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本范文

教育资本范文（精选12篇）

教育资本 第1篇

在讨论教育对人的作用时, 通常人们对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这两个概念具有一些直观的认识, 即人力资本是毋庸置疑的经济学术语, 与市场相关, 而文化资本则重在“文化”二字。那么, 这两个概念究竟是指什么呢?

人力资本理论基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 对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和个人收益率进行讨论和测算。这一概念旨在说明人们可通过在教育和培训方面进行自我投资而增加未来收益。亚当·斯密首先指出, 教育有助于增强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 舒尔茨开始将教育费用作为一种投资形式进行分析, 使这一概念得以充分发展。从此, 人力资本理论一直左右着经济学, 并对劳动力市场、工资的确定和其他一些经济学问题产生深刻影响 (M.伍德霍尔, 1995) , 并成为教育经济学永远的思考基点。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收入上的差别是个人生产能力的差别, 而生产能力上的差别又是源自他们的培训、能力以及培训机会的获得。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里教育被解释为一种“可市场化的技能” (Aage B. Sorensen and Arme L. Kalleberg, 1978) [1] 。人力资本指涉的是个人能力, 是人内在的特质。人力资本对个人特质的强调也反映了该理论所假设的是一种竞争性和完全性的劳动力市场。

对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讨论, 则没有人力资本这样清晰。从布尔迪厄的《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一书中, 可以窥见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雏形, “来自家庭环境的一整套爱好和知识造成了大学生之间的差异, 他们在学习学术文化方面只是表面上平等。使他们分化的, 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出身阶级共有的一些文化特征系统。在决定一个大学生群体与其学业关系的所有方面, 都表现出了他们所属的阶级与整个社会、与社会成功及与文化的根本关系” (布尔迪厄, 帕斯隆, 1964) [2] 。这可视为布尔迪厄和帕斯隆将“文化资本”作为理解社会分化的概念性分析工具的开始。“在布尔迪厄和帕斯隆对大学生及其文化的研究中, 发现存在于社会和文化分析之间的张力开始凸现, 自此, 经由教育而显现出的文化资本与社会排斥之间的关系成为探讨的核心” (D.罗宾斯, 2005 ) [3] 。由此看来, 与人力资本所强调的个人特质相比较, 文化资本更倾向于是一种社会建构。

布尔迪厄的著作启发了一系列有关“文化资本”的起源和影响的经验研究, 常常通过调查访谈者对艺术的了解、兴趣和经历的测量来展开 (Paul Dimaggio, 2001) 。研究证明学生的文化资本对学生成绩、教育抱负、成就和婚姻选择有重要影响, 但是还有一些研究持不同意见。相关的多国研究都证明文化资本具有很强的世代传承能力, 同样, 研究人员同意成人的品味及相关行为与教育成就有关。但是, 我们很难准确说出文化资本的确定性指标, 这一个经由实践文化分析而产生的概念, 离开真实情境讨论时不免会有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以上分析说明, 人力资本着眼于教育对个人能力增长的作用, 而这种能力是对市场需要而言的, 但文化资本更倾向于一种社会建构, 在教育过程与结果中凸显出个人所属的阶级背景。鉴于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模糊性, 下面我们对它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二、文化资本的理论起点

布尔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对“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诞生做了解释:“文化资本的概念, 最早是在研究过程中作为一种理论假定呈现在我面前的, 这种假定能够通过联系学术上的成功, 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学术成就的原因, 即出身于不同阶级和阶级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 是如何对应于阶级与阶级小团体之间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的。”[4] 他认为这一理论起点既脱离了把学术上的成功或失败看成自然能力的结果这一常识性观点, 也脱离了人力资本理论中只提出了教育投资与经济投资的利润率之间关系局限。布尔迪厄批评经济学家们不能把学术投资策略与整体教育策略联系起来, 也没有把学术投资策略与再生产策略的体系联系起来, 所以无法解释不同的行动者或不同的社会阶级, 为什么在经济投资和文化投资上的分配比率会如此悬殊。

布尔迪厄的理论起点表明, 文化资本是在对教育过程的研究中产生的, 它最原始的标示是讨论教育系统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文化资本这一说法借用了经济学的表述, 资本理论在此被作为了参照概念, 布尔迪厄希望经由经济学研究的表达和逻辑来讨论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布尔迪厄认为, 从最初的研究开始, 对人类资本的定义, 尽管有其人文主义内涵, 却始终没有超越经济主义范围, 这一定义尤其忽略了教育行为中产生的学术性收益, 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这一事实。

在强调教育过程作为文化分析的工具时, 布尔迪厄和帕斯隆指出, 社会地位并非是固有的社会的——“由社会—经济阶级所决定的”——地位, 而是一种持续的同化情感表达的语境, 在同代内和代际间、在自然文化和习得文化之间持续摆动的语境。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并非可以量化的绝对价值, 它仅仅在交换中拥有价值, 而交换是一种社会较量, 如同文化价值判断的较量一样。”[5] 随着布尔迪厄理论的发展, 文化资本概念逐渐与他的“惯习”、“场域”的概念结合起来, 体现了“关系论”的分析方法。

三、文化资本的转换与传递

在关于教育体系与社会结构关系的讨论中, 布尔迪厄认为教育体制主要是实现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所赋予它的外部功能, 尽管他偶尔也会谈到学校教育也存在自身的内在逻辑 (被称为“灌输”的逻辑) 。正如Paul Dimaggio (2001) 所言, 文化资本的获取与维持表达的是重要的社会群体层面的垄断的一致性所体现的集体逻辑, 那么, 它是如何在阶级再生产中发挥其功效的呢?

布尔迪厄关于资本的概念系统中包括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大的类型, 他认为经济资本是其他资本类型的根源, 但不同类型资本中的可转换性, 才保证了资本的再生产。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是存在着转换关系的, 二者之间转换的关键点是教育文凭, 他有时候称其为“学术资格”。“学术资格能够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设定转换率, 这是通过保证特定的学术资本的金钱价值来完成的, 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后形成的这个产品, 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确立了特定的资格拥有者的价值。同样的, 这一产品也确立了那种可以在劳动力市场用来交换的金钱价值。”[4]

当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时, 也必然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布尔迪厄认为把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的策略, 正是导致正规学校教育爆炸和资格膨胀的短期因素之一。而韦伯对此的解释更加清晰:“因为获得教育文凭所付出的‘智力成本’往往是比较低的, 而且随着这一类教育文凭的激增, 获取它们所需付出的平均智力成本实际上并没有增加, 相反却是在减少。”[7]

学校教育的主导内容是与主导阶级的利益相适应的文化。这就构成了文化资本, 它是将权力关系转换为合法权威的首要手段。每一代新人都是要通过这一学校体系, 这样就再生产出了合法化的结构;这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再生产, 其中各阶级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得以维持, 每一社会阶级中的各个家庭则往下传递着他们的优势和劣势。布尔迪厄将这种传递的原则称为惯习。它意味着对一种文化标准的内在化, 首先是在家庭内部, 然后又在学校里得以强化。因此, 出生于具有文化优势或文化劣势的家庭的孩子不仅在起点上处于不同位置并拥有不同的资源, 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 逐渐拉大彼此之间的距离。个人一旦结束了学校教育, 他就获得了一种文化储备, 如果一直储备在既定的文化市场上还具有价值的话, 那么它就使个人获得了通向特定职业和社会圈子的通行证。由此, 文化资本经由学校教育实现了代际的传递, 达成了社会阶级的再生产。

四、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多层面区分

如前所述,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的定义和理论逻辑多少有些含糊不清 (Lamont and Lareau, 1988) 。在理论层面, 因为会将其与人力资本相提并论, “资本”这一经济学意义上的词汇往往造成潜在的误导。人力资本是由和工作相关的个人技能构成, 而文化资本却是社会性的建构, 就像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以其客观化的状态呈现出了一个自主连贯的世界所有表象, 这个领域虽然是历史行为的产物, 但却有其自身的法则, 这一法则超越了个人的意愿, 这个世界不能简化为每个行动者, 或行动者的集合体所显现的样子。”[8]

在社会层面, 人力资本的存储直接作用于经济生产力。相比之下, 没有什么内在的原因说明文化资本的“存储”必定提高总生产率。在个人层面, 人力资本是投资的产物, 反之文化资本更像无需努力就能从社会化中得到的副产品。换言之, 个人资本的获得表达的是战略竞争的个体逻辑, 而文化资本的获取与维持表达的是重要社会群体层面的垄断的一致性所体现的集体逻辑 (Paul Dimaggio, 2001) 。

如前所述, 在概念的操作层面, 人力资本的测量基本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模型和计算方法, 但文化资本的操作性也存在着未解决的问题。西方许多研究都沿袭布尔迪厄测量高级文化艺术 (higher culture) 的参与程度的做法。目前国内对文化资本的指标化, 还停留在只测量父母的受教育年限, 有些研究还测量家庭的藏书量 (刘精明, 2003) , 但这一指标在目前中国的可行性值得考量。

另外, Burt等研究者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区分, 对“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差异的讨论有极大的启发性。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在人们之间创建的一种特质;而人力资本则是个体内部的一种特质。所以, 创建社会资本的基本投资方式与创建人力资本不同。社会资本是对人力资本的背景性关系的补充。社会资本预示了, 智慧、教育和资历的回报部分地依赖于个人在市场或层级的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因此, 人力资本指涉的是个人的能力, 而社会资本涉及的是机遇 (Ronald S. Burt, 1998 ) 。同样, 文化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们之间创建的一种特质, 但与社会资本所不同的是, 它不再仅仅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背景性关系的补充, 文化资本作用于在教育的过程之中, 并且与人力资本一起呈现在教育的结果中。

