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内容范文

出版内容范文（精选9篇）

出版内容 第1篇

1 从数字出版的定义出发

2007年,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给出了数字出版的定义:“只要使用二进制技术手段对出版的整个环节进行了操作, 都是数字出版。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 一是二进制的技术, 二是出版活动, 而非出版介质。”由此可知, 数字出版本质是出版, 它与传统出版的基本功能是统一的。传统出版的基本功能不是出售纸张而是提供内容。数字出版时代, 无论出版形态怎样改变, 出版的本质不变, 出版的功能也不变。因此不管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 仍然是“内容为王”。

2 数字出版整个产业链围绕“内容”运转

数字出版, 是一个包含了内容生产者、内容出版者、技术支持商、阅读设备提供商、内容销售商、内容消费者六个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里, 作者、出版社、渠道运营商、终端设备厂商和技术服务商等各参与方都在创作价值, 都有表现机会。但不管怎么表现, 都是围绕“内容”在转, 都在做一个工作:将“内容”呈现给读者。

3 从出版与技术的关系来看

出版人不是出版技术创新的主体。数字出版顶多是技术的应用者, 而且是迟钝的技术应用者。

迄今为止, 人类出版技术最伟大的四项创新, 无论是造纸术还是活字印刷术, 不管是桌面排版技术还是网络技术, 它们给出版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但主导技术和市场的却都不是圈内人。

即使作为技术的使用者, 出版业也不是最敏感的。在传媒业中, 广播电视的技术依赖度最高, 出版业可能是最低的。

每次有新的技术和媒体形态出现, 都有人喊新媒体取代图书, 但结果发现它们与书都是互补性, 而不是替代性的。

数字出版离不开技术的支持, 数字出版技术一直引领着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但在文化产业特别是出版业依旧是内容说了算。数字出版“其实质是出版, 表现形式是数字, 手段是技术”。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出版业“内容为王”的事实和商业模式。

4 阅读习惯没有偏离阅读实质

随着时代的进步, 数字技术的发展, 人们的阅读方式确实发生了全面变化。生活节奏加快, 阅读时间往往分散, 人群的移动性越来越强, 信息获取、阅读方式需要有更便捷的手段。数字媒介因为携带便捷、开放性强及互动性等特点而备受欢迎。

数字出版时代, 通过手机、互联网、手持阅读器、纸质图书等各种方式, 将各种不同形式的内容展现出来, 以此满足不同条件下的读者需求。但作为读者更加注重的是内容, 阅读终端并不是消费者关注的主要焦点。

九月网对电子书用户的消费行为做了一个调查, 也证实了这一点:电子书的用户习惯其实并没有偏离阅读实质, 内容才是消费者决定阅读的关键。

5 多方参与整合内容资源

数字出版蛋糕诱人, 引来各路豪杰角逐。

中国电信2011年9月推出的天翼阅读平台, 将整合的目标延伸至内容资源领域。电信运营商丰富的资金支持以及庞大的用户群基础, 使其在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整合上具备天然便利;

日前, 盛大文学运营平台云中书城正式独立, 目标瞄准传统出版社手中的阅读资源;

中文在线目前已与国内400多家出版机构、2000多名作家签约, 把每年纸质图书市场的30%~50%, 大众纸质图书的40%, 都纳入旗下进行数字化发布;

方正阿帕比公司与国内90%出版社建立业务往来;

国内电子商务企业也纷纷卡位数字阅读市场。2011年12月, 当当网电子书频道“数字书刊”上线公测, 扩容10万种电子书。作为其缠斗多年的竞争对手, 雄心勃勃的京东商城也正式上线电子书刊平台, 推出的电子图书、数字期刊和多媒体电子书约达30万种。此番京东和当当转以“做内容”出击, 看重的是美好前景——做中国的亚马逊。

国内出版业内各类企业渐渐意识到:如果缺乏优质内容的支撑, 数字出版将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乃至日渐凋零。于是他们不约而同, 希望凭借内容优势在数字出版的产业链条上抢得先机。

6 数字出版必将走向内容推动的发展阶段

“短期看终端、中期看平台、长期看内容”是业内人士勾勒的数字出版发展路线图, 现阶段国内数字出版正处于由终端推动过渡到平台推动的阶段, 但必将走向内容推动阶段。

2010年~2011年, 电子书竞争集中在硬件领域, 从IT企业汉王、盛大到各出版社, 争相推出电子阅读器, 可惜市场反响平平。电子书厂商开始调整电子书阅读器战略:

方正已彻底放弃阅读器硬件业务, 仅保留文房客户端等相关软件的研发;

爱国者电子此前力推的百看阅读器正在进行库存清理;

汉王科技作为终端制造商除了掌握核心技术, 也开始效仿苹果公司的内容经营模式, 成功推出汉王书城。汉王书城与300多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拥有版权图书15万册, 全国各地报纸100多种, 各类期刊300多种。汉王以大量上游合作资源作为基础, 着力建设网络资源下载平台, 以“打造最大的图书、动漫、音乐、期刊、报纸的网上商场”为目标, 成为整合传统出版资源的有效方式。

终端的普及正在使产业链上下游随之变化, 已经从开始单一的硬件竞争, 上升到了资源的比拼、平台的竞争。当然在任何一个阶段, 终端、平台和内容都不能孤立与分开, 必须协调发展。每个阶段更关键的是如何激活用户对于内容的需求, 缺乏内容的支持, 产业发展就会受到制约。这从汉王等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可见一二。

总之, 数字出版未来比拼的是整体的服务能力, 哪个平台上有最好的、最多的内容, 并为用户提供最好的体验, 谁就会成为最大的赢家。数字出版产业的迅猛发展对内容创作和生产提出来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内容对于产业的意义将会日益突出。

摘要：本文从数字出版的定义、产业链、出版与技术的关系、阅读习惯、多方参与整合内容资源、数字出版发展阶段六个角度浅析了数字出版:“内容为王”的客观性。

网络自出版内容质量现状及对策 第2篇

一、网络自出版内容质量的问题

1.语言文字粗制滥造

网络自出版作品语言文字的组织形式往往崇尚平白直叙，不喜过分雕琢，不像传统出版那样注重反复推敲表达，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字粗制滥造的问题。个别作者甚至还借助所谓“网文写作软件”自动编写内容，这样生产出的作品，其文字质量可想而知。

网络自出版语言文字同样需要正确、精准、符合逻辑。语言文字的质量仍然是衡量自出版内容质量的重要尺度，不能让读者形成网络自出版作品的语言文字差错就该比纸质图书多的认知。网络自出版亦应重视作品的规范性，做到表文达意，力争行文流畅，不可忽视细节问题。

2.内容的科学性不足，漏洞频出

网络自出版的准入门槛低，作者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参差不齐，内容的科学性往往不被重视。有的作者因为自身知识储备不足以支撑所写的宏大题材，或是创作态度有失严谨，导致生搬硬套典故、时间线颠倒、篡改史实、模仿甚至抄袭行为时有发生，漏洞频出。由于大量的模仿甚至抄袭行为的存在，原创内容的发展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市场上充斥的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模仿产品和抄袭产品使用户感觉毫无新意，长此以往容易造成审美疲劳，最终影响的是整个出版市场。

目前，相当一部分读者已默认了网络自出版内容科学性不严谨的现状，对有违科学性的内容已经见怪不怪。内容的科学性同样是网络自出版的基本要求。网络自出版作品内容应尽量做到科学、准确，作者应本着对读者负责的严谨态度创作。

3.内容的价值导向常偏离主流价值

网络自出版赋予了作者空前的创作自由，但在名利等因素的驱使下，这种自由往往会遭到滥用。有的作品大肆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败坏社会风气。有的作者为了吸引眼球，大量填充与作品整体情节和立意关联性不强的带有“三俗”色彩的描写。有的作者则刻意夹杂争议性的敏感内容，或将自出版平台提供的开放式话语空间当作宣泄内心愤懑的通道，将个人境遇的困顿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现状的不满，作品中弥漫着负面思想，渲染和夸大社会矛盾。

网络自出版不能沦为灰色内容的聚集地，不能偏离主流价值。坚决抵制为了追求高阅读量，在作品中掺杂夺人眼球、背离社会基本共识、污染读者精神世界的内容。作品中传达的思想观点应符合主流价值观，传递人文关怀。

二、网络自出版平台内容质量的管理措施

1.作品准入依靠编辑自主审核

网络自出版平台拥有各自的编辑团队，负责审核作品内容。编辑团队会根据平台的标准对作者递交的作品进行评判，通过审核的作品才能公开供读者阅读。但在实际操作时，审核过程中主观因素过多，审核通过的作品往往还是取决于编辑的知识结构、专业水平和个人喜好。

2.通过签订出版协议明确权责

作者创作的作品成功通过审核，公之于读者之前，网络自出版平台会与作者签订一份出版协议，作为双方明确权责、约束彼此行为的重要依据。协议体现“文责自负”，即作者应在提交作品前进行审读，确保作品不存在内容违规及侵权问题。在豆瓣作者与豆瓣阅读签订的《数字阅读授权协议》中，第八条规定了作者发布的作品中不得含有我国《出版管理条例》禁止出版的内容，否则，由作者承担一切责任，豆瓣则立即下架涉事作品。这样就通过签订出版协议明确了作者的责任，实现了自我约束，划定了不可触及的“红线”。但要从细节上进一步提高网络自出版作品的内容质量，只依靠质量底线和用户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很多时候，双方的约束仅仅是形式。

3.后台监测系统过滤违规内容

除了网络自出版过程中的前期审核把关外，国内的大部分自出版平台还利用后台内容监测系统对海量内容进行不间断的.全局式把控。内容监测主要是通过词库的运作来实现的。词库中收录违禁词、敏感词、低俗词等词条，平台上的作品一旦出现敏感词，系统会自动屏蔽和过滤，该作品同时也会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但后台内容监测技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误判、漏判的情况。对于同义词替换、模糊表述、隐喻和类比表达等现象，自动审查系统也无法监测，人工二次审读又无法满足网络自出版及时性的要求。

