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身份建构范文

国家身份建构范文（精选10篇）

国家身份建构 第1篇

1 理论综述

1999年召开的批评话语分析国际研讨会上,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J.R.Martin教授宣读题为“Positive Discourse Aan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的论文, 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这一全新的命题。积极话语分析以“友善”、“宽松”、“和谐”的态度, 以“否定”和“肯定”相结合的方法, 以“建设性”为目标对话语作分析, 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长久以来学术界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则从“批判”、“揭露”、“否定”的立场揭示话语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联系, 目的在于消除不平等现象, 解构现有的社会体制。 (黄会健, 冷占英, 顾秋月, 2007) 随后, 国内著名学者朱永生发表了题为《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和补充》的论文, 胡壮麟指出了积极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之间的互补性, 认为积极话语分析为我国的语篇分析, 特别是评价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并产生了较大的成果, 这就纷纷肯定了积极话语分析的意义。

朱永生认为积极话语分析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的这一观点主要基于积极话语分析的动机和方法。首先, 其指出“Martin主张积极话语分析应采用积极有好的态度。这个积极友好不仅适用于自己和自己一方的人, 而且适用于自己的对立一方, 其目的是在于通过这样的分析, 朝着“和平语言学 (peace linguistics) 的远大目标努力, 最终建成一个宽松、和解共处的人类社会。 (朱永生, 2006) 其次, 积极话语分析在方法上与批评话语分析区别于语料的选择方法和语料的分析方法积极话语分析对语篇所涉及的领域的选择, 更多地关注“政治性强, 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语篇”, 并且注意“选用包含弱势群体声音的语篇” (朱永生, 2006) 。这在Martin“Positive Dis course Aanlysis:solidarity and change”一文中得到了极佳的印证。分析方法上, 积极话语分析主张“多模式”“多层次”和“多功能”的“三多”特点, 因此在具体分析中主要依托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评价理论, 多模态分析方法和语境理论, 该文主要应用其中的评价理论中的态度资源系统展开分析。

评价理论是发端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人际意义的研究, 其关注的是语篇中可以协商的各种态度。2003年出版的Work ing with Discourse一书中, Martin和Rose对评价理论做出了系统的阐释, 指出“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价的, 即话语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所涉及的情感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联盟读者的各种方式。” (Martin&Rose, 2003) 随后Martin和White出版了The Lan 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 阐释了评价理论的三个子系统, 分别为态度 (Attitude) , 介入 (Engagement) 和级差 (Graduation) 。该文主要应用的态度系统是评价理论的核心, 态度系统指的是心理受到影响后对人类行为, 文本/过程, 及现象作出的裁决和鉴赏, 其包括情感 (Affect) , 判断 (Judgment) 和鉴赏 (Appreciation) 三个次系统, 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 并被视为整个态度系统的中心成分, 另外需指出的是情感, 判断和鉴赏三个系统都有正面和负面, 显性和隐性之分。

2 语料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中的解说词作为语料展开分析, 宣传片长达分钟15分钟, 在积极话语分析这一框架下运用评价理论分析其构建的中国国家身份。语篇中的身份建构问题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研究者的关注, 对其研究大致可分为个体身份建构, 集体身份建构和国家身份建构。Dieck hoff and Gutierrez认为, 国家身份是身份的主要形式, 它创造凝聚力, 并通过提供真实性, 历史连续性和对民族共同领域的根深蒂固的认知以给与人们一种归属感。

2.1 情感资源分析

情感 (Affect) 是对行为, 文本/过程, 及现象的心理反应, 是情绪上的反应。说话人用这些语言资源表达事件或现象对他们在情感上的影响, 并从情感的角度评价现象。 (王振华, 马玉蕾2007) 其中, 情感系统又包含品质, 过程和评注这三个子系统。

《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作为中国制作的对外宣传中国国家形象, 塑造国家身份的宣传片, 无论是内容的选取, 画面的处理, 还是解说词的撰写上客观地展现了中国真实的面貌。改革开放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综合国力与日俱增,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社会稳定而和谐, 人民生活富足而多姿多彩, 由此带给中国人民的自豪和欣喜之情渗透到了宣传片的一点一滴中。宣传片中八个章节的标题不仅是对内容的一个高度浓缩, 也体现出中国人民对三十多年来国家的发展和变化的一种满足和自豪。比如第一章的标题“Opening the Door with Confidence”中的“confidence”一词, 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国家的自信和发展的自豪, 这种情感也流露在中国人民的言语之间, 例如提到教育事业时一致认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amazing”, 孩子们接受的教育越来越“diversified”等等。这类词语的运用构建了强大繁荣的国家身份, 表现出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2.2 判断资源分析

判断系统根据伦理道德标准评判语言使用者的行为, 由社会评判和社会约束两个子系统构成, 前者属于“道德范畴”, 后者为“法律范畴”。

“Freedom with Responsibility”和“Expanding Democracy with Stable Authority”这两章节主要介绍了网民和中国民主法制制度的发展, 指出中国网民拥有敏捷的反应和正直的感情, 法制思想开始取代人们习惯多年的人情世故。“instant”和“agileness”表现出中国网民的高素质以及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心, 这也是素质日渐提高的广大中国人民的一个缩影。“fairer”, “more transparent”等词语的使用则塑造出中国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摆脱千百年来世界对中国集权专制的固有看法, 向世界展示中国真实的新面貌。

2.3 鉴赏资源分析

鉴赏系统是对文本/过程及现象的评价, 借助于美学范畴和社会评价范畴, 包含反应, 构成和价值三个子系统, 其鉴赏对象包括自然现象和人们制造或表现出的事物。

《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讲述, 在“Development with Sharing”一章中还分享了那些在中国生活的, 对中国有真实了解的外国人的观点。他们眼中的中国已经变得非常“international”, 中国人民十分“nice”, 这些真实的反应表现出中国已与世界接轨, 其国际化和包容性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来华工作和生活。“Multiculturalism with Shared Prosperity”一章则体现了中国民族和谐, 文化丰富多彩的面貌。“our cultural richness and diversity”中“richness”和“diversity”是关于构成子系统的评价, 塑造了民族和谐共荣的国家形象, 利于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宣传片结尾的话语意味深长, “China is on the way”, 其中“on the way”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的评估, 以及对未来中国美好发展前景的期许, 使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在观影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3 结束语

《中国国家形象片——角度篇》向世界提供了了解中国的契机, 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有效平台。该文在积极话语分析框架下, 从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出发, 通过情感, 判断和鉴赏三个角度对宣传片中的解说词进行分析, 从而深刻理解其构建的中国国家身份, 为分析国家身份构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黄会健, 冷占英, 顾秋月.话语分析的建设性转向——从批评话语分析到积极话语分析[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6 (1) :1-6.

[2]朱永生.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反拨和补充[J].英语研究, 2006, 4 (4) :36-42.

[3]Martin J R, Rose D.Working with discourse:meaning beyondclause[M].London:Continuum, 2003.

[4]王振华, 马玉蕾.评价理论:魅力与困惑[J].外语教学.2007, 28 (6) :19-23.

[5]Dieckhoff A, Gutierrez N.Modern Roots:Studies of NationalIdentity.Contemporary Trends in European Social Sciences[M].Aldershot:Ashgate, 2001.

[6]胡壮麟.积极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的互补性[J].当代外语研究, 2012, 15 (7) :3-8.

[7]Sanem Sahin.Open borders, closed minds: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North Cyprus[J].Media, Cul-ture&Society.2011, 33 (4) :583-597.

复杂身份建构的见证 第2篇

摘 要：在实地调研、访谈的基础上，以被访谈者记忆的物质载体陈设为讨论对象，对陈设品的混搭现状进行研究，讨论了陈设品背后的信息即主人身份建构信息和背后的文化现象。最后，通过对“新疆人”身份的后现代混杂性特点的呈现，唤醒大家对新疆这片热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关键词：陈设；身份建构；混搭

天山北坡公众家庭的审美调查，研究的重点是在没有设计师介入的状况下，普通公众对于自己居住环境的诉求与建构。通过对200多户普通家庭的随机走访和调研（调研对象分成三种类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地方和新疆新移民。这种分类方式弱化了日常审美差异的民族性原因，强调了调研对象身份建构的主体文化性作用），发现地方住户、兵团住户、新移民住户的原籍地、出生地、毕业学校所在地、现生活与工作所在地这些信息中，50%以上的对象涉及三个不同的地方信息，38%左右的对象则涉及四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信息。第二代兵团人更是如此：他们的籍贯多为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国家在建国后分批动员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支边，支援国家大西北建设，兵团对这些支边青年以部队编制进行管理分配，下派到兵团各地，这里说的第二代兵团人就是他们的后代），出生地则为新疆兵团编制的师市、连队和团场。他们中的部分人从本地的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石河子大学等高校毕业，还有一部分则考上了疆外院校，没考上大学的则多在兵团本地寻找出路或外出打工，以满足生活需要。大学毕业的第二代兵团人一部分人留在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及周边城市就业，另一部分人则另寻它路去了其他地方城市（如伊犁、吐鲁番等地），也有少数返回生源地就业。这就形成大量的这种案例：比如对象A，籍贯地河南商丘、出生地在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十三团六连，毕业学校新疆大学在首府乌鲁木齐，而现今生活工作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师范学院。而作为调查对象的地方汉族（在新疆有三代或三代以上居住经历的汉族），他们的籍贯多为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地（他们带着自己从父辈那里继承的原籍地文化与当地的各民族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了今天新疆地方汉文化的雏形，在饮食习惯、语言面貌、生活习惯、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新疆已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喜欢稳定、温暖的家庭氛围，人们学习、工作都不愿意离家太远，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出生地、毕业学校所在地和工作生活所在地的信息相对较固定，四项信息的变化相对较少，一般也就涉及两到三个不同的地方信息。在调查新移民时（1980年以后因上学、生活投靠、工作、经商等原因来新疆定居的人），他们的籍贯、出生地多为一个地址，毕业学校所在地和现工作生活所在地则可能出现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地方。通过被调查者身份的归类、梳理，发现研究对象的背景信息如此混杂，呈现出多重文化语境中的复杂公众身份的特点，同时说明以现象学的视角研究新疆公众个体复杂性和差异性特点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混搭风格是指对多种历史性设计风格如中式古典、欧式古典、新中式、简欧、现代简约等风格的杂糅。新疆北部民居中的混搭则无视各种历史风格而更多的是对其身份建构过程的物品的汇集，这种带有符号性物品的汇集更体现了其背后的文化开放性、交融性、对话性和后现代性。从实际生活的层面来说，公众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要求来构建自己的生活空间。比如哪些物品是满足其基本的实用功能的；哪些物品是记录自己和家人的成长过程的；哪些东西的存在可以让自己在空间中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哪些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可以让自己心情愉悦……

被采访者通过他们对生活的认识、秩序的建构，将不同阶段不同背景的物质符号以跨地域、跨时空、跨民族的方式进行融合，组合在一个空间场所中，这种混搭也许从美感和整体风格的要求出发是无序甚至混乱的，但它在主人眼中却是妥帖舒适和美好和谐的。这种“混搭”既不存在室内设计美学整体上是否好看与成功的考量，那么它大量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它背后的因果关系又是什么？本文将锁定室内陈设品的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陈设品从功能上总体可以分为以实用为主的陈设和以观赏为主的陈设；按照具体用途上又可以分为室内家具陈设、室内织物陈设、室内绿植陈设、室内饰品陈设、室内艺术品陈设五种。①在对200多户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后，对被调查者家中的陈设品进行如下分类：