五、个体教育获得中的教育价值的符号性和功用性

“教育获得”中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讨论究竟有何意义?这个问题可以回到对教育价值的讨论中来。就教育价值而言, 有“符号性”和“功用性”两种解释传统 (陈奎憙, 2000) 。刘精明认为, 在教育的两种功用:本体价值、工具价值中, 教育社会学的讨论基本上是以工具价值的讨论为主[9] 。 而在冲突论和功能论的分析分别对应于教育的“符号化”和“功用性”这两种工具价值。 在此, 可将“人力资本”视为教育的“功用性”价值, 布氏在其早期的研究中, 将“教育行动”视为一种符号暴力, 布尔迪厄理论框架中的“文化资本”虽不能简单地视为只具“符号性”价值, 但一定程度上是以某些符号性的特征表征出来的, 如艺术的欣赏品味及相关行为等。

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的不断扩张, 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发展, 恰恰是由人力资本考量之下的这种教育“功用性”价值主导下的变革,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等教育“符号化”功能的强化。多国的比较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天野郁夫在讨论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时指出, 经历过1960~1975经济复苏年代的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之后, 学历主义被进一步强化, 导致大学生从一般的就业机会向“优质雇佣机会”的竞争, 这使得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等级性结构特征被进一步强化, 名校效应在就业市场上更加明显。近些年, 这一趋势在我国也有所表现。

另有学者指出, 布尔迪厄等人把中产阶级再生产的必然性夸大了, 且低估了文化资本在不同机构环境中的矛盾性, 例如, 可能某些阶层子女更容易在教育系统中获得学业成功, 但是却未考虑到职业竞争模式的变化及需求, 也无法获取“优质的雇佣机会”, 这也表明“功用化”价值在某些状态下具有超越“符号性”的稳定性 。由此, 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个体教育获得上的解释并非是相互对立的, 在具体的分析上应将二者予以结合。

摘要：本文对“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两个概念的理论基础及联系进行了考察, 并在教育与社会结构关系的讨论框架之内, 探讨二者在“个体的教育获得”上的解释。本文认为, 人力资本指涉的是个人能力, 是人经由教育获得的个人特质;而文化资本则偏重于教育的社会建构。本文试图将这种解释与教育价值的“功用性”和“符号性”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分层,个体的教育获得

参考文献

[1]Martin Carnoy.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2]P.布尔迪厄, C.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D.罗宾斯 (李中泽, 摘译)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观念的本源、早期发展与现状[J].国外社会科学, 2006, (2) .

[4][6]布尔迪厄 (包亚明, 译)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5]P.布尔迪厄, C.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的理论要点[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7]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6.

[8]P.布尔迪厄,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心理资本下高校创业教育探析论文 第2篇

1问题的提出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据报道，2015年有近750万毕业生就业，就业人数空前增加、压力巨大。大学生就业问题引起政府和高校的高度重视，教育部于2014年11月28日下发的《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要求高校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学生休学创业，鼓励大学生投身创业。由此看出，以创业带动就业是政府、高校和毕业生共同努力的方向。“然而，我国大学生创业情况并不乐观，数据显示，与发达国家近20%的创业率相比相去甚远，除浙江地区能达到4%的创业率，大部分地区则仅维持在1%左右。”[1]“创业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各高校应以创业教育为平台，不断提升大学生创业能力，扩充知识储备，增强心理素质，有效促进大学生创业。”[2]面临学习和就业的压力，大学生心理健康成为高校重要工作内容，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学理论已受到广泛的关注。2004年，美国Luthans等人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资本这一概念，其核心要素是：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坚韧性[2]。心理资本理念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有效结合，将为高校培育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资本逐鹿在线教育 第3篇

方兴未艾的在线教育市场正成为各路资本竞相追逐的对象，一场在线教育的资本大戏正在拉开序幕。

2013年12月，淘宝同学正式上线；2014年2月18日，在全球拥有10万用户的德国在线教育平台OpenHPI中国版上线，投资额多达300万欧元；2月，阿里联合淡马锡、启明创投对在线教育平台TutorGroup进行投资，投资额为1亿美元；百度教育频道年初也新增了度学堂模块；另一个互联网巨头腾讯也在暗中布局在线教育，随时准备伺机而动；在新版本中，QQ新增了PPT演示、QQ群视频等功能，也已经做好成为在线教育平台的准备。

资本如此热衷在线教育市场，无疑是看中了这一业务的市场前景。

一名券商研究员对记者表示，2013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可能有900多亿元；到2015年，其市场规模有望超过1600亿元。2013年，中国移动教育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5.6亿元；到2015年，其市场规模将超过13亿元。

但资本的天性是逐利的，在线教育目前的盈利情况如何？能带来什么样的回报？

资本抢摊在线教育

两年前进驻杭州的美国上市公司好未来教育于2014年3月在杭州召开了新闻媒体沟通会，并披露了未来的计划：2014年，将开始投资收购线上、线下的优秀教育项目，保持对研发互联网教育、移动互联网的高投入，开发线上教育平台。

这是当前在线教育获得资本青睐的一个缩影，在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纷纷大手笔布局在线教育的背景下，在线教育注定要掀起一波资本热。

2014年2月，在线英语学习平台VIPABC的母公司TutorGroup宣布完成近1亿美元B轮融资，由阿里巴巴领投，淡马锡、启明创投跟投。据熟悉该笔交易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本次交易的3家投资机构在投资前给予TutorGroup的估值为4亿美元。这一估值水平在行业人士看来，明显偏高，但丝毫不影响资本对这一领域的投资热情。

实际上，2013年各路资本就开始抢占山头。这一年里，91外教网、多贝网、沪江网、传课网、猿题库、提分网、TPO小站教育、CGMentor、51Talk等在线教育机构相继披露融资信息，数额从数百万到上千万元不等。而2014年开年不到两个月，开课吧、北风网、TutorGroup、一起作业等在线教育公司融资的信息就相继爆出。

成立于2011年年底的51Talk在成立之初即获得徐小平的天使投资，其后在2012年年底获得DCM的数百万美元A轮融资，在2013年年底获得雷军旗下顺为投资领投的1200万美元的B轮融资。

其实，对在线教育热情很高的不只是创投机构，学而思和新东方等教育机构在在线教育领域也动作不断，此外，互联网巨头也不愿意放弃这一领域。

BAT（中国互联网三巨头）对在线教育的布局已然浮出水面——百度和阿里分别推出百度教育和淘宝同学，腾讯推出QQ教育。360、金山等互联网企业亦推出了自己的在线教育产品。

在自建在线教育平台的基础上，BAT亦通过投资的方式分享在线教育行业的成长：百度于2013年向传课投资350万美元；消息人士透露，TutorGroup获得的1亿美元B轮融资中，阿里巴巴投资了5000万美元。虽然目前尚无腾讯对在线教育投资案例的披露，但腾讯产业共赢基金的投资人曾公开表示，直播是腾讯非常看好的一个“被部分验证”的互联网和教育结合点。

就在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纷纷跑马圈地在线教育的同时，在美上市的欢聚时代公司也坐不住了，此前它已成立独立的在线教育事业部，并推出了“100教育”品牌。欢聚时代董事长雷军表示，未来两年将持续投入10亿元，将“100教育”打造成一流的在线教育系统。

上海首富郭广昌旗下的昆仲资本也介入在线教育，近日与另一家知名投资机构以2000万美元成为“慧科教育”的A轮融资方。

据清科私募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今，中国在线教育领域投资案例共25笔，披露的投资总金额约1.97亿美元。而在2012年，中国在线教育领域披露投资案例数目仅8笔，涉及投资金额为17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资本青睐的在线教育机构，其市场竞争力亦表现不俗。据尼尔森近期发布的《2013中国在线教育调查报告》中显示，网易云课堂、YY教育、百度教育、91外教网等在线教育平台市场份额排名前十。网校中，沪江网以35.8%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资本为何热衷在线教育市场？

“未来地面教育将会占到整个培训教育总量的60%左右，网上教育占到40%。这个情况的发生，就是未来三五年的事情。”2013年年中，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在一次行业论坛中如是说。“目前，在线教育的比例刚刚超过10%。”

在一名咨询机构人士看来，“白领是在线教育的主要客户群体，由于工作限制，他们往往无法分身去学习。这给满足碎片化学习需求的在线教育提供了大量契机。”该人士认为，从资本角度看，投资者更愿意寻找并未广泛开拓的市场，与互联网相关的领域如在线教育、移动医疗等已成为投资者追逐的热点。”

盈利模式尚待完善

在线教育行业的巨大空间引得资本和产业巨头纷纷竞入，但同时也要面对因投资过热而带来风险的现实。

“明年可能会是个资本比拼的局面，会像几年前的团购。在线教育应该是个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低成功率的行业，可能慢慢有些平台和公司就‘牺牲’了。”2013年年底，91外教网创始人龚海燕在一次活动发言上的描述正在成为现实。

在同行业者纷纷完成新一轮融资的同时，此前高调进入在线口语培训领域的龚海燕在二次创业近一年后，决定将方向调整为中小学教育资源平台梯子网。

91外教网成立后曾先后获得徐小平和网易丁磊的投资，其“转身离开”让业内人士心生困惑：在线口语培训的市场究竟有多大？是否值得创业者的坚持？

对于转型的原因，龚海燕在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外教门槛较低，潜在用户量也相对较少。龚海燕引用新东方的数据称，新东方的口语收入只占其营业收入的2%。

“在线教育的盈利模式丰富。”安信证券分析师胡又文指出，在线教育公司的收入来源包括内容收费、软件一次性收费或包月、平台佣金、广告收费等。在胡又文看来，如果在线教育机构能找准合适的定位和收费模式，其盈利能力将十分突出，例如韩国Megastudy 的净利率一度高达30%。

