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学因素范文（精选10篇）
形态学因素 第1篇
关键词：土壤,重金属元素,形态分析方法,形态分布,影响因素
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会直接致使植物体受到危害，进而威胁到了人与动物的身体健康、甚至威胁到了二者的生命安全。因此，为了实现对这一环境污染问题的深度分析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抵抗与规避措施，则就需要借助重金属元素形态分析方法，针对重金属形态分布对重金属污染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以在明确重金属活性分级以及存在状态、毒性等，制定风险预测机制。
1 土样采集与分析处理方法概述
本文以东北某市为土样采集地，以GPS进行定位后来明确该地区土地资源利用的现状，并结合相应企业分布特点来定位样本的选取，总数为130个，在此基础上针对每样点进行梅花状采用，以表层土壤共五个点来制作出相应的混合样品。在获取样本的基础上，需要对土壤样本进行处理与分析，一般先要去除杂物后进行自然风干处理，相应土壤质地为中性土壤；同时土壤理化性质的分析主要是通过电位法、外加热法、快速滴定法以及激光粒度仪法进行分析；而重金属总量的测定主要是采用了发射光谱法、三酸消化以及石墨炉原子吸收法；在相关数据处理上，采用的方法为统计分析以及回归分析法，在计算时采用Spss13.0法，在曲线制图上采用origin7.5来进行绘制。
2 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形态分析
在进行这一分析工作的过程中，常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化学剂提取法，通过单独提取法以及顺序提取法来进行提取，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简单方便的分析操作过程来直观的明确土壤污染程度以及所产生的危害性。单一提取法下主要应用到的提取剂为：酸试剂、络合剂、盐溶液以及复合提取剂M3;SEPs提取法下，其提取过程相对复杂其所需花费的时间长，但是，能够实现对重金属化学分配的有效研究，因此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一般是以不同化学性质的试剂来实现提取，过程一般是3到8个，同时要满足相应的提取条件。具体而言，以交换态提取剂进行提取的过程中，基于相应反应原理下，要求要在中性条件下来进行提取，同时要明确相应提取液的选择与应用所应注意的重点事项；碳酸盐结合态提取剂的应用上，相应结晶粒度与样本大小以及碳酸盐的性质都会对相应的溶解度产生影响，因此，在操作的过程中，相应的pH值定位为5，在提取剂的选择上相对较为复杂，要结合实际提取需求以及相应提取液使用注意事项来进行选择与操作；此外，在铁锰氧化物结合态与有机物结合态提取剂的使用上，同时需要基于相应的原理来明确相应提取剂的选择与具体应用。
3 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形态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1）金属总量与土壤质地的影响。在重金属总量上对重金属分布的影响上，通过研究表明，正常情况下土壤重金属形态分布特征表现为交换态占据的比例很低，而相应残渣态占据的比例则相反，而在受到污染的土壤中，因外缘重金属的活性形态转变致使相应残渣态重金属含量偏低；同时，基于土壤本身所处环境的同时，相应形态所占据的比例也会随之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实践研究的过程中，如果土壤并未受到污染，则相应有机结合态铜所占据的比例为30%，而残渣态铜的比例则占据了70%到85%之间，而当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时，残渣铜所占据的比例会随之下降，仅占50%左右。当以不同外源形式侵入土壤中后，对重金属元素的化学形态分布也会产生影响，不同重金属对植物所造成的影响则不同。在土壤质地上，主要是通过黏粒含量来产生这一影响作用的，相应黏粒中重金属含量的高低与残留态含量成正比，与交换态成反比。（2）重金属元素形态的分布还受到土壤pH值、CEC、有机质、土壤微生物、作物栽培以及相应根系所处生长环境的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土壤重金属元素形态含量与重金属总量间呈现出正比关系，并受到重金属总量、土壤pH值、有机质、黏粒等因素的影响，而对土壤重金属元素形态分布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则是重金属总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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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因素 第2篇
浙江省高职院校学生的身体形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文献研究与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在浙江省高职院校1905名学生进行体质健康监测工作的.基础上,从身体形态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高职学生在身体形态发育方面要好于本科院校学生,但男生能量过剩较严重,而女生营养(或称体脂)指标方面却差于本科院校女生.经聚类分析,高职学生身体形态可以归类为:身高,(体重+胸围)/身高,腹部皮褶和WBH(三围比)等4个典型指标.同时经分析,笔者认为决定浙江省高职学生身体形态的因素中行为与饮食习惯较之运动锻炼影响更大.
作 者：徐仁 作者单位：台州广播电视大学,318000刊 名：现代经济信息英文刊名：MODERN ECONOMIC INFORMATION年，卷(期)：“”(12)分类号：关键词：高职院校 身体形态 影响因素
石河子城市空间形态与影响因素分析 第3篇
关键字：城市空间形态；城市化；形状指数
由于石河子地处我国的西北内陆，气候干旱，自然环境恶略，使得其城市的内部结构缺乏整体性。而城市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与城市的空间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石河子城市的空间形态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进石河子的城市发展方向，使其向着经济最大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石河子城市化的深一步发展，提高石河子的综合实力，保证石河子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对城市未来发展提供有效的依据。
1、研究区域概况
石河子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84°58′-86°24′E，43°26′-45°20′N，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准噶尔盆地南缘，南邻天山山脉，北接古尔班通过特沙漠，东以玛纳斯河为界，与玛纳斯县为邻，石河子市位于垦区东南部，地处乌伊公里与玛纳斯河、乌奎高速形成的围合范围内。
2、国内外现状分析
城市形态学自19世纪开始萌芽，相继提出了同心圆模式（ Concentric Ring Model） 、扇形模式、多核心模式（ Multiple-nucle Model） 等[1]。1960 年代以来，西方城市形态先后经历了由紧凑中心区与郊区的二元结构模式向蔓延的大都市转变、由单一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城市地区转变和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城市形态研究也从内部转向外部，从单个城市转向城市群体，先后出现了连绵城市、大都市带、城乡融合区、大都会区、多中心的城市区域、网络城市等结构模式概念，反映出城市的群体化、区域的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大城市之间外部形态相互融合为城市外部形态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2-4]。
1990 年代以来，国内对城市形态的研究广泛开展，研究内容涉及城市空间形态的构成要素和整体模式研究[5]，城市内部空间模式研究[6]，城市社会空间形态[7]，以及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历程、机制与驱动力研究等[8-9]，并逐步向区域化、群体化研究发展，开始关注都市区（圈）及城市群（带）。研究方法经历了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从数理统计到 GIS、从静态表述到动态模拟的演进，大量采用了分形[10]、形状指数[11]、近邻传播聚类算法[12]、紧凑度指数[13]、景观指数[14]、元胞自动机[15]等。目前，我国不少学者利用GIS技术相继开展了一些城市的形态演变过程与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16-18]，并对城市形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
关于城市平面轮廓形状的演化是城市空间形态研究的问题之一，城市形状的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在我国城市研究中较少进行城市形状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方面的研究[19]。在研究方法上，常常采用定性描述方法来表达城市形状，如方形城市、圆形城市或长条形城市等描述性语言，城市形状对比研究也较多采用视觉区分的方法。目前，在地学领域中用于定量测度形状的方法主要有两类，有基于平均意义上的粗糙测度方法，如形状率、圆形率、紧凑度、椭圆率指数和延伸率等[20]，也有基于图形周界测度的较精确方法，如Bunge在1962年提出的基于间隔选取图形周界上顶点或节点的方法，Boyce &Clark在1964年提出的半径形状指数[21]，利用傅里叶变换方法计算图形的形状指数[22]，Medda等的基于形状要素功能（shape membership function）的形状指数方法[23]等，这些方法各有特点，但据我们的计算分析，Boyce-Clark形状指数方法更能反映形状的一般特征。同样，Lo在1980年曾利用Boyce-Clark形状指数计算了我国29个城市在1934年和1974年的形状指数，并分析了这个时间段的形状变化[24]，程连生等也采用Boyce-Clark形状指数计算了北京市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末的城市边缘轨迹的形状指数[25]。
3、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3.1 图形与数据采集
收集石河子城市的卫星图像，运用GIS和RS软件，得出石河子城市主要建成区的范围。
3.2 研究方法
3.2.1 绘制城市主建成区轮廓形状
选定特定年份作为试验对象，城市矢量图层来源于谷歌地图截图，以此为底图运用ArcGIS进行配准，经过一定的图形编辑，得出了城市主要建成区的空间范围。
3.2.2 Boyce-Clark形状指数（SBC）[24]
Boyce-Clark形状指数也被称为放射状指数，是将标准圆形与研究形状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一个相对指数，它是一个基于半径的测度，故又称半径形状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ri某个图形的优势点到图形周界的半径长度，n为具有相等角度差的辐射半径的数量，可以取不同的数，数越大，形状指数值精度越高，不同形状的图形有不同的形状指数，圆形的形状指数最小，形状指数越大，表明相同面积情况下有更大的边界长度。
4、石河子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过程
4.1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1950年7月确定兵团在石河子建新城，草绘了《拟建新城及公路位置图》为新城选址定点。1951年最早版《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石河子城市计划》确定用地规模14平方公里，人口4～5万，为石河子市结构奠定了初步框架。1958年，《石河子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正式出台，预测城市远期人口40万人[26]，用地56平方公里，并确定了道路骨架、功能分区、两条防护林带、火车站位置和基础设施总体布局。城市发展为“双核四轴”的城市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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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82版《石河子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人口至2000年达到20万人，用地25.11平方公里。总体布局为一块四点，即中间一块为主城区，东部为工业区，南部为铁路及仓储用地，西部为工业区和兵团汽车运输二团，北部为化工厂、酒厂、污水处理厂。该规划功能分区明晰，提出了东工业区发展框架，并在铁路骨架上延续了早期规划的方格网状模式。
