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说范文

2024-06-08

清代小说范文(精选5篇)

清代小说 第1篇

追溯教育小说的渊源, 我们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的《论语》, 其中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观点。经过宋元明几代的发展, 到清代, 教育小说达到了繁荣的顶峰, 其标志是《歧路灯》的诞生。但是, 《歧路灯》的出现绝不是毫无依傍、平地而起的。的确, 除《歧路灯》外, 清代还有大量的短篇教育小说存在。它们的文学成就虽然不象《歧路灯》那样高, 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歧路灯》的出现做出了贡献。因而, 作为一种小说类型, 对《歧路灯》以外的教育小说作一番考察也是有益的。

与明代相较, 清代教育小说数量上有了极大增长。明代教育小说约有40余篇, 而清代, 据笔者统计, 至少出现教育小说近130篇, 教育主题所受关注明显重于明代。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 清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 到清代, 已是强弩之末, 出现了日暮途穷的征兆。这主要表现为世风江河日下, 青少年, 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纨绔子弟腐化堕落, 导致统治阶级出现后继无人的危机。世家子弟的腐化堕落使统治阶级深感忧虑。从康熙、雍正到乾隆、嘉庆, 都十分关注对八旗子弟的教育问题, 并多次加以训喻。嘉庆在总结了八旗子弟的堕落表现后, 对他们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劝戒, 希望“八旗子弟观朕此旨, 能幡然改悔”, 若“八旗子弟无一人幡然改悔, 是国家之大不幸”。

另外, 整个清代, 赌博盛行。这是令统治者最挠头的问题, 虽然屡次被官府禁止, 但赌博之风却越刮越烈, 出现上到王公贵族, 下至贩夫走卒普遍沉迷的现象。“其舆台市侩, 交臂纷奴, 故无足论, 乃衣冠之族, 读书知礼者, 亦或蹈之, 斯文扫地, 莫此为甚”。以致清统治者把赌博、乱民、盗贼、娼妓列为闾阎四大恶。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 世家子弟、平民少年, 因赌博而败家者, 数不胜数。

其次, 清代教育小说作者的亲身经历。与历代小说家不同, 清代创作教育小说的文人很多都做过私塾教师, 具有教育子弟的实际经验, 这为他们写作教育小说提供了生活基础。陈芳生《训蒙条例》指出:“儒者不为农工商贾, 惟出仕与训蒙而已。出仕不可必得, 训蒙乃分内事, 果尽其道, 则教育人才亦大有益于天下, 己亦籍此代耕, 诚兼善之本务也。”可见, 处馆训蒙, 舌耕度日是当时不得志文人的普遍选择。清代很多文人都有过做馆经历, 最著名的如创作了被于天池先生评为“最具教育意味”的小说------《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他于康熙十八年 (1679年) 入毕家坐馆, 足足三十七年后, 七十余岁才撤帐归家。这些亲身经历使得他们易于在小说中采取教育题材进行创作。

论清代神魔小说的研究 第2篇

关键词:清代神魔小说 神魔小说 研究

“神魔小说”源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一概念名称提出并沿用至今。虽仍有一部分学者用“神怪”“灵怪”“神话”三个名称来概括这一类小说,且持其他三者观点的论者都有各自具有说服力的论点。而“神魔小说”之名自鲁迅先生提出的九十余年里,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诚如王猛《“神魔小说”正名》所言我们可以把“神怪小说”作为整个小说史的类名,而“神魔小说”就可以特指明清时期的这类小说。

神魔小说自明中叶《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问世以来,相继大量出现。胡胜《明清神魔小说研究》将神魔小说的演进轨迹做了划分:明初至万历年间是初兴期、明中叶是发展期、明末清初是因革期、清中叶以后是衰退期、比及道光以后走向终结期。大致统计各个时期的作品数量,总共有80部神魔小说。因明末清初(因革期)的神魔小说,除了《续西游记》《混元盒五毒传》二部小说不确定具体成书时间,其余13部作品均为清初创作的。据此统计出清代神魔小说作品约有52部之多,可见其所占比重之大。随着“神魔小说”的名称被学术界认可,研究和评论“神魔小说”的批评性文章也开始层出不穷。但大规模的研究却是近二十多年的事。对于清代神魔小说的研究主要从小说史、专书论著和具体小说文本研究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关于小说史、专书论著的研究

清代神魔小说因袭明代神魔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大量的小说作品。而针对清代神魔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林辰《神怪小说史》、张俊《清代小说史》、胡胜《明清神魔小说研究》等著作上。《神怪小说史》针对“神怪小说”做了整体性的探讨。《清代小说史》对清代神魔小说的概况用四个章节来分析讨论。《明清神魔小说研究》专门详细地论述了神魔小说这一文体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对明清神魔小说进行了带有整体性的全面研究。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窥见清代神魔小说的大致面貌。但是由于研究者们阐述分析有所偏重,导致了对于清代神魔小说的研究还是存在一些疑惑不足之处。