不过，与传统线下教育采取预付费制度、现金流充足相比，大多数企业在布局在线教育上仍处于烧钱阶段。

以好未来为例，在2013财年，公司在线业务亏损650万美元，但在线课程的营收仅占总营收的3%。公司计划在2014财年加大在线业务投入，预计亏损将加大。而新东方虽未披露盈利情况，但其线上营收占整个新东方营收的比例也不超过5%。

另外，资本也需要直面在线教育暂时亏损的尴尬现实。根据学而思此前发布的财报显示，2013财年学而思新业务（主要是在线业务）亏损额650万美元，预计2014财年亏损将达到700万～800万美元。学而思董事长兼CEO张邦鑫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2008年学而思开始做网校，结果是做了5年亏了5年。

他将原因归结为互联网行业的免费模式很难在教育行业行得通，再加上目前线上需求体量也未能壮大起来。“这是这个行业目前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造成的。有的是提供付费高品质内容，但明显效果不好；有的则构建平台，依靠另一方提供内容，走流量变现路线，但这些都只是尝试，目前很难说有成功的。”张启东说道。

事实上，彼此都在尝试与摸索。

以视频公开课网站多贝网为例，在多贝上，任何个人用户都可以开一个40人的音频直播课堂（如果要开视频，则限制为20人）。当然如果用户觉得自己水平较高，可以申请达人，那样人数可以达到300人。用户在编辑新课程的时候，有个选项是课程费用是免费还是收费。如果是收费课程，多贝则收取10%的服务费。但目前多贝平台上很少有收费课，所以其在这方面是无法收钱的。因此未来挣钱的方式有可能是付费内容分成，有可能是广告，有可能是用户数据库营销，也有可能是付费工具等。这一切在没有足够用户和足够内容之前，都很难实现。

目前，国内在线教育行业主要分为两类，一为做内容，二为做平台。前者多为教育培训上市公司，后者则多为新兴创业公司，宣称自己定位于平台，复制“B2C”“C2C”等模式。平台定位是希望通过UGC（用户生成）来提供内容，人人皆学生、人人皆老师也是未来线上教育的方向。

但如何让用户愿意提供，又如何方便提供，目前看这些平台还有需要完善的空间。另外，在获取用户流量方面，这些平台也有不小的成本压力。获取并留住用户，培养付费习惯以及简化支付流程都是在线教育平台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高调宣布“未来两年投入10亿元”“课程免费+上完课还送100块”的营销手段，欢聚时代CEO李学凌直言不讳，“互联网玩法就是这样，开始烧非常多的钱，但是有一天突然又能赚很多钱了。”

国外在线教育如何盈利

由于在线教育的成本较低，美国许多知名院校在逐渐通过引入虚拟化校园管理、平台课程共享等形式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营利性大学目前是在线高等教育的最大细分市场。营利性学校的收入模式和传统高等教育类似，按照单个学分收费，学生按照规定修满一定学分后可以获得相应学历。与国内主要提供的大学专科学历不同，这些机构往往可以授予从大学预科直至博士的多个专业学位，包括MBA学位。

营利性大学招收的在职成年人一般以低收入阶层为主，上学目标多为求职或获得提升。与传统院校教师和学校设计课程不同，营利性学校往往会根据对雇主的调查结果来设计课程，即使学术专家也要研究课程在企业内的应用。

除此之外，学校通过削减与教学无关项目开支的方式降低成本，其效益远远优于传统学校。以凤凰城大学为例，凤凰城没有聘请所谓的专职或者终身教授，全职和兼职教师数量共计35093人，其中95%的讲师都是在职的专业人员，他们仅在业余时间来此授课，顾问和老师靠电话和email协助学生学习；学校不在校园内设立的图书馆，所谓教学中心往往是一栋办公楼而已，学生们都是通过电脑网络来浏览学校的藏书、资料；学校也没有校园生活、学术活动。

教育行业未来将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一方面，用户对于学习时间和地点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能够通过在线教育对时间碎片化加以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优秀的师资有限，在线教育可以将师资这一核心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

目前，培训辅导收费模式都较为单一，由于受培训自身的特性限制，培训辅导主要以内容提供为导向，收费一般都针对课程内容收费，未来这一收费模式被颠覆的可能性也极小。以Kaplan为例，Kaplan是美国一家领先的综合教育服务提供商，提供从基础教育到成人辅导教育在内的多类型教育，Kaplan主要根据课程收费，其他收入来源包括考试辅导教材和相关资讯等服务。

MOOC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的缩写。2011年，斯坦福大学开设了免费对外开放的3门在线计算机类课程，共吸引了16万名注册用户。随后，哈佛、哥伦比亚等美国一流大学陆续设立网络学习平台，MOOC开始进入大众视野。MOOC推出之后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短期内得到快速发展。edX的一门MIT电路与电子课程有超过160个国家的15万名学生报名参与，学生年龄从14～74岁不等，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内容提供商是Lynda、Coursera、Udacity和edX。通过和国际一流学校合作，由高校提供高质量的视频课程对外发布，学生则可以在平台上免费学习知识，且MOOC组织正在探索学分认证，未来可能会颁发MOOC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MOOC并不是非营利机构，与此相反，MOOC与其他在线教育相比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盈利模式。在目前已经十分多样化的收费模式基础上，MOOC的平台商们还在积极探索更为可行的盈利模式：以Lynda为例，公司自成立第二年起即实现连续盈利。Lynda目前采取用户订阅模式，每个月只需要付费25美元即可浏览网站上的相关课程。

高等教育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探析 第4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资本市场,融资

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学习型社会”的逐步建立,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截至2007年末,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已经超过2700万人,规模已居世界第一。在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生均教育成本持续上扬的情形下,目前国家财政拨款依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受政府财政能力增长的限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是资本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最通用也是最根本的途径,资本市场连接着资金的供求双方,其强大的融资功能可以为高等教育发展筹集大量资金,有效缓解当前高等教育有限供给与社会需求日益增长的矛盾;同时高等教育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将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高等教育融资能够、也必须借助资本市场来实现。

一、高等教育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必要性

(一)高校目前融资的主渠道薄弱,结构不合理

1、政府财力有限,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属于典型的穷国办教育,因此国家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投入的大幅增长仍然无法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据统计,1993年~200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缺口多达8574.01亿元,距《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到的每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要占当年GDP4%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2、日益提高的学费标准超出国民承受能力。

1998年以后,随着统一学费制度的实施,学费增长快速,现在每生每年交纳的学费在5000~6000元左右。学杂费收入已成为继财政拨款之后的高校第二大经费来源渠道。如果从我国国民收入与学杂费标准来考察的话,目前中国高校的学费标准已经居于“世界前列”,学费标准大大超出了国民的承受能力。其根源在于我国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大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社会阶层的差异还将长期存在,导致众多学生及其家庭难于承受学费继续上涨的重负。

(二)高校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可以实现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发展“双赢”

1、高校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是融资的主要途径,具有效率高、透明度高、监管规范的特点。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可以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筹集大量资金,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投入,扩大教育供给,缓解高等教育经费的短缺矛盾,优化其投入产出结构。同时,资本市场的融资规则可以促进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提升,有助于高校深化教育改革,树立成本—效益观念,加强内部管理。

2、资本市场与高等教育结合,有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高等教育市场具有风险较小、投资回报率高、规模巨大等特点,为我国资本市场开辟新的投资渠道和新的利润增长点。上市公司与高等教育结合可以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本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我国高等教育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现状

1、商业银行贷款

近几年,在我国出现了高校贷款热,向银行贷款已经成为许多高校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一条主要途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与预测》蓝皮书中称,2005年我国公办高校的银行贷款总额已达1500亿-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负债经营”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

2、国债专项资金

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已经连续安排了57.65亿元国债资金,用以支持高等院校大幅度改善办学条件,为高等教育扩大规模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条件保障。尤其重点加强了中西部地区高校的教学和实验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期制约高校扩招的“瓶颈”因素——学生宿舍不足问题进行了重点突破,积极支持开发学生公寓小区建设,推进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3、高校企业上市

(1)直接发起上市。高等学校将下属的产业公司改制重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或以高等学校下属的产业公司为主要发起人,联合其它几家发起人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上市额度,直接通过发行新股上市。1993年复旦大学控股的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成为我国高校第一家上市公司。目前,全国高校在沪、深、港三地上市的控股公司已有34家,这些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极大地促进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2)间接买壳上市。即通过购买已上市公司的股权而达到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进而将自己的优质资产注入而达到上市的目的。借壳上市是资产重组的一种形式,北京大学目前就是依靠该方式来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三、我国高等教育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存在的问题

1、高等教育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渠道不畅

目前高等教育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服务的范围大多属于高等教育外围部门,主要包括以后勤服务为主的辅助部门和以校办科技产业为主的边缘附设部门。而高等院校主体教学、科研领域很难利用资本市场资金。

2、资本市场介入高等教育形式单一

我国高校市场化融资渠道狭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高校举办者(包括政府、企业法人或个人)的办学经费和学校经营收入(学费、科研和服务收入),目前,资本市场介入高等教育的形式多限于银行存款和国债专项项目,其他类型发展很慢。而这些渠道取得的资金的使用是有偿的,有明确的资金使用成本,需要到期按时还本付息。大多数高校一年的收入,除去支付人员经费、教学、学科学位建设、科研等公用支出、以及本科教学“四项经费”的支出,所剩资金只勉强能够偿还银行贷款的利息,高校依靠自身的力量已难以偿还银行贷款,部分高校陷入了以贷款还贷的恶性循环。