三、提升网络自出版内容质量的对策

1.完善国家主管部门的顶层设计

一是完善网络出版相关法律法规。目前，国家在网络出版领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法规体系，现行的相关条例和规章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因此，国家一方面应加强对网络出版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其涵盖网络自出版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对已有的出版法规的修订，使其全面适应网络出版面临的新环境。

二是建立网络出版作品分级制度。对于网络出版内容尺度的把控，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尝试建立分级制度。不同的评级适应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该分级制度应在各大网络自出版平台严格推行。每个评级用不同颜色区分，并标注在作品起始的显著位置。必要情况下还可添加“青少年请在监护人指导下进行阅读”一类的提示字样。

三是明确网络出版作品质量检查标准。在传统出版中，不同形式的出版物的内容质量都有严格的检查标准。例如，在修订施行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规定差错率超过1/10000的图书，编校质量为不合格。但是，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网络出版作品的质量检查标准，国家应参考传统出版的相关标准，结合网络出版的自身特点，制定一套内容质量检查标准。

2.注重从源头上对网络自出版作者进行把关

首先是重视网络自出版作者的创作水平。作者是一切内容创造的源头，也是直接影响网络自出版内容质量的重要因素。基于网络自出版本身低门槛的特性，网络自出版平台对作者的准入更应该从源头上加强把关，切实提高网络自出版作者的创作水平。此外，还可以动员行业和社会力量，组织网络自出版作者的集中培训。社会化集中培训模式的推出，对于提高网络自出版作者的综合素质、文学修养、创作水平，从源头上把好作品的质量关提供了有利的借鉴。

其次是加强作者的网络出版规范教育。把好作者关，还应该加强网络出版规范的普及教育。网络出版管理部门或行业组织可以汇编整理现有的出版法规、行政规章、行业自律公约中的重要条款，在用户经由网络自出版平台申请成为作者，正式发布作品之前，进行全覆盖推送。用户必须将相关条款逐条阅读，不可轻易跳过，以帮助作者深化认识和理解，提高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3.加强网络自出版平台内部的质量管理

一是提升网络编辑团队的业务能力。各大网络自出版平台普遍存在着网络编辑人员职业素养偏低，专业水平不够等问题。网络自出版平台应建立具有专业水准的内容审核团队，加强对网络编辑人员的资质认定和准入考核。网络自出版平台可采取持证上岗制度，并定期组织网络编辑参加有关出版法规、编校能力、内容审核知识的专题培训，规定网络编辑每年必须完成一定学时的继续教育。

二是惩处抄袭，支持原创。不少网络自出版平台版权运营成绩瞩目，但也存在抄袭现象。抄袭现象屡禁不止是影响网络自出版内容质量的一大症结。网络自出版平台应加大对抄袭的打击力度，对认定构成抄袭的作者实施封禁账号，禁止继续创作，收回全部收益等进一步的惩罚措施，还应当积极帮助原创作者开展维权。自出版平台只有严惩抄袭行为，支持和鼓励原创，才能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不断推出优质作品。

4.发挥广大读者的反馈监督作用

首先应构建读者对作者的评价体系。在整个网络自出版流程中，读者是作品质量的最终验收者，只有被读者认可的作品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应建立读者对作者的评价体系。读者可以在作者的个人专区内，对作者以往作品进行综合评价。获评星级较高的作者可以获得优先推荐位次、创作津贴、版权运作资源等福利。相反，在读者中口碑不佳的作者的权益也应受到相应的限制。评价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打破网络自出版作者境遇两极分化，传播资源被垄断，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合理现状。

数字出版,内容为王乎? 第3篇

作为传统出版社,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容到底有多少?总的估计是有,但不多,对许多出版社来说甚至是很少。传统出版社对内容的拥有,大多是专有出版权,并不是著作权。专有出版权只是有时间限度的使用权,使用期一般在5～10年。试问,只是给你暂时用用的东西,怎么能算是你的呢?你又如何能长期持有并对它改编、合成为其他衍生产品和服务呢?

所以,出版社一方面要将策划、编辑、设计视同为著作权构成要素,参与著作权的享有;一方面要加大委托创作的力度,争取获得完全著作权。更重要的是,出版单位应引入影视领域的规则,建立投资人概念。在影视领域,著作权为作为投资者的制片人所拥有,导演、编剧、演员等享有署名权和合同约定的经济收益。传统出版的大型和重点项目可以引入“制片人”规则,数字出版更应该引入“制片人”规则。出版单位充当“制片人”投入资金、协调控制项目整体运作,并拥有该项目的全部知识产权。

只有内容很难掌握数字出版的主动权。其一,纸介质内容数字化尚有技术障碍。现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出版单位对于数字资源积累的概念还仅局限于保存数字排版文件的范畴,但这些文件如果不经过识别、校对及专业处理根本不能称之为出版领域的数字“内容”。

其二,数字出版不是出版介质的“平移”。数字出版物已经呈现出多媒体、多型态的发展趋势,远超出出版资源数字化范畴,绝不是出版介质的平移。一方面,传统文字内容需要通过与多种媒体资源(图、音、视)结合增加自身价值。另一方面,基于软件程序的功能化设计已经成为数字化内容应有的要素,比如,数字出版需要通过对单一知识点进行关联与深度索引实现使用价值。

其三,传统出版与新兴媒体存在“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矛盾。目前主导数字出版市场的IT企业与传统出版单位在价值观、文化与生产方式的每个环节中都存在深刻的差异。这些企业多依据IT行业的价值标准去衡量数字内容价值,如浏览量、下载量等,造成他们不能深刻理解传统出版行业建立的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平衡的价值观念。IT企业发展的核心是注重现金流、偏向薄利多销、追求数量至上和品种至上,这往往使他们低估知识的实际价值。

出版单位要想真正做到“内容为王”,路在何方呢?其一,要着眼于基于数据库集成要求的内容库建设,对出版内容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提供方式、管理方式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其二,要建立一支能够在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两个领域左右兼顾甚至左右逢源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其三,发挥资本优势,通过收购、并购、合作等方式迅速占领市场,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规模性、差异性的内容结构,提供高效率的知识服务。

整个行业要积极参与,要在产业级别上形成统一的元数据存储标准、内容展现标准、内容数据交换标准。中国数字出版市场应尽快建立产业联盟,在联盟内实施统一数字出版技术标准,并制定统一的数据交换规则。如果心怀异志,山头林立,好内容也只能是个朝夕不保的小寨主。

政府应加大管理、引导和推动力度,加紧《著作权法》、《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与数字出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制定数字出版市场游戏规则,建立推进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要加大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中小学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资源的投入力度,在促进公共事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出版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出版内容 第4篇

(一) 教育类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现状

湖南教育类的出版社主要以湖南教育出版社为代表, 其内容服务的开展主要以内容增值服务为主。跟高教社、外研社等一些国内代表性的教育出版社一样, 湖南教育出版社也在不断地摸索和前进, 思考产业转型的问题和对策, 致力于升级成为“教育服务商”。其实践经验包括如下几方面:

第一, 建设教学资源库。湖南教育出版社在出版纸质教材教辅的同时, 也从优秀的教学资源中获取素材、进行科学系统化的分类, 并且利用各类资源构建不同类别的数据库, 形成电子图书馆, 放置在其网站首页供学习者查询和下载, 学习者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优秀教学资源。湖南教育出版社网站的资源中心主要由电子书、教辅答案、听力下载、课例视频、教案下载、课件下载、资源培训、教学素材等板块构成。

第二, 搭建网上购书平台——湘教商城。湖南教育出版社也紧跟数字化潮流, 在通过传统渠道销售图书的同时, 积极搭建自产自销的网上销售平台, 读者通过访问其官方网站就可以进入湘教商城来选购自己喜欢的图书。但是, 湘教商城并不是一个独立意义上的网上购书平台, 当读者点击要购的读书时, 会自动链接到当当网来提示读者进行购买。目前, 湘教商城主要提供了好书推荐、优惠促销、分类书架三个栏目。

(二) 专业类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现状

湖南专业类的出版社主要有湖南文艺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湖南少儿出版社等, 上述湖南教育出版社也隶属其列。其内容服务现状总结如下:

湖南文艺出版社主要在其网站上进行新书推荐, 还设置了文艺小站和文艺社区供读者交流和学习。此外, 其也搭建了网上书城来供读者选购喜爱的图书。与湖南教育出版社不同的是, 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网上书城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产自销平台, 而不是链接到其他购物网站供读者购买。同时, 湖南文艺出版社还开通了专门的微信公众号, 定时给读者推送一些业界资讯和文艺小文供读者浏览。

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网站上主要有新闻中心、产品中心、展览与活动、版权贸易几大板块。新闻中心主要提供本社新闻和专题报道。产品中心主要分为图书中心和教材中心, 分门别类方便读者查找。展览与活动板块主要为读者提供一些艺术展供读者学习和欣赏, 同时为读者播报一些相关活动。版权贸易板块主要说明一些对外输出和国外引进事宜。值得一提的是, 湖南文艺出版社在淘宝网上注册了相应的网店来销售本社的图书和作品, 虽然网店还在起步阶段, 但其已经吸引了一批读者通过网店购买。

湖南少儿出版社的网站建设相比前面几家出版社要丰富和具体很多, 其数字内容服务也更市场化和细分化。其首页设置了分类浏览版块, 下设品牌图书、适读年龄、产品板块、热门作家四个子栏目, 读者可以轻松找到适合自己的图书产品。当读者需要购买时, 会自动链接到当当网相应的图书销售页供读者购买。此外, 少儿出版社还开设了专门的试读版块供读者网上试读, 并提供一些精彩书评供读者欣赏和甄别, 还开设了专门的官方微博和读者互动交流。同时还设置了教学资源版块, 将重要教学资源放置在首页供读者下载学习。可见, 湖南少儿出版社在数字内容服务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并付诸了实践。

(三) 大众类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现状

湖南大众类出版社主要以湖南人民出版社为代表, 是一家综合性的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没有建设专门的官方网站, 旗下的高等教育出版分社进行了简单的网站构建, 主要是公布一些新书上市动态和名师名作, 还专设了一栏资源下载栏目。据了解,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数字化内容服务还在探索阶段, 其数字化道路还任重而道远。

