发策略如何对利益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8],以及以双方努力程度和合作程度为主要影响因素构建利润函数和价值链增值函数,求解协调和不协调情形下的最优分配策略[1]。纵观学界关于产学研利益分配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个基本结论是:参与方通过增加对合作过程的投入与贡献,能够提高自身所获得的利益分配,但需要契约设计来约束各方行为,提高违约成本或者降低违约收益。
然而,以上关于利益分配问题的研究均限于学研方和企业方之间的双方博弈,未涉及创新投资基金参与的情况。资金的缺乏往往是影响协同创新的主要阻碍因素之一,以往主要由政府出面通过财政拨款、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方式直接扶持[9],但这种直接资助方式往往会造成政府选择困难问题和资金约束的难题[10]。因此,委托专业投资机构成立创新投资基金,推行市场化运营模式,充分发挥专业投资机构在项目选择上的技能优势,解决资助项目选择问题,广泛吸收民间资本注资创新投资基金,便成为解决政府资金及能力约束问题的主要途径[11]。但是,创新投资基金的介入导致协同创新的参与主体更多,利益分配问题更为复杂,有必要对包括创新投资基金参与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利益分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实现三方有效合理的分配,进一步提升合作创新的效率和效果。
(二)利益分配与Shapley值法修正
在研究联盟博弈利益分配的问题上,Shapley值法作为一种充分考虑到每一个参与者贡献程度的方法,避免了单纯平均分配的窘境,具有一定适用性。但另一方面,Shapley值法也忽视了一些其他因素对分配结果可能存在的影响,包括承担的风险、成本投入和知识溢出效应、支付函数的模糊性及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等[12,13,14],因此需要从这些修正因素角度出发对利益分配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调整。
现如今创新活动已经突破了单纯的线性和链式发展,呈现出非线性、多角色和网络化特征,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创新已经是一种开放式创新[15]。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均会对成员的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16]。研究表明,在社会网络视角下,网络结构、网络认同度、网络关系共同促进了产学研合作网络的联结并产生一定作用,影响着各个相关方的行动和对所有资源进行的配置[17]。
纵览现有研究,在利益分配问题上较少考虑到参与协同创新各主体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忽视了网络属性对利益分配问题可能存在的影响,而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分析网络内部的结构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合作博弈中参与主体的影响力和参与程度。协同创新网络中参与主体有差别地占有资源并依据各自的网络地位和影响力分配资源,自然处在社会网络中不同位置的成员会得到不同的利益分配[18],因此有必要由个体间关系入手认识社会网络结构,将其结构特征系数作为修正因子,并考虑其对Shapley值的改进。
基于此,本研究将创新投资基金纳入讨论利益分配问题的主体之一,先以企业方、学研方和创新投资基金三方的贡献程度为权重,运用Shapley值法研究它们应分配的利益数额,再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网络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网络特征,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考虑社会网络聚集系数对初始模型的修正,以期优化协同创新效益和利益分配效率。
二、问题描述及模型构建
当一项产品或者技术创新具有市场前景,企业(E)出于追求利益的考虑会选择进行创新。事实表明,企业与高等院校或者科研机构(R)进行合作创新会比非合作带来更大的收益,但企业往往存在着资金约束问题,无力独自承担所有创新所需资金,而资金投入的不足又会影响双方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因此需要引入第三方进行合作,即创新投资基金(F)的参与。由创新投资基金(F)对协同创新进行一部分资金投入,企业(E)提供自己能够提供的一部分资金和人力,高校和科研机构(R)投入一部分自有资金和人力并负责进行创新研发,最终产生的创新成果所带来的利益应当在企业(E)、高等院校或者科研机构(R)和创新投资基金(F)三方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在这一场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博弈中,存在一个三方(企业方、学研方、投资方)博弈。
鉴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已被广泛应用于描述投入产出关系,本研究选用其来描述创新的投入和产出关系。其一般形式为Y=AtKαLβ,其中K表示投入的资本,L表示投入的人力,α表示资金产出的弹性系数,β表示人力产出的弹性系数。出于分析方便的考虑,假定α+β=1。
