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心理范文

民族文化心理范文（精选12篇）

民族文化心理 第1篇

为此, 本文拟将贵州西江苗族歌谣视为西江苗族民族文化心理组成部分, 从歌谣内蕴之人生态度、道德情感、审美思维等民族文化心理构成要素进行析理, 揭示西江苗族歌谣内蕴之民族文化心理, 探寻苗族歌谣内蕴之民族文化心理要素对苗族社会产生的独特聚合力。

一、歌谣内蕴之人生态度

人生态度是民族成员心灵境界, 指民族成员如何面对自然、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人生观。苗族民间歌谣以理性视角折射出苗族民众对所处世界根本看法, 是苗族精神境界心理流露, 从中可探见苗族先民不畏艰险抗争自然、反抗强权积极向上情理合一的人生态度。笔者在此列举西江苗族古歌、赞歌、时政歌等歌谣, 以求探寻内蕴于歌谣的民族文化心理构成要素在苗族先民与自然、社会环境互动中产生的强烈凝聚效应。

《古歌·开天辟地》有一段传唱苗族心目中勤劳与智慧化身的始祖姜央的歌谣:

姜央生来最早, 他来造天造地, 他来造山造水, 他来创造昆虫, 他来创造鬼神, 他来创造草木, 他来创造撵山的狗, 他来创造犁田的牛, 他来创造司晨的鸡, 他来创造我们和你们。[1] (P98)

《古歌·谷佛尝百草》有一段叙述谷佛 (等同于汉族神话中“女娲”的形象) 为解除人类灾难而与自然环境不懈抗争亲自尝百草求药的过程:

谷佛下地处处尝百草……不知怎么着被毒死在茶树下, 茶叶露水落进嘴里才救了命;第二次被毒死在黄泥塘, 她咽下泥水命才不休;第三次被毒死在秧田里, 秧水进喉又才得救……从此她就懂得了解毒药, 百尝不死才知百草能治病救人。[2] (P272)

《赞歌·蚩尤神话》有一段传唱蚩尤抗暴的神话歌谣:

蚩尤目睹洪水涌进苗兵阵地, 毫不慌张, 沉着应战, 他将铜宝剑伸向天空, 口中念念有词, 大雨立即停止, 洪水涌退, 丢下黄龙兵。……最后兵败, 蚩尤大义凛然, 横眉怒眼, 几个哈哈之后说:“我是最好的宝贝。在世我办的正义事, 死后鬼都怕我十分, 你们砍我的头, 要是眨眼不算好汉, 我死了要叫你们无藏身之地, 那时才知道谁是大哥!要杀就杀嘛!”[3] (P97)

《赞歌·则嘎老》赞唱了一位被诗化了的、具有旺盛生命力和顽强创造力的垦荒者——则嘎老形象:

则嘎老教人们开垦荒地, 则嘎老领人们开辟良田, 则嘎老放水牛开水田……则嘎老在旱地栽高粱, 在水田种稻谷, 把麦种撒在大地, 则嘎老用拐杖挖野草尝, 尝了一种又尝一种, 则嘎老用草药来医治有病的人。[2] (P295)

《时政歌·离别祝词》是咸同年间苗民起义领袖张秀眉被敌人押解离开苗乡去长沙关押时, 对前来送别的乡民父老的告别祝词:

父老兄弟们呀!乡亲老少们哟。你们好好过吧!莫为我悲伤。有花快去绣, 有活快去干。待我下辈回转来, 我们再干它一场。杀尽那些为恶的狗官, 杀尽那些为恶的清兵。我们自己家舍自己住, 我们自己田地我们种。那时我们得平安, 那时我们没悉忧。[4] (P13)

《时政歌·保安团真狠心》有一段传唱苗族先民反抗暴政憧憬理想社会的歌谣:

辰年到午年, 保安团横行, 国民党苛捐, 派兵派粮又派款, 压得百姓不见天。西江教员侯教之, 营上有个陈文渊。两人带头抗派款, 整个黔东闹翻天。消息传到省上面, 省里派来保安团。保安团来一串串, 又找炮来又扛枪。西江个个英雄汉, 田边土角筑碉堡。土枪土炮跟保安团干, 土炮轰得敌丧胆, 土炮打得敌逃窜。保安团没法出狠招, 放起烈火烧苗寨。先从也通烧起来, 东引大寨全烧光。羊排烧去一大半, 烧毁西江烧红了天。男女老少齐呼喊!保安团烧了寨子抢东西, 拉牛拉猪还捉鸡。粮食衣服抢去多, 看见妇女不放过……不反百姓受不了, 反了官府百姓也遭殃。直到寅年和卯年, 共产党来到西江寨, 苗家人才得见青天。[5] (P107)

观六则歌谣, 笔者深感苗族先民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了歌谣的主题构想。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曾在《山地的移民》中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 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我们从歌谣对祖先虔诚热烈的崇拜、从歌谣英雄化的保护神、从歌谣对英雄的赞颂, 皆能看到深蕴苗族先民心中不屈不挠的审美取向。这种沉积于心的英雄精神在歌谣中自然心理流露, 成为苦难岁月中苗族民众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 奠定了歌谣传统主题基调, 即勤劳和勇敢、正义和反抗, 这种积极人生态度在口头传承中得以延续, 成为本民族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二、歌谣内蕴之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人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道德规范对社会现象的真假、美丑、善恶表现出的喜怒、哀乐、爱憎、好恶的情绪情感体验。苗族先民淳朴道德情感在西江苗族歌谣中处处皆见。笔者在此列举西江苗族古歌、酒歌、谚语格言等歌谣, 探寻苗族先民积淀其中的道德情感。

《古歌·跋山涉水》有一段流溢着苗族社会尊老爱幼民族美德的迁徙歌谣:

奶奶离东方, 队伍长又长;公公离东方, 队伍长又长。……。后生挑担子, 老人背包包;扶老又携幼, 跋山又涉水;迁徙来西方, 寻找好生活。[1] (P98)

《古歌·铸日造月》有一段唱颂西江苗族四位祖先 (宝公、雄公、且公、当公) 对族人的责任感与义务感的歌谣:

风箱响嘟嘟, 炉火燃熊熊;宝公和雄公, 且公和当公;拿根长铁条, 来回往前冲;金银咚咚响, 炉里一片红。……。你累我来接, 我累你来敲;水也忘记喝, 饭也忘记刨, 越打越起劲。[1] (P99)

《古歌·打柱撑天》有一段唱颂西江苗族四位祖先 (宝公、雄公、且公、当公) 在辛勤劳动中自然流露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歌谣:

你把金银夹, 我举锤子敲;一锤打下去, 百鸟忙飞跑;两锤打下去, 野兽全惊逃;三锤打下去, 半天刮风暴;四锤打下去, 平地变山坳。[1] (P98)

《酒歌·迎客祝词》是西江苗族大型宴会的祝酒词, 祝词渲染了苗族先民待客接物中流露出的友谊感与民族荣誉感:

开宴了亲戚和友人, 请酒了主人和贵宾。举杯了众兄弟和众姐妹, 祝福了众老人和众子孙。今日祝福不是为了欢迎客家汉宾, 今天设宴不是为了接驾官人壮家。今日祝福为的是尊敬贵宾, 今天祝福为的是苗家贵客。贵宾来访正是时候, 贵宾来走正是时节。此时谷米已经入仓, 此刻活路已经闲手。田中鲤鱼正肥, 山中鸟雀正产。房里谷仓正满, 家中米酒正浓。……。今年丰收贵客来走, 明年富裕主人回访。勤走才能相亲, 勤访才能相爱。相亲相爱才能知心, 相访相走才能亲热。刀不磨就会生锈, 客不走就会疏远。不走就觉得远隔千山万水, 勤走远也就觉得很近很近。……。有酒共喝才甜, 有肉共享才香。欢乐人人安康, 欢笑个个长寿。各位亲友, 各位宾主。各位兄弟姐妹。各位姑嫂妯娌。贵在杯里, 富在碗底。抬高你的贵手, 举高你的金杯。一饮而尽, 一口而干。饮尽才能富贵, 喝干才能发财。……。噫噫噫噫!噫唷噫唷![1] (P61)

《谚语格言》是苗族先民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重要道德标尺, 富于哲理的日常语言中体现了苗族先民分明的自尊感与羞耻感。如:

栽树栽一岭, 结亲结一个。谁要结两个, 就是个坏人。[1] (P101)

劳动吃长久, 做盗贼命短。[5] (P204)

勤劳才致富, 贪心不发财。[5] (P204)

勤人土变田, 懒人田变土。[5] (P204)

勤人肿肚, 懒人肿脸。[5] (P204)

妻勤三柜衣, 夫勤三仓粮。[5] (P204)

母手巧儿女穿好, 父勤快儿女吃饱。[5] (P204)

万建中先生《民间文学引论》曾说:“在传统社会里, 民间教育大多是通过民间文学形式实施的, 教育过程也就是民间文学的传播过程……民众运用民间文学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 这对于中国民族品格的形成起了良好的影响。”内蕴于歌谣的道德情感在西江苗族先民承续教育中形成了一种整合的群体道德情感。这种复合性的道德情感随着岁月涤淀, 逐渐成为民族文化共同精神积淀, 变为民族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三、歌谣内蕴之审美思维

审美思维指审美活动中的思维活动, 又称审美理解。苗族歌谣是先民立足本民族审美需要而创作的承载民族审美旨趣、表现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歌谣对美的事物及现象进行的直观审美评价, 是苗族先民从心灵深处完善道德而外显的人格美, 是苗族歌谣得以传承不息的根源所在。笔者在此列举西江苗族古歌、贺歌、谚语格言等歌谣, 探寻内蕴其中的审美思维。

《古歌·开天辟地》是苗族先民在恶劣生存环境中以非凡的想象力创造出的创世巨人形象, 歌谣的创作主体在热情唱颂具有创新精神的审美客体时, 其个体审美理解已融入部族整体审美模式中, 呈现出审美客体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歌谣唱道:

剖帕用斧头将天地砍分开, 往吾巨人将天和地煮得圆圆的;把公、祥公、把婆、廖婆四人用手把天地拍得象今天那么大;府方用头把天顶到天上去, 用脚把地踩到地下来;养优造了山, 修狃开江河, 把公整山岭, 秋婆修江河, 绍公填平地, 绍婆切斜坡, ……。[2] (P6)

《贺歌·起造歌》是立新房时歌师贺唱的歌谣, 寄寓西江苗族人民趋美求福的吉祥信念, 歌谣用直观的审美方式直陈苗族先民对美好生活的祈盼正是审美思维的本质, 它蕴含了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的执著。歌谣如下:

九天才有一早上吉哟, 九夜才有一个晚上好。今早算是最吉的了, 今晚算是最好的了。今天才把新房立哟!今晚才这样热闹!木匠是哪个师傅哟?木匠是贤久皋师傅。他从天上下凡来哟, 他的木工艺真漂亮。木柱刨得溜光哟, 柱孔凿得平央央。昨天穿排枋哟, 今天立柱头。枋枋连柱柱哟, 排排房柱紧紧扣。分毫没差错哟, 大家都捧着贤久皋, 盛赞是木匠的祖宗。今天立房日子好哟, 客人四方来庆贺。喝杯喜庆酒哟, 唱首立房歌。大家喜洋洋哟, 心与主人同欢畅。立房遇吉日哟, 官位也能得, 财富也能得。升官名外扬哟, 有谷满粮仓。妈妈心欢喜哟, 爸爸情更畅。立房谁长寿哟?立房谁得富?主人能长寿哟, 主人得财富。田地一坝坝哟, 金银满箱柜。长寿大家得哟, 富贵大家享。就象用秤称哟, 人人都一样。[1] (P52)

