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效率范文

公共支出效率范文（精选11篇）

公共支出效率 第1篇

关键词：公共财政支出,效率,途径

一、引言

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实质是政府实施资源配置的成本, 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率也就是社会边际福利的改善水平, 包含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公共财政支出X—效率。公共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效率, 是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条件, 即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该效率的高低, 首先取决于政府的职能范围或权力边界。同时, 如果公共经济部门没有按最低成本原则生产和提供公共商品, 这就意味着公共经济部门的制度安排中存在X—效率问题。财政支出的X—效率是指公共商品的生产方 (供给方) 总是按最低成本提供最适水平和结构的公共商品。如果公共经济部门没有按最低成本原则生产和提供公共商品, 这就意味着公共经济部门的制度安排中存在X—效率问题。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X—效率是相辅相成的, 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影响的。一方没有效率, 必然导致另一方效率的缺乏。目前, 从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现状来看, 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因此, 我们必须研究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问题并探讨改善途径。

二、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财政支出1978年不足1200亿元, 到2008年突破62427亿元, 年递增17%以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财政支出的持续稳定增长, 使得财政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收入公平分配和经济稳定增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 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严重滞后、管理的落后等多方面的原因, 我国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安排还没有真正做到如实反映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公共商品的供给方面来看, 我国的政府职能部门及其他公共部门并没有完全按最低成本原则生产和提供公共商品, 此外, 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政府职能边界过宽, 政府取代市场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从而导致财政支出范围过宽, 支出结构不合理, 财政支出安排上的“越位”和“缺位”并存问题尚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体制上及管理上的原因, 相当部分财政支出并没有纳入政府年度预算, 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与监督, 这部分支出的安排难以体现财政的公共性、民主性和法制性, 导致公共部门及其领导者个人将公共资源用于办本部门的事情或领导者个人的事情, 公共部门不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而是为本部门服务、为领导服务。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表现在:

(一) 政府财政支出运行机制不健全。

政府职能部门及其他公共部门缺乏效率观念, 总认为财政的钱不用白不用, 在指导思想上总是想方设法对财政资金多占多用, 以维护本部门的利益为出发点。长期以来, 我国并没有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 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及其效果也缺乏必要的监督, 对财政支出的失败也缺乏责任追究制度, 财政支出决策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规范的程序, 导致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 资金紧张和资金浪费并存的现象经常发生。

(二) 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在计划经济时期, 由于我们否认市场及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政府的职能范围涵盖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而市场只是在夹缝中生存。在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政府职能十分宽广, 因而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政府取代市场, 以财政支出取代私人支出, 其结果必然是效率低下。因为迄今为止, 在私人部门经济领域, 还没有什么制度比市场经济制度显得更有效率。另一方面, 政府职能范围过宽, 必然导致政府机构林立, 行政人员庞大, 其结果必然是行政管理费支出失控。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我国改革的重心始终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由于政府职能本身没有完全转变, 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 陷于“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往复循环。

(三) 支出预算编制方法落后。

长期以来, 我国年度支出预算的编制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 这种预算编制方法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 没有能够切实地反映预算年度的实际情况, 因而缺乏科学性。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财政支出安排缺乏合理性和有效性, 给不同的预算单位在经费供应方面造成苦乐不均、支出不足和浪费并存。在我国, 尽管政府预算年年编制, 也年年下达给部门, 但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 增加支出的随意性很大, 支出预算往往是一改再改。另一方面, 就预算编制本身而言, 预算支出科目设置过粗, 过于模糊, 也给对财政支出过程的监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在目前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一些单位的自给能力明显增强, 创收规模不断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 继续沿用基数法编制支出预算, 无疑会加重财政负担。在一个财政年度中, 当年度支出预算还没有确定时, 各个部门和单位都使出浑身解数争经费, 一旦预算确定, 政府财政部门按预算向各部门及单位拨付经费, 并由各部门及单位自己安排使用。在财政监管乏力的情况下, 财政资金在具体使用过程中, 存在乱支、挪用、浪费等不良现象,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四) 财政体制不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先后实行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财政包干体制, 包干的具体办法往往是“一年一变”或“几年不变”, 并且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包干体制。尽管这种体制在调动中央与地方理财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但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财政体制, 它是建立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的职能划分不清的基础上的。这样的财政体制, 根本不可能很好地解决效率、公平和经济稳定问题。1994年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分税制。相对于财政包干体制而言, 分税制在科学性、规范性和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所进步, 但同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分税制相比, 我国现行分税制还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由于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尚没有完全到位,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现行分税制无论在收入的划分、支出范围的划分还是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等方面都存在某些不合理性, 这样的体制是难以满足效率原则要求的。

三、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改善途径

(一) 重构公共支出制度。

公共支出制度的重构, 包括支出范围的重新界定和支出制度的创新。在遵守公共性、公平性、有效性、约束性和发展性原则的基础上, 可将公共支出分为:一是公共政府部门支出。具体包括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支出、中央权力机关及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支出、国防费支出等。这类支出的安排, 主要是为了提供纯公共商品及纯公共服务, 以满足社会纯公共需要。二是公共事业部门支出。包括农业事业部门、科研部门、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卫生部门、体育部门、气象部门等支出。安排这类支出, 主要是为了提供准公共商品及准公共劳务, 以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三是公共工程和公营企业支出。包括环境保护、国土整治、公共设施、公共交通等方面的支出。四是体现政府政策意图的特定性支出。如对科技进步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产业升级的财力支持等。在政府公共支出制度的创新方面, 根据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 重点是:

1. 支出范围的重新调整, 主要是压缩政府支出范围,

逐步退出私人商品及私人服务的生产和提供领域, 改变准公共商品及准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垄断局面。应坚持市场优先的原则, 凡是通过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 政府不要去参与, 已经参与的, 要逐步退出;凡是通过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或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客观上才需要政府出面解决, 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和政府都不是万能的, 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作为政府而言, 应该在市场失灵和市场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领域来发挥其作用, 以弥补市场的不足。总之, 政府从事的应该是社会公共事务, 并通过其公共活动,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政府的职责范围就是财政支出的范围, 政府的公共性决定了财政支出的公共性。

2. 改善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效率。

一是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投入, 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预算的规范管理, 尝试建立规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 并改善公共教育支出结构, 加大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三是建立公共科技财政投入模式, 继续重视加大公共科技投入, 提高基础科研投入, 改善科技投入的财政支持模式。四是保证公共卫生支出在整个卫生费用中的稳定和合理增长, 加大农村基础医疗设施投入, 确保基本公共卫生领域的支出, 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健支出水平。

(二) 改善公共财政支出X—效率。

首先是加快政治民主进程, 优化政府职能。一是加快政治民主进程, 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制度环境。二是按照公共财政改革的需要, 增大社会保障、公平、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解决政府职能“缺位”问题。

其次是政府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一是在以公共服务流程的政府职能定位基础上, 精简政府机构, 拆并职能相同或交叉的部门。二是建立起按公务员工作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 比如实行绩效工资、合同制等, 改革公务员人事管理制度。三是进行分权与分散化管理, 打破目前严格的上下级等级制度, 赋予基层更大的责任和权力, 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和责任效率意识, 使行政机构扁平化、行政行为弹性化。

(三) 构建以绩效预算为核心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首先, 实行部门综合预算, 全面推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预算管理的全局上, 实行综合预算, 将预算外并入预算内, 彻底取消体制外不规范的公共收支, 规范国家公共预算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在公共部门预算管理上, 实行部门综合预算, 把预算部门所有公共资源纳入预算管理, 凡是直接与财政发生经费拨付的一级预算单位均作为预算管理的直接对象, 财政将所有资金规范透明地分配到预算管理对象, 以预算管理对象为单位进行预算绩效考核。

第二, 建立起一套能够反映政府公共活动效能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计量方法预算监控体系。在衡量财政支出绩效时, 既要考虑支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也要考虑支出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为此, 必须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统一性指标与专业性指标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绩效评价体系, 并以大量的有效样本为基础, 测算出评价指标的标准样本, 按照科学的计量方法, 对预算绩效结果进行衡量和评价。

第三, 创新预算编制方法与编制过程, 细化部门预算, 全面推行“零基预算”, 逐步引入绩效评价内容, 建立起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紧密结合的预算约束机制。“零基预算”则是根据预算管理对象预算年度内履行公共职能要多少人财物来核定部门预算, 预算与职能严格对应, 如职能有调整, 则预算也调整, 而不是根据历史规模的沿袭“世袭”预算指标。

第四, 与绩效预算相适应, 推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预算会计改革。要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 最根本的要求是使这些部门承担管理受托责任。权责发生制下, 对财政支出区分为经常支出与资本支出, 对各类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可以充分了解这些资源的状况和使用效率, 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 有利于政府部门进行合理的长期决策, 提高政府的持续发展能力;能够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一些长期项目和或有债务的信息, 有助于增加预算信息的完整性、可信度和透明度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政府会计信息;最终能够对提供的产品、服务与成本、费用进行配比, 加强预算成本计量与政府业绩考核, 使政府的业绩透明化, 有利于广大纳税人及社会公众 (在我国更主要是指人大机关) 评价政府部门履行职能的状况以及它们的工作效率。构建以绩效预算为导向的公共预算体系, 在预算的编制过程中, 还应提高预算透明度, 广泛吸收公众参与预算的制定与监督, 提高预算支出与社会公共需求的一致性和预算支出的有效性, 从而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配置效率和X—效率。

参考文献

〔1〕于维洋, 王宏.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思路与途径〔J〕.经济论坛, 2007 (20) .

〔2〕施安银, 王跃宁.财政支出管理与效率研究〔J〕.财政研究, 2000 (10) .