二、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模式设计困境

(一) 教育类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模式设计困境

第一, 服务观念亟须升级。服务作为一种概念和理念, 有着丰富的内涵, 大家并不陌生, 且理解千差万别, 而服务一旦作为战略成立, 它就应被赋予新的意义:建立与服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 把服务思想贯穿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推行强有力的执行力。[1]因此, 一个服务型的数字出版企业当然不能被动地等待客户提要求, 而应该主动出击去把握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以提供更好的服务。湖南教育出版社在服务观念上转变得还不够彻底, 虽然已经开始探索了数字内容服务, 但没有把服务当成一种战略来推行。

第二, 缺乏对服务对象需求的研究。网络学习者作为数字教育出版的主要服务对象, 其基本情况和学习需求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编辑们沿用单向思维而不区别对待, 是远远满足不了学习对象需求的。比如说两个同班同学, 成绩为90分的和成绩为50分的他们需要的教辅资料是截然不同的, 一个需要的是提高型辅导, 另一个需要的是基础型辅导。所以, 研究清楚读者真正的需求是进行内容服务的关键。作为数字教育出版服务者, 要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构建起真正能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数字教育出版新模式。这也是教育类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模式设计的最大困境之一。

第三, 内容服务盈利模式不明确。要探索成功的内容服务模式, 首先要明确服务主体。对教育类出版企业而言, 学生是主体, 家长是辅体。在数字出版时代, 学生群体的教育需求将不单单集中在教材、教辅的学习上,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充盈, 学习的需求会不断强化, 传统的学习模式将被打破, 教育出版企业要着眼于新形势, 研发出适应数字化需求的内容服务模式和新型教育产品。在数字出版的大趋势下, 国内外的教育出版商在不断地深化和细分新形势下的学生需求, 探索与之相对应的教育服务模式。培生集团在服务教育的出版理念指导下, 在网络数字技术基础上, 将网络传播渠道与教育内容生产有机结合, 通过主动参与教育过程来服务教育, 为教育出版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开拓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2]培生集团在积极地探索有效的内容服务盈利模式, 提出了“在线学习平台”的概念, 并不断地付出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它的成功经验为出版界提供了有效的参考经验。

(二) 专业类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模式设计困境

第一, 观念亟需升级。此点与上述教育类出版社的情况相似。虽然湖南省专业类的出版企业也在数字内容服务上进行了一些探索, 但探索得还不够深入, 归根结底是服务理念还没有完全跟上。

第二, 数字内容资源开发利用不到位。这不光是专业类出版社的困境, 也适用于所有出版社。数字内容资源开发利用不到位, 直接导致的是出版社没有更多的内容资源去进行更好的数字内容服务。从湖南的几家专业类出版社来看, 在数字内容资源的挖掘开发上还做得远远不够。一般只是将畅销的图书进行数字化处理, 提供电子版供读者试读, 内容资源缺少深层次的开发,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盈利模式的产生。

第三, 缺乏构建专业数据库的技术实力。对于专业类出版社而言, 相比其他类出版社, 其所拥有的海量的专业知识资源将是其不可取代的内容优势, 因此可以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资源构建专业知识资源数据库, 构建起基于专业知识资源数据库的专业内容服务平台。但是传统出版社在此过程中, 由于各方面因素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撑, 因此, 即使有想法也只是空中楼阁, 难以掌握自己的主动权。

(三) 大众类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模式设计困境

第一, “数字内容服务者”的观念尚未形成。据对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调查, 其当前的工作重点依然放在纸质图书的开发和出版上, 对数字出版涉及较少。其“数字内容提供商”的角色尚不够明确, 由数字内容提供商向数字内容服务商转型依然需要时间的考验。

第二, 数字内容资源开发困境。目前的出版社大多只是将一些纸质图书电子化, 缺乏对内容资源的挖掘和开发。究其原因, 观念上的不重视是导致数字内容资源开发不到位的首要原因。数字内容资源的整合优化是进行新产品开发的基础, 同时也是增值服务得以实现的重要渠道。因此, 湖南省出版企业还应加强对数字内容资源的整合和开发。

第三, 缺乏对内容平台的运营。高效的内容生产力和品牌策划力是大众类出版企业的优势所在, 应当充分地优化和整合内容资源, 优化和细分用户需求, 充分利用不同媒介资源, 建立差异化的内容资源数据库, 完善数字产品的出版形态, 搭建凸显自身优势的网络平台, 加强对网站平台的运营, 寻找一条正确的转型之路。大众类出版社各种资源比较丰富, 具有内容平台的运营优势, 目前, 湖南省大众类出版社都缺乏对内容平台的运营经验。

三、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新模式探索

(一) 教育类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新模式探索

第一, 数字教育内容订阅模式。数字内容订阅模式是指出版企业通过网页的形式将网上直接订阅和数字内容浏览提供给用户的电子商务模式。一方面, 用户通过网络订阅内容服务并支付相关的费用;另一方面, 出版企业需要在用户指定的时间内将指定的内容发送到指定地点 (通常是用户的邮箱) 。[3]当然, 这里的订阅服务要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不同的订阅内容, 要针对学习环境、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学习效果评价等多方面的问题, 调整数字出版流程, 构建起真正能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的订阅服务新模式。

第二, 打造智能在线学习平台模式。开发智能的面向未来的“在线学习平台”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要素: (1) 学习过程的智能化。平台要实现学习过程智能化、自主化, 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的学习产品, 不仅是数字课本, 还有课外数字阅读读物、网上做题系统等, 同时可以利用数字化学习工具做笔记和添加知识标签等;智能的学习平台要构建自主性的学习环境, 通过创设情境和群体互动, 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和方式进行自主学习, 如参与在线课堂、与名师互动、进行网上模拟考试、进行学习轨迹的记录等, 更好地与传统教育互相补充。 (2) 内容资源的多样化。智能自主的学习平台要根据丰富的内容资源建立起不同学科的知识资源数据库, 提供优质的数字教材教辅资源, 多样地满足学生群体的不同需求, 而不是同质化、平庸化, 要有自己的品牌特色。 (3) 学习服务的人性化。学习平台应充分注重学习平台的人性化, 有的放矢, 给学生充分的自由选择权, 让学生能愉快、高效地参与学习过程。智能自主的学习平台应加强学习过程的趣味性, 多开展线下教育活动, 加强学生的主动学习和互动学习。 (4) 服务平台的全媒体化。智能自主的在线学习平台, 不仅要充分考虑到学生随时、随地的学习需求, 还要以在线网络为依托, 致力于平台的“在线学习”和“移动学习”服务模式的建设。[4]

(二) 专业类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新模式探索

第一, 专业知识服务定制化模式。专业类出版企业的专业知识服务定制化是未来的必然的要求和趋势, 其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为专业用户提供精准的专业知识服务。通过借助日臻成熟的信息技术, 功能层面的定制化已经不成问题, 关键是专业内容的定制化, 而专业内容定制化的前提则是内容的标准化、专业化、知识化的组织和提取, 需要对专业学科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对内容资源有深入的分析和梳理。[5]专业出版产品也应该充分挖掘用户需求, 注重用户体验, 实际上专业的用户需要所注重的用户体验更加具有专业性、特殊性, 这些只有建立在深入理解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掘出来。

第二, 产品运营的平台化模式。专业类出版社最大的优势是其丰富的专业知识资源, 其应当以此优势为基础, 搭建服务于用户的专业内容平台。传统出版企业都在积极由内容提供商向服务提供商转型, 专业出版企业也不例外, 应该力求成为专业的知识服务提供商, 产品运营的平台化模式刻不容缓。产品运营的平台化将不单单是提供内容产品, 而是要更多地考虑用户群体的需求, 打造一个集知识管理、交流、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内容服务平台。

(三) 大众类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新模式探索

第一, 多功能的服务运营平台模式。内容丰富的传统出版资源是大众类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所在, 将大众出版社的内容资源通过整合优化后, 可以进行多次多形态运用。整合和优化内容资源需要根据用户需求来进行优化和细分, 从而开发多功能多形态的数字出版产品。大众类出版企业可以积极开发数字出版物, 如电子杂志、有声杂志、电子书等, 还可以开发基于移动终端的数字出版产品新形态, 如手机报、掌上电子书等, 不断地丰富数字出版产品内容和形式, 打造更加适合用户需求的数字出版增值产品。此外, 大众类出版社还应加快运作多功能的内容服务运营平台, 建设功能强大的多功能网络社区, 而不是单一的内容输出服务平台, 要丰富内容产品形态, 依托差异化的内容资源搭建起多功能的内容服务平台, 实现差异化和集成化的共享共存。此外, 出版社还应多组织线下活动, 打造出版品牌, 提升出版企业的知名度, 加强与用户的有效互动, 充分挖掘用户需求, 实现立体化开发。

第二, 手机内容服务模式。手机内容服务模式更新换代速度极快, 目前的服务模式主要包括手机网页浏览、手机在线阅读、手机聊天、手机短信及彩信、手机游戏等。手机内容服务的内容往往短小精练, 阅读方式灵活多变且具有很强的互动性, 因此在数字内容服务领域具有难以超越的优越性。[6]出版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内容资源的不同特点开发与之相应的手机内容服务模式, 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数字阅读服务, 分享阅读乐趣的同时还能进行个性化互动。

参考文献

[1]王豫.数字教育出版的本质是内容服务[J].出版广角, 2012 (8) .

[2]王勇安, 贺宝勋.论地方教育出版社数字出版商业模式创新[J].出版发行研究, 2010 (9) .

[3]刘灿姣, 钟小青.传统出版企业数字内容服务新模式探析[J].中国编辑, 2014 (5) .

[4]余庆, 彭文波.面向基础教育的数字出版盈利模式探析[J].出版科学, 2013 (6) .

[5]杨东来.数字出版目践不如足践——专业出版数字产品建设在实践中求变[J].出版参考, 2014 (14) .