3、我国资本市场有待完善

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各方面有待健全和完善,突出表现为资本市场股市化明显,债市发展滞后,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许多高校类上市公司将公司上市作为一种“圈钱”行为,募集资金投向未经科学论证的项目,导致投资收益低下,业绩下滑,直至失去配股资格,丧失融资的优势。高校通过校办企业介入资本市场正面临新的挑战。

4、政策法规不配套

政策法规方面的障碍也是高等教育不能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高等教育产业属性来看,可以充分介入资本市场。但是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任何形式办学都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由于逐利性是资本的动力和终极目标,高校投资者的投资收益难以保障,从而影响了资本市场介入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5、高校产权关系不明确

高等学校的产权关系是指各投资主体与高等学校之间形成的责、权、利关系,主要是指高校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即高校产权归属与产权支配(使用权、处理权和收益权)的关系。我国高校按投资主体分为国有高校、国有民营高校和民办高校三类。它们的产权关系各不相同,总体上存在产权不清、归属不明,并由此导致产权所有者的使用权、处理权和收益权难以明确的问题。

四、我国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建议

1、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促进民间资本投资办学

完善《高等教育法》、《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高等教育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高等教育投资开放的领域,允许高等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经营的适当赢利,让投资者获得必要的回报,为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对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政府应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为其创造公平的政策环境,促进民间资本投资办学。同时,政府加强监管,规范民办高校的秩序,保证民办高校健康发展。

2、健全资本市场运行机制,优化高等教育融资平台

不断规范资本市场的法律制度,健全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使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券商、上市公司各司其责,为高等教育从资本市场融资建立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的平台。同时,大力培养和扶植投资银行、资产评估、咨询服务等中介机构并加强监管,确保其公正性和权威性,更好地连接和沟通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

3、明晰高等学校产权,推动高校产权制度改革

资本市场要求产权明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这就要求高校的产权制度应作出以下几点改革:首先,实现投资者个人财产权与高校的法人财产权的分离,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成为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次,实现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投资者以其投入高校的资本额为限对高校负有限责任,控制权移交给校股东会,由其选举的校董事会行使所有权;再次,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本的流动和产权的交易。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以票证的形式在证券市场和产权市场中运作,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资本流动和交易获得收益,也可以通过红利和股息等方式获得高校经营管理效率带来的收益。

4、建立教育资本市场,开拓市场化融资渠道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考虑发展以下几种教育资本市场:⑴高校经过股份制改造后上市,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⑵建立教育投资基金,企业和个人购买投资基金,由投资公司对高校进行投资;⑶成立教育发展银行,高校通过贷款向银行融资;⑷发行教育债券,企业法人或个人通过购买债券参与高校投资。

参考文献

[1]刘志文.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促进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高教探索.2004(2)

[2]李小安.我国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结合的途径探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1)

[3]殷伟伟.高校贷款的成因与对策分析.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8(10)

[4]陈武元.我国普通高校经费筹措的实证研究.上海发展改革信息网.2005(5)

教育资本 第5篇

吸引民营资本发展高等教育的原因与途径分析

国家汲取能力不足是导致高教经费投入不足的.深层原因.投入制约产出,高等教育投入不足对高校与社会的影响巨大.为了突破这一瓶颈问题,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本文对有关的投资环境与资源进行了分析,并从资本组合的角度,指出了高校大量吸引民营资本的某些途径,以利于难题的解决.

作 者：陈志平作者单位：广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广东,广州,510091刊 名：探求英文刊名：ACADEMIC SEARCH FOR TRUTH AND REALITY年，卷(期)：“”(3)分类号：F832.48关键词：高等教育 民营资本 内外原因 途径

发挥民间资本力量支持民办教育 第6篇

江西蓝天学院相关领导介绍说，作为江西省在校学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民办高校，江西蓝天学院长期受限于国家助学贷款的惠及不到，令学校很多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求学路上犯难。但此次与宜信公司的助学贷款合作，将使江西蓝天学院的众多学子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宜信公司CEO唐宁表达了宜信“信用普惠教育”的企业愿景：通过助学贷款解决方案为学生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帮助学生解决学费困难、获得教育培训机会，实现教育改变命运的梦想。

助学贷款在多种职业教育上的广泛覆盖，对缺乏教育投入资金又渴望提升就业竞争力的职业人群来说无疑是件益事。如果从社会效益上看，助学贷款的多元化发展，势必将拓展社会有教育需求群体的受惠面。

文化资本理论与中国成人教育改革 第7篇

一、文化资本之要义与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基本认知

( 一) 文化资本的形式转化与成人教育改革动因

就中国成人教育而言,其改革发展的意义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方面已经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但对改革发展的动因认知却是见仁见智,难以达成共识。有的人认为改革的动因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有的人认为改革动因是市场经济发展使然,更多的人认为成人教育改革是其本身出现了问题到了非改不可之地步。当然,这些对改革动因的讨论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未能对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实际所求与时代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的阐释。而文化资本理论中关于文化资本表现形式的转化,从虚拟到实态,从物质到精神的过程,能够有效地解释成人教育改革的价值内涵之扩大及外延的延伸,并能够形成强大的变革驱动力。这种观点对于解读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动因有积极意义。

1. 文化资本由虚拟到实态的转换,能够从其价值上阐释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动因。从哲学意义上看,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其文化价值的转化过程,从虚拟形态向实际形态转化,将成人教育隐性的文化内涵具体化,转化为现实的、可以触摸到的具体的改革目标。只有改革目标具体化,才能真正展示中国成人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内涵及范畴、形式等,才能有效规划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向与过程,进而实现布迪厄所言“文化是问题的存在之本质”。

2. 文化资本由物质到精神的转换,能够从价值路径上阐释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动因。从这个视野上看,我国成人教育的改革实质上是一种由物质文化转向精神文明提升的过程,即要求中国成人教育在改革发展中,要永葆其恒久的文化底蕴,要以推动文化传承创新,推进现代文明发展为己任,并将此内化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进而实现布迪厄所言“文化是社会发展之本”,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是成人教育服务社会功能的最佳体现。

( 二) 文化资本的内核转变与中国成人教育改革动力

从实践上看,中国成人教育改革要加快其进度,就必须在成人教育改革的动力上加以突破,需要研究成人教育改革的动力来自何处以及如何凝聚改革的动力等问题。 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与认知,人们通常会用教育及成教理论来表述,进而陷入一个用“成教来解释成教”的怪圈[1]。这样,不仅解释力上显得比较苍白,还可能会误导成人教育改革。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文化资本的内涵转变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许能够产生更好的解释效果。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的真正内核,乃是其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的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实现原有资本的增值以及新资本的产生。如此,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动力就如同是文化资本内核,在改革发展中动力扩张,进而产生新的改革推动力量。

1. 文化资本内涵的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的扩展,可以解释成人教育改革的动力来自何方。当前,我国成人教育改革并不缺少物质动力,更多的是缺少精神动力。精神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甚至是取代物质动力,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可以成为决定性的改革动力。文化资本内核中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的扩展,从一定意义看,其是成人教育改革的文化根基,成人教育领域的文化意义扩展是一种主观性的创造活动,也是教育价值在实践中的体现,能够使得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这正是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动力来源。

2. 文化资本内核的文化价值及文化意义的扩展,还可以解释成人教育改革动力的凝聚问题。文化价值及文化意义的动态扩展,不是简单重复原有的文化资源,而是在原有的文化资源上进行样态、内涵之提升,这就进一步阐释了改革动力的凝聚问题。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目的是立足于世界文化发展前沿来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因素的结合是改革动力凝聚最好的切入点。

( 三) 文化资本的场域转化与中国成人教育改革动态

对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动态趋势研究是成人教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容易引起争鸣的话题,其争议焦点就在于成人教育改革是否自主进行。有不少学者主张,中国成人教育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使然,是一种外因大于内因的结果,是由外及内的推进过程。但也有一些研究者主张,成人教育改革是内因作用的结果,是自身发展需要变革,内因是主导因素,成人教育的改革是一种动态化的自主性发展过程。如果引入文化资本的场域转化理念,就能解释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动态过程。

1. 场域转化阐释了成人教育改革的自主发展性之必然。文化资本理论认为,任何文化场域的自主性与其个体获得文化资本量是呈正比例关系的,当场域自主性越高, 文化资本量就越大,就越容易实现文化资源聚集。以此观之,在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场域中,自主发展性是凝聚改革资源聚合的基础,完全可以实现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还可以实现成人教育改革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以及预测改革的具体前景。

2. 场域转化阐释了成人教育改革自主发展之必要。 在文化资本理论中,场域的自主性越大,其文化资本获取资源的增值性就越大。由此推之,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场域内,改革的自主发展是活的文化价值增值发展的基础, 进一步阐释了成人教育改革的发展的必要性,如果没有自主性的发展,成人教育的改革只能是镜花水月,更无法实现其文化传承创新与价值自我实现。

二、文化资本之特征与中国成人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一) “认知聚合”与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目标之惑

当前,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目标之困惑,是个基本性问题,无论是学界还是高校。很多人主张中国成人教育应该推行市场化目标,市场化成为成人教育改革之方向,在这样的目标号召下,很多高校的成人教育走上了“高端且高价市场培训”之路,片面地将成人教育当成是学校创收的工具。国内的大部分高校纷纷推行以创收为目标的成人教育办学体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的情形,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确把握成人教育改革的目标,简单地将改革视为一种谋求经济利益的市场活动,而没有将成人教育改革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活动,无法实现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文化目标。这样的现状也表明,文化资本的首要特征“认知聚合”是何其之重要。在文化资本理论看来,文化资本的活动是对社会个体及群体进行共同文化心理及情感塑造、传承的中介,文化资本在塑造、传承过程中促使了文化内涵的形成,进而通过认知的聚合,形成文化共同体及文化系统。无疑,文化资本理论的这个表述,从价值观上阐明了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目标,即通过文化认知上的聚合,来构建一个文化改革的共同体,其目的是推进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以文化建设来谋求更大的发展”,形成一个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助推器,如此,成人教育的改革目标方是正确的。