一、地域性陈设品

被调查者自主从当地购买的以实用功能为主的陈设品（2011～2013年间，新疆的网上购物还不够普及，特别是大型家具和家电基本未涉及），如：皮质沙发、大理石台面的茶几和餐桌，装干果的盘子和碗等多采用高足玻璃器皿（这种高足器皿和玻璃材质是维吾尔族受外来生活方式影响的结果），白色带金边的桌布、杯垫、相框等陈设品（西域少数民族历来有好金、银装饰的审美情结，对复杂的提花纺织品特别是加了金丝银线一类的纺织品有着情有独钟的喜好）等，它们具有地域民族历史文化的特点，但很多入乡随俗的汉族人家也经常购买和使用，这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常见之物。在一位新移民女士的家中（对象16岁随姑姑从河南老家来到新疆工作，然后成家），有两个软胶材质仿绣花效果奶白色带金边的隔热垫。她的解释是：“如果在老家看见这种垫子我是不会买的，因为放到家里感觉怪怪的；但在这里，我觉得它很漂亮，所以就买了。”市场上陈设品的形态、材质、风格对家庭氛围起着重要的影响，这些陈设品反映了当地市场的综合经济生态、审美能力、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生活品味等。

二、社会关系性和事件性陈设品

因为新人结婚、孩子满月、百天或周岁、结婚纪念、探亲、出差、旅游等原因，亲朋好友或自己会购买装饰纪念性陈设品。这些陈设品中有装饰性为主的照片，人们把事件性的留影放大变成照片，挂在客厅沙发的背景墙上、餐厅的墙面上或卧室的床头上；有象征吉祥如意的中国结、卡通瑞祥或属相玩偶、百合造型的灯具、孩子的玩具等；有主人成长过程中从父母等长辈那里得到的记忆犹新的物品，如儿时瓷质的猫形存钱罐、绘有松鹤图案的粉彩笔筒、陶制上釉的仙鹤笔架等；还有主人在外地购置旅游、出差、回老家探亲等事件性的纪念品作为陈设，这种陈设品往往具有异域风情。在一个回族人家的客厅和餐厅之间的墙面上，挂着一个云南傣族舞蹈少女木制圆盘形手工雕刻的工艺品，在回答购买这个工艺品的原因时，她说：“买的时候觉得好看所以就买了，回来后也没有多想就在家里找了个地方挂起来，朋友来了问起时，还能谈谈云南旅游的趣事，我的很多朋友对此也没有觉得不妥。”（按照伊斯兰教义和传统的穆斯林“偶像禁忌”的习俗，家中摆放带有眼睛的动物或生物图像是禁忌）这些陈设品记录了人际伦理亲情关系，甚至超越了民族与宗教文化的常规要求，具有社会性和事件性的双重属性。

三、时尚性陈设品

娱乐媒体传播中的韩剧、美剧，对公众的审美和对理想生活的想象与构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韩剧中的餐桌、茶几、床上用品，美剧中的红酒架、情调灯、华贵的水晶灯等。当水晶灯成为时尚元素被中青年人所追捧和热爱，人们选择它时除了关注照明性能外，更关注它闪烁华丽的程度；当红酒架进入青年家庭时，年轻公众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并被重新建构。

调研过程中还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免费陈设品，如挂历、对联、福字等。在对兵团某连队的几个家庭进行调研时发现这几家都挂着同样的挂历，这些挂历是年末银行为了宣传农资贷款、银行业务时免费发给农厂职工的，被调查的兵团人家把它们挂在了入客厅醒目的位置上正常使用（调研过程中还发现当地人寿保险公司为了推销保险业务给农场职工们发的对联和福字，职工们把它们平整地贴在了大门口）。但这种银行和保险公司发纪念品的现象虽然在地方城市也屡见不鲜，却很少被地方家庭使用，因为他们认为“一本挂历要看一年，它应该赏心悦目让人爱看，这是很重要的事”。这种差异性反映了兵团和地方公众不同的生活观念、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及价值观。

在这种丰繁信息的背后，体现了普通大众家庭陈设现状，既具有“大众文化娱乐性、流行性、类型化的特点”，又具有“民间文化注重语言的通俗日常性、以传承模式的形式将其精髓保存下来的特点。”②

本文无意探讨公众审美品味的高下，而重在客观记录和分析新疆北部公众身份背景的复杂性和文化融合构建中，兵团、地方、新移民三种类型的人与新疆丰富的自然环境、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融合后会发生互相作用、互相交汇的程度和具体表现，以个体的鲜活与生动呈现出融合的多样性，当然这也是室内陈设自然而然地显现出后现代混搭的原因。我们在美丽开放的新疆，有着多元而丰富的文化资源，生活在这里的各族同胞，身份构建所体现的文化融合既具有无意识被动性，又具有有意识的自觉性。有意与无意之举，都记录了自己的多元文化属性，构建多重文化并置的后现代生活环境，构建无物质之间的新型和谐关系，并使自己在多种文化中得到认同和安全感。正像热播的电影中《疯狂动物城》中的台词：“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我们越是努力了解彼此就越会发现彼此的闪光之处，我们要学会欣赏彼此的差异，找到并且互相尊重彼此的差异”，这样大家才能获得更好地发展，也才会有更加丰富精彩的当代新疆文化。

注释：

①崔冬晖.室内设计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3次印刷，P316-330.

②王蕾.混搭正当时——混搭解析及其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C]，硕士论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川的“走向文化的多元化”讲座中提出，现在的文化形态总结为四种，即主导、高雅、大众、民间文化。

作者简介：

邬建华，硕士，昌吉学院美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建筑与环境设计及其理论、视觉文化研究。

广告与中产身份建构 第3篇

在西方, 现代广告业与中产阶级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20世纪中期以来, 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具有一些重要的群体特征, 涉及其经济身份、消费形态、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审美品位、社会心理等方面。其中, 被普遍归纳的中产阶级的社会性格是“消费前卫, 政治保守”。在西方, 主流的广告文化都以中产阶级为对象, 表现其生活, 迎合其品位, 传送其所需的信息;同时, 广告又对中产阶级起着一种身份认同的作用, 从经济、消费、生活方式、品位等各个方面塑造中产阶级的形象, 凝聚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 这种建构和认同是现代社会维系的基础;中产阶级是大众传媒与广告制造的受众商品, 特别是其中内蕴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现代生产方式运转的基本动力。

在当代中国情境, 我们会发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的现代进程, 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出现了重大变迁, 一个中国自身的中产人群逐步浮出水面, 他们身上被寄予了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的主体想象。伴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与成长, 中国的广告业也开始勃兴和壮大, 其中众多广告将自己与中产阶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汇集成宏大的广告文化洪流, 主动地或被动地共同构建了蔚为壮观的中国新中产阶层的世界, 涉及其消费层面、生活方式、休闲娱乐、审美品位等方面, 给大众提供了一个中国中产阶层的庞大肖像。广告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关系是传媒界与广告界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需要深入探究。

广告与中产阶层的关系中, 有必要了解如下这些情况。例如, 中国广告业从什么时候, 通过什么样的载体 (传播媒介) , 以什么方式来建构中国的中产阶层身份。广告中塑造了什么样的中产阶层形象, 具有哪些特征。广告建构的中产阶层身份, 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 具有什么样的效果, 能否引导中国大众的主流价值观, 能否得到中国中产人群的肯定性认同。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许多媒体和广告中出现了大量中产阶层形象。例如《南风窗》1988年4期的封面, 即是当时著名的男性服装品牌金利来的广告。广告画面中, 背景是一栋现代化的摩天大厦和一辆小轿车, 主体是一对中国新兴年轻白领男女。女人亲昵地拨弄着男人笔挺西装配上的名贵领带。尽管这个广告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创意非常直白简单, 但是该广告中的中产阶层男性形象, 既是当时广告中最有代表性的中产阶层形象, 也引导着当时公众对于新兴白领人群的认知和想象, 它建构的中国中产阶层身份的一些基本元素, 现在依然有效。例如, 中产阶层应该从事现代白领职业, 应该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能力, 应该具有很高的消费品位, 是现代生活方式和时尚的榜样。也就是说, 广告中的中产阶层, 必须是经济上的成功者、消费上的样板和现代品位文化的象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广告中的“白领”、“中产”更是铺天盖地。从广告的媒介来看, 平面媒体、电视媒体、户外媒体、新媒体等皆有大量广告以中产男女为主角, 借助想象中的中产生活方式来推销产品和服务。平面媒体中, 《时尚》、《瑞丽》、《男人装》等以“白领”为对象的时尚类杂志陆续出现, 大量奢侈品广告使得白领成为现代丰裕物质生活的现代文化的主体。《精品购物指南》、《申江服务导报》、《上海一周》等生活服务资讯类报纸, 《经济观察报》、《2l世纪经济报道》等财经类报纸, 《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南风窗》等时政类杂志, 这些报刊针对的读者不是大众化的普罗大众, 而是在现代市民群体中区隔出来一个中产读者群体, 他们在消费品位、收入水准、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上高于一般的大众化市民。例如2000年以城市中产阶层为对象的《经济观察报》出刊上市。《经济观察报》对中产阶层的想象可见其征求广告订户的广告文案:你的消费者是一个居住在中心城市的男性公民, 他对经济产业、商业、家电业、金融证券业、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等行业有高度的关注度, 他的年龄在25～40岁之间, 受过良好的教育, 对新生事物敏感, 有国际化的视角和对外域文化的包容力, 过着一种压力下的优雅生活。 (2) 电视中, 大量衣着光鲜、生活高雅的中产人士形象更是广告中的主角。如果说其他媒体的广告, 其中产阶层话语的表述还较为含蓄, 各大城市的户外广告, 尤其是那些住宅楼盘、汽车、奢侈品广告, 其阶层话语的表述就极为露骨, 中产阶层不但是一种消费群体, 进而成为一种炫耀性、夸饰性的社会身份。

我们从各种广告词中, 可以感受到中产阶层身份建构的热火朝天的情况, 诸如“中产阶层的家园” (房产) 、“得中产者得天下”、“中产阶层行车文化” (汽车) 、“中产阶层必买” (电器) 、“中产阶层的最爱”、“中国中产阶层的钢琴梦”、“中产阶层健身主力”、“中产阶层网络家园”, “内衣文化直击中产消费”等。在各种广告中, 房产、汽车、时装、化妆品等不动产、高档耐用品、奢侈品等尤为全力建构中产队层身份, 这些商品或服务, 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 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志, 从而激励着当代中国人向中产阶层社会流动的欲望。广告中的中产阶层, 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流动中的主要受益者和成功者, 有利的市场位置 (如高额薪水、职业发展和住房收益) 使得中产阶层能够在生活上无忧无虑, 享受高一层的生活情趣, 并形成一整套明显的阶级符号来表现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中产广告, 建构中产阶层幸福生活的象征, 推广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 制造现代社会的中产阶层神话, 它们是当代中国最具活力、最刺激感官的文化价值观的代表。这些广告大力营造的中产阶层身份, 体现了商业社会影响下的主流意向、公众焦虑, 指导个人进行中产阶层自我认同。

许多高端消费品广告所呈现的消费品位和生活方式, 在当下的中国更可能由权势阶层和上层中产阶层才有能力享受, 但是它们仍然被看成是“中产”品位, 主要原因是它们给中产阶层一个效仿、渴求和自我认同的目标, 而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其是否真的为其目前所享有, 在这个层面, 广告塑造了作为时尚消费主体和高端生活方式榜样的中产阶层形象。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 广告中的中产阶层并非全然是物质主义取向的, 相反, “坚持”、“奋斗”、“敬业”、“勇于追求”等职业成就要素是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对事业和理想的执著追求、对个人精神生活的完善、对生活质量的看重都得到了不断地再现。“他们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强调通过个人奋斗获取好的生活;充分享受个人劳动成果, 享受原则即是追求‘物质生活里带来的精神富足’, 看重物质享受, 更强调心灵的自由和快乐。” (3) 这一描述无疑也适用于广告中出现的中国中产阶层。因此, 广告中的中产阶层, 能够成为下层社会群体向上流动的榜样, 不仅仅在于其所表现出来的中产阶层的物质、精神生活的消费能力和品位, 也在于这种消费能力和品位的获得, 不是来自先天赋予, 而是来自该人群在市场经济中通过个人合法努力取得的成功, 而且这种成功是可以效仿和推广的。因此广告中的中产阶层也就成为世俗社会眼中的合乎道德规范的人生样板, 取代了计划经济时代由劳动模范、先进典型所代表的道德样板、人生典范。