学术出版内容生产模式比较研究 第5篇

关于内容生产，目前还没有完整确切的定义。喻国明教授认为，“内容生产和传播是指从信息的采集到筛选、把关，到加工制作，再到复制发行全环节诸要素的总和”。而孙东健曾结合电子图书出版把内容生产界定为是内容生产者（如作者、设计师、工程师、编辑等个人或相关机构）将信息内容进行组织和加工，最终转化为内容产品的过程。苗雨伏也提到过基于维基类开放内容社区的活动内容是包括了内容编撰活动和围绕内容编撰而进行的交互活动。

“生产”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词语，指的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综上所述，内容生产应该是一种精神财富的创造，将内容原料经过加工转化成内容产品，满足人们对信息和知识需求的过程。

一、封闭模式——以传统学术期刊为代表

封闭模式在内容产业中一直都是主流的内容生产模式，虽然当今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和普及，各种内容生产模式也日渐兴起，但是在大众传播领域，如电视、广播、期刊和报纸等传统媒体中的内容生产仍然还是以封闭模式为主。封闭模式，顾名思义，指的是生产过程是相对封闭的，从内容的提供、制作到传播，整个过程都是在专业编辑团队的掌控之下，而内容受众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生产流程尾端负责接收信息，虽然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受众的反馈越来越及时，编辑也越来越注重受众的反馈，但是，在封闭模式中大众仍然没有较高的参与程度。

传统学术期刊的文章发表简易流程为典型的封闭模式（如图1所示），首先由作者提交原稿，然后由责任编辑进行初审，初审内容主要是判定文章主题是否符合杂志风格，文章格式是否规范，审核材料是否齐全并进行论文相似性检测等，初审通过后，编辑会挑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评议者，这些评议者会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专家评议通常会持续六到八个星期。一旦编辑收到专家评审的意见，他们就会基于这些意见决定这篇手稿是不需修改就进行发表还是修改之后再发表，或者直接拒绝发表。同时，专家评审的意见也会立即反馈给作者，如需修改的文章会要求作者按照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再由专家进行复审，通过之后，文章会交由主编进行终审。当这些流程都顺利完成，文章会在进行一定的技术编辑之后发表在期刊上。由此简易流程可以发现，在传统期刊的文章出版过程中，从文章的提交到发表，整个过程都是由专业编辑和审评专家掌控的，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中。

1. 内容生产主体

内容生产主体主要是指期刊中的内容创造者，包括期刊中文章的作者及编辑。由于目前我国的学术期刊主要有三种体制管理模式，分别是依托于文化教育和研究部门等事业单位，或是依托于相应的科研机构或大学以及依托于出版集团。因此笔者选取了这三类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关于传播学科的国家级学术期刊作为调查样本：主办单位为新疆日报社的《当代传播》、主办单位为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和主办单位为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的《新闻界》。通过对这三种刊物自2013年以来投稿作者的资料收集研究分析，发现投稿给传播学科的学术期刊作者主要来自两个地方，一是研究机构，如中国社科院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二是各大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及其他相关研究方向的科系。由此可以总结出传统学术期刊中的文章作者主要是隶属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人士。

当前，学术期刊已成为个人学术水平认证和评职称的硬性指标。根据文章发表的期刊影响因子的不同，对于个人的贡献认证也不同。例如，很多高校会要求硕士生在毕业之前至少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相关专业的学术文章，而高校老师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要通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申请课题或项目，同时这也是个人职称的评价指标。学术期刊对于个人学术水平的认证是其作者群体范围仅局限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最主要原因。

在传统期刊的内容生产流程中，编辑的角色举足轻重，他们的工作内容涉及从组稿到发行的每一个环节，编辑们不只对文章的外在形式进行把关，同时也会用自己的想法和思路来影响作者对文章的修改，进而不可避免地使文章也会凝结编辑的思想，而且无论是依托于哪种体制管理模式运营的杂志社，都是聘请专职专业的编辑来参与内容生产活动。

2. 质量控制

质量是学术期刊出版的生命线，审稿则是学术期刊出版流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国当前的学术期刊审稿机制借鉴了国际社会上采用的同行评审（peer review），同行评审的类型有双盲评审、单盲评审、开放评审等，而我国主要采用的是单盲评审，即被评审文章的作者资料对于担任同行评审的评审人员或专家来说是完全开放的，而作者则完全不了解评审人员的情况。

学术期刊十分重视文章的准确性、创新性和科学性。准确性依赖于作者的学术水平和表达能力以及引用来源的可靠性；创新性的评价指标则是创新程度；科学性要求作者的思维、推理、分析及所得符合客观规律。当前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专家库，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普及，也能够方便合理地选择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文章审核，专家评审阶段就是要力图保证文章符合准确性、创新性和科学性这三个要求，维护学术正当性和期刊的权威性。

3. 版权管理

文章通过审核要录用时，杂志社会与作者签署版权转让协议或声明，以保证作者和出版社的合法权益。以《新闻界》版权协议为例，协议中明确规定作者需将汇编权、发行权、传播权和复制权转让给编辑部，同时要求作者保证文稿为首发稿，署名不存在争议性，不得一稿多投等。

二、自由模式——以维基百科为代表

Wikipedia，是由维基媒体基金会负责运营的，是基于wiki技术的一种采用多人协同协作方式的多语言网络知识生产平台。此平台是动态的，并且其内容是可以自由查阅和演绎的，它的目标和宗旨是为全人类提供自由内容的百科全书。

本文将以维基百科中特色条目（featured articles）的推选机制为例来介绍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内容生产模式。由于在维基百科中任何人都可以贡献内容并且可以编写和修改里面的文章，而且内容贡献者的年龄、地理位置、职业和兴趣爱好还极具分散性，特色条目的推选过程也是完全公开的，每一位维基用户都可以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所以我们称这种内容生产模式为自由模式。

如图2所示，在维基百科中，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提名特色条目，但其实提名者通常都是条目的原作者，被提名为特色条目的作者会在被提名特色条目对话页的顶部增加FAC模板，与此同时还会专门为此创建一个讨论页面，并把它加入到正在进行资格审查的特色条目列表中，进行开放评议。在这期间任何一个维基用户都可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利用简单的代码表明自己的立场并附上理由，文章作者可以根据用户提出的意见对条目内容进行修改，并且评议者们也是被允许修改编辑内容的（原则上，不鼓励评议者在不经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对文章进行本质上的改动）。评选期为两周，评选期结束后，如果绝对票有至少8票是符合特色条目标准且不符合特色条目标准的票数低于或等于总票数的三分之一，该条目就会被选为特色条目。

1. 评选标准

特色条目是维基百科条目的杰出典范，普通条目必须要满足一定的要求和标准才能有资格被提名为特色条目。维基百科对于特色条目有明确的标准，除了内容充实、遣词得当等要求，维基一直坚持的是观点中立客观，文章内容的非原创性，作者应保持第三者的身份去阐述事实，不致引起论点纷争。当然，对于引用来源和图片版权等也有相关的详细规定。一个条目只有符合上述的标准，才可以在相应的页面上提名为特色条目。提名者的资格是没有门槛限制的，任何维基用户甚至是作者本人都可以成为提名者。

2. 质量控制

很多人认为维基百科的开放编辑政策会使文章的准确性降低，我们不否认有恶意编辑的行为存在，而维基也针对这类行为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措施，但是，根据近年来有关学者对维基百科文章准确性的研究发现，维基百科的这种“动态出版”特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利于提高内容的准确性。

公开协同编辑使维基百科中的内容处于一种“无影灯效应”下。这种效应本是物理学中的一个现象，应用到传播学中就是一种信息提纯论，也就是说，在开放的传播通道中，假信息或者是错误的观点会在众多资讯提供者的见证下显现出来并得到指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维基百科的内容会拥有可以与大英百科全书相媲美的准确性。

3. 版权管理

大多数维基站点都会提供一种个人贡献可记录查询的方法以及开放授权的机制，即，允许某些内容生产商使用指定的内容。目前，维基站点中关于内容版权的方面有三个主流的机制：公共版权（也叫非盈利版权，Copyleft），知识共享协议（Creative Commons）和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

维基百科的内容依照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3.0协议（CC BY-SA 3.0）和GNU自由文件许可（GFDL）协议公开发行。二者都属于公共版权（Copyleft）范畴。

GNU自由文件许可（GFDL）协议赋予用户最为自由的内容使用权，允许用户对内容自由地进行使用、演绎和散播。而CC-BY-SA 3.0协议文本允许用户复制、散布、展示及演绎维基百科中的内容，但是在执行以上行为时，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例如必须按照作者或者许可人指定的方式对作品进行署名，在分享内容时要遵守相应的授权条款等。这一版权协议既避免了版权纷争，又能保证维基百科为所有用户提供开放自由知识的宗旨和目标。

三、新模式构想——混合模式

当前，国内传统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学术质量参差不齐，学术泡沫涌现，国际影响力和认同程度低，加之，在期刊上发表文章被认为是衡量高校和研究机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大部分传统学术期刊的内容生产者功利心严重，学术不端，抄袭、重复发表的行为时有发生，已经完全背离了投身于学术和研究的初衷，而学术期刊也离服务学术科研的道路愈行愈远。

与此同时，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内容生产模式也不是完美的。过于宽泛的民主，创作主体社会属性的分散性，以及逃脱不了以网络平台为载体的公众开放参与所势必会陷入的二八定律怪圈。最为重要的是，维基内容的可信度和学术性仍在不断遭受着质疑，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维基百科是“伪科学人士”的聚集地，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也不承认学术文章引用来源为维基百科的准确性。

因此，结合上述提到的两种内容生产模式，我们扬长避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二者结合，试图构建一个能够结合各自优势，又可避免各自不足的内容生产模式——混合模式（如图3所示）。

1. 内容生产主体的混合

传统学术期刊的内容贡献者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知识精英群体，而维基百科中的内容贡献者则是来自于整个互联网用户群体。诚然，专业领域的人所创作的内容，与单纯只是感兴趣的爱好者们所创作的内容不管在哪个层面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内容创作主体只能局限于精英群体中，新模式就试图将两个群体结合在一起，鼓励所有人创作，但是会根据创作出成品的不同发布到不同平台上，这样一来，爱好者的作品也有可能登上学术的“大雅之堂”，精英创作的内容也可能成为大家公开编辑的对象。