《谚语格言》搜集的传承歌谣, 是以农业为主的稻作民族传承农事生产知识的重要载体。谚语格言歌谣是苗族先民在进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持久、稳定、普遍接受的思维习惯、待人接物的方式和约定俗成的规范等, 这也可窥见苗族先民审美思维特点, 它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受到苗族先民普遍认同成为了本民族特有的思维定势, 进而成为本民族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 影响着民族成员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如:

田里水汪汪, 来年谷满仓。[6] (P290)

生根不压粪, 长成蒿枝棍。[6] (P290)

人靠饭菜, 苗靠肥长。[6] (P290)

辣栽齐头, 茄栽半深, 蒜栽要浅。[6] (P290)

五月栽苕用萝挑, 六月栽苕揣荷包。[6] (P290)

布谷鸟开叫, 播种季节到。[5] (P295)

靠命运索取是空想, 靠技术索取才能收获。[6] (P290)

以上列举的歌谣是西江苗族先民生活、情感、精神、思维等方式的历史积淀和精神呈现。歌谣赋予的审美理解有着极强的渗透性, 它广泛地浸润于民族成员心灵深处, 始终同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等交织, 增进族群情感、拉近心理距离, 起着沟通、调适民族成员心理的作用, 链接散布于各地的成员, 唤起族群的民族气节与民族自豪感。

四、结束语

黑格尔曾说:“各种艺术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民族, 各有特殊的环境, 依存于特殊的环境, 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及其他的观念和目的, ……。”[7] (P19) 苗族先民在歌谣中流溢出的爱与恨、欢乐和痛苦、理想和追求, 透视出苗族文化最深层精神要素, 这些积淀于歌谣的精神文化, 通过口头传承已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文化心理, 使歌瑶成为研究苗族族群集体性心理走向和民族精神状态不可忽视的瑰宝。

参考文献

[1]雷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 西江苗族志[Z], 1998年内部印刷;

[2]潘定智等, 苗族古歌[M], 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1版;

[3]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贵州省苗族民间文学讲习会, 民间文学资料[Z], 1982印刷;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 苗族英雄张秀眉起义传说[Z], 1958年内部印刷;

[5]中国民族博物馆, 西江千户苗寨[M], 北京:中国ISBN中心, 2009年版;

[6]巴略王秀盈著, 苗族文学概论[M], 北京市: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年版;

把握民族心理 第2篇

（1）民族心理：

民族心理是指一个民族的整个精神面貌。具体包括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以及民族心理倾向性，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它受一定历史时代、生产力水平和文化背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华民族心理的主要内涵是：富于凝聚力；富于同化力；爱好自然，追求光明；主静，爱好和平；中庸、稳重；一统性；知足。

（2）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

（3）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忠，爱国爱民的坚贞；孝，生生不息的爱心；诚，求真务实的品质；礼，人际交往的规范；信，立身兴业的基石；义，人间正道的向往；廉，清白正气的根基；耻，人之为人的体现。

（4）中华民族人文精神：重要内涵：人的价值、人性的内涵与道德的修养、人格尊严与社会责任心、人的生死以及人的理想等。

核心：关于人的价值观念。

基本矛盾：人与自我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

人的价值：人的自我价值（人格）、人的社会价值（对社会作出贡献）、人的自然价值（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有益于自然生态的积极平衡）。

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旨趣，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荣辱观和核心价值观等。

进行扎实科学有效的课堂指导与训练

（1）教学原则：简练有效，切忌贪多求全。

（2）训练原则：结合今年各地高考真题，引导学生认真分析文本——问题——答案===自身，反思并总结自身的答题态度与答题方法。

（3）答题思路：抓准“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重要要素的内在细微的关系与相互密切的联系来答题。（见附图）

（4）训练形势：多题一练、一题多练，当堂训练、当堂指导。

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女性形象 第3篇

关键词：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08-01

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全球化的大语境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挑战。文学作品在努力表现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关注民族性的问题，怎样重构自己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全球化的大语境越要求文学表现现代性的时候作家们就越要突显自己的民族性，其实现代性与民族性并不是对立的一组关系，没有现代性就没有民族性，没有民族性也就没有了所谓的现代性。

对主流文学所表现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的研究已经大有发展，为本文所进行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评论基础。但是，比较而言，对处于亚文化圈的内蒙古文学中所表现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的研究相对比较迟滞，所以本选题选取了内蒙古新世纪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这一主体作为研究对象力图探明小说中女性形象所表现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

二

作家冰心曾经说过： “这世界缺少了女人，至少没了五分的美丽、六分的温柔、七分的爱和八分的坚强。”女性，历来是众多作家浓墨重彩着力塑造的对象。丰富多彩的女性题材是作家们说不尽道不完的创作源泉，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画廊中都曾留下不灭的痕迹。而这些多姿多彩的各类女性形象往往能或多或少的折射出作家们个人对女性的喜好和自己的女性观。

韩静慧的《额吉与罂粟花》中的老额吉身上所体现的正是草原民族博大的胸怀和宽广的胸襟。老额吉的儿子被奴役修铁路，她自己也被日本人抓去当厨娘，在当厨娘的过程中无意中救了一个陌生女人和她的孩子，但是戏谑的是这个孩子竟然是日本军官凌辱陌生女人所生下的孩子。但是老额吉依然拼死保护她，最后牺牲了自己。

敖蓉的《寄往天国的一封信》中的我的老同学是一个省吃俭用、默默无闻地操持着整个家庭的劳苦女人，她一辈子只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来没有享受过一个女人该享有的东西，没穿过好看的衣服、没用过胭脂香水，每天都在劳动中度过。杜梅的《留下，那美好的》中的斯特的妻子也是这样一个一生都在为家人和孩子付出的女人，从来没有为自己提出过任何要求，每天都在洗衣、做饭、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中度过。作品中的女性所体现的这种无私奉献、鲜为自己的品格正是草原民族世世代代所沉淀下来的民族性格的直观体现。她们承受苦难，承受寂寞，承受一切，包容一切，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一生一世。

乌兰的《猪年的山杏》中的阿列是一个备受婆家排挤的女人。毛家本来有一个做饭的老妈子，但是当阿列嫁到毛家之后，毛家就把老妈子辞退了，所有的活都让阿列一个人干，还得不到婆婆的认可，婆婆每天恶意挖苦她，阿列一直默默隐忍着这一切。阿凤《咳，女人……》中，女人因为多年不孕而受到婆婆莫名的刁难和不善意的对待。在这些作品中表现了草原民族性格中存在的一定的封建守旧的思想特点，认为女人就应该承担一切家务，负责传宗接代，这样的守旧思想也让女人受到了一定的不公平的对待，让她们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阿凤《遥远的月亮》讲述了一家三代女性面对情感时所作出的不同选择，以此来表现人物的深层思想。年轻的色得热，虽然在恋爱上受到母亲的管制，但是这种管制对新时代的女性已经没有任何威慑力了。母亲的过多干涉让色得热气愤不已，她大胆的选择了和这个男人私奔。作为色得热母亲的葛根莎日乐，在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自己喜欢的男人，但是最终还是没逃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命运，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色得热的姥姥在十八岁那年听从奶奶的安排嫁给了比自己大十来岁的男人，从此恭恭敬敬的伺候公婆，照顾丈夫，终其一生。从三代女性面对情感时的不同选择我们可以看出新时代的草原女性与传统草原女性之间的差异。显然，葛根莎日乐也具有反抗意识，但是还是不够彻底，仍然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传统婚姻观念牵制着。值得注意的是葛根莎日乐虽然怀上了心爱的男人的孩子，但是她始终都不想也不敢承认，即使事实已经很明显的摆在她面前，因为传统贞洁观一直在她的心中潜伏着，她被自己未婚先孕的事实折磨着。即使是到了色得热这一代，她也并没能完全从传统的婚恋观中挣脱出来，不得不考虑外人的评价和看法，社会环境、传统文化仍然影响着女性对于自身做出的每一步选择。韩静慧《摇摆不定》中的三个单身女人一样代表着新时代女性的开放和进步。诺敏、麦子、周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新时代的草原女性面对情感时貌似前卫实质上是渴望真爱的情感观念。诺敏的蒙古老额吉一边不断地劝说因为丈夫出轨而离婚的诺敏赶快再婚，一边向诺敏的好友麦子、周周寻求帮助。抱有独身理念的麦子和周周一边忽悠着额吉，一边同诺敏大谈特谈现在男人的种种不是。还有诺敏的姐姐和女儿也加入了劝说诺敏的行列，她们从传统观念出发只希望诺敏有个男人作伴，但是从不考虑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她们也不在乎。麦子虽然表面上看像是个拥有现代女性观的人，但是实际上她的言谈举止又出卖了她，她还是那个在被动的爱情观的传统观念的影子下努力的女人。所以这些作品中的女性所表现出的是新时代的草原民族的性格的变化，她们既有意冲破传统的藩篱，又小心翼翼。她们的未来将会是怎样需要我们进一步等待，需要她们自己进一步证明。

三

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人物形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物形象的塑造，但是真实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又只能是部分的折射在人物身上，而且是审美性的折射。所以并不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就能够真正的代表那个民族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

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生活沉淀下来的结果，与之相应的文化心理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民族性格的变化。民族性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它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参考文献：

[1]孙燕.女性形象的文化心理分析[J].社会科学，2005（12）.

[2]黄薇.民族性格和民族特点的分析[J].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99（12）.

汉字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探讨 第4篇

一

先民在造字之初,特别注重感性经验的运用,“观物取象”、“立象尽意”,追求的是由字形直接体现所指事物,所以汉字都是“象”字。正如《说文解字·序》所说:“文者,象也。”[1]汉字是象的认知思维过程,每一个汉字都具有观照自然与万象合一的性质。汉字的这种创造模式,是与汉民族先民的文化心理、思维特征密切相关的。汉民族人们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直观整体把握,从而形成了一种直观的综合性的传统思维方式。汉先人在造字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汉字直观具象的特点,规范着汉字的创造和发展过程。

此外,在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文字,历经图画、表意,最终都走向了拼音化的道路,唯独汉字仍保持其表意特征,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仅由汉民族语言本身的特点决定,而且与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有关。汉字产生于原始绘画的图形系统和原始记事的符号系统。总体而言,图形系统对汉字体系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更显著。许慎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德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慎,《说文解字·序》)[2]这就是说,先人在造字之时,上观天象,下察地貌,鸟兽之类的天地万物,都成为造字取法的对象,既效仿外物又效法自身,文字的创造就是在“象”的体验基础上完成的。“象”字的发明,是与汉民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特点,尤其是具象性的、意象的传统思维方式分不开的,汉字总是在这种思维框架之下被创造出来。

汉字特殊的形体特征,不仅是汉字词义的反映,而且是汉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显现的媒介。如汉字的方块形态,不论殷墟甲骨文,金文,小篆,以至今天的汉字,都具有字体端正、重心严实的特点,这是和汉先民嗜尚方形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的。在汉文化中,“方”是一个极重要也极具理想色彩的范畴[3]。汉民族先民的空间概念,可用“方”字概括。“方”可指“四境之内”、“邦国”等,在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上,“方”可表示“道理”、“规矩”等,汉字方块状的形体特征,是与汉民族这一文化心理相适应的。