( 二) “资源聚合”与中国成人教育改革路径之忧

在面对改革时,很多人产生不知该从何处入手的迷茫,以及对调整当前的成人教育办学格局不知所措,更无法全面了解其改革之路径; 还有一些人面对成人教育市场化的逼近,在改革的过程中究竟需不需要推进市场化,以及如何推进市场化,正处于困惑时段; 而更多的人则习惯将成人教育视为是成人高等教育,推进联合办学,变换各种招生方式,且进一步简化办学程序,最终改革的效果就难以保证。这些改革路径的困惑,直接导致成人教育改革效果的消解,致使改革的进程缓慢。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必须运用文化资本的“资源聚合”的特征来进行分析。文化资本理论指出,文化资本能够通过主体之间的转换,将不同主体拥有的文化资源、信息在时空中实现流动与共享、重组,进而使得个体能够提升自身文化占有、资源聚合的效能[2]。文化资本的这种资源聚合之效应,给我国成人教育改革带来启示。第一,提醒中国成人教育改革主体要与其他社会主体进行接触,在交流中发现改革路径, 即要求成人教育改革主体要在国家发展战略、市场经济、 文化建设等不同文化资本互融中寻求改革之路。第二,提示改革主体在改革中,要将文化资源的共享、价值重组、文化信息的流动作为改革的主要渠道,让教育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成为改革的评价指标,让成人教育改革在与其他文化资源互动中寻求变革的具体路径。

( 三) “效率聚合”与中国成人教育改革行为之困顿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中国成人教育的改革道路上, 有个关键的问题即改革的行为抉择。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尽管近年来,各种改革行为的方案、政策不断出台。比如,有的将成人学历教育作为突破口,有的将远程教育作为改造传统成人教育的方式,有的将远程网络技术作为改革成人教育结构的突破口,有的用考试改革或证书互认来改革其行为。从效果上看,上述改革行为在短时间内是有效的,但从长远上看,这些改革行为基本上受到很多限制,效果难以保证。因为在推行的过程中,其配套的制度并不健全,但追根溯源,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变革行为只注重外表的调整而忽视了其内部的结构体系。 由此,引入文化资本的“效率聚合”是有意义的,能够为改革行为提供一个完整的思路。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的获取需要通过个体实践学习而获得,要使自身的文化资本能够增值,必须要求个体不断提高自身文化资本效率,还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些转化为内在的动力。在中国成人教育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政策,保证成人教育在外延扩展的同时,达到其改革行为内涵的增值; 另一方面,要求在成人教育改革的实践中,让文化资本的效率聚合贯穿于成人教育变革的整个过程,进而在实践中为文化促进改革提供指引。

三、文化资本之互动与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创新

( 一) “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互动”对中国成人教育内涵的创新

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互动是文化资本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注重文化资本属性过程中,还要注重文化资本活动的价值增长。如此,在互动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文化资本本源上的意义,又要注重其物化上的价值。文化资本可以在有形与无形之间转换,对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的内涵创新有着重要意义,其不仅可以使中国成人教育改革目标、 路径、动力等内涵不断完善,还能够使成人教育改革行为内涵变得更为深厚,即为了推进成人教育改革而凸显经济社会发展的复合内蕴。通过文化互动促进中国成人教育内涵的创新,应该在思想上为成人教育改革提供指引方向。其核心意义在于通过成人教育结构的改革来提升成人教育的行为层次,通过成人教育路径上的改革来提升成人教育行为发展方向,以推动成人教育改革场域的转换。 总之,文化资本互动要求成人教育改革在其改革进程中, 树立明确的改革意识及革新精神,明确成人教育最终的行为目标; 同时也要求成人教育改革的主体应该有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精神,充分认识到成人教育改革所遇到的动力不足、行为不明及认知不清等问题,要在改革过程中及时反思与校正。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深化成人教育改革过程中,要反思成人教育体系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把握当前改革结构与其改革发展的衔接,进而实现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的互动,最大限度地实现成人教育改革的发展、 创造,推动其改革内涵与时代特质的适应。

( 二) “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互动”对中国成人教育改革外延的创新

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互动是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其倡导成人教育改革要体现文化知识、经验、技能等文化资本属性,将这些文化性资本内化为其改革的文化能量,并通过整个文化资本体系的实践运作,将其转化为成人教育改革的文化特质。这种互动对成人教育改革的外延重构中实现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的对应,为明确成人教育改革的外延边界、结构等提供方向。成人教育改革的外延创新,体现为在其改革中要保持与社会、市场、职业、 学习者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具体包括成人教育改革的行为、教学模式、学习方式等。在拓宽成人教育改革外延的同时,更需要提升改革过程中教学行为、学习行为、学习效果之间的统一,唯其如此,才能将改革融入文化能量与文化修养的互动中,实现成人教育改革的价值。

( 三) “多元文化与多极文化互动”对中国成人教育改革价值取向的创新

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多元文化与多极文化互动是其发展的最终目的,文化资本的流动与循环是其保持活力的关键[3]。文化资本既可以通过纵向从一个时代传向另一时代,形成多极的文化体系,也可以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场域内传播,生成多种形式的多元文化。在成人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中,如何保持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成人教育的功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成人教育在改革中, 要保持其务实、求真的基本行为取向,在实现对学习者单一技能提升向综合素质提升的复合教与学方式升华的同时,还要求成人教育改革要与社会现实相适应,明确其功效发挥机制,明确对改革对学习者的意义。在成人教育改革中,要做到教学能够使得学习者掌握技能,更要求教育能够使得学习者学会做人的道理,体现“成人为本、教育唯真”的育人价值。

参考文献

[1]郑义寅,丁昶玮.文化资本理论与中国成人教育变革[J].职教论坛,2013(6):59-63.

[2]方董平.文化资本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人力资本投资中的职业教育 第8篇

按照现代经济学,资本从其形态上划分为四种形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

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来表示的非物质资本。是劳动者具有一定的健康体魄、操作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用于教育和训练的费用,以培养和提高在职或未来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二是用于医疗卫生保健的费用,以保证劳动力的必要数量和在职劳动力的健康水平;三是国内外劳动力合理流动而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四是提高企业能力、增加企业精神以便于经营管理者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动态格局做出最佳决策,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教育是获取人力资本最重要的途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内容。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口质量的重要性远大于人口数量的重要性。首先,作为对人的质量的一种投资,教育投资既是社会性投资,也是生产性投资。是使隐藏于人体内部的能力得以增长从而增加收益的一种生产性投资;其次,提高人口质量的关键是教育投资。因为各国人口的先天素质和潜在能力是均衡的或者说是相近似的,但是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能力,却是有差别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国教育水平不同,社会平均教育程度不同。其三,人力投资比物力投资更有利,会带来更多的收益。例如美国1900年到1957年57年间,教育投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物质资本增长速度,其所获利润结果为:物力资本投资所赚回的利润增长了3.5倍,同时人力投资增加的利润则达到17.5倍。从世界范围内说,有资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人力资源开发,使经济增长的比例达到国民经济增长总额的41%,有的国家甚至超过了这个比例达到60%以上。舒尔茨运用自己创造的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估算了美国1929年到1957年国民经济增长额,约有33%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作出的贡献。 另据挪威的实践表明,在1900—1955年半个多世纪中,挪威的固定资本每年增加1%,生产提高0.2%;劳动力每增加1%,生产提高0.76%;而经过训练的管理人员每增加1%,生产则提高1.8%。

资料来源:靳希斌:《教育经济学》第44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上世纪50—70年代,各国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大多在20%以上。根据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周英章、全戈的测算在中国教育投资每增长1%,则经济增长0.779%,而中国的国家预算中教育投资只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可观。

教育具有双重性,它既是一种消费,同时又是一种投资。根据谢万华的统计,1998年全国总人口为125 310万人,GDP为74 772亿元,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8 937亿元。其中全国教育消费总额为6 641亿元,占当年GDP的8.9%,占当年消费品总额的23%;当年全国人均教育消费额530元,占全国当年人均消费总额2 309元的23%;当年全国教育人口为26 400万人,人均教育消费2 516元。1998年我国教育事业比上年增长10%,教育消费增长10%以上,当年教育消费增长拉大GPP增长1.38%,增加就业岗位276万人,增加财政收入138亿元,这是我国教育消费对当年经济发展的巨大现实贡献和直接贡献。在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中,作为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功不可没。

二、职业教育投资的特点

1.现显性

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显现出经济效益来,不同的投资主体都能比较迅速地收回投资成本。从国家投资于职业教育来看,大批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毕业后服务于经济建设,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税收,并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从企业投资而言,职校毕业生迅速成长为熟练劳动力,缩短了适应劳动岗位的周期,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企业利润。从职业技术学校本身来看,培养的人才备受用人单位青睐,受教育者愿意投资,企业也更愿意出“培养费”,这就能使学校获得更多的办学经费。再从受教育者个人角度考察,由于学得了某种职业的专门技术,劳动熟练程度提高了,能获得更高的报酬,这种特性是义务教育或其他普通教育所不具备的。

2.高效性

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直接与社会劳动岗位衔接,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加之它是建立在义务教育基础之上,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相对于义务教育(或普通教育)而言,它具有周期短、投资小,见效快、效益高的特性。

3.多元性

任何形式的教育经济价值都反映一定的投资与收益的关系,但不同形式的教育,其投资者和收益占有者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其收益的所有者是不同的。职业教育是一种典型的多元投资,它的经济价值也表现为多元性的特点。即作为投资主体的国家、集体、个人都占有职教的经济效益,受教育者和教育劳动者也占有职教经济价值。