研究公共支出管理改革 第2篇

摘 要：公共支出政策是政府保证社会稳定和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文章以近年来中国公共支出实践为分析对象，从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出发，对现行公共支出结构进行探究。非盈利性是中国公共支出制度改革的方向，应确定公共支出的适当比例，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控制行政人员和经费膨胀，确保社会公共性开支，提高公共支出效益。

关键词：公共支出结构;社会公共性支出;制度改革

一、公共支出制度概况

(一)世界公共支出结构的基本情况

一个国家的公共支出结构，会随着不同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各国国情和经济体制的差异也会影响公共支出的结构。经济理论与实践表明，世界各国公共支出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基本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这印证了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关于财政支出增长的理论。同时，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支出结构中的社会性支出日益得到重视。综观世界各国公共支出的变化趋势，其中也有些规律性的东西，如公共支出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份额、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较高、社会性支出(如教育和医疗等)日益得到重视。

(二)中国的公共支出制度与改革

财政与改革发展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财政问题往往是引发改革的重要原因。当前，中国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财政赤字呈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中国最大的一次财政制度改革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当时的改革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对财政收入的改革，即着重对税收收入制度进行改革。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对财政支出的改革，但效果不太明显。近年来开始探索实施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虽然这些不是深层次的改革创新，但是也为中国公共财政框架构筑了基础性制度平台。

二、中国公共支出制度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公共支出结构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政公共化改革的推进下作了相应的调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经常性支出中的维持性支出和消耗性支出的比重逐渐降低，民生服务性的.公共支出的比重逐渐上升，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中国的公共支出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制约，改革中仍存在以下问题和缺陷，支出效率有待调整和优化。

(一)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

财政支出是政府履行职能、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它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考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仅可以判断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是否合理，还可以将其作为对经济增长的一个评判指标。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如表-1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的数量和规模逐渐增加，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如表-1所示，1978年中国财政支出为1122.0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0.78%，1985年降为22.23%，到降到最低点11.15%。降低了将近20个百分点，几乎平均每年降低一个多百分点。财政支出比重逐渐降低的直接原因是财政收入的规模小、数量较少，当时采取的是量入为出的原则。同时，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经济体制改革，各项减税让利措施的实行，各种非规范的收费和收入减免，国家和企业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等打破了传统的财政收入体制，使得当时整个财政收入逐渐减少，进而导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逐渐降低。以后，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缓慢上升趋势，但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大部分年份都不超过20%。此阶段增长的原因是财税体制改革效果开始显现，此后财政收支水平伴随着中国GDP的快速增长开始上升，并且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二)财政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列入正式预算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即使在，也仅为22.4%，远远低于同期国外其他发达国家的支出水平。但是，由于中国财政支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并非真正反映政府的全貌，还存在着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和非制度资金。如图-1，中国预算外资金在达到最高值6346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0%。

在官方正式统计的预算支出之外，中国至少还存在相当部分没有统计但规模很大的支出。首先，还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制度外收支活动。该部分主要被地方政府所控制，制度外支出的资金来源一般是未授权的收费，既没有合法性也没有系统性地纳入正式编制。其次，还存在着相当规模的税收支出、隐形负债或有负债，这表明政府对社会承担的实际债务水平要比统计的债务水平高。

(三)维持性支出急剧膨胀，增速过快

维持性支出是指国家为了维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需要而发生的财政支出，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性质为非生产性支出，是纯粹的政府消耗性支出，依据公共财政的理论要求，此部分支出的比重要尽量达到最小化，保证必要的机构基本运转即可，否则容易产生“挤出效应”，影响社会的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的涨幅较大，绝大多数的年份都超过了10%。如表-2所示，1978年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4.37%，占GDP的比重也仅为1.45%，而到，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上升到了14.25%，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也上升到了3.56%，上升了2.11个百分点。从绝对规模来看，行政管理经费支出由1978年的49.09亿元上升到20的4835.43亿元，增长了近百倍之多。

维持性支出特别是行政管理费的急剧膨胀，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产生的，有一定的必然性和特殊性，但是也有不合理性。如支出管理标准不统一，支出运行的监督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等都影响财政支出机构的灵活性，容易引发财政危机。 (四)社会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化程度不高

社会公共服务支出，是指关乎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方面的支出，公共财政改革的推进必然要求政府加大对社会公益事业项目的投入。它主要是指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支出，属于社会消费性的、非生产性的支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支出虽略有波动，大致呈现出逐年增长趋势，但与中国其他财政支出项目相比，这一领域的支出存在着较大的缺口，各项比重仍然较低。

三、中国公共支出制度改革与构建

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扮演的角色具有特殊性。在公共支出的安排上，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宗旨，不应带有盈利的色彩，即公共支出不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是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社会发展为中心。非盈利性是中国公共支出制度改革的方向。

(一)中国公共支出制度立足非盈利性的原因

1.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公共支出是要满足各种社会公共需要，其支出效益也就从各方面得以体现，除了经济效益，还可能有政治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等方面的效益。除了中央支出效益、地方支出效益外，还有总效益。这些效益复杂多样，不能仅以盈利性作为效益的衡量标准，要综合、慎重地考虑各种效益，选择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支出方案。

2.其他原因的归结。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利，一旦政府出于盈利的目的而作为竞争者进入市场，市场与政府分工的基本规则就会被打乱。如果政府活动延伸至竞争性领域，就会对整个经济主体实施差别待遇。

(二)中国公共支出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1.确定公共支出的适当比例。公共支出在社会经济资源中所占的比例，要符合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客观性要求。同时，要加强公共支出管理，加强财政执法检查力度，协定好法定支出与财力之间的关系，进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财政运行机制改革的要求。

2.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改变财政包揽过多的分配格局，将由市场和社会负担的部分从财政中分离出去，解决好“越位”和“缺位”的矛盾。中国公共支出的供给范围应进行调整，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社会公共性开支要强化，一些公共支出如补贴等，要逐步清理、控制、消减甚至取消。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公共支出要退出，以便集中全力确保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基础设施等的建设。

3.控制行政人员和经费膨胀。目前，中国行政管理费用涨幅较大，且增长速度较快。在一定的财政职能范围内，行政管理费用越多，反映了政府职权范围越大和工作效率越低。降低行政管理支出的费用和提高行政效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明晰行政管理范围的界定，引进竞争机制，建立科学的预算管理制度，建立行政支出考核指标，严防公款吃喝等腐朽现象的出现。

4.确保社会公共性开支。从当今世界来看，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都强化了对社会公共性方面的支出，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是逐渐上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财力的增强，政府职能也逐渐由生产建设慢慢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是，中国财政社会公共性的支出增长较慢，离中国公共财政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今后一个时期，一定要确保科研、教育、农业、人口、资源环境、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在社会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网的建设，城市化等方面也需要加大公共支出的支持力度。

5.加强公共支出管理，提高公共支出效益。中国现行的支出结构和项目安排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财政对越位性质的补贴和竞争领域的财政投资依然存在。社会集团消费、公款吃喝等浪费现象等是财政支出结构低效率的重要表现。政府应建立健全财政支出考核监督机制，根据不同项目，建立可供考评的量化指标，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科学考评，尽可能地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参考文献：

[1]高培勇.财政体制改革攻坚[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张志超，丁宏.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思考[J]经济学动态，，(4)：31-37.

公共支出效率 第3篇

关键词：甘肃省,地方政府,公共医疗支出效率

一、引言和文献回顾

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对医疗的需求越来越高。但由于市场存在失灵现象,使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不全,不能有效提供全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劳务,因而不能不要求政府以其权威来对资源配置加以调节和管理。为了保证改革目标的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加大财政医疗的支出,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提高医药卫生体制运行效率。甘肃省各市地方政府也纷纷加大医疗支出,2010~2014年甘肃省医疗平均支出1,388,221万元,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然而在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加大的同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并未随之同速增长。需要对财政医疗支出效率的研究并分析政府财政医疗支出有效性,同时指出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在对于公共医疗支出效率研究中,大部分国内外学者采用非参数法进行评价相对有效性。近些年的研究大部分是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比较和分析,但很少有针对性研究甘肃省内市区的医疗支出效率。本文从医疗卫生支出质量与效率相结合的角度,在一段时期间内动态考察了较多投入与产出变量,对各个地区的DEA-malmquist指数进行研究,分析不同地区政府投入效率是投入不足还是投入无效,最后再针对不同的地区提出相应的建议和结论。

二、政府医疗支付效率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指标的选取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 Analysis,DEA)是于1978年由查内斯(Charnes)等人提出。DEA有效性与相应的多目标规划问题的非支配解是等价的,包括CCR和BCC两种模型。BCC相对CCR的优秀点在于规模报酬变化,本文应用BCC模型分别计算甘肃省14个市州的Malmquist指数,再从全要素生产变动指数、技术变动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动指数进行分析。

(一)指标与数据选取。依据政府医疗支出评价原则,借鉴前人分析方法与有关的研究结果,选取甘肃省十四个市州各政府卫生医疗支出进行评价与分析。数据选用2010~2015年甘肃省各市州卫生医疗支出、医疗机构(个)、医疗人员(名)、医疗床数(张)、医疗人次数(人)。数据出自相应年份的《甘肃省发展年鉴》和《甘肃卫生统计年鉴》。本文实证过程中应用DEAP2.1软件进行分析。

(二)实证结果分析与评价。从DEA-Malmquist角度分析2010~2014年平均纯技术效率变动、平均规模效率变动、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0年至2014年各市州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小于1,这说明了甘肃省在过去5年的生产有效性总体来说是略微下降的,样本中白银、天水、张掖、平凉、定西、临夏、甘南的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其它银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小于1。兰州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是0.871,为全省最低。

从全要素的分解情况可知:引起大部分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都是技术退步。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改进最大的是定西市,为1.063,平均增幅达到了6.3%;其次是甘南州,全要素生产率为1.052,平均增幅为5.2%;再就是张掖市和平凉市,为1.029,平均增幅为2.9%。张掖市和平凉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得益于技术效率,其中张掖市的技术效率指数达到了1.099,而平凉市的技术效率指数达到了1.089,这说明这两个地区政府大力投入医疗机械设备,拓展医疗服务范围,大力推行医务人员德考评制提高医务人员效率。而兰州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指数的降低,这由于兰州市是甘肃省的省会,来兰州就诊的患者人数特别多,对大型医疗机构加重负担,使得医务人员供不应求,而且基层卫生人员紧缺,使得大量人才都集中聚集在大型医院,基层环境较差留不住人才,使得一些小病不能在社区解决从而造成小病无所依的情况。嘉峪关市是DEA平均效率最高的城市,但纵向看全要素生产效率为0.923,在2010~2014年这段时间呈递减的形式,2009年医疗改革使得嘉峪关2010年全要素生产效率呈上升的趋势,但2011年和2012年又下降分别为0.945和0.875,但2013年又大幅上升为1.168,并且这几年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受技术进步指数影响较大,说明嘉峪关这个地区的医务人员流动较大,并且机械设备逐渐更新,需加大市区基层服务人员。

