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学性

《史记》的文学性（精选7篇）

《史记》的文学性 第1篇

1. 征引中的文学性。

三家注继承“融历史为训诂”的史籍注释传统, 引用了大量具有文学性的典籍史料。《夏本纪》中的“东至砥柱”, 裴骃对“砥柱”的注解引了孔安国的话:“砥柱, 山名。河水分流, 包山而过, 山见水中, 若柱然也。在西虢之界。”从其命名, 见其修辞。《正义》“俗名三山门, 禹凿此山, 三道河水, 故曰三山门”, “三山门”的命名体现了文学的叙述性。成语“中流砥柱”也是取这种含义, 表明地位之重要。又“郑玄曰:‘次序九族而亲之, 以众贤明作羽翼之臣, 此政由近可以及远也。’”以贤明之臣比做鸟的羽翼, 帝王应与贤明之臣共同分享成果, 就像爱护自己的臂膀那样爱护臣子, 所谓“左膀右臂”现在仍被广泛运用。《齐太公世家》“夹辅周室”, 《集解》“左传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 夹辅成王也。’”以“股肱”“羽翼”形象说明人物重要。《殷本纪》“是日何时丧, 予与汝皆亡”。《集解》:“尚书大传曰:‘桀云天之有日, 犹吾之有民, 日有之哉, 日亡吾亦亡矣。’”自比于日, 认为百姓臣服于他是必然的。夏桀不明白“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道理, 其中隐含着对夏桀荒淫误国的深恶痛绝, 宁愿丢去性命也不愿被其统治。如《捕食者说》中说的“苛政猛于虎”, 也是对《史记》原文史料的补充。《索隐》“用斗笠来遮着自己的身体, 就像小鸟张开翅膀从天空轻轻下落”。舜通过两笠使自己不受伤, 作者将其比做鸟借助翅膀从天空落地, 生动形象。《五帝本纪》“帝啻溉执中而遍天下”, 《正义》注为:“言帝干治民, 若水之灌溉, 平等而执中正, 遍于天下也。”把治民比做灌溉水, 形象具体, 说明应该对百姓一视同仁, 体现《尚书》“允执厥中”的思想。“张晏曰:‘居轩辕之丘, 作轩冕之服, 故谓之轩辕。’‘若霍去病功冠三军, 因封为冠军侯, 至今为县名。’”因其所似或相关而名之, 有一定的暗示象征意义。“何休曰:‘齐俗, 妇人首祭事。言鱼豆者, 示薄陋无所有也。’”祭祀时若使用的是“鱼豆”, 则表明此家生活并不殷实, “鱼豆”暗示其社会地位, 具有象征义。“黄览曰:‘有赤气出, 如匹绛帛, 民名为蚩尤旗。’”赤气有如赤红色的丝旗。这些事物都不同于其原始概念, 社会因素加入其中, 因而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周本纪》“虎贲三千人”, 这里的“虎贲”指勇士。《集解》中还补充道:“若虎贲兽, 言其猛也。”换种说法对句意进行进一步解释, 使其更易于理解, 体现其文学性的一面。又如“鲰, 小人貌也”。“虎贲”“鲰”, 以动物的某种特征来写人, 有象征义。《项羽本纪》中“……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 《集解》中的注释为“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虮虱, 犹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赵也。’”又“废格天子文法, 使不行也。诽谓非上所行, 若颜异反唇之比也”, 正所谓杀鸡焉用牛刀, 以虮虱喻赵国, 主要攻打对象为秦国。《索隐》“言飞虫蔽田满野, 故为灾, 非是鸿雁也……麋鹿在牧, 喻谗逆小人在朝位也。飞鸿满野, 喻忠贤君子见放弃也。言纣父帝乙立后, 殷国益衰, 至伐纣六十年间, 谗逆小人在于朝位, 忠贤君子放迁于野……郑玄云鸿雁知避阴阳寒暑, 喻民知去无道就有道”, 将鸿雁比做忠贤君子, 将麋鹿比做谗逆小人, 就如《孟子》中提到的“民之归仁也, 犹水之就下, 兽之走圹也”。《诗经·硕鼠》反映了人们不堪剥削, 逃离原来的国家, 投靠贤明之主。这几个比喻获得了相同的效果。《项羽本纪》索引:“韦昭云‘虻大在外, 虱小在内’。故颜师古言‘以手击牛之背, 可以杀其上虻, 而不能破其内虱, 喻方欲灭秦, 不可与章郸即战也’。”以能灭虻而不能灭虱比喻对秦国的作战, 形象具体。对比的运用, 《平淮书》“斩首万九千级, 督滞无所食”, 《索隐》按:“谓富人贮滞积毂, 则贫者无所食也。”富人殷实生活与贫者生活比较, 与“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有相同的艺术效果。“《公羊传》曰:‘楚庄王伐郑, 郑伯肉袒, 左执茅旌, 右执鸾刀, 以逆庄王, 庄王退舍七里。’”生动的细节描写突出郑伯的英勇无畏, 且都用的是整齐的四字句。《鲁周公世家》中《正义》对强褓的解释是“强阔八尺, 长八尺, 用约小儿于背而负行。褓, 小儿被也”。这些句子描写生动、形象传神。

2. 注文语言的文学性。

《史记》三家注的语言精练准确、对仗工整, 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裴骃为《史记》作注时就曾说要去除前人注中的浮言游词, 保留它的精旨要义。《夏本纪“太康失国”, 《集解》“孔安国曰:‘盘于游田, 不恤民事, 为弈所逐, 不得返国。’”“马融曰:‘鱼者, 介鳞之物, 兵象也。白者, 殷家之正色, 言殷之兵众与周之象也。’”《集解》对字词句、地名等的注释相较于《索引》、《正义》来说是简洁精练的。如《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吴太伯”的诠释, 《集解》:“韦昭曰:‘后武王追封为吴伯, 故曰吴太伯。’”《索引》和《正义》中的注解洋洋洒洒近百字。在征引中, “杜预曰:‘思文武之德, 无二判之心也。’‘淫声放荡, 无所畏忌, 故曰国无主。’‘八音克谐, 节有度也。无相夺伦, 守有序也。’”整齐的四字句具有音乐美和结构美, 增强气势, 更具说服力。“骃案:德万人者谓之俊, 德千人者谓之豪, 德百人者谓之英”。《正义》“节, 时节也。水, 陂漳决拽也。火, 山野禁放也。材, 木也……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 节用水火材物, 生而民得其利百年, 死而民畏其神百年, 亡而民用其教百年, 故曰三百年也。’”这是孔子回答宰我“黄帝人, 何以至三百年”的话, 整齐的句式使回答更有条理、易理解。“左传曰:‘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 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入其境, 则耕者让畔, 行者让路。入其邑, 男女异路, 班白不提挈。入其朝, 士让为大夫, 大夫让为卿”。通过这些整齐的句子, 具体表现出西伯的宽仁。《索隐》索引述赞中的文学性。《史记》每篇结尾都有“太史公曰”表达司马迁对这段历史的评价, 并发展为一种完善的史评形式。索引述赞出现在《史记》注解的结尾, 概括文章大意, 且都是用整齐的四字句写的。《五帝本纪》中的“索隐述赞”云:“帝出少典, 居于轩丘。既代炎历, 遂禽蚩尤。高阳嗣位, 静深有谋。小大远近, 莫不怀柔。爰洎帝喾, 列圣同休。帝挚之弟, 其号放勋。就之如日, 望之如云。郁夷东作, 昧谷西曛。明扬仄陋, 玄德升闻。能让天下, 贤哉二君!”这里既有形象的比喻“就之如日, 望之如云”, 又有作者对人物的道德情感评价。《吴太伯世家》中的“索隐述赞”云:“太伯作吴, 高让雄图。周章受国, 别封于虞。寿梦初霸, 始用兵车。三子递立, 延陵不居。光既篡位, 是称阖闾。王僚见杀, 贼由专诸。夫差轻越, 取败姑苏。甬东之耻, 空惭伍胥。”作者对伍子胥的死感到悲痛万分, 情感自然流露。吴国由太伯建国到越国灭吴, 其间发生过很多大事, 浓缩在几句话中, 有情节性。《萧相国世家》中的“索隐述赞”云:“萧何为吏, 文而无害。及佐兴王, 举宗从沛。关中既守, 转输是赖。汉军屡疲, 秦兵必会。约法可久, 收图可大。指兽发踪, 其功实最。政称画一, 居乃非泰。继绝宠勤, 式旌砺带。”这些都包含作者的思想见解, 褒贬显而易见, 较之于征引类的注释更具有探索的价值。全部使用严整的四字句, 表现作者对文章形式美的追求及严谨的态度。