1.对“神怪小说”或“神魔小说”题材的模糊阐释。虽对于神魔之名各有争论,但是对于什么是神魔小说,学者们的阐释却各有所异。林辰先生的解释为“演述神、仙、佛、妖、鬼、怪及其神功、异能、仙法、妖术以折射社会生活的小说。”[1]其以文言神怪小说和章回神怪小说来探讨清代小说,则神魔小说是指白话章回体小说。张俊先生指出:“敷演仙佛和妖异故事的章回说部。”[2]而胡胜先生则认可鲁迅给出的定义是在儒释道三教“同源”的背景下,神与魔斗法相争的小说,其强调白话中长篇章回小说。当代学者冯汝常《中国神魔小说文体研究》则指出:“神魔小说是指明清时期以虚构对立双方相斗为情节模式,以幻神为主要叙事特征,以张扬世俗道德规范和宗教思想为指向的章回体小说。”[3]对于这一类作品的形式,学术界都一直认同于章回小说。可对于神魔小说的内容则是含糊不清的。虽然在作品的划分上还是大致一致的,但还是导致有些作品是否归于神魔小说一类仍有争论。据笔者根据上述的四部小说史和专著所提到的清代神魔小说作品,统计出共著录80部作品,有31部是否属于神魔小说还有待商榷。尤其是林辰先生所举出的晚清新神怪小说作品,如《宪之魂》《吕纯阳三戏白牡丹》《新鬼世界》等。据阿英《晚清小说史》中《宪之魂》只是借神怪来阐述立宪观点,是写实的。

2.对神魔小说作品类型划分的混乱。由于对神魔小说的题材界定并不是十分的确定,从而在对这些作品的类型划分上也存在相左之处。如胡胜提及到有些作品被其他研究者归入世情小说,或者历史演义小说里面,在处理这样的情况时,他则根据作品内容来划分。如《佂西说唐三传》其神魔斗法的内容占据作品大部分内容,因此他将其归入神魔小说中的史话类。其将神魔小说分为:史话类、佛道类、寓意讽刺类。而其他研究者的划分标准是否如是呢?《神怪小说史》是根据神魔小说在清代的发展承袭演变来对作品进行叙述分析的。认为清代首先出现了续《西游记》、仿神怪史话作品《封神演义》与《平妖传》。其次是源于明末佛道宣讲小说的神仙罗汉小说。最后是荒诞小说(寓意类小说)和晚清出现的新神怪小说(新荒诞小说)。《清代小说史》将清代神魔小说的发展情况定为低谷、衍变、绝境三段,分作品为:佛道类、怪异类、荒诞寓意类、史话类。张俊先生同样是根据神魔小说发展过程的不断演变产生出中新的类型来划分的。即荒诞寓意类和史话类。三者的划分相共同处有史话、佛道、荒诞寓意(寓意讽刺)三类,但是,对于具体作品归入哪一类时,学者们产生了分歧,如《历代通神仙鉴》《希夷梦》《绣云阁》。但由于小说史和专著对于一些作品并没有过多的介绍,因此这一部分作品的归类问题是不清楚的。

笔者现将所对比统计出的神魔小说作品及其分类情况列举如下:

1.清前期(十一部):

《后西游记》《升仙传》《吕祖全传》《济颠大师全传》《醉菩提全传》《大禹治水》(佚)《历代神仙通鉴》《女仙外史》《草木春秋演义》《斩鬼传》《希夷梦》

史话类:《历代神仙通鉴》《女仙外史》《希夷梦》

佛道类:《吕祖全传》《历代神仙通鉴》《济颠大师全传》《醉菩提全传》《后西游记》《升仙传》

寓意讽刺类:《后西游记》《斩鬼传》《希夷梦》

怪异类:《大禹治水》《草木春秋演义》

2.清中叶(二十一部):

《济公传》《海游记》《绿野仙踪》《妆细铲传》《跻云楼》《走马春秋》《平鬼传》《婆罗岸全传》《何典》《南海记》《锋剑春秋》《常言道》《瑶华传》《雷峰塔奇传》《征西说唐三传》《金台全传》《飞跎全传》《平闽全传》《阴阳斗》《回头传》《桃花女阴阳斗转》

史话类:《佂西说唐三传》《平闽全传》《锋剑春秋》《走马春秋》《金台全传》

佛道类:《济公传》《绿野仙踪》《南海记》

寓意讽刺类:《海游记》《妆钿铲传》《平鬼传》《飞跎全传》《何典》《常言道》《回头传》

怪异类:《跻云楼》《桃花女阴阳斗转》《瑶华传》《婆罗岸全传》《雷峰塔奇传》

3.清后期(十七部):

《绣云阁》《评演济公全传》《三合明珠剑》《金莲仙史》《狐狸缘全传》《平金川全传》《地府志》《续封神传》《也是西游记》《新西游记》《新西游记》《新天地》《天女散花》《天上大审判》《七真祖师列仙传》《明月台》《精神降鬼传》

史话类:《平金川全传》《续封神传》《三合明珠剑》

佛道类:《评演济公全传》《八仙得道》《金莲仙史》《绣云阁》《七真祖师列仙传》

寓意讽刺类:《绣云阁》《地府志》《新天地》《天上大审判》《精神战鬼传》《明月台》

怪异类:《狐狸缘全传》

4.有待考论的作品:

《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仙侠五花剑》《蜗触蛮三国征地记》《白大妖精斗法奇观》《四大妖精》《说唐后传》《后三国石珠演义》《归莲梦》《蟫史》《五虎平南后传》《镜花缘》《忠烈全传》《宋太祖三下南唐》《尚尧传》《七真因果传》《杨文广平南全传》《逐日演义》《闽都别记双峰梦》《明月台》《宪之魂》《新鬼世界》《吕纯阳三戏白牡丹》《卢梭魂》《革命鬼现形记》《地下游行》《虫天逸史》《回头传》

二、关于具体小说文本的研究

学术界对这些神魔小说具体文本的研究情况是怎样的呢?朴乘慧《明清神魔小说的研究动向》根据胡胜《明清神魔小说研究》中所著录的神魔小说,统计出了1979年到2013年期间针对明清神魔小说具体作品的研究的总体情况。据其结果显示对于清代神魔小说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野仙踪》《女仙外史》《何典》和几部续仿《西游记》的作品。而对于大部分清代其他神魔小说作品的研究还无人问津,尤其是针对清末的神魔小说作品更是很少有人研究。而关于神魔小说作品主要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作者、版本、叙事模式等方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平妖传》《封神演义》等几部神魔小说进行了背景、题材来源、情节模式等方面的阐述。同时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也对《西游记》的版本、人物形象来源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两位前贤的研究角度与方法被后继学者所沿袭,因此研究者对于具体作品的研究主要放在版本、作者、叙事模式、故事源流等方面的考证分析上。而近年来由于神魔小说与宗教的关系受到学者的重视,因此在具体作品的分析研究时,尤其是佛道类作品,研究者也会着重探讨这些小说的宗教价值。又西方文学理论思想的兴起,也同样影响了神魔小说文本的研究。

神魔小说从明代《平妖传》首开,在承袭发展的几百年间,创作者会受到社会、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由于神魔小说的创作情况是十分复杂的,而对于神魔小说的划分也是难于区分。正如林辰先生所述清初神魔小说是在续仿《西游记》等几部明代神魔小说名著,这股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清中叶时期由于世情小说等的发展,神魔小说作品中自然而然融入一些寓意世情人态。晚清时期在复杂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又有大量西方思想的进入,使神魔小说出现了新的革新。对于神魔小说的研究,研究者的目光都聚焦在以《西游记》为代表的几部著作上,并且研究的作品大多是清中叶及以前的少部分作品。而对于清后期的中国近代的神魔小说研究涉入未深,即使偶有提及也是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因此对于清代神魔小说的研究还需学者们继续耕耘。

注释:

[1]林辰:《神怪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页。

[2]张俊:《清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0页。

[3]冯汝常:《中国神魔小说文体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4月。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林辰.神怪小说史杭州[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3]张俊.清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4]胡胜.明清神魔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王猛.“神魔小说”正名[J].沈阳大学学报,2009,(1).

[7]冯汝常.明清神魔小说研究八十年[J].闽江学院学报,2004,(1).

[8]朴乘慧.明清神魔小说的研究动向[J].神州,2013,(34).

清代小说《歧路灯》的教育特征研究 第3篇

早在奴隶社会末期, 我国就出现了学校这一专门教育机关, 叫做“成均”, 足见人们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教育思想不断创新和丰富, 教育制度不断改进和完善。到了明清时期, 我国的教育事业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学校制度, 在教育思想方面, 既有对前人的总结和继承, 又有结合新时期新情况的突破。笔者认为《歧路灯》正是清初这种教育思想状况的体现和阐释。

《歧路灯》是十八世纪中期清代学者李绿园创作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该作品虽然是假托明嘉靖年间河南祥符所发生的故事, 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世间百态, 从中我们可以窥察出康乾盛世繁荣下所隐藏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僚腐败、世风日下、赌博盛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 封建社会末期的“康乾盛世”似乎是封建制度土崩瓦解前的回光返照, 而在整个社会的腐朽败落中, 青少年因缺乏辨别能力、自控能力, 成为受害最严重的群体。作为一位接受封建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学者, 李绿园对于严重的社会问题绝不是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特别是对于封建世家子弟的堕落, 他更是忧心忡忡, 深感如果不能正确解决青少年的教育问题, 国家将后继无人。于是他在《歧路灯》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浪子回头”形象, 而又在这一形象周围安排了诸多的教育者, 设置了诸多的特殊环境, 力图向读者展示小说主人公是如何在周围师者的帮助下虽经堕落却最终重振家风的成功教育范例。虽然作者囿于时代的局限, 有宣扬封建正统思想和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 但是在客观上小说《歧路灯》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却十分丰富, 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现代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我们主要从它所具有的教育特征来阐释其教育倾向。

1.《歧路灯》的创作目的

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写道:“子朱子曰:善者可以发人之善心,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2) 他自认为《歧路灯》是模仿《桃花扇》《芝龛记》《悯烈经》的作品, “藉科浑排场间, 写出生存节烈, 而善者自卓千古, 丑者难保一身, 使人读之为轩然笑, 为潸然泪, 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 皆感动于不容己”, (3) 并希望能够“于纲常彝论间, 煞有发明”。 (4) 由此可知, 利用小说这一形式启发诱导青少年之向善祛恶便成为了本作品的写作目的, 而这一目的中则隐藏着作家对于教育问题的深刻思考。这正是他对于中国儒家教育“文以载道”思想的自觉传承的结果。

