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精选4篇）
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 第1篇
关键词：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语言思维,外语教学
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是20世纪语言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 该假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语言决定论, 即语言决定思维、信念、态度等。语言不同的民族, 其思维方式也不同。它是这一理论的最初假说, 即强调语言在塑造人的思维方式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 语言相对论。即思维相对于语言, 思维模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语言反映思维、信念、态度等, 但语言并不完全决定思维, 而在实际上影响人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它是对于语言决定论这一强式假说的修正, 即认为语言影响思维, 语言不同的民族, 其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语言相对论这一弱式假说也更为目前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和认同。北京大学英语系辜正坤教授在他的题为《中西语言文字比较与中西文化走向》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一旦你学会了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的语音天天都会打击着你的耳鼓, 不断地作用于你的感知器官, 你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个种因素的熏陶, 一天到晚地说它, 想它,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就要接受它, 它等于时刻都在模塑你的语音感知能力模型, 也在模塑你的思维模式, 日久天长, 就等于教会了你一套用语音来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整套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的认知模式。所以你学到一种崭新的语言, 等于学到一种崭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笔者认为, 假说固然有其可取之处, 但不免存在不足之处:
(1) 对语言缺乏历史观点:语言是经历过漫长的岁月形成的,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连萨丕尔自己也承认, 在远古的时候, 文化现象决定了某些语言形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社会及其文化决定语言, 客观的社会环境 (包括文化和语言) 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语言。
(2) 语言不能决定世界观。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 决定人们的意识的首先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在阶级社会里, 人们按其经济地位的不同而组成不同的社会集团, 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如果语言真的可以决定世界观的话, 世界上就没有阶级, 阶级斗争也就自行消灭, 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劳资的纷争。这种推论与现实社会的情形是完全不相容的。综上所述, 萨丕尔—沃尔夫的假说, 尤其是语言决定世界观的极端主张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如此, 这种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外语教学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 英语学习在中国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但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中的合理成份对外语教学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学界的重视。鉴于此, 本文试图从语言影响思维的角度探讨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对外语教学所具有的指导意义并给出一些建议。
(1) 必须区分作为不同系统的母语和第二语言
不同的语言系统, 不论在词法、句法上都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在进行外语教学时, 作为教师, 要能够清楚地把握母语与外语之间的这种差异, 从而达到认识所学的语言系统不同于母语的地方。只有这样, 才能通过比较, 让学生把握两种语言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才能真正地驾驭这种语言。
(2) 识别母语与外语的不同的认知角度
由于汉语与英语在认知角度上不同, 因此教师在讲授英语时, 必须把握二者的区别, 从认知的角度上选择适合于英语教学的方法, 从认知的过程与角度上把握如何学习英语, 从应该切入的认知特征上培养不同语言学习者的思维样式、思维惯性, 从而达到既有语言形式的理解又有认识本质的把握的目的。
(3) 把握不同的文化背景
学习外语, 不仅仅是学习纯粹的语言, 还要学习蕴藏在语言之内的文化背景知识, 文化背景知识把握的多少, 说明学习外语者对外语的把握程度, 只有把握了文化背景知识, 才能说是真正地把握了一门外语而这也正是外语学习的真正内涵所在。学习外语的过程就如同个体掌握母语一样。
(4) 倡导“用语言思维”
我们倡导学习外语应该语言优先, 兼顾思维。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掌握一门外语, 才能使外语学习由门外汉而成为入门者, 也才能登堂入室。
综上所述, 对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我们要放出眼光, 先行拿来, 再行扬弃, 取其合理、科学的成份为我所用, 促进我们的外语教学更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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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 第2篇
语言和思维紧密相连,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思维是语言的内容。对于语言与思维两者关系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了,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转向两者关系的实际应用, 如两者的关系对于二语习得的影响。然而, 大部分的研究只看到了母语的负迁移, 却忽视了母语的正迁移作用, 是不全面的[1]。
因此, 本文从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谈起, 分析母语迁移现象中的正负迁移, 指出这两种迁移对于二语习得的一些启示。
2.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核心是讨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该假说有两种表述:一是强式说, 即语言决定论, 语言决定思维;二是弱式说, 即语言相对论, 语言影响并反映思维,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思维是语言的内容[2]。强式说过于绝对, 过于强调语言对人思维方式的限制, 却忽视了语言对思维的影响。而弱式说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认为说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认知不一样, 语言反映思维和意识形态, 并影响人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3]。
3. 二语习得中的母语迁移作用
语言迁移概念与行为主义语言习得理论紧密相连。行为主义语言习得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习惯, 学习语言是养成一种习惯的过程。母语则是旧习惯, 会对新习惯即目标语产生一定的影响。若母语与目标语相差较大, 二语习得会变难。母语与目标语相差越大, 二语习得就越难[4]。
3.1 负迁移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决定了操何种语言的人就会用该语言思维, 不同语言与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可分割。在汉语这一特定环境中, 中国人已经习惯汉语的思维方式。同样, 母语为英语的人会有独特的英语思维。两种语言有各自的文化背景、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在二语习得过程中, 由于目标语与母语在词汇和句法等方面的差异, 语言学习者感到困难重重。.
