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与经济发展

改革红利与经济发展（精选7篇）

改革红利与经济发展 第1篇

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学界,有一个批评的趋向,也就是说在很多国家,金融过度发展形成了一个潮流。国内也有人警示说,过度的金融发展可能会导致泡沫,但是我们如果这么看,第一,中国的金融业、财富管理业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发展不足的发展阶段上。第二,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民生改善的基础上,发展金融业和财富管理业应该说还有广大的前景。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和民生服务的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应该永远不会过度。

金融财富应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上

我们过去看世界经济史上出现过很多资源枯竭性经济或经济的诅咒,过去我们把这个资源理解为自然资源,其实任何过于过度的发展,都造成资源依赖,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依赖,从而会出现资源枯竭的问题。从这个问题上来说,当然存在风险,所以我们必须把金融业、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上和民生改善的基础上。

以山东省为例,山东省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省,也是比较发达的一个沿海省份。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大概两到三年之后,就会达到一万两千美元,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目前世界银行所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和高收入发展阶段的门槛。也就是说,我大致分析了一下,按照我们现在经济增长减速的结果,我们全国目前到2022年可以达到这个一万两千美元的门槛。山东很显然在“十三五”完成之前,就可以领先于全国达到这个门槛了。

但是,实体经济越是走向高端,城乡越是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一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的需求也就越强烈,也就越会以会当凌绝顶的姿态得到率先的发展。

谈到财富的时候,我们记得马克思引用威廉·配第的一句话,叫做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儿,我再加一条,就是按照我们新的发展理念说,创新是财富涌流的终极源泉。

劳动力这个要素,我扩展一下,第一,是我们传统的概念,就是普通的劳动者,劳动力的供给。从这方面看,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短缺。在过去的这几年里又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说2011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是15岁—59岁这部分人口进入负增长,如果说劳动年龄人口还不是劳动力的概念的话,经济活动人口指纯粹劳动力的概念。我们的预测是经济活动人口从2018年开始负增长,也就是说我们总量上已经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了,因此主要的还是要靠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

报道显示,青岛前五个月,已经完成了全年90%的就业目标。一方面当然表明我们的就业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劳动力短缺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什么叫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呢?其实说穿了,就是从它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没有充分就业的状态,比方说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转向城市当中。

人力资本是支撑经济转型的要素

从山东省省长郭树清的政府报告中可以看到,山东省有一个很强的优势,一个是城镇化率达到了59%,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全国水平。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49%,全国大概还没有达到39%,也就是说在户籍制度改革或者对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上,山东省已经率先取得了突破。作为劳动力供给,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是一个一石三鸟的改革措施,可以带来非常及时的改革红利。

第一,就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第二,是可以继续发挥资源重新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作出贡献;第三,从需求侧,扩大一个新的消费者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也是为我们的金融发展、财富管理创造了一个基础条件。这个是第一个概念,劳动,第一个概念是普通的劳动者。

第二个劳动的概念就是人力资本。劳动力短缺了,接下来大家很自然就认为数量不足了,要用质量来代替。也就是说我们人力资本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我们看到劳动力总量不增长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很强的每年新增劳动力群体的时候,我们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放慢,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也减少,因为我们知道,新增的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就是比存量。因此,新增劳动力减少,新增人力成本也减少。我们大概做了一个测算,2011年到2020年期间,每年新增的人力资本总量是以每年1%的速度递减,而不是递增。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教育和培训更大的发展和改革,我们人力资本是不支撑经济发展,是不支撑经济结构的转变的。这是第二个概念。

第三,创新。创新是财富涌流的终极源泉,就是全生产要素的提高。在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有郭省长在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了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面临生产动能的转换,也就是说过去是人口红利的收获期,现在进入到一个后人口红利发展期,相应人口红利动能一定会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力的驱动。

传统动能消失,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都逐渐进入到负增长。第二,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放缓。第三,资本报酬递减,因为你不再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特征,因为你的资本报酬递减速度会非常快。第三是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会逐渐消失。我们都说劳动力转移,其实我们现在的农民工增量,不是从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因为这部分人都是40岁以上的人,他们不再转移。真正转移出来的人是农村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就是说16—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部分人2014年到达了峰值,从去年开始就是负增长,相应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大大的下降了。从去年的数字看,我们农民工的新增速度只有0.4%,因此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源泉就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会衰弱。