4.3 21世纪初至现在
98版《石河子市城市总体规划》于2004年正式批准实施。规划南起乌奎高速公路以南500米以及材料厂，东临玛纳斯河西岸，西接一五二团七连，北至石河子总厂八一路口、山丹湖村，规划区总面积150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设总用地48.29平方公里，规划城市人口40万人（2015年）。远景城市人口为55万人，建设总用地66平方公里。城市发展为“团状密实”的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现建成区为“团状”结构和“密实”的用地布局，历年拓展模式呈现连续、稳定、理性的扩张特征。
表1 1960年、1990年、2010年石河子的形状指数
Table1 Shape indices of Shihezi at 1960，1990，201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 18.470 33.482 25.350 22.659 17.476
*注：数据来自文献（Lo 1980）（采用的半径数量为20个），“—”表示无数据
图1 石河子城市形状指数的变化
Flg.1 Chenges of urben shape indices of Shihezi from 1960 to 2010
5、石河子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因素分析
5.1 地形地貌
石河子垦区南北长约180公里，东西宽约99公里，面积7681平方公里，地势平坦，平均海拔高度450.8米。自东南向西北倾斜，地处天山北麓中段，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缘。石河子垦区地形由南向北依次为天山山区、山前丘陵区、山前倾斜平原、洪水冲积平原、风成沙漠区。主要河流有玛纳斯河、宁家河、大南沟、巴音沟河等。
5.2 区位优势
从区位地理位置来看，石河子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城市群之中，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北坡经济带中的重要城市。这一地带是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西部大开发中新疆的重点开发地区。实力较强的区域条件，为石河子加强与周边城镇的经济联系、开拓市场、扩宽发张渠道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新疆的城市体系属于典型的首位型规模等级結构，乌鲁木齐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十分突出，石河子市位于乌鲁木齐2小时交通圈内，便于接受乌鲁木齐市的经济辐射和信息、技术扩散。
5.3 经济发展
石河子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棉纺、化工、造纸为龙头的工业，到现在已出具规模，为今后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外部资金的引入，工业在整体效益水平和增长率方面已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在未来的发展中注重产业链的深度拓展，将对全市的产业发展增加持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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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主义建筑形态中的情感因素 第4篇
有机主义建筑起源于后工业时代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哲学观念的巨大转变, 人们试图从工业化时代早期注重功能与技术的设计观念中找到一条符合于自然生态, 并表达这种自然生态情感的设计方法。有机主义建筑自出现以来就是一种受自然界所启发的建筑设计观, 它的手法丰富, 富于变化, 创新而且大胆, 从自然出发与自然相结合, 并多半带有未来风格的造型理念为现代建筑形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有机建筑的形态由于其形态不确定性, 通常意味着变化的曲线和曲面, 非对称的建筑形式。以自然材料为主的材料选用, 个人化和人性化的色彩。所有的这些元素都指明了有机主义建筑设计中包含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也就是现代主义早期建筑所较少关注的, 对人情感的照顾。从这个层次上来说, 有机主义建筑不光包括建筑的形式与功能, 还涵盖了大量的人文精神的因素在其中。有机建筑设计大师弗兰克赖特曾专门提出有机建筑的统一性和本质性, 提出“有机的, 指的是统一体”, 可以这样理解, 有机主义建筑, 并不是单单指的是形态的有机, 而是一种包含了情感的形态统一体, 这种形态是建立在人对自然世界的观察之上的, 同时经过了提炼的形态, 这个过程中, 加入人的情感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建筑的建造是为人服务, 关注于人本身的情感, 就能引起人与建筑之间的共鸣。
二、情感化的有机主义建筑形态
有机主义建筑的形态, 我们通常认为取自于自然界的万物。为了追求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 而将建筑的形态与自然界的环境有机无缝的融合在一起。弗兰克赖特的流水别墅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 流水别墅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有机主义建筑, 赖特自己将其描述为“石崖的延伸”, 用现代主义的构型, 自然的材质表达 (比如室内的壁炉采用的是山岩的材料) , 用现代建筑的语言来重新对自然环境进行抽象的表达。在这其中几个重要的元素, 石崖, 溪流, 犹如从山岩中水平延伸出的建筑主体, 创造了一种自然空灵的视觉效果, 同时水流声和室内的岩壁又让人在现代建筑的空间环境中体会到了自然的感受, 又外到内, 再从内到外, 建筑成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媒介, 反复的让人与自然进行交流。人们由于多年的生产力的发展, 与远古时代相比, 人们已经丧失了与大自然完全交流的能力, 也就是说现在的人类是不可能完全的去自然界当中长期的生活, 流水别墅的形式虽然受当时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影响, 并没有建自然界中的曲线和曲面, 但是它用水平延伸的“石崖”强调了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 调动了人内心当中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性。
从人文精神和未来主义的角度来说, 汉斯·夏龙的爱乐音乐厅的外形与室内设计达到了空前的成就。爱乐音乐厅是战后德国最重要的公共建筑之一, 其场所为柏林爱乐乐团的排练和演出的场所, 而柏林爱乐乐团是柏林市民的一座精神堡垒, 其建筑也必须是一座纪念碑式的。作为一个创造艺术的自由之地, 爱乐音乐厅蕴含了多重隐喻性, 在汉斯·夏龙眼中, 爱乐音乐厅的外轮廓和形状来源于他的家乡——不莱梅的海港外的浮动冰山。在旁观者的眼中, 爱乐音乐厅金碧辉煌的外立面又像一件巨大的乐器。汉斯夏龙用不规则的点、角、与弧线创造出了丰富的建筑外形, 内部设计打破了自巴洛克时期就开始沿用的舞台位置和观众观赏形式, 而是一切都以音乐为中心, 舞台坐落于大厅中央的最底部, 听众席化整为零, 分为一小块一小块的“哇田”似的小区, 它们用矮墙分开, 高低错落, 方向不一, 但都朝向位于大厅中间的演奏区。
这样的合围形式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听音气氛, 好比远古时期人们围着火堆, 看着火堆周围的人们在载歌载舞, 汉斯·夏龙将其称为“为了给音乐厅以某种亲密感”, 他认为“只有这种亲密感, 才可能使每个人在参加音乐会时直接起着共同的创造作用。”这样处理所形成的演奏厅, 与我们历来所见的完全不同, 台阶式的观众席正如有人所说是从莱茵河畔的葡萄园受到的启示, 我们看到的独特的构成, 其各部分不仅在视觉方面, 而且也是考虑了音响才决定的。乐队和指挥被听众团团围住的音乐厅, 在举行音乐会时才更有生气, 因为乐队和观众有了交流与共鸣, 最后一排的观众也能看得清演奏员的每一个动作, 同时指挥家的表情也能为观众所洞察。
在柏林爱乐音乐厅这一引人注目的独特的空间中, 空间形态的设计还充分考虑了演出时光线的影响, 观众席各种角度错落排列的观众区域能够反射出顶部的光线, 这些光线错落的排列形成一组组引人入胜的光影效果, 以前观众席可怕的黑暗消失了。同时各个分区的观众在欣赏音乐时能不受其他观众的打扰, 缩短的距离能让每一个观众和乐队都有近距离的接触。
爱乐音乐厅的设计始终都围绕着一个统一体来进行, 即包含了建筑本身和爱乐者情感的统一体。夏龙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人类的活动需要有一个场所, 这个场所的意义和性质必须是相关联的, 他用上文提到的音乐, 也就是爱乐者和乐团的情感为核心对建筑进行构思, 这个中心既表达了功能, 同时更是将人类对于音乐的一种原始的情感寄托于中。我们不但能将其看作是一个形式和功能的有机体, 更可以看作是一个物质与非物质的有机结合体。
三、有机主义建筑形态的情感化演变
人们不断的审美情趣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早期的有机主义建筑, 比如赖特的流水住宅我们可以看到, 秉承的是对自然的一种融合意识, 就地取材, 因建造地而选择建筑的形态和结构, 但是从形态上来说依旧跟随着的是现代主义的路子, 依旧是几何形式的, 而非不规则的点线面关系。我们从阿尔瓦阿尔托的作品中也能看出一些例子, 比如将曲木应用于内部装饰, 用创新的工艺来表现新的感受。二战后, 整个世界百废待兴, 人们需求一种多变而更富有情感的设计风格, 现代主义, 居住机器满足了二战之后大规模重建的需求, 同时人们也在寻求新的更富有人情味的设计。相比于赖特的东方思想, 尤其是他心中深厚的日本情结, 汉斯·夏龙在设计柏林爱乐音乐厅时的意向来源于普通的生活, 将自己儿时的回忆的闪回与音乐的符号性结合在一起。爱乐音乐厅初建时周围并没有多少建筑物, 远不是现在的繁华,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座犹如一件铜管乐器的爱乐厅处在其中, 铜质的外立面发出的光线, 形成一座纪念碑式的建筑。在60年代, 这座建筑象征着柏林的精神, 无论是对音乐的热爱, 还是对战后德国的一种希望, 在这种语境下, 它有机的形态就有了解释。
对过去已知事物的闪回是情感化设计的一个主要因素, 鲁道夫安恩海姆提出, 视觉是有思维的, 形态一方面服务于功能, 也服务于人的视觉, 所有的人虽然各不相同, 审美的倾向也不相同, 但总的来说每个人对美的事物都是有追求的, 可以说形态也是有思维性的, 每一种形态既反映了人的审美态度, 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对美的认识倾向。我们说到的闪回便是对后者的一种再认识, 东方情结或者不莱梅港外的浮冰, 都是对已知事物的闪回, 视觉的思维性让我们能够“触景生情“, 便是这个道理。随着时间的变迁, 有机主义的情感寄托逐步的趋向于未来性和前瞻性, 弗兰克盖里所设计的位于西班牙巴斯克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则是其代表性的作品, 被认为是面向21世纪的博物馆。该馆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 位于勒维翁河南岸。博物馆造型由曲面块体组合而成, 内部采用钢结构, 外表用闪闪发光的钛金属饰面, 钛板总面积2.787万平方米。造型的独特是建筑师盖里近几年个人风格的继续;也是古根海姆负责人的愿望, 他们希望这幢建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成为城市的标志。虽然该建筑外观自由奔放, 但是室内功能仍然井井有条、复杂而不杂乱。这座建筑带有极强的未来主义色彩, 可以说是一座将现代主义建筑和未来主义建筑有机结合在一起, 具有跨越意义的里程碑。建筑的各种多边形不规则曲面预示着自由形态的未来, 也预示着人们对未来的普遍理解和期望, 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筑的审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对未来的一种审美倾向的变化。
四、结语
形态学因素 第5篇
关键词：美国；西藏政策；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75-02
一
关于意识形态，一般说来，是关于人和社会本质的相互关联的价值观、思想和信仰体系。它包括一整套关于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以及什么是对社会最合适的制度安排的思想。它也常常包括对改善社会的信仰，包括一个社会的图景以及实现的手段[1]。