明中叶以后,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商品经济的萌生, 市民阶层崛起, 作为正统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因僵化而衰落下去。到明代末期, 甚至出现了把批判矛头直指封建帝王的思想。清王朝建立后, 为巩固、维护其统治秩序, 再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把它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康熙搜罗了当时的一些“理学名臣”, 如李光地、陆陇其等, 为其编纂《朱子大全》, 重刊《性理精义》, 其目的就是为了“正人心”, 利用理学来控制思想。同时, 清代的学校教育, 科举考试内容亦均以程朱理学为主。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李绿园及其作品《歧路灯》显然也受到了这一思想趋势的影响。在文学观念上他接受了朱熹“重道”的文艺观, 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 (5) 在《绿园诗解自序》中他曾说:“诗以道性情, 裨名教, 凡无当于三百之旨, 费辞也。” (6) 这和朱熹的文艺观是趋于一致的, “漫嫌小说没关系, 写出忠臣孝子来”, (7) 作者把小说作为“载道”的工具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主导下, 李绿园深知文学的教育功用, “乃以觉世之心, 自托于小说稗官, 为《歧路灯》书”。 (8)

2.《歧路灯》的作品主题

作品主题是指作者在说明问题、发表主张或反映社会生活时, 通过文章或作品的全部内容表达出的基本观点。《歧路灯》以书生谭绍闻的人生沉浮为主线展开, 在写作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会牵涉其他人事并且会表达出对这些人事的观点和看法。有研究者据此将作品定位为“卫道小说”或“讽刺小说”或“世情小说”等是有所偏颇的, 这只是站在某种角度上进行关照而得出的结论。在清代小说的地位并不高, 很多学者根本就不屑于创作小说, 这或许是《歧路灯》自结稿以后久未刊印的原因之一, 而李绿园这样一位出身于“孝子门庭”的封建文人为什么会选择小说这一体裁进行创作呢?这是因为小说可以突破相对固守的时空限制, 利用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 充分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 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 而《歧路灯》中主人公谭绍闻从正途到堕落的屡次反复是其他文学体裁无法有力描述的, 为了更为传神地刻画谭绍闻这一具有教育意义的人物形象, 真实反映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选择小说成为必然。

《歧路灯》在开篇即点明:“话说人生在世, 不过成立覆败两端, 而成立覆败之由, 全在少年时候分路, 大抵成立之人, , 资禀必敦原, 气质必安详, 自幼家教严谨……譬如树之根柢本来深厚, 再加些滋灌培植, 后来自会发荣畅茂, 若是覆败之人, 聪明早是浮薄的, 气质先见轻飘的, 听得父兄之训, 便纵以水浇石, 一毫儿也不入……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 毫无救医。” (9) 所以古人留下两句话:“成立之难如登天, 覆败之易如燎毛。” (10) 由此可知, 作者认为要想成为“成立”之人必须有谨严的家教, 结交正人, 接受教育, 否则就会一败涂地。接着作者又解释自己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只因有一家根柢人家, 祖父都是老成典型, 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 偏是这位公郎, 只少了‘遵守’两个字, 后来结交一干匪类, 东扯西捞, 果然弄的家败人亡,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 还有本族人提拔他, 也亏他良心未尽, 自己还得些耻字的力量, 改志换骨, 结果也还到了好处, 要之, 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 (11) 很显然, 这两段话在全书中是起着统摄作用的, 统观全篇, 作者也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写作的, 而主人公谭绍闻也就作为一个受教育者的形象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围绕这一受教育者, 作者谈到了谭绍闻在其父谭孝移的早期教育下如何资禀敦厚、学有所得, 在其父死后如何受匪人引诱逐步堕落, 周围的师长友朋如何对其极尽挽救, 终重振家业。在极力成就谭邵闻的过程中作者自身的教育思想也自然流露, 比如对于幼教的重视, 对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视, 对于自我教育和持续教育的重视, 等等。笔者认为《歧路灯》成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于主人公谭绍闻的教育过程, 将《歧路灯》定位为“教育小说”应该是科学合理的。

3.《歧路灯》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是教育主体对于所希望达成的结果的设定, 具体说来就是对教育活动所要培养的人的质量标准和规格要求的设定”。 (12) 由于教育目的要回答的是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因此教育目的是整个教育的核心, 是教育活动的依据和评判标准、出发点和归宿。培养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根据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验及政治制度来定的, 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培养标准, 我国封建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地位的, 教育目的也深深烙下了儒家思想的印记。《孟子·滕文公上》说:“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则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经典著作中对于教育目的的文字表述。这种表述突出地反映出教育的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宗旨, 它是为封建统治者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服务的。