改革红利与经济发展 第2篇

亮点五：盘活财政资金存量 政府带头过“紧日子”

7月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审计后整改工作，研究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会议表示，以整改为契机，把挤占挪用的钱归位，把“跑冒滴漏”的钱堵住。特别是要进一步盘活存量，把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用好。

财政投入并不是越多越好，关键在投入的每一分钱是不是去了该去的领域，好钢是不是用在了“刀刃”上。不然，财政投入再多，也只会造成资金闲置或浪费，甚至诱发经济社会问题。在坚持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此次国务院会议强调要把“沉睡”的资金挖出来，这体现了决策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进一步盘活存量资金，此举意义更在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盘活存量资金，把闲置、沉淀的财政资金用好，不会压缩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和支持。恰恰相反，会议强调指出要坚决把扶贫、社保资金等群众的“保命钱”看住。而是要从政府身上“动刀”，以实现“开源节流”。此次国务院会议明确要求各级机关要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

亮点六：深化金融改革 放开利率管制 利好实体经济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

一、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二、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

三、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

四、为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不作调整。

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意味着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又迈进了一大步，也符合“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对银行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还想靠息差吃饭的银行，日子会很难过，尤其是缺乏网点优势的中小银行更是如此。谁先做差异化贷款结构的调整，谁先进行利率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规避的创新业务，谁就能拿到最多的制度红利。

海外华商：享改革红利经济实力飞升 第3篇

依托中国经济大发展，海外华商事业迎来质的飞跃

“三十五年弹指间，神龙崛起势巍然”，35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斐然，令海外华侨华人扬眉吐气。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在变，海外华人社会在变，华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传统的“三把刀”（剃刀、菜刀和剪刀）已为越来越多的银行、房地产商、电子公司所替代，正在把华人的经济逐渐推向一个全方位、多形式的历史阶段。

蔚然兴起的中国商城热已经成为华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从韩国仁川到西班牙马德里，从巴西圣保罗到法国巴黎，从南非约翰内斯堡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从加拿大多伦多到澳大利亚悉尼，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商城的身影已经遍布世界五大洲。

在印度尼西亚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华族只占到600余万人，约为总人口的3%强。但从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经济统计表明，在印度尼西亚25个大商业集团中，有17个属华族主导。

在泰国，华族人口大约也有600万，约占泰国6000万总人口的10%。在泰国100 个最富裕的商业家族中，大约90个是华人家族。华人拥有泰国商业和制造业资产以及泰国银行资本的相当大的份额。

香港影响较大的亚洲财富评估杂志《福布斯》公布了亚洲十大证券市场———汉城、台北、上海、深圳、香港、曼谷、吉隆坡、新加坡、雅加达和马尼拉———中的前1000家上市公司，其最高市值总资产额为1.1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也占到了十大证券市场总资产的89%，而这1000家上市公司中有517家最大的独立股东是华人。也就是说亚洲证券市场上华人（包括中国大陆的少量上市资产）资产约有5410亿美元，占全部市场资本额的42%。这无疑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比例数字。

作为欧洲华人第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欧华集团总裁黄学胜成为华商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说，华侨华人的发展，除了个人的努力，更多是依托祖（籍）国的发展。中国发展，华侨华人受益，同时世界也受益。中国人敢于走自己没有走过的路，也勇于纠正自己走错的路，这正是中国35年改革成功的经验。

法国巴黎士多集团总裁郑辉表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他在法国的事业也刚刚起步。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让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的35年中，他的亚洲食品连锁店遍布法国，客户遍布欧洲。他指出，他的超市连锁发展这么快，和中国形象的改变有很大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还有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这些都回答了国外有些人对中国的质疑，对那些认为中国是不择手段发展经济，不顾一切发展经济，对世界资源和能源造成很大破坏的看法，作了有力的正面回应。海外侨胞的事业，也将从中获得更多的正能量。