对于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是认为对权力与利益的追求是根本的驱动力，意识形态不过是为这种追求辩护的工具。其二是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说是其独特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意识形态对外交决策具有实质性的影响[2]。本文立意从第二种观点出发，探究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
从80年代中后期即里根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对西藏的关注重又升温，西藏成为美国向中国推行人权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或许没有任何一种美国外交政策同意识形态的关联比人权外交更明显、更始终如一。”[3]基于此，本文以里根政府为例分析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及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把涉足中国西藏、支持西藏分裂势力活动视为其在亚洲总体战略中遏制中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协助西藏在印度和尼泊尔的流亡团体袭扰入藏解放军[4]。此外，在外交上美国继任政府强烈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于1559年、1961年和1965年3次通过决议，督促中国撤出西藏，对西藏人权和自由遭到践踏的情况表示关切，“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及其文化与宗教生活”[5]。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将西藏问题搁置一边，停止了对达赖喇嘛的财政支持。1978年美国政府首次明确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81年罗纳德·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奉行新保守主义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扩张形势已非常明显，不能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世界有丝毫妥协，必须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承担起领导民主国家在全世界击退苏联共产主义进攻的责任。其领导班子认为：“福特政府时期战略上的被动和卡特政府时期对人权圣战的过分虔诚，消弱了反共产主义独裁政府的意志，侵蚀了西方盟友的信心，并且鼓动了苏联及其操纵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冒险行动。”[6]在其上台后近一年的时间里，里根政府放弃了最初忽视人权的做法，开始把人权政策纳入反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之中。
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美苏、中苏关系的改善，中国在美国的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两国战略合作的迫切性开始减弱，于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再次显露出来”[7]。美国对西藏的关注重又升温，西藏成为美国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1984年10月9日，共和党议员戈德华特攻击中国西藏人权状况的言论被列入《国会记录》[8]。这是第一次有议员在国会大会上发表此类言论，引起议员们关注。1985年6月24日，91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表示支持北京和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及藏人代表举行直接谈判，推动中国政府考虑达赖喇嘛及其人民公正合理的要求[9]。但此时美国官方立场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主要关注的仍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西藏问题并没有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里根政府后期，美国的西藏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西藏问题成为80年代末期中美人权分歧最严重的三大问题（西藏、计划生育、民主）之一。国会支持西藏的力度加大，并且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中所谓的“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决议案”[10]。12月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该修正案，并和另外200余项修正案一起捆绑在《1988—1989年财政年度国务院对外关系授权法案》之中。12月22日，里根总统签署同意，开启了美国国会干涉西藏事务的先例。
同年9月，达赖喇嘛在国会的邀请下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提出关于西藏地位的5点和平计划。中国政府指责美国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达赖喇嘛的华盛顿之行和国会对于西藏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促进了西藏对于中国政府的反抗。1987年9月27日、10月1日和10月6日，拉萨发生了3次大规模骚乱，这是自1959年西藏发动武装叛乱以来最大的反抗活动。10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敦促白宫“把西藏人民的待遇作为发展与中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要求美国总统今后批准向中国出售和转让军事装备时“必须断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并及时解决西藏人权问题”[11]。随着西藏在美国公众中的关注程度提高，西藏问题已变成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许多中国人认为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理应减少因人权问题而产生的冲突。对此美国著名的中国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说：“由于人权问题是美国人的民族精髓，因此美国人是不会接受这种观点的。”[12]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其人权政策的原因有军事实力、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美国人权政策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是美国例外论[13]。“其核心观点是：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异常优秀的民族；他们首先代表了对个人自主和自由的信奉；他们建立在个人自由理念基础上的社会和国家树立了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榜样。”[14]这使得美国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并孕育了美国人的“救世”情结，他们相信美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是优越的，应该成为全世界效仿的榜样[15]。人权政策就强烈地体现了这一点。美国以自己信奉的“四大自由”为标准，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指摘，想把自己的标准推广到全世界。
自由主义是美国的主导思想之一，在哲学层面上讲，强调个人尊严、平等、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享有某些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社会层面上，从强调个人尊严和基本权利出发主张社会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利益[16]。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所说的个人的基本权利即“真正的人权应该由美国权利法案所列举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所组成”。也就是说“如果国际版的人权不同于美国的版本，那么美国版的就是正宗”[17]。西藏的政治自由是中美在西藏问题上的尖锐分歧之一。美国政府和国会一致断定，西藏没有政治自由，中国是西藏的“外来压迫者”，把自己的法律强加给西藏。1987年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时，美国国会的立法议案活动非常活跃。他们断定中国政府侵犯言论和集会自由。这就是美国人的版本。他们做出判断的标准是美国的法律和认识方法，从没有真正考察过那些在骚乱中被捕的人是否是因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而是单纯地以侵犯言论和集会自由为由对中国政府大力攻击。
美国是一个宗教情结很浓的国家，他们的祖辈就是为逃避欧洲大陆的宗教迫害追求政治自由而来，所以对宗教信仰格外关注。美国宣称西藏地区的寺庙和宗教文化被破坏、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等。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散布得最广的言论恐怕就是指责中国破坏西藏文化。美国的人权卫士很少有人真正实地考察过西藏，他们依据的大部分是西藏分裂势力提供的材料。这种“‘西藏情结与他们被独特的藏族风情、语言、文化所深深吸引有关”[18]，但缺乏的是客观公正的历史眼光和态度。
美国的政策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博弈贯穿其中。“人权外交与意识形态联结的环节之一就是理想主义传统。人权外交政策表明，美国不仅要在国内保护和扩大美国人所尊崇的人权，而且要在全世界追求人权，把美国人的自由、权利价值和民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这就显示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19]“现实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军事力量和其他强制性权力均衡或优势，来推进利己主义的国家利益。”[20]两者很多时候会有冲突。虽然国会强烈批评中国在西藏地区侵犯人权，但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白宫不希望西藏问题影响更广泛的中美关系，因为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中仍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力图使战略利益与人权平衡起来。但是国会与政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合作”，把西藏问题作为美国打击中国的一张牌。
意识形态深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它提供了人们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对外交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所以，美国不会轻易转变其对华的人权外交政策。对西藏地区的政策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是由两国历史文化、国家利益、经济水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相互差异引起的。为此双方必须加强对话，扩大合作的领域，“找出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共同基础的领域，共同努力促进各自国家的人权”[21]，“制定一些指导原则来处理人权问题上不可避免的分歧”[22]，以打破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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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王芳.美国国会与西藏问题（1980-2003）：一种历史的考察[J].国际观察，2004，（2）.21，155.