李绿园一生几乎与18世纪相始终。其祖父李玉琳世称“寻母孝子”, 是一位普通的农村秀才, 曾做过塾师;父亲李甲是宝丰庠生, 在这样的书香家庭中生活、成长, 濡染侵淫, 潜移默化中受到深刻影响是很自然的, 而他所走的也是读书、科举、仕宦这样一条旧日读书人的老路, 他所受到的教育也是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传统教育。但是五十岁之后李绿园开始了被他称之为“舟车海内”的二十年游宦生活, 这期间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曾做过一任贵州印江知县, 因此他对于当时社会繁荣下所存在的严重危机、世风的江河日下十分了解, 对于人生艰辛、世道复杂也有深切体会。作为一个心存“济世”思想的封建儒者, 他希望找到一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 让每一个人都各得其所, 做一个有益于自己、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人, 从而达到社会的整体稳定和繁荣。于是他将目光聚在了代表着社会前途的青少年的教育, 并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 希望得到世人的认同和接受。李绿园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出有着理想人格的“正人”, 也就是他在作品中常提到的“用心读书, 亲近正人”的“正人”。在作品中李绿园借谭孝移之口谈及为学的目的:“子弟初读书时, 先叫他读……如此读去在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到做官时, 自是经济良臣;最次也还得个博雅文士。” (13) 这里李绿园所提出的实际上是他关于“正人”的三个标准的阐释, 即醇儒、经济良臣、博雅文士。在《歧路灯》中他也塑造了这三个层面的人物, 醇儒者如谭孝移、孔耘轩、娄潜斋、程嵩淑等, 这些人言必称诚意正心、礼义廉耻, 行必端方雅正、仁义忠信;经济良臣如娄潜斋、边公、谭绍衣等, 这些为官者关心百姓疾苦,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堪称百姓的父母官;而对于博雅文士作者在作品中没有具体指向。实际上这就是作者给谭绍闻所设计的教育方向, 是作者期待要达到的教育目的。费尽笔墨写谭绍闻失教近匪的堕落, 实际上是表现出了作者理想与现实背离之后的深深忧虑, 之后谭绍闻在周围众人的劝诫、提携下重走“正路”, 则又表现出作者对于教育能够改变人的信心。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李绿园所谓的“正人”是在封建社会下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的, 但是这与当时社会中所存在的赌徒、兵痞、贪官污吏、流氓恶霸相比, 还是有着正面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透过李绿园以为的培养人的三个标准, 可以看出他是认同“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的, 但是读书、科举、做官已经不是他的唯一教育目的。读书而为醇儒, 读书而为经济良臣, 读书而为博雅之士都是他所赞同的发展方向。而这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思想是相一致的。作者首先强调的不是做官, 而是“做人”, 要求学会“做人”才能做清官, 只有会“做人”才能与世有益。这实际上是儒家“穷经所以致用, 不仅为功名而设;即令为功名起见, 目不识经, 也就言无根柢”。 (14) 封建科举的选拔制度将大多数人堵在官场之外, 一部分读书人在别无出路的压抑下去寻求聊以自慰的方式, 于是只好在维护大一统的前提下走向独善和隐退, 这种人生观与读书为了做官相比更强调做人, 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内部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教育目的上的矛盾。

要达到自己的教育目的, 使受教育者成为“成立”之人, 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 李绿园认为:“读书之法, 先《春秋》, 次《书经》, 次《礼记》, 次《义经》。此中有深意, 难遽殚述, 尔辈遵之可也, 专经则主春秋。” (15) 可见, 他对于儒家经典著作是十分推崇的, 这也是一个传统的封建文人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他在儿童启蒙教育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小学生读书, 一定先要讲《小学》, 一生用之不尽, 如树之有根, 如墙之有址。如不知《小学》, 则五根者如萎, 无址者必颓。” (16) 因此, 以传统儒家经典为基础, 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应该是李绿园为达到教育目的而认同的学习内容, 这一内容的侧重点是传授为人处事之道, 只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伦理纲常教育, 但却忽视了生产技能教育和人的自然属性。在今天看来这种单一的教育类型存在明显弊端, 但是在塑造理想的封建士子方面却是大有裨益的, 这种单一、刻板的学习内容似乎只能培养出统治者所需要的忠实为其服务并维护其统治的学究型人才。对于读经史和习八股的关系, 李绿园也有自己的想法, 在《家训谆言》中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读书必先经史而后帖括。经史不明, 而以八股为务, 则根柢既无, 难言枝叶之畅茂。” (17) 这明确表达出其反对“专弄八股以急于功名”的倾向, 主张要读经史, “穷经致用”, 较为明确地阐述了自己反对“专弄八股以给予功名”的倾向。

可以说《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教育小说, 它既不像《金瓶梅》那样写地主豪门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生活, 又不像《红楼梦》那样写贵族青年恋爱婚姻的悲剧, 它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系统再现了古代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教育观。

摘要:清代小说《歧路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系统再现了古代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教育观。在客观上《歧路灯》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 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现代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

关键词:小说《歧路灯》,教育思想,儒家思想

参考文献

[1][清]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 (上中下) .[M].郑州:中州书画社出版, 1980.

[2]弦声.《歧路灯》论丛一[J].郑州:中州书画社, 1982.