中法服装实业商会会长陈中华表示，旅法华侨华人这些年的大发展，事实上都是依托中国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正是中国推动市场经济使产品极大丰富，才有我们进出口贸易。因为市场的开放和灵活性，才让我们的企业发展起来。无论走到哪里，中国市场经济的变革方向都是海外华商企业的风向标。新形势下，陈中华将在企业转型升级之路上走下去。

回国投资天地广，从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中受益

华商已成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目前全球约有5000万海外华侨华人。截至2009年底，全球华商企业总资产达3.9万亿美元。

自1978年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制定了一系列吸引海外资本和技术的各项优惠政策，作为炎黄子孙的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掀起了投资祖（籍）国的热潮，开始大规模投资。一批批华商、海归及港台企业家来中国内地投资兴业，扩大了经营领域，赢得了新的市场，获得了巨大收益。据不完全统计，来苏州投资的侨港资企业超9000家，注册资金超过635亿美元，各项指标占比超过全市外资企业的三分之一。

近12年来，海外华商的投资领域已经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制造业向服务行业、科技领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侨民把投资目光转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且利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开始走上了资本化运作的新途径。

在分享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增长成果当中，海外华商本身迅速成长，成就了诸多商界传奇。有的从无到有，有的由小到大，有的由大到更大，不少老板一跃成为世界级企业家。如今，在中国各大城市，和记黄埔、正大集团、上好佳、SM广场、红牛，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和品牌，已经成为无数海外华商在中国的成功缩影。

随着刺激内需政策的生效和中国城镇化的加快，海外华商的投资领域已经扩展到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目前海外华商在能源、基础设施、资源利用、环保等高科技产业都加快了投资的步伐。根据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的报告，海外华商平均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远远超过欧美等外资企业，投资数量逐步扩大，规模也逐步从中、小型投资项目向大集团投资项目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巴西闽台总商会会长何安正在福建平潭为投资达10亿元的新城镇商业综合体项目奔忙。他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包括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中华民族的一件大喜事，意味着改革开放开启了新的里程碑，我和巴西闽台总商会的会员们都非常关注。何安表示，3年前，我选择回家乡发展，首站落子平潭；3年来，我见证了福建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平潭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作为在海外生活的福建人，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也时常把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巴西的侨亲们，引导他们到中国、到福建投资兴业。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方向，对我们全体华侨华人是一个大利好，我一定会密切与巴西华人圈的联系，让他们把投资意愿与中国、与福建的发展联系起来，合作共赢谋发展。

浅谈如何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发展 第4篇

第一, 做空机制。中国证券金融公司宣布, 2013年9月18日周三起, 将扩大转融券业务试点范围, 试点证券公司将由原有的11家增加至30家, 标的证券数量将由原有的87只股票增加至287只股票。据估算, 这287只股票的总市值相当于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的2/3。业内认为, 这将满足市场发展需求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第二, 民营银行。在银行业领域, 官方信息暗示, 中国政府将扩大私有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此外, 那些非金融机构型公司进军银行业的动作, 也引发了不小喧嚣。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官媒《求是》上著文称:中国将给予私有公司更多空间来建立银行。在周小川发表该文之前两天, 中国两大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 均提交了申办银行执照的申请。苏宁电器也表示其想设立银行

第三, 市政债券。社科院与中债资信在京签署中国地方政府评级合作框架协议, 并首次公开发布了前期合作研究成果。其中, 中债资信还发布了地方政府主体评级方法和模型, 这将为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提供先决条件。中国地方政府尚不允许直接发行市政债券。然而实际情况是, 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或其他途径, 实际已举借了大量政府性债务。此外, 中国政府还给全球对冲基金在中国融资打开了绿灯。6家被选中的对冲基金, 分别被允许在中国融资5亿美元。这一规模虽然不大, 但却是中国放开资本管制的重要一步。国务院公布的总体方案里, 涉及金融改革创新的内容, 主要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以及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这四个方面都反映了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综合服务的总体需求。其中, 人民币跨境使用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着力解决资金的合理流动问题, 利率市场化解决的是企业使用资金的合理定价,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反映了金融管理新的管理模式。