3. 诠释过程的因果关系, 使文风气势磅礴。

诠释句子的整体意义比较普遍, 诠释整体过程中注意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索, 增强注释过程中叙事的逻辑性, 在注中反映作者情感, 形成气势磅礴的文风, 论辩缜密。《五帝本纪》索引“若以少典是其父名, 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岂黄帝”与“何其年之长也”, 一个问句, 一个感叹, 表现出作者对前注的强烈怀疑, 后面还引用《秦本纪》中女脩吞卵的故事证明“少典为国号, 非人名”。“按:今以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并无, 又不知是裴骃所录否?”注解中出现大量语气词。又如“孔注未是……何故下无其文?”直接指出孔注的不对, 并说明理由。三至五言句式不等, 有利于作者表意辩驳, 情感充沛。诸如此类的例子在《索引》中还有很多, 作者对前代注家所作注解进行分析, 评论其得失, 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说理过程夹杂主观情感, 不同于《论语》、《老子》中的形象说理, 而是有孟子在说理中的那股浩然正气。探因中表明敬德保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儒家思想。“服虔曰:‘舍于公宫, 故得杀之。’‘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齐国, 故曰谁有此也。’‘公以为姜氏不知己在外, 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见欺, 恐不得出, 故歌以自悔。’‘鲁僖公十九年, 诸侯盟于齐, 以无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 不与盟, 故伐之。’‘周昭王南巡狩, 涉汉未济, 船解而溺昭王, 王室讳之, 不以赴, 诸侯不知其故, 故桓公以为辞责问楚也。’”服虔注史站在儒家的高度对人物及其事件作出评价。“孔安国曰:‘盘于游田, 不恤民事, 为弈所逐, 不得返国。’‘为王不义, 久为小人之行, 伊尹放之桐宫。’”“马融曰:知民之劳苦, 不敢荒废自安”。“韦昭曰:‘使长事少, 故民将弃上。’”, 等等。

4. 感情色彩浓厚, 增强感染力。

注释中, 作者直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性评价, 增加了注释的感情色彩。“共工善为言语, 用意邪僻也。似于恭敬, 罪恶漫天, 不可用也”。“鲧性很戾, 违负教命, 悔败善类, 不可用也”。“四岳皆云, 俚俗无德, 若便行天子事, 是辱帝位。言己等不堪也”。“言丹硃心既顽嚣, 又好争讼, 不可用也”。“言父顽, 母嚣, 弟傲, 舜皆和以孝, 进之于善, 不至于奸恶也”。作者站在儒家角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在注释中为人们提供历史借鉴。也有在征引中通过描写进行评价的。“《列女传》云:‘太姜, 太王娶之以为妃, 生太伯、伯雍、王季。太姜有色而贞顺, 率导诸子, 至于成童, 靡有过失。太王谋事必于太姜, 迁徙必与。太任, 王季娶之以为妃。太任之性, 端壹诚庄, 维德之行。及其有身, 目不视恶色, 耳不听淫声, 口不出傲言, 能以胎教子, 而生文王。’”这里写了太姜太任二妃的品格, 细节描写使二妃的形象更加传神。

自汉以后, 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音韵、训诂、语法, 于注中发现文学性, 这是三家注研究的一个全新角度。《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 吸引了无数文人为其作注, 注本浩如烟海。而三家注作为现存最完整的《史记》注解, 原为单行, 现已与原文合刊出版, 足见其价值之大。而隐藏在三家注中的文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语言的简练准确, 征引具有文学性的史料, 以及在诠释中直接对人物进行道德评价, 都使注本变得趣味无穷, 感染力强, 同时不失诠释严谨, 给后代文人为书作注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摘要：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方面, 文学价值研究寥寥无几。其实, 《史记》作为文学性很强的历史散文, 注者常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诠释。本文从三家注中征引的文学性、注文语言的文学性、文章气势、感情色彩等角度展开对三家注文学性的研究。

关键词：《史记》,三家注,文学性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3]徐进.《史记》三家注小考[J].商业文化, 2008 (11) .

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当代价值 第2篇

摘要：《史记》作为文学巨著存在于历史上，有着无可比拟的高度，一方面展示了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司马迁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它的独特证明了它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即使在当代，它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价值。

关键字：史记，传记文学，价值，司马迁所做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所以，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及价值。

首先，《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代表，对于人们研究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以历代帝王为中心，表为大事年表，书记礼制、官制及经济制度等，世家、列传记各诸侯国以及武帝以前的各类重要历史人物，少数民族，邻近国家的史实，其中世家与列传就占了一百篇。司马迁为了写完这一巨著，费时二十余年，多次跋涉全国各地考察古迹民俗，倾尽毕生心血。《史记》略古详今，“其言秦，汉详矣”。全面的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许多重大斗争，表现了处于这个历史潮流中的各种代表人物的历史动态，语言精神，思想折射，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时代记录。

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不仅是在人物描写方面有着自己的方式，同时也告诉我们一定的认识历史的方法。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成为我们研究历史，了解历史的一种手段。例如：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的认识（《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对于这种认识，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对于要研究的古代经济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梁启超也说：“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因而，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它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是具有了文明的传承性的不朽之作。