汉字构形的平衡对称特征,也是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取向和表现形式。不论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古文字还是现代汉字,其平衡对称是始终如一的。不论笔画多寡、线条曲直,整个汉字的形体必定整齐对称;全字重心处在方块的对角线交点处,尽量典雅端庄。这些特点也是与汉民族文化心理分不开的。既是文字对文化心理的折射,又是文化规范、制约文字的反映。

总之,汉字的创生与发展、汉字的构形特点,都受制于汉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或者说,汉族先人们自身独特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独特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汉字的文化心理学意义。从事汉字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每一个汉字都是经过创造得来的,而这种创造主要的是一种心理的创造。许多汉字的面世,都是造字时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以及先民心理的凝结。正如刘志基在其《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一书中说:“汉字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且具表意特点的文字,作为古人心理和思维活动的产物,其在记录语言,传递概念的同时,也记录和传载了种种历史文化信息。”[4]

二

汉字受汉民族文化心理的规范和制约,同时,汉字又对汉民族文化心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汉字对汉民族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形成过程的影响;二是汉字在汉民族团结统一中的凝聚价值。

一个民族使用何种文字,与该民族的思维方式直接相关。汉字,既是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反映,又适应和影响着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发展变化。汉字的方块特点,以及认知汉字所需要的独特方式,必然对认知主体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产生影响。中国传统的综合性整体思维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汉字的代代传承以及汉字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心理信息分不开的。

汉字在汉民族团结统一中,具有巨大的凝聚价值。汉字“字不随音转”的特点,使它能在方言众多的华夏大地,保持着自身的稳定性,继承并凝聚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中华字就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5]。

汉字始终是维系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汉字的超方言性,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种跨文化、跨语言、跨地域的交际工具,为维护民族团结,保持大一统政治局面奠定了语言文化基础。正如海外华人学者唐德刚教授所说:“‘方块字’是维系我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大一统的文化功臣,是我们‘分久必合’的最大能源。”

汉字作为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不论在它的创造发展的动态过程中,还是在它的构形模式的静态过程中,都受到汉民族文化心理的规范和制约。同时,汉字又对汉民族文化心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汉民族思维方式、认知模式的特点中,又体现在汉字作为大一统的文化功臣在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方面的凝聚价值。

摘要：本文从汉字的角度,对汉字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汉字的创造及其构形特点,反映出汉民族文化心理对汉字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汉民族思维方式、认知模式特点及汉字的大一统文化功能,折射出汉字对汉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汉字,汉民族,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1][2]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9,1.

[3]王作新.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武汉出版社,2000,1.

[4]刘志基.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1.

文化心理学论文 第5篇

药家鑫案件的文化心理学分析

中国现代家庭教育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存在的问题数不胜数。药家鑫、李启铭、马加爵等人的或可恶，或可恨，或可怜的案件就一遍又一遍的向我们提出了这一严峻问题：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的种种失误。当然药、李、马三人还是有区别的，就在于药家鑫是畜生，李启铭是畜生中禽兽中的渣滓！现在开始谈谈中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失误都有哪些。

首先，忽视孩子心理发展规律。众所周知，在人的一生中，个体身心特征的发展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的发展特点和发展任务，同时，不同阶段的人有着不同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如果家长不注意孩子的心理发展规律，一味的把自己的期望强加给孩子，那么孩子往往会在某些阶段无法顺利完成自己的发展任务，从而导致孩子应有认知或者社会化发展的缺失。比如药家鑫，其父药庆卫对他要求过于严格，尽管他学习成绩好，又学会了钢琴，但他也失去了更多与同龄人交流的机会，从而他在社会化发展中的同伴关系这一发展任务没有实现，以至于其逐渐形成了孤僻多疑的性格。

众所周知，影响人发展的因素主要是遗传与环境。遗传因素是指那些与遗传基因联系着的生物有机体的内在因素。熟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药家鑫之父药庆卫出自农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才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三我结构理论，这类人超我都很强，而且他们很难调整好这三我之间的关系，往往出现心理问题。药家鑫得到父亲的遗传，本身就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再加上父亲严格的要求，于是因为心理问题而出现社会适应障碍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遗传，就是环境了。尤其是人类的社会环境，这其中又尤以教育为重要。虽然不得不承认，与中国的家庭教育相比，中国的学校教育也是乏善可陈，但既然这里主要讨论家庭教育的失误，就先将重点放在家庭教育中。关于遗传与环境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二者的关系，皮亚杰提出的相互作用效应模型准确的揭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遗传和环境在个体发展中是相互作用的。先天遗传就有问题的药家鑫，再加上父母极为失败的教育，从而引起了不良的发展结果。药庆卫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显然他没接触过发展心理学，因而一再地要求药家鑫努力学习，以便将来出人头地。个体与一般出现差异虽然说是正常的，但是这种差异大体上不应超出共同规律的范围。像药家鑫这类人显然已经极大地超出了这个范围。

其次，精神上压制与物质上放纵。通过对药家鑫的人生经历，我们很容易发现药家鑫在忍受精神上的限制的同时，在物质上却极为丰富，但凡他想要的，其母都极力给予满足，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也是造成药家鑫犯下滔天罪行的原因之一。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尽管药家一直否认自己家境殷实，但是对药家鑫在物质上如此的放纵，显然已经让药家鑫逼近了纨绔性质。药母对药家鑫的纵贯让药家鑫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让我们用问题解决的相关理论对此案进行细致的分析。首先，问题解决是有一定的情景引起的，按照一定的目标，应用各种认知活动、技能等，经过一系列的思维操作，使问题得以解决的过程。此案中，情景是药家鑫发现自己撞人了，然后他开始思维，他按照的目标是不能让受害人张妙缠着自己，所以他想到了最能一了百了的做法就是杀死张妙，于是他亮出了屠刀，结束了张妙的生命。很显然，在此过程中，药家鑫的认知出现了错误，他认为终结对方生命是最好的办法，殊不知，解决此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再者，在影响问题解决的心理因素方面，药家鑫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劣势：第一，事实证明，像药家鑫这样总是听任父母摆布的人往往容易形成定势思维，导致他们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多种方式。第二，动机影响到问题解决的效果。心理学家的实验表明：在一定的限度内，动机的强度和解决问题的效率成正比，但动机太强或太弱都会降低解决问题的效果。动机太强使人的心情过于紧张，不易发现解决问题效率的重要因素，药家鑫显然就属于此类。再者，情绪对问题解决有一定的影响，紧张、惶恐、烦躁、压抑等消极的因素会阻碍问题的解决。药家鑫在发现自己撞到人后，精神高度紧张，于是没有找到问题解决的最佳方式。

第三，父母的“榜样作用”。这一家庭教育的失误在李启铭身上得到显著的体现。不用调查也知道，能在撞到人后，嚣张地说出：我爸是李刚这种话的李启铭必然是受到其父李刚的“言传身教”。作为官二代的嚣张跋扈往往是在看到其父亲作为官员的不可一世，耳濡目染下也形成了我家里有权有势，我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敢拿我怎么样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无视法律，无视他人的生命都顺理成章的成为现实。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声名狼藉也就是由此而来。作为父亲，暂且不论李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就算他为人嚣张跋扈，但为自己的儿子着想，也应该收敛一下。毕竟，国家还是有法律的，虽然在我国是人情大于法律的，但是亿万的劳苦大众仍是中共统治的基础。试看现在中国的局势，物价飞涨，房价高的让普通人不敢想，最大的问题当然是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如此环境下，社会已经开始动荡，如果像李刚父子这种渣滓兴风作浪而得不到法律的严惩的话，民众很有可能会为此而疯狂，到时候国家走向何方犹未可知。为了平息民愤，牺牲小小的一个李刚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奉劝那些官二代的家长，为了你们的孩子将来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注意自己的“榜样作用”。

第四，父母教育孩子的不统一。药家鑫的父母就是典型案例，药父对其要求极为严格，可药母却极为娇惯药家鑫。自古以来，中国便有严父慈母的传统，显然这是误导中国人的传统，往往是孩子犯错后遭到父亲的责罚，可母亲却横加阻拦，最终事情不了了之。孩子并未为错误付出代价，这就为日后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埋下了伏笔。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母必须私下里达成一致。那些事该做，那些事不该做，如何才能更好的把孩子教好，这是父母必须拿出大量时间进行考虑协商的问题。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今社会，学校教育的严重失败更体现出家庭教育的重要。

除了这些，再就是父母在一些具体方面教育的缺失。药家鑫显然缺乏生命意识，其父母在生命教育中的失误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马加爵案件中的马加爵非常令人敬佩，对于他，我们实在不忍心指责，被他所杀的那几个人不会得到我们的任何同情。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充满了问题。人与人之间或许有差异，但却是平等的，这一点，被杀的那几个人父母没有对他们做应有的教育。他们瞧不起马加爵的重要原因是认为马家爵家里穷，所以他就应当是个笨人，更有甚者为此而欺负他。追根溯源，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即便不是直接来自于其父母，但父母不了解他们的这种思想，或者虽然知道却任其发展，显然是父母教育儿女的严重失职。最终他们也为自己的失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在谈论杀人案件时，往往会去考虑杀人动机。那么马加爵的杀人动机是什么？需要是动机产生的基础，通过了解马加爵的过往经历我们会知道，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马加爵是想满足他“尊重的需要”。可是我们会发现，马加爵连他归属与爱的需要尚未得到满足，竟然会产生尊重的需要，从而违背了马斯洛在高级需要出现之前必须先满足低级需要的理论，足可见马加爵那几位同学做的有多么过分，说他们死有余辜也毫不为过。也许，当他们几个在阴间重聚的时候，马斯洛也会跑过去质问他们为什么用事实来否定自己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理论。

下面谈一下如何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来改善中国现代家庭教育 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先说一下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主流意识，儒家思想尽管有糟粕，但更多的是精华，尤其是儒家的创立者孔子被誉为至圣先师。我们就先谈谈儒家思想中的精华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来改善中国现代家庭教育。儒家思想主要教育人们仁义礼智信。仁。就是“仁者爱人”。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之所以出现药家鑫，李启铭之类的人渣，都是“仁”的教育的缺失造成的。他们都不懂得善待别人，所以李启铭撞到人后非但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反而自以为做的很对，真不知道他那对同为人渣的父母是怎么教育的。同样，药家鑫也是如此。当然，也许药家鑫与自己的亲人之间相互很亲爱，可那只是一种畸形的仁爱，孔子所提倡的是全体人互相之间的亲爱。作为父母，应当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育他们：所有的生命都是上天赋予的，人与人之间应当少些尔虞我诈，多一些相亲相爱，尊重每一个人。马家爵案件中那几个被他杀死的同学显然缺少仁的意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多替别人考虑考虑，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安定和谐。为人父母的更应当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儒家认为，人性都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的习染才产生差别。所以人应该按照人应有之义来对待和要求自己，使自己充分仁化。孔子从人己关系的角度考虑看，仁就是同情、爱护和帮助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就会造就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应当把孔子的理论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授给他们，并让他们去实践，以巩固这种仁的思想。礼。儒家提倡“克己复礼”。克己是要求约束自己，很显然，李启铭，药家鑫都没做到。不难想象，李启铭在家中必然是典型的掌上明珠，父母对其缺乏约束，这是李刚夫妇教育孩子中的严重失误。从小未收到任何约束的李启铭怎么可能约束自己，怎么可能做到“克己”。“复礼”的意思是要求我们的行为要回复到礼之质“义”上，按公义、公理来办事。也就是遵守道德与法律。药家鑫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违法的，更是违背道德的。在中国这个情大于法的国家，很多时候违法犯罪分子受到公众的指责甚至唾弃往往是因为他们违背了道德准则而非法律条文。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人，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我们坚决不能做，这是为人父母必须教育孩子的，但药、李两家的家长再一次严重失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信。“信”作为儒家的伦理范畴，意为诚实，讲信用，不虚伪。药家鑫的所作所为严重违背了这个“信”字。首先它在撞人之后不仅没有去观察伤者的伤势，竟然只想着为自己开脱，甚至不惜狠下杀手。在后来警察询问这起案件时也是矢口否认，应当说药家鑫不是一位诚实的好孩子。我们小时候老师十分重视我们学生的诚信教育，可收效甚微，父母需要负一定的责任，也许大部分父母嘴上还是会教育孩子应当诚实的，可自己却另行一套，孩子必定会受其影响。