[3]赵洪尚.教育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4]李延年.《歧路灯》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清代小说 第4篇

1、鲁编修之女

鲁编修在娄府见了蘧公孙, 又读了他的诗及所刻诗话, 就“着实爱他才华”[2] (p86) , 于是, 便派陈和甫为媒, 要将爱女嫁于他。后来, 蘧公孙终于入赘鲁府。但就“编修”来讲, 《明史·选举志》记载说:状元授修撰, 榜眼、探花授编修, 皆赐进士及第[1] (P101) 。因此, 鲁编修应为一甲的二、三名进士, 名声非同一般。并且, 他的科举功名意识强烈的影响着女儿, 因为没有儿子, 就把女儿当做儿子来养, 五六岁便开蒙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熟读文章, 学写八股文。女儿的晓妆台畔, 刺绣床前, 摆满了一部一部文章。由于其资性高、记性好、文章好, 连鲁编修也常感叹道:“假若是个儿子, 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2] (p90) 。这样, 一个醉心“举业”的女子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而蘧公孙的爷爷也是进士出身, 任过南昌太守, 后因病还乡。不同的是, 他的爷爷在追求科名上, 对父亲的要求就不是太苛刻, 爷爷在任上时, 府衙里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在父亲离世后, 蘧太守给蘧公孙“捐了个监生, 举业也不曾十分讲究。”“倒常叫他做几首诗, 吟咏性情, 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2] (p71) 。同样是两个进士的前辈, 反差是如此之大, 蘧太守却是无论对自身还是对晚辈, 都是只重性情, 不重举业了, 可见, 他对追求科名过程中的人性束缚深恶痛绝, 因此, 两家联姻, 必有一番在科名观上的剧烈冲突。

新婚燕尔, 鲁小姐命题, 让蘧公孙做一篇八股文章。不料, 被他讥讽为“俗事”, 鲁小姐因此落泪, 感慨道:“我只道他举业已成, 不日就是举人、进士, 谁想如此光景, 岂不误我终身?”[2] (p91) 编修公命题让公孙来做, 公孙所用词句也不合时文要求。他见女婿不迷科举, 最终被气得半身麻木。于是, 鲁小姐就强迫儿子背书到三四更鼓, 一旦背不熟, 就让念到天亮。这是两种科名观相互折中的结果, 蘧公孙自身由于受祖辈的影响, 愿意成为随心任性的狂狷者, 但在教育儿子上, 她对于鲁小姐的导引方向, 没有做任何的反对, 反而, 还积极帮助。由此可见, 在社会的大环境下, 追慕科名还是最终占据了上风。并且, 女性以相夫教子的角色起着很大的作用。

2. 何玉凤

张金凤与何玉凤同嫁安龙媒, 新婚之后, 何玉凤见了丈夫所书“春深似海”的对联, 还有种梧桐的七截诗, 心中便对丈夫的心态有所怨言, 又听金凤说:“自从回到京, 这一年的功夫, 家里本也接连不断的事, 他是弓儿也不拉, 书儿也不念, 说话也学得尖酸了, 举动也学得轻佻了.”[3] (p410) 她便认为, “风雅”两个字最易误人, 前贤那‘人无风趣官多贵, 案有琴书家必贫’大有道理, 很怕丈夫如此轻佻风雅, 就会离经济学问日益渐远。于是在与丈夫饮酒赋诗之时, 提出与科名有关的三个名词:“金花”、“琼林酒”、“夫人”, 安龙媒却觉得得到这些易如反掌。于是, 何玉凤便用激将法促使丈夫转而尽心科举, 使他立下了“一飞冲天, 一鸣惊人”的志气, 决心要“把那个举人进士骗到手”[3] (p468) 。后又经进士父亲的训教, 果然, 安龙媒最终得了个一甲第三名的探花。这其中, 何金凤的功劳可谓大矣!若不是她的当初设计奉劝, 丈夫肯定走上“风雅”一路, 然而, 正是这位女性对科名的崇拜, 才彻底扭转了安龙媒的人生道路, 同时也实现了她的理想。

3. 米筱亭夫人

米夫人是扬州状元傅容的女儿, 她是“红顶子堆里养出来的, 仙鹤锦鸡怀里抱大的”[4] (p113) , 容貌不美丽, 阳刚之气倒凸显出来, “又是得了状元的遗传性, 科名的迷信非常浓厚。她这脑质, 若经生理学家解剖出来, 必然和车渠一样的颜色。”因丈夫没有中举, 起先是口角嘲笑, 后来发展到体罚。曾说:“告诉你, 不中还我一个状元, 仔细你的臭皮!”[4] (p112) 米筱亭只得专心科名, 虽是“乡会连捷, 列职清班”, 但最终未中状元, 只中了个第十名, 在二甲进士之列。他见了夫人, 只觉气短, 于是, 就编出来个中了“半天状元”的话来, 不料, 夫人却借此撒泼, 说是米筱亭不把她放在眼里, 要与丈夫拼命, 并且顺手打了一巴掌。接下来, 她让这个没中状元的丈夫在房后小天井的台阶上溜溜儿跪了一夜。这位米夫人是位眼里只看上状元的人, 于是, 她横着性子把丈夫往状元路上逼, 然而, 在当时的中国, 一般情况下, 状元三年才能出一个, 况且, 其中会因各种意想不到的因素而出现变故, 由此可见, 她对丈夫的要求几近苛刻。这种科名心最重的女人将男人推进了功名不就的痛苦中, 即使中了进士, 也使之终生悔恨不尽。

总之, 在当时的科举取士环境之下, 除了士子们对科名的追求外, 女性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作用的存在, 无疑更进一步的加重了人们对科举制度的重视程度。

摘要:纵观《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孽海花》三部小说, 一些女性对男性在科举功名上的要求越来越苛刻。为了实现她们能够过上奢华生活的愿望, 不惜将男性推向对科名的艰辛追逐里。在此之下, 男性们也成为三类人:狂狷者、成功者、成功后的失意者。由此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社会风貌。