其次，《史记》作为纪传体文学的开端，标志着纪传体文学这种文体的确立。纪传体是以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所写的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做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当的完整性，它必须写出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有的和小说接近。上古神话及《诗经》中就有了纪传体文学的萌芽,经过由铜器铭文、《尚书》到《左传》、《战国策》的发展,纪传体文学逐渐形成。司马迁著成《史记》标志着纪传体文学的正式确立。司马迁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不仅在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卓越，在文学方面的研究价值更高，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指导，纪传体的创立是对于历史的认识在史学体例上的凝结,传记文学的产生是着重审美趣味推动历史框架内叙事文学因素发展的结果,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都趋向于社会生活的主体——人。通过类似于故事的传记来深刻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运用人物的对话去表现其独特思想、性格、心理、神态和身份。比方说，同样是观看秦始皇出巡，对于项羽来说，司马迁用“彼可取而代也”，把项羽没落贵族的神态，及秦末六国后裔伺机而起的心理都充分体现出来，对刘邦来说，则用“嗟乎，大丈夫当与此也”把刘邦身上的所代表的平民想建功立业的思想感情跃然于纸上，所有语言为突出人物特征服务。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司马迁晚生191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他开创的以描写人物为主的纪传体，比《春秋》，《左传》那种编年体，更能表现历史活动的面貌，因此被后世正史所沿用。所谓的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这种纪传体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发展乃至当今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国家刚从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民的思想在从歌颂新生活、抒发内心感受、探求理想生活的诗歌、散文、小说里走到今天，开始关注现实，关注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的生存状态，由感性走向理性，传记文学正是现实生活和理性思想结合而生的产物。

最后，传记文学所表现的平民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史记》为例，作品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没摆脱英雄史观，但司马迁尊重历史事实，富于求实精神，有些方面突破了封建正统观念，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描写了一系列历史人物，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出作者的平民立场。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在当代，这种平民思想也是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通过真实的生活场景来展现最基本的生活面貌。传记文学，之所以具有存在与发展的广泛社会意义和备受青睐、经久不衰的强烈审美价值，正是因为它不仅要求作品扎实记录客观真实的社会人生履历和人物心路历程，更在于它具有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人物个性与复活过去时代及其典型生活场景的志史与造美功能。在于它不仅仅是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什么，更在于同时富有诗意地概括勾勒出宏阔的时代背景，呈现出活动于其间的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揭示新鲜深刻、常人难以抵达的精神境地，创造既恰如其分又高于现实的美好意境。

试论清代的《史记》文学评论 第3篇

关键词：清代；《史记》；文学评论

《史记》是我国古代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我国历史上首部纪传体通史。从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高达100部以上，相关数据表明，在我国清代研究《史记》的文人学者有300多人，其中《史记》的研究评论也是清代人的重大成就之一，评论的方式也较为多样化，主要方式包括论文、书信、点评、札记等等方式。

一、《史记》评论代表性资料

《史记》是文学与史学结合的产物，也是文史结合的代表作，因此，我国清代一切有关《史记》的文学评论都是来源于历史的评论基础，历史的评论与文学的评论二者属血亲关系很难分家，一些相关的评论作品也会通过《史记》的艺术特点来进行，包括人物刻画、叙事手法、修辞方式等等。

1.吴见思，字齐贤，清初江苏武进人，其创作的《史记论文》130卷，是我国清代《史记》点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史记的每一个章节都有点评，其主要评论体现在文学上

2.储欣（1631年—1706年），字同人，清朝宜兴人，其撰写的《史记选》，摘取《史记》中的57篇，其中本纪、世家、表、书、列五体皆有评论，点评的极为细致，见解独到。

3.李晚芳（1691～1767），广东顺德人，出身世家大族，其撰写的《读史管见》中摘取《史记》内容约37篇，其评论中包括行批、眉批等等，评论中多引先人的语句。

4.方苞（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字灵皋，亦字凤九，清代散文学家，是我国桐城派人士，其创作的《评点史记》、《史记注补正》等作品，采用“义法”的评论方式，对《史记》的叙事特点剖析的很是深刻，对整个《史记》评论影响颇深。

二、《史记》的论赞

《史记》的论赞是其思想与艺术的重要成分之一，前人对其早有评论，但各执一词，毁誉各半。清代人民针对其有极高的看法[1]。例如，我国清代文学家牛运震（公元1706年～1758年）创作的《史记评注》中对每一篇的论赞都有比较独到的见解，评论的内容也较为丰富细致，在其评论《酷吏列传赞》时，语言犀利透彻，列传意义以及赞语分别的进行评论，评价列传时的观点多用严厉的词语，将内心的愤懑展现的淋漓尽致，在其评论赞语之时，以为节取，赞贬相加，其评价对该内容的伦赞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如储欣所撰写的《史记选》中，选用的总作品数为57篇，其中序赞论就有30篇，占总选用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可见论赞的意义相当的重大。

三、《史记》与小说的关系

《史记》与小说的关系问题初次被提起是在我国明代，从明至清，此问题越来越被重视，在我国众多评价者中有很多人明确表示《史记》中小说的特点比价浓厚，其中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中评价《司马相如列传》时表示“史公写文君一段，浓纤婉转，为唐人传奇小说之祖”。其主要想阐述的意思是想表达，《史记》在在内容上学小说相似之处极多，在文章中还呼吁众人，便近小说矣，不可不知也。这篇内容妙语连珠，见解很是独到。还有大多数文人在创作时对这一观点也有明确的表示例如：郭嵩焘创作的《史记札记》中对《李斯列传》的评述、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的评述等等。我国古代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庄子也有云，曰： 指马之一体而名之，马不见也； 立一马而马之百体具矣。还有在戚蓼生《红楼梦序》说《红楼梦》中也表示红楼梦与《左传》、《史记》等作品，在表述形式与艺术形式上有极为相似的地方。在我国清代《史记》的众多评论中，有许多类似的观点，这也充分的体现了在评论者严重，小说与《史记》有着很深的联系。

四、清代人对《史记》的文学评论观点

在我国《史记》的评论浪潮中，清代是最高潮的时期，清代人民在文学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其评论的水平也进一步的提高，并且在其过程中，有能力在理论上归纳出《史记》的特点。清代的著名学者桐城派代表人士方苞在评论《史记》中利用“义法”。所谓的“义”也就是“易”。其在作品中最为突出的表达观点就是《史记》《左传》是义法最为精湛的两部作品[2]。这种评论是整个《史记》评论中最为新奇的思想。这个理论的提出对整个《史记》评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理论的具体要求就是要“辞尚体要”，这是一个值得承扬的传统文化思想，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桐城派还有另一位代表人物刘大櫆，刘大櫆对史记的评论思想同样是“义法”但其评论的理论关系更加的鲜明更加的直观，说明方式也比较清晰，这就充分的说明清代时期清朝人对古文理论的总结已经相当的重视，其手段也比较成熟。在对《史记》文法的尊崇上刘大櫆的方式相比较方苞来讲要丰富了许多。总结来讲，我国清代人在对《史记》的评论中不但在评论分析中提出自己的想法善于总结，而且对前人的思想也很好的借鉴与参考，在评论过程中在进一步的思考使得《史记》的评论的达到一个高峰，很好的为《史记》文学研究增添了力量。

五、结语

清代文学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与文学语境有着很大的联系，清代人在总结研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他们以义法为起点，以语法为理念，认真研读《史记》文本，并详细讲述小说与《史记》的联系，《史记》的写作艺术，《史记》的叙事艺术，“艺术的语言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一些研究探讨了《史记》的文学特征，建立了《史记》的文学审美坐标，对清代文学的质量、地位历史价值等都具有重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米彦青.试论女性词在明末清初词学思想衍变中的轨迹[J].文学评论，2012（04）：50-57.