总之，为人父母一定要知道，一个人即便学习成绩再好，能力再强，假如没有良好的德行，那他只能成为“危险品”，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害无益的渣滓。就像药家鑫，其父母在他身上下了那么多功夫，最终药家鑫不仅未能成才，反而成为千夫所指的畜牲，除了悲哀已经没有其他字词能够更恰当地评价药家鑫父母对他的失败教育了。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家庭教育中可以为我们所用的有很多。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教育子女的典范。最为著名的有中国古代“四大贤母”。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四位贤母是如何教子的。首先是孟母，个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我就不再赘述了，孟母为了儿子将来能有所成就不惜四次搬家，因为她深深地知道环境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其次，岳母，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为国出力，竟然在自己的孩子后面刻上四个大字，以教导孩子精忠报国，虽然我们肯定不提倡每个家长都这样做，但这种激励孩子的精神值得每个家长去学习。再者，欧阳修之母，欧阳修出身于封建仕宦家庭，他的父亲欧阳观是一个小吏。在欧阳修出生后的第四年，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于是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身上。眼看欧阳修就到上学的年龄了，郑氏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有一次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突发奇想，用这些荻草秆在地上写字不是也很好吗？于是她用荻草秆当笔，铺沙当纸，开始教欧阳修练字。欧阳修跟着母亲的教导，在地上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字，反反复复地练，错了再写，直到写对写工整为止，一丝不苟。这就是后人传为佳话的“画荻教子”。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快爱上了诗书。每天写读，积累越来越多，很小时就已能过目成诵。欧阳修的父亲生前曾在道州、泰州做过管理行政事务和司法的小官。他关心民间疾苦，正直廉洁，为百姓所爱戴。欧阳修长大做了官以后，母亲还经常将他父亲为官的事迹讲给他听。李刚夫妇必然不知道欧阳修母亲的故事，否则一定会自惭形愧的。欧阳修母亲还告诫儿子说：对于父母的奉养不一定要十分丰盛，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孝心。自己的财物虽然不能布施到穷人身上，但一定是心存仁义。我没有能力教导你，只要你能记住你父亲的教诲，我就放心了。还有，陶侃之母，也是中国古代一位良母。

试析以色列民族心理 第6篇

关键词：以色列 犹太人 民族心理

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犹太民族历史充满了神奇多变的色彩，在经历数千年大流散后，犹太人又奇迹般的回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巴勒斯坦，建立起现代国家以色列。本文通过对犹太民族心理的分析折射出犹太民族的心路历程，阐明以色列人对犹太文化的特殊民族情结。

一.犹太民族的复国心理

犹太民族的复国心理与犹太人的历史遭遇密切相关，犹太民族的历史先后经历了定居迦南时期，散居世界时期以及重聚巴勒斯坦三个历史时期。公元135年，犹太人在最后一次反抗罗马帝国统治起义失败后，犹太人被驱逐出巴拉斯坦地区，开始了近1900之久的流散生涯。犹太人一部分流散到阿拉伯半岛，巴比伦和波斯，多数流向北非和西班牙， 后来又转向西欧。“犹太人生活的中心从东方转往西方，成为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的重要少数族群”。【1】公元15世纪西班牙爆发大规模的排犹运动，一部分犹太人又流向北非和西亚；16和17世纪，生活在德国、奥地利地区的犹太人被赶进了“隔都”，大批犹太人迁往波兰、沙俄；18和19世纪，大批犹太人又从俄国、波兰逃亡美国，形成了今天的美国犹太人。

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反犹主义直接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中世纪，基督教成为了欧洲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主宰，人们的思想、言行都必须符合《圣经》教义教规，然而一直以来犹太人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其独特的犹太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格格不入，因此成为欧洲基督教会与世俗统治者迫害的对象。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和基督教会认为犹太人是导致欧洲发生灾难的根源，犹太人要对诸如“黑死病”、火灾等灾难负责。更有甚者，15世纪的西班牙成立宗教裁判所来强迫犹太人改宗，并于1492年将二十多万拒绝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全部赶出西班牙。【2】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欧洲国家统治者往往为了自身统治利益而频频迫害犹太人，给犹太人造成极大的苦难。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谣传是犹太人参与其中，随即全俄掀起了驱逐屠杀犹太人的高潮，犹太人被迫向巴勒斯坦地区迁徙，成为巴勒斯坦地区首批“阿利亚”迁徙者；1894年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使犹太人受到奇耻大辱，赫茨尔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由同化主义者向锡安主义者转变。赫茨尔在《犹太国》一书中写道“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民族问题。”【3】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最后总解决”政策使犹太人真正接受了赫茨尔的复国主义思想。

《圣经》中记载犹太人是一个被上帝从万民中挑选的赋予特殊使命的优秀民族，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上帝耶和华早已应允将巴勒斯坦的土地赐给犹太民族的后裔永远为业，犹太人终将在救世主的带领下回到上帝的“应许之地”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犹太人自己的民族家园。1948年以色列国正式成立，在《独立国家宣言》中提出了两大目标： 一是把以色列建设成为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天堂；二是使以色列成为世界犹太人的精神源泉和感情凝聚的核心。【4】这完全体现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长期遭受迫害之后渴望建立一个国家，从而摆脱流散的苦难生活的强烈复国心理。

二.病态的不安心理

以色列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国家，马卡比起义失败后，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后，流散到世界各地区，由于其独特的犹太信仰，拒绝改宗而屡次遭到欧洲各国统治者与基督教会的排斥迫害，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东欧平原的广大地区，各地区先后爆发多次反犹浪潮，随着反犹浪潮的加剧，部分犹太人无奈选择改宗，但无论犹太人怎样努力，犹太人依然无法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死亡威胁随时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残酷杀戮以及建国后与阿拉伯各国长期战争使以色列人对自身安全非常敏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犹太人病态的不安心理。

犹太人质疑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他们争辩说，美国不是保证过以色列在蒂朗海峡的航行自由吗？但后来埃及照样封闭了海峡。联合国维和部队不是曾驻扎在埃、以边境线上吗？但纳赛尔还是轻而易举就把他们打发走了。【5】二战期间当纳粹刽子手举起屠刀残酷屠杀犹太人时，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又在哪里。1948年以色列立国后，由于国土面积狭长而分散，南部为内盖夫沙漠，中部为狭长的沿海平原，北部为加利利地区，狭长的国土面积增加了以色列国防军的防守困难，为增强民族安全感，以色列制订了“保障国家安全战略”，旨在保卫包括中东战争期间占领的领土在内的边界，以实力为后盾以及谋求大国的支持与合作。出于国防安全战略考虑，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以色列制定了“进攻性防御战略”，每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以色列国防军就会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这在黎巴嫩战争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保障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成为它最基本的国策。以色列的经济结构与布局、重视国防建设以及与美国结盟等内、外政策，都源于这种病态的不安心理。

三.犹太人的宗教心理与内疚心理

犹太人所创立的犹太教是维系犹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纽带，犹太人在犹太教信仰感召下，在大流散时期形成特有的散居观与独特的民族特性，在饱受欺凌的各个时期，犹太民族以《圣经》为感召，高举复国主义的旗帜，形成了犹太人宗教意义上的凝聚力，使挣扎在苦海中的犹太人看到了希望。大流散时期犹太人一直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形成了“应许”、“契约”、“救世主”等典型的犹太教思想观念，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犹太人形成了特有散居观，在任何条件下，都耻于与其它民族为伍，罗马帝国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曾指出：“犹太人是以藐视众神著称的民族”。【6】此外，犹太教宣扬“上帝选民”说、“割礼”说、族内婚姻制度以及使用本民族的希伯来语，这些都为犹太人的存续奠定了基础。犹太教的思想孕育出了这个充满神奇色彩的民族，犹太教中的思想观念使犹太人把“应许之地”以外地区的生存与生活看成是一种暂时性的客居，上帝终将派救世主来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特选子民”，返回巴勒斯坦地区重新复国。

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与阿拉伯民族相对抗的道路的。一方面，直到19世纪后期， 犹太复国主义还认为巴勒斯坦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只有少数人到过巴勒斯坦地区，赫茨尔在发表《犹太国》一书两年后才初次到巴勒斯坦地区视察，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最早的口号之一是“没有土地的人民回到没有人民的土地上”。【7】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刚刚兴起之时，阿拉伯人正致力于反抗奥斯曼帝国腐朽的统治，对于犹太人的迁入并没有表示不满，相反认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但事实证明以色列的建国确实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阿犹矛盾愈演愈烈，先后爆发了5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小规模战争冲突从未中断过，持续数十年的阿以冲突使得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民沦为难民，许多敏锐和富有同情心的犹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对巴勒斯坦人怀有一种莫名的负罪心理，以色列史学家阿摩斯·阿隆在其所著的《以色列人：缔造者和后代》一书中指出，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给阿拉伯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勾起了以色列人的同情心与内疚感是以色列作家作品中的一个主要题材。没有一个有同情心的人看到巴勒斯坦人的痛苦而无动于衷。【8】

总的来说，犹太人的这些民族心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充分反映出这个饱受蹂躏的民族的心理状态，从犹太民族的复国心理可以看出这个民族对重返故地复国的渴望；从其病态的不安心理可以看出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对自身安全感的敏感；从其宗教心理与内疚心理可以看出犹太民族的精神源泉与以色列犹太民族渴望被承认、被尊重、追求民族平等的愿望。犹太民族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以色列的内外政策，因此，认识与把握以色列民族心理对了解当前以色列中东政策，进一步认识中东剧变后的阿以问题的症结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迪利普·希罗：《中东内幕》（Dilip hiro， Inside the Middle East），[M]伦敦鲁特莱古和基根·保罗公司.1982：59.

[2]布拉恩，《犹太民族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212.

[3]Theodor Herzl， Jewish State[M].New York：American Zionist Emergency Council，1946；76.

[4]钟冬编：《中东问题80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41一143.

[5]（英）罗伯特·斯蒂文思： 《纳赛尔传》，[M].北京：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131.

[6]Molly White， Jews and Christians： Grace-Roman Views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p51.