发达国家早年生产发展经过一个较长的经济技术环境变更的过程,当时教育的经济作用主要是由非正规教育去体现。人们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工艺创新能力,尤其是手工劳动技巧的提高,都不是在当时任何正规学校教育中传播的,而是从家庭、工厂及市场交换过程中去获得。这种非正规教育的发展,为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和后来的经济结构转换准备了经济技术环境,提供了重要的人力保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职业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成人教育就应当占较大的比重,因为现代化导致了人们劳动的职业化,而职业教育和发展职业技巧的职业技术教育便成了人们胜任工作,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准工业化国家在职业教育上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一是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出现了急剧增大之势;二是企业积极加入行职业教育投资中来;三是在整个国家的教育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增大;职业教育在教育发展或全部教育中的比例是逐步增加的,这30年间平均增加了2—4倍,而准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增幅达40倍。

资料来源:表2、3转引自刘芹茂主编《现代教育的经济价值》(2000)第164页。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4)整理。

三、人力资本投资及回报

1.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

人力资本作为现在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各企业都积极地进行投资。 职业教育中人力资本投资,由于其高回报率和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日益受到企业的重视,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发达国家除了政府政策支持和举办职业教育外,一般主要靠企业举办职业教育,企业有责任、有义务实施职业教育。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企业每年为职工在职教育提供的各种形式的资金大约为2 100亿美元,远远高于全年普通教育的投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这方面的投入更多。德国实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就是企业和职业学校紧密结合,以企业为主的职业教育形式,企业承担了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日本把职业教育作为经济起飞和持续发展的“秘密武器”,企业职业教育基本上实现了法制化、普通化、全员化。日本许多成就卓著的企业都不遗余力地实施职业教育,都有企业自办的教育机构。如松下电器公司的松下电器工学院和松下商学院、丰田公司的丰田工业大学、日本汽车公司的日产技术学院、日立公司的日立工业专科学院等等。日本中小企业财力、 物力有限,则一般采取企校、企企联合办学的方式,以保证职业教育的实施。据1994年日本劳动省的一项调查表明:在424个雇佣1 000名职工以上的大企业中,实施教育训练的占99%,有计划地进行教育训练的占85%。目前日本又开始由对员工参与单一培训扩展、提高到多样化训练,鼓励员工参加函授教育,在企业建立“自主自我开发制度”以及“生涯教育”、“国情培训”等制度。这些使日本这个人口众多、 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2.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

个人之所以接受职业教育的形式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即受职业教育的预期报酬率的影响。职业教育的预期报酬率可以说是无法精确估计的,但人们对此有一个大致估算。这些估算的指标包括:第一,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即为了接受职业教育而放弃的收入;第二,教育的预期收入,包括接受教育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和其他益处;第三,个人教育成本。职业教育预期报酬率的高低,意味着个人接受教育所投向自身的教育投资(成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偿还,并获得超出成本的教育收益,这种收益体现在未来所得收入高于其他条件相同,但未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这种理性预期的核心内容是在完成职业教育或培训后,可以找到工作并且工资要高于不接受职业教育的人的工资。而现实社会必须保证大多数人的这种理性预期的实现,否则,由于信息的公开化,就会没有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如表5所示,在美国商业部给出的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与教育报酬率的关系表中,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要比只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的平均月收入高18%。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报》1993年8月9日。

而1989年德国西部地区求职人员的教育结构是受过高等教育(包括高职)的占10.6%,受过系统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占64.8%,没有受过系统职业教育而经短期培训的占24.8%,从中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的向前发展,经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知识更新加快,职业结构和岗位要求不断变化,终身教育已成为大势所趋。职业教育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个人角度讲,如果想维持从职业教育中所获得的收益,就必须维持这种投资的连续性,适时地对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更新。

参考文献

[1]战飚.人力资本专用性的价值体现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J].生产力研究,2004(12):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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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葆锟,范先佐.教育经济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村教育体系的构建 第9篇

一、教育在人力资本中占主导地位

舒尔茨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他把对人的投资形成的并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称为人力资本，认为人力资本主要由正规学校教育、在职人员的培训、成人学习项目、医疗和保健、就业迁移等五个方面的投资形成，其中“人力资本的关键投资就是教育”。

舒尔茨曾指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他把教育投资看作是整个人力资本投资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他认为：“人们自我投资以增加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而学校教育乃是人力资本的最大投资。”他还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问题结合起来, 提出了以科学技术、人力资本为核心内容的农业教育经济思想，对很多国家的农业农村经济和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很多都要靠教育和培训。教育投资是可以取得巨大收益的生产性投资，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会更多地替代其他生产要素而发挥重要作用。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报告》有关资料表明，劳动力平均每多受一年教育，收入至少要提高2.4%，GDP就会增加9%。侯风云也指出，农村劳动力多增加一年的正规教育可以增加3.66%的收入，而参加培训比不参加培训可增加27.89%的收入。由此可见，农村教育对于促进农民、农村发展有重要作用。

二、我国农村教育概况

（一）农村教育的界定

按照陈敬朴先生的说法，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村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农村教育。广义上的农村教育应当既包括农村中小学教育、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也包括设在城市里的某些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

（二）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滞后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多达1.5亿。但城乡教育存在着巨大差距，2000年，我国每10万人口中城市与农村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量比，就大学而言城市是农村的18倍，中学是4倍，同期全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3，而同期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城乡人口在受教育上的差距非常明显，这样的人力资本供给状况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差甚远。

另外，农村教育结构相对单一，主体是中、小学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非常薄弱。培训机制不健全，农民缺乏相应的职业技能，在农村4.97亿劳动力中，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不足5%，受过技能培训的仅为1%。农民职业技能的缺乏，不仅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且与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三）国家对农村教育逐步重视

新世纪以来, 国家十分重视农村教育, 及时做出西部“两基”攻坚的战略部署, 明确提出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等重大政策。2003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决定还指出：“农村教育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村教育必须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在实现国家规定基础教育基本要求时，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突出农村特色”。2006年《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整合农村各种教育资源，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实现免费，使农村基础教育摆脱了长期投入不足的困境，1.5亿中小学生及其家庭因此受益，这对于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具有深远意义。

三、改革农村教育，构建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

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是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必须从观念和行动上重视农村教育, 改革和完善现行农村教育体系, 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劳动力的需求，形成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成人教育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多形式、综合化的农村教育体系，以培养适应新农村建设要求的新型农民。

（一）继续巩固农村基础教育成果，积极发展农村高中教育

基础教育为受教育者提供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并为以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奠定基础。我国已经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了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今后在继续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教育的公平和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还应积极发展高中教育，以增加受教育年限，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

（二）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农村职业教育以初、高中毕业没有继续升学的农村青少年(预备劳动力)为主要对象，应注重对这类人群职业技能的培训。据统计，我国每年有30%左右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这些学生有的要回到农村，有的要去二三产业就业，加强对他们的职业教育，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加强与三农有关的技能教育，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另一方面要注重二、三产业的职业和技能教育，为他们到二、三产业就业打下基础。

（三）建立政府主导的技能培训体系

这种教育以进城农民工为主要对象，以技能培训为主。目前许多进城农民工大多是初中以下学历，缺乏劳动技能，就业面窄，加强对他们的技能培训非常重要。应建立政府主导的面向农村进城人员的，同时有较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教育培训项目，为农村进城人员提供学习和培训机会，有效提高其就业能力，为他们在城镇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

（四）重视发展农村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以现实农业劳动力为主要对象，直接面对农村、农民生产生活所需。发展成人教育可以提高人口的基础素质，重新补充和调整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结构, 从而实现人力资本的最优化。要形成县、乡、村三级农业技术和成人教育培训网络，建立农村成人教育的长效机制，为农民提供受教育的平台;同时要适当发展农村成人高等能教育，提高农民的受教育层次。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而新型农民的培育离不开农村教育，构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成人教育有机结合的农村教育体系，对于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具有重要意义。农村教育要发展，就要不断地改革与创新，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求，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培训，不断调整教育和培训结构，从而既满足农民扎根农村，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的需要, 又满足农民走出农村, 进入城市生活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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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本 第10篇

接受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

(一) 人力资本理论概要

人力资本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理论, 主要探讨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形成过程及投资的成本与效益。其主要创始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 (1) 完整的资本概念包括了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 具体表现为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品质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等。 (2) 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将会产生高于对物力资本投入的回报。 (3) 教育具有改善人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人才的生产功能, 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 与个人工作效率与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二) 个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投资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人的投资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专业化教育, 在个人全部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能够在未来为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因此, 对于个人来说, 高等教育是最为重要和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

参照加里·贝克尔的观点, 个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量, 即成本支出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直接成本, 主要包括学费、书本费。 (2) 机会成本, 即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放弃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所获得的劳动收入。 (3) 时间成本, 即由于接受高等教育使得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相对减少的成本。 (4) 利息成本, 因为投资高等教育而放弃的利息收入。 (5) 心理成本, 主要包括社会压力和生活影响, 也包括由于学习困难所造成的心理压抑和不愉快等。

个人投资高职教育的风险表现

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风险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 未能在毕业后顺利就业;第二, 就业的岗位或职位不如意;第三, 实际收入与预期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概括起来就是专业风险、就业风险和收益风险。