《史记》的文学性 第4篇

《三国史记·列传》共十卷, 而前三卷都是《金庾信传》, 其他七卷分别记录了一些别的历史人物。一人独占三卷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的古代史书中都极为少见, 因为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专制意识的强化, 为突出君王在一朝政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列传部分人物的重要性被刻意降低, 因此, 中国正史列传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物合为一传。这种趋势在高丽时期, 即中国两宋时期已经很明显了, 金富轼没有理由不知道, 因此, 其他七卷都是多人合传, 体现了这个原则。但是, 他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个传统, 反而破天荒地以三卷来写金庾信一个人, 足见他对这个人物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2]。而在这个极受编者重视的人物身上, 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一、《三国史记·金庾信传》所反映的儒家思想

金富轼在《进三国史表》中提到, 编写这部史书的目的有二:一是因为“海东三国, 历年长久”, 以至于朝鲜人民对于中国史实津津乐道, 而“至于吾邦之事, 却茫然不知其始末”, 令人遗憾, 因此“宜其事实, 著在方策”;二是“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 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 因此, 需要编写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史书, 来达到“贻之万世, 炳若日星”的教化目的。正所谓“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中国正统史书的编著者们普遍重视史书的教育意义, 中国人如此, 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高丽人亦是如此。金富轼这个曾经平定过妙清之乱的老臣, 忠君爱国和史书的教育意义是他在编写《三国史记》时最先考虑的。而这种教育意义的内容, 一定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在当时符合这种条件的思想, 或者学说, 必定是强调“秩序”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韩两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治国理念。它的特点在于强调秩序, 讲“三纲五常”, 臣子要“忠君”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就从思想上确保了封建统治。《金庾信传》中有多处描写了他的忠君行为。如:

王复告庾信曰:“请公不惮劳遄行, 及其未至备之。”庾信又不入家, 练军缮兵, 向西行。于时, 其家人皆出门外待来, 庾信过门, 不顾而行, 至五十歩许驻马, 令取浆水于宅, 啜之曰:“吾家之水, 尚有旧味。”于是, 军众皆云:“大将军犹如此, 我辈岂以离别骨肉为恨乎?”

这段描写很容易使中国读者联想起“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 编著者之所以选取这段材料, 与其说是在内容上刻意地模仿中国史书, 倒不如说是在教育意义上有意识地追求这种“似曾相识”的效果, 以引起读者的共鸣, 来更好地宣传忠君爱国思想, 达到该书的编写目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传中记载的金庾信的临终遗言:

庾信对曰:“臣愚不肖, 岂能有益于国家?所幸者, 明上用之不疑, 任之勿贰, 故得攀附王明, 成尺寸功, 三韩为一家, 百姓无二心, 虽未至太平, 亦可谓小康。臣观自古继体之君, 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 累世功绩, 一朝隳废, 甚可痛也。伏愿殿下知成功之不易, 念守成之亦难, 疏远小人, 亲近君子, 使朝廷和于上, 民物安于下, 祸乱不作, 基业无穷, 则臣死且无憾。”王泣而受之。

这段描写又使读者联想起了“亲贤臣, 远小人”的诸葛亮《出师表》, 而诸葛亮正是中国历史上为君主“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大忠臣。

但编著者在塑造了一个功成名就、誉满天下的民族英雄金庾信之后并没有急于去肯定他一生的个人成就, 而是把这些成就都归功于“用之不毅, 任之勿贰”的“明上”了, 指出正是由于贤明君王的器重, 金庾信才“得以行其志, 与上国协谋, 合三土为一家, 能以功名终焉”, 金庾信本人在遗言中也是这样表示的。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 也正是编著者金富轼反复强调的儒家君臣观的核心内容。

通过这些内容我们不难发现, 编著者笔下的金庾信并不是一个光靠个人努力就获得成功的人物, 他本人的忠心, 以及君主的支持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二、《金庾信传》刻画的民族英雄形象

尽管深受中国正统史家思想的影响, 金富轼作为一个高丽臣子, 在编写自己国家史书的时候还是考虑到了保留民族特点的重要性, 因此, 在一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作者尽可能地突出了金庾信这个人物的本民族特点。

在金庾信生活的年代, 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之间的战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而新罗因为国力最弱, 在群雄逐鹿中处于相对劣势。当金庾信年方十七时, “见高句丽、百济、靺鞨侵轶国疆, 慷慨有平寇贼之志。”以至于感动了异人, “授以秘法”, 此后第一次上战场就“跨马拔剑, 跳坑出入贼阵, 斩将军, 提其首而来。”一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爱国将领的形象跃然纸上。

曾经有学者作过统计, 《金庾信传》的内容中, 描写战斗场面的部分多达3 160字, 占总字数的34%以上[3]。金庾信戎马一生是历史事实, 但客观上看, 作者通过描写如此多的战斗场面, 对塑造统一三国的民族英雄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金庾信的民族英雄形象不仅体现在统一三国上, 更体现在维护国家主权上。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唐人既灭百济, 营于泗沘之丘, 阴谋侵新罗。我王知之, 召群臣问策。……庾信曰:“犬畏其主, 而主踏其脚则咬之, 岂可遇难而不自救乎?请大王许之。”唐人谍知我有备, ……自泗沘泛船而归。

韩国学者历来视《三国史记》为“事大主义”史书[4], 但他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坚持“事大主义”史观的金富轼却没有把这段内容删去。宋承唐嗣, 新罗是唐的属国, 高丽也对宋称臣, 作为一个规规矩矩的臣国, 为何允许自己的史书中出现对宗主国忤逆的历史记录?笔者认为, 金富轼作为一个严谨治学的史官, 只是忠实地记录历史, 尽量做到“不虚美, 不妄言”, 并没有所谓的“事大主义”思想。然而后来的韩国学者却断章取义、穿凿附会, 认为金富轼为讨好中原王朝, 刻意贬低自己国家的地位。这种见解不但不尊重历史, 更曲解了自己的先人。

金富轼的这段描写, 既没有夸耀自己的祖先, 也没有去强调与中原王朝为敌的所谓“民族自尊”、“民族独立”。史书终归是史书, 尽管后人可以对历史不满, 却无法在书中歪曲它。祖先的光荣事迹当然要如实记录, 然而不光彩的历史却不应当回避。编著者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 如实记录下金庾信的英雄事迹, 从本民族的角度看, 这样做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保留在《金庾信传》当中的这段史实, 使得金庾信的民族英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真实。

三、《金庾信传》中的“神化”处理

中国正史一贯坚持“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写实主义史观, 这个传统在《三国史记》中也得到了体现, 尤其是列传部分。但出于刻画人物的需要, 编著者金富轼还是保留了《金庾信行录》中的大量神异传说, 这使得金庾信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三国史记·列传》的主人公, 客观上实现了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神化”。