此外，在传统的学术期刊内容生产过程中，作者、读者和编辑三者界限明确，或许作者和编辑还会有一定的交流，但是读者却被完全排除在整个生产过程之外。混合模式借鉴了维基百科内容生产中的任何维基用户对于内容的创造和出版都拥有平等参与权的模式，同时也是迎合web2.0时代以用户为主体的趋势，将三者在某一环节上进行身份结合，即用户可以在此环节自由担当作者、读者和编辑中的任一角色。

2. 质量控制体系的混合

传统的学术期刊都由专业的编辑进行把关，而维基百科中的编辑都是互联网用户中的志愿者。在混合模式中，我们将借鉴传统学术期刊中专业编辑的模式，专业编辑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先将用户创作的内容进行初步筛选，选出符合发布平台风格、有潜力的文章，然后针对不同层次的文章创建相应的讨论页面，用户可以在讨论页面针对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进行讨论、建议和投票。与维基百科不同的是，在混合模式中，投票期间用户是不允许对文章进行修改、转载以及擅自做其他形式用途的。投票结束后，得票数最多的几篇文章将会进行同行审评，编辑会从专家库中选择相应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文章进行评议。从用户投票到专家审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偏见和歧视，整个过程都是双盲的，即专家、用户和创作者都彼此不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最后，通过专家审评的文章将获得一定的学术认证。

而在新模式中没有得到专家审评资格的文章也并不会消失不见，编辑会将剩余文章完全开放给用户，就如维基百科中的模式一样，用户可以自由评论、修改和分享这些文章。

3. 版权管理多样化

由于生产模式更加多样化，相应的版权管理也要随之改变。在新模式中，每篇文章的作者可以自主选择不同的版权协议：第一种就是沿用传统学术期刊中的版权协议，适用于获得专家审议资格可以发表的文章；第二种是沿用维基百科中的CC-BY-SA 3.0版权协议，适用于开放给公众公开编辑的文章。

四、总结

近年来，学术界也在积极寻找不同于传统学术传播的全新机制，希冀能够在互联网时代更好地进行科研成果传播，如开放存取（open access），这种模式可以使用户及时、免费、自由地通过互联网获得各种学术文献。但是，开放存取是一种出版模式的转型，改变的是传播渠道和获取机制，而内容生产主体和质量控制机制仍与传统学术期刊无异。本文构想的混合模式，不但平衡了两种内容生产模式，更是在开放存取这种出版模式的基础上巧妙地将两种内容生产方式结合了起来。

首先，在内容生产主体方面，混合模式冲破了学术是属于专业人士和精英群体的禁锢，让普通民众也参与到专业学术内容的创作和讨论中来。这正契合了如今倡导的集体智慧，也给学术界注入了更加鲜活的生命力。

其次，在质量控制方面，传统学术期刊的封闭模式使得学术质量存在参差不齐的问题，专家的专业性和期刊的权威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开放传播渠道，让民众参与纠错，将学术观点放置于无影灯下，既是对学术环境的净化，也规范了内容创作者们的行为，督促他们贡献出更高质量的内容。

最后，在运营管理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传统的出版社正受到新媒体的强烈冲击，传统媒体也都在积极地寻求数字化转型，转型的出发点和目的不是为了转移受众，而是为了发掘和开发新的受众群体。迎合新媒体浪潮，开辟用户创造内容渠道，让普通用户参与到出版运营过程中来是转型的不二法门。混合模式既兼顾了两种出版渠道，又将专业编辑和广大互联网用户巧妙地安排在一起，这就为传统学术期刊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当然，混合模式的出版机制也不是完美的，想要实现混合模式的内容生产方式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例如，平台建设，如何盈利，如何吸引和激励更多用户积极创造内容等问题。新事物的发现和普及总是会经历曲折的过程，我们在探索的道路中要不断调和封闭模式和自由模式，汲取二者的优势，避免二者的劣势，将混合模式更好地完善下去，最终，使学术传播活动更加繁荣和可持续。

出版内容 第6篇

从微笑曲线的价值丰度上来讲, 探索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 做内容或者做平台都是可行之道。但这里所谓的内容生产并非是简单的“编辑、审稿、校对”过程, 而是通过选题开发、市场调研、编校、装帧、印制等诸环节赋予图书创造性、新颖性的独特价值;所谓的平台运营也不是传统“编、印、发”流程中的“发货”或者“发行”, 而应该是充分满足并创造读者需求, 组织图书从生产商转移到消费者层面并收集读者反馈信息的一系列活动。从内容与平台双方博弈的角度出发, 数字出版不外两种基本盈利模式:一是互联网企业作为平台运行商吸纳内容资源打造聚合平台, 二是传统出版社作为内容提供方进行数字化转型自建平台或联合平台。循着这两条路径, 亚马逊、苹果与中信出版社、外研社等分别进行了数字出版盈利模式的实践探索。

1 亚马逊与苹果的“终端捆绑内容”模式

在亚马逊与苹果公司未涉足数字出版领域之前, 提起“电子书”, 人们想到的往往是互联网上以TXT、PDF、EPUB等格式传播的电子文档。而现在, 以亚马逊推出的Kindle和苹果的i Pad为代表的电子书阅读器已经成为电子书的代名词。

亚马逊, 作为目前全美乃至世界最大的网络书店, 其全面进军数字出版市场, 以2007年11月发布第一代Kindle为标志。得益于全新的用户体验和便捷的操作方式, 首款Kindle一经推出就掀起了一股抢购狂潮。此后亚马逊又陆续推出Kindle Touch、Kindle DX、Kindle Paperwhite、Kindle voyage等系列产品, 尽管技术越来越成熟、工艺越来越精良, 价格却从Kindle1的399美元降至Kindle voyage的199美元。Kindle阅读器物美价廉, 凭借在同类竞争产品中较高的性价比, 迅速占领了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借助这一终端硬件优势, 亚马逊顺理成章地抢占了数字出版的市场份额。然而亚马逊的主要营收却并非来自Kindle阅读器, 亚马逊提倡以长远盈利为考量, 而非靠硬件赢得收益, 实行的是“终端赔钱、内容赚钱”的交叉补贴盈利模式。亚马逊提供十余万种电子书供用户下载, 大多数电子书售价为9.99美元, 有的甚至更低, 而且提供数字报纸、杂志订阅服务, 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等, 甚至还可订阅博客, 但都需要用户付费阅读。亚马逊本身不生产内容, 是彻头彻尾的平台运营商, 但却依靠内容赚钱, 这得益于Kindle通过“终端捆绑内容”的方式, 打造了强大的数字内容聚合平台, 并开发独立的电子书格式AZW, 可实现对数字内容的版权保护 (DRM) 。同时建立起电子书“批发”模式, 在该模式下, 亚马逊凭借网上书店长期积累的进货资源, 与各大出版社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绕开中间商的抽成盘剥以极低折扣直接从出版社手中拿到电子书版权, 并将电子书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借助Kindle阅读器的强势平台进行内容聚合、统一定价, 这种模式让亚马逊掌握了定价主导权, 价格更加灵活, 必要时可牺牲短期利润换取市场份额, 让竞争对手难以匹敌, 从而确立了行业龙头地位。

与亚马逊的“终端制胜”盈利模式类似, 苹果进军数字出版市场的关键一步也是推出了一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手持终端。2010年1月, 苹果公司推出一款介于苹果智能手机i Phone和笔记本电脑Mac Book之间的全新产品——i Pad。起初, i Pad是作为一台娱乐型平板电脑广受追捧的, 但人们很快发现, i Pad在电子书阅读上具有Kindle所无法比拟的强大优势:阅读体验方面, 与Kindle采用的电子墨水屏只能显示单一色彩的灰度色不同, i Pad采用的是基于多点触摸技术的全彩LED屏幕, 能完美呈现集文本、图片、音视频于一体的富媒体电子书, 给读者提供立体式阅读体验。内容方面, 苹果虽不具有亚马逊长期从事图书经营的资源优势, 但通过频繁与图书出版商接触, 并推出新的电子书商店i Books, 试图通过这一平台同亚马逊的Kindle展开竞争。定价模式方面, 不同于亚马逊的批发定价模式, 苹果创新了电子书定价模式, 提出了“代理定价”模式, 将电子书定价权让位给各图书出版商, 尽管售价比亚马逊稍高, 但定价权的转移让出版商们饱尝甜头, 比起亚马逊的价格压制, 出版商显然更愿意投向苹果的怀抱。图书出版商的改旗易帜动摇了亚马逊的供货基础, i Pad的走俏严重冲击了Kindle的市场地位, 最终亚马逊只得通过打官司寻求突破。

2 中信出版社与外研社的“自建平台”模式

苹果、亚马逊都是平台整合内容的典型, 事实上传统出版社利用手中的内容资源主动出击搭建电子书分销平台也是数字出版的重要盈利模式。

中信出版社是国内较早开发客户端来拓展数字出版领域的出版社, 2010年5月, 成立“新媒体事业部”, 随后推出“中信飞书”。一方面, 中信飞书十分重视用户阅读体验, 在细节上精益求精。字体方面, 中信飞书电子书主要采用方正兰亭黑体、宋体和楷体这三种字体, 以求从阅读感受上更接近纸本阅读的体验;同时, 为了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 中信飞书在灰框提示语、图片点击打开、楷体展现引言以及不同颜色的字体等细节方面也精益求精。另一方面, 中信飞书也在不断摸索什么样的内容适合苹果IOS平台的读者, 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 面向高层次阅读的平台不多, 苹果平台可能会是优质电子书内容和良好阅读体验竞争比较激烈的地方, 因此中信飞书的数字内容定位于高层次的深度阅读。中信飞书通过自建服务器中的数字内容向用户提供电子图书, 采取这种形式售卖电子书, 中信出版社不仅可以有效收集用户数据, 也可以在同平台运营商的合作中赢得更多话语权。目前, 中信飞书客户端覆盖了IOS等主流手机操作系统, 实现了图书内容批量上线, 是传统出版社以内容为主导自建平台的试验与尝试。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立社悠久, 内容丰富, 短时间内不可能将全部内容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 基于此, 外研社的做法是从其众多内容资源中优中选优, 再将其上线到自建的爱洋葱阅读平台。爱洋葱阅读平台, 是外研社面向个人读者提供的社会化双语阅读服务平台, 内容涵盖人文经典、畅销作品、经管科技、心理励志、历史哲学等多个类别, 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阅读需求。目前为用户提供三种阅读类型:深度阅读——电子书;碎片化阅读——轻杂志;多媒体阅读——国外大学公开课。