三、提高甘肃省各市州公共医疗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基层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服务。小病小伤在家附近的社区或村医疗卫生所来治疗,解决患者集中在大医院的现状,使得医疗效率降低。兰州市的基层机构就诊率较低,和三甲医院的医务人员供不应求使得兰州市的全要素生产效率低于1。在DEA有效分析中庆阳市、临夏州、甘南州的规模效率较低,应加大这三个地区的医疗设施建设,提高基层服务和相应的规模。

(二)地市州政府应该加大医疗财政支出,保证基本服务资金充足,增加贫困地区的财政投入。在DEA-malmquist分析中财政支出10亿以上的地区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高于财政支出10亿以下的地区。应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加大投入同时减少一些存在医疗财政支出过多投入的城市。

(三)培养基层医务人才,使每个地区的基层服务机构都有相应的义务人才,同时提高相应的基层医务人员福利与优惠,并实行三甲医院的医务专家轮流下基层,使当地患者获得相应的优惠。在DEA有效分析中白银市、武威市、酒泉市、庆阳市、定西市、临夏州、甘南州的纯技术效率较低,应加大这几个地区的医务人员投入,使一些三甲医院的专家来这些医院轮流坐岗,同时鼓励大学生积极来这些地区来工作,并对这些大学生进行培训增强其技能。

参考文献

[1]陈共,王俊.论财政与公共卫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宝顺,刘京焕.中国地方公共卫生财政支出效率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指数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1,6:136~140

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启示论文 第4篇

来源莲山

课件 w ww.5 y kj.Co m来源

摘 要：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财政支农政策的经验进行梳理和归纳，虽然国情不同，他国 做法仍可以为完善我国的财政农业支出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及启示。

关键词：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国际经验启示

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国际上无不把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作为支持和保护农业、保障农民收益的主要宏观调控手段。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的财政农业支出政策，我们不仅要立足国内现实，从我国以往的作法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且应放眼世界，认真总结其他各国经验，并从中提炼出对我们有用的启示。从国际上看，在WTO《农业协议》允许的框架内，各国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可分为政府一般性服务、农产品价格保护和直接补贴。

一、公共财政对农业提供的一般政府服务

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一般服务支持是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的主要措施之。一般服务支持是指为了给农业发展以及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环境，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服务、农业科研等方面进行的投资服务。

（一）美国

第一，直接投资或资助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和环保项目。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投资大、周 期长、外部性强而直接短期经济效益低的社会公益事业，是一种类似于公共物品的准公共物品，完全由私人提供易导致供给的不足。虽然美国州和地方有独立的财政预算权，但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农田水利建设补贴，以及大量的跨地域、跨流域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都由联邦政府承担，中小型灌溉设施由农场主个人或联合投资，农业部也要给予一定的资助。政府还在全国兴建交通运输、电力、能源供应等，不仅为农业提供方便的商品流通条件，还为农业生产和生活供应有利于环保的高端能源。

第二，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美国农业部及各州的市场新闻局定期免费为农场主、批发厂商、经销商提供农产品的价格、供需情况的最新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覆盖美国农产品主要集散中心及产区。

第三，实行政府领导、学院为主体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结合体系。美国农业部联邦推 广局是全国农业科研和推广作的管理机构，它指导推广部门制定和执行推广计划，协调各州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美国各州立大学的农学院不仅从事农业科技的研究和人才培养，还是美国合作推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各州农学院为依托建立的农业推广中心，是美国科技推广工作的中级管理机构。农业推广中心下设若干办公室，分别负责本州农业科技推示范工作。州下面的每个县或地区也都设立个农业推广站，负责本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工作。

第四，财政对农业信贷的支持。美国政府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向农场主提供不 动产抵押贷款、生产和销售的中短期贷款，以及向各种农业合作社提供贷款。农场主家庭管理局是政府向农场主提供担保经营贷款和直接贷款的最重要机构，提供的直接贷款主要包括紧急灾害贷款、经济紧急贷款、农场经营贷款、土壤和水贷款、农场所有权贷款等。2002年新农业法将原来经营贷款从90%的担保额度提高到95%。

（二）欧盟

第一，欧盟发达的农业与各国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密不可分。凡是购置大型农业机械、土地改良和兴修水利等，欧盟提供25%的资金支持，其余75%由各国政府自行决定给予资金支持。法国政府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水利工程和土壤改良、道路建设、自来水、农村用电等。在水利和土壤改良方面，政府成立各种专业化的公私合营公司，吸收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资金，政府统筹管理共同承担农田水利和土壤改良工程。在法国没有土地公司的地区，由市政府出面，在各市之间组成联合公司来进行土壤改良，并为公司配备挖土机、推土机等必要的机器设备。

第二，欧盟国家大都建有比较完善的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如法国有23个国家公益批发市场，还建有发达的市场信息网络，极大活跃了欧盟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市场。

第三，欧盟各国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科研与教育。如法国拥有全方位的农业教育和科研，政府 对其投入了大量资金。2001年，法国政府对农业教育和科研的公共投资为18.6亿欧元，主要包括农业技术教育、农业研究和技术支持、就业前学徒培训和就业后继续培训等。意大利实行以政府领导为主的农业科研、生产、咨询、推广一体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并以法律形式固定农业技术推广员的培训费和划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用于推广的经费，并为推广人员增设奖金。英国实行国家和地方协作推广的管理体系。并通过立法，运用法律的效力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其基本内容包括农业咨询推广的范畴、技术规范和奖励方法等。丹麦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科学技术，把农业研究与开发看作是发展农业的先决条件，建立了完整的教育、科研、试验与咨询以及科学技术的推广服务体系。农业部用于农业研究的公共资金占农业部预算的比例高达65%。欧盟运用银行信贷手段，向农民提供大量优惠贷款，农业贷款利率比较低，银行的利息差额由财政负责补贴。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地区农业互助信贷银行是面向农业的专业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利率大约是非农业贷款利率的50%，利差由国家财政负责贴息，补贴金额随贷款的增加而不断上升。

第四，扶持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法国政府对服务于农民的合作社，给予25%的投资补贴。法国、荷兰和丹麦政府参与合作社的教育和培训，每年都通过农业合作院系培养大批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人员。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业发展的重视，使欧盟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和工农的融合。欧盟通过的《2000年议程》，突出强调了农业发展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财政支持重心从农业经济的增长开始转向农业发展的多功能性，食品安全、农村发展和环境保护放在优先地位，使农业、农村、环境协调一致，共同发展。

（三）日本

第一，对农业基础设施、农田基本水利建设项目和土地改良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 包括农地的建设、为适应农业机械化的农村道路的建设和网络化、为避免工业污染保证农产品高品质的农业新水源开辟、水环境治理等。对于大型的水利建设骨干工程，由政府直接投资兴建。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投资，依照工程性质和规模大小，由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共同负担，以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为主。只要经过一定审批程序并达到一定标准，中央财政即会承担其全部投资的50%左右，都道府县财政和市町村财政还要分别承担25%和15%，农户自身仅负担剩余的一小部分，对农业的稳定高产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购置农业机械、建造农用设施方面的费用，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补贴极为相似，50%可从中央财政得到补贴，25%可从都道府县财政得到补贴，其余25%从接受国家补贴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土地改良包括排水灌溉、土地平整、耕地区划扩大、土地开垦等基本建设，其所需经费的95%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资助。

第二，加大对农业科技服务支出国家预算。日本实行的主要是政府统一组织和指导的农业技 术推广体系，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组织上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日本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主管机构是农业水产省、农蚕园艺普及部，主要负责制定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相关制度，并组织、协调和指导推广工作，培训推广人员等。同时，把全国分为9个区，在每个区设立地方农政局，负责监督和指导都道府县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及发放推广经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2.2%左右，日本农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对农业科学技术开发和普及的重视。

四、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启示与借鉴

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国际上运用政府投资、价格保护、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益的成功经验，对我国财政支农政策有许多启示和借鉴。我国必须按照WTO《农业协议》允许的框架对财政农业支出政策进行调整，以保证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目标的实施，实现农业持续发展，进而促进农民收入的不断提升。

（一）坚持财政资金的导向功能

从对各国财政农业政策分析中可以看到，政府一系列农业财政政策改革都朝着发挥市场机制的方向进行。政府遵守市场机制的规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创造激励机制。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是很自然的，美、欧盟、日农业财政支出政策的实施体现了财政支农方式应当是有利于而不是阻碍经济主体市场行为的作用，完善政府与市场的相互补充关系是二者共同拥有的演进逻辑。

中国政府应发挥财政资金导向功能，选择合适的支农政策培育和加强农业市场体系的成长，在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信息与教育等农村公共品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积极引导和推动农业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区域结构和生态环境的调整和优化，重点培养农业的市场主体和农民市场意识、风险意识，通过建立和扶持农民合作组织为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和农工一体化的演进提供市场协调机制，在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业资源初次分配的过程中，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地方施以适当的干预和补充，以此来影响农民而不能替代和阻碍市场的成长，并对农业施以适度的政策保护。

（二）通过立法手段实现政策目标

发达国家农业财政政策目标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一般都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较少依靠行政命令。法律法规对政策目标、预算支出规模、政府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均作出明确规定，行政机构只能在授权的职责范围内进行调整。保证了农业财政支出政策的稳定性和公开性，降低了政策制定的随意性，政策可操作性强，政策效应比较明显。美国、欧盟、日本等都依据经济、政治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动而不断调整农业法，先后制定颁布了各个时期的农业法。