(1) 词汇
中英文的词汇差别很大。中国人喜欢“龙”, 这在汉语中是中国悠久历史和千年文明的象征。然后, 英文的“龙”表示“罪恶”或是“厄运”。此外, 中文中的“狗”总是用来形容“不好的人”, 而在英文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用法, 如"lucky dog" (幸运儿) 等。
(2) 句法
句法是指将词语连接成为一个短语或句子的语法规则。众所周知, 汉语和英语在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5]。在汉语里, 句子由词语松散的组合在一起, 且词序灵活;而在英文句子里, 单词或词组的组合应严格地遵循英文语法的规定。因此, 如果我们机械地遵循汉语句法规则或仅仅把词凑在一起, 英文句子会显得很松散, 有时甚至扭曲原意。
3.2 正迁移
母语的正迁移也是存在的, 也有助于二语习得的。由于第二语言学习者缺乏目标语所必要的知识, 所以当学习遇到困难时, 二语习得者会通过母语来弥补目标语中尚未掌握的东西。
(1) 词汇
英文写作是二十六个字母的不同组合, 而中文则是成千上万汉字的结合。因此, 要在不同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词汇几乎不可能, 就像我们翻译时需要从许多同义词中筛选一样。
语言是思维的表达方式。因此, 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相似思维方式时, 第二语言往往与母语很相似。以描述时间顺序为例。对于同一自然现象如“生死”, 我们会说:"life and death", 而不是"death and life"。这种规则同样适合于“从开始到结束” ("from beginning to end") 等。
(2) 句法
句子一般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线性次序, 词性和句子结构, 这对于每一种语言都至关重要, 英语和汉语也不例外。
像"The girl is eating the apple"这类句子都是遵循英文规则的, 理解起来很简单。但如果我们转换句子的主语和宾语, 句子变为"apple is eating the girl", 意思变得荒谬。汉语也一样, “苹果吃了女孩”也不能接受。
两种语言有很多共同点, 都有名词, 动词, 形容词等。同样, 句子的结构也有一些相似点:最简单的句子是由主语或主语群和动词构成。
4. 对二语习得的启示
母语在二语习得中引起的负迁移不可避免。通常来说, 负迁移是由两种语言的不同思维模式和不同文化造成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采取各种有效方法来最大限度降低负迁移的影响, 最大程度地利用正迁移。以下几点是学习中所必需的:
1) 在二语习得中, 要对母语的负迁移和正迁移有正确的认识;
2) 要重视英汉间的比较, 发现两种语言的差异和西方思维方式;
3) 努力模仿标准的发音, 锻炼英语语感, 从而减少甚至消除母语的负迁移影响;
4) 研究两种语言的基本知识并深入理解, 如:熟练掌握发音方法。
摘要：根据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二语习得过程中, 由于母语的存在,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就更为复杂。正确理解二者的关系能帮助我们了解二语习得的过程, 和母语的正负迁移现象。本文从语言与思维关系角度出发, 分析了母语在二语习得中的正负迁移作用, 及对二语习得的启示。
关键词：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语言,思维,二语习得,正负迁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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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 第3篇
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Sapir-Whorf Hypothesis) 简述
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相关研究发展至今, 主导观点有三种。第一种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华生 (John Broadus Watson) 为代表, 将语言与思维等同, 认为思维是无声的说话, 言语是出声的思维。后斯金纳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作了进一步阐释:“言语是通过中介结果而形成和维持的一种特殊化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思维与语言并非同一事物, 但相互作用。代表人物有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 (Lev Vygotsky) , 他表示思维与有声语言起源不同:“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认知能力先于言语能力的发展。”第三种观点主张“语言决定人”的认知, 即“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Sapir-Whorf Hypothesis) 。沃尔夫 (Benjamin Lee Whorf) 认为不同语言背景下的人对世界的体验和感受不同:“总的来说, 语言是影响说话者世界观和思维过程的最重要因素。”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成形得益于四大历史阶段的沉淀。首先, 古代先哲如柏拉图 (Plato)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等人, 为语言、思维和人关系的探索打下了思辨基础。