[7]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M]北京：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45页。

[8]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M].北京：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62页。

民族文化心理 第7篇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音译词有很大的地域性，很有可能同样的东西不同的地域的人音译完了之后就会相互引起误解。拿我们身边的语言为例------香港的音译词。英语cancer是指不治之症的癌病, 将它音译为“砍杀尔”, 即“砍杀你”的意思, 提示了原义的可怕。香港的一些品牌名称, 最常见的是音译兼意译的音译词。如“七喜”, 译自“seven up”, seven是七, up是起, 本应对译为“七起”, 因粤方言中“起”与“喜”同音, 故以“喜”代“起”, 译名一称“七喜”, 顿时商品增色, 蜚声四海。其他还有:“生力”(San Miguel) 、“健力士” (Guimess) 、“富豪” (Volvo) 、“新力” (Sony) 、“精工” (Seiko) 、等。

香港外来词音译字的选用比较随意。这也是它的特点。例如;“珍宝客机 (jumbo) ”并不是指由珍宝组成的飞机, 而是指特大型、巨型客机;“骨 (quarter) ”不是说骨头, 而是指一刻钟、四分之一;“飞 (fare) ”不是指在空中飞行, 而是指名词票。还有威也 (铁丝) 、徒士 (尺码) 、者厘 (果子冻) 、太 (领带) 、咕臣 (靠垫) 、甫士咭 (postcard) 、波恤 (由英语ball和shirt组成, 指运动衫) 等。汉字本身是表意文字, 但如果从汉文字义理解上述音译词的话, 就有可能引起误解，这就是音译词的地域性。

那么大陆普通话的音译词又有哪些特点呢?先举几个例子看看。有来自日本的美发店, 称做“Chic”, 原来是“漂亮”、“时髦”的意思, 汉译改译为“秀客”, “客”是原文中所没有的意思。“必胜客” (英Pizza Hut) 比萨饼店据说与世界驰名的澳门葡京赌场同在一座建筑物的葡京酒店, 经营快餐Pizza Hut的店主抓住赌客进赌场渴望赢钱的心理, 特意把Pizza Hut译为“必胜客”, 取个好彩头, 以吸引赌客们就餐。像这样的店名还有很多, 如:快可立 (英Quick) 新鲜贩卖店、康尔寿 (英Health) 保健药店、麦当劳 (MC Donald’s) 、衣恋 (E-Land) 服装、芙一 (For you) 、得宝 (Tempo) 、卫洗丽 (Washlet) 、倍舒特 (Best) 、天时达 (Telsda) 、乐百氏 (Robust) 、新奇士 (Sunkist) 、趣园 (Cheery) 、利口 (Ricola) 、思高 (Scotch) 、东陶 (ToTo) 、多乐士 (Dulux) 、洗王 (C-one) 、美极 (Maggi) 、捷安特 (Giant) 、龙为 (Long way) 、世达 (Star) 、露姿 (Rose) 、三得利 (Suntory) 、百丽 (Belle) 、万宝路 (Marlboro) 、登喜路 (Dunhill) 、比克 (Bic) 、吉列 (Gellette) 。

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同，最主要的原因是词语背后深层的文化有所不同。近五十年来, 香港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地位，香港粤方言的外来词, 可以说在汉语各方言中, 数量是最丰富的，品种也是最复杂的。由于香港回归祖国前一直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英语成了官方语言, 这就对香港外来词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那么大陆普通话又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些特征呢?当然也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

一、利用语言的魅力趋吉避凶

趋吉避凶是人之常情，各民族都有这样的倾向，但汉民族好象更相信语言的魅力，想通过语言来表达美好的愿望，避开不吉利的事情。尤其是在命名是人们把所能想到的好的、吉祥的意思，都尽可能地包含在名称里面，使之成为一种价值和愿望的寄托形式。由于汉语的表意特征，在音译时，在注意到原词读音相近意义相近的同时，尽可能选用具有美好意义的词语。如“可口可乐”，有人曾将其译为“苦口苦辣”或“肯肯口辣”，给人一种这种饮料肯定不好喝，很辣、很苦的感觉，这样的音译词自然就很不受人们的欢迎。再如，“TOEFL”是一种外语考试人们将其译为“托福”, 满足了人们祈求好运的文化心理的需要。

二、追求语言的新与变

人们有时觉得现有的词语缺少新鲜感，于是就会创造出一些新的世上词语，具有陌生化的词语，这些词语一般都是先在年轻人当中传播，而后迅速流行。因此具有新鲜感的音译词都受人民欢迎，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存在。如“酷”，是英语“cool”的音译，是指表面上冷漠，主要是指男性的冷静和沉着，后来用来指所有与众不同，特例独行的行为或穿着等。然而现在人们又开始使用“Q”来表达类似的意思。

三、追求语言的简单明了

语言自身具有经济机制，表现在好读和好写两方面。好读体现在音节的简化上。如“菩萨”是梵语“Bodhi-Sattva”的音译，应该译为“菩提萨锤”，然而人们宁愿把它简化为菩萨。好写方面体现在选字上面。如“chocolate”可以翻成类似于朱古力，巧格力等等。最后人们选择了“巧克力”，该名简洁明了，给人一种新奇小巧之感。凡能够在汉语中生存下来的音译词绝大多数是由2至4个字组成的。因此，拘泥于原文的音节而译得很长的音译词势必难存。

四、追求语言的实用性

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西方物质文化有着极强的羡慕心理, 对西方的产品也情有独钟，因此也特别喜欢用洋味十足的外来词，觉得说有舶来色彩的词会显得自己有品位、有档次。商家也就正好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走势, 对品牌名和商标名都尽量采取直接音译的形式, 使得外来词的音译方式占有一定的优势。如英语“sony”音译为“索尼”, 是一种家用电器的品牌, 两字单纯记音, 并没有满足中国传统的趋吉心理，但是该产品却非常有市场, 当然, 除了质量不错以外, 人们觉得只要说买“索尼”电器, 就会觉得档次很高,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使得这种心理走势愈来愈热。所以在商品的翻译当中就形成了这样一批词语。

这些民族心理决定了有些音译词能够长时间的存在并成为一种固定形式存在于汉语当中，而有些却是昙花一现或被人们遗忘或被其他词语代替。

结语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非常明显和深刻的。因此在翻译和使用这些音译词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和尊重语言所在的文化，力求符合当地的文化要求，符合人们的审美心理。

参考文献

[1]李玄玉.略谈汉语音译词的地域文化差异[J].语言与翻译, 2002, (3)

[2]胡晓清.汉语外来词[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民族文化心理 第8篇

下面,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究数字习语的文化根源并对比中法数字习语背后的文化内涵。

(一) 宗教哲学层面的数字文化分析

道教、佛教在我国源远流长, 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产生和延续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中国, 道教和佛教对数字的文化内涵有着极深的影响。老子在《道德经》中写到“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 即好与劣、对与错、长与短、明与暗、动与静。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观念孕育了中国人重视均衡和谐、对称美的心理特点。体现在数字的偏好上, 中国人以偶数为美, 喜欢成双成对, 好事成双。道教崇尚“天人合一, 物我合一”的思想, 中国人更注重和谐之美, 而偶数的数字更能体现出对称美, 和谐美。而习语“ 三生有幸” 则反映出佛教对数字文化的影响, “ 三生” 指的是佛教里的前生、今生和后世。

基督教文化是法国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 它对数字的文化内涵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宗教传统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选择数字有决定性的影响。人们习惯性地把事物存在的量或其发展过程一分为三, 以图吉利。所以法国人很偏爱数字“3”和“7”。之后, 我们会在文章中就这两个数字做更深入的分析。

(二) 民族文化心理对数字习语的影响

所谓民族文化心理, “它是一定的群体 (民族等社会集团) 在长期创造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在个体心灵深处的文化意识形态的集合, 是包括各种文化观 (宇宙意识、人生意识、价值观、宗教观、伦理观、审美趣味、风俗习惯等) 的大系统”。①中法民族文化心理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根源于其不同的文化根基。儒家和道家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中国文化受其深刻的影响, 中国人偏爱双数、偶数的数字便是源于《道德经》。在社会生活中, 人们每逢重大事情如结婚、乔迁、开业等一定会选择带6, 8的日子。而今年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便是8月8号, 这个日子并非偶然, 而是带有强烈的数字偏好, 双“8”的数字是我们的至爱。而法国文化根基于基督教, 并受《圣经》教义的影响。基督教文化“三位一体”的宗教传统让法国人更偏爱奇数, 如“三”“七”等, 认为它们寓意着吉祥、好运、成功、神秘。

(三) 时代发展对数字习语的影响

数字本身其实是没有任何褒贬之意, 只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在不同的文化心理的影响下, 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数字便承载了很多的文化心理。而且, 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于数字的偏好也会有些影响。

数字“8”在粤语中与“发”谐音, 因此广东人非常喜欢数字“8”。希望数字“8”给他们带来好运, 发财致富, 财源滚滚。如今, 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8”的偏爱也风靡全国, 深入到各行各业。人们喜欢带“8”的电话号码, 汽车牌号, 房号等。酒店、公司、饭店开业都喜欢选择8号, 18号或者28号。可见数字“八”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表示数量的数字, 同时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共同愿望, 蕴含着一定时期民族文化的内涵。

二、对比中法数字习语中的几个代表性数字

中文和法语中有大量的数字习语, 对比几个代表性的数字, 可以进一步挖掘和仔细分析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民族文化信息, 从而达到优化跨文化交际的效果。下面, 我们主要对比中法数字习语中的3, 4, 7。

(一) 数字三 (trois)

数字“三”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被视为神圣、尊贵和吉祥的象征。西方人认为世界由大地、海洋、天空三部分组成。大自然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三方面内容, 人体有肉体、心灵、精神三重性;基督教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就是上帝既是圣父, 又是圣子, 同时也是圣灵) , 因此, 西方人偏爱“三”, 把“三”看做完美的数字。⑥法国是一个信奉基督教国家, 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 《圣经》对法国的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 法语中有很多含有“三” (trois) 的习语。如:Jamais deux sans trois. (有两次必有第三次, 二不过三) ;Deux (enfants) qui se battent et un troisi ème qui sert d’arbitre (谚语:两个孩子打架时, 第三个孩子充当裁判。意味着三个孩子是最理想的!) ;Etre haut comme trios pommes (像三个苹果一样高, 形容个子矮) ;La meilleure chanson ne se dit que trois fois (最好听的歌只会唱三次, 要把握机会) 。还有trois fois rien (小事一桩) , trois mouvements en deux temps (形容人做事效率高) , 等等。在文学语言中, 也常用到数字“三” Une femme ne doit quitter sa maison que trois fois: pour son baptême, pour son mariage et pour son enterrement– Th. Fuller (1732) (一个女人一生只会离开三次家门:为了洗礼;为了结婚;为了安葬。)

在中国, 佛教有佛、法、僧三宝;道教有三清之说, 即玉清、太清、上清。中国古代有很多与“三”相关的文化。如:天、地、人为三才或三灵;日、月、星为三元或三光;前生、今生、来生为三生;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为三纲;父、子、孙为三族, 等等。可见数字“三”是一个吉利而尊贵的数字。崇尚“三”的传统浸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甚至影响了中国人根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我们常说的, 礼让三分。“礼以三为成”, “三”是标准也是极限, 过或不及, 对于交往的双方, 均为失礼。“事不过三”则是汉民族从不逾越的行为准则。礼俗中, 数字“三”也成为人们行礼的标准。如红白喜事要三鞠躬, 结婚要三拜。数字“三”频繁出现在我们的习语中, 如三缄其口;三令五申;三番五次;一问三不知;三思而后行;入木三分;接二连三;三教九流;三头六臂;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三生有幸等等。数字“三”被法国人视为一个尊贵的数字, 但是数字“三”对法语数字习语的影响远不及对中文数字习语的影响。数字“三”成为中国人礼仪道德方面的一个标准, 处处显示出它的魅力。