事实上出于抬高统治者地位的需要, 正史本纪部分中经常出现与君王有关的神异描写, 如《史记·高祖本纪》中写刘邦出生前, “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 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 太公往视, 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 遂产高祖。”把刘邦的出生过程写得神乎其神。作者描写这些神异现象, 无非是想从各个方面显示统治者与众不同的特点, 以及与上天的联系, 向读者灌输“君权神授”的观念, 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

但这种神异描写仅限于本纪中与帝王有关的部分, 在《史记·列传》中, 神异描写就很少出现。《三国史记·列传》中, 惟有《金庾信传》出现了大量神异描写, 如写在其出生过程时说:

“肃讫宗始知女子与玄野合, 疾之囚于别第, 使人守之。忽雷震屋门, 守者惊乱, 万明从窦而出。遂与舒玄赴万弩郡。舒玄庚辰之夜梦荧惑鎭二星降于己, 万明亦以辛丑之夜, 梦见童子衣金甲, 乘云入堂中, 寻而有娠。二十月而生庾信, 是眞平王建福十二年,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乙卯也。及欲定名, 谓夫人曰:‘吾以庚辰夜吉梦, 得此儿, 宜以为名。然礼不以日月为名, 今庚与庾字相似, 辰与信声相近, 况古之贤人有名庾信, 盍以命之。’遂名庾信焉。”

多达百余字, 不仅出生时有神异出现, 就连其母与爱人私奔的经历也略带三分神秘。除此之外还有学艺、祭剑、祷天落星、斋戒祈祷、授术伯山、死兆等多处神异描写, 在此就不冗述了。

类似的神异描写在其他七卷当中仅出现在第十卷, 即弓裔和甄萱的神异出生。说弓裔“……以五月五日, 生于外家。其时, 屋上有素光, 若长虹, 上属天。”而说甄萱“……生孺褓时, 父耕于野, 母饷之, 以儿置于林下, 虎来乳之, 乡党闻者异。”寥寥二十余字, 篇幅都不多。弓裔和甄萱都曾经是实际上的国家统治者, 因此这样的神异描写得以保留。而换个身份, 待遇就不一样了。如第九卷中的《盖苏文》, 编者说他“自云生水中”, 然后紧接着说“以惑众”, 立刻把他的神异出生给否定掉了。因为盖苏文虽是“才士”, 却“不能以直奉国, 残暴自肆, 以至大逆”, 是列传人物当中的反面教材, 因此不能与上天、神异发生任何联系。

而金庾信为三国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最重要的是他和中国的诸葛亮、关羽一样, 成了后人心目中的大英雄, 将这些人物“神化”, 不仅迎合了读者, 而且使人物的正面形象变得更加高大完美, 变成了更好的“正面教材”。尽管这样做违背了写史的原则, 但却从客观上反映了编著者对金庾信这个历史人物的偏爱以及高丽民间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认同, 当然,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读者对史书编写的影响。

四、结语

金富轼在编著《金庾信传》时, 自称是“删落”《金庚信行录》而成, 想来因为金庾信的形象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 因此, 在民间有不少金庾信事迹的记录, 史料是非常丰富的。然而, 他却删掉了一些“酿辞”, 这样做无非是出于编写目的的需要, 即突出人物的主要历史功绩, 塑造统一国家和维护主权的民族英雄形象。

而在描写了金庾信的戎马一生之后, 又通过遗言部分着重体现了和谐的君臣关系, 这可以看作是特定年代的政治宣传。即1135年的妙清之乱后, 高丽统治者感到有必要强化儒家忠君思想, 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叛乱事件。于是《三国史记》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教科书”的使命, 而这本书中最好的正面人物形象就是金庾信。

除此之外, 《金庾信传》还保留了原典中的一些神异描写, 这在列传中并不多见。这样做, 一是出于塑造完美英雄形象的需要, 二是金庾信的特殊身份允许编著者这样做。这些神异描写虽不符合史书“写实”的要求, 但客观上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对《三国史记》教育作用的发挥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金富轼本人以及高丽百姓对这个人物历史功绩的肯定和认同, 同时反映了民众心理会对史书创作产生影响的这一客观事实。

综上所述, 《三国史记·金庾信传》不但能为我们提供大量文献材料, 也透露了作者在特定年代的创作心理和动机, 同时反映了读者群体对史书创作的影响, 这就使得《金庾信传》的价值超出了一般的史书范畴, 和《史记·列传》一样, 具有了文学研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赵振坤, 朱张毓洋.《三国史记》英雄列传的文学价值[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 .

[2]徐建顺.《三国史记》的文学价值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03.

[3]徐建顺.论《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独特的创作原则[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4) .

《史记》的文学性 第5篇

——从高中语文中《史记》选文看司马迁传记文学的人物刻画

戴娟戴桂敏

武汉市武汉中学

内容摘要

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草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涉及人物四千多，重要人物百多名。司马迁在表现人物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借助精彩细腻的描写在特殊环境中刻画人物特性，更注重借助典型历史事件着力刻画人物形象，这就使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带有普遍性，引起读者的共鸣。本文仅从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四篇作品中浅易分析太史公刻画人物的高超笔法。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信陵君项羽刘邦蔺相如人物刻画

“往事越千年”。有史以来，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在原野和庙堂、战火与笙歌之中，曾诞生过无数的英雄豪杰，或许他们贵贱不

一、愚智各异，但都曾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了民族历史发展的巨轮。谈中华民族的“史”，自当从《史记》开始，而那两千多年前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史记》中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

司马迁的《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它首先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创立了纪传体裁，是我国古代史书体例的奠基之作；它更是一部文学著作，是上承《左传》《国语》《战国策》而影响及至当今的古代史传散文创作的典范。司马迁用生动的语言、精巧的结构塑造出一系列个性鲜明且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成为后世的史传散文、传记散文和历史小说及当代影视文艺作品的肥沃土壤。《史记》内容丰富，高中语文课本中主要选取了富有浓郁文学色彩的记传部分，旨在激发引导青少年学子们能走进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

从《史记》中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作品有《鸿门宴》《项羽之死》《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公子列传》。本文将以以上作品中的人物为对象分析司马迁在传记文学《史记》中的人物刻画方式。第一把握人物基本性格特征，细致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就有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信陵君是司马迁极为推崇的理想人物，在选文《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称“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并且用细致的行动描写表现出信陵君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作品首先用概括介绍信陵君的身世地位，然后用“公子为人，仁而下仕，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来突出强调信陵君的性格特征：“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然后用“自迎侯生”的典型事例，形象地记叙描写了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具体情况。