广告中的中产阶层既是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现象, 也具有中国本土特有的社会特征, 反映了当代中国的主流社会心理。成熟的现代社会, 中产阶层应该是社会阶层结构的主体, 也是现代消费社会的主体。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中, 中产阶层所占的比例还偏小, 整个社会中有着更为庞大的低消费群体, 例如农民、农民工和低技术蓝领工人, 经济社会环境中还有许多阻碍中产阶层兴起壮大的因素。因此, 有时我们觉得当代广告中的中产阶层曲高和寡, 所建构的中产阶层世界有空中楼阁之感, 与社会阶层结构的现实状况有所隔膜, 这种感受与其说是广告本身的问题, 不如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面临进一步提升时的社会焦虑的体现。

注释

1 杰克逊·李尔斯 (美) :《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2页。

2 《经济观察报》, 2001年5月21日, A7版。

侗族“取鼓楼名”与文化身份建构 第4篇

关键词：侗族文化；鼓楼；文化身份；命名制度

一、引言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称为文化认同，指人类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系统的倾向性共识和认可，表现为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当代文化研究的权威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文化身份是不断发展的，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随着全球交通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我们已经生活在“地球村”上，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总结为“时空压缩”。即由于花在空间跨越上的时间急剧缩短。我们的表达和感受表现出瞬间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等特征，这使得传统的文化和伦理开始断裂，文化身份的焦虑开始产生。特别是处于文化弱势的少数民族，正在重构自身的文化身份。如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言“我们所处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寻根的时代”。这里的“根”指的就是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文化认同，塑造文化身份。在这个背景下，文化身份成为民族研究的热点。

在我国民族文化身份的以往研究中，较多的关注血缘、族源记忆、历史、宗教、语言等角度，对命名制度则关注较少。事实上，命名制度与文化身份的建构关系密切。哈罗德·伊罗生（HaroldR.Isaacs）在分析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时，将名字放在与以上角度同等重要的位置。他甚至认为名字“引导我们深入内部的历史、渊源与感情”。在我国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多种命名制度，侗族的“取鼓楼名”就是其中之一。侗族男性一生拥有2个重要的名字，一个是姓名，另一个便是鼓楼名，鼓楼名由取鼓楼名这一命名制度中产生。取鼓楼名指在传统的侗族村寨中，男子在13、15或17岁时，需要请村寨中的巫师到鼓楼取一个别名。这一别名便是“鼓楼名”。当侗族男性拥有了鼓楼名，则表示他成年了，所以取鼓楼名亦是侗族男性的成年礼。

侗族由古百越民族的一支“骆越”发展而来，主要分布在黔、湘、桂三地毗邻的地区。按照语言和文化特征，大致以贵州省锦屏县启蒙与大同为界，将侗族地区分为北部侗族地区和南部侗族地区，简称“北侗”“南侗”。北侗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深，南侗则更多的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侗族传统文化的鼓楼基本分布在南侗，所以取鼓楼名这一侗族传统命名制度也多存在于南侗地区。命名制度由命名场所、被命名者、命名者、命名过程等要素组成，本文通过对侗族取鼓楼名这一命名制度中各个要素的文化分析，来论证取鼓楼名在侗族文化身份建构中的作用。

二、取鼓楼名各要素的文化分析

（一）命名场所的公共性

场所理论认为人通过对所生存的空间反复作用，会形成特定的场所。场所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结合体，场所投射着人的情感和记忆，建筑物是场所的表达制度之一。特定的场所有特定的性质，背后有特定的意义，只能进行特定的活动。人在不同的场所会获得不同的场所经验和场所感。如寺庙是宗教性质的场所，人在寺庙进行宗教活动，感受到的是虔诚。在侗族村寨，取鼓楼名也在特定的场所——鼓楼进行。

在侗族村寨，有“未修村寨，先立鼓楼”的说法，可知鼓楼在侗族村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鼓楼位于村寨的中心，是整个村寨的公共场所。在南侗地区，大部分村寨都有一座或几座鼓楼。修建1座鼓楼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据贵州黎平县茅贡乡鼓楼建造团队的工匠介绍，现在修建一座鼓楼按照大小不等，需要花费20万到100万元。暂时承担不起修建鼓楼费用的村寨，也会在村寨的中心树一根杉木，作为鼓楼的象征，等有了足够的材料、资金再修建鼓楼。鼓楼的公共性体现在：

（1）鼓楼由村寨的村民共同修建，共同维护与管理。侗族聚族而居，早期的侗族村寨由一个或者几个家族构成，一个家族修建一座鼓楼，鼓楼是侗族家族的标志。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不断迁入其他姓氏的住户，发展成现在以一个或几个大的家族为主，加上少量的其他姓氏的居住格局，鼓楼便成为村寨的标志。如著名的千户侗寨——肇兴寨，实际上是由5个小寨组成。这5个小寨都是由一个姓氏为主，杂居着其他的姓氏的居民。肇兴寨的仁团、义团、礼团、智团、信团5座鼓楼便代表5个小寨。修建鼓楼以及维修鼓楼所需要的人力、材料以及费用由村寨中的村民以家庭为单位共同承担。鼓楼平时需要打扫卫生，火塘需要柴火，以及提供饮用的水，村寨由专门的人负责，其报酬也由村寨村民共同承担。拒绝承担鼓楼修建、维护与管理的家庭，便无法获得鼓楼的使用权，会受到村寨中其他居民的排斥。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出现。

（2）修建鼓楼的目的是用于公共事务。在侗族村寨，与鼓楼有关的活动有社交待客、娱乐、处理纠纷、制定以及执行乡规民约等等。但只有这些活动涉及公共事务才能在鼓楼进行。如待客，一家一户来了客人，只能在自家接待，不能在鼓楼接待。但村寨间的集体做客，在侗族村寨中称之为“吃相思”“月也”则必须在鼓楼接待。

取名场所的这种公共性表明鼓楼名不仅仅是代表个人的符号，而是具有公共性。被命名者在公共场所得到的是集体感，他所得到的名字亦被公共认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村寨中每个家庭的男性都要在鼓楼中经历取名行为，取鼓楼名便成了侗族村寨的集体文化记忆。鼓楼成为侗族人的关系中心，取鼓楼名则成为认同的纽带。如图，O点表示为鼓楼，A、B、c、D、E、F、G、H各点表示村寨中的家庭，OA、OB、OC……OH为取鼓楼名这一行为。那么图中所表示的便是鼓楼与村民之间，通过取鼓楼名的制度，将整个侗族村寨凝聚成一个整体。

（二）被命名者的规定性

侗族取鼓楼名的对象并非任意的，而是有着限制条件。（1）性别的限制，必须为男性；（2）年龄的限制。年龄必须在13-17岁，且年龄数必须为单数。即取鼓楼名的对象必须为村寨中的13、15、17这三个年龄的男性。这种限制背后有着文化内涵。分类是人类形成逻辑的基础，将事物分类，意味着人类对认识对象从“混沌”到“秩序”的转变，将未知变为已知。对性别进行分类，区分男女，是人类对自我认识的第一步。性别又有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分，生理性别属于天生的，社会性别为文化建构的。“从民族志材料看来，任何社会对生理上的男人和女人都有着不同的社会期待，因此性别过程是社会文化过程”。每个民族都会通过习俗、教育等机制来完成社会性别建构，使男女二元对立，在社会文化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侗族也是如此。在侗族村寨中的萨坛和鼓楼便是区分社会性别的物质表征。萨坛为祭祀“萨玛”的地方，“萨玛”在侗族中为“老祖母”的意思，在祭萨时也会选择一名女性来扮演“萨玛”。故而萨坛是侗族女性文化的象征。鼓楼则代表侗族男性文化，侗族鼓楼的修建其层数必须是单数。《周易》中用“一”代表阳，用“一一”代表阴，阳为男，女为阴。故单数为男，双数为阴。这也就能理解为何只有男性才能取鼓楼名，且年龄数限制在单数。这种限制条件表明，取鼓楼名这一过程是侗族男性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侗族男性通过取鼓楼名获得性别认同。

nlc202309040651

侗寨中取鼓楼名年龄最早为13岁，大多数在15岁，最迟不超过17岁。这种在年龄上的限制，实质上是因为取鼓楼名有“成年礼”的意思，是侗寨中男性社会化的标志。11-16岁为男性性发育快速成熟期，18岁接近正常生育男性。侗族取鼓楼名对男性年龄的限制为13-17岁，处于男性性发育快速成熟期到接近正常生育男性区间。世界上许多民族都将在儿童性成熟时举行各式的成年礼。侗族村寨中的少年接受取鼓楼名的成年礼后，意味着进入了成年人的行列，在村寨享有成年人的权利，也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其中包括性爱、婚姻的权利，参与村寨中公共事务的权利，以及承担相对应的义务。米德（（Margaret Mead）认为社会化是一种普遍意义上概括了个体与社会之间需求和获得规则。侗族村寨社会的延续需要村寨中个体不断成长并参与到村寨事务当中，村寨中的个体亦需要参加村寨事务来获得村寨社会资源和身份。取鼓楼名是侗族村寨中个体的社会化规则。侗族取鼓楼名中对被命名者在年龄的限制表明侗族男性通过取鼓楼名建构社会身份，获得社会认同。

（三）命名者的权威性

权力（power）与权威（authority）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是政治人类学中的重要概念。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的传统的社会控制主要依靠权威。权威与权力的不同在于权威并不依靠武力和强制力。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权威的本质为合法性（1egitimacy），并将它分为法理型、传统型以及魅力型。其中传统型权威是依靠自古以来传统的神圣性，以及依据这些传统行使权威者的合法性的确定不移的信赖。传统权威的形成具体是来源于个人的年龄、性别、族系、人格力量、宗教等。传统侗族村寨的社会控制依靠的便是传统权威，如寨老、巫师。从以下访谈中可知，取鼓楼名中的命名者为侗族村寨的权威——巫师。

问：吴寨老，您的鼓楼名字叫什么？

吴寨老：chuanpan（记音）。

问：是什么意思？

吴寨老：用客话我也说不清楚。

村民：是船到了岸的意思。

吴寨老：到鼓楼起的。

村民：就是个外号。

问：是每个人都有吗？

吴寨老：每个人都有。还要有仪式。要拿只鸡，要请个师傅，在地方上比较有威信的。要拿腌鱼，腌肉来答谢他。

访谈中吴寨老所说的师傅指的便是巫师。巫师的权威源于民间宗教信仰的力量。传统侗族社会中，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占有重要地位，村民生老病死都与其有关，巫师是掌控村寨宗教活动的人，于是巫师在侗族村寨中具有超凡的威信。“巫师说的话有人听，发出的指示、指令必须遵照执行。巫师和族长成了习惯性的领导者。他们能够左右整个村寨的意志和行动。即使是乡镇行政干部，也要尊重巫师的意见”。取鼓楼名中的命名者为村寨的权威，可见取鼓楼名对村民的重要性。取鼓楼名也成为巫师体现其村寨传统权威的域场，被命名者在取鼓楼名的过程中也产生对巫师权威的政治认同。

（四）命名过程的仪式性

如访谈中吴寨老所言，取鼓楼名需要有仪式。仪式为文化人类学长期所关注，几乎所有的人类学派别都会对仪式进行阐述和认知。一般把仪式定义为表演性的，有着固定行为制度的意义象征系统。仪式分为通过仪式和强化仪式两类。人存于世，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人的成长有着时间上的阶段性。按照年龄一般划分为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不同的阶段意味着人在社会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而人在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换时，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会设置一些相关的礼仪来引导人通过，这便是通过仪式。侗族取鼓楼名过程中的仪式为典型的通过仪式，即引导被命名者顺利进入新的社会角色。

取鼓楼名的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1）被命名者提着酒、肉、鱼、煮熟的公鸡离开家，请巫师到鼓楼为自己取名，并请村寨内的青壮年男性参加作为见证。