“爱洋葱”的建设理念是以读者为中心, 打造内容获取个性化、分享交流社区化的社会化阅读服务。为了进一步提升界面的亲和性和社交性, 爱洋葱的阅读界面加入了“随读随评”功能,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就某一句或某一段文字进行评述, 同时也能同步看到其他读者的评价, 并对该评价进行点评。爱洋葱的双语阅读内容以翻译文本与原文本对照展示的形式, 在同一页面的对应位置展示双语内容, 方便读者进行对照阅读或学习。爱洋葱的社交聚集地有一个很贴切的名字——洋葱圈, 在这里用户可以分享图书、活动以及生活的点点滴滴。洋葱圈的存在不仅为读者的阅读主题、活动主题提供了海量的参照, 更大大加深了读者的参与度, 以阅读带动社交、以社交促进阅读。通过爱洋葱阅读平台, 外研社不仅顺利为手中的内容资源找到分销出口, 更利用社交网络聚集了一大批忠实用户, 实现了平台与内容的互补, 探索出一条内容提供商自建分销平台的道路。

3 对内容与平台之争的评述

出版业进入数字化时代, 传统的产业边界正在逐渐模糊, 方今之世, 参与数字出版势力角逐的各方, 已经不仅仅是产业壁垒内部作为传统内容生产者的各大出版社, 一大批行业外的互联网企业也纷纷涉足数字出版。方今之时, 争论数字出版领域, 是做内容赚钱, 还是做平台更能盈利已经没有意义, 因为答案显而易见:缺少内容, 平台只是充当摆设的空荡货架;没有平台, 内容只能尘封在仓库里发霉变质。数字出版作为行业趋势已成定局, 关键是由谁来主导的问题, 是内容方自建平台还是平台方吞并内容方?实践表明, 由平台方主导的模式正大行其道, 苹果、亚马逊是平台集成内容的典范, 而由内容方主导的模式却步履蹒跚, 中信出版社、外研社等传统内容商尽管进行了自建平台的有益尝试, 但并未形成可持续的利润源和规模优势。

这是由内容的分散性和平台的聚集性决定的。先看内容方, 都说出版业是创意产业、内容产业, 因此掌握内容资源往往被认为是传统出版社的核心优势而有恃无恐, 但在数字化的今天, 传统内容资源在结构方式上已无法满足碎片化、模块化的阅读需求, 如果不能实现内容的再组织和结构优化、实现与数字平台的对接, 空谈所谓内容优势将无异于抱残守缺。出版内容资源的高度分散客观上形成了没有任何一家内容提供商能够一家独大的市场局面, 而每一家内容商都面临着将手中的数字内容资源分销出去的压力, 若是各自单独建立分销平台——正如上例中中信出版社和外研社做的那样——其投入成本之高必然令人咋舌, 即便勉强搭建起来, 往往也得不偿失、难以达到预期效益。

再看平台方, 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 强调技术创新、注重用户体验是其立足之本, 因而在平台运营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理念和技术优势。苹果和亚马逊本身不生产内容, 却都在依靠内容赚钱, 2007年Kindle发布时, 众多出版社要想将手中的数字内容推销出去, 必须仰仗Kindle的平台优势, 因为Kindle凭借终端赔钱的低价策略抢占了庞大的用户群。在“赢者通吃”的数字时代, 内容提供商有很多, 拥有如此大规模用户的终端平台却只有Kindle一家, 数量众多且分散的出版商无法结成同盟与亚马逊对抗, 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将廉价内容搭载在Kindle平台上。出版的核心价值是内容没错, 但对于数字出版而言, 谁拥有用户谁就拥有一切。亚马逊Kindle的成功在于做专注用户的平台运营商, 至于内容则是搭建好优势平台后水到渠成的事情。因此, 数字出版领域内容与平台之争, 如果是作为未经结构优化的传统内容与互联网与生俱来的技术平台进行争斗的话, 内容方毫无悬念将会败下阵来。这就是为什么平台整合内容的多、内容吞并平台的少的原因所在。但正因如此, 传统内容方更因痛定思痛, 认真思考数字技术背景下非结构化内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 审慎权衡自建数字出版平台与联合既有平台之间的风险和利弊。

读图时代的出版内容发展现状研究 第7篇

关键词：读图时代,出版企业,视觉文化,图像解读

一、读图时代的视觉文化特征

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 视觉文化已成为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主要元素, 与消费文化及景观社会相契合。如何将视觉文化以一种方法论形式应用在出版界领域, 已然成为其关注自身盈利状况及经济增长点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一) 读图时代的具象视觉文化。读图时代具象视觉文化有两个界定范围:一是不包含文字等无具象含义的符号语言系统, 二是它存在于出版领域的方式是平面而非立体的。

(二) 出版领域中的图像呈现内容及方式。尽管视觉文化的接受者是眼睛, 但眼睛是最后的接受载体, 它可以是直接的, 也可以是间接的。出版物的内容无法包括视觉所能接受的诸如雕塑、建筑一类的实体元素, 一旦被拍成平面图像, 那么眼睛就是二次接受载体, 初次载体被照相机的镜头所代替。到了信息技术极度发达的时代, 初次承载视觉文化的载体形态的多样化为出版领域增加了获取图像信息的渠道。

二、读图时代出版物的新型呈现方式

尽管我国的图文出版发展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但速度却十分可观, 从早期的单纯文配图的简单形式朝向了一种更综合、更深刻意义上的资源整合, 1这不仅为出版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 还使出版企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出版方式及出版文化的变革。

(一) 单纯的文本内容阐释与补充。从阅读对象来说, 低龄层的阅读群体可以通过具象图像辅助进行抽象的文字符号理解, 加速他们获取书面知识的进程。从阅读速度来说, 直观具象的图片信息, 也能够帮助受众在短时间内准确掌握阅读内容, 节省时间。另外, 当某种阅读的终极意义在于消遣时, 图像符号的存在就丰富了阅读本身的消遣模式。

(二) 图像与文字结合, 立体呈现出版内容的精髓。这是读图时代图像符号呈现于出版物的经典方式, 成为众多出版企业从设置选题开始, 对图文之间关系呈现的最高要求。

实际上, 我国从明清朝的刻本开始, 就已经有了这种高层次的出版意识, 当时的出版物上已经能够鲜明体现出古人“置图于左, 置书于右;索像于图, 索理于书”2的书籍刊印思路。可见, 图像的作用不仅在于对文字的简单诠释, 而是连接文字及文字背后实体内容的纽带, 它同文字一并传承受众无法触及到的实体内容、历史残片或文化载体, 给受众在文字描述之余一个最直接的感悟。

(三) 文字意义的终结带来的图片盛宴。一旦出版物中的文字只传达常规信息, 而不承载内涵, 那么此类出版物中的文字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出现了终结。最为典型的是以剧照、明星写真为内容主体的影视类出版物, 文字只起简单介绍常规信息作用, 几乎不做任何文本阐述。

这是工业时代娱乐文明所带来的消费文化, 也是出版领域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如果一味追逐商业利益而终结文字意义, 那么出版行业就存在对大众审美导向的偏颇;而放弃这一出版形式, 则会使出版行业丧失一部分商业利润。因此, 当下出版企业重要问题是探寻文字意义和图片之间平衡点。

三、读图时代的出版界发展方向

(一) 树立宏观的大符号、大系统观念。作为出版物本身来说, 其内容事实上都是一种文本符号的体现, 单纯的将图像视为消费文化, 而将文字理解为意义的终极体现, 是一种理念上的偏颇。在选题确立时, 出版物的内容及含义就已经有了明确目标, 不论是具象的图片还是抽象的文字, 都为出版内容自身服务, 它们共同架构一个完整的阅读空间。

(二) 对图文关系的良好处理。对图文关系的处理,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读图时代一本好的出版物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 能否产生文化价值的关键。在出版物类型被划定之前, 图与文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呈现出某种趋势, 例如以画册形式出现的美术类出版物, 图是主体, 文字是对图片深层次抽象文化内涵的解释。而以文字为主的社科出版物等, 图片的直观呈现, 配合文字加深受众理解印象、拓宽受众理解渠道的作用。

四、结论

当下出版企业已经迎来了读图时代的大文化背景, 但并没有建立健全完善的图文出版意识, 从选题策划到创作、排版编辑乃至图书营销, 整个出版行业应积极面对图文出版物带来的冲击, 利用图片本身的具象信息, 使其成为真正出版物中承载意义的符号, 这是今天出版企业的核心任务所在。

参考文献

[1]王燚.读图时代的命题—图文书现象初探[J].出版广角, 2003 (6) .