形态学因素 第6篇
1.1 多元思想文化交锋,解构主流意识形态
高校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汇聚地,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某些错误思潮热衷于用西方话语体系解释中国现实,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学生世界观尚处于形成和发展期,对各种思想缺乏理性认识,易出现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精神支持倾斜等,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认识偏差。
1.2 网络新媒体缺乏正确的舆论导向
自媒体时代,网络生态乱象,各类信息良莠不齐,极端主义、享乐主义渗透到网络文化之中。而新媒体对社会不平,两极分化等社会现象夸张化宣传报道,这些“噪音”,“杂音”容易让高校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意识产生危机,激发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逆反的心理,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1.3 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和模式亟待创新
目前,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主要是通过开设思政理论课,系统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方法以课堂教学的形式传授给学生,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课程教学内容中强调对社会的需要,缺乏情境代入和人文关怀,教育方式创新少,难以吸引个性独立的学生,存在着教育者强烈期待与接收主体淡薄期许错位的情况。
2. 建设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路径选择
面对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问题,高校要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审视这些挑战,要运用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
2.1 强化队伍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1 加强师德建设,形成全方位工作合力
高校要积极调动宣传、思政教育、学生工作、共青团等多条战线力量,合力打造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管理、服务等环节,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育人共同体,整合有效资源,提升统领意识形态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2.1.2 创新教学方式,提升教育效果
思政教师队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品牌代言人,要创新教学方式,构建思想性强、针对性好的教辅体系,注重协同全面推进教学体系向学生认知体系、信仰体系的转化,增强大学生对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认同.道路的认同和性感认同。
2.2 发挥媒体舆论导向功能,提升媒体掌控能力
打造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提升学生媒体素养高校与时俱进建立引导互动式的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工作平台,加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优秀成果数字化进程,设计具有时代特征、贴近生活的网页,吸引学生广泛参与学习讨论,引导学生正确分析媒介信息,增强负面信息的免疫力,形成合理的网络意见表达方式,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引导,唱响主旋律,努力抢占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制高点。
加强网络文化的监管,构建网络制度的硬约束互联网是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最大变量,治理舆论任性,强化网络管控势在必行。首先面对错误理论,高校要敢于亮剑,善于发声,引领舆论的正确走向。其次要运用法治理念,建立相关制度,落实高校校园管理责任制,改进校园网络用户实名注册制,传播社会正能量,引导学生增强法治和规则意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2.3 加强高校文化建设,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
弘扬党建文化,强化思想引领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和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活动,使主流意识形态真正入脑、入心。发挥党校凝聚青年培养青年的作用,完善培训机构提升培训质量,坚守政治立场,发挥党建带团建的作用,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树立可信可学的文化形象,筑守校园文化阵地学校通过选树先进典型,用好声音讲好校园好校事,用身边人感染身边人,用身边事激动身边人,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把德育与智育结合起来,把主流的意识形态融入活动当中,发挥高校“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独特功能。
培养学生文化自觉理念,提升意识形态理论认同高校学生要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意识形态教育的全过程,培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能力和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能力,充分借鉴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有益成果,在创新和发展中提升文化自觉理念,提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摘要：新媒体时代,多元社会环境给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认知偏差。高校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前沿阵地,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挥新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加强网络文化的主导性,树立可信可学的文化形象,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强化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培养。
关键词：高校,意识形态,网络文化,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N].人民日报,2014-02-28.
形态学因素 第7篇
Ralph Gakenheimer, Jiawen Yang将城市影响因素分为增长型和调整型, 实际上很难确定那些因素可以单独解释土地和空间需求是如何增长的, 用调整型因素也难以说服如何从空间上满足需求, 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城市外部空间的拓展和内部空间的分异。与国外相比, 中国在同等时间内经受了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政府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赤峰市是东北地区较为典型的城市, 有灿烂的历史, 有民国时期备受关注的过去, 有建国后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辉煌, 也有资源型城市独特的空间形态, 更有“十五”期间城市的超常规发展, 本研究以此为例, 分析城市空间形态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 试图探讨如何针对其不同因素制定相应的措施以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1 影响因素分析
1.1 自然环境——基础作用
自然本底差异具有持久性, 其影响随着人类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平提高, 其作用越来越小, 但一些客观存在的基础大到寒冷地带、边境位置, 小到地形地貌对城市的影响是不可能消除的, 如平原城市与山地城市, 滨水城市与缺水城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导致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是平原城市多为方正规矩的城市路网结构, 山地城市道路网则更为灵活, 借助水岸线, 城市充满灵性, 但一般呈带状分布。自然环境对城市区域空间形态的作用途径主要是影响城市区域的产业分布。
现代城市水系对城市的影响越来越深远, 其对城市形态的演变主要导向力主要源于城市水系的功能。古代, 城市水系能提供稳定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 促进了城市的形成, 临水建城是古代城市选址的重要原则之一。城市临河建成之初, 因为规模小, 还没有成为地域中心, 地形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并不明显, 其布局虽有沿河发展的倾向, 但轴向发展趋势不强。城市紧凑度、集聚度高, 布局相对严谨, 城市呈方形、长方形或大致成圆形等相对规整、方正的团块状形态。
在以水运为主要交通手段的时期, 河流成为城市物质运输的重要通道, 水系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要素, 是城市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和联系的媒介。由于城市交通网络与城市用地开发共生性原理的作用, 码头设施以及手工业、商贸等集中的区域均沿主干水系走向呈带状空间布局。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用地迅速扩张, 地域分化强烈, 城市主体格局形成。城市水系作为城市的发展轴, 决定了城市的整体形态。根据河湖水系形态的不同, 城市的平面结构形态大致有沿单条河流形成的带状形态, 沿“十”字形或多条交叉河流形成的星状形态, 沿网状河流形成团状形态, 在环湖地带形成扇状形态。由于发展速度过快, 城市结构较为松散, 均质程度也较差。
近代城市交通方式发生变化, 铁路、公路逐渐取代航运, 河流作为交通方式的引导作用下降。城市发展受到河流水运的钳制而具有规模的临界值, 当交通方式变革时, 这一临界值就会改变。它决定了城市在沿水系轴向扩张到一定程度后, 在陆路交通方式的影响下, 必然由沿河流向外的“线”性发展转为向心横向扩张, 在接近城市中心的部位向纵深发展, 逐渐长满填实, 形成团状形态。