柏拉图认为“思维是无声的语言, 因此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语言只是思想的符号, 思维不等于语言”。其次, 18、19世纪德国学者的研究为后人开辟了道路。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提出“每一个民族怎么思维, 就怎么说话, 反之亦然”, 即不同的民族和语言不同的世界观。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发扬了赫尔德的理论, 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世界观”。他认为:“因为人的认识活动取决于观念, 故观念与事物的关系完全受语言制约。”洪堡特的语言塑造世界观的思想被视作“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源头。再次, 到20世纪初,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 (Franz Boas) 和萨丕尔 (Edward Sapir) 接受了洪堡特的观点。萨丕尔在论及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时说:“人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中……多半要受到语言的支配……真实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人们的语言习惯上的。”最后, 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吸收了前人的理论基础, 继承了萨丕尔的思想要旨, 但生前未能进行系统整合, 故后人从其留世的著述中归纳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也称“语言相对论” (Linguistic Relativity) 。
根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语言作用于思维, 思维受制于语言, 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对世界的认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世界为语言所分割, 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彼此隔绝的。从这一意义上看, 真正的翻译与沟通似乎是不存在的。那么研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就具有宝贵的现实价值。
二、“中式英语” (Chinglish) 成因
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的关系, 是相互依赖的。汉语和英语在语言上的区别导致了汉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的思维差异, 后者反过来又加深了两种语言转换中的阻碍与误解。“Chinglish”的概念最早由葛传槼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提出, 指“受汉语相应文化背景知识影响的, 受汉语的思维方式干扰的不合乎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语言”。
(一) 中西方思维差异
“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 东方人重综合, 重归纳, 重暗示, 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 细微曲折, 挖掘唯恐不尽, 描写唯恐不周。”由此可见, 中西方思维截然不同, 主要体现在本体型与客体型、归纳式与演绎式、模糊性与精确性、顺思维与逆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五大方面。其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为万物之灵”, 提倡诗书礼乐之教, 希望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文明社会, 而“西方人生则与自然化离, 而求能战胜自然、克服自然”。汉语主体意识强, 因此主动语态的句子多。英语通常把物与自然作为观察研究的主体, 因此被动语态较多。其二, 我国历史上不乏总结性巨著, 医药学领域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农业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制造科普文有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这些都是归纳型思维的体现。西方文化则发源于古希腊文明, 继承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分析思维的传统。其三, 中式思维的模糊性与西式思维的精确性形成强烈对比。在语言上表现为汉语的动词不存在时态的变化、单复数形式, 形容词也没有比较级最高级, 而英语则有严格的语法规则, 说话行文要遵循句子成分的固定排序。其四, 汉民族与英民族在时空、方位概念上有思维顺序的差异。比如, “您先请”翻译成英语是“After you” (在您之后) 。再比如, 汉语里的“东南西北”在英语中译为“North, South, East, West” (北南东西) 。其五, 汉语“尚象”, 英语“尚思”。汉语“倾向于具体, 常常以实的形式表达虚的概念, 以具体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内容”, 英语重视抽象的思维, 在量词翻译中十分突出, 比如“two cats”译为“两只猫”而非“两猫”, “three trees”译为“三棵树”而非“三树”。