(二) 数字四 (quatre)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 事物都由阴和阳两方面构成, 只有阴阳交合, 才能滋生万物。在这种文化关照下, 事物都是从一化为二、二化为四、四化为八的几何梯级发展, 因此, 双数在汉语中蕴含着吉祥的文化内涵。因此, 数字“四”大量出现在一些短语中。如, “四平八稳”“四通八达”“志在四方”等。

但是, 由于“四”在中文中的谐音与“死”相近。所以, “四”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禁忌数字。人们不喜欢带“4”的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更是避开“十四” (谐音“要死”) “五十四” (谐音“我要死”) 之类的数字。在习语中, 数字“四”常与“三”连用, 多带有贬义。如, 不三不四、丢三落四、低三下四、颠三倒四、朝三暮四等。

在法语中, 数字“四”有丰富的文化意义。多比喻“数量多的次数多的”。有很多与数字“四” (quatre) 搭配的表达方式。Couper les cheveux en quatre (把头发分成四股, 比如钻牛角尖) ;se mettre en quatre (把自己分成四份, 喻尽力, 竭力) ; faire le diable à quatre (大吵大闹) ; être tiré à quatre épingles (被四根大头针扯着, 比喻某人衣服穿得很笔挺) ;ne pas aller pae quatre chemins (直截了当, 不拐弯抹角) ;dire ses quatre vérités (毫不客气直率地讲) ;monter (descendre) un escalier quatre à quatre (四下四下地上楼梯, 比喻快速上下楼梯同中文的三步并作两步) ;manger comme quatre (像吃了四个人的份, 比喻吃得多) ;mon quatre heures (儿语, 下午的点心) ;entre quatre yeux (四目之间, 喻密谈) 。可见, 在法语中, 数字“四”像中文中的数字“三”一样, 表达一种极限, 成为判断的一种标准。但是跟英美国家一样, 法国人结婚也会避开星期四。因为他们认为“星期四, 运气衰” 。⑧

(三) 数字“七”

数字七在中文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神秘色彩。由于月相存在四七二十八天的变化, 因此“七”在中文是最神秘的一个数字。《周易·复卦》中就有“反复其道, 七日来复, 利有攸住”之说, 意思是“七日”是天道循环往复运行的周期数。因此, “七日”往往是一些大事的界限或极限。如《荀子》和《庄子》中都提及“七日不火食”。佛经中也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七七四十九天”后修得正果。在神话传说中也经常以数字“七”作为最大数。传说女娲补天用了七天;玉皇大帝有七个女儿即七仙女;《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被烧了七七四十九天, 结果炼成了火眼金睛;二十八星宿, 也是四方各七。可见, 中国文化对七情有独钟。对“七”的偏爱也体现在文学领域:如陈寅恪《清谈与清谈误国》中谈及“竹林七贤”;建安七子等。这个七人连称的观念也影响了通俗小说, 如《七侠五义》、《七剑下天山》;金庸小说中也有“全真七子”“江南七怪”“武当七侠”等。

但是, “七”在中文中并不全是褒义的。《黄帝内经》以“三、九、七、一、五”五个数字, 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五方。七对应西方, 西方属金, 主兵, 有肃杀之气, 因此“七”有时也被视为凶数。如周有七祀, 七哀, 守孝为七七, 妇人有七出, 又有“七煞”之说。“七”又是中国人常常忌讳的数字。古今民间都以“七”日为祭日, 故“七”与丧事有关。给人送礼时忌七件或七样;在挑选吉日良辰时不挑七、十七、二十七⑦。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会避开选择“7”“4”之类的手机号码, 电话号码, 车牌号等。成语中, 七经常和八一起使用, 表示出“杂”“乱”之意。如:乱七八糟、横七竖八、七零八落、七嘴八舌, 等等。

《圣经》对法国人有深刻的影响和作用。根据《旧约· 创世纪》记载, 上帝耶和华花了七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万物。圣玛丽娅有七喜、七悲;主祷文分为七个部分。数字“七”被用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或归纳人文景观、社会团体等。如七大美德、世界七大奇迹等。因此对于法国人来说, 数字“七” (sept) 很长时间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有魔力的数字。这一点可以从很多含有sept的习语中就可以看出:tourner sept faois sa langue dans la bouche avant de parler (在说话前要转动七遍舌头, 说话要三思) 。《Les 7 merveilles du monde》 (世界七大奇迹) 、圣经中的les 7 péchés capitaux (七宗罪:Avarice贪婪, Colère暴怒, Envie嫉妒, Gourmandise贪食, Luxure色欲, Orgueil傲慢, Paresse懒惰。童话《Blanche Neige et les 7 Nains》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être ravi au septième ciel (高兴到第七重天的程度, 比喻极度快乐) 等。

三、了解数字习语的数字文化, 优化跨文化交际效果

法国人也有数字禁忌, 他们像中国人禁忌“4”一样忌讳“13”, 这一禁忌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最后的晚餐》描述的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 在画面上, 参加晚餐的第十三人就是犹大。因此, 在神话和宗教的影响下, 法国人很忌讳“13”, 认为数字“13”是给人恐怖感觉的数字。《启示录》中这样记载, 魔鬼的数字是“666”, 因此法国人也特别忌讳数字“666”。而对于中国人来讲, “666”却是一个非常吉祥顺利的数字, 意味着“顺顺顺”。了解这些数字, 对我们与法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法国人住宾馆时是绝对不会选择“666”这样的房间号的!了解这些民族文化心理, 可以有效避免交际中出现误会或错误, 从而优化跨文化交际的效果。

不同的民族, 有着不同的习俗, 不同的文化。数字习语鲜明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心理、传统与特色, 数字文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了解中法两国的数字习语背后隐藏的民族文化心理, 能有效提高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效果。然而, 数字习语的研究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和扩展的过程, 需要我们不断来探讨和诠释。

注释

1吴慧颖.中国数文化[M]。 长沙:岳麓书社, 1995.

2李健林.从数字的联想意义看中英民族文化心理差异[J].柳州师专学报, 2002.

3熊宜春, 桂君萍.英语数字习语中的西方民族文化心理[J].中国科技信息2007, (1) .

4平章起.礼貌、礼节、礼仪[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19-25.

5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6蒋磊.英汉习语的文化关照与对比[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1.

7张宗久.英汉数字文化习俗差异的对比分析[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社科版) , 2006.

七夕文化中女性心理研究 第9篇

在古代, 古人有明显的数字信仰, 尤其是女性, 对数字的信仰更加虔诚。“数字‘七’和女性的关系在古代更是特别密切, ‘七’既是奇数又是阳数。但是在古人的思维中, 数字‘七’却是一个与女性有着密切关系的‘阴’元素, 因为女性个体身心的发展节奏, 正好是以七为基数的。”这种说法在我国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就有明确的记载, 《黄帝内经·素问》之《上古天真论》讲述了女子生长、发育、成熟和衰老的生理变化过程:“女子七岁肾气盛, 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 任脉通, 太冲脉盛, 月事以俱下, 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 故真牙生而长极。…七七任脉虚, 太冲脉衰, 天癸竭, 地道不通, 故形坏而无子也。”女性从七岁到四十九岁, 分为七个阶段, 每七年分为一个生命阶段。每个生命阶段又以“七”为基数。这就不但充分说明了数字“七”对于女性的重要性, 而且也说明了数字“七”是与女性的生命息息相关的。

“七夕节与女性关系的密切程度, 在这一节日的主题活动—“乞巧”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参与对象、时间安排, 还是活动的内容形式, 七夕乞巧习俗无疑都带有浓浓的‘女人味’。”七夕乞巧活动的参与对象主要是女性, 在记载了七夕习俗的《西京杂记》中, 就已经指出当时参加七夕节娱乐活动的人大多是宫廷中的宫女;而七夕的乞巧活动主要是在农历七月七日这天进行的, 而这个时间点对于女性来说又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乞巧民俗象之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期内长盛衰, 就在于它具有游戏娱乐功能、角色认同功能和心理认知功能, 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封建社会妇女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心理需求。”

七夕节的乞巧习俗所具有的娱乐功能, 具有着一定的游戏娱乐的作用。不论是祭拜织女的仪式, 还是穿针引线、丢巧针巧芽、拜魁星等, 其实都是一种带有游戏性质的形式, 主要作用还是娱乐身心。因为:“游戏一旦作为调剂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需要时, 它就天生具有一种娱乐义”。现代社会, 经济高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也处于快节奏中, 女性同样也是, 快节奏的发展和生活, 并且当代女性正在实现完全独立化, 完全摒弃了古代以男性为中心的生活, 她们有独立的思想、自己的交友空间、自己的经济, 所以说当代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想到的生活。在科技、经济、文化、思想飞速发展的当代, 女性地位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然而七夕这个在古代与女性密切相关的节日, 在现代已经慢慢地没有了它原来的意味, 而是更多的夹杂进“现代”的意味, 浓烈的现代气息直接影响了大家对于七夕的认知。比如在与西方情人节的对比之下, 七夕被称作是“中国情人节”, 但七夕的本来含义并不是情人节, 而是乞求心灵手巧。七夕原有的娱乐项目, 如拜织女等, 则更多的被西方情人节的送玫瑰花、巧克力所代替, 没有了起七夕节应有的意味。而七夕节的乞巧习俗所具有的娱乐功能和它的游戏娱乐意义也没有了。

综上所述, 即使社会发展飞速, 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文化习俗, 但是传统文化是从古流传下来的根基文化、是不可流失的。现代我国在提倡民俗民风, 鼓励全民保护民族文化遗产, 并且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响应国家号召, 在坚持正确的领导之下, 积极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将传统节日, 如七夕节, 在传统基础上积极创新, 既保留了原有的娱乐精神又富有其西方浪漫气息。

参考文献

[1]刘彩清.七夕节的文化透视[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06)

[2]黄帝内经[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

[3]蔡丰明.七夕乞巧习俗与古代女性文化心理[J].2003

[4]蒋秀英.细说中国古代的妇女节–七夕乞巧民俗事象论[J].北方论丛1999 (05) .

[5]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1998.