现代工业化阶段, 城市水系功能进一步加强, 成为城市水源地、动力源、交通通道及污染的净化场所, 从多方面促进了城市形态的稳定、完善。城市形态演变要经历一个由自发向自觉发展的过程。城市发展到较高阶段, 开始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 城市建设受生态理念引导, 趋向“山水化”, 城市水系的生态功能、景观游赏功能日益强化, 推动城市形态的有机优化进程。城市空间趋于内向调整, 单一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由集聚转向分散, 城市空间结构从传统的圈层式走向网络化。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来, 城市形态由“形”的扩张向内涵提高。城市水系的生态环境、景观旅游、历史文化等功能日益强化, 推动着城市形态向带状组团式和网络状组团式发展。组团式的结构形态, 能有效阻止城市的“饼状”发展, 使城市始终与自然接近, 并为城市提供丰富的景观资源, 是未来城市形态发展的主要模式。
1.2 交通条件——指向作用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J.S.Adams从交通的角度出发, 将美国城市形态的发展历史分为四个时期: (1) 步行与马车时代 (1890年以前) ; (2) 电车时代 (1890-1920) ; (3) 汽车时代 (1925-1945) ; (4) 高速公路时代。赤峰市的城市发展在步行时代经历了较长的时间, 铁路修建后对城市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 汽车时代应归结到90年代以后, 而近几年开始进入高速公路时代。车辆快速增长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中心城市的形成、演化和相互竞争过程中, 交通都起着主导作用。为了促进城市环境与自然的协调, 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增强城市的活力, 城市各组团之间、各分区之间结构有序、联系紧密、层次分明尤为重要。交通改变了城市内部的分工与写作, 其引导与反馈作用使得城市形态更趋完善, 尤其是公共交通的网络分布形成的综合体系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纽带和形态健康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城市不同的交通方式与土地使用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高密度的土地使用可以促进公共交通的发展, 城市土地内聚力强, 城市常常呈现紧凑形态;而低密度的土地使用可以促使小汽车的普及。快速路导向的产业空间发展和快速轨道交通导向的人居空间发展的交通运输体系形成对城市空间拓展、区域与枢纽之间的联系、客货运输效率提高的重要支持, 使交通发展从满足需求导向转变为优化都市区空间结构导向。
1.3 经济发展——主导作用
经济发展拉动城市用地的增长特征非常明显。赤峰“因工而兴”, 2005年末, 赤峰市人均GDP7894元, 不到1000美元, 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后期, 将要步入工业化的初级阶段。非农经济和城市化率都得到高速发展, 在强劲的非农经济和快速城市化的带动下, 城镇建设用地高速扩张,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数量呈现正相关关系。“十五”期间是赤峰市历史发展最快速的5年, 城市建设用地扩展超过建国初期到1999年的总和。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加快的时期, 正式经济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的时期。除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导致城市的快速扩张外, 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也使得人们的需求层次普遍提升, 大面积住宅增多, 交通出行增加, 不同职业人群工资差别越来越大。目前资源枯竭, 产业结构衰退, 城市经济增长面临困境。资源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产业结构单一, 缺少健全的、现代化的产业支撑体系;产品结构单一, 资源加工深度不高, 精品、极品少, 全员劳动生产率低下。
1.4 资源赋存
资源赋存是城市发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城市区域空间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基础, 不同的历史时期, 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 导致不同资源开发利用的区位指向有很大的差异。资源型城市建设一般分为矿区建设和城市建设两个时期, 目前东北主要有三种资源型城镇——油城、煤城和林业城。油城由于老油田进入高含水期, 开采措施增油效果变差, 后续接替资源严重不足, 稳产难度逐年增加。由于快速生产期城市人口增加迅速, 产业单一化, 目前工业就业压力沉重, 而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也相当明显。煤城由于煤炭资源濒临枯竭, 就业压力最重, 开采区大面积坍塌, 水源受损, 地表植被破坏, 大气环境受粉煤灰污染, 煤矸石大量堆放占用农田, 破坏绿地, 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林业城由于森林可开采资源数量的急剧下降, 产品结构单一, 缺乏竞争力。森林的过度采伐导致林区生态环境整体恶化。因此资源型城市受自然资源分布的影响空间形态往往呈现分散组合类型。目前赤峰仍沿袭以资源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 因此资源的配置仍决定赤峰近时段的发展轨迹。
1.5 人口迁移
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的变化是人口迁移造成的外在表征之一。人口规模决定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大小, 而城市人口规模则受区域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赤峰市区域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弱质性体现在乡镇企业的数量、规模、增加值是非常有限, 没有吸引和聚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这些劳动力并没有被当地的小城镇所接纳而是流向了东部和西部大城市, 也有一部分人口进入了赤峰市区。
按霍尔 (P.Hall) 城市发展阶段模型, 赤峰市城镇化正处于绝对向心期。城镇体系处于极核发展阶段。区域城镇体系系统作用刚刚开始发挥, 区域内城镇由原来简单、低级的均衡、孤立发展进入较为高级、合理的不平衡、有序发展。城镇体系内较高等级的城市获得优先发展;空间分布以极点走廊式为主;职能结构仍以综合雷同为特色, 但由于等级规模有较大差异, 其综合程度高低不同。此时区域经济在集聚效益与规模效益的作用下, 集中发展中心城市成为区域发展的极核。因此, 随着新的人口出生高峰的到来和城镇户籍政策的宽松, 预计未来赤峰市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赤峰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张是可能的。
1.6 投资驱动
由于城市土地分配方式逐渐由过去的无偿划拨转化为有偿使用, 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速度和规模与城市的投资力度密切相关, 通过分析表明, 赤峰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略滞后于投资的增长。一个有实力的经济城市才会吸引大量的投资, 这种投资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目前赤峰市投资的中心在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商业, 因此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往往占用城市周边的农业生产用地, 而农地作为农村生产要素为土地使用者创造收益, 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非农就业机会有限的条件下, 为农民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创造条件。2003年以来国家实施土地紧缩政策, 抑制政府投资冲动, 遏制农地非农化速度,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切断政府的土地财政, 提出城市反哺农村, 政策的核心是充分尊重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村的土地发展权,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农民的地保住了, 在“投资者是上帝”的前提下城市周边大量的集体、国有林地被占用, 目前工业区及物流园区的建设均是大面积砍伐林地后实施“七通一平”。
1.7 土地供应
土地使用权是影响土地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前, 都是由政府对企事业单位无偿提供土地。改革开放后, 多年被计划经济抑制的巨大需求在短期内释放, 1990年代以后许多以土地供给导向为战略的沿海城市在城市建设方面得到快速的空间拓展, “筑巢引凤”似乎很成功, 于是, 赤峰等东北地区城市也得到这样的借鉴, 只是时间晚了整整十五年。“筑巢引凤”战略有其局限性——一旦供给约束制约消失, 凤凰有许多地方可以选择。目前发达地区的环境准入制度陆续出台, 于是, 污染企业纷纷把目光投向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不仅仅因为门槛低, 而是低廉的甚至是免费的提供开发商土地, 以此降低生产成本。但造成土地的流失的损失是巨大的。
城市中心政府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施搬迁计划, 如将工业搬迁到郊区, 中心城区的土地转化为高价值的商业和办公建筑用地。
因此土地供应应严格控制开发的外在性, 确保土地市场的确定性, 维护土地开发的公平性, 实现土地市场的稳定性。深圳的“土地使用年租模式”到是很好的借鉴。
1.8 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和管理模式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各级政府行政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加重, 生产要素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市场化流动仍面临不少人为障碍, 影响区域空间结构的合理演化, 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 经营城市政策
经营城市是1990年以后地方政府运用市场手段经营空间资源, 以增强地方财力, 投资城市建设的手段。由于城郊土地二元结构转换所带来的“地租剩余”, 土地租金成为政府预算外资金的主体。在此利益驱动下, 城镇建设用地不断突破规划控制指标客观上成为地方政府空间经营的外在表现, 而产业集中区、试验区、开发区等等非法定园区成为空间表现形式。
(2) 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的调整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拓展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扩大辖区范围, 为城镇建设用地空间的扩展提供资源条件, 平庄南部喀喇沁旗部分乡镇的调整使区域环境一体化, 促进了平庄城区的集约化发展, 节约了制度成本, 拓展了城市建设空间是一例证。这一调整也导致人口与用地规模统计范围的变化, 从而对城市建设用地总量规模和人均水平产生影响, 导致统计数字的非常规变化。