笔者认为衡量金融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是能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能不能让大量的中小企业有好日子过。

第一, 经济动力在于继续释放改革红利。前两天, 中国经济第一季度数据出炉, 总的来讲处于一个平稳的区间, 但是下行的趋势非常明显, 上升的动力严重不足。如果上半年经济形势想继续稳定在可控区间, 难度很大, 必须要有应对措施。

很多人都在讲, 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支持这个说法, 但我认为, 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在已经基本吃净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红利的基础上, 如果不继续释放改革红利的话, 发展的美好前景将不会实现, 甚至还是进入一个新的困境。当前经济的动力不在于调结构、转形势, 而是应该认真研究如何释放改革红利。

第二, 政府进行减税减费。我认为解决的措施, 首先应该是政府减税减费。总体看来, 现在企业信心不足, 利润下降, 中小企业面临着极度困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 初次分配应当调整, 也就是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收入应该调整, 个人收入应该有所增加。要想保证个人收入的增加, 国家首先应当减税减费, 保证企业将更多的利润分配给员工。政府的改革必须加速推进, 目前政府人员臃肿, 财务负担沉重, 所以在财政收入增长不快的情况下, 加大对企业的减税减费的力度, 必然要从政府的自身改革做起, 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第三, 要让中小企业有良好的发展空间。这几年企业饥肠辘辘, 实体经济并未得到很明显的改善。衡量金融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是能否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能否是大量中小企业有好日子过。广大的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是社会就业的主体, 80%以上的员工在这个群体中谋生, 如果这个群体的经济效益不好, 那经济的基础就不会牢固, 随之金融也不会有好的发展。

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说, 民营银行的发展近年来由于试点问题的存在, 中小企业融资已经等不及了, 虽然这样做是为了控制金融风险, 但是绝对不能以防范风险的名义来阻碍和拖延金融改革的步伐。民营银行管制可能需要逐步放开, 这样才能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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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改革红利 第5篇

我国当前改革红利的变化

广义上讲，我国的“改革红利”是指国家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给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全部有益成果的总和。除改革红利外，我国另外两大红利分别为“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

在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改革的实质性深化在当下却成为一个颇有沉重感的话题。改革走到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固化藩篱”强有力的阻碍。各项改革已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我觉得可以用四句话来描述。“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总体路线图”与“最小一揽子”改革相配套。

改革能带来哪些红利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使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出来。具体来说，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经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研究表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革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由于工业生产效率高于农业，因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延宕多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这也是众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另外，在国企的改革方面，经过30年的摸索，当前的改革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末开始的国企改制政策，抓大放小，扶植大型国企，对中小国企则采取“放”的态度，国家不再包养。这为中国经济赢得了制度红利，但红利并不是来源于“抓大”，而是受益于“放小”——无数的民营企业利用这一机会迅速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超50%、出口贡献超30%、就业贡献超80%。

自贸区红利与财税改革雷区 第6篇

据媒体报道，2014年有70个较小县市放弃了GDP目标，多数位于贫困率高且有着特殊农业或生态价值的地区。

上海市市长杨雄1月25日在该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今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将是“经济平稳增长，结构继续优化，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杨雄表示，政府将认真做好自贸试验区区域扩展工作，包括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杨雄的话，表明上海要践行向中央政府承诺的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区经验的承诺未变。这一点，在中央于2014年底批准广东、福建、天津建设自贸区之外，显得意味深长。上海既有压力，也有使命，更可能开辟新天地。

因此，2015年的自贸区建设，是中国政经改革的一大看点，也将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

当然，更多的专家还是把关注留给了财税改革。毕竟，财税改革是2015年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中国改革真正进入深水区的标志。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主要是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投资与增长的拉动。但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处于下行态势。另一方面，以往占比较重的制造业投资还没有明显转好的迹象。主流观点认为，受制于产能过剩的影响，制造业企业仍将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转型。通过海外市场带动国内过剩产能输出不失为好思路，但此举需要海外市场的协调配合，涉及接受程度、金融、法律等相关领域，执行起来殊非易事。