中国古人“乐山”文化心理探究 第10篇

一、优越的客观自然

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 中国山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优越的客观自然条件。中国位居欧亚大陆的东部, 太平洋的西岸, 深入大陆腹地, 背山而又面海, 既是大陆国家, 又是海洋国家, 位置十分理想。中国的地形地貌变化多姿, 拥有各种地形, 从广阔的平原到低凹的盆地, 从高峻的山岭到连绵起伏的丘陵、深不可测的山涧。地貌的丰富多样, 使我们拥有不同的地域特征。既有高插云天的世界屋脊, 又有连绵起伏的莽莽林海, 既有奇峻峭险的山岳, 还有幽邃秀丽的层峦叠嶂, 构成各种异彩纷呈的奇山胜景。

二、古人的“以山比德”观

我国在文明发展的初期, 人们由于对自然的敬畏, 相信山川有播风雨的神力, 从而开始了最初的山川祭祀。大山, 作为自然界中的景物, 以其雄壮的身姿, 高昂的气质和孕育万物的胸怀为历代人民所敬仰与崇拜。雄踞于齐鲁大地的泰山, 是中华民族的神山。“天以高为尊, 地以厚为德”, 当帝皇出现后, 与天地相交通的职权也随之为最高统治者所掌握, 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往往在泰山进行封禅, 这些除了对天地的敬仰、山的崇拜外还有就是对大山本身所具有的人格化的特征的赞美。

“山水比德”:是以道德中的真、善、美来比附自然界中的山水。它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 所谓的“比德”, 就是审美主体在对大自然山水的审美过程中, 把自然界中物的某些特征与人们伦理道德的某些品质相比拟, 通过自然的人格化, 来寻求人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内在精神的契合和共鸣。“比德”的审美观从自然界的物质形态和特征中, 联想到君子身上所具有的某些人格美, 特别注意自然审美中的人伦精神和道德含义, 这与儒家美学中强烈的伦理色彩是分不开的。在古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比德的言论, 在《诗经》中就已出现这样的诗句, 到了春秋时, 孔子在《论语·壅也》中有“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动, 仁者静;知者乐, 仁者寿”的论说。孟子和荀子对“山水比德”也有进一步的发挥。如孟子在《孟子·尽心上》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 由于圣人之门而难为言……流水之为物也, 不盈科不行, 君子之志于道也, 不成章不达。”而荀子更是给流水赋予了德、义、道、勇、法、正。察、善化、志等道德精神上的属性。可见山水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道德化和人格化了。到了汉代, “山水比德”之说又更进一步发展, 董仲舒、刘向就是其中的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山川颂》里说道“山则巃嵷畾崔, 嶊嵬嶵巍久不崩, 似仁人志士。……水则源泉混混沄沄, 昼夜不竭, 既似力者;……咸得之而生, 失之而死, 既有德者。”刘向的《说苑·杂言》分别从“似有礼者”、“似有德者”、“似圣者”等角度来论“乐水”;又从“万民之所观仰”, “育群物而不倦, 四方并取而不限”等来说明“乐山”的缘故。到了东晋时期, 著名的文学家左思在他的《招隐诗》中所说的“非必丝与竹, 山水有清音”, 则已经将地理意义的“山水”指向了美学价值的“山水”, 自此, 人对山水的观照转变为对自然的美感体验。人与自然山水通过“比德”这一中介实现了互动与相融, 从而对中国山水画的立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 “比德”观的出现, 标志着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初步建立, 形成了中国古代自然审美中一种独特的精神倾向, 即注重自然山水审美的人伦精神和人文精神。

三、贤人, 高士的隐居场所

古代的贤人多喜欢居住在山林中, 他们或不满当时的时政, 或性本平淡, 或看清官场的尔虞我诈等等, 他们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气节, 富有人格魅力。比如说陶渊明、林七贤, 庄子、孙登、孟浩然、许由等, 他们隐居山林不过是为了避世, 躲开世间的是是非非。而这些先贤大都是在学识、才情、德行、人品等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人, 他们在面对大自然的山水时, 时而赋诗作乐, 时而纵情笔墨, 时而品酒清谈, 时而假借山水, 抒发情感, 托物言志。而作为他们所居住的场所——高山之间, 涧水之边——在人们的心目中无形中也具有了特别的含义。再加上山水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和属性, 他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成了道德的化身和象征, 也具有了别样的情怀。

庄子在他的《庄子·外物》中曾有“心无天游, 则六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 亦神者不胜”的诗句。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人们之所以进入山林就会感到心旷神怡, 那是他们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找不到足够的遨游空间和自由空间, 所以只好到自然界中去寻找。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又有几个人能够达到圣人的这种精神境界呢, 于是大多数人只有到大自然中去宣泄自己的情感。在庄子的《知北游》中, 有这样的话, “山林与, 壤与, 是我欣欣然而乐于”。从这句话里, 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山林的使人精神愉悦的作用。庄子虽然提倡“天游”满足自己的内心世界, 追求精神上的安宁与愉悦, 但是他也很难做到自己内心的精神生活的满足。所以他就进入大自然, 通过在大自然中的游山玩水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达到心里的愉悦和宁静。庄子书中的圣人, 神人基本上都居住在山中, 绝大多数隐士也都是先后入山, 他们在游山玩水时, 在平常生活的事情中悟出了许多人生的哲理。

四、道家文化与山的关系对人们文化心理的影响

由道家思想相生的还有道教。作为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本土性宗教信仰, 道教的传承延续了有上千年。东汉人张道陵在蜀鹄鸣山造作道书、兴五斗米道。它是在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神仙方术、民间鬼神崇拜观念和巫术活动而形成。它主张清静无为, 长生不老, 得道成仙。值得注意的是, 那些传说中的神仙也喜欢住在山里, 《庄子》里面描写的神仙大都是住在山上。中国先秦有两大神仙派系, 一派居住在东边的蓬莱仙岛上, 一派居住在西边的昆仑山。这一观念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汉代, 从皇帝到神仙, 都承认神仙的居住地是山上的。当时在山上广修道观, 供奉各路神仙, 直到现在, 在很多的山上还有许许多多的道教圣地。到了后来, 道教就把进山修炼当作成仙的必要条件之一。汉代的著名的炼丹士葛洪还列举了华山、恒山、太白山、终南山、青城山等几十座可以用来作为修道场所的名山。道家都喜欢隐居山林, 加上形形色色的传说, 故事, 又给山水戴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 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 他的出现、存在、发展、发生都和当时的社会特点和文化特征有一定的关系, 在长期的过程中, 我们形成了对山的敬畏和向往。

纵观中国人的“乐山”文化心理, 它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过程。也正是由于人们对隐士生活的向往和对神仙生活的渴求, 久而久之, 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

摘要：自古以来中国人爱山敬山, 从远古时期到历代的文人骚客, 都对其表达着赞美与热爱, 为什么我们对大山如此的着迷, 本文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文化心理等方面探寻中国人的“乐山”情结。

关键词：山水崇拜,以山比德,乐山

参考文献

[1]陈传席, 顾平, 杭春晓.中国画山文化[M].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

民族文化心理 第11篇

就字面意义而言，穿越就是“跨越”、生死的跨越、人与动植物的跨越、过去与未来的跨越，打破了自然的界限。如果从数量的角度来说，这些年来国内的穿越作品是相当繁荣的，读者和观众也很众多。穿越作品已经从最开始的网络上走进了纸媒，乃至走入电影电视中。在大众层面，人们的阅读已经由过去的金庸、古龙、温瑞安、亦舒、席绢时代过渡到以网络、影视为助推器的玄幻、网游、穿越、言情时代。

穿越文化的前世今生

穿越小说近年来形成了网络文学中的独立品种。但是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曾有一些想象力很丰富的作品，其实也已经具有穿越的性质，是穿越作品的萌芽，像中国古代的《枕中记》《黄粱梦》，还有《聊斋》中人与动植物的“穿越”、阴阳两界的穿越都是今天的穿越作品的前世，属于不自觉的“穿越”。

西方也有穿越小说，像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被誉为“穿越文的鼻祖”。它具有现实批判精神，在穿越中表现现代共和制与中世纪君主制的冲突，现代文明与封建教会的冲突，是很严肃的小说。乔治的小说《1984》主题也相当严肃，实际上是人站在今天的基础上构想未来。

在好莱坞，穿越也成为一个潮流，已经是一种类型片了，比如《爱丽丝漫游仙境》强调了穿越的梦境，《纳尼亚传奇》是人穿越到神话世界；大陆比较早的《古今大战秦俑情》也是古今的穿越。影视的潮流影响了观众，推动了网络文学中穿越类型的发展。

为什么穿越文化如此流行

事实上，穿越跟科技的发展有一定关系。“穿越”即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简称，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关。穿越时间就是超越光速。而穿越空间则和多维空间理论分不开，这才有了人可以穿越到平行世界，没有历史记录的世界，甚至是充斥着仙魔奇幻的异时空等题材。

年轻的一代对“超光速”“超时空”“多维空间”这些概念已经很清楚了，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年轻一代想象力的拓展，并且不是个别人的想象力拓展，而是整体性的接受这种想象。

这里包含科技对人的观念的冲击，人可以机器化，机器可以具有人的智能，通过某种科技手段到达将来，或者回到过去，等等，似乎不难展望。因此，大家有一个模糊的观念，就是世界从来都保有它的神秘性，而技术又如此日新月异，还有什么不可能？再加上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的影响，小说和游戏的世界都是没有边界的，你可以和关羽下棋，也可以和一只怪兽打架，界线一模糊，穿越自然大行其道。

穿越作品的受众对象多以青少年为主，一定程度上他们把穿越小说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用来缓解现实的压力和填补现实生活的空虚。

其实就和以前男生看武侠小说寻找精神寄托一样，现在的青少年看穿越小说也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宣泄、得到一种心理的补偿，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却可以在小说的世界里实现。在穿越的世界里，有英俊挺拔的皇子，有如花似玉的美人，有浪荡江湖的快意，有后宫勾心斗角、险中求生的刺激，有封侯拜相、一呼百应的风光……

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读者可以把自己带入主角的命运，更何况在穿越的世界里，主角往往可以预知历史、改变历史，甚至把现代的文明与科技带到古代去，这多多少少给了现在很多生活中平平淡淡、庸庸碌碌的人们以心理的滋养与慰藉，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了的激情与幻想在穿越的世界里通通得以复活。对于众多的读者来说，穿越作品起到了“成人的童话”的功效。

穿越文化为什么好看？其中的艺术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一些穿越小说确实有它艺术的成功。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现代人的思想与古代历史的环境必然会产生冲突，这很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如穿越剧《神话》中，穿越到秦朝法场上的易小川，受伤了声嘶力竭地大叫“给我叫辆救护车”，而项羽则回答，“什么是救护车？”再如项羽为了拉拢易小川说：“得了天下，我分你一半。”小川则回答说：“80后，自由职业者，你让我打打游戏还行，打天下么，太不靠谱了！”这些都让观众笑倒。再如《仙剑奇侠传3》中的道具“手机”，在时空穿越中所产生的雷人效果也极具娱乐性，这都给作品本身带来了极高人气。穿越剧故事本身就是一种陌生化的娱乐审美体验，有戏剧冲突的因素，对青年人颇有吸引力。

另外，其中的幽默、荒诞、传奇、浪漫情境吸引着读者。比如穿越作品中通过对于“陌生化”环境的营造——比如“江湖”“皇宫”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体验却又好奇的环境，充分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这种“审美的距离”的营造，让读者在读穿越作品的时候能够产生一种想要“一窥究竟”的猎奇心，而正是这种猎奇心就足以让读者一直兴致勃勃地读下去。更何况现代的人穿越到古代去，古今的差异本来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戏剧性的笑点，所以TVB在改编黄易的《寻秦记》时，尤其强调了项少龙在思想与语言上与古人的差别，项少龙时不时冒出的一两句英文、他随身携带的巧克力、他的自由搏击的“功夫”、他的女子独立的思想都与他所穿越到的时代的人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用“古今反差”来制造娱乐，已成了现今穿越剧与小说屡试不爽的套路。

穿越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心理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就是个多梦的国家，梦想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梦想注入新文化拥有现代文明，梦想彻底改造社会等等，你看孙中山、梁启超、李大钊、郭沫若那些人对未来的梦想何等炽烈。

穿越作品也是当今年轻人梦想的体现。作为梦想，是对现实的反抗和超越，可穿越有时是对现实的逃避，因为梦想是应该指向未来的，是为将来实现它而生发的。但是，现在受欢迎的那些穿越小说多是回到过去，不是“回到明朝当王爷”就是“梦回大清”，为什么要把梦想安放在过去？我们这一代都写过《十年后的我》的作文，可现在的年轻人在穿越小说中却偏偏不展望未来。