(一) 专业风险

专业风险即指教育投资者个人所选择的专业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风险。就专业的市场满足性而言, 正是因为专业类型决定职业类型, 各类职业的市场需求在未来某一时期是不确定的, 所以, 进行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体在自己所选择的专业能否适应市场需求方面存在风险, 而这种风险是投资者自己索赔不能清除和消散的。再从专业的市场适应性来看, 日益更新的知识结构会使某些专业的投资者陷入就业风险中, 特别是对于那些新兴的后起专业, 如计算机、生物工程等。从专业的专业化程度来看, 高等教育投资者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要保持适度的专业化。如果专业化程度过高, 那么就会限制学生的就业面;如果专业化程度不足, 那么毕业生就不能胜任工作。高职专业一般都是针对社会上的热门工种而设置的, 是为了培养专用性人力资源以易于进入就业市场, 通过专业技术教育形成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具有极强的专用性和不可转移性, 正是这种专用性和不可转移性, 使得高职教育的投资主体, 尤其是个人, 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二) 就业风险

由于高等教育的连年扩招, 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感到找工作难。对于高职学生而言, 在接受了三年的职业教育后进入就业市场, 面临着来自自身、单位和竞争者的压力。由于高职院校在录取时的分数线低于本科院校, 再加上我国高等院校录取志愿填报自身的一些原因, 从总体上来看, 其生源质量不如本科院校, 高职学生在知识水平、学习能力和学习愿望上与本科院校的学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根据筛选理论, 雇主会根据文凭挑选满意的雇员, 教育程度实际上扮演着一种识别工具的角色。近几年来, 高等教育的扩招致使市场上大量充斥着寻求就业的毕业生, 再加上前几年累积的未实现就业的人, 雇主在挑选时有着很大的余地, 在同等条件下,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本科毕业生。

更进一步地, 即便是高职毕业生通过努力顺利实现了就业, 也未必就能与心目中的职位相匹配。在就业市场中, 雇主往往占据着较大的主动权, 虽然就业的过程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但在双方的博弈中, 雇员常常是失败者, 尤其对于那些刚走出校门的高职毕业生更是如此。

(三) 收益风险

一般地, 投资收益可以从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两个方面来考察。从货币收益角度来看, 尽管近几年来“技工行情看涨”, 有些单位高薪聘请高级技工, 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整个技能行市相对低落的状态。我国技术工人的年平均收入大约为一万元左右, 低于接受通识教育的大学本科生。再从非货币收入来看, 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与本科毕业生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首先是社会地位的差距, 由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性更强, 因此, 一般毕业生都会进入企业, 成为“蓝领”或“灰领”从事专门的技术工作, 而本科毕业生的选择面相对要广一些, 可以进入事业单位或企业做管理等所谓的“白领”工作。两者在工资、福利、升迁前景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区别很大。因此, 高职毕业生一般都面临着较大的收益风险。

人们投资高职教育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 信息不完全

所谓信息不完全, 是指主体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在主体之间的分布上不均匀、在需要获取的总量上不充分或者在与客观真实之间存在偏差, 具体表现为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准确这三种情形。

个体的教育投资风险主要存在于教育选择和职业选择的过程中。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首先必须面临的是专业选择。从小到大, 学生学习的是统一的课程、统一的考试科目、统一的评价标准, 很少自主选择的余地。因此, 在高考选择志愿时, 面对着突然而至的各种选择, 他们往往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人力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投资风险无法分散等特点, 因此, 人力资本一旦形成, 就具有不可逆性。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 想要调换专业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此外, 教育投入资金、物力和时间, 这些都是连续和不可分割的巨大成本, 尤其是时间, 对于个体来说是最为稀缺、不可重复的资源, 投入后就无法原样收回。

在职业选择时, 大学生及其家长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容量、市场接受的时间等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识盲区, 对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职业、劳动力的获得等信息的掌握是非常有限的, 这往往导致对风险的预期不足, 影响学生在选择专业和职业时的有效性。在信息不对称和人力资本风险不可分散的两种因素综合作用下, 致使教育收入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在人岗配置上, 可以说求职者无信息优势, 依靠卖出自己的人力资本来获取工作岗位和经济利益。而雇主处于代理人地位, 他对本行业、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运作情况了然于心, 处于明显强势。因此, 对于委托人而言, 代理人的行为是不可测的, 进入行业的风险客观存在。这些风险主要有:职业发展定位风险、职业岗位风险、跳槽风险和结构性失业风险等。

(二) 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

劳动市场分割理论主要流派有工作竞争理论、二元劳动制市场分割理论和激进的分割理论, 其中以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最有影响力。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的市场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 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 教育和培训能够提高其收入, 而对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 接受教育和培训对于提高其收入没有作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较少。

有学者分析了我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认为我国存在着工作特征不尽相同的主次劳动力市场。无论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次要劳动力市场, 地区经济越发达, 教育对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作用就越大;地区经济越不发达, 工作年限对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作用就越大。造成这种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个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程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就越强, 劳动者的收入与其知识、能力和教育情况就会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越不发达, 收入的决定机制则更强调论资排辈, 其工作年限对收入就会有更大的影响。

对于高职的毕业生来说, 由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 使得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局限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 如果无法在上述地区找到工作, 那么他们将花费更大的成本来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职业搜寻, 大大增加了风险系数。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还造成有一定家庭经济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学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 而无背景、无关系的学生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 甚至造成“学非所用, 用非所学”的人才浪费。

(三) 学校教育的质量

近年来, 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加大投入力度, 各高职院校在硬件设施、基础建设上有了很大改善, 但是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属于后发性教育, 历史积淀不长, 很多学校是从职高晋升为高职院校的, 因此, 从观念到体制, 从数量到质量, 从外部环境到内部建设都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为师资力量薄弱、培养模式单一、专业设置不合理等。

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不仅是一个宏观层面上的问题, 还表现为各个学校之间的微观质量差异。由于每个学校获得的物质、货币和其他资源的参差不一, 并且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定位的不尽相同, 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质量差异客观存在。大学教育属于无形的体验型服务产品, 在未经体验之前, 学生及家长很难了解某一特定院校的教育服务质量与其所需是否相符, 因此, 个体在填报志愿时, 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专业选择这种重要的决策在人生经历中只可能有一两次, 不允许人们通过不断重复取得经验来提高自己的决策能力, 纠正错误的成本非常高, 一旦进入教育质量差的学校, 个体有可能无法接受高质量的教育, 而造成经费和机会成本的巨大浪费。

高职教育投资风险的规避

接受教育不是为了能一劳永逸地享用知识成果, 而是为进一步的学习打下基础。高等教育不是教育的终结, 而应是更高层次教育的开始。教育证书并不能保证投资者一生的进程, 文凭不过是一种重要的保险形式, 它降低了失业和向下一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理性认识和高屋建瓴的洞察力是必须要有的。

客观认识自己 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 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个人能力、态度的差别。最初的专业选择很有可能决定了今后一生的职业范畴, 因此要冷静而客观地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弱势, 尽量避免盲从, 追求所谓的“热门”。教育投资的周期长, 收期也长, 一时的热门不代表长久的热门, 要从自身能力适应的角度来选择专业。客观认识自己, 就要深刻地剖析自己的兴趣、爱好与特长、个人的价值观、职业目标等等, 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 制定职业生涯规划, 把自己最擅长的一面发挥出来。

必要的远见卓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市场调节存在滞后性, 有些风险一时不容易为人所察觉, 待到风险显现时, 可能损失已经造成了。这种风险和损失的不同步性要求教育投资者具备相应的风险预知能力和分析能力, 根据已有的经验和观察来推断出风险的存在和程度的大小。根据辩证法, 偶然性中总是隐藏着某种必然性。风险的产生、扩大和损失的造成总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循的, 要认识这些规律, 就要具备一些综合能力, 比如观察能力、数理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对市场运行的整体把握能力等等。

体验消费的效用 教育是一项消费品的观念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接受。高职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实际上扮演了两种角色, 他既是一个投资者, 又是一个消费者。投资是为了消费, 消费的程度如何是投资效益的最终体现。教育史上一直有形式性教育和实质性教育的争论。教育的效用其实不仅仅是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习得,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形成思考和获取知识的能力, 使人真正成为摆脱了蒙昧和无知状态的“幸福”人。职业教育也不仅仅是批量生产技术人员, 而是通过开发自身的潜能, 用手和心灵去改造不完善的世界, 为其他人服务所作的准备。因此, 高职学生要时刻树立这样一种思想:“有用”不是评判知识的唯一标准, 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积累尽可能多的知识就有更多的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 个人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增加受教育者选择机会和提高选择的层次, 降低收益风险或不确定性。从理论上来讲, 教育的层次越高, 教育投资的风险就越小,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只要投资高等教育就没有风险了。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基于正确的教育决策。如果教育选择出现了偏差, 带来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教育投资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在有高额回报的可能性的同时, 也有一定的风险。人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在有限的条件下, 将风险尽可能降低到最低是个体的最终目标。对于高职教育的投资者来说, 在承认风险的前提下, 应该主要从自身内部入手, 寻求收益与风险的平衡。对于决策者来说, 就是要加强决策的实施力度和监管力度, 营造一个有利于高职学生学习和就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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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研究 第11篇

关键词：湖北省；人力资本；教育

一、概念与理论

（一）人力资本

在古典经济学中，已经有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开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纪元，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建立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研究框架，认为教育、健康、培训、迁移等投资均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这些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其中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

（二）现代学校教育体系

现代学校正规教育体系，可以看做是国民经济中专门从事人力资本大规模生产的主导战略产业，教育能否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基本层级。

初等教育，一般指小学、初中阶段的教育，主要是为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掌握基本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为他们以后进一步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或高等教育奠定基础。

中等教育，一般包括普通高中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其主要任务是为高等教育输送后备人才，是维持教育体系自身发展和加速基础教育发展必备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生产力量。

高等教育，只要指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其受教育者是在完成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进入国家认可的高等院校接受具有高度概括性、理论性和前瞻性的专业训练，最终能够从事某种专业领域的高级研究者或专家。