（2）巫师念取名经。取名经无固定的说词，大致意思是除旧迎新，换掉旧名，迎来新生。下为从江九洞地区取鼓楼名的取名经：

告别旧岁，换来新年；辞去凶年，迎来吉年；

凶年有终，新年复始；年有复转，月有复回；

年转有发，月回有望；新年到了，酒备好了；

春风融融，美酒入瓮；今日进楼，敬请老人；

为我取名。

（3）命名。巫师念完取名经后，请众人根据被命名者的相貌特征、性格、爱好提议名字，然后由巫师占卜，检验提议的名字是否吉利。如不吉利，则重新提议。如此反复，直到取到合适的名字。提议的名字必须遵循“靠曾连祖”的原则。即被命名者的鼓楼名必须跳过父亲，与祖父以及曾祖父的鼓楼名连贯起来。

（4）命名宴。命名过后，被命名者需在鼓楼宴请众人，庆祝自己获得了鼓楼名。

（5）被命名者回到家中，宣告获得了鼓楼名，成为成年人。凡一杰内普（Arnold van Gennep）认为，所有的通过仪式都体现了分离一过渡一融合三个阶段。侗族取鼓楼名过程亦能体这3个阶段。被命名者离开家为“分离”阶段，这象征着与过去告别。被命名者进入鼓楼，由巫师与众青壮年命名为“过渡”阶段，被命名者的身份进入一种模糊的状态，非成年亦非未成年。被命名者回到家中为“融合”阶段，这表明被命名者以一种新的身份又回到了世俗生活中。

仪式常被用强化对它背后所象征的意义的认同，如用升国旗仪式来增强对国家的认同，儒家用祭孔仪式强化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在侗族传统文化中，村寨中的男性都要经历具有仪式性的取鼓楼名过程。根据相貌特征、性格、爱好提议名字使鼓楼名直接与被命名者自身相关联，“靠曾连祖”的原则又使鼓楼名标明了被命名者的血缘归属，而村寨中大众的参与又将被命名者与地缘结合在一起。所以取鼓楼名的过程使个人和血缘、地缘紧紧结合在一起，过程中的仪式性强化了侗族男性对自己所属文化系统的倾向性认可。

三、侗族取鼓楼名的传承策略

nlc202309040651

通过对取鼓楼名这一命名制度各要素的文化分析可知，取鼓楼名是侗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参与侗族男性的性别认同、社会认同、政治认同建构。这一命名制度将侗族村寨中的个人、家庭、社会、地域紧紧结合在一起，是侗族文化认同中的纽带，体现着侗族的民族凝聚力，对建构侗族文化身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侗族地区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侗族这一传统命名制度正在面临被遗忘和消失的危险。据笔者在“六洞”“九洞”等侗族文化保存较为完好的侗族地区调查发现，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才知道取鼓楼名这一传统命名制度。侗族年轻一代没有鼓楼名，没有接受过侗族传统成年礼仪式的洗礼。重新重视取鼓楼名这一侗族传统命名制度将会在塑造侗族民族身份认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引起文化的剧烈变迁。如科学的普及使得取鼓楼名中的命名者——巫师的地位下降甚至趋于消失。想要原封不动的传承取鼓楼名这一传统命名制度显得不可能，于是需要有新的传承策略。

1.建立侗族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指的是人对其所在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并能充分认识到其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建立侗族的文化自觉是传承侗族取鼓楼名这一命名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将研究对象“文化”作为整体来思考是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个长处，认为只有将文化事项放入整体的文化中来认识，才能理解其意义。只有侗族人认识到取鼓楼名在整个侗族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明白它在侗族传统身份认同中所起到的纽带作用，理解它作为侗族成年礼对侗族文化未来发展的意义，才会采取行动来传承。这个过程中，需要民众的参与，政府的引导以及学者的推动。

2.借助“民族文化进校园”措施。由于目前支撑侗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为“打工经济”，大量的青壮年前往沿海发达地区打工，村寨中的人口主要为老人和小孩，小孩的文化习得过程主要在学校完成，于是在村寨中的文化传承容易断代，在学校传承民族文化便显得十分重要。在20世纪80年代，贵州省便开始了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到2008年，贵州省教育厅与省民委联合下发《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后，标志着贵州省民族文化进校园进入正规化阶段。从侗族文化的传承来看，主要体现在对侗族大歌的传承。黎平、从江、榕江等县的一些学校聘请民间歌师建立了侗族大歌歌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汉族地区，在中学举行汉式成年礼——冠礼的新闻报道屡见不鲜。可见，对取鼓楼名这一命名制度文化的传承同样可以借助民族文化进校园。聘请了解取鼓楼名的村寨老人作为命名者，在取鼓楼名的过程中强调作为侗族成年礼中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这样能将现代的公民意识与传统的侗族文化结合起来，取得良好的效果。

3.结合旅游发展传承。在侗族地区，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正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旅游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旅游活动中，能够扩大东道主与游客的交流，旅游中的文化展示，能唤醒东道主的文化记忆，增强其文化自信。旅游对复兴东道主民族传统文化、建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有着重要的作用。民族村寨旅游是一种文化性质的旅游活动，只有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才能成为优秀的旅游资源，吸引游客的目光。取鼓楼名是侗族独一无二的文化活动，在取名过程中需要他人的围观见证、取名成功后亦设有命名宴，适合在旅游发展中设计成一种体验式的旅游活动。让游客见证侗族的成年礼仪式，并参加命名宴。羌族的成年礼——祭山会便是在旅游发展中重新被挖掘出来，可见结合旅游发展传承民族的成年礼仪是有效的。

四、结语

在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成年礼作为人生礼仪在文化身份建构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与“地方化”同时在进行的今天，侗族传统文化一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变革过快，面临断裂的危险，一方面又需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根”来塑造民族身份认同。取鼓楼名这一侗族传统的命名制度，将侗族村寨中的人与地方、人与其所在的文化紧紧结合在了一起，对建构民族身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侗族文化寻根中理应受到重视。作为取鼓楼名的发生场所鼓楼，在旅游发展中受到了重视。无论是广西的三江还是贵州的黎平、从江、榕江，在县城都修建了高大的鼓楼。鼓楼成为“他者的景观与自我的镜像”，成为侗族区分其他民族的符号边界，被塑造成侗族重要的文化身份标志。然而，作为侗族建筑物的鼓楼逐渐被众人所知，而它背后所承载的侗族文化，如取鼓楼名这一传统侗族命名制度和成年礼仪式却鲜为人知。且在被忘却。这有重形式轻内容的嫌疑。侗族在建构现代民族身份认同时，应该对取鼓楼名这一带有成年礼作用的传统命名方式加以重视。

参考文献：

[1]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

[2]邹威华.族裔散居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以斯图亚特·霍尔为研究对象[J].南京社会科学，2007（2）：83—88.

[3]冯建辉.“时空压缩”语境下的后现代批判——对哈维《后现代的状况》的文本解读[J].理论与现代化，2010（5）：12-17.

[4]w.J.T.米切尔编.风景与权力[M].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63.

[5]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M].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4.

[6]陈育霞.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和场所精神”理论及其批判[J].长安大学学报：建筑与环境科学版，2003（4）：30-33.

[7]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56.

[8]盖凌，杨丹彤，等.青春期男性性发育研究[J].中华男科学，2002（5）：353-355+366.

[9]M.Mead.Socialization and Encuhm'ation[J].CurrentAnthropology，1963（4）：184-188.

[10]R.马丁，罗述勇.论权威——兼论M.韦伯的“权威三类型说”[J].国外社会科学，1987（2）：30-32，13.

[11]傅安辉，余达忠.九寨侗族的巫师、屋山头与款组织[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5）：15-17.

[12]王伟.仪式过程与符号象征——索伦鄂温克火神祭祀仪式的田野研究[J].世界宗教文化，2011（2）：85-89.

[13]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J].文史哲，2003（3）：15-16，23.

[14]路幸福，陆

林.国外旅游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1）：93-101.

[15]汤芸.旅游场域中侗族鼓楼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变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6）：49-54.

论传媒影像与身份建构 第5篇

影像:身份建构的资源

镜像理论为我们认识身份提供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任何一种身份 (男人/女人, 中国人/西方人) 都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 它必须被社会建构出来才能产生不同类别的存在。媒体, 便是协助社会建构身份的一种工具。借由媒体的中介, 一群本来在空间上分离的个体, 却因此可以在想象的层次上发生互动, 他们虽身处不同的地域, 却因为共同看一份报纸、收看一档节目, 或是共同参与同一个事件的讨论, 进而产生时间上的共时性, 形成一种新的、以媒介为外围疆界的想象社群, 加强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而在众多的媒介中, 影像凭借其无远弗届的可及性与仿真性挑起了传达想象关系、建构身份认同的重担。

影像, 跨越了语言与文字识读能力的限制, 将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的一切压缩到人们眼前, 既为他们的身份建构找到了归属感, 也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如春节联欢晚会将全世界中国人统一在“中国人”这一国家民族身份认同中, 而日、韩偶像剧则为哈日族、哈韩族的身份建构提供了想象性资源。当媒介的可及性范围不断扩大时, 人们的想象社群会跟着扩大, 人们身份认同的范围也会不断地重组。

同时, 影像的直观性和仿真性也将这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由于影像传播以真实存在的现实为原型, 又借助科学的透视和记录手段, 人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影像的虚构当做现实。“它一般看上去是没有作者的。……就那么简单地在我们的屏幕上出现, 由他们的片头音乐和开头的工作人员表切入, 它们吸引我们进入一个通过地图、空中镜头和近距离坐落位置的镜头, 也许还通过主要演员的近景而实现的一个虚构世界。” (1)

如电影, 虽然是虚构的, 然而在整个观影的情境中, 观众却可以进入情节形成想象性的认同, 被眼前的事物所召唤、吸引, 并产生了投射、移情的心理作用。而在电视散漫的文本中, 尽管认同是短暂的, 但是由于受众接触电视媒体的时间较其他媒体长, 在长期观看电视的过程中, 也会使受众在片断的符号讯息中, 不断建立主体认同的位置, 根据个人的身份, 建构对零碎片断讯息的认同, 如国族认同、性别认同、阶层认同、消费认同等多元的认同。那么这样一些身份的认同是如何呈现在具体的影像内容中的?各种建构身份的影像, 其言说策略又是什么?

实践:身份建构的多元局面

以集体为导向, 建构国族身份, 是人类身份建构最为传统的一种类别。在这一诉求的影像文本中, 往往将乡土情怀或国家意识根植在传播的影像中, 以人民过去独特的历史经验、熟悉的文化传统、与爱乡或爱护国家的荣誉感为出发点, 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塑造国家、民族的美好形象, 博取受众之好感, 促使受众认同其立场。如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会在适当的时候报告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 这个国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每一场歌舞都关涉国家繁荣景象, 每一段相声小品都体现中国社会和谐与中国人的良好品质。在这样一番传播中, 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成长和崛起, 并因为中国人这一身份而倍感自豪。

同样, 性别也是身份建构领域一个比较古老的话题。例如西部片中的牛仔形象, 把上帝扔在身后, 把人的责任、自由和来福枪扛在肩头, 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建立法律、结交异域文明、拓展人类的精神和生存空间。这种线路明确、刚硬的影像编码, 为观众 (尤其是男性观众) 提供了一种控制和权力的狂想, 凸显了一种他们与主人公自恋式的认同的可能。而连续剧中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则温柔、善良、隐忍、坚强, 她既符合女性角色的社会规范, 但同时又聪明能干, 在不威胁既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之下, 以母亲或妻子的身份发挥个人的才华, 促进家人生活的福祉。

此外, 建构人类身份, 除了族群与性别外, 阶层也是我们区分自己与别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各个社会阶层在其圈子不断扩大的过程中, 会渐渐生产出一套属于本阶层的符号系统 (例如生活习性、品位、行为方式, 等等) 。这套符号系统经由影像的传播, 引起受众的注意, 既为人们的对号入座提供了确定性因素, 也为他们改造、规划自我进入特定的阶层提供了参考目标。如进入消费社会后, 人们通过视觉广告, 在自己、别人的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广告中, “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被以下概念描绘的: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 还有情调。中产阶级的特质则为拥有独特性、开创性, 做事高人一等、超越平凡、清新脱俗, 而且有理想、有品位、有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以及有充分自信心的人。