此外需要定义下列变量:
At2:企业对于协同创新活动的管理水平;
At1:一定时期内技术水平;
r0:投资方的资金利息(即必要报酬率);
r1:企业所处行业的平均报酬率;
K1:学研方投入的自有资金;
K2:企业方投入的自有资金;
K3:投资方投入的资金;
L1:学研方投入的人力;
L2:企业方投入的人力;
P1:学研方人员薪酬;
P2:企业方人员薪酬;
Shapley值法作为一种公理化的分析方法,假定局中人集合为N=(1,2,3),其中1代表学研方,2代表企业方,3代表投资方。当特征函数为v时,定义φi(v),i=1,…,n为博弈G(N,v)中局中人i的Shapley值,且它们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1)每个局中人所分得的Shapley值之和等于整体协同创新创造的价值,即
(2)各个局中人所分配的Shapley值与它们的排列次序无关;
(3)如果局中人i对于联盟整体边际贡献为零,即v(S∪i)-v(S)=0对所有都成立,则i只能分得的零分配。
首先定义特征函数v:
①任何一方均不参与协同创新合作,则v(0)=0;
②学研方不参与协同创新合作,利用自身资源获取产出,则v(1)=At1K1αL1β-K1r0-L1P1(其中K1r0为资金的机会成本);
③企业方不参与协同创新合作,将自有资金用于本行业经营活动获取收入,则v(2)=K2r1;
④投资方不参与协同创新合作,用自有资金获取利息,v(3)=K3*r0;
⑤学研方与企业方进行协同创新合作,v({1,2})等于他们双方单独的特征函数之和,即v({1,2})=K2r1+At1K1αL1β-K1r0-L1P1,因为本研究讨论的背景在于学研方缺少资金,企业方自有资金有限,因此双方的合作难以产生有效产出;
⑥学研方与投资方进行协同创新合作,即投资方不通过企业向创新项目进行投资,则v({1,3})=At1(K1+K3)αLβ1-K1r0-L1P1-K3r0;
⑦企业方与投资方进行合作,无法实现创新产出,投入的资金由企业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投资方获得的收益来自于企业经营成果,则v({2,3})=(K2+K3)*r1;
⑧学研方、企业方和投资方三方进行协同创新合作,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投资方对企业方创新项目投入需要资金,企业方将自有资金和投入资金交给学研方,学研方利用内部资金和外部资金以及人力进行创新研发,同时企业方在协同创新活动过程中的管理水平对协同创新产出也存在着一定影响,故:
博弈G(N,v)将整体协同创新收益v(N)在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局中三方采取合作博弈的方式事先签订契约,对每一个局中人i而言其Shapley值为:
其中s表示协同创新联盟S中包含的成员数,n表示联盟N所包含的成员数,在这里n=3。
根据Shapley值求解公式得学研方、企业方和投资方三者的Shapley值分别为:
三、社会网络视角下的Shapley值修正模型
Shapley值法避免了平均分配,从参与各方所做贡献大小的角度出发,充分调动了各方积极性,但这种计算方法也一定程度忽视了其他因素对各方所得的影响。协同创新参与主体的风险因素、投入大小、贡献程度等的确是影响利益分配的主要因素,但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利益分配问题置于产、学、研双方或多方个体特性框架下进行探讨,忽视了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其本质应当通过各类主体所构成的整体网络来体现。自然网络结构性特征对嵌入其中的每一个主体从开始参与的行为选择到后来的成果分配均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上,立足于社会网络,选取网络聚集系数(Clustering coefficient)作为修正因子,并通过归一化确定修正权重。
假设一家企业会委托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研发创新,同样一家创新投资基金也会向多家企业进行专门的资金投入。把上述学研方、企业方和投资方扩大至一个协同创新网络,并定义其为一个无向网络,即节点i到节点j与节点j到节点i并无区别。置于社会网络视角之中,根据网络拓扑结构理论,度di表示网络中与节点i有直接合作关系的节点数量,若与之合作的这di个节点之间也存在mi条合作关系,则有聚集系数,它是对网络内集聚倾向程度和紧密性的度量,描述的是网络中主体所处网络位置和网络参与程度。整个网络的聚集系数则是个别Ci的平均值,即
网络中能够吸引能力和聚集能力的主体,即聚集系数Ci高的主体,处于网络中心地位,因此其有权分配得到更多协同创新利益。在分析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及行为倾向时,单纯地研究其绝对聚集程度往往没有太大的意义,因而本研究在改进合作博弈的Shapley值时,采用的是相对聚集程度系数,它是对绝对数进行归一化处理的结果。对聚集系数矩阵C=(C1C2…Cn))每一元素同除平均值C1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相对聚集系数矩阵C*=(C1*C2*…Cn*),从而考虑网络中各主体所处位置的不同所确定的利益分配权重为:
至此,本研究在考虑社会网络位置的情形下对前述Shapley值模型进行改进,得到:
将其标准化,则各方所得收益比例为:
四、算例分析
假设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中有2家高校、3家企业和2家创新投资基金,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他们选择合作进行创新研发,并就创新收益进行内部分配。