1993年我国建立《农业法》以来，从总体来看农业政策缺乏法律基础，农业立法还非常薄弱，涉农的相关规定更多的是以文件、条例等形式发布，许多涉农政策政出多门，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甚至相互矛盾，大大减少了政策应有的效能。更为严重的是，不管以何种形式出台的政策大都只有指导意义，可操作性差。我国应以《农业法》为依托，在农业政策目标指引下建立完备的法规体系，将合理的政策内化为法律制度，将各级政府支出职责、财政农业投入的项目、份额、投向、使用原则、资金来源纳入法律规范，用健全的立法手段在制度源头上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三）在WTO框架约束下调整农业财政支出政策

在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框架下，各成员国都充分合理地利用WTO规则，积极调整本国农业财政支出政策，近十年来，美国、欧盟、日本的农业财政支持政策一个显著变化趋势是各国在减少了对农产品的价格保护同时，加大对政府一般性服务和生产者直接补贴的投入，逐步实现由黄箱向绿箱政策转变。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农业资源匮乏、农户生产规模较小、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应该借鉴多国财政支农政策经验，建立一套适应WTO组织规则的农业财政支出政策体系。首先，加大绿箱支农总量，调整绿箱支农结构。《农业协议》规定的12项绿箱政策措施目前我国只使用了6项，在市场营销服务、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生产者退休计划、资源停用计划和投资援助计划上还是空白。今后在政策设计上应切实加强政府一般性服务，加大对与农业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设施、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业培训、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农业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增设市场营销服务、农作物保险以及对农业结构调整援助补贴，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其次，建立有效的黄箱政策。世贸组织将我国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农业综合支持总量（AMS）不超过种植业和畜牧业总产值的8.5%，现阶段我国黄箱政策的支持水平不足1%（用综合支持量AMS衡量），远远低于8.5%的承诺，应该从我国实际出发，用足用好黄箱措施，完善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价格保护政策，建立富有弹性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四）财政支农政策目标、手段不断演变

从考察其他国家的政策经验可知，当本国农业生产供给能力尚不能满足本国对农产品的需求时，政策目标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中心，突出粮食安全地位，财政支持农业重点主要包括投资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利、交通、电力、教育、科研以及科技推广等，以提高本国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并相应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手段的中心为支持生产领域，并采取最低保证价格措施，稳定农业生产。随着农产品生产过剩，如何稳定提高农业生产者收入水平，缩小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收入差距就凸显出来，政策目标以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长效性的农业生产能力为主，兼顾保护环境。调节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发展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及维持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政策手段从农业生产领域向农产品流通甚至加工领域延伸，资金注入的规模越来越大，注重运用投资、贴息、补贴、债券等多种政策工具发挥财政支农的引导机制，提高财政支农效率。

（五）直接补贴与保护性收购并用，发挥政策整体效能

从美国、欧盟等主要成员国的经验看，随着WTO《农业协议》约束力的加强和市场化进程推进，农业保护和发展由价格支持转向收入支持、由间接补贴转向直接补贴政策的趋势更加明显，但价格支持这一保护手段并没有彻底取消，价格干预仍然是各国稳定农产品供给的财政支出政策手段。美国2002年新农业法中有关农业补贴方式主要采取“黄箱”措施，构建了以收入支持为目标、以价格支持为核心的农业补贴三大支柱，即贷款差价补贴、固定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欧盟2002年农业政策改革虽然降低了价格保护的水平，仍然保留原来的价格政策。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严重，面对我国小农生产和粮食市场发育不足的现实，考虑到我国粮食需求缺乏弹性的特点，财政农业支出政策设计上不能缺少价格保护这一职能，不能简单的以直接补贴代替保护价收购政策。保护价虽然属于黄箱政策，却能够直接、快速、明显地稳定农产品供给，通过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来稳定农产品供给，维护被保护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又能适当增加农民收入价格支持，目前我国黄箱政策的支持水平不足1%，远远低于8.5%的承诺空间。在出现粮食生产过剩时，粮食价格的下降便会抵消直接补贴带给农民收入增长的部分，调动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无法维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适当产量；尤其在受到财力制约而直接补贴不能进一步增加的条件下，其边际效应递减特征难以形成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现实做法是应借鉴国外的价格保护政策经验，并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建立重要农产品的保护性收购与直接收入支付相结合的农业补贴体系，发挥政策整体效能。调整保护价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和两种补贴的资金比例，既保护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又适当增加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申学锋.部分国家促进农民增收的财税政策与经验借鉴，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5，（26）.［2］周建华，胡跃红.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调整及启示，求索［J］.2006，（02）.［3］张正河.美国政府农业公共政策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3，（07）.文 章

来源莲山

如何学习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一） 第5篇

关键词：学习；公共支出；绩效评价

一、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含义与内容

1.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含义

公共支出是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能而支出的一切费用的总和，它直接反映政府的政策选择，同时也代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所形成的耗费。同税收一样，公共支出是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如果说前者是政府以恰当的方式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汲取足够的资源，那么后者则要求政府高效的对资源进行分配和运用。公共支出是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数额和范围反映政府介入经济生活的规模、深度以及公共财政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绩效评价源于企业管理，旨在通过对企业行为的合理性评价来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企业效益，它是绩效管理的核心环节。在政府管理中实施绩效评价，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指通过制定政府部门使用财政资金的绩效目标，设计出衡量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的指标和衡量标准，运用适当的方法，对目标的实现程度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评估、评价和报告。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公共支出绩效预算的基础，是政府公共支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对支出的成果进行考评，而且还对其管理效率、资金使用效益以及资源配置进行考评，并将部门预算和绩效挂钩，进而提高部门预算的编制水平和执行效益。

2.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内容

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是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三个基本内容。所谓“经济性”是指以最低费用取得一定质量的资源，在达到一定支出目标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支出最小化；所谓“效率性”是指财政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可用投入产出比来衡量；所谓“有效性”是指公共支出活动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预期目标。

最理想的公共支出运行结果应是在既经济、节约，又高效率的情况下实现预期的目标，也就是支出行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高度统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三者往往不能达成一致。例如，有时为了考虑有效性，实现财政的社会目标时，不得不牺牲一些财政行为的经济性、效率性。因此，要对财政收支活动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就不能片面地、孤立地分析其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要针对评价对象、评价目的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中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

二、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应把握的原则

1.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定量分析是指通过选择一系列的数量指标，按照统一的计算方法和标准，评定公共支出状况；定性分析是指评价者运用自身的经验、知识，参照有关标准，对评价对象作出主观判断。影响公共支出绩效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包括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等等。公共支出的执行结果也有两类，可以直接进行定量分析的（如经济效益）和不能进行定量分析而只能进行定性分析的（如社会效益）。此外，单纯采用定量分析或定性分析进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都会影响评价结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在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时，一定要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

2.全面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

公共支出内容繁多，涉及经济建设支出、财政支农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文化体育支出、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政府采购支出和政府运转支出等九大类领域，公共支出对象的广泛性、差异性，决定了其绩效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公共支出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必须全面权衡各种绩效表现。另外，由于不同的公共支出具有不同的功能，所追求的绩效也就相应地有所侧重，因此，在把握全面性的基础上，还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别公共支出所生产绩效的特殊性。

3.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在公共财政框架下，一方面，财政分配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公共性也是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为准确反映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也必须考核其经济效益。因此，为达到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效果的目的，就必须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4.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在公共支出过程中，有的支出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见效。而且，没有长期效益，短期效益也不牢靠。因此，注重长期效益的公共支出是值得提倡的，不能片面追求短期效益。这在生态环境绩效评价、教育支出绩效评价、农业支出绩效评价等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必须将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结合起来进行评价。

5.整体效益与局部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按照儒家文明的优秀传统，局部效益要服从于整体效益，在整体效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局部效益才可能达到最优。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也要坚持这一原则。例如，一个具有负外部性的项目支出，尽管它将对某个局部地区的发展有利，但实施该项目可能从总体上造成损失，对于整体效益将有所损害，那么这类支出就要慎重考虑。

6.事前评价、事中评价和事后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事前评价是绩效评价的关键环节，是决策的依据；事中评价主要起反映和监督作用，对项目实施的情况进行监控；而事后评价则主要起总结作用，对公共支出绩效较好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对绩效较差的进行总结和剖析，作为经验教训。实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应该将这三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

7.定期评价和经常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定期评价秉持了公共支出的阶段性特征，能够对公共支出的进展情况分阶段逐一评价，对支出绩效随时做出监控和权衡。而经常性评价则更加注重实效性，可以随时发现问题，随时纠正，能更好的保证财政资金的运行安全。

8.自我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政府财政公共支出的分析 第6篇

财政公共支出也叫财政支出, 是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能而支出的一切费用的总和, 公共支出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的政策性决定, 代表着资源的核算成本有多少, 消耗的公共资源量有多大。公共支出的最终目的就是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充分惠民、为民, 实现社会群体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依、支持“三农”和民生支出, 使财政分配实现“4E”目标, 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

2 财政公共支出的原则

以最低的税收成本向公民提供高质量高标准的社会公共服务, 这是全体公民的要求, 政府财政支出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效益性原则

财政公共支出虽然是国家行为, 但也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 利益最大化, 坚持成本和效益平衡原则, 例如雇佣一个保管员一个月需要1 500元, 如果不雇用保管员可能会丢失1 000元的东西, 从成本效益原则考虑完全没有必要雇佣一个保管员, 避免花很多的钱取得很小的成果, 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成本核算机构, 减少浪费社会公共资源, 避免影响开展正常的社会活动和和谐社会的进展。

2.2 多样性原则

“富者田连阡陌, 贫者亡立锥之地”这样的结果是政府支出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公共支出的公平性及多样性体现在如何普及穷人、女性、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 而不是服务于“特殊人群”, 公共支出是有责任约定的, 要率先保障对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安全、住房保障、“三农”支出的投入, 这样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优化市场环境和机制, 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

2.3 统筹兼顾原则

当今社会公民对政府资金的使用途径和使用结果越来越关注, 但因为受专业性所限制, 以及政府支出信息的不透明化和缺乏认真负责的传导媒介, 限制了广大民众的亲身参与和监督, 使普通老百姓很少有机会与政府之间就公共支出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 公民在给公共支出的结果做出评价的同时, 也在悄悄计算自己的税费交的值不值, 犹如去饭店消费, 不能天价吃白菜, 也不能花小钱吃山珍海味, 最终决定将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来源于双方的满意程度, 满意就是和谐社会, 不满意就会因为利益冲突造成社会混乱。