当信陵君听说魏有隐士侯嬴后，并不因为侯赢是一个又老又穷的“夷门监者”而小看他，恰恰相反，信陵君立即“往请，欲厚遗之”，并且“置酒大会宾客”以待，魏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且“执辔愈恭”；出发驶时，侯生故意要拜访集市中的屠夫朱亥，且见其客朱亥久不归，久待侯生的信陵君“颜色愈和”，侍从都窃骂侯嬴而公子“色终不变”；至家之后，马上“引侯生坐上坐”“为寿侯生前”。一个身份高贵的魏国公子，居然能够去屈身拜访、亲迎一位看守城门的小人物，并亲自为他驾车，还表现出如此异常的尊敬和谦恭，可见其内心的真诚和对人才的尊重，实在难能可贵。作者无须多言，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美德和形象，已闪烁出深邃的思想光彩，深深的打动了每一位读者。

歌颂魏公子“礼贤下士”的精神，也是司马迁作此传的主旨。其原因除了在称颂信陵君一生功业都与他能仁而下士有关之外，同时，由于司马迁在目睹、亲历自身所处社会的世态炎凉时，达官贵人、乃至于当朝至尊不能礼贤下士，反而摧残人才的恶行中，藉由此传在信陵君等人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渴望君主能如信陵君一般仁而下士、从谏如流，成为士人的知己，而士人也能如侯生一般为知己者所用，为国效力。

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也是一个自古为人称道的人物。他智勇双全，能言善辩。司马迁在捕捉挖掘出人物性格特征借赵宦者令缪贤之口说出之后，就极尽其描写之能刻画人物的性格形象。蔺相如的出场，被司马迁精心安排在赵国的一场几乎无人能解的困境中，他分析形势的周密严谨，他应对秦昭王时的冷静机警、智谋和勇气。当蔺相如从秦王“传以示美人及左右”中看出秦王无意偿赵城时，他略施小计取回和氏璧，随之他“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一个“怒发上冲冠”的夸张，将相如此时的愤怒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一段不卑不亢、义正词严的控诉后，“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一个“睨”就把相如那种与璧共存亡、誓死捍卫赵国尊严的毅然决然的神态勾勒出来，谨防一切不测又不把秦王强权放在眼中的气势呼之欲出。寥寥几个动词就将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深深地刻在了读者的脑海了，挥之不去。太史公也满含钦佩地评价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

二、精选典型历史事件为背景，着力刻画人物性格；

司马迁在实地考察、深入研究和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在捕捉挖掘出人物性格特征之后，精心细致地选择历史材料去表现突出人物的几件事，选材标准不是事件的大小，而是事件能否鲜明地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司马迁选取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廉蔺交欢三个片段来概括蔺相如的事迹。其中完璧归赵、渑池之会是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件。而渑池之会最为精彩。

在这个典型的历史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强秦的蓄谋已久、嚣张跋扈，更看到了蔺相如的随机应变、大仁大勇。赵王鼓瑟，秦御史记录 “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从“令”字可以看出赵王鼓瑟是被迫的。秦王击缶，赵国的御史如此记录：“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一个“为”字，表明秦王是自愿为赵王击缻，自愿娱乐于赵王。而事实却不是如此。在外交场合，国君的言行举止代表着国格和国家的形象，一个“令”字让赵国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对强秦有意而给的羞辱，蔺相如随机应变，威胁秦王“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秦王不得不“为一击缶”，看似秦王自愿为赵王击缶，事实上秦王却是被迫的。蔺相如以其过人的智慧和勇气既挽回了赵国的颜面又顺便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一箭双雕，可谓快哉！

如此以来，蔺相如这一人物形象在司马迁为他精心选取的两个典型历史事件中就以一个智勇双全、能言善辩、机警善辨的英雄形象被刻画出来，并深深刻在了读者的脑海中。这更使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带有普遍性，引起读者的共鸣。

三 利用尖锐的矛盾冲突，刻画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项羽、刘邦、樊哙、荆轲、蔺相如、信陵君等，都给人以巨大的感染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在大非面前，紧张激烈的斗争场景中，人物的表现就越能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司马迁特别善于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各种不同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

如《鸿门宴》一场，是刘邦、项羽较量的关键时刻，宴前的紧张气氛，宴会上的剑拔驽张，使双方人物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就是在暗伏杀机的宴会场面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展现紧张、复杂的矛盾冲突，把不同人物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先看项羽，当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将刘邦“欲王关中”的野心告诉给项羽时，项羽大怒，决定“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大军入秦，函谷关闭，这位曾击破秦军主力的霸王遭此冷遇，已是怒火填膺；再有曹无伤告密说沛公欲王关中,犹如火上浇油；三写范增劝说之辞，谓刘邦“志不在小”有“天子气”，更是火油交煎之际煸了一股阴风；风、火、油层层作势，紧张的空气仿佛一触即燃。旦日击破沛公军，如箭在弦上。项羽盲目自负的性格尽显。此后项伯夜访、沛公约婚，风、火、油已被化作一夜凉雨落尽。第二天在鸿门宴上，刘邦谢罪，一席看似毫无野心的温顺言语后，项羽推心留饮、前嫌顿释，不但不杀刘邦，竟然还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的军事机密。此后范增数目示意不成，即召项庄舞剑助饮，平地又起波澜。对此，项王却默然不应，现其胸襟坦荡以及作为政治家的胸无城府、缺少谋略。之后一切也已由此注定。

再看刘邦，当得知项羽要来攻打时，一面大惊“为之奈何”一面对张良说“鲰生说我”以推脱责任，一面又虚心听取张良的建议利用项伯度过难关。刘邦先问张良何以与项伯有故，了解关系的深浅，考虑是否靠得住。接着又问项伯的年纪，想出一套“吾得兄事之”“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来逢迎收买项伯的办法。精细老练、会拉拢人、会利用人，表现出刘邦机智权变的性格。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司马迁不仅写活了项羽，而且也写出了刘邦的老练权变、善使手段，张良的沉着冷静、察颜观色，樊哙的忠勇无畏、善于言辩，范增的阴险狠毒、脾气暴躁等，显而易见，这种写法又能在一件事中写许多人物，达

到一石数鸟的艺术效果。

再看《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因有蔺相如的陪同，渑池之会不仅平安归赵，更使强秦“终不能加胜于赵”且受辱而还。蔺相如因功“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感到自己蒙羞，因此扬言见到蔺相如定“辱之”。就在这僵局之时，蔺相如的做法令人疑惑不解：不与会，称病不上朝，望见廉颇引车避匿。但听相如一席话，尖锐的矛盾不解自破：“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蔺相如的家国大局观，宽容坦荡的君子腹让廉颇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负荆请罪，为刎颈之交。在尖锐的矛盾中，人物形象有被凸显：蔺相如沉着冷静、宽容大度，以家国大局为重；廉颇粗豪坦荡、直率自负，但知错必改勇气可嘉。负荆请罪的廉颇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堪称经典。而这些文臣武将竭忠尽智、国难当头时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爱国精神也为世人所称道。

司马迁善于在尖锐、激烈的矛盾中刻画人物，使人物性格得到鲜明、突出的表现。蔺相如这个人物是在秦国威胁利诱，赵国君臣束手无策、左右为难的矛盾中出场的；又在秦廷上与秦王面对面紧张而尖锐的斗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处理与廉颇的矛盾，是那样的谦让，似乎是在逃避，却正是他的高明处。对待不同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从中我们能清楚、全面地认识蔺相如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