用初始Shapley值法确定三类主体依据各自的贡献程度所能获取的利益分配,1、2、3分别代表学研方、企业方和创新投资基金方。在一定时期内学研方的技术水平At1为1.5,企业方的协同创新活动管理水平At2为1.2;投资方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r0为5%,企业方所处行业的平均报酬率r1为10%;学研方投入自有资金150万元,企业方投入资金4 000万元,投资方投入资金5亿元;学研方投入科研人员500人,每人薪酬5万元,企业方投入管理人员10人,每人薪酬10万元;为便利计算,假定资金产出的弹性系数α和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的和为1,其中α=0.65,β=0.35。各方的利益分配结果如表1所示。
由计算可得:φ1(v)=3 248.72(万元);φ2(v)=603.75(万元);φ3(v)=495.38(万元)。经过标准化后,学研方分配收益74.72%,企业方分配收益13.89%,投资方分配收益11.39%。但是,这种计算是理想化的,需要以社会网络结构位置为修正因子对原始Shapley值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随机生成一个网络(图1),其中圆点代表学研方,房子代表企业方,三角形代表创新投资方,并分别对每一个主体从0到6进行标号以示区分。它们在网络中随机分布,假设距离远近不影响连接关系,在它们之间随机进行连接。
计算每一个主体在网络中的聚集系数,进而确定利益分配权重Ci*。另外,为方便计算,假定网络中同类主体同质,即收益相同。根据式(6)即按聚集系数权重调整计算分配所得Shapley值如表2所示。
此时,网络中这7个主体的利益分配比例分别为:高校0占43.26%,高校1占28.84%,企业2占3.75%,企业3占5.36%,企业4占6.70%,投资机构5占6.60%,投资机构6占5.50%。按协同创新网络中的三大类主体进行合计,即学研方分配收益72.10%,企业方分配收益15.80%,投资方分配收益12.10%。由此可见,经过社会网络聚集系数的修正和调整,学研方所分配的收益有所下降,而企业方和投资方所分配的收益则有小幅上升。这些利益分配的调整变动都是由于主体在社会网络中所受的影响而造成的,更符合现实逻辑,因此应当对这一因素予以考虑。
五、结论与启示
民主 合作 个性 创新 第11篇
【关键词】课堂教学；自主；民主；合作；探究；个性；创新
新课程课堂教学的实质是自主、合作、探究。
新课程在理念上要求教师基本功扎实、博学，在认真钻研教材和了解学生的基础上，能自如地驾驭课堂，对生成的教学问题和新产生的教学资源，能机智处理，及时运用；学生学得积极主动，课堂民主、合作、探究、个性、创新，教学效果好。
整体说，要求教师在课堂上竭尽追求教学的极致，给学生提供自由、民主、个性、开放的活动空间。
课堂上或激情燃烧地演绎，让人沉醉其中，如沐春风；或以生花妙笔圈点、评注，画龙点睛；或以朴素的方式诠释着数字的神奇，或以纯朴的情感与文本对话、与心灵对话；时而书声朗朗，时而求同辨异，时而板演操作，时而煮茶论道。
感受课堂，穿越课堂，品味课堂，反思课堂，我们感受到了很多，觉得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应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课程改革，用发展特长替代压抑个性
新课程的精神实质不外乎：自主、合作、探究、对话。 课堂教学更应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方式，这是引导学生学会学习的关键。在课堂教学中，把学生的自主学习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自学探究是基础，合作学习是重要的方式，教师的指导是实现有效学习的重要条件。传统的以“教”为核心的课堂设计淡出课堂，取而代之的是以“导”为核心的课堂设计，课堂教学凸现的是民主、平等、自由、个性，在对话中交流，在合作中学习，在探究中相长，教师成为“对话者”、“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学生在课堂上则成为了“主角”、“舞者”、“艺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课堂已真正成为学生张扬个性、放飞梦想的舞台。
二、课堂教学，用微笑替代说教
教师的微笑是爱的一种最直白的表达方式，只要带着爱和学生交流、对话，你的语言自然就充满了人情味和吸引力，不管是批评还是鼓励，学生们也都容易接受。课堂教学上，教师的微笑是滋润学生心田的甘泉，是振奋学生精神的给养，是调节学生情绪的良药，是直面学生挫折的鼓励。教师应该用美丽的微笑去唤醒每一位学生，用宽容的心态对待每一个学生，用欣赏的眼光关注每一点进步，用喜悦的心情去赞美每一点成功。综观课堂整体，没有一个学生不是积极参与的。教师始终微笑着面对学生，始终用激励的话语和学生交流；学生们在这样和蔼可亲的教师面前，启动心智，敞开心扉，无拘无束，畅所欲言。
三、学生教育，用赏识替代挑剔
赏识教育永远是最简单又是最有效的教育。赏识，会让无论哪一层次的学生都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从而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原动力，许多潜能和情感便会奇迹般地被激发出来。
这里是一则乌克兰帕夫雷什乡村中学校长苏霍姆林斯基赏识教育的故事：