出版内容 第8篇

关键词：中日关系,日本历史教科书

一、对日本历史教科书分析的价值

二战以后, 日本作为主要战败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受到了盟国较为严厉的处置, 因此原本弥漫于日本政坛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得到了一定的遏制。然而经过二十余年的修养生聚, 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上创造了现实中的神话——经济实力位居亚洲第一, 几乎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 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 日本已逐渐不希望继续扮演政治小国的角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日本开始寻求在国际政坛中加大自己的影响力, 无论是官方的修宪、维和等活动, 还是民间喊出的《日本可以说不》, 都让世人为之侧目。但震惊之余更多的带给亚洲各国的是担忧, 这并不是因为亚洲人民还沉浸在那一场悲剧中, 而是战后曾偃旗息鼓的日右翼势力在国内的迅速壮大!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当前日本政坛不断膨胀的右翼势力应该有它蛰伏的土壤以及迅速东山再起的原因。笔者希望从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找到一把能解开这一谜团的钥匙, 为国人全面认识日本社会和其今后的走向提供一个线索。而在纷繁复杂的诸多教育现象中最容易上手的是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的编写。因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传承相当大的部分需要通过历史科的系统学习, 而儿童一旦在小的时候对某一观念已经开始定型, 如没有特殊的遭遇, 这种印象将长久的保持下去, 一直伴随终身。

笔者此次并没有采用国内人士所普遍知悉的日本新版右翼教科书, 这一教科书虽然知名度很大, 但其出现较晚, 而且迫于压力还未在日国内广泛采用, 因而不适宜作为分析的对象。于是选择了“日本文教出版”发行的《中学生社会科·历史·日本的进程与世界》, 这本教科书早已在日本国内的初级中学中被使用, 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此外通过对这一教材内容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社会对近代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 从而也不难发现中日两国人民对近代历史产生不同理解的缘由。

二、按时代、专题分析有关中国的内容

(一) 对晚清时期中日关系的记录

1. 日清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

在第五章“近代日本与国际关系”中 (p198) , 对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但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则采用了较为含糊的描写, “为了镇压起义, 朝鲜政府请求清朝出兵援助。而日本也为争取在朝鲜的领导权出兵。于是8月开始了日清战争。”日本出兵朝鲜应该是其征韩侵华的“大陆政策”的关键性一步, 从战争的前后过程中完全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一战是酝酿许久的, 但仅从其教科书的记录很难真正了解日本当时对外政策的强烈的侵略性、野蛮性。虽然其教科书似乎也认为日本对朝出兵缺乏正当理由, 但也没有给予进一步的说明, 读者读后未必会留下很久的记忆。

但在记述马关条约中, 其教科书明显详尽了不少, “条约的内容是, 清朝承认朝鲜的独立, 向日本支付二亿两 (相当于3亿1000多万日元) 作为赔偿金, 将辽东半岛、澎湖列岛转让给日本等等。第二年又缔结了通商条约, 日本成为进出大陆的开端。”对于以上描写, 任何一个日本儿童都会为自己祖国的出色战绩而感到自豪, 对于一个战败国来讲, 在教科书中片面的描写以往战争的功绩, 让人很难不怀疑其动机。其中有一个词“进出”值得关注, 这个词在语言中属于中性词[注:汉语的进出的词义是进来和出去;收入和支出。日语的進出不仅有进入和出去的意思, 还有向外发展新领域的含义, 虽然和汉语有些许不同, 但是总体来说是中性词汇], 如果是单纯的两国通商不会有多大的分歧, 但从日清战争以后, 日本也参与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已经明显和“进出”的本意不合, 应采用“侵略”一类的贬义词, 更符合当时的状况。

2. 三国干涉

在“日清战争”后, 该教科书又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事件“三国干涉还辽”。 (p199) 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欧美列强在视为‘睡狮’的清朝战败后, 开始瓜分中国。俄国为阻拦日本进出中国, 劝诱法国和德国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清朝 (三国干涉) 。日本接收这一要求, 从清朝得到3000万两 (约4500万日元) 作为代价。日本政府按照中国典故卧薪尝胆的说法, 急速增强军备, 准备与俄国开战”。从以上的叙述中发现这段文字叙述的极为暧昧, 完全隐藏了当时日本政府的态度, 并且给读者一种暗示, 三国干涉还辽是为了瓜分中国, 而日本是欧美列强瓜分中国政策的受害者。

在这一段最后叙述到“日清战争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对外战争。这场战争胜利, 使得日本成为亚洲的大国。有很多中国和朝鲜人来到日本留学。而国民当中, 歧视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思想开始蔓延。”这一段叙述是比较客观的, 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民众的心态开始出现变化, 这一变化对亚洲今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日本国民的这一心态而且对日今后对外政策的决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具体教学实践中, 能否对这一变化阐述到位, 笔者有些怀疑。

3. 义和团事件和日英同盟

在教科书中对于义和团事件的描述和我们掌握的史实有一些距离, “中国的民众由于外国商品的流入被迫失业, 为了支付赔款而交纳重税等生活困苦。因此, 以义和团为中心, 排斥外国势力的运动不断扩大。1900那年包围了北京的外国大使馆, 列强为保护其本国国民, 派遣了以日本和俄国为主力的联合军对此进行镇压。” (p201) 在该记述中对于列强出兵的原因, 义和团兴起的原因较为客观, 但没有对之后的《辛丑条约》有任何的涉及, 其实从《辛丑条约》来看, 联军进入北京已决不是单单保护其国民, 要求赔偿那么简单, 而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主权进行全面干涉。对《辛丑条约》之苛刻, 国内外很多的材料都给予了证明。综上所述, 日教科书有避重就轻之嫌。

(二) 民国时期和日本关系的记述

1. 辛亥革命与《二十一条》

在本教科书中, 对于辛亥革命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 (p207) 让笔者稍感意外。其中把孙文称为“革命志士”, 成立的“中华民国”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一方面或许和孙中山先生的海外经历有关, 另一方面或许日本对于中国的这一场革命给予了极大的期望, 不过后来与袁世凯所签订的《二十一条》也许可以证实这种期待的存在, “1915年 (大正4年) , 日本为了进一步扩大权益, 把二十一条要求强加给中国。袁世凯政府曾一度拒绝, 但是以军事力量作后盾的日本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 在中国掀起了排日活动。”日本从中华民国中取得了原来在满清时期所得不到的利益, 几乎是独霸中国。而且从以上看似客观的记录中, 笔者看不到一丝对过去历史的忏悔, 如果日本的儿童在读了这些内容后, 能否产生对本民族过去的侵略活动产生抵制的情绪, 实在是一个疑问。

2.“九一八”事变

这是一个敏感的事件, 中日战争中对抗最烈的时期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对这一时期的记录直接关系到国人的民族感情。日教科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p241) “1931 (昭和6) 年9月关东军在奉天 (沈阳) 附近, 炸毁了南满洲铁路 (柳条湖事件) , 借口说这是中国人搞的鬼, 以此为契机发动战争, 占领了满洲。这便是满洲事变, 也就是所谓的日中15年战争。”以上记录从事件的客观性来说做到了客观公正, 和中国教科书的口径几乎一致。这应该是二战后日本国内对战争反思的硕果。但对于“满洲事变”这个称号还是存在了严重的殖民色彩。在我国正式的行政区划中, 东北各省各有自己的称呼, 而“满洲”明显带有日本殖民满洲时期的色彩。而且中日两国建交已经三十余年, 对于这样的称谓很容易对两国的年轻人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因为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 “满洲”这两个字背后更多的是屈辱和落后。

3. 抗日战争

在本教科书中, 对于抗日战争所作的记述让笔者感到满意。特别是对于 (p244) “南京大屠杀”, 记录得较为磊落, 对于战后的年轻人来说, 认真读这段内容会让他们对日本过去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日本军占领南京时, 杀害了大量的中国民众 (南京屠杀事件) , 遭到国际性指责, 但这件事没有告诉日本的国民。”对于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说, 看到日本教科书能够对此做出客观公正的记述, 可以说已经是足够了, 虽然我们还是没有看到“道歉”这两个字!

在对抗日战争的其他描述中,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较客观的描写, 比如“ (日本军, 笔者注) 受到了中国军队和民众的强烈抵抗。无法预测日中战争何时结束, 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状态。”强烈抵抗这个用词写得太好了。在看多了扶桑社教科书将中国军民的反抗说成排日运动, 这种完全无视对方民族性的说辞, 这本教科书能够以他民族的立场来看待这场战争。是非常可贵的, 这反映了出二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的一些反思, 右翼势力虽然继续存在, 但相当部分日本民众对战争也表现出冷静的思索。这些是阻碍日本走向新的战争的主要力量。然而从目前国人看到的日本来看, 这一力量似乎在萎缩!

(三) 中国与日本关系的交往

日教科书在1949年后涉及到的中国部分不多, 但凡涉及部分都以中性的口吻进行描述, 很多内容仅仅是叙述史实, 而很少出现评论性的言语。比如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把国民政府赶到台湾, 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其中并没有我们一般想象的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可见日本对我国关系的处理显得相当谨慎,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历史原因, 侵华战争无论如何都是抹不去的史实, 另一方面中日是邻国, 日虽有美国支持, 但盲目触怒中国明显是不智的。这在中日建交一目中可以明显看出:“…… (日本) 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成为重大课题。”“第二年 (1972年, 笔者注) 2月美中关系得到了改善。日本在这样的形式下, 在这一年9月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 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从以上文字来看, 日本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及其迫切, 中美关系稍有改善, 日就主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反映出日本对中国的重视, 当然这种“重视”应是基于中国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之上的。这一现象反映到日教科书中, 则是对新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尽量采取中性的, 不带有意识形态的口吻。

三、对日本教科书及其中国部分内容的评价

(一) 笔者所采用的教科书是日本初级中学社会历史教科书, 不是一本专业的历史著作, 所以从总量上来说, 涉及中国内容的部分并不是很多, 所应用的中国方面的史料更少。因此只能就日本社会对华的历史态度做一管窥。

(二) 从教科书中看到日本国民对日过去的历史 (此特指近代史) 有了较为深刻的反思, 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 日本社会对过去的对外扩张确实做出了反省, 虽然这一反省能否为他国人民完全接受还有很大疑义。但相较与当前日本咄咄逼人的极右翼势力来说, 这一反省显得难能可贵。在当前情况下, 我们更要紧紧团结好日本社会中较为清醒, 理智尤存的这一部分人, 让日本人反对日本人其效果可能比我们在中国街头游行示威或抵制日货的效果更好

(三) 从我国的历史评价标准来看,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还是“尤抱琵琶半遮面”, 就如很多对日批判作品所讲的, 我们几乎无法读到“侵略”一词, 更多的地方是用“进出”, 笔者对日语没有任何基础, 故不知“侵略”和“进出”在日语中是否是同义词。但从整段语义来推敲, 两者的含义应该是不同。既然没有侵略, 当然也就没有“道歉”的理由了。我们看到的是一本中性化的教科书, 如果是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编著此书, 那笔者决不会有太多意见, 但对于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苦难的日本, 有血性的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就放下历史的血债的。而且此教科书对于日本的儿童来说, 不可能带给他们更多的历史警示。比如对华战争, 日教科书虽然模糊的表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非正义的, 但真正给人予警示的战争结果, 在日教科书中一字未提。缺乏和平主义的教育, 缺乏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缺乏对弱小者的同情, 未来的日本青年的价值取向将对亚洲今后的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欧美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整合路径 第9篇