四 从整体客观分析，辩证地对待历史人物。

《史记》中包含了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人物如此复杂繁多，但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司马迁对每一个人物的描绘都很形象，他对人物的刻画不是简单的扁平人物的描写，而是多维透视，使人物饱满的性格特征尽显。司马迁阅历丰富，对各色人物的把握都恰如其分。

司马迁往往突出人物的多维性。多角度多层面地塑造人物形象。能从整体着眼，客观评价和辩证地对待人物是一个史官在强大的政治威力下难以做到的。就这一点而言，司马迁为史书的创作做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当属西楚霸王项羽了。

司马迁塑造的英雄人物项羽具有多重人格。他喑恶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忌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是有恻隐之心，不杀刘备，还顾虑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势和儿女情长。项羽是一个英雄，但他并不完美，《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之口道出了项羽的为人：“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

在太史公的笔下，我们看到的项羽、刘邦，虽然同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却具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运——沛公刘邦，机智果断，能屈能伸，贪财好色，狠毒阴险，最后威加海内，成就一代宏业；西楚霸王项羽，率直磊落，勇武过人，刚愎自用，寡谋轻信，最后自刎乌江，失去一生霸业。太史公以细腻的笔触精致地雕琢刻画出了两人复杂的人格特征。对《史记》有了整体的印象后，你肯定不会再仅以“英雄”和“奸雄”来对项羽和刘邦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承认作品是宏观文本与微观文本的综合，水乳交融，我们应该综合地来把握它．

司马迁对现实的自觉干预和他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包括他个人对身世遭遇在内的个人体验，使他在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同时，常常

直接和间接地移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他除了在《史记》每一篇传记结尾添加“太史公曰”，直接、明确地表达他对历史人物所持有的看法和评价之外，还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寄托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如在《项羽本纪》中，项羽在垓下之围中，夜闻四面楚歌，于是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同时在《高祖本纪》中，刘邦衣锦还乡，与父老子弟纵酒，慷慨伤怀，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两人虽然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怀着不同的心情歌唱，表达了不同的内心感受，但都可以显现出太史公对两个人物所倾泻的情感。这种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书所能达到的，这正是司马迁一书所特有的成就，是它为视为传记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浅谈《史记》复仇故事与侠义文学 第6篇

一、诗歌方面

魏晋时期游侠诗盛行, 曹植的《白马篇》就专为游侠而作, 他笔下的“游侠儿”, 有着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生死观和报国之志。这种形象有着对《刺客列传》中人物的继承和改造, 到了唐代, 这种主题依然为诗人所爱, 如张祜《送魏尚书赴镇州行营》:

河塞日最最, 恩仇报尽深。伍员忠是节, 陆绩孝为心。坐激书生愤, 行歌壮士吟。惭非燕地客, 不得受黄金。[2]诗人直接引用伍子胥、陆绩的典故, 将“恩仇报尽深”的主题得以凸显。诸如此类, 关于复仇主题的诗歌还有许多, 这类诗歌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游侠的歌咏, 而唐代诗人是最偏爱游侠的:王昌龄、王维的《少年行》、杨炯的《紫骋马》、崔颢的《游侠篇》、高适的《邯郸少年行》、孟郊的《游侠行》、元棋的《侠客行》等等都对侠义精神大加颂扬, 值得一提的是李白, 他的诗有剑有侠, 像《行行且游猎篇》《白马篇》《少年行》《扶风豪士歌》等近乎百首, 不仅数量多, 而且将任侠纵气的英雄形象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 由于报恩复仇主题的渗透, 任侠尚武已经成为唐诗创作的主流风格之一。

二、戏剧方面

《史记》中的复仇故事让我们看到儒家除了温良恭俭让之外还有充满血性的雄浑悲壮, 那些顶天立地、英勇无畏的复仇者形象, 不仅为整个作品增色, 而且对后世戏曲的发展影响更为直接, 以元杂剧为例:现存的200 多种元杂剧当中, 取材于《史记》的有二十多种, 如《赵氏孤儿》, 塑造了重情重义、坚守复仇意志的程婴、公孙柞臼等复仇英雄;《伍员吹箫》中伍子胥的复仇形象以及悲剧命运更是直接源于《史记》;此外, 《马陵道》中机智的孙腆、《豫让吞碳》中以复仇为终身目标的豫让等。这些复仇英雄直接取材于《史记》, 并且对于司马迁在叙述中所渗透的个人情感倾向表现得更加明确, 为我国的戏剧艺术殿堂添上了绚烂的一笔。

三、小说方面

而跟戏剧类似的、更容易表现人物形象的小说受到复仇故事的影响更为深远, 从唐代的豪侠小说开始, 到清代的侠义小说, 甚至发展到今天的蔚为壮观的武侠小说, 其取材与精神内涵无不受到《史记》复仇故事的影响。以唐代豪侠小说为例, 像《聂隐娘》《红线》《虬髯客传》等作品, 尤其是像《谢小娥》《贾人妻》这种复仇侠客的故事都能找到《史记》复仇故事的影子。清代《三侠五义》的问世, 显示了武侠小说创作意识的自觉。发展到今天, 武侠小说的创作浪潮一发不可收拾。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笔下的英雄们, 大都无法逃脱复仇的剧情, 如金庸笔下《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周芷若等等, 复仇似乎是引领故事走向的导火线, 而在这其中, “义”又被推上了制高点。

从先秦两汉时初露端倪, 到司马迁手里经过加工处理得以成熟的复仇故事如今己经变成一种“侠文化”, 进而升华为一种深入民心的大众文化, 在当今社会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更是被搬上荧幕, 像陈凯歌导演的《荆柯刺秦王》就成功地将荆柯的故事还原给大众, 赋予了几千年前《刺客列传》中的这位孤胆英雄全新的生命力。同时, 这种复仇的文学主题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磨合碰撞中得以发展, 更注重对于仇恨的反思, 对共同人性的揭示, 简言之, 这种复仇的思想主题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带有人性反思的文化。

摘要：随着文学作品的不断发展, 复仇故事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积淀, 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后世文学作品中关于复仇的故事, 都有《史记》中复仇故事的影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史记》对后世侠义文学起到了开宗立派的作用, 对以侠义精神为内容的诗歌、小说、戏曲、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复仇观,侠义文学

参考文献

[2]曹寅.全唐诗 (卷510) [M].北京:中华书局, 1960.

[3]陈桐生.论司马迁的文化复仇观[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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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1.