（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

教育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投资在教育方面的部分，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和单位，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向教育领域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及其货币表现。即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教育方面的全部投入。

二、湖北省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在我国中南部。湖北省的省会城市为武汉，有黄石、襄阳、十堰、荆州、鄂州、孝感、黄冈10个地级市，包括咸宁、恩师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神农架林区，33个市辖区、26个县级市、39个县以及2个自治县。全省的面积有18.59万平方公里。但是据统计数据来看，截止到2012年全省共有6165.4万人，每十万人拥有的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仅有1135人，由数据可以看出，湖北省的教育比例还是非常小的。

众所周知，湖北省是一个教育大省，但是其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说人口数量大，但是质量不高，故据国家统计的消息来看，湖北省2014年常住人口数为5816万人，排名第九，据湖北省统计局人口发展状况分析来看，湖北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指大专以上）的人数由3900人上升为10519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2646人上升为20450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4278人上升为3485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426人下降为22120人。文盲率由2000年的7.18%减少到2013年的4.82%，下降2.36个百分点。可见，随着湖北不断加强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全省人口受教育程度虽然不断提高，但是未受过教育的人还是存在很大的比例。农村人力资本严重匮乏，在湖北省各地级城市来看，教育发展的比较好，但是在农村来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人均纯收入低，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落后。

三、湖北省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源泉和不解的动力，社会经济因素是指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目标。近年来，湖北省的生产总值正在不断上涨，说明其经济发展也在不断增强，但经济发展水平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方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在教育投资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由此看来，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有很大的影响。

（二）教育政策对教育经费投资的影响

教育政策主要表现在政治对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财政和教育机会分配四个方面，所以教育政策是影响教育投入不可忽视的部分。而从湖北省的教育政策来看，一直很重视教育经费的投入，伴随着政策的不断变化，教育投入的数量和比例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但是教育政策对于农村来说还是不够完善。

（三）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

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包括对教师师资投入的不足，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方面的投入不够与对职业教育投入的欠缺。湖北省对教师工资与福利支出较低，一方面导致了教师流失严重，另一方面教师的素质不高。在办学条件方面，湖北省办学条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方面的投资仍旧十分落后。

（四）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不完善

建国以来，我国始终没有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合理分担教育经费的投入体制。湖北省按照国家的统一要求，建立了相应的财政体制，明确了省级和市级政府的责任，对湖北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该体制的实质仍然是责任基层化，财权与事权存在不对称，各级政府投入责任不明确，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仍在存在不足，所以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五）教育宣传的不够大

湖北省农村有很多家庭对人才培养缺乏积极性，他们认为，从事农业生产不需要接受很多的教育，只要会一些农业生产技术就可以了，所以在一些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的家庭，家里面的孩子不一定能接受教育。同时在社会捐集资方面，很少有固定的捐款者对教育进行捐款，这样一来，教育经费的集资又缺少一个方面。

四、改善湖北省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策

（一）提高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利用效率

我国有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前的法律已经不能再适用，同时，已有的法律法规在实施已经存在一定的问题。湖北省应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与之相应的法规制度，比如说城乡差距较大，人口多但人口质量等问题，制定出适应湖北省地方的具体情况，来补充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使得教育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二）积极拓宽教育经费筹措渠道

近年来，湖北省按照国家的要求努力增加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多元化筹措教育经费的能力在逐步增强，多元化筹措教育经费的方式在慢慢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在民间的积累已经达到了可以对教育等社会事业作出显著贡献的程度，使得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成为可能，因此政府应积极拓宽教育经费的筹措渠道。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以个人、企业、社会投资办学为辅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新格局。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完善相关财税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多种力量共同办学的办学体制。

（三）优化教育财政投入结构

教育投入是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湖北省政府应努力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优化教育财政投入的结构。优化三级教育投入结构，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全面提高湖北省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优化城乡间教育投资结构，湖北省城镇与农村的学生教育经费存在很大的差距，要解决这一问题，则应该从人力、物力、财力三个方面来着手。应加大农村中小学的师生比，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并提高农村中小学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

（四）转变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观念

营造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通过宣传教育，让城镇和农村居民重视多元化的职业技术培训，加大投入力度和选出啊力度。与此同时，由于湖北省农村居民对教育意识还不够高，所以应尽力转变他们的教育观念，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五）让金钱在阳光下运行

近年来，政府慢慢意识到教育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加大了对人力资本投资，但是受教育的情况却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有很多农村的学校依然没有达到指标，但是政府却认为已经对其投资，并不清楚实际的情况。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府所投资的物资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办学过程中。让金钱在阳光下运行，可以使这一现象得到改善，对每一部分的使用情况都要公布于众，这样可以避免贪污情况的发生，使政府对教育的投资真正落实到实际情况中。

结语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教育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在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湖北省为例，对其在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发现湖北省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针对这一现状，本文从教育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重要性出发，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给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望对湖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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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亮.中国地区间高等教育经费差异的因素分解[J].统计与决策，2007，（11）.

教育资本 第12篇

教育分成基础教育 (小学和初中教育, 即义务教育) 、中等教育 (高中和职业教育) 和高等教育。这些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基础人力资本 (小学和初中教育) 和专业化人力资本 (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可普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 形成很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基数, 是基础人力资本。中等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是专业化人力资本, 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对于高等教育则是精英教育, 所形成的可叫做高等教育所形成的是高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

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的重要作用, 但对于资金是投向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问题上, 各国采取的政策导向也各不相同, 由此带来了人力资本形成水平的差异, 进而对该国或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木桶理论”与教育投资

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用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给人以启迪:一只木桶的容水量, 不取决于构成木桶的那块最长的木板, 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所以, 要想使一只木桶能够装更多的水, 就要认清哪块是最短的木板, 并设法改变这块短木板的现状。

用“木桶理论”来分析三种教育投资:即把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比作木桶的三块木板, 这三块木板构成了木桶的周边, 木桶里的水代表了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总产出水平。在富裕国家和地区, 由于经济实力较强, 财力雄厚, 对三种教育形式的投资大多处于平衡状态, 即木桶三个周边高度基本平齐, 不存在对哪种投资的偏倚问题;发展中国家或者落后地区由于财力有限, 所有的教育形式基本上是由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来完成的, 而且在三种教育形式上的投入政策也不相同。一些国家将主要教育资金投向了高等教育, 即木桶中代表高等教育的那块木板较长, 他们在短期内也获得了不俗的经济增长水平;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更加重视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投资, 即木桶中的代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那两块木板都较长, 经济增长也显得更具潜力。

由此可以得到两块不同形状的木桶:木桶1是一个高等教育的木板较长, 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两块木板较短的木桶;木桶2是一个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这两个木板较长, 而高等教育这块木板较短的木桶。木桶1由于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这两块木板都较短, 在经济中的表现就是由于缺少大量的、众多的基础人力资本和部分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缺失而使经济增长能局限在部分高精尖的产业, 各种产业发展不平衡。这都直接限制了落后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 木桶2给经济带来的效果会更好。

三、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选择

1. 基础教育应是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重点

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地区在发展之初都会面临着这种困难选择:既要迅速普及教育, 扩大广大国民的受教育机会, 又要尽快培养出国家急需的高精尖的专门人才。部分落后国家选择了走精英主义路线, 他们的教育投入大多投向了高等教育, 而使该国的基础教育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淘汰性, 学科知识的难度和深度成为“世界之最”, 同时也使该国出现了大量低素质的国民。当今, 低下的国民素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制约因素, 这正是对这种精英主义路线选择所付出的沉痛代价。

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进行投资?即把教育经费投入这场雨下在哪里?如果从对整个社会的收益率来看, 基础教育的收益率最高。教育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文化的劳动者, 他们可以更快地掌握各种技能。而且, 全民普及教育也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 包括文化与道德素质。这也是经济成功的重要条件。而高等教育在很多国家的经费是有保证的, 更重要的是许多高等院校在经济上是有收入的, 相对于高等教育而言, 基础教育与中等教育才是最需要资金投入的领域。在许多落后国家, 国民素质的低下, 技术工人的短缺已经严重制约了该国的经济腾飞。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是收益率极高的投资, 落后国家和地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加大对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投资, 经济才会持续、稳定的增长。

2. 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投资选择

如果一国之中的落后地区要追赶先进地区, 就要采取对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更加倾斜的政策, 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保持适当的投资比例,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不能过多地投向高等教育。即使要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也要采取明智的策略, 即对与落后地区的高校所设专业进行适当调整, 对于本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所需的专业要优先扶持、加大投入, 扩大这部分专业的招生人数, 待这部分人力资本形成后, 由于本地区的优势产业能给其提供发挥其才能的机会, 而先进地区的这些产业由于不具有比较优势, 自然需要的这部分人力资本的就少。所以, 这部分专业的人力资本形成后流失到富裕地区的机会就会比较少, 落后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就会增加, 从而给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当然, 落后地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应保持适当的规模。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本地区人力资本的存量, 但是, 一国之内的落后地区也可以和落后国家采取相同的策略, 即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和城市化建设等方法来吸引富裕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 只要落后地区的产业能够集聚到一定规模, 城市化水平的有大幅度的提高, 人力资本自然也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原本比较落后的地区, 而一国之间的人力资本力流动由于其受到的制约因素较少, 相对于国际之间的人力资本流动来说流更加容易和顺畅。因此, 一国区域内的落后地区在进行教育投资时, 由于采用产业集聚和城市化等方法可以在今后比落后国家更容易吸引到高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 所以, 应该比落后国家更加侧重基础教育投资和中等教育投资, 而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应适度保持规模。

参考文献

[1]张桂香:论终身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淄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