关键词：欧美；数字出版；内容资源；整合

数字出版业务和收入已经成为欧美出版商的业务支柱，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具有海量的数字出版内容资源作为运营根基。以施普林格、爱思唯尔、汤姆森·路透、威立·布莱克威尔、牛津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内容提供商和以亚马逊、苹果、谷歌、巴诺书店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内容运营商，都汇聚了大量数字内容资源并建构了数字出版内容传播平台，再辅之以创新性的传播模式与品牌力量，最终得以盈利。

一、将传统出版内容转化为数字出版内容

欧美数字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传统出版巨头在内容方面具备竞争优势。由于对传统出版内容版权的有效控制，传统出版巨头在向数字出版转型的过程中依然能占据核心主体地位，这与中国是迥然不同的。其原因在于，欧美传统出版商一般规模较大，在久远的发展历史中积累了非常深厚的内容资源，一直在某个或某几个专业领域内垄断着相关内容或至少占据明显优势，尤其是他们为数众多的期刊和图书资源等传统出版内容成为他们拓展数字出版业务的基石和核心竞争力。通过数字技术的转换，这些资源很快成为其数字出版形态的内容产品，使得他们较为容易地解决了内容来源、聚集与更新的问题，在满足数字出版内容的海量要求的基础上，较快地度过了数字出版业发展的导人期。

施普林格集团已于线上提供超过45000本电子书和520万篇文献。这些电子书与文献的学术研究价值很高，更新速度快，非常适合国际传播，而且数据库的建设与管理比较容易，运营模式也相对简单，可以快速地产生商业回报。更为让人震惊的是，施普林格几年来下大力实施的电子书回溯数据库（SpringerBook Archive，简称SBA）在2013年年中完成，其中囊括了1842年以来出版的12万种科学、技术和医学（STM）类电子图书，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完整的重要文献，便于进行检索和使用。此举终于实现了施普林格通过“关注其他媒体形式、软件或服务来增强已有产品，成为科学交流链条上的重要环节”的目标。施普林格全球收入中的2/3来自电子出版物。而且，施普林格一直在改进数字出版内容传播平台方面继续加大投资，及时升级数字出版技术、更新数据信息。这意味着传统出版商从技术到内容的彻底变化。

另外，专业出版内容是传统出版商数字化转型中看到的最亮的一抹光线，其相关业务和收入已经成为几个学术专业出版集团的支柱。经过多年的产业运作，通过专业特色的形成和对优质资源的占有与发展，欧美出版商基本完成了专业化数字出版的转型和传播模式的建构。在全球出版业年度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中，专业出版的总收入已占到一半。就目前来看，专业数字期刊、专业数字图书、数字品牌工具书是专业化方向上的成功者，其中尤以高利润的电子期刊最具代表性。爱思唯尔学术期刊数据库是其中的代表性产品，其成功足以证明，数字化时代的专业出版在科技、教育等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还是数字化时代最先能满足用户需求的内容，因此更容易获得成功。

十佘年来，欧美出版业的收入增长大多来自数字出版内容，而来自纸质出版的收入趋向不稳定，数字出版内容资源渐成现代国际数字出版企业的制胜利器。可以确信，能够在未来同场竞技的不外乎施普林格、爱思唯尔、培生教育、汤姆森·路透、谷歌、亚马逊等为数很少的几家欧美顶级数字出版内容商或运营商，其他的数字出版企业不是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是没有自己的海量化核心内容，势必只能成为巨头们的追随者。

除了自身的传统出版资源转化之外，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竞争还通过并购、剥离、合作等整合方式实现，其指向是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海量化、规模化与专业化，最终目标是数字出版内容的国际传播。

二、全球范围内整合同类数字出版内容

面对全球化的不断演进，想要通过单打独斗在市场中独占鳌头很不现实，在此情形下获得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并购。欧美出版业—直通过不断的并购来实现同类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整合与集中，战略性的并购能使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数字出版内容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集中，并扩大了企业的内容生产规模。一个企业只有在资产的置换中才能实现内容资源的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集约化和规模化，才能满足数字出版内容市场的海量化需求，从而更好地推动内容的国际化传播。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个数字出版内容企业来讲，影响其市场价值的核心要素是拥有数字版权的数量和质量，这是西方市场并购重组中的最重要考量。2013年7月，英国培生集团与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将各自旗下的出版公司企鹅出版社与兰登书屋合并为企鹅兰登书屋。两家从事大众出版的行业领头羊的合并已经令人震撼，更可怕的是，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中，企鹅兰登书屋进一步并购了全球两百五十多家出版社。这个新诞生的企鹅兰登书屋平均每年出版新书15000种，潜在市场实力不容小觑。美国2013年电子书畅销排行榜佐证了这一出版巨头的实力与影响力。在2013年上半年，企鹅与兰登两者分开统计，下半年才开始以企鹅兰登书屋的名义合并统计两者数据。如果将企鹅出版集团、兰登书屋以及企鹅兰登书屋三者拥有的畅销书算到一起，这个出版巨头共1478件作品登上了美国2013年电子书畅销榜单，远远高于之前的榜单冠军阿歇特出版集团258种书的全年数据，约占整个美国畅销电子书总量的40%。

专业出版内容的并购模式则呈现多元化场景。一是数字出版商大量收购数字化专业期刊，如爱思唯尔旗下拥有《细胞》《柳叶刀》等两千多种顶级专业期刊；二是将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从不同的专业期刊中提取、集合在一起，为每个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相应的大规模定制服务而获利。全球第二大STM（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医学）出版商施普林格的专业类期刊数据库就持续为全球科研机构与人员提供最新研究成果，满足着这些用户专业化的定制需求。为了保证这些内容的专业性，施普林格的在线期刊数据库建立了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其期刊数据库共收录11个学科领域的期刊，而学科内部也有明晰的专业细分。专业化内容资源的整合使得施普林格能更好地为科研人员提供精准的信息推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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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剥离不相关的内容资源

近年来，专注于科学、技术、医疗出版领域的欧美出版商在发展专业出版的道路上表现了出人意表的魄力，走出了一条资产与内容的剥离之路。这也是数字出版业市场竞争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多年之前，欧美出版集团为了做大做强，—直在进行摊大饼式的并购。随着数字出版发展格局的日益清晰，在遵循专业化规律的前提下，欧美各大出版商已不再肆意扩大经营规模。除了继续并购与获取那些对自己有用的同类资源，欧美各大出版商更是集体转向，开始大规模剥离那些与自己主流业务不相关的资产与内容。

从数字业务发展来看，培生、励德·爱思唯尔、汤姆森·路透、威科、阿歇特出版集团、麦格劳·希尔等全世界最大的出版商都在谨慎对待扩大产品线，更专注于发展自己擅长的领域。培生集团排名全球第1位绝非幸至，其最大手筆就是上文提及的2013年将从事大众出版的企鹅出版社剥离出去，只留下了培生教育集团，其专业化的决心与魄力可见一斑。此类案例不胜枚举，如麦格劳·希尔公司为了从全方位内容的信息服务商转变为更加注重针对性和专业性的信息供应商，出售了自己掌管了80年的《商业周刊》及另外60本杂志，其原因在于麦格劳·希尔认为《商业周刊》等杂志提供的数据还是太大众化，并且不再符合母公司的发展策略，剥离就成为一种必要。又如，作为世界三大科技出版商之一的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在2012年出售了以一般消费者为导向的大众出版业务，转而集中精力发展自身的三大核心业务——全球教育、全球学术研究与职业发展。他们认为，数字出版的未来应该是出版商在各自特定领域提供专业化的内容与信息，这些内容可以改变读者和用户的生活，而大众出版领域的旅游书和烹饪书都可以从网上免费获得。

四、数字出版运营商主打合作与收购

在目前的数字出版产业转型期，内容资源已成为欧美数字出版内容提供商与运营商的竞争焦点。在欧美传统出版企业整合数字出版内容的同时，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等运营商也在经历着复杂的数字化进程，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数字出版内容资源。亚马逊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了并购可能为公司带来的未来收益，于是，亚马逊不仅积极与出版社展开合作，还斥资收购数字版权。首先，在美国的出版市场上，排名前4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已经占据30%以上的市场份额，排名前8的占据了52%以上的市场份额，排名前20的占据85%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亚马逊—直在谋求与这排名前20的大型出版企业达成合作，志在获得美国绝大部分传统纸书的数字版权或网络版权。亚马逊一直未停止过收购数字版权的步伐，从1998年收购欧洲在线书店Bookpages&TeleBook，到2008年收购用户过亿的全球稀有和绝版书在线超市AbeBooks，再到2012年收购三维地图新创公司UpNext……亚马逊数字出版内容平台中已有100多万种电子书。亚马逊的每次并购都为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其在全球化传播与竞争中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海量化资源与不竭动力。

而谷歌开展数字出版内容的全球布局则另辟蹊径。曾几何时，“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成为了谷歌的光荣使命，尽管这个高调的口号下可能蕴藏的是对巨大商业利益的清晰辨识。从2004年的“谷歌图书馆计划”到2005年的“谷歌图书合作商项目”，再到2010年的“谷歌电子书店”正式上线，谷歌公司通过这三大图书战略完成了“谷歌图书”的全球化整体布局。谷歌数字图书的远景规划是扫描世界各国1.3亿册图书，迄今已扫描超过2000多万册。庞大的用户资源又进而吸引了上游的内容提供商和下游的终端设备商的融入与合作，谷歌已经借此占领了数字出版内容国际传播的诸多核心环节，从而实现了对全球数字出版内容行业的主导与整合。

面对数字出版内容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欧美出版商用长远发展的眼光，以自身使命为引线，发挥着他们的时代创造性。中国传统出版商与数字出版商都应看到数字出版发展的更多趋势与变化，借鉴国际已有经验，集聚优势数字内容资源，形成数字出版内容的集约化发展，进而为中国数字出版内容的全球发展提供新的路径与选择。