校园的花房里开出了一朵硕大的玫瑰花，全校师生都非常惊讶，每天都有许多同学来看。这天早晨，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里散步，看到幼儿园的一个4岁女孩在花房里摘下了那朵玫瑰花，从容地往外走。苏霍姆林斯基很想知道这个小女孩为什么摘花，他弯下腰，亲切地问：“孩子，你摘这朵花是送给谁的？能告诉我吗？”小女孩害羞地说：“奶奶病得很重，我告诉她学校里有这样一朵大玫瑰花，奶奶有点不信，我现在摘下来送给她看，看过我就把花送回来。”听了孩子天真的回答，苏霍姆林斯基的心颤动了，他搀着小女孩，在花房里又摘下了两朵大玫瑰花，对孩子说：“这一朵是奖给你的，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这一朵是送给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好的孩子。”
赏识的故事很多，只要你不吝惜你的爱心，不吝惜你的温情，不吝惜竖起你的大拇指，你也会创造许许多多的赏识故事。
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教师要用一颗善良的爱心，一双会赏识的眼睛，一只鼓励的大拇指，去赏识学生，发现学生，鼓励学生。
如果你能给你的学生开一张列满了连他自己都没有发觉的优点清单，相信他一定会一辈子都珍藏的。
四、优等生教育，用正视替代偏爱
优等生的思想教育尤为重要。校园中很多优等生的惨烈事件时时警醒着我们教育工作者，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学习好，是竞赛尖子、学科苗子，就可以忽视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健康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发现问题，不能漠视，不能偏爱，不能袒护，应该正视，应该直面，应该指出他们的过错，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增加他们的责任感，才能更有益于他们健康成长。
五、学困生教育，用民主、平等、个性替代忽视、漠视、歧视
任何一所学校都有程度不同的学困生，这些学生由于智力状况、学习基础、家庭教养、个性特征等因素的差异，学习上往往暂时滞后或掉队。这就意味着教育者对“学困生”更应该倾注更多的爱心、耐心和信心。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读大学时曾经吸食过鸦片，每天要到中午才肯起床，工作时两次被赶出办公室。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学时，学校给他的评定也不怎么好：中学时档案记分册中化学3分，物理、代数和几何也是3分；甚至在大学二年级时还差一点被除名。
我们教育者应该摒弃传统教育中的“一刀切”，我们更应摒弃传统教育中只重视优等生，忽视、漠视乃至歧视学困生的做法，民主、平等、个性地关爱每一个有个性差异的学生，尽可能地依据学生的个性给予积极引导，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不同个性学生未来的不同发展，从而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最好的自己。正像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让每一个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
新课程下，因为你的爱心教育、民主教育、个性教育、赏识教育，或许也会出现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俄罗斯总统普京那样的杰出人物。
六、作业评价，用具体替代概括
新课程下的课堂作业更应该赋予人文关怀，学生的作业不应该仅仅是打勾画差，更应该附有教师简短准确精彩的点评，很人文化，很温馨，很受用。对学生来说，教师的点评无疑是一种欣赏，是一份品味，是一份享受，是一份快乐。
七、教育教学能力， 用扎实的综合素质替代片面之长
首先，教师应该是“有德之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修身进德，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真正的教师应该是一个思想触觉十分灵敏的人，关注国事，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独立思考，保持个性，这应该是每一个教育者坚定的人生信念；时刻注意用自己的人格人品影响学生，用自己的才华学识教育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其次，教师应该是“有情之人”。关注学生学习生活，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生一起感受生活的辛苦，和学生一起分享成功的幸福。再次，教师应该是“有心之人”。能引导学生把课堂中获取的零散的信息，经过自己巧妙的选择、分析、整合、创新，形成新的认知。最后，教师还应该是“有积淀之人”。读书博学，不断地丰富自己、拓展自己、提升自己，这是教师驾驭课堂的基础和保障。
合作创新网络 第12篇