当然, 在我们的影像空间中所建构的身份认同远不止这四项内容, 而且在影像传播的建构实践中, 不同类别的身份建构大多是相互交叉的, 并非通过塑造固定、本质、永久的形象来召唤受众的身份认同。因此, 霍尔曾提出, 在“后现代主体”的阶段中, 主体经验达到的是一种“破碎的、重组的、多元的而并非单一化的, 有时互相矛盾或无法决定的一种‘多重认同’” (2) 。

选择:身份建构的自我策略

身份认同的建构从来不是单方面完成的, 既有塑造具体形象、提供想象性资源的一方 (如传媒) , 也有对文本形象、观念进行认同继而实践、确定并表达身份的一方 (如受众) 。相对于传媒的建构方案, 受众在接收影像后所进行的身份建构策略, 我们大体可将其分为两种:接受影像的召唤, 认可其中的他者形象及价值判断体系, 继而实践之;抗拒影像中预设的身份认同, 贬损其中的他者形象及价值判断体系, 以新的方式创造自我身份。

影像世界与日常生活的相似性与关联性往往会使观众以对号入座的方式将自己嵌入影像虚构的世界, 体验其中人物的经验感觉, 也会将影像世界中的人物关系、问题解决模式与价值判断体系重新投射回真实世界, 来安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挫折, 提供解脱困境的可能。尤其是影像世界中精心建构的主人公形象, 往往能够激发观众的自我存在感, 他们在对媒介形象的认同过程中, 会找到自己与主人公相似的特质, 使其主体性向主人公所展示的身份类别滑移, 并且身体力行地尝试这种可能性。穿着打扮、举止言行以媒介形象为参考, 在认同过程中重构自身的主体特质。

人们甚至会在某一特定的影像文本周围形成一个群体, 一个仅向“内”开放的共有文化空间, 这个空间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从其他文化的“他者”中分离出来, 将自身界定为单独的一个文化人群。 (3) 他们观看、了解、评论某一影像文本甚至“照葫芦画瓢”似的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喜欢, 而是为了显示自己通过媒介获取的一种参与某种特定文化的身份。那些充分了解某特定影像资源的人体验着文化的优越感, 那些一无所知的人却可能因为不拥有这样的文化身份而产生自卑感。这同样也是人们建构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

但是在人们找寻自我的途中, 总是伴随着改变自己主体身份的需要和冲动。因此, 在受众群体中, 还存在着一群生产力极强的人们, 他们表现出的并不是对原初文本的尊崇, 不是在影像的他者形象中寻求相似性, 而是采取一个对抗的立场否定媒介形象所透露的意义。如具有批判思维的受众可能会认为影像空间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无论关注外在美还是内在美) 都是再次巩固了男权主导的社会现实, 使得现代女性无法冲破传统性别陈规的牢笼, 诸如此类的解读方式, 为该类受众确立了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更有甚者, 将原影像文本作为贬损对象来建构一个全新的、另类的自我认同。如网络视频恶搞者, 因无法认可原初文本所建构的身份, 便对其中的主要角色一一置换, 对原影像的他者进行“胡闹”的描述, 迅速地建立起一个独特的身份——“恶搞时尚群体”, 推动了自身认同的积极构建。

总之, 受众的身份认同与建构, 因为涉及社会心理层面, 比之传媒实践要复杂和微妙得多。他们对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不仅是为了指引生活, 促进良性社会互动, 有时亦是一种策略。因此, 我们不得不承认, 身份认同的意义是可以扩大的。倘若我们不再执著于巩固与强化一致的身份认同, 而是承认受众进行多元选择来满足自我认同的正当性, 那么社会成员之间便可超越疏离, 将排外或征服的毁灭性行为改造成为创造性、建设性的行为。

摘要：身份认同是当代人文、社会、政治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其建构必须使用一套共享的符号系统, 因此大众传媒与身份认同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而影像凭借其可及性与仿真性在身份认同的建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影像空间为人们的各种身份认同提供了想象性资源。但是认同建构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 受众对媒介所提供的可能性将进行不同的选择以完成自我的建构。

关键词：影像,身份认同,建构,受众

注释

1斯图尔特·霍尔编, 徐亮、陆兴华译:《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第379～380页。

2朱全斌:《由年龄、族群等变项看台湾民众的国家及文化认同》, 《新闻学研究》, 第56期。

盖茨比的身份建构 第6篇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美国的物质进步达到了世界超级大国的高度,美国的个人价值观、政治思想和群体身份的巨大变化要比风景和城市风景的变化更大。美国经典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作为“美国景象第一流的观察家”[1]2,在他的作品中对这些变化做了生动的描绘,他的人物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男主人公。盖茨比开始叫杰姆斯·盖兹,他的身份经历了多种变化,从农民孩子、学生、渔民到勤杂工、富人丹·科迪的陪同,再到勇敢的、经过装饰的身份杰伊·盖茨比少校,最终成为纽约西卵的神秘富豪。

身份建构是当时一直萦绕在没有建立阶级结构的美国社会里的作家主题,在这个社会里特权阶级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该特权阶级是来自欧洲的“老钱”及其后代,他们可能已经创造了一个皇家祖先,并且进入在19世纪的扩张中创立的阶级系统,汤姆·布坎南就是那个系统的维护者。 通过尼克·卡罗威的叙事发展,这部小说变成了草根出身的个体跟“老钱”后代的竞争,即盖茨比对已建立的上流社会群体身份的追求。[2]

一、盖茨比的身份建构策略

盖茨比从小就不认同自己家庭所在的群体,并立志改变自己的命运。关于社会认同,泰弗尔的定义为 :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个体认同是对个体具体特点进行的自我描述,而社会认同是指由一个社会类别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3]假如个体把自己群体的权利、地位等与其他团体进行比较后感觉失望,就可能远离本群体或者寻求进入更理想的群体的途径,然而,个人身份的建构若受到对方的排斥,则可能得不到社会群体认同。盖茨比就是经历了这样身份建构过程。

盖茨比的父母是碌碌无为的庄稼人,他的想象力根本从来没有真正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父母,他们的社会底层群体身份是他从小就决定脱离的。他十七岁时改名换姓为杰伊 • 盖茨比,来自他对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终生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4]92, 以进入他所认为的以黛西为象征的上流社会群体,为此他不断寻求物质上的巨大财富和培养精神上的贵族品质或绅士风格。

盖茨比建构身份的成果表现之一是巨额的金钱。盖茨比的公馆,“不管按什么标准来说,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诺曼底某市政厅的翻版,一边有一座簇新的塔楼,上面疏疏落落地覆盖着一层常春藤,还有一座大理石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型花园,半英亩地深色的、浓郁的玫瑰花……”[4]还有二艘汽艇、私人海滩等等。最具炫耀性并具有时代特征的财产是他的汽车。小说中广泛使用汽车来刻画人物和社会经济地位。当时拥有一辆汽车是决定一个家庭特殊地位的重要标准,汽车定义了一个人在大都市里的权势等级上的位置。汤姆和黛西夫妇居住在东卵,老钱与得到确认的家庭住那里,没有必要炫耀展示什么。汤姆有一辆豪华轿车和一个大型敞篷车,配有司机。他也自己开车,他选择开的汽车不是运动款的红色斯图兹,而是不显眼的蓝色轿跑,因为这是保守的东卵所认可的一般用用的车子。新富的西卵则是炫耀的和夸张的,盖茨比开豪华派对时,他派了一辆昂贵的劳斯莱斯当“公车”用, 当时大街上跑的一半车辆是便宜的T型黑色福特车,而他的仆人们开的是辆黄色的旅行车。盖茨比自己的奢华汽车杜森伯格,张扬高调,如同他西卵的豪宅,过大并多度装饰,但是以一种多彩的和动态的方式散发着吸引力。盖茨比的豪华派对更是奢侈之极,“至少每两周一次,大批包办筵席的人从城里下来,带来好几百英尺帆布帐篷和无数的彩色电灯, 足以把盖茨比巨大的花园布置得像一棵圣诞树。自助餐桌上各色冷盘琳琅满目,一只只五香火腿周围摆满了五花八门的色拉、烤得金黄的乳猪和火鸡。大厅里面,设起了一个装着一根真的铜杆的酒吧,备有各种杜松子酒和烈性酒,还有各种早已罕见的甘露酒……乐队到达,绝不是什么五人小乐队, 而是配备齐全的整班人马,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应有尽有。”[4]宴会过后, 八个仆人,包括一个临时园丁,要花一整天,用许多拖把、 板刷、榔头、修技剪等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

除了积累并炫耀其物质财富以达到引起上流社会注意力和挤入新贵阶层之外,盖茨比也一直在努力培养自己的贵族精神或绅士品格,如荣誉感、忠诚、勇敢、责任心、慷慨、 大度以及宫廷式爱情和对精致生活的追求。盖茨比一直随身携带“牛津生活”的照片,他非常尊重高等教育,并且视短暂的牛津生活经历为巨大的荣誉。他对生意伙伴和朋友都非常忠诚友好。对自己的家人在经济上也给予很好的照顾,以至于他的父亲认为,如果盖茨比不那么早死于非命,一定会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他的慷慨大方从他的众多派对以及给予别人的帮助可见一斑。他对黛西的爱情,是痴迷与执着的,并始终以骑士般的勇敢与忠诚对待她,即使当初她嫌弃自己贫穷而另嫁他人,盖茨比仍然初衷不改地追求她,甚至最终为她付出生命。他的言谈举止都极其礼貌、 风度翩翩,颇具贵族气质。生活中的细节也精致到位,包括他的服饰,他的衬衫全是通过业内人士从伦敦精心挑选运到美国来,其时尚性和精美程度令黛西激动得“嚎啕大哭”。

二、盖茨比建构身份的社会认同度

一个白手起家的人都会为自己的成就自豪,但是盖茨比却竭力掩盖过去,以至于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出身,他这是为了提高自己所建构的身份的社会认同度。盖茨比不希望别人赞叹他所是,而是他所不是。

对于非上流社会圈层的人来说,盖茨比是成功的。他的生意伙伴沃尔夫山姆认为盖茨比是“一个完美的绅士”,“一个出身良好的人”。派对上一些人猜测盖茨比是贵族后裔。 盖茨比理解并接受他所处民主时代的特点是不平等。他不是要去改变社会,而是努力适应社会等级制,努力培养自己的绅士风格,礼貌、体贴和荣誉感,甚至贵族精神。他对待尼克、黛西和在他的聚会上撕破自己长袍的女孩的方式,说明了他具有当时西卵人所不具有的高贵,这种高贵被东卵遗忘了,被美国民族记忆遗忘了。小说的讽刺之处在于盖茨比已经变得比他的社交对手——“老钱”的后代汤姆之流更具绅士品德。然而,他也使自己变得脆弱,容易被伤害,最终成为汤姆和黛西夫妇的牺牲品。

对于上流社会圈层的人来说,盖茨比是失败的。对于早已定居下来的受人尊敬的那些人来说,或许甚至对像黛西那样的“好女孩”来说,他只不过是个粗俗的暴发户,一个走私贩,一个低贱的骗子,骗子们和像沃尔夫山姆那样的投机运作人的助手。盖茨比逃脱不了这样的攻击。金钱不是问题所在,是社会秩序排斥他。通常“老钱”后代懂得,假如穷孩子富起来,富孩子的自由空间就小了。汤姆 • 布坎南就是强烈排斥盖茨比的上流社会的代表,这些“老钱”的后代都是控制性和排外性的人物,都具有威胁性,比如黛西制造的车祸,比如汤姆间接杀害了盖茨比。“平等只是一种政治美德。”[5]79美国工业化及历史的契机给予穷孩子以某种手段致富,但是继承性的金钱老贵阶层却是相对封闭的。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是可以流动,然而重构身份又是有限度的。小说中尼克最终逃回了他的中西部,返回他的继承圈,维护了这种社会秩序。虽然盖茨比最终没能进入他想要的上流社会, 但是,他的这种失败是菲茨杰拉德所赞赏的,是“了不起的”, 比“成功更浪漫”,这种作为人类优秀素养形象的贵族理想是一种“个性”、“存在的整体性”的至高表现——所有的个人的能量和资源得到充分地、和谐地发挥。[6]