(3) 住宅商品化
房改之前, 工作单位为职工建造免费的住宅, 房改以后, 住房价格、住宅实用性等决定了住宅分布空间, 造成越来越多的工作与居住分离, 郊区住宅的开发扩展了城市边界。
(4) 管理制度
运行于特定机制中的法律受到文化道德、宗教的现实影响, 正如林喆先生所言:“机制的形成过程是一种文化的生成过程, 在反腐败意识尚未在社会中引起共识并成为公众共同的自觉意识继而转化为社会的自律结构时, 法律的支援只能是制度上的, 对观念形态无能为力。
东西方同样崇尚“天道”, 西方崇尚的“天道”解释倾向于“自然”的公正准则, 东方崇尚的“天道”倾向于“人道”的伦理法则, 由此产生的东西方观念的巨大分野, 并在法律观念和机制上有着明显的反映。
2 城市空间发展实现思路与措施
2.1 加强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
目前, 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仍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在我国的实践和发展中, 早期是以行政区划代替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引导机制。近年来, 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方兴未艾, 围绕着这方面对城市空间和经济区域有了一些研究。但着重在于规划, 对经济空间复杂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综合研究很少。面对新的时期和新的机遇、挑战, 应当加强对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的研究, 为政府适时调整和引导提供决策依据。目前, 可以考虑由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牵头, 联合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同时, 可以在某些院校开设相应课程, 使研究成果能很快传播。
2.2 充分利用政府职能实行一定的政府管治
影响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机制来自多方面, 有经济的、政治的、生态的、文化的, 这些机制在作用于空间结构的过程中相互之间并不能够自动地协调, 因此, 应当在空间的自组织的过程中, 使用组织手段去平衡各种机制, 实行一定的政府管治。
2.3 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由于产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别较大, 每个地区都不愿放弃高收益产业, 因为这些产业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 因此, 产业空间的合理分工难以形成。在制定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各种综合因素, 加强政策的整体性, 注意政策的纵、横向协调。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使空间结构的调整有法可依, 减少随意性和软约束。
2.4 强化空间规划——注重协调空间结构和空间开发秩序
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用更新的规划理念, 健全规划体系, 更新规划内容。在注重解决总量平衡、产业结构平衡的基础上, 把空间结构调整和空间开发秩序问题纳入各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视野, 特别是市、县级规划, 更应该向空间规划的方向发展。通过空间规划, 整合行政区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其他确需政府履行职责领域的规划, 形成一个统一、协调、可操作、更有效的规划。
摘要：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广泛收集赤峰市二手资料, 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模式化、规律化的总结, 高度凝练和抽象概括, 以赤峰市为例分析了城市空间形态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论文从空间形态演进合理性角度论述赤峰市空间发展的范围, 提出了赤峰城市空间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关键词：城市空间,空间形态演进,赤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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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因素 第8篇
偶像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双重的。它既渗透着意识形态, 包含着意识形态, 同时也是各种意识形态发挥其功能的某种中介。对于某种意识形态而言, 通过流行文化而掩饰其意识形态性质, 甚至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策略。“在消费社会的消费活动中, 偶像剧绝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表现方式, 它不但在形式上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形态, 而且, 当它在消费过程中发挥它的特殊意识形态功能的时候, 它也以其独特的曲折和象征的方式影响受众。”[3]这种隐含的“无政府声音”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具有双面性的, 一方面符合主流价值观, 在图像化和零碎化的文化现实里, 偶像剧倡导传统道德和至善至美的价值观, 传播主流意识形态, 一直鼓舞着社会大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也蕴含着某些青春亚文化话语, 对青年形成了某种精神关怀。
一、主流价值观的鲜明旗帜
中国电视剧, 无论就其主要在国有电视台播出的传播方式来说, 或是就其传播环境来看, 尽管受到市场经济、西方文化、消费逻辑的深刻影响, 但是其基本的意识形态面貌仍然是主流的。尽管大陆的青春偶像剧经常遭到各方批评, 但却难挡观众如潮。青春偶像剧的魅力并不在影像本身, 而在于隐藏其后的主流价值观, 在图像化和零碎化的文化现实里, 偶像剧倡导的传统道德和至善至美的价值观。从文化价值上来说, 青春偶像剧承载的价值观也符合传统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 容易被社会所接受。电视剧往往通过对人类优秀道德的肯定和赞扬来实现其艺术价值。相较于家庭伦理剧义正词严的道德说教, 青春偶像剧更乐于采取平淡又不失灵活的叙事手法, 将家庭亲情、传统道德、生活哲学等隐含在剧情当中, 通过日常生活的方式表达。以青春励志偶像剧《奋斗》为例, 这部励志剧对“青春”做出另一种诠释, 观众从这部电视剧中看到了积极向上、阳光健康的心态, 找到了鼓舞人心的情感共鸣, 尤其是“80后”的年轻一代更是深有体会, 很多人都能够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看, 青春偶像剧的“现实主义”叙述, 更容易获得年轻人这一消费群体的集体认同, 将他们从平庸的世俗梦幻中解救出来, 从而达到作品与观众心灵的融合。[4]还有励志偶像剧《五星大饭店》, 就高明在不仅仅是其中荡气回肠的爱情旋律, 也不是讲述在五星大饭店这个小社会中一个贫穷少年成功的发家史。剧中所标榜的不是赚多少钱, 或拥有多么高的社会地位, 成为一个让观众仰望的人;其真正的内蕴是向观众明晰成功的内涵, 那就是坚守自己的个人操守以及职业道德, 剧中的潘玉龙和很多人一样在名利、金钱面前迷茫过, 但是最终却完成了对自身价值的重新界定, 这样的情节虽然少了一些梦幻色彩, 但是却更加接近真实的生活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 赵宝刚导演的偶像剧, 他是以拍言情片闻名的, 自然最懂得艺术的本质是情感, 是感性的。过度的理性化只能使艺术缺少感人的力量, 观众是不喜欢被教育和训导的, 青春偶像剧《我的青春谁做主》是一部展示青春亮丽色彩和青春生命魅力的很动人的作品, 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闪烁着理性色彩的作品。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样, 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 对于每个成长中, 怀着美好梦想年轻人来说, 更需要理性的思考。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充满了梦想, 充满了期待, 但理想与现实又有诸多冲突, 因此精神上的困扰和生活上的挫折使他们不断在寻求答案, 也不时地感到迷茫。这时的青春偶像剧所负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素便潜移默化的发生了作用, 有着某种指导功用。
总的来说, 当代中国偶像剧的主流基调是积极向上的。有的是教导人们理解奋斗和理想的价值, 例如讲述“70后”为理想奋斗的《我们生活的年代》, “80后”初入社会的《奋斗》, 这些作品展示了另一种青春态度, 一种奋斗的状态。这些励志剧里发生的悲欢故事、挫折与努力, 犹如风向标, 足以影响一群年轻人的生活态度, 让他们学会怎样去愉快地生活, 愉快地奋斗;有的励志剧教我们怎样面对挫折, 还有反映年轻一代如何与父辈相处和沟通、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我的青春谁做主》等, 都从更广阔的角度和视野去描述年青一代的生活。这些偶像剧都放弃了消极平浅的娱乐追随, 而是突出了当代社会主流价值面和健康的时代气息。从“审美功利性”的角度来看, 说明偶像剧也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 所以多被冠名以“励志偶像剧”, 这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因素发挥的心理主导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以流行反抗流行, 时尚消解时尚
从另一方面来看, 青年和少年是青春偶像剧的主要受众, 也是其生产的主要主体。而青年人的以“叛逆”为主要特征的文化, 与主流文化及意识形态刻意保持着差距。这种“青春亚文化”比其它类型文化更具有导向性和代表性, 因为它是最没有历史负担、最活跃、最激进的文化因素。它拒斥主流, 不屑于成为主流, 虽然没有大张旗鼓, 但仍然摆着孑然独行的姿态, 当它的内容和形式被主流文化大众市场非常娴熟地利用和整合, 并被持续的主流大众化化时, 它就会起来排斥这些非青春化或泛青春化的东西, 转而创造出新的亚文化内容和形式, 以便填补漏洞, 扩充自身。这时, 青春偶像剧就成为了一种影响力大, 直观的表现方式。
青年亚文化的消费在青少年那里成为一种对家庭、社会各种压力的“仪式抵抗”。然而, 这些狂欢化青年亚文化里面有青少年认同的情感方式, 有他们自己的沟通形式。情绪发泄、感官刺激是当今青年亚文化外在特性, 就思想性而言, 它是消极的、非建设性的, 也隐含着对主流社会潮流抵制、叛逆的倾向, 这一倾向在现行体制下对青少年与社会的交流以及社会教育的开展都会形成障碍。[5]因此, 在这时偶像剧便成为这一反叛性的突破口集中地表现出来, 与主流文化形成了某种对抗性。