按照经验曲线的逻辑, 企业拥有的合作经验越多, 合作绩效越好。一些学者从组织学习视角检验了合作经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认为随着与其他企业合作经验的积累, 企业随后合作的绩效会得以提升。如Sampson (2005) 通过对电信设备行业的R&D活动分析发现先前积累的合作经验有利于企业更稳定的管理合作流程[2]。也有学者提出合作经验与创新绩效是一种曲线线性关系。如Rothaermel&Deed (2006) 通过研究生物技术企业的合作经验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时发现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3]。尽管大多数研究已经发现这种线性关系, 但有部分学者的实证结果却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Zollo (2002) 等通过对生物制药产业中99个企业间合作项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合作经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4]。从国外文献上看, 目前关于合作经验与创新绩效的研究结论尚不统一, 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以往的实证研究大多将合作经验简单的作为一个一维变量, 很少对合作经验的不同维度进行深入研究;其次, 现有实证文献主要检验合作经验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直接联系, 很少考虑两者之间的间接性关系以及中介变量的存在, 对合作经验如何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机制缺乏分析;最后, 现有研究也均是基于国外企业的调研样本而得出的结论, 缺乏针对中国企业的实证结论。
根据组织学习理论的观点, 组织为了实现其愿景或适应环境的变化, 获得相关的信息、知识和技能, 经转化与融合使企业的认知和行为发生改变。Simonin (1997) 提出由于合作经验在合作过程中作为知识的一种来源, 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合作能力[5]。那么可以认为拥有合作经验的企业可以更适应合作管理, 使企业通过重复学习来提高合作管理活动水平。
基于此, 本文认为企业只有利用合作经验提升网络能力才能真正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即网络能力在合作经验与创新绩效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针对这些联系进行实证检验, 将有助于我们剖析合作经验对创新绩效影响作用的过程机制。
1 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1.1 合作经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合作经验被认为是企业通过参与过去合作中产生的合作诀窍。已有的理论研究表明, 企业的合作经验积极地影响企业专利产生的速度、新产品开发和股票市场的价值创造。但有一些学者认为合作经验与创新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 甚至也有学者认为他们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针对目前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大部分学者都是将合作经验当作一维概念来处理, 用单指标的合作时间或合作次数来代表[9]。我们认为一维概念不能充分体现合作经验对企业学习机制的影响。因此, 本文采用Luo&Peng (1999) 的观点[6], 将合作经验分为经验的深度和经验的广度, 并从这两个维度分别探讨合作经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合作经验深度是指企业针对一些特殊合作项目愿意花费较长时间与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时所获得的更深层次的经验, 如企业运用合作经验的深度更易于企业选择合作伙伴与合作项目、控制合作活动过程、降低合作风险。而合作经验广度是指企业与不同的合作伙伴进行不同项目合作时所获得的合作经验。由于合作伙伴拥有的异质性知识是企业间合作的关键资源, 运用经验的广度可以提高企业多样化的实践和思想, 产生更广泛的知识基础和较强的技术能力。结合中国实际国情, 我们认为, 在中国这样以关系为导向的显著文化背景下, 企业愿意花费更多地时间与主要合作伙伴建立良好关系。这种合作经验的深度不仅可以使企业选择更合适的合作伙伴, 也可以使企业更好地了解合作活动中的关键过程和问题, 更有效的管理合作过程。但是随着合作经验深度的增加, 企业在现有合作活动过程中发现新突破点的可能性也会相应降低。Levitt&March (1988) 也指出合作经验的深度会使企业在处理合作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时形成路径依赖[7]。当合作环境发生变化时, 由于企业积累的合作经验深度会使企业产生一定的惯例, 致使企业将无法适应环境改变时合作中产生的新问题, 最终导致企业的创新绩效降低。因此我们认为合作经验的深度对企业的合作活动产生倒U型影响关系。同时,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合作经验的广度同样重要。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合作活动越来越复杂, 所涉及的知识与资源越来越广泛, 合作经验的广度可以提高企业全面吸收合作伙伴的创新实践和思想, 使企业具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探索。通过学习不同合作伙伴的经营方式也促进了企业创新性和生产率, 促使企业更有效的吸收新知识, 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根据前面的论述,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a:企业合作经验的深度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相关关系。