3 政府公共支出的管理措施及会计处理方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 加大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使用。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 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

政府绩效管理能够有效地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全过程进行追踪监测, 目前政府监管绩效使用的数据还不能够清晰明确地表述, 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单一账户体系还不完善。政府公共支出应重点加大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供给支出, 社会公益事业包括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是任何国家发展的基础。平衡经济建设的支出, 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支出力度, 能有效拉动内需, 迅速带动经济发展。公共基础设施要进行单独核算, 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透明度。公共基础设施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2013年财政部文件财库【2013】218号文件, 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通知, 其中提到财政部对《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财预字【1998】49号) 进行了修订, 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在新旧行政单位会计科目对比中, 尤其关注1802会计科目“公共基础设施”的增设, 在多年公共基础设施一直没有单独核算, 使其缺乏独立性, 此科目进行细分有效地防止了公共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的混淆。公共基础设施核算由单位直接负责维护管理、供社会公民使用的公众性公共基础设施资产, 包括城市交通设施、公共照明设施、环保设施、防灾设施、健身设施、广场及公共构筑等其他公共设施。与公共基础设施配套使用的修理设备、工具器具、车辆等动产, 作为管理公共基础设施的单位的固定资产核算, 不通过该科目核算, 此划分可以明确定哪部分内容属于公共基础设施、那部分属于基础设施, 一目了然。在以前的科目划分中, 在固定资产和固定基金中核算, 也不考虑折旧问题, 如今结合具体情况, 制定了适合公共基础设施核算的依据。公共基础设施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1) 公共基础设施在取得时, 应当按其成本入账。

自行建设的公共基础设施, 公共基础设施的各组成部分需要分别核算的, 分别核算有利于进行性价比比对, 按照各组成部分公共基础设施造价确定其成本, 没有组成部分公共基础设施造价的, 按照各组成部分公共基础设施同类或类似市场造价的比例对总造价进行分配, 参考市场同类价格, 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完工交付使用时, 按照其发生的确定的成本, 借记“公共基础设施”, 贷记“资产基金—公共基础设施”科目;同时, 借记“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贷记“在建工程”科目, 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的公共基础设施, 按照估计价值入账, 待确定实际成本后进行调整, 此核算有利于及时掌握公共基础设施的账面价值。

接受其他单位移交的公共基础设施, 其成本按照公共基础设施的原账面价值确认, 借记“公共基础设施”, 贷记“资产基金—公共基础设施”科目, 此科目核算有待进一步调整, 因为是新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2014年1月1日起实施, 不够完善, 应当接受移交时, 考虑原单位计提折旧, 按照公共基础设施的账面余额确认其价值。

(2) 公共基础设施的后续支出。

与公共基础设施有关的后续支出, 为增加公共基础设施使用效率和延长其使用寿命而发生的改建、扩建或大型修缮等后续支出, 应当计入公共基础设施成本, 通过“在建工程”科目核算, 完工交付使用时转入“公共基础设施”。

(3) 公共基础设施的处置。

行政单位管理的公共基础设施向其他单位移交、损毁、报废时, 应当按照规定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复进行账务处理:1) 经批准向其他单位移交公共基础设施时, 按照移交公共基础设施的原账面价值, 借记“资产基金—公共基础设施”科目, 按照已计提折旧, 借记“累计折旧”科目, 按照公共基础设施的账面余额, 贷记“公共基础设施”科目, 此会计处理与其他单位接收移交的公共基础设施相呼应。2) 报废毁损的公共基础设施, 转入待处理财产损益时, 按照待处理公共基础设施的账面价值, 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记计提的累计折旧, 借记“累计折旧”科目, 按照公共基础设施的账面余额, 贷记“公共基础设施”科目, 公共基础设施科目期末借方余额, 反映行政单位管理的基础设施的实际成本。

4 结语

财政公共支出的民众性必然会导致支出范围的多样性, 为了更好地更合理地使用公共资源, 必须加大监管力度, 因此需要增加会计科目来核算公共基础资源的支出, 建立一个独立的专业机构对政府公共支出做出评价和考核, 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增加透明度, 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路漫漫其修远兮, 政府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S].2013, 12:65-68.

[2]许安拓.调结构惠民生[J].2012, 12:93-97.

县级财政公共支出问题研究 第7篇

公共支出是指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所安排的支出。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国家职能的顺利履行以及发挥政府在经济中的相关作用。公共支出的财政来源主要为税收及相关财政收入, 所以公共支出在进行相关经济活动时需遵守“厉行节约、讲求效益、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 即在进行公共支出活动时, 既要节约人力、财力和物力, 又要使总体耗费与活动成果之间形成正比关系, 同时还需要全面衡量各方支出与自身财力之间的关系, 尽量做到保重点, 又能照顾一般。

公共支出按照其支出的性质可以分为:购买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主要是指政府为了进行相应的公共活动直接向市场提出购买要求, 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购买性支出所反映的资源和要素由政府直接配置与消耗, 体现了公共财政履行的稳定、公平与效率的三大职能。转移性支出则主要是指政府将钱款单方面转移给受领者的支出活动, 其主要由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支出等组成。转移性支出所提供的资金并不直接对市场提出购买要求, 而是将资金直接交给个人或企业, 由个人或企业自由支配这些资金。转移性支出也体现了公共财政履行稳定、效率和公平三大职能。

二、县级财政公共支出存在的问题

(一) 县级财政负担过重

县级财政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环境和行政级别等原因, 其财政收入无法与地市级或省会城市的收入数据相提并论。而目前, 大多数县级行政机构仍处于人员数量庞大, 机构臃肿等现状中, 使得财政供养的人员较多。在县级财政收入中, 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支付公职人员的基本工资, 从而使县级财政的负担过重。在有限的财政收入中, 用于其他公共支出项目的资金较少, 财政可支配资金有限, 进而影响了建设性公共支出效率。

(二) 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

县级财政公共支出中有一部分需要用于科教文卫农等公共活动建设。从部分县级支农支出的情况来看, 虽然有些县级支农支出达到了法定要求的数量, 但这些支出的大部分资金用在了农业主管部门的人员经费中, 而对农业科研经费、农业基础设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营运维护和建设资金却投入不足。这种不合理的公共支出结构, 使得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活动项目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影响了当地的政绩建设及公共活动的发展。

(三) 财政支出过软

县级财政支出过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预算约束过软。预算本是规范支出管理的基础手段, 但长期以来县级财政单位在预算管理方面执行不严, 让一些单位和部门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重支出、轻预算的问题, 在各项支出活动中不按规定严格执行预算和财政制度, 在实际工作中擅自扩大预算标准或增加预算外支出等, 然后采取追加预算和追加支出的方式, 对县级财政部门提出新要求。进而使县级财政部门疲于应付各方新增要求, 而无法将主要精力用于完善预算制度和加强预算管理等。第二, 预算金额难以落实。在县级财政预算管理中, 常出现预算安排不足或安排后不能落实的现象, 而对于不能落实的预算金额, 则采取逐年向后结转的方式, 进而造成公共支出增长“有名无实”。第三, 费用管理制度执行不严。近几年国家出台了“四项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各项支出做了严格的规定, 如福利支出、会议支出、水电费支出、电话费支出等, 但一些单位却不遵守规章制度, 造成财政公共支出有增无减。

(四) 财务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县级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多为非财务专业人才, 对财务管理、资本的有效利用、货币的时间价值、金融资产的管理等掌握较不熟练。加之事业单位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氛围, 致使许多财务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事务性工作及本职工作, 在面对财务工作时, 多为按部就班地执行上级命令, 缺乏对单位资本的有效管理及对金融资产的合理运营, 在公共支出项目中财务人员给单位决策者所提供的财务可行性报告中, 内容过于流于形式, 缺乏给项目信息、市场预测、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及投融资方式等的客观性认识, 使县级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在引进项目或进行投融资时, 易产生财务风险, 给县级财政造成严重负担。

三、县级财政公共支出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 规范政府部门间的职责与事权

对政府部门间的职责与事权的规范, 首先应明确县级各财政支出单位的实际需要, 再决定财政收入的具体分配。其次, 财政部门应充分认识各项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避免一味进行资金输出。比如对部分国企或事业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放弃补贴的政策;对部分公共服务可以采取对用户收费的方式;对使地方受益的一般性公共服务的资金可以采取地方税收的方式等。进而减轻财政负担。

(二) 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解决县级财政公共支出问题, 需提高县级财政的公共收入。因此需在改革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进行开源节流。改革财政体制需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第一, 建立县级税收体系。随着我国各项税收项目的调整, 主体税收增量缓慢, 需建立科学的县级税收增长机制, 以保障县级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运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报告提出, 今后, 将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要求, 逐步优化地方税制结构, 理顺税费关系, 强化税收征管, 建立健全地方税收体系。第二, 赋予县级适当的税收政策制定权。赋予地方开征新税种的权利, 让当地政府结合当地的经济情况和资源优势, 通过法定程序开征新税, 提高当地税收总量;明确国税与地税的征管范围, 降低稽查成本, 提高征管效率等。第三, 完善上下级转移支付制度。主要为确定适当的转移支付规模, 避免规模过小无法满足县级财政的公共支出需求, 而规模过大又可能会给县级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确定一般性补助与专项补助的合适比例, 以保障县级机关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转为限, 并更适当向贫困县级区倾斜;规范转移制度的分配方法, 采用实地调查和科学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对县级区的转移支付金额, 避免县级单位因主管因素或不严谨的预算方法产生讨价还价的现象。第四, 拓展税收之外的开源方式, 如增加地方债券的发行;引入社会资金建设公共项目;向社会或组织公益筹款;出售或转让国有资产等。

(三) 完善县级财政公共支出管理

在明确上下级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后, 还需完善县级财政公共支出管理工作, 才能有效地提高县级财政公共支出效率。完善县级财政公共支出管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 加强对县级机关事业单位财务人员专业素质的培训, 鼓励财务人员通过多元化培训方式提高自身的财务知识, 以便更好地胜任财务管理工作。第二, 严格执行《预算法》, 有效控制预算执行。第三, 加强公共支出的监督工作。只有加强监督措施及明确相关责任, 强化追究制度, 才能确保公共支出在预算总额内有效进行。对各单位和部门在公共支出方面超预算支出行为, 县级财政应严格根据制度采取“谁超额, 谁负责”的模式, 坚决追究超预算行为的责任及相关连带责任, 确保各项公共活动都保障在预算金额内进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县级财政公共支出是县级政府的一项日常工作, 但当前县级公共支出问题面临着强大的资金压力, 公共支出管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致使县级建设性公共支出效率较低, 不利于县级公共活动的建设及更好的为人民群众谋福祉。要解决县级财政公共支出问题, 必须从顶层设计出发, 明确县级财政的开源节流方式, 确保县级财政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以用以公共活动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宋超, 绍智,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问题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05 (01) .