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交际时如不考虑到上述差异, 生搬硬套汉语习惯, 逐字死译, 闹出“中式英语”的笑话在所难免。试举两例:
1.翻译“我爸爸是一个农民”, 若译成“My father is a peasant”, 虽然在语法上合乎规范, 涵义却不妥当。“farmer”和“peasant”都有“农民”的意思, 但“farmer”由“farm”变化而来, 强调职业, 仅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可以是农场工人也可以是农场主;“peasant”由拉丁语派生, 原意为“未开化者”, 暗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含贬义。
2.“她吃醋了”, 不能直译成“She drinks vinegar”, 而是“She’s jealous”。
(二) 翻译的局限性
英汉互译中的不可译现象、扭曲变形客观存在。许钧指出:“一部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语言与文化环境, 文本生命所赖以生成的条件与环境发生了变化, 原作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形。”结合“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语言决定语言使用者的宇宙观, 语言的差异导致语言翻译的局限, 语言翻译的局限再导致文化之间的误解, 文化的误解又能反推出二语习得的困难。词义空缺、政治干预、文化禁忌、宗教差异等诸多语言和文化因素造成了不可译性, 比如汉语词汇“江湖”“风水”, 没有对应的英语翻译, 基督教里的“撒旦”在汉语文化中也找不到完全等同的意象。
文化意象的缺失和约定俗成的习惯造成的“中式英语”屡见不鲜。“Dear John”可以译为“亲爱的约翰”, 但其实是“分手信”的意思。彗星因其拖曳长尾得名“扫帚星”,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英语的“comet”则没有这层含义;“扫帚星”表示“祸根”的含义时, 在英语里对应的词是“jinx”。“嘴硬”被译为“hard mouth”也是典型的“中式英语”, 恰当的英语翻译应为“never says uncle”, 孩子们打闹的时候, 一方逼迫另一方服输, 就会说:“Say uncle!”“拍马屁”的英语不是“pat the ass”而是“lick the boots”, 源于在古代欧洲, 臣民见到国王需跪伏亲吻其靴。
三、结语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为母语对二语习得的负面影响做了一些解释。母语语言结构、思维模式的根深蒂固牵制了外语学习者接受新语言新思维的步伐。英汉两种语言来源于不同语系, 各有坚实牢靠的“语言—思维—文化”关系圈, 想在二者之间自如变换当属不易。立足于“语言相对论”, 提出一些对策: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不同的语言表达促成了不同的思维发展, 思维文化的区别又造就了语言体系的差异。一方面要熟练掌握英语语言的结构、意义和使用方法, 培养英式思维;另一方面要减少对汉语的依赖, 摆脱中式思维的掣肘, 提高对英语文化独特性的认识。
摘要：由于汉语和英语在语言和思维上的极大差异, 翻译实践与对外交流中屡见不合规范、不知所云的“中式英语”。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Sapir-Whorf Hypothesis) 就主要探讨语言、思维、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试图以这一学说为理论基础, 分析“中式英语”的成因, 并提出一些关于对策的思考。
关键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式英语,语言,思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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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 第4篇
根据“假说”,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概念框架, 不同的语言对自然有不同的区分, 因此其概念范畴也是不尽相同的。如果某一事物或现象在一种语言中没有较为细致的区分, 而另一门语言却作了区分, 那么, 在学习了这门语言后, 人们在这一方面的认知能力会有所改善, 由一种语言所造成的这种认知和思维上的不足, 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语言对数字运算能力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亚洲语言如汉语中的数字体系非常规则, 如果要计算下个星期的пятница (星期五) 离今天还有几天, 那么, 第一语言为俄语的人就没有中国人计算得快。这是由于汉语中星期的表达有一定的规律, 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等来表示一周的几天, 而俄语的表达方式则没有这样的数字规律。
在词汇层面的学习也有同样的特点。西方崇尚个人主义, 注重人的个性的施展, 而东方更注重集体主义。因而我们要注意在俄语与汉语中词汇的差异性, 俄语中的сорока (喜鹊) 是“饶舌者”、“贼”的象征, 而在汉语里乃是吉祥的象征, 常用以喻“幸福”等。俄语中用兔子来比喻胆小鬼——“трусливыйкакзаяц”, 而在汉语中兔子却具有可爱、善良的意义, 汉语通常都用老鼠来比喻胆小鬼——“胆小如鼠”。俄语中的медведь和汉语中的“熊”, 除了共同特征, 象征着“头脑简单, 笨拙的人”之外, 在俄国人的心目中, 熊还象征着心地善良的主人、未婚夫。 (Хозяинвдому, чтомедведьвбору.Медведь-хозяин.) 俄国人民间有种说法:谁在睡梦中看见熊, 谁就在不久的将来举行婚礼。再如:бирюк“离群的公狼”可表示“孤僻的人”, заяц“兔”→“无票乘客”, гусь“鹅”→“滑头, 不讲信用的人”, кит“鲸”→“主要人物、台柱”, мешок“口袋”→“笨拙的人”, колпак“帽子、罩”→“缺心眼”, 而这些词语在汉语中却没有这层意思, 与俄罗斯文化传统及民族性格相关, 他们在思维方面表现为偏重于个性自主、个体发展。语言不同的民族, 其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 语言反映思维、信念、态度等。同样, 这也说明处于文化范畴中核心地位的思维方式, 也会影响人们对语言的理解。