需要担心是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四分之一的基建投资，过去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是地方政府隐形担保，通过融资平台对外借款实现的。一旦财税改革给地方政府套上紧箍咒之后，国务院允许地方债的额度是否足够补上这些缺口，将是巨大问题。一旦房地产投资回暖不足以对冲地方政府投资的下降，肯定会对整个经济增长和相关周期类公司的企业盈利产生负面影响。这肯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至于影响究竟几何，目前还不得而知。

财政改革影响更大更深的层面，是对金融稳定造成影响。据悉，截至1月5日，中央政府已经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进行了甄别，表明了决策层推进财税改革的决心，有助于未来将政府债务公开化，控制债务风险。但有专家担忧，债务划清之后，城投债发行门槛进一步提高，成本也将更加市场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项目专项债、PPP债未来是否取代城投债的融资功能，也是较大的风险点。亦有专家指出，2015年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不容乐观，加之以大规模到期债务，预计地方融资平台流动性风险和违约风险都将大幅提高。

依法治国与经济发展的制度红利 第7篇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 一方面, 人口、资源和环境等禀赋约束日益严重, 现有的要素供给格局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对于三十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已明显不足。另一方面, 人们无论在从事经济活动还是社交活动上, 对法治环境改善的诉求越来越强烈。

中国经济要取得持续健康发展, 制度改进的潜力巨大。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 对189个经济体进行了横向和纵向比较, 对它们的法规制度和监管环境做了全面分析。报告显示, 企业营商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经济体的发达程度和增长速度。以2014年中期数据分析, 在189个经济体中, 中国总排名为90名, 其中开设企业方面排在128名, 政府管制和各种制度壁垒对此造成了严重影响;办理施工许可证排名更糟, 位居178名。由此可见, 我国企业的管制成本较高, 势必影响到企业的运营效率。而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企业活力得不到良好地释放, 必然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法治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分析

1.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法律和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 马克思认为经济与政治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而经济则是政治稳定的基础, 经济基础的不同就会形成不同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若政治局势动荡, 经济则会停滞不前, 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而法律是保障政治局势稳定, 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恩格斯和马克思理论第一次科学的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明确了经济、制度、法律的相互作用。

2.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制度经济学提出于19世纪20年代, 制度经济学说中认为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 而并非技术性因素。这也恰恰说明了制度与经济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认为政治是经济发展基础的观点, 首次把法律范畴引入经济学。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来看, 也是不难看出制度与经济的关系, 就中国自身而言,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制度实施后才得以腾飞, 所以说今日中国经济能够得到空前发展和制度的科学、合理有着直接关系。首先, 制度可以保护产权, 为经济有序发展提供条件;其次, 制度在此基础上节约了交易费用;最后, 制度为企业合作、打破垄断提供了有力保障。

3.规制经济学的理论分析

规制经济学萌发于1839年到1850年间的美国。规制经济学认为不论放松规制、加强规制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规制类型可分为: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激励性规制等等。不同类型的规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规制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各种规制, 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保障市场稳定发展, 优化资源配置水平, 促进社会福利的实现。

三、立法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看点

随着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十八大以来, 我国的立法由宏观层面走向微观层面, 由速度型走向质量型, 由粗线条走向精细化。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 关于促进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容成为一致的关注点。如, 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 制定增值税法等若干单行税法, 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为了推动创新驱动, 修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

完善的法律体系不仅可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进行, 还有效刺激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第一部法律旅游法为例, 它的实施使中国旅游业进入了全面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 规范了旅游市场的秩序, 维护了旅游消费者的利益, 并促进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打击“零负团费”, 不得强迫购物, 维护合法权益, 这些规定使得出门在外的旅游者感觉更踏实了, 从而刺激了旅游经济的增长点。据统计, 在旅游法推行一年后, 2014年的十一长假, 全国接待游客4.75亿人次, 同比增长10.9%;实现旅游收入2453亿元, 同比增长15.7%。

四、以良法善治推进经济发展

推行良法善治, 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法治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秩序, 促进公平竞争, 让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推进市场经济长足发展。推行良法善治, 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 增强改革的执行力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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