关键词:清代,科名,痴迷,女性

参考文献

[1]王凯旋:明代科举制度考论[M]。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5。

[2] (清) 吴敬梓:儒林外史[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2。

[3] (清) 文康:儿女英雄传[M]。北京:中华书局, 2001。

清代小说 第5篇

《施公案》中侠客从绿林走入官场, 由快意恩仇到规行矩步, 由朝廷的忤逆者变成国家的护法者, 成为“官侠”, 体现了绿林好汉走向没落的趋势。《施公案》中绿林好汉走向没落的局势, 奠定了此后侠义公案小说中绿林好汉走向没落的基本格局,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这种格局的延续。

一、创造了绿林好汉与清官合作的故事模式

《施公案》中主要的绿林好汉, 脱离绿林, 投靠清官, 报效朝廷, 与清官合作, 由绿林江湖走向官府朝廷。比如黄天霸原是绿林有名的豪杰, 曾为江湖朋友行刺施公, 后来施公派出的差官王栋、王梁趁黄天霸醉酒活捉, 施公放了黄天霸, 黄天霸有感于施公之恩, 因此投奔施公效力;贺天保也是江湖四霸天之一, 在关家堡和黄天霸救出施公后, 对施公说:“老爷, 小的等俱是响马, 叩求太爷开恩, 从今改正, 愿投太爷台下, 以助犬马之劳。” (第三八回) 绿林好汉用言行表明他们选择的是脱离绿林, 愿意与清官结合, 效力朝廷。

其后的《彭公案》和《三侠五义》也沿用了这种绿林好汉走进官府的道路。

《彭公案》中, 李七侯“是京东有名的英雄, 住家在三河县所管大道李新庄”, “外号人称白马李七侯, 乃是四乡中豪杰, 行侠仗义, 专杀贪官, 竟诛恶霸, 喜义气, 怜孤寡, 取的是不义之财, 济的是贫寒之家” (第二回) , 彭朋任三河知县后受彭公之请成为办差官。高通海, 名源, 字通海, 绰号人称水底蛟龙, 曾撑船误劫李七侯和彭公, 高通海说:“告诉你吧, 我在江湖之中, 也不是无名之人。你自管打听, 黄河一带, 彰德、卫辉、怀庆三府, 汴梁城一带等处, 我专杀贪官恶霸, 剪除势棍土豪。” (第三十九回) 后来高通海随彭公当差, 由巡捕到以守备提升, 再赏给游击、以都司尽先补用, 再升为两湖提督, 特授湖南协镇。

《三侠五义》中,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在土龙岗做寨主, 曾劫持被革职的包公, 展昭救下包公, 包公答应如被朝廷复用, 愿意任用四人, 后来当四人听说包公作了府尹, 立马“将山上喽啰粮草金银俱各分散, 只带了得用伴当五六人, 前来开封府投效” (第七回) , 由于功劳, 他们四人俱赏六品校尉, 在开封府供职。南侠展昭行侠仗义, 游走江湖, 三番五次救助包公, 包公诚心恳请展昭留下帮助自己, 在耀武楼试艺, 被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 在开封府供职。

二、安排了绿林好汉的主要职责

绿林好汉行事已不只是游走江湖, 行侠仗义, 而是以个人的智勇行使国家王法, 他们的行为与清官联系, 使绿林好汉与官府关联, 做事有了正大光明的理由, 而在行事过程中其职能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保护清官, 在清官受难时解救, 防止贼人行刺;二是辅助清官, 帮助清官捉拿罪犯, 剪除恶霸豪强。《施公案》中, 施公暗访关家堡, 黄天霸暗中保护, 施公被恶奴发现身份险些送命, 黄天霸和贺天保救出施公, 并捉拿了关家堡的首恶关升及阎三片;后来黄天霸与王栋、王梁捉拿黄河套水寇银角大王挂角蛟、刘六、刘七, 并献计斩杀九黄、七珠和十二寇。

《彭公案》和《三侠五义》中的绿林好汉大多讲江湖义气, 行侠仗义, 平不平之事, 承继了《施公案》中绿林好汉的主要职责, 处事多少与清官有牵涉, 惩恶扬善也不忘护卫辅助清官。

《彭公案》中, 李七侯献计捉拿夏店的左奎。左奎强抢民女, 霸占田地, 害人性命, 同时又是裕王府的皇粮庄头, 李七侯向彭公献计先将左奎诓骗到衙门, 然后彭公定了左奎斩立决之罪。当彭公被诬陷革职后, 李七侯找人打通关系, 安排众绿林朋友剪径劫银助彭公官复原职。彭公升官河南巡抚, 李七侯跟随保护, 路过荒草山和齐邑渡, 遭遇强敌, 李七侯首先想到的不是自身的处境, 而是彭公的安危, 怕连累彭公受害。又如高通海, 与众英雄攻破贼寇盘踞的紫金山, 攻破有谋反之心的宋家堡, 当彭公被捉到霸王庄, 高通海等破霸王庄, 救出彭公, 当晚高通海又捉住前来行刺彭公的段文成。