朱先生说:“印欧语里句子必须有主语”, 此话有局限性, 俄语确是如此, 但俄语却不同。俄语里有些句子类型正好是没有或不可能有主语的, 如无人称句Моросит (下毛毛小雨) , Сутрадождит. (从早上就下雨) 俄语中语法上不可能有主语的句子, 除了无人称句还有不定人称句, 如:Порадиопередают, чтозавтрабудетдождь。 (电台广播说, 明天有雨。) 与俄语相比, “汉语句子可以没有主语”就根本算不上什么特点。倒是俄语中无主语句大量存在, 而且形成自足、完备的独立句型。
但是, 俄语又是典型的屈折语 (флективныйязык) , 又叫综合语 (синтетическийязык) 。以俄语名词为例, 正常的情况下, 一个名词共有12个体现性、数、格语法意义的形式。俄语形容词, 在有长短尾区分的情况下, 完全的聚合体包括28个词形, 如是关系形容词 (无长短尾区分) 则也有24个词形。其他静词也都有性、数、格的形态变化。“综合语”同样, 俄语也是一种综合语 (包括“屈折语”和粘着语) 。如читатьновуюкнигубрата. (读哥哥的书。) книгу—第四格通过词尾-у表示从属于动词читать (为其客体) , брата第二格, 通过词尾-а表示与книга的句法关系 (领属关系) 。новую则表示说明книгу, 形式与книгу一致。所谓“分析语”, 则指这种语言主要是靠词外部的手段如虚词、词序等表达句法关系。汉语是最典型的“分析语”, 如“哥哥的书” (限定关系靠“的”表达) , “狗咬人”, “人咬狗”——语法关系靠词序表达。俄语是典型的综合语, 而汉语则是典型的分析语。
在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 我们经常要面对由不同的思维方式所引起的语言表达形式上的各个层面的差异。因受不同语言文化因素的影响,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者在逻辑层面和篇章结构层面常常表现出不同的表达模式。如来自阿拉伯社会的汉语学习者在汉语写作中喜欢使用重复和平行表达方式, 来自拉丁语系的汉语学习者常常采用偏离主题的叙述方式, 而来自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的汉语学习者 (主要是第一语言为印欧语系的学习者) , 在汉语写作过程中就更喜欢采用演绎式的语篇模式, 但我们知道汉语是一种意合式的语言, “归纳式语篇模式在汉语文化中是一种基本的、常见的、自然的, 因而也是无标记的语篇现象。”从时间隐喻的表达中可以看出, 俄汉两种语言使用者对时间也有不同的认知方式, 俄语中, 时间通常被描述成水平延伸的, 主要用表示“前/后”概念的词表达时间的先后顺序, 这些词和描述水平空间关系的词是一样的, 又如汉语除了这样的水平概念外, 还采用垂直延伸方式来谈论时间, 即用类似“前/后”这样的空间隐喻词描述时间顺序, 如, дорабоды (工作前) , послерабоды (工作后) , 而汉语除了这样的水平概念外, 还采用垂直延伸方式来谈论时间, 即用类似“前/后”这样的空间隐喻词描述时间顺序, 也常常采用“上/下”垂直空间隐喻, 如“上一次”、“下半年”。这表明, 人们经常使用的隐喻对他们在时间方面的习惯性思维有长久的影响。
由“假说”引发的研究表明, 语言和思维、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语言和思维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语言, 思维就不存在, 离开了思维, 语言也不存在……语言和思维事实上是存在于一个统一体内的两个对立面。”“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并在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语言, 研究文化无从谈起。另一方面, 语言受文化影响和制约……”尽管由于人类当前的认知水平, 人们对思维模式和语言结构的认知还不充分, 对“假说”的本质仍知之不多, 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仍然观点不一, 争议不断, 对“假说”还需进一步探究, 但“假说”是人类探索语言和思维、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 它所引发出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对第二语言教学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学习第二语言就要学习目的语的思维模式, 学习这一语言所蕴涵的文化, 这样才更有利于第二语言的学习。
摘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探究语言和思维、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 因此,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 无论是对概念的理解, 还是在词法、句法、语篇层面的学习, 都需要从不同的认知角度、不同的文化背景去思考。
关键词：假说,第二语言,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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