[8]韩兆琦.史记选注会评[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

《史记》的文学性 第7篇

综观全文,《鸿门宴》有三处疏漏:

1.文中讲到“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但后文并没有讲到陈平回去复命,陈平如俗语所谓的“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有照而无应;

2.文中讲沛公“如厕”时把樊哙招出去了,但并未讲把张良也招出去,后文却说“乃令张良留谢”,有应而无照;

3.范增一心欲治刘邦于死地,但在项庄舞剑失利与樊哙闯帐后至刘邦成功逃走,其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他性格和谋士身份不符。

一、都尉陈平去哪儿了?——有照而无应

司马迁知道刘邦与樊哙出去这么久不回来,项羽不过问一声不合情理,所以安排了陈平去“召沛公”。但陈平有没有找到沛公呢?下文并没有说。这诱发出了我们的许多想象:如果找到了,刘邦如何应对?陈平又如何回复项王?如果没有找到,陈平是继续找呢,还是回去复命?回去复命将如何说?项王有何表现?范增又有何表现?可惜下文根本没有涉及。此处,太史公考虑到了不使陈平召沛公的不合情理。却未考虑到陈平去后无下文的不合情理。这是太史公的疏漏处,致使这一情节“有照而无应”。

其实,文章虽讲求照应,但“有照而无应”不见得就一定是疏漏,关键是要看“不应”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韵味。《荆轲刺秦王》中的秦武阳,文中第一次介绍曰:“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乃令秦武阳为副。”第二次通过太子丹的口写道:“荆卿岂无意哉?丹请先遣秦武阳。”第三次写道:“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然而后面的荆轲秦廷搏击、倚柱笑骂、荆轲被斩三个情节中,秦武阳的身影便消失了,作者没有哪怕一笔涉及。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与太子丹激荆轲说的“请先遣秦武阳”,很能看出武阳在太子心目中的勇猛、刚强,然而武阳的这种勇猛刚强在秦始皇面前却丧失殆尽,变得“色变震恐”;原来,前面的介绍是为后面的作铺垫,是为了让武阳前后表现形成对比,是为了写出始皇的威严、霸气与荆轲的从容、镇定与刚毅勇猛;写武阳越厉害,就越表现出始皇的威严、霸气,也越能表现出荆轲的从容镇定与刚毅勇猛。后面情节没有秦武阳的身影,武阳怎么样了?这关键时候他在做什么?成了一个悬念,成了一块空白,可以让读者任意发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武阳哪怕能如“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一样帮上一点小忙,或许死去的就是秦始皇,“荆轲刺秦王”就大功告成了。然而没有,种种猜测让人进一步明了太子丹识人的表面化,让人感慨荆轲因“太子迟之”而未“待吾客与俱”的遗憾。此处的“有照无应”以显空白,正如钱钟书先生谈诗画之“韵”时所说的“以不画出、不说出示画不出、说不出”,“说出的话比不上不说出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的艺术魅力。

但都尉陈平之“一去更不来”,却不同于《荆轲刺秦王》之“留白”,而是本应照应而无照应,不仅使故事情节不够完整,在塑造人物、表现冲突方面也显得有所欠缺,此处不得不说是司马迁行文中的疏漏,太史公如“老马”,偶尔也“失蹄”。

二、张良何时出去的?——有应而无照

《鸿门宴》写道:“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樊哙是“参乘”,是“担任警卫的人”(人教版课文注释),刘邦“如厕”时把他招出,合情合理,但如果同时把军师张良也招出,则显得不合情理。因为整个宴席只有项羽、范增、项伯、沛公、张良和后至的樊哙六人,如果他们三人都走了,就余下项羽和手下的几个人了,不仅于情理不合,肯定也会引起项羽或范增的疑心,所以,太史公没有叫张良与沛公一同离开。后文谋画逃走事宜时,除樊哙之外,却又有张良在场;司马迁此处设置,大概考虑到如此重大事件,非有军师张良出面不可,同时也为张良成功逃脱后回去复命作准备,但太史公疏忽了前面张良没有同刘邦一同出来这个问题。很明显,太史公这一情节设置与前文刘邦没招张良出产生了矛盾,属于“有应而无照”。

前后照应勾连这一手法在《鸿门宴》中其实运用得相当纯熟、相当成功。如宴会中,范增召项庄舞剑,吩咐曰:“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且为所虏。”刘邦逃脱后,范增怒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且为之虏矣!”还未失去机会,范增用“若属”——你们——把自己置身于斗争之外,仅是警告形势的严峻;刘邦逃走后,虎已归山,范增说“吾属——我们——把自己也置身于时局之内,叹息时势的不可逆转。两句话不仅前后呼应,而且把形势的缓急与范增的神情全表现出来了。并且后一句,不说“‘将’且为虏”,而说“今且为虏”,这个“今”字,指的虽是未来,然而这个未来几乎就如现在,极力表现出项羽兵败成为刘邦俘虏的形势就在眼前。如此照应勾连,一字传神,可见太史公在布局文章结构时乃真正刻意为之,费尽心力。再如《鸿门宴》最后写完项羽与范增对刘邦逃脱的不同态度后,还不忘补上一笔,加个尾声:“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这是小事,是补笔,但与开篇的“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和中间项羽对刘邦脱口而出的“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一线贯穿,照应勾连,如“草灰蛇线,空谷传响”。尽现项羽的胸无城府,轻轻一句话,就断送了曹无伤的性命。刘邦果断果敢,对于后患者,绝不留情。

因而,《鸿门宴》太史公未言张良离开宴席却又讲张良离开了宴席,有违他注重照应勾连的文风,应是一时疏忽所致;前后呼应,太史公熟用习用而竟至错用误用,成为“一眚”。

三、刘邦从“如厕”到“至军中”,范增在干什么?——人物行事与身份、个性相悖

范增一心要置沛公于死地,在项羽发怒要“为击破沛公军”时,他火上浇油,不仅言刘邦“其志不在小”,且言“其气”为“天子气”,鼓动“急击勿失”;宴席上,他第一步是“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后,又召项庄以“入前为寿”的名义“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且嘱咐“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主动出击,攻击性特强,如荆轲要取樊於期脑袋一样,可避开太子丹行事;知沛公逃走后,范增盛怒,“受玉斗,置之地,拔剑而破之”。然宴会中,项庄舞剑被项伯干扰、樊哙闯帐后,他却没有了任何作为,而是与项王一样在没有沛公人马的情况下喝酒。并且,沛公“如厕”不仅三人俱出,而且所花时间除密谋之外,还有行“二十里”路的时间,按理,这应大大超过如厕的时间。这么一大好时机范增竟然放过,这与他深有谋虑的谋士身份及其一心欲置刘邦于死地方后快的果断个性不相符。这是司马迁在塑造人物上的疏忽,为情节精彩而忽视了人物身份与个性。

其实司马迁的人物传记是相当注重人物的身份与个性的,如《鸿门宴》,张良问刘邦“谁为大王为此计者”,刘邦只曰“鲰生说我曰”,并未指具体的人;张良请刘邦“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刘邦紧接着便警惕地追问“君安与项伯有故?”与之相对应的是,刘邦刚说完“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便接着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项伯为刘邦求情“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羽不问项伯何以与刘邦有接触,便“许诺”。司马迁有意让二人行事对比映衬,充分表现出刘邦的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戒备心强的特点和项羽胸无城府、头脑简单、轻信易行而又自大自负的特点。依人物个性与身份记事记言,乃司马迁史传文学的杰出之处,很明显此处写范增、写鸿门宴,为故事精彩未注意到人物的身份、个性,司马迁这“老马”失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