[2]张立承, 县乡财政压力.2003.http://BBS.88e8.net.

[3]朱秋霞, 行政区域与地方财政体制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 (01) .

[4] (美) 哈维.S.罗森, 财政学.http://bbs.pinggu.org/thread-2180497-1-1.html

公共支出效率 第8篇

一、评价公共卫生财政支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一) 支出效率的理论分析

公共财政介入公共卫生领域的直接出发点在于解决资源配置在市场失灵下的效率问题。即政府作为公共卫生产品的提供者来解决由市场提供的不足问题。因而, 公共财政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支出效率至少包括了以下三方面涵义:

第一, 总体上政府的卫生支出应在一国卫生总支出占主导地位, 以确保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 又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提供和避免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deadweight loss) 。

如图1所示, 假设市场对医疗卫生服务产品的需求曲线为D, 在没有政府干预下, 市场对医疗卫生服务产品的供给曲线为Sm, 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产品的供给曲线为Sg。由于医疗卫生服务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 (或准公共性) , 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性等市场失灵问题, 使得同一价格之下, 政府的供给数量将高于市场的供给量, 即Sg将位于Sm的右方。从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理论来看, 图中阴影部分即是由市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产品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第二, 政府的卫生支出结构本身应达到有效的配置效率。政府卫生支出的投向应以投资公共产品、创造有利公共卫生条件和矫正外部效应等公共性更强、社会效应更大的公共卫生服务为主, 而不是其它市场本身能够解决的项目上 (如公费医疗) , 这样才能使有限的政府卫生支出达到最优的配置效率。

这可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和福利理论上得到说明。①如图2 所示。假设政府的卫生支出在公共卫生服务和非公共卫生服务 (以公费医疗为主) 中分配, 图中横纵轴分别代表公共卫生服务和非公共卫生服务的数量。PP线代表政府的卫生支出在两种服务的生产中所能达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 U代表社会无差异曲线 (social indifferent curve) 。因而, 在PP线上所有可能的生产组合中, 只有PP线与U线 (U2) 的切点E处才是政府卫生支出在公共卫生服务和非公共卫生服务之间最有效的配置效率。对非公共卫生服务的过多投入 (如图中的F点) 只会带来效率的缺失和社会福利的降低。

第三,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支出结构本身也应达到有效的配置效率。即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投向应以公共性更强、社会效益更大的防治防疫事业和妇幼保健事业为主, 适当减少医疗机构补贴的数额。经济学上的理由同上。

(二) 公平效应的理论分析

经济学家对公平的定义是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的。在一般意义上可将公平区分为两种原则, 即:机会均等 (process equity) 和结果平等 (outcome equity) 。另WHO和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SIDA) 认为, 公平性指生存机会的分配应以需要为导向, 而不是取决于社会特权。②这两种公平观反映到公共卫生财政支出领域, 就要求全体社会成员获取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数量和质量具有均等性。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 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不管是高收入人群还是低收入人群, 人人都能均等地享受基本医疗保健和卫生服务, 而不取决于其支付能力。

二、我国公共卫生财政支出状况的实证分析

按照WHO提供的指标体系, 卫生总费用分为公共卫生支出和私人卫生支出。公共卫生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卫生支出、政府卫生支出和外援卫生支出。在我国, 卫生总费用包括政府预算卫生支出, 社会卫生支出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公费医疗经费。③其中,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又以卫生事业费为主。本文所指的我国公共卫生财政支出即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的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是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用于公共预防、医疗、保健等服务的经费。

(一) 公共卫生支出的效率检验

1.总体上看, 政府卫生总投入不足。医疗卫生服务得不到有效的提供, 存在效率扭曲和社会福利净损失。 1978-2004年,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从35.44亿元增长到1293.58亿元, 增长接近36.5倍。④但是,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32.16%下降为2004年的17.04%, 社会卫生支出所占比重从47.41%下降到17.04%, 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由20.34%上升到53.64%。同时, 虽然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3.04%上升到2004年的5.55%,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却从0.97%下降到0.81%。⑤我国卫生总费用筹资结构的这种变化情况直接反映了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我国居民开始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卫生费用支出比例不断减少, 而居民个人医疗负担不断加重。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网站。

2.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投向存在资源配置错位问题, 没能使有限的政府投入达到最优配置效率, 社会总福利存在改进的可能。 从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上看,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所占比重逐渐减少, 而公费医疗开支则在逐渐增加, 从1978的14.4%上升到2004年的25.01% (其中, 在1996-2002年间, 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30%左右) , 也就是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有将近25%到30%被公费医疗花掉。公费医疗费用的增加意味着政府有限的卫生支出中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对一小部分人的临床服务上, 而使全民受益的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则相对减少, 这种支出状况大大扭曲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通过重新分配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公费医疗经费可以增进社会总福利。

3.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投入方向同样存在资源配置错位问题。从卫生事业费⑥的分配情况来看, 具有很强公共性和社会效益性的防疫费和妇幼保健费投入不足, 而对医疗机构补贴比例过高。另外, 据统计, 2000年国家卫生事业费中防治防疫事业费和妇幼保健经费总共只占18.8 % , 比医院经费低25.9%个百分点。⑦

(二) 公共卫生支出的公平问题

1.地区差距。

在我国, 由于缺乏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各省政府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就取决于本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越强、人均GDP越高的省份, 居民获得卫生公共服务的水平越高。由此导致了我国地区间卫生支出的不公平性。

我们可以从人民健康水平、财政能力、卫生健康投入和卫生服务可及性⑧等四方面看地区间的差别。有关数据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人民健康水平越低 (死亡率越高, 平均预期寿命越低) , 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 其医疗保健支出也相应越少, 所拥有的卫生服务可及性也越低。说明我国地区间卫生支出差距显著, 且与其健康水平的要求不相对应, 不公平性较为明显。

2.城乡差距。

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 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城市经济, 导致财政支出、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 (包括卫生) 的支出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

首先从卫生健康投入方面看, 城市和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绝对差距自1990年以来不断增大, 由1990年相差120元增加到2004年的960.3元, ⑨并成不断上升趋势。其次, 从人民健康水平、财政能力、卫生健康投入和卫生服务可及性等四方面来衡量, 2004年, 农村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均是城填的近2.4倍, 而农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却仅是城镇的1/4, 在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 城填是农村的近4.4倍。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网站和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并经计算得到注: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是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按市县区分的卫生机构床位数和卫生技术人员”的数据计算得到。

3.阶层差距。

从不同的收入阶层来考察, 这种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差距也较为明显。根据卫生部有关城市和农村不同收入组的平均收入、平均消费支出及其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方面的调查显示, ⑩在城市地区, 收入在1000元以下人群是严重收不抵支;收入在1000-2000元的人群是收入略低于支出;收入在2000元以上人群基本上都是收大于支。进一步考察医疗保健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我们发现, 收入越低的群体, 这个比重越高。在农村, 年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人群严重收不抵支, 收入在500-1000元收入组人群收入略低于支, 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人群收大于支。同城市一样, 农村居民中收入越低的群体, 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越高。按收入五等份分城乡居民家庭基本情况来考察, 也说明了这种阶层的差距, 城市地区, 高收入户的平均每人医疗保健支出是低收入户的4.2倍;农村地区, 这一比例也达到2.87倍。 (11)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导致其公共卫生支出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我国在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提高医疗救治水平, 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公共卫生支出政策的转变是不完整的。通过本文上述的分析, 可以得出政策的缺陷具体表现在:支出政策在宏观经济层面的效率问题;财政支出在地区、城乡、阶层分配的公平问题, 以及支出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作用与影响问题。

为了深化改革以完善我国公共卫生支出政策及其政策效应,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公共卫生支出。细化预算内容, 具体到项目和下属单位, 改变目前资金切块到部门自行分配使用的状况。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 对现行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削减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投入, 增加公共卫生等社会性支出。财政支出的重点对象包括:各级疾病控制中心、妇幼保健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农村公办乡 (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等。确保政府卫生支出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

2.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 使各级政府的卫生支出职责与其财政资源相匹配。中央政府的职责是提高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 通过完善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缩小各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差异。地方政府的职责是提高地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充分利用财政分权的优势, 研究设立适合地方特色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

3.建立全民医保体系。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其成员国都要为国民建立全面的医保体系。根据“蓄水升位, 平稳过渡”, 我国应逐步建立一个医疗保障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商业保险和医疗救助相结合的, “低水平、广覆盖”的复合型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制度。

4.通过在卫生领域建立更加明晰的绩效考核来增加地方政府的可问责性和责任感。这些标准中不仅应该包括总量目标, 对于省级政府, 还应包括对其管辖的市、县等基层政府统一的绩效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1].龚向光.从公共卫生内涵看我国公共卫生走向[J].卫生经济研究, 2003 (9)

[2].孟庆跃.公共政策、公共财政和公共卫生:“非典”防治策略对公共卫生体系改革与发展的启示.中国卫生经济, 2003 (7)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绩效分析 第9篇