《三侠五义》中, 赵虎暗访找出无头女尸, 拿住小偷叶阡儿, 包公以此为突破口, 侦破了案中套案的系列杀人案。当包公彻查安乐侯庞昱赈灾之事, 展昭先留字帖提醒包公庞昱派刺客项福行刺, 后帮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四人捉拿了刺客项福和安乐侯庞昱;在通天观, 展昭听闻太师庞吉为报包公龙头铡杀庞昱之仇而请老道刑吉设坛作法暗害包公时, 立即赶到太师府, 斩了刑吉, 破了法术, 救了包公性命。

三、重视官场功名利禄

《史记》中游侠多轻生死, 薄功名, 而侠义公案小说中绿林好汉对功名这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却比较关注。《施公案》中, 黄天霸对施公说:“小的为老爷, 只为图名上进。” (第六十七回) 可见追逐功名利禄在侠义公案小说中已是绿林好汉的一个人生目标。

《彭公案》和《三侠五义》的绿林好汉也沿用重视功名的思想, 只是在《彭公案》中比较明显, 而《三侠五义》花了更多的笔墨表现绿林好汉伸张正义、成全江湖义气之举, 比较少直言功名利禄。

《彭公案》中, 徐胜, 绰号人称粉面金刚, 曾混进宋家堡, 与众人里应外合攻破宋家堡, 捉拿了欲图谋不轨的宋家堡堡主宋仕奎, 结果徐胜没有得到彭公的保奏, 徐胜一不平就跑到皇宫盗了康熙皇帝的一件珍珠手串, 并留下字帖:“民子余双人, 叩见圣明君。河南曾效力, 未得沾皇恩。” (第六十六回) 这其实就是徐胜开口讨赏。第二天徐胜就很巧妙地把珍珠手串放到了彭公靴筒内, 然后离开。彭公给皇上献上珍珠手串, 康熙就赏徐胜千总之职, 留京补用。《彭公案》中绿林好汉重视对功名的追求还是比较突出的。

《三侠五义》中张龙、赵虎曾误投太师庞吉府, 后见庞府是权奸之门, 于是离开, 杀死山贼, 在土龙岗做了寨主;王朝、马汉在科考武场被庞太师逐出。在土龙岗四人相遇, 结为兄弟。可见四人本意都是要走官场正途, 结果被权奸阻挡了仕途之路。他们在土龙岗劫持了包公, 当知道被自己劫持的是包公后, 王朝说:“我等久有此心 (弃暗投明, 与国出力) 。老爷倘蒙朝廷擢用, 我等俱愿效力。” (第六回) 显然,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希望为清官所用, 图个正当出身。

四、思索绿林生存的道路

江湖绿林本就有违国家法律, 绿林道路多是违法乱纪, 绿林人曾以其杀贪官、除恶霸、快意恩仇演绎着一种江湖人追求公平正义的渴望, 闪耀着绿林的蓬勃生机。但是在侠义公案小说里, 绿林人生存境况已经潜伏多种危机, 大多数绿林好汉也只是把绿林道作为漫漫人生的一个暂时选择, 绿林已不再是长久之地。《施公案》中, 黄天霸对施公说:“老爷在堂上讲说道:‘一人成名, 九祖光荣。做贼为寇, 究竟不久。那个江湖害人者, 寿过八旬?’小的听此金石之言, 愿投拜恩公台前。” (第六十七回) 很明显, 黄天霸就是要摆脱绿林的贼名, 看穿绿林非安身之地才投靠施公的。

《施公案》有明显的绿林无好的看法, 《彭公案》、《三侠五义》中绿林人对绿林生存道路也有其相似的思索。《彭公案》中, 李七侯在没有帮助彭公之前, 曾想:“作豪杰中之人, 哪有寿活八十岁的?虽说是偷富而济贫, 行侠是作义, 总有损处。我从此闭门谢客, 永不见人就是。” (第十一回) 濮大勇讲到了绿林的处境:“咱们绿林的朋友, 死走逃亡, 真个不少, 也有遭了官司, 身受重刑, 死于云阳法场之上, 也有死于英雄之手。” (第二十六回) 绿林过的本就是血雨腥风、刀口舔血的日子, 是一个高风险的行当, 再则绿林的违法乱纪又受到朝廷的打压, 所以说绿林非好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侠五义》总体上偏重侠义, 大多绿林好汉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打抱不平, 是正义的化身, 小说总体上是肯定绿林道路的, 褒扬了一批绿林侠客的善行义举。但是, 小说中也有流露绿林无好的思想, 比如包公在土龙岗被展昭解救后, 与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四人的一个对话很能说明这种思想, “包公问道:‘我看四位俱是豪杰, 为何作这勾当?’王朝道:‘我等皆为功名未遂, 亦不过暂借此安身, 不得已而为之。’” (第六回) 王朝的话说简单点就是绿林只是暂时栖身之所, 步入绿林是“不得已而为之”。

摘要:《施公案》是清中叶唯一一部侠义公案小说, 它在中国侠义公案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其后的《三侠五义》《彭公案》等影响甚大。《施公案》中绿林好汉走向没落的趋势, 奠定了此后侠义公案小说中绿林好汉生存发展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施公案》,绿林好汉,没落,清代公案侠义小说

参考文献

[1]不题撰人.施公案 (上、下) .齐鲁书社, 2008.4, (第2版) .

[2]石玉昆.三侠五义.华夏出版社, 2008.1, (第1版) .

[3]贪梦道人.彭公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7, (第1版) .

[4]张俊.清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6, (第1版) .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8, (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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