《流星花园》这部遭到禁播的偶像剧, 正是长期以来文化传统中主流文化和青少年亚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流星花园》中, 各种亚文化话语暗流涌动, 如青年表达、身体表达、边缘群体表达、女性表达等。在成人主体和青少年主体关于《流星花园》的对抗和交锋中, 我们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的对青少年文化的主流话语规定和青少年表达之间那条巨大的裂缝被凸现出来了, 那就是在以父权制为中心的道德权威体制中, 青少年一直被认为是被动的、缺乏主体性的、需要被引导的。他们一厢情愿地赋予青少年文化以纯情、美好、健康、清新等特质, 而有关青少年个体意识和个体欲望的表达却被忽略了。而在青年文化中, 强调个体性成为最主要的特征。这一直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巨大的矛盾, 只因为青少年文化在整个文化格局中处于弱势位置, 他们就被无声无息地忽略掉了。这也正是“以流行曲反抗流行, 以时尚去消解时尚的文化景观”。[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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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话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资本》
形态学因素 第9篇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仪器和试剂
CO2激光器(北京光电所,波长10.6 μm);LAM-4型眼科裂隙灯显微镜检查仪(重庆康华科技有限公司);752C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仪(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FGF-10冻干粉(生物反应器与药物开发教育工程中心),给药前用无菌注射用水稀释至实验用药浓度(浓度单位为μg/ml);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滴眼液(商品名:贝复舒,珠海亿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浓度约为2.5 μg/ml)。
1.2 实验动物
日本大耳白兔由北京科宇动物养殖中心提供,合格证号为 XCXK(京2008-0020),7周龄,雌雄不限,体重1.5～2.0 kg。实验前进行为期1周的适应性饲养。
1.3 角膜烧伤模型建立
1.3.1 碱烧伤模型
速眠新Ⅱ注射液按0.2～0.3 ml/kg体重肌内注射麻醉动物,局部用1%盐酸丁卡因滴眼液点眼表面麻醉,将直径6 mm的圆形滤纸片浸入0.5 mol/L NaOH溶液中3 s,取出贴于角膜中央表面,计时30 s后取下,于角膜中央造成瓷白色圆形烧伤斑。
1.3.2 激光烧伤模型
1%盐酸丁卡因滴眼液点眼表面麻醉动物后,半导体激光双光束交叉定位角膜条件下,用CO2激光器照射0.5 s(照射能量约14 J,光斑直径7 mm),于角膜中央造成白色圆形烧伤斑。
1.4 实验分组
阳性对照药使用目前临床眼科常用的bFGF。动物随机分为5组:烧伤对照组、bFGF治疗对照组、FGF-10治疗组(12.5、25和50 μg/ml)。每组30～35只动物。烧伤对照组给予配制药物所用的医用无菌注射用水。造模后即刻开始以每眼50 μl药液滴眼,每日3次。
1.5 观察指标
1.5.1 角膜烧伤斑图像分析
造模前及造模后即刻、7和14 d行眼科裂隙灯显微镜观察,记录角膜烧伤斑的病程变化。应用显微镜自带软件对烧伤斑面积和平均灰度进行测量。
1.5.2 角膜吸光度值(A值)测定
伤后7和14 d,分别随机从各组中取5只动物处死,沿角巩膜缘分离角膜,分光光度计560 nm波长下测角膜A值,每只角膜测20个点。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AS软件按具有一个重复测量的2因素设计资料进行一元协方差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角膜烧伤斑面积
2.1.1 碱烧伤模型
与烧伤对照组相比,伤后7和14 d,FGF-10各剂量组的角膜烧伤斑面积均显著缩小(P<0.01);25 μg/ml FGF-10组较bFGF组明显下降(P<0.05或0.01)。这一结果提示,25 μg/ml FGF-10治疗组的促角膜修复作用更明显,见图1。
2.1.2 激光烧伤模型
伤后7和14 d,各剂量FGF-10组和bFGF组的角膜烧伤斑面积明显小于烧伤对照组(P<0.05或0.01),且25 μg/ml FGF-10组明显小于bFGF组(P<0.05或0.01),表明25 μg/ml FGF-10组的角膜烧伤斑促修复作用优于bFGF组,见图2。
2.2 角膜平均灰度
2.2.1 碱烧伤模型
角膜平均灰度的数值越小,表明角膜的透光度越大。伤后7和14 d,FGF-10治疗组(25和50 μg/ml)的离体角膜平均灰度明显小于烧伤对照组(P<0.05或0.01)。伤后7 d,25 μg/ml FGF-10组的角膜平均灰度值明显小于bFGF组(P<0.05),见图3。
2.2.2 激光烧伤模型
伤后7和14 d,各剂量FGF-10组的离体角膜平均灰度明显小于烧伤对照组(P<0.05或0.01);伤后7 d,25 μg/ml FGF-10组角膜平均灰度明显小于bFGF组(P<0.01),说明25 μg/ml FGF-10组的兔离体角膜透光度更大,见图4。
2.3 角膜吸光度(A)值
角膜A值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视物的清晰程度,即视力的恢复程度。因此测定角膜A值可以间接反映角膜烧伤后的恢复情况。
2.3.1 碱烧伤模型
与烧伤对照组相比,伤后7和14 d,bFGF治疗对照组和各剂量FGF-10组的角膜A值均显著升高(P<0.01);7和14 d时,25 μg/ml FGF-10组A值明显大于bFGF组(P<0.01),见图5。
2.3.2 激光烧伤模型
伤后7 d,FGF-10组(12.5、25 μg/ml)和bFGF组的A值大于烧伤对照组(P<0.01);伤后14 d,25 μg/ml FGF-10组的A值明显大于bFGF组(P<0.01),见图6。
3 结论
化学和物理因素所致角膜损伤的发病机制复杂,治疗困难,愈合较差。碱烧伤是由于碱性化学物质与组织细胞结构中的脂类发生皂化反应,形成的化合物具有双向溶解度,极易渗入深部组织并在组织内继续扩散,造成角膜变性、坏死、穿孔及新生血管形成(CNV)等。激光角膜损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热效应起着主导作用,即角膜受激光照射后吸收了激光的能量并将其转换为热能;其次是热-机械效应和电磁效应,最终导致角膜水肿、上皮坏死脱落、溃疡形成、基质凝固性坏死或角膜全层崩解,进而出现穿孔及CNV等[2]。本研究发现,虽然2种致伤因素性质不同,但作用后的角膜烧伤斑在形态和功能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且二者的病理学改变也呈现高度一致性[3]。
目前,临床上治疗角膜烧伤的方法主要有药物抑制炎症反应、重建眼表结构、保持重建后的角膜完整性以及抑制角膜新生血管形成等[1]。其中促上皮细胞生长的常用药物为bFGF,该药在促进角膜上皮层中3种细胞增生和迁移的同时还具有极强的促血管生成和促成纤维细胞生长作用[4,5],可加速并加重角膜CNV和瘢痕形成,不利于角膜正常功能的恢复。FGF-10是参与上皮发生的重要细胞因子,可介导外胚层来源的多种组织表(上)皮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且对中胚层来源的组织细胞无明显作用,因而不会诱发CNV。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碱烧伤还是激光烧伤模型,25 μg/ml FGF-10均可显著增加受损角膜的透明度,缩小角膜烧伤斑面积,且与bFGF相比,25 μg/ml FGF-10的治疗效果更显著。
本研究中,治疗1和2周后,角膜损伤斑的面积明显缩小,但与1周时相比,治疗2周后,角膜平均灰度增加,A值下降,这可能是由于伤后2周时角膜基质层和角膜内皮下成纤维细胞增生所致:但FGF-10组的A值明显大于bFGF组,提示FGF-10可能具有抑制成纤维细胞过度增生的作用。
FGF-10促进受损角膜修复的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清楚,可能是通过促进角膜缘上皮干细胞增生、迁移并分化为角膜上皮细胞[6],抑制角膜基质成纤维细胞过度增生以及抑制角膜CNV[3]等,详细机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摘要：目的 应用形态计量学方法观察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0(Fibroblast growth factor-10,FGF-10)对碱和激光所致角膜烧伤的治疗作用。方法 分别用NaOH溶液和CO2激光造成角膜烧伤模型,通过对烧伤斑图像分析和吸光度值测定,观察FGF-10的治疗作用。结果 FGF-10滴眼治疗可以缩小角膜烧伤斑的面积,促进角膜透明度的恢复。结论 一定浓度的FGF-10对化学和物理因素所致角膜烧伤均具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碱,激光,角膜,烧伤,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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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因素 第10篇
一直以来, 安徽省皖南地区的研究受到各界关注, 各类研究丰富且详实;随着巢湖周边的发展, 以古镇三河镇为代表的皖中地区也渐渐被人们所重视, 各类研究也渐渐开展起来;而皖西地区长期受到忽视, 关于皖西地区古镇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同时, 旅游经济在各地得到蓬勃发展。旅游开发是古村落、古镇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 但如何在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保护传统街道空间形态使其得以延续性发展, 是古村落、古镇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空间句法的轴线分析法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毛坦厂镇空间深度值、整合度以及可理解度进行分析研究, 提出对原有的整合度核心区进行保护, 减小古镇在开发过程中对原有空间形态的影响和破坏。
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 关于毛坦厂镇的研究较少且缺乏深度, 或偏重于古镇的建筑保护和利用方面, 只对建筑风貌做了简单描述;或记录当地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多为百姓留下的口述史, 而对古镇空间形态方面的研究几乎为空白。因此对毛坦厂镇的空间形态及空间环境的生成进行研究对填补皖西地区古镇空间形态研究的欠缺有着重要意义。
1. 历史背景
毛坦厂镇位于六安市东南约55 公里, 为北亚热带季风气候, 位于大别山东北边缘, 属于低山区, 自然植被茂盛。毛坦厂镇四面环山, 山体之间、龙舒河和东石笋河的交汇处形成了毛坦厂镇, 1960年建毛坦厂镇。
上古时期, 皋陶部落就曾在皖西地区活动。
西周时, 毛坦厂镇所在区域曾是古六国伯爵级贵族的封地, 上世纪80 年代, 在毛坦厂镇西部的汪家冲曾发掘出一座周代墓葬, 并出土了数件青铜礼器。
上世纪90 年代发掘出数座战国木椁墓, 如今镇南也还保留有汉代的房屋遗址。有资料表明, 最迟在春秋时期, 毛坦厂地区已经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地方了。
元代于庐州路下设六安州, 辖六安、霍山、英山三县。毛坦厂属于六安县。
古镇在明朝由于马政得到了快速发展, 明朝的马政开始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淮河地区。由于不同势力的占领, 皖西地区成为当时唯一能实行马政的地方, 因为这里靠近江南地区, 靠近势力根据地。由于当地自古以来以农业发展为主, 马政也是从民牧开始的。