关键词：公共卫生支出,资源配置,效率

1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现状分析

1.1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总量分析

1990年到2012年, 我国的卫生支出费用在不断提高, 卫生总费用从1990年的747.4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24692.24亿元, 年均增长17.2%, 人均卫生费用从1990年的65.4元增加到2012年的1703.5元, 年均增长16%, 但是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增长极为缓慢, 从1990年的4%缓慢上升到2012年的5.1%, 仅上升了1.1个百分点。中国公共卫生支出总量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2012年, 发达国家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9.68%, 世界平均水平为7.82%, 中国仅为5.21%;发达国家的人均卫生费用为4311.22美元, 世界平均水平为995.26美元, 而中国仅为146美元,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7%, 发达国家的3.4%。总的来说, 我国的公共卫生支出虽然不断上升, 但总量上呈现出严重不足的情况。

1.2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结构分析

我国的公共卫生支出分为政府支出、社会支出、个人卫生支出三大部分。从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经费构成来看, 这三大部分支出的配置也出现了非均衡状态。1990年-2012年, 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支出比重都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 这两个指标分别从1990年的25.1%、39.2%分别下降至2002年的15.7%和2001年的24.1%的最低点, 随后又不断上升至2012年的30.9%和37.6%。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从1990年的35.7%上升至2001年的60%, 后又不断下降至2012年的31.8%。我国的个人卫生费用支出所占比重自2001年以来呈不断下滑, 说明居民的负担相对减轻, 但是到2012年为止, 个人卫生支出所占比重仍高于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重, 说明我国卫生筹资结构仍存在不合理性。

2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效率分析

2.1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宏观绩效分析

这里的公共卫生支出效率指的是现有的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 通过卫生资源的合理利用, 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

(1) 整体财力不足。

前面分析, 虽然我国的公共卫生支出额不断增加, 但是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很大, 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1978-2012年, 我国的卫生事业费不断上升, 从1978年的21.8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2235.78亿元, 但是卫生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在1%-3%之间波动, 而占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61.4%不断下降到2012年的26.1%。人均卫生事业费年均增长14.6%, 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5.1%, 人均卫生事业费支出增长速度低于同期财政支出增长速度, 卫生事业费投入严重不足。我国人口众多, 公共卫生支出少, 自然也会影响医疗卫生项目效率的提高。

(2) 投入主体失衡。

前面分析, 我国的公共卫生支出投入的总体是政府、社会和个人。长期以来这三者之间的负担比例并不协调, 个人投入比重过大, 政府和社会投入比重较小, 这种情况明显加重了居民个人, 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负担, 增加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我国的财政卫生支出增长长期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 公共支出总量不足和投入主体结构失衡导致了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使用效率低下, 也带来了医疗卫生支援分配不合理等诸多问题。

2.2 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效率分析

1995-2012年, 我国的医疗卫生机构数基本上在100万个左右浮动, 没有大的变化。1995年-2007年八年的时间, 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医疗卫生机构床位、病床使用率没有大的变化。这段时期, 我国卫生技术人员仅增加了65.6万人, 年均增长1.2%, 医疗卫生床位数增加56万张, 年均增长1.4%,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加0.48张, 病床使用率从1995年的66.9%上升到2007年的78.2%, 八年时间仅上升了11.3个百分点, 较低的病床使用率和较高的人均医疗费用形成了强烈对比, 2007年以后这三个指标有加速增长趋势, 2007年-2012年, 卫生技术人员年均增长6.3%;医疗卫生床位数年均增长9.1%,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增加1.4张, 病床使用率增加了12.8个百分点。说明2007年以后我国对卫生资源的投入有了较大提高, 但是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实际需要。这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极不相称。

2.3 公共卫生支出配置效率分析

(1) 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配置。

我国城乡之间的公共卫生支出也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均现象。从绝对值来看, 城市卫生费用比农村高得多,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差距越来越大, 主要是城市卫生费用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农村, 1990年-2012年, 城市卫生费用从1990年的396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1906.84亿元, 年均增长20%, 农村卫生费用从1990年的351.3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6903.92亿元, 年均增长14.5%, 城乡卫生总费用之比从1990年的1.13不断上升至2012年的3.17。由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较大, 农村人均卫生费用远远小于城市人均卫生费用, 1990年-2007年, 城乡人均费用之比变化不大, 在4.3-3之间波动, 2007年以后, 有不断缩小趋势, 2007年城乡人均费用之比为4.23, 2012年缩小到2.82。

虽然从2007年开始, 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卫生费用的差距有减小的趋势, 但是卫生总费用分配不均的现象仍然存在。正是由于政府财政性卫生投入向城市倾斜, 以及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助支出不断下降, 农村基层医疗服务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 导致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形成较大差异。

(2) 公共卫生支出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配置。

把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东、中、西三个区域。从我国资源的地区分布来看, 东、中、西部的卫生资源配置也很不合理, 东部所占有的卫生机构数、床位数和技术人员数最高, 西部最低。经济发达地区占用的卫生资源明显优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见表1) 。地区间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性决定了地区间人均享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严重的不均等。

1.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从上述分析中就可以看出, 我国在公共卫生支出在不同的分类上, 不仅经费的提供上有很大差异, 而且在使用效果及效率上也有很大的差距, 由此造成了有限资源的闲置浪费。

3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缺乏效率的原因分析

3.1 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导致卫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20世纪80年代初,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我国卫生事业费从主要由国家承担改为主要由地方政府自行负担。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 我国财政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也先后启动, 这些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是, 卫生资源的配置出现了高度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倾向。伴随着这一过程, 政府卫生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长期保持在很低水平, 并且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下降, 同时, 社会卫生资源投入也在下降。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和社会卫生投入所占比重偏低, 意味着卫生费用多由个人直接负担。在“二元”经济体制下, 卫生资源配置“重城轻乡”的政策导致城乡医疗服务体系非均等化发展, 产生了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导致医疗服务可及性不平等。

3.2 公共卫生支出的结构不合理

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总体使用结构、地区分配结构以及城乡分配结构均不不合理。突出的表现就是人均卫生资源较少, 卫生资源的缓慢增加难以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需要, 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卫生资源丰富, 而农村和落后地区卫生资源短缺。2012年, 财政开支的公共卫生费用在城市的是76%, 而用在农村的仅有24%。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一方面卫生资源短缺, 另一方面却存在大量的浪费, 整体卫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3.3 预算体制的缺陷降低了公共卫生支出的效率

我国预算编制只考虑预算内的收支情况, 基本上不考虑部门预算外资金和政府性资金。这种“割裂式的预算编制导致卫生部门进行资金分配时很难做到全盘考虑, 由于我国一直实行基数预算, 公共卫生事业费的拨款以各种公共卫生投入的规模定拨款基数, 各种卫生机构不得不想办法通过增加人员、病床等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 这种结果一方面造成公共卫生总体资源不足, 一方面卫生机构的大量资源闲置浪费, 卫生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降低了公共卫生支出的提供效率。

4 建议

4.1 加大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

公共医疗卫生产品的供给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在政府、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公共卫生投入主体中, 政府财政应成为最为主要的投入者。这就要求政府增加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以及公共卫生支出在财政性支出中的比重。与此同时, 政府应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 加大药品价格管理机制, 减轻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不同地区的医疗卫生的供给水平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其标准是既保证人们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又不致过度消费有限的资源。

4.2 提高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要提高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从根本上来说, 必须建立和完善不同区域的医疗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改变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弱势地位, 进一步缩小不同区域间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差别;适当提高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卫生技术人员待遇, 吸引人才到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工作, 加强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现有卫生人员的培训, 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 改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4.3 将有限资金投入成本收益较高的项目

在今后我国公共医疗卫生领域内, 应适时调整公共卫生的财政支出结构, 在成本收益较高的疾病预防事业加大投入。一些纯粹的公共卫生项目应由差额预算拨款逐渐地恢复全额预算拨款, 提高财政公共卫生支出中预防保健支出的比例, 合理进行预防工作管理。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技术条件下, 公共医疗卫生要优先解决公共卫生服务和最基本的常见病与多发病诊疗, 随着今后经济和财政能力的提高再逐步扩大保障内容。

参考文献

[1]刘叔申.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绩效评价[J].财贸经济, 2007, (6) :69-75.

[2]刘勇政, 张坤.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J].北京经济, 2007, (12) :9-10.

[3]刘洋.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公平性研究[J].经济与法, 2013, (8) :64-65.

[4]杨玲.我国公共卫生支出问题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0:85.

5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支出情况 第10篇

5月份，全国公共财政支出10266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101亿元，增长12%。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2144亿元，同比增长25.6%；地方财政支出8122亿元，同比增长8.9%。

1—5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支出4661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442亿元，增长13.2%。其中，中央财政本级支出7776亿元，同比增长11.3%；地方财政支出38834亿元，同比增长13.6%。

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保障。1—5月累计，教育支出6787亿元，同比增长11.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652亿元，同比增长16.4%；医疗卫生支出2956亿元，同比增长25.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450亿元，同比增长19%；住房保障支出1083亿元，同比增长8.6%；农林水事务支出4002亿元，同比增长13.1%；城乡社区事务支出3706亿元，同比增长18%；节能环保支出821亿元，同比增长24.9%。

5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749亿元，增长6.2%

5月份，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749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744亿元，增长6.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7170亿元，同比增长2.6%；地方财政收入（本级）5579亿元，同比增长11.3%。本月中央财政收入由前两个月同比下降转为小幅增长。

5月份主要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1.国内增值税2250亿元，同比增长5%。

2.国内消费税629亿元，同比增长4.9%。

3.营业税1152亿元，同比增长13.8%。主要是上个月房地产市场成交额大幅增加带动房地产营业税相应增长。

4.企业所得税458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银行业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2%，工业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9.6%。

5.个人所得税503亿元，同比增长14.5%。

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241亿元，同比下降2.3%；关税233亿元，同比下降4.4%。主要受一般贸易进口增幅较低的影响。

7.出口退税912亿元，同比少退60亿元，下降6.2%。

8.车辆购置税229亿元，同比增长15.7%。

9.地方其他税种情况：受上个月房地产市场成交额大幅增加带动，契税315亿元、同比增长40%，土地增值税276亿元、同比增长27.4%。

10.非税收入1338亿元，同比下降8.9%。其中，中央非税收入200亿元，下降49.9%，主要是清缴石油特别收益金收入减少；地方非税收入1138亿元，增长6.4%。