为什么穿越只有过去，没有未来？写未来就是科幻小说了，不是穿越小说。如果穿越到了未来，人们就没有优越感了，不能再做预言家。穿越到过去，一切大的事件、方向已经确定，现代人在那里有优势，这是穿越作品的一个特色。

西方的科幻小说、未来小说都很发达，哪怕是灾难片，也很震撼，很有想象力，对今天起着警示的作用，对现实是在思考，而不是逃避。可是为什么在中国这类小说就很贫弱？我们对现实采取的是逃避的态度，而且是逃回过去，逃回古代。

这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不相信将来会变好，宁愿把梦想安放在过去，以今人相遇古人和历史旧事来寻求心理上的优越，这叫“理想委顿”；那些个封建社会朝代，本是被历史翻过的一页，却成为年轻人的向往，在穿越作品中被描写得美好这就是所谓的“价值错乱”。

很多年轻人觉得现实如此枯燥、残酷，又无改变的能力，就穿越回过去吧，物质的欲望淹没了精神的空间，精神无存在之地，现在人的精神已经萎缩到荒漠化了，所以对未来也就无所谓了。

但不能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梦想，或者说对生活没有理想。我认为梦想和理想都有，只是被牢牢地压抑了。现实需要、人际关系、利益、房子、等等，逼得生活就像《一地鸡毛》里面说的，生活就是一地鸡毛。从这个角度来看……穿越，恰恰是一个容许个人最大限度不切实际地奇思妙想，从而满足自己的多情浪漫、玄奇神异等心理需要的一种方式，是被现实压抑的自我在虚拟世界的实现。

不过，穿越作品近来有了变化：早期穿越作品多是主人公成为皇子、公主等重要人物，天生就具有一些不平凡（比如身份和社会地位），不需要怎么努力就能获得成功。但现在的穿越作品主人公多是成为平凡人物，比如《平凡的清穿日子》《明朝五好家庭》等一系列的现在被称为“种田文”的穿越作品，并且主人公需要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努力奋斗才获得最终的成功。创造者们有意无意地都想告诉人们，不管身处什么时代，个人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慢慢地，穿越作品也变得有励志作用了。

（本文根据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穿越文化及其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讨论稿编辑整理。会上发言人有：宋家宏 谢轶群 黄玲 杨陈刚 罗欢 徐霞 徐曦 郭鹏群）

民族文化心理 第12篇

在汉语中, 文化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广义的“文化”涵盖了与自然存在本质区别的一切人类成果;而狭义的“文化”则指人类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法制观念、社会关系等的总和。

文化差异着重体现在不同国家或民族的风土习俗、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差异, 而文化的差异, 也使得承载文化的语言呈现出各自的风格和特色。

2 中英语言文化差异分析

中英语言文化差异从心理、制度、物质、生活习俗、自然地理环境各方面体现出来。

心理文化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不一样的理解与接纳程度。比如中英国家在对动植物的喜好与情感表达方面就体现很大的区别。蟋蟀在汉语古代诗词当中有“悲哀、凄凉、烦恼”的代表特性, 而在英文当中却有“as merry as a cricket (像蟋蟀一样快活) ”的说法, 代表愉悦、欢乐。

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生活习俗文化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比如中英国家有着不同的婚俗制度, 中国传统的婚嫁仪式当中有“合婚”、“下定”、“完聘”、“送嫁妆”、“完婚”等程序;而西方人的婚礼诸多通过教堂举办, 双方亲友出席, 婚礼由牧师或神父主持或见证。

自然地理环境差异能深刻体现出“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 比如西伯利亚人习惯把“爱人”比做“我的太阳”, 因为那里严寒, 人们酷爱阳光;而非洲人却将“爱人”比做“我的小雨点”, 因为那里干旱[1]。

3 关于“共同心理程序”与“文化心理”理论

文化大师霍夫斯坦特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文化’, 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因此, 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 而是具有相同社会经验、受过相同教育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 这种共有的心理程序之所以会有差异, 是因为他们向来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社会和工作, 从而也就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知名翻译家刘宓庆先生提出了“文化心理”系统论, 他指出“文化心理”现象是人的一种心理过程, 其中包括三个环节:认知思维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 而且这种心理过程是根源于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的文化经验而形成的。

4 关于商标及商标翻译

4.1 关于商标

商标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在生产、加工、制造或者经销的商品上, 以及服务的提供者在其提供的服务上采用的用于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 有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构成的具有显著特征的标志。

商标具有一定的广告效应, 好商标代表着高质量产品, 能为企业赢得声誉, 能提升企业的顾客忠诚度。成功的商标应具有“易读、易听、易记、易传”等特点, 而且, 应具备显著性、诱导性、审美性及价值性。成功的商标还往往是音美、意美、形美的结合与统一。

4.2 中英文商标对比

由于中英双语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 所以, 中英文商标既有一般商标的基本特征和相似点, 同时, 他们又有自己的特性。中英文商标都必须具备容易辨认、识记, 具有象征意义, 同时, 又蕴含好意头、好价值与好理念等特征。同时, 他们又侧重点不同:中文商标品牌名重“意象”, 英文商标品牌名重“音形”;中文商标品牌名重“雅”, 英文商标品牌名重“实”;中文商标品牌名重“名”, 英文商标品牌名重“义”。比如像以下例子:中国的梅类加工产品在品牌商标名的设计上多有带特殊含义的前置修饰语, 像“情人梅 (Lover's Plum) 、乡思梅 (Home-Longing Plum) 、幸运梅 (Luck Plum) 、福乐梅 (Prune Fruit) ”等等, 让人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品味特殊的情感韵味;而英文中许多食品的品牌商标名称较侧重于吸引人们的眼球及朗朗上口的音形美, 像“Coca-Cola (可口可乐) 、Seven-up (七喜) 、Nestle (雀巢) 、Olive (奥尼) ”等等;中国许多商标名好用气势恢宏的名称来命名, 像“皇庭、相府、国宴、海神、龙王、泰山”等命名法, 凸显国人的伟大胸襟或宏伟愿望, 而英文当中常用创始人或地名之类的来命名, 像“Procter&Gamble (宝洁) 、Johnson&Johnson (强生) 、Ikea (宜家) 、Marlboro (万宝路) ”等等, 注重品牌的由来及企业家的实干精神。

4.3 商标翻译的基本方法与原则

商标翻译也是翻译实践当中的一个重要活动。适用于翻译实践中的几种基础翻译法也适用于商标的翻译, 其中包括直译法、意译法、套译法与音译法等。

直译法通常是按照原文的内容逐一地, 较为详尽地翻译。它的特征是尽可能保留原文意义, 保持原文风格、结构、形式、特色等。直译法是一种重要的翻译方法, 被翻译者们广为采用, 像国产品牌商标名称“蓝月亮 (Blue Moon) 、太阳雨 (Sunrain) 、七匹狼 (Sept Wolf) 、红蜻蜓 (Red Dragonfly) ”等, 均是采用直译的方式。意译法则是在表达及传达译文意思的时候不拘泥于形式、结构或翻译法的一致。使用意译是具有选择性的, 通常是直译无法很好地表达原文意思或内容, 或者采用其它翻译方法削弱文章的可读性的时候, 译者可以采用意译, 使得文章内容更为读者喜闻乐见, 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英译中商标名称中, 像“Coca-cola (可口可乐) 、Pepsi (百事) 、Marlboro (万宝路) 、Canon (佳能) ”等, 皆有意译的运用。套译通常是使用汉语成语或习语来翻译。在原文当中, 通常存在着某个或某些特定的喻体, 在汉语当中选用人们比较熟悉的形象, 便于理解和识记, 比如像:“as strong as a horse.”在汉语当中习惯译为:“力大如牛”而不是“力大如马”。音译法是将一种语言里的词语用另一种语言中跟它发音相同或近似的语音表示出来, 是解决冲突式语义转换矛盾的重要办法, 例如“coffee (咖啡) 、sofa (沙发) 、Nokia (诺基亚) 、Dupont (杜邦) ”等。

中英文商标翻译要掌握几个原则, 首先, 无论是中译英还是英译中, 品牌商标都要尽可能通俗易懂, 便于识记。简明易识的商标较容易吸引顾客的眼球, 进驻顾客的内心。其次, 商标翻译是尽可能“趋吉避凶”。再而, 商标的翻译应当符合大众审美观点。

5 文化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分析

由于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有着各自特殊的文化背景, 因此, 在进行中英双语商标翻译的时候, 应注重市场调查, 了解不同地域消费者的生活习性、思维模式、价值理念等, 以免在不了解市场环境的状况下出现错译、误导等现象。下列例子能深刻反映出文化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在将“雪佛莱新星”投放到波多黎各市场时, 得到惨重的教训。“Nova”一词在拉丁文中表示“新星”, 在许多语言中表示“星”, 可是在西班牙语口语中, 它可发出“no va”般的声音, 意为“走不动”。很少有人愿意买一辆有这么不吉利牌子的车。通用汽车公司将牌子改成“比拉鱼” (卡利比) 之后, 销量就大幅回升。

“百事”流行的商业广告标语“喝百事, 精神爽”译成德文, 意思就变成了“从坟墓里活过来”, 因而一段时间内在德国无人问津“百事”可乐。

我国传统的出口产品“帆船”牌地毯曾一度被译为“Junk”, 结果在美国市场上销量很小。因为“Junk”在英文里除了有“帆船”的意思外, 还有“垃圾”、“破烂”的意思。有谁会买一堆垃圾回家呢。后来营销人员经过调查之后, 将名字改为“Junco”, 则销量回升。

6 如何选择正确的商标翻译方法以避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每个品牌商标都是一种特定产品或服务的象征和代表, 商标的内在侧重点是什么由产品本身、企业者、营销人员、顾客等各方力量共同决定。因此, 商标的最佳翻译是重音、重形还是重义, 都有其实质的载体。比如像Coca-cola, 原本是两种植物的名称, 但是从其形、其音皆给人以美感, 并且大众对这个商标极其喜闻乐见, 朗朗上口, 广而传之, 再加上这种饮料本身独特的味道及解渴功效, 使得这个产品在碳酸饮料市场占据了重要位置。“Baidu”, 中文名为“百度”, 现为中国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二字源于宋朝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的诗句“众里寻它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百度”二字, 于寻觅中偶得而欣喜, 使翻译之音、形、义美三者得到完美的体现。

从选择最佳翻译方法方面, 直译重结构、形式, 意译重内涵、意义, 音译重音韵、直观美, 套译重语言、文化的惯用。因此, 商标的翻译应根据商标基本特征及翻译原则选择最佳翻译方法, 同时, 翻译的过程应当将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纳入重点研究范畴, 而翻译的结果应能够突显商标内涵、产品特性及文化要义。

摘要：在产品走国际化路线的过程中, 精准的商标名称翻译无疑是打开国际市场之门的一把闪光的金钥匙。本论文引进文化大师霍夫斯坦特之“共同心理程序”与知名翻译家刘宓庆之“文化心理”论, 结合几种基本翻译法的应用分析以及品牌商标名称设计及翻译的相应理念与原则, 阐释文化差异对品牌商标名称翻译所产生的影响, 并归纳总结出商标翻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及如何选择正确翻译法以避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文化差异,商标翻译,共同心理程序,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1]李建军.文化翻译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4-7.

[2]冯修文.应用翻译中的审美与文化透视——基于商标品牌名和品牌广告口号的翻译研究著[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3-5, 89-97, 135-136.

[3]黄瑞红.商标翻译的方法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J], 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3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