H1b:企业合作经验的广度对创新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1.2 合作经验对网络能力的影响研究
近期学者们的研究普遍更关注于研究企业如何利用这些合作经验提高自身能力。Eisenhardt and Martin (2001) 通过实践研究发现反复实践作为企业的学习经验, 将通过知识转移和惯例机制, 增强合作能力[8]。Kale (2002) 等认为过去的合作行为可以培养企业有效的处理冲突能力以及管理能力, 同时企业积累的合作经验可以使其创造一种管理未来企业间关系的能力, 企业从这种网络能力中更容易获得成功[9]。Simonin (1999) 也指出合作经验可以促进合作技能的提高, 从而有利于合作冲突的处理、增加伙伴间的信任和公平感[10]。谢洪明等研究结果也表明, 以学习为导向的组织必须通过知识和经验能量的积累才能促进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组织的绩效[11]。总之, 这些观点表明在企业的整个合作创新活动中, 已有的合作经验可以增加他们处理冲突情况的能力, 也更具有减少经营的不确定性和金融风险的能力。更具体地说, 合作经验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使企业明确了解哪些潜在的伙伴拥有自己所要学习的知识以及能够预先判断出其中哪些潜在的伙伴愿意与其分享这些知识;选择便于自己学习的合作形式和治理机制;便于构建伙伴之间的信任, 建立起关系资本, 便于组织学习。因此, 我们认为合作经验会对企业的网络能力产生更积极地影响作用。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企业合作经验的深度对网络能力有正相关关系。
H2b:企业合作经验的广度对网络能力有正相关关系。
1.3 网络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的网络能力为创新绩效来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随着产品的复杂性与日俱增, 企业开始依赖于企业间的伙伴关系, 企业构建并灵活运用网络能力将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创新绩效。资源依赖观点表明独特的和有价值的企业网络能力对企业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Baum&Silverman (2000) 通过对加拿大生物技术创新公司的业绩分析, 发现新创企业的业绩与它们构建的联盟网络相关, 包括有效地构建联盟, 培育联盟管理能力, 这些能够显著改善新创公司的业绩[12]。Walter&Ritter (2006) 通过对149个全球跨国公司进行分析, 实证结果发现, 网络能力不仅正向影响跨国公司绩效, 同时网络能力调节了创业导向和组织绩效的关系[13]。在Ritter的研究基础上, 国内部分学者如任胜刚研究结论表明网络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明显促进作用[14]。方刚等实证研究表明网络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知识转移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15]。以上研究都表明, 网络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网络能力对创新绩效有正相关关系。
1.4 网络能力的中介作用分析
近年来学者关于战略联盟的一些研究表明, 影响战略合作的重要因素是先前经验。Sorenson (2003) 认为虽然企业间的学习效率有非常大的区别,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企业可以通过经验提升能力的有效性[16]。Anand&Khanna (2000) 提出企业间建立交流经验的桥梁, 可以使企业更有效的总结合作中的问题。每个合作经验都可以使组织更有效的与合作伙伴交换信息, 这种办法要比用惯例来管理复杂活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结果更好[17]。Hoang&Rothaermel (2005) 认为经验也有利于企业网络能力的发展, 并且可以有效促进组织间沟通以及选择合适的未来合作伙伴[18]。
总体来说, 企业从合作中获取的经验可以用来更有效的管理未来伙伴, 从而产生更多的合作能力, 这样可以最终导致更高的绩效。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网络能力在合作经验深度与创新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4b:网络能力在合作经验广度与创新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 我们提出下述概念模型 (见图1) 。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和数据的收集
本研究选取我国IT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将被调查者定位为样本企业或事业部的总经理或其他负责日常运营的中高层管理者。处于这些职位上的管理者通常对于企业的整体运营状况以及与企业外部关系状况有比较充分的了解。问卷调研在2012年3月至7月间进行。问卷通过两种途径发放, 一部分通过向相关产业集群地区企业直接发放并当场填写及回收, 共获得47家IT生产企业的相关数据;另一部分则面向国内三所知名高校EMBA学员中具有相关产业管理工作经验者发放并回收, 共获得105家IT企业的相关数据。最终共回收139份有效问卷。