1—5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收入5621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459亿元，增长6.6%，增幅同比回落6.1个百分点。其中，中央财政收入27134亿元，同比增长0.1%；地方财政收入（本级）29080亿元，同比增长13.4%。财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48979亿元，同比增长6.9%，增幅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

1—5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增幅低，主要是受经济增长趋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下降，实施结构性减税，一般贸易进口增幅低以及去年同期清缴入库2011年末部分收入、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主要是前4个月房地产市场成交额大幅增加，相关地方税收相应增加。初步分析，随着中央财政收入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逐渐减弱，后几个月中央收入增幅将有所回升，但制约财政收入增长的因素仍然较多，特别是今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扩大到全国将使结构性减税力度加大，预计全年中央财政收入增幅有可能低于预算目标（中央收入预算增长7%）。要继续坚持依法征管、应收尽收，同时坚决遏制收取“过头税（费）”等行为。

公共支出效率 第11篇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支出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我国的经济实力得以巨大的提高, 但是也带来了许多严峻的挑战和问题, 其中尤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问题最为突出, 其本质是国富与民生关系的失衡。而导致这种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责任的相应缺失, 是民生相关的政府社会性公共支出的不足。[1]

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转型时期, 社会公众对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需求也开始全面快速增加, 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总量短缺与结构失衡, 与公众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形成日益突出的阶段性矛盾, 这种矛盾已经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有损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也会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是在增长和公平之间寻找均衡点, 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群体间的收入、贫富差距等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之内, 使不同社会阶层能够基本均衡受益, 确保全体人民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以此保障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2]

二、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原因分析

一般说来, 一个地区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受到地区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前基本公共服务既面临着历史形成的服务差距, 又面临着制度和体制缺陷存在的改善障碍。

1.历史性的区域差异

从地域角度看, 我国的地理差异性较大, 各地区所占的资源禀赋优势不同, 发展的起点不同, 使得地区之间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当大, 这些直接影响着各地区的财政收入能力和支出水平, 造成各地区之间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差距较大。同时, 主要由所有制结构差异、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差异等制度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区域间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统计结果显示, 在2009年, 西部12个省市土地面积占全国的71.5%, 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7.9%, 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8.3%, 仅为东部发达地区的34.1%。西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8.6%,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 仅为东部地区的32.2%。另一方面, 西部地区财政收支不合理, 用于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的支出仅占20%左右。西部地区仅用占全国不到19%的社会资源, 要解决占全国28%左右人口的社会发展问题, 再加上西部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成本高、难度大。[3]

2.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体制约束

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状况中, 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差距过大的状况尤为严重, 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造成的。城乡分治的体制使得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在经济收入分配、社会地位与福利享受方面差异显著, 集中体现在经济收益上“付出”与 “得益”上的不均等。

农村经济收益上的“付出”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计划经济发展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二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价格“剪刀差”。依据相关统计, 通过税收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从建国初始到20世纪末, 在工业化和城市发展中我国农民为国家提供的资金积累 (即农村资金净流出) 达2万多亿元。[4]而近20年内, 国家利用垄断一级市场的制度和征地廉价剪刀差, 向农民征用土地约1亿亩, 总共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资产达2万亿元以上。主要用于城市建设扩张上, 但对农村经济则是极大的损失。[5]与经济收益上的大规模“付出”相比, 农村居民在社会地位、身份上与城市居民存在极大的差异。自户籍分制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开始, 城乡二元体制形成, 城市与农村居民在福利享受上的权利是不平等的, 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在某种意义上, 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城市户籍的居民在子女上学、养老、社会福利、收入与就业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农村户籍的农民即使能进城打工, 也受到一系列不同程度的限制和歧视。农村基本公共产品投入长期短缺, 供给严重不足, 由此导致农民陷入上学难、就医难、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通讯难等困境之中。在社会福利享受方面, 由于我国大多实行的是就业单位福利制, 因而乡村居民的财政性福利更是严重不足, 几乎可以少到忽略不计程度。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从城乡收入水平、消费支出、消费水平这3个衡量城乡差距的指标进行统计对比发现, 从1990～2009年城乡差距程度已越过了改革初始水平, 1990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的1.53倍, 到了2009年增长到2.65倍, 同期城镇居民支出与农村居民从1.41倍拉大到1.93倍, 显示出城乡收支差距越拉越大。而这仅是在显性的收入支出方面的差距, 如果再加上城乡间各种福利及附加福利等方面, 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3.政府间公共支出责任的不对称与不显著的转移支付效应

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涉及到政府间收支权责的划分与配置, 我国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划分不够规范。体现在事权上从中央向地方政府甚至基层政府层层下移过程中, 越往下事权弹性越小, 刚性越强, 需要支出的基数增大、增长加快。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区域内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等多种地方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需要由县、乡两级政府提供, 但是相反地财权财力却向上层层相对集中。这种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财政分权体制造成地方政府间财政级次过多, 导致省以下基层财政困难加剧。据200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 我国部分地区的经费78%是由乡镇负担, 9%左右是由县级财政负担, 省级负担11%, 中央财政仅负担约2%。自2006年义务教育改革后, 中央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但县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负担比例仍很大。同样的情形存在于卫生支出中, 2003年我国县级卫生支出占全部卫生支出的比例平均在40%～50%左右, 市级在30%左右, 省级政府财政支出占大致15%左右, 可见卫生支出责任的重点也不在省本级政府。[6]所以省以下基层政府普遍压力过大, 财政困难重重。

同时, 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不显著。转移支付的几种形式中, 税收返还的效应分析大部分文献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即其基本不能带来均等化效应, 有些年份反倒扩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异。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其他一些因素法的财力性转移支付, 如增加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都具有较好的均等化效应, 只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较为有限;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较高, 但均等化效应一般, 无法实现均等化地方政府间财力分配的作用。

4.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不完善

在我国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 并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标准的政治体制下, 公共支出分权导致的一个结果是, 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建设支出和除文教科卫之外的其他部门事业费的支出, 而最能反映一个地区居民需求的科教文卫等基本公共服务类支出则无疑被忽视, 甚至被其他支出所挤占。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 这种竞争和财政分权制度结合在一起, 共同对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大多研究分析指出1994年分税制以后,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不论是经济较发达地区, 还是资源禀赋经济较差地区, 都普遍面临财政集权改革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必须在相比于以前更严格预算约束和强制性财政支出责任下, 努力组织创造收入。因此, 不论地方政府官员是理性反应, 还是主动迎合, 结果常常是, 地方官员总是倾向于用有限的公共支出获得GDP的最大增长, 因此出现了公共支出中尤其有关社会性公共支出始终要让位于经济建设性质的支出状况, 从而相对降低了民生财政方面支出的比重。[7]

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支出改革

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责任主体是政府, 从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的角度讲, 公共支出是政府职能的具体体现。同时, 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也能在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缩小经济差距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1.改革公共支出结构——增加社会性民生类支出的比重

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公共服务供给规模不足。一方面是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总体职能缺位, 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更多的交给了社会和居民承担;另一方面是政府在财政分权结构中的职能错位。中央政府将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职责较大一部分交给省级以及省以下的县、乡镇负担, 而后者的财力状况又无力按社会成员需求数量承担相关基本公共服务。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首先要进一步强调政府的主要职责, 必须强调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职责, 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作用。其次, 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共支出投入。在中国当前状况下, 只有先保证“数量”, 才可能去考虑提高“质量”。我国在2008年、2009年科教文卫4项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98%、5.0%, 只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2004年单项公共教育或医疗卫生的支出比重。相对比可见, 我国在民生领域的投入与其他国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 有必要从制度上建立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要明确教育、卫生和社保等方面的核心财政投入指标数, 以确保这一类财政投入的到位。

2.改革公共支出决策机制——进行民主的财政决策

公共财政决策制度不完善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制度原因。公共财政运行机制要求财政必须是民主的、法治的和公平的, 财政资金的安排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其中最关键的是公共预算制度和监督机制。具体到政府的公共收支计划应该征求民众的意见, 制定科学、规范、完整的预算编制办法, 实施部门预算, 并细化预算。同时, 要求人大代表能够实质性地审查、批准并公开预算, 达到政府和民众共同管理政府财政资金的目的;在民主监督机制上, 在加强部门内部的监督管理基础以外, 要充分发挥外部监督作用, 要求广大群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相关监督。除此之外, 人大的审查批准也不能仅仅流于形式, 要切实提高人大审核批准人员的专业素质并应该延长预算审查批准的时间。要建立起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需求表达机制, 改革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较强行政指令性和主观性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过程, 真正使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相符。这既节约了有限的公共资源, 又能有效地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3.改革政府间公共支出责任的划分——明晰政府间的财力与事权

从我国目前各种外部条件和环境看, 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 大规模调整财力配置的时机不成熟。所以, 当前应在政府间收入划分框架总体稳定的前提下, 采取以调整政府间支出责任为主, 调整财力配置为辅的思路是比较稳妥的。

5.改革地方公共支出激励——健全公共服务标准的考核体系

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所在, 应该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问责制。要尽快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从“以经济总量为导向”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转变, 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现优化配置,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三、结论与建议

在我国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虽然我国已具备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要条件, 但是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形成的原因复杂, 公共支出改革的涉及面广, 加之现行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这决定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将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 也是综合立体的改革。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既要考虑到公平因素, 也要对效率进行合理关注。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单纯是一个财政均等化问题, 虽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但这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是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进行包括公共财政制度在内的相关制度建设。在改革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策的同时, 还应注意其他相关的配套改革。包括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推进、改革完善城乡人口户籍管理制度、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参与机制建立与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等。

参考文献

(1) 张平, 刘霞辉, 张晓晶等.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J].经济研究, 2006, (10) .

(2) 田发, 周琛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个财政体制变迁的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 2010, (02) .

(3) 呼世忠.实现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以财政体制为分析视角[J].前沿, 2009, (01) .

(4) 赵伟.中国的城乡差距:原因反思与政策调整[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12) .

(5) 刘田.想想农民利益——关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历史思考[J].中国土地, 2001, (09) .

(6) 2008年中国财政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7) 王伟同.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财贸经济, 2009, (02) .

(8) 周黎安, 李宏彬, 陈烨.相对绩效考核:关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一项经验研究[J].经济学报, 2005,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