三、结语

网络学习社区中的身份建构 第7篇

一、网络学习社区和身份建构的内涵

1.网络学习社区的内涵

网络学习社区最初的形成与网络上的聊天室、新闻讨论组和电子公告栏 (BBS) 等密切相关, 同时也是由虚拟社区演变而来的。

祝智庭教授提出了一个构建虚拟学习社区 (VLC) 的模型, 该模型从七个方面描述了虚拟学习社区的重要作用:教学、管理、资源、通信、家庭教育、课外教育和社会教育。

张新明将网络学习社区定义为:在网络开放的环境中, 学习者和助学者共同构成一个协作的、交互的学习团体, 成员之间通过各种通信工具在学习过程中沟通和交流、获取知识和完成学习任务, 并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关系。

2.身份建构的内涵

身份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来重要, 而身份的建构也被哲学家以及语言学家们所关注。身份指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

二、网络学习社区中的学习活动

学习者在网络学习社区中进行学习, 在网络学习社区中的学习活动主要有:提出问题、查找资料、参与讨论、收集汇总资料、评价与反馈。

1.提出问题

在网络学习社区中, 提出问题有两种方式:一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难题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 在网络学习社区中发表出来向其他学习者请教、讨论, 最终使问题得以解决;二是在网络学社区中由教师提出问题, 让学习者自己学习或与其他学习者进行讨论, 简单来讲就是学习者完成作业的过程。

2.查找资料

学习者提出问题以后, 有时候可能不会及时得到解答, 因此, 学习者应自己先查找资料, 可以通过浏览、搜索和查阅文献和图书等方式解决问题。在网络学习社区中, 往往都会有搜索功能, 可通过搜索关键字、标题、作者等方式来检索信息, 同时, 也会有一些图片链接和文字链接, 可以链接到其他的学习网站。

3.参与讨论

提出问题以后, 对该问题有兴趣的学习者或者专家会给予答案, 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见解, 同时, 也会给出一些相关资料。学习者和专家之间会针对某种观点或者某个人的见解进行讨论和交流。因此, 他们之间的讨论可能是一对一的讨论与交流, 也有可能是一对多、甚至是多对多的形式。

4.汇总与分享资料

学习者提出问题, 经过查阅资料、参与讨论与交流, 收集到很多相关知识, 学习者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加工, 从而变为自己的学习知识。网络学习社区中的分享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分享, 学习者不仅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而且, 可以找到兴趣相投的学习伙伴, 从而共同学习、共同发展。

5.评价与反馈

网络学习社区中的评价是指学习者或者专家对学习者发表的问题、学习活动、学习态度以及学习成果进行检测并反思的过程。一方面, 网络学习社区中的评价与反馈可以是在某个学习过程中, 也可以是在整个学习活动之后进行;另一方面, 如果能够做到及时的评价与反馈, 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三、网络学习社区中的身份建构

基于上面讨论的学习者在网络社区中的一些活动, 可以建构网络学习社区中学习者的身份。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学习者在网络学习社区中的身份是不同的。基于以上学习活动, 网络学习社区中的学习者身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引导者

网络学习社区中的引导者是指:在进行某项学习活动之前, 组织和引导有相同兴趣的学习者参与的人。引导者是我们进行学习活动的核心角色, 可以给学习者发送多封邮件, 设立并维持一个网络学习社区的人际关系网络, 同时, 要保证学习者可以进行访问并组织某些学习者在一起进行学习。

2.学习者

网络学习社区中的学习者可以分为主动学习者和被动学习者。在网络学习社区中, 主动学习者又可以成为贡献者, 他们很有主见, 会针对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并且提供这一观点的依据和资料。他们往往会从自己的实际经验出发, 提出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案, 并且他们都是以简约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被动的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 只是象征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3.辅导者

网络学习社区概念的引入使得教师和学生的角色不再像传统课堂教学那样差异明显。在网络学习社区中, 更注重的是学习者之间的互帮互助, 即强调每个人皆可以学习、皆可成为教师或专家的理念。辅导者在网络学习社区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不仅能够有效地为学习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方法, 同时还能够帮助学习者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

4.调节者

调节者的作用就像是一个“中间人”, 他们在网络学习社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调节者的存在, 使得网络学习社区不至于出现混乱的现象, 他们就像“调解人”一样调和各种矛盾。例如:在网络学习社区中, 对于某个问题, 学习者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建议时, 调节者会提出一个问题以进一步讨论, 并得到以社区为导向的问题的答案。

5.评价者

网络学习社区中的评价者是指某些学习者对其他学习者的学习成果、学习态度做出评价, 指出其优点和缺点, 同时, 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人。学习者作为评价者在评价别人时, 可以从中吸取别人的优点, 对自己进步也是一种促进。评价者在网络学习中不仅仅是充当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评价者, 同时也是学习社区中的裁判者。

四、展望与反思

网络学习社区目前已经成为网络学习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 身份建构研究具有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 由于缺乏相关领域的理论知识, 以及研究的时间相对较短, 本文只是对网络学习社区中的学习者的身份建构做了初步的分析研究。笔者认为, 学习者要从自己的性格、认知结构、特定的知识和能力基础、学习动机和风格等维度全面地了解自己, 这样才能给自己更好的定位。但是, 对于网络学习社区中的身份建构, 无论从应用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仍需要该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做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张新明.网络学习社区的概念演变及构建[J].比较教育研究, 2003, (5) :55-60.

[2]章伟民.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教育技术实践与研究的主要对象[J].中国电化教育, 1997, (3) :12-13.

[3]王海东, 丁兴富.在网络虚拟环境中构建学习社区[J].中国电化教育, 2004, (11) :28-31.

微博使用中的身份建构 第8篇

草根对微博的高度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微博适应了当下社会的转型与民主意识的觉醒。新媒体的个人化、移动化与便捷性使得使用者成为内容的生产者,每个人都可以是记者,每个个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新媒体点对点的互动式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颠覆了大众传媒的集权,满足了大众信息传播独立性与个性化需求。无论是观点的表达还是娱乐消遣的需要以及人际关系的扩展,都能在微博使用中得到实现。个人微博的不断刷新,即是开始文化身份构建的过程。

库尔特里在描述媒介在身份体系及许多公民欲望中所占据的位置时,提出了一个引起共鸣的解释,“媒介中心迷思”。它指的是存在一个面向社会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媒介从此中心出发,并为此中心而发言。微博等社会化新媒体的媒介中心迷思是一种私人身份建构的彰显,也是文化公民对技术民主的回应。因此,这里所说的媒介身份建构,指的是建构个人的、普通的以及日常的身份。

1微博崛起

现代社会的公民身份建构以平等作为本质追求。不管在现实社会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平等,公民身份的平等之义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中西方之间公民身份建构存在很大的差异和差距,但是这种基于身份的权利追求从公民觉悟的意义上讲,从“自在”转为“自觉”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提高,自下而上的权利争取已成为我们当前转型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题。传统社会文化结构正在经历分裂和重组,各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冲撞越演越烈,文化参与不再只是知识精英的特权,而演变成公众和小众文化。

新媒体时代,原本被主流传播语境所遮蔽的个体与少数群体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参与主流话语。大众传媒时代,信息传播权集中在主流传播机构手中,信息传播单向灌输。社会化新媒体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信息传播主动权真正掌握在用户终端,新媒体的个人化、移动化与便捷性使得使用者成为内容的生产者,每个人都是记者,每个个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追求公民的话语权和社会权利。因此,微博繁盛是对民众“对话”需求的回应,为公民身份建构提供了公共空间,并拓展了民众的对话机会。

2群体身份与意识的同化

在交互传播环境下,公民记者成为新闻传播机构的替代品,缺乏专业的技能训练与职业自觉意识被视为一种积极信号,一种独立或直接与社会相联系的信号,从而也就成为一种草根合法化的信号。

微博使用的个人终端化,让每个人变成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民众的自我表达意识在微博的自主平台上得以实现,思想意识的表达前所未有的强烈。话语表达体现的是个体或群体建构和维系其社会身份的自觉意识。布尔迪厄在构建阶级框架的过程提供了一种符号化的身份模型,社会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差异除了依据经济利益外,在社会荣誉的天平上的排列使得关于个体才能、天赋、秉性的意识形态被强有力地合法化,更易识别。洛克文法则指出:“网络互动环境下,一百个参与者中只有一个人在创造内容,其他的人都是在消费信息生产者。”草根的身份同化的路径为其铺垫了不同层次的媒介接触。

微博舆论表达对于社会身份的合法化路径更深刻的是体现在群体身份与意识的同化过程中。微博传播中,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与评价的指标即为正义。正义成为微博意见领袖们的“包青天情结”唯一的道德货币;在社会道德规范的折射下这一正义道德货币被合法化并在舆论的发酵中得到强化,人们通过与自我身份意识相关的描述或解释,或者通过对具体语境中的具体事情的描述来维系、增强或保护其身份意识。

3 DIY名人

用斯康斯的话说,在网络文化的时代精神中,电子后现代不再是一种令人遗忘的状态,而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时髦生活方式。那些想要摆脱关于人的幻想的人们,将会在技术—人体的解放思想的光环下,以及虚拟主体性的启蒙意识中得到奖励。

微博媒介迷思能够为普通人带来自我表达的快感和成名的想象。这种自我表达首先体现在“我属于哪种人””的意象上,微博中的情绪表达和自我吟哦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个关注都会带来使用者的兴奋,这样奖励促成微博成名的想象空间,个体日常的自我形象管理也即在自己制造名人。欧文·戈夫曼在《日常行为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自我意识是一种自我形象的管理,前台是主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型装备。”微博自制名人的奖励与自觉意识就是自我意识的前台与设置,微博内容的发布上是预设观众的存在的。这种虚拟人格展示热情是微博开放性生产中的虚拟主体性的启蒙意识中得到的奖励相关的。于是,普通民众的微博表达几乎成为日常生活的再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被转换成了媒介内容。

4意见的崛起

微媒体带来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人们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对信息的甄别与选择。信息泛滥不仅增加了受众的阅读量,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还因其良莠不齐,使人们无法思考,对于不真实的信息无分辨能力的话,听信谣言,传播谣言,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因此,意见的崛起成为角色互动一种类型。

微博使得个人的个性化风格特征得到彰显,这也是微博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微博时代,占有大量社会信息资源的传统媒体人、专业人士以及资深研究者借助微博平台对新闻时事和社会话题进行个性化与多角度评析而成为一般微博用户持续关注的意见领袖。在传统大众传媒环境中,意见领袖充当着“中介”的角色,在大众媒介信息传播过程中进行信息的过滤,将信息、意见、评论提供给他人,并对他人产生影响;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从而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在微博传播的去中心化特质使得传播平台的中介性消失,二级传播变为点对点式的一级传播,微博解除了“不在场”状态下主体间直接互动的诸多限制,使得追随者与意见领袖的“零距离”对话成为可能。由于微博意见领袖与网民容易形成呼应,他们针对社会热点、公共事件发表言论时,其观点往往影响大批粉丝和舆论走向,甚至改变公共事件在现实中的走向。

舆论领袖们一般颇具人格魅力,具有较强综合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被认同感,在社交场合比较活跃。易接近的特点促成意见领袖与受其影响者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通晓特定问题并乐于接受和传播相关信息。因此,意见的崛起使得意见领袖在网络当中的中心性越来越高,他们的资源的涉取度也越来越大,其名望、地位和影响力也大。

摘要：在媒介传播功能观念中,媒介不仅被视为中介、运输者,还具有一种激发意识形态的力量。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形态的变化,如今自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介的思想意识的建构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自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是内容的生产者,新媒介的文化与身份建构功能成为最主要的媒介景观,微博微信的繁荣是公民媒介中心迷思与欲望的凸显,是媒介民众化态势下的身份功能建构的过程。

关键词：微博,名人,身份建构

参考文献

[1]埃里克·麦格雷.传播学理论——一种社会学的视角[M].刘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2]澳格雷姆特纳.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M].许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钟雅琴.网络的崛起与文化公民身份建构[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3).