据史料记载:“该镇得名前, 茅草丛生, 一片沙滩, 故称茅滩场, 谐音‘毛坦厂’”。据史料记载:“明在内地养马计有十四监所, 其中在安徽境内有五监三十三群。”[1]茅滩场由于地理环境适宜养马, 水草丰茂, 为朝廷饲养军马, 渐渐繁荣起来。自明朝以来, 这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
清代六安州一共分为4 个乡, 111 个保, 东永和乡一共27 个保, 毛坦厂就是其中一个[2]。史料记载清明时期, 六安州私盐交易昌盛, 明清老街为当时私盐的集贸中心。 (图1)
民国时期, 毛坦厂有8 条街, 包括上街、中街、下街、侉子街、南井街、油坊街、牌坊街、新街。街道总长约2500m, 街巷宽窄不一, 宽处有6、7m, 窄的地方不到4m。街道铺有鹅卵石, 中间由青石板连接铺成。
2. 空间结构分析
古镇始建于明末清初, 一条东西走向的徽派老街全长1320 米、宽4 至5 米, 地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成。临街有750 多家门面房, 一般是三至四进前店后坊的老屋, 基本为红色铺板门、小灰瓦、五架梁、青砖马头墙的三五开间木结构商用房[3]。由于地处皖西, 与皖南相比建筑风格有着简单、朴素的特点。
毛坦厂镇位于两水交汇处的平坦地带 (图2) , 老街、新街 (新华路和石笋路) 的走向大致与水系走向一致, 但都没有临水系而建, 老街与水之间有一块腹地, 新街与老街之间也有一块平坦、建筑密度较低的腹地。
为了更加客观、准确地了解毛坦厂镇的空间形态, 研究者采用了空间句法进行了拓扑深度、整合度以及可理解度的一系列分析, 解读其空间形态的特点。文章最后也对这种形态格局形成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2.1 空间深度值分析
深度值 (Depth value) , 规定两个邻接节点间的距离为一步, 深度值是指两个节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即是两者之间的深度值。
据2014 年地形图分析得到毛坦厂镇的空间深度值 (图3 右) 平均为6 步, 最小深度值为0, 最大深度值为15。将轴线按照不同深度区间进行划分, 观察其特点:
(1) 深度值最低的为西北- 东南走向的新华路。以此核心轴线为中心, 轴线呈树枝状像外侧延伸, 深度值随之加大。6 步~7.5 步、3 步~4.5 步区间的轴线所占比例最大, 约占轴线数的46%。深度值3 以下的只占7%。深度值在7.5 以上的, 约占总轴线数的34%。
(2) 毛坦厂镇的空间深度较深, 深度值变化幅度大, 在3 步以后轴线数量急剧增长。这就说明3 步以后道路短且较弯曲、规律性差, 导致深度值变化较为急剧。3 步以后进入了老街和新街之间的空间, 这部分的空间为毛坦厂镇的蔬菜主要种植区域, 这片区域中菜农所居住的房屋基本是自建房 (图4) , 分布上有很大的随意性, 因此道路也缺乏规律性, 是在长期的发展中自发形成的空间格局, 这种空间上的特点在深度值分析图中表现较为明显。
(3) 图3-a为民国时期老街的深度值分析, 图3-b为2014 年老街的深度值分析。通过两张图的对比, 发现蓝色轴线位置的变动, 民国时期老街的深度值最小值为0, 为镇区交通最方便的街道, 现今老街的深度值为5~8 之间。新街的深度值由民国时期的8 步变为现今的0 步, 成为毛坦厂镇交通最便利的街道。分析图显示出的变化反映了经济中心的转移,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交通方式的转变, 原先宽3~4m的老街已满足不了交通、商业的需求, 随之产生新的道路、新的商业街, 老街也随之失去原先交通、商业的核心地位, 渐渐转变为以居住功能为主的街道空间。
经济方式的转变以及保护政策的实施, 古镇步行网络的核心不如民国时期紧密, 呈现出向内的特征, 可以说, 其整合度的核心主要受到古镇自身的影响, 受水系的影响在减小。
2.2 空间整合度分析
(1) 基于空间句法的轴线分析法, 对毛坦厂镇进行空间整合度分析深度值最低的轴线变成红色, 整合度最高 (图5) 。向外围渐渐发展成黄色、绿色, 周边地区有少许蓝色线条, 由红色到蓝色, 表现为空间的整合度依次减弱。
(2) 毛坦厂镇的轴线数为327, 局部整合度为2.3900, 整体整合度平均值为0.6760, 整体整合度最大值为1.0678, 整体整合度最小值为0.3692。与红色轴线大致平行的明清老街, 整合度最大值为0.6056, 最小值为0.3981。毛坦厂镇的整合度变化规律和深度值变化规律一样, 数值呈现“小- 大- 小”的变化趋势。
(3) 毛坦厂镇的局部整合度较高, 与整体整合度数值相差较大, 由此可以判断在3 步以内毛坦厂镇空间连接度、整合度较高, 7 步以内的整合度下降为1.4348, 由3 步到7 步随着深度值加大整合度迅速下降, 道路变得较为杂乱, 与深度值分析中所反映空间特征一致。从图中可以看出毛坦厂镇区为单核空间, 从民国时期到现今虽然核心街道发生了变化, 范围有所扩大, 新街与老街联系紧密、相互融合, 依旧是单核空间。空间连接性、便捷度呈发射状向外减弱。句法原理中毛坦厂镇区的集成核 ( 红色轴线) 为树枝形, 这种形状一般为自然生长的传统团聚状空间, 毛坦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是非理性的, 道路系统也是自然生长的状态, 除了镇区新街 (新华路) 和老街两条道路处于大致平行的关系, 连接新街和老街的道路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 但整合度较低。
(4) 毛坦厂镇整体空间整合度良好。商业设施、邮局、银行、政府等公共设施向整合度最高的轴线聚集, 大多集中在新华路, 石笋路, 且布局较为紧凑。购物、餐饮行业也在此聚集, 是镇区交通、商业活动最集中的街道。最外端的蓝色轴线表示便捷性最差, 远离核心轴线, 多为自建民宅形成的道路。红色轴线两侧有很多交叉点, 空间与空间的连接, 形成巷道, 这些巷道又通往其他相对独立的街巷空间。滨水道路的整合度为0.8811, 高于镇区平均整合度, 但并不是重要的交通道路, 分析结果与实际使用状况吻合度不高, 说明空间整合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自然条件、商业活动以及居民习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而有些因素是软件无法判断和控制的。
2.3 空间可理解度分析
(1) 通过可理解度的分析, 研究毛坦厂镇的空间形态, 量化空间的复杂度。可理解度是局部整合度 (R3) 与全局整合度 (Rn) 的线性关系, 这是用局部预测整体的一种方式。其通过回归曲线数值R2 (0-1 之间) 来表示[4]。数值越大, 说明局部与整体的连接度越好, 可理解度越好。一般而言, 单核空间的可理解度更好。
(2) 由轴线图同样可以判断毛坦厂镇属于单核空间, 空间可理解值R2=0.5592, R2介于0.5~0.7 之间表示系统具有良好的可理解性。用虚线将可理解度分析图 (图6) 从红色散点到蓝色散点分为三个区块 (红色散点可理解度最高, 蓝色散点可理解度最低) , 同样呈现出“少- 多- 少”的变化趋势, 这与深度值以及空间可理解度分析的结果是相吻合的。红色散点数量较少, 说明可理解度极高的轴线数量较少, 主要是新华路和石笋路, 散点在中间区块最为集中, 说明可理解度良好的轴线数量较多, 在空间中的特征就是道路急剧增多, 才会出现散点急剧增多的现象。
从深度值、整合度和可理解度三方面进行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出, 反映的空间特征是基本一致的。下面对古镇空间特征的形成和水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3. 古镇与水系关系的形成
毛坦厂镇由龙舒河穿过, 但滨水区并没有如同安徽省内诸如三河古镇一样形成镇区的核心区域, 通过对毛坦厂镇进行的句法分析可以得到这一结果。从毛坦厂镇自形成以来与外界的交通方式与经济形态间关系的分析, 我们可以初步梳理毛坦厂镇的空间发展过程中与水系间关系形成的历史因素。
3.1 水路交通
镇区内有一条主河流龙舒河经过镇区, 最窄处约60 米, 最宽处约80 米。毛坦厂镇的主要干道与河流属于相隔的状态, 明清老街与水系同样也没有产生直接的联系, 老街首尾与龙舒河距离较近, 中间段离水系较远, 与水系之间形成弓形的腹地, 毛坦厂镇的老街和新街与水系没有产生紧密联系, 由此可见, 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水系没有太密切的关系。
清朝以前, 货物运输以水运为主, 六安县区域内水运主要有两条航线 (图7) :一是通过淠河、史河、汲河、沛河北入淮河, 另一条航线是通过杭埠河、丰乐河, 经巢湖向南流入长江。淮河航道是六安地区内的主要航道, 历史悠久, 2000 多年前汉朝开始的淮河水运就是我国南北政治、经济交往和军事通道。毛坦厂镇区内的龙舒河由于不符合通航条件与六安地区内的两条主要航运并没有相连, 因而无法实现水运这种交通方式。
据清同治十一年 (公元1872 年) 《六安州志》记载, 位于六安县境内古桥共47 座[5]。《六安县志》记载, 六安县内分为五个农业生产区域, 毛坦厂镇属于南部低山丘陵茶粮牧特产区。地属农业生产区域且发展水路交通条件不充分, 因此龙舒河主要功能是为当地居民提供生产、生活用水, 对于农业灌溉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在毛坦厂镇的整体空间形态上形成了河流与街道相隔的状态 (图8) 。河流两边土地相对肥沃且灌溉方便, 因此用作农业种植区。
3.2 陆路交通
六安地区古道分为两种, 官修驿道和民修商旅大道。 与毛坦厂接近的道路有京广驿道舒城段, 京广驿道在古大是连通南北的重要通道。从上派县进入舒城县境内, 从小关进入桐城。京广驿道舒城段长约37.4 公里。另外一条六舒道, 在秦代称之为“驰道”。是六安通往安庆的必由之路。
清代, 毛坦厂镇老街有私盐交易, 《六安州志》记载:“六安州盐荚则来自淮阳, 徽人掌之, 土居无兴贩者。”其他各县“商贩皆赴正阳、六安购买, 或运入城, 或径至各乡镇。”[6]由此可见私盐的运输并不依靠水路, 而是依靠陆路交通。
另外, 毛坦厂镇以农业生产为主, 自给自足。本地居民不善商贾, 重农轻商, 因此与外界商贸并不繁盛, 对交通的便捷性等要求并不是特别强烈。明清时代多徽商在此经营茶叶、盐业等。六安市的公路修建从1924年才开始, 而毛坦厂镇在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修建公路。
4 . 小结
基于空间句法对毛坦厂镇的空间分析所反映的空间特征与本文从地理条件、人文历史方面分析所形成的空间特点是一致的。
毛坦厂镇呈现出主街走向清晰, 关系较为明确, 但连接主街的道路关系较为复杂的特点。形成的原因首先是地理环境的限制, 毛坦厂镇地处山区且是两水交汇处, 水草丰茂, 是城镇的优良选址。但耕地面积较小, 因此水系两侧的平坦地块都被用作农业生产活动。皖西地区居民多不善于经商, 自古以农业生产为主, 通过对毛坦厂镇的空间分析中可以发现古镇在形成过程中, 遵循着以农业为主, 临近水源、适合种植的平坦地带都被用作农业用地, 街道的选址也是退而求其次, 老街、新街都是避让农业用地远离老街而建。毛坦厂镇虽然也处于两水交汇处, 但由于河流都没有通航能力, 所以无法如同三河古镇发展水路交通。
毛坦厂镇空间形态是自然条件、经济形态、人文历史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空间上的直观反映。皖西地区的滨水古镇无论是空间形态、还是形成原因与皖中和皖南地区的滨水古镇都存在着不同。希望本文的研究对皖西地区滨水古镇空间形态的进一步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意义。
参考文献
[1].姚治中.论明代皖西马政[J].六安师专学报综合版.1998.04.14.
[2].彭虎勰.六安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R].安徽大学.2010.39-40.
[3].杨先锋.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毛坦厂的保护和利用[J].中国文物报.2014.06.008.
[4].张希晨.郝靖欣.皖南传统聚落巷道景观研究[J].江南大学学报2002.179-183.
[5].《六安县志》第九章《交通》[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