2.2 变量的测量
为了保证测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全部是国内外成熟量表, 并根据研究的目的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在问卷设计方面, 除基本资料以外, 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均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形式, 0分代表“完全不同意”, 4分代表“完全同意”。合作经验的量表将借鉴Luo&Peng (1999) [6]原文翻译, 修订后共形成6个相关问项;网络能力量表采用了Walter (2006) [13]研究中测量网络能力的四个方面:协作能力、关系技能、伙伴知识、内部沟通, 包含19个题项;创新绩效量表借鉴Gopal&Gosain (2010) [19]的多维度主观指标衡量方法, 采用5个题项来测量企业的创新绩效;控制变量采用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
2.3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SPSS16.0和Lisrel8.8对数据进行了信度与效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首先, 各测量因子载荷在0.70-0.78之间, 表明了因子的有效性 (一般应大于0.5) 。各研究变量的值均高于0.7, 说明各研究变量信度较高。除了少数测量项外, 绝大多数的标准化载荷均高于0.6, 并在统计上显著 (t>6.50) , 表明各测量项在其所有测量的变量上具有较高的会聚有效性。其次,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RMSEA在0.8左右, 各因子负荷均大于0.5, GFI, CFI, NNFI等指标均高于0.9, 说明假设的模型因子结构与实际数据的拟合较好。所有模型的统计结构均显著, 说明研究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判别效度。从相关系数矩阵表中, 我们可以发现, 合作经验、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 合作经验与网络能力、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都呈正相关关系。
3 假设检验
对于假设的检验, 运用回归分析分别就合作经验、网络能力、创新绩效做两两分析, 然后我们对合作经验、网络能力、创新绩效这三个变量间整体模型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3.1 变量中主要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
3.1.1 合作经验与网络能力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首先将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作为自变量, 网络能力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接着合作经验作为自变量分别加入回归模型中引入多元回归方程进行验证, 其结果如表1。
注:*p<0.05;**p<0.01;a标准化回归系数, 下同。
表1中的数据显示, 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与企业年龄以后, 合作经验深度与网络能力之间的回归系数是0.312;合作经验广度与网络能力之间回归系数是0.323。说明合作经验与网络能力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H2a与H2b均通过了验证。
3.1.2 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类似地, 分别以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以及网络能力为自变量, 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得到表2。
表2中数据表明, 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两个变量以后, 网络能力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其中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65, p﹤0.01。本研究的假设3得到了支持。
(3) 合作经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类似地, 分别以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以及合作经验的两个维度为自变量, 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得到表3。
表3中的数据表明, 合作经验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一次回归系数为-0.172, p﹤0.01。而二次项回归系数为0.235, p﹤0.01。从数据结果上说明合作经验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倒U型相关关系。而合作经验广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是0.431, p﹤0.01。说明合作经验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本研究的假设H1a和H1b均得到验证。