微博空间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建构 第9篇

关键词：微博；知识分子；公共性；话語权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020-03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已成为近十年来中国知识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1987年，美国学者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首先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迄今，学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涵义尚未达成共识。《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首次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当时遵循的推选标准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1]。

推选沿用了西方的界定，引发了一些争议，争议关键在于：公共性，包括其蕴含的代表公共利益、批判精神和道义感，何以属于知识分子的天然属性？而笔者以为，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环境和传播语境中，我们无法回避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无论中国过去或当代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妨碍我们引用上述三条标准，来关注知识分子在微博等新媒介领域的话语权力和公共性身份建构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全社会的意识中，一直存有极大的疑问，并非那么习以为常。在现实的社会土壤中，“学而优则仕”一直是知识分子内在的情愫。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知识分子因政、商和媒介场域的共同作用，而被边缘化或主流化，以致失去自主独立性和批判性[2]。

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包括论坛、SNS、博客和微博客等，均是“分权化”、“去中心化”的媒介形式。微博因其独具“关注”、“跟随”功能，而兼备“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对公众有更强的“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微博的影响力，提供给了知识分子一种希望，激发了其重新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并迅速地成为微博意见领袖的主要力量。而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中公共价值的张扬、话语权力的发挥，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和隐忧，其微博生存发展的未来也不容乐观。

本人的《现实与隐忧：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力》一文，已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意见领袖”生存状态有所考察。文章认为：媒体知识分子相对批判型知识分子更为活跃；公共知识分子可能与粉丝群的“网络公意”相互迎合，助推微博场域非理性，并可能失去独立和理性的判断，从而被削弱话语主导权；受到政商和技术的多重控制，被驱逐和毁誉，更是其不堪承受之重[3]。本文是延续性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即，知识分子该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或者说，该如何介入微博空间，拓展话语空间，彰显中心话语权力，并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

一、微博凸显“虚妄的公共性”

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确实很难有超越阶级、政治立场和民族主义意识，完全置身于阶层利益之外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也很难苛求公共知识分子个体的道德纯洁；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来不缺普世价值建构及启蒙批判精神，“士志于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也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如何理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有了反省，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不得不“从追问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虚妄性重新自我定位”[4]。虚妄来自于知识分子的两难境遇：如采取异常激进的反抗，甚至为了反抗，不惜挑起阶级或阶层对抗、赞美暴力的合理性，此时知识分子必然为权力和主流价值观所不容，极易失去表达自由甚或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的翅膀被折断，或者寄生在学院体制或以签约的方式在文化企业、媒体中讨生活，甚或直接成为资本的代言人时，知识分子确实无颜面对公众对其公共性的质疑和不信任。现今的知识界，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激进主义成为生存常态，知识分子对自我公共性的深刻反思，社会对普遍知识分子（包括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与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5]“虚妄性”的严厉批判，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而微博这一种平权、去中心化的公共空间，更让知识分子所谓“虚妄的公共性”充分暴露。微博是一种开放空间，内部易形成个体被群体所围观、评论的传播结构，即福柯所提出的“共景监狱”。以意见领袖身份进入微博公共视野的知识分子，只能承受公众的期待、尺度、质询、娱乐和愤怒。他们必然暴露自身的稚嫩、脆弱，也注定无法隐藏公共面具背后的一点私利和不纯动机。

现在的微博讲坛，对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可能是一种磨砺。成为倏忽，败也倏忽。他们可能因某一事件的仗义执言，而一夜间被推上神坛；也可能因其动机被质疑，或者有与体制和权力妥协的苗头，或者有鄙薄底层民众的嫌疑，而一夜间被扯下“公知”的冠冕。2011年底，韩寒连续发出《谈革命》、《谈民主》、《要自由》三篇标题磅礴的博文，引起网络热议，粉丝支持数锐降。三篇短文确实集中暴露了他学养不够、理论不足的短板。至于一些人批判其被“犬儒”了；一些人质疑其文章的立论基础是臭名昭著的国民“素质低下论”等，我认为均值得进一步讨论，也有待观察。也许，娱乐或其他社会名流可以通过已有身份，获得并保持微博中的光环地位。而公共知识分子却没有这种幸运。他们意见领袖的身份，只能通过其无私的代表公共意愿和利益，才能被公众所赋予；只能凭借其专业与知识，才能被认同；他们的话语权力，只能秉持独立批判精神有所担当，才能获得并维持。反之，已有的光环、自夸的公共性，均只是一种虚妄。

二、坚守传统与推动理性交往

传统知识分子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原生形态，为知识分子带来了自由、敏感、富有正义感和社会批判勇气的精神气质。而当知识分子因政商的共同压力而被边缘化或主流化，当他们刚刚建立的公共精神和理想信念，被世俗无情地颠覆、嘲弄时，他们所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与人文情怀，已纷纷瓦解。许纪霖曾因此发出一个疑问：“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2]”

（一）承接微博技术的赋权

“互联网总是不断地创造着各种形式，为信息、辩论创造新的公共领域和空间，但它又总是呈现出一种中性的面目，它本身不提供价值判断和导向作用，既包括鼓励民主的潜在行为，同时也为新的操纵、社会控制和传统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6]”此时，思考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反思媒体和新技术在当代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传统的西方媒介文化研究无法解决来自非传统媒体的问题，针对西方社会的媒体控制理论也无法解决中国互联网上出现的问题。知识分子要讨论媒体文化成为社会启蒙工具的机制，反思新技术赋予和改造人民权力的机制，但不应仅限于此。媒介技术及其创造的公共空间，对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质、作用和职责提出了新要求。最基本的，“在当代民主政治中，有效利用技术非常必要。想继续在公共领域有所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学会使用新兴媒体，来参与民主论战、塑造当代社会和未来文化。[7]”

（二）秉承批判精神与道义传统

利益分化、價值多元和思想活跃的时代已不可阻挡的到来；时代需要、并且在呼唤着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中国，各类社会问题极为复杂，非常需要敢于直言、敢于代表公共利益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和“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处处钳制着言论，中国知识分子因此面临着特别的、困难的选择。但我以为，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理应以满怀激情和想象，以知识分子天赋的批判理性的方式，倾情投入这个火热和躁动的时代。承担起启蒙批判的职责，这是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无法卸下的重担。

微博的技术赋权，对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意味着诸多积极的可能性。微博是民主政治的新兴推动力量，具有促进民主论战和讨论的潜力，带来了话语权力结构重新布局的可能性。相比传统媒体而言，对微博的权力控制和影响难度更大。可以肯定的是，微博构成了一个价值多元化表达的空间，用集权制的理想来对待微博及微博时代，是极不现实的。因为，自由表达权终究是时代趋势、人心所向和技术推动。当然，也不能让微博放任自流，随意消解主流中心性而导致离心混乱；但更不能用专制暴力去消灭多样性来达到一致共同性。

诚然，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无法代替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本身。但毫无疑问，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完善，绝对要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和知识分子群体的良心和道义。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从来不缺良心和道义，这是他们的天性，也是他们生存的意义。大众的微博交往，正刺激着知识专家走出象牙塔，关注大众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的理想和意愿。

（三）推动理性交往

现在看来，微博还远未能构成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在众生喧哗的微博空间里，有多元利益的呈现，有相对自由的论争。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共领域，但不能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社会的理性交往还需要知识分子的引导和培养，有时还需要震聋发馈的警醒。如2012年初方舟子披露韩寒抄袭事件，不论动机是否如方所言，是希望提醒年轻人不要盲目崇拜一个人，事件的客观效果却是我所欣赏的。因为，培养公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公民的独立意识、批判与自由意识，无疑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所在。

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所内涵的公共性，无论是代表公共利益、还是天然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感，在众声喧哗的微博场域中，一时难以被广泛认同，甚至可能反被污名和指责，这是知识分子必经的磨砺。但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必要究结于身份矛盾，自惭于“公共性的虚妄”，而放弃自身的话语权利和职责。他们的身份所内涵的“公共性”，目前最重要的，乃指捍卫公共领域对话之根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共性的不断参与重构。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交往现实中，交往理性的社会建构仍是一个远远没有达成的目标。

公共知识分子不应以支配者自居，不应恃傲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同样也没有必要宣称是普遍利益的代表；更不能有迎合民粹主义的倾向，将底层民众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抽象地加以美化。公共知识分子要做的，除了就具体公共事务触发议题、引导舆论外，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一种有助于推动理性对话的“发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微博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可称为“最低限度的公共知识分子”[8]。也许可以这样说：借助新媒体的技术赋权力量，引导一种有助于推动理性对话的“发言方式”，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进而推动公共领域的发育，是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三、身份定位与话语策略调整

在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空间生存的公共知识分子，学科专长、跨领域的博学是必备的素质。简单的生活常识，和心中的良知和道德，就可以分清是非的时代已过去。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是非观，难以应对异常复杂、人文与技术因素糅杂的各种社会问题。在纷乱庞杂的微博信息场域中，面对一些维护现存秩序、专业话语背后隐藏私利的技术专家，公共知识分子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支撑，仅拥有一腔浩然正气，是无法与之进行话语论争的，更无法凸显自身的公信力。

除此之外，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还需要有身份和话语策略的及时调整。

（一）特殊知识分子身份定位

不应放弃普遍知识分子的道义传统，但目前可以作适应社会政治生态和微博场域的身份调整，从普遍知识分子向特殊知识分子的转变，参与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

跨过新的千年之后，社会现实和思想格局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尽快适应这种趋势。一方面，在纷繁复杂的多元现象面前，把握现实和历史方向感，看到各种变化中不变的东西——“专制政治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仍然顽强地存在，否则，可能从根本上忘掉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批判和改造社会”[9]。另一方面，后现代的政治视野，正如福柯所言，要求知识分子作为特殊知识分子与新兴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不是作为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从被压迫者的立场来进行干预[7]。

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是福柯所创造的概念，与普遍知识分子相对应。他“并不预言、承诺某种社会目标，只是从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通过专业分析的方式，揭示所谓的真理与权力的不可分割，拆解社会隐蔽的权力关系，因而批判、而且是具体的批判，而不是建构尤其是整体的建构成为特殊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方式。[10]”微博技术构成了一种后现代政治的语境，话语权力松散而又具有本土化特征。在这种语境中，微观、中观政治诉求已取代了宏观政治话语。从宏观的政治、制度和空洞的民主、自由的诉求中摆脱出来。因而，公共知识分子应当跳出其特定圈子走向微博领域，面向普通大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接受他们的表达赋权；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干预社会各领域的活动，多方位的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他们的言论和职责可以更具体、更有区域性，可以更设身处地支持边缘性和受压迫群体；在参与民主讨论和辩论中，维护处于具体环境之中的规范观点、价值或原则。当然，也要警惕在国家与市场共谋下，公共知识分子“部落化”之现象，即借口讨论问题的专业化，而放弃或转移问题本身的公共层面剖析及人文关怀。

（二）话话表达策略调整

微博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具备“社会学的想像力”[11]。不仅是社会事务的评议者，也要与优秀的记者一样，充当环境的监视者，拥有触发议题的嗅觉，即能够从纷杂的信息汪洋中，从纷繁的经济社会乱象中，注视到潜在的公共话题，并能够理出头绪。

公共知识分子可以从学科专业知识出发引出话题；也可以从现实问题出发，组织思考和言说，但这并不足够；还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专业的知识说得明明白白。在传统的眼光里，无论是张鸣代表的政治学专家，还是易宪容所代表的金融专家，都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这阻碍了专家与公众的相互接近和知识对话，阻碍了在微博生存中非常重要的人际吸引力的产生。易宪容一年发表600多篇博客文章，意义并不在于文章的专业精尖，而在于他能够直接面对公众顺畅地交流。学会使用妥协性的言语技巧。这是由中国民主政治现实决定的。首先需要拥有并维持住一块言说阵地；而正话反说，绵里藏针，打擦边球，是目前环境下言说者必须使用的言语技巧。韩寒发表的《韩三篇》，虽然不大可能经得住严格的学理推敲，但它却把文化界素来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通俗化的表达，由此引发的争议以及是非对错等问题，相对于表达本身，甚至都成了一个次要问题。也就是说，《韩三篇》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韩寒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把改革、民主、自由等重大问题推进到了更广阔的公共话题空间中。

借用台湾时评人张铁志的话说，“知识分子从公共领域撤退出来，是件危险的事情”[12]。也许，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等新媒介上的表现并不成熟，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个体的不当作为，群体的不成熟，均不应当成为消解知识分子群体的公共性、批判精神和道义责任感的借口。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急需公共知识分子的警示和指引。在唾沫横飞的微博世界里，公共知识分子就像是中国言论发展道路上的冉冉新星。他们以自己专业、理性的话语，扩大了人们的知识面，提高了提高公民素质和人们对信息的辨识度，指导了一些公共事件的解决。他们的微博话语虽然零碎，话语价值也达不到振聋发聩的程度，但在潜移默化当中，建立了公共话语讨论的空间，引领与推动着公民的理性交往，使得构建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有了可能。“历史经验表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不在于话语权的大小，也不在于声音分贝的高低，而在于批判精神[8]”，与体制的妥协、融洽，并非真正知识分子的应当作为。几十年后回头来看，我们钦佩和赞誉当代知识分子在微博领域作为的方面，不是他们知识的渊博、专业的娴熟，而一定是此时他们表现出的良知与道义担当。

参考文献：

[1]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J].南方人物周刊,2004(7).

[2]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A].知识分子论丛[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3]李名亮.现实与隐忧:微博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力[J].今传媒,2012(5).

[4]蔡翔,许纪霖等.学统与政统[J].读书,1994(5).

[5](意)葛兰西.曹雷雨译.狱中笔记[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

[6]田磊.微博:新技术的美妙与危险[J].南风窗,2010(26).

[7](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李卉译.公共领域与批判性知识分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2).

[8]汪凯.要公共知識分子,还是要公共领域[J].中国传媒报告,2007(4).

[9]徐友渔.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J].当代中国研究,2004(4).

[10](法)福柯.严锋译.权力的眼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1](美)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三联书店,2005.

教育变革中的教师专业身份及其建构 第10篇

据此,本文尝试揭示教育变革与教师专业身份的内在关联,审视教师专业身份的内涵和教育变革中教师专业身份建构的复杂性,以求得理论与实践的启迪。

一、教师专业身份:教育变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中,教育成为各国培养人才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社会对人才素质、对教育变革所提出的要求最终能否实现,教育改进能否产生积极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及其实践。[2]教师由此被视为变革的力量。

教育变革改变了教师专业生活的相对稳定性,要求教师承担新的角色,通过不断的发展以跟上社会变化和知识更新。教师专业发展成为教育体制重构的核心要素,被视为改革措施有效实施的关键路径。教育变革中的教师专业发展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即与改革密切联系,成为“关注改革的专业发展”。[3]

不过,受工具理性的影响,当前的教师专业发展仍受国家和市场这两股力量所主导,采用自上而下的形式,注重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在这种指令型的制度框架和权威性的专业话语中,教师成为教育改革的对象和工具,只是被期望忠实地执行预设的角色。因此,教师的专业自主受到限制,教师个人的实践知识、教育观念和对变革的主观认识被忽视。可以说,在这种专业发展范式下,教师是权力和技术控制的受害者、被异化的执行者。[4]这种忽视教师视角的变革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危险,即教师的关键作用可能与教育变革的本意背道而驰。

更重要的是,理解教师发展不仅指理解教师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包括理解教师是什么样的人及其工作环境。[5]作为教学专业的核心,教师专业身份是教师生活和工作的组织原则,它为教师怎样行动、怎样理解自己的工作和在社会中的位置提供了参照框架。[6]教师对自己身份的理解关涉到其教学效能、专业发展及应对教育变革的态度和能力。因此,教师专业身份及其建构也应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旨趣。此外,教学具有很强的情境和个人属性。教师也不是完全受外来的规约所束缚,教师认为自己是谁、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有自己的思考,[7]这些甚至可能与政策规定和理论研究者的主张相背离。而且,教育变革影响了教师的理想信念和专业实践,要求教师专业身份进行相应的转变乃至重构。我是谁、我将变成谁、我想变成谁等问题也就走入了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视野。

二、教师专业身份:内涵与特征

当前,“身份”已成为众多研究领域探讨的热点。身份也被视为教育研究中有效的分析、解释工具,[8]是理解学校教育实践和分析教育政策实施的重要中介。通过解读教师身份,既能关注个体教师,也能认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结构。

“身份”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词汇,具有很强的文化属性,是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因此,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对身份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一般而言,身份是人们对“某人是谁”的理解,是人所赋予自己的以及被别人所赋予的各种意义。[9]换言之,身份将自我置于社会系统中,给自我理解以结构和内容。[10]它既包括个体对“我是谁”的理解,强调个人的独特性及自我反思的过程,也包括他人对“我是谁”的认识,关注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

在身份的形成上,存在着两种相对的观点: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前者认为身份可以是单一的、确定的,而后者则认为身份既不是人类固有的特征,也不完全是社会赋予的东西,而是个体利用可获得的文化资源努力去建构的。身份的形成过程是个人试图理解自己同时也被他人或环境所理解的一种持续的建构过程。因此,身份在根本上属于一种“关系型”现象。[11]

在教育领域,身份也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经常遇到并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教师专业身份已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12]但受不同的认识论和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对教师专业身份的内涵见仁见智。如蒂克尔(Tickle,2000)认为,教师专业身份指他人对教师的理解和期待、教师本人基于其实践经历和个人背景认为在专业工作和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13]萨克斯(Sachs,2001)则认为,教师专业身份常被用来指一系列由外部人士或教学同行所赋予教学专业的特征,使得教师能够与其他群体相区分。[14]

借鉴相关研究,本文将教师专业身份理解为是在课堂实践或学校社群的语境中,教师自己及社会他人对“教师是谁”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和回答。教师对诸如在“我”的教学故事中“我是谁”、在学校中“我是谁”、在学生的故事中“我是谁”等问题[15]的回答构成了教师专业身份的个人向度。社会他人对“教师是谁”的回答更多包含了社会文化、制度等对教师的期待和规定,构成了教师专业身份的社会向度。前者体现了教师个人及教师群体的自主性,是教师专业身份的内在品性。后者多见于教育政策、制度、文化传统所赋予教师的角色,关涉到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

“身份”较易与“角色”概念混淆,但二者实际分属不同的范畴。身份组织意义,而角色组织功能。[16]角色可以被赋予、被指派,身份则需个体的涉入。“教师角色”与“教师专业身份”这两个概念不仅体现了研究视角的不同,更表达了对教师不同的价值预设。教师角色受工具理性所主导,体现了社会、文化、制度等外在结构对个体的限制;而教师专业身份则蕴含了更多的价值理性,既看到了结构对教师个体的制约,又彰显了教师在教育及专业发展中的能动性。

三、教育变革中教师专业身份的建构

教育变革使教师专业身份的重建变得迫切,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哲学基础和社会条件。不过,在教师专业身份建构的过程与路径方面,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的话语系统。一些学者认为,教师的自我概念或形象、自我反思等个人因素决定了教师专业身份的形成与发展。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教师在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是完全被动的,“教师就像一团被环境所塑造的粘土,他们的身份通过其日常生活烙刻在其身上”。[17]这两种观点尽管各自看到了教师专业身份建构中的不同侧面,却将其极端化,割裂彼此。

实际上,教师专业身份是由个体和教育内外的社会、结构关系共同塑造的。综观相关研究,宏观的制度背景、学科和个人被视为其中的重要因素。本文即从这三个层面来简要审视教育变革中教师专业身份的建构。

(一)制度层面

教学尽管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但却是一项制度性工作。[18]因此,教师必须根据既有的制度、文化来理解和界定自己。教师专业身份的建构总是基于由规范、传统和制度规则等所构成的理解系统,承载着沉重的社会现实。

教育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很多国家,教育及教育改革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改革的路向无不反映国家发展的路向,教育改革的时间表又会反映执行国策的迫切性。[19]政策中关于教育、教学和教师的公共叙事影响到教师对自己专业身份的理解,甚至直接规定和控制着教师的专业身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放权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政府在赋予教师更多权力和责任的同时,也通过各种表现性问责来加强对教育的控制。各种高风险评价方式不仅影响到学生的学习,也规限了教师的思维模式、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在这种强大的制度压力面前,教师最终会在专业身份方面做出妥协。管理主义和表现性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教育改革策略。管理主义的话语已塑造出一种企业化身份,该专业身份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竞争性、外部规制性特征。[20]

在这种表现性和管理性的制度氛围中,教师的自主权受到限制,自我反思的空间受到压缩。教师也明显感到去专业化。而且,当教师专业身份在教育变革要求的压力下与旧的模式相脱离时,教师可能会经历一种非常严重的身份危机。此种情境中,教师可以盲目接受社会的“角色脚本”,从而被制度所接受,并获得心理安全。教师也可拒绝社会的规约与控制,以维持其本真的专业身份,但却丧失了大量的心理资本。

(二)学科层面

知识是社会角色的先决条件,[21]教师专业身份的建构有其自身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机制。

很多研究都表明,学科知识以及围绕学科知识的教学工作是教师专业身份建构的重要基础,教师个人也很容易将所在学科的同事视为参照群体,称自己为某个科目的教师是教师专业身份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很多教师首先是从其所教的学科中发展起专业身份,并且将学科身份视为其首要的身份。反之,当他们不教这门学科时,他们就会把自己视为“局外人”。学科发生变化,例如当课程融合时,就会给教师专业身份带来不确定性。同时,教师常常赋予不同的学科以不同的地位,不同学科地位的教师也表现出殊异的身份建构特征。

上述现象很大程度上源自不同学科的文化。学科亚文化即学科共享的知识、价值观和实践准则。它不仅影响着教师教什么、怎么教、所使用的语言和做决定的方式,而且也决定着教师对政策指令和改革动议的反映方式。通过沉浸在学科亚文化中,某一科目的教师接受了特定的专业身份。[22]不同的学科犹如独立的封闭世界,持有不同的信念、规范和实践,从而塑造了各具特色的教师专业身份。历时地看,不同学科的教师在以学科为基础的职前教育中,受到不同学科习性的影响,经历了不同的专业社会化,从而很容易发展起对学科的忠诚。

当前,课程整合成为西方主要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的课程改革也力图改变学科本位、科目过多的状况。但教师普遍持有的是一种学科中心的专业身份,故课程整合与学科中心的教师专业身份之间的矛盾亟待解决。

(三)个人层面

专业身份本身就暗含着个人和情境。尽管教师要在制度框架内活动,并受学科的规限,但教师有自己的生命体验、专业哲学和价值追求,是其身份建构的积极参与者。

能动性指人们超越或塑造其所在环境的能力。教师的能动性则意味着教师在结构框架内积极、有目的地引导其工作的能力。在教育问责强化的时代,尽管教师的能动性可能很脆弱、很有限,但确实存在着。因此,教师对变革和政策的反应也不是机械的、统一的。对个体教师而言,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界定与实践及他人的关系是一件非常艰苦乃至痛苦的事情。改革之初,教师可能会为了自我保护而拒绝转变,但也会通过各种调试策略,建构起对变革和政策的独特理解,重新给自己定位,并据之行动。而且,尽管新的法令确立了新的专业规范、期待,但当教师更能确定其作为教师是谁时,外部的调节系统并不能改变教师对专业身份的根本认识。[23]此外,面对教育变革,处于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教师有不同的专业期望,在教师专业身份建构中会面对不同的难题。

四、小结

教育变革既挑战了教师已有的专业身份,也转变了自己和他人的期待。教育变革的过程也是教师专业身份重建的过程。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有其自身的逻辑,教师专业身份的建构有其独特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