3.2 合作经验、网络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网络能力对于合作经验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运用了中介效应检验。根据Baron&Kenny提出的中介变量检验标准, 依次检验了回归系数, 结果如表4、表5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没有引入中介变量网络能力之前, 合作经验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为-.235 (二次项系数) ;引入中介变量网络能力之后合作经验的深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变成了-.059 (二次项系数) , 说明网络能力对于合作经验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以此类推, 可得到未引入中介变量之前合作经验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336;引入中介变量之后的合作经验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回归系数变成了.274, 如表5中所示, 说明网络能力对合作经验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皆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本研究的假设H4a和H4b均得到验证。
注:*p<0.05;**p<0.01, 下表同。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中国情境下, 探索性地从合作经验和网络能力这两个视角, 探究如何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这一基本问题。不仅丰富了研究合作经验、网络能力、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文献, 也能够为管理实践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启示。首先, 相对于先前的相关研究, 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在于首次在国内提出合作经验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拓展了合作经验与创新绩效相关研究的范围, 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还非常少, 本研究对于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次, 针对以往国外学者对合作经验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本研究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深入分析了合作经验的不同维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其中部分结果可能说明了基于我国特定经济环境的一些特点, 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一些有益的扩充。最后, 本研究以网络能力为视角, 证实了网络能力在合作经验与创新绩效关系中的显著中介作用。这可以帮助管理实践着深入理解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和方法。如前所述, 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 如何有效实现组织绩效的提升是管理实践者面临的重要议题。作为全球市场上的“后来者”, 这一点不仅对于中国IT企业很重要,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 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管理者而言, 有意识的将企业通过前期合作获取的合作经验通过学习机制转化为网络能力, 是提高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企业管理者应该充分重视合作经验在高技术企业中的作用, 促进网络能力, 并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这为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依据与一些有益的基础。
摘要：通过以我国IT企业为研究对象, 将网络能力引入到合作经验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之中, 构建并验证“合作经验→网络能力→创新绩效”作用机制模型, 打开合作经验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这一“黑箱”。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研究视角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